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分析

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分析（精选8篇）

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分析 篇1

我国进口贸易发挥技术溢出效应的现实性分析优秀论文

【摘 要】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是一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这一结论已经为许多实证研究所支持。伴随着我国进口贸易的快速增长，进口贸易对我国的技术溢出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此文在国内外研究成果基础上，将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影响因素，以及我国的现实性条件与特征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论述，并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进口贸易 技术溢出 知识产权 技术创新

一、引言

一般而言，开放经济中一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依靠本国的研究与开发进行自主技术创新；二是吸收各种可能的国际技术溢出带来的技术进步。当今世界，发达国家高速的技术进步以及对高科技的占有是和大量的科研投入是密不可分的。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技术与知识要素的稀缺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通过进口贸易引进先进国家的产品与技术，提高技术溢出（Spillover）的效果，是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Coe，Helpman and Hoffmaister（）和Barba Navarett and Soloaga（）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得益于工业化国家R&D活动的情况，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与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中获得技术外溢的好处。Schiff，Wang，Olarreaga（SWO，2002）认为，1976～南北贸易模式中的R&D外溢效应极大地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进步。技术溢出曾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原因，如今则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实现“后发优势”的核心。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二、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影响因素

（一）对外贸易开放度

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中间产品可以提高一国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贸易伙伴国的R&D活动可以产生新的中间产品，当进口这些中间产品时，进口国企业便可以利用其含有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相应的研发成果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此外，国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摸索、了解和吸收国外同行的知识和技术窍门，逐步掌握了生产这些含有先进技术或研发成果的产品，最终使企业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这个“进口商品→学习、吸收先进技术→模仿→二次创新”的过程中，产生出了诸如“干中学”效应、“技术示范与交流”效应等现象，有力地巩固和促进了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性提高。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国外新技术就越有可能被有效复制，从其它国家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

（二）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

国内自身吸收能力的大小是保证技术溢出效果的重要保证。主要表现在国内研发（R&D）活动和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上。一国R&D活动不仅仅是自主技术创新的源泉，也是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较高的国内R&D存量能促进现有资源的进一步有效利用，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提高国内生产力水平；同时也能提高本国对新技术的承接、利用和改进的能力。同时，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以发挥生产要素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而且能够有效地实现新技术的采用和贯彻。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可以更容易地接收新的思想，更加适应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新技术在生产中的使用。(Benhabib and Spiegel，1994)

（三）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却是双重的。知识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而知识产权保护正是要给予创新者适当的垄断利润，从而保持国内创新过程的持续性。但是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如果出口国的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时候，由于担心核心技术的泄露，出口国则倾向于向进口国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能够使进口国有更多接近并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进口国企业在模仿时所分享的知识存量往往只能是知识总量部分内容，从而将减弱进口国获得更多技术溢出的效果。

三、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条件及其特征

（一）进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我国同美国、日本、欧盟等技术先进国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为技术的溢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1985年以来，我国从世界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发展迅速。以R&D活动相对集中的G-7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为例，1985年我国从G－7国家的进口总额为260.6亿美元，其中日本（占57.7%），美国（占19.5%），德国（占9.2%）在G-7中位居前三位，其他四国所占比例较小；进口额增长了约10倍，达到2468.1亿美元，其中位居前三位仍然为日本（占46.9%）、美国（占24.0%）、德国（占15.3%）。在进口商品结构上。近年来我国初级产品的增速有所回落，而机械及运输设备以及高科技产品的增速增加。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量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的40.8%增至20的45.1%；高科技产品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0的23.3%增至年的31.2%。我国与技术先进国家进口贸易总量的扩大，以及进口商品结构的不断改善支持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果的实现。

（二）国内吸收能力不足制约了对先进技术的吸收效果

1.研发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

第一，我国用于科研开发的支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6 年我国R&D经费支出达到294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41%。而发达国家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以上。比如，美国R&D投入总额为3125.3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51%；日本R&D投入总额为1458.8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3.20%；法国R&D投入总额为441.2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13%。

第二，我国研发投入结构不尽合理、科研成果应用不足。一方面，政府在国家资金不足的条件下，仍然把大量资金投入到资本密集度极大、风险极高的`技术研发领域，忽略了国内要素禀赋结构的约束，导致了国内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另一方面，研发成果的转化率或使用率较低，致使研发成果并没有进入生产领域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这些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滞缓了自主研发能力的形成，降低了创新速度。同时，国内研发投入不足也会带来一种“副产品”，即落后国家由于研发基础薄弱，缺乏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技术发展最新动态的能力，难以对引进技术做出客观的评价，因而往往引进的是一些行将淘汰的技术，结果使其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中。

2.人力资本短缺严重。由于教育投资匮乏等原因，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我国“万劳动力R＆D科学家和工程师”为14人，和发达国家相比，日本为101人，德国为68人，法国为71人，美国在为91人，加拿大为68人，意大利为30人。据统计欧美发达国家的从事R&D活动人员分布中，企业的R&D科学家与工程师均占50%以上，而我国企业中从事R&D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明显低于在研究机构工作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数。人力资本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技术吸收能力的一项重要因素。

（三）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不力制约了先进技术的流入

Ginarte and Park(1997)建立和发展了一种定性评级法，用于对一国知识产权强度做出较客观的比较。他们将知识产权保护分为五个方面：覆盖范围、加入相关国际专利协议的情况、保护例外、实施机制和保护期限，并根据决定每个方面有效强度的多种因素分别评分，最后加总得到一个“0”到“5”之间的国家评分，即“GP指数”。一般而言，“GP指数”越大，说明该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大。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上升的幅度时缓时急。其中，1992年前后和前后出现了两个快速上升的阶段，这一现象与1992年、20中国大范围修订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事实有关。但是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的GP指数仅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韩玉雄，李怀祖，）。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继续扩大与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对我国而言，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在长期的积极影响是显著的。如果单纯依赖本国的自主创新体系、研发能力带来国内技术进步是远远不够的。为此，进一步优化中间产品的进口结构，继续促进技术贸易的发展应该成为是中国今后经济政策制订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是要进一步改革完善进口体制，调动企业进口积极性，充分发挥进口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二是要进一步调整、优化进口关税结构，鼓励企业及时合理增加国外先进适用技术、关键设备的进口。

（二）要逐步增加研发资金投入

增加研发投入和R&D存量，是提高我国国际技术溢出效果的必要前提。《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 ) 》中提到， 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要顺利实现上述目标，我国政府应适当增加财政科研拨款，特别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为鼓励创新，政府可以依据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和市场实现程度，对创新企业给予不同程度的R&D退税补贴等税收方面的优惠，以减少企业的创新成本。

（三）加大教育投入，培育人力资本

政府应科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有限的财力中确保教育支出的优先增长。预算安排时，要确保《教育法》中规定的教育经费“三个增长”（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学生人均教育经费要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要逐步增长）的落实。逐步取消对私人部门投资教育的各种限制，动员社会各阶层力量，多渠道筹措办学资金。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完整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鼓励社会投资办学，以解决我国教育资金不足的难题，促进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提高。

（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正确认识和处理知识产权，从长远来看，是知识溢出良性循环的宏观控制的必要条件。顺应WTO的要求，我国政府要努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相关研究表明，当技术差距较大和(或)模仿能力较强时，可以充分利用“技术后发优势”，这时则偏向于鼓励模仿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技术进步。要加强知识产权法的法制建设和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保护国外科技企业的在华利益，从而以保证更多外部知识的持续流入。

参考文献：

赵伟，汪全立.人力资本与技术溢出：基于进口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6，4.   李永.中国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测度与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06，06.   韩玉雄，李怀祖.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5，3.   Benhabib and Spiegel.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evidence from aggregate cross-country data.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J].1994，vol.34：143-173.

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分析 篇2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吸收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已经连续13年成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FDI流入国。但研究表明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发挥存在着许多包括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吸收能力以及行业特征、金融发展水平因素的制约。我国作为FDI的引进大国,同时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存在比较严重的金融抑制,因此对我国而言研究当地金融支持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

国外关于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溢出效应关系的研究起步于90年代末,主要代表人物有Jeannine N.Bailliu、Laura Alfaro、Niels Hermes和Robert Lensink。他们采用不同研究方法对金融发展与FDI溢出效应进行了跨国实证分析,并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提高当地FDI溢出效应。我国相关研究文献较少,基本局限在对我国整体金融发展与FDI相互作用的一个实证检验,这些研究基本上都一致认为我国国内金融市场与FDI相结合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显著,甚至为负,但缺乏针对区域性的研究。

二、实证分析模型建立与指标选取

1、实证方案

本文将选取东部九省为研究样本。这九省市包括辽宁、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上海。笔者认为,要研究FDI溢出效应与当地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就要以FDI的主要流入地为研究样本,而这九省市是全国FDI流向最多的省市,其FDI总量从1995年以来一直占全国FDI总量的80%以上,并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同时鉴于1995年前后我国的FDI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在区间选择上,本文选取1995—2005年为整体的研究区间。另外考虑到2000年是我国信贷增长的一个分界点,2000年以后东部九省的信贷增量明显多于上一阶段,并且大大快于全国其他地区,因此将整体的研究区间分为1995—2001年和2001—2005年两段分别加以分析。

2、模型的建立

Niels Hermes和Robert Lensink建立了在一个存在生产者、革新者和消费者的经济系统里,金融体系是怎样通过对技术水平的影响从而和FDI相互作用来影响经济的增长的模型,成功的将当地的经济增长率g表示为三个因变量的作用结果:劳动力要素L、FDI要素和当地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H。

根据理论模型(1)我们可以建立如下实证分析框架:

其中FINANCE表示金融发展水平的变量,本文选择金融机构的人民币信贷余额为指标;FDI采用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指标;L为劳动力要素,采用实际从业劳动力数量为指标;ε为随机扰动项;FDI×FINANCE表示FDI与金融市场效率指标的乘积,用来具体分析金融市场与FD1的相互作用是否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

考虑到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构成因素,我们在方程(2)的基础上,另外加入对外贸易(OPEN)、固定资产投资(RI)和政府支出(GC)三个变量,贸易开放程度OPEN采用样本省份的进出口总额;政府支出选取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基础建设的支出额为指标;并把它们与前面的劳动力因素L一起放入影响经济增长控制变量CONTROLS中,另外,为了研究方便,以上被选取的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式,于是最终实证方程表示为: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我们采用我国东部九省1995—2005年的面板数据对计量模型(3)进行回归,在回归前我们使用Hausman检验来选择适合的分析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应使用固定效应。然后我们在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见表1).

结果分析:结果(1)是基于东部九省1995—2005年的面板数据对计量模型(3)去掉交互项时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FDI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正,并在1%的检验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FDI对地区经济起着促进作用,FDI的溢出效应为正;结果(2)是在计量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FDI与FI-NANCE的交互项后对东部九省1995—2005年的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FDI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FDI与FINANCE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表面在1995年到2005年期间,样本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FDI的经济促进作用为负,但FDI依旧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经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通过对1995—2005年各省的FDI和FINANCE数据的图形分析(见图1和图2),我们发现无论是FDI还是FINANCE都在2001年左右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拐点,因此我们将整个数据区间以2001年为界分成两个时间段并分别就这两个时间对模型(3)进行回归,得到结果(3)和结果(4),结果(3)表明在1995—2001这段时间内,FDI对经济增长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但FDI与FINANCE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样本地区金融发展对FDI的溢出效应起着明显的抑制作用;结果(4)中FDI的回归系数为负,而FDI与FINANCE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这一段时间内,当地金融发展对FDI溢出效应起着促进作用,但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只有在当地金融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门槛值时才为正,表明这一时期当地经济发展已经摆脱了资金稀缺并过度依赖外资的阶段,FDI的溢出效应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后才能发挥出来。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分别表不在1%、5%、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四、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但这种促进作用的实现受到东道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当地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可以影响本地企业吸收技术外溢和利用产业关联的能力,进一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和资本形成,从而最终影响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通过对我国东部九省数据的计量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在提高外资利用效率方面发挥显著影响,而且经济越发展,这种影响就越明显。虽然分时间段的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已经由第一阶段的显著负影响转为第二阶段的正影响,但这并不表明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已经足够好,相反,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FDI对经济增长作用中对当地金融发展水平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由此今后应当重视和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不断深化金融市场的改革、提高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将有利于增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加快成立科技开发银行,提高金融机构对企业技术模仿、吸收等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和人力资本培训项目贷款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加大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进一步改善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协调金融市场与外资利用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效率。

摘要：许多研究表明,FDI的溢出效应受到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制约,本文以我国FDI集中流入的东部九省为研究区域,运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样本区间金融发展水平及FDI对经济促进的相互作用,证明即便是金融水平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不足制约了当地FDI溢出效应作用的发挥,因此应多方面加快发展我国的金融水平。

关键词：金融发展水平,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1]赖明勇,包群等.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基于吸收能力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5,(08).

[2]胡立法.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国内金融市场作用的实证分析,2005,(05).

[3]谷耀.论金融发展与FDI溢出效应[J].世界经济情况,2006,(13).

[4]Niels Hermes and Robert Lensink:《Direct Investment,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conomic Growth》,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38,2003.

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分析 篇3

关键词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CoVaR；风险关联

中图分类号 F833/837 文献标识码 A

1 引 言

随着金融国际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市场间的关联性逐渐增强.次贷危机中，美国金融市场的风险迅速扩散到其他国家，最终发展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迅速蔓延，致使本已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全球经济更加低迷.在此背景下，众多学者开始深入研究危机的传染，其中，金融机构尤其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溢出效应成为研究的重点.

次贷危机爆发后，风险管理领域的主流技术在险价值法（VaR）暴露出其无法捕捉金融机构间风险溢出效应的局限性.Adrian & Brunnermeier（2008） [1]在此背景下，将风险溢出效应纳入VaR框架下，首次提出了CoVaR方法.CoVaR通过测度单个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尾部风险影响，来衡量金融机构间的风险关联性，有效地度量出金融市场间的风险外溢效应，有利于金融监管当局及时跟踪系统性风险的变化，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CoVaR方法提出后，被众多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加以使用.Roengpitya et al.（2010）运用CoVaR方法发现泰国银行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与资产规模呈正相关^[2].Wong & Fong（2010）采用CoVaR方法考察亚洲13个国家的风险关联程度^[3].Brunnermeier、Dong & Palia（2012）分别利用CoVaR和SES度量美国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并考察了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系统的贡献^[4].在国内，刘晓星和谢福座（2010）首先利用CoVaR方法对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进行考察^[5].毛菁和罗猛（2011）利用CoVaR方法度量我国证券业和银行业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指出两者在金融危机期间存在正向风险外溢效应^[6].高国华等（2011）应用GARCH-CoVaR模型分析我国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7].

4 实证分析

欧洲多国陷入主权债务危机，表现出一定的危机传染现象，基于此，本文采用CoVaR方法，衡量欧元区金融市场间的风险关联性，并分别考察欧元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考虑到德国作为欧元区的第一大经济实力强国，而希腊是欧债危机的爆发地，接下来将重点探索与这两个国家金融市场相关联的风险结构变化.本文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对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析.由于所选取的样本持续时间较短，实证结果表明，采取5%分位点时的稳健性较好.因此，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主要关注5%分位点的风险程度.

4.1 债券市场风险溢出效应分析

本小节重点考察欧元区国家债券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首先以希腊和德国债券市场为例，考察两国与其他欧元区成员国债券市场间的风险关联.最后分析，系统市场与各国债券市场的相互影响，以考察单个市场的脆弱性和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性.

表3～表6分别描述了希腊、德国与其他欧元区成员国债券市场的风险关联，表格第一行表示施加影响的市场，第一列表示受到影响的市场.一方面，考察希腊（德国）市场对其他成员国市场产生的风险影响；另一方面，考察各债券市场对希腊（德国）市场产生的风险影响.

表3～表4的结果显示，危机爆发初始国希腊与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的风险相互关联程度强.一方面是由于欧元区的统一整合，各成员国市场产生了显著关联；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其他四国的主权债务风险的上扬.希腊债券市场融资成本上升，随后，爱尔兰等国国债收益率也迅速上升，融资困难，这也是希腊债务危机随后演变为欧债危机的发展过程.反过来，爱尔兰、葡萄牙等国家危机的爆发，影响整个欧元区债券市场的信心，进一步恶化希腊市场预期，危机越演越烈.

但需要注意的是，希腊与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债务危机传染效应，在希腊之后这三个国家纷纷陷入债务危机，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自身经济出现了问题，如国内需求疲弱、财政赤字高企、失业率上升等原因.而希腊与意大利之间则存在着显著的债务危机传染效应，这表明意大利债务危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希腊传染而来的.

4.2 股票市场风险溢出效应分析

类似于上节对债券市场风险溢出效应的分析，本小节将重点考察欧元区国家股票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同样以希腊和德国市场为例，考察两国与其他欧元区成员国股票市场间的风险关联.最后分析，系统市场与各国股票市场的相互影响，以考察单个市场的脆弱性和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性.

表9～表10描述了希腊与其他欧元区成员国股票市场间风险的相互关联.考察了德国股票市场的风险情况，其风险关联情况与德国债券市场的结果一致，出于版面考虑，未将结果呈现出来.

表9～表10结果显示，与债券市场的风险关联相似，危机爆发初始国希腊与爱尔兰、意大利等国的风险关联程度较强，欧元区的统一整合，使得希腊股票市场状况的恶化的同时，市场的不乐观开始蔓延开来.但与债券市场的风险关联不同的是，希腊同时与德国、法国等股票市场之间也存在显著的风险关联，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市场看空欧洲股市，资金大量撤出，导致危机源附近国家市场受到影响.此外，股票市场间的传染效应与风险关联程度相一致，风险关联越强的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越大，这表明股票市场的信息传递速度迅速，风险传染效应随着与危机源市场的关联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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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分析各金融市场在不同显著水平下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ΔCoVaR），考察市场在危机时期（取5%分位点）与繁荣时期（取95%分位点），风险溢出效应是否对称.结果如图6所示，其中左图为债券市场的情况，右图为股票市场的情形，横坐标表示各成员国金融市场在危机时期对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效应，纵坐标表示各成员国金融市场在繁荣时期对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效应，其中的斜线代表两个时期的风险溢出效应相等.

从图3中可以看出，对所有市场而言，ΔCoVaR都随市场的风险增大而增大（对应于q值越小），对系统的风险溢出强度越高.从图中可以发现，有67%的国家其债券市场在危机时期的风险溢出效应强于市场繁荣时期；而股票市场的结果则显示，所有国家的市场风险溢出效应在危机时期均比繁荣时期强烈.市场在危机时期的风险溢出效应强于市场繁荣时期，风险在危机时期容易传染放大，缺乏对风险溢出效应的考虑，可能会导致风险水平被严重低估.

5 结 论

本文通过采用CoVaR方法，测量欧元区金融市场间风险溢出效应.CoVaR能够反映出单个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以一具体数值表示风险溢出效应的大小，便于实现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识别及其附加资本的计算，为风险管理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市场间的风险溢出具有双向性，且溢出量级存在非对称性.第二，各国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程度与市场规模的大小和单个市场自身的风险状况并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表明以VaR为核心指标的监管政策不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溢价.

参考文献

[1] T ADRIAN， M K BRUNNERWEIER. CoVaR[R]. 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ank， 2008.

[2] R ROENGPITYA， P RUNGCHAROENKITKUL. Measuring systemic risk and financial linkages in the Thai banking system[J]. Systemic Risk， Basel III，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Regulation， 2011.

[3] AYT WONG， TPW FONG. Analysing interconnectivity among economies[J]. Emerging Markets Review， 2011， 12（4）： 432-442.

[4] M K BRUNNERMEIER， G DONG， D PALIA. Banks’ non-interest income and systemic risk[C]//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 2012 Chicago Meetings Paper. 2012.

[5] 刘晓星， 段斌， 谢福座. 股票市场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EVT-Copula-CoVaR模型的分析[J]. 世界经济， 2011，（11）： 145-159.

[6] 毛菁， 罗猛. 银行业与证券业间风险外溢效应研究——基于 CoVaR 模型的分析[J]. 新金融， 2011，（5）： 27-31.

[7] 高国华，潘英丽.银行系统性风险度量——基于动态CoVaR方法的分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11，45（12）：1753-1759.

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分析 篇4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逐渐将其技术扩展到金融行业，但是由于互联网安全技术有限，使得互联网金融所面临的系统性的技术风险、包括交易主体和计算机系统的业务风险和法律风险更加突出。本文认为我们应该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管理体系、监管体系、安全体系和法制体系，从而对互联网金融所遇到的风险进行防范。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风险分析 防范措施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产生了互联网金融，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交易时间，对金融服务的市场有所拓展。但是由于互联网金融的高科技化、虚拟化、法律法规监管缺位、跨国经营等特点，导致其风险管理更加复杂，这对我国的金融稳定是一种新的挑战。

一、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现状

当今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形式主要有两种：第三方支付平台和网络贷款模式。其中第三方支付平台是依托网络，在电子商务的交易过程中，作为第三方提供资金的保管、支付清算以及信用担保服务的平台。例如网易宝和支付宝等。在2013年1月，我国获得《支付业务许可证》（由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已有223家。网络贷款模式即为我们所说的P2P，它包括网络贷款中介和网络贷款公司。其中网络贷款中介起的是中介的作用，而网络贷款公司直接向消费者融通资金。截至2013年，据不完全统计，网络贷款公司超过600家，交易额已经超过了500亿元。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分析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其遇到的风险越来越复杂，例如系统性的技术风险、包括交易主体和计算机系统的业务风险和法律风险。

（一）系统性的技术风险

系统性的技术风险包括系统性安全风险、技术选择风险和技术支持风险。

系统性安全风险是由于黑客攻击、互联网传输故障和计算机病毒等因素引起的，这会造成互联网金融计算机系统瘫痪，从而造成技术风险。表现在三个方面：加密技术和密钥管理不完善、TCP/IP协议安全性差、病毒容易扩散。互联网金融的交易资料都被存储在计算机内，而且消息都是通过互联网传递的。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在加密技术和密钥管理不完善的情况下，黑客就很容易在客户机向服务器传送数据时进行攻击，危害互联网金融的发展；TCP/IP在传输数据的过程中比较注重信息沟通的流畅性，而很少考虑到安全性。这种情况容易使数据在传输时被截获和窥探，进而引起交易主体资金损失；通过网络计算机病毒可以很快的扩散并传染，一旦被传染则整个互联网金融的交易网络都会受到病毒的威胁，这是一种系统性技术风险。

技术选择风险是由于在选择技术解决方案时存在操作失误或设计缺陷。它可能来自于技术落后，也可能来源于信息的传输过程中效率较低。如果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技术创新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或选择的技术方案已经被淘汰，则会出现网络过时、技术相对落后的状况，从而导致互联网金融机构或客户错失交易机会。技术选择失误对于传统的金融业务而言，只会增加业务的处理成本，而对于互联网金融而言，会影响客户及交易机构的交易机会，最终导致互联网金融机构失去生存基础；如果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效率较低，则会出现传输速度降低或中断的情况，从而延误交易时机。

技术支持风险是由于互联网金融机构受技术所限或为了降低运营成本而以外部技术支持解决内部的管理难题或技术问题，在此过程中，可能由外部支持自身的原因而无法满足要求或中止提供服务，导致造成技术支持风险。还有的一方面是在互联网金融方面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设备较缺乏，需要从国外进口，这对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安全造成了技术支持风险。

（二）包括交易主体和计算机系统的业务风险

包括交易主体和计算机系统的业务风险有：操作风险、市场选择风险和信誉风险。

操作风险是由交易主体操作失误或有互联网金融的安全系统造成的。从交易主体操作失误方面来看，可能是由于交易主体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操作要求不太了解而造成的支付结算终端、资金流动性不足等操作性风险。从互联网金融安全系统方面来看，可能是由于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系统、账户授权使用系统、与客户交流信息的系统等的设计缺陷而引起的操作风险。

市场选择风险是由信息不对称而使得客户面临道德风险和不利选择的业务风险，或者是使得互联网金融市场成为柠檬市场。互联网的虚拟性增加了交易者信用评价和身份的等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其在选择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还有可能使价格低但服务质量差的互联网金融机构被客户接受，而高质量的机构被挤出市场。

信誉风险指互联网金融机构不能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导致其无法有序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互联网金融依托的是互联网技术，而互联网技术容易发生故障或系统容易被破坏，所以势必会引起不能满足客户预期需求，进而影响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信誉，出现资金链断裂和客户流失等问题。

（三）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是由于互联网金融业务违反法律或交易主体在交易过程中未遵守相关权利义务引起，或者是由于我国互联网金融立法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或比较落后，现有的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都是为传统金融业务，对于互联网金融不太适合。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电子合同有效性的确认、个人信息保护、交易者身份认证、资金监管、市场准入等尚未有明确规定。故在互联网金融的交易过程中容易出现交易主体间权利义务模糊，不利于互联网金融的稳定发展。

三、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措施

对于互联网金融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我们提出的应对措施有四个方面：构建互联网金融安全体系、健全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加强互联网金融风险法制体系建设、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

（一）构建互联网金融安全体系

构建互联网金融安全体系包括对互联网金融运行环境要进行改进、对数据的管理要加强、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改进运行环境需要从硬件和网络运行方面对其进行改进，加大对硬件安全措施的投入，提高计算机系统的防病毒能力和防攻击能力。保证互联网金融的硬件环境安全。其次对网络运行方面应用分级授权和身份认证登陆来访对非法的用户登陆进行限制；对数据的管理要加强可以通过利用数字证书为交易主体提供安全保障；要大力开发数字签名技术、密钥管理技术和互联网加密技术，从而降低技术选择风险，保证国家金融安全。

（二）健全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

健全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包括加强内部控制并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内部控制方面应该从内部的规章制度和组织机构方面入手，制定完善的业务操作规程、互联网金融风险防范制度和安全管理办法，建立技术队伍来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方面要从建立全面客观的电子商务身份认证体系、个人和企业信用评估体系着手，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选择性风险。

（三）加强互联网金融风险法制体系建设

加强互联网金融风险法制体系建设包括加大立法力度、完善现行法规、制定网络公平交易规则。加紧立法计算机犯罪、电子商务的安全性和电子交易的合法性。明确电子凭证和数字签名的有效性，对各交易主体的权力义务进行明确的解析；对现行的不适合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适时的加大量刑力度；对交易主体的责任、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持电子交易凭证、识别数字签名等做出详细的规定，保证能够有序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

（四）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

在此方面应对市场准入管理进行加强并完善监管的体制。确定准入条件并对互联网金融创新加大扶持力度；互联网金融对分业监管模式提出挑战，故应协调混业和分业监管模式，实行综合监管。我国应向国外学习，及时协调可能出现的国际司法管辖权。

国际金融市场的机遇与风险 篇5

金融危机向我们传达了一个真谛，世界是整体了，牵一发而动全身。

于是我们应该积极走向国际市场，与国际市场渐渐融合。

我国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就积极的走向国际市场，通过以劳务、资本以及商品的积极流通来融入国际市场。

众所周知，全球的经济波荡起伏，其中国际金融市场领域更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因此，预测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态势，少不了从这方面着手，掌握其最新的态势，以便国内的经济政策的调整能够及时应对。

1国际金融市场的概述

1.1国际金融市场的概念广义上的国际金融市场一般指的是国际上的金融业务在国际领域里操作实施的场所。

这些操作实施的活动可以是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也还可以是非居民之间的。

从此可以看出，我们平常所讲的国际金融市场就是所说的广义上的金融市场。

从狭义上来说国际金融市场就是国际经济交流主体之间进行长短期借贷的场所。

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在国际中非常的高，所有的传统经济活动都几乎依赖于金融活动，金融活动是推动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

1.2国际金融市场的分类按照金融资金融通周期的长短可以分为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货币市场。

资本市场是资金融通周期为一年以上或者中长期，也可以成为长期资金市场。

国际货币市场是指借贷资金的周期为1年以内的交易市场，又称短期资金市场。

两者的区别主要是周期的长短为1年以上或者以内。

按照交易分割形式的不同主要为期货市场、现货市场和期权市场三类。

其中以利率、货币、贵金属期货为主要交易方式的为期货市场;供投资者进行期权交易的就是期权交易市场;而现货交易市场就是指现货交易活动的场地。

1.3国际金融市场的作用通过国际金融资金的流动，使得资本得到增加的资本输入国经济发展，此外还使资本的收益得到很大提高。

因此国际金融资金的流通在金融交易过程中对世界经济的推进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发展，世界的经济统一体系得到不断发展，从而使得全球内的资本资源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有效配置，同时，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先进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普及，促进了多国之间的支付能力的高效，使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另一方面，当资金在国际之间流动，全球经济会发挥出超群的效力。

例如当一定数量的资本超过自身能够对名义额进行操作进行金融交易时，会产生许多的衍生工具交易，这便是杠杆效应。

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分析 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创业板,风险,对策

一、引言

2009年10月30日, 在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一年后, 中国创业板市场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终于开板了。但就是创业板市场推出的第一天, 首批上市的28家企业纷纷遭到了爆炒, 个股最高涨幅达200%, 截止2010年3月31日, 上市的65家创业板上市企业中, 仍有27家企业的股价没有超出股票上市首日的开盘价, 占上市企业近一半, 最低市盈率超过了50倍, 这不得不引起大家的反思。截止2010年8月13日, 上市的103家创业板股票中, 平均市盈率高达114.26倍。由此看来, 创业板市场的风险比较大, 对创业板市场存在的风险分析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美英创业板市场的发展及金融危机对其主要影响

(一) 美国纳斯达克市场。

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创建于1971年, 是继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等之后成立的十分重要的交易板块。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主要面向新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具有较高增长潜力的中小企业, 其成立之初就利用电子信息系统进行交易, 是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市场,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市场之一, 已经成为全球创业板市场的样板。一方面纳斯达克市场为那些处于创业初期的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机会, 为纽约交易所输送了一大批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另一方面由于其门槛较低, 交易方式便捷灵活, 纳斯达克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上市公司达到了3, 000多家, 市价总值超过4万亿美元, 在全球证券市场中位居前列, 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作用。

(二) 英国另类投资 (AIM) 市场。

在英国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背景下, 1995年英国成立了另类投资 (AIM) 市场。AIM市场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以中小企业为主, 主要集中于市值在5, 000万英镑以下的企业, 80%以上的企业市值低于3, 000万英镑。AIM市场的入市标准比英国主板市场要宽松许多, 使得很多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小企业能够进入市场。管理制度不如主板严格, 还有一些税收优惠措施等等;二是发展十分迅速, 境外上市公司数逐年递增。AIM市场从成立之初的10家上市公司, 市值仅8, 820万欧元, 发展到目前的1, 000余家企业, 其中海外企业约占四分之一, 总市值已超过100亿英镑。三是满足中小企业的多种融资方式, 具有行业结构多元化的特点, 其中既有传统行业, 也有新兴行业。

(三) 国际金融危机对创业板市场发展的主要影响。

世界上主要的创业板市场包括美国的NASDAQ市场、英国的AIM市场都得到了较快发展, 其成绩有目共睹。2008年全面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影响是长远的, 至今为止这次危机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 个别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还需要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调整和修复。它带给我国创业板市场的影响主要有:一是创业板推出的国际环境恶化。创业板市场是风险投资的一部分, 其风险要高于主板市场。回顾创业板市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 目前为止全球共产生了近80家创业板市场, 其发展情况差异很大, 约有一半被关停并转。创业板市场自身的特点就决定了其与生俱来的风险。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进一步增加了创业板市场的风险。二是创业企业的融资风险增大。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这两年,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各国大量企业破产或者效益急剧下降, 包括比较成熟的美国纳斯达克和英国AIM市场在内的创业板市场也遇到了不少挫折, 是2000年科技股泡沫之后的又一次比较艰难的时期。

三、我国创业板市场的风险分析

(一) 我国创业板市场的推出历程。

早在1998年8月, 当时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在视察深圳证券交易所时就提出:要充分发挥证券市场功能, 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促进高科技企业发展, 在证券市场形成高科技板块。1999年3月, 中国证监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可以考虑在沪深证券交易所内设立科技企业板块”。从2000年开始, 以纳斯达克为代表, 以高科枝企业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全球各股票市场开始大幅下跌行情, 科技网络股泡沫破灭, 中国创业板推出被搁置。随着我国中小企业的不断发展, 对于直接融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4年5月17日, 经国务院批准, 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复深交所设立中小企业板市场, 标志着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有了实质性进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迅速发展, 对全球主要经济体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难以避免地受到影响。出现了出口快速下降, 部分竞争力不强的中小企业破产倒闭等现象。根据国家发改委的统计, 仅仅2008年上半年倒闭的中小企业就高达6.7万家, 由此带来大量农民工失业, 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在这个背景下我国着眼于提振经济, 保护中小企业特别是优质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促进就业、经济转型和复苏, 推出了创业板市场。2009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2009年10月30日, 我国创业板市场正式开板, 共28家创业板企业正式上市。

(二) 我国创业板市场存在的风险。

1. 上市门槛较低, 新股发行价过高。从量化指标分析:

从表1中对主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上市的部分条件对比可以看出, 创业板市场的准入门槛比主板市场要低得多, 客观上就增加了创业板市场投资者的风险。另一个风险就是新股发行价过高, 以首批上市的28家创业板上市企业为例, 平均发行市盈率高达79.24倍, 远远超出了A股市场和国外的创业板市场的平均水平。

2. 存在过度投机风险, 股价暴涨暴跌。

交易环节的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过度投机。虽然有临时停牌规定以及上市首日风险提示, 由于对创业板上市公司审核比较严格, 因此上市公司企业数量相对较少, 其基本面较好, 极可能成为游资爆炒的对象。此外, 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本相对较小, 更容易导致创业板上市公司股价被爆炒的风险巨大。以2009年10月30日创业板上市首日为例, 首批上市的28支股票平均涨幅为106%, 其中涨幅最大的为209%, 平均换手率达90%。二是股价操纵。市场中绝大多数是中小投资者, 由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规模、股本、流通值不大, 因此容易受到大规模投资者的操控, 使得股价不能较好地反映企业的真实状况, 股价的暴涨暴跌也会给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散户带来巨大的损失。

3. 监管机制不够完善, 监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一是创业板上市公司监管体系有待完善。目前, 在创业板的发行、上市和投资者管理等方面, 出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但是对于创业板企业上市之后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制度依然缺乏。二是创业板市场监管知识的欠缺和高素质监管人员的不足。监管人员对于创业板具体监管的知识有待补充。同时, 证监会及各派出机构从事上市公司监管的人员数量不多, 熟悉创业板市场特点的高素质专业监管人员更少, 这也增加了创业板市场的监管风险。

4. 创业板壳资源稀缺, 退出制度的落实有待检验。

我国上市公司的退市标准, 从理论上看还是比较严格的, 但在执行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问题。以主板市场为例, 由于我国股票发行审核制导致上市公司壳资源的稀缺性, 使得相当部分濒临退市风险的公司壳成为其他非上市企业的兼并重组目标。目前, 我国主板市场设立近20年来计退市公司总共不足百家, 仅占全国上市公司的5%, 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0%以上有较大差距。在我国推出创业板市场的初期, 对于上市企业的审核更加严格。因此, 创业板市场壳资源比主板市场更有价值, 退出机制将接受考验。

四、促进创业板市场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 进一步明确创业板定位, 挖掘优质的上市资源, 确保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质量。

从首批上市的28家企业的基本情况中可以发现, 其中有部分企业仍属于化工、电力等传统行业;有7家的总股本超过1亿股, 部分企业的各项指标接近或者基本达到了主板市场上市的标准;有12家企业成立时间超过了10年, 早就过了企业的创业期, 部分企业已经处于发展或成熟期。从以上几个方面看, 创业板市场存在定位不够清晰的现象。因此, 应该严把创业板企业上市的“入口关”, 着重鼓励并吸收优秀的处于初创期的, 在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新兴产业等方面, 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创新型、符合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的高成长性中小企业, 挖掘更多的优质上市资源, 实现规模效应。

(二) 进一步健全完善创业板监管机制。

一是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相比较主板市场, 创业板市场的上市标准较低, 其市场风险也相应提高, 为防范上市企业的违规现象的发生, 有必要在严格把握上市标准的基础上, 根据创业板运行的实践积累, 参照国外创业板和国内中小企业板的相关经验, 制定《创业板上市监管条例》、《创业板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二是加强对交易环节的监管, 防止出现股价的异常波动。三是加强监管人员的培训, 提高监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监管能力, 降低监管风险。

(三) 加强投资者教育, 提高投资者的专业素质和风险意识。

深圳证券交易所2009年7月15日起实施了《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其中有“具有两年以上 (含两年) 股票交易经验的自然人投资者可以申请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等限制性条款, 但是面对较高市场风险、投资风险、监管风险, 证监会、交易所等应加强进行投资者教育和风险提示工作, 建立适合创业板特点的市场风险警示及投资者持续教育的制度, 减少中小投资者盲目跟风炒作的风险, 促进创业板市场规范发展, 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 理性参与创业板市场交易。

(四) 建立科学合理的退出机制。

退出机制是证券市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对上市公司的一种负激励。创业板市场的风险高, 上市条件较主板宽松, 退市条件就必须比主板更加严格。在完善退出机制的同时, 必须要注意退出制度的落实, 这样才能保证创业板市场上市企业的质量和优质的投资资源, 这也是创业板市场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环节。

五、结语

我国创业板市场从最早提出到首批28家企业在创业板市场上市, 前后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 几经波折。我国创业板市场是在各方面条件比较成熟的情况下推出的, 吸收了我国主板市场和海外主要创业板市场的经验。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由于创业板市场自身的特点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背景, 我国创业板市场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许多国家创业板市场失败案例也屡有发生。因此, 充分认识并合理地评估创业板市场的风险因素, 寻求有效的措施, 是确保创业板市场不断发展壮大不可缺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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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Z].2009

[5].盖建飞.全球各地创业板发展之鉴[J].国际融资, 2009 (6) :21～25

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分析 篇7

对于金融危机, 目前国内外还没有统一指标来衡量。鉴于本次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 有鉴于此, 本文选择美国市场价格、金融机构、宏观指标作为金融危机的代理变量。对江苏产业影响通过金融危机指标来衡量, 该部分所选金融危机指标为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X1) ;美国商业银行贷款余额 (X2) ;美国联邦储蓄利率 (X3) 。

一、对江苏三大产业影响曲线分析

此次危机对江苏三大产业影响具体程度如何, 本文将首先运用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从动态上分析其对江苏三大产业的影响。由图一到图三不难看出金融危机对江苏三大产业影响, 对第一产业的影响明显小于对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影响, 金融危机前后 (第一产业GDP的增量) (ZY= (Y-Y (-1) ) /Y (-1) ) 变化不大;而对第二、第三产业影响则明显很大, 即X1、X2、X3变量对ZY2 (第二产业GDP的增量) , X1、X2、X3变量对ZY3 (第三产业GDP的增量) 影响, 具体表现为在21-23期折线波动很大。

注:图中的系列一、二、三分别为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X1) , 美国商业银行贷款余额 (X2) , 美国联邦储蓄利率 (X3) 。

从上图可以看出:第二、第三产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显著, 以下将通过实证分析金融危机前后第二产业的代表产业———-工业以及第三产业的代表产业———零售业、金融业的状况。

二、对江苏第二、第三产业影响函数分析

1、样本和变量选择。

本文选取指标分为两大类:金融危机指标和第二、第三产业指标, 金融危机指标下有市场价格、金融机构、宏观指标;第二、第三产业指标分别用其代表产业———工业、零售业、金融业指标来衡量, 具体是美国物价指数、美国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美国联邦储备利率、工业增加值、社会零售商品销售总额、江苏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本文所选的变量根据本文的指标而得, 分别是: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X1) ;美国商业银行贷款余额 (X2) ;美国联邦储蓄利率 (X3) ;工业增加值 (Y1) ;社会零售商品销售总额 (Y2) ;江苏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Y3) 。样本区间为2004年1月到2009年9月, 分为两个阶段:2004.1-2007.6;2007.7-2009.9, 均为月度数据, 各指标数据来源于美联储和江苏统计局等 (其中2009年1月江苏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缺失, 通过求2008年12月和2009年2月数据平均数而得) 。采用Eviews5.0进行数据分析。为消除数据中因异方差和数据变化的剧烈波动对变量取对数, 分别记为LNX1、LNX2、LNX3、LNY1、LNY2、LNY3。鉴于本文都是月度数据, 分析数据前有必要对其运用Eviews进行季度性调正。

2、实证检验

(1) 单位根检验。首先必须对所研究问题相关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以检验其平稳性。本文采用Eviews5.0对所有变量的单位根进行ADF检验, 采用AIC准则确定最佳滞后期阶数, 差分序列的检验类型按相应原则确定, 检验结果从明显发现变量均为一阶单整。

(2) 协整性 (Johansen) 检验。运用EG两步法分别对两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结果显示X变量和Y变量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 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的建立。由上述分析可得变量序列都不存在单位根, 是平稳的。所以, 本部分将采用这些序列建立VAR模型, 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解释。变量滞后期的确定仍然根据AIC准则, 取其最小值, 均为一阶。

以下, 基于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

通常, 非稳定的VAR模型不能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为此, 需要对该VAR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 所有的模型都平稳。滞后期是峰值期和平稳值的平均数。

由上表的方差贡献值对比, 发现金融危机发生后, 衡量金融危机的美国各项指标对江苏第二、第三产业的冲击显著增强。峰值期大于1, 说明江苏产业对金融危机带来影响具有滞后效应, 具体滞后期一般是3-4个月;在第二阶段, 金融危机对江苏产业已产生影响, 危机对江苏产业的冲击峰值出现在不同时期, 甚至有连续3个月都处在峰值的影响当中。

在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况下, 江苏对于外界的冲击所受到的影响更敏感。另一方面,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物价指数提高促进江苏工业增加值增长的幅度要远大于危机发生前, 这一现象表明, 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给江苏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机遇。

3、状态空间模型。

以上采用的VAR模型所分析的在样本期间内是固定的, 但要反映其动态变化, 需要建立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以下就将分析三个X变量对三个Y变量的影响。

由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物价指数对江苏工业增加值在金融危机发生后, 对其影响直至2007年9月负向影响达到最大, 接着回升为正向, 绝对值越来越大。同样, 另外两个X变量在第一阶段对江苏工业增加值影响效力的绝对值基本不变, 第二阶段直至2008年2月达到负向影响最大值, 接着影响效力的绝对值逐渐变小, 且对产业的正常发展尚存负面的影响。本文选取工业为第二产业的代表产业, 由此可见, 金融危机对江苏第二产业的影响速度之快、效力之大、时间之长。

零售业所受的影响于危机前后的对比, 危机前美国物价指数、美国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美联储利率对江苏零售业的影响效力大且平稳, 危机后衡量美国危机的三个指标对江苏零售业的影响效力变小且波动变大。

金融业受到危机的影响前后变化尤其明显, 第一阶段美国物价指数对金融业的影响为正向, 第二阶段变为负向;美国商业银行贷款余额对金融业的影响在第一阶段效力绝对值逐渐较小, 方向由负变正, 在第二阶段, 在2008年1月达到正向的峰值, 其后变为负向影响;美联储利率对金融业的影响在第一阶段为正向, 绝对值基本不变, 而在第二阶段由正向急剧下降到负。

为什么第二、第三产业对金融危机的反映如此敏感?事实上, 此次金融危机不是根本原因, 只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传统产业模式的弊端更进步地暴露出来, 问题根本在于第二、第三产业自身结构不合理性, 以下将就江苏产业实际发展状况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三、结论与建议

1、继续巩固第一产业发展地位。基于以上分析, 金融危机没有根本上逆转江苏产业增长的局面, 但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且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波动率明显大于第一产业。三大产业当中, 第一产业是另外两大产业发展基础, 江苏产业发展基础较好, 另江苏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存在较长的滞后期是其受到危机的冲击有所延缓的有力说明, 因此, 江苏要更好的贯彻执行中央的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重大决定, 启动居民消费, 特别是农村的消费, 继续夯实产业发展的基础。

2、经以上对比分析, 金融危机背景下江苏的工业增加值出现明显下滑, 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整个美国市场甚至欧亚其他市场的外需急速下降, 由于美国是中国商品最大的出口市场, 不可避免的严重影响到中国出口, 从而促使江苏加工贸易行业受阻, 而江苏是我国的工业大省, 整个地区经济运行情况急速下滑。第二产业在全省经济占据重要的地位, 第二产业的进一步升级提高。具体建议分为三点: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做大新能源、新医药、新材料、环保四大新兴产业;加速主导产业高端化, 做强电子信息、石油化工、装备制造、船舶制造四大主导产业;促进传统产业品牌化, 做精轻工、纺织、建材、冶金四大传统产业。

3、金融危机以来, 对江苏第三产业的负面影响明显增强。危机给江苏产业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带来机遇, 趁金融危机之机可以进行产业素质提升和结构调整, 优化产业布局, 促进产业研发, 在保持已有优势的同时, 加快实施、建设、启动、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建设, 吸引和带动社会投资同时, 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强化优势, 加快科技创新能力转变为经济实力的进程。

考虑到产业转型规律、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江苏实际发展状况, 应明确逐步将产业结构转变为现代服务业驱动型, 逐步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轴、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都市农业为两翼的三大产业结构形态。现代服务业内部应形成怎样的结构形态?考虑到现代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性特征, 应明确将生活性驱动型的服务业结构转变为生产性和生活性双轮驱动型的服务业结构, 特别是立足于产业融合, 从契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角度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从此入手, 逐步化解金融危机对江苏经济的负面影响, 实现经济发展从速度型向效益型、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顺利转变。无论是从长期经济发展来看, 还是从短期危机应对来看, 产业结构升级调整都应是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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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分析 篇8

“对外国直接投资一个经济体中的常住实体(直接投资者)以在投资者母国以外建立一个企业形式的永久性利益为目标的国际投资活动。永久性利益意味着在直接投资者与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关系，而且直接投资者对于直接投资企业的管理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OECD的定义强调了国外投资在东道国通过进行绿地投资或者并购取得东道国投资企业的管理权。而国际技术溢出传导渠道主要有国际商品贸易(包括国际服务贸易)、FDI、劳务输出、人口迁移以及信息交流等。本文分析重点放在外资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认为这种技术溢出效应是一种被动行为的结果，也就是外资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活动中产生，外资企业无义务主动推动技术溢出。

二、外资企业技术溢出效应（图1)

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

（一）连锁效应。

连锁主要包括前向连锁、后向连锁和群体连锁。前向连锁指某个产业引起为出口产业部门供货产业部门的发展;后向连锁指出口产业的扩大、产品数量的增加会加大以其产品为投入产业部门的发展。群体连锁指某个产业带动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必然要和东道国上下游企业发生业务关系。而且外资企业通常拥有管理、技术和信息上的优势，东道国连锁企业就可以在日常业务联系中“免费搭车”，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带动东道国连锁企业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不但可以直接增加东道国的就业和税收，还可以通过连锁效应间接地推动东道国经济的发展。

（二）人力资本效应。

是指外国公司对当地雇员的人力资本投资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的研发中心。外国公司对雇员培训会提高东道国雇员的技术、管理和市场等知识水平。再通过正常的人员流动，使得外国公司先进的知识传递到东道国企业中去。这种流动既包括了人力资本的“有形”转移，也包括人力资本的“无形”转移。外资企业对当地雇员的培训是这个层面技术溢出的基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设立研发中心会提高东道国利用外资的质量，是FDI进入高级阶段的一种标志。通过设立研发中心，将会对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进而提高东道国产品的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

（三）竞争效应。

外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利用东道国当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来获得更高的利润。因此，外资企业会对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企业产生竞争压力。相比较而言，外资企业要比国内的同类企业具有更科学的管理理念、方法和手段，导致其产品在价格性能比方面远远高于国内企业所生产的同类产品。因此，对国内生产企业来说，即使外资企业主要针对出口市场也会感受到较强的竞争威胁，迫使这些国内企业通过制度变革或技术改进等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应对外资企业的竞争。

（四）示范效应。

这主要是针对国内企业而言。进入的外资公司给国内企业展示出更好的产品、更新的工艺技术、更科学的管理理念以及更高的盈利性。这对国内企业起到一种示范作用。一方面现有的国内企业会通过模仿来复制外资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另一方面更高的盈利性会吸引国内资金投入到这个行业中来，推动内资企业的良性发展。

三、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

（一）东道国市场化程度决定了溢出效应的基础。主要表现在市场完善程度和东道国潜在吸收能力两个方面：

首先，市场完善程度代表东道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制约了技术溢出效应。当市场发展程度不高，国内的同类产品厂商对外资企业形不成竞争能力时，过度的引入外资企业，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外国投资企业进入会对国内企业产生排挤、侵占国内企业市场份额，造成国内企业生产能力和盈利水平的下降;而且如果国外企业更多地使用进口品而不是国内产品作为其中间投入品(主要指加工贸易)，那么对国内前向连锁企业的生产不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此外，东道国对知识产品的保护程度也是评价市场完善程度的重要内容。

其次，东道国潜在吸收能力与东道国国内企业发展水平和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有明显的相关关系。Fredrik、Sjoholm (1999)提出，技术差距与FDI溢出之间可能存在非线形关系。在初级阶段，溢出水平的确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加。当差距增大到某一水平以至于当地厂商无法在现有的经验、教育水平及知识基础上对国外先进技术加以吸收时，溢出将与技术差距的变化背道而驰。Borenztein (1998)和Blomstrom等(1994)称这一转折点为门槛，认为东道国应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才能跨过门槛，享受FDI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的溢出。

（二）政府行为主要表现在通过制定政策促进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的发挥。

政府通过经营和市场规制来完善一个有效竞争的外部环境，即保证外资企业良好经营环境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推动外资技术效应的外溢。同时，政府通过对国内企业的优惠税收政策和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国内企业吸收外资企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但政府的政策只能作为从后性、补充性的机制，要受到市场条件的制约，即前面一个因素影响。政府要在“过度竞争”和“垄断”之间确定一个合理的“有效竞争”水平。防止垄断是要限制外资企业通过其技术优势谋取东道国市场的垄断地位;预防过度竞争是要避免由于外资企业的高盈利水准吸引，国内企业大量简单复制，从而导致重复投资和生产能力过剩，影响产生规模经济。

四、以零售业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根据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我国零售业全面开放是在2004年12月11日，这表明外资进入零售业一个新纪元的开始(黄海，2005)。早在1992年，我国正式批准第一家合资零售企业上海八佰伴。目前世界排名前50位的零售商多数已在中国开展业务，如美国沃尔玛、法国家乐福、德国麦德龙、日本伊藤洋华堂等。2008年限额以上零售业外商投资企业(年主营业务销售额500万元以上)达到703家，占到我国零售业企业总数的1.68%，但从业人数和销售额占到我国零售业的7.44%和8.84%。在进入中国的十多年中，外资零售业不仅为我国零售业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零售技术、服务观念等，同时也给国内同行企业带来竞争压力，客观上激发我国国内零售企业的活力，促进零售产业的发展。

（一）外资零售企业加大在我国的采购力度，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外资企业到中国各地设立批发零售企业，有大型综合超市、仓储式会员店、便利店、超大型购物中心、商品批发集散中心，等等。除了进口少量商品外，外资零售业绝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国内采购的，例如沃尔玛中国销售中的本地产品达到95%以上。家乐福经营的商品95%来自本地生产。除了在东道国企业采购当地产品外，外资零售业还带动了同类商品的采购出口。2001年沃尔玛中国采购总金额为100亿美元，2003年增长到150亿美元，近几年采购总金额增长到180亿～200亿美元，增长幅度每年约为20%。“至今沃尔玛已与近2万家中国供应商建立了合作关系。”而法国家乐福在中国的26个城市中一共拥有9, 000多家供应商。通过外资零售巨头的采购带动了相关商品的生产，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外资零售业巨头在中国的迅速扩张，不断拓展其销售势力范围，也带动了与此有关联企业的发展，如物流配送行业、运输行业、银行支付体系，等等。一般来说，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卖场，一家分店开张需要500名左右的底层员工、20～30名中层管理人员。这些人员往往从当地人才市场进行招聘，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2008年统计年鉴显示，限额以上零售业外商投资企业的从业人数达到313, 970人。

（二）通过人员培训，提高外资零售企业员工整体素质。

外资零售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都注重对员工的培训，努力使人力资源本地化。同时，外资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一般员工淘汰率都比较高，也就是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因此，跨国公司花费巨资对本公司员工的培训客观上会产生一种外溢效应，尤其是高级管理者或职业经理人的流动。以沃尔玛对员工的培训为例：沃尔玛有90%的管理者都是内部培养起来的。沃尔玛培训分为两类：一是专业技能培训，如新员工岗位职能培训、新店管理层培训等;二是个人素质和管理能力培训，如领导艺术系列培训、顾客服务系列培训等。众多的培训一方面是因为零售业人才的缺乏;另一方面是提高员工素质，给员工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吸引员工留在本企业。而且沃尔玛还曾提出首次3年合同期满后，可以与公司签订“终身合同”。但以上种种措施都不能消除沃尔玛人员的流动问题。近年来，先后发生沃尔玛中国区总裁张嘉声、全球资深副总裁兼全球采办总裁崔仁辅等高管跳槽到国内企业。有媒体曾经评论：沃尔玛内部提升机制存在的一些问题，使不少期待大展身手的精英们纷纷出逃，跳槽至竞争对手之中。这种情形使沃尔玛成为中国零售行业的黄埔军校。联系到家乐福中国区副总裁跳槽到北京华联，德国麦克隆的采购人员“集体离职”等等以往发生的事件，都说明外资零售企业培训往往存在沉没成本，而这种成本通过人员自然流动会对东道国行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三）国内零售业企业加快了企业组织创新和企业间并购。

随着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并取得成功，国内批发和零售企业比较早地感受到外资零售企业的竞争压力。从八十年代我国就开始对批发和零售业经营模式改革的探索，培育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商业企业和连锁公司，在2009年连锁企业百强排位中，苏宁电器以1, 170.03亿元销售额、941家店铺的业绩，名列全国首位，销售额与店铺数分别比上年增长14.3%和15.9%。国美电器有限公司、百联集团分别以1, 068.02亿元、979.15亿元亿元的业绩排名第2、3位。目前在零售连锁企业中，内资企业2008年达到门店数153, 789个，营业面积8, 800.63万平方米，销售总额17, 242.6亿元，分别占总数的91%、86%、84%。相比较外资零售企业而言，内资零售企业具有本土优势，文化传统、消费习惯以及经营环境上都具有相对优势。面对外来竞争压力，国内零售企业在吸收国外先进零售业态方面步伐大幅度加快。例如，购物中心(SHOPPING MALL)集零售、餐饮、娱乐、健身服务、休闲于一体，整合商业、金融和地产概念。它九十年代末引入我国，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发展迅速。号称“全球最大MALL”的新华南MALL位于广东东莞郊区万江，是中国首个集购物、休闲、餐饮、娱乐、旅游、文化、运动七大特色主题区的超大型主题式购物公园。同时国内连锁行业通过不断开设新网点和并购行为增强自己应对国外同行竞争的实力。而在家电零售业，国美、苏宁、五星和永乐近几年通过连续收购和并购业务，一方面增强了其自身实力;另一方面客观上抬高了外资进入国内家电连锁业的门槛。

（四）零售业盈利增加，吸引更多国内资金、包括民营资金的投入。

2000年批发零售业销售总额为23, 042.3亿元，到2008年增加到91, 198.5亿人民币，增长了3.95倍。同期批发零售贸易业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从67%提高到84%。从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企业主要财务指标来看，2000～2008年间国内零售企业销售收入从3, 952.83亿元增加到29, 036.1亿元;利润从238.16亿元增加到3, 303.1亿元，2009年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企业中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利润分别占当年的84.2%、6.0%、7.8%。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批发零售业利润主要由内资企业创造。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零售业是较早放开非国有资本进入的行业，同时其尺度也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国内其他资本的进入，促进了国内零售业各种类型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外资纷纷看好我国国内零售产业，准备大举进入的同时，国内的众多非国有资本加快了培育自己品牌的零售企业。众多国内零售企业通过上市或者变相上市，募集大笔资金，为企业快速扩张奠定基础。如，国美在香港借壳上市、苏宁以IPO的方式在深交所上市、上海百联集团通过将其下属的华联商厦并入另一子公司第一百货实现集团整体上市，等等。

（五）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对内外资零售业竞争中的作用。

21世纪以来，我国批发零售产业取得巨大进步，与其市场化程度是紧密不可分的。批发零售产业是最早放开的，也是最早进入市场经济的行业。“零售业成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领域。目前，96%的消费品、95%的农副产品流通完全放开，企业自主采购、自主定价、自主经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大。”市场化的环境能培育国内零售企业良性发展的外部竞争环境，推动批发零售企业科技投入和组织机构变革。比如，连锁经营近年来发展迅速，已经培育出诸如华联、苏宁、国美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大型连锁集团。他们在物流配送、经营模式、管理理念等方面与外资企业相接近。而中小商业企业通过引入“自愿连锁”、集体采购和统一配送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企业组织变革和流通业态的革新缩小了国内零售业与国外的技术差距，增强了我国零售业对外资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

市场经济中，政府作为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在制定产业发展政策、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随着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抓大放小”、“国退民进”政策的实施，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流通零售领域，形成了多种投资主体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2009年大型零售企业销售额中，国有商业企业只占7.4%，集体商业占2.4%，私营商业占32.5%，其余为股份公司、外资及港澳台企业等。针对国内批发零售企业，我国政府相继发布了《流通业改革发展纲要》、《商品市场体系建设纲要》、《零售业态分类》和《关于促进流通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指导性文件和标准，积极制定促进中国批发零售业发展的各项具体政策和措施，建立促进内外资平等竞争、规范供应商与零售商关系、打破垄断、保护消费者利益等方面的规则。针对外资批发零售业，我国先后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试点办法》、《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和管理办法，最大发挥外资商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和国内零售产业的促进作用。

五、结论

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外资企业技术溢出效应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会对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但这种技术溢出效应的方向和效果要受到东道国市场化程度和东道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就我国零售业情况来分析，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和政府正确政策的指导下，外资零售企业进入到现在为止，对国内经济和国内零售企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零售产业的健康发展。目前，我国零售业全面开放，面对外资零售业的大举进入，更要注重市场化和政府在技术溢出中的作用，一方面应当通过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完善政府间调控经济的功能;另一方面加快立法步伐，完善流通法律体系，规范竞争秩序，创造内外资企业的良好外部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杜美丽.外资零售业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及我国的应对措施.黑龙江对外经贸, 2009.12.

[2]张立春, 罗骥.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理论及其应用.云南大学学报, 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