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文学评论副主编

刘艳文学评论副主编（精选5篇）

刘艳文学评论副主编 篇1

图书出版流程(以下简单了解即可)

1.选题

编辑通过市场调研提出出版内容选题，经过责任编辑、编辑室主任、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或出版社选题论证委员会）的三级论证，最终由出版社选题审核委员会审批通过，报省一级新闻出版局批准。2.选题报批

省一级新闻出版局依据国家《出版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政策对出版图书选题内容进行审批，确保有关选题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

根据《出版管理条例》和《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新闻出版署[1997] 860 号）等法律法规，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内容，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会产生较大影响的选题，实行重大选题备案制度，即出版单位须向新闻出版总署专题申报备案，同意后方可出版。

3.组稿、编辑

选题经批准后，出版业务进入编辑环节。

编辑组织稿件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直接与作者签约组织稿件，或委托作者（多为知名学者）代理组织稿件。每一种图书，都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约定和保护作者和出版社双方的合作条件和权利。出版社拥有的是著作权人（作者）许可使用的专有出版权。出版合同通常包括著作权人允许出版社对其著作的使用范围、许可使用年限、出版社向作者支付报酬标准、付酬方式等。合同期限一般在3-10 年。

出版社向作者支付稿酬一般有三种方式：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版税和一次性付酬。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指出版者按作品的字数，以千字为单位向著作权人支付一定报酬（即基本稿酬），再根据图书的印数，以千册为单位按基本稿酬的一定比例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即印数稿酬）；作品重印时只付印数稿酬，不再付基本稿酬。版税，指出版者以图书定价×发行数×版税率的方式向著作权人付酬；版税率一般是 3%－10%。一次性付酬，指出版者按作品的质量、篇幅、经济价值等情况计算一个确定现金数额的报酬，并一次性向著作权人付清。

4.审稿、申报书号

审稿：

审稿是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稿实行三审制，对稿件进行三个级别的审查，即责编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和社长（总编辑）终审。三审后的书稿按齐、清、定的原则，发送出版社的出版生产部门，进入生产流程。

申报书号：

出版社总编室负责向出版业务部申请分配书号、条码并向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申请CIP（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数据，即图书在版编目数据，规定了图书在版编目数据的内容、选取规则及印刷格式，包括书名、作者、出版社、版本、印张等。

每年12月，出版社将有关书号申请的各项材料，经由省新闻出版局报送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总署核定下一发给公司的书号数量。新闻出版总署将书号按核定数量经由省新闻出版局发给出版社。出版社按照所得书号数量，填写ISBN 条码制作申请单，报送国家图书条码中心制作相应条码。出版社也可根据需要，定期、不定期或随时向省新闻出版局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申请所需数量的书号。

在书号获批后，编辑人员填写《CIP 数据申请表》，再由出版社总编室将《CIP数据申请表》报送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将编制完毕的CIP 数据返给出版社，以备印载在图书上，做为版权保护的重要手段。

5.确定印数和定价

图书定价和印数由各出版社营销部连同责任编辑根据市场调研情况分析确定。定价主要参考因素为成本、图书印数、同类书市场价格及该书目标读者群的消费能力。印刷数量的确定主要参考成本、定价及对该书销量的预测，一般每版图书的印刷数量划分为四种情况：3,000 册至4,000 册；5,000 册至8,000 册；8,000册至10,000 册；或10,000 册以上。一般来说，出版社主要采用较少印数、多次印刷策略，以降低出版风险、减少资金占用，加快周转。

6.排版和印刷

有关书稿经社长（或总编辑）终审签发后，由相关出版社之业务部门完成封面设计和版式设计，并负责安排印刷商排版、印刷。出版社将达到印制标准的书稿发送到印刷厂，进行排版及制作清样，图书清样完成后，送出版社出版部进行校对，出版社将校对完的清样退回印刷厂，印刷厂按出版社所做的改动进行改版，这样反复三次，行业内称为“三校”，最后经该书责任核对、责任编辑和出版部主任审定签字，交社长（或总编辑）签批，返回印刷企业，进行印制、装订。

7.发行和销售

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一般采用自办发行、独立发行、参加图书订货会等方式销售。

自办发行是由出版社与零售书店签订协议，一般由出版社将成品书从印刷厂发运到各书店。

独立发行是由出版社根据资质情况选择发行商，并与发行商（主要为图书批发商）订立批发协议，一般由出版社将成品书从印刷厂运送到批发商的仓库，批发商将书发送至其下游客户，批发商在约定期限内与出版社结清书款。独立发行方式的优势在于可以充分利于发行商广泛的发行渠道和较低的发行成本，且图书销售回款有较好的保证。独立发行又可以分为包销和经销，包销主要以学生课本和畅销书为主，一般不允许退货；经销则是以一般图书为主，通常允许退货。

出版社每年定期参加的主要图书订货活动有：全国每年一度最大规模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书市，每两年一次的全国规模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此外，亦参加各类专业出版社订货会、民营书店联合举办的图书订货会以及各种图书团体采购活动等。近年来，还可以参加每年一度的国际最大图书展览——“法兰克褔国际图书博览会”。出版社营销部及责任编辑负责策划、参与图书市场推广活动，主要形式有参加全国各大定期新书订货活动，在全国各种新书目录及《中国图书商报》上发布新书预告，组织作者到零售书店举办讲座、签名售书等新书推广活动，组织书评家发布书评等。

高校教材医学图书出版著作招主编副主编

2015--2016 部分出版著作招主编、副主编（含“十二五”规划教材）署名

《大学物理》即将出版，可主编、副主编。《人力资源管理》国家一级出版社，可主编 《大学语文》（含光盘），主编转让署名，可主编

《房屋建筑学)》国家一级出版社，可主编 《就业指导与生涯规划》主编转让署名，可主编 《机械加工技术基础》国家一级出版社，可主编 《实用英语阅读教程》主编转让署名，可主编 《经济法教程》第二版，国家一级出版社，可主编

《护理心理学》主编转让署名，急 《房屋建筑学》有主编与副主编转让

《计算机网络安全技术》转让第1.2.3主编；副主编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转让第1.2.3主编；副主编 《临床护理与康复分析》转让第1.2.3主编；副主编

《高等数学》，国家一级出版社，可主编 《大学体育》，国家一级出版社，可主编 《管理心理学》，国家一级出版社，可主编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国家一级出版社，可主编 《C语言程序设计》，国家一级出版社，可主编 《园林设计》，国家一级出版社，可主编 《财经应用写作》，国家一级出版社，可挂主编 《网页制作》，国家一级出版社，可挂主编 《现代教育技术》，国家一级出版社，可主编 《演讲与口才》，国家一级出版社，可挂主编 《财务管理》，国家一级出版社，可挂主编 《大学计算机基础案例教程》国家一级出版社，可挂

主编

《多媒体技术》，国家一级出版社，可挂主编 《Visual Basic程序设计教程》国家一级出版社，可

挂主编

《大学英语教程》可挂主编、副主编 《高等数学》可挂主编、副主编 《管理学》可挂主编、副主编 《机械工程制图》可挂主编、副主编 《机械设计基础》可挂主编、副主编 《计算机网络》可挂主编、副主编 《计算机英语研究》可挂主编、副主编 《计算机应用基础》可挂主编、副主编

《教育学》可挂主编、副主编 《经济法》可挂主编、副主编 《经济学》可挂主编、副主编 《人力资源管理》可挂主编、副主编 《生物化学》可挂主编、副主编 《大学体育与健康》可挂主编、副主编 《物流配送管理》可挂主编、副主编 《数字电子技术》可挂主编、副主编 《旅游法规教程》可挂主编、副主编 《音乐欣赏》可挂主编、副主编 《外科护理学》可挂主编、副主编

医学著作，招主编、副主编，国家级一级出版社

<临床儿科学> <肿瘤临床诊疗学> <现在创伤骨科学> <临床妇产科疾病诊疗学>

<临床内科学> <神经外科诊疗学> <神经内科诊疗学> <临床护理学基础> <临床外科治疗学> <实用临床骨科疾病诊疗学> <临床内科常见病诊疗新进展> <临床中医特色专科诊疗精要> 《实用肿瘤诊断与治疗学》 <新编急危重症诊断与处理>

《现在临床口腔病学》 《临床妇产科诊疗精粹》 《实用临床儿科诊疗精粹》 《精编实用临床外科学》 《临床耳鼻咽喉疾病新进展》

《临床内科诊疗精要》 《外科诊疗临床指南》 《临床基础护理技术》 《神经内科疾病临床诊治》 《传统中医诊断治疗学》 《实用临床基础护理操作规范》

《精编临床护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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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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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编辑

书号有哪几种？需要多少钱？

一、书号

书号即ISBN(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全译为：国际标准图书编号)。在书的封底处可见条型码及上面的一串数字,这就是书号。它是由新闻出版总署分配给全国各个出版社的。国内的书号在书的第二页（一般在扉页的反面）还配有CIP(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全译为：在版出版物目录)数据，该页也称为版权页。此二者是国内版图书不可缺少的必要数据。如果没有，只能内部资料，内部资料是不允许定价的，也不允许销售，否则就属于新闻出版总署所定义的非法发行出版物。

二、书号的价格

我国国内一共有560多家出版社，书号资源主要由这些出版社掌握着。对于自费出书的作者而言，要获得书号需要向出版社交纳一定数额的出版管理费。

书号一般分为丛书号和单书号。丛书号亦称套号，是指用于出丛号的书号，一套丛号用一个号，每个号可出四至十本书。一般要求这套书只能定这一套书的“总定价”，单本不能定价，即其中的一本不能与这套书拆开单独进入新华书店或二渠道发售。其号对应的名称一般是“××文丛”、“××文库”等。单书号即单号，也就是一书一号，平时所说的单行本就是用这种书号所出。

三、电子号

除了上面所说的单号和丛书号，还有一种叫电子号的比较常见。电子号是指音像出版社或电子出版社的号。书号的外观上和一般出版社纸质图书的书号一样，但是，这种书号是要求配光盘的。因为是以光碟为主，该书号出版的图书无需经中国版本图书馆分配CIP数据。但是该书如时入市场公开发行，则一定要以图书配合光碟共同销售，不然就进入不了正规市场。电子号的书号管理费用价格较低，一般六千至八千元即可。所以，很多作者因为想展示成果、评审职称、或是企业内部发行、宣传的图书，印数不多，不公开发行，也不用配光盘进入市场公开销售，所以多用这种号。

“副主编”和文学青年的和解 篇2

张宁生自我介绍说，他毕业于吉林省北华大学，曾在《吉林日报》担任副主编，因为对稿件审核不严，犯了政治性错误被辞退。现在，他是自由作家，靠在网络和文学期刊上发表文章赚钱，收入可观。马骏一听张宁生当过副主编，顿时对他肃然起敬：“我刚到电台实习，你是媒体前辈，以后一定多多指点。”两人的关系迅速拉近了。

马骏经常看见张宁生创作，还不时见他收到稿费单，对他越发钦佩。而张宁生每次收到稿费后，都会请马骏到楼下小饭店小搓一顿。有一次，马骏看到张宁生收到一张2000元的稿费单，不由羡慕地说：“这顶得上我一个月的实习工资了。”张宁生笑着说：“我是在追梦，志不在钱。”张宁生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写实作家。马骏越发佩服，崇拜地说：“张哥，你也教教我多写文章，我就想找份好工作。”张宁生一口答应。

在张宁生的悉心指导下，马骏开始了写作之旅，很快就有一篇散文在一家晚报副刊上发表了。马骏兴奋不已，愈发勤奋，发表的稿件越来越多。虽然稿费不多，但他经常发表作品的消息，在电台传开了。

马骏写作进步神速，对张宁生越发信任和感激，两人的关系更加亲密。2015年3月的一天，马骏一到家，张宁生就打开一个网页，兴奋地说：“《意林》杂志正在举办一个网络写作大赛，获奖者有两万元奖金。这种大赛不但能提高知名度，对你就业也很有帮助，你一定要参加，想办法获奖。”马骏有些犹豫：“我刚开始写作，和全国写作高手PK，能行吗？”张宁生见马骏信心不足，胸有成竹地说：“大赛责任编辑是我朋友。只要你获奖，我帮你申请成为长春市作家协会会员，那样你就是名正言顺的作家了，想留在电台或找别的工作都易如反掌。”

在张宁生的指导下，马骏开始查阅大量资料，积极备赛。3月末的一天，张宁生给了他两个QQ号，一个网名叫王雨，一个网名叫乐乐。张宁生介绍说王雨是《意林》杂志编辑，负责此次网络大赛的初选。乐乐则是王雨的表姐马乐乐，是吉林省电视台一个王牌栏目的主编，有广泛社会影响力，将来对马骏找工作会有很大帮助。马骏对张宁生千恩万谢。

加了王雨和马乐乐为QQ好友后，马骏每天都积极和王雨沟通大赛的要求和选题立意。王雨也是长春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和马骏同岁，目前单身。王雨还在QQ空间发了多张她在工作中的照片。照片中的她阳光靓丽，青春飞扬，让马骏怦然心动。王雨对马骏非常欣赏，坚信他将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文学新秀，多次表达欣赏之情。两人越聊越投机，虽然没有见过面，但聊了半个月，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光辉文学梦是骗局

《意林》杂志社办公地点在北京，马骏想去北京看望王雨。但王雨鼓励他先写好大赛作品后再见面。在王雨和张宁生的指导下，马骏埋头创作，每天忙到半夜。

2015年4月初，王雨突然失联了。马骏在QQ上追问马乐乐是怎么回事。马乐乐告诉马骏，王雨的父母得知女儿和没有正式工作的马骏恋爱，坚决反对，王雨和父母闹翻了。马骏急了，连忙问马乐乐该怎么办。马乐乐宽慰他说：“你只需要努力，在大赛中获奖，到时，我争取以特殊人才引进的方式，让你进电视台。只要你有了好工作，舅舅的工作我来做。”这份理解和认同，令马骏十分感动。

几天后，王雨也在QQ上鼓励马骏说：“我要的爱情从来不是锦衣玉食，而是玉宇清澄，你不要有任何压力。我们一起努力。”女友善解人意，马骏越发感动。为了给女友减轻压力，他通过马乐乐得知王雨的父母爱吃海鲜、牛尾，多次委托在大连的朋友买海鲜、牛尾等空运到长春王雨父母家。得知王雨父母喜欢蒋大为，在蒋大为到长春开演唱会时，马骏特意花2000元为他们买了两张贵宾票。王雨姥姥过生日，他送上两千多元的羊毛衫……每次，马骏都是以王雨的名义寄的。王雨责备马骏不该乱花钱，马骏云淡风轻地说：“这是我的稿费，花出去我会有动力赚得更多。”其实，这些钱都是他以各种名目跟父母要的。

两个月后，马骏的作品终于完成。王雨说此稿已经达到获奖要求，但因为参赛作品不计其数，不乏高手，要想确保获奖，必须运作一下。马骏自然听从，打算给王雨汇4万元人情费。王雨让马骏把钱给张宁生，说张宁生和其中几个评委很熟，她将和他一起操作此事。有“恩师”参与其中，多了一份保证，马骏求之不得。

就在同时，张宁生告诉马骏，马乐乐的单位要进人，问他有没有意向。马骏激动不已。马乐乐在QQ上表示会尽力，提出要一些人情费。马骏满口答应，他向父母要了7万元，交给了张宁生。马骏父母听说儿子找工作，又额外给了他5万元。

此后，马骏按照王雨和马乐乐的各种要求，陆续又把5万元给了张宁生。2015年5月初，马骏到电视台找马乐乐，她的同事说她刚刚被领导派到新疆拍摄援疆人物，一个月后才能回来。马骏确定当时电视台在招人，放心地走了。5月6日是王雨的生日，马骏给女友购买了价值1万元的礼物，打算去北京探望她。王雨在QQ上对马骏抱歉地说：“我每年过生日都要回家陪妈妈。等明年他们同意了我们的事，我就带你回家。这几天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我们也不方便见面。”同在一城，却不能见，马骏把礼物委托给张宁生，让他捎给王雨。

5月末，马骏发现王雨和马乐乐同时在QQ上消失了。他打电话给张宁生，张宁生正带着女友在外地旅游，说回来再说。马骏突然发现他一次都没见过王雨和马乐乐，却陆续送出去十多万元。马骏郁闷不已，发起了高烧。

父母得知原委后，当日就带着马骏来到长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报了案。

警方根据马骏提供的情况展开了调查，发现张宁生的身份是假的，他从未正式在《吉林日报》工作过，更未做过副主编。《意林》杂志社确实有一个编辑叫王雨，吉林省电视台也确实有一个主编叫马乐乐，但他们都没有参与过此事，只是名字被冒用了。2015年6月10日，民警将旅游回来的张宁生和女友武美瑶带至经开分局刑警大队接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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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美瑶交代说，她和张宁生交往已三年多，一直以为男友在《吉林日报》做记者。武美瑶的父亲是一家研究院的院长，母亲是医生，对张宁生一直不满意。2015年3月，张宁生忽然手头阔绰起来，声称写稿赚了很多钱，多次带女友去北京等地旅游，给她买了不少礼物。为了缓和准岳父母的关系，张宁生投其所好，多次购买海鲜、牛尾等礼物……警方通过比对，发现张宁生送给岳父的礼物，和马骏送给“王雨父母”的礼物惊人一致。警方去邮局调查了张宁生的稿费单，发现近三个月来，他只累计收到了4350元稿费，和其支出严重不符。在各方证据面前，张宁生坦白了事情真相。

原来，张宁生家在内蒙，父亲在他3岁时去世，他和多病的母亲相依为命，靠舅舅接济度日。他考入北华大学后，和武美瑶相恋。毕业后，他在《吉林日报》短暂实习过，随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以自由撰稿为生，生活十分窘迫。武美瑶在一家银行工作，曾带张宁生见过父母，对女友一家，他都谎称在《吉林日报》社工作，但武美瑶的父母一直不肯接纳他。

一个合解一生情缘

马骏成为张宁生的同租室友后，正是张宁生经济最困顿的时候。见马骏单纯，他萌生了骗财的想法。王雨和马乐乐都是张宁生一人假扮，冒充王雨和马骏通电话时，他用了变声软件。一人饰演三角。他的骗术并不高明，但因为披着文学的外衣，加上马骏涉世未深，竟一再相信他，共被骗走13万元财物。2015年6月10日，张宁生以涉嫌诈骗被警方刑事拘留，面临至少三年刑罚，追悔莫及。

在看守所里，张宁生惦记身患重病的母亲，愧对女友和马骏，几次试图自杀。张宁生的母亲和舅舅向律师咨询。律师表示，该诈骗案已经成立，要想从轻处理，必须和受害人和解。如果受害人给法院出具谅解书，审判中将能得到轻判。

在张宁生的母亲、舅舅和女友武美瑶的多次恳求下， 2015年9月，马骏答应和解。同时，他也开始反思，他对王雨并非真的动了感情，更多的是利用。他的急功近利又何尝不是张宁生犯罪的推手？正因如此，他选择了原谅。几天后，张宁生的舅舅把13万元打给了马骏。

2015年12月，法院对该案进行宣判。因为马骏出具了谅解书，法院对张宁生做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执行的处罚。张宁生被当庭释放，对马骏表示感谢。马骏捶了他一拳说：“你小子比我运气好太多了，犯了这么大的错，爱情还在等着你。珍惜吧！”他们双双约定：好好努力，用真正的努力和奋斗赢得爱的纯美。

目前，马骏已经去北京一家公司做网络策划工作。张宁生在长春一家药品公司做了内刊编辑，并坚持写作，成了很多网站的专栏作者。他要用青春和热血打拼美好的未来。（因涉及隐私，文中人名皆为化名。作者声明：未经许可，严禁一切形式的转载，违者必究。）

竞选文学社主编演讲稿 篇3

nMy的名字是孙继祥，来自12个临床四个班，今天我竞选的职位：黎明文学会编辑。我很荣幸参加这次选举，我参加这次选举的原因，因为我爱文学，更爱文学社会。我想用我的力量在文学社会写一个新篇章，我将珍惜这个机会。我知道文学社会可以为文学爱好者交流提供一个平台，你可以释放每一个热爱文学的人的热情，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指出江山，提升文字！

我们都知道，作为编辑，任务很重。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喜欢文学，渴望这个职业，我有这个专业，所以我认为当编辑是一种荣幸。因此，我决心成为一个编辑，为我最喜欢的文学和斗争。

我是一个对自己有信心的男孩，有勇气接受挑战，并在挑战中表现自己。我相信我可以做职业编辑;我相信我可以使文学社会很好;我相信我可以把文学社会的黎明塑造成华丽的华丽色彩！

文学评论 篇4

一

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着重评述了《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借着力捧《金锁记》所留下的言说余地，傅雷不失大度、颇显惋惜地“刻薄”了一番《倾城之恋》：“仿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宝塔……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吸引，无伤大体的攻守战”，尽管“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如果不以傅雷苛严的、担当“悲剧角色”作标准，上述评价似乎也可反话正解。《倾城之恋》在一般读者中备受欢迎显然与这看来“轻薄”的“喜剧”聚焦和描述不无干系。就知名度和雅俗咸宜而言，《金锁记》明显不能和《倾城之恋》比肩。后者已成为毋庸置疑的张氏代表作，这一点连作者本人也始料未及。在《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1944年12月）①、《回顾〈倾城之恋〉》（香港《明报》1984年8月3日）的事后追述中，张爱玲表露的多是应读者之需而写的“被动”和“感激”，个人的喜好和情感并不充分。反讽的是，张爱玲最喜欢的《传奇》中的《年青的时候》（1944年1月）却知音了了②，看来大多数“张迷”并未和“祖师奶奶”③ 心有灵犀。

本文并非要细细品味《倾城之恋》中“华美”的外表或“对话”，而是以此为由头，试图将《倾城之恋》置于一种更大的对话场景中，通过揭示文本间的对话、关联和呼应，一种“文本间性”，来探讨张爱玲的言说及话语策略，并还原其写作《倾城之恋》的真实意图。

有台湾第一张迷之称的水晶先生曾以原型分析之法解读《倾城之恋》，认为就一个无足轻重、穷遗老的女儿来说，白流苏的现代艳遇和胜利不啻为复活了古已有之的“祸国殃民的美人”神话：“流苏不是正面的红颜祸水，但是她一样具有„法术‟，可以助她转危为安，自求多福。”④ 这种“神话结构”的预设和论证虽免不了故求新意的牵强，但出发点却是极为朴素的、基于对作品题目“倾城之恋”的词的联想：所谓“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流苏的容貌尽管不及李夫人、妲己之类，年龄上也分明陷于劣势，但还算得是中等姿色以上的美丽；更重要的，白流苏确实把握住了香港陷落（倾城）的机会，收获了她渴望已久的婚姻。

水晶之后，又有论者提出了“反传奇”、“拆解„倾城‟神话”的解读⑤，虽然观点各异，甚至相互抵牾，但论证的出发点和思路却是一致的。在此不想否定“神话结构”的合理质素，事实上它也正是广义的“文本间性”的内涵之一，但却并非关键，否则张爱玲的反应也不会如此淡然了⑥。如果原型研究不想陷于横向比较间自圆其说的逻辑陶醉的话，那么问题就须更进一步，即张爱玲是在怎样的心态下触及神话这类集体无意识的？

对此问题的解答当不局限于单篇的主题或审美，而应从张爱玲的创作整体来把握。我认为《倾城之恋》中隐含着张爱玲明确的言说与文体自觉；正是《倾城之恋》的出现，标志着张氏风格的确立。对此，倒是为多数张迷不以为然的傅雷的解说，无意间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即张氏文本与左翼文学的关联。

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于1944年5月在《万象》上刊出后，当年张爱玲即以《写什么》（1944年8月）、《〈传奇〉再版的话》（1944年9月）、《自己的文章》（1944年12月）等篇什予以辩驳。文中俨然把傅雷当作了标准的左翼批评家，而张的反诘也一篇比一篇深入、系统。1945年6月，时为张爱玲丈夫的胡兰成写就《张爱玲与左派》为张助阵，越发强化了上述争议的格局。傅、张二人的不同原本只是文人间趣味相左，居然发展至个人与宗派的势不两立，其间颇多值得深思之处。就张爱玲一方来说，左翼文学内涵的模糊（傅雷评判所执的悲剧审美、英雄史观与左翼文学有相通之处），它与五四新文学结合而成的话语强势，似要负主要责任；亦不能排除胡兰成的影响、煽动。在此暂不详述傅、张之间的深刻误读，单就张爱玲极力撇清她与左翼文学的瓜葛，彰显自身实为另一路数而言，左翼文学（连同五四新文学）恰恰构成了其言说的起点。这较之远山远水的神话溯源应该更贴近张爱玲的言说实际。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当张爱玲经历了创作在美国屡屡受挫的煎熬后，曾不无沉痛地反思自身与新文学的关联。“我自己因受中国旧小说的影响较深，直至作品在国外受到与语言隔阂同样严重的跨国理解障碍，受迫去理论化与解释自己，才发觉中国新文学深植于我的心理背景。”⑦ 这应该算是典型的“苍凉的启示”吧。

《倾城之恋》（1943年9月）是作为一个和左翼文学对抗的文本出现的，张爱玲于此策反、用力的核心是左翼文学中的时间和历史意识。出于对科学、理性的虔诚与乐观，五四新文学奉行带有进化论色彩的、直线演进、不可逆的历史时间观，汪晖曾将这种时间意识作为现代性概念中明确、公认的核心⑧，凸显其意义重大。本文不想就现代性的问题多做展开，简单说，时间意识引发了审美和叙事领域里将传统和现代、旧和新、表面与深刻、现象与本质对立的思维模式：新文学家们否定前者，肯定后者。傅雷所谓的“彻底的悲观主义”，“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与此同调，尽管两者的思想来源并不一致，然而求深探源的科学欲望和理性的强悍却是息息相通的。也难怪张爱玲当初会有“四面楚歌”之感。新文学的历史时间意识为后来的左翼文学所继承，但主导思想已由多元的科学、民主、自由等改弦易辙为一元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形式亦从张扬个性的启蒙话语变成了强调集体、阶级的革命话语。写《倾城之恋》时的张爱玲尚不能就此做出区分，张爱玲曾把五四运动比作深宏远大、蓄含阴谋的交响乐，“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成了自己的声音”（《谈音乐》，1944年11月），可见她在此问题上的模糊。在张爱玲潜在的抵抗意识中，是将新文学与左翼视为一体来对待的。今天看来，张氏特异独行的言说其实与五四新文学的个性主义话语有颇多共通之处。至于她继承的究竟是鲁迅抑或周作人的衣钵⑨，似乎不必过急论定。但张爱玲对市民阴暗心理的揭示，对乱世男女惶恐不安的精神状态的逼真刻画，确实让她的作品带上了隐性的启蒙味道而与一般的通俗文学有所区别。在与新文学关联的意义上讲，张氏文本与左翼文学确有同源之亲。只是这种关系在1943年的张爱玲那里浑然不觉。

二

历来研究《倾城之恋》者往往专注于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从神话或女性主义的视角切入引出种种洞见。相对而言，研究者们对于《倾城之恋》中的时间要素关注不够，鲜有人将时间的感悟作为《倾城之恋》的核心。其实，时间的描述虽然在篇幅上不及白、范二人的情爱，但自始至终，它都是一个有力的、不容忽视的细节枢纽。小说一开始，时间便以一种触目的姿态先行置入了故事的情境：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⑩

这里出现了两种时间的对比和错位，走板的歌唱引发了苍凉的韵致。如果说一般的故事讲述中，时间只是单纯的记述坐标，那么这里恰恰出现了“反串”：既然故事可以“拉过来又拉过去”，“不问也罢”，那么它的新鲜感和独立性便被取消了；是时间的恍惚启动了故事，对时间的感悟成为讲述的动力和故事的灵魂。反过来说，所有的故事都是不可救药的时间错位意识的展开、反复和验证。

我们能否说《倾城之恋》是一个关于时间的寓言呢？就张爱玲的表白来看，她对故事本身的兴趣并不大，只要读者欢喜，她尽可再涂抹些光鲜的细节。重要的是人物的关系与格局，这是无法更动和借以炫人的部分。小说中，流苏自称“过了时的女人”，她的形象是和胡琴故事里的“光艳的伶人”叠合在一起的。这成为叙事的起点。当流苏带着白公馆的时间节奏、记忆入住香港的浅水湾饭店，与自小在英国长大、浪荡油滑的老留学生范柳原调情时，生命的胡琴开始拉起。柳原一心要找个道地的中国女人，流苏则出于她的“婚姻经济”严阵以待。两人的关系像极了旧时的看客和伶人。流苏的戏演得着实不易，看客愈是叫好，她的架子愈是要端足；她越是想唱得中规中矩，就越是跟不上对方的西式节拍，对方也越是不过瘾。一系列的试探、挑逗，张爱玲写得轻松裕如，摇曳生姿。自始至终，流苏的思想和智力没有任何“进步”，就像白公馆堂屋里的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在此，“误会”成为“必须”的结构，把时间的“错位”凝固下来。

在白、范二人的调情攻守中，有一个夜半电话诉衷肠的设置，在老套的“我爱你”的表白中穿插了一句古诗，假柳原之口说出：

“《诗经》上有一首诗——”流苏忙道：“我不懂这些。”柳原不耐烦道：“知道你不懂，你若懂，也用不着我讲了！我念给你听：„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不知道解释得对不对。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的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一段经典的时间感悟。让柳原这样一个“中文根本不行”的人突然背诵《诗经》，多少有些不伦不类，与他此前玩世不恭的个性也不甚相符。李欧梵便认为“柳原的突然引用《诗经》确实谜一样难于解释。一个在国外出生在国外受教育的人……如何可能突然记起一句中国古典诗，那还是用文言文写的，而不是小说叙述和对话所用的现代白话？为什么在无数的诗行中单挑了这一句”(11)。在我看来，这表明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抒写时间感悟的冲动要远远大于对人物、故事的经营。让柳原吟诵古诗而非新诗是为了凸显一种交错迷离的时间感，与小说的开头相呼应。作者感悟时间的这根神经一直紧绷和兴奋着：一个带有西方背景的、时髦的花花公子在施行他的现代勾引术时，蓦然变现出《诗经》里的句子，这遵从的是记忆的法则而非人物写实的原则。重要的不是人物性格的完整、故事的统一，而是要藉着背诵这一动作（或曰情节契机）将往昔和传统呼唤到现场，让过去的幽灵在当下复活。

陈思和曾指出一个重要的细节：柳原的引用与诗经原文相比，改了一个词：“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变成了“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他认为这是“张爱玲故意让范柳原改的”。“与子成说”含有彼此盟誓之意，对人生和爱情持肯定态度，而“与子相悦”则是你看我我看你，大家觉得很高兴。意思油滑了不少，由此透出张爱玲不可救药的虚无意识(12)。倘若把这虚无解析得再透彻些，我们将触及张爱玲的时间哲学：之所以不愿订立盟约（“成说”），是出于对未来的惶惑与抗绝，这也即是张思想背景里那难以言喻的“惘惘的威胁”（《〈传奇〉再版的话》）。在张爱玲眼中，遥想未来是没有意义的，像左翼作家那般构造一个指向将来的乌托邦实在既空洞又瘆人，于是她将所有的心力凝注于对当下的耽溺，用记忆的针线将过去和现在缝合、交织起来。一种鬼气阴郁的张氏叙事。葛薇龙在回望梁太太家的瞬间，感到“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沉香屑第一炉香》，1943年4月），便是这种叙事的极为形象化的表述。事实上，张爱玲小说中繁复的譬喻大多萦绕着时间的眩惑，那遍布imagery(13)的语言奇观不啻为一个复杂幽深、冒险刺激的时间再造工程，在可视性方面堪和现代电影中的蒙太奇效果媲美：如：

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金锁记》）

这地方整个的像一支黄色玻璃杯放大了千万倍，特别有那样一种光闪闪的幻丽洁净。电影已开映多时，穿堂里空荡荡的，冷落了下来，便成了宫怨的场面，遥遥听见别殿的箫鼓。（《多少恨》）

完全可用镜头的推进、淡出和特技等将上述文字翻转成电影图像。张爱玲将粘带痛楚的时间迷惘变成了电影的“欣赏”，以此和“自我表现”过度、无病呻吟的职业文人病（《论写作》）撇清干系。用电影的手段捕捉、传达时间的梦魇，传统由之“现代化”了。这在《倾城之恋》里亦不乏其例：

一年又一年地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柳原与流苏跟着大家一同把背贴在大厅的墙上。那幽暗的背景便像古老的波斯地毯，织出各色人物，爵爷、公主、才子、佳人。(14)

现在不再倏忽即逝，它成为过去（皇陵、怯怯的眼睛）赖以改装、还魂之所，系空间化的过去。现在之中的景致（镜子）、情绪（如爱情、虚无等）、人物，亦应作如是观。由此，范柳原耿耿于怀着《诗经》的句子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也是一个时间的装置，仿佛一个会行走、思想的潘多拉盒子，内里寓居着过去的幽灵。过去滋养了他，赋予他意义（一个浪荡子有了出人意表、略嫌深沉的内涵），同时又嘲弄了他及他所代表的现在。张爱玲曾坦言：“我从她（流苏）的观点写这故事，而她始终没有彻底懂得柳原的为人，因此我也用不着十分懂得他。”(15)这进一步印证了，范柳原形象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结果，不如说是张爱玲倒错的时间综合症的产物。传统／时尚，过去／现在在他身上纠结旋绕，彻底排挤、抹除了“未来”的字样。而将意义和安全感寄予过去而并非现在、未来，则构成了张爱玲虚无意识的核心：

时代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不得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自己的文章》）

三

孟悦曾把张爱玲充满imagery的描写称为“意象化的叙述”，认为它们的意义在于“为转型中的社会提供了„景观‟，使社会生活形态像„本文‟那样具有了„可读性‟”(16)。这固然不错，但从主观上说张的写作并不致力于给出一个如其所是、正在进行的社会图景，而是要给过去招魂。让以往的声腔、色调弥漫以至涵盖现在与未来，成为张的叙事信仰和构思专注。“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这是《金锁记》的结局，亦可视为张爱玲历史观的告白。曾有研究者指出：《金锁记》“缺乏故事与历史生活之间的必然联系，情节、人物性格缺乏历史的规定性，不免令人惋惜”(17)，在我看来，这正是张爱玲要达到的效果。“完不了”的过去成为历史的主宰和本质，张爱玲于此着力营造反扑、逾越左翼文学的时间 / 政治力量。

“你碰过它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摸上去那感觉……”季泽脸上也变了色……七巧道：“天哪，你没挨着他的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她顺着椅子溜下去，蹲在地上……背影一挫一挫，俯伏了下去。她不像在哭，简直像在翻肠搅胃地呕吐。（《金锁记》）

曹七巧的历史在她触碰到姜家二少那团“病肉”时已然停滞，此后的疯狂、报复与其说是外部的压抑——如家庭的罪恶，不如说是食了“病肉”后一系列的反刍和呕吐，所谓敛财成癖的“黄金枷”亦渗透着深刻的反刍逻辑。这里延续的是《倾城之恋》的时间历史观，连首尾照应的结构也如出一辙：“完不了”的故事巴巴地回望着“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而白范二人的传奇婚恋最终还是落入了胡琴的老调，“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历史在此打了个回旋，历史的演绎不是前进，而是重复。傅雷讲《金锁记》是“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18)，殊不知二者形同实异。在狂人“救救孩子”及“难见真的人”的内心呼喊中，不难感觉类似希望、曙色的挣扎、跃动；而狂人最终“清醒”地走出黑屋、“赴某地后补”，亦表明疯癫的“日记”实是指向将来的叙述。而《金锁记》中七巧的疯狂则是源于记忆的沉溺，历史退缩为（女性）身体的内耗而与外界无干。小说末尾有一个细节可视为上述历史感的隐喻表达：七巧“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这是经历了无数呕吐—反刍—呕吐之后的一具干尸。时间丢失了，记忆在身中盘踞。此处不存在丸尾常喜论及《狂人日记》时所讲的“自身的羞耻”（它激发了狂人和鲁迅的行动）(19)，恰恰相反，身体以自我的消磨来忠实、供奉和滋养着恐怖的记忆。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终被女性的肉体阻断，尽管是通过不自知、不识耻的自虐方式。就此意义而言，曹七巧与白流苏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二者都寄寓着张爱玲对以左翼文学为代表的现代性时间的抵制与抗衡。《倾城之恋》写于1943年9月，同年10月，《金锁记》完成。两部前后紧随的作品将张爱玲的记忆美学扯向深入。虽然新文学的批评家对它们一贬一褒，但就张爱玲的写作历史看，二者闪烁着一致的创作兴奋，颠覆历史的快感和犀利让它们成为精神上的“姊妹篇”。作为张氏时间哲学纯粹喻象的曹七巧，其形象构思显然建立在流苏的基础上。较之流苏，七巧在记忆中沉溺得更深、更决绝，以致有了毛骨悚然的惊慑。流苏身上潜伏的破坏时间的火药在七巧这里全面引爆，它炸毁了后者的色身和正常的性欲，余下一具表征女性历史、时间的抽象躯体：

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

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

上述相貌描绘泯除了性别的痕迹，一个名义上的“女人”，活似僵尸还阳，厉鬼转世。当张爱玲专心致志地经营她的时间颠覆／再造工程时，冷不防撞入了新文学的趣味“误区”：人性窥视的深刻。而这只是张爱玲时间构造中的“副产品”。七巧后来对儿女的报复、摧残，象征地说明过去（世界）的吞噬和生长能力。当长安要跟留学归来的童世舫去过一种新式的生活节奏时，七巧断了她的念想，以致她和哥哥长白驻留在鸦片烟弥漫的旧世界。两人如此轻率地放弃抵抗，让人既惋惜又狐疑。这与其说是因为七巧的强威与专横，不如说系张爱玲的时间“意愿”所致。否则她不会郑重声明：《金锁记》是她创作的“例外”，也不会执拗地改写《金锁记》：从英文的《粉泪》（Pink Tears）、《北地胭脂》（Rouge of the North），到《怨女》。屡战屡败，屡败屡战(20)。《金锁记》，一部被误读的、无心插柳的“杰作”，成为张爱玲难以搁下的审美“异数”，非扭转、改写不能释其心结。由此看小说里“Long,Long Ago”的口琴吹响，就并非偶然。未来的憧憬转化为古老的挽歌被长安消化，一个凄婉与残酷交织的过去，君临现在与未来的世界。它重构了历史。

四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这是《倾城之恋》中的点睛之笔。借用柯灵的评述：“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天造地设。”(21)流苏的主体性是在和历史的对抗中彰显出来的。当张爱玲煞有介事又不置可否地在香港的陷落（历史）和流苏的幸福之间索问孰因孰果时，即是要在历史的逻辑之外，树立流苏或自我的主体价值和地位。须注意一点，“倾城”并不像作者申明的，是“都市的倾覆”，或者“倾国倾城”的现代翻版，“倾城”的实质乃是对现代性历史时间的颠覆。至于那让水晶先生赞叹不已的踢蚊香盘的动作(22)，不过是处心积虑的时间颠覆的洒脱外化。在此，张爱玲使出了她惯用的声东击西的策略，虽谈不上深沉，却颇受青睐。她太了解人性的弱点，因而提早备下“传奇”与“倾城之恋”的谈资。即使像傅雷样的读者，也曾被吊起“地老天荒情不了”的思维与期待，“方舟上的一对可怜虫”（《论张爱玲的小说》）便是期待落空后的感慨。而我们的今天的评说又有多少能摆脱张氏预设的“传奇”与“倾城”的轨道呢？

承接前文的论述，我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倾城之恋》中真正的主角是时间。白公馆的老钟，流苏的记忆，柳原的思古幽情，香港的战事突变……如果将这些时间的暗示和感喟归类的话，前两者可归入女性（记忆）的历史意识，香港陷落则指代左翼或新文学的历史观。柳原的设置在两类之间，构成动态的缓冲和跳板。仿佛一个双方用以争夺、加分的砝码，虽稍嫌游离，但大体是为女性的历史感服务的。从他后来与流苏相濡以沫以及主动缔结婚约来看，柳原新异、西化的时间步调已逐步和流苏趋同了。两种时间意识的胶着、抗衡构成了《倾城之恋》的结构核心，一个与传奇相距甚远的、冷调的理性主题。而流苏主体地位的确立有赖于女性历史意识的胜出，两者互为标记。

最早触动我产生上述想法的是好莱坞电影《乱世佳人》，这也是张爱玲钟爱的影片之一。据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回忆：费雯??丽的片子，张爱玲的几乎每部必看。“《乱世佳人》那部大戏，她只欣赏费雯??丽和盖博，其他的演员都不在她的眼下。”(23)张爱玲在谈及苏青时曾说：“那紧凑明倩的眉眼里有一种横了心的锋棱，让我想到了„乱世佳人‟。”（《我看苏青》，1945年4月）其实她自己何尝不是如此？美国作家木心便称张爱玲是文学的“乱世佳人”(24)。因战争突发被迫从港大辍学的愤愤难平（“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呀！”(25)），以及颠簸动荡的经历让张爱玲对“乱世”一词产生了复杂的倾心与认同。只是她所谓的“乱世”是作动词用的，非指淆乱世道人心，而是要旁立“文坛的异数”。这成为她看重费雯??丽和《乱世佳人》的基点。

《飘》的译者傅东华在译序中写道：“今年（指1940年）夏初，由本书拍摄成的电影《乱世佳人》（前曾译作《随风而去》）在上海上映四十余日，上海的居民大起其哄，开了外国影片映演以来未有的记录，同时本书的翻印本也成了轰动一时的读物，甚至有人采用它做英文教科书了。”(26)张爱玲是1942年夏天由香港回到上海的，一心要当畅销作家的她不大可能对《乱世佳人》的轰动熟视无睹，而且，以她对该片和费雯??丽的喜爱推测，张爱玲十之八九读过《飘》。《乱世佳人》的成功给张爱玲的创作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启示”或灵感？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倾城之恋》的故事情节是从《乱世佳人》的后半部分“平移”过来的。郝思嘉因丈夫阵亡，成了寡妇。为了给塔拉纳地税，她横刀夺爱，与妹妹的未婚夫甘扶澜成亲。白流苏以寡妇的身份出场，在陪妹妹相亲中抢了她的对象范柳原；白瑞德刚露面时“名誉坏得很”，范柳原据说是“年纪轻轻时受了些刺激，渐渐的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白瑞德被郝思嘉独特的个性吸引，称其为“带有爱尔兰脾气的南方娇小美人”，范柳原则对流苏的东方情调一见钟情。白范之间的求爱照搬了白郝之间的模式，若明若暗，若即若离；男主人公吐露真情时一个在醉酒中，一个在睡意蒙眬的电话里，都让女主角掂量不定；战争打响后，白瑞德、范柳原不约而同，英雄救美……无论在情节安排、人物关系上，还是性格与对话设计方面，《倾城之恋》与《乱世佳人》都呈现出明显的“对称”，“仿写”的痕迹是很明显的。指明这一点并非要取消或贬低《倾城之恋》的意义，而是想探讨如此写作对于张爱玲的意义，如果承认“仿写”亦是一种自我选择与定位的话。

平心而论，张爱玲对《乱世佳人》的倾心并非偶然，影片凸显的战争／历史与女性（佳人）的关联在此充当了纽带的作用。1943年，对刚经历过战争变故而断了英国留学梦的张爱玲来说，其人生行至关键的岔路，此时还有什么比描述战争中的女性（郝思嘉）命运更能吸引她的呢？思嘉的选择和成长、流苏的婚姻赌注、张爱玲的文学抉择在相通的战事背景下形成意味深长的互文。依据傅东华的译序，《乱世佳人》在上海公映后曾被人冠以“和平主义”的帽子，郝思嘉并没有在战争的洗礼中摇身变为革命女性，她保持了自私和恣性。“和平主义”意味着女性逻辑对于战争及历史规范的改写、挑战，郝思嘉、白流苏、张爱玲于此心照不宣。“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自己的文章》）这种试图以恋爱中女性的体悟，一种放恣的身体美学，来归并革命与战争的写作姿态，是颇有些“乱世佳人”的德性的。它让人想起郝思嘉的经典戏言：“战争的结局是什么？赌一个亲嘴。”

《倾城之恋》不仅写到了战争，还发了不小的议论，它与张爱玲“不写革命和战争”的文学宣言看似抵触，内里的精神并不相悖。战争／历史在此是作为一个促发俗人婚姻的道具、而非有机构成进入小说文本的。这也是《倾城之恋》与《乱世佳人》的最大不同。郝思嘉虽然讨厌战争，但战争的因子却深深镌入了她的个性。杀北佬、开木材厂、雇犯人做廉价劳动力……桩桩件件，无不惊世骇俗，令人钦佩之至。从娇滴滴的庄园少女到精明、坚毅的生意人，思嘉在战争中成长，一个“与时俱进”的人物。小说结尾落在“Tomorrow is another day”，虽涤荡不去悲剧的色彩，却敞现了一个人性拓展与开放的时空。郝思嘉以明天的希望来激励和点燃当下的生命，而流苏却是一个幽闭在过去的人物，她的智慧和个性已然定型。在流苏身上，我们感受不到战争的分量。历史被压抑在一个由女性记忆、体悟铸成的扁平单调的时间构造中，显不出期待的延续和变化。这迥异于《乱世佳人》的历史时间观，我以为才是张爱玲推出《倾城之恋》的意图所在。

历来比较《乱世佳人》与《倾城之恋》者，往往为情节、人物的“对位相似”所吸引，于不同处的发掘用心不够。一个显明、公认的结论是：《倾城之恋》以范白二人的喜剧结合改变了《乱世佳人》中白瑞德与郝思嘉的鸳鸯离散。以张爱玲的天分、抱负而言，她决不是平庸的模仿者，局限于内容层次上的改头换面未免低估了她。如果没有拿得出的、足以和《乱世佳人》比肩而立的意识，张爱玲不会冒险推出《倾城之恋》。作为中国版的《乱世佳人》，《倾城之恋》在延承前者情节构架的同时，亦改造、重写了它的精神内髓。说得直截了当些，借着《乱世佳人》的躯壳，《倾城之恋》幽幽地装入了张爱玲的历史与时间政治。然而，这亦是“乱世佳人”的典型气质，不是经由写实的层面流露出来——在勇往直前、颠倒众生方面，流苏不能和思嘉相比——而是体现在张爱玲的叙事姿态和主体意识上。就此而言，《倾城之恋》是张氏作品中少有的具棱角和“攻击性”的一篇，被流苏踢到桌子底下去的不仅是蚊香盘，还有主流的左翼革命叙事与启蒙叙事：“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一笔两面”的写法，既是符合语境的叙述铺陈，又是精妙含蓄的风格宣喻。在此，戏谑战争进而解构历史成为《倾城之恋》的着力点与主题核心。虽说张爱玲并未在“香港的陷落”和流苏的婚姻中明晰因果顺序，但玩世不恭、语带讥诮的提问本身，俨然已暗示战争和历史做了流苏的陪嫁。随着“流苏笑吟吟地站起身来”，一个“乱世佳人”式的女性叙事主体亦傲然确立；凭借对历史的讥嘲和冷漠，张爱玲打造了她“乱世佳人”的主体形象。■

【注释】

① 本文括号中标注的时间如不另加说明，均为作品写作的时间。

② 参见《〈传奇〉集评茶会记》，见《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陈子善编，80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张爱玲称《传奇》中“自己最欢喜的倒是《年青的时候》，可是很少人欢喜它。自己最不惬意的是《琉璃瓦》和《心经》，前者有点浅薄，后者则是晦涩”。

③ “祖师奶奶”的称谓出自王德威的《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一书（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详见该书的序言：《张爱玲成了祖师奶奶（代序）》。

④ 水晶：《试论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神话结构》，见《替张爱玲补妆》，3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⑤ 艾小明：《反传奇——重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载《学术研究》1996年第9期；刘峰杰：《拆解“倾城”的神话——张爱玲〈倾城之恋〉创作意图辨》，载《江淮论坛》1998年第5期。

⑥ 水晶：《蝉——夜访张爱玲》，见《替张爱玲补妆》，18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倾城之恋》难为你看得这样仔细，不过当年我写的时候，并没有觉察到„神话结构‟这一点。她（张爱玲）停了停又说，仿佛每个人身上都带有mythical elements似的。”

⑦ 高全之：《张爱玲学：批评??考证??钩沉》，345页，台北一方出版社2003年版。张爱玲的原文如下：“I myself am more influenced by our old novels and have never realized how much of the new literature is in my psychological background until I am forced to theorize and explain, have encountered barriers as definite as the language barrier.”

⑧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见《汪晖自选集》，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原文如下：“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是一个内含繁复、诉讼不已的西方概念。只有一点非常明确，即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

⑨ 关于张爱玲与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可分别参见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刘锋杰：《想像张爱玲》，308~31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⑩ 本文所引的张爱玲小说和散文，如不另加说明，均出自《张爱玲文集》（四卷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1)李欧梵：《上海摩登》，3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陈思和：《都市里的民间世界：〈倾城之恋〉》，见《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37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imagery”语出水晶：《蝉——夜访张爱玲》，当被问及意象的功用时，张爱玲说：“我感到故事的成份不够，想用imagery来加强故事的力量。”见《替张爱玲补妆》，19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14)这是张爱玲甚为自得一段话，也是她对《倾城之恋》记忆最为恒久一部分。在《回顾〈倾城之恋〉》一文中她说道：“有些得意的句子，如火线上的浅水湾饭店大厅像地毯挂着扑打灰尘，„拍拍打打‟，至今也还记得写到这里的快感与满足，虽然有许多情节已经早忘了。”

(15)张爱玲：《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见《张看》，陈子善编，38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16)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见《批评空间的开创》，王晓明编，343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7)赵园：《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见《镜像缤纷》，金宏达主编，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18)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载《万象》月刊1944年5月。

(19)〔日〕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257~2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20)1956年张爱玲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撰写英文长篇Pink Tears，自此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屡遭退稿的《金锁记》改写之路。1967年，Rouge of the North终于在英国出版，此时张爱玲已基本放弃了英文创作。1968年，改译自Rouge of the North的《怨女》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

(21)柯灵：《遥寄张爱玲》，见《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子通、亦清主编，383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

(22)水晶：《试论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神话结构》，原文如下：“„将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这一姿势极其流丽潇洒！”见《替张爱玲补妆》，36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23)(25)张子静、季季：《我的姊姊张爱玲》，96~97、107页，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

(24)转引自若江：《张爱玲的“红楼情结”》，载《太湖》2003年4期。

文学评论比尔盖茨 篇5

汉语言103曹敏佳2010011852

一直不曾明白，比尔•盖茨究竟有何法宝能拈起一花成就微软帝国，直至成为风靡一时，至今仍举足轻重的富豪之王。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翻开了于成龙的著作《比尔•盖茨全传》，而它也终于告诉了我。

《比尔•盖茨全传》全书共分为七个部分：成长篇，创业篇，经营篇，用人篇，决策篇，创新篇以及卷外篇-慧眼识她。可谓将比尔•盖茨成功的点点滴滴都网罗进去了。他少年就雄心勃勃，他够自信，够勤奋，够坚韧，够果断；他有能力，有慧眼，有头脑；他善抓机遇，善用人······这一切的一切都成为造就这位成功人士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正如一线串起一串珠，我们人依靠脊椎支撑起整个身子一样。盖茨的成功也需要有这么一根“脊椎”，能够串连起他的每个成功因素，最终建立起属于名叫比尔•盖茨的微软帝国大厦。纵览全书，我发现的这根“脊椎”便是：比尔•盖茨，他，坚持做自己。

比尔•盖茨可以说是个幸运儿，他出生在一个勤奋又不墨守成规的家族里。他们有成就却没有像大部分上层社会人士的炫耀习惯。相反，他们热情和蔼，生活朴素，身上又有一种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而正是这家族不落俗流，做自己的特性影响了盖茨一生。

盖茨从小就很有个性。他在数学优等生班里，喜欢在黑板前面作解释，喜欢用左手在石板上涂鸦时前后使劲摇动。他对计算机的迷恋可以说已达到了共命运同呼吸的地步。不管其他同学如何看待他奇怪的行为，他依然专注与自己该专注的。盖茨曾对好友卡尔•爱德蒙德说：“与其做一株绿洲中的小草，还不如做一座秃丘中的橡树。因为小草千篇一律，毫无个性，而橡树高大挺拔，昂首天穹。”从小就如此有个性，有追求，不随波逐流，难怪在往后创业的岁月里，不管什么流言蜚语，他都能坚信自己，坚持做自己。

哈佛大学，这四个字，多少沉甸甸，精英摇篮那！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它都是我们所梦寐以求的。而盖茨却在大三时毅然退学。在这继续还是退学的抉择中，他将做自己进行到底。在艾伦三天两头的劝说他退学下，盖茨也没马上退学，而是等待时机成熟---个人电脑稍纵即逝的商机。当其父亲及好友们劝他别退学时，他坚持。当他母亲请当地白手起家的千万富翁斯托姆劝说他时，盖茨的坚持，盖茨的分析，最终反而是斯托姆被说服了。不管别人如何说，盖茨总是凭自己的思考，坚持做自己觉得对的事，坚持做自己。

自古硕勋百战多。创业，这个词说来容易，做来却十分不易。那么，在这充满重重挑战的创业之路上，盖茨能否继续坚持做自己呢？盖茨要开发面向网路的操作系统Windows NT时，做了第一个版本不成功，第二个版本不成功，第三个版本还不挣钱。当时员工们问他：这个东西真的还要做下去吗？对这个软件市场，微软真的这么重视吗？盖茨的回答斩钉截铁，说一定要做下去，因为他确信这个是对的，并把理由解释给大家。员工们在他非常有智慧，有自信，非常执着的解释下坚持了下来，终于，在后来Windows2000成为了微软最大的一个产品。试想下，当时在几次失败以及员工们的怀疑下，盖茨如果不相信自己，自己动摇了，那还有Windows2000的成功吗？在创业的道路上，盖茨总是相信自己，坚持做自己，任凭流言蜚语。即使被美国、欧盟等国家和组织裁定为垄断，被迫缴纳巨额的罚金、进行业务拆分等等。对盖茨来说，坚持就是创业的主动力。当自己都怀

疑自己，自己都不坚持自己，那比尔•盖茨还是比尔•盖茨嘛！比尔•盖茨，做自己。

盖茨总是那么与众不同，快快乐乐做自己。他一直是一个以工作狂而著称的人物。即使到了39岁结婚的时候，他还经常加班工作到晚上10点以后，这对于以前任何一个亿万富翁来说，都是没有的事。无心插柳柳成荫，盖茨狂热地做自己热爱的工作。他的领袖精神感染了他的员工。他的人格魅力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程序设计师和产品推广者。在微软，员工们没有级别之分，他们的所有工作都是分团队进行的。他们的弹性很大，有的员工在这队可能只是队员，到了另一队则可能是队长。他们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也没有具体的下班时间，办公室24小时都开着。这在别的公司是难以想象的，但在微软它就平常地存在着。而它的决策者盖茨就是这么特别的人，做自己，让人叹为观止。

盖茨的格言是：“我应为王。”他这么想，这么说，也就这么做。这信念让盖茨牢牢地掌控了自己的命运。不按人家说的“应该怎么做”或“不应该怎么做”行事，只做自己认定的事。俗话说的好：树大招风。外界说微软总是窃取对手的构想——例如Apple的图形界面和Netscape的浏览器——而不是开辟自己的道路。对这一说法，盖茨嗤之以鼻：“图形界面是由施乐首先开发出来的，而不是Apple。我们很早就在这上面下功夫。所以Microsoft office应用程序才会成为最好的。”他坚持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盖茨同时是一个凶猛的竞争对手，不赢誓不罢休。对此，他毫不避讳，数度公开要将对手赶尽杀绝。对大部分领导者来说，这种行为言语，太狂妄了。更重要的是，这根本就是在自找麻烦，传出去名声也不好。可盖茨就是这么说，这么做了。正是这种王者风范让他所向披靡，锐不可当。

不论成功前还是成功后，比尔•盖茨还是比尔•盖茨。他如此身价，其妻子只不过是他曾经的一个员工，相貌平平，身材也一般。但是有一天，他鼓足勇气对她说：“请你永远为我点亮这盏灯！”。事实证明，盖茨的眼光总是那么准。他们两个真是天作之合。对盖茨来说，钱让他感到累。他非常讨厌那些喜欢用钱摆阔的人。他在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如果你已经习惯了过分享受，你将不能再像普通人那样生活，而我希望过普通人的生活。”你很难想象一个身价数百亿的富豪会与妻子漫步肯德基店，会在食品店被打折优惠的广告词吸引，会在世界32位顶级企业家举办的“夏日派对”上，身着妻子为其准备的价格还不到歌星、影星一次洗衣服钱的衣服。在教育孩子方面，他认为再富也不能富孩子。他宁愿将钱捐献给社会也不愿多给孩子一分钱去挥霍。盖茨夫妻俩，一个挣钱，一个捐钱。他向妻子保证过，在有生之年要把95﹪的财产捐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