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精选8篇）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篇1
阅读课件“生活救助”中的案例，评析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本特征
根据维持最起码的生活需求的标准设立一条最低生活保障线，每一个公民，当其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而生活发生困难时，都有权利得到国家和社会按照明文公布的法定程序和标准提供的现金和实物救助。因此在中国，这项制度也被称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项制度具有以下3个特点：
1．获取最低生活保障或社会救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从总体看，造成贫困的原因中社会因素大于个人因素。所以，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社会救助是其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在当今世界上，社会救助制度通常被视为纯粹的政府行为，是一种完全由政府运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转移支付制度。这种责任或义务通常用最低生活保障立法的方式加以确认，并且透明度极高地公诸于众；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社会救助是他们应享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这同样可以在我国宪法中找到依据，宪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案例中的社区为特困户老张一家办理低保，为没有经济来源的孤儿丁丁圆了大学梦……这些都体现了最低生活保障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体现了其公平性，无论年老还是年幼，无论残疾与否只要符合低保对象的都可以享受国家低保政策。
2．社会救助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是克服现实的贫困，它在公民由于社会的或个人的、生理的或心理的原因致使其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因而陷入生活困境时发生作用。因此，一般会有一套称为“家庭经济情况调查”的法定工作程序来审核申请救助的公民的收入状况，这包括：个人申请、机构受理、立案调查、社区证明、政府批准。能否得到社会救助的关键是申请者个人收入或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是否低于政府事先确定了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有的国家或地区还要调查申请者的家庭财产和工薪之外的其他经济来源。家庭经济情况调查是公民的权利和国家与社会的义务这一对法律关系是否应该发生的必要前提。这种“选择性”原则是社会救助最为突出的特点，它能保证有限的社会救助经费切实地用到最需要的人的身上。从国际、国内的经验看，在经济、社会发生较大变动的时期尤为如此。因此，在社会保障理论界，社会救助也常常被称为“须经家庭经济调查的保障制度（Means-tested Programs）”。从具体操作的角度看，制定科学合理的最低生活标准是社会救助制度得以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案例中下岗的江某夫妇在生活困难无助的时候享受了社区为他们提供的低保，重燃生活的信心，找到了工作，家庭经济状况好转。这体现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客服现实的困难。
3．社会救助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的仅仅是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资金或实物，目的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适度。它既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它不问致贫原因，只看受助者是否真是贫困；也没有别的什么资格限定。它是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极力使每一个公民不至于在生活困难时处于无助的困境。同时，它的责任仅仅是使受助者的生活相当于或略高于最低生活需求，以避免产生依赖心理乃至不劳而获的思想。只要受助者的收入超过最低生活标准，救助行动即告一段落。同时，我们应该注意，社会救助制度“能上不能下”的“刚性”比较突出，所以，制定最低生活保障线要把握适度。
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优缺点
案例中“若没有低保，家庭早散了”、“低保圆了大学梦”等无一不体现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优点。用通俗的话来说那就是：能够保证将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低保制度的这个优点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在整个社会保障体制中，社会救助的立足之本，就是其与众不同的“须经家庭经济调查”的特点。这项制度设计了一整套相关的行政程序对申请者进行资格审查，直到确认其“确有需要”，亦即确认申请者确实因为收入过低乃至中断而不能维持其最低的生活水准，在这个前提下政府有关部门才能动用纳税人的钱来对其施救。
同时，在受助者领取救助金的整个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会对其进行持续的追踪调查。一旦其收入超过救助标准，救助即告一段落。正因为有了这样严格的行政审查制度，纳税人的钱不被滥用才有了保证，从而也确保了在反贫困方面财政支出的效益最大化。
从微观的角度，我们还要了解低保对象从这项制度中究竟得到了什么样的实惠？一直以来，学术界和新闻界讨论城市低保问题常常将目光聚焦到低保标准上，而一个更为重要的指标却被忽略，这就是“月人均补差”。其实，低保对象真正从政府那里得到的救助金，并不是以低保标准表现出来的现金金额，而是以低保标准减去家庭人均收入后得到的“差额”，再乘以家庭成员的人数。所以，这个“差额”或“补差”是至关重要的。
近年来，各地都在为增加低保对象的补差，亦即实际得到的低保金努力奋斗。2003年，每个城镇低保对象月平均补差为58元，到2009年则已经增加到165元。2007年以后，农村低保对象的月平均补差也达到了70元上下。
平心而论，低保对象从政府那里得到的救助金其实是很低的。那么，如此之低的救助水平为什么能够起到安定社会的作用呢？制度经济学认为，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可预期的。低保对象中，70%以上是失业人员。失业使他们几十年间形成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巨变，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不稳定”。低保制度使他们重新有了一笔月月可领取的“稳定收入”，虽然很少，但是买下一个月果腹的粮食还是够了，这样，贫困家庭就不会“心慌”。所以，低保制度所起到的作用，在社会心理方面比在物质方面更大。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社会政策都是“双刃剑”，优点与缺陷犹如一个钱币的两面。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不例外。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缺陷也像其优点一样，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低保制度并不能帮助低保对象脱贫
在国际上，低保制度或社会救助制度还有一个别称，亦即“收入维持制度”。此类制度的政策目标都是“维持”受助者最起码的生活水准。从这一点上说，这项制度本身是“被动的”和“消极的”，并不能帮助受助者脱贫。
从中国的实践看，当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救助对象2002年突破了2000万大关后；2003年再度上升，达到2247万；2007年突破2300万。可以预计，如果不采取其他更加积极的政策，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城市低保对象的规模将稳定在2200—2300万人之间。
2．低保制度需要大量的人工成本
因为低保制度或社会救助制度都需要对申请者进行家庭经济调查，以确定其是否符合法定的受助条件。在受助者享受低保金期间，还要对其进行追踪调查，以确认其在此期间没有因为从其他途径获得收入。一旦超过法定标准，就必须取消其受助资格。以上这些法定程序的进行，都需要大量的人工。
从中国的实践看，在城市低保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巧妙地利用了遍布在中国城市中“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80017个（2004年数）的社区居委会，动员起至少30—50万人的从事调查审核的“志愿者”队伍，所以只花费了极少的人工成本就使一个庞大的“低保机器”运转起来。在城市社区中，居委会与社区居民几乎“零距离”的接触，这对于他们掌握对制度实施必要的信息非常有利。但与此同时，这种“零距离”接触也导致了两个的居委会干部不利的因素：一曰“优亲厚友”，二曰“身家性命受到威胁”。
3．低保制度容易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
低保制度的最初的设计应该是针对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对于这些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出于人道主义的思想和互助互济的传统的社会救助在社会上比较容易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当失业者——他们是有劳动能力但没有就业机会的人——也获准享受同样待遇时，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因为低保制度“养活穷人”的钱实际上来自于全体纳税人，于是，一部分纳税人对这项制度是否“养懒汉”变得十分敏感；而另一部分人又常常从人道的角度，同时对这项制度的行政程序中的“羞辱性”问题提出指责。这种同时受到两面夹攻的尴尬处境，常常使低保制度进退维谷，无所适从。
从中国的实践看，在2300万左右的城市低保对象中，实际上70%上下是失业人员，而有劳动能力的要占到总数的50%左右。因此，自从低保制度实施以来，对这项制度“养懒汉”的担心颇盛，以至于地方上一度普遍采取所谓“虚拟收入”（对失业人员不管事实上有没有收入都按当地最低工资计算其收入）来设置“门槛”，造成了大量失业人员被排除在外的“应保未保”的现象。而与此同时，又有从人道的理念出发，对严格的家庭经济调查和追踪调查进行严厉批评，在社会舆论中，在新闻媒体上，造成了对低保制度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因为实际上每一项社会政策都会有其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所以其作用最终总是会受到一定的局限。我们不能指望以一项社会政策解决所有的问题，就像实际工作者经常说的那样：某某政策是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警惕和反省了。
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展望
毋庸置疑，在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前景是被看好的，其做法也是与国际接轨的，所取得的成就也得到了国际国内专家的一致好评。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低保政策中的优点和缺陷是同时并存的：因为有家庭经济调查，才有社会救助制度，取消了这项前置条件，社会救助就不成其为社会救助了（变成社会福利或社会津贴制度了）。但因为这个前置条件的存在，如果执行不力，就会形成福利依赖，就会“养懒汉”；同时，如果执行过头，也会形成社会排斥，从而导致基层干群关系紧张，违背了实施这项制度是为了稳定社会的初衷。
正因为如此，应对策略应该是不要使低保政策在反贫困领域“单打独斗”，要与其他反贫困政策构成一个社会政策的“组合”，用其他更为积极的反贫困政策来抵消低保政策的副作用。目前，可以与低保政策相辅相成的其他反贫困政策有：社区组织、可持续生计、资产建设和劳动力流动。
“社区组织”是指以社区为单位将低保人员组织起来，尽量争取为他们提供一些临时性、季节性的工作机会。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则进行学习、交流，也为社区提供一些志愿服务。这样做，可以避免他们因长期失业而导致的“边缘化”倾向，使他们回归到主流社会中来，达到“增权”的目的。
“可持续生计”是指要帮助低保人员打破固有的“就业”观念——8小时工作、按时上下班、按月领工资……而去尽力适应当前的社会现实。努力帮助他们找到一种既适合自己又可持续的谋生手段，这种“生计”大多与自谋职业相关。同时，政府的政策应该有利于帮助他们建立“可持续生计”，而不是在城市建设的旗号下，肆意破坏老百姓的生计。
“资产建设”是指鼓励低保人员建立自己的金融资产——个人发展账户。低保政策不再“逼迫”低保人员在收入和财产方面必须永远处于“山穷水尽”的窘境；另一方面，也是干脆承认他们的收入和财产实际上政府机构也不可能查清楚这个事实，从而避免对抗和冲突。用指定的目标，譬如子女教育、发展可持续生计、治病……来引导他们向指定的个人账户中存钱，同时在他们动用这笔存款时，政府给与一定的配比。
“劳动力流动”是指鼓励低保人员向有就业机会的地方流动，尤其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实际上，在一些情况特殊的地方，不流动是没有出路的。
以上的“政策组合”实际上是用低保制度来维持城乡贫困人口的最起码的生活条件，以达到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的目标；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又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引导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寻找他们的“可持续生计”，建立他们的“个人发展账户”，从而走出贫困的困境。
但是，遗憾的是，目前政府有关部门还没有意识到低保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在发现了低保对象在医疗、住房、子女教育、冬季取暖等问题后，政策设计仍然按不断扩大救助范围的思路来进行。这使低保制度的“含金量”大增，从配套措施得到的实惠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低保金本身。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利于鼓励工作积极性的，反倒会造成“福利依赖”。同时，也造成了基层的干群关系紧张，这样的发展态势对社会稳定不利。因此，我们应该考虑低保政策是否又到了一个应该“转向”的“拐点”。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篇2
贫困陷阱通常讲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 家庭, 群体, 区域等主题或单元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 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由政府实施的, 对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下的城市贫困人群实施的救助制度, 是城市反贫困的主要措施。制度的实施主要是通过缓解贫困, 最终实现贫困者脱离贫困, 实现自助。因此, 低保制度将有限的资金用到了最需要的人身上, 解决了城市贫困群体的生活困难这一最直接的目标。但是应该看到, 由于经济的转型, 城市中的贫困人群主要是以失业、下岗为特征的有劳动能力的城市贫苦者, 但是由于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 这部分不应该长期依靠救助维持生存的群体陷入了制度所创造的贫困陷阱中, 对制度产生了福利依赖, 陷入了与制度事与愿违的困境中。
2 低保制度中的贫困陷阱的成因分析
(1) 救助理念落后, 首先, 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建立在收入核查的基础上, 对贫困人群的救助在实施过程中, 首先都要对贫困人群的收入情况进行调查了解, 在此基础上将贫困人群“选择”出来进行救助, 要想取得低保资格, 除了在收入方面达到明确划定的标准以外, 受助者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和固定资产也会被限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范围。因此, 为了获得低保资格, 申请者试图构造一一种与其低收入状况相适应的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带有明显的贫困文化色彩。其次, 低保制度在实施过程中, 只要低保对象的收入水平没有发生变化, 他就可以按月享受到政府定额的救助。低保制度本省给予了低保对象较为稳定的预期, 只要收入水平没有发生变化就可以按月享受到政府定额救助。这样对于增强低保对象的自我脱贫能力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因此, 可以看出低保制度从审查到实施这一系列过程中贯穿了一种消极的救助理念, 这种使得贫困群体自愿脱离主流文化中, 逐渐边缘化。
(2) 对受助群体未实施分类管理, 根据我国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 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对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的城市居民, 按照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额享受;对尚有一定收入的城市居民, 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享受, 但是在对被救助对象的管理中, 并没有特别明确地去区分有劳动能力者和无劳动能力者, 对有劳动能力和无劳动能力者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有劳动能力的被救助者的救助还只停留在发放救助金上。
(3) 在待遇的发放方面, 首先, 我国实行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以收入核查为基础, 根据标准预算方法, 参考低收入家庭的支出水平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 制定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家庭最终实际得到的救助金是总的救助标准金额和家庭总收入差额。其实质是一种收入扶持制度。对于低保家庭来说每增加一块钱的收入, 其低保补助就减少一块钱, 因此, 受助者无意通过劳动或其他方式增加自己的收入, 因为增加多少意味着失去多少是劳动所得对救助待遇的简单代替。大多数低保对象选择隐性就业, 隐瞒收入或者当收入低于低保救助所得时, 最大利益化的选择就是放弃工作, 继续拿着低保生活。因此可以看出低保制度成为低收入家庭无法摆脱困难的陷阱, 增收的积极性不高。
其次, 我国的专项救助制度只是简单的叠加在低保制度上, 形成一种捆绑式的救助方式, 政府对这种多重受益并没有在项目的受益资格上做统一规定而是作为一种政策优惠措施, 未根据家庭的需要, 贫困人群主要的致贫原因进行有针对性的救助, 使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成了集教育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和老年人福利于一身的综合性生活救助制度, 这使得低保的含金量大大提高, 只要一旦被确定为低保对象, 就可以享受到多项救助或福利;而一旦失去“穷人”资格, 不只损失每个月的低保金, 还损失其他附加各种补贴和给付。所以, 导致了对于一些困难家庭来说, 低保金并不是他们想要取得低保资格的主要原因, 而是附加在低保制度上的福利制度。低保含金量的提高使得即使低保对象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 也会选择隐瞒收入或者不就业等一些措施来继续保留低保资格。因此, 低保制度在对困难群体救助的同时却形成了另一种负激励效应。
3 对低保制度中贫困陷阱的化解
3.1 分析视角—社会投资理论
在福利国家出现危机的情况下通过对传统福利观的反思, 吉登斯提出了“社会投资国家”的概念, 主张用“社会投资国家”来取代“福利国家”, 提出了“无责任则无权利”的福利改革原则, 将社会政策的方向从以收入维持的消极福利转向积极福利制度, 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管理等。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型国家。社会投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要注重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本投资强调福利国家应积极进行培训和教育性的社会投资, 不再是简单发放救济金, 提供生活保障, 而是促使当事人通过培训掌握技能, 提高就业能力, 减弱对福利的依赖。帮助弱者自强, 使得福利对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福利保障, 从而激活了人的能动性, 发掘了人的潜能, 获得了改变自己处境的机会和条件。
第二, 注重利用风险资源:
传统的社会政策是在人们遇到生活风险时为其提供保障。吉登斯提出了机会和风险平衡、风险和机会转换的理念, 应摆脱旧的事后关怀的手段, 而用直接的、参与的方式解决风险。从政府角度讲, 必须在保障公民物质生活的同时, 关注个人体验和自我认同, 加强“心理利益”的培育。
第三, 变福利国家为福利社会:
吉登斯将福利当作一种投资, 即把原有的福利支出结构进行合理化, 提高福利支出的投资性内涵, 把福利支出不仅仅看作成本, 而且当作一种能够对经济发展作贡献的社会投资。社会投资在促进个人的发展, 促进社会团结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通过提高个人能力使其能够解决自身问题, 将单纯的靠社会发放救济转为投资, 通过建构支持网络, 注重自助和社会资本的培育, 鼓励人们通过个人努力实现社会投资战略, 避免产生福利依赖。
3.2 对低保制度中贫困陷阱的化解的路径选择
(1) 转变救助理念:在注意物质方面的反贫困的同时还应该注意从文化的角度帮助穷人摆脱文化的束缚。通过加强社会文化整合的行动来消除导致贫困的社会文化基础。应该允许受助者在一定范围内积累资产, 不能简单的把赤贫作为接受救助的前提, 资产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资产能够使得一个家庭不会陷入持续的贫困中。
(2) 对低保群体实施分类管理, 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 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 保证其最低基本生活需求, 而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群, 则应该逐渐引导他们重拾自力更生的信心和手段, 通过劳动来养家并争取逐渐摆脱贫困乃至发家致富。针对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于传统的三无对象、伤残人员以及无工作单位的老人。他们缺乏自立能力, 难以通过建立鼓励储蓄的个人发展账户来摆脱贫困, 依靠政府的收入补贴是目前所能采取的最好方式;而对于继发性的贫困群体, 主要是下岗失业人员和低工资的就业群体, 他们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 存在自立的可能性, 但由于缺乏社会所需的技能而不能找到合适的岗位或者岗位的工资比较低, 家庭负担比较重, 家庭人均收入在贫困线以下, 对于这部分群体, 可以采取收入补贴为主, 增加就业机会为主。
(3) 改变待遇的计发方式, 首先改革收入差额补助制度, 在进行收入补助时应该提高低收入者增收的积极性, 例如可以让受助者在每增加一块钱的收入上在其救助上减少0.5, 提高受助对象增收的积极性。而相应的医疗, 住房等制度不应该简单的以低保家庭作为准入标准, 应针对家庭的实际需要进行补助。其次, 从城市贫困者个人需求出发, 以人为本, 在对低收入户家庭脱贫可能性分析和分类的基础上, 分而助之, 完善专项救助制度, 不把享受基本生活救助作为享受专项救助的前条件, 而是应该根据贫困家庭的实际需要进行专项补助。在救助过程中具有针对性, 实现低保对象的需求与救助内容的紧密结合。
(4) 强调受助者的责任与权利相结合, 强调受助者的责任与权利, 建立一种权利与个人责任紧密相连的福利制度。低保对象虽然生活困难, 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有劳动能力, 但是他们的就业意愿却明显不足。对于那些有劳动能力的受助群体, 应该激励其就业, 引入工作导向型政策, 实现从福利到工作的计划。工作福利制度是一项强制性的劳动力市场计划, 进行工作是受助者获得救助的前提条件。将福利救助对象重新定义为工作寻找者。工作福利制通常采取工作体验的方式。工作体验一般包括有酬的工作体验和强制性工作体验两种, 有酬的工作体验是指公共部门通过工作基金提供给参加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工作的受助者, 在得到工资的同时, 受助者还会享受到其他的支持和服务。但是有酬的工作体验通常是有时间限制的, 一般为3到12个月。强制性工作体验是没有工作报酬的, 救助者要想获得救助金就必须工作, 它的目标在于提高受助者当前的就业率同时使受助者保持一种工作伦理。
(5) 实现救助的社会化, 重视社区的作用。现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不仅仅是要维持城镇困难居民的基本生存需求, 而是要在提供保障生存的基础上促进其发展。强调低保救助制度的社会参与, 充分发挥社团, 家庭和市场的作用。通过各种救助以及相关的措施促进救助者自助摆脱贫困, 应调动社会力量介入到这一领域, 社会力量的介入一方面能够为低保的实施提供资金的支持, 另一方面社会力量介入有利于在此领域的政府政策的完善以及形成一种监督机制。同时, 要注重社区的作用, 首先, 社区服务能够对事物救助和现金救助进行补充;同时, 通过社区就业能够实现社区居民实现就业从而摆脱贫困。其次, 通过社区自治组织以及社区活动的开展促进贫困居民的社会参与。改变以往将低保群体置于被动接受的位置。社区活动的开展能够促进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 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防止贫困者边缘化, 远离主流社会。
摘要：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保证低保家庭的基本生存需求, 缓解城市贫困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 以“收入为本”的消极救助理念对于脱贫的意义却不大, 陷入了与制度初衷相悖离的贫困陷阱中。因此, 试图找寻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并从社会投资理论的视角下寻找化解的路径, 最终达到完善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关键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投资,贫困陷阱,负激励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2]洪大用.当道义变成制度之后——试论城市低保制度实践的延伸效果及其演进方向[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 (3) .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篇3
关键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现状成因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055-02
一、低保相关概念
“农村低保户”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户的简称，它一般是指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已经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家庭。所谓最低生活保障是指国家和社会为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社会成员提供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救助制度安排。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稳定农村社会、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的一项基本制度。从1994年在山西省民政局在阳泉市开始试点，到现在农村低保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我国农村低保制度经过多年的探索、发展，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例如保障人数增加、保障金标准提高等。
二、低保现状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些地方特别是东部发达省份，开始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90年代末，我国的部分地区逐步建立起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1992年山西开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试点后，我们经过了15年的艰苦探索，于2007年6月国务院召开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会议并且于2007年7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2007]19号），这样农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就在全国正式建立了，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个历史举措，同时解开了法制建设层面的新篇章。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政府已全面投身到最低社会保障的建设中，广大劳苦人民的生活将得到基本的保障。通知下发后，2007年底，我国的31个省和自治区，直辖市都纷纷出台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有1 407.7万户3 100.9万人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范围，全年投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75.6亿元，全年人均保障标准为1 032元，月人均补差30.8元。在以后的实践中，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走入到一个新阶段，对农村的贫困问题，做出了有效的解决。
总体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框架基本确立，管理制度逐步健全，组织机构基本形成、人员队伍陆续到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三、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意义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的建立，对于我国贫困线下的人民生活起到最基础的保障，对解决贫困问题意义重大。
首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加大了保障的力度，构筑了农村最后一道安全网。维持基本生活是社会救助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即是对贫困主体提供衣、食、住、行等必需的生活条件，保障他们基本的生存。对处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下的贫困群体实施救助，让每个贫困人口能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也就是维护了农民作为公民，他们所应当享有的基本的生存权利，就这一点，具有非凡的意义。
其次，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缩小了贫困差距，缓解了农村的社会矛盾，对消除不安定因素起到了积极作用。农村的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得到保障，对于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邓小平曾指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80%，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1]。只有社会稳定了，经济和社会才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要稳定，农村首先要得以稳定，三农问题一直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受到广泛的关注，所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建立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奠定了一个安定稳定的基础。
最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使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更加的完善。张秀兰和顾昕教授认为，从国际背景下审视目前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说，中国以最低社会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所建立的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在制度框架上已经同发达国家接轨，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无疑取得了领先地位。”[2]当前，农村五保户供养、农村医疗救助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构成了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框架的主体。在这其中，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基础，把它建设好，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更好的建设奠定了根基。
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现存的问题
2007年至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无论在规范化程度还是在保障水平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由于它全国建制时间不长还存在很多问题。
1.难以准确界定低保对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原则上以农村全体特困居民为对象，凡生活水平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特困农民都应得到保障。包括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扶（赡）养义务人或无法定扶（赡）养义务人的未成年人、老年人；因疾病、残疾或其他种种原因造成特困的人。有的地方甚至还规定，由于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等各种非正常原因导致家庭困难的不能列入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可见低保对象的类别很多。在此基础上，保障对象的家庭收入来源也十分复杂，计算保障农户的家庭收入并不容易，特别是其土地与家庭养殖业之外的收入很难确定，运用统计测算的方法在实际操作中费时费力而且结果不理想。由此可以看出，审定保障对象是非常复杂、细致重要的工作，然而在现实中，“人情保”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就更加难以准确界定低保对象。
2.立法的滞后
目前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法制化、规范化水平还不能令人满意。各地虽然颁布了一些法规、条例和规章，但大多是单项的、功能单一、缺乏力度，没有形成有机的法规体系。至今，全国性的《社会救济法》迟迟没有出台，还没有一部完整规范的法规。立法的滞后，造成了社会救济管理上的不规范，救济对象把握不准、救济标准高低不一、救助经费分配不公等现象时有发生。
3.保障标准偏低、保障范围较小、实际覆盖面有限
由于地方财力有限，总体来看将保障标准压得很低。在现行物价水平下，难以有效地保障这些对象的基本生活，很多农村低保对象生活境况依然很艰难。再次，很多地方由于资金的有限，在制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时，不是“量体裁衣”而是“量布裁衣”，根据经费来制定低保标准和保障的人数，没有进行科学的测算，带有很强的随意性，没有根据当地贫困农民的具体情况作出准据的标准制定。这些就导致了低保保障范围较小和低保覆盖面的有限。
4.关于保障资金存在的问题
明确而又稳定的资金筹集渠道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必要条件，保障资金没有落实，制度订得再好也难以实施，保障对象就得不到实际好处。由于中央财政目前没有设立该项资金的专项预算科目，在实施中，都是由地方财政主要是市、县、乡、村四级按比例分担，那么在资金筹集中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就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地方财政和村集体财力都比较强，需要救助的人数也不是太多，救助资金和物资基本能到位。但在经济不发达和落后地区，地方财政困难，保障资金的筹集和到位十分困难，而且，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方，贫困人口越多，救济面越大，需要的资金越多，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很难真正落到实处。
5.低保实施中存在的监督约束问题
“人情保”、“关系保”现象在农村低保制度的推行中屡见不鲜。部分农村居民为了领取保障金，瞒报财产使用各种不正当手段来争取领取低保的名额。导致农村低保制度养了一些懒汉，没有切实落到实处。一方面由于现行的低保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让懒汉钻了制度的漏洞，另一方面，在农村，农民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相对淡薄，在面对确定低保对象有失公允的状况下，往往采取默默忍受的态度。这些因素就阻碍了农村低保制度的健康、有序的实施，归其原因，还在于我们广大的农村地区，在实施农村最低保障制度的过程中，没有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环境。
五、完善我国农村低保制度的建议和对策
1.准确确定农村低保对象；健全农村低保的法律法规；合理制定低保标准；增加低保资金投入
审定保障对象是十分复杂的，准确到位的确定低保对象，才能将政府财力保障落到实处，因此应该建立一套准确统计和测算农民家庭年收入的方法。可以将农民的家庭收入细分为：种植收入、养殖业收入、加工业收入、各种劳务收入、各类救济补助、接受的抚养费、赡养费和义务兵优待金等其他收入，然后分类进行统计测算，规范公正的确定低保对象，并辅之以村民大会的评议监督，可以提高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水平，保证这项工作健康的进行。
2.健全农村低保的法律法规
我国农村低保立法的滞后，已严重影响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完善法规体系 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中一项紧迫而重要的工作。要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健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要加强立法，将最低生活保障管理逐步全面纳入到法制管理的轨道之中，切实做到有法可依。同时，还要加强农村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建设，提高执法水平，增强执法的能力，在法律的范围内，避免“人情保”“关系保”现象的发生。
3.合理制定低保标准
我国各地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各个地方在制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时不能一刀切，不能急于求成，应从实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测算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适时的调整标准，切实维持对象的基本生活水平。调整标准，首先要根据经济发展、消费结构和物价水平的变化，确立合理的标准，同时扩大范围，努力做到应保尽保，在救济的同时，关注农民的自救，做好“输血”工作，同时积极引导农民自身的“造血”能力，以低保制度为跳板，切实解决农民中存在的贫困问题。
4.增加低保资金投入
资金是保障，没有必要的资金，社会救助工作就不可能开展起来。农村最低保障制度之所以在这短短几年内成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制度，其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重视与承诺，中央财政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介入。同时，由于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仅仅是建制初期，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水平还很低，所以国家的财政还需要源源不断的支持，为低保制度的不断完善，提供基础的资金保证。同时，可以考虑在县级以上政府建立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调剂金，倾斜投入经济落后、集体财力不足、救济人口较多的地方。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9.
[2]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EB/OL].http：//www.doc88.
com/p-093900481361.html，[2006-09]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制度 篇4
1、初审制度：低保对象提出申请，低保评议小组要按照我某制定的《尚志某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程序及操作办法(试行)的通知》要求，入户核实，集体评议，提出初审意见，上报乡镇政府。对不入户核实，不进行集体评议或瞒报的居委会主任予以辞退。对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工作人员要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或行政记大过处分，并在全某内通报。
2、公示制度：对初审合格的要在醒目的位置张榜公布5天，无异议的上报乡镇政府低保评审小组。对不公示、公示不全或不到位的社区居委会主任要给予辞退。
3、复审制度：乡镇政府低保评审小组对社区居委会上报申请低保对象要入户复查后，由低保评审小组集体评审，符合低保条件的上报民政局审批。对不按程序复查和评审小组集体评审，或在复查中弄虚作假造成影响的，乡镇主管领导要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或降职，街道办主任及相关工作人员要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或撤销职务处分，并在全某内通报。
4、审批制度：民政局对上报申请低保对象进行集体审批，签署审批意见，录入微机，上报哈某民政局备案。不经过集体审批或审批把关不严，因工作失误造成影响的，民政局主要领导、主管领导和工作人员要分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或严重警告处分。
5、二次公示制度：社区居委会对审批合格的低保对象要进行第二次张榜公布(7天)，无异议的发放低保证，领取低保金，有异议的报某民政局调查处理。对不按程序办事、不进行二次公示或公示不到位的，对社区居委会主任予以辞退。
6、建立三级档案管理制度：社区居委会、乡镇低保评审小组、某民政局都要建立健全低保对象档案，有微机的要录入微机。不按要求建立档案或档案管理混乱，对三级主管领导要分别给予通报批评。
7、动态管理制度：社区居委会和乡镇低保评审小组对已享受低保待遇的居民家庭要进行不定期复查，及时掌握情况。对收入发生变化的家庭，按程序及时为其办理提高、降低、终止低保待遇的变更手续，并张榜公布。民政局对低保对象进行不定期抽查，对不进行复查或虚报、瞒报的乡镇主管领导要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居委会主任予以辞退，并在全某内通报。
8、资金发放制度：低保资金要列入财政预算，专户管理。要通过银行按月发放到低保户手中，财政局、民政局、乡镇不得以任何借口占用或拖延低保金的发放。违者相关人员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篇5
社会的重要举措，是推进新农村建设事业的重要组织部分，是广大农村贫困群众的切身利益所需。这项刚刚起步的重要工作，如何顺利地走上规范化、科学化轨道，本人谈谈浅见。
一、关于农村低保机制问题
农村低保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线条多的系统工程。它主要包括：社会协调、组织领导、对象条件、对象管理、救助标准、工作程序、资金管理与发放、档案管理等诸多方面问题，如何实现有机整合，形成完善的制度，我认为应体现“五化”：
1、政策管理科学化。在保障标准上，以国家公布的当年绝对贫困线为底线，由县级政府结合当地实际确定；在对象条件上，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农村低保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可以申请享受的条件和不能享受的七种情形。而我们在工作实践中，基层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普遍反映还应该将两种人员列入不能享受范围：①现行计划生育问题户，凡在申请农村低保的对象，又正是应该接受计划生育管理而拒绝接受管理的。②申请低保家庭中服刑的人员不应纳入享受范围；在救助类别上，应坚持分类救助，重点保障，不搞低标准广覆盖，不搞平均分配，将符合条件的家庭共同生活成员全员纳入；在对象管理上，每年至少要对享受对象进行一次核查，根据对象家庭情况予以动态管理（如调增、调减、取消）。
2、组织机构网络化。农村低保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基层组织的大事，需要各级组织重视，尤其是城乡低保一体化了，县乡村三级是开展农村低保工作的一个完整链条，应相互衔接，配套对应。县成立审批组织，乡镇成立城乡低保评审委员会，其组成人员不少于9人，评审委员会主任应由常务乡镇长担任。乡镇成立低保管理办公室，并确定专干1—2人。村成立评议小组，有人大政协代表、群众代表参加，人数不少于13人，评议小组组长由村主任担任。
3、工作程序规范化。农村低保工作一般程序为：本人申请—村评议—乡镇审核—县民政审批。考虑到工作程序的完整性和政策明确性，还应在县民政审批环节后加上“财政核拨—银行代发—整理归档”。结合工作实际，我们在执行工作程序中应严格把好“三关”：一是把好“准入关”，也就是入户调查关。坚持谁入户谁调查、谁签字谁负责；坚持100%的入户调查，尤其是家庭收入情况要准确，通过看、听、问、访、算、评等手段将对象条件搞准，做好调查记录。二是把好评议关。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程序，身边的人和事本地人最清楚，搞好评议就能保证对象准确，定性合理，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将申请对象提交村评议小组进行评议，做到逐人评议，并做好评议记录，评议通过了的对象才发给“农村低保申请审批表”填写，报乡镇审核。乡镇审核前，应对100%的村和30%的户进行抽查，将抽查情况和村评议记录一并交评审会审查，评审结果报县民政局审批。三是把好公示关。坚持三审三公示制度，村评议结果要进行一榜公示，乡镇审核结果要进行二榜公示，县审批结果要进行三榜公示。通过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才能确保公平、公正性。这里有待探讨的问题是，省里规定，审批结果要分别在乡镇和村里进行公示。工作实践中证明，三榜公示只需到村里公示，村里公示最直接、最有效，乡镇公示往往是流于一种形式，接受社会监督的效果不佳。
4、档案资料标准化。农村低保档案县级要有：政策性文书档案、家庭档案、工作档案、电子档案等；乡镇要有：政策性文书档案、评审记录、对象名册、抽查记录等；村级要有：工作资料、对象名册、评议记录等。档案资料做到“五清”、“四对”。即：家庭住址清、家庭成员清、家庭收入清、致贫原因清、救助类别清；人与户对、户与册对、册与证对、证与钱对。
5、资金发放社会化。过去由于制度问题，社会救助资金发放曾经存在不规范现象。近年来，通过推行救助社会化发放，带来了良好的效果。一是确保了时效性。我县农村低保实行按季发放，低保对象可按时领取；二是确保了资金安全性。农村低保金由县财政局直拨县代发银行（信用社），低保对象凭低保证和“一折通”直接领取，广大低保对象感到满意。
二、关于现行农村低保工作中的问题和建议
我县农村低保工作是由过去的农村特困救助过渡而来的，虽然说实现了有序、平稳的过渡。但是，这项工作随着不断的深入开展，也面临着不少的困难和问题。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篇6
第3号
《抚州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已经2013年9月27日市政府第2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市长 张和平2013年10月24日
抚州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
（2006年8月30日市政府令第13号公布，根据2013年9月27日市政府第26次常务会议审议结果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农村困难居民基本生活，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根据《江西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83号）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意见》（赣府发〔2006〕13号）及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意见》（赣民发〔2006〕19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农村低保）制度，指政府对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困难家庭给予生活救助的制度。
第三条 实施农村低保制度坚持以下原则：
（一）保障基本生活的原则；
（二）政府救助与社会帮扶、生活救助与扶持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三）属地管理与动态管理的原则；
（四）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五）突出重点，照顾一般的原则。
—1—
第四条 农村低保制度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县（区）人民政府是农村低保工作的责任主体，民政部门是开展农村低保工作的主管部门，财政、审计、农业、林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统计、发改等部门应当分工负责做好相关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民政部门、财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的领导，严格按照《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意见》“充实力量，增加必要的工作经费”的要求，为县（区）低保工作机构、乡（镇）民政机构配备必要的农村低保专职工作人员。各级财政部门按照农村低保对象人数安排农村低保工作经费，并确保足额到位，切实解决有人办事、有钱办事的问题，使农村低保工作落到实处。
第六条 县（区）民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农村低保的具体管理工作。
（一）加强规范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各级评议、评审和监督员制度，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确保农村低保每个工作环节的公开、公平、公正。
（二）坚持动态管理，对生活困难的对象及时纳入保障范围，对生活状况好转不符合条件的对象及时取消其农村低保待遇，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
（三）做好农村低保待遇的审批、资金发放及保障标准调整等相关工作；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和联系，制定和落实帮困措施，完善低保政策，确保农村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
（四）加强农村低保政策指导和调查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加快信息网络化建设，提高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管理水平。
（五）抓好农村低保业务培训，提高基层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及时受理群众的来信、来访、咨询等事宜，向社会宣传、解释有关政策。
第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及辖有农业户口居民的街道办事处负责农村低保具体实施。村（居）民委员会主要负责配合管理审批机关做好农村低保对象的日常管理和服务。
第八条 财政部门负责农村低保资金的筹集和拨付，定期督促、检查县（区）农村低保资金的拨付和使用情况。审计部门要依法监督农村低保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定期进行审计。
第九条 农业、林业部门要为民政部门核定农村困难家庭农业、林业、养殖业等各项收入提供参考依据，配合民政部门制定农村困难家庭收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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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第十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积极开展就业培训工作，指导和帮助农村低保对象就业或自谋职业，为申请对象出具就业状况和求职登记相关证明。
第十一条 统计、发改部门要积极支持、配合民政部门做好农村低保标准的测算和调整等工作。
第二章 保障标准
第十二条 农村低保标准，按照当地能够维持农村居民基本生活所需的吃饭、穿衣、用水、用电等费用，并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指数变化、消费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
第十三条 农村低保标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价指数的变动可进行适时调整。具体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临川区农村低保标准的调整必须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农村低保标准应当在乡（镇）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公布，并通过政府网站、报纸、广播电视进行广泛宣传。
第三章 保障对象和范围
第十四条 凡持有本市农业户口的居民，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年人均纯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农村低保标准的应纳入保障范围，实行应保尽保。
第十五条 农村低保对象分为常补对象和非常补对象。常补对象是指老、弱、病、残和丧失劳动能力，靠自身努力难以改变生活状况的家庭。常补对象按照当地农村低保标准实行全额救助。非常补对象指在劳动年龄段有一定劳动能力，通过自身努力能够改变生活状况的家庭。非常补对象按照当地农村低保标准实行差额救助。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区）民政部门对常补对象至少每年审查一次，对非常补对象至少每半年审查一次，并根据其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及时按程序办理维持、提高、降低或者停发低保资金手续。
第十六条 农村低保对象家庭成员是指共同生活且具有法定赡养、扶养或者抚养关系的人员。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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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祖父母（外祖父母）；
（二）父母（岳父母或公婆）；
（三）配偶；
（四）子女（包括共同生活的养子女、继子女）及户口迁往大中专学校就读的子女；
（五）孙子女或外孙子女；
（六）兄、姐与父母双亡的未成年弟、妹。
户口迁出的大中专院校就读学生和服现役义务兵为农村居民家庭成员。
第十七条 家庭成员户口不在同一居住地的，由户主通过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向所在的乡（镇、街道）提出申请，户口不在居住地的家庭成员，由其户口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提供有关户籍、收入、是否享受低保等证明材料，按居住地农村低保标准享受低保待遇。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享受农村低保待遇：
（一）家庭成员有使用移动电话（市场价高于八百元或月平均通讯费用超过二十五元）、摩托车（或非经营性机动车辆）、计算机等非基本生活必需品的；
（二）3年内自建住房、购买商品房（因拆迁安臵除外）或高标准装修现有住房的；
（三）经常出入餐饮、娱乐高消费场所的，因赌博、吸毒、嫖娼行为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且尚未改正的；
（四）安排子女择校就读或子女在义务教育期间到高价收费学校就读的；
（五）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在学校就读学生除外），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劳动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
（六）不按规定如实提供有关证件、证明、家庭收入，或家庭收入状况明显好转而不主动向村（居）民委员会或管理机关报告的；
（七）无特殊原因连续两次不按时领取低保金的，或不按规定参加低保待遇审核的；
（八）县（区）政府规定的其他不能享受低保待遇的；
（九）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有赡养抚养扶养能力但不履行义务，致使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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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资金筹集、拨付、发放
第十九条 农村低保资金的筹集渠道包括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社会捐赠收入等。各级财政部门应将农村低保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同时，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农村低保提供捐赠和资助。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将农村低保资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或者专账，实行专项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
第二十一条 民政部门应按期将核定批准的农村低保资金发放人数及金额情况报送同级财政部门。财政部门据此在每月20日前将资金从财政专户拨到乡（镇）金融网点，直接存入低保对象的存折，实行社会化发放。各县（区）实行社会化发放所需费用，由县（区）财政安排解决，不得挤占农村低保资金。
第二十二条 农村低保对象持身份证、领取证、低保金代发存折等有关证件按月到指定代发点领取低保金，行动不便的低保对象可委托他人凭领取证、身份证、代发存折、代领证等相关证件代领农村低保金。农村低保金发放和领取要手续齐全，严禁冒领，确保低保资金及时发放到位。
第五章 家庭收入的计算
第二十三条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全年的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的总和。具体包括：
（一）家庭所有成员从事农业、林业、养殖业、手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及其他家庭经营收入；
（二）家庭成员外出务工、自谋职业所获得的劳务、经营、管理收入；
（三）法定赡养人、抚（扶）养人应当给付的赡养费、抚（扶）养费（一般计算方式：有法院判决（调解）书或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的按生效的判决（调解）、协议书计算。无生效的判决（调解）、协议书的，按法定赡养人、抚（扶）养人年人均收入高出低保标准部分的30%计算）；
（四）依法继承的遗产或接受的赠与；
（五）出租或变卖家庭资产所得的收入；
（六）工资性收入（包括奖金、补贴、福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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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县（区）政府规定的其他应计算的收入。第二十四条 以下内容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优抚对象、见义勇为人员享受的抚恤金、优待金；
（二）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做出特殊贡献，政府给予的奖励金和市级以上劳动模范享受的荣誉津贴；
（三）奖学金、助学金、生活津贴、困难补助、勤工俭学收入及政府和社会给予困难学生的救助金；
（四）政府、社会和个人给予的临时性生活抚慰金；
（五）政府给予的良种补贴及下拨的救灾、扶贫款物；
（六）参加各种保险或因工（公）负伤和意外伤害发生伤亡获得的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丧葬费和一次性抚恤金等；
（七）独生子女费、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奖励扶助金；
（八）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的医疗费；
（九）农村贫困家庭成员因病享受的大病医疗救助费；
（十）子女为农村（城市）低保对象的或者夫妻离异，对方为农村（城市）低保对象的，视为无赡养、抚（扶）养能力。
（十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不固定收入。
第二十五条 家庭中既有非农业户口又有农业户口的，分别根据家庭人均收入和城市（农村）低保标准来确定其享受金额。
（一）家庭成员中农业户口人员享受的农村低保金额按照农村低保月保障标准减去家庭月人均收入的差乘以家庭农业人口数计算。
（二）家庭成员中非农业户口人员享受的城市低保金额按照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减去家庭月人均收入的差乘以家庭非农业人口数计算。
第二十六条 家庭年人均纯收入，根据申请农村低保待遇家庭提出申请之日起前12个月家庭纯收入总和除以家庭人口数确定。长期在外且有固定务工地点的家庭成员，如不能提供相关的收入证明，收入难以确定的，按务工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
第二十七条 各县（区）民政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制定统一的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核算评估办法，并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适时进行调整。
第二十八条 核实家庭收入的方法：
（一）入户调查。直接深入到申请对象居住地进行调查，核实家庭收入情况和吃、穿、住、用等实际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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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邻里走访。通过走访村民，了解申请对象及其家庭收入和实际生活状况。
（三）信函索证。对不便走访的有关人员，通过发信索取有关证明材料。
（四）跟踪消费。由乡（镇、街道）或村（居）委会对申请对象家庭的消费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如果实际消费水平高于低保水平的，则不予保障。
第六章 申请、审核、审批程序
第二十九条 享受农村低保待遇要在个人申请的基础上，坚持属地管理原则，按照“三查、三评、三公示”的程序办理。
第三十条 农村低保待遇的申请。由户主填写《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表》，通过村（居）委员会向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民政机构提出申请，同时出具以下材料。
（一）申请书；
（二）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三）家庭成员收入情况证明；
（四）结婚证或离婚证、离婚判决（调解、协议书）；
（五）优抚对象的优抚证；
（六）残疾人的残疾证；
（七）家庭成员中有患病人员的，出具县级以上医院的医疗诊断证明；
（八）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家庭成员的《城市低保金领取证》；
（九）县（区）民政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第三十一条 农村低保待遇的审核。
（一）乡（镇、街道）民政机构委托村（居）民委员会在5个工作日内组织2人以上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和实际生活情况进行核实，并由调查人填写《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收入调查表》。
（二）组织评审小组进行民主评议，提出初审意见。民主评议时应当有乡（镇）驻村干部参加。评审小组成员从村（居）民委员会成员、村（居）民代表中选取；评审小组成员人数应当不少于7人；民主评议可以一个月组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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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调查核实情况和初审意见在本村(居)民委员会和相应的村民小组张榜公示7日。公示的内容包括拟给予救助对象户主的姓名、家庭人口、救助金额和举报方式等，公示榜上应当加盖村（居）民委员会公章。对无异议的，公示结束后2日内填写《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表》并签署意见，连同居民户口本、身份证、家庭收入状况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上报乡（镇、街道）。对经评议或公示后复审不符合条件的，要书面通知申请人本人，并告知原因。
（四）乡（镇、街道）民政机构在收到材料后，采取邻里走访和对村（居）委会上报的家庭收入调查表进行核算等办法，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对象有关情况的调查核实工作，并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收入调查表》上签署调查意见。
（五）召开评议小组会议，对申报对象的家庭生活状况和调查情况进行审核评议。
（六）将核查结果和审核意见在申请人所在村（居）民委员会和相应的村民小组张榜公示7日。公示的内容包括拟给予救助对象户主的姓名、家庭人口、救助金额和举报方式等，公示榜上应当加盖乡（镇）人民政府公章。对无异议的，公示结束后2日内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并将有关证件和证明材料报县（区）民政部门审批。对经评议或公示后复审不符合条件的，要书面通知申请人本人，并告知原因。
第三十二条 村(居)民委员会成员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申请享受农村低保救助的，在调查核实和民主评议时，该村(居)民委员会成员应当回避。
第三十三条 农村低保待遇的审批。
（一）县（区）民政部门接到申报材料后，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报对象材料的审核和重点调查工作；
（二）召开评审委员会会议。对申报对象的材料和调查情况进行评审，通过乡之间、村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实际生活状况的综合比较，填写《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收入调查表》并签署意见，确定农村低保对象和审批金额；
（三）对拟决定给予农村低保救助的对象，在申请人所在村(居)民委员会和相应的村民小组张榜公示7日，公示期不计算在规定的期限内。公示的内容包括拟给予救助对象户主的姓名、家庭人口、救助金额和举报方式等，公示榜上应当加盖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公章。对无异议的，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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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并发给《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从批准之月起领取低保金。对不符合条件的，要书面通知申请人本人，并告知原因。
第三十四条 申请人对村（居）民委员会初审意见有异议的，可以向乡（镇）人民政府申请复核；对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意见有异议的，可以向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复核；对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作出的有关农村低保救助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第七章 监督和管理
第三十五条 从事农村低保管理和审批工作的人员应依法办事，接受社会监督。有下列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享受农村低保条件的家庭，无正当理由无故拖延或拒不签署同意享受农村低保待遇意见的，或者对不符合条件的家庭，擅自签署同意享受农村低保待遇意见的；
（二）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优亲厚友，谋取私利，收受他人财物的；
（三）贪污、挪用、克扣、无正当理由拖欠农村低保金的；
（四）玩忽职守，损害农村居民低保权益，影响农村低保制度正常施行的。
第三十六条 享受农村低保待遇的家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民政部门按有关规定予以教育、警告，追回低保金。
（一）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农村低保待遇的；
（二）因家庭经济状况好转，不按规定告知户口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或乡（镇、街道）办理变更手续，继续享受农村低保待遇的。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实施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第三十八条 本实施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效率分析 篇7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法律赋予每一个公民在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标准向其提供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物质援助的社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以保障全体公民基本生存权利为目的的社会救助制度，它根据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标准设立一条最低生活保障线，每个公民当其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而生活发生困难时，有权利得到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标准提供的现金和实物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一种解决贫困问题的补救机制，是现代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保障发展迅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进入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西方福利国家先后陷入危机，庞大的社会保障支出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负担，逐步排挤了私人投资和消费，出现福利陷阱、养懒人等一些问题，于是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公平，认为不能牺牲效率去追求公平，应该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效率性作合理的分析，以达到公平、效率的统一。
2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效率分析
2.1 最低生活保障的救助形式与效率损失分析
对于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来源，市场经济国家的惯例是以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贫富差距，建立居民生活最后一道安全网的手段。对于如何实施最低生活保障，西方国家存在两派观点。凯恩斯主义主张对贫困家庭发给差额补助金，使社会在“贫困线”之下的个人和家庭都能达到政府规定的相当于社会成员平均生活水平的最低生活标准线，使处于“贫困线”之下的家庭的生活和占多数的一般家庭的生活拉平。它是利用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将征收上来的个人所得税转移到低收入家庭，既实现了保障公民最低生活水平的目标，又通过转移支付拉动需求。但在实施这一做法的过程中，货币主义学派认为，高效率的经济运作来源于市场竞争规则的规范和有效作用。如果将低收入者的收入一律拉平到政府所规定的收入标准线，则意味着奖懒罚勤，其结果是扼杀经济活力，导致经济非效率。因此，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提出“负所得税方案”，目的是缩小贫富差距，以保障公民的最低生活水平，但其救助形式是由政府确定收人的保障标准，然后对低收入者给予适当补助。为了避免把低收入者的收入一律拉平而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每一个低收入者将分别根据本人收入的一定比例获得补助金。“负所得税方案”经美国政府批准，在部分州进行试点。
负所得税实质上就是作为所得税的反向延伸，其含义是：以社会平均收入作为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线或称“零税负线”，在社会平均收入的50%～60%处设一条贫困线;收入在“零税负线”以上的公民，应缴纳个人所得税，所得税是累进的;收入在“贫困线”与“零税负线”之间的公民免缴个人所得税;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公民，可以从政府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中自动得到补偿，使他们的总收入超过贫困线。其计算公式为：
负值所得税=最低收入保障标准-(个人实际收入×负值所得税税率)
获负值所得税后个人可支配收入=个人实际收入+负值所得税收入
负值所得税把所得税的累进机制延伸到低收入阶层，通过负所得税的形式，对应税所得低于起征点的个人和家庭提供生活帮助。越是贫困者，得到的援助也就越多。
45°线表示无所得税，税前所得等于家庭或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在征收负所得税后，税前所得和实际可支配收入发生偏离，收入在不同收入层次上的个人和家庭中转移。以E为“零税负点”，在这一点上，纳税人既不纳税，也得不到政府的补助金。如果纳税人的所得为Y1, Y1
2.2 最低生活保障的福利陷阱分析
福利陷阱分析的是社会保障由于制度因素或边际报酬递减的原因，使得社会保障资金投入的增多已不再带来社会边际效益的提高，甚至增加大量的投入带来的反而是负的社会边际效益。
如图2所示，社会边际效应曲线先递增，再递减。在A点以前社会的边际效应随着社会保障投入资金的增加而迅速增加，A、B之间，边际效应增加减缓。但仍然是正的边际效应，在B、C之间，边际效应曲线成为直线，社会的边际效应不再增加，在C之后，边际效应递减。B、C之间以及C以后的社会保障投入资金与社会的边际效应之间的关系即为福利陷阱。
从图2中可以看出，当社会保障在某一领域中过量投入时会使效率降低，出现福利陷阱，而最低生活保障是最基本的保障，尤其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最低生活保障甚至可以避免福利陷阱的出现。
2.3 最低生活保障对需求的拉上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消费者总是追求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效用最大化。人们会在一生内计划他们的生活消费开支，以达到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配置。社会保障系统等因素会影响居民的消费和储蓄。当一个社会建立起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有更多人享受养老金待遇时，储蓄就会减少、消费就会增加，即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消费倾向就会增大，从而提高产出水平。
边际消费倾向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以二部门经济为例：二部门经济中，收入恒等式为：Y=C+I，消费函数为：消费函数C=a+bY，其中b为边际消费倾向，Y=(a+I)+bY, Y=(a+I)/(1-b)，边际消费倾向增大，使产出增加。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国家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减税降息扩大内需，但是居民的消费意愿并没有被有效激发，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保障的缺失，居民的预期支出、后顾之忧影响了消费支出，通过最低保障制度的实施，可以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拉动需求，刺激经济增长。
2.4 最低生活保障对投资的挤出效应分析
经济学上所谓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是指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使总需求水平提高，价格上升，从而使货币需求大于货币供给，利率上升，导致投资水平下降。社会保障事先在收入分配中提走了用于积累的收入，个人收入中不再包括积累资金，个人原则上就不必为未来退休后对“风险”的消费进行太多的积累，从而对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发展。事实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通过政府的再分配，对低收入者进行的最低的基本生活补助，其收入效应有限，并不存在对投资的挤出效应;同时，最低生活保障从其支付形式来看，实现的是不同收入群体间购买力转移，也不能产生经济学的“挤出效应”。
2.5 最低生活保障对工作积极性的影响分析
在劳动经济学中，我们假设有两大类使人们幸福的商品——闲暇与货币收入。闲暇和货币都能带来效用，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存在着许多组合，保证一定的效用，这些组合称为无差异曲线。劳动者个人劳动时间由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约束线相切之点决定，如果劳动者获得一种与工作无关的收入x，便会因收入的增长而减少劳动时间，即所谓的收入效应，如下图所示。
图3中，横坐标I表示闲暇的效用，纵坐标W表示劳动者的工资和收入。当劳动者获得收入X，其预算约束线向上移动，与无差异曲线相切于I2，减少劳动时间(I2-I1)。从图示中可以看出，收入X的大小，影响I2位置。最低生活会保障水平很低，无法对工作的积极性产生影响。
3 结论与建议
综上分析，由于最低生活保障所起的是“保底”的作用，保障水平低，效率损失小，在实现保障应有的公平职能的同时，做到公平与效率统一。
3.1 保障对象的普遍性
最低生活保障目标是克服现实中的贫困问题，凡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个人和家庭都是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我国目前尤其要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对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由国家和乡村集体给予差额救助，将农村中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贫困对象全部纳入保障范围，扩大了保障的覆盖面，除五保户、特困户全部纳入保障范围以外，一些生活困难、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保障标准的群众的基本生活也得到了保障。
3.2 保障标准的合理化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保障居民基本生活为目的，这项制度应该把着眼点放在对人们最低生活的保障上，实行“保底”，保障水平不能过高，以免对它形成依赖，应根据不同的条件确定相应的低保标准。同时，由于每个低保家庭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是因病致贫、有的因残致贫、有的家有老人需要照顾、有的家有小孩需要接受教育，因此需要针对他们的特殊需求，开展以医疗、住房、教育救助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救助。
3.3 资金来源的可靠性
对于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来源，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惯例是以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贫富差距，建立居民生活最后一道安全网的手段。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将保障资金的筹措与落实作为工作重点，可以由财政和企业共同负担保障资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可采取财政和乡村集体来共同负担，分担比例的确定主要依据当地具体情况，乡村经济条件好的地方由乡村集体负担的比重大一些，乡村经济条件较差的地方由县一级财政负担的比重大一些。此外，也可以通过吸收一些社会捐助来补充保障资金。
3.4 保障制度的法制化
要使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得予平稳实施，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将各种规则加予确定和依法管理，增加制度的稳定性、系统性和权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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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易根花, 吴国权.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与管理, 2007 (9) .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篇8
1984年，中国各地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7年，中国政府制定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开始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城镇各类企业的职工；城镇所有企业及其职工必须履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义务。目前，企业的缴费比例为工资总额的20％左右，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工资的8％。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一部分用于建立统筹基金，一部分划入个人账户；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计入个人账户。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基础养老金由社会统筹基金支付，月基础养老金为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的20％，月个人账户养老金为个人账户基金积累额的1／120。个人账户养老金可以继承。对于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实施后退休的职工，还要加发过渡性养老金。
经过几年的推进，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职工已由1997年末的8671万人增加到2001年末的10802万人；领取基本养老金人数由2533万人增加到3381万人，平均月基本养老金也由430元增加到556元。为确保基本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近年来中国政府努力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逐步实行省级统筹，不断加大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政投入。1998年至2001年，仅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支出就达861亿元。目前，基本实现了基本养老金由社会服务机构（如银行、邮局）发放，2001年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达到98％。此外，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退休人员仍实行原有的养老保障制度。
1991年，中国部分农村地区开始进行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以“个人交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给予政策扶持”为基本原则，实行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模式。
医疗保险制度
1988年，中国政府开始对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制度和国有企业的劳保医疗制度进行改革。1998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开始在全国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原则上实行地市级统筹。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所有企业、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及其职工必须履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义务。目前，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为工资总额的6％左右，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工资的2％。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一部分用于建立统筹基金,一部分划入个人账户；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计入个人账户。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分别承担不同的医疗费用支付责任。统筹基金主要用于支付住院和部分慢性病门诊治疗的费用，统筹基金设有起付标准、最高支付限额；个人账户主要用于支付一般门诊费用。
为保障参保职工享有基本的医疗服务并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医疗服务的管理，制定了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对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的医疗机构、药店进行资格认定并允许参保职工进行选择。为配合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国家同时推动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的改革。通过建立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机制和药品生产流通的市场运行机制，努力实现“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医疗服务”的目标。
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各地还普遍建立了大额医疗费用互助制度，以解决社会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之上的医疗费用。国家为公务员建立了医疗补助制度。有条件的企业可以为职工建立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国家还将逐步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医疗保障。
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正稳步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到2001年底，全国97％的地市启动了基本医疗保险改革，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达7629万人。此外，公费医疗和其他形式的医疗保障制度还覆盖了1亿多的城镇人口，中国政府正在将这些人口逐步纳入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
失业保险制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实行过短暂的失业救济制度。此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实行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失业救济制度逐步被取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为适应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劳动制度的重大改革，自1986年开始，中国政府逐步建立起失业保险制度，为职工失业后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
1999年，中国政府颁布《失业保险条例》，把失业保险制度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失业保险覆盖城镇所有企业、事业单位及其职工；所有企业、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必须缴纳失业保险费。单位的缴费比例为工资总额的2％，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工资的1％。享受失业保险待遇需要满足三方面的条件：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已经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失业保险待遇主要是失业保险金。失业保险金按月发放，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根据缴费年限确定，最长为24个月。失业者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患病，还可领取医疗补助金；失业者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其遗属可领取丧葬补助金和遗属抚恤金。此外，失业者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还可接受职业培训和享受职业介绍补贴。
近年来，失业保险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对象不断增加。从1998年到2001年，失业保险参保人数由7928万人扩大到10355万人。2001年末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为312万人。随着失业保险制度的完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正逐步纳入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制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政府开始对工伤保险进行改革。1996年，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出台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开始在部分地区建立工伤保险制度。同年，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还制定了《职工工伤和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为鉴定工伤和职业病致残程度提供了依据。
《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规定：工伤保险费由企业缴纳，职工个人不缴费。工伤保险缴费实行行业差别费率和企业浮动费率。根据不同行业的工伤事故风险和职业危害程度确定不同的行业费率；在行业费率的基础上，根据企业上一年实际的工伤事故风险和工伤保险基金支出情况确定每个企业当年的具体费率。
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待遇主要包括：工伤医疗期发生的医疗费用；工伤医疗期结束后根据劳动能力丧失程度确定的伤残补助金、抚恤金、伤残护理费等。2001年底，全国平均工伤保险费率为1％左右，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达4345万人。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单位，仍由该单位承担支付工伤待遇的责任。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就建立了针对城乡贫困居民的社会救济制度。1993年，政府开始对城市社会救济制度进行改革，尝试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1999年，全国所有城市和有建制镇的县城均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年，中国政府正式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为城市所有居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由地方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费用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均可申请领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城市居民领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需要经过家庭收入调查，领取的待遇水平为家庭人均收入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部分。
2001年，全国领取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数达1170.7万人，中央财政投入用于发放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资金为23.01亿元。
社会福利制度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是指政府出资为那些生活困难的老人、孤儿和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生活保障而建立的制度。为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的生活权益，国家颁布了有关老年人权益、残病人保障、农村五保户供养的法律法规。其中规定：对城市孤寡老人、符合供养条件的残疾人和孤儿实行集中供养，对农村孤寡老人、符合供养条件的残疾人和孤儿实行集中供养与分散供养相结合；集中供养一般通过举办社会福利院、敬老院、疗养院、儿童福利院等福利机构进行；对于残疾人，通过政府的优惠政策来兴办多种形式的社会福利企业，帮助适合参加劳动的残疾人获得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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