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关系管理

政府公共关系管理（共8篇）

政府公共关系管理 篇1

全媒体时代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一．背景概况

全媒体时代，网络成为了危机事件产生、传播、扩散的主要媒介。大量公共事件通过网络引发或者被不断扩大化，成为舆论热点，引起全社会关注。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每个人可以通过手机、电脑把自己的所见所得发到网络上，又可以转发评论别人的信息进行互动。全媒体的信息监控和审核难度较大，加上网络本身的匿名性和虚拟化，使人自我约束及辨别力降低，信息失真、情绪宣泄和网络暴力得以释放，引发群体性事件。网络成为了公共危机的“催化剂”，给政府造成巨大压力，需要政府快速反应进行处理，如果事件得不到妥善处置，不仅会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公信力，而且还会导致危机加剧，事态更加无法控制。

二．面临的问题

全媒体时代公共危机管理按照事前、事中、事后三阶段进行划分，事前阶段的任务是 危机预防，重点在于监测预警，事中阶段任务是快速有效处理危机，重点在于信息公开、舆论引导、公众参与，事后阶段任务是恢复、善后，重点在于总结危机经验教训。不过在以上环节里，我国公共危机管理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1、事前——危机检测预警微弱，应急预案不完善

就像老师课上说的政府现在的公共危机应急预案不仅不够完善，而且应急预案常常会显得很鸡肋。目前，政府对公共危机信息具有选择性，往往对于那些费时费力的危机信息源不愿长期跟踪，而选择那些比较容易采集分析的数据。此外各级政府出于维稳和政绩考核的需要，即使发现网络不良苗头，不希望公开和扩大化，丧失了及时预警的最佳时机。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很多危机事件只有在网上微博上闹大时，政府才不得不出面介入，所以很多人也笑称现在是“微博治国”。在应急预案上，政府往往关注的是危机发生时的应急处理工作，并未做好日常的预防和统筹规划，一旦发生网络危机事件，由于没有平时的应急预案，有的预案在处理步骤方法、问责机制也不明确，鸡肋的很，非常不利于危机的处理和解决。而且新环境下也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在全媒体时代，相关的法律法规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空白，以致于很多危机事件得不到有效遏制和妥善解决。

2、事中——公共危机的处理滞后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图文并茂的谣言、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充斥网络，足以以假乱真，蛊惑公众。大家都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真真假假的新闻太多了，每次面对各种负面信息，我都告诉自己不要太早下结论，要有自己的判断力。但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太容易太舆论引导了，这也加速了危机的产生和传播，而且一旦在网民中形成定式思维，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大打折扣，造成政府的权威真实信息无法让公众信服。所以政府公开信息，把真实可靠有效的公共信息发布给社会大众。但是现在政府老是打着＂维稳＂等名义不作为、乱作为，对于公共危机的有效解决非常不利。因此政府要快速行动，以积极务实的姿态让公众内心温暖，看到希望，这样才能赢得群众信任，获得支持和拥护。

3、事后——公共危机的总结不足

公共危机事件过去消退时，政府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评估危机造成的损失，查找危机预防和处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漏洞，加以整改，并做好民众的安抚恢复工作。目前政府主要关注事件本身总结而忽视了对公众的网络危机教育，忽视了全民危机意识的培养。网络世界里把自己的人性阴暗面展露无遗，我们也知道网上有很多“键盘侠，乱开炮，站着说话不腰疼，成为了加剧危机的帮凶。而且新环境下也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在全媒体时代，相关的法律法规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空白，以致于很多危机事件得不到有效遏制和妥善解决。

二．解决对策

我国需要建立一个常设的统一的危机监测预警机构来整合目前多个部门的职能，该机构可以由宣传部门牵头成立，并在地方设置分支机构，实行垂直管理，明确权责，把效率提高。此外还要建立新媒体时代的监测系统，对公共危机事件进行实时监控，持续关注事态发展，做好舆情引导和信息公开，力争把危机消除在萌芽之中。当然也必须完善网络危机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必须涉及网络危机事件从事前到事后的所有管理环节，并且要对实施主体、具体实施步骤、实施时间、实施程度等做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使其能够迅速而及时、有效地开展应急与处置，将损失降到最低。对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建立起一种良性互动机制。在公共危机初期，政府应当快速反应，明确定位，媒体也应该自觉跟进，引导舆论导向；在公共危机中期，政府与媒体通力协助；媒体报道客观、独立，从维护公众利益的角度出发；最终在政府、媒体与公众之间形成一种危机的联动机制。信息的透明度和公开度可以使民众的知情权得到保障，进而唤醒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履行个人义务，不断加强社会凝聚力。信息的及时传达让公众能够冷静、稳定地面对公共危机事件，使危机影响降到最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维护和提高政府形象是有利的。凡事只有当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近了，一切也就好办了。

政府公共关系管理 篇2

我国政府公关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政府运用公关策划, 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 设立了公关机构如新闻办公室等。政府公关在一些城市已形成制度化, 如设立市长电话、市长接待日, 加强与群众的沟通, 既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 也有助于提高政府形象和行政管理效率。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其负面作用不可小觑。为此政府应加强公共关系管理。

政府部门应树立公关意识, 实践人民民主, 推行法治行政

政府部门应牢固树立民本意识和法制意识的行政观念, 这是建设现代政府的思想基础。还应树立为群众服务的行政观、以为民谋利为目的的行政权力观、以法律至上为核心的行政执法观。

1. 践行“以人为本”。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政府的宗旨, 只有遵循这个宗旨, 加强依法行政, 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只有摒弃“官本位”思想, 敞开心扉与人民进行沟通, 政府公关才能进一步良性发展。

2. 实行“全员公关”。

公关不仅是政府专职部门的任务, 而是渗透在各具体职能中, 要求全员参与。政府工作人员必须提高素质, 纠正不正之风, 清除腐败现象, 明确自己的言行代表着政府的意志和倾向, 自己的形象代表着政府的形象, 做到人人公关、时时公关、处处公关。

3.推行法治行政。法治行政是现代行政管理的必然要求, 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行政能否依法, 直接关系行政管理体制能否正常运转, 关系一个国家能否实现法治。法治行政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违法行政则会给国民经济、市场秩序和公众的合法权益带来严重危害。法治行政是公共治理的基本要求, 是实现公共利益的重要保障。从公共性的角度分析, 公共行政存在的目的就是为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没有法治行政的保障, 公共利益往往会被私人利益所侵蚀, 公共目标也会被“经济人”的自利动机扭曲, 最终降低公共行政的合法性。

政府应注重公关传播, 完善协调沟通机制

组织内的信息沟通, 正如人体血液循环一样, 若无沟通活动, 组织就会趋于死亡。加强双向信息协调沟通可实现“内求团结, 外求发展”。

1.注重公关传播。政府公关传播要围绕“平衡理论”进行, 在沟通的同时充分考虑不同公众的心理感受, 善于把握时机, 采取多种沟通方式, 将直接沟通与间接沟通结合起来, 正式沟通与非正式沟通结合起来, 综合运用。

2. 全方位开拓民意沟通渠道。

通过信访、会见公众代表、征集群众建议等方式, 可使公众参政议政。对公众的质询和申诉, 要作出负责任的答复, 答复之后要跟踪查办落实。政府还应加快电子政务建设, 能够公开的都要向社会公开, 保障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3. 加强对政府公关的监督。

行政部门由于掌握了行政权, 难以建立以权力为中心的服务意识, 因此必须对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的监督。政府公关也不例外。在政府部门公关活动中, 无论是新闻发言人制度、信息公开制度, 还是信访制度, 都要进行严格的监督, 政府才能本着负责、认真的态度将其贯彻执行下去。对政府公关的监督, 不仅要有政府内部监督机构的监督, 更重要的是要有有效的外部监督。比如, 积极引导公众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体形成舆论进行监督, 使政府公关进一步朝着维护公共利益、体现公共精神的方向发展。

浅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篇3

关键词：公共危机；政府；问题；对策

一、危机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2014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也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社会转型和秩序重建的关键时期，我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收入结构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社会的组织形式、经济增长形式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也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由此导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大量存在。尤其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由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再加上境外分裂势力和国内不法分裂分子的勾结和蛊惑，给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带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同样也给我国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习近平主席曾这样说：要深刻认识反恐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严厉打击各种暴力恐怖活动，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①。近几年来，我国政府为了应对突发公共危机事，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预警、防控以及机制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从整体来看，我国地方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工作中仍还存在着如下薄弱的环节：

1.预警机制不健全，各部门间应急协调性差

戴维斯·杨曾说：“面对任何危机，你首要的目的是尽快结束危机。而比这更重要的是要做到防患于未然。”②显然，做好公共危机管理的首要任务便是保障预警防范机制的健全。通过近几年的公共危机事件分析来看，我国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的预警机制建设上还存在着很多的漏洞，亟需进一步完善。很多明显的信息都没有被应急管理部门捕捉到或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危机不能及时有效的应对。同时，公共危机管理的各应急部门各自为政，部门之间缺乏有效、及时、系统的沟通，这样就使得预警信息因部门分割而不能准确检测出其潜在的威胁和真正的意图，因此政府就无法正确认知事件发生的性质和有效的提供预警，从而延误采取应对措施的最佳时机。由此暴露出昆明市政府在公共危机的预警机制建设和部门间应急协调方面存在着很大的漏洞，亟需进一步完善。

2.应急队伍建设不完善，防控力度不够

应急队伍的建设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基础，也是是保障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关键所在。虽然我国政府为应急队伍的建设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但仍旧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

首先，安保人员不足。安保人员是处置公共危机事件的最核心因素。从事发现场来看，现场安保人员严重不足。从歹徒持器械集结到开始打砸，现场几乎看不到安保人员，更谈不上及时有效的对其进行盘查和拦截，以至于后来歹徒可以轻易冲进人群，实施犯罪，造成大量无辜群众的伤亡。

其次，警察配备不力，实战素养不高。事件爆发时，现场的警察和第一时间赶来支援的警察基本上都没有配备枪支，当面对疯狂的歹徒时，警察只能以棍棒等来与歹徒对抗，以至于不能及时有效的制服歹徒和控制住局面。另外，在警察人数占优的情况下也没能在短时间内有效的控制住歹徒。其原因除了警察装备不力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警察的实战素养不高。据事后提供的伤亡名单来看，每次事件都有大量的警察伤亡。

3.定位过高，工作被动

中央对应急管理机构的定位过高，忽略了赋予其相应的权利和职能，使得在处置公共危机事件时总是处于被动的局面。

首先，在行政级别上，应急管理机构不仅级别低而且权利小，其在牵头和协调各部门参与突发事件处置工作时，往往会力不从心，所制定的应急政策和应急预案也经常得不到各部门的充分重视，从而可能导致应急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高和公共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延误。

其次，政府对应急管理机构提出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而忽略对其赋予相应的权利和职能，也没有指定具体的措施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辅助，这就造成应急管理机构在牵头和协调各应急部门时不能实现协调联动，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最终影响公共危机突发事件处置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最后，应急管理机构不是专门化的危机管理的常设机构，在实际的工作中，所发挥的职能有限。该机构中也缺乏专业化的危机管理人才，制定的《昆明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具有很大的笼统性。

二、应对公共危机管理的对策建议

改善危机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强化地方政府在社会和公共管理方面的职能，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过程。

1.健全预警防范机制，增强反危能力

建立健全预警防范机制是政府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首要任务，也是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关键工作。第一，加强信息技术的运用，建立和健全多层次、立体化、全方位的信息检测网络系统；第二，增强相关应急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危机辨别意识，经常对公共危机突发事件开展有针对性的演练和检验应急处置预案的可行性；第三，做好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向公众宣传和普及安全防范知识，提高公众的危机意识；第四，各应急部门要建立信息共享和及时反馈机制。

2.完备应急响应机制，加强队伍建设

正是由于应急响应机制和防控机制的漏洞，才使得危机发生时，不能及时、有效的作出应对，以至于错过了最佳的处置时机，造成悲剧的发生和危害性的扩大。首先，在进一步完善“天眼工程”的同时，加強警力对外围环境的巡逻次数、巡查力度，以及安装警情自动报警系统等，增强监控能力；其次，建立语音疏导系统和专门的疏导人员，提升公共场所服务人员的危机能力和素质；最后，还要加强应急队伍的建设，提升安保人员的装备和实战素养。以此提升应急响应的能力和效率，从而最大限度的降低公共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保护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建立专业化的应急管理机构，制定有针对性的预案

建立专业化的管理机构，不仅可以总结和吸取过往的经验和教训，而且可以提高政府处置公共突发事件的效率。之所以说地方应急管理机构不具有专业化，不仅仅是指其职能的独立性和职权的扩大化，还主要有专业人才的缺乏。应急管理机构不同于其他政府部门，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只有吸纳大量的这方面的专业性人才进入到应急管理队伍，才可以真正的提高处置应急突发事件的效率以及制定出有针对性的预案，才可以真正的防患于未然，可以真正的从容不迫的应对公共危机突发事件。

4.重新定位应急管理机构，调动工作的主动性

公共危机事件的开展，离不开警察、消防、医院、交通等各职能部门的配合，而应急管理机构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主要起到编撰应急预案、牵头以及统筹协调各部门等责任，简单来说就是要管各部门的事。

首先，在行政级别上，要提高其级别，扩大其权利。因为应急管理机构在牵头和协调各部门参与应急事件处置时，由于级别低和权利的有限往往会力不从心，所制定的应急预案也经常得不到其他部门的充分重视，从而可能导致应急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高和处置突发事件工作的延误，因此要提高其行政级别和扩大其权利。

其次，在法律法规上，要给予一定的保障。应急管理机构承担着预防和处置地方公共危机事件的重任，然而由于义务和权利的不对等，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等，其在工作中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只有健全法律法规的保障作用，才能在实际的工作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才能在处置和预防公共危机突发事件时处于主动的地位，最终提高其工作质量和效率。（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注解：

①习近平.对在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批示，《长沙晚报》第1版，2014年3月2日。

政府公共关系管理 篇4

论文关键词：公共管理 公共利益 政府职能 实现途径

论文摘要：政府作为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在公共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何通过合理制定公共政策、有效开展公共管理。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是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面临的重大课题。要在正确认识“公共利益”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有效探索实现公共利益的正确途径。

政府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是一国公共利益或公共意志的集中体现。正是这种“公共利益”代表的性质，决定了其职能首先应当是公共职能，亦即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有效开展公共管理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实现公共利益。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要集中抓好三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可见，加强政府公共管理、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是政府转变职能，加强自身改革和建设的重要目标。

一、“公共利益”内涵的厘定

公共利益和大众福社一直是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关注焦点和产物，也是一般法律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在我国努力推行依法治国、依法管理的新的历史时期，公共利益当然成为公共管理及其政策的核心价值。那么，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究竟是指谁的利益?《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解释，公共利益是指“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为公众的、公用的利益”。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有所不同。在英美法系中，公共利益也称之为公共政策，主要指“被立法机关或法院视为与整个国家和社会根本有关的原则和标准，该原则要求将一般公共利益与社会福社纳人考虑的范围，从而可以使法院有理由拒绝承认当事人某些交易或其他行为的法律效力”。在大陆法系国家，与“公共政策”相关的概念是公共秩序，也称公序良俗。

我国宪法所涉及的公共利益大体上有以下含义:1)公共利益是社会共同体的基础和各种利益的整合，反映宪法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因此，公共利益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实际上承担着为社会提供规则的任务;2)我国宪法的公共利益，凸现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维护者的功能，所有规定公共利益的规范中，以国家为实施公共利益的主体，从而确立了国家的地位;3)内容上，突出以公共秩序或社会秩序为基本价值趋向，强化了公共利益的工具性价值;4)公共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既紧密相连又各自区别。性质上，国家利益主要是以国家为主体而享有的利益，而公共利益主要是由社会成员享有的实际利益，享有利益的主体是不同的。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界限主要在于社会利益具有功利性与排他性，社会利益不一定代表公共利益的要求;5)公共利益与民法、合同法等法律中的社会公共利益是不同层面的概念，普通法律上的“社会公共利益”应以宪法的规定为基础，受其价值的制约，不能任意扩大公共利益的范围。公共利益既是解决公益与私益之间冲突的依据，同时也是社会基本价值的指导原则，发挥价值示范作用仁‟〕。

应该说，“公共利益”是一个高度抽象、范围宽泛和含义复杂的概念，如何明定、判断一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概括国内外学界的主要意见，大多认为，理解和运用公共利益应坚持如下六条判断标准:1)合法合理性必须具有法律依据，才可能对基本权利加以克减和限制，故必须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2)公共利益的受益范围一般是不特定多数的受益人，而且该项利益需求往往无法通过市场选择机制得到满足，需要通过统一行动而有组织地提供。政府就是最大的、有组织的公共利益提供者;3)公平补偿性运用公共权力追求公共利益必然会有代价，这就造成公民权利的普遍牺牲或特别牺牲。有损害必有救济，特别损害应予特别救济，才符合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

二、公共利益的实现途径 社会转型向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挑战。政府公共管理在回应社会转型的挑战和压力时所做出的调整和创新，是渐进地进行的。其表现形式是政策替代，逐渐替代原先旧公共政策。正是这些政策替代，逐渐引发了政府公共管理的转变，其变革轨迹是: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管理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从权力和责任相脱离的政府向民主参与的责任政府转变。目前，一些基层政府本着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培育发展民间组织进行着改革和探索。这些探索不是简单地对现有管理体制进行修补增减，而是将政府的组织重建、职能转变、流程再造、管理更新进行有机结合。应该说，这一探索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趋势，为实现政府改革与构建和谐社会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现在，公民对政府的期望已经变得越来越明确:公共管理必须走向民主化和公开化;重视社会公民的参与;强调与他人共享权力，使公民真正得到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的精髓和追求目标，就在于“公众”的利益。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一个与发展市场经济相适应、人民群众满意的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这为我们如何认识、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思路。现代政府的实质是服务型政府。政府只有通过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才能证明其存在的价值与合法性。没有服务就没有现代政府。可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政府转型目标模式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和契合性。作为政府转型的目标，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对我国政府的施政理念、政府职能、管理方式、绩效标准方面均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转变的动力不仅来自于政府自身变革的需要，而且也来自社会、企业和公民的意愿诉求和互动。首先，施政理念要转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施政改革不仅是政府行为方面的改进，更是行政理念方面的变革;实现政府转型，不仅意味着公共服务型政府目标模式的确立，更意味着政府施政理念的全面更新。因为只有具备了全新的施政理念，建设一个高效廉洁、法治透明的服务型政府才会拥有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只有首先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管制”理念，才能有效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才能真正推进政府组织结构及其权力配置的改进，才能真正促进公务员的行为方式和观念的转变，才能真正建立以公众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这就意味着政府公务员首先要在思想观念层面进行深刻的变革，要彻底改变过去强调行政审批、行政干预和行政收费等“管”的习惯，而转变为“服务协调”、“责任民主”、“依法行政”、“科学决策”。

众所周知，公共管理和政策不仅要合乎法律程序，还要合乎社会价值取向。因为合乎法律程序的政策，其实质意义上并不一定就具有合法性。从公共政策的来源看，公共政策源于解决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来源于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公共政策所要解决的是大多数人所面临的问题，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其价值取向。显然，大众所关注的也并非只是管理和政策的合法性，而是其价值取向。社会的发展和道德取向总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促进大多数人的发展，因为每个政府为维护其合法性，都不得不考虑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从公共管理的本质来看，公共管理作为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的手段，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本质上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这就决定了公共管理必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内容的合法性。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必须从如下方面加强公共管理，制定公共政策:(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公共管理的方向是从“政府主导型”转变为“社会主导型”，为此，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两大趋势不可避免。要精简机构和人员、改革行政审批体制、推行电子政务、建立行政听证制度、实现行政程序公开等等。政府自身着重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变为为公共利益服务。也就是说，政府要履行好公共管理职能，必须搞“瘦身运动”，进行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改革。当然，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改革不能脱离特定的国情和具体的生态环境。由于我国的市场还不成熟、市场运行的机制和规则不完善等因素影响，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不能象西方市场经济成熟国家那样全面铺开，而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前现实而可行的做法是，应该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供给为主，其他供给主体共同参与的一主多元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这样，我国政府一方面继续成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另一方面又不再垄断，而是适当地寻求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的参与。一旦解决了政府垄断导致效率及质量低下的问题，我们也就寻找到了解决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中存在的供给重经济建设服务、轻社会服务的问题的途径，即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将以提供关乎社会稳定的社会服务为主，而其他主体以提供经济建设服务为主。

(二)坚持政府行为法定化

要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和功能，必须实施政府行为法定化、改进行政执法作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努力实现依法行政。把权力、利益、责任、监督等各方面协调统一起来，明确权力与利益的边界，有效制止行政的随意性，克服政府权力部门化、政府权力地方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等不良现象，从而建构“法治型政府”。现代文明社会是法制社会，现代政府也应该是法制政府，依法行政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美国法学家福勒曾经说过，“法治的实质必定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政府应忠实地运用预先宣布的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其权力义务的规则，如果法治不是这个意思，它就毫无意义。”因此，所谓行政法治，作为公共行政的一个普遍原则和管理方式，要求政府行政权的获取、组织和行使，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政府之行政行为必须受法律的约束，不得逾越法律授权的范围，否则，即为违法，应承担法律责任。政府行为法定化有三个要义:一是依法平等。法律在政府和公民间无所偏袒，政府不能享有不必要之特权;二是依法限制。政府之一切行为必须遵守法律，不得违法逾越;三是依法负责。政府机关或公务员如有违法不当行为，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应承担违法的法律责任川。应当看到，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依法行政的理念尚未确立;另一方面，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建立，影响了公共服务市场化建设。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就很难避免行政的人为性和随意性。民主监督制度不健全，不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标、投标制度以及严格的审计制度，就很难避免“暗箱操作”、“黑箱操作”。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就会大打折扣，政府公共管理行为会成为借“公共利益”之名行一己私利的借口，公共行政会成为权力寻租、滋生****的温床。

(三)培养和借鉴民间的创新力量

对于提升政府管理创新来说，公民参与的意义在于可提供创新所需要的智慧、知识以及信息。公民参与可以集中民众智慧，吸收不同领域知识，并为政府管理者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从而提升政府管理服务大众的能力〔5了。同时，要建立健全群众监督和参与机制，尤其是公开服务项目必须在群众参与和监督下实施。对政府组织实施的公共项目，首先要倾听公众声音，即要按照公众的要求提供服务、增强对公众的回应力，增强公众对公共服务质量的监控。政府公共管理中要切实维护好“公共利益”，如果没有群众参与，没有公众评价，所谓“公共利益”的实现就会落空。政府转变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也不可能很好实现。

浅析增强基层服务意识 促进机关作风转变

摘 要：近年来国家机关部门更加重视提高为百姓的服务意识，尽力多为百姓办实事，送温暖，解决基层人民的后顾之忧，帮助他们克服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增强了基层机关服务意识。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积极地推行起了机关服务承诺制度，较好地促进了机关作风转变。

关键词：机关 基层服务意识 作风转变

机关效能建设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适应竞争形势的迫切需要和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证。基层机关要牢固树立公务意识，切实把思想统一到效能建设上来，把行动统一到效能建设实践中来，才能切实增强机关基层服务意识，促进作风的转变。

一、增强基层服务意识

1、树立为基层服务思想

我们国家领导人在机关工作会议上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工作路线，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应当成为群众利益的代表，增强为基层服务的意识，扎扎实实为基层多办好事、实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上级的指示、要求在基层落实；倘若只讲“指挥”不讲“服务”，甚至以官僚主义的作风去做工作，结果必然难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达不到抓基层的目的。

指导基层建设是机关和机关领导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有些人对基层工作存在一定的误区，以为机关对基层就是领导与指导的作用和任务，其实不然。基层机关是整个系统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相对于别的机关部门而言，工作人员更辛苦，条件更艰苦，生活也更清苦。因此作为机关和机关领导，在“抓基层”工作的时候，更多的应该想到如何为基层的工作提供便利，乃至为基层服务，办实事，树立起为基层服务思想。

2、为基层服务立足于多办实事

树立起了为基层服务的思想之后，下一步就是把思想转变为行动，也就是要多为基层办实事。为基层办实事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是经费方面，这也是为基层办实事中十分重要和实际的一个方面。上级机关作为基层的直接领导部门，掌控着整个系统的经费分配大权。这个时候，机关和机关领导要更多的关注到基层的经费问题。因为基层工作的艰苦和经费的短缺已经成为开展基层工作的两个老大难问题。上级机关要做到在经费分配时避免主观人为因素，让基层部门得到他们开展工作所必须的经费。

二是帮扶原则，这是促进基层落后地区发展的有效办法。这里所提及的帮扶原则是针对基层不同条件而实施的一项举措。每个地区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都是大不相同的，因此机关在拨款的时候就应该充分了解每个地区的实际情况，按照他们的需求，让全部基层单位靠近一个平均的水平。例如不到平均数的基层地区就给予多一些的补助，并且考虑到层层截留挤占情况的存在，可采取一次性补足发放的形式，直接通知到该基层单位，缓解经费紧张的矛盾。

同时对于一些地理环境十分糟糕的基层地区，机关还应该主动帮助基层工作人员解决工作中遇见的实际困难。例如有些基层单位交通不便，甚至困难到无法开展工作，机关就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积极的为基层部门配置车辆，或者补足一些资金解决此类的问题，让基层能够更好的开展工作。

通过机关和领导对基层部门服务观念和意识上的改变，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并且在此过程当中充分了解和理解到了下情，实施了传帮带的积极作用，赢得了广大基层人员的信任和赞扬，同时也树立了领导机关和干部的良好形象。

但是有几点是机关进行基层服务时需要注意的环节，机关在强调为基层服务的时候并不就是对基层降低工作要求。全力配合，努力落实，服从命令，坚决完成是基层工作的基本准则，以此为基层工作的出发点的服务意识带来的必然是符合严格要求的工作成果，同时如果机关领导能够真心并且热心的为基层工作服务，基层的工作人员也乐意接受上级的严格要求。两者不仅不存在矛盾，而且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此外是基层意愿的问题。有的时候机关是想为基层办实事，但是会忽略基层自身的意愿，最后造成最难办的事没办，一些不需要办的事情倒是办了。只有尊重基层意愿，办的实事才能收到欢迎。通过与基层人员沟通的方式，才能让帮扶基层的工作做得有针对性，也能使得一些基层急需办的实事优先得到落实。

二、促进机关作风转变

1、提高认识，切实改变机关作风

机关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着力端正服务态度，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正确的政绩观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决克服和杜绝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突出问题

近年来，政府部门一再强调机关干部作风建设，认为机关干部作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不仅关系着党风政风和民风的建设，同时还关系着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还反映着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由此可见，机关干部作风转变之于国家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提高认识，切实贯彻国家的指导思想，改善机关作风。

2、深入实际，抓好作风建设

“党组统一领导、党委全面部署，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职工积极参与”是机关关于作风建设的基本工作机制。通过思想动员，剖析原因，集中整改，考核总结等环节，围绕机关工作效率，服务态度，办事透明度，行政行为和行政能力等方面进行机关作风建设，把措施落实到实处。例如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工作制度，狠抓队伍建设，加强监督检查等措施，把机关存在的工作作风不扎实，责任心不强，工作效率低下，管理松懈等问题彻底解决掉。同时对于那些作风浮漂，办事推诿，效率低下的机关干部要进行全面的整改，严格管理做到“不换作风就换岗”，全面推行机关作风建设。

政府公共关系管理 篇5

[摘 要]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我国地方政府开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探索。上海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中，日益形成了突出购买岗位、注重制度建设、扩宽购买领域、培育组织载体和搭建信息平台等特点。但也存在着态度模糊、制度缺失和能力不足等问题，为此转变思想观念、加强制度建设、提升组织能力成为了今后上海市政府购买服务的改进路径。

[关键词]合同制治理 公共服务 社会组织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购买服务是诞生于西方社会的一项政府实行社会公共管理的措施，指政府在社会福利的预算中拿出经费，向社会各类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机构直接拨款资助服务，或公开招标购买社会服务，是一种“政府出资、定向购买、契约管理、评估兑现”的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政府购买服务体现了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精神，政府由此达到削减经费、降低成本、增强能力的行政目标。虽然政府购买服务的做法并非新鲜事物，但这种提法在国内兴起得比较晚，因此目前在国内专门论述政府购买服务的著作较为鲜见。学者王浦劬编著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是目前国内学术界较为系统地阐述政府购买服务的专著，其他有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研究大多是由国内科研院所和学者所做的相关课题中体现出来的，如贾西津主持的亚洲开发银行课题“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的重要文章；郑苏晋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以公益性非营利组织为重要合作伙伴》；赵立波的《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推进民间组织发展》；周俊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及其防范》等。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界对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政府购买服务的概念、动因、问题和策略的探讨上，研究了当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内涵本质、理论依据、运行机制、经验教训等问题。但是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定性的，主要是理论层面的论述，实践指导意义不强。同时，有关地方政府在购买服务实践中的创新模式、具体做法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如何相互借鉴等问题虽有研究但鲜有涉及。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发达地区购买实践的成功经验中也缺乏共性特征的抽象和个性特征的描述。

二、上海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上海市经济增长和改革速度持续提升，人均GDP已经突破了10000美元，与经济发展相伴的是公共服务需求全面增长。“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既是经济发达地区，也是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同时也是公共服务需求异质性强的城市。如何满足城市人口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和对社会保障的要求，成为大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重点。目前，上海市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已经开展了内容丰富、层次多样、不同区县各有特色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践。我国内地的政府购买服务首先产生于上海，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我国内地最早可以追溯到1995年。当时，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新建了罗山市民休闲中心，为了提高休闲中心管理绩效，该局不是单纯依靠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等传统的社区管理组织，而是通过协商，委托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出面管理，并于1998 年接受政府养老服务的委托。2000年，为应对政府包办服务的弊端、提高社会福利服务的效益，上海率先在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时提出并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卢湾区等6个区的12个街道开展了依托养老机构开展居家养老工作的试点工作。至此，政府购买服务第一次进入我国的实践领域，适用范围也只限于养老服务。2011年，上海市投入5000万元用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工作，2016年又计划拿出1亿元用来拓展服务范围和项目内容。在购买服务的实践过程中，上海市不断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突出购买岗位

政府购买服务一般分为购买岗位和购买项目两种模式。购买项目相当于国外的“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即将项目外包给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以达到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目的。在上海市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中，更多的是在政府系统内部购买岗位，这种模式又可以称为“体制内吸式”。在此模式中，资金基本上还是在政府体制内循环，人员进行社会招聘，项目由政府“给”而非公开招投标。政府大力支持这种模式的原因有三个：（1）参与这种购买服务的NGO是由政府主动成立的，其政治合法性很高；（2）资金仍在体制内运行，政府易于控制和使用资金；（3）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部分令政府官员头疼的就业问题。这些尽管起到积极作用，但该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资金仍然在体制内循环，无法解决有效监管和社会监督问题；参与购买的NGO主体仍然是政府职能的延伸，无法起到真正培育民间力量来解决基层社会问题的作用。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定位，使得上海对社会工作人才和机构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社会服务质量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社工人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直接关系服务的质量与水平。上海与深圳是中国较早进行社工职业化实践的城市，上海的做法更为深入，第一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开对社会工作职业化提出要求。

（二）注重制度建设

上海市政府先后出台了若干政策文件，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创设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近些年来，上海市政府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促进购买公共服务发展。如2008年3月，静安区政府在本市率先拟定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项目合同示范文本》，统一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流程和标准，强调对社会组织的资质审核和项目的绩效评估。市级有关部门和浦东新区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如下（见表1）。

（三）拓宽购买领域

上海市购买服务的领域从交通协管、河道保洁、绿化、社区养老、纠纷调解等领域，逐步扩大到更多的领域进行政府购买服务措施（见表2）。

（四）培育组织载体

随着社会组织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如何有效地运用这支潜在的社会力量，使其更好地发挥效能，服务于社会，是需要管理者突破的新课题。上海市不仅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在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方面也在全国遥遥领先。上海市政府在购买服务的过程中，既重视对已存在的组织载体加以扶持和引导，同时也不断培育一些非营利性的专业社会中介组织，并直接购买其服务。以浦东新区为例，政府以优质公办资源为“ 母体”，积极培育并支持成立了上海福山教育文化传播与管理咨询中心、上海东方之光学前教育咨询中心、上海冰厂田教育管理咨询中心等7个管理咨询类机构；接受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简称“社发局”）委托管理公办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支持成立上海浦发教育评估中心等评估类教育民非机构，委托其论证东沟中学管理方案和新成立的民办幼儿园的招标投标文件；成立浦东新区体育总会（社团法人性质），发挥行业管理作用，管理和指导区内各体育单项协会，组织开展有关体育协会和俱乐部的工作及活动等。

（五）搭建信息平台

在信息化社会中，购买服务体制的运行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撑与推动。2007年底，上海市正式启动建设全市一体化政府采购信息管理平台，其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四全”，即全覆盖、全流程、全上网、全透明。全覆盖是从覆盖领域来讲，市区两级采购监督管理部门、采购人、集中采购机构和采购代理机构、评审专家、供应商等政府采购的各类参与主体，实现全市采购资源共享，采购审批监管业务全市协同；全流程是指平台提供涵盖政府采购预算、审批、采购、支付和征信整个流程的全周期服务；全上网是指平台实现所有用户和所有政府采购活动网上作业，所有用户都可以通过网络完成各自业务；全透明是指平台实现所有采购流程、采购项目实施进度和用户在线操作信息全部透明化，实现在线实时监督和处罚功能；全市一体化是指市区两级政府采购管理模式和操作流程按照统一标准实施，并全部在信息管理平台上运行。

三、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

作为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手段，它不仅仅转变了“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统包统揽”的旧观念，推动和完善了多元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满足了社会不同层次的需求，而且为合理利用资源、节约成本、构建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了有效的驱动力，但是在其运作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一）态度模糊

这种态度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态度和政府对购买公共服务的态度。俞可平总结和分析了部分党政干部对民间组织的四种消极态度：一是轻视和藐视民间组织，认为民间组织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无足轻重；二是不信任民间组织，认为民间组织不正式、不可靠；三是害怕民间组织，认为民间组织的强大会脱离政府的监管，导致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下降；四是敌视民间组织，认为民间组织总是跟政府不合作，甚至跟政府唱对台戏，必须坚决予以遏制。政府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态度，主要是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缓慢以及政府职能转换与角色转变不到位，使得政府在自身的角色定位方面仍然存在着认知偏差。

在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态度上，存在着热情过度和动力不足并存的局面。一方面，政府购买服务的热情过高，缺乏对其理性认识。很多学者没有真正弄清楚政府购买服务的内涵与要旨，但为了适应潮流，将这种各样的服务提供方式都命之以政府购买。这种热情体现在地方政府一窝蜂似地将很多本应有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都以购买的方式转嫁给社会组织，并没有考虑到购买服务的适用条件。然而，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问题上，我们表现出的热情有些过度，因为我们不但缺乏经验、数据，而且对这一模式中隐藏的风险知之甚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国内尚处于初试阶段，但不少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出于创新，或者利益等驱动，对购买服务趋之若鹜。在没有相应民间组织的情况下，就仓促自主成立所谓的民间组织，并与之签订购买服务协议；或者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合同直接交予下属的事业单位；或者采用形式招标方式把服务项目外判给商业机构，在短时间内开展服务。另一方面，政府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存在思维惯性，当新的公共服务需求出现时，习惯于大包大揽和政府规模扩张，加上政府活动成本与绩效量化的不明确，使得政府购买服务的动力不足。记者钮怿在采访过程中发现： 上海政府部门对购买服务的重视程度并不一致。调查数据显示，与社会组织有工作联系的政府部门中对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持积极态度的占47.56%，态度一般的占24.39%，不太积极的占9.76%，持消极态度的占12.2%。有60.3% 的社会组织认为，政府部门领导人重视与否，直接影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这项工作。

（二）法规缺位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采购的一种形式，所以在发达国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行为一般都是由《政府采购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的。我国目前在政府购买服务领域，也大都是依据《政府采购法》。但现实的情况是，政府购买服务相应的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导致出现当前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发展迅速，但缺乏相关法律法规支持的局面。我国《政府采购法》，将政府采购规定为以合同方式有偿取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其中服务是指 除货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政府采购对象。但在细化的《政府采购品目分类表》中，印刷出版、咨询、信息服务、维修、保险、租赁、交通车辆维护、会议、培训、物业等10大类服务项目都是针对行政部门的后勤服务，并不包括面向公民的服务。2010年初，《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将服务规定为“各类专业服务、信息网络开发服务、金融保险服务、运输服务，以及维修与维护服务等”，仍然没能包括由公民消费的服务。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与政府采购在目的、标的物、供应方、程序等多个方面都存在本质性区别，事实上也不宜以现行《政府采购法》作为依据。

同时《政府采购法》对于政府采购公共服务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使得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缺乏法律依据。而且就其参与主体而言，主体还是企业，非营利组织作为参与主体的地位往往被忽视，同时规定的供应商不包括民间组织。由于体制上的缺陷和治理理念的缺失，导致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具体运作机制上不能很好地衔接，秩序较为混乱，在管理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评价机制上都存在诸多不足。比如，政府购买服务的绩效评价体系缺失，服务成本难以控制；监督体系运行不够规范，主要以内部监督为主，同时还存在监督方式不够明确和缺乏常态化的监督方式等问题。现代信息社会中，沟通不利是导致合同制治理失败的一个原因。沟通渠道的匮乏，可能会严重干扰信息和思想的流动，这样既会导致服务运行体制不畅，也可能会带来服务目标的混乱和公众价值期望的降低，导致政府购买服务过程出现信息沟通不畅、协调机制不利等问题。

（三）能力不足

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是第三部门实现自身宗旨，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方式。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已经成为了制约其功效发挥的瓶颈，社会组织管理中的能力困境，集中体现在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管理能力难以满足公共事务治理的需要。在合作生产的实践中，我国社会组织面临以下几个问题：总体数量偏少，规模较小；组织结构不健全，从业人员素质偏低，专业和专职人员比重少，从业人员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不合理；运作不够规范，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还有待提高。有学者将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状况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政府对民间组织成立设置的门槛过高，使民间组织无法获得有效的成长制度空间。出于对社会秩序不可控性的担忧，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成立设置了很高的门槛。第二，中国民间组织内部管理的粗放和不透明，使其面临着巨大的信任危机。第三，民间组织将自己的使命定位在政府工作的拾遗补漏上，丧失了其应有的独立性。第四，民间组织的发展缺乏有效监管，其无序化发展的状况值得重视。

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改进意见

“政府购买服务”变政府主办为政府主导，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导入市场机制，形成开放系统，培育社会组织，降低服务成本，拓展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效率，代表着公共服务的一种发展趋势。为此，要进行以下改进工作：

（一）转变思想观念

思想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前提，理念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先导。政府似乎要有更开放的态度，容许地方相关部门尝试更多的创新方式，以鼓励多些民间团体尝试参与服务提供。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要认识到政府的有限性以及与草根组织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二，要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不能把传统的行政思维用在政府购买之中，要从法律和协议平等双方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自身角色和地位；第三，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专业优势，并且在完善相关制度的基础上，“放松+ 监管”，信任民间组织。以政府为主的公益性服务自然应该以政府为主导，但是又不限于政府部门内部，可以通过授权、委托、购买、外包等各种形式引入市场机制，按照企业化的方式来运作。政府机构内部可以通过派遣、聘用制等方式招聘社会专业人员或辅助人员，探索一种特殊的政府机构人事的混合管理机制，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和契约化的合同雇佣，协助政府机构不断为社会公众提供高品质的“三公服务”（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秩序），以更好地满足社会和公众诉求。公共服务市场化和社会化浪潮的推动，促使政府明确自身的职能定位，政府要做精明的“购买者”。为此，政府一定要知道如何回答这三个问题：政府想买什么？从哪儿购买？到底买到了什么？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动中，通过实现“政府提供”与“政府生产”相分离，政府角色主要定位为决策者、购买者和监督者。如果政府不提升充当精明买主的能力，肯定会面临两大困境：一是政府的权力将会拱手让给私人伙伴；二是政府丧失总揽全局、统筹兼顾的能力。一个精明购买型政府，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录用并奖励那些受训管理合同的一线官僚、重新培训中层官僚、让政治官员认识承包制所涉及的问题、降低政治调门、避免对外承包政府的核心职能、认识市场模式所引发的治理新问题[16]。

（二）加强制度建设

良好的制度安排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推行的必要条件。加强制度建设有助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持续、稳步发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保障包括：健全财政程序、采购资金预算高度透明、相关的管理办法、规范的政府购买行为。制度化建设可以为更多的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创造平台，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将会诱导更高质量的公共物品供给。进行制度创新，营造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环境和构建相应的机制，通过竞争性采购招标、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外包、特许经营、成本补贴、税收优惠等具体制度安排，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社会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和模式。同时，还需要逐步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行政承诺制度、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查询咨询制度。在制度供给上重点是营造一个有效、公平竞争的法律和政策环境，使政府购买服务的行为主体和相关活动在一定的规则下有序地运作。应从关键制度入手，研究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逐步规范政府购买服务行为。同时，制度的各要素之间相互衔接，相互补充，构成一个整体，并在制度框架内形成运行机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需要解决好与现行法律制度相脱节的问题，应专门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定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共政策。

（三）完善运行机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推行是以市场机制为依托的，它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上海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公共服务改革中引入市场机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进程需要与政府职能转变紧密结合起来。从长远看，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应采用分层次、多元化、竞争式公共服务提供模式，系统规划、突出民生、条块结合、有序推进，形成适合上海城市特点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改革思路和运行模式。要确定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预算管理方式和资金安排办法，建立有效的财政投入监管体系，形成完善的财政投入绩效评估制度，从而为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来源提供保障。制定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检查验收、监督管理等规定，规范政府购买行为和服务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政府购买岗位和项目的选择、审核机制和政府购买服务与财政资金衔接机制、绩效评估机制和监管机制，建立既满足专业化管理要求，又符合城市发展整体利益，并由相应的政策体系支撑可持续运行的政府购买服务新模式。

（四）提升组织能力

1.政府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购买服务应充分注意政府主办机构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公平性，为民办非营利组织提供更公平的政策环境。鉴于公共服务需求的社会性和服务效果评估的复杂性，在发展公共服务的政策中，特别是涉及公共服务购买的政策中尽早纳入不同类型非营利组织参与，对于可能的过程进行协商，是使得政策发展更符合现实性，更具公平性的有益举措。应将培育社会组织纳入上海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社会建设的具体目标中。“近年来，我国的各级政府也开始逐步探索以公共资源渗透来引导民间组织发展的制度安排，比如上海市民政局就通过公益创投、公益招投标的形式，用公共资金来资助民间组织开展公益服务。下一步，有关部门可以进一步探索公共资源渗透民间组织的多种形式（比如充分激活各类基金会的作用），并重点考虑如何使不同‘条线’、不同层级政府机构在公共资源渗透过程中形成高效整合的分工合作关系。”

2.社会组织要积极进行内部改革，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非营利组织增强组织实力，提高与政府的合作能力，“应从健全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和鼓励其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两个方面着手，提升社会组织的内外治理能力，尤其应着重建设社会组织的民主决策机制、内外结合的监督机制以及信息公开机制。”具体而言，社会组织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强化自主能力，增强社会合法性。从其与政府存在的不平等的合作关系来看，只有强化了其自主能力，才能获得与政府进行平等沟通交流的资格。所以，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培养其自主能力。其次，提高自身的筹资能力，构建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来源单一，过分依赖政府，导致其官僚化、行政化倾向明显，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和自治。这种状况使得民众对非营利组织的能力产生怀疑，社会认可度较低，要摆脱这种受制于政府的现状，社会组织在申请政府购买服务的同时，还要考虑建设好多元的资金架构，健全内部自律机制，提高社会公信力。邓国胜认为，民间组织既然定位于“民间”就决定了它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来源于社会的需求，来源于社会成员的信任。要通过完善组织章程和机构建立健全内部制度，构筑系统、科学的运行机制，建立信息披露等制度，提高民间组织活动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增强公众对民间组织的信任。

参考文献

[1]陆春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化进程分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03-106.[2]王浦劬，莱斯特?M?萨拉蒙.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许芸.从政府包办到政府购买――中国社会福利服务供给的新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09（7）：103-108.[4]韩俊魁.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比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6）：128-134.[5]邓国胜.构建我国非营利组织的问责机制[J].中国行政管理，2003（3）：24-29.[6]刘斌志.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探讨――以灾难性突发事件精神救助为例[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08（3）：6-11.[7]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王名，乐园.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购买的模式分析[J].中国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8（4）：5-13.[9]杨宝，王兵.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模式的中外比较及启示[J].甘肃理论学刊，2010（1）：141-145

政府公共关系管理 篇6

《新学术论坛》2008.04期

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探讨

陈 云

（西南政府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从多次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权力问责”色彩较浓，“制度问责”缺位。这使得一些政府及公务员疏于履行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职能，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必须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激励政府及官员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恪尽职守，以维护公共安全。

[关键词]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行政问责制

弗雷德里克.莫舍认为：“在公共行政和私人部门的所有词汇中，责任一词是最为重要的”。[1]按照西方契约理论，政府权利是由人民委托赋予的，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因此，作为权力代理者的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了敦促政府切实对人民负责，行政问责制便应运而生。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依法享有问责权的问责主体对故意或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公共危机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人员实施责任追究的制度。目前由于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制度问责”缺位，这使得一些政府及公务员疏于履行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职能，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必须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激励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恪尽职守，以维护公共安全。

一、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的意义

（一）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是实现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目标的需要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目标在于维护公共安全。不少思想家都表达了维护公共安全是国家重要职能的观点。比如，马基雅弗利认为，保障人民的安全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在他看来，国家的建立，除了战争因素外，人类本身的脆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2]洛克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人们通过签定契约，自愿放弃他们单独行使的一部分权力，交给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而成立国家的目的在于更安全地保护其财产、生命和自由。然而，国家的应然职责并不意味着政府切实履行了该职责。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在公共领域中的行为和消费者在经济领域中的行为一样，都以利己主义最大化为原则。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职责的严重缺位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因此，加强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对增强政府及官员工作的自觉性，实现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二）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是构建法治政府的需要

亚里斯多德认为，法治包括两重含义，即“已成文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3]因此，有法必依是法治的重要构成要件。依法行政在我国已成为对政府及公务员行政行为的制度性要求。然而由于受相关制度安排滞后和人治传统的影响，政府的违法行政行为大量存在，若发生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将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重大损失，破坏社会的稳定。权力不受制约，会成为专制的工具，而行政问责是制约政府权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是坚持依法行政，构建法治政府的重要基穿

二、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

2003年非典期间，上千名官员因隐瞒非典疫情或防治不力而丢了官位，人民群众拍手叫好。从此拉开了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的序幕。然而，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还很不完善，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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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云（1983—），男，重庆忠县人，西南政法大学2007级行政管理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

（一）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人治色彩较浓

表现在，危机事件过去后，政府往往只注重奖励，而疏于问责，是否问责一般由上级领导决定，缺乏正当的问责程序。问责不公，有的问责客体成为“替罪羊”。有的官员引咎辞职，在舆论压力减弱后，又官复原职或官复原级。纵容了部分官员在危机管理中的不作为行为，增加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成本。

（二）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体系不够完善

首先，在问责主体上，以同体问责为主。即以政府系统内上级对下级的问责为主，而民意机关、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和民众等的监督却缺乏“话语权”。其次，在问责客体上，难以确定责任人。公共危机管理的成功应对需要相关部门分工与协调，因而相关部门都有责任。然而，由于我国缺乏常设的公共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导致权责划分不明晰，因此难以确定问责客体。最后，在问责范围和内容上，问责范围主要局限于社会反应强烈的重特大安全事故，而对一般所谓“些的事故却很少问责，问责成了权宜之计。问责内容较狭窄，主要针对危机事件发生后危机事件处理中严重失职、渎职行为。而对承担公共危机管理预防、预警职责的部门和个人的不作为行为却很少问责。从系统论观点可知，公共危机管理整体绩效的取得离不开任何一相关部门的工作绩效，因此，问责范围过窄不利于公共危机管理整体目标的实现。

（三）公共危机管理信息透明度不高，监督不力

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一些政府官员惯于隐瞒事实真相，垄断公共危机管理信息，报喜不报忧。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威尔逊认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公共权威将起到权威性评判家的作用。[4]因此，缺乏知情权使公众难以对政府危机管理活动进行评判，必然导致监督不力，更谈不上民主问责的实现。

（四）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表现在，首先，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无论是2007年11月1日起生效实施的《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还是各地据此制定的规章、条例等，规定较为笼统，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公共危机管理复杂性、不确定性的要求，但也导致了政府不同部门及人员权责的不清晰。权责不清必然导致问责不明。同时，一些规定会激励政府部门及官员不作为，特别是成了导致政府预防、预警职能缺位和不诚信的制度性原因。最后，行政问责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有关行政问责的规定在我国很多法律、法规和纪律的规定中都有体现，体系庞杂。一些地方政府也制定了行政问责制度，但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建立统一、切实可行的问责法制是“法治问责”的基础，无统一的问责法制必然导致“人治型”、“风暴型”问责。

三、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对策探讨

（一）培育现代行政问责文化，强化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意识

行政问责文化即问责主体对行政问责制度、问责客体及问责执行情况等所持有的信念、情感、意识和态度等的总和。培育现代行政问责文化，在整个社会中营造浓厚的问责文化氛围，是落实问责制的思想基穿受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和现行制度建设滞后的影响，一些公务员“官本位”思想严重，将公共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责任意识淡薄，缺乏问责习惯。而公民在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下，监督政府的渠道不够畅通，监督成本较高，导致民众产生政治冷漠感和普遍服从心理，问责意识淡暴因此，要加强对相关公务员的教育，建立责任本位、服务本位、规则本为、义务本位为核心的行政文化，增强其公共危机管理责任意识。要加强全社会问责文化建设，提高全社会行政问责意识，为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推行问责制营造良好的问责氛围。

（二）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问责体系

首先，在问责主体上，应加强异体问责。异体问责是指民意机关及其代表、民主党派、新闻媒体与社会公众对政府及官员的问责。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主体主要局限于同体问责。缺乏异体问责必然使下级只对上级负责，缺乏对民意机关、社会负责的动力。因此，应加强异体问责，充分发挥异体问责主体的功能，促进政府履行好公共危机管理职能。其次，在问责任客体上。权责明晰是准确确定问责客体的基穿目前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还是一种“条块分割”的模式，没有建立起常设的危机管理部门，这往往导致政府在危机管理中权责不明。因此，必须建立常设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部门，明确其权责，做到权责统一对称。在此基础上，问责的客体不应局限于在危机处理中失职、渎职的官员，应加强对在危机管理其它阶段工作不力和决策失误的公务员的问责。最后，在问责范围上，应扩大问责范围。从目前来看，行政问责还未成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制度性环节，行政问责的范围还局限于对社会造成重大震荡的危机事件中失职、渎职行为。对影响相对较小的危机事件一般未启动问责制。这使得政府官员习惯于做“太平官”，缺乏忧患意识和

危机感。因此应加大问责范围，激励政府尽职尽责，维护公共安全。

（三）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信息公开制度，加大监督力度

1．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信息公开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按照现代政府理论，人民与政府是一种委托与代理关系。因此，政府的权利来源于人民，人民为了保证政府正当行使其委托的权力，就必需对政府行使权力加强监督。而有力的监督基于准确、全面的信息公开。长期以来，受官本位思想、传统政绩观和处理不确定性事件能力不足的影响，一些政府官员在危机管理中倾向于垄断危机管理信息，隐瞒甚至发布虚假信息。当这些伎俩被民众识破后，往往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恐慌。因此，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同时要完善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新闻发布制度，建立新闻发言人虚假信息发布的责任追究机制，以保障民众的知情权。

2．加大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监督力度

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可知，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会以追求其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动机，甚至导致政府的失败。因此，必须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从我国目前实际来看，首先，要加强作为权力机关的人大的监督作用，保证人大质询权、调查权和罢免权的实现。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保证其监督权落到实处。其次，要加大新闻媒体的监督。马克思把新闻媒体的监督比喻为社会舆论的法庭，认为新闻媒体是人民群众的眼睛，是联系政府与民众的纽带。然而，我国的一些政府官员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害怕”新闻媒体的监督，甚至把记者的依法采访看成是“多事”。因此，必须营造更加开放、自由的新闻媒体监督环境，充分发挥其监督政府的作用。最后，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完善监督渠道，调动民众的监督积极性。

（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1．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法规

问责制有效推行的前提是问责客体的权责明晰。目前由于权责不清，导致一些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的过程也成了一些政府部门及官员辩解、推卸责任的过程。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认为，“一项制度安排究竟能否实现其预期功能，在于其提供的激励机制是否能有效激励在制度下活动的人们”。[5]权责不清难以激励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及官员避免“集体行动的逻辑”。因此，应根据公共危机管理的特点，细化相关部门的权责，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激励相关部门切实履行好公共危机管理的职责。同时，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激励政府及官员在危机管理中能够恪尽职守。因此，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体现对危机管理各阶段责任的平等问责，激励政府及官员做好危机预防、预警工作。

2．完善行政问责法律法规

亚里斯多德认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6]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到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和纪律等，但规定较为抽象，缺乏统一的问责标准和规范，可操作性较差，给“权利问责”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因此，应建立一整套切实可行的问责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对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责任的追究，以维护公共安全和民众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浅析政府公共管理的职能研究 篇7

对政府公共管理的职能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业内研究的焦点。近些年, 随着我国经济体质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政府公共管理职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对其边界进行了全新的定义。本文将在结合西方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条件下对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职能进行评述和建议, 以期能够促进其更好的发展。

一、关于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及其边界的研究

对于政府公共管理边界的问题, 业内目前普遍公认的是:政府公共管理必须恰到好处, 过多或过少都会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政府的公用管理过多会导致强制性后果, 政府公共管理过少会导致软弱性问题, 因此必须找到这两者中间的平衡点才能够正确的发挥政府公用管理的职能。由此可见, 政府行为和政府活动的边界对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有着明显的影响, 建立责任政府和有效政府的前提就是解决好公用管理的边界问题。通过对当前情况的研究和探索能够发现, 如今的政府功能管理呈现出一种不均衡的现象, 存在跨界管理的情况, 不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都有一些不必要的管理问题。因此, 对政府公共管理边界的界定具有现实意义。

二、关于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具体研究

(一) 对国外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研究

从当前的西方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研究中能够发现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 在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时代, 为了更好地实现资产阶级的巩固和政权的维护, 政府公共管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效果也十分明显;其次, 在资本主义日益发展的时期, 随着社会的进步, 很多政府公共管理被相应的公共事务所取代, 政府管理职能呈现减弱态势;最后, 政府尽管对公共管理有着不可推卸和不可替代的责任, 但是政府可以通过交由其他社会组织来承担的形式改善公共管理状况, 将主要精力放在行政监督和政策制定方面。

(二) 对国内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研究对我国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主要

1. 政府公共管理基本职能

政府的公共管理基本职能主要是针对任务性职能, 具体可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 这些职能要体现出政府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活动范围和内容, 要发挥出政府对国家的整体作用。

2. 政府公共管理运行职能

政府的公共管理基本职能必须在各个管理环节的合理运作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 因此在进行公共管理的过程中, 政府公共管理又包括了很大一部分的运行职能。运行职能主要包括如下一些内容, 如:协调、控制、人事、组织、报告、程序、决策、指挥、运作等。

不论是我国政府的基本职能还是其运行职能, 都与公用管理的服务水平和制度环境息息相关, 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全球化, 社会进步的今天, 政府公共管理的职能会对国家竞争力产生重要的影响, 能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要想促进市场竞争力的发展, 还要在公共管理职能能力提升方面多做努力。

三、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国家职能和政府职能存在相互统一, 互相支持的效果。当前业内对政府公共管理的研究尽管已经取得了不晓得成效, 但是还是存在很多不足的。学者面对研究普遍表现出对实证性内容和微观层面关注不够的问题。为此笔者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一) 从法律和产权界定方面研究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

法律作为政府发挥职能的基础之一, 研究其与政府公共管理的相关性必将为政府管理工作提供更好的市场机制和秩序, 确保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有效发挥。

(二) 从政府提供具体的基础设施和维护政策环境方面去研究

应当在重视政府提供良好基础设施的同时, 对政府提供良好资源配资、生产力发展及创新环境的能力和政策环境问题进行研究, 促进政府职能的优化发挥。

(三) 研究政府建立和维护社会保障体系的职能

通过社会保证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有利于从政府的角度发挥作用, 提升社会劳动生产力, 减少民众对政府的负面心理, 维护社会未定, 并且也可以促进和改善民众的价值取向, 维持社会公正, 让政府致力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作。

(四) 注意研究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作用

我国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 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尚处在一种未定型的状态, 还没有完全成熟, 因此在注意到发达国家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普遍问题时还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 针对很多特殊性问题进行研究, 通过实证方法和理论依据区分其普遍性和特殊性。

(五) 重建公共管理职能的研究框架

对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研究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当市场作用不显著是, 政府如何通过迅速有效的手段发挥来挽救市场状态, 通过价值观和利益观的角度来保证政府对广大人民利益的维护作用。

(六) 从公共关系的视角探讨政府公共管理职能

政府的公关形象, 特别是其美誉度和可信度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支持与接受程度, 研究如何在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过程中, 确立表里如一的可信政府形象也应该研究的重点方向。

结语

总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不断完善的背景下, 很多形势向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提出了挑战和要求。作为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研究者应敢于创新、大胆探索, 为完善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摘要：本文的研究旨在对政府公共管理的职能及目前业内这一方面的研究进行归纳和总结, 综述其研究现状和发展情况, 从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研究边界出发, 整合我国和西方各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 通过对相关理论基础的树立得到总结和评述, 提出相应的建议, 以期能够更好地促进业内对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研究, 帮助提升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发挥。

关键词：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研究

参考文献

[1]李鹏.公共财政体制与政府公共管理职能[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2 (03) .

[2]周宝松.浅论有效发挥政府在社会公共管理中的职能作用[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 2011 (10) .

[3]郑若愔, 陈铭宇, 胡黉.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政府公共管理职能问题研究——以深圳市西乡街道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 2011 (03) .

[4]罗洁.强化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J].中小学管理, 2010 (07) .

对政府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思考 篇8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在追求效益第一的时代，绩效和创新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主题，结合这几年在开展政府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工作，以及针对公共部门当中一些特定群体，如劳动人事仲裁员，在研究过程当中形成一些想法，并谈三点思考。

第一，绩效创新理论要与中国特色结合。这是一个基础层面和理论层面上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在各类组织的管理当中，引进了不少绩效管理和激励创新的理论理念，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问题呢？原因是虽然国外的东西有很先进的成分，但是其中也有很多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内容。

在绩效管理和激励创新当中，包含着一个国家的传统和文化，因此在引进国外的内容时，某些方面与中国国情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需要我们在不断的实践当中丰富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激励创新，学者则肩负着推动理论理念创新的神圣职责。

第二，结合实际运用各种激励方式。增强机制创新技术的运用能力，这是技术层面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思考。其中包括了绩效管理方面的工作，在一个组织当中，承担的职务级别越高，对绩效管理方面的要求就越高。所以在实际工作当中，需要更好地将精神激励、物质激励以及与KPI相关标准法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要结合实际加以运用，而不是简单地引进国外的技术，更不能照搬其他组织的绩效管理方法。

举个例子，某个政府部门的部领导之前在国企工作，他希望把KPI的方法拿到机关来，但不知是否合适。通过实际调研和分析，得知KPI是符合机关实际的，但若是原封不动地拿过来，是不切合实际的，所以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把这两者情况抽取出来。只有把这些方法综合运用，才能做好工作。我们在管理过程中要提高这一方面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