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2024-06-10

广州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共12篇)

广州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篇1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源于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 在社会保障制度危机与政府财政压力的双重作用下, 西方政府开始对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改革与调整, 力图削减福利支出, 缩小政府的福利角色, 并着手探索私有化方式。其最终目标是缩小政府的规模, 实现“小政府, 大社会”的目标。中国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开始于21世纪初, 上海和深圳是最早尝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两个城市。2013年9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0年, 在全国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 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高效合理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体系和供给体系。可见国家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重视程度又有所提升。广州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虽然起步较晚, 但是发展趋势快。从2007年海珠区出资200万元, 向启创社会工作发展协会购买了3条街道和两所中学有关青少年事务的服务项目至今,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经在全市推广。虽然广州市购买公共服务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但是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针对广州市购买公共服务的现状和暴露出的问题笔者做了一个调查, 笔者将根据调查结果, 客观阐述广州市购买公共服务的现状与问题, 并科学分析其存在的原因。

1 广州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取得的成就

广州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起步于2007年, 虽然较上海和深圳晚了一些, 但是广州市积极借鉴其他发展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2009年, 时任市长的张广宁与副市长陈国先后带队, 考察了香港、新加坡社会服务工作。随后广州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学习借鉴香港先进经验推进社会管理改革先行先试的意见》, 明确提出要发展多元化的社区服务, 不断满足居民对社区服务的需求。而2010年7月, 市民政局和市财政局共同制定印发的《关于印发〈推进我市社会管理服务改革开展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要求从2010年起, 全市的街道分步开展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工作。在广州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之下, 广州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飞速发展, 在公共服务范围、经济投入总量、社工机构数量、社工服务内容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1.1 公共服务购买范围不断扩大

2007年广州市海珠区政府出资200万元想启创社会工作发展协会购买了三条街道和两所中学有过青少年事务的服务项目, 这一举动开启了广州市购买公共服务的先河。接着, 荔湾区多家民办社工机构合作, 向该区的八个试点街道的老人、青少年、残疾人、困难群体提供服务。到2011年, 广州市共有20个街道开展了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试点建设。随后,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全市的得到了推广。四年的时间, 广州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已经渗透到了每个街道, 其发展的速度令人惊叹。

1.2 公共服务购买投入不断提高

广州市社工机构发展最初政府没有投入足够的资源, 社工机构的运营主要依赖某些街道和香港公益机构的捐助。随着广州市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重视程度的提高, 2008年广州市只投入了522万元, 到2012年市本级财政投入政府购买服务达2.93亿元, 而2013年则继续加大了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 共投入3.61亿元资助社会组织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截止到2013年, 广州市投入购买公共服务财政资金累计7.7亿元, 位列全国第一, 可见政府对公共服务购买的大力支持。

1.3 社工服务购买成就尤为显著

启创是广州市第一家社工机构, 成立于2008年2月。到2010年, 广州市成立的社工机构就达到30家, 而到2013年广州市的社工机构多大160多家。通过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人数达6873人。这两项数据均为全国第一, 由此可见广州社工机构发展之快, 存在之多。

广州市社区服务内容最初多为老年人服务、青少年服务和残疾人服务, 主要是由于这一群体为弱势群体, 更易引起社会的关注。而随着政府支持力度的增加, 社工机构的不断完善, 社工机构的服务内容不多扩展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针对社区长者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 对于社区的孤儿、单亲家庭及缺乏家庭照顾的青少年则力所能及地提供成长辅导服务, 为智障人士提供拓展潜能服务, 除此之外社工机构还提供婚姻辅导、社区矫正、法律援助、呼援服务、图书、电子阅览、义工服务等综合服务。社工机构服务内容的不断丰富势必会更加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

2 广州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广州市购买公共服务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扩展到全市, 服务内容不断扩展, 服务质量不断提高, 政府累计经济投入和社工机构数量都位列全国第一。但是, 广州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依旧存在一系列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公共服务设施提供不足、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的组织没有很好履行责任、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价体系、普通民众参与度不高等, 下面笔者将逐一展开论述。

2.1 政府宣传力度不够

针对广州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笔者共调查了204人其中108人知道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96人不知道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不知道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人高达47%。由此可见虽然广州市政府针对公共服务购买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社工机构也有蓬勃的发展, 但是仍旧有将近一半的人都不知道政府够买公共服务。因此, 政府对此宣传力度仍有待加强。

在实地调查中, 笔者了解到社区服务中心往往设施齐全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的大部分需要, 但是, 服务中心的功能室在开放时间内没有被充分利用。某社区的王奶奶 (化名) 就向笔者反映:“我们这些人啊非常的孤单寂寞, 希望能有个老人院我们就可以凑到一起, 打打麻将、聊聊天, 不是挺好的嘛”、“最好能够有人给我们定期测量血压, 我们也更放心一点。”但是, 当笔者实地参观过此社区的服务中心时发现, 服务中心有医疗器械并且配备长期值班人员、还有健身器材、更有两台麻将机和一个专门供人吃饭聊天的场所, 然而却没有人来到功能室。

社区居民有被服务的需要, 服务中心也有适当的供给, 但因宣传不到位, 造成了两者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针对广州市政府公共服务购买存在哪些问题的调查中, 有62.7%的人都认为政府的宣传力度不够, 可见宣传不到位确实是目前广州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之一, 而在实地考察中笔者发现造成宣传力度不足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 宣传途径单一, 导致利用率低。笔者调查的社区的居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 老人尤其如此, 但是介绍服务中心设施、普及健康知识的往往是一些宣传册, 老人难以有效阅读。并且没有出现其他的宣传途径, 造成信息的传递出现断层, 信息的输送出现低效的局面。这就使老人们难以了解、体验社区提供的设施和服务。

第二, 宣传设施老旧, 损坏现象严重。笔者调查的社区宣传展板下堆积杂物、宣传展板上张贴广告、宣传内容老旧难以辨别内容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样的宣传载体是不能有效引起居民的注意, 更难以树立社区服务的良好形象。宣传都已经老旧、破损, 宣传如何能够到位呢。

2.2 公共服务设施提供不足

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以及老龄化速度的加快, 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与现实中公共服务供给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公共服务设施作为需求与供给之间连接的载体, 其不足主要体现在数量和质量上。

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环境保护、一般公共服务等8类, 这8类基本公共服务所能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效率较低, 远不能满足居民现实需求。民政部统计显示, 截至2004年底, 全国注册登记的社会团体14万个, 民办非企业单位为12万个。这样的规模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有数据表明, 日本2008年每一万人就拥有97个社会组织, 香港是28个。而在《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写到:到2015年, 建立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现代社会组织体系。数量稳步增长。社会组织数量每年增长10%以上, 到2015年, 全省社会组织总量达到5万个以上, 平均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5个以上。政府作为推动公共服务购买的主体, 我们与发达区域的差距仍然很大。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 许多社区特别是经济实力发展不足的社区, 其文化设施、娱乐设施、体育设施、卫生设施、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是不完善的。与发达地区相比, 存在较大的差距。由于政府并没有根据区域的人口数量与特点提供相对应的服务数量与质量, 使得居民产生生活不便、政府不作为的想法。

另外,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购买的相关制度较为缺失, 运行模式也不成熟, 公共服务购买尚未在国家制度层面被纳入政府采购范围, 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首部关于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指导政策, 是2005年无锡市出台了《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指导意见 (试行) 》。随后, 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有关政府公共服务购买的指导意见或管理措施。但一般都是缺乏一部专门关于政府公共服务购买的法律最为基础保障。广州市政府虽在近几年来加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步伐, 但是法律法规的缺乏与不健全, 运行模式不成熟, 这些都直接影响到质量上的提升。质量上的不合格还体现在公共服务设施的公共性和服务性不足。有些社区存在环境保护工作做不到位、卫生工作不认真落实、公共体育场地乱收费的现象。笔者实地调查的结果显示56.9%的调查者认为公共服务设施提供不足, 超过一半以上。在走访过程中发现, 老年人对社区的卫生院服务时间过短、服务质量较差、服务范围较小提出了较大意见。

2.3 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的组织没有很好履行责任

调查结果显示, 58.3%的居民认为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的组织没有很好地履行责任。这其中主要的原因还要归结于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不完善。在广州市, 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是政府公共服务购买的主要承担者, 其中当以社工机构为服务生产的主力军。自2008年开始, 社会工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广州市政府的扶持下迅速发展。然而, 发展速度过快, 就意味着质量会被数量所影响, 意味着服务的目的有可能偏离非营利组织的初衷, 服务效果会大打折扣。志愿者失灵现象就有可能出现。2007年以后, 随着广州市政府从多个方面推进的社工机构的成立, 社会组织骤多, 鱼龙混杂情况愈发严重。许多社会组织冲着政府的几百万元“订单”想尽办法以求中标, 但社会服务本是非常专业的, 许多社会组织把自己的业务做成大杂烩, 就无法真正为百姓提供便民的服务, 这就失去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真正意义。志愿失灵必将导致责任履行的失位。而现在真正的非营利组织, 存在着这样的现实情况:组织机构人员工资待遇一般, 人才不断流失, 项目的资金不足以支撑一个机构完成当初预定的目标, 在夹缝中生存的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上没有足够的公信力与号召力, 这些都反映出非营利组织承接公共服务的能力还未成熟。

另外, 广东省对社会组织的改革虽然走在全国的前列, 为社会组织独立性、自立性的培养创造了较多政策环境, 但是其官方化属性并没有随着改革的推进而变得淡化, 这导致了社会组织功能上的缺陷。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 存在承接组织结构上的不清晰、权责的不合理等问题, 使得服务成本和质量的反馈实际上就成为“一家之言”。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组织的能力难以发挥, 造成其预设的服务效果会大大下降。企业具备足够的资金与实力去承接政府公共服务项目, 但是由于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社会团体, 他们在衡量承接标准时往往以公司自身发展利益为重, 有些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高投入少回报的公共服务项目, 另外一部分企业虽然承接项目却没有按照当初的目标实施计划, 政府拨给他们的资金存在被企业俘获的风险。所以政府还是倾向于由国有企业承担垄断性公共服务的供给, 在每个政府部门内部, 也有诸多企业从事相应的业务。事业单位的设立实际上是政府扩大边界、控制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途径, 是政府“全能主义”的体现。在同等条件下, 政府会优先考虑事业单位。此次我们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 占比例最多即38.7%的群众认为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购买上存在的不足是供应商垄断了某些公共服务。这里说的供应商主要以政府掌控下的国企或者事业单位为主, 这些服务往往也真正与民众的切身利益相关, 如医疗、养老保险等等, 这对于“平民”出身的社会组织来说是不公平的。而这一切都归因到, 政府虽然在倡导公共服务外包, 实质上并没有将公共服务的权力外包给社会组织身上。政府的权力放不开, 社会组织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与投资, 它们就无法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 加上企业对它们的挤压, 非营利组织就会出现一种“先天不足, 后天畸形”的局面。因此, 我们鼓励政府首先应该学会放手, 慢慢将一些重要与创新的公共服务项目, 承包给非营利组织。

2.4 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价体系

复杂的、垂直的科层制不利于监督的实行, 因为层层关系的阻碍, 使得信息的失真程度大大提高。广州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仍处于发展阶段, 目前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和评估体系, 使得志愿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增强。一旦服务质量没有与工作绩效挂钩、服务成本没有与工作效益挂钩, 那么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制定、执行、调整的效果就会下降, 居民便难以体验到应有的服务水平。调查结果表明。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前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问题包括了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价体系这一观点。

2012年人大代表王红勤在《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有关问题的建议》中提出, 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时应加强风险认识和管理, 并引入独立审计和第三方评估, 实现购买信息的及时公布和公开, 得到的回应是各地将成立评估委员会和复核委员会, 委员会的构成人员来自律师事务所、社会组织、高校及科研机构等。从这里, 笔者看到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存在的两大问题:第一, 作为检验和监督公共服务实施效果的重要环节, 评估仍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与重视。政府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招投标阶段与中标的社会组织上, 但是并没有对服务的实施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第二, 从评估主体方面讲, 第三方评估的不足是专业性模糊、缺乏权威性、专业性技术人员缺乏, 这些都会造成评估结果的不准确性, 甚至会给社会组织带来“评估专家们就是过过形式、走走场”的感觉, 使社会组织态度松懈。一些社会组织还会利用这样的缺陷伪造资料与数据以蒙混过关。

2.5 普通民众参与度不高

此次调查中有36.3%的被调查者认为普通民众参与的不高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之一。在上文中笔者也提到, 实地调查社区服务中心的健身房、麻将室、休息室都空空如也。社工也反应, 平时来服务中心的人数较少, 往往有活动举办的时候服务中心才会热闹一些。为此笔者特别针对是否参与社区服务中心的活动采访了一位李奶奶, 他认为社区服务中心举办的活动多是一些唱歌跳舞等没有实际意义的活动, 因此不愿参加社区举办的活动。

出现以上现象的原因可分为客观与主观因素来说, 客观因素与当今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社会竞争激烈, 给予民众的压力非常大, 不少居民根本无暇顾及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上班族工作繁忙之外, 希望利用更多空闲的时间来休息, 对于公共服务活动感兴趣的不多。而老人和小孩处于人生中的特殊阶段, 遇到的问题各式各样, 社区服务中心的活动往往也较少能满足老人和青少年的真正需求, 使得相对来说空闲的老人和小孩参与积极度也有所降低。还有一部分人则是文化水平较低, 难以融入机构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中。虽说客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共服务的推行, 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公民参与政务的主动意识, 这就是笔者要说的主观原因。

在我们小组这一次的调查中, 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对公共服务了解并不深。有47%的的居民表示并不知道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什么, 不清楚社区的管理者是否有公开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 更加不了解社区为居民提供了什么公共服务, 由此可见, 居民们主动关注公共事务的意识是比较低的。受到现代社会背景的影响, 大多数人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观念, 不主动关心时事, 更不知道社区的公共服务政策。当社会组织还不具有雄厚的实力来提供服务, 居民也闷不吭声时, 公共服务的实施与进程会十分缓慢。

3 结论

广州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从2007年发展至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家庭服务中心渗透到每条街道, 服务种类和内容不断完善, 政府资金投入、民办社工机构发展情况和专业社工人数都位列领先地位。但是, 快速的发展也使得目前广州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问题重重, 比较突出的问题有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公共服务设施提供不足、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的组织没有很好履行责任、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价体系、普通民众参与度不高等。这些问题如果不妥善处理都将影响广州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健康发展, 但是本文限于篇幅原因只介绍了广州市政府购买公

共服务的成就、探讨了广州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了分析, 至于针对问题的解决对策, 笔者会在后续文章中继续探讨。另外, 笔者在调查时采用了调查问卷和实地访谈的方法, 碍于某些客观原因, 使得笔者的调查存在很多不足, 望读者多多指正。

参考文献

[1]韩朝烈, 尹晓红.广州政府购买服务现状调查与对策建议[J].市情研究, 2012, (5) .

[2]王达梅.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问题与对策[J].专题·前沿, 201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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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林, 赵阳欢.广州民办社工机构数全国第一[N].羊城晚报, 2013-11-24 (A02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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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唐海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风险及其防范[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3, (22) .

广州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篇2

一、概念 政府购买服务:是指各级国家机关将属于自身职责范围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按照政府采购方式的程序,交由符合条件的服务供应商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等因素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

政府采购服务: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法制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政府自身需要的服务和政府向社会公众服务的行为。

二、区别

1、二者主体不同。

号令第三十三条 “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仅限于各级国家机关。党的机关、政协机关、民主党派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使用行政编制的群团组织机关(以下统称“国家机关”),可参照 102 号令购买服务。

“政府采购服务”的采购主体,涵盖了所有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以下统称“预算单位”),即除 102 号令规定的政府购买主体(国家机关)外,其他事业单位和非行政编制的群团组织也属于“政府采购服务”的采购主体(采购内容范围存在差异,将在后面分析)。

2、二者服务范围不同。

(1)“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仅限于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和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指为增加国民福利和公共事务管理,向特定收益群体和特定管理对象提供的服务,比如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管理性服务,主要体现国家机关的职能,政府履职必须是履行特定的、具体的职责事项,非泛指单位定岗定责所确定的静态职责。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主要是指国家机关履行某个特定职责时,需要借助社会力量提供辅助性服务。法律服务、政策(课题)研究、政策(立法)调研草拟论证、会议服务、代理服务、档案整理、监督检查、评估验收、绩效评价、工程辅助、项目评审、会计服务、审计服务、技术业务培训、信息技术、后勤管理、政府履职所需其他辅助服务。

“辅助性服务”必须与“履职”事项紧密相关,并处于从属地位,不能将与特定“履职”事项不相关的服务(如政府自身需求的服务)当成“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也不能将“履职”事项(即 102 号令第十条规定的应当由政府直接履职的事项),全部交给社会力量承担。

(2)“政府采购服务”的范围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和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和“政府自身需要的服务”两部分。

“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前面已经阐述,不再赘述。

“政府自身需要的服务”,是指为保障单位正常运转,需要向社会力量采购后勤保障性服务,如单位内部的物业管理、安全保卫、公车租赁、车辆维护、餐厅托管、系统开发与运维、档案加工与整理等后勤保障性服务。基本特点包括,具有自身性、内部性、固定性、延续性、周期性(以预算为期限)等特点。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现状研究 篇3

摘要:本文通过对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模式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还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专业规范的评估机制、有效的供给市场竞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加快法制建设,适时启动地方立法;建立完善的监督体制,提高监督能力;完善评估机制建设,提高评估公信力度;加大政策扶植力度,培育服务购买市场等措施。

关键词: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现状

一、前言

公共服务,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

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当前我国政府对公共服务的重视程度逐渐提升,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作为公共服务的具体内容之一,公共体育服务将面临新的发展要求。公共体育服务是个系统工程,分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和非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包括:体育活动体系、体育组织体系、体育场地设施体系、体育信息体系、体育指导体系、体育资金体系、体育政策法规体系、体育监督反馈体系、体育绩效评价体系等。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指政府为了履行服务社会公众的职责,通过政府财政向各类社会体育服务机构支付费用,用以购买其以契约方式提供的、由政府界定种类和品质的全部或部分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是一种“政府出资、定向购买、契约管理、评估兑现”的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

二、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群众公共体育服务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

群众公共体育服务需求旺盛,需要各级政府免费提供更多的体育设施和体育服务内容。但是,政府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能力有限,无法在短期内增加更多的体育服务内容。基于运营成本、人员配备、场地条件等因素的考虑,政府无法保证免费开放室内场馆、健身指导与咨询、体质测试和健身讲座。不能充分满足群众公共体育需求。增加公共服务项目,需要政府增加财政投入。在体育系统内部,公共体育服务提供组织多为事业单位,经费来源主要为全额拨款、差额拨款、自收自支,因资金有限,难以在短期内增加收入,这也成为无法充分满足群众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的原因之一。

(二)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对象有限

由于体育公共服务由政府一家来提供,而政府包办式的供给能力又非常有限,这必然也会导致能够享受到政府公共体服务的供给对象也是有限的。据有关研究显示,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缺口现象突出,人均社会体育指导员数不足 1/3000,尽管公共体育部门一直在大量投入人、财、物来提高体育公共服务水平,然而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体育需求期望仍有较大差距,要求“增加锻炼场地设施”、“开放体育场馆”、“提供科学健身指导服务”、“增加体育活动经费支持”等的声音日益强烈,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分配不对称,使得地方提供体育公共服务的能力受到约束,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人们还很难获得体育公共服务的裨益,体育主管部门实际上更注重“金牌战略”,对基本的体育公共服务重视不够,用大量的竞技体育投入代替了实惠公众的基本体育公共服务。

(三)缺乏有效的供给市场竞争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组织得到空前发展,社会组织的发展与之相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其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落后于市场组织,致使我国政府在推行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过程中缺乏强有力度的供给市场竞争。据调查发现,政府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完成的服务项目仅占总数的1/3,绝大部分都是采用定向委托和协商相结合的方式。以上现象充分反映出政府在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过程中面临承接主体竞争不足的尴尬局面,供给竞争的缺乏将严重影响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三、政府购买公共体育对策

(一)加强国家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舆论宣传工作

公共体育服务建设是为广大群众身心健康谋福利一项民生工程,各地区创建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网络和手机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公共体育服务建设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动员全社会支持参与建设。采用专栏讲座、公益广告电视访谈等形式,推广传播科学健身相关知识,建立公共体育服务数字信息平台,探索建立集体质测定、健身指导、项目推广于一体的科学健身信息技术指导服务体系。各地方体育局及地方体育局工作人员要具备与媒体和舆论打交道的能力,正确认识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宣传舆论的重要性,加强与媒体沟通协调,力争更多的地方媒体增加宣传公共体育服务信息的频次,在省、市体育局政府网站登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专题信息和新闻报道,在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开辟关于体育健身和健康的专题、专栏、广泛宣传科学健身知识,在电视媒体上播放公共体育服务示范区的专家宣讲和领导讲话,多渠道、多方式开展公共体育服务示范区建设的宣传引导工作。提高群众对公共体育服务和全民健身的知晓率、参与率,引导群众树立科学的健康理念,养成爱健身、会健身、坚持健身的文明生活习惯。

(二)以多元协同为保障强化监督机制

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效果如何,完全在于以多元协同为保障的独立性、专业性、多元化监督机制,而监督则包括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部分。外部监督,一方面要成立具有专业性和科学性特点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另一方面要建立专家评估机制,通过专家对体育社会组织的资质、能力、完成效果等方面进行专业评估,对于评估不合格的项目要及时纠正,并按照契约合同追究相关责任,充分利用公众媒体监督,通过公众调查、公开听证、代表协商等方式,监督政府购买的流程以及体育公共服务项目的效果,将公众的意见和需求表达作为改进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依据;内部监督,要通过监察、财政、人事、审计、采购中心等部门监督政府购买流程和资金的使用效率,而各级体育行政部门也要从买人的服务效果及质量层面实施定期和不定期地检查与监察。

(三)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政府在推进体育公共服务购买中,要树立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工作理念。充分发动民众的力量,根据民众对体育公共服务的需求,以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来推动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信息公开的内容要全面,不仅涉及公共服务购买的程序、服务质量标准,而且还要涉及到社会组织遴选的程序与资质条件、资金预算及使用情况,公众满意程度等方面。

【参考文献】

[1]周爱光.从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审视政府的地位和作用[J].体育科学,2012(05):64-70.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研究 篇4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 中国经济呈现出持续快速发展的态势, 同时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准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与此相适应, 民众对于公共服务的质量与和内容也有了多元化的需求, 这就需要政府通过改革来提供适应新变化的公共服务, 在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 实现服务的社会化是政府推进公共服务改革的重要目标, 具体说就是通过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契约合作, 借助社会组织利用市场化手段来实现公共服务的高效与优质,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就是公共服务社会化的标准形式, 也是政府部门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改革战略方向。因此, 进一步探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相关内容与策略, 对于推进政府公共服务的服务水准, 改善政府购买服务供给制度的完善, 促进政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 政府购买服务的理论分析

政府购买服务 (Government Purchase of Services) 是指政府为了实现公共服务的目标, 政府同各类社会组织签订合同由各类社会组织提供由规定种类和品质的部分公共服务, 并由相关政府机构向实施服务的社会组织提供资金。作为促进政府职能在公共服务领域转变的主要举措, 政府购买服务将通常由政府相关专业部门实施公共服务转变为政府出资, 通过政府的招标条件下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自由竞争, 由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来实施公共服务, 这样就实现了通过竞争性的制度安排来提高公共服务水准。与政府采购实体物资的购买不同,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体现出了服务性、非可储存性等特征, 所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具有了其独特的特点: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与社会公共福利和公共事业财政拨款项目, 如免费医疗、免费救济等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后者是政府提供给所有人群的全覆盖性服务, 具有全民性和公共性,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目标对象则是特殊受众群体, 具有特定专业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也不同于采用财政拨款形式的普通公共服务, 财政拨款主要面向固定的业务单元, 服务进度按照拨款预算计划而实施,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则主要针对设定的公共服务领域, 采取招标竞争方式与服务提供商签订服务合同, 以服务实施的效果而不是业务单元作为考量的根本。

社会组织 (social organization) 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服务供给商, 这类机构是指在政府部门和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组织之外的社会团体、组织或民间协会, 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企业共同形成了社会体系的三个主要部分。随着社会改革的全面深化, 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近年来逐渐涌现出来。从各国政府购买服务的具体实施情况来看, 各种社会组织提供了大部分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各类社会组织在美国提供了所有就业公共服务中56%的服务项目、所有训练服务公共服务中48%的服务项目, 所有保健公共服务中48%的服务项目。志愿社团或其他社会组织在德国提供了所有助残公共服务中90%的服务项目、所有家庭服务公共服务中70%的服务项目, 社会组织成为了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力量。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核心是一种契约关系, 也就是政府作为出资方进行竞标委托, 由社会组织中标后签订合同, 根据合同履行情况进行评价而后付款的新型公共服务提供方式,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本质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也一种服务外包的形式, 政府将原有的业务领域的项目外包给社会机构来实施。从类别上看,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通常根据服务供给商 (社会组织) 和服务需求商 (政府部门) 的独立性和竞争性来区别, 分为独立型竞争购买、独立型非竞争购买、依赖型竞争购买、依赖型非竞争购买四种模式类型。

3 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发展现状

对于处在社会经济领域不算变革中的中国来说, 在政府购买服务这个重要方面需要在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近年来很多地区逐渐在社会服务领域推广使用了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如政府购买城市环卫、社区卫生服务、助残服务、就业服务等等, 这些尝试取得了较好的影响, 同时也促进了政府服务职能的提升, 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发展, 这不仅有力于化解社会服务领域中的困难, 更为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新样本。

上海市在购买服务中通过实践摸索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的总体思路, 以及合同化管理、合同式服务的可持续性运作规则, 通过市场化竞争手段政府将特定的公共服务委托给各类社会机构来实施, 由政府购买服务, 社会组织实施公共服务职能。上海市政府在2004年在财政预算中正式列支了居家养老服务补贴费用, 建立了政府购买社区就业服务补贴制度。上海市民政局等六部门于2005年又出台了《关于全面落实2005年市政府养老服务实施项目, 进一步推进本市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 完善了关于居家养老服务的主要政策内容, 包括增加社区助老补贴范围、细化社区助老服务补贴、对居家养老补贴对象进行等级评价等内容, 这些措施促进了上海市居家养老服务的进一步发展。

北京市中关村社区于2006年至2008年先后成立了中关村企业联合会、中关村地区社会工作协会和中关村文化建设联合会, 通过通过不断探索政府购买服务新模式, 形成了一套社区服务社会化的工作模式。北京市宣武区牛街社区, 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为辖区内高龄老人、在册的孤寡老人、建国前入党的困难老党员、生活不能自理且享受低保的老人等六大类困难老人, 每月提供不同的养老服务补贴,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由社会组织来对这些老人进行养老服务。

无锡市政府在政府购买服务中通过逐步摸索和完善, 形成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新机制, 该机制以服务市民为重点, 以市民满意为准则, 充分调动各方力量, 合理配置社会资源, 通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与水平。无锡市于2005年底首先在市政公用事业领域试点政府购买服务。2006年无锡市财政部门出台了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相关政府文件, 该文件明确了政府购买服务的试点项目领域, 具体包括:环卫清扫、社区养老服务、道路绿化养护、社区文化活动等若干项目。

4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领域现存问题

在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仍然属于初始阶段, 长期以来由政府对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大包大揽向政府向社会机构购买公共服务这一市场化方向转化, 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对于社会组织来说都有不适应的地方, 在制度层面以及操作层面都有许多不足之处, 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相关法规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目前政府采购范围中还未纳入公共服务, 这就使得在制度层面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相比之下, 香港有专门的《受资助非政府组织福利机构的采购程序》、《受资助非政府福利机构的存管理》、等法律制度, 完善的法律制度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 而在我国与此相关的法律只有《政府采购法》, 但是在具体的采购清单中, 法律条文只将政府自身提供的必要公共服务列入了采购清单, 而没有将更为广阔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内容列入采购范围, 也未授予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供应商的合规资质, 所以在制度层面必须改进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及相应财政制度体系规定以保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纳入法律的应用范畴。

4.2 公共服务购买范围及数量偏小

目前公共服务购买无论从数量还是范围上都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首先在购买公共服务的总量上还很小, 在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由于都还是处于摸索初始时期, 由于民众普遍认为公共服务应当由政府来提供, 不放心、不接受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 原来由政府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转交由社会机构来实施, 相关政府部门由于业务外包自身收入降低也就不具有积极性, 这就造成从总量上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规模普遍较小。目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经在很多范围内施行, 但在购买范围上仍然局限在特定的范围内, 集中在养老、社区服务, 就业等领域, 许多领域还由政府大包大揽, 未对社会组织开放进入。

4.3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流程有待规范

西方国家在开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会对外公布相关预算, 通过政府采购公开招标合格的社会组织获得相关的服务合同, 并按照合同内容的要求提供服务, 政府根据合同要求对社会组织的服务效果进行评估后付款。由于目前公众很难获知相关政府部门政府的政府采购资金预算, 因而民非机构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需求并不清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所采用的方式应当是通过政府采购的途径进行购买, 这种采购通常要以开放式竞标的方式进行, 在操作层面由于多种因素, 部分政府部门在购买公共服务时并不是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中所要求的方式操作。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监管流程上也不够规范, 多是以政府内部监督为主, 相关政府部门在现行的条件下依然拥有对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定价和服务效果评估等方面的权力, 这样在缺乏独立监督方的情况下很容易有寻租行为产生。

4.4 政策协调有待加强

目前政府各部门在职能的划分上仍存在职责不清晰的现象, 这就导致公共服务目标及资金使用上不同程度存在着交叉的现象, 这种交叉现象又会形成多头管理的问题, 多头管理在具体操作中会降低公共服务的实际效率。社会组织在我国是新生事物, 在社会还未放开的情况下其发展和生存具有一定的困难, 而在目前政策下缺少政府对社会组织发展的专项资助,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服务提供商主要有两类:收益性社会机构和非收益性社会机构, 收益性社会机构可以通过运营收益来保证机构自身的持续发展, 而非收益性社会机构由于非盈利性的本质很难来维持自身的生存, 目前政府的政策还没有对社会组织可持续性生存的战略规划以及扶助性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资助, 这种情况下政府就有必要给予相应的配套资金支持, 以保证社会组织的发展。

5 提高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建议

5.1 推进购买模式转变

由政府内部提供服务向外包契约合同式公共服务管理的变革, 外包契约合同制是一种将政府专营制度与市场竞争制度功能相结合的制度安排, 这是一种优质高效的政府职能实现手段。相关政府部门通过合同竞标的方式, 将公共服务项目由社会组织来实施, 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具体实施条件、双方责任以及资金支付等项目均在合同中有详细的规定。在合同化购买管理框架下, 以公开公平竞标作为服务购买的一般原则, 明确合同双方主体, 对于服务购买项目要有确定的目标, 但这种采购方式在现阶段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践还较少。面对民众对于公共服务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需求, 以及政府服务职能变革的趋势, 相关政府部门应逐步健全公共服务购买机制, 积极促进契约合同式公共服务购买模式的开展。

5.2 促进社会组织发育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本质上是政府通过合同化模式将公共服务进行外包, 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社会机构可以进入服务供给市场, 通过合同竞标的方式来实现市场竞争机制, 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提高服务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促进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是扩大竞争条件的重要前提, 所以促进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是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重要保证, 要向使得社会组织获得长足的发展前提是开放社会组织, 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注册成立, 其次是通过相关法规来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成长, 形成有积极有序的社会组织行业。在政策方面政府对社会组织要给予一定的支持, 设立能力发展和专项基金, 支持非营利组织能力的发展, 同时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选择和培育应该坚持适度原则。

5.3 规范公共服务购买流程

规范公共服务购买流程首先要透明购买公共服务的预算, 政府要通过向社会公布购买公共服务预算的具体内容, 提高采购资金预算的透明程度。《政府采购法》中虽然对于采购中使用哪一种招标方式都有明确的要求, 同时也规范了政府采购的基本程序, 但政府相关部门要根据公共服务的内容和特点制定购买公共服务管理办法来规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整个流程。

5.4 健全购买公共服务监督机制

健全高效的监督管理机制是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有力监督。在总结我国目前各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经验基础上, 要从制度层面健全相关的监督机制, 这是政府提升购买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步骤。首先要建立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 第三方监督包括:社会公众监督、媒体监督、外部专家监督等。完善政府内部监督也是重要领域, 一方面是政府资金管理部门对于购买公共服务合同的资金监督;另一方面是购买公共服务的部门以及外部监管机构对社会组织实施服务质量的绩效监督。随着内部监督机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管机制的逐步完善,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才会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浦劬, 莱斯特.M.萨拉蒙.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顾平安.推进政府公共服务的合同管理[J].理论研究, 2008, (18) .

[3]贾西津.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终期报告[R].中国社会组织网, 2009.

[4]韩俊魁.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比较[J].经济体制社会比较, 2009, (6) .

案例分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篇5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广州市政府目前在20个街道办进行购买社会服务试点,政府购买服务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社会福利与救助、矛盾调处、权益维护、心理辅导、行为矫治、社区矫正、劳动就业、医疗卫生、青少年教育、残障康复、婚姻家庭等领域。

第一家进社区的社工机构是广州阳光社会事务中心,设在越秀区建设街。它是广东工业大学社会工作系的5个教师发起成立的,理事成员全都是老师,理事长朱静君是系主任、副教授。

2009年年初,建设街在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在市、区民政部门的指导下,大胆创新,以居民自治为切入点,向广州市阳光社会工作事务中心购买服务,建立了“建设街阳光社会工作站”,率先引入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开展专业的社会服务。建设街阳光社会工作站成立后,在街党工委、办事处的指导下,接收、发展了多名社工党员,并于2010年6月正式成立了“建设街阳光社会工作站党支部”,深入开展了“自律诚信比贡献,服务社会当先锋”行动。阳光社工站党组织和党员以低保低收入家庭、边缘困难家庭、失业人员、残疾人员和独居老人为重点服务对象,以促进社区和谐与发展为服务目标,通过采取“四种方式”,推进“四个培育”,实现“三个转变”,并取得了可喜成效:社情民意表达渠道畅通了,社区的服务品质提升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增强了,自治意识和能力也提高了。

2009年阳光社会事务中心刚成立时,越秀区政府尝试性付给它28万元,用于购买建设街的社区自治服务。随后两年,中心获得了市、区两级财政超过500万元购买项目,专业社工由5人发展到40多人。2009年在30多个社工机构评估中获得第一名。

广州市民政局一位处长说,在购买服务之前,政府社会服务的具体事务,基本上都是交给社区居委会做,如果不将这些社会服务“外包”出去,居委会实际上是做不好的。一是居委会承担着社会治安、社会救助、就业再就业、计生等130多项管理和服务工作,居委会工作人员根本无暇开展有效服务;二是社区的专职社工缺乏专业的处理问题的手段和能力,有“专职”,而无“专业”;三是居委会被群众认为是“衙门”,专职社工被认为是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无论好坏都经常受指责。而社工都是社会问题处理专家,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处理手法截然不同。

日前,湖南省邵东县综治办与邵东县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夜间治安巡逻协议书》,将县城城区夜间治安防控承包给了保安公司。这在当地引起争议,并引发了关于把治安外包是否妥当的讨论。

如今,公共服务购买模式已是大势所趋,政府也由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向公共资源协调者的角色转变。而摆在这个协调者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可以购买,什么样的不能?”

从理论上说,公共服务市场主体比公共部门具有更强的成本意识、更严格的管理和更灵活的反应能力,也就更能够促进竞争、提高服务质量并降低成本。

但现实中,情况却并非如此。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公共服务市场发育困难,市场主体没有完全形成。

这个市场主体可以是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事业单位等。在一些公共服务购买比较成熟的国家,主要是非营利组织,因为其宗旨更适合从事公共服务的生产。而在我国却多是企业,并且为数不多。

例如人口超过1400万的广州,公共服务购买洽谈会仅有34家社工服务机构出席。而人口不过700万的香港,却有超过1万家民间组织,承担了大量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功能。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倪星曾向记者表示,一些政府官员常向他抱怨,没有合适的、值得信赖的社会中介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购买。政府的选择非常有限,竞争难以充分开展,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就难以保障。

阻力:与既有利益格局的冲突

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公共服务需求的多样化和精细化要求就越高,公共服务购买的需求就越强烈。从全国来看,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广东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面可谓走在前列。但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以深圳市罗湖区为例,目前全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金额占预算支出的比重仅为10.4%,规模还不大,覆盖面也不广。

造成这种现象除了上述提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与其他一切改革一样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与既有利益格局的冲突。

公共服务购买时遭遇利益冲突是一种常态。因为我国大部分公共服务曾由政府部门或者事业单位垄断提供,制度的变革必然引起既得利益者受损或者不安。

西乡街道向物业公司购买服务,委托它们代行城市管理之后,公众和原有的管理服务机构居委会接触的几率大大减少。“现在来居委会办事的人少了许多。”居委会工作人员率先感受到了这种“冷落”。这不仅仅是感情上的难以适应,在现有体制下,事权的减少更意味着可支配资源和权力的减少。

深圳的情况并非个别。在江西省乐安、兴国、宁都三县实施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规划试点项目,也曾因为分流了三县原有政府扶贫部门掌握的扶贫资金而受到三县扶贫办的抵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策解读 篇6

【关键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策;解读

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及背景

2013年9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指导意见》规定,“十三五”期间基本形成统一规范高效的公共服务购买平台和机制,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建立基本完善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体会议强调,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凡是属于公共事务性服务,原则全部都要采用市场竞争购买机制,通过订立合同、委托社会力量等方式向社会购买服务。在国家着力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的大背景下,党中央和国务院积极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使“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 从地方初步探索上升到国家统一决策。中央政府把“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和企业分开和政府和社会分开”作为新一轮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在不断推广普及。

作为一个服务型政府,其首先需要承担责任的就是保障国家安全、解决民生基本问题、实现社会公平公正、达到扶困救弱目的。政府要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对社会资源有效整合,使社会组织成为服务的具体执行者,进而更好地倾听民声、服务于民。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项目,首先,能够为组织提供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有效地丰富社会组织的筹资来源,也符合国务院提出的双创精神;同时,社会组织为了从竞争中脱颖而出、顺利获得政府的资金,需要不断进行内部完善,保证其提供优质、专业、高效服务的能力;另外,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服务情况进行监督,从而促进社会组织活动更加阳光化、规范化。

“一般来讲,就是要在社会活动中尽可能的减少政府干预市场的职能,政府由过去管的大而全转变为小而少,真正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充分的发挥市场和社会各组织的自我调节抚平作用。经过搞个真正使政府权力变小,社会组织权力变大。政府不干涉的事统统由企业、市民与社会组织来干,即由“大社会”来解决,发挥企业、市民与社会作用。

二、政府购买服务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谁来买

明确谁来购买,即明确购买服务的主体。购买主体要严格按照去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规定,即各级行政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单位和参公的事业单位,资金由财政负担的群团也可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提供公共服务。

2.向谁买

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社会组织,依法在工商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机构等社会力量。同时,鼓励事业单位参与提供公共服务。

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力量相对薄弱,急需支持和培育。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社会组织不可或缺。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在推进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要积极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加大对社会组织的培育扶持和财政支持力度。

3.买什么

明确哪些服务可以买、哪些不能买,是顺利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政府购买服务实践的难点所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向社会购买。而财政部已初步确定将农业部、教育部等19个中央部门纳入2014年度政府购买服务工作计划,涉及艾滋病防治、失能老人养老服务等近30个项目。

解决好“买什么”问题,需合理确定购买范围并明确购买目录。当前我国正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且全国的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和各部门应该因地制宜研究制定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目录,并及时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动态调整。目录中还应明确购买服务的禁止性要求。”既要改革政府简政放权,即减少政府对社会性事务进行大包大揽,同时也要保证各级政府正确履行相应的职能,防止政府盲目推卸责任,即不适合由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

4.怎么买

首先要明确资金来源。应明确政府购买服务只是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和财政资金使用方式的改进,不是新增一块财政资金,要在既有财政预算中统筹安排。为确保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不走偏、不变样、可持续,购买流程科学合理,应坚持政府购买服务资金从购买主体部门预算安排中解决的原则,根据批准的部门预算,由各部门安排购买服务计划,并报财政部门后实施。这样,既不改变现有预算体系,也不会增加预算审核难度,干扰预算正常编制,还可以有效打消一些部门以为新增资金的”误解”。

政府购买服务今后受益范围将多为人民群众,应适当放宽条件,创新购买方式,在购买方式上给地方、部门和市场主体更大的自由度和空间。

参考文献:

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综述 篇7

关键词:政府,公共服务,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服务现代化的加快,公民对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增长,保障公共服务供给充足、质量过硬,成为我国当下的首要问题。作为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事业发展的重要部分,基层政府在公共服务外包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由于地方政府为公众提供服务意识不够、购买公共服务机制还不成熟、购买程序不规范等因素,使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整体发展进度缓慢。因此,研究我国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问题,对促进公共服务普及率和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 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理论基础

1.1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研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资料比较丰富,研究时间也比较早,相对比较成熟。公共服务外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经济出现大浪潮,政府失灵导致整个社会福利制度开始改革,当时的英国政府提出把当时公共服务效率极低的政府供给交给社会组织,将市场机制引入到公共服务供给中,结合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新公共服务,促使社会福利向多方面发展,这就是公共服务外包的雏形。国外公共服务外包的发展过程,可以从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模式、公共服务外包评估机制以及风险管理研究等方面阐述。

在公共服务购买模式上,美国学者萨瓦斯提出了三种模式,分别是政府委托、政府撤资和政府淡出。在政府委托的模式中包含了合同承包、补助、特许经营等方式,萨瓦斯推崇的是合同承包,他认为合同承包不仅可以把市场化与制度化综合到一起,而且可以很好地减少人为因素,避免暗箱操作,从而提高服务效率,节省政府和社会不必要的财务亏损。美国学者登哈特夫妇在其代表作《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中认为,公共服务外包可以从公共服务本身理念研究,公共利益是政府和公民共同的追求,无论是公共服务外包,还是新公共管理,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对话并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公共服务行政,只有这样的公共服务供给才能真正的达到良性满足。英国学者Graeme A.Hodge在21世纪提出,为避免垄断化带来的种种弊端,公共服务外包在购买模式上必须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而为了防止公有的垄断,英国政府对私有化后的股份公司,持有人股份比例仍然做了严格的限制和明确规定[1]。

1.2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研究基层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研究并不太多,并且大部分是从通过国内案例综合分析了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总体情况,界定范围、目前的现状、存在的问题。魏红梅的《广东省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现状及发展研究》和焦述英的《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探讨》都根据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现状,分析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总体情况并提出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活动起到引导和说明作用。另外国内学者把公共服务外包的研究对象集中在基本概念、财政、风险以及监管机制上。

在基层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基本概念界定上,目前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公共服务外包相当于公共服务市场化,即公共服务外包对象可以是企业等以营利为目标的社会力量,或者是公共服务外包的表现形式为公共服务社会化,即外包对象是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是否有必要将这两者严格的区分开来。一种观点是要严格地区分公共服务市场化与社会化,持这种观点的大部分是考虑中国国情后进行针对研究的中国学者,如顾平安认为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其实就是政府向社会供给公共服务的一种创新方式,又被称为公共服务合同制管理,即政府由原来的掌舵型(政府直接举办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公共服务)转型到服务型(转交给具有相应资质的社会组织),政府对承接服务的社会组织进行严格服务考评后再支付费用购买服务。另一种观点是承认公共服务市场化和公共服务社会化的一致性,认为公共服务供给商应该多样化。陆春萍的《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化进程分析》认为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是诞生与西方社会的一项政府实行公共管理的措施,指的是政府从社会福利的预算中提出经费通过公开招标购买的形式,向整个社会力量(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社会机构)购买公共服务,是一种“政府出资、定向购买、契约管理、评估兑现”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彭少锋等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传统及新取向》中认为,单纯从理性主义或者结构主义角度使公共服务外包市场化或者社会化是不足以应对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引致的社会公共服务新需求的,并试图整合传统研究方式,调整创新,向一种多元融合姿态和契约化转向[2]。

2 我国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困境

2.1 财政方面

在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财政方面,蔡欣欣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预算编制的法律保障》中提到传统预算模式关注的是在财政支出过程中资金投入数目和预算投入的使用有没有严格遵守财经纪律,而不重视产出效果。她认为编制政府公共服务外包预算要着重于长期规划,编制多年滚动预算,不仅要列出当年的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预算数据,还应成列出过去几年和未来几年的一系列预算数据,不仅关注的是合法性,更多的是要重视在公共服务外包中财政支出的产出效率,从而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到竞争中。丛树海认为,政府的公共预算是指国家以权力和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取得的用来维持公共活动的供给和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以及用来发展各项社会公益事业支出的预算。所以,公共预算就是为了满足公共需要而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预测。

2.2 风险方面

在基层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风险方面,目前我国基层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对公共服务外包的风险调控也是越发重视。周俊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及其防范》认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非一件新鲜事,但是政府提供外包合同、和为公共服务提供一家合格的供应商,常常不是一件易事。他通过案例分析指出,在五种情况下对风险把控上相对困难:第一,社会组织收益比例减小;第二,产出难以衡量;第三,产出衡量所需时间过长;第四,产出不能用数值衡量;第五,竞争很弱[3]。

2.3 监管机制

在基层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监管机制方面,项显生在《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监督机制研究》中提到,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制度模式必须要有自我纠错能力,科学完善的监督制度就是纠错能力之一。他认为建立相应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监督机制是为了偏正和预防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高购买效率,实现公平公正购买,是非常有必要的[4]。

国外政府在公共服务外包的评估上主要是通过不同的模型评估公共服务外包绩效,桑帕约通过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对欧洲和巴西的主要城市公共交通服务进行效率分析,他选用的模型是DEA模型;而恩波利在研究城市公交服务满意度时,运用的是结构方程模型。德霍格的研究认为根据现在社会的快速多元化发展,政府公共服务外包评估建立指标选取除了政府投入和公民满意度以外,也应跟上社会的变化,建立更有活性的指标体系,包括3E+质量+民主+公平。格莱姆对目前英国公共服务外包评估机制并不满意,他认为当评估造成了英国评估机构膨胀,出现政府财政多余浪费说明英国评估机制没有找到合适的框架,没有实现效率财政和公平的均衡[5]。

3 增强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对策建议

我国学者已对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困境进行了一系列分析,购买困境的产生有政府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制度环境等原因。如何更好地促进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发展、真正实现公共服务购买规模化,学术界已开展了大量的探索。

3.1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充分发挥政府拨款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主渠道作用,特别是建立健全保障服务购买预算机制和财政投入审核制度,保障政府财政投入经费的使用落到实处。

蔡欣欣认为,必须界定各级政府职能来限定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财政支出预算编制的责任,并要求对财政支出预算编制进行权力控制。可以根据上一年的支出基础上适当增加一定比例的增长比例基数,前提是要保证遵守财政纪律,另外则是产出效果。要编制多年滚动预算,还要更多的关注和考虑政府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配置效率,并以此来吸引社会组织参与竞争[5]。

钟景秋认为,要建立健全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财政制度,首先要明确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预算管理的范围,并结合实际情况,编制发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目录》,主要明细划分六大类公共服务,以便明确财政投入的实际操作,另外,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人民群众公共服务质量的需求提升适时调整《目录》。

3.2 完善公共服务购买程序

确立科学合理的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规范服务购买程序,改变“一团乱”的尴尬局面。

陆春萍认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使原来政府包揽的许多社会服务职能回归社会,政府职能开始转化,从全能型政府转向服务、有效型责任政府。所以,政府不仅要完成自身的制度建设,还应鼓励民间组织,主动培养民间组织发展、督促起建立起公共服务购买承接制度,从而进一步完善购买公共服务整体制度。

关于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国家对公共服务制度变迁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内到外来说是政府主动寻求职能转变的政治诉求到外部逐步形成政府购买的合法性机制。所以,我国公共服务制度化进程是一个适应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6]。

3.3 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监管机制

政府要合理利用其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权力,同时要加强自身财政的监督与管理,规范服务购买程序,加快公共服务外包整体进程。

项显生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要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监管体系,目前最迫切的方面在于,强化自我监督机制、外部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的构建。另外,与自我监督相比,外部监督机制更保证起整个服务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所以要发挥外部监督机制的作用就必须赋予相应的功能,否则监督效果大打折扣[7]。

李茹则认为从创新性上来说,地方政府可以建立电子化监管。他认为整个政府监管可以看作是一个信息收集、整理转换并反馈的过程。随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和内容日益扩充,传统的监管机制难度逐渐增大。因此,实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电子化监管可以为政府提供方便、同时也能降低监管成本[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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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红梅,苏皑.广东省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现状及发展研究[J].广东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3):61-65.

[3]周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及其防范[J].中国行政管理,2010(6):13-18.

[4]项显生.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监督机制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167-175.

[5]蔡欣欣,盖彦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财政支出预算编制的法律保障[J].改革与战略,2014(9):63-66.

[6]陆春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化进程分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0,25(4):102-107.

[7]王春婷.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综述[J].招标与投标,2014(4):141-146.

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 篇8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进行的公共服务购买涵盖了很多方面,比较多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类和社区服务方面,比如很多地方政府会购买社会保障方面服务,包括养老服务、就业方面服务等等,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运用领域的扩大,会使得公众过多受益,不断满足社会对公共服务的要求。然而,应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我国还属起步时期,以往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仍然发挥很大作用,因而当前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1、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存在问题

1)某些地方政府缺乏公共服务意识

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片面追求自己的个人发展,强调个人意识,公共服务意识不强,从而造成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有一些注重形式,走流程。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地方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时专业性不强。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所带给民众的意义认识不清。

2)公共服务效率低成本高

现代公共管理所追求的是低投入高产出,而我国目前的公共服务供给却呈现低产出高投入的情况。政府不同程度存在机构冗员、政府间职责不明晰、工作人员消极怠工等问题;政府运行成本过高,部分政府官员存在公款消费现象,政府存在公共财产闲置等情况;政府因为决策失误也会造成提供公共服务成本增加。

3)提供的公共服务种类不够数量不足

目前,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能满足实际的公共服务需求,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不能满足大众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公众在医疗卫生和养老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保障;市场提供的主体服务不够,没有相对合理公平的市场秩序,有时会出现公众投诉申告无门的现象;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不足。

4)公共责任缺失导致腐败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部分职能转移给了市场,而政府还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目前模式使得政府权利和责任分离,随着公共服务由社会组织提供,政府不再承担相应的操作流程,这都给了政府推卸责任的借口。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都提倡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但是政府责任却不能由市场承担,政府还是应该承担起相应的公共责任,对人民负责。

2、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存在问题的原因解析

1)政府对自身定位不明晰

新公共服务认为政府应该“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主要应该出来好政府与政府、政府和各社会组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当前我们很多地方政府对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不明晰,政府干预垄断现象时有发生,没有理顺政府间、政企、政社关系,从而影响社会组织对于提供公共服务,不利于政府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2)公共服务购买边界不清

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量不足,与西方国家相比较,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购买存在边界模糊的情况。以往公共服务都是由政府提供,因此公众普遍认为公共服务的供给都应由政府负责。但目前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公众因为传统观念,会对此抱有怀疑态度。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政府部门让渡权利,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致使一些公共行政人员积极性不高。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生产者不应该是同一个主体,公共服务提供或安排与服务的生产之间的区别日益重要。

3)公共服务购买程序不够规范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任然是起步阶段,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关于购买公共服务意见、实施等办法,往往会带有行政特色。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往往是因为熟人的关系,或者干脆就是内部化的操作。政府作为购买方对所购买的公共服务的标准和产品并没有合理的价格。

4)法律制度不完善

目前,虽然有《政府采购法》,但其只对供应商的资质有规定,但对于非营利组织的问题却忽视了。因为公共服务具有非营利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应该由非营利组织提供,而现行的法律对于非营利组织的资质却没有相应规定。政府的行为应该均由法律许可,政府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向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这一系列行动本应该有法律制度作保障。但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却不能满足,各地方政府在实践中更多地只能依靠一些规范性文件。

5)监督机制不完善

地方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虽然签订了合同,但在具体的实施中,政府对于同步的监督和评价很难做到。目前我们的制度,很多部门都有监督权,而这些部门很多都是主管部门,他们又可能与社会组织有各种利益关系,政府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

二、完善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对策建议

1、转变观念,构建服务型政府

公众对于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政府部门为公众提供更高标准的公共服务,这就需要政府转变以往单一提供公共服务的观念,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去。政府也从以往的供给者转变为购买者、监督者,这就要求政府明确自身定位和职能。

构建服务型政府,需要强调政府部门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思想,由权力本位转变为责任本位。服务型政府不仅仅关心公共服务的供给,更加应该重视规划如何供给公共服务来满足公众的需求。只有转变观念,树立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才能更好地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从而提高政府效率,使公众满意。

2、完善公共服务市场体制建设

1)引入激励和竞争机制

以往只有政府一家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完全垄断和控制权力,不利于供给有效和令公众满意的公共服务,只有引进激励和竞争机制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激励和竞争机制能够为供给公共服务注入新鲜血液,迫使新加入的供给方,以公众需求和满意为指向,通过各种方法提供高效率的公共服务,而为公众提供全面的公共服务。

2)鼓励多元化主体参与

市场化的公共服务提供,需要政府“掌舵”,不能像以往只靠政府一方提供公共服务,权力和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完善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必须鼓励更多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参与进来,多元化的供给者能够形成竞争机制,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改变了过去那种由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现象,许多社会组织成为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主体。这些社会组织基本都具有志愿性、民间性、组织性、非政治性等特征。[1]虽然我国很多社会组织都能承担有效供给公共服务的重任,但政府也必须做好本职工作,提供好的环境,并且加强供给过程的评价和监督。

3、加强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1)规范公共服务购买流程

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公正公平,规范的购买流程能够提高供给率。可以将购买流程建立如下:根据公众需求确定购买项目、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确定供给方、监督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最后对效果进行评估总结。

2)完善公共服务评价监督制度

公共服务的供给需要有效的评价监督机制,通过建立政府内部监督机制,遏制腐败,秉承公平公正态度行驶政府职能;外部监督为内部监督的补充,可以包括专家监督、公众媒体监督等,确保公共服务真正能使公众满意。

4、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体系

当前,我国政府通过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虽然地方上有一些条例和法规,但仍然缺乏普遍的约束性。所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推进购买公共服务的进程中,应该健全相关的制度建设。首先,对于已有的《政府采购法》进行修订,把地方政府向各种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相关信息补充进去,比如要确定购买的范围、社会组织需要的资质等。

政府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来满足公众需求,这样不仅能简化政府职能部门机构,更能提高效率,虽然在进行过程中还是会遇到各种问题,但我们坚信通过大家不断的努力在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路上会越走越顺。

摘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通过契约等形式,向各种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这种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新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本文主要分析了当前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现状、剖析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而提出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建议

关键词: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公共服务

参考文献

[1]王名.中国的非政府公共部门.中国行政管理,2001,(5):20—27

[2]珍妮特·登哈特,罗伯特·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7一130

[3]王洁.政府购买服务-现代政府公共职能的延伸.中国政府采购,2011,(4):19

广州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篇9

关键词: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一、引言

近年来, 我国政府强调服务型职能, 逐渐转型为公共服务型政府。2013年7月31日,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部署。会议明确, 由符合要求、具备较好信誉的社会组织承接部分适合政府部门通过市场化方式购买的公共服务事项。由于引入竞争机制,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可以提高政府办事透明度, 降低服务成本, 提高效率。为提高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用、保障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以及提高政府购买服务财政支出使用和管理的透明度, 需要对购买服务支出资金进行绩效评价。因此, 加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支出绩效评价,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支出绩效评价综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政府逐步缩紧对经济直接干涉的范围, 逐步将原本紧握在手中的领域让渡给市场;确立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目标之后, 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逐步以间接方式为主, 标志着政府经济职能从“全能型”向“调控型”转变, 政府购买服务就成为我国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选择。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质是政府出资, 让营利或非营利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提供中来, 其特点:一是政府出资;二是营利或非营利组织负责实施公共服务的具体事项。近年来,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日渐广泛应用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多个领域, 并呈现出地域化、规模化和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评价, 是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施主体或社会工作主管部门, 依据一定的评价原则、评价指标和标准、评价方法, 对政府购买服务合同的履行、服务项目目标达成度、社会效益、受益群体满意度等方面所进行的客观、科学、公正的评价。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价的主体, 既可以由政府专门组织设立的考评小组负责具体实施, 也可引入第三方进行具体的绩效评价。

我国对于政府购买服务相关问题的研究与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围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学术界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内涵与本质属性、理论依据、过程、实践与经验教训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绩效研究方面, 目前学术界研究成果少, 总体上是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方法来评价购买公共服务的绩效。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魏中龙从政府投入、服务供给机构投入、接受服务群众满意等三个方面构建政府购买服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在此基础上提出“应用SOM神经网络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效率评价模型”。从而, 构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价。但是, 其实践应用效果需要进一步探索。

绩效评价的核心是强调资金监管目标与结果合理应用的关系, 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工具, 它是一种以结果有效为目的的管理理念。绩效评价应用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支出是加强财政资金使用效用的重要方式。目前, 我们亟待结合实际建立一套能够科学考核资金使用效果的评价方法和体系, 对财政支出进行综合评定, 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支出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广西不断深化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 拟定和实施了包括政府招标采购等办法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组织专家学者参与广西财政支出在购买公共服务方面的试点考评工作。

在总结绩效评价工作基础上, 广西创新绩效评价模式, 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工作通过招标形式, 公开向社会力量考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 借助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力量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绩效评价,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 由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管理过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广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支出绩效评价还存在一些问题, 从相关研究资料和广西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绩效评价实践看,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 科学的绩效评价指引尚未出台。

开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支出绩效评价, 应当具有相应的政策依据。但是, 目前国内尚未有统一的规范性文件。财政部于2011年4月印发《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财预[2011]285号) , 该办法主要针对财政支出进行绩效评价。2014年4月, 为指导评估机构执行财政支出 (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业务,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制定了《财政支出 (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操作指引 (试行) 》。但是, 由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支出有其特殊性, 按照以上“两个办法”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支出进行绩效评价不能更好地突出其业务特点, 其评价不够科学合理。

就广西而言, 针对政府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工作已颁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暂行办法》, 但是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工作的规范性文件也一直未出台, 缺乏科学的绩效评价指引。广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 政府组织的绩效评价主体也缺乏一套构建于严格的分析数据前提下的科学、系统的指标体系框架。政府按照现有研究成果设计的购买服务支出绩效评价指标, 由于受到知识结构、偏好和经验等因素的影响, 导致评价指标不够科学、不够完整。例如, 评价支出将规范性作为主体, 忽略了效益评价;对目标进行评价时, 偏向于项目本身, 而对综合分析项目内外因素的重视度不够;评价指标设计重支出分配轻支出后绩效。从而, 造成了相关部门在实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评价过程中无章可循, 不利于有效地推动绩效评价工作。

(二) 缺少专业的绩效评价机构。

绩效评价工作一般是通过不同的业务管理机构各自实施, 不同的机构在绩效评价上的方法、指标与组织程序均有较大区别, 难以构成全面的、统一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没有专业性的绩效评价部门, 造成这一绩效评价工作缺乏统一负责的主体与重要载体, 从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无法形成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高效机制。

就广西绩效评价实践看, 广西政府尽管已经用公平招标的方式引入中介服务机构等专业团队完成绩效评价工作, 但是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规范不完善、创新性不强等原因, 绩效评价成果可靠性存在一定缺陷。因此, 直接引入独立性强的绩效评价专家组有助于提高评价成果的可靠程度。

(三) 事前规划和事中监管机制尚未形成。

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比较成熟的省市, 普遍存在以结果为导向, 缺乏建立“事前规划-事中监管-事后评价”三者相联系的整体绩效评价机制。目前, 广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支出绩效评价也是以结果作为实践方向, 缺乏较为充分的事前规划与过程监管。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评价通常仅是在事后对此类外购服务资金的使用效果及使用财政资金能否满足有关法规政策进行评价, 难以挽回已产生的危害和损失。对于绩效评价而言, 应事前便制定绩效目标, 自始至终积极监督绩效目标的实现情况, 同时按项目进展情况及时调整策略, 保障服务外包的支出效果能够尽量实现既定目标, 事后对绩效评价结果予以反馈。针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事前调研工作可以使广西政府对项目有较好的预见性, 避免项目资源调控不当、后续项目开展进度缓慢等现象。

(四) 责任追究机制尚未构建。

在目前的绩效考核机制下,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体系不全面, 未能发挥绩效评价在预算制定、推行与监督中的作用, 其评价结果仅用来建档储存, 或作为有关部门加强新上项目管理的借鉴或参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支出项目所存在问题以及对执行项目的过程中各个突出位置的责任人不具备直接约束力, 这不仅制约了这一绩效评价工作所体现的权威性, 而且影响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工作的深化与发展。

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支出绩效评价对策建议

由于政府逐渐关注服务公众的质量和效果, 绩效评价管理制度建设逐步驶入正轨, 广西应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力度, 尤其是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支出方面, 应尽早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范式, 加强绩效评价, 不断提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支出效率。

(一) 制定绩效评价目标。

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目标是为了加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自主监管, 改进项目执行的弱势环节, 提高政府部门和项目执行单位的管理水平。同时,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绩效评价方法体系, 推进绩效评价工作的制度建设:一是通过绩效评价, 加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自主监督和管理, 及时总结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实施经验, 发现项目在执行和管理上的薄弱环节, 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以提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管理水平和执行绩效;二是通过实施绩效评价, 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逐步深入完善与丰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绩效评价方法体系, 推动绩效评价工作的制度建设;三是通过绩效评价, 加强评价人员队伍建设, 提高评价人员业务水平。

(二) 出台科学的绩效评价指引。

为了进一步加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应该结合广西实际, 参照国际相关绩效评价操作指南和2014年4月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印发的《财政支出 (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操作指引 (试行) 》, 制定符合广西实际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操作指引或实施办法, 规范广西开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工作。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关键是构建科学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可以有效地衡量政府所购公共服务的过程和结果是否经济和有效。广西应结合项目特点, 按照相关性、效率、效果和可持续性等准则, 遵循公正性、规范性、独立性、可靠性、目标导向性、参与性等原则要求, 参照2014年4月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印发的《财政支出 (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操作指引 (试行) 》, 设置由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效果、项目可持续性等一级指标构成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具体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及其评价标准应充分考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支出的特点。同时, 需要政府和绩效评价专家积极配合, 构建绩效评价资料数据库, 加强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数据的积累, 促进绩效评价标准在实践中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三) 构建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评价运行机制。

在政府、服务提供方、服务受益方和第三方部门机构等评价主体当中, 后两者有着相对较大的比重。例如, 广西政府部门正是通过公开招标寻求第三方机构协助完成相关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第三方机构既可以是专业性社会组织, 也可以是全部由专家组成的评价委员会, 但是要与另三类评价主体相对独立, 不能有利益关系, 尽可能不受政府或其他因素影响而失去评价公正性。第三方机构开展工作具有独立性, 按照相应的程序与标准, 针对公共服务的投入、运行及其绩效, 对服务对象的满意度与提供方的产品服务质量等实施评价。具体而言, 在实施评价工作前, 针对服务提供的社会组织的能力、资质、业绩、信誉等做出论证, 在项目的推行过程中与相关机构进行全程监督与跟踪, 促进项目进度的保障和质量的提升, 完成项目之后还应该将评价结果及时对社会公布。其评价结果为今后社会组织承接项目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四) 注重绩效评价的设计和实施。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支出绩效评价过程包括设计和实施两个主要阶段。在绩效评价设计阶段, 政府部门和绩效评价专家在对项目绩效评价目标准确界定的基础上, 对项目的有关资料进行收集与分析, 制定绩效评价指标的结构和框架, 设计详细的绩效评价实施计划和方案。在绩效评价实施阶段, 绩效评价小组结合指标所需证据及其来源的特点, 选择电话访问、座谈会、实地考察及调查问卷等方式开展绩效评价。绩效评价小组对收集到的大量证据进行了归纳整理、交叉验证, 提出错误信息, 确定用于绩效分析和评价的依据, 采用科学的分析方法, 对指标进行客观评价和评级, 在此基础上, 初步确定绩效评价意见。最后, 评价小组在听取利益相关者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 完成最终绩效评价结果报告。

(五) 建立健全绩效评价管理机制。

广西政府应不断规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支出绩效评价项目的管理制度, 提高项目管理效率和执行效率, 加强绩效评价工作准备和实施的指导和监督。一是加强政府部门的管理协调。广西政府部门在积极组织和协调项目工作, 分别成立由分管领导负责的项目小组, 对项目准备和实施提供指导, 监督项目进度;二是设置合理的项目组织机构。针对项目的准备和实施工作, 建立由自治区、市项目办和项目实施单位等部门组成的多级管理机构。完整的管理机构可以很好地协调和管理项目实施进度, 组织和监督招标采购, 确保项目实施进度和项目质量;三是完善管理制度建设。为了加强项目管理, 各级项目办应制定包括采购管理、财政管理、工程管理、合同管理等在内的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1]王春婷.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综述[J].招标与投标, 2014.4.

[2]魏中龙, 王小艺, 孙剑文, 董瑞.政府购买服务效率评价研究[J].广东商学院学报, 2010.5.

政府购买审计服务思考 篇10

(一) 提高政府服务效率

一是, 将政府审计职能外包给社会审计机构的过程中, 政府只需承担财政筹措、业务监督、以及绩效成败的责任。政府购买审计业务, 意味着不需要专门设置一个庞大的审计部门, 将固定成本转变为可变成本, 缩小政府规模, 起到节约成本的效果。根据罗纳德.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理论, 政府购买审计服务, 整合政府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资源是有其必要性的。交易费用理论是指“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它包括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谈判、监督履行的费用”。交易费用的高低决定了政府最终采用的组织形式。现在事务所的业务已经拓宽, 也具有较高资历的审计人员, 所以政府可以方便地找到可以承接此项服务的人员, 不需要付出较高的交易费用。所以根据交易费用理论, 购买审计服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政府开支, 提高政府效益。二是, 购买审计服务可以起到提高政府服务水平的效果。政府审计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 政府每年需审计大量项目, 比如要定期对国有大中型等企业进行审计;其次, 政府审计人员相对匮乏, 并且审计人员素质不一, 整体专业素质能力有待提升, 如果引入社会人力资源,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审计质量。总体来说政府购买审计服务可以让政府用相对较低的成本, 提供较高的服务, 整体上提高政府效益。

(二) 有利于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

政府购买审计服务所带来的益处, 不仅仅体现在政府本身, 还体现在会计师事务所方面。主要原因包括三点:一是, 政府购买审计服务能够使会计师事务所寻找到新的业务增长点。在当前会计师事务所业务不断更新的情况下, 寻找到新的业务增长点,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事务所的经营风险, 促进事务所达到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二是, 政府购买审计服务能够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品牌效应。通过对于政府相关事项的审计, 能提高事务所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和地位。会计师事务所的价值可以理解为由两部分组成:权责发生制下的账面净资产价值和商誉价值, 而商誉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良好的声誉 (吸引新的客户、更高的收费) 和客户关系。事务所自身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它的账面价值上, 更多的是体现在它的商誉中, 也相当于是一种无形资产。三是, 政府购买审计服务能够促进会计师事务所本身的发展壮大。近些年来, 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发展迅速, 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是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业务种类过少就是其中之一。政府购买审计服务, 能帮助事务所扩大业务范围和种类, 使得事务所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加强内部管理, 从而更好地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近年来, 国内内资事务所与国际大所的差距仍然较大, 利用好政府相关审计业务有利于缩小差距。

二、政府购买审计服务中外对比

(一) 国外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现状

国外在政府购买审计服务方面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在早些时候就已经对其经营管理进行了大范围的改革, 将大量审计项目外包给有资格的社会审计机构实施。如美国、德国、瑞典等国家审计机关将绩效审计项目外包给社会审计机构是通常的做法, 同时通过行业组织对参与国家审计的社会审计机构实行资格管理。澳大利亚议会下达的审计计划中, 明确规定外包审计项目聘请社会审计机构人员的数量、费用预算, 并规定费用由政府预算和审计对象共同承担。英国财政部门和部分非官方的公众组织倾向于将部分内部审计业务外包, 这样可以减少因组建内审部门的高额固定费用, 从而起到节约成本的效果。但是总体而言英国政府部门并不热衷于将内部审计业务外包。因为在将内部审计外包的过程中, 还存在诸多不利因素, 如衔接问题导致外部审计单位并不能很好的了解公共部门的具体情况, 高额审计费用, 外部审计单位员工在政府审计方面的业务能力不强以及提供审计服务的及时性问题。罗马尼亚政府鉴于部分公共部门, 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相关机构在执行内部审计时并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 也引入了外部审计服务, 其主要通过与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合同的形式引入审计服务。

对政府而言, 政府购买CPA服务意味着政府角色的转变, 从审计的“直接提供者”变为出资者、制度攻击者和监管者。目前而言, 多地也已经开始这项购买服务, 但是总体而言目前的审计服务购买仍处在初步探索阶段。

(二) 国内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现状

我国的政府购买审计服务尚处于探索阶段, 发展还很不完善。尽管自2003年以来, 北京、上海、浙江、无锡、广东等地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探索在不断增多, 如:海南省注协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涉税审计服务, 深圳市审计机关对社会中介参与政府审计做了有益的探索, 《北京市审计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审计机关可以根据审计工作需要,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聘用社会中介机构或者其他专业机构参加审计工作。但是总的来说, 由于诸多原因, 比如:招投标问题、预算问题、审计单位对注册会计师的不了解, 政府购买审计服务在当前的实施领域十分有限。与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相关的一部法律是《政府采购法》, 进一步发展政府购买审计服务也是对《政府采购法》的一种很好的贯彻。

目前, 部分政府审计领域已经开始了政府购买外部审计服务。在近年来的政府采购中, 就注册会计师行业来说, 政府可购买的审计服务主要有:受国家审计部门的委托, 对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的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受各级海关委托, 对涉及对外进出口企业进行有关监管检查事宜的审计;以及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提供管理咨询服务, 国有资产的清产核查, 财政资金的绩效评价等。

三、国内政府购买审计服务先行领域

(一) 高校科研经费

近些年来随着高校经费的投入加大, 高校在经费管理和审计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科研经费被科研项目负责人随意支配, 存在不合理支出, 在高校科研项目审计上缺乏可靠的审计标准, 为此, 学校的内部审计部门加应加强对高校科研经费的预算管理和支出管理, 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益。但是学校的内部审计部门隶属于高校内部, 独立性不强;并且国家的政府审计出于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的制约, 不能很好的对高校科研经费进行全面的审计。根据高校科研经费的审计的特点, 加强对高校科研经费的管理, 借助外部审计单位的力量是不错的选择。英美等发达国家在早些时候就引入了注册会计师对高校每年公布的年报进行审查。

实施高校科研经费审计外包, 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首先, 外部审计的独立性要高于内部审计, 高校聘用社会中介来进行科研经费审计, 能提高审计的独立性, 提高审计质量。其次, 全面利用好高校内部审计、政府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三方力量, 可以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 减少不合理支出。

(二) 固定资产清查

固定资产清查是国有资产管理的基础性和前提性工作, 可以为编制部门预算和建设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基础, 推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财务管理相结合, 进一步促进和深化部门预算改革。

政府固定资产清查存在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管理体制不健全, 固定资产无法及时准确地入账;另一方面是监管不佳, 缺乏固定资产定期清查和管理制度, 没有及时进行盘点, 记录固定资产的转移和处置。即使有些单位设有清查制度, 内审部门, 但很多也是形同虚设, 由内部的人员进行清查, 该人员同时负责资产管理和清查工作, 大大降低了审计质量, 影响了审计工作的独立性。为此政府应加强对固定资产的管理、监管以提高固定资产的利用率, 减少国有固定资产的损失。

鉴于固定资产清查的重要性和在部门中存在的问题, 引入社会注册会计师审计是改善现存问题的方法之一。第一, 鉴于一些部门没有专门设立内部审计机构, 如果聘请外部审计机构, 并且与之签订长期合同, 就可以获得持续性的服务, 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全面的清查。第二, 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专业的从业人员, 能够弥补政府部门会计人员审计能力方面的不足。

引入向社会中介机构对国有资产进行审计也有其现实的可行性和法律基础, 根据《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办法》 (国资委令[2003]第1号) 第41条规定, 除涉及国家安全的特殊企业以外, 企业清产核资工作结果须委托符合资质条件的社会中介机构进行专项财务审计。但是在引入外部审计力量时,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该做好对社会中介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

四、政府购买审计服务其他问题

(一) 独立性问题

作为审计职业道德准则中的重要一项, 独立性被誉为是审计的灵魂。满足形式上的独立和实质上的独立是审计人员良好履行审计职责的前提。从传统的观点来看, 正如外部证据的可靠性优于内部证据那样, 外部审计的独立性也往往要高于内部审计。因此, 从总体来看, 政府部门聘用社会中介来进行审计, 能提高审计的独立性, 提高审计质量。但是有一点也要引起注意, 在政府购买审计服务这一活动中, 购买方是政府有关部门。作为外部审计力量的社会审计机构往往受到政府政策和决策的影响, 审计的结果可能对其今后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关系有着微妙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 外部审计机构就可能会由于“外在压力”而影响独立性, 而且这种外在压力的影响可能比起失去一般审计客户还要大。所以, 并不是说引进外部审计一定能提高审计的独立性, 这一点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 引进社会审计的风险

引进社会审计本身也存在着新的风险。其中十分明显的一点就是有关引进过程的公平性问题, 要考虑到其中可能会存在着一个权力寻租的问题。关于外部审计的购买模式问题, 赵保卿 (2008) 认为, 审计招投标是典型的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在选择投标策略和投标方式时, 遵循合理低价中标的原则。王生交等 (2013) 认为, 在现有政府购买注册会计师服务的模式中, 竞争性—独立性—常态化模式最符合政府采购的制度规定和目标, 也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注册会计师服务的提供。不论从哪个角度考虑, 其中的公平性都是十分重要的, 而且它与独立性直接相关。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政府采购当事人不得相互串通, 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和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不得以任何手段排斥其他供应商参与竞争。政府相关部门应当设立外部审计服务提供方备选组, 也就是说要有多个备选的审计服务提供方。在进行选择时, 不能仅仅以提供方报出价格高低为决策依据, 还应当综合考虑审计服务质量等多项因素。引进社会审计的另一项风险就是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问题。但是通常来说, 如果审计服务提供方是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 其中大部分人员具有专业胜任能力, 经过培训应当能够胜任政府要求的相关审计项目。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差别。

(三) 老业务消失新业务增加

政府购买审计服务, 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诸如会计师事务所等外部审计提供方的业务比重, 部分事务所可能会开始依赖这一块业务。老业务的消失以及新业务的增加对于事务所来说将是一个挑战。比如说工商年检审计是我国中小会计师事务所的一项重要业务, 也是公司法所规定的法定审计业务。但是国家工商总局决定, 自2014年3月1日起停止对领取营业执照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来华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 (地区) 企业, 及其他经营单位的企业年检工作。这对于部分的中小事务所来说影响还是很大的。政府政策的变动直接影响着事务所的发展, 因此相关部门在采用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同时应当要考虑到这一做法对于外部审计服务提供者业务及发展的影响, 即老业务消失和新业务增加的影响, 可以适当通过一个过渡阶段来完成。

参考文献

[1]刘东主编:《微观经济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段斌:《高校科研经费审计特殊性之研究》, 《财经界》2013年第5期。

[3]殷红:《强化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 《中国农业会计》2012年第10期。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及其方法 篇11

关键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公共服务;风险

中图分类号:F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199-02

一、绪论

研究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提出:“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增强政府职责,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能由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政府不再直接承办;能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1这为转变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方式明确了方向,也给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打破了原有的垄断性供给局面,可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更好地释放改革红利,将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众,更是推进政事、政社分开、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将进一步优化资源的高效配置,提高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

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

(一)政府监管缺失。

政府的监管不足一方面体现为缺乏监管意识,政府购买导致政府职能的变化,工作重心从对公共服务的直接供给到全程监控。然而有些地方政府把政府购买视为甩包袱、去责任、缓压力的手段,在购买中出现政府缺位、越位等问题,这种做法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损害公众利益;另一方面体现为监管能力不足,政府购买涉及财务预算、购买计划、服务定价、招标投标、过程管理、业务监管、绩效评估、制度反馈等一系列过程,每一个环节都呈现复杂性增长的态势,需要较强地配置资源、驾驭全局的能力,我国的政府购买尚处于“摸着石头过路”的起步阶段,由于复杂性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政府相应能力的缺乏成为政府购买的制约因素之一。

(二)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

首先,社会组织发育滞后,资源不足。社会组织的组成、发展需要多种资源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然而社会组织的资源往往是有限,其没有经营收入和强制性税收,并且社会自发的机制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加上专业人才的匮乏,局限了社会组织的发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难以脱颖。其次,独立性差,依赖性强。社会组织获得的订单并不是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下订立的,往往通过政府授权、接受政府委托,甚至基于熟人关系、内部化的运作等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大量的依赖性购买导致社会组织缺乏谈判能力,一旦社会组织的资源禀赋和其他组织的差异减小,其赖以存在的公益基础也变得脆弱。

(三)政府人员寻租风险。

腐败存在于诸多领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也不乏寻租风险。一方面,公共服务生产者向政府官员主动行贿。公共服务生产者主动向政府官员行贿的情况有:第一,某些供应商为了获得提供公共服务的代理权,在政府招标过程中主动向负责招标的掌权者行贿。第二,供应商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担心被政府发现提供的服务存在质量问题而受到法律制裁,为了逃避政府的制裁,服务供应商也可能向相关人员求助,给予对方一定的利益作为回报。另一方面,官员主动向公共服务生产者索取贿赂、回扣。个别政府官员因利益熏心而又存在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主动向参加竞争的公共服务供应商提供政府购买的重要信息,同时向对方索取相应的利益回报。

(四)各方信息不对称。

信息对称是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必要条件,是委托人实现对代理人充分监督的重要条件,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相较于社会组织在信息方面往往处于弱势。首先,政府由于自身的定位、精力和能力原因,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组织的认识一般都存在模糊性。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导者,其更多的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公共服务,很难对具体的公共服务做出详细有效的评估。这些直接导致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标准以及在社会组织选择方面存在盲目性。其次,社会组织方面从社会组织角度来看,由于其面对的是具体的公共服务,对某一方面的公共服务自然比政府更熟悉,对政府信息的掌握也比较快。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为了获取公共服务代理权必然会依据政府偏好展示自己与政府需求相一致的一面而掩盖其不足缺陷,致使政府选择失灵几率加大。

三、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防范措施

(一)建立多元监督体系。

第一,外部监督机制外部监督包括三个层面:第一,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法律事务所、等机构,这些机构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监督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更具有专业性和科学性;第二,社会公众监督,社会公众是公共服务的直接受益者,他们最能表达和评估公共服务质量的好坏,鼓励群众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投诉、反映意见;第三,媒体监督,媒体监督是社会公众监督的一个平台与渠道,应当加大媒体对政府购买服务的报道,让更多的人了解政府购买服务。第二,内部监督机制内部监督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财政部门对财政购买资金使用的监督。以财政资金为主线,进一步强化财政约束机制,从资金管理、组织采购、财政监督等多个方面着手;二是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对政府部门自身是否存在寻租合谋、不作为乱作为等进行监管,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与教育。

(二)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

为了提升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能力,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增强自身专业化水平,提升社会组织承接服务的能力。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还不够完善,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专业化水准还不够,缺乏服务理念和专业经验。因此,社会组织要加强学习和培训,以公共服务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不断提升自身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要增强社会影响力,通过多种渠道吸引社会资源,立足社区,扩大影响力,争取受众对象的支持,获得更多的社会效益。政府要继续着力培育和提升社会组织全面参与竞争的机制,提升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的能力和公信力。

(三)营造有序竞争的环境。

促进服务市场的有序竞争,优化市场监管机制,克服市场缺陷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以法律程序规范竞争,招标投标等整个过程都需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规范竞争行为,制定合理的中标价格,以合理有序的竞争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其次,全面推动承包商间的竞争,以积极的态度和策略促进竞争,充分利用市场的竞争机制调动承包商的积极性,构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加强监管,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保证信誉良好、资质优良、出价低廉的社会组织顺利中标,同时,加强对竞标组织的监管,及时对不具备正当理由获取中标合同的组织进行曝光并予以惩罚。

(四)加大政府信息公开的力度。

第一,扩大政府购买信息的公开范围。公众需要及时获取政府购买的相关信息以了解政府的相关动向,因此扩大信息的公开范围是很必要的。这样公众就可以清楚知道政府的购买计划,也可以及时向政府反映自己对这项购买计划的意见,同时向其反映自己的服务需求,给政府下一项购买计划作参考,这也可以调动公众参与到政府事务的积极性。第二,拓宽政府信息公开的渠道。政府传统的信息公开渠道相对覆盖面小、内容较简洁、传播速度较慢,这些传统信息公开渠道公开的信息内容还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政府应该根据公众的需求,增加更多简易高效的信息公布渠道,这样公众才能够随时随地的获得想要了解的信息。政府应当通过设立固定的信息公开厅、公开栏、电子屏幕、信息公开服务热线、与新闻媒体合作等便于公众知晓的多种形式公开公共服务购买的信息。

四、结论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发展既是以往实践的延续,又是新形势和新理论推动的结果,也是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和方式的重要举措。当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经被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在我国加以推行。但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是灵丹妙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同样存在风险。针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存在的监管不足、寻租、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政府应加强认识和管理,不夸大其承诺,不回避其风险,以政府责任为核心积极建立多元监督体系、提升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能力、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切实通过社会力量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降低服务成本,真正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在日后的工作中要不断健全科学管理机制,严格控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不断完善约束机制和监督考核机制等,继续促进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吕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社会组织道德风险成因及防范[J].中国政府采购,2014.6

[2]吴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分析及其防范机制[J].社会工作,2014第3期

[3]孙晓莉.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风险及其防范与治理[J].改革研究,2015.7

[4]詹国彬.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及其防范对策[J].宁波大学学报,2014.11

[5]郑亚瑜.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及其防范--基于购买过程的视角[J].党情国情,2015.7

[6]吴伟鸿.防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风险探讨--以强化财政约束机制为视角[J]. 工作交流,2015.11

注释:

广州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篇12

关键词:公共服务,非政府组织,合作模式

拓展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途径, 从单一中心管理控制走向多中心治理, 政府与市场、社会结成契约或伙伴关系已成为各国积极探索的模式。其中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以契约形式将公共服务外包给非政府组织, 是提高政府财政的使用效率, 增强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举措。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手段, 即政府对于设立的特定的公共服务目标, 不是自己使用资金运作完成, 而是通过各种模式建立契约关系, 由其他社会组织来提供公共服务, 而政府支付相应资金的模式。我国20世纪末引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 近年来已被各级政府广泛应用于基础教育、养老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就业服务及其他各类专业服务领域, 并在“十一五”时期成了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

一、新时期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特定背景

(一) 我国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转变。

当我国以经济增长为单一指标, 以体制改革为动力逐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时, 公共行政的取向不是公共而是建设, 片面追求效率至上, 忽视了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等其他特殊价值的实现, 使得公共行政价值主体利益诉求得不到应有的回应, 社会矛盾凸显, 并有积重难返之势。直到21世纪初期随着西方“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出现, 使我国政府对公共行政价值构建提出了新的思考。公共行政真正以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包容性增长, 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 引入竞争机制, 扩大购买服务, 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放宽市场准入, 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 增强多层次供给能力, 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政府在确定应该做什么的基础上, 同时强调尊重合乎目的的效率价值, 政府公共行政不在过度追求效率而忽视民主、公平等基本的公共价值, 而是要对公民的诉求作出回应。

(二) 我国进入有效提供公共产品时代。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机遇期, 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2011年我国GDP总量为472, 115亿元, 人均GDP按平均汇率计算为5, 447美元, 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我国已经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 公民的购买能力大幅度提升。同时通过社会主义市场机制, 有效地解决了计划经济时期私人产品的短缺情况, 部分私人产品甚至出现过剩的情况。我国由传统的“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公民开始更加关注与自身发展相关的公共产品的消费, 而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供给水平不高, 制度不完善, 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使得我国进入了以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时期。

(三) 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化。

政府固然是公共管理的主体, 但是“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存在, 使其必须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帮助政府有效供给公共物品。尤其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 非政府组织更加着力致力于公共服务和解决社会问题, 它们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够满足公民需求的多样性与异质性。我国的非政府组织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育, 在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医疗等方面提供公共服务发挥了巨大作用, 使得公共服务提供更加公开透明,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公民的认同感, 降低了政府的风险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随着我国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稳步推进, 将有相当一部分长期在教科文卫、基础设施、社会治理等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活动的事业单位将改成公益性服务组织, 从而能极大提高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和水平, 使非政府组织成为了除政府和企业之外名副其实的第三支柱。

二、目前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购买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我国1995年在上海浦东区政府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合作开始探索公共服务购买制度, 十几年来这一制度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尤其是2003年《政府采购法》颁布, 我国开始全面探索公共服务购买, 上海、北京、无锡、广东、浙江等各地方政府向非政府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探索不断增多, 形式也多种多样, 政府向非政府组织购买的领域包括教育、养老、文化、公共卫生、社区服务、社区矫正、环保、政策咨询等诸多方面。政府公共服务购买实现了公共服务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实现了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并逐步形成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购买先进模式。但是政府向非政府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在我国仍然属于新型事物, 由以前长期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改为政府和社会采用合作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 减少了公民对政府的依赖, 无论从政府角度、非政府组织角度还是从公民角度都有不适应的地方, 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一) 政府公共服务购买缺乏法律保障。

我国为了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 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于2003开始实施《政府采购法》, 规定的购买范围包括货物、工程和服务。2009年9月, 我国财政部、科技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鼓励政府和企业发包促进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也明确表示鼓励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 将数据处理等不涉及秘密的业务外包给专业公司。但其中明确的政府采购服务的范围仅限于政府满足自身办公的后勤保障, 这只是公共服务中最基本的部分, 而范围更广泛的满足公民需求的公共服务并没有被列入采购范围。虽然部门地方在文件上已经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有了创新的探索, 但在法律制度上, 正式被纳入政府采购范围, 则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使得我国政府向非政府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程序不规范, 资金信息不透明, 公开竞争招标没有成为一般原则, 监督管理不善。

(二) 对公共服务购买中存在的风险认识不足。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购买是借鉴学习西方福利国家, 但计划经济时代的我国公共服务由政府包办, 政府通过行政体系以及附属的企事业单位提供全部的公共服务, 源于社区的非政府组织, 对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知识不了解, 没有从事过此类生产活动。就公民而言, 也早已习惯了政府统包统揽公共服务, 因此对于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风险认识不足。在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大型公共服务的购买中, 服务提供方主体依赖于政府, 活动受制于政府, 法律权责不清。服务的提供易受到政府官僚作风的影响, 同时也加大了政府将触角延伸到超出自己的职责范围的领域风险。在对社区服务、社区矫正、环保等公务服务的购买中, 由于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基础薄弱, 并且非政府组织自认为自己的服务是公益性的, 因此他们作决定时往往既不征求大多数人的意见, 也不对公众负责和接受监控。使得一些组织并不能完全坚持自己的宗旨和发挥组织的专业优势, 然而政府和大多数非政府组织没有对合作中存在的风险有清楚的认识, 造成了我国的公共服务市场发育不成熟。

(三) 社会自发形成的非政府组织力量薄弱。

随着社会管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 社会由“政府管理”向“社会共同治理”的转变成为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而社会共同治理的前提是社会组织建设。根据民政部统计资料, 截至2011年底, 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5万多个, 其中社团25万多个, 民办非企业组织20万多个, 基金会2, 500多个。但是如果按人口比例算, 我国社会组织发育还很不够, 我国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数量只有法国的1/90, 美国的1/40, 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化程度和社会组织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另外从组织的规模上看, 我国社会组织的资产总额到 2011年约有305 亿美元, 大量医疗、高等教育、社会福利服务仍主要依靠政府举办事业单位的方式直接提供, 而美国非营利组织的总资产早在 2002 年就已达到 24, 000 亿美元。因此总的来说, 我国自发的社会组织规模小、组织能力较弱、社会贡献少, 与国外公益服务领域的非营利组织相比存在很大差距。

参考文献

[1].E.S.萨瓦斯.周志忍等译.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02, 4, 70

[2].迟福林.民富优先——二次转型与改革走向[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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