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发展定位与科技创新

2024-10-04

上海城市发展定位与科技创新(共8篇)

上海城市发展定位与科技创新 篇1

View观点·纵论

遭遇了挑战,全球化经济的升级也发展到了跨国公司生产到服务到研发全球化的阶段。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21世纪始于2010年,21世纪发展第一个阶段

性分水岭并非世纪之交,而更可能是在第二个10年,经济全球化进程经过1980年以来30年的发展,正面临新的重大深化。科技创新如何碰撞城市发展?

而科技创新又该如何响应?这我们需要对本轮全球经济危机所引致的重大外部环 会来看,新技术会改变生活质量、健康和环境,例如移动网络、3D打印和云技术正改变着人们的消费模式;从商业、组织来看,新技术会创造新产品和服务,例如可再生能源的作用是在生产商或行业之间转移收益,移动网络、云技术和新一代基因组学是为企业创造更多机会;从经济、政府来看,新技术会驱动经济增长、提高生产率,但也会提出了新的监管和法律挑战。

总结新科技突破的技术特征,我们可以发现从技术进步和扩散速度来看,最具潜力的技术集中在以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领域;从影响的广度来看,最具潜力的技术集中在能源领域以及以3D打印、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领域;从经济价值看,最具潜力的技术集中在能源和储能领域。

而新科技突破的国家层面影响,我们不难看出对发达国家的影响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在依赖于工业和知识基础的自动化知识工作、先进机器人技术、自动与准自动车辆、先进材料、新一代基因组学、先进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再生等方面尤为如此。而这些技术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价值、扩大技术应用范围方面,而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增加用户及应用 上海城市发展定位与科技创新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现在国际城市竞争力思维正遭遇全球范围的新观念挑战:美丽、幸福、低碳、创新的理念正逐渐成为主流。文 屠启宇

境变化给予及时的响应和充分的认识,例如就要在自贸区建设方面转变思路;需要我们对于全球应对危机所形成的重大决心变化和科技领域破坏性创新发展形成充分的预见,例如在创新型城市建设方面做好准备;同时,我们还需要认清国情,我国现在进行的新型城镇

上海“四个中心”的愿景设定,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第一波的脉搏,提出三二一发展战略,围绕四个中心功能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挥了中国改革开放“窗口”“龙头”作用。而现在面向21世纪中叶,上海长期战略目标的延伸,需要从如何在中华民族“两个百年”的愿景中主动寻找和设定,而上海的国家责

任与担当,则是为践行“先行者”、“排头兵”和“示范区”职责。这需要我们从国际趋势的把握入手,特别是对全球化的新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现在国际城市竞争力思维正遭遇全球范围的新观念挑战:美丽、幸福、低碳、创新的理念正逐渐成为主流。全球经济危机也使得国际力量格局的加速转变,第三次工业革命让全球化

化,需要建设的是绿色、人文、智慧城市,而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的功能定义可能更多在于高端、有限、疏解、协同。

新技术如移动网络、自动化知识工作、物联网、云技术、先进机器人技术、自动与准自动车辆、新一代基因组学、储能、3D打印、先进材料、先进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再生归纳的突破,对我们经济社会正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从个人、社 纵论·观点View 范围和降低使用门槛方面。因此在新技术突破的城市因应之道,需要的是“技术+市场”技术预见双轨思路,“微观-中观-宏观”多层次技术应用途径,“个人-组织-经济”多方位技术用途考量,“发达-欠发达”为城市量身定制技术发展路径。上海创造的机遇、挑战和应对

新产业革命为上海产业创新转型提供了新的动力、方向和路径,新产业革命中的智能制造将降低制造过程中的初级劳动力、土地和其他资源投入,上海可以通过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克服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上升对产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同时,网络化新能源为上海发展新能源产业,克服能源资源环境发展瓶颈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新产业革命使上海产业创新驱动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动力进一步增强,新产业革命中数字化智能化制造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等新兴产业技术将获得快速发展,各种技术之间的融合创新进一步深化,商业模式创新加快,新业态和新模式不端出现引领产业发展,上海产业创新驱动获得新的动力支撑。新产业革命使上海产业转型发展的方向进一步明确,新产业革命作为金融危机背景下发达国家反思其后工业化发展的战

略方向,既体现了新的产业技术发展趋势,也包含了对其经历的后工业化发展模式的修正和纠错,是对后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新的探索,对上海推进后工业化阶段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上海可以根据新产业革命的发展趋势,在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融合中,确立转型发展的目标方向。

新产业革命中的生产方式变革推动上海要素替代、产业替代和需求集聚,新产业革命将推动要素比较优势格局变化,为上海在要素替代中确立新的发展优势带来机遇。新产业革命背景下,一些在原有产业体系中发展重要作用的要素优势的地位可能下降,导致一些地区经济发展地位的下降,而一些在培育新的要素优势中居于领先地位的地区将获得新的发展优势,成长为新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可以通过加快培育与新产业革命发展趋势相适应的要素优势,在比较优势转换中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新产业革命中具有创造性破坏特征的产业替代为上海带来重要机遇,新产业革命背景下,新兴产业将对原有主导产业进行替代,一些区域可以通过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先发优势占据主导地位,形成领先优势,发

展成为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可以通过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在产业转型升级中提升在国际产业发展格局中的地位。新产业革命中的个性化定制和就地生产,为上海在需求集聚中确立发展优势带来机遇,个性化定制和就地生产使产业将在需求规模大、层次多的区域集聚,需求差异成为产业分工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影响将超过要素比较优势,经济中心城市将是高端需求集聚的地区,上海已可以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充分发挥对国内市场的辐射带动作用,以大规模、多层次的市场需求支撑经济中心城市建设。

新产业革命中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多元性有利于上海实现技术赶超。新产业革命中新兴产业技术路线还存在多种选择,技术和需求发展的不确定性较强,虽然发达国家具有先发优势,但是技术发展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为后发国家赶超带来机遇,上海只要实现技术突破,就能避免新一轮的低端锁定,在新兴产业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目前新产业革命五大支柱领域仍然有许多亟待突破的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如新能源发电成本较之传统能源在短期内仍不具有优势,适用于能源互联网的储能技术的应用尚处于商业化初期阶段,世界各国智能电网的研究与开发仍处

于起步阶段,上海可选择重点技术领域实现突破,确立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领先优势。

但挑战依然存在,新产业革命中新的制造模式使劳动力等初级要素成本优势的重要性降低,发达国家在新兴技术快速发展中进一步强化其高端要素优势,上海面临低端要素优势减弱而高端要素弱势强化;新产业革命中的个性化定制和就地生产,将推进需求导向型发展趋势,使上海外向型经济发展面临困难;新产业革命中虚拟化、网络化的市场组织方式和扁平式、分散化的产业体系特征威胁上海四个中心的实体建设;新产业革命中数字制造、网络化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将推进产业体系的重要变化,上海面临传统产业边缘化和新兴产业被动化。因此,上海的城市发展应对之法在于:以新一代信息网络为支撑,展现新业态、新模式特征的平台经济;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医疗服务融合发展为支撑的健康经济;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能源体系结合的智能电网为支撑的绿色经济;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重点聚焦机器人产业的智能制造。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本文根据其演讲整理而成)21

上海城市发展定位与科技创新 篇2

关键词:低碳经济,政府角色,节能减排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绿色经济, 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 其本质在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更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变革。上海作为一个人口高度密集、产业高度集中、能源高度投入和污染高度排放的特大城市, 低碳经济是上海“十二五”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低碳经济背景下的政府责任

气候与环境是公共资源, 由于具有外部性的特征, 公共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环境恶化是现代的“公地悲剧”。低碳环境具有公共资源的显著属性, 其产权难以界定, 使得低碳经济市场交易和低碳环境管理难以按照市场规则正常进行。发展低碳经济要求政府明确角色定位, 发挥其主导的作用。

(一) 低碳经济发展的参与者。

低碳经济具有正外部性, 其需要高投入的技术创新。与企业相比, 政府更有优势建立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合作机制, 可以整合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研发优势, 集中力量进行技术攻关。政府也是低碳经济活动的消费者, 应积极参与绿色消费, 推行节能采购和节能减排。

(二) 低碳经济发展的管理者。

发展低碳经济必然伴随着制度创新, 需要政府在市场失灵下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政府要建立相应的税收机制、激励机制、管制机制、考核机制, 通过政策导向和制度设计, 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如制定低碳环境的标准, 设定企业准入门槛, 建立碳排放信息监控系统, 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等,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 低碳经济的引导者。

低碳经济发展中难免会遇到传统观念、高碳产业以及其他利益集团的阻力, 依靠企业、民间非营利组织或民众都难以克服这种障碍。政府掌握着庞大的公共权力与信息, 可以支配庞大的公共资源, 与企业和社会公众相比, 在方向的引导上具有优势。政府应制定发展规划,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引导全社会参与低碳经济发展。

二、上海发展低碳经济现状与所面临的问题

(一) 能源匮乏, 能源结构矛盾突出。

上海是一座一次能源资源匮乏的特大型城市, 能源对外依存度高达90%以上。上海的总能耗从1985年2, 542万吨标准煤上升到2008年的10, 315万吨标准煤, 年均增速达6.28%。2008年, 上海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2亿吨, 人均约为每年11吨,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约为1.7吨, 高于内地北京、广州等城市水平。《中国低碳经济年度发展报告2011》显示, 2005~2009年, 上海因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和人均耗电量高连续五年位居高碳行列。

(二) 传统高碳行业作为支柱产业短期内难以改变。

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源消费结构, 也决定了碳排放的强度。2009年, 上海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精品钢材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生物医药制造业等六个重点发展行业工业总产值比重达64.5%。近年来, 上海建筑和交通用能及碳排放亦呈快速刚性增长。据统计, 建筑使用能耗在上海城市总能耗中约占18%, 且每年按10%左右增速递增。

(三) 新能源开发空间有限, 碳汇能力增长有限。

上海地少人多, 受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土地资源等限制, 上海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有限;江水源热泵、污水源热泵和地源热泵尚未得到发展;天然气、沼气等清洁能源的利用比例不高。上海在促进低碳发展方面的政策、技术保障和监管手段亦缺乏。

此外, 上海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流动人口增加迅速, 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但社会公众在消费方式、用能方式和出行方式等方面, 还未完全形成低碳生活理念, 相应的激励和约束制度还未建立或完善。

三、上海发展低碳经济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一) 建立完善政府层面的低碳经济组织架构。在政府决策与综合经济部门有专门负责上海低碳经济的规划、推进、管理工作, 政府各部门之间建立有效地协调和决策机制。成立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领导小组, 统筹协调发改委、科委、经信委、财政局、环保局等部门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决策与管理。

(二) 研究编制上海发展低碳经济的规划, 确定重点项目, 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从2005年起, 上海市科委设立了节能减排专项, 先后在工业、交通、建筑、新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启动了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为上海的低碳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基础。上海编制了“十二五”低碳发展规划, 基本思路包括, 充分发挥低碳世博示范带头作用, 加快推动低碳技术研发应用, 加快推动生产生活方式转变, 以低碳创新驱动上海转型发展。

(三) 制定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市场性政策。运用经济手段抑制高碳能源的使用, 给具有低碳经济性质的生产与消费提供补贴。促进产业结构高端化、服务化和轻型化, 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加快调整淘汰高能耗、高污染、高危险和低效益的劣势企业、劣势产品和落后工艺。在政策策略上应涵盖能源、工业、交通、建筑、市政多个领域, 继续优化能源供应和消费结构, 分步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引导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 提高能源效率。推进以节能、节水、节地、资源循环利用、可再生能源等为重点的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上海世博会上实现了对太阳能、江水源热泵、生物能、风能、海洋能等清洁能源的利用, 广泛利用了低碳建材, 并从交通出行结构、交通智能技术、交通低碳机制等方面打造了低碳交通系统, 这些技术都可以加以应用和推广。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有效控制碳排放, 探索建立低碳产品标准、标示和认证制度;鼓励碳金融市场发展, 利用上海在全国率先建立起来的环境能源环境交易所平台, 建立地方性的碳交易市场。

(四) 加快低碳城市实践区的建设。上海在崇明陈家镇规划建设占地约4.07平方公里的低碳示范社区。临港新城低碳实践区利用新技术和新工艺, 以低碳能源和低碳交通为突破口, 带动低碳产业发展和产业低碳化发展。虹桥商务区从绿色建筑、绿色照明、低碳水环境、低碳交通、生态碳汇着手, 探索高度城市化地区和服务业集聚区低碳发展的道路。以上述三个低碳实践区为核心, 通过节能减排技术和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示范、推广和集中应用, 建立健全推进和保障低碳发展的制度环境, 形成若干低碳社区、低碳园区、低碳校区、低碳港区等。

(五) 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 倡导低碳生活方式。深入推进工业节能, 强化建筑节能, 加强交通节能。推广节能环保型交通工具和运输方式, 实施节能环保产品惠民工程, 鼓励和引导市民加入低碳生活方式, 营造全民应对气候变化的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1].诸大建.上海大都市低碳发展的战略思考[J].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1

[2].宋迎法, 杜林.低碳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角色定位研究[J].石河子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3].任奔.上海的“低碳”实践与展望[N].经济日报, 2009

[4].诸大建, 陈飞.上海发展低碳城市的内涵、目标及对策[J].城市观察, 2010

[5].唐忆文, 屠炬等.世博低碳和上海低碳城市建设[J].上海节能, 2011

[6].沈露莹.发展低碳经济, 构建低碳城市——以上海市为例[J].社会科学, 2010

上海城市发展定位与科技创新 篇3

关键词:高校老年大学;高校老年教育;发展定位;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G726 文献标识码:A

上海是我国高等院校自主创办老年大学、开展老年教育成果较为显著的地区之一。自复旦大学于1993年开办上海退休职工大学复旦分校起,上海高校老年教育已经走过了20余个春秋。目前,上海共有东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9所高校老年大学,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发展高层次老年教育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等方面发挥了极其的重要作用。

一、发展历程及定位

(一)上海高校参与老年教育的萌芽阶段(1985-1993)

1982年,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中发[1982]13号),我国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制度正式建立。这一制度落实过程中,催生了我国各地兴建老年大学(学校)作为老年教育主要载体的发端。1983年9月,山东省委组织部和省红十字会共同创建了我国第一所老年大学——“山东省红十字会老年人大学”。其后,中央有关部门做出指示,要求各地普遍建立老年大学,掀起了兴办老年大学的第一次浪潮。1984年10月,我国第一所普通高校老年大学——由北京师范大学筹办的“北京老年大学”正式创立,标志着高校加入老年教育办学主体队伍之中。

上海是我国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1986年,上海市老龄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开展老年教育的意见》(沪老发[86]字第2号文),提出要加强对本市老年教育的领导;同年的《上海市成人教育“七五”规划纲要》及次年市成教委、市老龄委发布的《本市老年教育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中,均明确老年教育是成人教育的组成部分;市成教委、市老龄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发展本市老年教育的意见》(沪成教[92]第8号文),提出本市地区老年教育的发展任务。

从1985年4月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街道成立上海第一所老年大学,至1993年复旦大学成立上海退休职工大学复旦分校,是上海老年教育的初创探索时期,也是高校参与老年教育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虽然上海的高校没有直接参与老年教育办学,但是老年教育初创阶段所制定的政策、建立的制度和取得的成果,加上其他地方建设高校老年大学的做法和经验,为上海高校筹建老年大学、开办老年教育铺平了道路。

在这一阶段,一是确立了老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为日后高校老年大学确定了办学方向;二是确立老年教育联席会议领导制度,成为日后高校老年大学的外部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接受全市老年教育工作的统筹安排;三是上海老年大学被确立为全市老年教育的中心,为后来高校建立上海老年大学分校,接受其业务指导等奠定了基础;四是明确要“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发展老年教育”,成为高校举办老年教育的政策依据。

(二)上海高校老年大学的起步阶段(1993-2000)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人口迅速老龄化。1994年,国家十个部委联合印发《中国老龄工作七年发展纲要(1994-2000年)》,明确提出:“老年大学、老年学校是老年教育的重要形式,……要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到2000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条件的地(市)、县(市)和大型企事业单位应有老年大学或老年学校,乡(镇)、街道有老年学校。”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明确“把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鼓励社会办好各类老年学校”,并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对老年教育应当加强领导,统一规划,加大投入”。一系列法律政策的出台,催生了高校老年大学设立的第二次浪潮。

在上海,1994年市成教委、市老龄委印发《适应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发展本市老年教育事业的意见》(沪老发[94]字第7号)提出“把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1997年,市教委及市老龄委等12个局委联合印发《上海市老年事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沪老联发[97]第9号文),提出市——区县——居(村)委三级老年教育机构规范化建设;1998年,市教委发布《上海市老年教育机构设置的暂行规定》(沪教委成[1998]55号文)发布,为老年教育机构规范化建设提供标准和依据。

上海高校系统开办老年教育也在此浪潮中初创和发展。1993年,上海退休职工大学复旦分校设立;1997年,上海师范大学成立老年大学;1999-2000年,经市教委高校退管会发动,东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铁道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7所高校也设立了上海老年大学分校(上海老年大学上海铁道大学分校后更名为上海老年大学同济大学分校)。至此,上海共有9所大学设立老年大学并开办至今。

在起步阶段,除前述的办学方向、领导制度等外,上海高校老年大学在发展定位方面,一是遵循“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办学目标,开办的课程以休闲类为主;二是内部管理体制上受校党委、校行政领导,归属于高校离退休工作部门,业务上作为上海老年大学的分校,受其指导;三是主要面向本校离退休人员招生,办学规模和覆盖面小;四是高校老年大学属于高校自办、经费自筹,办学条件按《上海市老年教育机构设置暂行规定》(沪教委成[1998]55号)的要求执行。

(三)上海高校老年大学的稳步阶段(2000至今)

1999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新世纪老年教育和老年教育机构的发展需求更加迫切。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中发[2000]13号)、中组部等5个部委《关于做好老年教育工作的通知》(2001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2001-2005年)》(2001年)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2006年)先后颁布,老年大学办学进一步向规范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在上海,《上海市老龄事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沪府发[2001]35号)、市教委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老年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沪府办发[2003]34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实施老年教育实事项目的意见》(沪教委职成[2004]16号)、《上海市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2007年)、《市教委、市老龄委、市财政局关于全面推进本市老年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沪教委终[2007]8号)、《上海市老年教育“十二五”发展规划》(沪教委终[2011]15号)、《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2011年)、《上海市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2年)、《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2016年)等政策法规陆续出台,老年教育被纳入上海市教育发展规划和终身教育体系,除延续对老年教育办学的鼓励扶持外,政策的主要落脚点是加强规范管理,细化目标要求,健全办学网络,不断采取各项措施以适应发展需要。

这一阶段,上海9所高校老年大学在全市统一的老年教育办学网络和管理体制下规范稳步发展,在发展定位方面,一是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后,办学向此目标转移;二是加强规范化建设上,在经费投入、人员配置、师资队伍、校舍设施、业务功能等方面有提升;三是办学对象上,从本校离退休人员为主,转变为面向本地区社区居民开放;四是保持办学规模稳中有增,持续提高办学质量,不断丰富办学形式和内容,电视、互联网、移动终端等现代媒体手段逐渐被应用到教学中;五是开展老年教育师资培育、课程开发和教材编写;六是加强老年大学社团等学习共同体组织建设,开展全民终身学习各类活动;七是开展老年教育理论与研究;八是参与国内外交流与合作。此外,高校老年大学通过参与“上海市示范性老年大学”“上海市特色老年大学”“上海老年教育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上海市老龄工作先进单位”、上海市老年教育系统“我心中的好老师”等荣誉称号的评选活动,也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的办学水平。

二、突出问题及对策

上海城市老龄化进程居全国之首,且一直呈现加速态势。上海市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上海全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435.9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30.2%。根据上海老龄科研中心预测,到2020年上海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540万人。

与此相对,2015年全年上海全市各级各类老年教育机构(点)的老年学员人数总量约132.69万人(详见表1),约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30.4%。这一方面说明上海老年教育的覆盖面还不够广、力度还不够强;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老年教育市场的发展潜力。

2016年,上海共有普通高校64所,其中举办老年大学的仍为9所,十几年来未有增长。从高校的覆盖面来看,设立老年大学的高校绝大部分为部属高校,市属高校参与率很低。从办学布局来看,9所高校老年大学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南两个高校片区,浦东地区至今没有一所高校老年大学。可以说,相对于目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老年教育市场供给不足的情况,上海高校参与老年教育的办学积极性不高,究其原因有四点:一是办学定位不明确;二是管理体制机制不配套;三是资源共享整合程度低;四是利益机制不到位。

(一)办学定位:要从“不明确”变为“明确”

目前高校老年大学虽然具有师资及教学资源雄厚、软硬件设施齐备、课程门类丰富、社会声誉好等优势,但在实际办学中仍然存在与市级、区县老年大学办学“千校一面”的情况。在办学宗旨方面,高校举办的老年大学与区县举办的老年大学没有显著差别,体现不出高校特色。在课程体系方面,除有少量体现本校特色的课程外,例如上海老年大学东华大学分校的丝网花艺术创作、时装表演等,大部分课程与其他老年大学并无太大差异。再以老年教育师资培育为例,虽然上海老年大学东华大学分校开办了丝网花艺术创作、时装表演等特色课程的师资班,但由于办班成本、对外宣传等原因,只能不定期开办。可见,在老年教育师资培育方面,高校也尚未起到引领作用。

根据《上海市老年教育“十二五”发展规划》的要求,高校“要继续办好现有高校老年大学。充分发挥高校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教育资源丰富的优势。……鼓励高校开发老年教育的新课程,培养从事老年教育的高层次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积极推进高校老年大学与所在区(县)老年大学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规划对现有高校老年大学的重点任务做了要求,但对其在全市老年教育机构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明确。政策的模糊,配套措施的缺位,加上对自身办学定位缺乏重视,使高校老年大学的发展陷入方向不明、原地踏步的尴尬局面。

因此,一方面应当尽快制定相应法律法规,从法律政策层面加强对高校老年教育办学定位的指导,通过设定清晰、合理的定位和作用,推进高校老年大学迈向下一个发展新阶段;另一方面,高校老年大学自身要立足本校优势,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形成自己的办学定位和办学方向。尤其是引领老年教育研究与教育教学改革,共享共建优质线上线下教学资源,培育老年教育师资等应当列为高校老年大学的发展重点。

(二)管理体制机制:要从“不配套”变为“配套”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老年教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沪府办发〔2003〕34号)中要求由市教委牵头,多个单位领导参加的市老年教育工作小组统一领导全市老年教育,区县、街道和乡镇也建立相应的工作小组。但对于高校主办的老年大学,文件也明确了“不改变现有的行政隶属关系,不改变现有的经费来源渠道。”当前,高校老年大学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归属高校离退休工作部门(退管会、老干部处等),虽有办学之实,但非高校下设的办学机构。

现有的高校老年大学管理体制机制,是在主要面向本校离退休人员办学时建立的,已不适应在终身教育大环境下发展的需要,一是隶属于行政部门,机构设置、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与办学不配套、不健全;二是无法摆脱传统行政管理模式束缚,各项教育教学改革滞后;三是与高校继续教育办学无交集,人力、物力、技术等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

这就对高校老年大学提出了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一方面,老年教育办学应当实现行政剥离,形成老年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和特点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建议将高校举办的老年教育纳入本校继续教育学院进行统筹管理,不仅有利于推动老年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管理模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也符合老年教育是成人教育、终身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定位。

(三)资源共享整合程度:要从“低”变为“高”

目前,高校老年大学的资源整合度低,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本校的继续教育、终身教育资源共享整合度低;二是与其他老年大学的资源共享整合度低;三是与本市其他终身教育资源的共享整合度低。

高校老年教育资源与本校的继续教育、终身教育资源不能有效整合,主要是由于现有的高校老年大学管理体制机制局限,造成本校终身教育资源分散,共享程度低。与其他老年大学的教育资源及其他终身教育资源共享整合程度不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虽然高校老年大学是上海老年大学的分校,业务上受其指导,但主要以经验交流和合作开展活动为主,在合作办学、专业共建、课程互选互认等方面尚缺统筹;另一方面高校老年大学与其他老年大学、企事业单位的资源共享共建机制尚未形成。

因此,要提高高校老年教育资源的共享整合,还需要顶层的设计与指导,亟需建立起一整套适用于全市各类终身教育资源共享共建的机制,并将高校老年教育纳入其中。2013年,上海老年大学东华大学分校参与组建上海市民终身学习实践基地“服饰文化体验基地”,形成高校与社会公共教育资源的整合联动;2014年,东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参与上海老年大学东华大学分校的课程开发、资源建设、教材改革、师资培训等提升工作,首期即启动丝网花艺术创作精品课程建设。作为成功运行的资源共享共建实践,上海老年大学东华大学分校的上述经验与模式值得进一步推广。此外,老年教育“网上课堂”的发展形势十分看好,信息技术的发展加上网络、移动学习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对于多种形式的老年教育资源共享共建是利好形势。

(四)利益机制:要从“不到位”变为“到位”

上海对高校举办老年大学,开展老年教育一直秉承鼓励、支持的政策。市教委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老年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沪府办发[2003]34号)要求“鼓励高校采取多种形式举办面向地区的老年教育。有条件的高校,可开展老年高等学历教育,培养从事老龄工作的专门人才。”《市教委、市老龄委、市财政局关于全面推进本市老年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沪教委终[2007]8号)提出要“积极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举办老年大学。利用高校的教学资源,发挥其在教学示范、教材编写、师资培训、科研指导的作用,并对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和提高提供服务。有条件的高校可开设培养老年教育专门人才的专业,或者有关专业增设老年教育的课程。”市教委《2011年上海市终身教育工作要点》提出要“鼓励普通高校设立老年教育机构,借助高校教学资源,构筑一批优秀的老年教育机构群,使老年教育适应未来上海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

但是,与政策的支持鼓励相对,高校举办老年教育的热情并不高,除上海师范大学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大力发展老年教育”外,其他高校并未将老年教育或老年大学列入发展规划;现有高校老年大学办学也以非学历教育为主,未开设学历教育。从有形利益来说,高校老年大学的办学经费由举办方高校自行筹措,但一方面高校老年大学以学费收入为主要经费来源,渠道单一;另一方面由于公益性的办学性质,学费十分低廉。从无形利益来说,老年大学办得好不好,不会列入高校的考核评价指标;若出现事故,则又对高校造成负面影响。无论从有形还是无形利益来说,高校老年大学的利益机制都是缺失的。因此,高校老年大学需要建立一套科学、良性的利益机制,包括效益机制、分配机制和激励机制,这就需要从政府层面自上而下地推动。

三、结语

上海高校举办老年大学虽起步晚、增数缓,但起点高,依托高校扎实丰富的师资力量、教学资源及办学经验,使其老年教育办学的规范化、现代化水平较高。经过20多年的稳固发展,上海9所老年大学取得了一系列办学成就,为上海老年教育、终身教育发展贡献力量,为上海百万老龄市民谋取福祉。但是,面对多年来上海未有新的高校申办老年大学,现有的老年大学也裹足不前的现状,政府和高校都必须积极探索符合高校老年大学发展需求及特点的转型之路,科学定位、深化改革,推动上海高校的老年教育向新的阶段发展。

参考文献

[1]《上海市地区老年教育大事记》编撰工作小组.上海老龄史料(第二册):第二部分上海市地区老年教育大事记[E B/O L].上海市老年学学会.http://www.shanghaigss.org.cn/news_view. asp?newsid=5990,2009-4-17.

[2]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统计局.2015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EB/OL].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http://www.shrca.org.cn/5764.html,2016-7-20.

[3]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统计局.2015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发展信息发布会[EB/OL].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http://www.shrca.org.cn/5763.html,2016-3-30.

上海科技中介机构发展情况汇报 篇4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改革开发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上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逐步建立,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化和政府职能向市场的转移,科技兴市方针的贯彻和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上海的科技中介机构发展是积极健康的。

一、随着上海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的扩大,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随着上海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上海技术交易所、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上海科技开发交流中心、上海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上海科技创业中心和科技评估中心等单位为代表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这对政府职能的转变、城市功能的开发、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1.上海技术市场体系基本形成。以上海技术交易所、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为代表的上海技术交易市场体系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基本形成,发挥着各自在技术、金融、人才、信息等方面的市场功能和优势。上海技术经纪人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专利事务所、法律咨询等技术服务保障体系的初步配套,为技术市场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发挥了上海科技与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据统计,1990年以来,通过上海技术交易所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转移的技术成果达74506项,总成交额为186.6亿元。在对外技术交流活动中上海已从单向引进国外技术,发展到积极参与国际技术贸易,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交易额已从1994年的2.9亿美元,增长到2001年的52.49亿美元,同比增长19%,上海技术出口611项,金额14.5亿美元,较2000年的13.23亿美元增长10%,一大批科技成果,特别是高新技术成果正在向生产领域扩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成立两年多来,已累记完成各类挂牌项目6390个,完成技术产权交易合同4925宗,实现技术产权交易总额1452亿元,平均日交易金额逾两亿。呈现出“交易领域扩展、交易品种拓宽、交易总量上升”的趋势,促进了技术与资本相结合,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与传统产业改造相结合,企业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企业所有制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加速了技术资本化、资本人格化、投资多元化和分配要素化的进程,为发展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交易所拥有会员226家,分支机构32家,还在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我国香港等地区设立了多家海外分支机构和信息联络处。

2.上海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加速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目前经“市转化服务中心”认定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已达814项,72%的项目成功转化并实施产业化,累计新增产值125亿元,认定项目单位(企业)608家,就业人数达7万余人。一批科技企业应运而生,一批科技企业迅速做大做强,一批具有先进技术水平和市场发展潜力大的科技小巨人企业脱颖而出,科技企业发展正成为上海经济跨世纪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自开业以来,已有167个企业或项目挂牌上市,累计成交金额30.654亿元,其中经中心认定的转化项目占75%。同时,交易所开业以后的会员发展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顺利推开,各地投资机构入会踊跃。目前席位会员数已达114家,其中外地会员占61.7%,可调配的社会资金超过百亿元。预计到今年年底,来自全国社会的资金可达200亿元。

3.上海科技创业中心的成立有力地推进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科技创业中

心即企业孵化器,通过培养和支持创业者,大大提高了创新企业的存活率,是创新企业成长发展的催化剂。1989年在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立上海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截止2001年底,上海已建立科技企业孵化器24家,拥有孵化面积44.4万平方米,在孵企业825家,分别比2000年增加20.0%、171.4%和66.6%。在孵化器内,正在培育一批从事处在国际前沿或具有市场潜力的高科技项目研究开发和产业化的企业,如人类基因、人体组织工程、全光网、大屏幕高清晰度电视和纳米技术项目等。据统计,2001年孵化企业技工贸总收入已达35.76亿元。利税2.88亿元。至2001年底,千万元以上企业56家(其中6家上亿元),累计毕业企业169家,为社会提供了2万多个就业机会,并在全市范围内初步形成了孵化器网络。最近,上海的孵化器的入住率正在迅速上升,张江、杨浦中心、交大慧谷中心、上海创业城等孵化器的入住率已经达到100%。在嘉定园区注册的企业已经有近300家。上海市设立了2000万元的市产业“孵化”专项资金,各区县、开发区、高校的孵化机构也相应建立了“孵化”专项资金,这标志着上海的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

4.上海资产评估机构和项目评估机构在科技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发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不断重视,上海无形资产评估发展迅速,评估范围从以土地使用权为主的无形资产评估发展到对商誉、商标权、专有技术、专利权、著作权、特许权、商号等多样化的无形资产评估。据不完全统计。1994年,上海无形资产评估项目仅62个,评估金额1.9亿元,到2002年,无形资产评估项目约650项,评估金额达1856亿元。上海科技评估咨询机构是近年来随着科技管理体制改革而产生的新组织。目前它已经承担了部分科技项目的立项和结题的评估工作,今后将以中介评估的方式取代以往的鉴定会形式,科技评估将在项目管理中起重要作用。

5.上海科技咨询机构在上海科技和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参谋作用。从1986年以来,上海咨询产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具体表现在:咨询机构有了较大发展,从1986年底246家发展到2002年初的7544家:咨询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从1986年底不足1万人发展到2002年初的219571人;咨询业年总收入增长迅速,从1986年底1.02亿元发展到200年初108.38亿元,增长近100倍,从1986年占上海国民生产总值0.26%上升为2002年占上海国民生产总值的2.89%;咨询业务不断扩大,从1986年以科技咨询为主体发展到2002年技术咨询、工程咨询、管理咨询、经济咨询、综合咨询门类齐全,形成了宏观、中观、微观,全民、集体、外资、个体同时并举的繁荣局面。咨询地域由本市扩展到全国,海外咨询也有较大发展。

二、科技中介是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亟待加强和发展

随着上海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量科技中介机构因运而生,现有的法规和规章就显得滞后,在有些方面甚至成了科技中介机构健康有序快速发展的瓶颈。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科技中介机构法规不够健全,在许多实际问题上存在着无法可依和有法难依现象。由于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的迅速,必然使立法工作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主要反映在一些实际问题上存在着无法可依和有法难依的现象。如由于对技术交易场所技术交易方面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供需双方分散自由的场外交易仍然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样既造成了宝贵的技术资源的大量浪费,同时也给地下的技术诈骗活动提供了可趁之机,使技术商品的潜力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2.科技中介机构管理体制不顺,中介服务市场混乱和不公平竞争现象普遍存在。

由于法规不健全,管理体制不顺,造成政府行政部门的管理存在着多头管理和政企不分的问题,加上中介机构自身问题特别是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落差大等种种因素,一些科技中介机构无论是在机构内部的管理还是外部的市场运作上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混乱。如目前上海无形资产评估就存在着资格认定重叠,管理政出多门,评估市场分割等现象,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综合管理的要求出发,管理国有资产评估及整个评估行业,也管理无形资产;建设和国土部门从专业监管角度,分块管理房地产估价、工程造价和土地评估;工商和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共同对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评估;商检部门管理进出口资产和外资企业资产的评估;农业部门管理乡镇企业资产评估。这样使资产评估政企不分,管理不统一,评估市场形成部门垄断和行业分割。

3.明确科技中介在创新体系中的法律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科技中介机构的健康发展要依靠法制作保障。我们要加强和推进科技中介机构工作,就要针对科技中介机构存在的问题,通过制定和完善地方性法规加以规范。要建立和发展好科技中介机构条件是多方面的,但是根本一条就是要求我们按照中央关于“要尽快制定和完善关于科技中介服务组织的法规,规范其行业行为,加强管理”的精神,进一步做好立法工作。这些年来,根据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的态势,各级政府为了加强对科技中介机构的管理制定了不少有关的方针政策,出台了不少相关规章,对规范科技中介机构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们应当及时加以总结,并作为科技中介机构立法的基础,把它列入立法的规划,在时机和条件成熟时推出。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是科技中介机构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一方面我们要制定统一的科技中介机构地方性法规,制定和完善相关方面的科技中介机构法规和规章;另一方面在法规和规章出台后,重视法规和规章的执行,提高执法的质量。同时,还应强化行业协会的管理职能,逐步建立起以行业自律管理为主的行业管理体制。

上海城市发展定位与科技创新 篇5

结合东莞市经济结构的特点,提出松山湖科技园应定位于国际IT产业制造中心,并采用园内高科技企业自我发展与市政府的综合政策导向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从而形成技术辐射,带动全市产业结构调整.

作 者:英之明 黄健求 Ying Zhiming Huang Jianqiu 作者单位:英之明,Ying Zhiming(中国银行东莞分行,广东,东莞,523072)

黄健求,Huang Jianqiu(东莞理工学院机械系,广东,东莞,523106)

上海城市发展定位与科技创新 篇6

申报指南

重点聚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与汽车、航空航天、生物医药、钢铁化工、都市产业等产业领域,通过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载体建设、支撑体系、创新应用等示范项目与服务能力打造,培育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生态,提升本市基于互联互通的智能制造、基于数据驱动的创新发展、基于组织创新的资源动态配置能力。

一、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

1.平台建设。支持产业骨干企业建设独立运营的行业性工业互联网平台项目,实现面向特定行业的生产过程设备状态监测、故障诊断、预测预警、工艺控制、质量控制,以及面向智能网联汽车、城市轨交、化工制品、高端装备、智慧水务、食品医药等领域开展本地化和国际化的网络协同研发、供应链集成管理、产品远程运维服务等,实现行业整体发展水平的显著带动;支持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项目,实现数据采集、平台管理、开发工具、微服务框架、建模分析通用型架构集成,实现跨领域多类型设备接入,多平台间的互联互通,跨行业应用整合与开发,为跨行业企业服务。2.平台推广。支持研发设计工具、生产管控软件、业务管理系统等传统工业软件向平台迁移,促进实现工具上平台项目;支持关键零部件加工设备、电子装配设备、半导体封装与测试设备、发动机与机床设备、泵阀类设备等生产线的设备参数、工艺参数、环境参数的数据采集与云端集成共享,促进实现数据和设备上平台项目;支持实施协同设计制造、生产管理优化、设备健康维护、产品智能服务等核心业务系统迁移至云端,实现高效集成应用模式,促进实现能力上平台项目。

二、工业互联网载体建设

3.重点支持本市两化融合基础较好的重点产业园区通过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实现传统产业整体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改造的项目,打造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标杆园区。通过政策聚焦和资源整合,重点实施园区企业工业互联网能力提升的总体规划和整体实施,提升区域制造资源共享和协同水平,形成本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新模式。

三、工业互联网支撑体系

4.服务能力。对纳入专业服务商推荐目录的各类服务商,支持其为各类型工业企业提供咨询规划、数据分析挖掘、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系统综合集成等专业化第三方服务。

5.标识解析。支持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建设项目,以及造船、汽车、工程机械、机加工等重点产业的供应链上下游的标识解析应用项目。

6.工业APP。支持基于移动架构的工具类工业APP,包括研发设计类、生产制造类、经营管理类、售前售后服务类等;支持面向预测性维护、协同研发、全生命周期管理、工控安全等特定应用和场景的行业通用、企业专用及基础共性的新型工业APP。

7.新型工业软件。支持操作系统、实时数据库、工业仿真软件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支持与智能仪表、工业机器人、高档数控机床、新型传感器等设备实现数据互联的智能工厂信息系统;支持工业大数据挖掘、分析、处理工具。

8.工业信息安全。面向设备、控制、网络、平台和数据安全的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支撑项目,支持汽车、电力、装备、石化、水务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应用示范;依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实施的防护能力评估及达标加固项目;面向工业互联网的网络安全综合检查、攻防演练、仿真验证等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建设。

四、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

上海城市发展定位与科技创新 篇7

上海作为国际性的大都市, 其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剖析其转型中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情况, 对上海和其它地区均有重要意义。

1 上海转型发展历程

从上海转型发展历程来看, 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从1985年到1990年, 为转型的起步阶段, 以1985年中央批转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为起点, 拉开了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序幕, 开始进入有计划、有步骤的调整阶段, 逐步摆脱工业依赖模式, 上海从工业中心向多功能中心过渡。第二阶段, 从1990年到2002年, 为转型的拓展阶段, 标志性的事件为1990年浦东开发, 上海在长三角和全国的发展定位进一步明确, 经济、金融和港口贸易加强, 通过上海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建设, 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时至1999年底, 上海市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成为上海支柱产业 (如图1) , 产业转型成果逐步显现。第三阶段, 从2002年到现在, 为转型深化阶段。伴随中国加入WTO,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稳步推进, 上海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 科技、信息、创新对经济的作用逐步加强,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13], 制定“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方针, 加速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逐步实现发展动力、经济形态、城市布局、发展路径以及发展理念的转变。

注:数据来源于《上海统计年鉴2013》

2 上海政产学研协同分析

2.1 合作模式及运行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上海已经形成多种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 如科技开发区-科技园、大学科技园、科技孵化器、联合开发、联合研发中心、联合培养和专利、技术转让等 (如表1) , 在不同的模式中, 政产学研的角色存在一定差异, 分别产生了政府主导、企业主导和学研主导类型。目前, 上海已经建成9个国家级园区和多个地方科技园区, 市内11所高校建立了国家级大学科技园, 搭建科技企业孵化培育机构2 000多家, 政府、企业和学研联系日益紧密。

注:根据《上海科技年鉴》、《上海统计年鉴》、上海市政府网站以及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网站数据整理所得

不同模式的运行过程中, 政产学研角色各有不同。对政府而言, 主要通过政策引导、积极扶持来把持上海的转型升级。纵观转型历程, 处处隐含政府身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政府将高技术产业确立为上海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 出台了《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关于加大企业技术创新力度, 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意见》、《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等文件, 实现区域转型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并加大资金和人才培养投入, 地方财政的科技投入由1990年的2.44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202.03亿元, 20年中增加了近82.8倍;出台“上海高校跨世纪人才培养基金”等系列人才扶持计划, 吸引和培养高端人才[14]。此外, 政府积极参与创新平台和中介机构建设。

企业主要根据市场和自身技术诉求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联系, 获取技术资源和人才支撑。企业一般通过攻关项目、技术购买等获取高校智力与技术支撑;高校和科研机构则通过“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化、技术协作、联合攻关”等途径将科研成果转移到企业。如上海交大与上汽股份、上海文广、上海电气、上海华普、沪东造船等大型企业在项目工程方面进行合作;同济大学等7所上海高校与上海汽车工业 (集团) 总公司共同建立了17个校友企业的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与上海石化公司进行技术合作等。同时, 高校还积极参与地方中小企业的技术服务, 担任中小企业的专家顾问、帮助攻关技术难题和前沿技术研发等。更为重要的是, 高校和科研院所承担了人才培养重任, 为企业和政府源源不断输入创新人才。

2.2 政产学研成效

上海市政产学研合作始上世纪80年代, 经过30多年的发展, 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科技成果数量从1981年的559项上升到2012年的2 415项, 科技成果转化率目前已高达80%以上;专利申请数量呈现快速上升态势, 1985年以来年增幅达到19.4%, 截至2012年底申请专利数已达82 682件;科技合同数和成交额均呈现快速上升, 其中科技合同成交额从1995年的23.04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588.52亿元, 17年来增长了25.5倍。此外, 高校和科研机构还在科技论文和人才培养上取得了重要进步, 研究生数量从1981年的1 553人上升到2012年的33 189人, 科技论文总量增长11倍多。以上这些共同推进了上海的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 直接带动上海高科技工业产业发展, 高科技工业产值已从2000年的1 435.48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6 824.99亿元, 13年增长了近5倍, 每均年增长率达到15.6%左右 (见表2) 。

注:数据来源于《光辉的六十载———上海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1949—2009) 、《上海市统计年鉴 (2011-2013) 》

2.3 政产学研存在的问题

虽然政产学研在上海的区域转型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同时也存在一定问题, 亟待优化。

首先是政产学研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纽带和支撑平台。与欧美、日本等国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相比, 上海的政府、企业、科研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缺少有效的中介服务机构, 目前拥有的一些中介机构多隐含政府的身影, 政府成为协同创新中介的组织者和实施者。然而, 政府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其不能为协作各方提供有效的价值评估、风险分析、市场调研以及后续服务, 严重影响到政产学研的协同创新, 从而阻碍政产学研系统的功能发挥, 出现政策不能完全执行、专利不能有效转化、企业技术难以提高等困境, 制约了政府、企业、科研合作的效率。

其次是政府职能过强。在转型发展中, 政府拥有大量的资源配置权力, 相关政策和措施将会影响到不同大小、不同类型的产业转型;同时, 政策导向和评价机制也对产业转型产生一定影响, 且在产权保护制度、市场运行制度、法律法规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和缺失。这样一来, 政府成了转型发展的双刃剑, 在推动转型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延滞了区域发展。

再次是科研机构与高校研究成果难以与市场需求匹配。目前, 上海市企业主要是通过技术引进和企业内部创新实现转型升级, 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的科技研发数量相对有限。这一结果与高校的科研情况紧密相连:教师追求科研论文胜过科技成果转化, 企业与高校未能形成协同整体, 处于各自为政的研发状态, 高校虽然专利项目数量庞大, 但实际转化数量偏低, 能够产业化的则更低;同时, 高校研究定位不够明晰, 造成应用研究成果难以适应企业需求, 而企业需要的基础研究又难以有效提供的尴尬局面。此外, 部分科研机构在实施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形成角色错位, 约束了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

最后是企业的创新略显不足。企业是发展转型的内核, 是区域转型成败的关键。据统计, 目前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开展科技活动的仅占25%, 研发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56%, 大中型企业仅占0.71%, 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15]。可以看出, 企业内部研发对技术创新的贡献较小, 难以实现发展转型。因此, 完全依托企业内部、高校和科研机构实现产业转型具有一定困难, 必须在引进吸收外来技术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创新, 走先模仿后创新的路径, 逐步改变对外技术依赖, 走出技术创新“引进———淘汰———再引进———再淘汰———继续引进”恶性循环, 达到创新技术的本土化和高端化。此外, 市场体系尚不够健全, 法律、金融和产权保护等软环境也有待完善。

3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措施

政产学研是区域发展转型系统中的重要驱动因子, 决定了区域转型发展的效能和结果, 然而, 目前政产学研各主体之间存在一定隔阂, 限制了其协同功能发挥, 必须增强政产学研主体功能, 完善协同机制, 提升各主体之间的协同绩效。

3.1 建全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平台的概念源自工程学, 创新平台则是美国竞争力委员会[16]于1999年在《走向全球:美国创新新形势》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 包括创新基础设施以及创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如人才、前沿研究成果、法规、资本等。政产学研创新平台则是以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为内核, 通过人才、制度、资金、技术、法律等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环境、研究开发运行、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信息生产、交流与扩散的共享平台, 达到政府-企业-学研协调互动 (见图2) , 从而推动区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

平台的搭建必须借助政产学研主体和社会力量, 逐步增强各级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 实现协同创新。

首先, 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平台。政府应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目标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出发, 逐步完善法律法规, 以法律和制度保障创新主体、创新过程、创新推广和产业化, 这是发达国家的共同做法, 如日本的《产业技术能力强化法》、《促进大学等向民间转移有关技术的研究成果之法律》等[17]。因此, 政府要基于区域社会经济需求, 制定促进技术升级、技术创新、技术保护、技术推广、技术运用等相关法律、法规, 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提供法律基础, 有效保护和激励创新, 推动区域转型升级。

其次, 构建企研共享平台。企业和科研院所、高校之间要形成良好的合作创新机制, 利用各自优势形成设备共享平台、人才平台和成果共享平台。利用设备、人才和技术平台强化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联系, 根据实际情况, 可以采取政府主导、企业主导、高校与科研院所主导和共同主导等方式, 联合研发和技术创新, 实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环节的系统整合, 提升企研的协同功能。

再次, 搭建社会系统协作平台。政产学研的协同创新离不开社会支持, 必须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政产学研, 如风险投资企业、融资公司、成果转化公司等;同时相关新技术、新产品的市场测度, 海量信息的搜集、分析, 各协作主体之间的协调等, 均需要相关公共服务平台, 因此, 融资平台、信息平台、技术转换平台等的建设非常重要。

3.2 规范政府服务职能

政府是区域转型的大脑, 必须用好政府有限职权, 做好区域转型的调节、监管和服务。政府必须顺应需求、创新管理, 科学制定区域发展目标与路径, 合理利用公共资本和政策性资源, 调动社会力量推进区域技术创新和转型发展。上海要充分利用本地区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资本优势和区位优势, 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目标, 完善法律体系和科技管理体系,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保障合作各方的利益, 为产学研协同创新奠定良好基础。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 利用政策进行有效监管, 引导产业合理转型, 逐步淘汰产能落后企业。同时, 政府要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原则, 实时更新保障经济转型的政策措施, 避免过度干涉市场, 干扰甚至破坏有序的科技创投机制, 如上海出台的系列人才计划、科技计划的成效还需进一步提升, 因此, 政府要合理行使管理职权, 简政放权, 培育市场联系平台, 发挥市场功能, 促使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形成互利合作的协同创新机制。

此外, 政府在对企业扶持和服务中要保持公正和公平。如国有大企业资金富余, 而中小民营企业则危机四伏, 政府要给予不同企业统一的国民待遇, 既要扶持大企业发挥技术引领和带动作用, 也要关注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技术创新企业的成长帮扶, 对于产能落后的企业则应该实行市场机制合理淘汰。由于技术的公共性和投资的风险性, 要求政府加大技术研发投入, 在要求企业投资占到企业销售额1%的前提下, 政府对公共技术和基础研究的投入也应该保持恰当比例, 以促进公共技术升级和基础研究进步。

3.3 激发企业的创新效能

企业作为转型发展的主体, 同时也是区域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企业必须从引领消费市场与技术市场视角出发, 主动进行产品更新和产业升级, 不能依托外来技术将自己锁定在生产加工领域, 应该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同时加大内部研发创新, 逐步摆脱技术依赖, 提升其产业链和价值链位置。不同企业应该根据自身性质、特点和能力选择差异化的技术创新路径:对大企业来说, 需加大研发投入, 建立和健全企业内部的研发体系, 不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充分利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智库功能、充分利用各种联系平台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同时要增加人力资本投入, 加强科技人员的引进和培训。对小企业来说, 应该发挥小企业的优势, 通过技术输入和内部创新相结合, 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支持, 逐步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重要的是, 在创新过程中要注重品牌塑造, 逐步向品牌化和高端化延伸。

3.4 增强学研知识转化

高校和科研机构要发挥自身的人才优势, 一方面要成为政府的智库, 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撑, 确保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 应逐步加强基础研究, 为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等提供相应的人才。同时, 发挥大学科技园、联合开发等模式, 充分利用校企双方的实验平台加强技术研发, 与企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既可以合作攻关, 又可以承担企业的研发任务。此外,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孵化、转化和产业化, 在高校和科研机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积极发展科技产业, 实现技术就地转化、孵化, 培育新型产业。

摘要:分析上海转型发展过程与政产学研模式、效果和存在问题。发现上海政产学研模式多样, 科技带动作用较强, 但由于企业、政府和学研自身的欠缺以及协同平台不健全等限制了政产学研功能的发挥。提出在健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基础上形成政府引领、企业主导、高校和科研机构积极参与的创新格局, 激发政产学研各级主体的创新动力, 达到政企协同、企研协同、政研协同, 实现技术创新和发展转型。

浅谈县级电视台节目的定位与创新 篇8

一、变换新闻视角,改进报道方式

新闻节目是地方电视台节目中最主要的部分,而在主流新闻中,政务报道又是最重要的一块。现在有一种观战点,认为改革新闻报道,增强贴近性、可读性,就意味着淡化和弱化政务报道。但电视台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政务报道恰恰是电视新闻中的一大优势,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政务报导中的新闻资源恰恰包含了大量社会关注、读者关心的重要信息。所以,新闻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改进报道方式,使新闻节目更加贴近群众,要变换视角,把过去的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模式化、格式化严重的新闻改变成为领导、群众共同关注的新闻,这就要从社会和群众的视角来观察、分析和报导政务活动,找到领导和群众关注的共同点。要抓住关联性,事事处处联系生活,树立群众意识,要抓住贴近性,把新闻做得可看、亲切、平易近人。这就要要求编辑、记者勤于思,敏于行,善于从政务报导中挖掘与老百姓关系重大的新闻选题,做大做足。记者跟领导下基层调研时,要做到“领导下去你下去,领导回来你留下”,对领导关心和群众关心关系密切的问题做进一步深入调查,从中发掘新闻选题。

二、了解栏目定位、搞好特色宣传

目前,XX电视台共设有栏目9个,每月达33.5组。虽然各个栏目都负有宣传国家政策、方针的重任,但各个栏目又有自己鲜明的定位与宣传方针。搞好特色宣传对于县级电视台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真正明确本栏目的定位,才能在栏目策划中真正做到定位准确、依据有力。搞好特色宣传,要在栏目的配置中,使各栏目形成受众群体的互补。不能把一个栏目办成万精油栏目,认为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要把各栏目整合后,形成一个电视台对受众的整体占有率。如《XX新闻》它是一档新闻综合节目,有很强的新闻性和宣传性,是一档适合各个阶层观看的栏目;在机关,干部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有很大的固定收视群体,但由于形式严谨,在基层百姓中的收视群体却不是很固定。而《百姓生活》以深入浅出的形式树立老百姓自己的榜样,聊聊身边的话题,教教生活小

常识、小窍门,容知识性、服务性、趣味性于一体,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所以它拥有很大的百姓受众群体;《XX卫士》则以弘扬法制精神,传递警方信息,彰显卫士风采,服务一方百姓,维护社会稳定为目的,它集教育性、真实性、可视性于一体,也有很广的受众群体……。《科技十分》、《记者行动》、《人口与计划生育》等栏目在通过宣传定位后也有固定的收视群体。多形式的栏目全方位的照顾了各种群体的爱好,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同时也把各种宣传信息以不同的形式沁入受众的心里,起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由此可见,真正了解栏目的宣传特色、办出栏目特色是现县级电视台的一个极重要的环节。

三、明确受众特点、真正服务观众

每个栏目都有其相对稳定的观众群,只有真正明确了观众群体,明确了观众特点,才能做到从栏目安排、主持人员选取到具体宣传形式特点的明确与定位。XX电视台的每个栏目在设置之初都要作大量的社会调查,发现栏目的受众群体,随后就在节目安排和主持人筛选上做大量的对比工作,并广泛征求观众意见,真正做到急听众之所急,供观众之所需的栏目宗旨。当然,要明确栏目观众的特点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需要对受众群体做大量调查,明白观众真正想看什么,什么才是观众最需要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想观众之所想,急观众之所急,与广大观众心贴心。

四、不断推陈出新、完善栏目内容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知识与创新的社会。如果县级电视台只懂得守着原有的几个固定栏目,不思创新与不断进取,那么就算原来的栏目布置与人员安排有多么合理,这家电视台都将会最终走向失败的边缘。只有在适应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吸取新的理论支持,明白宣传的目的和方向,才能不断调整节目定位、不断创造符合时代发展与社会潮流的新栏目,才能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

在这一点上,XX电视台正在尝试和创建这种机制,如在《百姓生活》栏目中,由于去年非典的突然袭击,成为老百姓关注的话题,然而原有的板块设置却找不到相关的载体进行报导,于是策划组通过精心设计,推出了《百姓话题》板块,谈老百姓关注的事,受到观众和同行的肯定。由此可见,只有不断推陈出新,才能在激烈的竞争面前,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五、注重公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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