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问题（精选8篇）
中国产业结构问题 篇1
中国烟草产业链存在的问题
当前众多行业中的国内品牌由于外资的进入早已是被杀的丢盔弃甲，遍体鳞伤，甚至是全军覆没。而总结这些失败的经验不难看出其中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资本运作不当，二是产品研发力量不足，三是终端控制不力。比如日常用品行业，啤酒行业，食用油行业，国产品牌和民族企业基本消失，外资企业几乎全线占领了中国市场。
虽然中国的烟草行业受惠于专卖制度的保护，能够在增加国家税收、满足烟民吸食需求、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国际烟草巨头进攻中国市场的步伐越来越快，中国烟草已经到了需要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认真思考的阶段了。
假设中国烟草在与国际烟草巨头短兵相接、贴身竞争，虽然当前烟草行业同其它行业相比，至少在资本上、在技术研发上都已经拥有了较强的优势，尤其在研发和生产技术上，中国的卷烟生产技术和设备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一流，甚至比大部份的国外烟草巨头的设备还要先进，这在业内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是烟草行业一旦开放，专卖制度一旦取消后，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烟草却仍然不可能是国外烟草巨头的对手，根本原因就是国外烟草巨头有一个中国烟草所没有的最大优势：就是其卓越的管理水平——卓越的成本控制能力、卓越的终端渠道控制能力以及卓越的市场引导能力。
因此，烟草行业如果要出问题必然是出在管理上，特别是在对销售终端的控制上以及对消费者的影响力上，可以说对销售终端没有根本性的控制力，对消费者没有根本性的影响力，终端链接力的软弱无力已经成为了整个烟草行业致命的软肋。
整个烟草产业链从原料供应、卷烟生产一直到最终消费者主要要经过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零售客户、消费者四大环节。然而可惜的是，虽然烟草行业近年来也有着明显的变革，但是变革的重心过于重视强化整个产业链的前半段，即只在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上做了大量的整合和强化，对成本控制、物流体系也作了不少的改进，但却严重忽视了对产业链的后半段的整合与改革，即在市场的销售终端渠道控制和市场引导能力上十分的薄弱。
在整个产业链的最关键的销售环节上，整个烟草行业的销售依赖于大量的缺乏约束力的卷烟零售者，依靠他们把产品卖给消费者。而没有一家烟草企业能提供一份消费者的档案，更没有一家烟草企业能直接引导消费者并构建一个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营销体系。几乎所有的营销工作都依赖于这些零售者，而这些零售者与烟草企业的关系即不是忠心的也不是牢固的。于是整个烟草产业链在产品从商业企业到消费者之间的这个关键环节的链接力几乎为零。这对整个烟草行业来说是极其致命的。
作为卷烟零售者，总是希望烟草能给自身带来更多的财富，而当前营销体系并不有利于大多数的零售者的赢利，比如市场价格总是由少数大户制定而不是按照烟草公司的指导价销售，紧俏烟总是供不应求，而少数大户总是可以囤积居奇，货源分配存在不公平性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市场上的卷烟零售者以及大多数的消费者都错误的归结于垄断的烟草专卖制度，于是销售终端与烟草企业之间形成了多年的冲突与矛盾，反叛情绪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事实上大部份的卖烟者以及少数看不清真相的专家学者一直都在希望并呼吁要打破垄断，而这种打破的希望大部份人恰恰都错误的寄托在国外烟草的进入上。
面对这种普遍存在的错误认识，烟草行业多年来也没有做任何宣传与解释工作，而致于整个社会产生了普遍的反对烟草垄断的观点并寄希望于国外烟草的进入上，这对整个烟草行业的社会形象以及持续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一旦兵临城下，中国烟草极可能失去群众的信任与支持，而大量的缺乏约束力的零售客户极有可能会反叛，一旦零售客户发生集体反叛，又无法得到消费者的信任与支持，中国烟草面临的处境将会极为不利。
显然，对于一个有民族责任心的企业来说，改变这一现状防止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对中国烟草来说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而改变的途径也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自建终端，打造终端销售核心圈。
兵法有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烟草行业的力量相对个别零售客户来说强大不止一百倍，但对于整个零售客户群来说，却并一定大得了多少，所以想全部自建终端是不可行的，因此建议采取倍而分之的办法。以当前烟草行业的实力完全可以自建部份终端，建议按照一定的范围，一定销量比重打造烟草行业自已的终端销售核心圈。核心圈作用在于监督、引导和掌控整个卷烟消费市场，它可以取代当前广泛存在的零售大户在市场上的影响力，同时强化商业企业同消费者之间的衔接力度，强化整个产业链的链接力。而这种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构建起的强大链接力，对品牌培育，掌握社会库存、跟踪消费变化等都将发挥巨大作用。
2、消除、化解和减轻广大零售户的对立情绪。
行业可以通过契约形式打造终端重点销售圈，实现与零售户共赢互信的良好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核心圈太大必然将影响广大普通零售客户的利益，一旦烟草行业成为使他们无利可图的行业，将有大量终端退出行业，为了保证销售，烟草企业将不得不扩大自建终端，而这将大幅增加运营成本，同时也不便于整个市场的稳定持续发展。因此，在适当建立核心圈时（建议核心圈的数量控制在总零售客户数的5%左右），也要通过契约形式打造终端的重点销售圈，这一层次的零售者将以核心圈为中心，通过契约形式牢牢的掌控在商业企业手中，这一层次的客户数量建议控制在总零售客户数的15-20%，这一层次的零售客户将对产品价格维护、品牌培育与维护、社会库存控制以及市场需求预测等工作发挥重大的作用，通过与商业企业共同的协作，这一层次的零售客户也将获得较为稳定的收益。由于核心圈的存在，以及契约型关系的存在，终端的重点销售圈在忠诚度和配合度上必然将得到大大的提高，而这种忠诚度和配合度的提高也必然促使商业企业能更好的掌控市场的变化并大幅提升对市场的引导能力，同时由于行动的一致性也必然可以更好的维护市场价格的稳定，终端重点销售圈中的零售者也将因此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反过来促进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强化，实现共赢互信、良性循环的良好局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核心层加重点层的客户数量将控制在20～25%，按照管理学的二八理论，这20%左右的客户将实现大约80%的销量，而其它80%的客户将只占20%左右的销量，只是起到一个补充和辐射促进的作用。
3、扩大终端影响力，建立终端销售辐射圈。
在重点销售圈外，在较为偏远地区的终端零售者可以归为终端销售辐射圈，这一层次的零售者大约占了总零售客户数的80%左右，它的主要作用是弥补市场终端的不足，满足偏远地区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保持总体市场的稳定可持续发展。这一类型的客户可以归为松散型关系的客户，商业企业只要保持对其基本的客户服务工作即可。
4、积极低调的参与公益事业，最大能力承担社会责任。
烟草企业要积极但低调的参与公益事业特别是在环境保护、食品安全，运动卫生等方面要全面参与并承担起足够的社会责任。同时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尽力的回馈消费者，扩大烟草企业在消费者中的影响力，提升行业的社会形象。烟草行业应当尽快的取消在公众媒体上的巨额广告投入，将其用在众多的公益事业上，用在向广大消费者回馈更多的实惠上，用在向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上，用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上。
5、重新正确定位烟草的存在意义，提升烟草行业的社会形象。
烟草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并在全世界广泛存在而且将继续广泛存在的一种产品。中国的部份所谓的控烟人士近年来一直以保护人们健康，保护不吸烟者免受二手烟危害的名义来要求严格的执行控烟措施。然而，如果保护了不吸烟者的权利，那么谁又来保护吸烟者的权利？吸烟只是有害，而非有罪。控烟者可以保护不吸烟者不受二手烟的危害，可以在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但至少应该同样的在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提供公正、合理而且有尊严的吸烟场所以保护吸烟者的权利。因此，烟草企业应该站出来积极争取在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为吸烟者提供有尊严的吸烟场所，要努力为吸烟者赢得应得的尊重。
烟草是民族的烟草，事业是民族的事业，责任是民族的责任。烟草的存在与否不应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应以民族的需要与否来决定烟草的生命。所以，尊重和维护消费者的选择，这是中国烟草的责任和义务，顺应历史的发展，这是中国烟草的尊严和宿命。
中国产业结构问题 篇2
一、相关理论分析
在众多理论中,“配第—克拉克定理”被认为是研究产业结构变动和劳动力转移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配第—克拉克定理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 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是因为各产业间存在收入上的差距,劳动力有从低收入产业向高收入产业转移的趋向。 该定理表明,一个国家经济越发展,劳动力就会从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流动,此后,劳动力在工业和服务业中的比重就会逐渐增加。处于同一时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其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份额越大,第一产业劳动力份额越小。
另一个研究劳动力转移的代表性理论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早期阶段,并存着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部门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且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者收入水平要远低于现代化制造业部门的收入水平,因此,如果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的流动是自由的,那么低收入的农业部门劳动力就会向高收入的现代化部门转移。只有加速现代化部门的资本积累,提高该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加上较高工资率的吸引作用,实现传统部门劳动力的非农转化,二元经济结构才会逐步消减。
二、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演变及现状
1、产业结构演变及现状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我国产业结构也得以不断优化。1978年,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28.19%、47.88%、23.93%,属于“二一三”型产业结构。这之后,整体上看,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由1978年的28.19下降到2013年的10.01%;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由1978年的23.93%上升到2013年的46.09%。 期间,1985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比重,产业结构发生了第一次质变,演变为“二三一”型产业结构; 2013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比重,产业结构发生了第二次质变,演变为“三二一”型产业结构。
2、就业结构演变及现状
1978年,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70.53%、 17.30%、12.18%,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远低于第一产业, 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是吸纳劳动力最多和最少的产业。这之后,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背景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迅速降低,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逐渐上升,且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更快。1994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就业比重;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成为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
国际上把就业人口的产业结构比例划分为传统型、发展型和现代型三种模式(详见表1)。1996年之前,中国就业人口的产业结构类型基本上属于传统型,之后逐步向发展型过渡。2013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为31.4%、30.1%、38.5%,属于典型的发展型结构。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所得)
三、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的影响效应分析
1、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分析
比较劳动生产率是指一个部门的产值比重同在此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大致能客观地反映一个部门当年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比较劳动生产率越高,表明本部门的产值与劳动力比值越大。通常,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1,而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1,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从图1可以看出,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最高,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次之,自1978年以来,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不断下降趋势,并逐渐趋近于1,但目前仍高于1 (特别是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仍远大于1)。这说明,第二、三产业吸纳了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而拉低了两个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而且仍然存在进一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空间。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所得) (注:全国就业人员 1990 年及以后的数据根据劳动力调查、人口普查推 算,与之前年份的统计口径不同,导致 1990 年的就业人员增长率数据失真,由 此得出的该年就业弹性数据也失真)
但是,另一方面,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远低于1,且2000年以前基本上处于下降趋势,2000年以后比较平稳,直到2011年左右才开始小幅上升。这说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对偏低,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留在农村,农村仍然存在大量“隐蔽失业”,需切实采取措施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同时,随着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 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有望逐步提升并趋近于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2、三次产业就业弹性分析
就业弹性是指经济增长每变动一个百分点,所带动的就业量变化的百分比。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为正值时,就业弹性系数越大,表示该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越强;反之, 就业弹性系数越小,表示该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越弱。当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为负值时,产业增加值增长而就业减少,产生“挤出”效应;产业增加值减少而就业增加,产生 “吸入”效应。
从表2可以看出,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在全部年份中均为正值,且其弹性均值大于第二产业就业弹性均值,说明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最为强劲,对促进就业和劳动力转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产业就业弹性除个别年份为负值外, 其余均为正值,说明从总体上看,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具有拉动作用。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从2003年起持续10年为正值的第二产业就业弹性,在2013年突然变为负值,就业人员负增长。这可能与当前该产业部门技术进步、机器代替人力、淘汰落后产能有关,一方面使得该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产值增加,另一方面使得短期内本产业内失业增加、 就业人员减少。如果从长期来看,这并不意味着目前第二产业对就业产生了“挤出”效应。
从2003年起,第一产业就业弹性一直为负,且绝对值较高,说明该产业对就业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产值不断增加,但就业人员却不断减少,从2002年的36640万人减少到2013年的24171万人,劳动力迅速转移到二、三产业。
3、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偏离度分析
产业结构偏离度是指某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与相应增加值比重之差,主要反映就业结构与增加值结构之间的不对称状态,偏离度越大,意味着就业结构与增加值结构不对称状态越严重;偏离度越接近于零,说明就业结构越合理。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所得)
总体来看,我国就业的产业结构总偏离度前期呈缓慢波动下降态势,2003年以后迅速下降,说明总体就业结构逐步得到优化,渐趋合理。但是,总偏离度依然较高,未来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优化仍需较长时间。
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大于零,即该产业的就业比重大于产业增加值比重,且在三次产业中属最高,说明该产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存在劳动力向其它产业转移的压力;2003年之前,该产业结构偏离度波动升降, 之后迅速降低,剩余劳动力加速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结构得到优化,但偏离度仍较大,就业结构与增加值结构不对称状态仍然比较严重,未来仍需进一步转移出大量剩余劳动力。
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小于零,即该产业的就业比重小于产业增加值比重,劳动生产率较高,存在着较高的劳动力迁入压力。2003年以来,随着中国逐渐步入工业化中后期,第二产业吸纳了大量转移劳动力,结构偏离度绝对值迅速降低,就业结构逐步优化,就业结构与增加值结构的协调性增强,而且未来仍有进一步吸纳转移劳动力的潜力。
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也小于零,同样存在着劳动力迁入的压力。与第一、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绝对值一直较小,维持在10%左右,就业结构与增加值结构的协调性较好。另一方面,尽管协调性较好,但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仍较低,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其对劳动力的吸纳潜能没能得到充分发挥。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并促进了就业结构的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得以不断优化,从最初的“二一三”型产业结构,逐步演变为目前的“三二一”型产业结构,第三产业成为增加值最高的产业,产业结构发生质变。 与此同时,就业结构也不断优化,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第二、三产业转移,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迅速降低,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逐渐上升,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在2011年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目前, 中国就业人口的产业结构类型属于典型的发展型结构。
第二,第二、三产业吸纳了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其比较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并趋近于1,但仍然存在进一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空间。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远低于1,劳动生产率相对偏低,仍存在大量 “隐蔽失业”,需切实采取措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此,应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提高这些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不断吸收第一产业转移的大量剩余劳动力。
第三,第三产业具有正的就业弹性,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最为强劲,对促进就业和劳动力转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仍较低,其对劳动力的吸纳潜能没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应进一步提升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总量,充分挖掘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潜能,促进就业增长。
第四,总体来看,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具有拉动作用,但是2013年该产业的就业弹性为负值,就业人员负增长,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这可能与当前该产业部门技术进步、机器代替人力、淘汰落后产能有关,短期内使得失业增加、就业人员减少。为此,应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以保障和维护好被技术进步“挤出”人员的生活和生存权益。同时,政府有关部门需要采取政策协调,大规模创造新岗位、新市场,以吸纳 “多余”劳动力。
中国产业结构问题 篇3
关键词：区域经济；金融结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政策导向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4）05-0032-05
一、金融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特征
林毅夫，章奇和刘明兴（2003）形成了有关最优金融结构的一个理论框架，认为一国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随该国的发展阶段而发生变化[1]。因为产业结构以及产业中的厂商的规模、风险和融资需求等，随其发展阶段而有所不同，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发生变化，其结果是不同的金融结构，履行这些功能的效果。劳动密集型的小型厂商，更能体现出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特征。基于此，一个重要的预测是，银行机构，特别是扎根当地的小型银行机构，能够比股票市场更加合适地服务于劳动密集型的小型企业，这归因于他们具有当地的信息优势，评估那些关于信贷依赖价值的软信息，同时与借款人建立起长期的伙伴关系。
林毅夫，孙希芳和姜烨（2009）对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关系的考察，是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构成与银行业的集中度和大中小型银行的比重两个角度进行的，衡量指标采用银行体系提供的国内信贷的新增额与本国企业通过股市获得的直接融资额的比例，没有考虑金融资产总量中的其他金融途径比如企业债券为该国企业所提供的融资额度[2]。他们认为，从总体而言，发达经济体与落后经济体在金融结构方面的差别，远远大于发达国家之间金融结构的差异。因此，判断一国金融结构是否合理，金融体系是否有效，其主要标准，不是该国的金融结构与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有什么样的差距，而是与本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相应的实体经济结构是否相适应。其研究所蕴含的政策结论在于，在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经济体中的金融系统，应该以能够为产品、技术相对成熟且资金需求规模相对较小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区域性中小银行为核心；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实体经济中的企业的规模和产品、技术的风险程度的提高，金融系统中能够为大企业提供短期融资服务和分散风险的大银行机构和股票市场的比重也应该随之提高。但在现阶段，中小银行的市场份额的上升有利于小企业融资，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中国的银行业结构变迁的政策导向应该是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从中国的监管当局的银行业结构变迁的政策操作层面而言，金融结构变迁的政策导向，基本是以发展市场金融为主，而中介金融则以小银行机构以及影子银行为主线，一度出现了小微金融机构遍地开花的繁荣景象，但改变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效果并不理想，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善。李华民（2013）研究认为，大银行机构有能力也有条件应该能够成为中国的小企业融资的主体力量[3]。占据了中国金融资产的80%，大银行机构面向小企业的新增贷款，在其总贷款规模中，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意味着是所有其他小银行机构以及市场金融所有新增小企业融资的总和，意义非凡。因此，如果给大银行机构利率市场化同权，政府为小企业融资提供增信服务以改善小企业融资的信用环境，那么大银行机构改变其贷款结构，比增设小金融机构的效果应该更加明显。那么，无论是金融结构改变，还是现有金融系统的融资结构格局的改变，其政策选择意义深远。
二、金融发展结构变迁与产业结构水平提升
不同的金融结构所对应的经济结构的调整效应不同，包括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和动量。Bagehot（1873）发现，在英国工业化过程中，金融系统是一个重要的刺激要素，因为其集结了巨额资金，支持了大型的工业项目的建设[4]。即便从微观层面而言，建立在充分信息基础上的MM理论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但是放开信息充分的假设约束，让管理者拥有内部信息的现实境况下，结果会发生什么变化？Ross（1977）认为，企业的融资结构因为其具有市场信息披露功能，从而能够产生对于执行者的激励和监督，致使市场对于企业价值的预期相对于信息充分假设条件下发生变化[5]。因此，要求充分披露企业财务信息的融资渠道，比如直接融资，必然是偏好能够带来更大预期的市场价值的企业，从而具有产业结构优化功能。Rnjan， Raghura and Zingales（1998）认为，金融发展水平是决定产业规模构成和产业集中度的要素之一，金融结构的改善即金融发展可降低企业实施外源融资的成本，促进新企业的建立和相关产业的成长[6]。Levine and Zervos（1998）通过对47个国家1976-1993年数据的分析，发现股票市场流动性和银行业发展，共同对于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生产率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其重要性仅次于财政政策、对外开放、教育和政局稳定，即便是严格控制其他经济和政治变量，也是如此[7]。
Thorsten Beck and Ross Levine（2000）提出疑问：在为那些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中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时，市场主导的金融系统与中介主导的金融系统，哪种更加优越？哪种更激励新的企业的形成？其研究结果认为，不能简单区分之[8]。有证据表明，在一个整体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和外部投资保护制度较为完备的经济中，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发展更快。同时，金融产业作为一个整体产业的发展程度较完备的国度，其新企业形成的几率较高，这与熊彼特的“创新型破坏”的观点一致。Fisman and Love（2003）认为，金融市场为企业从全球性增长机会中实现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帮助，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各产业之间有着相互关联越高的增长率[9]。Binh and Shin（2005）利用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认为不同金融结构对于不同技术特征的产业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有利于高风险项目融资，因此更加容易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以及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而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有利于低风险项目的融资，因此有利于传统产业的持续发展，该结论与Carlin and Mayer（2003）的实证结果①基本一致[10，11]，支持Stultz and Rene（2001）有关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论假说，也是对Atje and Jovanovic（1993）的观点的实证诠释[12，13]。陈时兴（2011）研究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由于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银行中介主导型的金融结构一直是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主渠道，据此，按照加快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无疑应该加快资本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的发展。
上述有关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判断以及由此推演的应该发展资本市场的结论，建立在“完美的市场制度”之假设前提，而忽略了中国的制度特色，特别是资本市场IPO制度的特色。试图对中国的资本市场的产业结构水平提升效应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就必须建立在中国的资本市场融资（IPO）制度上。审批制度、政府（具体部门）控制和不透明腐败等三个方面，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相关关系的噪音。中国股票市场上企业的IPO申请能否得到批准，与申请企业所在产业发展是否能够提升产业结构水平的关系无从考证，但与政府产业政策目标和经济增长目标有直接关系，与企业为获得IPO批准所实施的贿赂水平相关。因此，“为提升产业结构水平，应该确立市场主导的金融结构”的断言，第一，没有斟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的概念本身的含义；第二，不明确中国市场对于股票市场的真正需求；第三，没有考虑中国的银行业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政府产业政策的跟随价值；第四，没有考虑中国银行业利益集团的势力和实力。实际上，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经济刺激计划以来，中国银行业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融资的贡献，就在于银行业间接融资的财政政策的跟随融资方面。相对而言，IPO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则遭受到IPO审批制度中的腐败的噪音干扰。
因此，中国金融市场上的经济结构调整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相当容易赋予其经济解释，第一，中国资本市场，包括企业债券市场，其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日趋重要，但因为其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起步，在金融总资产中份额还比较低，依然没有改变银行业间接融资在中国经济金融活动中的绝对控制地位；第二，因为中国股票市场的IPO是审批制的，符合政府意志的产业中的企业，可能更加容易获得批准。对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而言，不同金融结构的风险偏好差异是决定金融结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经济解释。
中国开辟资本市场以来，通过资本市场实现的融资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中国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升级。但是，证券融资规模与信贷融资规模比较而言，市场融资的金融总资产份额在提升，但是绝对规模额度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在多数年份里，包括国债、企业债和境内外股票筹资额在内的证券融资规模仍然达不到新增贷款规模的50%，境内股票筹资规模绝对大多数年份甚至还不足新增贷款规模的10%。这表明，迄今为止，中国产业结构水平提升的主要资金推动力量依然是中介金融机构，而不可能是证券市场的贡献。
三、银行业结构变迁、小企业融资与产业结构提升
中小企业发展以及新兴产业的企业创业情况，是产业结构水平提升的重要动力和表现，而小企业融资问题，则是创业企业是否容易产生的金融环境。如果银行系统之大小规模不同，存在面向小企业融资的意愿差异的话，那么银行系统中大小机构之格局差异是一个区域经济中的创业企业多寡的重要影响要素。诚然，有关银行业结构与小企业融资以及产业结构水平提升之关系研究，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不同的金融机构在为不同规模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时的成本和效率是不一样的，大型金融机构天生不适合为中小企业服务，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14]。
按照主流观点的理论逻辑，在银行购并行为中，作为购并需求者的大机构，相对于作为被并购方的小银行机构而言，缺乏对于小企业贷款的意愿，因此银行业的购并行为的理论逻辑后果应当是小企业融资渠道的减少，小企业信贷在全社会总信贷中的份额的降低。如果事实如此，其蕴含的政策导向应该是增加现实经济世界中的小银行机构的数量，因为“小的就是美的”。那么事实如何？
在众多的早期研究文献肯定上述观点的同时，Joe Peek and Eric S. Rosengren（1997）却表述了一个能够提炼相反观点的观察结果，1994-1997年间的美国银行业的购并浪潮，表现为小银行机构之间的购并[15]。作为购并需求方的规模较大的小银行机构，其小企业贷款在其信贷总额中的比重，比作为购并目标方的小银行机构还要高，这种合并后的银行机构没有一般也不会带来小企业贷款份额的萎缩，相反会带来小企业融资份额的增加。Thorsten Beck Asli Demirgü?-Kunt and Dorothe Singer（2011）通过合并两个独立的数据集，以考察相对重要性不同的金融机构及其平均规模与企业融资渠道（Access to Finance）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银行机构、低端金融机构和专业贷款机构（政策银行、小额信贷公司等）等在总金融资产中的份额及其平均资产规模对于企业获得融资服务（Access to Finance）的影响[16]，其研究认为，第一，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银行的主导地位始终与所有规模的企业的较低水平的使用金融服务状况相关。低端金融机构和专业银行，在低收入国家，似乎特别合适企业容易获得金融服务。第二，没有证据表明，小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更加具有优势。相反，大的专业贷款机构和大的银行，更加容易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当然，这一结论仅发生在平均GDP水平比较低的国家。Berger and Black（2011）以美国小企业、为其融资的银行机构、借贷合约特征以及其他信息等数据，检验大银行在10种已明确界定的常用融资技术方面的优越性，检验大银行机构以“硬”技术为大企业贷款和小银行机构以“软”技术为小企业贷款的对应性[17]。其研究结果是，第一，相对于小银行而言，大银行并没有表现出在所有的“硬”信贷技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尽管如果把全部的“硬”技术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大银行可能具有优势；第二，财务报表贷款不能代表“硬”技术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全部；第三，大银行在“硬”技术方面所具有的可计量的比较优势也并没有表现出随企业规模增加而增加；第四，银行可以运用基于信贷官员的训练和经验的“软”信息放贷技术，这种训练和经验没有在前期文献中所确认是否等于或者大于关系贷款技术；第五，大银行可以采用抵押或企业主个人信用等“硬化”信息，为财务不透明的小企业进行贷款；第六，小银行在关系贷款之外，同样存在着某些优势，所有的贷款技术都存在“硬”和“软”的信息，小银行基于其“软”信息，可以发挥其中“硬”信息价值，包括遭受传统范式所否定的“硬”信贷技术。在该文中，学者们描述了一组有趣的数据，根据SSBF的统计，美国当前大部分的小企业融资是大银行提供的，资产总额超过10亿美元的银行提供了大约60%以上的100万美元以下的小企业贷款和68%以上的10万美元以下的贷款，与其银行分支结构的市场份额一致。实际上，在之前的Enrich（2007）研究，已经关注到了像美国银行这样的银行巨头利用企业主的个人信用评级的“硬化”信息，逐步放松对小企业的小额贷款的事实[18]。
在中国，近几年来，大银行机构也越来越在小企业融资方面有进取倾向，全部的大银行机构建立了专门的小企业融资部门，并扩大了小企业融资业务。据国家银监会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国用于小微企业贷款（包括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小微企业主贷款）余额为14.77 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1.95%，增速19.73%。而工农中建四家银行的小微企业贷款2012年总额（简单加总）为2.36万亿，以超过40%的速度增长，把CN4提高到了18%，即便遇到了“钱慌”，其前景也不容悲观②。从单个大银行机构面向小企业的授信额度安排而言，中国银行（官方网站）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超过2400亿元，同比增长45.59%，授信客户数超过4.4万户，同比增长54.54%；中国工商银行（官方网站）为4.8万户小微企业提供9200多亿贷款；建设银行（官方网站）服务的小微企业授信客户已占全部企业授信客户总数的75%，小微企业贷款近三年平均增幅超过40%，累计为16万小微企业客户投放信贷资金1.7万亿元（1/3=5700亿），中国农业银行（官方报道）截至2012年11月末，共为超过270万户的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为4.3万户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5800亿元。这一数字较年初增加近千亿元，增幅超过20%。上述报道是否表明，银行贷款交易技术的进步改变了银行机构的利润结构，以至于即便存在信贷配给的境况下，小企业遭受大银行机构的金融排斥对象的现象已经开始转变？中国的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是否已经跳出了现有范式所提出的银行业大小结构适配对应问题的困境？对此，有必要进行中国的实证研究，而理论文献的分析，则为有关中国的问题研究提供一个理论思路。
四、结束语
在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层次上，有效刺激经济活动的适配金融结构不同，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也有明显差异。一方面，金融结构安排可以作为独立的金融政策加以考虑；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或者说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优化调整）战略，当国民经济水平发生明显的结构性转变时，其金融制度、金融结构与金融政策也应该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因为政策环境对于金融结构变迁而言，对于金融结构之与适配经济结构提升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变量，缺乏一国金融结构背后的特殊政治经济学背景对于金融结构效率的影响的考虑，所推进的金融结构变迁的政策决策，是难以落实并发挥实际效果的。此所蕴含的政策选择是，当现实中的金融市场或者银行系统与经济发展需求的理论目标具有差距时，金融结构是否可以通过政府干预实现强制性变迁，是理论界和金融监管部门应该深思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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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结构问题 篇4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和对策
关于中国当前的文化问题这个大范围，我并不十分有把握可以论述的有根有据，但我的专业是平面设计，这本身也是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部分，它从属于艺术领域，又与商业密切相关，而与之息息相关的就是文化创意产业，当然，这也是近几年我国大力支持和发展的一个部分，那么我就针对这一小范围进行下我自己的浅谈和论述吧。
“文化”一词广义上指的是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而“文化创意产业”，则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或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它主要涵盖了广播影视、动漫、音像、传媒、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工艺与设计、雕塑、环境艺术、广告装潢、服装设计、软件和计算机服务等方面的创意群体。
以上是对于文化和文化创意产业极其笼统和理性的定义，于我而言，文化创意产业实际上就是近几年因为商业和大众的广泛需求而新兴的一个新型产业，它的目的是为了激发相关产业从业人员的创造力，并加以最大化的开发利用，从而带动文化发展，最终造福我们的民众。
那么在国家及群众都在吵着嚷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支持鼓励文化创意产业”的同时，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相比于其他欧美国家事实上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首先，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相比较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比较晚，放眼世界，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创意理念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利用公共政策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国家。时至今日，英国创意产业已经成为英国的第二大产业。在英国，不仅有创意产业的专门领导组来具体规划和帮助协调创意产业发展，而且政府还主动同创意组织合作来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而在德国美国等一些国家，创意产业早已经横跨各个行业领域，我们能看到的美国的好莱坞，皮克斯，其实都是得益于这样的发展。
再看我国，我国大概从2004年开始文化创意产业才相对以比较迅速的速度逐步发展起来，并且主要集中于广播电视，动漫网游，工业设计以及广告业。相比于发达国家，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法做到涵盖领域广，覆盖面广。
其次，政府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时候的过多参与给创意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些阻碍的作用，我国是计划体制，而这种体制的背后实际上是政府以有形之手来推动甚至主导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但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是最需要发挥个人的创造性的。通常在企业面临一个独特的好创意但往往却由于政府无法认同或存在一定风险而无法给予支持，而在创意的初期又是特别需要资金，所以很多好的点子可能还在酝酿时期就已经被扼杀了。
再次，我国缺少创意产业的专业人才，而且最缺乏既具有创意思维头脑又能敏锐抓住市场的复合型人才，虽然我国的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资源繁多，但我国却少有人将这些来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不懂得如何去开发和挖掘，而且也缺乏准确的市场洞察力，这样就无形中丧失了一些创意成果的价值体现的机会。相比较其他国家，我国虽然拥有很多高校，却很少有学校开设艺术管理，或者创
意产业管理类专业，而专门的培训机构也几乎没有，所以这更需要政府的扶持。在这方面，香港在我国是走在最前列的，香港的大学都有创意产业相关课程，并且处于全球排名前列，在这一方面，大陆进步的空间还有很多。
最后，也是最最核心和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创意产业发展的“创意不足”，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在于“创意”没有创意的东西或者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都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在国内大力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时候，许多人看中其高知识，高回报，高效的特点，盲目跟风，急功近利，有的地方甚至都没有专门的人才，但也要大搞文化创意产业园，大力发展，而这样的结果往往是资金大量的流入，但却难以看到成效。而在我国很多地方最容易出现的现象便是趋同，许多地方搞的文化创意产业都是一个路子，并没有真正找到适合自己地区发展，扎根于自己本土文化的东西，这样的文化创意产业都已经是脱离社会的了，那何来造福群众呢？
中国产业结构问题 篇5
中国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化问题及其对策
摘要：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由此产生的电子废弃物也快速增长,未来～将是电子废弃物增长的新高峰.中国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发展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投资不足、管理体制混乱、技术水平低、缺乏健全的产业政策体系、二手市场过大等.本文在分析中国电子废弃物现状及其循环利用产业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完善电子废弃物处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制定鼓励政策,促进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化;推行“生产者延伸责任制”下的企业跟踪回收模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实施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许可证制度;控制国外电子废弃物进入中国,整顿国内电子废弃物回收与处理市场;加强循环经济意识和电子废弃物回收利用的舆论宣传力度.可以预见,中国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将有效解决我国电子废弃物问题,对我国资源短缺问题也有着极大的缓解作用.作 者：董锁成 范振军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1期 刊：资源科学 ISTICPKUCSSCI Journal：RESOURCES SCIENCE年，卷(期)：,27(1)分类号：关键词：电子废弃物 循环经济 生产者延伸责任制 企业跟踪回收模式
中国产业结构问题 篇6
中国优势牛奶产业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以黑龙江省A县和山西省B县为例
该文主要以黑龙江省和山西省部分县为例,对我国优势牛奶产业带建设的基本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优势牛奶产业带建设中的主要做法和经验,进而提出了优势牛奶产业带建设的对策建议.
作 者：刘力 乔娟 赵云平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94 刊 名：新疆农垦经济 英文刊名：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 年，卷(期)： “”(3) 分类号：F3 关键词：中国牧畜业 牛奶产业带 原因分析中国农业产业化问题研究 篇7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经营,问题,对策
一、引言
农业产业化是一种全新的农业发展观, 它是农业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发展到现在的产物。在现代经济词典中, 将农业产业化定义为“农业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怜理的总称。”农业产业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起源于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农业产业化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发展至今, 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 但这些经验往往限于局部, 且没有及时加以整理和深化, 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进而用来指导和推进全国农业产业化发展。不同省份、不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 大都摸着石头过河, 前进步伐迟缓, 有时甚至要走弯路, 很难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
二、农业产业化内涵, 作用和意义
农业产业化经营, 也叫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 农村老百姓通常把它称做“产供销一体化、种养加一条龙”, 形象地表述了这一新的经营方式的含义。从经济学本质上看,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市场农业多元主体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自由联合体, 即自愿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它的涵义可以这样表达:农业产业化经营, 是以市场为导向,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依靠龙头企业及各种中介组织的带动,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 通过实行产供销、种养加一体化经营, 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 是引导分散的农户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 是多元参与主体自愿结成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是市场农业的基本经营方式。
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把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连成一体, 并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经营机制, 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历史任务, 因而在“十一五”期间要从新的形势和任务出发, 进一步统一思想, 充分认识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大意义。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经营体制上继“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重大创造, 是农业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的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既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又有其产生的客观必然性, 这种必然性来自于它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包括:社会分工与协作理论, 制度创新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
三、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1. 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历程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与世界上发达国家比, 农业发展滞后, 农业产业化起步较晚。但在经历了缓慢曲折的发展阶段之后, 随着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特别是农村购销体制的改革, 农产品价格的放开, 农业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 商品农业的出现, 农业产业化经营便开始在国内兴起并逐步全面推行。其发展的基本过程, 通过不同时期农业发展状况的回顾就不难看出。
(1) 1978年以前的农业经营方式变革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历经约30年的时间, 我国农业经营体制, 包括土地经营制度和生产组织管理制度, 曾进行过两次变革。第一次是1952年土地改革, 第二次是从1953年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所建立的农业合作社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集体化管理制度。土地改革的实质是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 确立了新型的小农所有制。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互作组过渡到合作社以至人民公社, 到20世纪60年代初定型为“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在生产队内集体劳动, 统一管理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
(2)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奠基阶段
1978年至1984年是农业产业化的奠基阶段。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农村第一步改革, 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确立了农户为农业独立经营的主体地位, 使农村生产力得以解放,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 农村温饱问题逐步解决, 农产品开始富余并支持二三产业的发展。
(3)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探索阶段
1985年至1992年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践探索和初始阶段。1985年1月, 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决定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 废除了实行多年的统购统销制度, 在农业微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 又实现了从改革农业的经营方式向改革农业的交换方式的过渡, 从改革集体与农民的关系, 延伸到改革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上。
(4)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壮大和发展阶段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 分散经营的千家万户与大市场衔接问题、农户经营规模小与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发展的矛盾逐步暴露出来, 成为农业生产力再上台阶的制约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山东诸城实现了以龙头企业带农户为特色的贸工农一体化战略, 寿光实施了以市场带农户为特色的产加销一体化战略, 潍坊市提出的“确定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布局、依靠龙头带动、发展规模经营”的农业发展战略, 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雏形已经形成。
2. 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现状
(1) 取得的成效
1994年山东省1号文件明确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思路, 此后农业产业化进一步被中央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和远景目标纲要, 农业产业化的提法在全国逐步推广。1996年以后, 全国各地纷纷行动, 把农业产业化作为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根本性转变的战略举措来抓, 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到2004年底, 全国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到11.4万个, 固定资产总额8099亿元, 龙头企业销售收入达14261亿元, 分别比2000年增长70.9%、91.7%和141.7%。农业产业化发展规模扩大、领域延伸, 初步形成了政府扶持、龙头带动、农民参与、中介服务等多方推进新格局。
(2) 存在的问题
发展实践证明, 我国农业产业化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创造就业条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 受多方面因素制约, 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 总体水平不高。从全国来看, 存在以下共性问题。a) 小农户分散生产经营模式仍占主体地位。近20年来我国农村一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经营形式, 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基本单位, 所谓的农业生产合作和集体耕作一般不具有实际意义。b) 农业产业化生产条件和外部环境都较差。我国是世界上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一, 人均耕地面积仅1.3亩,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 有l/3的省市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 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人均0.8亩警戒线, 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c) 农业市场体系发展不够完善。市场体系不健全, 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发育程度低。市场规范程度低, 程序混乱。市场环境不完善。d) 农业产业地区分布不够平衡。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调查表明, 全国不同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总的来看, 从东到西呈递减趋势, 这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相吻合。e) 农村集体经济尚未发展壮大。多年以来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 是“统分结合, 双层经营”的责任制, 但在一些农村往往流于形式。实践证明, 凡是村集体经济搞得好的 (如江苏华西村) , 不但没有放弃和脱离农业, 而且其农业己经迈向产业化、现代化;凡是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好甚至没有集体经营层次的村, 其经济发展明显落后。f) 农业龙头企业层次不高, 与农户联系不紧密。就我国目前实际情况看, 农业龙头企业虽然近年来取得长足发展, 但无论同发达国家相比, 还是同国内其他产业的龙头企业相比, 都存在企业数量少, 规模比较小发展不平衡内向型企业多层次偏低等问题并且地区分布很不均匀对农业产业的带动力很弱。
四、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措施
1. 强化领导, 制定规划, 开展试点, 实行多部门配合, 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
2. 以建设区域性农产品里地为核心,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3. 培育辐射面广、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 建立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
4. 大力发展专业户、专业大户和代表农民自身利益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5. 培育和建设以专业批发市场为核心的市场体系。
6. 积极推进农业科技进步, 建设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需求的农村科技支撑体系。
7. 制定有利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土地、财政、金融、税收等宏观经济政策。
8. 建立健全农业产业化的风险保障机制。
综合上述研究,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目前, 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应该逐步向农业产业化的生产经营模式过渡。但是, 无论就一个局部地区还是就全国来看, 存在一系列影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应该认识到,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发展新阶段的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 目前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 既不能急于求成, 也不能畏难不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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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农业年鉴
中国制造产业升级是一个假问题 篇8
对于“中国制造”如何走出困境，一些专家和学者宣扬的解决方案是产业升级。他们所指的无非是提高研发水平（技术+设计）和打造品牌。不客气地说，我认为这个答案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换个词说就是“外行”。
“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我始终觉得是假问题。因为那些所谓提高科技含量和品牌知名度，都是文不对题的答案。
我有一位毕业于北大哲学系的泉州籍民营企业家朋友，做的是非常传统的生意。在2000年，他跑到美国，想了解，为什么我工厂出来5块钱的东西，在沃尔玛里面可以卖到5美元？最终，他弄明白了—全球这门生意控制在5个犹太家族手里。他的应对之道是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公司，雇佣外国人为自己设计并销售自己的东西。
走出去，和真正的外国消费者做生意而不是和外国的进口商做生意，这就是应对“中国制造”危机之道。只有掌握消费者，才能掌握真正的商业力量。连目标市场（无论是欧美、澳洲还是中东或者非洲）消费者的需求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科技含量、工业设计？
日本人就是这样做的—购买美国人的设计才能和销售渠道，直接和消费者做生意。问题不在于科技含量的选择，而在于供应链位置站得更靠近目标客户。这比我们去购买澳大利亚矿业公司的股权要难得多。这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能不能、会不会直接和外国的消费者沟通，设计出洋人喜欢的产品，打造出表达洋人诉求的品牌？第二，我们敢领导、会领导美国人为自己打工吗？这才叫“和平崛起”。这两个问题，我认为，华为驾驭得最娴熟，联想次之，海尔再次之。
再造商路—产业升级动力
产业升级的动力是什么？不是企业不行了找出路。企业不行了，是没有时间和资源去产业升级的，而是“产业降级”。怎么降？像比亚迪的王传福那样，所谓的“把机器变成人”—自动化的变成手工的，让成本降低，去抢单。富士康的郭台铭也是这个路数。这两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OEM大师，但提高的是在制造这一端的议价能力，到顶了也就是最大化制造利润。
那么，产业升级的动力来自哪里？我认为，产业升级的动力在于再造商路，包括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商路。
国外市场的商路
中国企业需要直接接触国外市场的消费者，完成设计、制造、销售整个价值链，赚的是整个价值链的利润。这条路很难，简单地说，就是“干掉沃尔玛” ，但沃尔玛并不霸占着所有的商路，还有：
◎B2B商路，也就是直接提供工业产品给国外的机构客户。例如，研祥科技的工业计算机和我所服务的一些工程机械行业客户。他们在印度、中东、澳洲、南美、欧洲建立了自己的销售渠道，以自己的品牌在卖东西给老外，假以时日，一定有所成就。是客户的需求让“中国制造”有了提高研发水平和打造品牌的动力，而不是自己闭门造车玩高科技。终有一日，这些企业获取的是全程价值链的利润，前提是“深刻把握客户需求的能力+整合调度资源的能力”达到一个历史性的水准。以工程机械行业为例，中国企业的短板在于关键液压件的技术水平跟不上，还必须从德国和日本进口，这才是命门。
◎特定市场的B2C商路。还是我前文提到的泉州籍老板，他发明了一个生意：在意大利注册一个品牌，请意大利人设计大理石洗脸盆，然后拿到泉州制造，打上“Design by Italy”的牌子，在美国开专卖店，卖给美国人里面那些喜欢逛秀水街、华亭路的人。一块石头漂洋过海，可以赚到500%的利润。用欧洲的设计、中国的制造，把东西卖给美国人和日本人，自己牢牢坐稳供应链链主的位置，让欧美、日本的高端消费产品“山寨化”，这是非常可行的路数。日本人就干过这件事，丰田当年卖给美国人的车不就是山寨版吗？
国内市场的商路
中国大量的制造企业都在做OEM（原设备制造）和ODM（原设计制造），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就是国际市场的商业通道非常顺畅。和国际市场相比，国内市场的商路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公平、诚实、守信的商业环境，这就造成国际生意好做，而国内生意难做。正如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所说，“中国的生产成本很低，但是交易费用很高，交道很难打，要喝酒，要拉关系，要搞人情。运作国际生意这些都不需要，产品、样品发过去，合适的话，一个集装箱一个集装箱走货。这个反差中，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中国有待于改进的。我们整个知识很不平衡，制造业知识很发达，普及得很好，到处看到千万平米、十万平米的厂房，可以买来世界上最好的设备。从深圳一直看到内蒙古，大型工业知识普及得非常快。但是批量产品怎么卖到消费者手里去，这个知识、能力、通道，我说它叫商道，我们还是比较薄弱。”
由于国内市场难做，这就造成，大量的中国制造企业更倾向于和国外做生意，并且很难再回头。我还是讲两个故事：还是那位民营老板朋友，1990年代创业，在全国20多个省开了销售办事处，第一年，拿货不给钱的占了70%，亏得找不到北。死撑硬拼，三度濒临破产，后来搭上了美国出口这条线，一把逆转，他发誓不做国内这些下三滥客户的生意；还有一家做OEM做到近100亿的私营企业，当年受够了“洋鬼子们”苛刻订单、每日低价的苦，在国内推品牌、建渠道，居然发生区域经理勾结零售商玩猫腻、携款逃跑的事情。血本无归后只能作罢，回到郭台铭的战略上去。
因此，法制程度、信用程度才是问题的根本，这件事，政府要负责。不具备这些条件，消费的可得性很差。可得性差，一个公平、诚实、守信的商路建不起来，“中国制造”哪里有产业升级的动力？如果建立起来，需要政府去搞家电下乡和农机下乡吗？
综上所述，解决“中国制造”困境的答案不是产业升级，也不是刺激内需，而是再造商路。国外市场的商路是靠企业的创造力完成的，“中国制造”转成“中国创造”在现在是痴人说梦，踏踏实实把客户需求放在心里，整合价值链，让山寨精神国际化，终有所成；国内市场的商路必须依靠政府的治理。即使倒了一个“三鹿”有那么可怕吗？失去了一个公平、诚实、守信的商路才真正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