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电下乡政策的几点思考

关于家电下乡政策的几点思考（精选7篇）

关于家电下乡政策的几点思考 篇1

关于家电下乡政策的几点思考

摘要：家电下乡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是财政和贸易政策的创新突破,应完善政策，使这项多赢政策能够更加卓有成效的开展下去，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家电下乡； 政策； 对策和建议

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of home appliances in countrysid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oroughly implementing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actively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nd is the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of the fiscal and trade policies.Therefore, it should be constantly imporved to promote its effective development and better effects.Key words: the popularization of home appliances in countryside;policy;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中图分类号：C829.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家电下乡，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决策部署、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

家电下乡的主要内容是：顺应农民消费升级的新趋势，运用财政、贸易政策，引导和组织工商联手，开发、生产适合农村消费的家电产品，并提供满足农民需求的流通和售后服务；对农民购买纳入补贴范围的家电产品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以激活农民购买能力，扩大农村消费，促进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

一、“家电下乡”的重要作用

第一、家电下乡有利于拉动内需。家电下乡政策的出台，是国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拉动农村消费的一个政策手段，通过家电下乡，在更大范围内调动农民购买的积极性，真正把内需特别是农村消费启动起来。

第二、有利于消化家电业产能过剩，促进行业发展。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家电生产国和出口国，由于受国际市场影响，家电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不仅能消化家电产业的产能过剩，还能促进家电生产、流通和农民需求的有机对接，促进家电行业健康发展。

第三、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将家电产品出口的优惠政策直接补给广大农民，降低农民的消费支出成本，从而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第四、有利于完善面向农村的生产和流通服务体系。推广家电下乡政策不仅是提供一些财政支持，而且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更多的企业关注农村市场，不断建立和完善面向农村的生产、流通和售后服务网络，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五、有利于落实节能减排。按照中央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家电下乡在产品标准中特别强调了节能，使家电下乡产品成为家电节能减排的先导和示范。

二、“家电下乡”存在的问题。

第一，家电下乡档次低、种类少，消费者自主选择性小。有的农村消费者反映，“家电下乡”产品基本上以低档产品为主，产品型号有限，功能不如一些非下乡产品全，选择余地不大，不能满足使用需求。

第二，中标家电价格倒挂。家电下乡指导价，一般是在申报时就确定的；然而家电企业产品不断升级换代，这与产品价格随行就市相矛盾；政府协定下乡产品价格不符合市场运行规则。

第三，家电下乡维修网络不健全，售后服务相对滞后。家电下乡不是把家电卖到乡下就完事，它还必须有一套配套维修服务体系。目前，售后服务是家电下乡活动相对薄弱的环节，很多企业的服务网络没有产品延伸得深入，大多设在县城以上，乡镇一级少之又少，家电维修服务困难。

第四，农村基础配套设施跟不上。家电产品的使用离不开相应的消费环境和条件，如电视机要有稳定的电压和信号，电冰箱的不间断电源供应，洗衣机离不开自来水，电脑需要成熟的网络建设等等。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严重影响了家电的下乡。

第五，钻政策空子，甚至利用家电下乡进行违法犯罪的现象增多。一是存在“家电转城”等骗补现象。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城镇居民家庭借用农村户口有效证件乘机办理购买“家电下乡”商品，以虚假的材料套取国家的专向补贴资金，甚至存在假买假卖，以骗取补贴资金的现象。二是少数不法商贩以“家电下乡”名义销售假冒伪劣家电。

第六，家电补贴兑付不及时，兑付手续繁、成本高。各省市都存在一些农民朋友反映“家电下乡”领取补贴难现象。

第七，家电下乡政策宣传力度不够，直接影响实际效果。由于大部分农村地理位置偏僻，信息相对闭塞，一些农民甚至没听说过家电下乡这项优惠政策。由于宣传工作不到位，直接影响了家电下乡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

三、完善“家电下乡”的对策和建议。

第一，简化补贴手续，改变补贴额度的确立方式。

在家电下乡过程中，应该实行财政预拨、网点代付、农户先领、定期结算的先买先付方式，使得广大农民即刻便可享受选择、购买、领取补贴、送货、安装等集中办理的“一站式”服务，简化手续。目前参与家电下乡的所有家电的补贴额均为价格的13%，建议根据商品的价格来确定补贴额，对于价格较高的电器，增加其补贴率，切实减少农民的购买支付，从而增加家电下乡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第二，紧抓售后服务，严格把关下乡产品的生产流通。首先，在中标企业资质审核上，严把源头审核关，在审核企业自身运营和企业生产供给能力的同时，应将售后服务的时间、地点、责任同时纳入招投标体系；其次，在服务质量上严加监管，如：公开举报电话、定期抽查等等；再次，要建立退出机制，对服务质量存在问题过多，消费者反映强烈的中标企业，应该做到发现问题，立即淘汰。工商、物价、质检、税务、财政、宣传、商务局、乡镇政府等多个部门要采取多方联合、共同防治的办法，打击商家私抬电器价格和以次充好等诸多不法行为，严查严办，以严格的规章制度为保障，让广大农民朋友们切实享受到质量满意和售后放心的家电产品。

第三，加大宣传力度，加深农民对家电下乡政策的了解。要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大力宣传家电下乡活动的有关政策，让广大农民真正了解政策，做到政策家喻户晓。各乡镇、行政村应设立家电下乡公示栏，用于张贴通告，宣讲政策。

第四．设定下乡家电最高限价，充分尊重农民对家电品牌、种类的选择权。应该设定下乡家电最高限价，多一些让农民根据自己的购买能力和需求进行选择，购买自已满意的家电产品。

第五，扩大家电补贴的对象，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对于“农转非”人员、城市低收入人员，应把他们纳入优惠政策的享受对象，从而体现社会公平，进一步拉动消费。

第六，引导农民形成正确的消费理念，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的购买能力，这是推动“家电下乡”最根本的措施和途径。

第七，构建消费者、媒体、社会、政府机构四位一体的监督管理体系。监察、工商、质检、物价等有关部门要联手发挥作用，形成监督合力。只有构建消费者、媒体、社会和政府机构四位一体的监督管理体系，家电下乡政策才能在阳光下顺利实施。

总之，实施家电下乡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是财政和贸易政策的创新突破,也是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严峻挑战的重大举措。相信经过各方不懈的努力，这项农民得实惠，企业得市场，政府得民心，经济得发展的多赢政策能够更加卓有成效的开展下去，更好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关于家电下乡政策的几点思考 篇2

1.1 我国家用电器的产销现状

日前, 工信部消费品司公布了2009年1—11月我国家电行业产值。数据显示, 其间, 我国家用电力器具制造业累计工业销售产值同比增长0.75%;累计产销率95.12%, 比1—10月下降了1.11个百分点;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下降了14.62%, 降幅比1—10月收窄1.85个百分点, 自2009年6月以来持续收窄。

从工信部公布的六大类家电产品数据来看, 只有微波炉产值出现同比下降, 其余产品产值均有提高, 且增幅较大。其中, 产值增长最快的是家用冷柜, 同比增长达21.8%, 增幅比1—10月提高了4.2%, 其次为家用电冰箱, 同比增长17.6%。产值最高的家电产品是空调, 2009年1—11月, 我国共生产空调器7632.95万台。公开资料显示,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空调产量最大的国家, 全世界的空调产品有七成产自中国。电冰箱和微波炉1—11月的产量也达到5000万台以上。

业内人士分析, 虽然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我国家电出口外部环境不利, 但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刺激政策扩大内需, 对提高我国家电产销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特别是“家电下乡”的实施, 对拉动冰箱、冰柜产品在三、四级市场的放量增长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2 家用电器的暴利时代已成为“过去式”

家用电器行业, 曾经有过辉煌一时的暴利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贫穷落后、沉积多年的中华大地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 人们的腰包逐渐鼓了起来。家用电器的需求量与日俱增, 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初, 许多消费者开始削尖脑袋托关系、找门子、弄票证、批条子, 甚至不管贵贱, 只要能买到品牌家电 (特别是进口名牌整机) 就是真本事;许多“二郎神”层层加码提价, 仍然能从中牟取暴利, 只要有货源, 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好赚钱”的日子不长, 仅仅十几年工夫, 我国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 各类品牌家电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各式各样、物美价廉的品牌家电遍布全国城乡各大商场……多年来形成的卖方市场迅速变为买方市场, 品牌家电供不应求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1.3 国人对国产家电的认同感和亲和度与日俱增

眼下, 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已悄然发生变化, 已由过去崇尚国外品牌转变为考虑家电本身的性价比、是否适应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有90%以上的消费者在选购家电产品时往往倾向于国产品牌, 国内名牌家电产品已经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自己的品牌亲和度。国外家电企业要想再在国内市场分得一杯羹已不是那么容易, 他们必须对中国家电消费群体的结构、市场结构加以细分, 找准产品的市场定位, 降低“洋老大”的姿态, 否则国人将不会再买他们的账。

1.4 困难与机遇并存, 家电营销之路任重道远

在国际金融海啸的大背景下, 对于本属微利的家电流通销售行业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然而, 凡事都有其两面性, 即有利与不利并济、困难与机遇共存。

从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 事物变化是绝对的, 静止是相对的。眼下, 无论是家用电器的生产商还是销售商, 都必须以“人无我有, 人有我精, 人精我专”的嬗变姿态来对待日益严峻的市场形势。

业内人士分析, 对销售商来说, 今后的家电营销之路将任重道远, 他们或许只能在微薄利润的重压下、在供需双方的夹缝中艰难前行。

2 创新营销模式已成为家电流通行业的不二选择

2.1 巧借东风, 加强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是市场的晴雨表, 其导向作用万万不可低估。因此, 加强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 借风行船、借梯上楼、借鸡下蛋……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 国家财政部、商务部等联手推出“家电下乡”的惠民政策, 不仅可以让广大农民消费者真正受益, 对家电生产企业、流通企业的提升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无形中大大激发了渠道拓展的热情, 农村家电市场一时间呈现出井喷式的快速增长。

但也有业内人士提出忠告, 从一般事物发展的规律来看, “井喷式增长”是国家阶段性刺激政策裂变的结果, 不可能长期持续, 而且“高烧”过后就会留下迅速“冷却”的后遗症, 应提前布局、从容应对。

2.2 细节决定成败, 加强对市场行情和消费群体的研究

家电产销应以人为本, 甚至细节决定成败。我国幅员辽阔, 面积跨度大, 南北消费水平差异巨大。作为销售商, 与消费者的关系最直接、最密切, 迅速、及时、准确地向生产商反馈消费信息责无旁贷。厂家也应积极配合, 针对不同消费区域, 设计和开发出适合不同区域和不同消费水平的产品。例如, 在冰箱行业, 南方气候和北方的气候不一样, 对于冷藏和冷冻室的比例要求就不一样。如果厂家把适合在北方市场上消费的产品投放到南方市场, 其结果自然可知。在这一点上, 国内冰箱行业的后起之秀——荣事达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针对北方市场专门投放了大冷藏小冷冻冰箱, 针对南方市场则投放适合南方沿海城市需求的大冷冻小冷藏冰箱。另外, 新飞品牌也很重视家电下乡产品的销售, 不但统一为各经销网点配发家电下乡宣传标牌, 货源供应也及时、足量。还对下乡机型做了一些适合农村消费者的设计改进, 比如宽电压、防鼠板等, “下乡机”的保修期也比国家三包规定增加了2年, 把“下乡机”实实在在的利益送到广大农村消费者的心坎上。

2.3 知己知彼, 加强对合作企业和竞争对手的研究

商场如战场。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 商战几近白热化。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作为销售商, 首先要采取“龙头带动战略”, 选准重点合作企业:他们必须是国内行业龙头, 起码也应是区域行业内的“大哥大”, 生产的产品当然也是响当当的知名品牌。知名度低的家电应货比三家, 进货不宜过多, 只起点缀作用即可。为吸引更多著名生产商入驻, 有时也不妨以退为进。通过降低或取消“进场费”等手段, 密切销售商和生产商之间的关系, 促其供货价格降低, 供货周期缩短, 这也是提高销售商利润率的有效手段。国人向来有“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和“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儒雅之风, 更何况销售商和生产商之间本来就是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倘若销售商率先高姿态施以“滴水”之恩, 得到“涌泉”相报的概率也非常之大。

与竞争对手的关系, 应分战略和战术两个层次。在战略上, 可与实力雄厚的对手结成伙伴关系, 借助外力形成强强联合, 求同存异, 共谋发展;在战术上, 要重视对手, 各个击破, 取人之长, 补己之短。

2.4 渠道再造, 创新家电连锁营销模式

战略赢天下。自2000年开始, 大连锁的迅速崛起为中国家电流通模式带来了深刻变革。到目前为止, 大连锁已占据一级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并正在向二级市场快速推进, 三、四级市场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家电流通领域的最大的增长点。三、四级市场新一轮的大规模整合正在展开。在这方面, 青岛日日顺电器有限公司实施的“渠道再造, 力推家电连锁营销新模式”不失为成功的范例。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努力, 日日顺电器已经形成并建立了别具一格的家电连锁运营模式, 其中“联二扩三扶四”、“农村包围城市”、“三个统一”等模式已见成效。

“联二扩三扶四”——联合二级核心零售商成立合资加盟店, 持续提高三级加盟店的市场占有率, 扶持有成长潜力的四级乡镇加盟店迅速做大。现青岛日日顺拥有二级合资加盟店16家, 由青岛日日顺控股, 销售规模都在亿元以上, 如济宁九龙、日照凌云、临沂金鹰、聊城百大、泰安三源等;仅16家合资加盟店年销售额就超过20亿元。发展三级加盟店103家, 四级乡镇加盟店1088家。

“农村包围城市”——日日顺将市场运作重点放在三、四级市场, 也就是县、乡镇市场, 尤其是更贴近农民消费者的四级乡镇市场, 可更好地为农民消费者服务, 并致力于改善与提高其生活品质。在“联二扩三扶四”的运作下, 提升三、四级市场的销售能力, 并逐步通过三、四级市场的需求拉动, 与二级市场的核心加盟店形成互补的、线性统一的合作方式。

“三个统一”——“统一品牌、统一采购、统一服务”。通过统一采购、集中配送、代理定制买断等方式降低供、需方运作成本并将其真正让利于消费者。

关于家电下乡政策的几点思考 篇3

关键词：家电下乡；惠农；经济学

一、“家电下乡”政策符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目标的要求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城乡经济文化教育等差距、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明显。为此，党和国家审时度势，从2004年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支农、惠农、强农政策，先是取消征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接着又实施粮农直补、大型农机具直补政策，现在又实施了“家电下乡”的活动，不久全国又即将启动“汽车下乡”的新政策。这些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又有利于改善农村的物质文化生活，特别是对发展农业的生产力、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城乡的二元化结构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这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符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的。

二、“家电下乡”政策促进国家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

我们都知道，出口、消费、投资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现在，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我国出口不断下降，只能靠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最终能从本质上带动经济发展的只能是消费。按照宏观经济理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配套执行，才能发挥其宏观调控的综合作用。为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我国又开始实施了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最主要的特点是增加财政支出，转移支付是最典型的增加支出方式，“家电下乡”补贴就属于此类。以补贴的方式促进消费，进而促进生产，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三、“家电下乡”政策有利于促进国内微观经济的良性发展

我国这些年来宏观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各行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一些微观行业并不乐观。全行业亏损时有发生，价格战此起彼伏，要改变市场的境况，就要培育出新的市场需求，即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据政府有关部门测算，仅仅家电补贴一项就可以在4年内创造出9200亿的市场需求，這对相关企业及生产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从而平衡国内市场的供求矛盾，改善微观经济环境，有利于民族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总之，“家电下乡”政策是我国在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下实施的又一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一政策不仅能够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有效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也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途径。我们期待着这一政策能够发挥更大的综合效应，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寇娅雯，张耀东.家电下乡补贴政策的经济学分析：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生态经济，2013（01）.

（作者单位 吉林省洮南市第一中学）

关于家电下乡政策的几点思考 篇4

进出口银行

精准扶贫是国家主席习近平针对扶贫工作提出的新思想，是我国为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

精准扶贫重要思想最早由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扶贫工作要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相关机构相继发文详细规划精准扶贫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和工作机制等。从此，精准扶贫思想全面落地，进入实践操作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贫困地区普遍面临基础设施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市场发育不完善、人口文化教育程度低、技术知识落后、创新能力低下、资本吸引力不足等问题，难以吸引优质企业入驻，也难以吸引长期稳定资金参与建设。为此，政府需主动出击，发挥引导作用，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国家政策性银行，可引导优质企业入驻贫困地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为精准扶贫提供资金支持。

一、内生性精准扶贫

内生性精准扶贫指的是，根据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扶贫措施，与贫困地区其他因素有机结合，并对其他因素产生持续的、正面的作用和影响，从而使贫困地区改善发展条件和发展能力，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最终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脱真贫、真脱贫”的要求。能否实现扶贫的内生性，直接关系扶贫是否有效、精准扶贫任务能否成功。

每个贫困地区有各自的经济发展实际，能否在扶贫的助力下实现经济增长，受当地资源禀赋、人口文化教育程度、周边市场状况等多方面的影响。如果扶贫措施不结合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不与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因素融为一体，则扶贫不具备内生性，不能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就没有达到精准扶贫的本质要求。只有从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分析当地的自然资源、历史文化、科学技术、行政管理、人力资本等方面情况，听取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有针对性地制定扶贫政策，使扶贫真正内生于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才能有效发挥扶贫措施的作用，激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潜能。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较长一段时间持续投入资源，因此扶贫工作也需要有较强的计划性和政策连贯性。

例如，总部位于宁波的某光伏龙头企业在山西开展了扶贫“惠民·暖阳”工程，联合政府、企业、金融、保险以及村级各方力量共同打造户用光伏发电系统。该工程以村级光伏电站、户用光伏电站为抓手，充分利用山西当地丰富的太阳能和屋顶资源，为当地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同时也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保证了项目的可持续性。

二、精准扶贫路线选择的理论基础

柯布—道格拉斯经济增长理论是与精准扶贫路线选择相关的理论，该理论由美国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共同提出，认为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受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影响，投入更多劳动力或资本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根据该理论，某地区要实现经济增长，需要提高成熟劳动力的数量或增加资本投入。提高成熟劳动力的数量既要求提高劳动力的数量，也要求提高劳动力的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劳动人口流向沿海城市，促进了沿海地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社会的繁荣。目前，贫困地区在劳动力数量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劳动力质量不高，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生产经验较少，生产技能相对不足。这方面需要国家提供更多支持，通过项目输出经验、传授技术、培养当地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提高就业水平，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真正受益。《关于印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开办发〔2014〕30号）规定，各省（区、市）扶贫和财政部门会同教育、人社等部门，实施雨露计划，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贫困学生家庭发放补助，提供扶贫贴息贷款支持，还要建立干部驻村帮扶工作制度，对于增加贫困地区高质量劳动力有重要推动作用。

精准扶贫还需资本的大力投入。地区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实践证明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单纯提供资金支持的方式并不能有效实现脱贫的目标。单纯的资金支持没有实现扶贫的内生性，不能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在产业、技术和管理技能方面取得有利于后续发展的进步；资金支持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不能为当地创造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三、政策性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索

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受到基础设施薄弱、技术缺乏、财政资金有限、高质量劳动力不足等众多因素的制约，项目往往风险高、投资回收期长，难以吸引商业资金参与。

以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代表的政策性银行凭借自身独特优势，在精准扶贫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和精准扶贫相关要求，在风险可控、财务可持续的基础上提供各类金融服务，支持当地经济发展。例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宁波分行在深入分析企业上下游融资需求的基础上，为某宁波企业30兆瓦并网光伏电站项目提供贷款支持。该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光伏发电园区内，该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建档立卡贫困村近40个，贫困人口超过1.3万人。项目主要利用当地大量的荒漠化土地和丰富的光照资源建设光伏发电站，自正式运营以来，年均发电量5544万千瓦时，发电设备年利用小时数1657小时，年营业收入4000~5000万元，不仅增加了当地财政收入，促进了经济的转型升级，而且吸收了近百人就业，提高了近百户居民的家庭收入，实现200余人脱贫。

政策性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具体方式包括：

第一，综合运用促进境内对外开放贷款，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通过转型升级贷款、服务贸易贷款直接支持贫困地区公路、桥梁、各类特色园区等基础设施建设，或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在贫困地区增加投资，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带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推动贫困地区人口的脱贫；通过农业产业化贷款支持贫困地区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壮大，进而带动贫困人口实现脱贫；通过加工贸易境内梯度转移贷款支持优质大中型企业向贫困地区转移生产板块，吸引这些企业在贫困地区投资设厂、扩大生产规模，解决当地贫困人口就业。

第二，通过银行转贷模式支持贫困地区小微企业的发展。在该模式下，经政策性银行认可的金融机构作为借款人，向政策性银行申请贷款用于支持贫困地区小微企业。政策性银行按照有关信贷政策和程序对贷款进行调查、评估和审批，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借款人将政策性银行贷款通过转贷的方式发放给实际用款小微企业，对政策性银行贷款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实践证明，该模式能够降低实际用款小微企业的财务成本。

第三，加强银政合作，建立银政联动和信息共享机制。政策性银行通过与各级政府、部门加强联系，建立联动和信息共享机制，完善“政府部门推荐项目、银行独立审贷”的运行模式。一方面，政府在精准扶贫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地方政府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掌握得更为全面，良好的联动和信息共享机制对政策性银行进行项目推荐、筛选、风险控制等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有关部门正通过提供财政资金、建立扶贫担保公司、吸引社会资本等方式，推动资金进入贫困地区、服务贫困人口，政策性金融可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第四，围绕实力较强的大中型企业，通过保理等方式为这些核心企业位于贫困地区的上下游企业提供供应链融资。在提供融资服务时，把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及其位于贫困地区的上下游配套企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根据供应链中企业交易关系和行业特点提供综合金融解决方案，引导和支持资金流向贫困地区，支持当地产业发展。

四、政策性金融支持精准扶贫 的主要风险点防范

在精准扶贫中，银行不仅需要关注扶贫的内生性，也需要防范风险。只有坚持市场化运营，实现风险可控，才能保障扶贫工作的可持续性。

第一，防范信用风险。受贫困地区市场条件、资源禀赋、交通条件等因素制约，扶贫贷款的信用风险较高。应在扶贫信贷政策制定、贷款方案设计等前期环节做好风险管理，并在贷款条件设置、贷款评审、贷款合同签署、贷后管理等全流程注重风险控制。要在深入分析第一还款来源的基础上，针对贫困地区的经济特点，重点关注第二还款来源，通过各种方式增强第二还款来源，同时注重借助当地政府的引领作用。

第二，防范市场风险。在贷款支持精准扶贫时要关注贷款对应项目的现金流情况，以保证贷款的安全。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往往具有投入金额大、项目回收期长、项目运营不确定性大的特点；贫困地区的农业项目及其产品的市场表现受自然条件影响大，产品价格具有较大的浮动性。因此，要在项目贷前环节对项目现金流情况进行全方位考量，尤其要关注特殊情形下项目现金流的回收情况及其对项目贷款的影响。通过在贷款方案设计时争取较好的第二还款来源，从项目运营收益中优先锁定还款所需资金，建立还款保障机制，防范市场风险。

第三，防范完工风险。贫困地区受区位、自然条件等因素影响，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难度较大，具有工期长、工艺要求高、现场协调难度大等特点，一些项目还涉及征地拆迁和移民安置，存在较大的完工风险。应在贷前阶段严格审核设计方、施工方、监理方等公司资质，在贷中和贷后阶段加强现场和非现场检查力度，要求项目公司制定合理的施工方案并严格落实，规定项目公司及相关方定期提供项目进度报告，加强施工组织管理和协调，保障工程顺利完工。

第四，防范政策风险。一些贫困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多，当地的劳动力政策、土地交易政策、诉讼政策、争端解决机制等与其他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银行在进行精准扶贫时，应提前了解当地政策情况，与国土、环境、法院、检察院、公安等地方政府部门积极沟通，防范可能存在的政策风险。

来源：2018年第3期《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

作者：王法德（中国进出口银行宁波分行行长）、鲍晓俊（中国进出口银行宁波分行客户经理）

家电下乡的政策和实践 篇5

□消费市场研究

■核心提示

家电下乡政策的执行期为四年，始于2008年，到2011年结束（一些地区是从2009年至2012年）。它有助于把农村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购买力，为日益强大的工业品生产能力提供有力支撑，逐步转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持久拉动力。在这个政策实施后，产生了一系列的积极影响，同时执行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步表现了出来，提示着解决的必要。

□王晓红

扩大内需，改变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方式，是我国当前经济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家电下乡政策就是通过国家财政直接补贴方式，让利于广大农民，把农村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购买力，为日益强大的工业品生产能力提供有力支撑，逐步转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持久拉动力。

家电下乡政策实施后产生了一系列积极影响，如促进农村消费水平快速提升、促进农村流通服务网络体系快速改善和提升、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落实国家节能减排计划等。具体表现如下：

促进农村消费水平快速提升。据全国家电下乡信息管理系统统计结果显示，2010年1—6月，全国家电下乡产品累计销售3251.8万台，实现销售额678亿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4倍和3.2倍，且销售额超去年全年647亿元的水平。促进农村流通服务网络体系快速改善和提升。目前家电下乡登记备案网点已达15万家以上，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县乡。这表明此次家电下乡政策不是国家对农村消费在财政上一“补”了之，而是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更多的企业关注农村市场，不断建立和完善面向农村的生产、流通和售后服务网络，逐步改变长期形成的以单一供给结构面向差别很大的城乡市场的二元结构状况，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家电下乡政策同时对家电全行业产品结构升级、提升产品质量及中小企业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家电下乡利用财政政策杠杆，引导生产企业设计、开发、生产适合农村消费的产品，完善售后服务，减少家电产品对出口市场的依存度，为企业调整产品结构、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拓展了空间。

有利于落实国家节能减排计划。按照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要求，家电下乡在产品标准中特别强调节能、环保，家电下乡产品成为家电节能减排的先导和示范。

在看到家电下乡政策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家电下乡政策执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假冒伪劣产品仍然充斥农村市场。由于家电下乡政策带来的巨大商机，有个别商家和厂家见利忘义趁机浑水摸鱼，打着家电下乡为农民服务的旗号，搞假冒伪劣产品促销。农民由于获取信息渠道较少，弄不清指定的网点、品牌、型号等情况，同时商家和农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使得农民很难对假冒伪劣产品加以区分，结果导致问题产品时有发生，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为防止这一现象泛滥，2009年11月3日，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家电下乡中标企业考核及管理办法》的通知。根据相关规定，已取消了24个家电下乡中标项目的中标资格。这意味着商务部和财政部将加大对家电下乡中标企业的监管力度。

第二，家电下乡招标方式有待进一步改善。许多企业反映家电下乡活动叫好不叫座，主要原因是招投标程序复杂，企业投入较多，但未能带来期望中的经济效益。一是招投标难度大，企业为此投入过多，而家电下乡对产品实施限价销售，无法反映企业成本变化。二是家电下乡企业受益面太窄，招标嫌小爱大，中小企业中标少受益小。从这方面讲，财政补贴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成本、销售和利润的相互关系，导致企业经营成果无法正确反映企业的主观努力，有悖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公平竞争原则，难以调动企业自身生产经

营积极性。

第三，农村物流市场网络运作水平仍然较低。家电下乡活动对农村物流市场运作提出了较高要求，家电下乡中标企业及当地政府管理部门为此做出了积极努力，但部分农村物流市场运作能力仍十分低下。我国家电三、四级市场流通渠道主要由农村当地小型家电卖场、传统百货商场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的小型门店构成，这些企业无论是资金、规模、物流设施等硬件，还是管理、技术、信息等软件方面，都不能较好地承担起农村物流的重任。一些大的家电企业也曾试图布局农村市场，但收效不大，其主要原因就是运输、配送、维修、管理等因素导致物流成本过高。

第四，惠农政策实施环节过于繁琐。家电下乡对农民的补贴大都是事后补贴，农民购买家电产品时需先付全款，不少农民感叹报销程序太复杂。手续的繁琐影响了农民对家电下乡的热情。

第五，政策实施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家电产品使用离不开相应的消费环境和条件，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农村市场基础设施薄弱，不少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如缺电或电价过高、电视信号不强、电网老化、电压不稳定等。商业网点简陋，业态单

一、运作不规范，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张，制约了家电下乡活动效果。

关于家电下乡政策的几点思考 篇6

近年来，随着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纵深推进，群众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不稳定因素和群体性矛盾隐患不断增多，特别是越级上访、群访、闹访、缠访等非正常上访现象时有发生，信访形势十分严峻。

一、当前基层信访工作形势

当前，我县正处于改革发展关键时期，也是各类矛盾的凸显期，更是群众信访的多发期。虽然各级党委、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但信访形势依然严峻，主要表现在群众集体上访数量持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组织化倾向增强，行为日趋激烈，处理难度不断加大。

一是信访总量居高不下。1-3月份，县信访局共受理群众信访155批627人次。群众反映企业改制、征地拆迁、规划建设、社会保障、涉法涉诉、山林权属、涉军安臵引发的信访比例较大。二是集体访比例高。1-3月份，发生集体访34批424人次，占来总访批次的22%，占来访总人次的68%。

三是越级上访、重复访、非正常上访愈演愈烈，稳控压力大。1-3月份共有21批191人次赴市以上上访。信访活动的组织性和对抗性明显增强，通过集资、串联、聚会等形式组织集体上访的现象不断增多，围堵、冲击党政机关，堵塞交通，威胁、侮辱工作人员等上访人违反《信访条例》的行为时有发生。择机上访更 1

加明显，一些上访人往往选择重大节日、重大活动或敏感时期，选择到北京、省市上访，以期造成声势和重大影响，引起上级机关和领导重视，达到自己的目的。信访唯上心理加剧，越来越多的上访人不找信访部门或职能部门，而直接找领导上访，要有领导的承诺心里才踏实；一些上访者动辄赴省进京越级上访，认为只要上级部门和高级别的领导过问就能解决问题。缠访现象增多，一些上访老户有上访成瘾心理现象，信访问题处理到位后仍然缠访不断。

四是信访问题的复杂性日益突出，调处难度大。在处理信访

问题中，遗留下来的一些体制性和政策性的问题，一定时间内彻底解决的难度很大。如企业改制问题，情况比较复杂，加之时间跨度很长，经办人员变故多，档案资料不齐，政策演变等原因，处理起来难度很大。

二、当前信访形势的成因分析

一是群众信访观念存在误区。群众信“访”不信“法”现象

严重，涉法涉诉案不走司法程序，而选择信访途径谋求问题的解决。信“上”不信“下”现象突出，认为官大好办事，一些尚未在本地反映的问题，采取直接越级进京、省、市上访寻求问题的解决，造成越级上访的高发。“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思想作怪。在群众潜意识中，个访不如集体访解决得快，正常访不如闹访解决得好，小闹不如大闹解决得多等错误观念。也有少数上访人提出一些超出法律和政策以外的过分要求，当这些要求不能

满足时，就不断上访，打“持久战”；少数人受利益驱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千方百计制造事端，组织策划群众上访，煽动群众闹事，以便自己从中获利。

二是部分干部作风不实导致问题积累。工作不细、作风不实

是造成上访量增加的重要因素。由于某些部门、某些干部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存在问题，极易造成干群隔阂，失去群众信任，激化矛盾。有的干部不依法行政、不按政策办事，方法简单、作风粗暴，致使群众怨忿；个别干部不体会上访群众的心态，听到有群众上访，不是主动接触，而是怕麻烦，绕道走，不搭理，致使矛盾和问题积累发酵，酿成群体性上访；有的干部对群众越级上访采取简单的“拦、堵、卡、截”方法，没有真正把功夫下在解决问题上，导致重复越级上访现象越来越多。

三是信访机制存在缺陷。目前我国法制不健全，“人治”色彩

还比较浓，群众认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成本高、时间长，通过信访渠道更有效，加上信访机制不完善，形成了一些不良的信访导向。目前，不管上访人有理无理、正常上访还是非正常上访，只要发生集体上访、越级上访，信访考核就要扣分，下级政府或部门就要接人。在这种机制下，一些上访人动辄以赴省进京上访为要挟，向当地政府施压，造成当地政府工作十分被动，有时甚至是苦不堪言。在领导批示、信访考核、接访成本等巨大压力下，对一些“缠访”、“闹访”行为往往是无可奈何而以“花钱买平安”等方式息事宁人，客观上纵容了非正常上访。

导致信访形势严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大信访环境和信

访人思想观念偏激等方面的原因，也有信访体制、机制和干部作风方面的问题。

三、下一步工作对策

一是抓教育疏导，教化群众。要大力广泛宣传《信访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及规范信访秩序的一系列制度等法律法规。教育引导群众采取正确的方式，依法反映合理诉求，规范信访行为和秩序，净化信访之风。

二是抓排查化解，源头防控。要强化信访源头管理，健全维

稳网络和矛盾隐患排查机制，要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作为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来抓，尤其是在重要活动、重大节日等敏感时期。要坚持矛盾纠纷排查与化解相结合，将矛盾纠纷和信访隐患发现和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按照“事要解决”的原则，做到诉求合理的全部解决到位，部分诉求合理的部分解决。坚持杜绝因合理诉求处臵不及时导致越级上访的发生。

三是抓人员稳控，控制越级上访。要克服稳控工作时紧时

松，松弛无度的状况。做到稳控措施落实常规化，平常与特殊时期一样，新访与老访一样，切实将人员稳控在当地。要做到信息互联互通、部门配合。将上访人员“盯死看牢”，吸咐在当地，切实瓦解串联抱团越级上访。

四是抓惩治违法，规范信访秩序。按照各级关于处臵涉访违

法行为的相关规定，对无理上访、缠访、闹访，煸动串联组织上

访，以上访谋利，有意闯红线等涉访违法行为，及时收集固定证

关于家电下乡政策的几点思考 篇7

一、国外政府高等教育融资政策的主要措施

1.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教育捐赠。美国政府为了鼓励更多的企业、组织和个人把巨额财富捐赠给高等教育,出台了向学校捐赠可以冲消税收的优惠政策,以鼓励来自社会各界,多种形式的教育捐赠活动。在美国,社会筹资办大学已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特色和优良传统,各高校不仅有日常性的年度筹资活动,还有为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巨额筹资活动。其高校捐赠集中表现的特点与形式也是多样的:有现金捐赠、证券捐赠、信托捐赠和实物捐赠等。同时其还建立了良好的基金管理制度,且以政策资金组合而闻名于世。正是由于政府积极的激励政策机制,才使得社会捐赠收入成为美国等西方一些国家的高等教育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甚至成为除了政府拨款之外的筹资主要渠道。

2.在公共政策上向高校融资倾斜。俄罗斯政府鼓励高校自身进行创收,国家对其免于征税。高等院校创办的企业是准公共事业,不能实施完全的产业化,但在某些方面却可以向企业那样经营并聚集资金。如组成专门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开展科技、法律与技术的咨询有偿服务。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高新技术研究的智力支持等方式来筹集教育资金。允许院校一些固定资产采用经营运作的方式,有效盘活学校的资产,获得资产使用效益。

3.建立教育成本分担的补偿机制。培养一名大学生,每个国家都要支付很大一笔开支。根据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即由就业单位向学校支付一定的费用,给培养大学生的学校的教育成本予以补偿的机制。特别是针对一些学生毕业后出国深造或国外就业的状况,即对国家无所回报而学生和他国却成了最终的受益者,不少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采取一定的措施,规定出国的学生必须向母校交纳一笔培养费,以补偿自己所受教育的培养经费。

4.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为校企合作提供协调和服务。在英国,为促进高校与产业界的合作,其除制定一定的鼓励政策之外,政府还专门成立了工业和高等教育委员会,为大学和产业界之间的技术转让活动提供协调和服务。对一些重大合作项目还进行必要的财政资助。美国斯坦福大学开辟了学校工业园,使教学活动、科研成果与工业园的发展双向互动,彼此推进,最终形成了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开发区,学校的融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国际著名大学开始的“教育产业化”尝试,一些新型材料应用、制造业的技术革新,生物化学的广泛应用,都对世界工业革新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此外,许多发达国家,在积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以及跨国公司对高校的科研投资等方面,都为我国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做法与经验。

二、中国高等教育融资政策的现状分析

从目前普通高校融资实践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杂费收入上升过快且今后发展空间有限,高校收费已成为居民家庭的沉重负担;社会教育捐资规模偏小,其比例与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增加速度极不相称;资本市场融资环境差,融资手段单一,高校沉重的债务负担,特别是银行贷款本息的增大,加大了融资的风险隐患;政府教育融资政策激励作用有限,高校传统的“等、靠、要、拖”的观念缺乏根本性转变。

从高校投资构成比例分析,中国教育投资存在明显总量不足问题。特别是与国际水平相比较,中国教育投资不足的问题则显得更加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为4%~6%之间,而中国则一直徘徊在3%以下,这个比例甚至低于巴西和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水平。

由于政府在整个教育发展中所具有的十分特殊的重要作用而非其他投资主体所能代替,在教育投资来源构成中,国家财政支出仍占主体地位,是教育经费来源的主渠道。在高校多元化融资、规避高校巨额债务产生的过程中,中国高校融资现状不容乐观。

就高校融资存在的主要问题而言,主要表现在:一是基本建设资金缺口大,还本付息能力远远不足;二是高等教育投融资结构不尽合理,学杂费过高,民间捐资收入太少;融资手段单一且缺乏配套政策,法律保障体系尚不完善。此外,各校教育投资效益也有待提高。

三、完善中国高等教育融资的政策建议

国外高等教育经费筹措为中国高校融资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相应对策。

(一)继续保持政府教育投资一定规模的增长

政府继续充当高等教育主要投资者的角色,是由高等教育这个特殊产业的性质决定的。高等教育投入周期长,产出效益又具有间接性和滞后性,企业、个人一般不会主动承担教育投入。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均占有量的实际出发,居民和社会公众对教育的支持数额有限,对于一般普通高校来说,可收取的学费及社会捐赠尚有一定的限制,财政拨款应成为高校资金来源的主渠道。各级政府要按照《教育法》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规定,充分挖掘各级财政增加教育投入的潜力,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在保证教育经费“三个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重。在注重义务、初等教育的同时,也需进一步增大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比重,以确保高教改革成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本需要。

(二)开征高等教育消费税

国家应本着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开征高等教育消费税,向雇主和企业等受益者课税,使高校的收入等得到法律的保障,保证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收入,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从中国现行的教育成本分担的主体看,只涉及到国家、高校、受教育者个人和家庭,而雇主、企业等受益者却是坐享其成,不承担学生培养的任何成本。这种分担主体的不合理性,不仅造成高校资金的流失和其债务的加重,而且不利于促使用人单位合理利用人力资源,助长了一些部门和企业盲目追求高学历的用人倾向。

(三)政府建立促进高校成果转让的产学研协调机制

高校是知识创造的中心,也是科技力量的高度聚结区,用科技知识换取报酬,以专利转让积累资金,应当成为大学经济收入的一个亮点。由于中国许多企业吸收和消化科研成果的能力不强,特别是科技链和产业链之间的渠道不畅,造成中国高校的科技成果产业化率只有10%~15%,而大部分具有产业化前景的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因此,中国应尽快建立专门的协调机构,如高校可与工业发展委员会或科技成果转让中心等专门机构搭建高校与企业间的桥梁,为科研成果的商业化提供帮助和资助,为高校与产业界之间的技术转让活动提供协调和服务。

(四)加大税收优惠力度,激发社会捐资教育的积极性

与国外高校接受社会捐赠的情况相比较,中国社会捐资的规模明显偏小,其增长比例与经济增长、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极不相称。椐《200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在亚太地区,中国富裕人士已达32万,其拥有的财富总额达到1.59万亿美元,仅次于日本,位居亚太地区第2位。中国工商登记的企业超过1 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企业不超过10万家,占登记企业总数的不足1%。可见中国社会教育捐资在高等教育经费中存在较大差距并不完全是由于社会财富的差距,缺乏正确财富观的引导、政府社会教育捐资的激励性政策不够是一个重要因素。为激发社会捐资助教的积极性,可采取以下措施:首先是要正确引导富裕阶层的财富观和消费理念,强化他们确立正确的财富消费理念和社会责任感,营造积德行善、关注并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思想意识和发展氛围。其次是要制定和实施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某些税种,如遗产税、福利债券中奖后的所得税等,捐赠教育部分可以在一定幅度上抵顶税收。对一些相对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捐赠,抵顶税收的比例甚至可以达到大部或全部。再次是制定高校融资和接受捐资的激励政策。将高校融资与政府配套奖励资金相配套,如新加坡和香港特区提出的一对一的募捐配套政策,这些政策在激励大学募捐过程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与此同时,高校自身也要转变融资观念,健全融资与管理机构,扩大融资渠道、区域和对象,变“坐等”为“主动出击”,逐步提高融资能力。

(五)发展校办产业和多种经营公司,筹集教育发展资金

高等院校可以通过创办校办企业将学校的资产进行公司化运营。高等教育的属性使其不能实施完全的产业化,但在某些方面可以向企业那样经营并聚结资金。如组成专门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开展科技咨询有偿服务、进行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式筹集资金。学校的一些固定资产也可采用经营运作方式,活化存量资产,使其保值增值。在具体运作中,只要将学校的教学科研与校企从管理上剥离开来,对校办企业实行公司化运作,就能使其成为高校经费的重要来源。

此外,发放教育彩票,实施项目融资以及尝试资产证券融资和信托融资等,在中国都有较为广阔的市场与发展潜力。随着高校改革的深化,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教育融资,势必成为中国高教事业发展的主要财力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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