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瓶颈的有效路径

破除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瓶颈的有效路径（精选2篇）

破除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瓶颈的有效路径 篇1

破除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瓶颈的有效路径

任凌云

城乡一体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词。但是什么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障碍在哪里，怎样实现城乡一体化呢？

一、关于城乡一体化的定义探讨

1、相关学者对城乡一体化的理解

有些学者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指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相对落后的农村，打破相互分割的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生产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合理分布，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直至消灭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从而使城市和乡村融为一体。有些学者从经济发展规律和生产力合理布局角度出发，认为城乡一体化是现代经济中农业和工业联系日益增强的客观要求，是指统一布局城乡经济，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协作，使城乡生产力优化分工，合理布局、协调发展，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有的学者仅讨论城乡工业的协调发展，可称为“城乡工业一体化”。规划学者是从空间的角度对城乡结合部做出统一的规划，即对具有一定内在关联的城乡物质和精神要素进行系统安排。生态、环境学者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认为城乡一体化是对城乡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保证自然生态过程畅通有序，促进城乡健康、协调发展。

2、百度百科对城乡一体化的定义

这些学者都只是讲到了城乡一体化一个方面，不够全面。百度百科给城乡一体化下了一个非常完整全面的定义：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笔者对城乡一体化的新定义

百度百科的定义非常完整，但是因为太完整了，约束城乡一体化的内涵，缩小了城乡一体化的外延，有非常大局限性。比如“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明显单向性。实际上城乡一体化不但要让农民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待遇，还要让城市居民也能够享受到农村居民的好处。因此，在这里我给城乡一体化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城乡一体化就是消除因户籍或居住地不同而待遇不同的城乡二元体制障碍，使城乡

成为一个人财物自由流通的大市场，实现城乡居民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这个定义有几个突出特点：一是突破了原来单向性局限，实现了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也可以进村；二是清楚指出了实现城乡一体化障碍，就是因户籍或居住地不同而待遇不同城乡二元体制；三是突出了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依靠力量就是市场；四是明确了城乡一体化的目标，让城乡居民享受平等国民待遇。

二、城乡一体化的主要制度政策障碍

我国城乡一体化体制障碍主要就是体现在户籍和居住地的不同产生城乡二元体制。下面就分别对因为户籍和居住地的不同而产生制度政策障碍进行归纳。

1、与户籍相关的二元化结构制度障碍

⑴社会保障制度双轨制。我国在医保方面存在新农合制度、城镇居民医保、职工医保三种不同保障制度，存在一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现象。在养老保障方面也存在新农保、城镇居民社保、职工社保三种养老保障制度，而且职工养老保险又分为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两种形式。

⑵城乡居民“同命不同价”。我国法律中大量存在着所谓城乡居民“同命不同价”的不平等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平等法律权益。比如在交通事故中，城乡居民赔偿标准是不一样的。

⑶计划生育实行两套标准。农村户口可以生二胎，而城市户口不能生二胎。这项规定使城乡居民生育权形成了双轨制。

⑷农村土地房屋产权的有限性。我国现行政策限制城市居民购买农民房产，农民不能用之抵押贷款。这种限制一方面限制城市居民的投资权，另一方面又使农民不能从房子交易中实现更大的利益，阻碍了农民的自由流动。对农村房子可以买卖便会导致大批农民成为城市“流民”的想法，显然是一种二元化的计划经济思维作怪。实际上农村房子买卖一直存在，只是这些房屋交易行为都是农民之间的交易行为。

⑸政治权力的双轨制。按我国现有的人大代表组织法，在人大代表资格上4个农村居民才能抵上1个城市居民。

2、与居住地相关的二元化结构制度障碍

⑴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权。我国实行是就近入学原则，但是每个学校硬件条件和教育质量是所有差异。特别是农村学校日益凋敝，任课教师的流失，只有几个年长的教师坚守在农村学校的岗位上，这如何保证教育质量，如何能够起到文明传承作用。农村学校的凋敝不可避免，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优秀的师资力量往城市里去是人之常情。而且用行政力量在生源缺乏的农村建立搞标准学校也是典型违背市场规律的行政乱作为行为。照这么说义务教育阶段城乡差异无

法消除了吗？其实出现这种城乡差异的根本原因是我国义务教育投资和管理体制存在设计缺陷。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国家义务教育阶段投资和日常经费不是跟着学生走，而是跟着学校走。教师到了哪个个学校，工资就会拨付到那个学校，学校固定资产投资就要看关系，哪个学校校长会喊会要，固定资产投资就多些。

⑵交通运输体制障碍。现在城市公交和农村短途客运是两套系统，享受待遇完全不一样。比如：城市公交在政策上享有财政补贴，短途客运不享有；城市公交税收在当地政府关照下往往享受优惠，短途客运不享有；在运营上，公交型车辆、停靠站点设置和超载似乎是城市公交的独享的权利，短途客运则处处受有关部门的限制。

⑶医疗卫生服务差别大。三甲医院在省市，二甲医院都在市县，一甲医院在县乡，这个现实决定了城乡居民看病方便程度不一样。但是这点方便程度构不成城乡居民在医疗保障上差异。真正差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我们医疗保障制度设计缺陷导致城乡居民在享受医疗服务时报销比例限制造成差异。每一种医疗保险制度下省城居民在三家医院看病报销比例比县乡居民报销比例都要高。另一个方面，医院固定资产投资体制障碍，在我国医院固定资产投资要看关系，哪个院长会喊会要，这个医院的固定资产投资就多些。

⑷政府公共服务差别。以办结婚证为例，在城市是件非常方便的事，而在有的农村，因登记权被收归县民政局，而使农民不得不前往县城才能办理结婚登记。司法资源配置不公。目前，不论是警力还是法官、律师等司法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非常奇缺，而且品质不高，这使农村的社会治安管理更多地要靠农民自身。

三、实现城乡一体化路径探索

如何实现城乡一体化呢？从城乡一体化的定义中就可以找到答案。就是通过清除因户籍或居住地不同而享受待遇不同城乡二元体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城乡一体化。

1、清除与户籍相关制度政策障碍

⑴废除非农和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废除非农和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可以通过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就是在公安户口管理系统中取消非农和农业户口这个信息栏，每个中国公民可以自由选择适用对自己有利规定，如果适用于农村户口有利，就选择适用农村户口的规定，如果非农户口有利，就选择适用于非农户口的规定。第二步就是国家全面清除这些二元化规定法律政策制度，全部修订为适用于所有中国公民的统一规定。

废除了非农和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双轨制、城乡居民“同命不同价”、计划生育实行两套标准、政治权力等与户口相关的双轨制就可以迎刃而解。在社会保障的双轨制还从坏事变成了好事，还打破了垄断，人民群众可以自由选择之后，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中的每一个部门都只有依靠提高服务质量才能吸引人民群众向他们投保，人民群众投保了，他们才能根据投保人数拿到相应国家给予财政补助。农村土地房屋产权的有限性的问题也可以得到部分解决，至少城市居民可以购买农民房产了。

⑵完善农村农民产权制度。一是明确农民在土地经营权、农民宅基地、农民房屋的权属界线。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农民宅基地、农民房屋的权属与城市居民房屋产权还是有所区别。农用地变成城市用地有一个征地拆迁的过程，根据共赢经济学理论设想，城市用地的价值（土地出让金）的合理合法的用途有三：一是补偿征地拆迁，二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三是补贴老百姓购置住房。对于农用地或者农村建设用地转城市用地，这三个用途城市土地出让金按1:1:1的比例平均分配，征地拆迁一律按照征用土地面积进行补偿。因此，农民土地经营权、农民宅基地、农民房屋的权属就是城市建设用地价值的三分之一。二是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产权使用权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

2、清理与居住地相关制度政策障碍

⑴改革义务教育阶段投资和经费管理制度消除城乡义务教育权障碍。改革义务教育阶段投资和经费管理制度就是让国家义务教育阶段投资和日常经费跟着学生走，义务教育阶段投资和经费全部设计成为义务教育券，那个学校招的学生多，国家给那个学校拨付的经费就多。

⑵改革医疗卫生投资和经费管理体制消除医疗服务城乡差别。改革医疗卫生投资和经费管理体制就是取消国家对医院直接投资和财政补贴，结余的资金全部用于提高医疗保险补贴标准。完善我们医疗保障制度设计消除城乡居民在享受医疗服务时报销比例的差异。

⑶实行农村短途客运和城市公交同等待遇政策。农村短途客运在政策上享有财政补贴、城市公交税收、可以超载等城市公交所有权利。

⑷改革乡镇政府机构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按照农村居民需求配置乡镇政府职能，设计乡镇政府组织结构和岗位。现在都是网络时代，结婚证、房产证、国土证、户口等证件完全可以集中乡政府一个股所集中办理，免得办事人员平时没有事做，群众办事又找不到人。不能把乡镇法庭设在县城，基层派出所承担起地方治安维护重任。

3、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

政府在清除城乡二元化体制障碍时要发挥主导作用，在清除清除城乡二元化体制障碍后，城乡一体化究竟怎么发展，最后发展成为一个什么样子，只能遵循市场规律，依靠市场的力量。

⑴政府要做好该做事情。那些政府该做的事情呢？共赢经济学理论这样界定了政府该做的事情。一是通过征收资源税的办法保证任何自然资源都处于充足供应的状态，并用资源税建立人人平等享受普惠制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反垄断。三是管制负外部性。四是控制公众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政府只要成为公平正义的经济政策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就行了，不需要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具体的说就是城乡规划、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产品质量、反垄断、管制公众企业信息不对称、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社会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等，具体经济工作不要做，就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行业都可以通过创新机制让市场做。否则，就会给政府、地方发展都会带来副作用，特别是会危及政府的诚信。在四川成都就有在上级政府土地流转数量指标的无形压力下，基层政府拉郎配赶鸭子上架等行为，最后造成这一些承包土地公司合同未满中途撂挑子的事情。甚至，有的人本来就不是抱有真诚的合作目的，而是盯上了这碗闻着香喷喷的“政策饭”。只要政府放开手脚，市场就能搞出符合地方特色城乡一体化。

⑵遵循市场规律引导企业。当然政府在遵循市场规则的前提下，可以引导企业根据市场发展现状作出正确的选择。政府在引导时要注意遵循经济规律，尊重企业市场经营自主权。比如：在一些县乡的银行存贷率特别低，这样一方面会造成企业缺乏必要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又会影响银行效益，其实银行要赚钱还是要放贷款。是不是那些地方没有好的放贷机会呢？有可能是银行没有深入企业，深入农户调查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给出这样激励政策。一个县的政府都是有几个亿的财政收入吗？政府可以对所辖区域的所有银行前一年的存贷比排序，第二年就按排名，把财政收入存入不同银行。加入一个地方4个银行，排名第一的银行就把40%财政收入存入，第二就存入30%，第三名就存入20%，第四名就存入10%。

作者系安乡县发展和改革局科员、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破除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瓶颈的有效路径 篇2

一、强农、富农是制度创新的核心

振兴“三农”的关键是要保障农业生产者的不断增收,这是强农、富农的实处所在,也是三农能够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壮大的源头。而“粮贱伤农”的三农解围思维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保障农民稳定增收的思路,有可能把农业发展引向“死胡同”。因为这种思维将导致两种选择,一是涨价农业。粮食不断的涨价,而其它农副产品跟着“搭车”涨价,甚至领先涨价。殊不知,“入口”的农副产品构成了劳动生产力的生存成本。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则会逼迫其它工业产品的价格不断攀升,从而导致价格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在全球过剩经济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就会失去国际竞争力,最终的结果只会是中国经济涨价过程的渐进性自杀。这种不断涨价农业支持的只是间歇效应,而不是长远和持续效应。二是补贴农业。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惠农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比如对粮食的保护性收购政策、农机购买补贴,直到2008 年免征农业税等等,农业的大政方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也应该看到,从性质上来说,补贴性农业是输血性的而不是造血性的,而且其政治意义更多于经济意义。如果把补贴金额平均到农业家庭人口,只会是少量的,离小康社会的水平相差甚远。也就是说,补贴农业是一种扶弱方式,而不是强农、富农的方式,并不是保障农民家庭持续增收的根本方式。不管是涨价农业,还是补贴农业,它们都是一种城乡分离式的发展思维,一定要把握好对“粮贱伤农”解困的分寸和适度。笔者并不赞同像日本那样对农业极度保护主义的做法,“这不仅让日本失去了增强农业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机会,也阻碍了国内体制的创新和外交战略的展开”,我们必须要在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中重新思考和寻求农民持续的、大力度的增收方式和出路。

三农要大力发展,实现强农和富农归根结底要靠产业支撑,因此,农业发展的改革是疏通“三农”瓶颈的关键性问题。中国农业呈现出来的比较效益弱势,使它在面对市场经济追逐利益的本性,扶强汰弱实现方式的时候,令它在市场配置的利益博弈面前总是略逊几筹,得不到足够的市场资源的支持。在价值规律的铁定原则之下,市场经济对于弱势产业永远是冷酷无情的。因此,要单纯靠市场经济对农业的同情来支持农业发展的资源配置,恐怕只能成为一种奢望,那么只能靠制度来进行引导。制度创新要解决农民农民持续增收的三大问题,一是农业生产经营的投入。土地投资边际递减效应会影响投资的进入,只有特别注重引导资金、技术、智慧等农业外部的社会资源流向农业,才能弥补三农的先天不足。二是开拓农民持续增收渠道。引导农业发展的多元化,农民增收渠道的多元化,开拓三农发展的空间。三是解决促使农民收入稳定和大幅度增长的可操作性。要深化三农发展的改革,克服其理论供给的不足,实现经验向理论、理论向具体制度和办法的双向转化,使经验能上升到普遍意义,可推广,理论具有实践意义,可实行,才能使三农改革发展之路更为清晰、更为坚实。

强农、富农要靠制度创新,要把党重视三农的一贯方针变成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和途径。30 多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农村开始试行的,正是基于对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才能针对集体经营分配机制中的平均主义,利用剩余价值留剩的激励机制,创立农村联产家庭承包的制度,激活农村劳动生产力的活力,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这种制度解决了“温饱”型过日子的问题,但是还没有解决“小康”型过日子的问题,必须要有更深层次的制度创新,才能突破这种温饱型的瓶颈。是不是因为农村联产家庭承包制度走到了尽头?考察全球现代农业做得比较好的国家,会看到,家庭农场的形式依旧存在,而且有活力也很风光,也就是说,这种制度还是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的,况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能替代它的新制度。但是,还是应该看到它与现代农业的严重差距,现代农业是规模经济,而家庭联产承包制搞的是小规模生产模式。小规模生产严重制约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空间。在涉入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时期更需要制度创新,一要围绕规模农业来创新,二要围绕农业的多元化发展来创新。制度设计要解决规模农业发展的三大障碍,一是承包土地使用权的规模化流转。农村土地流转缺少制度的支撑,处在“非法违规”状态,而农业投入产出的周期相对来说不是短、平、快,这种状态必定会给农业资本投入带来过多的担忧,而抑制农业投资的进入。二是加强农村基础项目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小规模农业吃合作化时期水利工程的老本,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农业靠天吃饭表现为种植业的“光合”需求和“水合”需求,前者不可控,后者则要投入。三是要建构现代农业的营销体系。城市化和城镇化的过程是人口积聚、消费集中的过程,为低平均相对成本的集约化现代营销创造了条件。农业产品的“鲜活”的特性,需要定向准确、销售快捷的渠道和方式。在以上所述的几个方面做实做好了,实质上就是给强农、富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条件。

二、要以制度的智慧解决“谁来种地”的基本问题

中国人一定能够要把中国的地种好。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相关资料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经济的总值在逐渐下降,其中美国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总值是最低的,只有3%,而国民却是最富裕的。这似乎给人一种假象:农业并不重要。国内曾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就曾提出一个观点,中国要一心一意搞工业化、城市化,开发房地产,粮食不够可以到国外购买。但是西方的21 世纪前后刮起“中国威胁论”旋风,持续至今且愈演愈烈。就是利用了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20 世纪90 代中期发表的《21 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在书中,布朗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共同经历中发现:在工业化之前人口密度就很高的国家和地区,即人均占有耕地很少的国家和地区,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耕地的大量流失和粮食的大量进口。他把这一发现当做一条规律确定下来。并推测出从1990—2030 年,中国人口将从11 亿增至16 亿,中国的谷物总需求量将达到4.79 亿吨至6.41亿吨,而中国的谷物总产量却将减少1/5,只有2.72 亿吨,从而中国将出现2.07 亿吨至3.69 亿吨的谷物缺口,相当于目前全世界谷物总出口量(2 亿吨)的1 至2 倍。于是他据此得出结论:世界养不活中国。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家又险恶把这一结论推到极端,即“一个养不活自己中国将会危害世界”。这股旋风把一个由经济发展可以解决的经济问题演化为中国与世界对抗的政治问题。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突出了粮食与食品安全问题,提出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保持18 亿亩的耕地的红线,不仅反映了一个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经济智慧,而且展现了在协调与平衡的国际外交方面的政治智慧,并且表达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坚定自信,向世界彰显了对中国人民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追求的决心,以及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制度定向的理智。在事实面前,最终会使任何不怀好意的谣言与误导都丧失它的份量,不攻自破。

要把地种好,而谁来种地的问题带来了新的困惑。农业比较效益低,表现为风险高、收入低、劳动强度大等特征,因此中国人历来以“跳出农门”为自豪,新生代农民不愿意种地,受过良好高等教育,而具有高文化素养和科技素质的农家子女则不愿回农村,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土地“撂荒”现象。新生代农民与其祖辈父辈不同,他们属于“无土地使用权”的一代,伴着现代化进程成长,耳濡目染了更多的城市文化,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他们到城里打工,就是要把所得的收入在城里买房,成为城里人,这样就会导致农民的收入返流城市。而他们父辈与他们不同的是具有土地情结,愿望把进城务工的收入拿回农村来建设自己的小家。农业经济因此变得很纠结,成为“爱与怕的经济”———“黏着在土地上,心中却盼着逃离”。农村青壮劳动力流向城市务工,农村留守者大多是三类人:小孩、老人和中年妇女。农村务农劳动力现状表现为老年化和妇女化。有专家几年前组织过抽样调查,“在农村中妇女和60 岁以上的老年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53%,他们不仅文化水平低,还科技素质比较低”。如今务农劳动力老年化、妇女化的比例可能会要更高。针对这样的状态,迫切需要这样的制度供给:第一,农业生产标准化的推广服务制度。要把那些复杂的、专业性强的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变成简单可操作的生产流程,制定明确简单、一看就会的标准,只要照着做就行了。同时要由政府牵头、财政支持建立农业生产技术推广服务组织,免费或少量收费进行现场培训和指导,或远程网络培训,或制成直观性强的教学光盘让农民自我培训。这种制度是针对务农劳动供给的现状而采取的措施。第二,能人示范合作经济制度。这是建立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和充分利用上的制度,让先富的那么一批能人发挥出示范和带领的作用。他们有头脑、有经营成功经验、有资金实力,在当地有威望。由于农业的种植、养殖、经济作物地域性强,消费需求有一定的偏好,体现了农业生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国家要统起来有困难,必须要发挥各地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在能人示范合作经济制度中配套使用资金贷款、税收财政等经济杠杆,鼓励他们成为种粮大户、养殖大户、水果大户、营销大户,带领当地农民富起来,实现“一方土地养一方人”的地方农业经济的特色。第三,专业农业生产经营公司制度。这种制度是建立在土地规模经营的前提之上的,因此在土地流转法律依据不足的情况下,难免会抑制非农性质的外部资金、智力、人才的进入农业领域。解决土地流转的合法化是最急切的,在保证18 亿亩的耕地面积硬性规定的前提下,允许这些公司对土地进行多元化的开发和利用。农业现代化必须要借助机械化。中国的国土面积中大平原少,山区丘陵多,大型农业机械利用率低,主要使用中小型农业机械。如果由单户农民家庭用小型农业机械也会利用很低,使用成本非常高。但是如果由专业农业生产经营公司经营就截然不同了。中国社科院教授张曙光讲了一个北京通县前伏村的土地规模流转案例,在土地规模流转后农民收入发生重大变化,山依旧是那个山,水依旧是那个水,地依旧是自己种,但“租金加劳动收入,老百姓的收入翻了一番”。2000 亩地一次流转,沟壑填平后多了130 亩,成了集体财产,也有钱解决集体欠帐的问题。如果能类似这样,国家采取一系列的制度措施,保证农民的收入能不断增收,一旦超过进城务工的收入,加上家乡的眷念,能不吸引他们回家乡建设新农村吗?

如何弥补种地人的收入差,不让种地的人收入减少,这也成了制度创新的另一种忧思,要以大力度解决经典政治经济学中所认识到的农业与其它产业的平均利润问题,农业发展才会真正地稳步发展。“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是由农业在产业链的生态中的基础地位所决定的,农业是人类社会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发展之基。这是一个不用辩论就能让人能明白的道理,但是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是错综复杂的,这又束缚了我们快速前行的手脚。数量众多的农民种少量的地,农业发展单一化是造成农业利润下降的根本原因。中国的农业生产是劳动密集型的,但是这种过密化也不是常态的,收入也只可能是季节性的。“三个月农忙,九个月休闲”是农村劳动和生活时间分配上的真实写照。农民也想过做过努力想把休闲时间变为劳动时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如火如荼的乡镇企业就是一种把休闲时间转化为生产的奋斗过程。在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过渡时期,的的确确有过红火和风光。但由于乡镇企业资金、人才和技术等的缺乏,不得不在低端商品生产之间彷徨和“跳舞”。因为低端商品技术含量低,极容易仿造,不得不“两三年换一块厂牌,一两年转一个产品,人们叫它‘开关厂’”。进入21 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让许多依赖国际市场,利用人口红利“廉价劳动”支撑的“中国制造”的商品失去销路,乡镇企业变成了“关闭厂”。城乡一体化的瓶颈症结就在“三农”两大现实困境。困境之一的农业比较效益低并不是天然的,而是农业的经营思路太局限,农业种植粮食、棉花效益低,是因为这些作物在一年内,多数只有一季收获,少部分有二季收获,鲜有三季收获,加之种植业生产上游产品价格高,增加了生产成本,比如种子、化肥、农药等,另外还有自然风险高。多重不利叠加,要让单一农业发展模式要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低,只可能是天方夜谭。有专家提出了“以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这一观点揭示了科技、文化、历史、营销等都有可能成为农业多元化的创新点,成为增加比较效益的突破点,这样就增强了对农业之外社会资源的吸引力。台湾的“精致农业”就是最好的实证,台湾小小农业与全球大营销体系结合,创造台湾农业成功的奇迹。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后,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应该说为农民“九个月休闲”提供了更多的劳动机会。但是事实上,农民进城务工只是做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苦、累、重”活,就业状态并不是很乐观。根本原因是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低,限制了他们的就业范围和层次。从这一角度会让人看到,进行多种途径和各种方式的职业教育培训,将会成为农民就业增收的增长点。不加大对从农业进步中释放的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力度,农民非农化、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就容易搁浅。

三、要在消除城乡一体化的障碍中焕发制度魅力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实质就是解放农民的过程,需要制度和机制的创新产生解放力和发展力。100 多年前,社会主义的诞生也是理论的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合,才有了近现代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但也正是由于理论创新的教条式的停滞与失去制度创新的活力,在与资本主义大比拼中,加之自身弊端的累积才使苏联社会主义大国毁于了顷刻,社会主义庞大阵营才遭致20 世纪90 年代那样的大解体。教训极为深刻。正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带领,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理论创新和一系列制度创新,才使新中国避免了那样一场社会主义的大地震,避免了被迫回到解放前。这样看来,好的理论如果没有持续的与时俱进,缺少制度创新的支撑,就会失去其现实的生命力。这就是制度所展示的活力和魅力。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对农民“第二次解放”的深度改革阶段。第一次解放,让封建农民成为了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避免在中国历史上数次农民革命胜利后重蹈“回归封建王朝”覆辙的循环悲剧。第二次解放农民就意味着世世代代单纯以种地为生的旧式农民的终结,新式农民将以全职或兼业的方式全方位地融入城乡一体化的市民社会,不再产生社会分工所导致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文化对立。说白了,城乡一体化就是工人和农民都以公民的身份一起参与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生态化建设,不再存在身份认同上的障碍,成为美好的中国梦的创造者、实现者、享受者。不容置疑,要做到这些必须要有理论创新的与时俱进和制度创新的持续接力。

城乡一体化就是要彻底消除对农民身份认同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有显性的制度障碍,也有隐性的观念文化障碍,另外还有说不明道不清的灰色障碍。要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就必须对所有的这些障碍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扫除,使市民与农民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差别,如果非要进行区分的话,也只能这样说,现代农民多一点非实质性的区别,就是他们多一门种地的技术而已。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力,他们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这是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的必然产物,同时农民非农转移也极大推进了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使城镇市民得到了更多的改革所带来的福利。但是,对于改革的最大贡献者———农民却少了几分公正和公平,即使他们进城后实现了职业的变更,与市民干同样的工作,却没有实现身份的变更,农民工的称呼成了他们在新时代的代名词。暂且不去评价这一名称是否具有歧视性,但却让我们看到了城乡二元结构制度情结所拖着的长长的阴影。自20 世纪50 年代开始,国家陆续建立了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保障制度、养老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等10 多项制度,就像10 多道关卡阻隔农村人向城市的流动,把城乡社会生生拆开,这种以户籍为核心的制度群,具有特定指向农村人的单向性阻隔和限制,因此它们会导致对农村人的歧视就不足为怪了。在文化心理上,农村人被视为不懂礼节的“乡巴佬”、“农二傻”,甚至进入21 世纪后,进城务工农民还一度被视为“盲流”。当今还出现了抬高用人招聘门槛上的所谓时髦,动辄就要硕士、博士,更有甚者还要看本科第一学历是否为重点高校,这样的灰色障碍无疑最先排斥是占中国多数的而文化素质不高的农民,同时也排斥输在起跑线上,经后奋斗而居上的众多国民。这样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制度障碍群不彻底清除,农民的非农化制度怎么能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又怎么能顺畅?中国的城市化怎么推进?依附在其身上的隐性障碍与灰色障碍又怎么消散?只有对这些制度障碍彻底地粉碎,才会有崭新地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