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通用8篇)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篇1
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刘卫红
政策背景:城乡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城乡关系,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绕不开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马克思指出: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就会改变。城乡关系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随着生产力水平和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城市与农村这两大经济社会系统从相互对立、相互隔离到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在我国,十七大指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十八大进一步指出: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标志着城乡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
实践背景:在实践中,城乡一体化发展已从试点阶段进入普遍实行的阶段。各地积极推进实施,形成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江苏苏州、四川成都和湖北鄂州的实践,被称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三大样本。
一、城乡一体化的内涵与现实意义
(一)内涵
1、含义
由于城乡一体化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文化生活、空间景观等各个方面,因此对城乡一体化的概念就有诸多不同的理解,至今还 没有统一的定义。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指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相对落后的农村,打破相互分割的壁垒,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和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差距,城市乡村融为一体。经济学者认为城乡一体化是现代经济中农业和工业联系日益增强的客观要求,从城乡生产力合理布局角度出发, 统一布局城乡经济,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和合作,使城乡生产力优化分工、合理布局、协调发展,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规划学是从空间的角度对城乡结合部做出统一一规划。环境学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认为城乡一体化是城乡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促进城乡健康协调发展。
目前比较认可的概念是: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相互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从而构建城乡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既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也是城乡关系演变的最终目标。
具体来说,第一、在发展目标上,最终实现城乡地位平等、开放互动、优势互补、共同繁荣、让农民与市民共享现代文明成果,形成新型城乡关系,使城市和农村居民在政治权利、经济发展水平、生活质量大体趋于相同,这是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在发展战略上,摒弃城乡差别发展战略,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推进的发展战略。第三、在发展体制上,消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各种制度障碍,赋予农民公平的 国民待遇、平等的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第四、在发展机制上,改变以往农业支持工业、农村奉献城市的单向发展机制,建立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发展新机制,城乡二者在功能上有着极强的关联性和互补性,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和进步。
2、主要内容
(1)城乡规划一体化。在城乡各种规划中,坚持 “一体化” 的指导思想和思维理念,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建设和统筹布局,真正克服、摒弃城乡二元观念,这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依据,就是要形成城乡统筹、相互衔接、全面覆盖的全域规划体系,“三个一”:即实现城乡土地利用规划“一张图”,城乡发展规划“一盘棋”,城乡建设规划“一揽子”。有效促进资源在城乡优化配置、产业在城乡优势互补、人口在城乡有序流动。
(2)城乡产业一体化。是指城乡以各自资源禀赋为前提,通过促进三次产业在城乡之间的广泛联系,实现城乡产业优势互补,推动三次产业互促融合。一方面可以通过业态创新促使产业融合,比如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另一方面通过均衡发展理念推动产业互促协调发展城乡产业一体化主要是要实现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协调发展,最为基础的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进而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支撑。中山市的具体做法:推动产业下乡(工业产业链条乡农村延伸、发展现代农业)、资金下乡、要素下乡。
(3)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立城乡基础设施统一规划、一体推进的机制,实现网络化城乡交通体系建设、推进市政公用设施向农 村覆盖、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一体化和城乡信息服务一体化,实现村村通水泥路、城乡居民用电同网同价、城市自来水和天然气覆盖农村、村(社区)垃圾集中处理等,着力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差异。
(4)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是基本目标。,最能体现以人为本、共创共享的制度安排,大力推进公共服务改革,建立了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体制和经费筹集、财政投入机制,在就业、社保、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推动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动城市公共优势资源向农村覆盖,使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以农民生产生活及居住方式的转变为着眼点和落脚点,切实维护好群众的根本利益。成都市针对基础教育一体化发展制定了六个目标: 办学条件一体化、教学质量一体化、城乡教育规划一体化、教师配置一体化、教育经费一体化、评估标准一体化。努力做到经费投入、师资配置、教育设备、教育质量基本一致。如开展名校下乡百校结对、指引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向乡村流动,提高乡村教育质量;市级财政设立专项项目奖励经费以鼓励城区学校老师到乡村学校任职,以解决乡村优质师资的短缺现实。
(5)城乡市场体系一体化。城乡市场体系一体化是根本动力。统筹城乡发展,既要发挥政府的引导力量,更要重视市场的决定力量,积极推动两个分割市场的不断弥合,建立各类商品特别是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在城乡间自由流动的市场体制。
(6)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发展是保障。消除城乡共同发展的制度障碍,从而实现城乡制度相互衔接、生产要素市场开放互动、产业发展关联密切、公共服务资源共享、基础设施无缝对接、城乡空间功能鲜明布局合理。
总之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城乡之间的差别永远都有,特别是在文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各具特性。城乡一体化的本质是城乡融合,包括市场融合与制度融合。第一,城乡之间各种要素能自由流动。第二,在城乡之间搭建统一的制度框架。这种制度目标对城市和农村都市一套,不是双轨制。制度融合,就是给农民更多的权利,过去二元体制限制了农民的权利。第三,从目标上看,要使城市和农村居民在政治权利、经济发展水平、生活质量大体趋于相同,最终形成新型城乡关系。
(二)现实意义
城乡一体化是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也是各级政府下一步工作的着力点。
1、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在2004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补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普遍性的趋向。”为什么要提“两个趋向”? 从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经济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就要求我们要站在整个国民经济 的全局高度来通盘考虑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着力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逐步建立起平等和谐的工农关系和共同繁荣的城乡关系,逐步从城乡二元分割走向城乡一体化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中期将是由城乡分割走向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阶段。社会阶层将呈现多元化,社会矛盾和问题也将日趋复杂化,如果及时扶持农业,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就会协调发展,就能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如果继续忽视农业农村,就会导致农业萎缩,城乡差距拉大,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加剧,甚至出现动荡和倒退。例如,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快速城市化,不仅造成了失业增加、城市拥挤、社会紊乱、收入差距扩大等诸多“城市病”,也导致其农村凋敝,城乡发展失衡等严重后果。
2、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放缓、国内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有利于促进城乡产业结构的变革,促进产业的融合与发展,为国内经济的发展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沿用西方经济学的“木桶理论”,补足最大短板能够发挥最大的边际效用。对中国而言,城市化过程中被“忽视”的农村是最大的短板。此前在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第一次“改革红利”后,吃饭问题解决掉了。但此后农村的发展停滞不前,导致劳动力大迁徙、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等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农村发展到了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民生活质量,释放积压劳动力的阶段
实践证明,一个地方的区域竞争实力,既取决于城市,也依赖于 农村,没有城乡的协调发展,综合实力的整体提升,其区域竞争力必然受到严重影响。比如沿海地区包括苏南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它们的区域竞争力为什么长盛不衰,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注重城乡统筹互动发展。
3、是促进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
目前中国城乡分割的体制格局没有彻底打破,城乡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维持在3.3:1,如果考虑城乡居民在医疗、教育、社保、住房、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差异,城乡居民真实收入差距更大,在有些省份差距呈逐步拉大趋势。广大农民不能平等享受改革发展成果,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城乡一体化要实现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市场体系、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的一体化,从本质上讲是城乡居民权利的一体化,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让农民享有与市民一样的权利、一样的地位、一样的利益,实际上是要解决农民事实上长期处于“二等公民”地位的问题,真正获得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给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平等的发展机会和获得同样的利益,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消除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客观要求。城乡发展上的悬殊差距带来的城乡关系的失衡,造成了城乡两方面发展的阻力和障碍,造成社会的不公和社会矛盾的加剧,成为摆在当代中国面前的严重问题
4、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城乡一体化核心是解决三农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重视“三农”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我们党对待农民的基本 准则:要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要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致力于农村改革和社会发展,但目前中国城乡差距仍过分悬殊和不断扩大,“三农”问题依然是制约中国全面建设小康、实现现代化的难题。主要原因是,过去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更多地注重于在农村内部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种思路的根本缺陷是割裂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与社会其他单元的有机关联,把“三农”问题作为一个孤立的系统单独加以研究,因而实现不了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良性转换与互动。“三农”问题表面上看是农村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单靠农村自身,必须在城市与农村的互动中逐步解决,可以说没有城市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农民的小康难以顺利实现。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和战略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就是要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有一个大的转变:跳出“就三农论三农,就三农抓三农”、“以农言农”的传统思路,统筹考虑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通过城乡资源共享、人力互助、市场互动、产业互补,通过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带动农业,建立城乡互动、良性循环、共同发展的一体化体制。就是要改革旧的城乡关系,建设新的城乡关系,从政策性调整阶段,进入制度性建设阶段,走过了单纯解决城乡矛盾和化解城乡关系危机阶段,而进入主动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的新阶段,这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和战略选择。二、二元结构是城乡一体化的主要障碍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二元结构是城乡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回顾三十多年的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就清楚了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也率先得到实惠,那几年城乡差距是缩小的,但进入上个世纪的90年代,农村要进行第二步改革,触及到城乡二元体制问题,就改不下去了,只好打外围战,虽然中央和地方,花了很大力气,但问题得不得解决。
(一)西方二元结构的形成
“二元结构说”最早源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二元结构是指发达的现代工业部门与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国民经济结构,即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差距,这是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出现的问题,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城乡差距会缩小。市场成长、分工深化是城乡分离、二元结构的主要原因。(市场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城乡关系变迁概括为: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工业化与城市化)----城乡融合三个阶段,实际上西方世界城乡关系的发展就是这条道路。工业革命的进行不仅大大加速了城乡分离的过程,这种城乡分离的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战后美国经济的崛起,西欧经济的快速恢复和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西方出现了城乡融合的新局面。
(二)我国二元结构的形成与特点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属于典型的二元结构国家。
形成原因:我国的二元结构形成于农业全面支持工业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制度。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 制度变迁的产物,是政府主导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是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落后的农业大国。1952年中国工业净产值占工农业净产值的比重仅为25.3%,工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的比重只有6%,依靠农业难以支撑起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如何振兴工业才是最主要的目标。重工业的发达被当作国家富强的标志,以及当时苏联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现工业化的成功,给了中国强烈的示范效应。为快速实现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国家实施了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和要素流动控制等一系列的城乡关系政策与制度。这些制度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撑、互为补充的完备的刚性制度体系,确保了农业对工业、乡村对城市长期而巨大的贡献,且这种牺牲农业的行为被制度和法律不断固化。第一,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就是政府压价收购农产品,有加价把工业品卖给农民,这一压一加,剪出一笔差价,为工业化积累资本。所以农民一直穷。第二,统购统销制度。为了维持“剪刀差式”,就必须把农副产品在城乡之间自由流通的大门关上,由国家把住流通的关口,统一以计划价格收购农副产品,又统一在城市分配农副产品,同时还管工业品下乡。1954年,《统购统销命令》规定,“一切有关粮食经营和粮食加工的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经营的粮店和工厂,统一归当地粮食部门领导”;“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粮食、棉花、油料等重要农产品的收购量占总产量的比重长期维持在60%以上。这样,农民无权自由卖农产品,城镇居民无权自由买农产品,工厂 也无权自由买工业品,由政府决定购量、购价、销量、销价。这就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可想而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可能高,1977年邓小平讲中国经济,有一句“8亿人高饭吃,结果饭还不够吃”,那不是自然原因。第三,农业生产集中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随着土地革命的胜利完成,全国开展了一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目的是实现土地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更好地支持工业化战略。具体形式和组织方式开始是通过农业合作化来进行的,随后是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的。第四,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流动控制政策。1958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籍制度形成,导致了城乡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和城乡居民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通过户籍制度及由此派生出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有效地控制了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一系列制度和政策阻碍了中国“三农”的发展,导致城乡分离和分割的局面日益加深:一是农业相对衰退和农村商品经济萎缩;二是工农业比例关系遭到破坏,工农业联系被人为割断,工业化被限制在城市范围内独立运行,而没有带动农村的繁荣,工业化创造的成果没有改善城乡之间的关系;三是城乡二元化政治和二元社会结构形成并固化;四是城乡差距继续被拉大。
特点:首先,是制度变迁的产物。由于我国的二元结构内生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制度,所以具有超强的稳定性。
其次,是“双二元结构”。我国的二元结构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 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又包括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长期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1)两种不同的户籍制度。户口在性质上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农民被登记为农业户口,城镇居民被登记为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不能自由转换为非农业户口。在这种二元户籍制度下,大量进城务工农民,虽然已经不再从事农业,也大部分时间不在农村居住,但并不能真正获得市民身份,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和融入城市,无法在就业、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享受同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护。(2)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前中国社会中的资源是由行政性的再分配而不是由市场来进行配置的。比如,教育和公共设施的投人。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人的而农村中的教育和设施,国家的投人则相当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村自己来负担。(3)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在地位上的差别,可以看得出来,目前国家每年为城镇居民提供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失业、救济、补助等),而农民生老病死伤残在相当长时间内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农民还要上交乡村统筹为五保户、烈军属提供补助救济。在一个主权统一的国家内,形成农民和市民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制度体系,这在当今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今天农民仍然不能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方面,财政对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义务教育、公共文化服务、社会保障的投入强度明显低于城镇,农村低保标准、合作医疗补助标准、社会养老保险补助水平明显低于城镇,特别是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对进城务工农民的覆盖度较低。在土地征收和交易制度方面,城市国有土地可以直接上市交易,农村集体土地不能直接上市交易,国家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不是按照土地的市场交易价格补偿,而是按照土地的原有用途收益补偿,补偿标准明显偏低。由于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城乡资源不能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城乡生产要素不能平等交换,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严重不均等,使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差距拉大。使得我国城乡居民在收入、生活、教育、社会保障和政治生活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三)我国二元结构的深化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二元结构在制度和市场的双重影响下得以续存和强化。有学者把改革开放前因政府行政干预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把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资源重新积聚所带来的城乡断裂称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工农业产品不能平等交易,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城镇居民与农民权利和发展机会不平等,使城乡关系遭到了严重扭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城乡联系显著增强,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而级差式发展方式和分离化改革措施使得城市利用自身优势和国家优惠的改革政策先富起来,加剧了本来就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 水平。2013年,中国第二三产业所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90%,但城镇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却只有52%,中国城乡融合速度远远低于工业化发展速度,中国有更多的人不能充分分享工业化带来的好处。第二,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1978-1984年城乡收入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但此后,改革重点逐渐转向城市,农民收入增长率下降,甚至出现了1989年的绝对负增长,此后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持 续 扩 大。第三,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开始形成,2.6亿农民工虽然工作生活在城市,但不能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因此,靠工业化发展的自发力量不仅难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反而会加剧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凸显的“三农”问题,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不断深化累积的结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已成为阻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厉以宁指出,计划经济体制有两大支柱:政企不分和产权不清晰的国有企业体制,以及城乡生产要素分割和农民没有明确产权的城乡二元体系。改革开放后的前 30年,我们着重于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这一改革在30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尽管国企体制改革中还有一些遗留问题需要继续解决,但大势已定,改革已不可逆转。今后30 年,改革的重点将是城乡二元体制,通过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而实现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继国企改革之后另一项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
三、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推进城乡一体化,包括改革和发展两大主题。改革就是要打破城乡体制机制上的二元结构。发展就是要推动城镇和农村共同发展、协 调发展,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改革,在改革发展的结合中实现城乡一体化,这是推动区域城乡一体化的现实路径。
(一)产业化路径: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城乡一体化核心是解决“三农问题”,立足于农村发展,产业化路径重点是农业现代化,这是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未来30年最大的金矿——农业。农业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引爆点。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的企业家,王健林、刘强东、朱新礼、柳传志,从去年开始全部把目光一致盯上了现代农业!万达的王健林斥资数亿在延庆种菜,京东的刘强东,圈了几千亩地高调进入农业,富达林果业的张国祥、汇源的朱新礼在北京郊区运作了一片有机区域,从果农变身菜农,褚时健和柳传志合作开卖“褚橙柳桃”。这些资本巨头为何不约而同盯上农业及食品领域?以上企业家的行动发布了一种信号,农业将是下一个金矿!传统农业因低价值、慢运作的方式一直处于价值链的低端,而以现代生产方式、加工方式和经营方式运作的现代农业,却是一个潜力无限、财富巨大的庞大产业,一个继互联网之后的“新兴产业”。首先发展现代农业做为国家战略,政策放开打破了许多发展瓶颈。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赋予承包者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二是农业市场大,来源于由传统农业晋升为现代农业的强大转变和升级潜力,来源于消费者对农产品不断上升的高端需求,来源于初级农产品升级为深加工农产品的利润空间,更来自于从传统经营转向现代营销难以估量的高 额附加值。这是国家政策、社会与经济环境、产业规模、技术条件、竞争环境、消费者需求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出现的现象。一场前所未有的现代农业革命到来了!
实现农业现代化十八大提出了新思路,就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基于我国农业发展现代化进程缓慢、农业劳动力流失、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的现实国情提出的。
1、基本特点
相对于过去的农业经营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经营规模”上,更加突出生产经营的规模化;“生产过程”中,更加追求生产工艺与流程的标准化;“产业链条”上,更加强调农业产业链条的拓展延伸;“生产组织”上,更加强调服务的社会化。其基本特征集中体现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四化”——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
(1)集约化
集约化是相对粗放经营而言。集约化包括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单位面积土地上要素投入强度的提高;二是要素投入质量的提高和投入结构的改善,特别是现代科技和人力资本、现代信息、现代服务、现代发展理念、现代装备设施等创新要素的密集投入及其对传统要素投入的替代;三是农业经营方式的改善,包括要素组合关系的优化和要素利用效率、效益的提高。农业集约化的发展,有利于增强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创新能力。集约经营的目的,是从单位面积土地上获得更多农产品,不断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2)专业化
专业化是相对兼业化而言。是指农业生产向专门化、集中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从国际经验来看,现代农业的专业化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主体的专业化。如鼓励“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向专业化发展,形成“小而专、专而协”的农业经营格局,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培育信息服务、农机服务等专业服务提供商,也是推进农业专业化的重要内容。第二,农业的区域专业化。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产业区,如美国的玉米带、大豆带等,农业区域专业化的发展,可以带动农业区域规模经济。专业化的深化,有利于更好地分享分工协作效应,但也对生产和服务的社会化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
(3)组织化
组织化是相对分散化而言。组织化经营要解决的是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散和弱即难以与市场对接的问题。组织化既包括横向农户的联合与合作,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协会属于此类,旨在提高农户进入市场的能力;也包括纵向产业链条的延伸,“公司+农户”的模式属于这一类,旨在降低市场风险。当前农业组织化经营的重点是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同时也努力促进一定区域范围内、相关产业链上各主体间的业务合理分工。
(4)社会化
社会化是相对个体而言。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农业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即生产过程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为一系列的社会行动,突出表现在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生产过程的广泛参与;二是产品的社会化,即农产品通过交换供应整个社会,而不是自给自足。现阶段突出强调社会化,主要就是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使农户克服自身小规模经营的弊端,从而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2、具体路径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建立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1)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基础
当前,农户仍然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经营单位。但是农户群体逐渐分化,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成长壮大,这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从组织属性上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分为三类:
家庭经营型主体。家庭经营型主体是指以家庭为主要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主要分为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家庭经营不仅是传统农业也是现代农业最基本的经营方式,是必须坚持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近年来,我国农村在兼业农户大量增加的同时,专业农户也在兴起壮大,专业农户是指家庭劳动时间大部分用于农业中的某一产业,且收入占全部收入80%以上的纯农户,估计我国的专业农户数量已超过1亿,专业农户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家庭农场也是家庭经营的一种类型,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到要发展家庭农场,引起不少关注。家庭农场在国外很普遍,和一般专业大户相比,家庭农场在集约化水平、经营管理水平、生产经营稳定性等方面都有更高的要求。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家庭农场87.7万个,经营耕地面积 达到1.76亿亩,占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3.4%。家庭农场是个发展方向,但相关制度必须跟进,包括农村土地制度、农业服务体系、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农业劳动力充分转移。
合作经营型主体。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民合作经济的发展,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农民技术协会、农民专业协会等多种形式出现,直到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才获得其应有的法律地位。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农户间的联合,解决了小规模家庭农户的规模经济缺陷,通过技术、资金等合作,推动了农户生产的集约化水平。截至2012年底,全国经工商注册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21.6%。但随着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以某一个专业、某一个品种为基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农户需要,还要求农民合作社担负起农民生活指导、权利维护和社会诉求等社会职能,为此,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支持发展社区合作社、股份合作社、联合社等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日本的农合组织)企业经营型主体。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中,农业企业以社会化生产的方式,形成了与农户间的分工体系,并主要在农业产业链的下游经营,引领农户进人市场,发挥市场组织者作用。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目前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11万多家,销售收入5.7万亿元,每年提供的农产品及加工制品占国内农产品市场供应量的1/3,占主要城市“菜篮子”产品供给的2/3以上,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发挥着骨干作用。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注重发挥各类主体的比较优势以及对小规模农户的带动作用。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作为规模化生产主体,承担着农产品生产的功能,发挥对小规模农户的示范效应,应注重引导其向采用先进科技的生产手段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带动散户、组织大户、对接企业、联结市场的功能,应成为引领农民进入市场的主要经营组织,发挥其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作用,促进其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龙头企业是先进生产要素的集成,具有资金、技术、人才、设备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应主要在产业链中更多承担农产品加工和市场营销的作用,并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类生产性服务,加强技术指导和试验示范。
(2)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核心
从国外经验看,世界上凡是农业发展水平领先的国家,基本上都走过了土地规模经营的道路。从国内经验看,规模经营搞得好的地方,农业发展就快,现代化水平就高。规模经营有利于优化产业布局、加快科技普及、转变生产方式、促进农民增收。因此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核心是循序渐进推进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重点要解决:
一是土地的适度集中。农村土地的改革进程直接影响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发展。首先要尽快完成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在法律上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目前相关的《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一直未做相应修订,同时,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全面试 点已进展几年,虽有明显进展,但依然面临诸多复杂的问题,如果承包经营权赋权、确权不到位,农民就很难安心放开土地,规模经营就成了空谈。其次要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促进土地流转,发挥市场在配置农地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鼓励工商资本投入农业生产,发展产业化经营。
二是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在农业规模经营中,不管那类主体都不可能包揽农业经营中的每一个链条或环节,其经营都有赖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支持。下一步,政策要聚焦在多元化多类型的服务主体、经营性服务的突出短板、农民欢迎的服务模式上。在主体培育上,要把农资经销企业、农机服务队、农技服务公司、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合作社等纳入政策支持范围,作为各级政府加强社会化服务的重要抓手。在服务领域上,要拉长产后服务这一短板,重点加强农产品加工、储藏、包装、品牌创立和宣传、农业综合信息提供、金融保险等服务领域。在服务模式上,要挖掘实践中农民最喜欢、生命力最强、成本最低的服务模式,重点发展 “公共服务机构+农资农技服务公司+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基地”、“农资经营公司+农户+基地” 等服务模式,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会化服务。
(3)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是关键
加快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前提是,毫不动摇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是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当前,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就是要切实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切实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收 益比例,切实保护农民的集体资产权益。在坚持的基础上完善。
一是加快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但当前的城乡要素流动中,人才、资金、土地等发展要素总体上仍然是由乡村往城市流动。要加快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促进要素更多向农业农村流动,为农村发展奠定物质技术人才基础。
二是营造农业创业和就业环境。投资农业的企业家、返乡务农的农民工、基层创业的大学生和农村内部的带头人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来源,要营造农业创业和就业的良好环境,引导和鼓励他们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由于他们的学历、工作背景以及各自优劣势不尽相同,需要分类指导和提供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使他们“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有发展”。
三是建立农业退出和进入机制。建立传统农业经营者的退出机制,前提是坚持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维护农民的土地和集体资产权益。农业进入机制和规则,重点是处理好进入者和退出者的利益关系,进入者资格与能力的认定,进入者之间的公平竞争和择优,进入者经营行为和经营领域的控制。如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的问题,既要引导工商企业规范有序进入现代农业,鼓励工商企业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投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但又不提倡工商企业大面积、长时间直接租种农户土地,更要防止企业租地“非粮化”甚至“非农化”倾向。四是完善政府扶持农业的政策。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基础性、平台性设施等的公共投入和政策扶持的力度,完善农业公共政策和公共投入的绩效考核 ;另一方面,农业政策调整要处理好几个相互关系。既要扩大经营规模,又要重视社会化服务;既要构建微观组织,又要重视整个经营体系的培育;既要引入社会资源,又要维护农民的优先权;既要利于务农者种好地,又要有利于更多的农民非农化;既要保证农民长久承包权益,又要激活土地资源。
(二)制度化路径:推动制度改革
我国当前的城乡格局并非仅是自然与经济技术因素引起的分工差异,更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制度性根源,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是要靠制度创新来推动。
1、改革户籍制度。
现行的户籍制度,是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而建立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居民拥有居住、迁徙的自由权。这一时期,城镇人口迅速增长,而粮食总产量特别是商品粮产量的增长赶不上城市人口及消费需求的增长。为了解决这一难题,1958年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不允许农民自由进城,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就形成了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城乡二元结构,进而演化为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等一系列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制度安排,催生了一系列不平等的制度体制,在城乡之间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很长一段时间里,考学、当兵、招工曾经是摆脱农民身份的仅有渠道。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外出还有个不雅的称 号叫“盲流”。改革开放以后,“城门”逐渐打开。城门时如何打开的?是一步步拱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到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进城务工大势所趋。1983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集镇落户,并同集镇居民一样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2000年十五计划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转移农村人口。发展小城镇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2012年提出,要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逐步满足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落户需求,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主要是两大内容:一是建立统一的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统一为居民户口,这标志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二是提出了多样化的户口迁移政策。《意见》根据中国城乡区域的差异性,务实地提出了多样化的户口迁移政策,大体有四种不同政策:城市将按人口分为4个级别,执行不同的落户标准。建制镇、小城市,只要有合法稳定住所,不分租赁还是购买,都全面放开落户条件。中等城市、大城市,可对社保缴费年限提 出要求,但最高要求不得超过五年。5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要严控人口规模,建立透明、完善的积分落户制度。积分分值主要考量工作年限、居住年限、参加社保的年限、专业技能等指标。
可以说,此次户改对有意进城居住生活的农业人口而言,是一个重大利好。另一方面,此次户改也给了中国经济增长无限的想象空间。
第一、改革不是不要农民。有人说户籍改革后就没有农民了,这是对户籍和农民概念的误解。户籍是国家以户为单位记载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文书,也是公民的重要身份证明。取消农业户口,不是取消农民。农民是占有土地并从事农业经营的人,体现的是职业特征。只要有农业存在,只要有人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就一定有农民。过去身份意义的农民随着户籍改革而消失了,未来的农民主体应该是新型职业农民。农村居民获得了与城镇居民同等的非农就业权利,农民不再是唯一的职业选择;同样,未来新型职业农民可以来源于任何愿意从事农业又有从事农业能力的人,这样就实现了职业选择的开放性和伴随职业活动的迁徙自由。
第二,户籍改革不是强迫农民进城。取消户籍界限,建立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有助于乡村人口向城镇迁移,有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民工转化为城镇居民。但是这种转化首先是建立在尊重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只有农民在城镇有了稳定职业,有了住房,解决了医疗、养老、子女就学等问题,具备了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他们才愿意离开乡村到城市居住,进而转化为市民。不顾客观条件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进城与限制农民流动一样,都是对规律的违背。其次,城镇化是建 立在对乡村价值认识基础上的。城乡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城镇化不是以消灭乡村为前提,而是要充分发挥城乡各自优势,实现其功能的互补。除了引导农民进城,还有就地城镇化、就地市民化的道路可供选择。
第三,户籍改革不能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有人担心取消了农业户口,农民的土地权益就会丧失。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开展试点。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也就是说,现阶段农民工可以“带地进城”。上述规定,其出发点显然是为了鼓励农民工进城。农民工进城后不管是否在当地落户,在跟当地居民一样享受医疗、教育、住房等各方面公共服务的同时,还能继续保留“三权”带来的额外农村福利。但从长远来看,要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农民土地退出机制。
可行的方法有两个:第一,努力提高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这应该是最有效的办法。城市户口有了足够的吸引力,农民自然就会愿意放弃农村的那点土地。现在只是放开中小城市的落户,而在中小城市里,就业不足,养老还不能统筹,教育和医疗又不能完全对接,农民当然不愿意。第二,建立有偿退出土地的补贴机制。与曾经试点的“土地换社保”、“土地换住房”制度类似,国家可以对自愿退出农村土地的农民实施货币补贴。
2、改革土地制度。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是城乡分治,在土地所有权上是国有和集体所有权并存,农村的耕地和建设用地是集体所 有,城市建设用地是国有,集体土地不上市交易,国有土地可以通过招拍挂的方式进入市场交易。那么,未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应采取怎样的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了方向:
征地制度改革。《决定》对征地制度改革提出了以下要求:进一步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同时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多元保障机制,建立兼顾国家、集体、农民三者的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机制,并明确要求合理提高个人收益。世界各地采取的办法大体为两种:一种是土地的增值收益归土地所有者,然后由政府通过税收来调节;另一种则是根据法律规定农民所得的比例。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决定》指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动态变化的,规划调整、农用地转用、土地整理等会影响到不同用途土地面积的变化,征地制度的改革也会影响到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范围。不能将其等同于原来的乡镇企业用地(因为乡镇企业用地早已允许入市流转),农民承包耕地经营体制的改革。“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问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保障农户作为土地承包者的权利。稳定农村土地集体承包关系并 保持长久不变,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在农业用地的农用耕地用途不改变的前提下,农民可以自由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使农业在现代化道路上更快发展。坚持让农民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不搞大跃进、不搞强迫命令、不搞行政瞎指挥。
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2012 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7 916 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 3 533 元,占 44.6%;工资性收入 3447 元,占 43.5%;财产性收入 249 元,占 3.1%;转移性收入 687 元,占 8.7%,可见,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结构中所占比例是最低的,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决定》指出: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扩大了土地的权能,不仅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而且赋予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平等的地位和相同的权能。过去法律规定,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建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能单独用作抵押。改革了征地制度。征地制度既是国有建设用地市 场建设的基本制度,关系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发展的空间,更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切实维护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用益物权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体现了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民本思想。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的核心。特别是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涉及重大利益格局调整,事关全局、政策性强,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法制建设、用途管制、确权登记、市场管控、共同责任等方面整体设计、配套推进。
重庆土地改革的案例——地票制度
所谓“地票”,指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指标,以票据的形式通过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拍卖。具体实施有四个环节:复垦——交易——落地——分配。
3、改革金融制度。
城乡金融二元结构是造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学者普遍认为农村存在着明显的金融抑制:农村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与单一的金融供给矛盾。近年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收缩县域机构,涉农金融机构大量缩减,严重影响农村金融供给能力,农信社也是多存少贷,邮政储蓄是只存不贷。数据显示,每年通过正规金融渠道从农村抽走的资金在3000亿元以上。从现代 29 农村发展看,金融需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不仅资金需求期限变长,体量变大,需求主体也从农户转变为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村经济组织,迫切需要金融机构在产品、服务和流程上做出创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神经中枢,对经济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推动金融资源向农村流动,对于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具有重要作用,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核心要求。要培育多元化农村金融主体,建立有序竞争的、多层次、广覆盖的农村金融体系。一是加快改革农村信用社体制,提高信用社对农户贷款的覆盖面。二是农业发展银行应重新定位,使其从单纯的“粮食银行”转变为支持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农产品进出口的综合型政策性银行。三是建立邮政储蓄资金的回流机制。四是完善农村信贷政策。五是鼓励、支持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发展,培育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六是探索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降低农民生产经营风险。
围绕农业专业经营组织形式的特点,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产品,积极探索创新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房屋产权、农村基础设施使用权抵押等金融服务,制定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实施办法。改善农村金融环境,积极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建立农村金融风险保障机制。建立农村金融的资金回流制度。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三农”资金短缺问题,必须发挥财政资金、政策性信贷资金的政策导向和引导作用,构建激励机制,综合运用担保、税收等经济手段,引导商业银行、合作金融和其他社会资金流向农村、农业。
(三)城镇化路径: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途径。世界各国实践表明,城乡一体化都是在城镇和农村共同发展、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发展城镇化,在城镇建设发展基础上,实行以城带乡即通过城镇带动和促进农村的建设发展,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普遍做法。推进城乡一体化,不仅要重视农村建设发展,而且要重视城镇建设发展。把农村建设发展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落脚点,把城镇建设发展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牛鼻子。
很多人集聚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地理空间里,一旦达到某个人口密度的标准,此地便被命名为“城市”。人口聚集带来经济聚集,经济聚集又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这就是城市化。这个变化趋势在全球范围内迄今依然有增无减,“城市化”大潮不可阻挡。为什么人都喜欢往城市里凑?文化和文明方面的理由我说不好,经济上的动力看起来直截了当——城市创造更高的收入。从古到今,“城市”不过是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的结晶,这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中国的特色在于,人口聚集久久得不到更强有力的经济聚集的召唤和刺激,从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曾给城市化以应有的推动。全球范围的证据却表明,人的经济活动所包含的逻辑就是在流动中聚集,然后再流动、再聚集,直至人口、经济和财富在地理上集中到一个个面积奇小的地方去。
《决定》中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
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这为我国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指明了方向。李克强总理曾经指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
1、核心:以人为本。
李克强总理曾经指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
加大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网络体系建设,加快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包括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逐步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盖。以人为核心就意味着不再像过去的造城运动,而着重农民的市民化,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全面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首要问题。城镇化实质上是社会结构调整与进步的过程。
2、发展道路: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道路。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多元城市生态的思想已融入到《决定》中,跟过去单一的城市化或城镇化思维不同,如果说已有的城市化重点是人口和土地“化”到城市,那么进一步的城市化重点是城市要素、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扩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决定》明确的我国城镇化基本方略。大城市有节约土地、劳
动生产率高的优势,小城市有农村人口转移成本低、宜居条件好的优势。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是走以城市群为主体发展道路的,在积极发展大型城市的同时十分重视中小城市的发展。比如,目前德国的城镇化率是97%,70%的人居住在小城镇。美国大概有50%以上的人居住在5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小城镇。德国小城镇数量多且分布均匀,虽然规模不大但基础设施完善,功能明确,经济发达。这些小城镇具有多种就业机会,便于居民自由选择工作地点、住房、学校和其他文化服务设施。另外,小城镇的通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条件与大都市相比差异很小,而且自然环境优美,甚至具有大城市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德国经验:德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模式是,避免一个城市发展为支配性中心城市,而是形成若干功能互补的多极城市群。德国的“多中心”城市圈发展模式,通过统筹城乡,将小城镇有机地组合进城市圈,注重城市圈内各个组成部分功能明确、分布合理、互补共生、均衡发展,其实质就是一种城镇组团式发展形态。美国主要有三个集中居住区:一个是洛杉矶为中心的,加州的集中居住区;一个是纽约为中心的,东海岸的居住区;一个是五大湖、密西根为中心的居住区,即使是这么集中的居住,仍然有28.77%的人居住在5万人以下的小城镇。德国的小城市是以小城镇与小村镇是为主的,他们的聚落形态是城镇化水平提高到89%,但大部分人口在分散的居住。印度的大城镇化,很多人生活在贫民窟里面,孟买的贫民窟,很多人生活在铁皮管、垃圾堆里面。巴西的城镇化超过80%,但是只 33 是贫困人口的空间平移,简单的把农村贫困人移到城市里面,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就业、生活、养老等一系列问题。
在我国,有相当数量的城市尤其是一些省会城市,脱离实际追求发展特大型和大型城市,导致要素资源畸形流动,资源错配,成本价格畸形;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却因人力、资金、技术要素资源流入不多而发展后劲不足,即使有较好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也难以得到较快发展。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适度集中,城镇化走向大城市不是唯一的道路,城镇生态有多种。五种类型都应该合理布局,可能的城镇化布局是多层次的大的、中的、小的,小村镇,要考虑人的城镇化,就地城镇化,让农村的人口适度居住在一个地区的基础上,铺设公共服务,把它当作一个城镇来看待,那么这就不需要大规模的平移人口,带来这么高社会成本。
3、产业与城镇融合
城市能否稳定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产业支撑。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城市发展积累因果理论认为,当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决定城市增长的能力取决于城市能否形成一种繁荣的主导产业,因为这一产业将会派生出新的产业,而新的产业又能形成一种繁荣的主导产业及其派生出的新产业。这种累积和循环的产业发展过程将推动城市不断向前发展。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以往产业都是城镇化的‘配角’,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割裂,新型城镇化旨在实现人们在家门口就业、‘高也成低也就’的愿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说:“在推进城镇化时应注重城镇产业经济的培育,重视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和农村合理分工、特色突出、功能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互动。”
总之城乡一体化是经济、社会、文化、空间长期发展的动态过程,也是城乡关系的高级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篇2
关键词:二元结构,城乡一体化,财政政策
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在历史背景下长期形成的一种经济模式,是我国迈向现代化的一个严重障碍。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认为,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城乡关系必然要经历“依存、分离、融合”三个阶段1。消灭城乡二元结构,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发展的重点,是经济社会步入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运用财政政策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行行政干预,是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一贯做法。因此,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动态发展过程中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缩小城乡差距,促进二者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我国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财政政策梳理
近年来,为了加大强农惠农富农力度,政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财政政策,在体制设计,资金安排,政策运用上有针对性地持续地采取了多项措施,较好的保障和助推了农业农村持续稳定发展。财政支农力度逐年提高,据统计,在2003-2012年期间,累计安排的“三农”支出达6万亿元,年均增长21.5%。财政政策支持的重点是提高城乡融合协调程度,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本公共服务软、硬件均衡发展。通过政策引导加强政府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整合财政资金,主要集中财力支持“三农”发展,选择农村最急需的若干领域,均衡区域差距,较好地改变财富过多向城市、向优势地区集中的局面,提升财政资金的聚合效应,保障重大政策的兑现,重点项目的落实。
通过对我国支农财政政策的梳理,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1)农业生产增收方面。以提高粮食产量、降低农业损失为重点,实施了加强农业综合开发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河流治理、水库加固、土地治理、支持地方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支持现代种业发展、支持“菜篮子”生产和支持农业生产救灾、动物疫病防治、特大防汛抗旱、山洪灾害防治等一系列财政政策。(2)农业税费减免和补贴方面。自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以后,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促进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为了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对市县实施了奖补政策,加大了农业补贴力度,如农机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政策等。(3)农村公共服务方面。为了缩减农村和城市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出台了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教师特岗计划、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新农合制度、基本药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农保制度、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农 家书屋等财政政策。(4)农村扶贫开发方面。国家加大了农村扶贫的财政支持力度,据统计2010-2012年分别为1618亿元、2272亿元和2996亿元。同时,通过财政补贴、贴息、税收优惠等优惠政策,共同推进投融资渠道多元化,利用合资、参股、控股、BOT等方式,引导政府资金与金融资源和社会资金投入城乡一体化发展建设。
二、我国城乡发展现状
国家和社会为推进统筹城乡发展,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促进城乡经济快步提升,农民收入得到大幅度提升,农村生活环境明显改善、城乡之间信息流和生产生活要素流互动加强、城镇人口比例快速提高,二者协调发展关系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具体表现为:推进城乡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实行统一的城乡规划, 行政村公路、客车班车、自来水、电、电话、有线电视、宽带实行村村通,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免费,集中建设农村幼儿园,城乡社保、医保逐步并轨,实现养老新农保与城居保并轨,建设改造农村养老、卫生、文化机构,开展送科普、送书、送戏、送展览下乡活动。
但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并受优质资源集聚特点的影响,城乡之间的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也越发突出。由于受教育、房价大幅提升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那些由农民转化为市民的人群,大多生活在城市底层。目前, 全国共有2.6亿农民工及其随迁人员在城市以打工方式生存,受原有户籍制度的影响,这一群体无法在城市中享受到公平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就业机会,间接导致存在大量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6000万。另外,城乡居民在可支配收入、公共产品资源配置方面的差距也较大。在可支配收入方面,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以每年近10%的速度增加。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一直保持在相对稳定35.8%~37.9%的范围内;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虽呈现下降的趋势,自2003年的45.6%下降至2012年的39.3%,但截至2012年底,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仍相差3.1个百分点。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公共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财政投入的城市倾向十分明显,致使城乡居民所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存在巨大差异。近年来,虽然政府加大财政投入,有效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差距,但收效甚微。在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上,医疗救助城市人均1027元,农村人均为895元;城市人均卫生费用2969.01元,农村人均为1055.89元;城市和农村的医护人员和病床数量差距也很明显。在教育方面,虽然各级政府在资金、政策方面给与较大的倾斜,办学条件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但与城镇相比,农村教育表现为学校规模、师生比、专职教师合格率、升学率等方面与城镇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由于农村学校师资限制,教育科学体系缺失不健全,教学主要以学科教育为主,综合实践课程形同虚设,科学教学理念实现程度低,仍然以“灌输”为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很好地发挥。农村学校执行撤销并点后,因为需要住校等原因,增加了农村家庭的负担,学生辍学率有所提高。据有关数据统计,分析我国大学生生源结构发现,1975-1979年出生的人口中,大学生生源城市与农村人数的比例为3.4:1,而1980年 -1985年出生的人口中,这一比例达到5.5:1。这也说明,农村教育与城镇教育还存在质的差距。
三、我国城乡发展不协调的财政政策分析
根据对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所投入的财政资金支持和城乡差距的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所实行的财政政策虽然在表面上缓解了城乡差距,但没有根本上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财政支持农村发展和城市建设仍然是两个并行体系,二者之间尚没有进行必要的交流,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其主要原因及存在的问题:
1.宏观政策侧重城市发展。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在制定各项财政政策时,优先考虑城市的需求,通过“剪刀差”等形式,对农村资源多取少予。在城乡收支结构不对称的环境下,城市主导了国家财政制度的建立,城市通过筹集功能吸引大量的国家财政支出及社会财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使得政府对城乡的投入存在巨大差距。另外,国家通过再分配制度将统筹起来的财政资金主要投入到城市,进而加剧了城乡差距扩大,这也是农村自身积累发展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2.城乡差距现实加大差距扩大。由于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 使得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存在固化效应。根据有关数据统计,2012年,农村居民消费与城镇居民消费的比值约为1:3.5,人均消费比约为1:3.16,由此带来的GDP的拉动力也导致城乡地位的差距。因此,从整体上考虑,政府一定会加强城市的财政投资,使得城乡在公共资源配置上的差距扩大,进一步加大了城乡差距。按照这一思想,城乡差距与财政支出不公的现象会循环往复下去。虽然政府加大农村的财政投入,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之间存在差距的问题。
3.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本分担机制不清。我国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行统一的城乡户口登记制度,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已在城镇就业和生活的农民仍不愿放弃农村户籍转为城镇户籍,呈现出“逆城市化”的现象。主要原因为政府、企业和农民担负的转移成本分担机制不清,农民转为城镇户籍以后,需要担负更多的转移成本,如衣、食、住、行和租房费用等,而相对于农村户籍却伴随着政府多项惠农补助,农村土地大幅增值、集体财产入股分红等多个收益。同时,城镇企业要为农民工转户缴纳相关社保、福利等,财务成本提高,企业意愿不足。虽然政府财政在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投入力度不断加强,但上述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2。
4.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并轨困难。城市与农村的基础公共服务存在较大差距,具体实现城乡均等并轨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还是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呈碎片化,不同的人群享有不同的内容、不同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财政只能在现有的制度上增加有效投入,但是增加的财政投入也加剧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衡化。同时,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楚,政府在城市市场失灵时更多地承担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责任,职能部门大包大揽,而使农村财政供给不足,挤压了财政用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资金。
5.城乡产业结构支撑能力弱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第二、三产业发展不够,产业支撑力不强等问题,导致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不能适应快速的城镇化发展,不能全部吸纳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快速转移。第三产业发达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一般在60%~70% 左右,中等发达国家占比也在50%左右,而我国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4.6%,仍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有很大差距。城乡产业的弱化也与财税制度有一定的关联性。地方政府一般倾向于发展财税收益较高的产业,例如房地产,而发展工业需要较长的培育期,当期收益较少,政府投入大,短期内回报率低,这些因素最终导致城乡产业结构虚化问题严重。
6.财政政策本身存在不合理因素。在解决“三农”问题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财政支出本身结构上也存在问题:(1)财政支出二元结构相对独立。国家从宏观上要缩减城乡差距,解决二元结构,但是在财政支出上,仅仅是加大了对农村的财政投入。由于优势资源的集聚效应,如果不建立起城乡之间相互联系、交流的平台,对农村的财政支出再大,也不会改变城乡差距的现实。(2) 财政支农结构有偏差。在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方面,非建设性支出和事业费比重较大,在事业费中,人员工资的比重逐年增加,而业务经费的比重下降,在基本设施建设上,对于投资规模大、收益受众广的水利工程、生态养护投入较大,而对于小型水利工程、科技基建等直接改善农民生产环境的投资较少;对于新建基础设施投入较大,而对于原有基础设施的维护、改造较少。(3)财政支农形式单一。我国财政支农主要依靠直接补偿及少量以奖代补的形式支出。引导作用不足,以及大量农村资金通过信用合作社等渠道外流,加剧了城乡发展差距。(4)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我国现行的涉农财政政策大多采取中央与地方按比例承担的原则,其中农村承担较大比例,例如义务教育方面,中央承担2%,地方承担98%。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2006年免除农业税等一些列税收政策调整后,使得农村的本级财政收入锐减,使得农村财力大幅度下降,进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财政资金投入不足,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国外财政支农政策经验与教训
自古以来,农业就是各国关注的基础产业,发达国家根据对农业发展的目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由于各国的环境、政策执行等问题的约束,政策实施效果不一。分析国外的财政支农政策,有利于我们比照自身,加快解决“三农”问题。为此,笔者对财政支农效果较好的美、日、德和效果较差的巴西进行比较分析。
1.国外对农业发展的目的。根据重要程度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1)提高粮食的产量和质量。这是各国大力支持农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农业发展的立业之基。由于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不同,财政支持的侧重点也不同。例如,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侧重于粮食质量的提高,因此在农科科技方面财政资金投入相对较多;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则侧重于粮食数量的提高,因此,在农业防灾减灾方面财政资金投入相对较多。(2)提高农民群体的收入水平。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在所有的国家都存在,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市民化转移的速度,进而提高农业生产者的人均经营范围。同时,政府通过财政直补等多种形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水平。(3) 加强对公共服务设施和环境的财政投入。根据经济发展实力,对城乡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也不尽相同,发达国家城乡间公共服务差距较小,生态环境保护较好,例如德国的巴伐利亚;发展中国家则相对差距较大,环境破坏严重,例如巴西。
2.发达国家成功经验。通过对美、日、德等国家的财政政策研究分析,发现这些国家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利用财政等手段对农业生产进行投入。(1)发展农业规模经营。通过财政政策的引导,使得农业用地相对集中,进而提高农业机械化率,利用城市的吸纳作用快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2)对产业布局进行整体规划。利用财税政策的引导,吸引和鼓励工商业向城市郊区和偏远地区转移,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提升当地的消费水平和促进农民收入增收。(3)重视农民的职业技术教育。美、日、德等国家,都积极利用国家财政政策支持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技能和素质,既推广了农业生产的技术,又提升了农民对城市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例如美国的“工读课程计划”、日本的“产学合作”、德国的“双元职业训练制度”。(4)提高农民收入,建立统一社会保障体系。发达国家大多鼓励农民积极发展非农产业,对农民生产进行直接补贴,以提高农民的收入, 降低因收入差距造成的社会问题。例如,日本每年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就高达11000亿日元。同时,利用充足的国家财政,建立农民和市民等同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城乡统一的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
3.发展中国家的教训。虽然巴西政府采用财政支出等手段, 以期望缩减城乡差距,但通过对巴西国内现状的分析发现,这些政策的投入没有发挥应有的效应。其主要原因在于:(1)通过财政投入等政策,集中土地经营,但集中程度过高,出现大量失地农民,影响社会稳定。(2)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不匹配。政府虽然通过土地集中经营,并利用财政等相关政策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由于城市化过速,工业化相对落后,无法消化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使得转移农民生活更加落破、国家财政对这些转移人群的教育支出也相对较少,加大了他们失业的风险。 (3)社会基础建设不健全。国家对城市发展的整体规划,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等没有形成很好的规划, 国家财政资金相对紧张,无法快速解决这些问题,使得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
五、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财政政策调整路径
完善财政宏观调控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针对上述问题,借鉴国外经验与教训,建议从以下方面推进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的构建。
1.支持农村经营体制创新,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激发农村内生动力。加快县域经济结构调整是我国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内容, 也是缓解城乡二元经济分化、提高农村农民收入的必要手段。要大力发展县域特色经济、民营经济,提升产业层次,培育品牌优势,为全县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了强大的财源保障。要依靠县域自身的资源优势,鼓励企业带动农户生产农产品原材料形成产业链,把产品加工业做精做细,增加产品科技附加值;扶持行业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加大开发力度、多创省级以上品牌;建设特色产业园区,以特色升层次,以特色创品牌,树立园区新形象,形成市场新亮点。加大财政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力度。要通过财政贴息、政策性信贷、保险、税收优惠等金融与财政手段,增强农民合作社的竞争能力。
2.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促进增加农民收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应该对现有的涉农财政资金进行整合,改变多头支出、政策混乱的格局。为避免有限资金过于分散,无法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应该对财政投资项目进行合理规划,在农村路、电、水等基础设施上进行重点投入,带动周边产业的发展。财政支出渠道梳理、分类后,完善财政支出投入机制和监管体系。建立涉农资金绩效管理机制,实现资金支出的各个步骤都有具体的考核指标,形成“用钱必问效、无效必究责”的资金管理模式。充分发挥财政监督、投资评审等作用,积极借助审计、纪检、中介机构、新闻媒体等力量,切实加强对各项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丰富财政支农的方式方法,在农业直补的基础上,灵活运用贷款贴息、以奖代补、融资增信、承担项目等方式,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扶持、放大效应,撬动社会资金支持城乡协调发展。
3.建立公平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做实托底保障。在财权上,建立稳定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在财政预算模式上实行全口径预算,降低事业性支出的规模,节约非农生产成本。在事权上,要围绕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展开公共产品供给,将责任下放至县、乡级政府负责。公共产品供给要分类、分阶段完善。我国财政支农规模远远低于城乡统筹的需求,各级政府应该对本地区现阶段的城乡统筹工作进行合理规划,保证重点工作的资金需求。着手在义务教育、基本养老金、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领域,扩大中央财政支出责任,增强省级财政对辖区内的统筹责任。注重设计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避免资金浪费的现象发生。
4.构建和完善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税收制度。构建地方税体系,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建议将增值税划归中央,在零售环节开征销售税,将其作为地方税种,有利于改变地方政府干扰企业生产经营、盲目追求扩张的现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将消费税划归地方,征收从生产环节调整到消费环节,合理调整征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引导理性消费和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拓宽资源税征税范围,适当提高税率,加快从价计征方式改革,使之作为省级政府重要税种。尽快建立房地产税制度,使契税和房产税成为地方税潜在主体税种。加强辅助税种建设,重点是修订或开征城建税、环保税、社保税、教育税四大特定税种,完善印花税、车船税及地方特产税等零星税种。适度赋予地方税权,对税源零散、纳税环节不易掌握和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地方税,在保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畅通前提下,由省级政府制定税收基本法规,扩大地方税权空间,提高地方调控能力。
5.建立以一般性转移制度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补充的转移支付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确定转移支付形式, 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完善均衡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进一步均衡地区间支出水平,重点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既可以引导地方政府减少干预经济的行为,也能较大程度地给予地方可自主支配的财力空间,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能。甄别、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将现有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归并重复交叉、使用方向一致的,取消到期项目、新形势不需设立的项目。借鉴国外经验,探索建立科学规范的纵横交错的转移支付模式,将有利于缩小地区间差距,协调地区间的发展。增强专项资金的分配透明度,在公平分配的同时体现激励性,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形成良好互动机制。完善转移支付的绩效考评机制,根据考评结果,相应增加或扣减地方转移支付规模。
着力推动城乡发展“五个一体化” 篇3
关键词:城乡发展一体化;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目标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调整城乡关系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由于欠账过多、基础薄弱,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意义更加凸显、要求更加紧迫。他指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二元结构的现实出发,从我国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体制出发,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因此,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当前必须大力推动城乡规划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五个一体化”。
一、推动城乡规划布局一体化
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我国长期实行着城乡分治的规划编制和管理模式,规划上不同程度的存在城乡脱节、重城市轻农村等问题。当前,必须进一步打破城乡界限,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开展全领域、全方位的规划布局,推进城乡规划编制和管理一体化。
(一)更新规划理念。一是树立通盘考虑的理念,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置、生态环境保护等统筹兼顾、通盘考虑、系统推进。二是树立合理布局的理念,对城市和乡村在内的全部空间进行统一的规划布局,不断优化空间机构。三是树立差别发展的理念,城市的建设应该融入现代元素,展示繁华、多彩的城市风貌;乡村应该尽量保留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展现青山绿水和田园风光,避免城乡“一律化”。
(二)健全规划体系。要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高度,统筹整合城乡总体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公共服务配置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一体设计,多规合一,不断完善各项规划的统筹协调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规划体系。
(三)加强规划管理。一是推进城乡规划编制体制改革,建立城乡规划编制的政府采购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二是强化城乡规划的监督管理,完善城乡规划的实施和动态调整机制,加强效果评估和修编工作,建立城乡规划监察专员制度,建立违规处罚和责任追究机制。三是加强城乡规划管理立法工作,明确城乡规划管理的职责、权限、范围等,为开展城乡规划管理工作提供法律保障。
二、推动城乡要素配置一体化
当前,我国城乡之间要素配置严重失衡: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基于土地的基本权益难以保障;城市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集中了大量资金,国家金融政策向城市和工业倾斜,社会资本因其“逐利性”主要向城市和工业流动;管理人才、技术人才难以向农村流动,技术、人才等要素难以进入农村和农业领域。因此,必须着力推动城乡要素配置一体化。
(一)构建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一是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人才资源市场,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流动,采取有效措施,落实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同工同酬制度。二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加强对农村用地市场交易的分类指导,切实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三是建立健全有利于农业科技人员下乡、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先进农业技术推广的激励和利益分享机制,促进人才、科技等要素向农村流动,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四是着力解决城乡市场二元分割明显、要素流通不畅等问题,促进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基础上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逐步建立和良性发展。
(二)创新城乡协同的投融资机制。一是创新面向“三农”的金融服务,统筹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作用,支持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二是在继续发挥农村集体组织和个人积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各级政府财政资金投入,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逐步建立多元的投融资机制,有效解决涉农项目“融资难”的问题。
(三)构建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网络。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和覆盖。要把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按照城乡基础设施联网对接、共建共享的思路,加快已建城镇交通、信息、供电、供排水、供汽、供热、环保、消防等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和覆盖,加强市、镇、村之间道路和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无缝对接,逐步形成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网络。
三、推动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
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中,要通盘考虑、统筹兼顾城市产业和农村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和乡村各自的资源优势,促进城乡产业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一)促进城乡产业要素流动。一是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城市资本、人才和企业进入农村,参与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不断加速和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二是促进城市相关产业和企业向郊区、工业园区、小城镇辐射、转移和扩散,促进城市生产要素向城乡结合部、小城镇和农村流动,促进产业“传导”和要素流动,形成渐进式的、有梯度的、合理化的城乡生产要素布局。
(二)促进城乡产业深度融合。一是整合城市和乡村的优势资源,延伸工农业的链条,鼓励城乡之间有序的产业转移和项目对接,引导龙头企业在农村建立稳定的良种培育、技术推广服务和原料生产基地,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工农业生产体系和销售网络。二是促进城市科技、信息、金融、教育、文化、商贸、旅游等服务网络向农村延伸、辐射和覆盖,有效带动和促进农村服务业发展,推进城乡服务业深度融合、一体发展。
(三)促进城乡产业合理布局。促进城乡产业合理布局,就是按照“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农则农、宜游则游”的原则,因地制宜地制定城乡产业发展规划,促进产业向优势地区集中,优化城乡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推动城乡产业一体化。
四、推动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
当前,我国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目标。要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以下措施仍需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一)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度。一是加快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不断扩大财政收支的受益面,特别是注重从城市向农村扩展,加大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倾斜力度。二是推动改革公共财政收入和支出制度改革,科学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职责,逐步提高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增强地方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二)创新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改变公共服务由政府供给的单一模式,促进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要求。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一方面有助于增加公共服务产品,更好满足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减少机构运行和养人的成本,节省行政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总之,凡是社会能办好的,尽量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凡适合市场、社会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交给市场和社会组织承担。
(三)建立规范合理的监督机制。为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应完善监督体系,建立有效的公共资源配置与使用监督机制。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执行方面,要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确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保证信息透明,接受群众监督,强化失职与失误问责,确保达到预期效果,让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在农村公共建设项目实施中,要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形成包括完善的法律环境、专业化的行业监管机构和公众监督在内的多层次、多主体参与的现代监管体系。
五、推动城乡生态保护一体化
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然而,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明显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农村环卫设施落后,垃圾和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村容村貌脏、乱、差现象突出。因此,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摆在与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同等重要的位置,推动城乡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
(一)着力构建城乡生态网络。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力整合城乡生态资源,以生态廊道为纽带,以森林生态网络、湿地生态网络、农田生态网络和建筑生态网络为主体,构建自然、稳定、优美的生态景观网络,维护生物的多样性,逐步形成一个景观优美、生态优良、内涵丰富、功能完善、宜居宜业、效益持久的城乡一体化生态网络体系。
(二)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一是推进城乡污水处理一体化。加快城乡污水处理厂、处理站和配套管网建设,构建城乡一体的污水处理系统,对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实施统一集中处理。二是城乡垃圾处理一体化。着重加农村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分布推进垃圾分类处理,建立完善户分类、村收集、乡镇运转、县市区处理的垃圾处理体系。
(三)全面推进城乡污染防治。一是进一步整合环保、农业、林业、水利、卫生、国土、气象等部门职能,构建城乡污染防治协调机制,着力解决城乡居民反映强烈的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环境问题。二是加强重点流域、区域、近岸海域的水污染防治和良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控制和规范淡水养殖,严控入河、入湖、入海的排污管理。三是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大种养业特别是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力度,净化农产品产地和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四是加大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治理,推进尾矿安全、环保存放,妥善处置矿渣等大型固体废物。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篇4
余磊
加快中心镇建设是提高城镇化水平、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我镇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我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加快人口和产业集聚,提高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创新体制机制,强势打造经济发达、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特色鲜明、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现代化滨海中心城镇。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科学发展”理念
莼湖镇作为奉化“一体两翼”极具发展潜力的一翼,作为省级中心镇,各级各部门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加快莼湖中心镇建设的重要性,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权限下放,加速体制改革,着力提高莼湖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各有关部门要形成合力,集中资源,激活中心镇的机制和发展活力,帮助莼湖明确发展方向,理清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积极科学推进中心镇建设,为奉化经济社会提供更大的发展后劲。
(一)坚持“统筹发展”思想,充分协调中心镇建设各方关系。在各地深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谋求新发展的形势下,在市内各乡镇街道围绕考核目标力争“跨越式”发展的竞争角逐中,莼湖如何立足现有优势, 做大做强中心镇。这就需要从镇情实际出发,全力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关系、产业化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城镇发展和农村发展的关系、城镇建设和群众利益发展的关系,切实做到统筹发展,抢抓新机遇,扩大城镇建设框架,搞好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为迎接城市的空间大扩张和转移做好充分准备。
(二)坚持“务实发展”思想,促进中心镇建设全面进步。加快中心镇建设,不能偏离实际、务实这个原则。只有坚持求真务实,才能为中心镇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真正解决前进道路上的难题,更好地促进发展。以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为突破口,改路、改水、改基础设施建设和生存环境状况,扎实稳步推进镇域内硬件设施建设。扩大农村医保和养老保险覆盖面,振兴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工作,重点解决“就医难”等镇域内生活软环境建设。围绕人民当家作主,建立完善信访接待制度,规范政务、村务公开,完善村民自治和民主管理制度,并以理念信心教育为核心,以现代知识和劳动技能为主体,以法制观念和道德教育为基础,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增强中心镇集聚功能,稳步推进社会经济转型升级
(一)鼓励、支持产业集聚化发展。统筹城乡产业布局,强化配套功能,根据镇情实际挖掘资源优势,按照相对集中、资源优化配置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引导各类制造业、加工业入埠,与本地产业有效衔接,打造特色品牌,形成产业链,并抓住主导产业,发展产业集群,拉长产业链条,扩大产业规模。莼湖根据自身定位,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产业的培育和发展,采取扶持政策,完善诸如资金扶助、土地使用、融资担保等帮扶政策和服务措施,吸引更多的企业家到中心镇投资。改造升级传统产业,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等办法,提高服装等传统产业的含金量。
(二)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市场主体,提升农业经济经营主体素质,着力培育一批又较强带动能力的农业龙头企业,逐步形成产业化经营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标准化加工、企业化管理格局。积极引导和扶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三)强化群众创业就业服务。进一步健全城镇就业管理服务体系,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能力建设,进一步整合城乡劳动力市场,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构建政府和社会各方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信息、技术培训、咨询、中介和合法权益保护的服务网络。积极引导人才和人口向中心镇集聚。加强对新生代劳动力的引导、扶持和服务,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大学生、青年农民等回乡创业、就业,为发展特色产业和现代化农业提供人才保障。
三、强化城镇建设规划、建设、管理,提升城镇整体形象
目前,很多中心镇的规划基本按城市规划的“常规”编制,没有更好地体现城乡一体的观念,还需进一步完善。城镇管理需要管理部门进一步统一协调,其他职能部门参与分类指导。同时向中心镇“扩权强镇”,按照“依法下放、能放则放”的原则,赋予中心镇执法权,提高中心镇的管理水平。
(一)强规划。在现有的《莼湖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莼湖镇城镇发展总体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调整,体现规划对城镇长远发展的导向作用,引导城镇持续、健康、有序发展。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的原则,按照“规划一步到位,建设分步实施”的思路组织,处理好长远规划与分步实施的关系,并要注重制订分阶段实施方案;要坚持“立足实际、突出特色”的原则,综合考虑城镇定位、产业发展、人口规模等方面的情况,突出特色,发挥优势,增强小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抓住城镇重点开发区块和产业园区,通过规划引导,分层分类加以推进,以带动城镇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
(二)优建设。争取支持小城镇发展的项目资金,统筹整合,集中利用,加大对中心镇基础设施项目和社会事业项目建设的投入,建设和完善高标准道路(东环线、西环线、快速通道等)、自来水厂、自来水供水网、再生水厂、垃圾收集(处理)转运网等设施,建成较为完善的供水、供电、道路、绿化以及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和完善“休闲公园、综合性敬老院、文化中心等设施,加大中小学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加快推进教育办学条件标准化;争取中心镇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全覆盖,加快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满足本地发展需要,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改善人居环境。
(三)精管理。以乡镇城管执法中队成立为契机,加大对城镇管理的投入力度,提高城镇管理水平。建立健全城管监察与城市综合执法相结合的责任到人、责任到路段的管理机制,加强与卫生、公安、工商、环保等部门协作,理顺管理职责,细分责任范围。依法开展打击违章建筑、以路为市、占道经营、乱停乱放、乱倒垃圾、破坏公共基础设施等行为,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权威。同时建立有效的目标考核激励机制,对城镇管理的实际效果进行客观评价。
四、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全力打造民生工程
(一)强势推进农村住房制度改革。从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的新要求出发,统筹中心镇的农房制度改革和集中建设。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中心镇规划的前提下,在镇域内出让一批房产开发用地,以促进中心镇人口集聚与配套建设。鼓励企业共同参与中心镇建设和旧镇改造,大力推进农民公寓建设,以公寓式住宅和联排别墅、联排落地房等形式。积极稳步推进“镇中村”改造,打破现有村界限制,以建造农民中心居住区、中心镇集聚点、旧村拆迁、改造等模式,推动农民向新社区集中居住。
(二)大力开展劳动力技能培训。加快建立政府扶助、多元办学的培训机制,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逐年增加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投入。建立和完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网络,围绕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农民,着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生产经营技能和创业就业能力。重点培育社会需求量大的技能人才和专业服务人才,抓好岗位技能培训,积极推进创业培训,培养一批创业带头人,为就业、再就业提供平台。
(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做好基础养老金的发放工作,并推动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并轨衔接,逐步提高社会保险待遇标准。落实被征地人员的养老权益保障,推进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与低标准养老保险的转换衔接。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等相结合的办法,进一步提高住院和门诊有效医疗费补偿水平。加大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力度,巩固农村“五保”对象的供养,发展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为重点的社会福利,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四)切实保障社会稳定。广泛开展开展“五五”普法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流动人口居住区“六进”活动,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意识,为维护社会稳定打下坚实基础。中心镇党委、政府要注重健全完善社会维稳工作长效机制,责任落实到人,组织和动员各方力量,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社会稳定维护体系。建立维稳信息员和综治专管员队伍,形成以行政村为单位,上下贯通、横向交叉的信息工作网络,每月定期进行矛盾纠纷排查,定期上报信息,保持信息畅通。
五、狠抓基层组织建设,为中心镇建设提供基层保障
良好的基层组织是中心镇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的坚强保证。中心镇应该始终坚持“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济”的总体思路,认真开展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夯实基层组织,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一)强化教育管理,努力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素质。把政治理论学习作为树立和增强干部队伍事业心、责任感的大事来抓,进一步提高干部队伍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结合中心镇实际,建立健全了党内各项规章制度,如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党员生活日制度、党员教育管理制度、党员领导干部工作责任制度,党员责任区活动制度和定期走访制度等。并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开展如“创先争优”活动、“扶贫帮困”活动、“便民服务”活动等,较好地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二)加强班子建设,增强基层组织战斗力。利用村班子换届选举工作,把一部分年轻、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优秀村民选进基层班子队伍中,增强基层组织后备力量,使村级领导班子充满了生机与后续活力。同时充分发挥村两委班子成员和广大的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切实参与到中心镇建设中来。村班子成员要求实承担起岗位责任,以“网格化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篇5
如何进一步推动淮安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昨日,市委举行“季季谈”活动,听取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市委书记姚晓东,市委副书记练月琴,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亚青,副市长赵洪权等出席会议听取意见。
座谈会上,市政协副主席、民进淮安市委主委朱毅民,市政协副主席、民革淮安市委主委程刚,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淮安市委主委李玉峰,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范更生,民盟淮安市委主委周伟丁,民建淮安市委主委高岱明,市无党派知联会会长韦晓梅,九三学社淮安市委副主委陈伏涛等分别发言。大家围绕推进产业发展规划、镇村建设规划和土地开发利用规划“三规”融合,重点小城镇发展,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发展,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在城镇化建设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以全民创业淮商崛起做强城乡一体化产业支撑等作了发言,为推进我市新型城镇化建设献计献策。
“大家在深入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作了非常好的发言,对市委市政府下一步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将起到重要的启发、借鉴和推动作用。在市委市政府重大工作的部署安排决策和相关部门的具体工作中,将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予以采纳吸收。”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姚晓东说,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推进新型城镇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对江苏工作提出了“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市委六届三次全会提出,把城乡一体化作为新时期淮安跨越发展的基础战略,把强力推进新型城镇化高水平建设作为五个重点突破领域之一。市委、市政府专门出台《关于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提出重点实施“九大工程”,努力实现“六个一体化”,在顶层设计上,把中央和省委的新要求与淮安的实际作了对接,全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
淮安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怎么搞?姚晓东强调,要围绕小城镇产业、居住、服务三大功能的发挥,坚持“多规融合、四化同步”,即:做到以人为本、合理布局、集约高效、绿色低碳、城乡统筹,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路子。提高城乡统筹的水平、城乡规划同步推进的水平、小城镇建设的综合规划水平,因地制宜地发挥特色优势,“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不能千村一面。打造产业链,提高产业集聚度,进一步集聚人口,注重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避免重复建设,避免低水平建设,加快新型城镇化高水平建设。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篇6
武强县坚持“党建带动工建、工建服务党建”的工作方针,创新工作思路,通过大力实施党工一体化建设,推动非公有制企业党工共建,形成了以党组织为核心、工会组织参与、党建工建共同推进的良好格局,有效激发了党工组织活力,推动了创先争优活动的深入开展,对创建和谐企业、推动企业健康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全县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全部建立了党组织,其中单独建立党组织的35个,联合或挂靠组建的51个,共有党员632人;在139家非公有制企业建立了基层工会组织,工会组织组建率达98%,发展工会会员10215人,职工入会率达96.3%。
创新思路,凝聚合力,构建党工共建新格局
县委高度重视非公有制企业党工共建工作,从2008年开始,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为解决过去党建工建各自为政、缺乏协调、工作不衔接、资源不能共享、重复建设等问题,着眼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研究确定了了“党工一体化建设”的工作思路,并全力实施。一是加强领导,多方联动。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组长,组织、工会、工商、发改、安监、税务、质监、环保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党工共建”领导小组,并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兼任县总工会主席。按照各自职能明确分工,层层签订责任状,实行县级党员领导干部联系企业、职能部门分包企业制度,形成党委牵头抓总,各部门分工负责,上下联动,共同推进的良好局面。二是加强指导,强力推进。为确保党工一体化建设顺利实施,他们坚持“两手抓”,双管齐下。一方面派员入企指导。加大选派党建指导员、工会组织员力度,采取双向选择的办法,从机关、乡镇和企业挑选了118名 第1页
熟悉党工业务、热爱党工事业、身体健康的同志担任党建指导员,并按照法定程序兼任了工会组织员,负责指导企业党建和工建。另一方面争取企业支持。加强对企业主的教育引导,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采取培训、外出参观等形式,组织153名业主学习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企业管理、劳动关系、党建工建基本知识等,让他们了解建立党工组织的目的意义,主动支持配合党工组织建设和开展工作。三是政策引导,强化激励。严格按照《党章》、《工会法》有关规定,要求凡党员人数在3人以上的非公有制企业必须建立党组织,不足3人的,采取就近联建、行业联建、挂靠等形式建立党组织,人数在8人以上的必须建立工会组织,并把此项工作作为基层党建目标管理责任制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各级党组织年度考核目标,不达标者取消评先选优资格。
创新机制,资源共享,搭建党工共建新平台
为构建党工一体化工作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实现效益最大化,他们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职数合并。把党工组织职数合并,实行“一岗双责”,在具备条件的企业,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负责人全部实现“一人兼”。按照上级党组织推荐、企业认可、党员接受的原则,选好配强党组织负责人,在此基础上,大力推行企业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负责人交叉任职,积极支持党组织负责人参加工会干部选举,依法进入工会任职,人员双向进入,职责交叉互动,力量统一调度。全县139家企业中,有67名党组织负责人兼任了工会主席。二是阵地合建。打破党员活动场所和职工活动场所分别建设的陈规,组建“党工之家”,坚持党员活动室和“职工之家”建设一起谋划,一并实施,共同建设,党员活动室同时兼做“职工之家”,悬挂“党工之家”牌匾,既节约建设费用,又实现资源共享。目前,全县规模以
上非公有制企业做到了“一室六有”:有党旗,有党组织和工会的工作目标,有党组织和工会活动制度,有党报会刊、科技书籍、电教器材,有活动记录,有党组织、工会工作台帐,为党工组织合作共进创造了必要条件。三是活动合开。定期召开党工联席会议,研究党建带工建、工建服务党建工作。党工组织开展工作坚持“五同步”: 同步研究,同步部署、同步检查、同步考核、同步总结表彰,只要能联合开展的活动就坚持共同安排,人员共同参与,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活动效果。通过活动合开,既牢固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又及时通过工会组织把党的方针政策宣传贯彻到广大职工群众中去,引导职工正确处理权利义务关系,更好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和谐发展。
创新理念,密切合作,开创和谐共赢新局面
该县把推行党工一体化建设,作为增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活力,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和工建工作开展的重要举措,更作为更好服务企业发展的助推器,积极引导企业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牢固树立服务大局、服务发展的理念,带领广大党员和职工为企业健康快速发展做贡献。一是强化党工组织的责任意识。引导党工组织把促进企业发展作为重要职责,紧紧围绕促进发展来开展活动。组织开展谏言献策活动,征求广大党员职工对企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为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北方线缆集团公司党工组织针对企业近来发展缓慢、产品竞争力不高的情况,发动职工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征集意见建议320条,经梳理形成了股份改革、技术革新、建立销售服务中心等35条合理化建议,为企业决策提供参考。目前该企业已经成为全国线缆行业知名企业,今年已累计完成产值42563.7万元,实现了利税超千万。二是强化党员职工的奉献意识。党工组织紧紧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深入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广泛开展“当标兵、比技能、讲奉献”、“争当促进企业发展的模范党员”、“爱岗敬业做模范”等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广大职工创先争优。金音乐器集团在党员中开展了以“当标兵、做模范、见行动”为内容主题活动,设立了“党员示范岗”,要求党员做到“六在前”,即平凡工作干在前,思想工作走在前,危险时刻冲在前,奉献付出抢在前,职工困难帮在前,荣誉待遇让在前,在企业中掀起了工艺技术革新热潮,完成琴头机雕、机械自动化喷漆等新技改项目11个,有的还申报了国家专利,涌现出了金连贵、张焕迎等一批先进典型。三是强化企业的关爱意识。党工组织真心实意为企业谋发展,同时注重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导企业主动关爱职工,帮助职工解决现实困难和问题,做到“四个主动”:主动为优秀职工提高福利待遇、主动改善职工生活工作环境、主动提高职工素质、主动帮助困难职工。今年中秋节前夕,瑞鑫化工有限公司、东方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百立成线缆有限公司等企业对285名技术能手和业务骨干派发了节日红包;金音乐器集团主动召开党员职工代表座谈会,了解职工需求,投资20万元建起了高标准的职工食堂;北方线缆集团选派6名生产、管理骨干到大专院校培训;津武玻璃纤维公司董事长个人捐资3000元,帮助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职工贾子良住院治疗。全县139家非公有制企业,先后投资350多万元改善职工工作生活条件,组织2850多人参加技术培训,解决职工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480多件,谱写了党工组织服务企业、职工爱岗敬业、企业关爱职工和谐共赢的新篇章。
中共武强县委组织部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篇7
2010年6月, 应组织安排, 我作为挂职干部到基层进行重点示范镇建设工作, 并在基层工作生活了两年, 下边是我眼中看到的“三农”。
1. 农民的现状
我所在的县 (镇) 各村几乎没有学校和幼儿园, 农民为了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 以期改变目前生活状况, 采取的直接办法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子女送到镇上或教育资源更好的地方上学。这就致使农民生活分化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人农闲时在镇上租房居住照顾子女, 农忙时回家务农。他们的生产方式没变, 生活方式已接近城市生活;一部分人在外打工, 父母在县 (镇) 上照顾子女读书。只有过年时, 一家人才回家团聚。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虽已融入城市, 但他们的身份及无法割舍老家的房子, 土地等情感使他们仍然是农民。以上两部分人占据了农村现在绝大部分人口, 他们是农村的主体, 城镇的边缘人员。一部分人具备了城市生活的生存技能, 依赖城市的教育、医疗资源;一部分人则任然依赖于土地, 他们都共同向往城市便捷的公共服务设施。
改革开放三十年, 一部分务工人员的子女已成人, 和自己一样在城市劳作。经济条件的制约使得他们年迈的父母在家无人照料, 老无所依, 使他们无法从心理上融入城市生活。
出去的农村劳动力多为青壮年和文化层次相对较高的农民, 农村留守生产者大都年龄大、文化程度低, 影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农业结构的调整。更严重地是, 不管是与务工父母随行的子女还是留守的儿童, 都无法享受与城镇相同的基本教育和医疗资源, 使得下一代的城乡差距更大。
2. 农业的现状
我国农业的现状是集体土地承包制, 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土地。农民进城务工后, 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土地就租赁给留守的农民, 农业生产条件不好的地方就荒芜了。一方面留守的农民没能完成原始积累, 不能规模化、设施化的经营, 导致租赁来的土地越来越贫瘠;另一方面, 城市的资金很难投入到农业中。农业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为农户分散经营的集体土地, 集约整合过程中阻力很大, 而且很难形成固定资产, 使得他们的投资与现代的商业金融、保险等很难对接。农业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培育周期很长, 基础设施投入很大, 投资效益低。所以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有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令它们占有的生产资料土地释放, 重新集约整合分散经营, 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的现代化经营。只有解决了农业、农民问题, 才能解决农村问题。
我们必须加快探索制定土地流转、抵押转化成资产的方法政策, 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经营提供空间,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更重要的是应该实现农业规模化和集约的现代化经营, 为城镇化提供源动力。
3. 农村的现状
尽管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 农民工平均收入不断增长。但城镇家庭平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差距却由1990年的823.85元扩大到2009年的12 021.7元, 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值。如果算入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 城乡居民收入差别还要更大, 这与城镇化的发展目标极不相符。
城镇化建设的源动力是释放农民唯一占有的土地和宅基地 (房产) 资源, 使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能够转化成资产。这样农民便没了牵挂, 又有创业、购房、子女上学的资金, 才能彻底融入城市生活。另外, 我们应建设新型农村社区, 提供与城市同等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设施, 使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 (合作经济组织) 和各类新型的农业公司, 有条件从事生产。逐步消除分散的农户经营, 逐步消除分散的农村居住。
二、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应优先考虑的问题
1. 城镇化过程中的教育问题
城乡教育是“二元结构”的教育。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具有明显的城市化倾向, 极少为农村、农民和农业培养人才, 严重不适应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贫困的根源在于教育的贫困。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很小, 农村教育的投入更少。无法享受与城镇相同的基本的教育、医疗资源, 使得下一代的城乡差距更大。
我们在制定城镇化建设的政策时, 更应该加强教育问题。不论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还是在城镇建设都应该令教育、医疗设施先行。
2. 城镇化过程中农业经营体制和农村土地制度
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 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党制定农村政策的基石, 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下, 这个政策必须要改革。达到既能稳定农户的经营主体地位, 又能使农民离开土地后生活水平不下降、长远生计有保障的目的。我们要立足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 进行又一次的伟大创举。
三、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并行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
农民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主力军, 是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农民唯一占有的是土地和宅基地 (房产) 资源, 通过新的土地制度使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能够转化为资产。使它们占有的生产资料土地释放, 重新集约整合分散经营, 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的现代化经营。城镇化产业聚集和人口聚集的政策为即将改变生活方式的农民提供了进城创业、就业的机会;提高了生活质量;令其享受到了均等的公共服务设施资源平台, 达到了城乡共同富裕的目的。
摘要:城镇化产业聚集和人口聚集的政策, 为即将改变生活方式的农民提供了进城创业、就业、提高生活质量、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设施资源的平台。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及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发展空间, 推动了城乡发展一体化。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城乡发展一体化
参考文献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篇8
关键词:改革征地制度;城乡发展一体化;探索与思考
一、改革征地制度,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新时期探索改革土地征管制度,解决“三农”突出问题,不仅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而且对推动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改革征地制度的简要状况
改革土地征用制度涉及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和统筹协调发展,推动或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及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进程。长期以来,各国专家、学者及相关研究机构始终在研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土地征用改革措施。如何“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实现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依然是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重点研究课题。
英国、法国、德国等工业化高度发达国家,在土地利用、管理上,采取政府统一领导、法规约束、政策引导、公众参与的制度。如英国土地征用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经过研究与探索,2004年颁布了《规划和强制购买法》,地方当局通过强制购买实施城市开发,强制购买需要符合下列要求:促进或者改善该地区的经济福利,促进或者改善该地区的社会福利,促进或者改善该地区的环境福利;明确补偿与安置等相关措施;征用矛盾的解决部门包括法律部门、土地裁判所。
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土地资源紧缺国家,在土地利用、管理上,采取高度指令性和强烈参与性的分工合作、职责分明、高度统一、法规与行政并重的制度。
我国依据《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不断探索与实施了土地征用制度的调整与改革。各省、市在实践中也根据当地实际相应出台了一些新的举措,在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与探索。例如,浙江省在土地征用中实施了“征地一书三方案”制度,规避了因征地补偿标准的异议而引起的工作反复和减少了群体上访等等。
三、永清台湾工业新城改革征地制度的探索与实践
永清台湾工业新城始建于2006年3月,2011年5月省政府批准为河北省首批省级工业聚集区,主导产业为服装制造、商贸物流和现代农业,发展定位:中国服装之都,京南宜居名城。园区辖六个村街,规划面积37.8平方公里。区位优势明显:京津两个国际都市之间,距北京第二机场20公里,京台高速穿园区而过(京南高速第一站——永清站,建在园区管委会东侧200米处),园区内建有北京828路始发站通达北京永定门。
为破解园区建设用地难题,推动城镇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进程,永清台湾工业新城借鉴国内外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经验,探索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进行土地股份制改造。
一是在城镇化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积极探索土地征管制度的改革,试行土地托管制度,建立园区宝岛土地银行(土地托管中心)。
规划区内农民在依法、自愿、协商、有偿的基础上,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托管中心,由托管中心对规划区内的土地统一经营管理,目前农民签约1550户,占拟托管户的98%;托管土地10679亩,占拟托管土地的98.5%。入股农民按年领取股息,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按永清县执行的每亩3.2万元区片价作价入股,农民每年每亩土地可获得80%的股息1792元;村集体每亩获得20%的股息448元,用于公益事业和村民福利。2012年至2013年上半年发放托管福利费385万元;农民股息发放3700万元。
二是园区引进建立永清吉银村镇银行,缓解了主导产业及园区的建设资金。2012年5月4日,永清台湾工业新城引进建立的第一家金融机构——永清吉银村镇银行开业,它是一家经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的股份制银行。永清吉银村镇银行的引进建立,有效地破解了园区建设与发展资金需求的难题。银行以最适合的金融产品、最便捷的差异化服务,为企业投资提供后盾,极大地推进了园区的快速发展。
三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16岁以下每人每月享受80元补助;男60周岁女55周岁以上每人每月享受100元补助;助学奖励本科录取每人5000元、专科3000元。
四是统筹考虑城镇化,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建立园区创业辅导基地,为农民就业免费进行岗前培训。根据园区主导产业——1000家品牌服装生产基地需要近10万技术工人的实际,域内18-40岁农民在创业辅导基地享受免费外地参观考察、免费用餐、免费初级工技术培训、培训发放全国统一技术等级证书、培训后直接到园区企业就业。
改革征地制度推动了永清台湾工业新城的科学发展、快速发展。实施土地托管制度,实现了互惠共赢,推进了城乡发展一体化。在永清台湾工业新城农民都是园区的股东,农民和园区都在一艘发展的“航船”上,园区、企业、农民结成了一个新的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使农民真正享受到永清台湾工业新城的发展成果。实施土地托管制度以来,解决了工农矛盾,未发生一起因土地矛盾引发的上访案件,真正实现了永清台湾工业新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四、改革征地制度的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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