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造假（通用7篇）
统计造假 篇1
日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局务会议上称，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是对政府公信力最大的影响，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在统计上弄虚作假是统计系统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据统计，这是今年以来马建堂第四次公开强调预防和严惩统计数据造假行为（4月10日《新京报》）。
多年以来，统计工作中的弄虚作假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在不少地方，“层层作假，级级糊弄，按需捏数，皆大欢喜”已成为通行做法和不公开的事实。2005年，媒体曾披露，2004年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GDP汇总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高出了3.9个百分点，总量差距达26582亿元！
我国《统计法》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规定，如实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照本法和统计制度提供的统计资料，不得自行修改”；“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不得强令或者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篡改统计资料或者编造虚假数据”。由此可知，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为什么偏偏有人敢以身试法呢？原因不外乎两个：
一是与干部的政绩考核体制有关。目前我们考核干部往往是以经济数字的GDP论英雄，这种用人导向无形中鼓励了那些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政绩不够数字来凑”。同时，下级多出数字、多出政绩对上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上级即使知道报上来的数字有水分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还授意、指示虚报统计数据，甚至直接篡改基层上报的统计数据，共同从“掺水”数字里受益。有“一副对联”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本质。
二是在惩罚上缺少刚性。和一切造假手段相比，数字造假成本低廉，对“数字谎言”的惩罚往往比较温和，一般无非是整改或内部通报。曾有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指出：“与价格法、会计法、税法相比，《统计法》简直不叫法，是‘水法’、‘豆腐法’。说统计法很“水”，是指在惩罚上规定得太有弹性、太缺少刚性。比如，《统计法》规定：“对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统计违法，若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时至今日，鲜有报道官员因为数字造假而蹲大狱的。而一旦谎言顺利通过，那么获得的利益却异常可观。
统计数字，是衡量和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因此它必须是真实的。统计数字注水败坏了党风，影响了民风，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绝不能等闲视之。改变这一现象，不仅要用重典，依法追究虚报数字的干部，包括追究上级对下一级所报数字的失察责任，更要改变干部考核重指标轻实绩、重数字轻质量的传统方法，建立一套综合性政绩考核制度。选拔任用干部不但要看到短期显现出的数字政绩，也要看到较长时期后才能显现效果的非数字政绩，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统计数据注水的现象，防止统计腐败。(4)
必须承认，数字，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固然最有论证力；对于工作成效来说，当然最有说服力；对于社会发展来说，自然最有雄辩力。曾几何时，数字在各级机关干部下基层活动中充当了“报账”的主角。大凡谈到“服务群众”的成绩，毫不例外的必定是多少名干部深入村镇，召开各类座谈会多少个，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多少户，接待群众多少人，帮助解决问题多少项，撰写调研报告多少篇云云。事实上，太多、太滥、太过单一的“数字化”手段，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当前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乏力，看了、听了常常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领导就是服务，干部理应奔波于群众的冷暖疾苦之中，否则便是失职。下基层重要的不是身到，而是心到。前不久，一位省委书记撰文指出：“纯洁的作风实践源于真心把群众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看待。在村里住多少天不是衡量作风好坏的标准，没有在思想上确立起正确的群众观点，下乡驻村100天也难以奏效。”这话一针见血，剑指干部作风上的弊端。
数字是“凉”的，在亲民惠民上“报账”数字太多，证明力强了但情份淡了，难免施恩于民的感觉。本来属份内之事，竟弄得跟“施舍”似的，怎么能让老百姓愉快地接受。试想一下，党员干部常讲群众是“衣食父母”，有几个做“子女”的，会把为父母买了几套衣服、交了多少药费天天挂在嘴上？常讲自己是“人民公仆”，有几个做“仆人”的，会把为主人做了几顿饭菜、擦了多少地板时时摆谱表功？
同样是做好事，心境心态不同，效果是不一样的。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不图回报，但他走了以后，全国人民都记得他、传颂他。“中国首善”陈光标近年来共计捐资达10多亿元，其高调、张扬的慈善行为，却引来社会的广泛争议，被媒体称为“暴力慈善”。两者个中的差异，值得人们深思。
还要看到，官场上“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现象饱受诟病。历年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上报到国家统计局的GDP汇总，要比国家核算的平均多20%左右，省以下情况则更甚。国家统计局的一个负责人曾说，这是一个“历史顽症”。在“政绩意识”的驱使下，谁能保证那些“亲民数字”，不是“适度推算、合理想象”的产物？！
有道是“用手做事，可以把事情做完；用脑做事，可以把事情做好；用心做事，可以把事情做优。”党员干部潜心谋事、实心干事，才能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基层群众的满意度和口碑，才是各级机关工作成效的最好“注解”。
4月10日媒体报道,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日前在局务会议上称,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是对政府公信力最大的影响,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在统计上弄虚作假,是统计系统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是今年以来马建堂第四次公开强调预防和严惩统计数据造假行为。
作为一个国家诚信的象征、决策科学的保障,真实性是统计数据最基本的要求。然而近年来,从工资、就业“被增长”,到CPI、房价“被下降”,再到地方GDP总和屡超全国数据,统计数据的失真、注水备受诟病。统计数据造假,不仅直接影响部门决策,更透支了政府公信力。2010年《小康》杂志进行的一次调查中,27.5%的受访者表示“宁愿相信自己的感觉,也不信任统计部门的数据”。
统计数据弄虚作假,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利益从中作祟。媒体调查发现,目前全国仍有不少市、县、区通过成立“统计改革小组”或印发文件的方式,对企业直报数据采取行政干预。甚至有地方政府运作与直报数据并行的另一套汇总数据,实施数据双轨制。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3月份设立曝光台,首次曝光重庆永川区和山西河津市干预企业独立上报数据、涉嫌违反统计法的行为。
为避免地方干预,有专家不断呼吁统计部门垂直管理。然而,垂直管理并非灵丹妙药。统计部门可以把人、财、物收归己有,却不能完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失去了行政权力,一些地方官员可以转而运用公关手段,拉拢腐蚀统计部门。从另一个角度讲,统计的原始数据需要地方各行各业及相关职能部门作基础性采集,一旦源头掺假,统计数据就不可能真实。显然,仅靠统计系统管理体制作横向纵向调整,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地方利益干预统计数据造假,关键是官员的考核评价机制存在问题,陷入“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怪圈。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阜阳任职时,亲自将GDP增长率修改为年均增长22%,尽管实际年均增长仅为4.7%,王怀忠却步步高升。“五毒书记”张二江担任丹江口市市长3年间,该市GDP、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虚报,其本人却仕途顺利。只要弄虚作假能换来更大的乌纱帽,有的官员就对统计数据虎视眈眈。
在激励足够大的情况下,单就不当行为本身进行约束往往事倍功半。因此,要想从根本上遏制统计造假,就必须改革官员绩效考核机制,注重实绩,吸纳民意,破除“数字出官”。只有不再让官员仅凭统计数据甚至是造假数据就能获得升迁,才能彻底斩断地方政府干预的利益冲动,还统计一个风清气正。(张枫逸)
如今的统计工作独立性不强，极大地受到了行政干涉，最终演变为地方政府官员的一张“政绩单”。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由于统计数据的失真，真实反映经济情况的可能性亦减弱，对决策部门研判整体经济形势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统计数据造假揭秘：统计局制定数据交企业填报
2012年04月05日01:40每日经济新闻[微博]我要评论(1816)字号：T|T
变味的数据审核
实际上，这种“数据由统计部门说了算”的造假方式，在地方上已是见惯不怪。
另有华北某县的企业统计员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他们这月是零填报，没有产值，只是季报人员工资按实际情况报的。
她称，“在季报和年报时，地方统计局要求按他的数据，这两个月都是自己填报。”
根据这位统计员的说法，当地统计年报的具体数据是由当地统计局制定的，然后交由每家企业分别进行填报，每家企业的产值数据不一。
4月1日，记者获得了东北某市2011年四个季度的能源数据反馈统计，这些数据反馈的对象是市辖之内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
在这份所谓的反馈表中，翔实地标明了每家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情况，尤其重要的是，补充材料中，还规定了企业产值的具体数额，比如上年同期综合能源消费量、工业总产值（当年价）、电力消费合计、本期综合能源消费量、本期工业总产值等等。
据当地统计局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数据是每个季度企业填报的一个标准，总体上只能增不能减，通过这种方式保持数据的稳定。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该市多家企业的统计人员了解到，与文前记者所调查的地方造假略有不同的是，当地统计局是直接给企业发传真“反馈”数据，而不是邮件。虽然更为隐蔽一些，但是造假路径基本相似。一家制衣公司的统计员向记者表示，“我都不关心数据的高低与否了，反正统计局给什么数我就填什么数。”
清明节前的一周里，是各地统计部门最忙碌的时间。按照要求，3月份的统计数据要在这段时间进行联网直报，即由企业通过网络直接向国家统计局报送。
但是，根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调查，在企业填报数据的过程中，当地统计局的“审核”成了最为重要的工作环节。
“某企业已上报完毕，请审核。”这是地方统计系统内部的常用句式。统计部门将数据提前下发之后，企业最终的填报，还需要统计部门予以“把关”。
多位企业统计人员及地方统计官员介绍，这么做就是要确保统计局规定的数据准确无误地由企业进行联网直报，每个数据都很重要。
根据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的要求，联网直报需要企业直接向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心报送，地方统计部门只能
在线审核、汇总数据，没有改动数据的权利。
然而，这样的审核已经变了味，当地统计部门指使企业从源头上造假，如此保证行政干涉数据的最终实现。
都是GDP考核惹的祸？
3月30日下午，东南某县统计局一名工作人员给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打来电话说，刚刚领导指示，要求统计数据翻倍增长。
据了解，当天省里相关统计官员去该县调研，指出当地的经济数据拖了市里的后腿，市里要求一定要争取省里靠前的排名。
该统计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己刚刚汇总本市限额以上的企业，统计发现增长的幅度为-25%，原因是有三家当地很大的企业今年停业了。
她无奈地说，“现在的数字都是微型企业在撑着，但越到后面就会越离谱，上报的数字是一个月几百万的业务，不是在大城市的话，这绝对不可能。”
经济数据增长排名的做法，在该省始于去年10月份。在她看来，正是这一事关地方“脸面”的问题，使得当地竞相追逐榜单上面的成绩。
同时，在今年新增的服务业企业一套表的联网直报中，由于当地事关“七项考评体系”（经济发展、资源节约和环保、固定资产投资等），地方上不得已造假。
这位地方统计局工作人员坦言，如今的统计工作独立性不强，极大地受到了行政干涉，最终演变为地方政府官员的一张“政绩单”。
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由于统计数据的失真，真实反映经济情况的可能性亦减弱，对决策部门研判整体经济形势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
今年在全国开始启动的 “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初衷是杜绝“注水”统计数据的产生，但根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调查，该制度实施以来效果并不如意。
3月23日，国家统计局在全国召开企业一套表视频工作会议，会上，国家统计局划下四条红线，以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即地方统计部门绝不允许碰 “不入库不出数”、“不得代报”、“不得代为修改”和“不得要求企业按给定的数据上报”这四条红线。
目前，包括北京、广东等地在迅速落实这项会议精神，上海也总结了全市“一套表”工作阶段性成果和存在的不足，研究相关改进完善措施等。
在3月28日举办的全国法制工作会议上，国家统计局党组纪检组长罗兰强调，要在今年重点检查纳入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范围的企业数据上报工作，严肃查处违法代填代报、干预企业独立上报等行为。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了解到，国家统计局要求各地在4月底完成对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的自查，以
推动这项制度的良好实施。
有地方统计官员认为，杜绝数据造假的根本在于改革干部的考核方式，淡化GDP在考核中的分量，建立一种科学的政绩观。
警惕数据腐败
2012年03月28日09:47东方网周锦尉我要评论(4)字号：T|T
最近，国家统计局网站新设立一个“曝光台?回音壁”栏目，曝光了已经查实的重庆永川区、山西河津市干预统计数据上报案例。这应该是国家统计局首次对外曝光个别地方和企业数据造假情况。
经济发展态势、走势、趋势，常常以翔实的数据表现出来。战略规划、政策要求的有些方面，也以数据来说话。数据是认识经济运行的一种基石，数据造假，就会动摇这块基石。第一个案例发生在重庆市永川区。去年11月，该区印发文件要求，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单位上网报送统计数据，必须提前将当期企业统计上报数据，报经镇街统计机构或工业园区或区城乡建设委员会、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商委、经信委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核评估后，方可上网报送。但根据《统计法》、《一套表联网直报制度》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2月14日给企业负责人和统计人员信中的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企业独立报送统计资料。统计执法检查室调查后认为，永川区政府要求企业上报数据首先经过政府部门审核的做法涉嫌违反统计法律法规，是不妥当的，必须予以制止。第二个案例发生在山西省河津市。经统计执法检查室查证，近日在一套表联网直报2011年年报数据前后，河津市统计局个别工作人员曾向某些企业发送数据资料，要求企业按此数据上网报送。也属于违法。
国家《统计法》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规定，如实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据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然而，知法违法的现象还是不时地发生。一个典型的是2003年处理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的腐败案例。被判死刑的王怀忠，数字造假玩得肆无忌惮，他明确地对相关下级说，大胆虚报他们所辖地区GDP数据，而且造假的“幅度”很大，以此才能被上级关注，形成所谓的“突出政绩”，达到不断在自己脸上贴金效果。果然此伎俩一时奏效，这样一个恶迹斑斑、品质恶劣的人，能以平均每两年加官晋级一次“晋级乘直升机”的速度，由阜阳地委的副书记、到书记、到副省长。短短六七年间，王怀忠就由一个中级干部晋升为高级领导干部，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王某的索贿受贿是在这个期间发生的，给国家造成上亿元的巨额经济损失也是在这个期间发生的，数据造假使之“一俊遮百丑”，成为了一顶“保护伞”！
落马的贪官是极端的案例，但那些数据造假的情况在各地时有滋生，有冒现。我想，主要是发展的指导思想出了偏差，出了毛病。“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据”是民间的一种说法。不少干部确实是依据增长的幅度大、甚至短期“翻番”，得到上级注意，得到上级重视，而被提拔。于是，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就不顾及了，用“大手笔”，搞大项目，说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其实是骨子里是自己拿“政绩”，倘若为此再行贿受贿、贪赃枉法、为非作歹，拿离开“被双规”、被法办就不远了。
数据造假有多种方式，比如，统计数据的起端是“采样”，一些数据的统计会设采样点。CPI、PM2.5等数据都需要设点采样。据报道，有的地方对PM2.5的采样点尽量设在“绿化环境较好的地方”，其实，这种数据统计，从“源头”就出现不真实，因为实际“绿化好的地点”只是少数。又如，有官员在讲座时说，为了CPI指标“好看一点”，有地方领导要求“取样点”报数据时“手下留情”，出现明目张胆虚报的情况。还比如，取样的依据有差异，出现地方与中央的数据“落差”，往往是地方报的更多些，中央则更为真实些，或者地方有真实一面，中央则较为保守些。2010年全国GDP是39.8万亿，地方各省市自治区的GDP之和是43.3万亿，超出3.5万亿，以后中央作了修正，定为40.2万亿；2011年的统计已经出来——全国GDP是47.2万亿，地方各省市自治区GDP之和是51.8万亿，超出4.6万亿。由此可见其中的指导思想的一定差异。
统计的生命在于真实。倘若一些存有私心的人，为了自己的“政绩”，将数据玩弄于鼓掌之间，还有什么科学精神之言呢？数据造假，就会走向数据腐败，对此，我们必须有“零容忍度”。
统计造假背后的政绩冲动 篇2
6月7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信息称,将调整部分省份国家统计局直属调查总队负责人职位,加大系统内干部交流力度,目前一些省份交流调任的干部已陆续到位。这是继6月1日,国家统计局联合监察部、司法部召开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会议后,国家统计局又一个大的动作,目的是想通过人事上的调整,为下一步的大检查铺路。
6月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将重点检查2008年以来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对查出的恶性弄虚作假案件,要集中通报、公开曝光”。
此消息一出,立刻引起社会对于GDP数据造假的新一轮大讨论。
“数据造假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6月7日,年初刚卸任的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林贤郁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感慨道,“一位地方的统计局长在电话里向我诉苦,统计工作压力很大,有些事情无法左右。”
从科员到司长再到副局长,林贤郁在国家统计局工作了20多年,熟悉统计工作的前台幕后,认为光打统计局的板子是不对的,“任免和提拔干部不能过多看重GDP,如果干部考核体制不改,统计数据造假现象很难有大的转变”。
统计造假由来已久
1994年9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上指出:一段时期以来,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的不正之风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中滋长起来。反映和汇报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这些统计数字水分很大。
在党的会议上提出统计数据造假情况甚是少见,江泽民的讲话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作为主管统计工作的国家统计局开始从制度设计上着手,进一步优化统计制度。
1998年6月1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对统计工作也提出要求:一是统计工作要把快放在第一位;二是统计数据要精,不要求全;三是要把统计数据搞准。
2003年,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向国务院建议:调整国家普查项目和周期安排。
“普查次数太多,太频繁,调查项目过多,效率太弱,造成经费的大量投入,数据准确性也很难把握。”林贤郁如此解释当时调整统计制度的重大背景。
由于2003年国务院才批转同意实施全国经济普查报告,因此,从2004年12月31日才开始进行首次全国经济普查。
在首次全国经济普查不久,2005年4月,湖北省出现两起统计造假事件。其中湖北省汉川市脉旺镇三台村经济普查弄虚作假,竟然捏造了9个多亿,虚夸了10多倍。此案一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我们是在第一次经济普查统计系统内部通报的,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林贤郁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社会上对于统计数据造假的关注与日俱增。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2009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公布了本地区上半年的GDP。各省、市、自治区GDP之和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多出1.4万亿。
今年两会上,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少阶在政协会上作了《应着力提高统计数据的公信力》的发言。他举例称,地方GDP之和高于全国的现象已屡见不鲜,至少2004年以来,几乎年年如此。
国家统计局官员则辩称,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既有重复统计的原因,也有使用的基础资料不完全相同导致的,但也不排除个别地方政府领导为了考核过关或政绩需要而高估GDP数据。
“第二次经济普查比第一次暴露出的问题更多。”林贤郁介绍说,第一次经济普查后,很多地方政府官员发现,五年一次的经济普查是重新考核领导干部的关键一步,因此都想把GDP的数据弄得高一些,“这也是这次要搞全国大检查的一个原因”。
GDP“政绩化”
2004年7月,国家统计局核算得出上半年GDP增长数据为9.3%,而按各省统计局上报的数据进行加权计算,中国的GDP增长已经达到13.5%,相差4.2个百分点,经济总量(GDP总额)中央和地方数据亦相差19.8个百分点。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第三季度。
GDP统计数据连续不一致,再次引起中央高层重视。当年10月,国务院召开会议,要求国家统计局提供可供决策参考的数据。
2004年10月29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在统计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大会上,怒斥地方数字造假的现象,“最为突出的就是在统计工作中还存在弄虚作假现象,少数干部甚至利用虚假的统计数据编造政绩得到升迁”。
为了规范地区GDP核算方法,提高地区GDP数据的准确性和权威性,2004年11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改进地区GDP核算工作意见的通知》中指出,近几年来,由于地区GDP核算中基础数据缺口较大、核算方法不完善、统计体制不健全,特别是某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国家和地方之间在统计数据上的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因此,国家统计局开始将地方计算本地GDP数据的权力上收。2004年9月,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GDP核算制度改革的思路之一,就是借鉴国外经验,实行GDP下算一级,并上收GDP发布权。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推行GDP“下算一级”的新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全国与各地GDP数据之间存在差距的问题。
但国家统计局一位官员并不认同:“单纯上收发布权和下算一级,不能改变数据虚假的现象,GDP统计和发布程序的改革,容易因利益妥协而流于形式,治标不治本。”
“假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提供给国家统计局的基础数据就是不真实的,国家统计局怎么去核实呢?”上述官员疑惑道。
“GDP的核算统计和国外早就接轨了。” 林贤郁说,“从技术层面讲,统计方法已基本上与国外相同,并且地方各个统计部门也已经同步,但依然存在数据不实问题,这说明改革已经不是技术层面所能解决得了。”
叶青总结出数据造假有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统计的制度方法在某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另外一个是统计制度之外的原因,提供数据的有关单位、企业,在提供数据时存在造假的情况,“这些数据我们不能直接去改”。
今年5月,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阐述GDP指标的局限性,列出其诸多“不能”:不能反映资源环境的变化;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
上述国家统计局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无奈地表示,“本来GDP是企业法人、群众创造的,市场主体是老百姓,而不是领导个人的贡献,但现在人为把它政绩化了。”
改变干部考核制度
作为《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读本(2009年5月1日实施)的主编之一,林贤郁认为《处分规定》有很多局限性,很难甄别出哪些数据被行政干预。
“在核算数据时,某些领导把统计官员叫到办公室,说‘你是不是核算错误了,我感觉不准确,你再回去算算,像这种情况,很难取证。地方统计局的人、财、物等都归属于地方管理,统计官员很难顶住压力。”
林贤郁疾呼,让GDP客观存在,不要过分看重它,不要把它看成万能的指标,“尽快把干部晋升和GDP增长相脱钩”。
“唯GDP论的背后,实际上是政绩观的问题。”中央党校教授、党建专家叶笃初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在部分地区,这些问题的确有些积重难返。”
同样,叶青也认为,GDP被广泛用于各种形式的政绩考核,少数地方政府尚未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致使地方统计数据往往存在系统性高估的倾向。
“在国家统计局核算各省上报的数据过程中,很多地方领导跑到北京,讨价还价、挑刺,不是说统计局漏报就是说某些方面应该增加一点。”上述国家统计局官员介绍说。
“实际上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叶笃初表示,在近几年干部考核中,唯GDP考核已经有所调整,比如说对干部考核增加了生态指标,“再唯GDP考核,是愚蠢的”。
2009年10月,中央组织部印发和实施《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指出,要完善考核内容,增强考核内容的科学性,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既注重考核发展速度,又注重考核发展方式、发展质量;既注重考核经济建设情况,又注重考核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统计造假 篇3
虚假的统计数据是中国经济的腹心之疾。
4月9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局务会议上称，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是对政府公信力最大的影响，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在统计上弄虚作假是统计系统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是国家统计局长今年以来第四次公开强调预防和严惩统计数据造假行为。今年2月14日，马建堂发表公开信，要求企业对任何暗示、授意甚至强令企业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行为，应坚决予以抵制，并积极进行举报。
呼吁与号召无法根绝虚假的统计数据。目前的主流看法是，GDP等数据造假源出政绩考核，因此只要把GDP与政绩脱钩，万事大吉。民进湖北省委副主委、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关键问题在于政绩考核体制没有改变，“数字出官，官出数据”的循环依然存在，地方官员干预统计数据的现象屡禁不止。这需要改变政绩与GDP挂钩的制度，让地方行政官员摆脱GDP数据的束缚，而代之以幸福指数或者和谐指数，某些地方官员干预数据的现象才有可能逐步减少。
此语未深入核心，假设政绩与幸福指数、与环保指数挂钩，我们怎么能够保证地方政府不会在幸福指数等统计上弄虚作假？如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失去了一切统计数据的依据，所谓的考核也就成为盲人摸象。
叶青认为，目前地方政府干预统计数据的另一重原因是，由于去年国家统计局没有实行“一套表”互联网直报，一些地方政府及部门担心数字出现大变故，担心影响政绩。这话非常直白，联网直报之前之后的数据相差过大，此前的数据真实性会受到质疑，由此推论开去，建立在这一套统计数据上的经济决策也就不那么靠谱，进一步说，建立在这套统计数据之上的所市场决策科学性也就
存疑。如果决策者在半真半假的数据中制订政策，政策的科学性也就被打了折扣。
关键是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为防止统计弄虚作假必须从源头杜绝，国家统计局在技术手段上进行了改进，即全国70万家“三上”企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通过互联网直接向国家数据中心或国家认定的省级数据中心所送统计数据，如此不必层层汇总，可以避免数据受到干扰。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媒体曝光的一连串造假现象显示，运用技术手段无法改变造假激励机制，媒体所披露的案例包括：2月21日，重庆永川区政府被曝印发文件要求企业直报数据须经相关部门审批方可上网报送；3月20日，山西河津市统计局被曝个别工作人员向企业发送数据资料，要求企业按此数据报送；4月6日，甘肃玉门市政府被曝发文要求企业联网直报报表须送审后再上报；4月6日，福建建瓯市被曝发文要求企业送审报表数据通过后，才能网上直报。技术手段改进无法杜绝造假。打个比方，运用联网直报杜绝统计数据造假，如同在防火墙上涂了一层金漆，中看不中用。
毫无疑问，我国必须从模糊管理走向数目字管理，较为精确的数目字管理是建立现代社会的基础条件。统计数据必须随着时代变迁进行变革，以符合时代的需求。我国的统计数据不仅需要随着时代进行变革，更要因地制宜，建立成本低廉而有效的数据监管体系。
以美国的GDP改进而论，据2002年《统计研究》第7期《GDP——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这一论文，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进入严重的通货膨胀期，此时，制定贬值和收益率的概念成了严重的问题，美国商务部成功地开发了像资本消费、津贴调整等解决办法，有效地规范了整个系统，而且非常有效。几年后，他们引入对电脑进行享乐消费价调整办法。而更近些时候，他们在GDP帐户中引进了链型调价方法。在有更好的GDP数据反映整体经济温度之前，我们要做的不是抛弃GDP，而是校正体温计，让体温计更加准确。
在中国保障统计数据的准确性需要因地制宜，一要改变目前的统计人员听命于地方政府的办法，实行垂直管理。间地方统计局与当地政府脱钩，经费、人员编制、领导任命都国家或省一级垂直管理；如此，可以做到统计数据在公布之前的保密性。
而在统计方法上，在计算地方GDP的过程中，不仅测算流量，更要测算存量财富，测算绿色GDP，以企业计算资产收益率的办法来考核地方政府，为获取一定量的GDP所付出的资金、环境以及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成本。如此，不仅能够了解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更能了解经济发展背后的代价，所支付的成本。考核也就公平得多。
务实的思维与创新的办法，才能解决中国所面对的诚信缺失等根本性问题。如果发生问题，发生数据造假，就抛弃目前的统计，甚至全盘抛弃目前的统计体制，无异于因噎废食。
造假案例 篇4
万福生科全称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268），成立于2003年，2009年完成股份制改造，2011年9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012年8月，湖南证监局在对万福生科的例行检查中偶然发现两套账本，万福生科财务造假问题便由此浮现。截止到2013年5月，证监会对该造假案件的行政调查已终结。调查结果显示，一方面，万福生科涉嫌欺诈发行股票和违法信息披露。万福生科上市前2008 ~ 2010年分别累计虚增销售收入约46 000万元，虚增营业利润约11 298万元；上市后披露的2011年年报和2012年半年报累计虚增销售收入44 500万元，虚增营业利润10 070万元，同时隐瞒重大停产事项。另一方面，相关中介机构未能勤勉尽责。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审计机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机构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在相关业务过程中未能保持应有的谨慎性和独立性，出具的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证监会责令万福生科改正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因其相关行为涉嫌犯罪，证监会已将万福生科及董事长龚永福和财务总监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三家中介机构处以“没一罚二”的行政处罚，暂停平安证券保荐机构资格3个月，撤销平安证券和中磊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服务业务许可，不接受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12个月内出具的证券发行专项文件；同时对相关责任人采取警告、罚款和终身市场禁入措施。鉴于该财务造假行为给万福生科带来的负面影响无法确定等原因，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对其2012年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段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二、“万福生科”财务造假手法及其表现
（一）高估收入，虚增利润
万福生科2008 ~ 2012年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22 824万元、32 765万元、43 359万元、55 324万元和29 61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分别为43.55%（2009）、32.33%（2010）、27.60%（2011）和-46.47%（2012）。而同属于农产品加工行业的、首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其2009 ~ 2012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分别为2.27%、1.99%、13.86%和3.23%。二者同在湖南省常德市，且主营业务同为稻米精深加工，但是相差悬殊，让人难以置信。
金健米业在2011年年报中披露，行业由于受到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就粮油食品产业而言，一方面国家对粮食的托市收购和通胀引起原料价格上涨和生产成本急剧上升，另一方面产品销价却受到国家对粮油价格调控的影响，产品成本上升和产品销价受压的两头受挤状况使粮油食品产业在产销量增长的情况下，经营毛利却明显下降”。但是万福生科同期的销售毛利率却达到金健米业的两倍，盈利指标畸高。后经证监会调查，其在2008 ~ 2012年半年报中，累计虚增销售收入90 500万元，虚增营业利润21 368万元。
（二）虚增资产，平衡报表
1.虚增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根据万福生科2012年半年报更正公告，其应收账款从1 288万元更正为412万元，减少876万元；预付账款从14 570万元，更正为10 101万元，减少4 469万元。半年报显示，万福生科应收账款前五位分别为常德市湘原贸易有限公司、湖南双佳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乐哈哈食品厂、佛山南海娥兴粮油经营部、衡阳市炎健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更正后，这五大客户从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名单中消失。由此可以基本判断，其应收账款金额前五名单位完全是虚假记载，其应收账款存在严重的伪造销售合同、虚拟销售业务等造假行为。
万福生科的预付账款2008 ~ 2010年变动不大，但是2011年猛增到11 938万元，比上期期末增长了449.44%；2012年半年报预付账款达到14 57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12.13%，变动异常。该半年报显示的预付账款前五名中有三位自然人，更正后三位自然人消失，且名单上第二名为自然人童大全，预付金额1 003万元，未结算原因为预付工程设备款，工程尚在建设中。而根据其2011年年报显示，公司与粮食经纪人童大全签订稻谷采购意向性合同，意向采购稻谷4 000吨。经过万福生科策划，童大全从公司的粮食经纪人变成工程承包商和设备供应商。
2.虚增在建工程。万福生科2012年半年报显示，万福生科在在建工程没有项目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况下，其在建工程从8 675万元增加至17 998万元，增加了8 323万元。但是现金流量表中“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只有5 883万元，据此可以推测预付工程款或者应付工程款增加。报表中显示的预付账款增加了2 632万元，但应付账款却只增加了379万元。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不仅包含投资活动的款项，还应包含经营活动的业务往来款项，两者的增加额与在建工程的增加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其中疑点颇多。万福生科2011年年报和2012年半年报中对于在建工程的披露也存在着重大矛盾之处，在建工程项目在投入了大量资金后，工程进度反而降低了。如淀粉糖改扩工程和厂区绿化工程，在分别投入了2 601万元和74万元之后，工程进度却分别从90%、100%降低到30%和85%。
（三）隐瞒重大停产事项
公司在2012年半年报中存在重大遗漏，隐瞒了上半年公司循环经济型稻米精深加工生产线项目因技改出现长时间停产，对其业务造成重大影响的事实。万福生科在《关于重要信息披露的补充和2012年中报更正的公告》中称，公司募投项目——循环经济型稻米精深加工生产线项目上半年因技改停产，其中普米生产线累计停产123天，精米生产线累计停产81天，淀粉糖生产线累计停产68天。公司循环经济型稻米精深加工生产线项目由于常德地区降雨导致技改工期延长，项目停产时间延长，公司今年上半年销售收入大幅度减少。
（四）高管更迭频繁是财务造假的一个重要信号
万福生科上市仅一年半，经历了数次高管更迭：2011年副总经理张行、叶华辞职，监事杨满华、杨晓华辞职；2012年上半年在公司任职7年之久的副总经理黄平和董事会秘书肖明清辞职；2013年上半年财务总监覃学军辞职。
三、“万福生科”财务造假的深层次原因
根据财务舞弊四因子理论，舞弊的诱因分为四种：贪婪，需求，机会和暴露。
（一）贪婪——利益驱动，名誉追逐
一方面经济利益的驱动是产生财务造假最根本的内部动因。企业通过财务造假，虚增利润，达到上市要求，募集大量资金。如创业板上市条件中要求，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或者最近一年盈利，且对于净利润等相关指标都有最低额度规定。万福生科通过财务造假上市成功，公开募得资金总额42 500万元。如此巨大收益使得企业铤而走险，不惜财务造假以达到政策要求上市。另一方面，上市成功能极大增强企业声誉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又一重大诱因。通过上市，企业和产品的知名度增加，更容易获得客户的尊重和信任，而企业家个人也获得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的认可。不少企业上市成功之后，董事长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政府和银行的“座上宾”、媒体的焦点人物。
（二）需求——降低偿债压力，迎合监管要求
一方面，偿债压力是迫使其财务造假的一个动因。万福生科2008 ~ 2010年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77.53%、58.29%、57.52%，总体负债水平较高，而且这些负债90%以上为短期负债，其速动比率达到0.25、0.31、0.41，短期偿债压力较大，万福生科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在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大背景下，上市无疑是最优选择。上市后好看的业绩也会使得股价上升，达到配股或增发新股条件，募得更多资金的同时提高信用等级，降低银行贷款融资成本。另一方面，证监会对于上市公司的监管要求也是诱发财务造假的一个原因。例如，证监会规定：“凡报告的利润实现数低于预测数20%以上的，除了要公开做出解释和道歉外，将停止发行公司两年内的配股资格。”上市公司为了不与盈利预测产生太大偏差，往往会进行财务造假，以避免处罚，万福生科存在同样的压力。
（三）机会——内部控制松弛，外部控制失效
1.内部控制松弛。一般认为，高度集中型股权结构可能带来的后果就是大股东通过与代理人合谋或直接命令代理人来侵占小股东的利益，从而使得内部控制制度的设立形同虚设。在股权集中度过高、缺少一定的股权制衡的情况下，会出现大股东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使内部控制制度流于形式，从而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万福生科董事长兼总经理龚永福和董事杨荣华（二人为夫妻关系）分别持有公司29.99%的股份，合计为59.98%，而其他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均不超过5%。在这种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下，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龚永福、杨荣华夫妇。而对于2012年半年报的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万福生科也解释为内部控制管理放松，没有很好地执行内部控制制度，没有进一步加强法律意识和提高法制观念。
2.外部控制失效。企业在IPO过程中需要经过审计机构、保荐机构和证监会三重关卡审核，才能最终上市。但是在万福生科的上市之路中，审计机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在执业过程中玩忽职守、利益至上，不仅未能履行监督职能，甚至成为财务造假的推手。而证监会也未能及时发现，最终导致财务造假丑闻的发生。
（四）暴露——发现可能性小，预期处罚过轻
1.审计独立性缺失。会计师事务所是上市公司审计的主体，但是目前的审计状况是供求关系失衡、雇佣关系扭曲。审计服务市场整体供大于求，于是事务所不惜降低价格来招揽生意。而上市公司自己出钱审计自己，更是审计独立性不能保证的重要原因。上市公司拥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可能会促使审计业务以较低的金额成交。会计师事务所出于成本控制考虑会减少审计程序，降低审计质量。在本案例中，对在建工程实施的有效审计程序是现场监盘，必要时需借助于专家的工作。但是出于审计成本的考虑，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可能不会聘用专家，而注册会计师可能由于缺乏工程管理专业知识，无法取得有效的审计证据进而发表合理的审计意见。另外，目前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多为有限责任制，最低注册资本为30万元。在审计失败预期成本较低的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有可能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与被审计单位合谋，共同参与舞弊。同时，由于保荐机构与上市公司在利益取向上一致，一些保荐机构为了获取巨大的承销收入和保荐收入，只荐不保，甚至为企业造假上市“保驾护航”。2.经济预期不公正。由于我国现行法律的不完备性产生的低违规成本，会诱导上市公司形成经济不公正的预期，进而以财务造假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一方面，行政处罚较轻。《证券法》第189条规定：发行人不符合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准，尚未发行证券的，处以3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已经发行证券的，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而此次万福生科欺诈上市仅被证监会处以30万元罚款，并未终止上市，处罚力度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民事赔偿的执行较弱。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相关立法相对滞后，有关涉及证券市场民事赔偿纠纷的案件，实体法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没有具体详尽的规定，一旦涉及诉讼，对法院有关当事人而言，将无所适从。通过民事诉讼解决投资者赔偿问题一直是取证难、认证难、耗时长、索赔少。银广夏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诉讼案件，最后仅几百人得到了补偿，反映出我国证券市场的司法维权之艰难。而万福生科案件中虽然平安证券推出了建立3亿元先行赔偿基金方案，但由于其短短60天的理赔期限也饱受质疑。
四、治理财务造假的建议
1.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建立内部制衡机制。一是提高公司管理层对于内部控制的认知度，营造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管理层对其认知度的影响。只有管理层高度重视，内部控制环境良好，内部控制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并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及舞弊行为。二是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几乎所有的财务造假事件背后都与内部控制的薄弱相联系。公司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制定内部控制制度，从而保证公司财产物资的安全和会计信息的质量。三是建立和完善符合现代公司管理要求的内部组织结构，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要加强独立董事制度建设，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建立起公司内部有效的制衡、约束和监督检查机制，防止因股权过于集中导致的控制权滥用和利益侵占下的财务造假问题。
2.加强中介机构监督管理，推行审计机构轮换制度。一是完善中介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风险管理。要求中介机构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并夯实内部控制制度各项要求，将内部控制责任落实到岗、细化到人、贯穿于每一个申报项目之中。二是完善内部问责机制。中介机构主要负责人要承担起管理责任，对项目遴选、项目论证、原始材料提供、项目执行等各个环节，项目各环节签字人员均要承担相应责任，切实加强内部监督检查，强化风险管控。三是推行审计机构轮换制度。审计独立性是审计师的灵魂，缺乏独立性的审计质量是得不到保证的。建议实行上市公司审计机构轮换制度，以增强审计机构的独立性。
3.提高违规成本，探索新的民事赔偿机制，形成经济预期公正。一是尽快完善相关法律细则，推动资本市场监督惩罚机制的建立与发展，加大处罚和执行力度，提高公司财务造假成本，增加中介机构违规风险，使其与预期获利相平衡。这样才能形成经济预期公正，减少财务造假行为的发生。二是深化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重点加大对欺诈发行、财务造假和虚假披露等违规失职行为的惩处力度。三是加快构建社会诚信档案，动态记录企业造假行为，强化社会监督，实行信息公开，加大稽查和处罚力度，增加财务造假风险。只有高额的违规成本和较大的暴露风险，一些抱着侥幸心理的公司才会思量再三，止步造假。四是积极探索新的民事赔偿机制。万福生科案件中，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推出了对适格投资者的先行补偿方案，万福生科实际控制人龚永福也将3 000万股万福生科股票质押给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履行赔偿责任的保证。积极探索利用市场化机制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方案，如上述市场违法主体先行补偿投资者损失值得鼓励。
官员造假的目的 篇5
官员造假的目的 若说官场腐败，恐怕道是病入膏肓也不为过。新晋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反腐败斗争中，既要打老虎，又要打苍蝇。表示了反腐斗争的坚定和坚决，总算让国人看到了前途与希望。
屈指可数的日子里，被拍“死”的苍蝇可谓不计其数。此前不久，安阳市委书记张笑东，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相继落马，不好说是算苍蝇还是算老虎。半个月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刚刚被情妇“虎”口拔牙，现半死不活，倪旋即又成为一只中弹的老虎。时下反腐动作之迅猛，让苍蝇与老虎惶惶不可终日。
由于报道过于简短，笔者无从得知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的相关事实，但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笔者却从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陈桂棣与春桃夫妻二人合著的代表作品《中国农民调查》中，读到了时任芜湖市委副书记倪发科，如何瞒天过海，造假欺骗来皖考察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情况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一九九八年五月下旬，刚刚出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王春正、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尹成杰的陪同下，来到了安徽。省里知道安徽的南陵县是朱镕基的祖籍地，所以，这次的考察就被安排在了皖南的南陵县。南陵是江城芜湖市辖下的一个产粮大县。俗话说，“芜湖米市南陵粮仓”，芜湖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芜湖米市”的盛誉就是靠“南陵粮仓”支撑的。事实上，南陵不仅产粮，还盛产油、棉、茶、桑，自古便是富甲一方的“鱼米之乡”。南陵作为产粮大县绝非徒有虚名，但是，当得知朱总理将前往南陵检查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情况时，南陵县和芜湖市的领导还是慌了手脚。因为，南陵的粮仓里确实又是无粮的。国有粮仓无粮，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国家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让地方实在难以执行。中央定价，放开收购，出现亏损，却是由地方财政补贴。这几年粮食越来越不值钱，产粮大县干部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有钱往粮食上补贴呢?没有补贴，负责收购粮食的粮站，就只有变着花样压级压价，扣斤扣两，限收，或干脆拒收。所以，许多粮站宁愿让粮仓就这样空着。现在朱总理要来，无论南陵县，还是芜湖市，都不希望让他看到这里并没有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明知这种政策不大切合实际，却只想让总理看到他的祖籍之地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于是只有造假。因为倪发科之前在南陵当过县委书记，又时任芜湖市委副书记，这个造假任务就当之无愧的落在了他的身上。当时，南陵县峨岭粮站，已经是一家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除去其中的六号仓尚储有部分粮食外，其余号仓基本无粮。峨岭造假是从五月十八日这一天就开始的，可以说，兴兵动师，声势浩大，突击调运的一千零三十一吨粮食，分别来自三里、烟墩、工山、陈桥等地。连驾驶员在内，前后二百余人参预了粮食的运输和进仓工作。五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这四天，峨岭粮站的职工们几乎没睡上一个囫囵觉。粮站站长刘鸿第一个晚上忙到凌晨两点，第二个晚上千到凌晨四点，接下去就又连干了两个通宵。在那令峨岭人难忘的四天四夜里，小镇上所有的饭店和茶馆，都挤满了轮番前来吃饭或喝茶的搬运工人；粮站内外汽车络绎不绝，闹得附近的居民彻夜不宁。朱总理到达的前一天，倪发科还领着省、市、县一大帮人赶去验收。倪显然是这场造假的最高策划者与实际参加者。或许是话题过于敏感，作者在文中的写法较为含糊，但还是点了倪发科的大名。就这样，朱总理浑然不觉地走进了一个诱人的骗局。这起把共和国总理骗得团团转的事件，表面上看是地方政府造假，可事在人为，归根究底还是官员造假。官员造假的目的，其最直接的动力是为自己获取更多的利益，谋取更高的权力。很显然，凡官员造假都是贪官。此后，倪青云直上，最终坐上了副省长的宝座。林肯有句名言 “你可以在某一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你甚至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却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倪发科的下场，具有警示意义。文／郑智银
哈托造假丑闻背后 篇6
近日英国钢琴家造假丑闻，的确让音乐界倍感不可思议。一件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被告知确有其事。
乔伊斯·哈托（Joyce Hatto）1928年出生，父亲是一位爱好音乐的伦敦古玩商。据她自己声称，青少年时期，伦敦遭猛烈空袭，纵使在这危难时刻，她也不间断练琴。当炸弹掉下来时，她就钻到钢琴下藏起来。她后来认识了沃恩·威廉斯、本杰明·布里顿、卡尔·奥尔夫，她向阿尔弗雷德·科尔托学弹奏肖邦，接受过克拉拉·哈斯基尔的指导。她弹奏阿诺德·巴克斯爵士的《交响变奏曲》，是作曲家本人最喜爱的演绎者……
1972哈托被诊断患了癌症。自1989年开始，乔伊斯·哈托转回头来录制古典音乐ＣＤ，由她丈夫办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经营。首先录制李斯特的作品，然后是巴赫、莫扎特所有的奏鸣曲，接着是全套贝多芬奏鸣曲，而后又是舒伯特、舒曼、肖邦和李斯特。她也演奏了梅西安，她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普罗柯菲耶夫的全部９首奏鸣曲。她总共录制了120多张ＣＤ，包括许多难度较大的钢琴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她在音乐上表现出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个性变化。她可以以一种风格演奏舒伯特，而弹普罗柯菲耶夫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在一台不同的钢琴上弹奏，使人感觉到她好像具有一种了不起的说变就变的艺术才能。乔伊斯·哈托在古典音乐编年史中成为前所未闻的重要人物：一个二流的钢琴家，在她生命的晚年，在身患癌症期间，竟然能迸发出惊人的音乐活力。英国《卫报》称她为“英国少有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在逝世的前一年，哈托还向波士顿《环球报》谈了她自己对音乐演绎的看法，“我们的工作就是将音乐中精神内涵向人们交流。什么都不属于我们，你能做的就是将这种精神内涵传递下去。”
如今，她所追求的所谓的“传递下去”已真象大白。经调查，自1989年以来，乔伊斯·哈托的作品全都是偷盗别的钢琴家的弹奏录音。专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张CD是由哈托自己演奏的。这样的丑闻，在古典音乐界还从未发生过。人们可能会问，如此漏洞百出的“剽窃”，缘何可以瞒天过海？
意味深长的是，哈托“剽窃”的对象，并不是那些家喻戶晓的大艺术家。她的肖邦的《马祖卡》是尤金·英吉克弹的；难度很大的《戈多夫斯基-肖邦练习曲》是意大利钢琴家卡洛·格兰特和马克-安德烈·哈梅林弹奏的，她的梅西安是保罗·S·金弹奏的，她的肖邦练习曲“辉煌”的演绎是尤基·马祖扎瓦弹奏的，她的巴赫《戈尔德堡变奏曲》至少部份是剽窃了Chen Pi Hsiem的演绎，拉威尔的全部钢琴作品则是罗杰·穆拉罗，她的拉赫玛尼诺夫的《前奏曲》是已故的约翰·布朗宁弹奏的。报导越多，她剽窃的曲目单子越长。
她的协奏曲的录音更是撒谎不脸红。她与所谓“国家爱乐交响乐团”的合作，雷内·克勒担任指挥。但无人能够找到“雷内·克勒”这个名字的有关情况；哈托弹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已经被揭穿不是哈托的录音，她的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弗拉季米尔·阿什肯纳奇弹奏的，由伯纳德·海廷克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演出。
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如果哈托仅仅是一个剽窃者，比如从别的钢琴家出版的CD中进行偷盗，在电子制作上作了稍许改动，以自己的名字销售，评论学者最终还是可以分辨真伪。但是，由于哈托她偷窃的大都为不太知名的青年艺术家的演奏，这些钢琴家是真正有才能的钢琴家，弹得的确不错。这才让她的剽窃行为最终能够得逞。
这件事对我们最大的教训是，如今优秀的青年钢琴家辈出，远比我们平时见到的和已经做出好评的要多得多。剽窃在艺术中司空见惯，在文学史中到处可见，但是像哈托这样的在古典音乐中，以如此规模的剽窃，还极为罕见。
乔伊斯·哈托的剽窃事件严峻地向评论界提出一个问题，评论家不仅需要有自己观点，还应该了解音乐演奏的背景情况、了解演奏者的演绎个性。音乐演绎不仅是音响，一个快走尽人生全程的77岁的老年人的弹奏，绝不会像一个才起步的24岁的钢琴比赛优胜者一样去演奏作品。这无疑是对器乐的评论提出一个复杂的问题和挑战。
注：本文作者尼斯·杜顿为新西兰堪得伯雷大学美学教授。
学术造假的原因 篇7
为何古人托名而今人抄袭?其实，此间的关键是古今学术体系变迁所导致的学者利益诉求的变化。从学者与学术资源(含生活资源)关系的角度看，在古代，无论中外，学者多为贵族或富人，他们掌握学术资源，无须以学术谋生。他们搞学术，多出于志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不以实用为目的”，“既不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人世快乐为目的”的悠闲学术，亦如朱子所言“半日读书，半日静坐”。虽然古代也有平民学者，但很少。所以，古代学术可以称为贵族学术。而在现代，学者不掌握学术资源，须以学术谋生，此即学术造假的历史背景。
近代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合作，导致现代学术体系迥异于古代。
第一，现代知识生产速度越来越快，现代学术迅速走向职业化、专业化，并且，此二特征越来越明显。同时，以创新为目标的职业化、专业化的现代学术与古代大不相同，古代那种悠闲、自由、风雅的学术在现代社会很难再生产有效知识。学术从“贵族”转向“平民”，同时转变为资本与权力的工具，此如爱德华·希尔斯所言：“谁掏钱，谁做主。”
第二，由于现代学者不掌握学术资源，而资源掌控者不允许学者们吃“大锅饭”，便引入了竞争机制，于是，学者必须接受考核，并根据一定的学术成果才能获得相应资源。
在当代，SCI、SSCI、A&HCI等引文数据库为学术资源掌控者考核学者提供了很好的手段，学者须在一定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才能获得一定的资源。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国内有些学者反对量化考核。为什么要进行量化考核?这是因为按质考核很难判定，也不具较强的可操作性。量化考核虽有局限，只能考察一个刊物所发表论文的平均水平，而无法衡量某篇论文的质量，但总比“大锅饭”好。所以，量化考核应该改进，但不容全面否定。
第三，在学术考核机制下，多数学者总是希望发表更多满足要求的成果，以获得更多资源，这是学术造假的直接原因。
综上所述，现代学术体系下学术造假的动因是逐利，机制则是学者试图更大限度地满足现代学术的量化考核要求，以期获得更多资源。
防范学术造假的措施
如何才能有效防范学术造假?笔者认为可以建立防范学术违规的操作系统，这个系统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建立科学的学术规范标准。此即有法可依。在这方面，国外已有很多成熟的规范，可以借鉴，况且这与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世界化方向是一致的。在建立学术规范标准时，要尽可能消除模糊地带。
第二，建立违规程度分级制度。对学术违规行为的程度进行分级，每一级对应于特定处罚。每一级处罚必须明确。如果违规严重到一定程度，甚至可移交给司法机关处置。
第三，建立学术规范审查专家库。由于学术规范审查的专业性高，所以，可由学术规范监管部门(如教育部)组建学术规范专家库，厘定资质标准，遴选专家。专家可以按专业分类，组成专业专家库。这样，可以增加学术规范审查的严格性、程序性。
第四，建立专家审查团独立制度。学术规范审查权完全交给学术规范专家审查团，以促进学术规范被严格执行。每次面临学术规范审查，均在专家库中临时随机抽样组建专家审查团。专家审查团决定学者是否违规及其违规等级。这是严格执行学术规范，遏制学术违规行为的关键环节。
第五，建立专家审查过程的信息公开制度。学术违规审查必须全程公开，不允许审查团密议，允许旁听，因为学术造假被揭露，所有信息都已公开，不存在泄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