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改造的模式

城中村改造的模式（共8篇）

城中村改造的模式 篇1

所谓“城中村”，从狭义上讲，是指农村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从广义上讲，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进程中，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区。“城中村”作为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产物，从地域角度看，主要处于城乡结合部，属于城市范畴，是城市地域扩张的一种自然延伸；从社会性质看，仍保留了传统农业的因素；从产业业态看，主要以从事工商业为主；从与城市的关系看，是位于城市市区却带有农村性质的一种特殊社区。新世纪以来，杭州开始进入城市化加速期，但郊区化现象也随之悄然出现，形成了集聚城市化和郊区化二元并存的局面。杭州“城中村”的出现，就是这种城乡二元并存局面的典型产物。“城中村”的“村民”从居住区域、职业范畴角度看，都已完全城市化，但在土地规划、经济建设、社会管理、生活方式等方面尚存在诸多深层次的城乡差异，形成了具有城市与农村双重特征的“混合社区”，成为城市社区与传统农村社区之间的“灰色地带”。近年来，杭州市委、市政府在有关部门和相关城区的紧密配合下，在全市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抓住重点，因地制宜，完善措施，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成效明显，形成了符合杭州实际的“城中村”改造体系，为其它城市解决“城中村”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杭州“城中村”问题的厘定与剖析

杭州“城中村”的定义及分类。杭州“城中村”是指在杭州市规划建设范围内，仍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农村经营体制的农村社区。杭州6个老城区23个乡镇、280个行政村，绝大多数撤村建居村都未经整体改造，名义上具有城市的性质，实质上仍是乡村，也就是所谓的“城中村”，其余未撤村建居的村，也有相当一部分带有“城中村”性质。由于形成时间和构成因素的差异，杭州“城中村”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处于繁荣市区、已完全丧失农用地的村落，称之为“全融入型”，如西湖区的武林村、九莲村；二是处于市区周边、尚保留少量农用地和独立农居点的村落，称之为“半融入型”，如古荡的古荡湾村、三叉村、景芳村；三是处于远郊、仍保留大量农用地和集体土地的村落，称之为“未融入型”，如彭埠、笕桥和风景名胜区等镇的部分村。

杭州“城中村”问题的凸显。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中村”与杭州城市的矛盾日益凸显，“城中村”问题日趋严重，如总体规划严重滞后、人口构成复杂多变、社会治安隐患突出、物业经济层次偏低及农民生活品质难以提高等，“城中村”与杭州“天堂城市”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成为推进城市化的“拦路虎”、脏乱差的“代名词”、大都市脸上的“烂疮疤”、违法犯罪活动的“滋生地”，以及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被历史遗忘了的古老陈迹”。研究表明，杭州“城中村”主要面临四大突出问题：一是量大面广。2001年撤市设区后，杭州市区面积扩大到3068平方公里；经三批试点已撤村建居村庄174个，2007~2011年计划改造村庄54个，再包括萧山、余杭区部分“区中村”在内，杭州“城中村”共计近300个。二是规划滞后。杭州“城中村”村民经济条件普遍优越，建房已从一代楼房升级为四代别墅，居住用地与商业用地相互交织，建筑布局凌乱，缺乏统一规划，“握手楼”、“接吻楼”、“一线天”随处可见。三是环境恶劣。大多数“城中村”基础设施落后，缺少必要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商业服务设施，同时，外来人员集聚，社会秩序混乱，违法犯罪现象滋生，人居环境恶劣。四是历史痼疾。杭州“城中村”形成历时20多年，期间政府的征地拆迁补偿和人员安置政策经历较大变化，在政策兑现中也存在不及时和不到位情况，给村民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

杭州“城中村”问题的剖析。与国内众多发达城市一样，杭州“城中村”问题是伴随城市化快速推进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变更，以及由此引发的产权重新界定和社会关系网络重组，主要根源在于城市高速扩张与严重滞后的村落变迁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进而引发了城市化社会理性与农民个体非理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时与外来人口大量集聚、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城市规模快速扩展，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跟不上、农村变城市和农民变居民工作跟不上等方面密切相关。“城中村”问题的出现，阻碍了城市化的推进，影响了城市总体功能的发挥，制约了城市品位和城市美学的提升，对城市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城中村”问题解决不了，推进城市化、建设新农村、打造“平安杭州”、构建和谐社会都无从谈起，杭州今日的“城中村”就有可能成为明天的“贫民窟”。

杭州“城中村”改造的实践与探索

“城中村”改造是一项浩大、复杂、覆盖面广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近年来，杭州市委、市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始终坚持“改体制、翻牌子、分房子、建机制、盖房子”五位一体，科学破解“筹资难、征迁难、安置难、配套难、审批难、管理难、兑现难”等七大难题，以最大的决心、最硬的举措、最优的政策、最快的通道、最佳的效益，全力以赴推进“城中村”改造，实现“变农村为城市、变农民为市民”两个历史性转变，走出了一条具有杭州特色的科学改造“城中村”之路。

杭州“城中村”改造的模式。杭州“城中村”改造，坚持与众多民生项目点、线、面相结合，大拆迁、大建设、大安置、大整治，以大项目带改造、带整治、带开发、带建设。一是以“面”带动“城中村”改造模式。钱江新城建设、东站枢纽项目、西溪湿地综合保护，从“面”上整片推动了“城中村”改造。如钱江新城建设带动了定海等10个村的“城中村”改造。二是以“线”带动“城中村”改造模式。“以路带更新”、“以河道带更新”、沿线带动“城中村”改造，是杭州城市有机更新的一大特色。如东部地区“十一五”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带动了江干、下城、下沙三区共49个村的“城中村”改造。三是以“点”带动“城中村”改造模式。如紫金港整治和文二路延伸段工程带动了西湖文新街道登云圩的整村拆建；浙江大学基础部项目带动了西湖三墩浦家桥村整村拆建。四是西湖西进“景中村”整治模式。如实施湖西农居整治和梅家坞茶文化村建设等工程，成功实现了对西湖景区梅家坞、茅家埠、龙井、金沙港、双峰村、灵隐六个村的“景中村”整治。

杭州“城中村”改造的步伐。杭州“城中村”形成已有20余年，改造采取渐进方式。一是“城中村”改造试点工作(1998—2006)。杭州自1998年起实施撤村建居改革试点，2001年起推行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2003年起先后在下城、江干、拱墅、西湖等4区开展30个点、40个村“城中村”改造试点。2001年以来，杭州市委、市政府陆续出台了相关“城中村”改造和农转居公寓建设的规范性文件，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为“城中村”改造的正式启动打下了坚实基础。二是“城中村”改造五年计划(2007—2011)。2007年3月，市政府下发了《杭州市区“城中村”改造五年计划和2007年农转居公寓建设开竣工目标任务的通知》，确定在5年内实施并基本完成54个“城中村”的改造工作，并同步推进其它撤村建居村的公寓建设，计划建成农转居公寓400万平方米以上。杭州“城中村”改造将以“五年计划”为新的起点，总结经验，乘势而上，实现“城中村”改造的新一轮发展。

杭州“城中村”改造的难题破解。杭州“城中村”改造主要面临七大难题：一是“筹资难”。市委、市政府按照科学规划要求，坚持“一调两宽两严”和集约节约用地的原则，进一步优化“城中村”改造规划，在改善环境上下功夫、多投入，科学破解了“筹资难”问题。二是“征迁难”。科学制定政策，维护“城中村”居民的合法权益，实现国家、集体、个人“三赢”，同时严格依法依规办事，统一补偿标准和征迁程序，科学破解了“征迁难”问题。三是“安置难”。坚持就近安置和农转居公寓建设先行，科学规划和设计农转居公寓，积极探索货币安置等安置方式，科学破解了“安置难”问题。四是“配套难”。坚持分清职责、明确责任、抓好落实，确保撤村建居和“城中村”基础设施及时配套到位，科学破解了“配套难”。五是“审批难”。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手续照办”，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科学破解了“审批难”问题。六是“管理难”。按照建设新型城市社区的要求，坚持属地管理，理顺管理体制，健全社区组织，规范物业管理，强化“洁化、绿化、亮化、序化”管理长效机制，遏制违法建筑，科学破解了“管理难”问题。七是“兑现难”。及时修订完善政策，大力宣传并用足用好政策，不折不扣落实政策，科学破解了政策“兑现难”问题。

杭州“城中村”改造的亮点。杭州“城中村”改造模式除整体拆建外，还探索了保留人文自然景观的整治模式，即“景中村”整治模式，成为“城中村”改造的一大亮点。整治前的“景中村”普遍存在生态环境恶化、人文景观受损、茶园林地减少、泉池溪流枯竭、违法建筑抬头、基础设施滞后、动静态交通受阻、村容村貌“脏乱差”等问题。自2003年以来，杭州市委、市政府围绕实现“景区美、百姓富、社会稳、班子强、素质高”目标，坚持“整治为人民、整治靠人民、整治成果由人民共享、整治成效由人民检验”，连续8年实施“景中村”综合整治工程，拆除违章建筑，完善基础设施，整治房屋立面，挖掘文化内涵，取得了明显成效。如2003年完成梅家坞村一期、茅家埠村一期整治，2004年完成梅家坞村二期、茅家埠村二期、双峰村整治，2005年完成龙井村整治，2006年完成灵隐农居点整治，2007年完成满觉陇四眼井村整治，2008年完成九溪杨梅岭村、南山村、梅家坞村三期整治。通过综合整治，“景中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内外交通显著改善，个私创业空前高涨，集体经济得到发展，村民生活品质明显提高，杭州“景中村”逐步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世界级旅游景区“三个示范”，培养了一批与世界级风景旅游区相适应的新村民，实现了“景中村”村民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居民向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的历史性转变。

杭州“城中村”改造的成效与意义

杭州“城中村”改造的成效。目前，杭州主城区共有286个行政村，自1998年大规模开展撤村建居改革试点以来，已有205个村列入撤村建居改革试点。205个撤村建居村中，有10个村已全面完成整体改造，另有45个村列入整治提升计划，剩余150个村结合大项目实施、拆迁安置房建设全面启动“城中村”改造。截止2009年6月，拆迁安置房项目已累计开工2358万平方米，竣工1365万平方米，交付使用1050万平方米。实践证明，“城中村”改造加快了杭州城市化步伐，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使“脏乱差”现象得到根治，违法搭建有效遏制，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城市品位显著提升。据调查，“城中村”改造工程在改变农转非居民居住环境、加快城乡一体化、构建和谐社会、提高农民生活品质等方面均获得了社会各界较高的满意度，被公认为一项城乡双赢、全民共享的“实事工程”和“民心工程”。

杭州“城中村”改造的意义。推进“城中村”改造，是杭州城市有机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杭州践行科学发展观、城市化健康发展、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一是“城中村”是推进城市化的主战场。“城中村”改造是推动杭州城市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在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更新城市形态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直接影响城市化进程、城乡空间融合和城乡一体化建设。二是“城中村”改造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主抓手。“城中村”改造有利于改变城郊结合部面貌，改善居住方式和居住环境，提高村民生活质量，维护村民合法权益，促进村民向居民的观念接轨，转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最终实现农村向城市、村民向居民两大转变，保障杭州社会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三是“城中村”改造是杭州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杭州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和大型城市，“城中村”和农民工问题比中西部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出现更早、表现更突出，“三农”问题已演变为“四农一村”问题。“城中村”改造是杭州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难点和突破口，是有效避免杭州老城区新农村建设“灯下黑”的必由之路。四是“城中村”改造是杭州打造“生活品质之城”的关键点。“城中村”是农村居民、外来创业务工人员和困难群众、弱势群体、低收入阶层的主要聚集地。“城中村”改造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是让全体市民共建共享生活品质，大幅提高“城中村”居民和外来创业务工人员等社会群体的生活品质，从而真正体现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的内涵与真谛。(作者单位：杭州市委办公厅)

《政策瞭望》杂志2010年第3期

城中村改造的模式 篇2

一、城中村改造模式分析

(一)五种典型的城中村改造模式。

城中村改造的十多年间形成了五种比较典型的模式:广州模式、珠海模式、深圳模式、杭州模式、郑州模式。城中村改造的主要内容是:改造主体、政府作用、改造方法、拆迁补偿方式、改建房屋类型、土地权属变更以及管理体制变更等,而不同的要素加以组合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改造模式。(表1)

(二)城中村改造模式异同点分析。

通过对表1进行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五种城中村改造模式的主要内容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更多的则是不同做法。

1、改造模式中的类似做法

(1)土地权属变更方面。纵观我国城中村改造的诸多案例,涉及土地权属问题的改制,其做法完全一致,“原有的村集体土地性质都变更为国有土地”,但是具体操作方法有细微差别:杭州市将城中村的集体农用地统一收购以做储备,而广州则是将原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之后,由原承包经营人继续承包经营;深圳市则采取的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原来的使用者或房地产商的方式。

(2)管理权属变更方面。各地区的城中村改造,都采取的是撤掉原来的村委建设新的居委会,村民转为市民,户籍“农转非”,可以享有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待遇等。

2、改造模式中的不同做法

(1)改造主体不同。通过分析以上五种典型改造模式,可以总结出三种改造主体:一是政府主导城中村改造,政府直接作为改造主体(如杭州市);二是以房地产开发商作为城中村改造的实施主体(如珠海市);三是村集体和村民自行改造,不允许开发商介入(如广州市)。

(2)政府作用略有不同。在城中村改造中,不同地区的市政府所起的作用多是引导,制定改造政策,出台扶持和优惠措施,然而在杭州模式中,政府则直接进行城中村改造,这与杭州市风景秀美的全国旅游城市不无关系。

(3)改造方式不同。城中村的改造方式包括三类:彻底重建,局部重建和综合整治。在各地区的城中村改造中,各市政府根据自身城市规划、城市功能定位、城市形象、当地的经济实力选择最适合该市城中村的改造方式。珠海市走的是拆掉旧村、彻底重建的道路,而广州、深圳则采取的是重建、改建和综合整治相结合的方式。

(4)拆迁补偿方式不同。拆迁补偿问题是城中村改造所有问题里最为复杂、最易引起纠纷的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村民的反对,阻碍城中村改造的进程,因此尽管各城市的城中村拆迁补偿具体做法不同,但政府必须介入协调各方利益,以确保拆迁工作顺利进行。补偿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实物补偿和货币补偿相结合(如郑州),这类方式是全国多数地区普遍采取的;另一类是“政府直接改造,根据住户原有的住房面积市场估价直接补偿一定面积住房”(如杭州)。

二、不同改造主体主导模式优缺点分析

分析表1的改造主体一栏,可以得出城中村改造的分类模式,即按照改造主体的不同,城中村改造可分为政府主导型模式、开发商主导型模式、村集体主导型模式三种。

(一)政府主导型模式。

就是指政府作为城中村改造的主体,统筹协调各个方面和改造全过程,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是杭州模式。政府主导型模式有其自身的优点也有其缺点。优点为:政府作为改造主体,可以统一筹划,把握全局,减小改造的阻力,有效避免流血事件发生;政府会综合考虑本城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更加全面、集约、高效地利用土地;政府坚持“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会始终心系人民群众的利益。缺点为:政府资金短缺,难以支撑起整个城中村改造的重担;政府直接干预改造过程,不免会使群众产生抵触心理;某些官员难抵金钱诱惑,易滋生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损害广大村民的利益。

(二)开发商主导型模式。

又称为“市场化改造模式”,它是指开发商根据市政府所做的城中村改造方案,凭借自身的雄厚资金实力,独自完成城中村改造工作。采取开发商为主导模式的城市有珠海、郑州、昆明等。该种模式既有优点也有不足。优点为:开发商资金雄厚、经验丰富,可解决城中村改造总的资金短缺问题,提高工作效率;市场化运作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缺点为:开发商主导改造目的是追逐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可能会损害村民的利益;某些城中村地理位置优越,可能会刺激开发商盲目增加建筑密度和建筑容积率,而减少配备基础设施;开发商可能会出现半路撤资或卷款出逃的现象,使得改造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三)村集体主导型模式。

村集体主导型模式中,市政府起引导作用,制定城中村改造规划,出台优惠措施,改造所需资金在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由村集体引资开发,后续工作都由村集体自行完成。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有广州、深圳等。该种模式既有优点也有不足。优点为:村集体主导可以充分按照村民意愿进行改造,有利于调动村民参与改造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村民利益。不足为:村集体成立的改造开发建设公司缺乏相关的开发经验;文化素质较低,可能其主导的改造与城市总体规划有所出入;村民内部因补偿标准的不一致会引起矛盾;加上资金短缺的问题,会阻碍城中村改造的进行。

对这三种城中村改造模式的优缺点进行分析,可以知利弊,扬长避短,探索出更加合理的城中村改造新模式,为我国的城中村改造工作提供借鉴,进而加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三、城中村改造新模式探索

城中村改造模式众多,但每一模式都有自身难以规避的不足,探索出城中村改造的新模式,扬长避短,使上述模式中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其中的不足得到有效规避。我们可以建构这样一种新的城中村改造模式:政府主导+村民提议+开发商融资,这一模式可以取三方之长处,更好地实现政府、开发商、村民三方各自的利益。

在这一新模式中,政府引导、协调改造工作,公开征询改造方案,听取村民、开发商的意见来进行修改,不直接参与改造工作,可以防止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开发商在新模式中是筹资的主要部分,也是改造的主力,担任改造中的大部分工作,此时的开发商是政府和村民共同商定确认的,有利于实现三方共赢;村民在该模式中是城中村改造的积极参与者,村民代表由村委会选出负责向政府和开发商提出村民的意见,发出村民的利益诉求,这样做可以提高村民参与城中村改造的积极性,同时可以规避村集体主导的弊端。

城中村改造模式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固化不变的,是我国各大城市“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总结,旧的模式在不断消失,新的模式层出不穷,没有最完美的模式,只有更符合客观实际,更能满足人民群众利益的模式。

参考文献

[1]罗欢,陈晖,周各峰等.我国城中村改造的现状及对策——以珠海市为例[R].珠海:暨南大学珠海学院,2008.

[2]袁伟.我国城中村改造模式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0.24.1.

城中村的民主改造模式 篇3

一、何为城中村

根据百度百科对城中村的界定，城中村从狭义上说，是指农村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从广义上说，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区。城中村是中国大陆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有的现象。城中村的内部通常没有统一的规划和管理，以低矮拥挤的违章建筑为主、环境脏乱、人流混杂、治安混乱、基础设施不配套、游离于城市管理体制之外，成为了都市的“癌症”。从地域角度上讲，它属于城市的范畴。从社会性质的角度上说，仍保留了传统农村的因素。具有城市与农村双重特征的城中村究其产生原因，同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以及土地所有制度等多种因素有关。同时，城中村也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贫民窟的表现形式。

二、以协商民主理论构建城中村改造的民主模式

在民主理论发展的两千年历史中，学者们发现民主、解释民主并推翻民主。所以我们必须在构建城中村改造的民主模式中找到适合城中村，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理论。

赫尔德认为民主观念中“各种不同的观点相互冲突的历史内容包含着这样一种斗争：民主究竟意味着人民的某种权利（即公民从事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一种生活方式），还是意味着一种决策的手段（即一种使通过选举而掌握了权力的代表们所做的决定合法化的手段）。”①赫尔德更直接的对民主进行了划分，“民主的不同模式可以被合理的划分为两大形式：即直接地或参与地民主（一种公民可以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制度）和自由的或代議的民主（一种在”法治“的框架之内通过选任的“官员”来“代表”公民的利益或观点而实行统治的制度。”②在这种民主的发展历程中，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分歧和争论成为民主理论演化和发展的主线，是近代以来民族理论分化的两大基本流派。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社会复杂性增多和大规模社会不平等的存在，自由主义取向的代议制民主在实践中不断受到挑战，并逐渐与其所坚守的民主理念相悖。比如，政治代表的活动与决策逐渐远离公民的生活和视线，边缘权利的利益得不到反映，经济生活的不平等削弱了平等原则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行政领域或治理领域的民主化的发展倾向，也激起了公民自治的理想。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反思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特别是那种通过投票和聚合公民利益和偏好的选举民主是否是民主的唯一合法模式。在此背景下，20世纪后期，协商民主成为超越两种传统民主理论的新范式。

协商民主是指聚集或组织起来进行协商、辩论、商量、商议。其基本含义是指自由和平等的公民通过公共协商进行决策。③根据对协商民主的概念模式分析，以及协商民主与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区别，可以得出协商民主具有以下几种基本特征：

1.多元性。多元性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前提，也是协商民主的关键特征，它规定了协商民主的问题特质和主要任务。协商民主承认差异和多元，通过对话和交流促进文化间关于冲突的而不是特殊文化的集体目标的共同协商。这种对话和交流可以产生不同程度的一致或共识。用瓦拉德兹的话讲，“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的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识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④

2.包容性。从主体角度看，包容性是指所有的公民或者说政治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具有平等参与决策的权利。在协商过程中，不存在协商机构中某些成员不重要的假设。从协商决策程序上看，每个公民都可参与到政治对话中，并有表达和被倾听的平等权利。

3.理性。理性是协商民主的核心特征。与建立在讨价还价和投票遮上大部分民主系统相比，协商民主更强调辩论的重要性。协商民主所得出的决议是由在协商过程中的理由决定的。而不是依赖社会经济资源或者政治权力所产生的非对称性，而是依赖哈贝马斯所说的“更好的观点的力量”。

4.程序性。协商民主的程序性特征是指任何以达到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动能个都包括潜在的、不受语境制约的、要求迫切的社会标准。

5.公共性。瓦拉雷兹认为“公共协商的主要目标不是狭隘的追求个人利益，二是利用公共理性寻求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人需求和利益的政策，协商过程的参与者表达了他们对所有公民政治平等信念。”⑤

6.共识性。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对协商民主来说是个必然性的要求。因为公共协商是一种多元的而非集体的或个人性的主体的合作性的活动，它的目标是那些有着不同视角和利益的人们一起来解决某个问题，这是一个必须以对问题的一致理解为起点的过程。公共协商过程是的每个人都从他或她自身的看法中提炼理性并吸收他人的观点，或者，每个人都根据正在提出的新的理性修正在共有的信念。理性协商受公共性引导的事实能够导致对实质性观点的修正，从而使某种道德妥协成为可能。

根据上述对协商民主概念及其特征的分析可以发现，这种具有超越性的民主理论，为城中村的改造难问题提供一种解决模式。协商民主与中国城中村的契合点在于：

1.城中村的改造涉及的利益主体复杂多样，各个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差异很大，传统城中村的改造模式往往偏于一方而忽视另外一方，尤其是弱势群体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协商民主的多元性特征承认差异和多元，通过对话和交流促进文化间关于冲突的而不是特殊文化的集体目标的共同协商。所以协商民主理论能够解决城中村改造的主体间不平等的问题。

2.为城中村的改造必然涉及到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纷争问题，并且城中村内村民的利益损耗又是很多改造无法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而协商民主的包容性特征使每个公民都可参与到政治对话中，并有表达和被倾听的平等权利。并且能够平等对待他人的利益，还要求提出他人和政治上可接受的各种观点和理由，试图包容公民的希望、计划和愿望，并找到恰当的解决办法。

3.传统城中村的改造过程中很多决议的形成是依赖社会经济资源或者政治权力得出的，这种决议由于缺少理性的辩论往往在合法性和合理性上存在相当大的问题。而且一旦在具体的实践中出现争议，做出决议的主体就当然成为城中村改造的其他主体所诘难的对象。

4.城中村的改造过程中出现很有由于各方面利益未得到解决或者在各方面意见差异很小的情形下，使得决议出现无法通过，改造方案无法执行，耽误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协商民主的共识性能够使理性协商受公共性引导的事实导致对实质性观点的修正，从而使某种道德妥协成为可能。在明显的道德妥协中，参与者并不会修正共同框架以获得全体一致，所以这种妥协在很多情形下能够成为改造顺利的进行的关键因素。

5. 协商民主对于欧美来讲，是正在讨论和研究的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对中国来讲，恰恰相反，中国人学会选举（票决）民主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而且现在我们还不是很成熟，还在继续完善。而协商民主对中国人是有悠久传统的，如建国初期我国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又如如浙江温岭、河北邯郸的民主恳谈会，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或者人民政府召开公共政策听证会等等。

三、结语

只有走“民主化”的城中村改造道路，才能使拆迁安置的矛盾减少到最小，才能得到住户的支持，进而使城中村改造的速度加快。只有坚持民主的改造模式才能最终在减少政府压力，缓解政府与居民矛盾，提高开发商利润，降低改造成本与保障居民利益之间求得真正的平衡。

注释：

①戴维赫尔德著,继荣译.民主的模式.央编译出版社.2004.4。

②戴维赫尔德著,继荣译. 民主的模式.央编译出版社.2004.6。

③韩冬梅.西方协商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

④转引自韩冬梅.西方协商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44。

城中村改造的问题 篇4

城中村，原为农村，因城市扩建而被包围，但还具有农村的一些特点，比如村民具有宅基地。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村民享有对宅基地的个人使用权，宅基地上所建房屋，属村民私有，神圣不可侵犯，故若村民不许可，任何人无权拆迁村民的房子。若没有什么重大或特殊问题，宅基地或者宅基地的使用权也不能随便被剥夺，纵使强行剥夺，但宅基地上所建房子，则不能随之归公，村民有所有权和处理权，乱动村民房子，属违法甚至违宪行为，决不能以权力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胁迫或强行处理，对于属于私人财产的建筑物的补偿，不能由相关部门私自规定，要把村民作为平等的谈判对象进行协商。土地受益问题

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也就是属于村集体，土地管理法规定村民一户拥有一处宅基地，因此宅基地被征用，除了补偿其上的建筑物外，还应该另分宅基地，如果不另分宅基地，则应能得到相应补偿或者能从放弃的宅基地上获益。土地所卖之款，应属于村集体所有，可以以多种形式均分给村民，至少不应该有其他什么单位从中受益，如果归到大集体，则应归于中央财政。有关土地部门也只具有土地管理权，没有所有权，不能随便买卖土地，让他人受益而把卖土地所得款项落入自己名下。工程承包人问题

改造城中村，可能主要出于市容方面的考虑，若如此，改造任务，毋需给其他人，村集体自身也可以改造，改造成符合规划的住宅小区。作为失去宅基地的补偿，村民可从房屋的出售或出租中获益。其他公司可以承包楼房建造任务，给其支付相关劳务费即可，建成以后楼房所有权与他们没任何关系。现在许多城市把村民宅基地卖给房产开发商进行改造，让他们经营受益，感觉其中问题不少，这也不属于征做建设用地的范畴了。小产权房问题

小产权房一度热了一阵，主要是价格比商品房便宜得多，而中国穷人多。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房产商买了使用权的土地，上面盖的房是商品房，而村民具有更长使用权的土地，盖的房子为什么是小产权房呢？难道自己具有终身使用权的土地，还要自己掏钱再买使用权才行？难道请房产局过下户，房价就能翻上几倍？显然里面存在很大问题。国家或政府征用集体用地，价格便宜得多，一亩地是邻近耕地年收益的10倍左右，一亩地年收益1000元，则一亩地价值只有1万元左右，但是按市场价，则是数百万元，错了数百倍，这也是房价飞升的一个原因吧。既然买卖的是村民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同样归村民，村民能否不要出让金而直接要下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就是自己不要钱了，要自己的土地使用权，显然和房产商买使用权一样，对国家和政府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土地使用权，可以给房产商，当然也可以给村集体，财政需要交什么费用，村集体也上交，只是把小产权房变为大产权房而已，显然这不需要多少钱，但是房子价格却可以降许多，可以以小产权房的价格出卖商品房，对村集体利

“城中村”改造的典型案例 篇5

1、珠海市：政府决策，政策推动，市场运作

珠海市建成区共有26个城中旧村需要改造。总占地面积约300万平方米，需动迁人口近20万，其中常住人口近5万，暂住人口近15万。珠海市城中旧村改造实行了“政府决策，政策推动，市场运作”的方式，主要政策措施和做法是：

——政府调控市区其他地段的房地产开发规模，为城中旧村改造腾出市场空间。珠海市政府自1999年开始暂停新出让土地，计划3年内暂停批准市区新开工住宅项目。对已出让土地进行清理，其中交齐土地使用权出让金50％的有计划逐宗收回作为政府土地储备；已交齐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进行整合，同一地段的小地块必须合并为大地块，并按照新修编的《珠海市城市总体规划》重新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后方可进行开发。上述措施使珠海市市区自1999年以来基本未有房地产新开工项目推出市场。同时，珠海市已全面停止机关、企事业单位自建住房，并允许房改房上市，促进居民二次置业，增加了对商品房的有效需求。

——在国家和省拆迁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制订有利于旧村居民的拆迁政策，旧村居民是旧村改造中最大的受益者。拆迁政策包括：旧村居民所有合法房屋按建成年份以1：1至1：1.2的面积比例进行补偿，旧村居民旧房变新房，且居住面积普遍扩大；旧村居民无需支付额外的费用便可充分享受新社区完善的市政配套设施及优美的居住环境；旧村居民的原宅基地证换发房地产权证，其房屋成为商品房，可直接进入市场自由交易；拆迁期间旧村居民的安置费及原有房屋的出租收入，由开发商负责补偿；原村集体在旧村改造范围内的留用地、工业用地允许免交有关费用纳入统一规划、改造，土地升值的收益归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改为股份合作公司，股份具体量化到旧村居民个人，旧村居民回迁房必须优先建设，并由旧村居民优先挑选，保证按时回迁等。

——政府让出巨大利益，扶持房地产开发商参与改建城中旧村，并严格通过公开招标引入有实力的开发商，防止旧村改造出现“烂尾”问题。对房地产开发商最主要的优惠政策是“拆一免至三”，即根据旧村的区位及拆迁量，开发商每拆1平方米的房屋建筑面积，可免交2至3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地价，并减免相应的消防费等。对区位较差、拆迁量较大的，还允许开发商采取适当提高容积率，增加部分商业性质的建筑面积等办法提高经营收益。据有关部门测算，珠海市政府实施这一优惠政策，土地收益方面将减少40至50亿元，实质上政府让出巨大利益给旧村居民和开发商来推动旧村改造。

为引入有实力的开发商，珠海市采用公开招标的办法，不分开发商来自哪里，一律对其资金实力、改建规划方案、拆迁安置方案及商业信誉等方面进行量化计分、综合评标，公平、公正、择优选择开发商参与旧村改建。凡参加投标的开发商，其自有资金必须达到旧村改建项目总投资的三分之一以上，并划入指定的银行帐户，以确保旧村居民回迁房部分的建设资金（一般占总投资的三分之一左右）到位。该部分资金由开发商、珠海市改建办及开户银行共同监管，确保专款专用。此外，其他建设资金还需由银行提供贷款承诺书。

——搞好规划，完善配套，提高环境质量，建设文明社区。在旧村改建过程中，有关部门始终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综合考虑路网结构、公共建筑与住宅布局群体组合和绿地系统、空间环境等因素的内在联系，努力促使每个旧村改建成为完善的、相对独立的有机整体，体现现代化海滨城市和岭南特色的新型文明社区。并制定了《珠海市香洲区改造城中旧村，建设文明社区规划建设标准》，对新建社区中的居委会办公场所、社区服务中心、物业管理处、商业网点、学校、邮政所、文化活动站、停车场、社区绿地，供水、供电、电讯、宽带接入网、安全智能化监控、垃圾房、公共厕所，以及旧村居民回迁房内部装修等各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

2、广州市：分类治理城中村

广州市区外围分布着138个行政村，分属五个带农村的区，其中以天河区居多，按已完成的行政村规划，未来数年间它们在“城中”部分将达到87.5平方公里，占全广州城市规划面积386平方公里的22.67%。广州市从2001年开始着手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实施的是“以原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改造模式，禁止开发商进入，实行“一村一策”，分类治理城中村。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城中村”的所有农业人口转为城市居民户口。首先由公安户政部门和区有关部门，将已征用土地的“城中村”农业人口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然后以政府令的形式，将人均农用地面积不足66平方米（一分地）的在册农业户口有计划地逐步转为城市居民户口。对凡是征用土地后，按规定要实行农转非的，一律严格按规定办理农转非，换发新户口簿。在农业户口变更为居民户口过程中，免收城市增容费和其它有关费用。

第二，按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的方式，妥善处理“城中村”集体土地产权。按照《土地法》的有关规定，将农用地一次性转为国有土地，而土地使用权原则上保持不变，并按历史用地办理国有土地使用登记手续，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第三，撤销“城中村”的村委会，设立城市社区居委会，保持自治组织的性质与地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在“城中村”所有农业人口转位城市居民后，村委会建制和农村管理体制自然撤销，没有村设置的乡镇随之撤消。取而代之的是城市街道、居委会的管理体制。对改制后的“城中村”实行城市化的属地管理，并妥善安置原村委会的干部。

第四，对集体经济组织转制问题，在撤销原“城中村”村委会的同时，将原村的集体经济组织从政企不分的状态中剥离出来，转制为由集体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持股的股份制公司；在区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指导下，经资产评估机构对集体资产进行评估后，由各村根据实际制定具体的转制方案，并经股东大会通过后报区政府备案；集体经济组织专为公司，视作企业更名，免交注册费。

第五，着手建立社会养老保险机制。为解决征地后原村民特别是年龄偏大的村民的生活出路问题，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结合“城中村”改造，逐步建立农转非人员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第六，多主体、多渠道、多方式地加快“城中村”的旧村改造。采取由区、镇、村和村民以及社会共同融资的办法。

3、深圳市：综合整治，全面改造

深圳市共有村落1000余个，其中特区内200余个，特区内外共有私房约30万栋。深圳市从1997年开始尝试改造城中村，“以政府为主导、规划全面、制度跟上”是深圳市城中村改造的经验与特点，其主要的改造模式有三种，一是村集体自主改造的渔民村模式，渔民村旧村建筑面积4.25万平方米，村民62户，191人，村民住宅33栋，旧厂房2栋，单身公寓1栋。新建的渔民村由11栋小高层和1栋20层高公寓以及完善的配套设施组成的建筑群体，总建筑面积为6.5万平方米，总投资为1.3亿元。建成后每户村民可住进一套240平方米的顶层复式住宅。绝大多数村民户均拥有的物业面积由过去的980平方米增加到1400平方米，居住的环境变成了花园式的小区，村民们的投入得到了回报，继续以经营可出租物业为主。一是提高容积率的鹿丹村模式，一是开发商主导的蔡屋围村模式。

2004年以来，深圳又采取了“综合整治+全面改造”两种改造模式，2005年，配合出台了《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总体规划纲要（2005--2010）》，具体措施如下。

综合整治类的自主权全部下放给区政府，局部拆建的标准定为改造率30%, 为了确保“成熟一个，改造一个，改造一个，成功一个”，深圳建立了“城中村”改造准入制度，对进入行政许可程序的改造项目和参加“城中村”（旧村）改造开发的机构设定准入条件。“城中村”（旧村）改造项目的绝大部分工作是在行政许可程序之前，进入行政许可程序之后，各相关部门一方面要依照《行政许可法》办理，另一方面要提供“直通车”或“绿色通道”服务，从而防止投机行为发生。

全面改造类则进一步分为整体拆建和局部拆建，以给改造工作提供更明晰的分类指引，如5月22日引爆的福田区渔农村16栋总面积为5.1万平方米的高层建筑，是深圳市实施全面改造模式的一个典型代表，为保证村民利益，市政府、福田区政府都给予了多种优惠：一是建成后除公共配套设施外，其他部分建筑可进入市场运营；二是对渔农村改造采取“特事特办”原则，提高改造效率；三是制定灵活的拆补方案，对村民的合理利益予以保障，另外，福田区政府还拨出资金近亿元，用于渔农村改造的前期工作、市政基础设施、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和项目资金缺口补偿等项支出，改造过渡期间的安置费用采取租金补偿方式，按栋计算，每平方米面积的租金补偿为20元/月，按季支付，直到交付新房为止，建设周期暂定两年，租金补助为20元/平方米，不低于目前渔农村出租价格水平，对于顶风抢建的私房，政府不予补偿，而对于认定的私房，搬迁、回迁补助费政府一次性给予补偿。

深圳市最大的旧改项目——大冲村“推倒重来”整体改造项目，该项目根据其位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特点，确定了新的改造定位：建设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配套基地+新型现代化高尚居住社区。其产业发展规划为：逐步迁出第二产业，大力发展高新园区配套商业及服务业，使第三产业成为大冲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高效集约地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促进土地利用向城市化模式发展，结合地铁的开通挖掘土地的开发潜力，提高单位用地面积产出；改善人居环境，加强主要道路的交通整治和环境综合整治，重点地段（如深南大道沿线、大王古庙等）的建筑群体进行详细的空间设计、环境设计、绿化配置等。与之相适应，大冲村在用地功能布局上，除了一般的居住、公寓外，增加了相关的商业、文化、娱乐以及部分研发孵化及专业展场等多项功能。整个大冲村旧村改造分为三步进行开发，保证难易结合，旧村的拆除和新开发建设并重，力争“三年见成效，五年大变样，八年换新貌”。

4、武汉市：市场运作+有情操作

武汉市“城中村”包括147个行政村和15个农林单位，总人口35.6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7.10万人，土地总面积200平方公里，相当于武汉市2020年规划建成区面积的四分之一。根据实际拥有耕地现状，武汉市将全市“城中村”分为三类：A类村为人均农用地小于或等于0.1亩的村；B类村为人均农用地大于0.1、小于或等于0.5 亩的村；C类村为人均农用地大于0.5亩的村。

按照2004年9月出台的武汉市《关于积极推进“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的意见》，“城中村”改造要体现“依法行政，有情操作”，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解决问题，在政策框架内，改造要充分考虑到村民的利益。具体为：A类村由改制后的村经济实体自行改造；B类村以项目开发的方式改造，原则上将土地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保留住宅用地及建设新区的还建用地，二是开发用地，三是解决原村民劳动就业的用地，四是储备用地；C类村以统征储备的方式实施改造。

武汉“城中村”改造最大特点在于土地出让实行彻底的市场化道路，全部土地以项目捆绑、挂牌底价方式出让。按照“城中村”综合改造政策规定，开发用地与还建用地捆绑成项目后，采取公开供地，其挂牌底价为安置房建设成本和本宗地价之和的1.15倍。其中多出的15%，一方面是让有开发资质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争取自行改造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有效保护村集体经济的利益和落实改造资金，另一方面是给前期进入的开发商以适当补偿。即使先期进入的开发商在土地挂牌后最终没能拍到这个地块，也可以获得15%的补偿，同时村集体仍可获得还建安置房的建设资金以及村集体土地的补偿金。

在基础设施配套资金方面，土地出让金、增值收益的60%划转给“城中村”所在的区财政专户储存，专用于“城中村”综合改造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道路、排水、绿化、供水、燃气、供电、电信、邮政等；40%由市政府统筹用于“城中村”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真正实现“专款专用”。

按照武汉市“城中村”改造办法，村民身份变为市民之后，将全部进入社保范畴。政策规定，允许村民上溯60年补缴养老金。按以村民平均年龄55岁，武汉市民平均寿命76岁计算，村民只需再交5年保费，政府就将承担他今后20年的生活保障。此外，武汉市还规定，“城中村”村民转居民后，在两年内还享受农村计划生育二胎政策。

5、西安市：政府主导，改制先行，改建跟进

西安市的城中村主要集中在三环以内，东起十里铺，西至三桥镇，北起草滩镇，南至三爻村，共有417个，农民身份人口40多万。为了有效改造城中村，西安市政府制定了《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2003年4月21日起施行。此办法明确指出:城中村改造坚持“一村一案”原则,在城市总体规划指导下,由城中村所在地的区政府统筹土地资源、合理调配城中村发展用地,为城中村的迁建、翻建提供土地保障。同时,在组织机构上,专门成立了“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面指导与协调工作。城中村所在地的区政府成立相应的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具体负责辖区内城中村改造的组织实施工作。此次城中村改造的实施主体为:村民、村委会,由村委会组建并授权的具有合法资格的建设发展公司,及有实力、有资质的开发建设企业。西安城中村的改造将实现4个转变,即村民由农民向居民身份、集体土地向国有土地、集体经济向股份制经济、村庄向社区的转变。

2005年，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起草完成了《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工作方案》。根据该方案，西安市将按照“政府主导，利民益民，改制先行，改建跟进，以区为主，尊重民意”的原则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具体措施如下： 1.二环以内村庄人均土地（不含宅基地）在0.3亩以下的土地出让金同级留成部分和储备用地的增值收益金全部用于城中村改造建设，涉及城中村改造建设项目的税收，形成专项资金用于城中村改造建设。以上资金在市财政设立专户，作为专项资金，由市、区两级政府调控使用。

2.免收城中村改造项目包括城中村安置新区建设项目和综合开发项目除质量监督、劳保统筹外的所有城建费用。

3.集中力量先完成城中村的土地转用、农民转居民、村庄转社区、农村集体经济转为城市社区经济的“四个转变”的无形改造，为城中村整体改造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科学有序地完成城中村旧村拆除和新区建设的有形改造。

4.二环以内57个城中村的集体所有土地，除城市规划涉及的市政公用设施及市级以上重大公益建设项目外，不再审批与城中村改造无关的项目，全部用于城中村改造的开发利用。对三环以内城中村的集体土地，要做好规划定点、土地利用和城中村改造规划，保证城中村改造用地。

5.在政府统一收购储备用地的前提下，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参与城中村改造的土地储备和土地一级市场的开发，投资者享受一定比例的土地储备和土地一级市场开发的增值收益，用以吸纳社会资金投入城中村改造，以弥补政府资金紧缺状况。

6.将二环以内城中村的市政公用、市容园林管理工作纳入城市管理体系，按现行城市管理体制和标准，落实工作任务、经费和队伍，条件成熟后逐步向二环以外城中村推行。

7.城市规划中涉及到城中村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改造时，按城市建设拆迁政策和标准，优先列入城市维护建设年度计划，稳步提高城中村设施的城市化水平，为改造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8.探索多种改造方式，包括以改制后的经济实体自行实施改造；以项目开发方式实施改造；以统征储备的方式实施改造等。

9.鼓励土地资源紧缺的村庄实行易地改造，建设新社区，也可购买经济适用房安置。

6、北京市：政府主导，全部拆除 北京市的“城中村”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在建成区内环境脏乱的城市角落。这与南方城市的“城中村”存在非常大的不同，这些城市角落几乎不存在补征地农民的安置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转制等问题，是由北京城市建设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建设死角所形成。北京城八区约有这类的“城中村”231个；第二类“城中村”主要是指规划城区内的行政村，大多分布在城乡结合部，约有112个。目前这两类“城中村”均集中分布在北京的朝阳、海淀、丰台三个区。

北京市政府决定，今后三年将“城中村”整治工作的重点放在拆除第一类231个“城中村”。首先要拆除奥运场馆周边及四环路以内的171个“城中村”，占地面积697万平方米，其余的60个“城中村”将在2008年以后继续完成。

城中村改造论文 篇6

城中村是在城乡二元体制束缚下，城市化、工业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特殊产物，“城中村”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土地利用粗放，土地资产流失、管理体制不顺，管理难度较大、人口构成多元，社会治安堪忧、公共设施缺乏，环境问题严重、村民素质较低，就业问题严峻，所以“城中村”问题现已经成为影响城乡统筹发展、和谐发展的重要障碍。如何积极稳妥地推进城中村改造，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必然选择。１．改造城中村，是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平台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分析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宁波如何继续保持关键在提升城乡统筹力，空间在城郊，潜力也在城郊。因此，必须把城郊接合部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积极推进城中村改造，着力打好这场硬仗，努力形成城乡互动、交融发展的新格局。

２．改造城中村，是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城郊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必然要求。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规模在扩大，城市的功能在强化，解决“城中村”问题势在必行。因此，改造城中村是一种方向、一种趋势，既顺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又符合城郊新农村建设要求，使工业化、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并驾齐驱。

３．改造城中村，是改善城郊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迫切要求。宁波城郊农民的房屋大多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受历史原因的影响，村民住房困难比较突出，村内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严重缺乏，农民要求改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呼声非常强烈。改造城中村，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城郊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是政府职责和群众愿望的有机统一，也是一项为民造福的民心工程。４．改造城中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由于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城中村成为城市管理不到位、农村管理不着边的“游离体”，“脏乱差”、“假伪劣”等问题屡禁不止。如果不及时解决，很可能出现贫民窟，成为社会最不稳定的地区，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改造城中村，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城乡公共秩序，使城市发展、城中村发展与村民发展融合和谐。

但是在城中村的改造中，依旧存在不少的问题。

关于拆迁政策方面：

一、是拆迁补偿政策灵活性不够。随着《物权法》的实施和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有些“不适应”拆迁现状的问题日渐凸显。因此在不改变相关政策文件规定的补偿标准的前提下，制定适当的方案。即要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又要顾及一部分人的利益。比如现行的住房困难家庭捆绑政策与农村宅基地建房批地的捆绑政策不一致，而且该政策对无房户和独立享受困难户界定有一定的盲区。需对现有的住房困难家庭政策进行修正，与宁波宅基地管理政策保持一致。

二、同区不同街道（镇）补偿办法的冲突。同在江北区，在同一时段各街道往往会有不同的拆迁补偿办法。老百姓会有互相的比较，认为拆迁补偿吃亏了，就会造成拆迁难度，有的甚至不同街道，但相邻的两个村，拆迁补偿标准不同，造成拆迁部门也难以向拆迁户解释，造成拆迁的被动。

三、政策的合理性值得商権。按照法律规定，村民应该享受同等的宅基地使用权，但目前往往是有一定关系的，活动力强的，早早享受了足额的宅基地使用面积，而那些经济困难、老实巴交的或是因为规划限制没有享受应有的宅基地面积的，在拆迁中往往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如无房户拆迁时最多享受人均30平方，然而他可能就永远丧失宅基地申请权，同样的村民，只是因为政策，而不能享受同等的权利，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在制定政策中，要兼顾合法性和合理性，如可以规定每个村民应享受多少面积，对意见建房投入给予评估，给予补偿，这样应该更合理一点。

四、政策可操作性差。国有土地上非住宅拆迁补偿，按照目前政策只能货币补偿，实际操作中难度较大。大多数被拆企业要求落实企业迁建用地，以便生产和经营能顺利进行。因此在江北区适当区域划出一片土地，作为有发展前途的企业迁建用地势在必行。

关于安臵方面：

一、安臵滞后引发不少矛盾。征地拆迁安臵在政策上讲是先安后拆，但落实不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由此而引发不少的矛盾，拆迁安臵机制不规划是唯一引发矛盾的根源。征地拆迁补偿本应通过市场机制来运作，而实际工作中大多又因为市场不健全或市场机制缺位而形成既非纯粹的政府行为又非规范的市场行为，形成利益分配不清晰不规范，造成农民对基层政府的普遍不信任情绪，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危及社会稳定。

二、拆迁过渡期过长（往往耗上好几年时间）。过渡期过长导致农民失业的情况增加，被拆迁农民无法正常的经商、打工、务农，政府虽然补偿农民这部分损失，但不补偿其他可得利益损失。如孔浦朱家安臵房地块共有128户，自2004年7月26日开始签订房屋拆迁安臵协议以来，绝大部分住户积极配合拆迁工作，签订了房屋拆迁协议，但至今尚有11户村民因各种原因尚未签订协议，成为“钉子户”，村集体仓库因集体仓库补偿价格严重偏低，未能及时签约。针对朱家地块安臵房迟迟未开工的现状，市，区在2007年8月出台了货币回购政策，但至今尚有11户钉子户和集体仓库尚未签约，因间隔时间长达5年，导致拆迁主体，过渡费不明确，引发群众上访，严重影响了拆迁工作正常开展。

三、房屋安臵（或者叫产权交换）适应性不够。经调查分析：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愿意住进公寓小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农民不愿意住进小区，他们更倾向于自己再要一份地建房而不是商品房。问及原因，他们谈到住进公寓邻里关系就冷淡了，锄头、钉耙带进去也觉得别扭，种田也不方便，住着觉得不自在。原来自己种菜，用井水，生活开销少，现在要买菜，用水，用电都需要钱，另外还要支付一笔不少的物业费，原有的传统生活行为模式、人际关系被打破，感到生活无所适从。

四、安臵房小区物业管理缺失。安臵房小区的物业管理一向来是个比较大的难题。小区里的住户都是原本村里的农民转变过来的。无论是经济能力还是生活习惯等都与一般小区的住户有一定差距。物业费交不上来，物业公司处于亏损状态的话势必在绿化养护，清洁卫生，小区保卫等方面都出现问题，使安臵房小区变回到原本城中村的脏乱差的局面。因此在给予物业公司一定数量的商业用房外，是否可以由政府出资，对安臵房小区的物业费用进行补贴。使小区物业能够正常运行。

队伍建设方面：

据调查涉农街道（镇）拆迁办现在工作人员除了少量同志有编制外，大多数人员均为临时聘用人员，显然于所承担的工作量不相适应。今后随着重点项目的不断推进和拆迁建设任务日益繁重，拆迁量和难度都将不断增加，更需要大批热爱拆迁建设工作的人员长期从事。因此建议各街道抽调一部分懂法律政策，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人员充实到拆迁办。以便于拆迁队伍的稳定性，更有利于拆迁工作的连续性。

在城中村改造的过程中，现有如下几点思考：

1、加强学习，提高素质是做好城中村改造工作的首要前提。由于改造工作政策性非常强又错综复杂，政府从实际出发对政策常有调整，这就要求对参与拆迁安臵工作的干部要进行相关法律政策的学习和培训。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培训，锻炼能力，提高工作效率。

2、坚持原则，依法征拆是做好城中村改造工作的重要基础。在拆迁安臵工作中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有关的安臵与补偿政策，坚持一个尺度，保持拆迁补偿、安臵政策的连贯性、一致性和严肃性，减少拆迁工作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倡导“无情拆迁，有情操作”，切实保护拆迁安臵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拆迁工作程序上，坚持依法、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让普通百姓参与拆迁全过程，接受群众监督，尤其对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环节，让群众参与决策，实施阳光拆迁。如对拆迁区域规划方案、拆迁补偿方案，要征求被拆迁农民的意见；根据被拆迁农民投票表决的选择意见通过公证摇号选定拆迁评估机构；聘请被拆迁人代表，参与拆迁全过程的监督，使被拆迁农民从被动拆迁转化为主动参与配合拆迁，使拆迁安臵工作做到文明拆迁，阳光拆迁。

3、关注民生，依靠群众是做好城中村改造工作的关键环节。工程动工前期，要由街道（镇）分管城建的领导、干部牵头，分别召开村民代表、户主代表会议，统一思想，对征地拆迁补偿标准达成共识，把民主管理体现到征地拆迁和安臵工作中去，体现到城市化推进中去，以此为突破口使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在拆迁安臵工作中，因为利益的牵动，总有部分村民会提出一些过高的要求，从而与拆迁人产生纠纷，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拆迁安臵工作的顺利进行。对此，要遵循“宜调不宜裁，宜解不宜结”的原则，太慎用、少用或不用强硬和强制手段，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被拆迁代表、专家、联村干部、村民代表的作用，在重大决策、重要环节上广泛发表意见，并在处理纠纷召开的听证会上进行说服、动员工作，以达到完成拆迁安臵工作的目的。

4、开拓思路，力求创新是做好城中村改造工作的有效途径。农村土地对于

城中村改造的模式 篇7

我国改革开放30年, 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深刻变革, 城市发展已进入高速城市化阶段。高度城市化地区在面临土地与空间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的历史条件下, 城中村改造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空间演化、经济结构调整、环境改善关系紧密, 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目前, 高度城市化地区旧城改造出现的普遍问题在于旧改资金不足、开发商与被拆迁人矛盾突出、土地超强度开发、中心区空心化、全面改造与综合改造不协调等。研究高度城市化地区城中村全面改造模式是解决旧城改造难题的关键, 对快速城市化地区制定政策和创新体制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快速城市化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中村的形成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 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和郊区大量农村土地被征收征用, 由于未开发建设用地开发成本和开发效率远低于和优于已建成区更新改造, 同时农村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远落后于快速扩张的城市地区, 因此造成城市包围农村的独特现象。

从根本上看, 城中村的形成源于外在的快速城市化和内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快速城市化使得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形成城中村沦陷, 成为外来劳动力廉价聚集的“贫民窟”;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的近郊区的政府不愿意放弃对这些行政村庄的管理权, 而城市的政府部门因城中村改造资金、规划、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对城中村开发建设和管理没有热情。最终形成在建筑景观、人口构成、经济特征、行政管理、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城市社区有着明显的差异, 成了城市中的“孤岛”。

三、高度城市化地区城中村建设问题

高度城市化地区城中村在城市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解决城市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 一方面作为历史遗留问题, 成为城市发展“储备用地”。城中村建设的核心问题在于利益的非均衡分配,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

城中村以其廉价私房为外来人口提供居住场所, 但城中村在基础设施投入和城市建设管理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存在严重的消防、治安隐患, 使外来人口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

2、城市改造投资分配的非均衡性。

旧村区位条件好的一般实行全面改造, 开发利润较高, 是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的新宠;而区位条件较差的因可开发性较弱, 改造意愿不足。城中村改造的不均衡导致城市发展新的历史遗留问题。

3、改造主体利益分配的非均衡性。

城中村改造成本高、相关者利益复杂, 各方利益博弈盲目追求相关者利益造成旧村改造对城市土地的高强度开发和高密度开发, 忽略城市生态和文化在内的整体理性, 破坏城市整体功能结构, 城市空间环境品质和历史文化遭到严重破坏, 城市布局形成新的紊乱, 阻碍城市发展。

四、城中村改造土地价值超额提升与改造主体利益博弈研究

1、城中村改造土地价值超额提升内涵。

城中村是高速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现象。而城中村土地价值因快速城市化和城乡二元结构进入土地价值“洼地”。城中村改造的实质是对城中村土地价值的释放。城中村改造土地产出投入比远大于一般状况下的土地产出投入比, 其原因, 一方面在于周边成熟土地价值对城中村土地价值具有支撑作用;另一方面在于城中村分享城市价值提升的结果。

马克思地租理论级差地租Ⅱ表明土地价值与对土地投入有关。在现代城市建设中, 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配套设施完善和生态环境改善等土地开发投入促使土地价值不断提高;而城中村土地因缺少投入, 土地利用条件相对较差, 因此土地价值较低。但土地的替代性决定了土地价值具有连续性, 城中村土地价值会受到周边土地价值提升的支撑而自然提升。同时, 区位价值取决于整个片区的区位价值和周边区位发展状况, 具有协同的和共振的特征, 相邻区位土地价值具有乘数效应;另一方面城市价值是有形价值与无形价值的统一, 是基础设施、自然环境、文化教育、经济、社会诸方面价值的统一, 是历史价值、现实价值与未来预期价值的统一。城中村作为被包含在城市空间内的单元之一, 与外界不可能孤立存在, 相反会以其特殊条件为城市发展提供相应的功能, 分享城市价值提升的收益。因此, 城中村土地价值超额提升的内涵就在于城市整体价值提升。

2、旧城改造主体利益分配的非均衡性研究。

高度城市化地区城中村改造的模式主要市场化的改造模式 (即开发商或开发商+股份公司改造模式) , 涉及主体有政府、开发商、被拆迁人, 其利益分配分别表现为土地出让金、开发利润和安置补偿, 但存在利益不均衡性。

(1) 政府公共管理角色与公共利益湮灭。政府在城市经济发展中, 是公共管理者, 对城市建设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国旧城改造中城市政府却存在显著的角色错位、缺位和越位等偏差, 钉子户、补偿不到位、安置房质量差等问题都体现了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缺失;另一方面城中村改造土地出让金只实现国家投入成本的回收, 但城市价值提升带来土地超额升值部分并未转化成公共收益。

(2) 开发商的中介特征与超额收益。开发商在土地开发中以其资本优势取得土地进行开发, 而开发的房地产真正的产权人将是业主, 所以, 开发商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真正承担的是中介角色, 提供垫付资金和组织建设。但其地产开发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银行信贷, 银行利息远低于房地产投资收益, 所以银行资本利息以外的收益被开发商占有, 也占有了政府忽略的那部分超额提升价值。

(3) 被拆迁人的安置补偿超额实现其财产损失。在城中村改造中, 安置补偿是对被拆迁人财产损失的一种补偿行为。而在高度城市化地区, 城中村村民借助城市经济繁荣, 违法占有宅基地或增加私宅面积进行出租经营, 同时相对区位条件较差的地区拆迁补偿标准更高, 致使在改造时对村民安置补偿额度巨大, 一夜暴富成为旧改安置补偿的代名词。

五、基于利益均衡的城中村全面改造模式:公共基金+项目管理公司

1、“公共基金+项目管理公司”改造模式的特点。

基于当前高度城市化区城中村改造利益分配的均衡性, 笔者提出公共基金投资与项目管理公司开发运行的改造模式, 该改造模式特点如下:

第一, 公共基金收益将城中村改造土地超额收益转化为全社会利益所得。旧改公共基金主要引入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和政府旧改投资债券等, 投资收益将用于社会公共福利, 取代开发商借用银行信贷资金获得超额投资收益, 将城中村土地价值超额升值部分转化成公共利益。

第二, 项目管理公司还原开发商的中介本质降低城市价值的耗散。项目管理公司以管理费用取代房地产开发商的开发利润, 减少城市价值向社会利益转化的损失。

第三, 该改造模式能综合发挥政府公共执行力和项目管理公司经济技术管理能力。该改造模式实质是政府主导, 项目管理公司代理的一种改造形式, 在改造中, 政府能有效控制城中村改造的开发强度, 切实使城中村改造按照城市发展规划科学进行;另一方面在税收、地价、被拆迁人安置等优惠政策上具有统筹安排的优势。

2、“公共基金+项目管理公司”改造模式运行机制建议。

首先, 规定投资基准收益, 加强政府对资金运作监督审核力度。规定公共基金基准收益, 保障公民财产的稳定增值;另一方面公共基金关乎社会安全, 公共基金利用也具有利弊两面性, 具有较大风险, 因此在公共基金投资中应加强资金运用的监督与审核力度, 防止公共财产的损失。其次, 采取项目管理公司信用审核和准备金制度。高度城市化地区城中村改造关系复杂, 任务艰巨, 利用公共基金进行城中村改造具有一定风险, 因此改造主体须具备相当的资金实力和技术管理水平以及良好的信用水平, 为保证公共基金的安全性和城中村改造的顺利实施, 必须实施项目管理公司信用审核和准备金制度。

摘要：我国已经进入高速城市化阶段, 城中村改造将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课题。当前, 城中村改造出现很多社会问题, 其焦点在于利益分配非均衡性。本文以高度城市化地区城中村全面改造为研究对象, 提出基于利益均衡的改造模式。

关键词：高度城市化,全面改造,公共基金,利益均衡

参考文献

[1]周新宏.城中村问题:形成、存续与改造的经济学分析.复旦大学, 2007年博士论文.

[2]任宏, 温招, 林光明.“城市价值决定房价”论证分析及宏观调控建议[J].建筑经济, 2007.8.

城中村改造专家谈 篇8

——李培林教授认为广州城中村不需大规模拆迁改造

现在的地成中村被一些城市政府部门视为“城市毒瘤”。与此对应的潜台词是：坏人大多住在城中村。城中村最重要的人不是可转为城市居民的农民。而是租屋而居的外地人。他们是为城市带来发达服务业和制造的人，也是没有筹码与政府谈改造补偿、谈利益分成的弱势群体。但令人惊奇的是，城市政府在改造城中村的利益博弈中，从来就置居住生活其间的外地人于度外。城中村考验正政府治城能力的关键在于：你是视外地人为城市子民，想接纳并安置好这群人，还是视之为城市的累赘和威胁，想管束并“驱逐”这群人？

——著名专栏作家何树青在《新周刊》呼吁：“消灭了城中村，不等于就此消灭了贫富差距。”

解决城村落问题的关键是，在保障村民利益的同时，把村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让村民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

改变征牧土地一次性赔偿的做法，建立政府和村民共同管理的村民工发展基金，让村民分享土地开发的利润。另外，城中村的确良外来人口应该得到妥善安置，否则他们可能工巧匠聚居到城市某些适合区城而再度形成新的城中村。

——中山大学人类系主任周大鸣教授建议这样改造城中村

征地如何补偿，首先政府应该选好立场。被征地的村民生活水平普遍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建议不要“一次性了断”，支付一笔补偿金完事，而应该让村民参与每年的利益分成，比如这块地被征用建造发电厂了，发电厂每年盈利中应有属于村民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