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农问题几点认识

对三农问题几点认识（共8篇）

对三农问题几点认识 篇1

内容提要：“三农”问题已成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文章分析认为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农村经济发展的平台急需搭建、县乡机构改革应进行到底、尽快通过农村再组织变革提高农民收入；并提出了当前支农发展的财政政策取向：通过财政资金投入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和农村，政府主导建立城市乡村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的初始分配能力和禀赋以及财政拨专款设立大学生到农村创业基金以及其他鼓励性措施，专门资助和鼓励大学生到农村从事创业活动。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经济；财政政策；政策取向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新世纪前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必须有发达的农业作支撑。在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2/3左右，只有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农村市场才能够扩大，也才能真正扩大内需，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没有发达的农业，没有繁荣的农村，没有殷实的农民，就不会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十六大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新年伊始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要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支出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了四年多来，这一政策在提高经济增长率方面的确起了作用。但是，这种政策效应由于投资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而打破了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中消费与积累的平衡，造成了消费占GDP的比率逐步下降，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这种消费需求不足对经济长期发展而言才是更为可怕的。目前的现状是，拥有很大一部分财富的高收入者消费倾向很低，绝大多数人因缺少财富而无力消费，居中间阶层的人，有一定的财富而有能力消费，但因市场能够提供刺激他们消费的新产品不多，也不去消费，这类人主要是城镇中的中产阶层，但是调查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在耐用品消费方面已接近饱和，因此，国家出台的如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征收利息税、增加公务员工资、开办消费信贷等旨在刺激消费的政策，对消费需求的增长作用不是很显著的原因主要在此。如果不能把占人口2/3左右的农村需求搞上去，任何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都难以持久。调查资料显示，1985年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58.5%，到2000年却降到38%。中国农民最需要消费，农村市场潜力最大，但是农民无钱消费。有人疑惑中国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却出现了买方市场，这与广大农民收入水平低，进入不了消费市场直接相关。另据调查，中国农村人口8.7亿，大约有2.1亿个家庭，任何商品在农村的普及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增加至少210万的销量。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间》的统计资料，2000年底城乡居民家庭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对比情况，仅在彩电、洗衣机和电冰箱城市居民拥有量分别为116.56台、90.52台和80.13台，而农村地区的这一数字仅为48.74台、28.58台和12.31台。如果农民收入能大幅度提高，这些耐用品消费在农村就大有市场。[!--empirenews.page--]近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注重投资需求的扩大，轻视消费需求的增加，而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所引致的投资需求的增长、国民经济的增长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政策作用点应调整到刺激消费需求，而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应当成为重中指重。

二、农村经济发展的平台急需搭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以农补工阶段、农工自养阶段和以工补农阶段。按照国际通则，在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时，一国就进入农工自养阶段；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一般是以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作为结束提供农业剩余发展工业的标准（刘书明，2001）。中国目前人均GDP2000年已达到人均800美元的水平，但是，由于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在近20年的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农村人口城市化率极低，1978年城镇人口比重为17.92%，到1999年为30.89%，仅上升13个百分点。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协调，导致中国工业在国有企业攻坚改革和入世冲击的内外双重压力下，难以自养，还需要农业继续输血。所以近年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很快，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由1994年的139.9下降到1999年的87.8，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不断减少，1998年用于农业支出的财政支出比例为10.69%，1999年就降到8.23%，2000年又降到7.75%。积极财政政策已实行四年多，城市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平台已搭建好，但是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公共设施尚十分短缺，据调查，全国仅1/3的乡镇有供水站，83%的村不能饮用自来水，13%的村不通公路，53%的村没安装电话，已安装电话的电话费比市话费高近一倍；虽然95%的村能通电，但电价昂贵，普遍是城镇电费的2倍以上；93%的村能接受电视，但信号相当弱，彩电信号尤差（文启湘，陶伟军，2002）。公共医疗设施、公共文化设施、公共照明设施都十分落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借助积极财政政策，下大力抓一抓，把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必要的前提，为农村经济快速增长搭建平台。

三、县乡机构改革应进行到底 “三农”问题不是农民的问题，根源不在于农民，而是思想上的重工轻农，政治上的“城乡分治”，体制上的机构臃肿、人员过冗，制度上的唯“家庭承包责任制”、反对任何制度创新等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对“三农”问题，给人普遍的感觉是“雷声大雨点小”，近年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似乎很少把“三农”问题考虑在内，似乎只要把土地的承包期延长30年就可以了，根本没考虑到由于现有的制度使农民负担沉重，农民已不迷恋生养他们的土地。难怪以研究“三农”而著名的温铁军博士疾呼慎言“三农”。可是，广大农村、广大农民有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要想把这种巨大的潜在需求变为现实的需求，只能是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的收入。对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大多数人认为通过稳定延长土地承包期、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对农民征收的各项非规范性的收费、调整农业税和农产品税等规范性税收税率即可。笔者认为这种“切分蛋糕”的做法在短期内可以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十分必要。而根据付光明等（2002）调查表明，以政府数十个涉农部门从部门利益出发，从农村、农民、农业中争夺自身经济利益为特征的部门内生交易费用“综合症”是农民负担重的根本原因。如果不彻底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削减不必要人员，就难以达到乡镇机构减人减支、农民减负的目的。但现实推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名义上已基本完成，从上到下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层层分流非常顺利，而到县及以下乡镇机构人员再难分流了，或者名义上分流出去了但仍然要拿农民负担的工资。因此，如果不彻底把这些人从政府职能部门剥离掉，政府机构改革成果难以巩固，税费改革也难以推进，从长期来看，即使把“蛋糕”做大，而切分“蛋糕”的人有增无减的话，不能保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经验证明，只有增加农民收入，才能扩大市场，国民经济才能稳定发展，“无农不稳”就是这个道理。[!--empirenews.page--]

四、通过农村再组织变革提高农民收入 要想做大“蛋糕”，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只能通过组织变革或制度变迁来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销售方式、劳动和资本的组合方式，使农业内部重组和重新分工、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实现舒尔茨（Schultz,中译本,2000）所说的“农业的报酬递增”。要使农业产生较高的回报率，关键是在农村再组织的基础上引入先进的生产要素。农村再组织的形成首先需要摆正农业和农村基层政府职能的[1][2][3]下一页 定位，服务和保证再组织所需的各种契约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这样现有的庞大的农村县乡村机构和人员，必须精简去2/3左右，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才能不受干扰地自主地形成农村再组织；其次要取消各种对劳动力流动的人为限制，如废除户籍制度，以国际税法中通用的居住标准来判定一个人的居民身份，允许承包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流通，农民有权放弃土地承包权，城里人如果有好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可以到农村来承包经营土地；否则，即使再组织形成也发挥不了作用，先进的生产要素不会进入。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农业资本利润率低，但这一观点也反证了一旦变动后，农业资本的利润上升的空间非常大，这是工商业资本投入农业的极大驱动力。这从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这两种哈耶克（Hayek，1988）意义上的“市场合作的扩展秩序”的农村社会的再组织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作用可以证实。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中国农村社会的再组织形式是农业产业化。国内自1990年代初由山东诸城市提出，有关农业产业化的研究成果颇丰，笔者无意再置喙于此，这里只想谈一下积极财政政策在农业产业化推广方面的设想。虽说农业产业化是以农民为主体推动的农村秩序的重构，是基于自利原则上的农户与工商企业的自愿合作的结果；但是实践中，由于政府仍维持着的垄断，使农业产业化无法涉足一些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领域；由于多年的工农“剪刀差”和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农业发展资金严重不足；由于现有教育体制安排，忽略了广大农村，致使农民的知识存量普遍不足；也由于运输、信息收集、监督合同等环节的规模经济要求；还由于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村发展的落后，致使其农业产业化缺少应有的基础设施平台支持；因此，政府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作用空间。

五、解决上述“三农”问题的构想 理论上被视为短期政策的积极财政政策自1998年以来已实行近五年了。最近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呼声很高，马拴友（2001）认为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以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无论从短期、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刘尚希和赵全厚（2002）引入政府资产存量、政府收入流量对中国政府债务进行分析，分别得出政府以资不抵债和政府已无法再提高收入流来降低财政风险和改善债务状况。他们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靠发债搞政府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不能再实行了。他们从理论上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上断定国债不能在大规模的发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应考虑淡出了。对此笔者不这样认为，关于目前中国政府还能否大量发国债支持上述提到的农村经济发展，引用陈云同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话，让这些同志查看一下中国金融机构、投资企业近年的国债资产增长情况，再走到老百姓为购买国债而排的长长队伍中，从中国城乡居民拥有近九万亿的储蓄存款的情况来看，三到五年内拿出1/3左右存款投资国债是非常可能的。这就是说三五年内还有3万多亿的国债发行规模。至于债务风险问题，对内发行国债，只要保证政府的可信性，本金偿还不应在令人担心的考虑范围内（可用新发行的国债的一部分来偿还），只需考虑每年财政收入中用于偿还国债利息支出的可行性。从近年税收增长的情况来看，这似乎不成问题。从中国具体国情（而不是比照国外的经验数据）来看，发行国债、推行政府主导下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仍有空间。再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来看，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国债市场是一国金融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础，因为（1）国债为社会公众、社保基金、投资基金、银行、保险公司等提供了一种零风险（目前我国还是较高收益）的投资对象；（2）国债市场的价格，既为中央银行提供市场信息以随时调整政策取向，又为其他金融市场产品的价格提供参照基准；（3）为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形式金融监管提供重要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发达的国债市场具有足够的市场流动性，可保证市场参与者的信心，最主要的是为中央银行从事公开市场业务、实现货币政策意图提供操作对象和场所。可是目前中国国债的规模、品种、期限结构、利率结构和交易方式都远没达到发达的国债市场标准。今后围绕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效应，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很大。[!--empirenews.page--] 党的十六大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新年伊始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要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今后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方向应重点扶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支农发展方面具体可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通过财政资金投入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和农村。目前中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3，而政府财政支出直接用于农村人口的农业支出比重不足1/10（1999年为8.23%，2000年为7.75%）；农民自身的收入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增产不增收；乡镇企业多年的不景气；许多城市限制农民工打工的歧视规定等原因，农民收入增长逐年下降，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实际收入近几年呈绝对的减少，所以，1997年政府提出的开拓农村市场，到现在也没有多少扩大的迹象。不是农民不需要商品，而是农民没有钱消费。调查表明，农民有限的剩余资金还被遍布城乡的邮政储蓄系统零星收购然后缴存到中央银行。农村经济现在成了无人扩大再生产，仅仅维持简单再生产，有些地方连简单再生产也做不到。在此情况下，政府如果不再对农业投入，后果将十分严峻。国外经验表明，国家对农业支持越多，农业盈利水平就越高，社会资金投入农业也就越大。中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十分落后，积极财政政策在这方面很有文章可做。因此，政府应对农业投资给予各种优惠或奖励或补贴，如通过税收优惠鼓励农业利润用于农业再投资、对农业贷款实行财政贴息、对私人兴建农村基本设施建设给予财政补贴等等。二是政府主导建立城市乡村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可借鉴新加坡在社保方面的做法，把目前中国农户自发进行的防卫性储蓄以省或市为单位协调统一使用，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保制度。短期内的资金缺口可考虑国债资金贴补，从长期来看，经济的全面增长，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只要制定合理的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建立这一城乡统一的社保制度是可行的。经济理论告诉大家，最终消费提高是扩大内需的关键，包括增量消费和存量消费。消费增量的提高依赖于边际收入的增长，边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不是短期能实现的；而社会消费存量的增长则主要取决于居民预期的稳定。针对预期的不稳定，城市居民的基本对策是增加个人储蓄保障，所以储蓄存款不受降息、征利息税的影响仍以年均14.3%速度增长；农村居民的对策是多生孩子，养儿防老，农民收入大多用于计划生育罚款了，不能进行农业投资和和生活消费。只有建立充分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分散的个人储蓄保障转变为规范的社会保障，才能提高城乡居民的预期稳定性，才能把他们的存量财富用于消费；只有建立涵盖县乡村基层干部的社会保障制度（这要大规模的精简基层机构和人员），通过政府买单来保障基层干部的利益，一方面有利于基层政权的稳定，另一方面解决农民负担过重，切实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民投资和消费的资金约束。三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的初始分配能力和禀赋。这是解决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起点上的不公平，通过教育一方面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民主意识，才能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另一方面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中国教育与人力[!--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下一页 资源问题报告》提出人力资源开发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成败。把中国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重点是通过教育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的能力。从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和财政支出的比重来看，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自1996年以来逐年下降，教育经费支出的增长幅度低于GDP和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2000年国家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2.56%，低于国家制定的4%标准，也低于世界5%左右的平均水平；用在农村中小学教育上的经费与用在高等教育上的相差无几，1999年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占当年教育总经费的25.7%，而同期高等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22.8%，但农村中小学教育是义务性的，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性的。因而，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先考虑特困地区九年制义务教育全部免费，以后逐步惠及全国适龄儿童，真正体现国家在基本教育方面的义务性。另根据Persson和Tabellini(1994)使用OLG(overlappinggenerations)模型研究了在财政纯粹进行再分配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综合经济均衡和政治均衡，他们认为基于初始能力和禀赋分布的收入分配越不平等，转移支付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在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日趋拉大的情况下，通过增加税收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和政府投资的再分配，将会对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产生影响。因此，增加政府在农村教育方面的投入，是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价值、能力和禀赋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四是财政拨专款设立大学生到农村创业基金及其他鼓励性措施，专门资助和鼓励大学生到农村从事创业活动。当前，农业大学或其他大学的适农专业的毕业生不愿意到农村去，有缺少创业资金的原因，也有农村即使是乡镇企业也提供不了与城市可比的就业环境方面的因素。政府应制定政策鼓励到农村去的大学毕业生，专门设立基金资助是一个方案；允许他们的人事档案户籍关系保留、或挂靠在所在省市的人事部门，不用迁移到他们所去的农村基层部门，并可以做一些期权安排：如规定凡到农村工作若干年以上并做出较大社会贡献的大学生以后子女上学费用可免除、考大学可加分等。另外建议农业大学以培养农村干部和农业科技人员为主，不纳入高考入学范围，免试入学，免费培训（所需费用由财政投入，目前的资金缺口可考虑国债筹集资金）或者被培养人员回到农村生产经营有了收入后再交学费，农业大学的课堂最好设到农业试验田里，设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切实实现农业科技成果迅速转化农业科技生产力，提高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总而言之，我国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农业现代化发展缓慢，农民收入得不到较快增长，制约农村消费需求增长，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多年积极财政政策既没有改变物价指数持续下降、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缓慢、经济持续低迷的局面，也没有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反城乡经济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继续推行积极财政政策，重点解决“三农”问题，支持农业、关注农村、关心农民，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的小康，进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

对三农问题几点认识 篇2

早在1972年, 以埃德加·富尔为首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报告中就指出:“教育过程的正常顶点是成人教育”。如果研究继续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位置, 我们不难看出, 继续教育处于终身教育体系中成人教育阶段的最高层次, 它的发展情况好坏和质量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教育科技文化水平高低, 并标识着教育是否处于领先地位。

自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作为商业语言的会计也发生着巨大变化。从1992年两则、两制的颁布, 到1997年第一个具体会计准则的出台, 再到2000年统一“企业会计制度”的实施, 会计知识可谓三年一小变, 五年一大变。这些会计准则与制度地变化,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均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

2006年, 为响应党中央十六大提出的“走出去, 请进来”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财政部在人民大会堂颁布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等效”的1项基本会计准则与38项具体会计准则。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发布会上表示, 此次新准则的发布是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又一重要的里程碑, 它为我国经济发展国际化铺平了道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明确要求各农牧团场从2008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新准则。

作为约束会计系统生成信息的行为规范——会计准则是具有经济后果的。如新疆的S*ST百花上市公司在财务报告中分析新准则影响时表示, 在公允价值模式下, 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在房地产升值的情况下, 当期利润将明显增长, 其将能成功摘除ST。由此一例不难看出, 新准则对新疆经济的发展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面对全新的、国际化的会计准则, 面对即将执行会计新准则的工作压力, 面对新准则带来的财务、金融、税收等等一系列问题。我们不仅要问:新疆的广大会计工作者准备好了吗?新准则能顺利实施吗?实施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如何能有效反映与解决?笔者认为会计继续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将对上述种种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

那么, 新疆兵团的会计继续教育工作现状又如何呢?经过一系列调研与分析, 笔者认为其还存在种种不足,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会计继续教育工作的管理有待加强

《会计法》第39条规定“会计人员应当提高业务素质, 对会计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应当加强。”《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第20条规定“持证人员应当接受继续教育, 提高业务素质和会计职业道德水平”。而管理本地区的工作是会计法赋予财政部门的权利。财政部门应加强监督, 为保障会计培训的顺利进行, 发挥其管理职能, 促进会计培训顺利进行。目前, 全国每年的会计培训费高达二、三百亿, 而且每年还在增加。新疆兵团每年用于会计培训的资金也有上百万元。截至2008年4月, 兵团已有会计培训中心6个, 每年由财务局统一安排培训任务, 年末进行考核, 但在全年的培训任务执行过程中, 深入培训班调研较少, 跟踪检查还较为欠缺。如若培训中心只图经济效益, 很容易使会计培训流于形式。

二、用人单位对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缺乏中长期规划

很多用人单位对会计继续教育重视不够, 只是例行公事般的对待上级下达的培训指标, 缺乏针对本单位业务实际和人员素质的中长期培训规划。会计人员中某些人一年培训几次, 而某些人几年培训不了一次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都不利于用人单位会计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 也不利于会计工作的整体水平的提高。

三、培训内容与方法单一

缺什么补什么, 需要什么学什么, 学以致用是继续教育的突出特点和核心所在。从这一角度出发, 我们以兵团各农牧团场为例:按岗位划分, 有工、交、建、商、农以及预算几部分, 其中农业核算又可分为师、团、连几级。岗位不同, 需求自然不同。按专业职称与职务的不同, 又可分为高级、中级与初级, 级别不同, 需求又有所不同。目前的会计培训层次划分尚不明确。因此, 会计培训内容层次单一、教育方法单调等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教材与师资队伍建设落后

如果把培训中的会计知识比作商品的话, 广大会计工作者是知识的消费者, 培训中的任课教师则是商品的制造者, 商品制造者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商品的质量。那么, 兵团现有的6所会计培训中心的师资又是如何呢?笔者认为, 由于6所会计培训中心基本依托于高校, 在师资上既有优势, 又有不足, 优势在于与依托高校, 师资丰富, 劣势在于缺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容易使教学陷于象牙塔中, 不能与实际需求结合, 出现供需不对路的状况。

针对会计继续教育强制性、在职性、规模性、长期性、新颖性、实用性及现代性等特点, 结合新疆兵团实际, 笔者认为应对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建立“自助式”、“超市化”培训方式。

继续教育作为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权威性、有序性, 它要求统一规划、分级管理、统分结合。财政部门应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利, 加大对会计继续教育工作的管理, 所以说财政部门是“超市”的管理者, 由财政部门通过招标的办法把各种类型的培训学习, 纳入“超市”管理, 由其合理分配教学任务, 建立完善的测试系统, 全面考核培训机构, 在培训过程中加大跟进力度, 多监督、抽查。保证继续教育工作成效落到实处。

用工单位如各师局是“超市”商品的购买方, 财政部颁布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中明确要求:会计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不能少于20小时 (初级会计人员不少于24小时) 。按每天6小时来计算, 也就是3天~4天的培训, 如何利用好这短短的3天~4天。需要用人单位与财政部门沟通与配合, 双方应就用人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三至五年的中长期培训规划, 有计划、有步骤的组织继续教育。提出培训需求。例如按职称职务将培训需求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具有高级会计师资格的会计人员和大企业、集团或上市公司的财务机构负责人、总会、财务总监等;第二层是具有会计师任职资格的会计人员和各基层财务科长、主管会计等;第三层是其他初级职称的会计人员等。

目前的6个培训机构是“超市”的供货方, 其所提供的产品由三部分组成:

1. 根据招投标所设计的培训内容。

如针对上面提出的三个层次需求, 进行相关设计如下:第一层次人员在培训内容设计上多侧重管理相关知识的介绍, 注重复合型知识结构的培养;第二层次人员重点应放在新准则的难点分析和财务管理等内容;第三层次人员则应把重点放在对会计理论和新准则的理解和掌握上, 加强日常会计方法和技巧的交流探讨。

2. 由于6所会计培训中心基本依托于高校, 可充分发挥其师资上的优势。

其所提供的师资也可视为产品的组成部分。作为“超市”的管理者——财政部门则可通过考核、测评体系, 设置“教师资源库”, 及时将各个培训机构的培训教师纳入资源库, 为今后会计人员自主选择教师做好铺垫。

3. 灵活的教育方法设计是产品组成部分的第三方面。

21世纪是信息时代, 以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为平台, 网络的革命带来企业管理、营销方式、财务管理等一系列的变革。如果说工业社会财会人员不会打算盘就不算合格的财会人员的话, 那么, 在信息时代不懂起码的计算机知识和网络知识的财会人员无疑也很难算合格的财会人员。当今的会计人员不可避免地感受着信息时代的诸多挑战, 熟练地掌握财会专业必修的“边缘知识”成为衡量一名财会人员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志。在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方面我们更应发挥网络的优势。特别是新疆地域广大, 又地处偏远, 有效的利用网络资源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在教育方法设计方面, 培训内容设计应充分调动会计学员的自学积极性, 通过网络、录像等组织学习;通过组织研讨会等形式, 加强学习交流;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办法, 取人之长, 补己之短。

有了上述“供货方”与“购买方”的供给与需求, 作为管理者的财政部门则应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将各培训机构纳入“超市”进行管理, 定期举行师资推荐活动, 对入库师资的教学质量, 职业道德等方面进行评价, 实施动态管理、有进有出。同时开展培训机构展示活动, 培训教材展销活动, 会计人才举荐活动。通过会计培训超市整合培训教材、师资、培训机构、测试手段等方面的资源, 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通过会计培训“超市”, 让广大会计人员自主选择授课教师, 自主选择培训机构, 自主选择培训方式, 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培训环境, 提高广大会计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将会计继续教育事业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1]刘红梅: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不足及对策中国农业会计.2006年第5期

对转化型抢劫问题的几点认识 篇3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1月17日凌晨，周某（17岁）与“阿羊”（在逃）、“阿亏”（在逃）在三亚市商品街三巷吃夜宵时看到被害人王某与杨某、高某从旁边经过，王某脖子上带着一条金项链。于是，“阿亏”提议去抢王某的金项链（经鉴定，价值9728元人民币），周某与“阿羊”表示同意。他们商议由周某去抢，“阿羊”、“阿亏”骑摩托车负责接应。这时，王某正准备上出租车，周某便快步上前趁王某不注意一把将其戴在脖子上的项链挣断并逃跑。但是由于王某一直在后边追赶，周某没有坐上接应他的摩托车。王某先是抓住了周某衣服，周某为逃跑咬了王某的左手中指一口（不构成轻微伤），挣脱后继续逃跑。后周某被王某扑到在地，被赶来的民警当场抓获。在王某与周某的撕扯过程中，负责接应的“阿亏”、“阿羊”逃跑了。

二、分歧意见

本案中，周某为了抗拒抓捕使用了用嘴咬人的暴力，但是并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的后果，[1]对周某是否构成转化型抢劫主要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周某在实施抢夺犯罪后为了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并导致被害人受伤，符合转化型抢劫构成要件，应当以《刑法》第269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定罪处罚。

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周某在抢夺之后使用暴力当场抗拒抓捕，造成被害人的伤害较轻，但暴力程度尚未达到转化型抢劫要求的标准。同时其抢夺行为已经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因此应当以《刑法》第267条规定的抢夺罪定罪处罚。

三、评析意见

笔者认为，两种观点分歧的焦点就在于对于转化型抢劫的“暴力”程度理解不同，而这恰恰是能否对周某以转化型抢劫定罪处罚的关键，下文笔者将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

（一）对抢劫罪的“暴力”与转化型抢劫的“暴力”有无区别的理解

“暴力”一词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含义。最广义的暴力，包括不法行使有形力的一切情况，其对象不仅可以是人（对人的暴力），而且可以是物（对物暴力）。广义的暴力，是指不法对人行使有形力的行为，但不要求直接对人的身体行使，只要对人的身体以强烈的物理的影响即可，如在他人身边播放高分贝噪音。狭义的暴力，是指对人的身体不法行使有形力，但不要求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如打人一耳光。最狭义的暴力，是指对人行使有形力，并达到了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但不要求直接对人的身体行使有形力。[2]抢劫罪中的暴力只能是最狭义的暴力。[3]

对于抢劫罪的“暴力”，笔者赞同上述观点。那么其与转化型抢劫的“暴力”有无区别呢？因为转化型抢劫属于法律拟制，因此有人可能认为作为法律拟制的转化型抢劫要求的“暴力”应当区别于抢劫罪的“暴力”。笔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虽然转化型抢劫与抢劫有本质区别，但是这只是从犯罪构成、社会危害性等方面看，具体到对“暴力”的认识，笔者认为二者没有必要区别。因为抢劫罪中为了让被害人交出财物而使用的“暴力”与转化型抢劫中为抗拒抓捕等使用的“暴力”难以区分，甚至后者的“暴力”程度会高于前者（如犯罪嫌疑人为了抗拒抓捕往往是拼死挣扎施暴）。因此，笔者认为抢劫罪中的“暴力”与转化型抢劫中的“暴力”没有区别，后者的“暴力”也需要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

（二）对判断是否“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程度”的标准的认识

目前，对“暴力”程度的判断标准，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主观说与客观说两种。主观说认为应当以被害人的主观状态为基准，在具体的案件中只要暴力足以压制被害人的反抗，就构成抢劫罪。客观说则认为应当以一般人的主观状态为基准，只有暴力足以压制一般人的反抗时，才成立抢劫罪。[4]

笔者认为主观说有较大的缺陷，因为被害人的主观状态是无法进行具体衡量且主观状态容易变化，也不符合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假设犯罪嫌疑人A分别对被害人B（胆量很大）与C（胆量很小）实施了程度相同的“暴力”行为，但因为B胆大不犯罪，而却因为C胆小犯了罪，显然与刑法基本原则相悖。客观说较之主观说而言更加科学，但是其标准还是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在司法实践中仍然面临对“一般人反抗程度”的把握与理解。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采用综合客观说，即以客观说为基础，但是同时也要考虑具体案件中被害人的具体情况，通过综合考量得出较为科学的判断。在本案中，周某在抗拒抓捕过程中咬了被害人王某一口，王某因疼痛放开了手，周某继续逃跑，但是笔者认为王某的放手并不是因为不敢反抗而放手，而是基于正常的物理反应而放手，因此咬人的暴力并没有达到足以压制一般人的反抗的程度。同时从案件看，在周某与王某撕扯过程中，负责接应周某的两个同伙已经逃跑，与王某相比周某的身体相对瘦弱，被害人王某后来也继续对周某进行了追捕并将其扑倒在地，综合考虑本案中周某对被害人王某实施的“暴力”没有达到转化型抢劫所要求的“暴力”程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转化型抢劫中的“暴力”应当排除轻微暴力，在本案中周某使用的暴力并不足以压制被害人王某的反抗，因此不应当以《刑法》第269条转化型抢劫定罪处罚。

四、对转化型抢劫是否存在“犯罪未遂”的认识

为了便于文章其余部分的论述，假设本案中周某使用的“咬人”暴力达到了转化型抢劫要求的“暴力”程度，但是这一暴力既未最终取得被害人王某的财物也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的后果，那么周某的转化型抢劫是否是犯罪未遂呢？如果是，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目前，转化型抢劫是否存在犯罪未遂最高人民法院并未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践界都存在较大的争议。否定说认为“转化型抢劫罪从犯罪构成看应系行为犯，即以行为的实行或者完成作为既遂的标准，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行为，不论是否发生了犯罪结果，其行为本身即构成既遂。认为转化型抢劫罪存在未遂形态，与行为犯不存在实行终了的未遂的法理不符。”[5]肯定说认为“转化型抢劫罪存在未遂形态，这种未遂形态的存在，不是比附一般抢劫罪的结果，而是从转化型抢劫罪特定的犯罪构成推导出的必然结论。如果认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是转化型抢劫罪实行行为的一部分，由于盗窃等行为的完成形态同样需要‘取财的结果，因此显然不能将转化型抢劫罪单纯理解为行为犯，以行为犯为由否定转化型抢劫罪存在未遂的理由就是不成立的。”[6]肯定说中还有人认为转化型抢劫不仅存在未遂形态，还存在中止形态，如“三种转化事由的分析均得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的过程中，行为人都可能存在不愿、不敢、不能继续犯罪的情形，那么转化型抢劫罪存在未完成形态的命题就基本可以得到证实。‘不愿属于‘能而不欲情形，在主观上符合中止犯的要求，‘不能属于‘欲而不能情形，在客观上符合未遂犯的要求。有此两者便足以肯定转化型抢劫罪除了既遂形态，还存在未遂、中止等未完成形态。”[7]笔者认为，转化型抢劫应当存在犯罪未遂形态，下面笔者将从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从转化型抢劫特殊犯罪构成要件的角度

虽然笔者认为转化型抢劫存在未遂形态，但是却不主张依附抢劫罪的犯罪停止形态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转化型抢劫是法律拟制，其本质是对两种满足不同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用同一法律进行评价罢了，也就是说转化型抢劫存在未遂形态要对其特殊犯罪构成进行分析。解析转化型抢劫的犯罪构成关键是弄清楚其实行行为包括“盗窃、抢夺、诈骗”的前提行为+（为了特定目的）的暴力行为，还是只有（为了特定目的）的暴力行为。笔者认为实行行为应当包括“盗窃、抢夺、诈骗”的前提行为+（为了特定目）的暴力行为，而不能将“盗窃、抢夺、诈骗”行为作为身份犯的特征进行评价。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第一，转化型抢劫属于侵犯财产类的犯罪，其侵害的法益主要是财产法益，其次包括人身法益，如果将前提行为排除在实行行为之外，就无法体现其侵害财产法益的特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转化犯的性质。第二，如果将先行为看作行为人身份的要求，那么是否对于前提行为还需要另行根据刑法其他规定进行评价，再与暴力行为进行数罪并罚或者吸收问题研究，这也是不合理之处。因此，笔者认为转化型抢劫的实行行为=“盗窃、抢夺、诈骗”的前提行为+（为了特定目的）的暴力行为。因此，一方面如果将“盗窃、抢夺、诈骗”的前提行为看成实行行为的一部分，而“盗窃、抢夺、诈骗”行为存在犯罪未完成形态，上述观点认为“转化型抢劫系行为犯因此不存在未遂形态”的观点就是经不起推敲的；另一方面，为了“抗拒抓捕、毁灭罪证、窝藏赃物”而实施的暴力行为也是需要具备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才能完成的，因此暴力行为也应当存在未遂的形态。综上，笔者认为转化型抢劫应当存在未遂形态。

（二）从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的角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具备劫取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两者之一的，均属于抢劫既遂；既未劫取财物又未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后果的，属抢劫未遂。”对于抢劫罪存在未遂形态司法实践界与理论界意见分歧并不大。那么，作为法律拟制条款的转化型抢劫是否有未遂形态呢？“一方面我们承认普通抢劫罪存在未遂形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否认与其法律性质相同，具有同等社会危害性的事后抢劫罪有未遂形态，这样必然会对抢劫罪未遂标准的统一性造成破坏。”[8]同时，如果不承认转化型抢劫的未遂形态也会造成量刑上的不均衡，如A基于抢劫的故意对B实施抢劫，但是最终既未抢到财物也未致B轻伤以上后果，那么A应当以抢劫罪（未遂）定罪处罚。但是如果A基于抢夺故意对B实施抢夺，但是A并没抢到财物，在抗拒抓捕中对B使用暴力，此暴力也未致B轻微伤以上后果，这样对A适用第263条规定以抢劫罪（既遂）定罪处罚明显不符合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因此，笔者认为转化型抢劫存在未遂形态。

五、对判断转化型抢劫既未遂标准的认识

除了对转化型抢劫是否存在未遂形态存在争议外，我国学者对如何判断转化型抢劫既未遂标准研究不多，主流观点认为应当与一般抢劫罪的标准一致。不过国内学者对日本学界关于转化型抢劫的研究理论介绍较多，笔者将其总结为以下几个观点[9]：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将盗窃行为的既未遂标准作为转化型抢劫的既未遂标准。这种观点可以说是日本通说的主张，也是日本判例的立场。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在日本刑法规定的抢劫罪中，只有劫取到财务才可能成立既遂，因此为了避免量刑的不均衡，其主张如果盗窃未遂那么转化型抢劫也是未遂。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以事后暴力、胁迫行为的既未遂作为转化型抢劫的既未遂标准。这一观点对于事前的盗窃既未遂不予以评价，认为只要事后的暴力、胁迫行为既遂，即便事前盗窃是未遂也应当认定转化型抢劫既遂。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将最终是否取得财物作为转化型抢劫的既未遂的标准。这一观点认为，即便事前盗窃既遂，但是在事后财物被取回，那么就不能认定为转化型抢劫的既遂。

因为日本刑法中只有盗窃行为才能构成转化型抢劫且笔者对日本刑法及刑法相关理论并不精通，因此本文仅将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介绍。下面笔者将就我国转化型抢劫的既未遂标准谈谈自己的看法。

犯罪既未遂认定的关键在于，行为是对法益造成了实际的侵害，还是尚未造成实害而只是具有法益侵害的现实的、紧迫的、具体的危险性。因此，法益对于既未遂的判断具有重要的意义。[10]根据犯罪行为侵害法益的数量，刑法理论界通常将罪名分为单法益犯与复法益犯。对于单法益犯来说，判断罪行的既未遂往往比较容易，但是复法益犯则较为复杂。因为复法益犯至少存在两种以上的法益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理顺复法益犯中各个法益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判断既未遂标准的关键。从理论上讲，复法益犯法益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主要法益与次要法益关系、并列法益关系与选择法益关系几种。

毫无疑问，我国的抢劫罪与转化型抢劫属于复法益犯，但是对于各法益之间的关系理论界还存在争议。因为我国刑法将抢劫罪与转化型抢劫罪统一规定在第五章侵犯财产类罪名中，所以有学者认为，“抢劫罪属于侵犯财产罪，理应以行为人取得（控制）被害人财物为既遂标准；造成轻伤但未取得财物的，依然属于抢劫未遂。抢劫致人重伤、死亡但未取得财物的，属于结果加重犯的既遂，但基本犯仍然未遂”。[11]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条中规定：“抢劫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财产权利又侵犯人身权利，具备劫取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两者之一的，均属抢劫既遂；既未劫取财物，又未造成他人伤害后果的，属抢劫未遂。”也就是说司法实践中将复法益的人身与财产视为并列关系，只要侵犯了其中一种法益那么犯罪即为既遂。相比前述两种观点，笔者赞成后者。因为虽然将二罪放在侵犯财产类罪名中，但不能草率得出财产法益为主要法益的结论，其实对人身法益的侵害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秩序的冲击更大，因此应当将人身法益与财产法益视为并列关系。因为转化型抢劫属于法律拟制，其侵害的法益与抢劫罪的相同，同样应当以这一标准来判断既未遂。下面笔者将从侵害人身与财产两种法益的角度谈谈转化型抢劫既未遂的标准：

第一，暴力致人轻伤以上后果的即为既遂。这种情况下不考虑前提行为的既未遂状态，只要在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的过程中使用暴力致人轻伤以上后果，那么就认定犯罪行为为既遂。这里笔者要强调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中规定，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但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依照刑法第269条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其中第（3）中情况是使用暴力致人轻微伤以上后果的。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导致了刑法量刑的不均衡，因为抢劫罪如果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且造成被害人轻微伤的话，应当以抢劫罪的未遂定罪处罚，但是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的转化型抢劫在同样情况下却以抢劫罪既遂定罪处罚，显然不合理。

第二，前提行为未取得财物的情况下（也未致人轻伤以上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分情况讨论。首先，犯罪嫌疑人为抗拒抓捕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无论其最终成功逃离亦或是被抓捕都应当认定为未遂；其次，犯罪嫌疑人为毁灭罪证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如果其成功毁灭罪证，笔者认为应当认定为既遂，但是如果罪证并未毁灭，应当认定为未遂；最后，因为在前提行为未取得财物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后续的窝藏赃物行为，因此在此不作讨论。

第三，前提行为取得财物的情况下（也未致人轻伤以上的后果）。与上述第二一样，我们也需分情况讨论。首先，犯罪嫌疑人为抗拒抓捕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如果其最终成功逃离，即便最终没有取得财物也应当认定为既遂，如果其最终未成功逃离，但是其使用的暴力已足以压制一般人的反抗，也应当认定为既遂；其次，犯罪嫌疑人为窝藏赃物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如果最终成功窝藏赃物应当认定为既遂，如果窝藏赃物不成功即为未遂；最后，犯罪嫌疑人为毁灭罪证而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如果成功毁灭罪证即为既遂，未成功毁灭罪证即为未遂。

具体到实际案件中，也许不会像笔者分的情况一样单一，犯罪嫌疑人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可能同时为了达到两种以上的目的，那么按照上述判断既未遂标准，只要其中一种达到既遂状况就可以认定为既遂，如果没有任何一种达到既遂状态即为未遂。

经过了冗长的理论分析后，我们再来看本文案件情况，如果假设周某为了抗拒抓捕咬人的暴力达到了足以压制一般人的情况，但是由于被害人王某不惧威胁暴力最终将周某抓获，因为周某先前抢夺既遂，根据笔者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应当认定周某转化型抢劫既遂。

六、对转化型抢劫犯罪中“帮助犯逃离现场的行为”能否构成转化型抢劫的认识

对转化型抢劫的共犯问题我国学界并没有系统性的理论研究，有部分学者只是给予了部分关注，如“事前与他人共谋实施盗窃罪，但未参与实施后续的暴力、威胁行为的，只构成盗窃罪共犯，而不构成准抢劫罪的共犯。事前没有与盗窃等财产犯罪人共谋，但在财产犯罪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时，参与到财产犯罪人的犯罪中，构成准抢劫罪的共同正犯（承继的共同正犯）”[12]。

本案中，“阿羊”与“阿亏”参与了抢夺罪的共谋，属于抢夺罪的共同正犯，但是在周某抗拒抓捕过程中“阿羊”、“阿亏”并未参与实施暴力，只是看到周某实施暴力的过程，最后逃离现场。那么根据案情看，“阿羊”、“阿亏”对于使用暴力是有预见可能性的，但是是否可以根据他们对暴力具有预见可能性就认定其也是转化型抢劫的共同正犯呢？对此，韩国刑法理论中的主流观点认为，转化型抢劫罪虽然属于身份犯，但并不属于盗窃罪的加重构成要件或盗窃罪的结果加重犯，而属于独特的犯罪类型。本罪的共同正犯应当具备盗窃行为和暴力、胁迫行为的正犯性。只具有对暴力、胁迫的预见可能性，由于不能将这种情况视为共同正犯要件之共同实施犯罪的意思，因此，并不具备成立共同正犯的余地。即便盗窃的共同正犯具有免予逮捕而实施暴力的意思，由于共同正犯的正犯性标志在于机能性犯罪的支配，因此，只依据共犯的实施暴力行为的预见可能性，不能肯定成立转化型抢劫罪的共同正犯。[13]笔者赞成这一观点，认为转化型抢劫的共同正犯必须以犯罪嫌疑人实施暴力行为或以暴力相威胁为必要要件，如果仅有对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预见可能性无法使其构成转化型抢劫罪。因此，本案中即便周某在抗拒抓捕过程中使用了足以压制一般人的暴力，犯罪嫌疑人“阿羊”、“阿亏”也只能以抢夺罪定罪处罚，而不能以转化型抢劫罪定罪处罚。

注释：

[1]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转化抢劫的认定。

[2]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19页。

[3]同[2]，第850页。

[4]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0页。

[5]王世斌：《转化型抢劫罪不应存在未遂形态》，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16期。

[6]杨志国：《转化型抢劫罪的未遂形态及判断标准》，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7期。

[7]刘晓虎、蒋晓静：《转化型抢劫罪的停止形态及认定标准》，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5期。

[8]姚万勤：《论事后抢劫罪未遂形态》，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9期。

[9]参见以下文章：郑泽善：《转化型抢劫罪新探》，载《当代法学》2013年第2期。姚万勤：《论事后抢劫罪未遂形态》，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9期。刘晓虎、蒋晓静：《转化型抢劫罪的停止形态及认定标准》，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5期。刘斌：《转化型抢劫罪的停止形态研究》，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8年第21卷第2期。刘明祥：《事后抢劫问题比较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3期。

[10]杜文俊，陈洪兵：《复法益犯既未遂及竞合问题研究——以典型个罪为视角展开》，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1年第24卷第5期。

[11]同[2]，第860页。

[12]周光权：《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对“高效课堂”的几点认识1 篇4

摘要； 高效课堂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课堂教学的功能与作用，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最完美地实现教育教学“三维目标”的整合，以求得课堂教学的最大效益，达成育人目标。高效率的课堂，是“自主、合作、快乐、高效”的课堂教学，不仅让学生学有所获，而且是投入和产出的比较合理的课堂。这样的课堂，学生乐学，老师乐教，师生互动，教学相长，共同受益。

关键词；高效 课堂 认识

在新课程改革中，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和灵魂，教学观念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改变旧的教学观念，真正建立起与新课程相适应的且能真正体现素质教育的教学理念。于是，高效课堂应运而生。

高效，简言之就是在较短的时间里，用较小的投入，得到尽量大的效率效益；高效课堂，即高效型课堂或高效性课堂的简称，是指教育教学效率或效果能够有相当高的目标达成的课堂，具体而言是指在有效课堂的基础上、完成教学任务和达成教学目标的效率较高、效果较好并且取得教育教学的较高影响力和社会效益的课堂。简单说，就是取得课堂教学的最大效益。高效课堂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课堂教学的功能与作用，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最完美地实现教育教学“三维目标”的整合，以求得课堂教学的最大效益，达成育人目标。高效率的课堂，是“自主、合作、快乐、高效”的课堂教学，不仅让学生学有所获，而且是投入和产出的比较合理的课堂。这样的课堂，学生乐学，老师乐教，师生互动，教学相长，共同受益。

然而不同的人对高效课堂有不同的理解，又有不同的做法，我个人眼中的高效课堂，应该是这样的：

其一、高效课堂应该是让孩子们愉快、欢悦、幸福而且充满智慧的灵动课堂。

课堂教学氛围和谐有序，人际关系充满关怀，有良好的安全学习心理环境。从某种角度讲，高效的课堂就是学生学习的高效。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由被动的接受学习，转变为主动的探究学习，是课程改革的重点之一。改变学生学习的过程与方式的根本目的，是使学生学会学习。要切实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自主学习是基础。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发展的主体，是“教学之本”。要保护每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每个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意识得以长久地保持，做到乐学，主动地学，学有所得，越学越爱学，让学生在知识的超市里狂欢。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学生学习的高效，这样的课堂才是灵动有活力的课堂。

其二、所谓高效课堂，就是在课堂上学生能达到厚积知识，破难解疑，优化方法，提升能力，高效学习的境界。

要想达到这一境界，学生需要的不是简单传统的“授业解惑”，要求教师必须要摈弃传统灌输填鸭式教学方式，彻底解放学生，重视学习能力的培养。新课程，倡导的自主探究式学习，一再强调，要把时间还给学生，课程改革要求要把学生作为活动的中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只有把学生的肢体和思想全部解放出来，学生才能在探究过程中厚积知识，在合作过程中学习方法、提高能力，最终达到高效学习，高效收获的境界。

其三、所谓高效课堂，要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到教学中来，每一个学生在每一个时间段都有事做。

在新课程条件下，我们强调要关注每一个学生，例如，在探究式教学中，教师要坚信并非只有好学生才有能力开展研究。首先，应该给每个学生参与探究的机会。尤其是那些在班级或小组中极少发言的学生，应给予他们特别的关照和积极的鼓励，使他们有机会，有信心参与到探究中来。“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到教学中来”，不是时髦的理念，而是保证课堂高效的必需。其次，探究式教学中，不仅采取个体探究，更应该合作探究或大班集体探究，可利用学生集思广益，思维互补、思路开朗、分析透彻、各抒已见的特点，使获得的概念更清楚，结论更准确。“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教师必须尊重每一位学生做人的尊严、价值及参与的权利，时刻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当尊重各种不同类型的学生，让每一个学生在每一个时间段都有事做，以一种分类关心，个别引导、全员帮助的态度来积极营造和谐、互学相帮的教学氛围。这样，学生主体地位得到肯定，心智得到启迪，学习的主动性得到提高，学习效率自然会有大幅提高。

其四、所谓高效课堂应该让老师和孩子们过得幸福，感觉到幸福。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指出“我认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传统的课堂教学，老师一味的进行知识的灌输、传递，把知识点从自己脑子中转移到学生的脑子中，扮演着对自己是强迫对学生也是迫害的“搬运工”角色，教师的讲授不易打动学生，难以形成共鸣，导致教学的实效性差。往往使老师身心俱疲，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教书匠，老师何谈幸福？我所理解的教师的幸福课堂，学生自己应该是主人，对于自己需要什么，自己“说了算”，让学生在亲历学习的体验中达到高效，变沉闷为活跃，让学生在合作探究的学习中体验高效；变题海为淘金，让学生在减负的轻松中享受高效。我们的课堂，让学生在自我展示中，张扬了个性，激活了思维，体验到了学习的快乐。同时，教师也由“搬运工”的角色变成了指挥者，身体不累了，心情舒畅了，老师感受到了幸福，课堂也变成了师生共同的幸福驿站。

高效率的课堂，不仅是学生学有所获、教师感觉轻松的课堂，更是投入和产出比较合理的课堂。这样的课堂中，学生乐学：不仅掌握了知识，更增长了能力；老师乐教：不再声嘶力竭的唱“独角戏”，而是师生互动，适时参与，少讲精讲，教学相长。通过高效课堂，学生有了收获，教师有了进步，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比较小的投入，得到尽可能大的效率效益。

“适者生存”，教育改革的步伐永远不会停下来，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适应变化，更新观念，开拓出属于教师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因而，构建既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又能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的高效课堂将是势在必行。

附：

对反腐败的几点认识 篇5

李保刚

一、腐败的表象及本质

腐败的本质是对人民赋予的权力、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腐败和权力是依存关系。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行使不当都容易产生腐败。而腐败就其表象来看,又表现为多种形式,概而括之,表现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生活方式上。若细分起来,政治上腐败又可以分为用人的腐败、用权的腐败,腐败者信奉任人唯亲的选拔原则,滥用职权,欺上压下,离间党群关系,放弃共产主义信念,抛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最终蜕化变质。经济上的腐败形式多样,常见的有贪污受贿、权钱交易,新兴的有利用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如在奖券,信用卡上大做文章,也有麻将桌上送礼等等。经济犯罪目前猛烈之势在于团伙犯罪,许多大案要案所涉及的并非三、五人,一网就是一帮、一伙,这种形势更令人心惊胆寒。生活方式上的腐败表现在挥霍公款、吃喝玩乐、买别墅、养情妇,完全丧失起码的生活道德。不难看出,这三方面的腐败是相联的,政治信念丧失不可避免地转向经济上的腐化,生活方式也会随之变得奢侈靡烂,因此,腐败现象也就有增无减。

二、对反腐败的几点建议

1.把住用人关口。反腐的关键在“用人”上,以“任人唯亲,任人唯近,任人唯明、任人唯庸”为用人原则,非但腐败不能除,还有丧民心、殃政权的可能。中纪委委员、江西省纪委书记马世昌在总结反腐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要知道,提拔一个好干部,能激励一批干部,树立正气;反之,提拔一个坏干部,便打击一批干部,带坏风气。”可见,从严治党首先还是要搞好干部选调。在干部的推荐选拔任用过程中真正贯彻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以及四化”的方针,干部队伍纯洁了,腐败之风也就会渐小渐消。

2.划定权力界限。腐败与权力是休戚相关的,腐败多表现在滥用职权、权钱交易,因此对于领导干部的权力进行一定的规范限制是很有必要的。中纪委书记尉建行同志尖锐地分析道:从陈希同,王宝森问题来看,一是对领导班子成员授权不能太大,更不能形成一个人大权独揽,„„二是个人行使权力,要严格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不得越权,不得擅权,更不能侵权。”在日常政务活动中,要十分注意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将权力界限划分清楚,才能保证干部执行职权时的合法合理。

3.发挥合力作用。许多学者在提出反腐败对策上都强调监督机制及教育的重要作用,但笔者认为应充分发挥合力”作用,亦即监督与自我监督相结合,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监督与自我监督是监督机制中两个重要方面。监督主要指民主监督,主指人民群众监督党的组织和党员是否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在同黄炎培先生谈话时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可见,民主监督意义深远。如何更好地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呢?第一,要建立健全监督体制,要赋予人民群众监督的权力,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要动员群众勇敢检举揭发腐败分子,要同腐败分子作坚决斗争。这同时也要健全保障体系,使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得到极大地发挥。第二,领导干部也要为民主监督开道,要真诚主动地接受群众监督,广开言路,听民声,察民意、知民情,要建立健全以公开化”为主要特征的公共权力运行程序,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过程,公开办事结果,以此来更好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谈及自我监督,当然是指领导干部依靠其内在的、主观自身的力量对其道德品质和行为的监督。自我监督的标准只能有一条,即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坚持以此标准作为自我监督的衡量尺度,才能使自我监督实现其真正意义。对于广大干部来说,坚持自我监督,不断地自省自律,是能够起到拒腐防变的作用的。

教育和自我教育的作用也绝不容忽视。邓小平同志指出,对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教育在这里主要指对党员干部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其核心问题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真正过好“名位关、权力关、金钱关、色情关和人情关”,拒腐防变。努力使领导干部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对于教育和自我教育,我认为自我教育作用尤为重要,这正如同外因和内因这两个要素,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党员干部的自我教育是自省自律的重要手段,党员干部应依据党和国家的有关规定不断地进行对比检查,与先进找差距,深入持久地学习马列理论,增强爱国主义热情,在内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并力争自己成为先进、典型。由此,教育与自我教育的作用才算真正地发挥出来。因此也可以看出,中纪委所提出的要不失时机地通过我们的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工作,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有效地开展”的要求,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4.适度提高收入。就目前中国国情而言,对于领导干部尚无法做到高薪养廉。但在我国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可适当提高公务员的收入,使其能以合法收入满足其正常消费。另外,对于国家公务员,应大力增强其收入的透明度,将他们享受的待遇公之于众,使其隐性收入明朗化,而一旦他们牟取暴

利或其他非法收入,就应将其免职。因此,公务员制度的完善也是反腐败的一计良策。

对有效教学的几点认识范文 篇6

提高数学教学活动的有效性是数学课堂教学有效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必须要通过教学反思，积极地转变教育理念，真正确立起与新课程相适应的体现素质教育精神的教育理念。同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创设有利于有效数学教学活动开展的教学环境，着力探究开展有效数学活动的途径和办法，把课堂教学有效性改革引向深入。

1、教学有效性要以学生的进步和发展为宗旨。教学有效与否，要通过学生来体现。有效的教学应该关注学生的发展，教师必须树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具有一切为了学生发展的思想，在教学活动中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主动发展和个性发展。

2、教学有效性要关注教学效益，它要求教师有时间和效益的观念，教师在进行课程和教学设计时，应充分考虑教学效益的问题，不能为追求形式而抛弃对教学效益的追求。

3、教学有效性的实现要以教师自身的发展为基础，教师是影响教学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新课程的理念下，教师教学观念的变革，教师采取的教学策略，教师对教学批判反思的能力，这些与教学有效性相关的因素都离不开教师自身的发展。

4、教学的有效性要以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为条件，促进学生有效学习。通过学生的自主能动学习，使学生有效学习，实现提高教学效率的目标。

对校本培训的几点认识 篇7

由此可见, 教师接受系统机构培训的几率较低, 机构培训相对于庞大的教师群体而言存在供求不平衡的状况。老师们对传统的培训也很不满意, 他们渴望接受具有“实战”意义, 能解决教学难题且针对性强的培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本校拉开了“十一五”市级课题“城区小学教师校本培训的实践研究”的序幕。通过三年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课题研究工作,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相对于传统的校本培训而言, 我们有了自己的创新与认识,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校本培训———学习即是工作

在校本培训中, 教师的受训学习是紧紧与其实际工作结合在一起的。学习内容来源于工作需要, 学习目的是进一步做好工作, 就连许多培训方式本身就是在工作, 尤其是教学研讨培训, 教师通过对自身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不断剖析与深入研究能够促进教育教学的发展。就像作一次讲座, 上一堂教研课、比武课, 对教者而言是一项工作, 但对所有听课人员甚至教者自身而言又是学习的过程, 这就形成了“学习即是工作, 工作即学习”的格局。

如本校在对老师进行伏案工作检查时发现, 老师们的教案设计科学、撰写工整, 可是, 能写教学反思的却寥寥无几, 并且反思的面不大、深度不够、形式单一, 老师们反映撰写教学反思不知从何入手。了解到这一问题后, 我们立即组织课题组成员讨论交流, 确定撰写教学反思较优秀且善于思考的骨干教师范宇为大家进行教学反思的培训。范宇收集学习了大量的资料, 结合他自己的实际经验, 为大家进行了一次如何撰写教学反思的专题讲座。范宇的讲座有较强的理论指导, 且来源于一线的教学实际, 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贴近老师需求, 深受大家欢迎。随后, 针对老师们的培训学习情况, 我们进行了撰写教学反思的案例征集活动, 要求老师们人人撰写一份高质量的教学反思, 然后编辑成册。正是通过这样的活动, 让老师们运用所学理论指导实践,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相应问题。经过培训, 本校老师撰写教学反思蔚然成风, 效果很好。

我们的培训内容坚持以人为本, 与时俱进。教师通过培训, 能增强师德修养, 更新教育观念, 拓宽教育视野, 优化教学技能。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对教师进行了校本培训: (1) 师德修养培训; (2) 教学能力培训; (3) 教研能力培训; (4) 课程开发培训。

二、校本培训———活动才是关键

传统的教师培训, 以接受性学习为主, 如听专家报告和经验介绍, 其专业性强、信息量大, 是其优点所在。但我们认为不能把它作为校本培训的唯一模式, 俗话说, 万事听来总觉浅。“要知梨子的滋味, 还得亲口尝一尝。”与以往的以学习为主体的校本培训相比, 我们最大的突破在于, 我们的校本培训是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结合, 活动才是培训的关键, 正是通过活动促进了老师对培训内容的理解运用, 提高了老师的“实际作战”能力。三年来, 本校围绕教学技能培训所进行的教学活动可谓层出不穷、丰富多彩。

1. 课堂教学活动丰富多彩

(1) 教研课。三年来, 本校组织了多堂校本教研课, 要求每位青年老师分别为全校老师上研讨课, 由于他们准备充足, 上课效果良好, 课后, 我们再要求各教研组的老师进行集体评课, 结合评课在教师中开展教学技能的培训, 包括个案研究的能力、教学设计的能力、教学反思的能力等培训, 使老师的教研能力有所提高。几本厚厚的评课意见、听课感言, 写满了老师们对新课程的感悟, 对课堂教学的反思。

(2) 参赛课。围绕省、市、区进行的教学竞赛活动中, 老师们纷纷拿出了自己的好课进行参赛, 课题组把这当作是校本培训的一个良好契机, 每次试讲都邀请同组的老师听课, 课后大家各抒己见, 给教者提供更宽泛的思路。这样不仅能使上课老师受益, 取得好的成绩, 而且也能使其他老师在热烈的讨论与交流中, 在不同思维的碰撞中开阔视野, 刷新理念, 使其知识得以充实。学校有位青年教师以前很害怕上比武课, 因为“单打独斗”压力大。而现在, 我们把参赛课当成校本培训的课例来组织老师们学习讨论后, 老师们的教学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大家针对课堂教学的问题“你一言, 我一语”, 积极表达着自己的观点。听课后, 写听课感言便成了培训中必不可少的作业。2007年, 当这位老师一路过关斩将, 从省里捧回了英语教学的二等奖时, 她发自内心地说:“多谢学校智囊团, 要不我哪会提高得这么快。”

(3) 校内比武课。为了全面提升教师驾驭课堂的能力和教学教研能力, 推进本校教育科研的发展与创新, 本校每年都会举行“育才杯”全校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竞赛活动。活动组织得力, 赛课高潮迭出, 比赛后评委分别就竞赛情况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小结, 既有对课堂教学的评点, 也有对问题症结的分析, 对我们平日的教学具有较好的导向作用。

2. 教学技能活动全面开展

三年来, 我们围绕教学技能这一版块对教师作了多次专题讲座, 但如何检测老师们的培训成效, 让老师们学以致用呢?我们采取了听一次讲座, 就组织一次相应的案例征集活动, 如培训老师做了“教学反思”的专题培训后, 我们组织老师进行了撰写教学反思的活动, 并形成了集锦;做了“教学设计”的专题培训后, 我们组织了教学设计的征集活动, 也形成了集锦;做了“教育随笔”的讲座后, 我们老师纷纷撰写了教育随笔;做了“板书设计”的讲座后, 老师们都设计出了精彩的板书, 形成了集锦;做了“课件制作”的培训后, 我们要求45岁以下的老师都要学会制作课件, 并要求每人交一份课件, 将其制成光盘。我们认为, 学了以后动手去做, 是检测培训实效最好的方式, 单一的培训如过眼云烟, 只有将培训与活动相结合才能让新理念、好经验等融化为老师自己的东西, 常驻其心底。

三、校本培训———老师就是主角

教师的校本培训强调共同参与, 强调培训者和参训者互促互动。培训者主要来自于学校内部, 他们是重要的培训动力来源, 每次对老师的培训, 也是一次自我培训。在校本培训中, 老师就是主角, 这主要体现在:

(1) 让老师们主观认同校本培训。由于校本培训内容贴近教师的工作实际, 教师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内容进行学习, 因此他们参与培训的主动性较高。课题研究伊始, 我们制定了涵盖面广、信息量大的问卷, 调查老师们继续教育的状况及教学中的困惑, 通过问卷、访谈等多种方式的调查, 了解当前教师教育工作 (重点是集中培训和校本教研) 中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分析其原因, 明确目前本校适用于开展校本培训的有利基础与努力方向。这样, 让老师们认同我们实施的校本培训。

(2) 让老师们主动参与校本培训。我们充分发挥教师在培训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培训内容因老师需要而定, 培训形式针对老师的不同特点灵活机动, 培训人也多由我们的老师承担。本校的多位骨干教师对其他教师进行了从课题研究到教学行为, 从课标解读到教学反思等多方面的专题讲座。我们还请骨干教师做了多次教育前沿信息发布, 从学校管理、课堂教学、评价方式、心理健康教育及国外教育动态几方面给大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我们认识到, 校本培训既要“请进来”, 更要“请上来”, 要充分利用校内教师的本土资源。因为只有这样“原生态”的讲座, 才能让老师们感觉亲近并爱听, 同时也能激励培养学校教研骨干, 给他们以施展才华的平台, 使培训者与受训者共同进步, 老师与新课程一起成长。

(3) 校本培训促进老师的自主发展。学校对于校本培训的内容、空间上都是开放的, 譬如讲座既可以借鉴他人的观点, 也可以联系自己的实际。培训者通过对培训内容的研究、查找资料、总结经验获得发展。许多做过讲座的老师纷纷反映, 书到用时方恨少, 做过一次讲座后才明白,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而学习者也不仅仅是接受学习, 他们通过在实践活动中对讲座内容的自我理解和创新, 获得主动发展。这样的主观认同、主动参与和自主发展是让老师唱主角的真正体现。

对三农问题几点认识 篇8

关键词：出版体制改革；政府；市场；出版企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议题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与出版业具有直接关系的《决定》第十一条——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从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四个方面作了深入的阐述，指明了进一步深化出版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

一、改革行政管理制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我国原有的出版行政管理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中许多内容已经与当前出版业的发展实践不相适应，制约了出版企业的文化生产力。若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就必须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出版行政管理方式进行制度创新。

其一，改革主管主办制度。主管主办制度是我国出版行政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政策，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随着出版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一制度已经不适应出版产业的发展要求，成为“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制约因素。长期以来，主管单位与出版单位之间已经形成了“互相帮助”的关系，对于某些出版单位，主管单位是赖以生存甚至可以获取某种特殊利益的“婆婆”，而对相关的部门来说，出版单位则成为一个开展工作的阵地。目前，部门下属的出版社，如大学和部委出版社，总体上都缺乏改革的动力。一方面，出版社还存在着依赖丰管主办单位的惰性；另一方面，主管主办单位也害怕出版社改制或产权多元化后不好管理。旨在加强管理责任的主管主办制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与弱化乃至脱离部门所有的改革趋向相矛盾，导致行政权力过多地介入企业经营。由此，我们可以根据“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改革原则，对主管主办单位的定位、相互关系及职责等方面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整，以适应出版业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在党政机关不宜再担任出版企业主管机关的改革趋势下，也为了减少出版企业的“婆婆”，由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大型文化企业或出版传媒企业承担出版企业的主管主办责任或许是较为理想的方案。

其二，改革审批制。审批制是我国政府管理出版的重要手段。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即便出版单位有主管主办单位，也满足其他设立条件，还要符合国家关于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也就是说，设立出版单位的许可没有明确的统一标准，全凭政府的计划，而事实上政府也从未公布这类计划。出版单位设立方式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发展逻辑相抵触。有研究者指出：以2000年图书出版业的纯销售额376亿元为基点，假设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2%，那么2010年我国图书出版业的纯销售额应为752亿元。若要实现上述增长目标，未来出版社的净进入率不能低于5%，相对应的出版社数量应为920家。2010年我国图书出版业的营业收入为537.9亿元，实际年增长速度约为3.76%，远远低于7.2%的增长率。造成这一结果有诸多因素，但出版企业数量较少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反观欧美出版强国，其产业集中度虽然很高，但出版企业多达上万家，且完全根据市场竞争的结果生发消灭。

从发展的角度看，原来的审批制度已不适应当前国有出版企业的发展形势。改革以来，众多出版集团由于业务发展需要，纷纷在异地建立子公司，汇聚各类人才、作者、信息及内容资源加速发展，从而为集团发展带来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但由于没有出版资质许可，这些子公司还必须依靠出版集团的书号资源，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为了提高产业的发展速度，应对产业发展的新变化，建议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对审批制度进行如下改革。第一，实现审批许可的规范和透明。审批许可机关要明确开办出版单位的具体标准，其中包括关于总量、结构和布局的说明和解释。以规范和透明的方式实施行政许可有助于减少行政权力“寻租”，更好地发挥事前监督管理的作用。第二，可考虑采用“先照后证”的审批方法，即要开办出版社的企业在成立之初依照《公司法》要求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再由出版管理部门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审批。

其三，改革其他出版行政管理手段。选题审批、书号制度和专业化分工等出版行政管理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出版企业市场主体性的发挥。选题审批涉及内容监管，是我国出版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我国的出版内容监管以事后审查为主，即对含有违法内容的出版物依法追究其作者、出版者和传播者的责任；但同时也进行一定的事前审查，即实施出版计划和选题计划的申报备案制度，对涉及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重大选题实行选题和原稿同时备案制度。选题审批制适用于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生产、国家包销”式的出版活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选题审批制常常导致如下问题：一方面市场需要的选题可能无法通过审批，或者几经周折通过后已错失市场良机；另一方面，许多审批通过的选题又得不到市场的认可。尤其在书号实名申领制实施之后，如果一方面强化书号申领，另一方面继续严格执行以往的选题申报办法，其结果是出版活动的计划色彩愈发严重，留给市场的空间更为狭小。

书号制度也是我国长期使用的出版行政管理手段。自2009年起，书号网上实名申领制在全国全面推广使用。但从目前来看，这一制度只是有限范围内的调整，书号数量、结构上的控制并无实质性改变。有不少出版社反映，实行实名制申领后，书号数量尽管可以适时追加，管理却更加严格。出版社必须先有书再申请号，即每出一本书，都要在完成三审之后再向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提交该出版物的原始数据（包括作者情况、书名、价格、字数等），获批后才能获得唯一的中国标准书号及条码。如此一来，出版企业根据市场形势自行、随时调整的空间大减。一些精心策划推出的书如遇审批延误，就可能痛失市场商机，严重影响经济效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违背市场规律的。而且，在这种制度下，出版企业难以对企业的生产总量进行把握，更难以对整个企业未来的发展作出长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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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类别出版社的出书范围进行专业分工，使各出版社的图书出版内容互不侵犯，也是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出版体制的一个传统。在计划经济时代，确定各出版社经营范围的主要原则是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人为、僵硬的分工模式已经成为出版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之一，不仅限制了生产要素在出版企业问的自由流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产业集中度的低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市场机制取代行政指派来实现出版内容上的专业化分工是改革的必然趋势。

二、创新市场准入规制，促进公平竞争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即让市场而不是其他力量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市场机制是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市场竞争的实质就是市场交换，其内容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产权交换。若全社会只有国家（政府）这个唯一的所有者，那就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交换，也就无法获得能够反映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市场竞争结果。因此，任何一种市场取向的改革，都早晚要打破国有制的垄断，根据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原则，消除各种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壁垒。放松市场进入规制、允许非公有企业进入是打破国有制垄断的途径之一。

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而言，打破国有制垄断可以引进公平的竞争，提高产业效率。这是因为，新企业的加入能够刺激市场中创新的产生和扩散，面对新企业的加入，在位企业往往会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为了与享有市场声望和资源禀赋的在位出版企业竞争，新进入市场的民营出版企业必然要引进更高的效率，不可能通过寻求“行政保护”来瓜分已有的蛋糕，从而对整个市场产生“鲶鱼效应”，促进产业整体效率的提升。

从我国出版业的发展现状来看，其已经具备了放松市场进入规制的基础。首先，出版体制改革不可能置身于中国经济转轨的大格局之外。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竞争行业通常要从完全政府垄断型向垄断竞争型和完全竞争型转变，其实质就是让国有资本逐渐退出可竞争领域，实现从行政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其次，随着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渐次展开，出版的意识形态功能将以某种更为隐性的方式存在，经济功能会得到进一步的凸显，政府将主要依靠健全的法律而不是国家所有权来约束出版企业的市场行为。再次，历经十年改革，国有出版企业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而且掌握着最优势的出版资源，因此无论从现有实力还是掌握的资源来看，国有出版企业都具备与民营出版企业展开竞争的优越条件和稳固基础。最后，在出版领域，民营出版企业已经通过更高的运营效率和优异的市场表现证明了其存在意义和价值，这无疑也在不断转化管理主体的陈旧观念。2008年成立的盛大文学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民营出版公司。凭借着“几分钱”的微支付模式，盛人文学2009年至2011年营业收入分别实现1.35亿元、3.93亿元和7.01亿元，三年的营业收入年均增长率达128.3%。现在的盛大文学不仅拥有可观的作者资源和读者群，而且还在商业模式的创新方面超越了传统出版企业。不给这样的民营企业配置完整的出版权，只会对产业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在维护国有出版企业的玺断力量和运用市场机制促进产业发展之间，不存在可以长期折衷的中间地带。鉴于改革的渐进性以及当前出版管理主体的市场管理水平，出版市场可以尝试有条件地逐步放开，例如暂时对具有一定出版资质的民营出版机构开放特定的出版市场。

三、创新行业调控手段，完善市场管理体系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主体需要由以行政管理为主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主要依赖法律、经济和行业组织等现代管理手段，以进一步完善出版市场的管理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法律法规建设取得很大成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规范了出版社的行为。但是，随着出版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也出现了不少出版法律规定不适应改革新形势的问题，需要对出版法律法规进行相应的改变和调整，一方面要修订那些落后于改革实际、违背改革方向和原则的出版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要弥补现有法律体系的缺位之处。首先，修订出版单位的设立条件。根据《出版管理条例》和《关于出版单位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职责的暂行规定》，我国出版单位均有上级主办单位和主管机关，且主管单位是中央或地方各级的党政机关。随着经营性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出版企业现在必须与原主管单位脱钩，实现党企分开、政企分开。因此，应该根据改革形势修订相关法规中出版单位的设立条件。第二，统一相关出版行政法规。针对每个媒体分别立法是我国出版法律制度的一大特色。这种立法方式虽然有历史必然性，但也导致出版法规的分散和内容交叉的现象。而且，各媒体分别立法不仅容易造成管理上的混乱，也不符合当下媒介融合的传媒发展方向，需要加快进行整合。第三，完善出版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出版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够完善，导致法律干预的缺失或力度不足。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对出版物负外部性可能产生的市场失灵，还缺乏具体的法律法规；二是在我国出版法律法规体系构成中，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专门规范出版业的《出版法》由于暂时不能解决公民出版自由的问题而迟迟未能出台。这说明我国出版行业还基本处于由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指示批示来进行调整的现状，欠缺权威性和稳定性。综合以上两点，管理主体应进一步加强出版立法建设，以确保出版法律法规的完善性、权威性和稳定性。

对出版业的经济调控主要是通过财政调控于段扶持出版业，引导和调整出版业的发展方向，实现“尊重文化”的社会目的。财政调控最重要的两大实施手段是税收优惠与公共财政投入。我国现行鼓励和扶持出版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存在激励力度不足、激励内容不全的问题。针对出版业的税收政策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善，以进一步减轻出版企业的税负：一是降低图书的增值税率；二是实施“营改增”的结构性减税措施；三是制定专门针对中小出版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四是增加培育出版新兴业态的税收优惠政策；五是实施出版“走出去”的税收激励政策。对出版业的公共财政投入，应该主要投向两个领域：一是弥补正外部性强的出版物的出版资金缺口；二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要建立相关的出版基金解决文化典籍出版资金不足的问题。此外，政府要从两个方面推动公共出版服务体系的建设：一方面适度加大对公共出版产品的采购力度；另一方面要解决好公共出版服务的有效性和运作效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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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政府，大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要求政府将一部分可交由行业组织履行的职能“让渡”出来，集中力量做好宏观管理和决策层面的事情。目前，我国已经成立了十几个主要的全国性出版行业组织，业务范围涉及不同的出版环节和领域，基本形成了“以版协为中心、各司其职”的结构。由于我国的出版行业组织大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成立的，且每个组织都有业务主管单位，因此出版行业组织长期依附于政府行政部门，组织性质和法律地位模糊，组织活动欠缺稳定性和权威性，无法很好地发挥作为政府与出版企业或出版单位之间中介组织的作用。根据“政社分开”的改革原则，出版行业组织应加快与出版行政管理部门脱离关系，改变“二政府”的角色，变成政府和会员单位共同的服务提供者，从而逐渐成为出版行业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政府要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推动出版行业组织成为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业行为的现代中介组织。出版行业组织要顺应改革形势，加快建立现代社会行业组织机制。

四、加快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确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的产权，这不仅是出版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提，也能从根本上将出版企业与主管部门上下级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成资产关系和契约关系。出版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顺序和重点是：产权多元化、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并尝试对员工进行股权激励。

产权多元化有助于破解国有产权虚置的问题。由于国有产权所有者身份是虚拟的，容易导致“国有资产、产权均等，人人有份，谁都不管”的产权所有者缺位现象。只有在产权多元化的情况下，由于各投资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关注，才可以消除国有独资公司由于产权所有者缺位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而且，产权多元化也是打破区域壁垒、行业壁垒和所有制壁垒的重要手段。当然，出版企业产权多元化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应该采取稳妥的方法，有组织、分步骤地推进、实施，最终的目标是要形成一个稳定、明晰和高效的产权机制，使出版企业成为全面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实现出版企业产权多元化的形式主要有：第一，变国有独资为国有多元。原国有股权可以通过转让、拍卖、兼并重组等方式进行部分转让，实现国有股权的多元化和分散化。第二，允许民营资本参与国有出版企业的产权重组。当前可以尝试在部分意识形态较弱的出版企业，例如科技类、美术类出版社，进行“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试点。实质上，非公有资本的加入才能真正化解国有产权虚置的问题。

“一股独大”是指某一股东占据公司股份51%以上，从而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绝对控股下的“一股独大”容易产生许多弊端，比如大股东随意侵占小股东利益、完全控制公司经营等。我国出版产权制度改革受启动时间较晚及意识形态束缚等因素的影响，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尤为明显，大部分出版企业为国有独资，出版传媒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也远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绝对控股比例，与“降低国家持股比例”的股改目的存在较大偏差。由于国有股“一股独大”，出版业特有的党政化色彩以及对公司治理结构作用的忽视，无论出版集团还是单体出版企业基本上都无法实现完善的公司治理，现代企业制度极其脆弱。《决定》首次提出“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这对于国有出版企业的产权改革具有重大意义，意味着出版企业有可能从现有的“一股独大”转变为股权更为分散的股权结构。可以预见，制度设计完善的“特殊管理股”将有助于解决国有出版企业“一股独大”的问题。

《决定》还提出了与分配制度有关的政策，如“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释放出向非物质资本收益倾斜的明确信号。出版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人才是出版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出版企业下一步做大、做强、做优归根结底要依赖人才的创造性劳动。谋求出版企业长远发展，就必须改变过去那些不适应企业发展的用人机制，建立起更有效的激励管理层和员工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创造性的人力资本激励机制。其中，股权激励是对人力资本的首要激励，是最具激励效应的方法。人力资本股权激励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产权人格化，即企业的管理者、经营者、骨干人员和达到一定条件的职工享有一定股权，并以这个股权份额保证对员工长久的责权利激励和制约，使大家既享有应得的财富又承担投资的风险责任。

五、创新机制，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公益，性出版走向规范和成熟，不仅能够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还可以促进经营性出版市场的培育和净化。我国公益性出版单位的数量极少，只有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藏学出版社和盲文出版社等几家，但却是我国政府保证意识形态安全及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益性出版单位的改革目标是“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其中，“增加投入、转换机制”是“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基础和前提。在增加投入方面，公益性出版单位主要通过政府财政拨款、自身经营收入和社会力量投入等渠道筹措公益出版活动的必要资金。相对于自身经营收入和社会力量投入而言，政府财政拨款是最重要、最有保障的扶持手段。目前，政府主要通过项目支持、国家采购和政府加工订货等几种方式对公益性出版活动进行资金补贴。随着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在我国日渐展开，政府采购将成为公益性出版单位的主要财政来源。在转换机制方面，公益性出版单位要建立起旨在提高组织效率的经营机制。实际上，公益性出版单位和经营性出版单位一样，在不同程度上都曾面对市场探索过一些内部机制的改革，但总体效率低下，其主要原因是现代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的缺位。为此，可以借鉴西方非营利性出版机构的管理模式，尝试在公益性出版单位内部构建新型治理结构。政府投入的增加和内部机制的转换必将有力地推动公益性出版单位“增强活力、改善服务”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而更好地完成服务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政治任务和公益职责。

深化出版体制改革要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为中心，锐意探索改革路径。其中，管理主体的职能归位依然是推动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中之重。管理主体的“手”要从对出版市场的过多干预、对出版企业的过多介入逐步转向对出版市场秩序的维护和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只有理顺好管理主体与出版市场及出版企业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下好深化出版体制改革这盘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