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解析(精选8篇)
犯罪心理解析 篇1
从犯罪角度赏析《放牛班的春天》
飞逝的欢笑和无法抑制的泪水都已成为过去,却永远不能被忘怀。如果是由一段音乐,一首歌或是一组合唱连接起这遥远的回声,那么它们所打下的烙印就会更加深刻。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当看到一群反叛的寄宿学校的孩子们被召集到一个合唱团中,并谱写出他们动人的孩提乐章时,观众被深深地打动了。但感动之余,不免也让人感到心寒,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这部影片的时候,却又是另一番的感受。
首先是学校的教育,在马修进入这个学校之前,学校根本就不是学校,而是孩子们的地狱。而在这个学校的孩子都被扣上了“问题少年”的帽子,学校各项严厉的惩罚手段。校长的残忍,其他管教的冷酷,孩子们的无法无天及可怜无助,让马修产生了一种改变学校的管教像警察对待犯人一样对待孩子们的冲动。“池塘之底”是一所专为“再教育”问题少年们而设置的寄宿学校的名字。一如其名,学校拥有阴森古陈的建筑、笨重重叠的大门,灰色斑驳的教室以及幽暗闭塞的氛围。
在这里,我们看到教育的“理念”—— “行动—反应”原则,如果有孩子触犯了纪律,全校师生立即集合,肇事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设若三秒内找不到肇事者,所有人都要关六小时的禁闭,轮流进行,取消所有娱乐活动,禁止任何外来探访,直到肇事者自首或被揭发为止;在这里,有着严格的客人探访条例,只可以在规定时间段亲子见面,其余时间都处于鞭子与辱骂的凌威之下;在这里,缺乏公义、尊重、爱心„„
哈桑校长,自私贪婪、刻薄威严而又刚愎自用。曾经是鼓号手的他,也有过梦想与激情,可是面临教育的异化,逐渐将自我的心灵扭曲变形。为了向同业委员会争取经费,为了晋升和荣誉勋章,他可以不择手段,任意掠取马修的艰辛努力。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他可以把蒙丹送进监狱,可以宣告合唱团解散,可以解雇马修。在他眼里,惟有绝对的权威,才能控制消极行为的发生,抑或惩罚消极行为。他不再关注学生的灵魂生长,不再倾听教师的善意建议,只在寻求通达的路径,只在解决经费的来源。面对学生的种种变化,他无法认识到音乐的育人功效,认为音乐带来的纪律改变只是凑巧。
学校的教师个个行为乖戾,面目可憎,令人匪夷所思。他们忘记了说笑,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情趣与品位。在他们眼里,看什么都觉得是坏事,这几乎成了职业习惯,或者说思维定势。每天如临大敌,与学生没有任何情感的交流。
正因为如此,学生敌视教师,与教师形成敌对壁垒。在马修刚出现的时候,大家讽刺辱骂他“秃子”、“光弹头”;因为哈让没收了穆东的香烟,而被剪刀所捅人;被视为无药可救的孤独的灵魂纵身跳楼自杀;随时准备阴谋袭击教师;蓄意报复教师的批评惩罚;课堂创作漫画羞辱校长;远离家长,叛逆心理极其严重„„在阴雨霏霏的冬末,马修将孤独的身影写进另一方“池塘之底”。
面临蒙丹的到来,由于 所谓的心理专家的测试近乎白痴,以及邪恶倾向,马修企图树立绝对权威,结果造成自身的胆怯与班级的混乱;在佩比诺遭到蒙丹的强势威胁时,马修再失良好的教育机会,而是以不向校长告发食堂用餐为交换条件,警告他“不允许再看佩比诺一眼,即使是一眼,也会让他的生活变成噩梦”;在蒙丹因为偷窃沙贝的手表而被禁闭时,他也只是埋怨失去了唯一的男中音;更无法谅解的是,在学校资金丢失而误解为蒙丹所偷,被校长拷打半小时,强行送往警察局时候,沙贝向他投去求助的一眼,他竟然无动于衷,只留下蒙丹意味深长的一笑……也许,我更希望这电影故事是马卡连柯《教育诗》!
犯罪心理解析 篇2
(一) 历史背景
孟德斯鸠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说:“立法者优秀之处在于更多地关注预防犯罪, 而不是如何惩治犯罪;更多地关注和激励良好的品格, 而不是更多地运用刑事处罚”。从孟德斯鸠的语言可以看出, 打击犯罪尽管有作用, 但从根本上讲, 更多地应当注重犯罪的预防。
古人云:“先其未然谓之防, 发而止之谓之救, 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 救次之, 戒为下。”这充分说明了犯罪预防的重要性。就职务犯罪本事而言, 重要地是加强职务犯罪的预防。
(二) 国际背景
2003年联合国颁布《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打击职务犯罪的重要标志。打击职务犯罪是国家权力运用的重要作用力的一个方面, 体现了国家依法治国理念。但对于职务犯罪的惩处只能起到事后预防的作用, 如果对职务犯罪进行有效地事先预防才应是关键。因此, 改变传统的刑事治理模式, 有效地遏制职务犯罪, 进而找到有效地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模式成为时代的需要。
(三) 国内背景
国内设立专门部门对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进行探索和实践始于1992年。199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反贪污贿赂检察厅内设立预防贪污贿赂检察处。20余年以来, 检察机关通过分析职务犯罪原因、特点, 制定科学的对策与工作方法, 在预防犯罪领域取得不错成效。
二、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正当性
(一) 合法性
除了设立专门的预防职务犯罪部门,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通过《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则》。该规则阐述了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的政策支持、各级检察院建立专门的预防职务犯罪部门的必要性、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部门的主要职责、建立预防职务犯罪信息库并收集相关信息、开展调查并形成报告、提出建议对策等。该规则为检察机关设立专门部门进行预防犯罪工作提供法律指引。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 应该督促其纠正。
(二) 合理性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也作出了相同的规定。这就决定了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特点。检察官天生就是公益代表人, 其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而检察机关有权对行政行为实施检察监督, 其角色定位是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和“最高法律秩序的代表者”。
(三) 有效性
最高检曹建明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三次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会议上指出: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是党和国家反腐倡廉建设总体格局的重要方面, 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检察机关惩治职务犯罪工作的必然延伸。各级检察机关必须准确把握和始终坚持预防工作的职能定位, 努力从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推动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健康发展。因此, 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意义重大。
首先, 检察机关负责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 对案件发生的原因、细节都很熟悉, 因此更容易掌握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和规律, 对职务犯罪案件的预防能够起到显著效果;其次, 预防犯罪工作的开展, 既是对已发生案件的总结, 也对单位和个人起到直接的警示作用;再次, 检察机关通过对个案、类案、行业、区域的案件情况进行分析, 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与对策, 更好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最后, 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 紧密结合执法办案, 综合运用检察建议、警示教育、预防咨询、预警预测等措施, 协助发案单位、职务犯罪易发多发行业、涉及公共财政或公共利益项目的主管 (监管) 部门, 搞好防控治理措施的制定和落实。因此由检察机关进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具有十分显著的有效性。
三、我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点与措施
(一) 重点
新常态下的职务犯罪呈现频发态势, 面对此种情形, 如果能有效施展教育在职务犯罪预防中的长处, 以此强化官员个人的政治素养, 改善官员个人的权力观念, 提高其道德品质, 增强其法律意识, 充分发挥教育在职务犯罪预防中的重要价值, 从而实现从源头上防范职务犯罪的倾向, 从思想上、理念上构筑一道内在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无形长城, 提高预防职务犯罪的外部效益。法律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实现每个善良人应有的幸福, 而不是通过惩罚措施来树立某种权威。因而, 对犯罪行为进行实时打击, 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法律本身的失败。因而, 最紧要的是防患于未然, 而不是兵来将挡, 犯罪行为来了再动用国家机器进行规约。
预防职务犯罪教育着眼于“防”, 其意图在于切断职务犯罪滋生的源流, 杜绝职务犯罪的不断蔓延。预防职务犯罪教育, 狭义地讲, 指的是负有法律监督、打击犯罪职责的检察机关通过执法、司法等行为让书本上的法律条文成为鲜活的教育案例, 以案说法, 向广大党员干部敲响警钟, 对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威慑, 进而使他们内心确立对法律的敬畏, 由外而内建立起对法律的信仰, 从根源上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约束与克制。但既然是教育, 实施教育的主体就可能多元化, 这就引出了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广义上的内涵。广义上讲, 预防职务犯罪教育的实施主体不受限制, 除却负有法律监督、打击犯罪等职责的检察机关之外, 其它党员干部培训机构 (例如各级党校) 、承担法学教育的高校等科研院所、负责廉政建设的组织宣传机构以及各国家机构自身都可以成为预防职务犯罪教育的实施主体。近年来的实践也表明, 检察机关与其它有关部门协作实施预防职务犯罪教育的效果良好。各地检察机关也积极推进“预防职务教育进党校”这一项制度, 并努力实现常态化。在实践中, 多个省份的检察机关通过与当地党委组织部门、社会科学院或者党校等机构进行合作, 一方面极大地拓宽了预防职务犯罪教育的范围, 另一方面也是对法制宣传教育采取的具体形式的发展, 这与新形势下反腐倡廉的要求十分契合。
通过实证调研发现:1.检察机关所开展的形式各样的预防职务犯罪教育能够帮助多数党政干部树立科学的权力观、正确的地位观和符合人民公仆形象的利益观, 从而为预防职务犯罪打牢根基;2.通过建立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 推行“体验式”学习机会, 让教育从理论走向生活,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感悟, 这是对教学内容的发展, 也是对教育形式的突破。这种尝试让多数党政干部接受到了真真切切的反腐倡廉教育。
(二) 措施
首先, 深入通过分析具体案例, 接触职务犯罪人, 从来了解犯罪行为的产生与演变过程, 找到犯罪的原因, 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其次, 加强预防工作的专业化。无论是预防方式还是人员, 都必须结合实际来提出专业化的思路。设立专门的部门, 加强检察官的培训。培养造就复合型知识结构和具有较好实践经验的专业队伍, 并具有以下特有能力:探索掌握犯罪特点、规律的能力;发现潜伏线索、妥善控制处置的能力;科学预测预警的能力;综合运用预防手段、防患未然的能力。
再次, 多部门配合。除了检察机关直接进行预防犯罪工作, 党和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当出台文件支持和参与该项工作。同时媒体也要加强宣传, 宣传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宣传;二是对预防成效的总结和宣传。通过预防宣传和警示教育, 促进公职人员依法、依纪办事。
最后, 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党员干部自身的警觉性。这样才能从源头防止犯罪的发生。让党员干部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 自觉的远离犯罪。
四、结语
犯罪心理解析 篇3
“托盘业务”在我国商业经济领域并不少见,但一些犯罪嫌疑人以“托盘”为名,与资金实力比较雄厚的国有企业“合作”签订一系列合同,从而从国企变相获得融资的现象,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也非常突出。往往在这些案件中,由于犯罪嫌疑人并没有找到可获利润的投资渠道,而所获融资又在使用过程中存在“黑洞”,最后资金链断裂不仅使得自己受到司法追究,也给相关被害企业造成了十分重大的财产损失。同时相关企业在业务审核、资金管理上等方面存在漏洞,违反禁止企业间资金拆借的相关法律法规,也给犯罪造成了一定的可乘之机。
一、问题的提出
被告人周某、孙某、孙某某、章某、汤某等人是老乡关系,在上海、南京等地区从事钢贸行业多年,手中均控制有多家公司且互有关联。从2012年4月开始,上述被告人单独或互相伙同,陆续以其控制的公司作为上下游公司与某国有企业签订多笔钢材购销三方合同——即所谓的钢材贸易“托盘业务”,并通过其所控制的仓库出具虚假的仓单。至2012年9月案发,各被告人共造成该国有企业损失共计约人民币3.6亿元。
本案中,各被告人均辩称是在与国企进行正常的贸易活动,没有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骗取被害单位的财产。那么,到底什么是正常的“托盘”业务,“托盘业务”如何演变成行为人骗取他人财物的工具呢?
二、案件背景及“托盘业务”的概念
(一)案件背景
钢贸行业在我国在经历了2009年最后的“疯狂”后,迅速进入产能过剩和钢价倒挂的不利局面。一方面大量中小民营企业受制于经营链条和经营惯性,死守钢材销售贸易,没有及时转型或深度加工产品以抵御市场风险,产品结构单一,深度套牢其中。另一方面银行嗅到市场风向后,加速回笼资金并紧缩银根,而手中现金流较为充裕并能轻松从银行获得进一步信贷授权的一些国有企业,逐步接触到“嗷嗷待哺”的民营企业并最终与之一拍即合。据公开报道的市场不完全统计,中材国际、中钢、中铁、五矿等大型央企均有涉足钢贸领域的这种业务。本案中的各被告人不仅与涉案国企有“合作”并因之身陷囹圄,还在多地面临多家银行或国企各种形式的诉讼,其名下的财产和钢材几乎全部被抵押、查封或冻结。实际上在与这些企业从事托盘业务时,上述被告人就有利用自己或关联人士所控制的仓库出具虚假仓单、一货多卖的情况,导致案发时各被害单位均拿着仓单对同一笔货物主张所有权,货权状况极为混乱。
虽然各被告人与上述国企之间的“合作”有一些细微区别,但总体模式不离“托盘业务”的窠臼。被告人使用虚假仓单和其他欺骗手段诈骗国有企业的财产是犯罪的本质,而犯罪的背后则是这种托盘业务在失去市场大环境的庇佑后,并不是一种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交易模式。抛开被告人的诈骗手段不谈,他们无法从托盘业务之外寻找到市场新的利润点,那么这种业务必然会成为一潭死水,在水分被蒸发后,自然而然地就露出了犯罪的本来面目。
(二)托盘业务的概念
所谓“托盘业务”,简单来说就是“代理购货”,即委托其他机构代为采购某种产品,在支付货物价款或相应对价之前,由被委托机构享有对货物的所有权,但实践中的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
托盘业务一般多发于资金密集型产业领域,是某些资金实力较差的企业,借手于资金实力雄厚的机构摆脱资金需求和资金链条的困扰,以保证交易顺利进行的手段。托盘业务中委托方最后在货物上需要付给被委托方更多的价款,以体现其使用被委托方资金的成本,被委托方也得以从价款差异中获取资本收益。被委托方一般是银行,近年来现金流比较充裕或能轻松从银行获得信贷授权的国企也有参与其中。比如在钢贸行业中,钢贸商拥有销售网络和终端销售渠道,但由于需要提前1—2个月向钢厂支付预付款,且钢材运输过程中也要占用一定的时间,这样算来一单钢材交易需要占用3倍左右的资金,才能保证整个贸易链条的正常运作。而通过使用被委托方的资金先向钢厂支付价款,可以较低成本延缓资金需求强度,并保证钢材交易最终顺利进行。
要保证托盘业务顺利运行主要有如下几个关键因素:
一是行业总体形势平稳良好,从长远看能够有所盈余。如果销售商无法从终端销售中挣到钱,或者说挣的钱长期不能弥补应支付给被委托方的资金成本,那么整个业务链条必然会断裂。反过来看,如果被委托方拿不到委托方的价款,只能出售货物,但如果货物价格低于其购买时的行情,那么被委托方也会遭受损失,自然会终止业务。
二是销售商应恪守合同约定,严格履行合同项下的各项义务。在整个业务流程中,被委托方实际仅仅只是资金持有人,可能对所涉足的行业状况完全没有任何了解和预判,因而业务操作的主动权更多地掌控在委托方手中。如果销售方最终不按约定向被委托方购买货物,被委托方只能变卖货物以赎回出资。
三是被委托方应严格审核合同,保证合同风险可控。在托盘业务下,严格来说只要货物行情高于资金成本,被委托方就有利可图。即便委托方不向其购买货物,也可以通过变卖来赎回出资并获得一定利润。但委托方的市场地位、货权唯一、货物保管等问题都需要被委托方严格监管。
由此可见,托盘业务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带有短期融资的性质,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前提下有利于盘活市场闲置资金,保障某种货物交易顺利进行。但因为在上述业务模式下资金直接从被委托方打给供货厂商,销售商并不能直接占有资金,融资的效应仅限于特定、单笔货物买卖;因此实践中销售商出于对占有资金的利益驱动,往往以托盘业务为模板,变化出更多的交易模式。
(三)本案中的“托盘业务”模式
本案中的三方交易模式实质上仍是一种托盘业务,其从交易线性上来看是这样一个流程:其一,委托方提供两家公司分别作为上下游公司A和C,银行或国有企业作为中间公司B。合同期限一般为6个月,分为两个步骤:A公司与B公司、B公司与C公司。其二,从资金流向上来看,A公司先支付小额保证金委托B公司购买货物,B公司再向C公司购买货物并把所有货款支付给C公司;其三,在货物流转上,C公司采购货物后(或是把现有货物)卖予B公司,B公司再以高于采购价的价格出售给A公司。由于上下游均为委托方所实际控制,因此货物并不实际流转或者说没有流转的意义,但在货权名义上确有从C公司转至B公司、再转至A公司的过程,在B公司支付给C公司货款后、A公司向B公司支付相应的货款前,B公司享有对特定货物的所有权。因系钢材类大宗货物贸易,因此业务模式中会设置一个中立的仓库作为第三方,在货物进入或转出时出具相应的凭证,作为当事公司享有或转移货权的证明。
但是我们看到,本案中的“托盘业务”已经有些超越了传统的模式,因为它失去了货物真实流转的意义,而完全成为了融资的手段;传统意义上代表货权转让的仓单或凭单,实际上起到的是融资的担保作用。由于这是一种封闭的交易圈,上下游公司均为委托方实际控制,中间方在交易中的主动权进一步被削弱。其在支付货物价款后获得对货物的所有权,并从第三方仓库中获取货物所有权凭证。而且在这种模式下货物流转并没有实际的意义,融资的概念进一步加强,如果中间方无法真正管控货物而作为第三方的仓库又丧失了独立性,那么其风险可能被无限放大。
三、案件解析
据了解,本案中各被告人自2011年开始就与被害国企开始合作这种三方钢贸托盘业务,2012年4月至9月是集中案发区。换句话说,至少在2012年4月份之前,各被告人与被害国企之间的合作是“相安无事”的,而且在这种模式下,双方都得到了实际的利益:被告方解放了资金空间,得以较低成本得到更多的资金维持经营、拓展业务空间;被害方则不仅收获了出借资金的收益,而且也获得了更为漂亮的财务数据。那么正常的托盘业务如何演变为犯罪分子谋取暴利的工具,个中原因比较复杂,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托盘业务起初虽然带有融资的性质,但其本身仍然是为了某种具体的业务而服务,并不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融资平台。委托方借手于资金充沛的国企是为了延缓资金支付的压力,并保证某种具体贸易的顺利进行;且在整个过程中委托方并不直接占有国企的资金,自然也就无法将资金挪作他用。因而国企的资金风险可能仅限于某一笔业务,而不会蔓延至整个盘口。但在本案中,钢贸行业本身实际上从2010年开始就处于一个“无利可图”的状态,“卖一吨钢材还挣不来一根冰棍钱”,甚至还可能倒贴。钢贸商如果坚守这种纯粹的托盘业务,不仅无法给其带来经营转机,可能会使其亏损面越来越大。因而各被告人想法设法通过变通方式将国企的资金直接攥在手里,并将资金挪作他用,而彻底将托盘业务变成了一个融资渠道。
其二,资本的逐利性与使用者的贪婪心理一旦结合,就幻化出了无限的魔力。被害国企通过一单三方业务,大约可以收到约6‰的资金回报,并在会计账目上记载为业务量和盈利额,从而获得漂亮的财务数据;而扣除保证金后,被告人一单业务可以获得4000万元左右的现金流,使用期限为6个月。而等合同到期之后,被告人又可以通过与被害国企继续签订一笔新的同样的合同,来覆盖之前应偿还的本息,从而形成一根资金使用链条。同时,各被告人还多处开花,跟不同的企业签订类似的合同以获取资金,形成资金网以互相拆补;各被告人之间也互相拆借使用资金,如章某欠被害国企的一笔钱还不上了,就找到孙某某并与其约定,先由孙某某与该国企先签订一笔合同,拿到钱后把章某欠的钱还上,等章某通过这种方式弄到钱后再还孙某某欠该国企的钱。但问题的关键是,被告人拿到钱之后并没有找到更为合适的投资点,无法获得回报以弥补资金使用成本,这种形式的融资到最后成了纯粹的资金进出游戏;而这种游戏一旦铺开,成本也随之成倍增长,被告人的资金实力和货物储备根本无法应付,“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终有一天会出现“砖头”不够用的情况。因为被告人在托盘业务中是以货物钢材作为载体,并需要向被害国企提供证明钢材货权的仓单。但钢材本身是有限的,而且被告人同时还需要出售一部分钢材来维持自身生计;但其为了继续使用资金,就开始利用其所控制的仓库出具假仓单欺骗被害国企,出现了一货多卖或一货多押的复杂情况。
其三,被害国企监管缺位、审核不严,一味追求公司业绩也是案发的一个原因。首先,被害国企之前完全没有从事钢贸方面的经验,其想借助于当地经验丰富、营销渠道广阔的钢贸商拓宽经营领域的想法无可厚非。但托盘业务本身就存在较大风险,本案中三方业务中资金提供方的风险更大。同时钢贸行业已经处于下行阶段,市场大环境并不有利于开展这种业务。换句话说,该国企在开展业务、寻求合作之前并没有对托盘业务进行整体评估和风险控制分析。其次,在寻求具体的合作伙伴时,没有对对方的资金实力、业务水平、市场驾驭能力等方面情况进行持续审查和评估。本案中,孙某和章某等人在与被害国企“合作”的同时,还欠着银行、中铁和五矿等多家企业以及高利贷的货款未支付,因此到后期各被告人从被害国企拿到钱后,直接用于偿还的巨额债务,有的钱款甚至到了被告人的账上后直接就被银行划走。此外,被告人需要偿还一笔货款时,又与被害国企重新签订一单合同,这样就相当于被害国企用自己的“新钱”还“旧钱”。被害国企并没有对上述这些情况予以充分重视,反而是在2011年底还收购了被告人在南京的一家企业作为南京分公司,试图正式、全面进军钢贸领域,且任命了被告人周某、章某和孙某等人为公司高管。再次,由于三方托盘业务是一个封闭的线圈,上下游公司均为被告人所控制,货物流转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唯一可能保障被害国企利益的就是仓单和仓单项下的货物。按照正常的业务流程规范,仓单由保管货物的仓库出具,仓库本身应当是独立于交易三方的个体,被害国企对于货物进出仓库应当履行严格监管职责。但在本案中,仓库完全由被告方控制,仓单出具和货物流转完全成了一纸空文。等到被告人无法履行合同债务,被害国企去仓库清点货物时,要么发现仓单项下完全没有真实的货物,要么被告知货物已经被其他企业所提前占有或抵押,真正有净余价值的货物所剩无几,从而直接导致了被害国企的巨额损失。
总而言之,不管是传统意义上的“托盘业务”,还是变幻之后融资意味更重的“托盘业务”,不论其是否有违反行业相关的禁止性规定,但至少双方仍然秉持着诚实信用的原则,不能在签订或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实施诈骗手段。而本案中托盘业务蜕变成犯罪工具的实质在于,各被告人罔顾法律,不仅使用封闭交易权封杀了货物流转的真实意义,更是连货权保障这最后一道防线都没有守住,以先交付小额保证金、后使用虚假凭证的方式,诈骗被害国企的巨额财产。
四、结语
本案的已经法院审理并判决,但这远不是案件终了的休止符。各被告人利用三方托盘业务诈骗被害国企财产并不是一个孤例,本案的刑事审判结束后,或许后续还有更多的诉讼等着各被告人去应付。不仅如此,放眼于整个钢贸领域,借助于托盘业务整合市场资源、开展钢贸业务的情况可能是个普遍现象。当然,通过清洗掉像本案中被告人通过诈骗手段谋取暴利的犯罪分子,对于整肃整个行业秩序,保证钢贸领域平稳健康发展,有着刮骨疗毒的作用;同时通过分析和总结案件具体情况,还可以对其他正在展开此类业务的单位起到教育和警示作用。实际上,由于托盘业务本身并没有深奥的理论知识和太高的准入门槛,不仅是在钢贸领域,在其他诸如计算机、甚至是小额货物买卖行业中,如果企业或个人资金紧张时,都会自然而言地想到通过托盘业务去向资金充沛的机构寻求支持。从我院办理此类案件的情况来看,就已经有犯罪嫌疑人邹某和谢某利用未发生实际交易的“空转合同”方式造成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损失1.9亿余元,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损失6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冯某利用伪造背书等手段骗取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中材东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资金1.45亿元人民币等等案例在先。
犯罪心理解析 篇4
关键词: 设租/寻租/租金/刑法效益
内容提要: 随着世界范围内犯罪浪潮的增长和人们对犯罪问题的日益关注,各国学者都在运用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各类犯罪进行解析,逐步深化对犯罪问题的认识,以期找到控制犯罪的良策。应从寻租理论出发,探讨和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定犯罪中的设租和寻租现象及其形成原因,从刑事立法和司法的角度提出减少设租,实行非犯罪化,以实现刑法效益最大化的犯罪控制对策。
一、寻租理论概述
(一)内容界定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租”最初是指土地的租金,即地租。土地资源稀缺和对价格的变化缺乏弹性,决定了土地能够获得地租。大卫·李嘉图学派将租金理解为永远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经济学家马歇尔则认为租金还包括了准租金以及暂时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现在,更多的人将“租”定义为不同体制、权力和组织设置而获得的额外收益。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Krueger)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把这种超额收入称为“租金”(rent),而把谋求得到这种权力以取得租金的活动称为“寻租”(rent-seeking)。公共选择理论则认为,一切由于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经济活动,造成不平等竞争环境而产生的收入都称为“租金”,而对这部分利益的寻求与窃取活动称为“寻租行为”。也有人把“寻租”定义为“用较低的风险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 [1]。经济学家布坎南等人认为,寻租是人们凭借着政府“保护”而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租金是付给资源所有者款项中超过那些资源在任何可替代的用途中所得到 的款项的那一部分,是超过机会成本的收入。这里的政府“保护”可作两方面的理解:一是积极方面,即政府根据法律对其进行保护;一是消极方面,即将政府禁止也理解为另一意义上的保护,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
寻租理论认为,政府干预是租金和“寻租”行为的根源。租金来源于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即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管制所造成的垄断。换句话说,租金是由政府创造出来的,即“设租”。只要政府不取消垄断,租金就不会消失。在寻租理论中有一个基本预设——人都是“经济人”,即每一个人都会理性地计算和衡量得失,只要条件具备,他就会努力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按照寻租理论的解释,政府主动设租的行为源于政治人的“经济人”本性。“由于利益制约是对人类行为的最大制约形式,在政治市场上的政治人必然仿效经济市场上的经济人行为,以经济人的面目出现” [2]。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在一切可能的领域内,都有可能萌发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并运用手中的权力和公民的“无知”贯彻这一思想。政府对公民的强制是寻租生成的土壤,政府利用强制权力介入市场的两个惯用手段是垄断和直接干预经济。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与私营企业不同,它的产出具有非市场性质,即垄断性。与市场产出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说来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所以官僚机构的活动大多不计成本,其效用只来自于预算。这个大缺口为寻租者提供了生机:政府产出的代理权中“含金量”很高,围绕着政府对市场的垄断与管制即设租产生了寻租理论。寻租理论由四个部分构成:垄断、管制与寻租的关系;寻租、设租及其相互关系;制度、体制、产权与寻租的关系;政府行为与寻租的关系。这四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涵盖了寻租社会的方方面面。寻租社会的运行,从表层上说,与垄断管制密切相关,没有垄断与管制就不会产生寻租现象;但是从深层上看,寻租又与制度、体制、产权密切相关。任何寻租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政府的干预,所以寻租现象自始至终都伴随着政府行为。在寻租社会里,寻 2
租与设租往往相互联系、互为因果 [3]。寻租理论的独特性在于把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看待,即把政府干预行为本身“市场化”了。
(二)理论渊源
寻租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学说,其萌芽是Anne O.Krueger于1974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寻租集团的政治经济学》。自该文提出寻租这一概念以来,西方各经济学派从不同角度对寻租现象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各学派的寻租理论都认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导致了政府设租,从而使租金得以产生,而租金的存在必然引起寻租活动。总之,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管制或干预导致了租金的产生。
此后,寻租理论由于以经济学视角研究资源在生产和非生产领域之间的配置问题,从而大受经济学界青睐,其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作为一种理论概念框架,寻租理论可以较好地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政府过多干预、强化行政管制本身就是一种“设租”行为,创造了新的寻租环境,并为新一轮的寻租打下了基础,以期获得因垄断而发生的高额货币或非货币租金。总之,寻租理论的发展使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从生产性的寻利活动(增进社会福利的活动)拓展到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降低社会福利的活动),将政府干预行为当作市场经济行为来研究,而且将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寻利竞争和不利于社会福利的寻租竞争区分开,其理论出发点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三)实践运用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许多与土地类似、供给有限的资源,这些资源在短期内也能获得与地租性质相同的报酬,就是泛化的租金。在现代寻租理论中,一切利用行政权力大发横财的行为都被称为 3
寻租行为。而租金则是泛指政府干预或行政管理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即超过机会成本的差价。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经济租金和寻租行为都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只要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从而影响资源配置,就会产生经济租金;有经济租金存在,就会有寻租行为发生。寻租理论就是研究非生产性竞争活动为主的经济学,研究那种维护既得利益或对既有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寻租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只不过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其程度和规模不一样。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的寻租规模要远大于发达国家;政府干预多的国家要大于干预少的国家;公有制比例高的国家要大于公有制比例低的国家;转型国家可能要大于非转型国家,这是因为两种体制和两种规模的摩擦必然为寻租活动留下空间 [4]。总之,从经济学角度入手的寻租理论以其强大的说服力,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寻租的普遍存在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财富产出的减少;催生了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集团;毒化了社会风气 [5]。因此,有效治理寻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当然,寻租并不都是不合法的,亦有合法寻租,例如有些地区向中央寻求特殊的优惠政策;有些类别的企业向政府寻求优惠政策或垄断地位;有些幼稚行业寻求贸易保护等。但是行贿受贿、贩毒走私等寻租活动是非法的,而且实践证明,运用寻租理论研究非法行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应用寻租理论解析法定犯罪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刑事法网日益严密,刑法规定的犯罪越来越多,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的刑事立法急剧增加。同时,伴随着法定犯罪数量的增加,世界范围内实际发生的犯罪行为也呈现出愈来愈多的势头,而且各国犯罪出现了数量大、速度快、国际化、严重化的趋势。据美国调查显示,上世纪80年代,被关在联邦监狱及各州监狱里的人数虽然增长了三倍,但暴力犯罪数量还是大幅度增加 [6]。联合国的一份犯罪调查也表明,目前许多国家都面临日益严重的犯罪挑战。全世界犯 4
罪案件的数量1975~1980年增加了11%,1980~1985年增加了23%,增加的速度愈来愈快;1980~1990年平均每年递增5%,超过人口数量的增长和大多数国家经济的增长。就当今世界各国的犯罪而言,一般地说,发展中国家的犯罪率低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生产力相对先进,物质生活比较富裕,经济立法比较严密,但犯罪问题却日益突出 [7]。这引发了人们的深思:刑法规定的犯罪增多,法定犯罪圈扩大,刑事法网更加严密,可为什么犯罪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日渐增加?法定犯罪的数量增加与实际犯罪增加成正比的原因是什么?
从寻租理论角度来看,其原因就是立法权力、司法行政权力设置了稀缺性、设置了租金。国家权力的垄断运作与纯粹市场化运作的差价就是租金的空间,法定犯罪的增加幅度越大,即立法权力的扩张、司法行政权力的过度适用程度越严重,国家权力的垄断运作与纯粹市场化运作之间的差价即租金的空间就越大,从而导致寻租活动频繁,犯罪数量增大。一定意义上讲,国家权力对市场的某一方面进行干预,确能弥补市场的缺陷,但往往公共权力在哪里发生作用,寻求租用权力的事件也就如影随形地出现在哪里。国家权力对市场干预的“度”越大,租金的价值就越大,寻租活动也就愈演愈烈,寻租成为国家权力干预市场的最大副产品。而寻租的结果必然使一大批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以权易钱、易色,同时寻租活动本身也是寻求政府垄断运作与纯粹市场化运作之间的差价的违法行为。如此,犯罪更加严重,社会秩序也愈来愈混乱;犯罪的严重、社会的混乱又使得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实施控制,一定程度上又干预了市场的正常运作,进行设租从而引发又一轮的寻租活动,寻租又引发犯罪。这样,“干预(设租)——寻租——犯罪——干预(设租)”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条循环着的链条。为什么这三者会形成一个循环链条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国家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即法定犯罪对人们行为的控制意味着国家能够对市场和普通的纳税人行使某种权力,国家权力所禁止或者说法定犯罪所规定的是市场正常运作和人们所需要的,而犯罪人也正是利用了这一市场规律和人性的需要进行寻租活动,进而实施犯罪。就是说,法定犯罪圈越大,设租的范围越大、方
面越多,可供出租的权力就越大、机会就越多,寻租的范围也相应增大,犯罪可能也越大;同时,法定犯罪承受的刑罚越严厉,租金的价值越大,寻租的诱惑越强烈,犯罪越严重,这一恶性循环从俄罗斯黑手党的发展过程及美国禁酒法的设立与废止中可见一斑。
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犯罪的渗透程度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据报道,俄罗斯黑手党现在控制了70%~80%的私有企业和银行,最重要的是,俄罗斯黑手党对正常的经济复苏造成了重大障碍,而且其控制和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的犯罪活动(如卖淫和吸毒),还控制和影响着许多经济活动。俄罗斯黑手党迅速发展有历史原因,也与苏联的经济立法有很大关系。1987年5月,戈尔巴乔夫一方面说其打算首次允许开办私人和合作企业,另一方面却仍然对那些决定建立自己企业的人加以限制。由于限制了市场的准入,在国家控制和市场推进之间存在许多差异,因而就产生了许多套利的机会。结果少数被允许开办自己企业的人常常一夜间就成了百万富翁,社会贫富极端变化,引起社会混乱。同时,一些暴徒、勒索团伙和黑手党开始对此进行武力干预、勒索财产,并在几个月内就控制了70%~80%的私营部门。当时的俄罗斯政府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政府对经济的禁止正是引发犯罪的潜在经济刺激,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消除。于是1992年1月29日叶利钦正式表示,任何人都可以在街角销售东西。不久,路上就肩并肩地站满了销售洗发水、伏特加、银制品的妇女,黑手党的租金寻求机制受到破坏,其发展从此走向下坡路。可以这样说,戈尔巴乔夫政府对经济的禁止立法为黑手党的发展设置了租金,同时引发了寻租的扩大,造成黑手党势力的增强和犯罪的增加;而叶利钦政府采取的措施却是消除租金的来源,破坏寻租的产生机制,遏制黑手党势力的增强,终致犯罪率下降。
从法律的功能以及古今中外的法治实践史来看,加大或加重人们实施某类、某种行为的法律责任并不能直接产生减少此种、此类行为的必然结果,相反,有时候法律的禁止正为犯罪的发生提供了机会,法律禁止的方面正是犯罪容易实施的方面,而且禁止的力度越大,租金越大,犯罪所获得 的利润越大。美国宪法史上禁酒令的诞生与取消无疑是最好的例证。1919年1月,美国国会批准了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在全国境内禁止一切酒类的制造、运输和贩卖。然而,黑手党知道美国人不能没有酒,于是,将禁酒令视为天赐良机,悉心经营非法酒类业务。美国著名的犯罪集团——卡朋家族正是从非法卖酒中发迹的,禁酒当年就获得6000万美元的利润。由于从这种非法贸易中可以获取巨额利润,因此犯罪的组织者不惜花大价钱买通警察和其他执法人员入伙,参与帮派活动,使用暴力威胁和谋杀手段,以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大大发展了犯罪组织。不久,美国不得不取消禁酒令,使酒的销售合法化,从而取消了租金获取的机会,卖酒的犯罪形式从此销声匿迹 [8]。可以这样说,美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正是利用了禁酒令的颁布这一设租机会的产生,大规模地开展寻租活动,获得了大量的租金,取得“长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非法行当和投资趋于多样化,他们不仅以合伙的形式从事卖淫、毒品交易、走私等传统的非法活动,而且成功地控制了正规的、合法的商业活动的重要部门。到20世纪80年代,有组织犯罪的活动扩展到了国际范围,影响到千千万万合法公民的日常生活。有组织犯罪人通过国家权力的禁止这一设租行为广泛开展寻租活动,获得了大量的租金。可以这样说,有组织犯罪人通过对法律的践踏迅速聚敛财富。
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定犯罪圈的扩大非但不能抑制犯罪,反而会使人铤而走险,寻求权力所设的租金,实施更多、更为严重的犯罪。由此观之,如何设立科学合理的法定犯罪体系,防止刑事立法的广泛化、重刑化倾向,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应根据刑法效益观的要求,用尽可能节省的刑罚资源取得最佳的控制犯罪效果,刑罚的投入必须合理,轻重适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根据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以市场内部的运行机制消化自身的问题,减少政府设租,实行非犯罪化,以实现更大的刑法效益。
三、减少设租,实行非犯罪化,实现刑法效益
刑法效益,是指从刑法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关系出发,尤其是从刑法自身成本与收益之比较出发,以最佳的、最少的刑法成本投入,尤其是最少的刑法自身成本的投入,获得最佳的、最大的收益 [9]。刑法效益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其一,刑法成本的投入最小化,即在能够取得立法者主观上追求的目标实现所需的各种可供选择的不同量的刑法成本投入中,选择最有效、最合理的刑法的成本投入,使刑法的成本能够最有效地利用,而不使刑法的成本尤其是刑法自身成本的投入量不足或过剩。其二,立法者主观上所追求的目标在客观上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也就是说,节省刑法的成本投入固然是需要的,但刑法成本的节省必须控制在不妨碍立法者所追求的目标在客观上的实现,即在能够有效地达到目标的前提下节省刑法成本的开支。因此,获得刑法最佳效益的关键在于:合理地确定最有效的、最小量的刑法成本投入和确定实现立法者主观追求目标的最佳、最大限度。要从成本——收益两者的对比关系出发确定这个最小量和最大限度,确定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10]。
首先,应从效率的角度考虑最大化的刑法的效益取得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人财物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应让市场利用自身的运作调节人财物的配置。国家、政府应遵循市场中各要素的运行规律,较少对其进行干预,以减少“设租”现象的出现,从而有力地预防寻租现象的发生。而且,从长远看,这种遵循正有利于刑法效益的发挥。其次,应从刑法的成本投入角度来考虑最小化的问题。法定犯罪圈扩大即国家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过度滥用,表明刑法调控范围过大,刑法投入成本过高,因而导致刑法不具有最佳效益;同时也表明国家刑罚权滥用,将不应禁止的行为当作犯罪来规定,侵犯了公民应有的权利,破坏了社会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的规律。但公民权利的行使和规律的运行是必然的,这一必然性易被犯罪人所利用,在国家禁止与公民应有的权利以及客观规律之间寻求租金,开展寻租活动从而引发犯罪。对这一点,美国学者胡萨克曾指出:“假如刑法禁止一种行为,而这种行为从道德角度来看公民又有权实施,又怎么想象国家因此而有理由来处罚他呢?” [11]他还评论说:“我们(指美国——笔者注)的刑事司法制度似乎明显地被滥用到了无所不及的程度,也许不久就要到崩溃的边缘,我们最大的社会政治失败之一就是对当代诸多问题表现得无能或不愿采取有效的非刑事处理方式来解决。”“(某种行为)是处于罪与非罪之间的行为是合适的话,那么刑事制裁就不应如此广泛地适用。那些构成社会事务合法目的的许多行为并不符合应受谴责与应受申斥行为的范围,因而似乎不适于以刑事方式来处理。现在所急需的是对哪些行为应予以刑罚制裁进行反思。” [12]另外,当刑法调控强度过度,即刑罚量过度投入时,所设租金的价值更大,对犯罪人的诱惑相应加大,寻租也更易发生,刑法因而也不具有效益性。
既然国家权力的扩张,法定犯罪圈的扩大,导致对公民权利侵害的同时又设置了租金,使得寻租活动增多,犯罪扩大,那何不实行非犯罪化以减少寻租机会的增加呢?而且,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规律自身的运行长期看来也具有效益性、经济性。非犯罪化的根本意义就在于“避免刑法对社会生活的过多干预,使刑事司法力量更有效地对付严重犯罪,将刑法应当归罪的行为范围限制在确保国家、社会的公益与秩序和维护公共利益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内” [13]。“非犯罪化”是一种刑事政策思想,主张将某些被认为社会危害不大的犯罪行为排除出犯罪范畴,不予刑罚处理。这种思想有很多先进之处,例如提出了刑法经济观念,强调刑罚的使用应限制在最低限度;提出了刑法手段最后性的观念,强调刑罚的严厉性、强制性,非到万不得已不动用刑法等。因而,西方一些国家对这一刑事政策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贯彻,将某些轻罪从犯罪范畴中排除,如有必要则适用行政制裁或民事制裁。在“非犯罪化”思想影响下,许多国家将堕胎、同性恋等排除于犯罪之外,将违警罪非犯罪化,将某些原来刑法中既可判刑又可罚金的行为改由行政机关罚款处理。非犯罪化在西方国家于20世纪50~60年代兴起,要求刑事立法者缩小刑法的处罚范围,以保护公共安全与秩序所绝对必要的范围为限。而且,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历史的巨大发展和文化的巨大变迁与扩展、渗透,使得市场经济中法定犯罪的内涵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一些刑法上固有犯罪的非罪化,即把原规定为有罪的行为不再作为犯罪加以规定,而让位于社会信用机制、道德规范以及用
舆论谴责或其他社会制裁方法进行约束。中国法制建设已步入基于市场经济内在需求的法治走向,应当从多种效率差异的制度结构中选择社会成本最小而社会收益最大的改革方案,从而促成社会收益和效率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应确保改革成本小于改革收益,为此,应当逐步对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定犯罪实行非犯罪化,以实现刑法效益的最大化。
注释:
【参考文献】
[1]林喆.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18.[2]汪翔,钱南.公共选择理论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2.[3]卢现祥.寻租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7.[4]卢现祥.寻租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8.[5]贺卫.寻租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240~241.[6](美)加利·贝克,吉蒂·贝克.生活中的经济学[M].薛迪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81.[7]邓正刚.穿越时空的较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5.[8](美)加利·贝克.吉蒂·贝克.生活中的经济学[M].薛迪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85.[9] [10]陈正云,张汝杰.刑法效益与刑法公正关系论析[J].现代法学,1997,(2).10
犯罪心理学1 篇5
①犯罪心理学可诞生的标志是1897年出版的《犯罪心理学》②犯罪: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以及应受刑法惩罚性。③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客观性,理论联系实际,伦理性原则。④犯罪心理学是应用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犯罪人的犯罪心理形成,变化规律的一门学科。⑤犯罪心理学上的犯罪人是刑事犯罪意义上的犯罪人。⑥犯罪心理学研究内容:犯罪心理学的基本问题,个体犯罪心理形成发展和变化的理论。不同类型的犯罪心理分析,犯罪心理学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⑦犯罪心理学的任务:理论→探索犯罪心理的规律。实践→研究要为揭露,惩治犯罪和改造罪犯提供心理学依据。⑧犯罪心理学研究主要方法→观察法,皮亚杰。调查法、测验法、实验法、案例分析法、个案法。⑨精神分析学派:精神分析是由奥地利的弗洛伊德于19世纪末创立的。⑩弗洛伊德的犯罪观: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本能,人格,罪恶感。犯罪行为的防治→重视法律的作用,提倡运用认同作用和升华作用等方式防治犯罪。11,阿德勒的犯罪观→自卑和超越,对犯罪的防治→三大生活领域:友谊职业爱情。其途径是找出罪犯在儿童时期所遭受的合作障碍,额皮痒他们的社会兴趣,教会他们怎样与人合作。
12、心理防卫机制→五种合理化解释→否认责任、损害、被害者的被害、责难者、高度效忠的群体。防卫机制→合理化作用,投射作用,认同作用。
13、社会学习理论中人类行为的学习途径→观察法和亲历学习。人类行为的自我调节三个过程;自我观察、判断、反应。观察学习的四个过程:注意、保持、动作变现、动机过程。14个体的人格特征与犯罪心理的形成→性格与犯罪心理、气质与犯罪心理。气质使犯罪类型打上气质特征的印记,不同气质的人在具体犯罪过程中有不同的特点。气质是个人心理活动的稳定的动力特征,主要表现在心理过程的强度、速度、稳定性、灵活性以及指向性上。15犯罪人在不同阶段的心理特点
(一)犯罪前的西农历状态→自我辩解心理、犯罪决议状态、等待犯罪时机的焦虑状态。
(二)犯罪过程中的心理状态
(三)犯罪后的心理状态→情绪表现,行为表现(试探或其他反常行为)
16、犯罪心理的良性转化~~~条件:要产生内部心理矛盾、要有促进犯罪心理良性转化的的动因、要遵循转化规律。~~~类型→渐进型,顿悟型、反复型。17犯罪心理恶性发展的征状→犯罪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增强、个人欲望膨胀、反社会心理增强、作案经验更加丰富、犯罪活动向多方向发展。18犯罪心理恶性发展的阶段;定型化、个性化、职业化阶段。19激情犯罪的动机→瞬间动机,既有一定的无意识性,导致的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和破坏性,在青少年违法犯罪中容易产生,导致的犯罪行为结束后,行为人往往会产生后悔的心理。20犯罪心理形成的基本模式:渐进式(典型,常见)突发式、机遇式。21内外机制:从主体吸收客观外界的消极影响到形成犯罪心理的过程和规律是犯罪心理的内化机制。从犯罪心理的整合到发动犯罪行为的过程和规律是犯罪心理的外化机制。22内化过程的五个阶段:不良的交往与模仿、个体对消极社会信息的选择、形成不健全人格、违法尝试获得体验、犯罪意向萌发。23犯罪情境:侵害对象,现场条件、现场气氛。24人格:一个人的整体精神面貌,极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25犯罪人格:犯罪人格是犯罪人特有的导致其犯罪行为发生的心理特征的综合,是一种严重的反社会人格。26犯罪人格特征:犯罪人格的本质是一种反社会人格,具有稳定性与连续性、不等于注定要犯罪的人格、是外显行为与内心心理的统一。27青少年犯罪的身心基础:青少年时期的生理发育特点:形态发育、内分泌变化、生理机能发育。28青少年时期身心矛盾与犯罪的关系→旺盛的精力与调节能力低的矛盾、兴奋性发育与控制能力低的矛盾、性发育成熟与道德观念缺乏的矛盾。29变态心理:变态心理是指行为人的认知,情绪情感、意志活动、个性心理特征及行为表现超出了正常范围。表现出个体辨别能力明显下降的偏离状态。
犯罪心理解析 篇6
犯罪学选题
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互动关系
论被害预防
犯罪现象存在和变化的基本规律
我国犯罪现象状况及特点
论现代化与犯罪
论文化与犯罪
浅谈不良传媒对犯罪的影响
论犯罪情境
浅谈人格异常对犯罪的影响
简论社会政策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
简论刑事惩罚政策的局限性
网络诈骗犯罪治理
网络盗窃犯罪探析
犯罪心理学选题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点
女大学生犯罪心理分析
信仰型犯罪心理特征
物欲型罪犯心理特征
性欲型犯罪心理特征
群体犯罪心理分析
计算机犯罪心理分析
刑事侦查学选题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发展趋势及侦查对策
当前贿赂案件的特点及侦查方法
论人权保障背景下审讯策略的运用
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论网上追逃的优势与完善
中外秘密侦查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中美刑事侦查制度比较研究
计算机犯罪案件之侦查对策研究
计算机犯罪案件的侦查取证初探
犯罪心理解析 篇7
一、未成年人犯罪概述
(一) 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特点的内涵
1. 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
未成年人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定义略有不同。美国的联邦立法和各州立法中, 未成年人这个概念大都指向年龄未满18岁的自然人。 (1) 所有未成年人必须在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人 (父母或监护人) 的监护下生活。 (2) 中国人大常委会于1991年9月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 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3) 在英美国家, 推出一个新的词汇, 引入“少年罪错” (4) 这一概念, 把一些专门由未成年人实施的行为定义为犯罪。所谓的少年罪错不仅仅由联邦法院制订实施, 由各州所界定的犯罪行为也属于少年罪错的范畴。而在美国, 少年罪错 (5) 这一术语既包括少年的犯罪行为和违法行为, 同时一些未成年人的危害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行为。
2. 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
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是指支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背后的心理学的原因。未成年人模仿以及从众心理十分强烈, 青春期的反叛心理, 盲目从众的心理, 强烈的猎奇心理是很多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 未成年人喜欢以成年人自居, 但是由于自身能力有限并且没有独立的生活来源, 这是未成年人事实与财产有关的相关犯罪的主要的驱动心理之一。
3. 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的特点
未成年人心理发展的基本特点是波动起伏并且情绪十分不稳定。生理上形成自我, 但是对身体上的自我存在极端的不满以及心智不成熟。未成年人的情绪特点具体表现为: (1) 两极性:情绪行为两极波动幅度较大, 极容易因为琐事极度欢快或者极度悲伤; (2) 闭锁性与开放性:对同伴开放, 难以向能够信任的大人袒露心事; (3) 反叛性:反叛传统, 不喜欢遵循常规。
(二) 研究未成年人心理活动的重要性
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目的主要是针对未成年人自我意识不强, 处于人生的转型期, 易于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容易在好奇观念的驱使下做出不理智的犯罪行为。因此, 从源头上分析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就变得尤为重要。研究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可以从众多的案例中抽象出普遍存在的教训和错误, 在避免悲剧再次发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 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主要特点
1. 未成年人常见的犯罪行为
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年龄段甚至不同性格的未成年人呈现出来的犯罪是不同的, 例如在经济比较贫困的偏远地区, 财产性的犯罪是主流。暴躁易怒无法有效能告知自己情绪的未成年人, 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是主流。
2. 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特征
从犯罪年龄上看, 呈现出小龄化得趋势。从犯罪动机来看, 与财产有关的违法行为数量激增。从犯罪动机来看, 犯罪动机趋于多样化从而导致犯罪类型趋于多样化。从犯罪性质来看, 相比于财产性犯罪的发生频率, 暴力性质犯罪日趋增多。而从犯罪的形式的方面来看, 其行为的残忍性, 犯罪心理的变态性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们对于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的想象。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动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有关犯罪心理学的第一部著作是由德国精神病学家埃宾所著, 他也是犯罪心理学的始祖。他认为导致犯罪不仅有个人原因, 外界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内因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心理隐私, 而外因则是来自于外界的影响。 (6)
(一) 行为者内因与犯罪心理形成的关系
未成年人正处于生理和心理的转型期, 他们普遍存在着许多形成犯罪前奏的危险心理, 例如青春期的反叛心理, 盲目从众的心理, 强烈的猎奇心理, 过度模仿成人心理。导致其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
1. 文化水平低, 法制意识薄弱甚至没有基本的道德观念
在未成年人时期, 未成年人应该被引导建立一个正确而切合实际的思想, 然而现实中很多未成年的青少年一味强调独立, 很容易走入死角, 更有甚者还会挑战法律的权威, 最终自食苦果。
2. 交友不慎导致在一些损友的错误引导下走上歧途
当下社会, 媒体发展速度非常迅速, 再加上互联网的逐渐普及, 信息的交流变得更为方便简洁, 网络交友也成为了一种时尚的标志。虚拟的网络世界优劣相关, 网络交友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很多青少年容易结交一些不良青年。
3. 自我意识强烈
现代未成年人普遍早熟, 但是其内心并不成熟, 心理活动强烈时难以自我控制。在心理成长过程中, 未成年人拥有极强的模仿能力, 在一些外界环境刺激下, 有时还会萌生出自己尝试一下的冲动。
(二) 论外界条件的影响之外因与犯罪心理的关系
1. 家庭所起到的法制教育作用
社会是有无数的家庭作为基本单位而构成的。家庭对于未成年人的成长也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然而家庭中的一些不良因素对于未成年人也会带来很多不利影响, 具体体现在:
(1) 单亲家庭的教育问题。单亲家庭组成结构单一, 家庭生活压力通常只有一个人来承担, 亲子关系不健康。父母任何一方的缺失, 对于未成年人的成长都有着不可弥补的损失。一个紧张而不健全的家庭结构给子女带来的往往是极强的逆反心理和不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 错误的家庭管教方式。骄纵溺爱带来的后果是未成年人性格的扭曲, 个别父母忙于工作挣钱, 只关注于孩子的物质生活, 疏于对孩子精神世界的管理和教育。作为家长应给孩子起到一个模范作用, 在潜移默化中给孩子带来好的影响。
2. 学校至关重要的法制教育功能
个别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一意孤行, 仍旧坚持落后的填鸭式教育, 这样的教育模式带给孩子的只有应付考试的能力, 个人品德和素质教育并没有得到同样的提升。
3. 社会潜移默化的法制宣传的影响和作用
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带来的最直观的反映就是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是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发展并没有与之并驾齐驱。一些腐朽思想对于青少年来说仍然难以分辨和抗拒的诱惑, 对他们的三观产生很严重的影响。
三、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心理动因与防护措施
(一) 针对未成年人自身的原因采取的措施
有意识的主动使自己多读书, 读好书, 听名人讲座、看励志电影, 时刻告诉自己要保持纯洁、健康的心理状态。除了树立正确的三观, 未成年人应有正确的生活的态度, 脚踏实地, 正确对待自身人生目标的实现和人际关系的稳定平衡。
(二) 针对外因所采取的措施
1. 拥有一个温馨的家庭
良好而有效的沟通交流能够避免争吵和矛盾, 因此家长应与孩子搭建一个良好的沟通交流环境, 孩子可以与父母做朋友。学校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此父母与学校之间的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
2. 正确的发挥学校的教育功能
学校教育仍然要以正面教育为中心, 给孩子积极向上的成长环境。在课堂上加大法制精神的宣传力度, 以一个可以迎合孩子喜好的方式来开展法制教育活动。
3. 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首先, 要加强文化市场以及娱乐场所管理, 严格审查各种文化和娱乐书籍、电影和电视作品, 严格控制娱乐场所对未成年的进入, 政府和社会可加大对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建立, 为未成年人提供课余时间的可去之处。
(三) 刑法以及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相关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之中的特别程序一章中单独规定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程序, (7) 彰显出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保护。例如对于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不公开审理原则更是彰显出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未来发展的长远考虑, 尽可能的减少刑事案件给其未来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于在附加条件之内的犯罪行为, 尽可能避免当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改过自新之后受到当时自己年少轻狂或者一时冲动犯下的错误的影响。
四、结语
本篇文章旨在针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的犯罪团体近几年来出现的日益尖锐的犯罪问题以及通过分析其普遍存在的犯罪行为以及支配犯罪行为的犯罪心理来总结出其一般的规律, 通过一般的规律来分析特殊的个体不同的犯罪行为, 旨在最大程度的减少甚至避免犯罪, 维护社会和谐。
摘要:文章以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特点与犯罪行为特征分析为题目, 从心理学的角度以作者的观点剖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首先明确概念, 介绍了未成年人以及未成年人犯罪, 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概念及其研究对象和体系。接着明确了写此篇论文的目的, 也就是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目的和意义。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不同特征展现出引发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产生的内因与外因, 根据内因与外因提出针对不同原因的不同防护措施。然后分析我国刑法中和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相关程序, 分析其立法精神, 突出我国重视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的再教育和保护。
关键词:犯罪心理,犯罪行为,内因与外因,未成年人犯罪
参考文献
[1]美国<少年法庭法>.
[2]美国<联邦青年矫正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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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春华.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调查报告[J].法制博览 (中旬刊) , 2012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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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林淼.未成年人犯罪分析及预防[J].法制与社会, 2010 (18) .
犯罪心理解析 篇8
【关键词】青少年;违法犯罪;客观因素;心理特点;预防
1.青少年的心理特征
青春花季的少年,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可塑性最强的时候。如果不能抓紧时机促使他们向积极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了反面,就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归纳起来,少年时期的心理要素主要有以下特征:
1.1渴望独立的心理
自我意识越来越强,希望摆脱家庭和学校的束缚,独立自主,这种心理如果引导得当,孩子就会积极向上,心理健康。反之,则有可能与社会对立,与他人对立,最终走向犯罪。
1.2喜欢独立思考却又经验不足
少年人思维活跃,爱独立思考,由于经验有限,他们很容易颠倒是非、从而走上违法之路。
1.3情感强烈又不稳定
易激动、情感强烈是少年时期的又一心理特点。引导得当,他们就会见义勇为,公而忘私。引导不好,则可能轻举妄动,违法乱纪,还自以为是“英雄壮举”。
1.4逐渐成熟的性意识
青春期的性成熟必然使少年关注异性、爱慕异性,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不加强品德教育、法制教育,并受到淫秽书画的不良影响,就可能在神秘感、好奇心的驱使下产生性犯罪行为。
2.青少年犯罪心理产生的因素
青少年的心理是客观现实在青少年大脑中的反映,这种反映是通过人的意识、认识、思维、琢磨、判断等过程来形成的。青少年的犯罪心理归根到底也是客观存在的各种不良因素在犯罪主体的头脑中的反映,因此,探讨青少年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就不能不分析与犯罪心理形成有关的存在于主体外的客观因素——社会环境因素。
2.1家庭因素
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是社会构成的基础。一个人的气质、性别、道德、品质、理想、情操的形成,都是从童年开始的,都与他从小受父母的教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有关,人是在家庭生活中学会掌握社会的基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家庭的稳定和家庭的教育对青少年正常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主导作用。家庭暴力等因素极易使青少年产生反叛心理,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2.2学校环境
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发展,也需要通过学校的教育来塑造。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依赖学校的教育功能。因为学校不仅是传授科学知识的阵地,也是培养青少年精神文明的场所,而且中学阶段还是生理、心理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一方面精力旺盛,好奇心强,求知欲强,具有正义感;而另一方面认识能力还不全面,评价事物、看待问题好走极端,情绪不稳定,不能正确对待、处理挫折等。这些矛盾是青少年的共性,是学校教育必须解决的课题。
2.3居住及工作环境
有些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既不是家庭也不是学校的原因,而是在周围邻居、工作场所中结交了坏朋友后才逐渐走上犯罪道路的,居住环境的好坏,对青少年的心理影响很大,尤其危险是,邻里中有教唆犯、惯犯、品行不良的人,他们常引诱邻里间道德观念不稳定,意志薄弱的青少年,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
3.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心理表现
(1)逆反心理:抗拒社会道德和法律,偏要与成人们的规定、纪律对着干。青春期的孩子渴望独立自主的心理日渐强烈,但其并不能达到独立自主,对老师家长的归劝根本听不进去,逐渐产生逆反心理。这种心理常常驱使少年自暴自弃甚至离家出走、流落街头、自杀、犯罪。
(2)从众心理:模仿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学习过程。在群体压力大,个人心理承受力小时,采取从众行为而获得安全感,青少年从众心理就是基于青少年同龄群体内相同的情感和相似的需要。
(3)义气心理:“为朋友赴汤蹈火,为哥们两肋插刀”的心态在少年犯罪中尤为多见。14到18周岁这一时期被犯罪心理学家称为“危险年龄”段,其危险性源于他们的情感具有极端不稳定性和强烈好胜,轻易偏激,冲动起来不计后果。这也是青少年中激情犯罪较多的原因。
(4)报复心理:青少年涉世不深,世界观尚未定型,是人格形式和发展的最要害的阶段,也是最轻易产生逆反心理。對社会,对人生的熟悉易表面化、直观化。青少年中思想不稳定、抵制力较弱、意志力差的人,可能成为违法犯罪的后备军,有的明明知道法律是威严的,而故意去犯罪。
4.青少年犯罪的预防
如何更好地预防和防止青少年犯罪,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
4.1保护性预防
保护性预防是指国家或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以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目 的而采取的各种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应加强有关青少年保护的立法工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防止青少年沾染不良习惯,禁止侵蚀青少年思想品德信息的传播;打击教唆、引诱、胁迫青少年犯罪的犯罪活动,这也是保护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环节。
4.2堵塞性预防
堵塞性预防是指通过堵塞各方面工作的漏洞,减少和消除实施犯罪的条件,达到犯罪预防的措施。给学生普法,加强学校、家庭对青少年的教育,教育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4.3控制性预防
控制性预防是指各种针对有明显犯罪倾向或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采取的帮助、教育、挽救措施。主要包括:成立帮教小组;送工读学校教育;加强少年法庭的工作;回访考察。
4.4改造性预防
改造性预防指政法机关以生产劳动为主要手段,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技术教育,使有违法犯罪的人改邪归正,成为遵纪守法的劳动者。在劳动改造时,应结合青少年犯罪的特点与原因,要重点进行思想教育,以彻底从思想上使失足青少年得以改造,真正成为自食其力遵纪守法的劳动者。
4.5家庭教育是其中最为之关键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遏止青少年犯罪,首先要从家庭抓起。有关部门可与青少年家庭签订防止犯罪的责任状,明确家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责任,巩固家庭这个堡垒。
【参考文献】
[1]犯罪心理学(修订本)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8.
[2]吴志刚著.青少年犯罪心理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5.
[3]博客中国网青少年犯罪高发.中央高层急谋对策,2004,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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