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可以借鉴韩国企业的经验

中国企业可以借鉴韩国企业的经验（精选5篇）

中国企业可以借鉴韩国企业的经验 篇1

对中国企业可以借鉴韩国企业的哪些经验的分析

近些年，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加入WTO以及国际化背景下,中国企 业获得了很大的成果。但面对这个激烈竞争的局面,他们的国际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目前为止,在世界发达国家市场很难找到中国企业自身的品牌,中国大部分企业还处于低级的企业活动阶段，也就是说中国企业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案例中对韩国几家大型工业集团国际化的过程进行了分析，中国企业在这个极具竞争的时代应借鉴韩国企业的先进经验，以缩短我们的成功之路。

1.在目前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方向应该是实现在世界市场中占据大份额的中国市场、乃至整个世界市场的综合化、本地化。

2.进行外国投资，降低综合成本，获取外国所属机构所具有的质量、设计、工程 技术方面的经验、技术情报和已有的市场。

3.研发投入不能半途而废，要提高企业研发能力和对品牌的创建。谈到LG的发展，人们总是感觉这个企业似乎在瞬间就崛起了。尤其是研发方面，LG公司似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非常多的研发专利，也由此在世界的电子产品行业里迅速排到前列。从他们的成功可知，高层方面一定要重视研发的投入，研发投入一定要是持久、长期的，要坚持一段时间，从而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成果才算，不要半途而废。

4.在外国投资建厂，雇佣当地工人，就地制造，以抚慰外国政府对我们经济地区日益增长的出口趋势的忧虑。

5.跟外国的本土企业加强合作。韩国企业现在不仅仅将中国乃至欧洲看作是一个市场，而是想真正融入到国外的大市场中去，让它本土化。

6.在全球建立自己的网络，提高我们对市场变化的洞察能力。韩国企业不仅在全球建立了庞大的网络，在克服非关税壁垒方面也有很多经验。我们洞察市场变化的能力很强，而这种软性的经验正是中国企业所欠缺的。

中国企业可以借鉴韩国企业的经验 篇2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城市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经济结构,二元经济转型就是使异质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为同质的现代化一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的关键在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而适当的技术选择和技术创新能够促进二元经济转型。一方面,农业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工业技术创新,能够提升产业结构,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尤其是技术创新可以开发新产品创造新的市场需求,以及通过资本节约型技术的选择和使用,扩大就业空间,吸收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因此,技术创新在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对亚洲四小龙之首的韩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发展历程考察,技术创新已成为该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根据相关研究,韩国50%以上的长期经济增长起源于技术变革[1],作为后发国家的典型代表,韩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转型的经验值得我国研究和参考。梳理相关文献,国内大多数学者主要从3种角度研究韩国技术创新的经验借鉴问题。有的学者从技术创新整体出发[2,3],也有从影响技术创新的个别因素,如经济政策倾向性、创新方法选择等视角研究对我国的借鉴[4,5],还有从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背景的角度进行探讨[1,6]。本文打破传统研究技术创新国际经验借鉴的思路,从我国当前所处的转型阶段出发,基于二元经济结构视角探讨韩国技术创新的经验,为促进我国二元经济转型提供参考和借鉴。

1 基于二元经济结构视角考察韩国技术创新的发展历程

韩国在1945年独立之前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缺乏、资金短缺、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的农业小国。1962年步入经济发展期,实现了连续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上升至1991年的6498美元[7],韩国几乎是用30年左右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成功实现了由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化与科技创新型国家的转型,由异质的二元经济成功的转型为同质的一元经济,不仅创造了“汉江奇迹”,而且成为“东亚奇迹”的领头军。

1.1 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与强化时期(建国初期~20世纪60年代初):技术创新萌芽阶段

韩国建国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一直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农业严重落后于工业的发展,1962年农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3%,而农业劳动力却占就业总人口的57.1%[8];城乡发展极其不均衡,农民收入非常低,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并逐渐深化。这一时期,韩国虽然试图努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科技发展的步伐缓慢,只能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部分原材料进行生产,技术创新的思想处于孕育的萌芽时期[9]。

1.2 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型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80年代初):技术学习和模仿创新阶段

60年代初,韩国政府从“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在大规模发展非农产业的同时也开始了二元经济转型之路。由于这一时期韩国劳动力充足、成本低,技术引进主要是偏向劳动的中低档技术,产业结构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70年代初,韩国加大科技投入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主要用于发展钢铁、机械、电子、汽车和石油等重化工业,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但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占主导地位。这期间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从1960年58%降至1976年的36%[8],进入80年代后,韩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消失,经济发展跨越“刘易斯转折点”[10]。

这段期间,韩国技术发展政策大多倾向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主要通过技术学习和模仿创新的途径获取和吸收国外技术;政府建立了科学技术研究所和技术进口信息中心以促进外国技术在韩国的应用和扩散;同时采取研发投资、税收优惠与财政奖励等措施支持大学、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1.3 刘易斯转折点以后的经济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技术发展内在化和自主创新阶段

80年代后,韩国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实现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产业结构转向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

这一时期韩国的技术创新分为两个阶段:(1)技术发展内在化阶段(1980~1990年):实施“科技立国”战略,不断加大科技投入,科技投资占当年GNP的比例从1981年的0.89%提高到1993年的2.31%,研究开发费用占当年GNP的比例从1980年的0.58%提高到1993年的2.3%[6];同时加强海外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提高技术创新人才的质量。80年代初,韩国企业研究所从47家猛增至3825家,企业研究人员由数千人增至近9万人,千名职工中拥有研究人员45.1人[6],达到英、法等发达国家水平。

(2)自主创新阶段(1990至今):20世纪90年代,进入创新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韩国政府提出了“建设以科技知识为推动力的头脑强国”的口号,制定《尖端和科学技术发展基本计划》、《为克服经济危机开发技术特别对策》等中长期科技计划,这一阶段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通过强化技术创新能力和建立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园来加快技术自主创新迅速发展。从二元经济结构视角总体考察韩国技术创新发展与演进的历程可参见表1。

2 韩国技术创新的经验

技术进步与创新推动了韩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韩国技术创新的历程,走的是一条“技术引进—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技术创新”的道路。

2.1 模仿创新是技术创新的起点

模仿创新并不是简单的模仿,是指企业通过学习模仿率先创新者的创新思路和创新行为,吸取率先者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引进购买或破译率先者的核心技术和技术秘密,并在此基础上改进完善,进一步开发和再创新的渐进性过程[11]。由于这种模式具有技术上的跟随性、产品的差异化、市场适应性强、研发周期短、开发成本低、成功率高等特点[12],成为许多后进国家和地区追赶先进发达国家采用的重要技术战略发展模式,韩国也是其中之一。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技术创新的主要自标是引进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把技术研究与开发视为次要目标;80年代后期,技术政策主要向加强自主研发方向转移。可见,韩国在起步阶段主要实施模仿创新,大大缩短了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

2.2 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保障

韩国在推进技术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发展保驾护航。一方面,政府的引导激励。韩国政府通过制定总体或者专项计划为技术创新提供方向引导;同时根据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阶段政府适时进行角色转变,采用“技术开发准备金制度”、“企业技术开发资金制度”、“风险投资企业的支援制度”等措施,实行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民间企业培养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政府的监督调控。通过立法为技术创新提供法律保障,从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先后颁布了《科学技术促进法》等十余部关于技术创新的法律,并以此为准绳出台相应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同时,对引进技术进行严格控制和考核,韩国政府只允许引进关键技术,并对每一项引进技术都提出相应的消化吸收目标,还利用审批和评价系统进行跟踪考核。1960~1984年韩国共引进3073项技术,其中得到消化吸收的技术达到70%[3]。

2.3 教育是技术创新的基础

韩国技术创新的成功与国民良好的教育素质、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是分不开的,这与政府高度重视教育,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密切相关。韩国很早就提出了“人才立国”战略,非常重视对教育的投入,教育投资占政府预算的比例从1951年的2.5%上升到1985年的28.2%[4],入学率也在这个过程中迅速提高,适龄儿童小学、初中、大专和大学的入学率分别从1953年的60%、21%、3%增至1994年的100%、99%、49%[13]。相应的在校生的人数也迅速增长,如表2,韩国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和大学的在校生人数从1952年的236.99万人、29.16万人、13.39万人、3.41万人增长到1985年的485.68万人、278.22万人、215.28万人、126.03万人。

万人

资料来源:韩国教育部《教育统计年鉴》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和校企联办教育推进了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步伐,这也是韩国最具特色的教育模式。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为技术创新的各个发展阶段培养所需人才。二战后,韩国先后出台了10余部职业教育法律;60年代,为了满足工业化发展对技术劳动力的需求,韩国开始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大量增加职业高中数量;70年代,随着产业结构开始从轻工业向重工业结构转变,为了缓解对大批熟练劳动者的需求,韩国政府及时把原来的中等技术学院升格为高等专科学校;80年代,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替代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促进职业技术教育进一步发展和规模的不断扩大;90年代,由于对高级专门技术人才的需求激增,韩国政府颁布了“高中教育体制改革方案”,通过调整职业高中与普通高中的学生比例,大量增加职业高中的学生数量,为高科技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应用型和研究型的人才。总之,韩国政府根据经济结构变化及时调整本国的教育结构,切实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本,并助力经济转型。

韩国政府支持企业与学校联合办教育。积极尝试并鼓励从学校式的教育模式向企业式的教育模式转化,促进了产学研结合。20世纪60年代之后,韩国相继制定了《产业教育振兴法》、《促进人才开发产业振兴法》、《科技振兴法》、《产学合作法》等一系列法律保证校企合作。规定凡是劳动力超过1000人的企业不需要设立学校法人,就可开办附属学校,凡是劳动力超过100人的企业可开设特别班。企业与学校协同合作,一方面大学为企业、公司、事业单位以及军队等机构的人力资源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促进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一些初、高中毕业生实行委托教育,学费由企业支付,减轻了部分学生的负担,提高了入学率。因此,校企联办教育促使学校和企业形成互动互惠的新结合。

2.4 大型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韩国政府为了追求技术创新的效率和速度,大力扶持企业兼并重组,造就了一批具有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大企业,例如韩国的汽车、家电、合成纤维、半导体、造船等产业都非常注重技术创新,在国际上拥有较强的竞争力。韩国的现代汽车公司自1967年成立以来,一直坚持“为了实现以人类为中心的尖端技术而不断努力”的技术革新目标,90年代之前一直以模仿创新为主,后来随着公司技术消化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公司产品开发的主导形式逐渐走上了自主创新之路,逐渐走向国际市场,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汽车公司。三星集团也是技术创新的典型案例,作为目前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一直以高科技为发展动力,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先后成立了航空、台纤、毛织、制纸等技术研究所,后来又建立了综合技术院,使得该集团的科研技术能力大幅度提高。尤其是目前旗下最大的子公司三星电子已是全球第二大手机生产商,正引领着世界电子产业的发展潮流和趋势。正是由于韩国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坚持着大企业的“发动机”作用,一方面避免了小企业资源薄弱难以进入高科技产业所需的大额投入和较大风险的高门槛,另一方面,大企业拥有研发活动的技术和经济资源,能够聚集人才、汇集资金,有条件监测和选择世界前沿的先进技术和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产品的能力,大企业具有技术创新的规模效应和带动效应,促使他们成为韩国技术引进、技术开发和自主创新的主体。

2.5 产学研合作是技术创新的关键

韩国产学研相互协作,构建了一个较为成功的技术创新体系。韩国除了通过校企联办教育促进产学研合作,政府的作用功不可没。初期,政府主要起主导作用并直接参与,通过建立研究与开发研究所网,即政府研究所来促进产学研合作,随着企业的总体科技水平和研发能力越来越强,与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愈来愈密切,政府从原来的直接引导变为间接调控,坚持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民间科技投资逐渐增长,不但减轻了政府负担,还激励企业不断的进行自主创新。此外,韩国政府还通过鼓励创新的财政金融政策和法规,支持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进行合作,每年韩国的工商部和动力资源部都要进行调查,以确定工业企业中紧迫的研究与开发项目,然后向研究所和大学实验室提供资助以解决企业的技术困境。韩国产学研的相互合作提升了技术创新的效率。

3 借鉴韩国技术创新经验,促进我国二元经济转型

二元经济转型是使异质的二元经济结构向同质的现代化一元经济结构发展,2005年我国已经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14],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这表明,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需要及时调整,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政策也应重新审视。我国可从韩国二元经济转型的技术创新的经验中,汲取经验启示。

3.1 注重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相融合

多年来,我国作为第一大“世界工厂”,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原因就在于我国未能准确把握技术引进和技术吸收、创新的关系,长期形成了“引进———落后———再引进”恶性循环模式,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我国要学习借鉴韩国利用“逆工程学”方式,即技术模仿的方法开发技术,充分消化和吸收成熟技术,改进和完善工艺,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产品性能,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1)严格控制所引进的技术,不能盲目贪大、贪多,要有选择、有目的的引进产品和技术;(2)建立技术引进的目标,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发挥技术创新的效应;(3)对引进的技术要建立绩效考核标准和评价体系,追踪考核技术吸收和再创新情况,以期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把技术引进只看作一个方式和过程,而吸收和创新才是最终目的。

3.2 注重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

制度创新通过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减少生产过程的低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来提高经济效率,同时为技术创新提供动力机制和良好的外部条件。我国在技术创新的路径上,借鉴韩国经验,应完善有利于技术创新以及相关产业的制度安排,创造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经济体制、社会文化环境。

一方面,健全技术创新的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和政策体系,完善技术标准、风险管理、知识产权制度及科研成果的有序转让制度;加强基础性科学研究,选择重点领域增加投入力度,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科研投资要从政府投资为主转变以企业及社会融资为主,建立技术风险投资基金,加强金融部门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是一项具有很高外部经济性的活动,仅靠市场很难使创新活动处于社会需求的最优水平,发挥政府的引导激励作用,积极引导和支持技术创新活动,包括确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重点以及方针等,采取合适的税收优惠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适时出面资助、协调、解决各个创新主体力所不及的问题。

3.3 注重产学研有机结合

3.3.1 促进大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

目前我国各个省市已陆续搭建起产学研合作服务平台,全力推动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但我国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仍然是技术创新的瓶颈,可借鉴韩国的做法,坚持和实施技术创新的市场化导向。大力发展企业孵化器、知识产权机构、资产评估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作为联结众多高技术企业、大学和研发机构的桥梁和纽带,推进科技与市场的结合;鼓励科研院所向大企业转让技术,与企业进行从立项到投产的“一条龙”式的全面合作;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相互参股成立股份制科技企业。

3.3.2 建立健全农业科研及其推广体系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发展落后一直是制约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这与农业研究脱节于教育、开发、推广环节密切相关。(1)建立健全以农民需求为依据,以国家基层公共科技推广机构为主导,以科研大专院校为重要支撑,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2)农业技术研究与应用实现“零距离”,农业技术专家应走向田间地头,因地制宜的为农业生产实践研究科研成果。(3)国家要不断加强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力度,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及社会组织投资农业科技示范园和示范基地的建设,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3.4 注重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开发

韩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把教育作为技术创新的基础,通过接受教育使得知识内化,达到了学以致用的效果。职业教育和校企联办教育成为韩国具有特色的教育模式,培养了大批有助于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技术应用型人才以及高技术人才。

3.4.1 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大力培养高技术人才

目前,我国高技术人才缺乏,但是很多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高等学校的人力资本供给与社会需求发生错位,结构性失业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因此要通过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为高科技的推广和应用奠定人才基础。(1)调整办学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采取学术型人才与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办学体制,扩大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规模;(2)调整各层次办学的专业设置,强化对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3)注重职业技术院校的改革,加强师资力量,培养学生社会实践能力,提高职业院校学生的技术技能和综合素质。

3.4.2 强化校企联合办学和员工的在职培训,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人才保障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而企业技术创新所需要的人才除了招聘高校毕业生外,校企联合培养和企业在职培训也是一条重要途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途径。这是因为校企联合培养可以保证人才供给更加适应企业的技术需求;即使是优秀高校毕业生在进入企业后,也必须经历岗前培训和一段时间的“干中学”过程,才能适应企业的技术、工艺流程和文化环境,才能在实现岗位匹配的基础上人尽其才;从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员工的职业生涯考虑,企业对员工的在职培训不仅使员工有了终身学习、提高的机会,也保障了企业人力资本不会因技术进步而发生贬损。韩国二元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国企业应结合自身需求,通过联合办学对其所需人才进行“定单式”培养,以满足企业对专用性人力资本的需求;要建立员工培训的长效机制,根据岗位要求和员工特点,有针对性地对员工进行定期培训,以保证员工能够适应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要求;建立人才交流模式,加强企业间、国际间的人才交流与合作,把有培养潜力的人才送到技术先进企业或国外进修与工作,加速技术创新人才的成长。

4 结论

中国企业可以借鉴韩国企业的经验 篇3

摘要：在所得税会计中，确认和计量递延所得税资产时，存在企业管理层进行利润操纵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对此加强管理和控制。

关键词：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利润操纵

1月1日起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从资产负债表出发，通过比较资产负债表上列示的资产、负债按照会计准则规定确定的账面价值与按照税法规定的计税基础，对于两者之间的差异分别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每一会计期间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这就是所得税会计中的债务法。

在债务法中，按照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时，要考虑未来期间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的可能性。同时，在其计量上，还要考虑预期该差异转回时的适用税率或税法规定，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管理层的主观判断是重要依据。而这个主观判断直接影响到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从而影响到税后净利润。在这个会计处理方法中，是否存在企业管理层的利润操纵行为以及如何控制这种行为，是所得税会计的重要课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进行了研究。

一、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计量中利润操纵的理论空间

众所周知，在所得税会计里，存在递延法和债务法两个主要方法。分析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计量中的利润操纵问题时，还得从两法的理论比较开始。

关于递延法，美国会计原则理事会(AccountingPrinciplesBoard：APB)早在1967年就发布过第11号意见书(Opinion)《所得税会计》(APBO11)。在该意见书中，APB强调了配比原则。依据其观点，如果强调配比原则，那么就有必要在确认计算税前利润的收入和费用时，确认该项收入和费用对本期所得税产生的影响并将其计入所得税费用，将所有所得税费用与本期税前利润进行配比。在此前提下，时间性差异就是指本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与税前利润之间由于期间确认不一致而产生的差异。同时，由于要依据配比原则计算差异发生年度的损益。因此所得税费用要依据差异发生年度的实际税率来计算。当税率或税法发生变更时，不必依据变化了的税率或税法规定对以前年度的所得税费用进行调整。

在递延法下，由于只要求计算差异发生年度与税前利润相配比的那部分的所得税费用，所以与税前利润不配比的那部分的所得税费用就可以作为递延税款计入资产负债表中递延到其他会计期间里。因此，递延税款在概念上是否具有资产或负债性质就不重要了。这是递延法的主要问题。

因此，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FASB)在发布的第6号概念公告(State-mentOfFinancialAccountingCon-cepts：SFAC)《财务报表的构成要素》(SFAC6)中，对递延法是持批评态度的。例如，在递延法中，贷方递延税款是所得税的支付递延到未来年度时产生的，如果贷方递延税款余额符合SFAC6的负债定义，那么其金额就可理解为预期经济利益的流出；如果税率或者税法发生变更，影响到未来所得税的支付，在计算递延税款时就有必要反映这种变化，即要依据未来可预期的所得税率来计算所得税费用。但是，递延法采用的却是过去的税率，这就产生了矛盾。

关于债务法的理论依据，FASB在1992年公布的第109号财务会计准则(Stare-mentOfFinancialAccountingStan-dards：SFAS)《所得税会计》(SFAS109)申并未强调配比原则，而是转而强调通过有组织且较合理的分配手续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资产或负债性质了。

FASB在SFAC6中将资产定义为：“特定实体获得或控制的、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引起的、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将负债定义为：“特定实体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需要在将来转移资产或提供劳务给其他实体的现实义务所造成的、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的牺牲”。关于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性质，FASB在SFAS109中指出：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符合SFAC6中所定义的资产或负债的所有特征。

因为资产或负债的计税基础与其在财务报表中的报告金额之间的暂时性差异，通过企业资产或负债已确认和报告金额的收回或偿付。会增加或冲减未来年度的应税收益和应付税款，从而对未来支付所得税产生影响。如果这些税务影响具有资产或负债性质，那么，有必要在产生暂时性差异的资产或负债被确认的报告期里同时确认其差异带来的所有税务影响。可以看出，暂时性差异不仅包含了时间性差异，而且还包含了时间性差异以外的差异(比如按公允价值计价后产生的差异)。由于要考虑暂时性差异对未来应税收益的影响，所以要按预期收回该资产或偿付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或税法规定来计量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

也就是说，由于要考虑暂时性差异对未来应纳税所得额的影响，并且要按暂时性差异未来转回期间的适用税率或按税法规定来计量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给通过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和计量来操纵利润提供了理论空间。

二、所得税会计与企业管理层进行利润操纵的关联关系

在所得税会计里，递延所得税资产是对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以未来期间很可能实现的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的一项资产。而要判断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实现可能性时，主要从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未来有可能实现的应纳税所得额预测、现有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未来转回预测以及纳税筹划策略等因素进行判断。在这里，企业管理层的主观判断就具有重要地位了。

关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实现可能性，SFAS109采用了“有可能(高于50％)”这个判断标准，并指出，如果有有效证据表明，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未来期间内，企业无法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利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影响，使得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相关的经济利益无法实现的可能性比较高时，则通过设立“估价备抵”来抵减递延所得税资产。在这里，“估价备抵”的设立就有可能起到一种蓄水池的作用，给企业管理层提供了利润操纵的空间。

另外，在计量递延所得税资产时，应当以预期收回该资产期间的适用所得税税率为基础计算确定。而“预期的适用税率”的判断也是一个难点。从理论上讲，即便税法或税率的变更尚未公布，只要其公布的可能性比较高时，就有必要在资产负债表日考虑其给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计量带来的.税务影响。在这里，税法或税率的变更以公布日为标准还是以可能性为标准。在会计准则中没有作出咀确规定时，同样依赖于企业管理层的主观判断。

在现实生活中，企业管理层往往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蓄意粉饰会计报表，通过各种办法进行利润操纵。这些办法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类：一是在会计准则允许的可选会计方法中选择某个有利的方法。二是在估计到资产的购入或处置会带来较大的利得或损失的时候，改变购入或处置时间。三是对需要企业管理层的主观判断才能取得的某些会计指标进行蓄意更改。本文所涉及的关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实现可能性的判断就属于第三类。这些行为，从理论上说很难判断其是否违背了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相关实证研究与主要事例

关于所得税会计与企业管理层进行利润操纵的关联关系，国外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本文只提及其中两个相关研究结果。Visvanathan(1998)对估价备抵的变动与本期净利润的变动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指出，企业通过调整估价备抵操纵利润的可能性比较高。大沼(2004)选取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部分金融机构为样本，分析相关数据，发现在可结转以后年度未弥补亏损和税款抵减、有价证券的评估损益、折旧、租赁、坏账核销等项目上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受到了估价备抵变动的强烈影响，从而指出，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和计量与企业管理层的利润操纵有相关关系。

关于具体事例，可以ST吉化为例加以说明。吉化2000-连续3年出现巨额亏损，扭亏，继续盈利。在亏损的3个年度和20第三季报之前，吉化均未确认税务亏损引起的递廷所得税资产，直到2004年第三季报，才以“按照目前公司产品的价格水平，管理层预计上述亏损可在未来5年内弥补”为由确认税务亏损引起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由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延迟确认。贷记所得税费用约为5.33亿元。因为有约1.67亿元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转回，导致吉化第三季报账面上净贷记所得税费用约为3.66亿元，这项收入是巨大的。其中是否存在利润操纵，只有企业管理层知道了。

1月，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从20起，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从33％降为25％。如果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前预计到税率有可能变更，相关企业就要重新计量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了。对于那些递延所得税资产在数十亿元以上的企业。大家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留意一下这些企业在2007-的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

1已调整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

2未调整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

3何时调整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从中可以猜想一下这些企业是否存在利润操纵的可能性。

四、他国的主要对策与措施参考

为了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加强管理，日本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委员会于11月公布了第66号文件《关于判断递延所得税资产实现可能性的审计办法》。在该办法中强调注册会计师应特别注意判断递延所得税资产实现可能性的危险性。同时，在判断未来期间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的可能性时，将企业分成以下五个类别，并对每个类别分别指出了具体的审计措施：一是每个会计期末均能实现足够超过现有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的企业。二是业绩比较稳定，但会计期末不能实现足够超过现有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的企业。三是业绩不稳定，且会计期末不能实现足够超过现有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的企业。四是存在重大的税务亏损的企业。五是过去曾在几个会计期里连续出现重大税务亏损的企业。由于这个审计办法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和计量的管理产生了积极效果，日本注册会计师协会于1月公布《关于所得税会计实用指南的更改通知》，将第66号文件升格为会计准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如前所述，由于适用税率的判断上也存在混乱情况，日本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制度委员会所公布的第10号报告《所得税会计实用指南》和第6号报告《合并报表中所得税会计实用指南》中，规定对税法或税率的变更以公布日为标准，并指出：如果税率或税法变更的可能性比较高，且其变更对以后年度的经营状况和业绩产生重要影响时，可在会计报表的注释里注明税率或税法的变更情况及其影响额。在这里可以看出，适用税率判断标准的统一，不仅可以减少在税率或税法每次变更时，企业是否将该变化反映到会计报表上的混乱判断，而且还因此可提高企业之间会计报表数据的可比性，更重要的是，压缩了企业管理层进行利润操纵的空间。

五、结束语

中国企业可以借鉴韩国企业的经验 篇4

中国与韩国新农村建设的比较与借鉴

一、中韩新农村建设异同比较

1、相似之处

（1）农村内部问题基本相似。中国当前农村中面临的许多宏观方面问题，韩国在1970年代初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包括：农村人口比重大，人多地少、农村劳力剩余，农业经营规模小，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教育和文化卫生事业落后，农民文化素质低下，农村年轻人鄙视和离弃农业，等等。韩国开始实施新村运动的197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5，人均耕地仅0.6亩。而据2004年底的统计，中国乡村人口仍占58.24，人均耕地也只有1.5亩。

（2）城乡发展失衡基本相似。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韩国与我国目前的情况类似，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阶段，在城市与农村、农业与非农业、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的各个方面均存在很大的空间差异，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目前我国城乡发展失衡矛盾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悬殊的严重程度均超过韩国新村运动当初起步时的状况。如，1970年韩国的城市化率为55.3，2003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0.5。1970年韩国农民收入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75，而2005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农民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31。

（3）社会矛盾基本相似。1970年代初，韩国由于工农业和城乡之间差距的扩大，存在就业难、**、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成熟等诸多因素。当前中国城乡差距扩大，新增劳力就业困难，老百姓普遍觉得上学难和贵、看病难和贵，购住房难和贵，部分官员贪赃枉法，社会矛盾有所加剧。

2、差异之处

（1）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韩国新村运动起始于1970年，当时韩国正值工业化起飞前夜。而现今我国许多地区目前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经济发展阶段明显比韩国新村运动起步时高。不同的发展阶段，“三农”问题的表现和主要矛盾也明显不同，当年韩国新村运动要解决的是农民基本生活问题，而我国现阶段建设新农村，是在解决基本生活基础上，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解决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农民与市民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

（2）农业保护水平不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征收高额农业税和以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方式，积累工业化发展资金。近年来，全国各地虽已陆续取消农业税，但政府财政对农业的补贴仍很少。这是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与中国相比，韩国农业经营规模也很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不高，但韩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却不低。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高额补贴。韩国农业补贴占gdp的4.7，居全球前列。二是由于政府对国内农产品实行高保护价格。长期以来韩国对农产品进口高额征税，并且实行严格的配额制度，韩国农产品价格之高，是世界有名的，比国际农产品价格平均高2.85倍。

（3）农村工业化发展路径不同。韩国是由集中到分散，中国则由分散到集中。韩国工业化初期阶段，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首尔和釜山都市区。1973年韩国提出了“新村工厂”计划，通过一系列金融和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工业投资到农村地区。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起，农村工业自发地在各地农村中兴起并获得长足发展。工业布局过于分散导致的规模不经济、工业分散布局形成的环境污染和治理的不便，成为制约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引导乡村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便成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新村运动”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和引以为鉴的问题

中韩两国地缘相近，经济、社会和人文背景相似，韩国新村运动的许多好经验，如“勤勉、自助、合作”精神、“奖勤罚懒”激励机制、健全高效的指导、研究和培训机构、社会各界广泛、积极参与等，值得我国在新农村建设中大力借鉴和吸纳。对此，很多研究多有介绍和谈及。但也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引以为鉴。

1、“新村工厂”计划，违背了工业布局的客观规律

1973年韩国提出“新村工厂”计划，推出该计划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农村工厂化来提高农村非农业收入，从而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同时，还试图以此达到促进工业重新布局，将首尔、釜山都市区的工厂扩散到农村去的目的。但工业布局有其客观规律性和科学性，农村交通不便、产品运输成本增加、新村工厂普遍存在吸收劳动力困难问题、掌握技术后的熟练工不断向大城市流动、带来农村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一直困扰着“新村工厂”。新村工厂计划最终放弃了。

2、农业过度保护，面临难以承受的国际自由发展贸易冲击

长期以来，韩国对进口的农产品课以很高的关税，以此来保护本国农民的利益。在韩国的进口农产品中，100以上高关

税的农产品多达142个。据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估算，如果以降低关税、减少补助、开放农产品市场为主要内容的多哈回合谈判达成协议，韩国的大米种植农户的收入将减少10-40左右。事实上，1995年以来，开放贸易体系已对韩国农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尽管这些年来韩国政府采取给予农民农业补贴等许多优惠政策，但收效并不明显。主要表现，一是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迅速扩大，1994年韩国城乡居民收入几乎没有差距，但是到了2004年，农民收入只有城市工人的77左右；二是农户的负债率直线上升。很多农户举债过日子，甚至有人认为韩国的农家经济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3、新村运动推动的“非民主形式”及其缺陷

中国企业可以借鉴韩国企业的经验 篇5

关键词：中小企业,国外,融资

中小企业对于各国经济增长都起到了举足轻重作用。以美日为例, 中小企业的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 中小企业迅猛发展, 成为我国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经济增长点。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在于资金不足。企业要想发展必须进行融资。由于内外原因,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存在以下问题:融资主要来源于个人积蓄和家族集资。外部融资渠道单一, 并且难以从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中小企业融资难这在国际上是通病。各国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上各有自己的对策。

一、国外中小企业融资的经验

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比较典型的国家有美国、日本等, 因为国情不同, 所以具体政策有所差异,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一致的, 政府对于国外中小企业融资的扶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专门的机构的设立

许多国家的政府都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对中小企业进行直接贷款或其他形式的信贷援助。其中收效最显著的为美国和日本。美国拥有参众两院组成的美国中小企业委员会, 尤为重要的是, 美国在联邦政府下设立中小企业管理局 (SBA) 来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SBA分为华盛顿总部、区域办公室和地方机构。S B A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 可以向那些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发展前景好的中小企业直接贷款, 或直接对中小企业的创新研究进行资助。

日本政府设立中小企业厅作为最高行政管理机构, 并且相继组建了以政府出资为主, 面向中小企业的五大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民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商工组合公库、环境卫生金融公库、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来落实相关法律、法规, 以低于市场的利率向中小企业贷款。良好的融资环境需要有法律政策保驾护航。各国都奉行立法先行。在二战后, 各个国家都相继制关于中小融资的法律法规。代表性的有美国的《中小企业法》、日本的《中小企业基本法》等。

2. 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

税收的优惠是国家对中小企业扶持的最直接也是效果比较明显的政策。通过税收优惠, 提高中小企业的生存率, 提高中小企业的数量, 同时利用税收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杠杆作用, 可以促进企业科研开发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表面上看受益的是中小企业, 但是从长远来看, 受益的是整个国家。中小企业的底子比较薄, 无论是资金渠道还是市场竞争力与大型企业都是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在开始阶段, 国外是不区分企业的规模, 一视同仁, 都实行同样的税率, 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显然负担较重, 因此, 各国都实施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

(1) 减免税收。德国对大部分中小手工业企业免征营业税。同时, 对于在落后地区新建企业, 有免交N年营业税的规定; (2) 提高税收起征点。各国都提高税收起征点, 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3) 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这一做法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加速其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 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当期的应纳税额。

3. 完善风险投资体系, 创造直接融资市场

风险投资是促进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快速成长最有效的制度。为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各国政府都鼓励对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业务。美国官方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 是惟一一家由联邦资助成立的风险投资公司。自1958年以来, 已经向中小企业融资上百亿美元。民间的风险投资公司是中小企业筹资的重要来源之一。目前美国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和民间的风险投资公司主要针对那些进行创新的中小企业投入资以期获得高额回报。

二、国外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1. 建立健全相关机构和法律法规体系

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优化必须通过政府、社会和企业的三方努力。纵观各个发达国家, 无一例外都拥有中小企业管理机构, 以及完善的法律法规。经济发展程度和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成正比。各个国家都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来真正保障中小企业良好的融资环境。因此, 我们国家也要尽快完善相关中小企业管理机构, 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中小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2. 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政府最直接的扶持手段应该是税收政策。一是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新开办的中小企业, 实行一定期限的减免所得税待遇;二是对税后利润再投资的中小企业, 可退还其部分或全部已交所得税;三是对下岗职工开办的中小企业, 降低纳税档次和给予一定的减免税待遇;四是对安置下岗职工达到一定数量的中小企业, 可以实现年累积的增值税和营业税退税制度;五是对利用个人资金投资创办的中小企业, 免征个人所得税, 消除重复征税;六是对出口创汇型中小企业实行联合“免、抵、退”税收制度;使得中小企业能够真正得到支持, 增加内部积累资金。

3. 建立风险投资体系和第二板块市场

风险投资的运作模式必须是由市场来运作, 要建立一批实力、高水准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鼓励投资银行、企业集团、上市公司等参与风险投资。要摆脱政府干预。政府部门要做的就是创造适合风险投资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早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第二板块市场”, 可以促进中小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融资。最终形成由第一板块市场和第二板块市场, 以及场外市场组成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在我国目前第二板市场尚未建立的情况下, 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合资、合作、产权出让等多种进行改组改造。

参考文献

[1]陈婷:国外中小企业融资政策分析及启示.企业经济, 2005年第4期

[2]袁象余思勤:国外中小企业融资制度给我国的借鉴及启示, 财经论坛, 200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