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共8篇）

历史学家 篇1

历史学家钱穆素质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当代著名史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代表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朱子系年》、《国史大纲》等。

一、自身素质

先天禀赋：超群的记忆力—— 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幼时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可以背得滚瓜烂熟

后天造就：

1、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有很好的旧学基础，又喜欢读古文，于墨儒道释都有很深研究和精到见解

2、读书成癖的性格和心平气静的读书之道——纯粹的爱书、读书，便能领悟书背后的精神

3、刻苦勤勉的精神和为学不止的耐力——著述等身，一生讲学著述，未尝废辍，出版著作八十二种以上，著文七百篇以上。担任乡村教师时，见缝插针，充分利用时间，自修苦学，“虽居穷乡，未尝一日废学”《宋明理学概述·序》

4、广阔的视野和眼见——读书遍及中外古今，兼通文史佛

5、持正的治学精神和不迎流俗的骨气——《刘向歆父子年谱》驳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对胡适学派反对“崇古”与“迷信”坚决表示异议，“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国史大纲》）表明自己在求真的基础上提出新说：“„„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6、流畅的文笔和浩荡的文气

7、淡泊名利和鄙弃世俗功名的精神境界——《人生十论·自序》

8、厚重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观念——反对偏激的“民族虚无主义”，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怀“温情与敬意”

9、注重养生的好习惯——由于家中三代不寿，钱穆先生及其注重保护身体，养成太极、静坐、下棋等好的生活习惯

10、中庸平和的人生态度与学术观——科学与人文的统一、通与专的统一、守旧与维新的统一、开放多元与自我坚守的统一、客观严谨与同情理解的统一

二、客观条件

1、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和严苛的家教——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浸染于读书声中。常披灯夜读，夜半方休。

2、处于新旧教育交替的时代，中小学接受良好的教育——受教于宿学硕儒和留过洋的知识分子，既有深厚的旧学基础，又能融会新学。钱穆先生晚年曾回忆，小学时暑期讲习班学习的古文三十篇，让他深受启发，受益终身，总结“人才原于风俗，风俗又起于一心之向”。吕思勉先生时任常州中学历史地理教席，对钱穆先生极为赏识，常常通过书信探讨今文经学的问题，并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

3、被伯乐相中的机遇——慧眼识才且摒弃学术界门户之见的顾颉刚推荐其到燕京大学教书，钱穆走向学术前沿

4、民国时期热烈自由的学术氛围——“百家争鸣”，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

三、过人之处：

1、钱穆先生只有中学学历，自学成才，成为一代国学宗师。1911年爆发武昌起义，钱穆先生辍学。后在家乡的中小学任教，冥思苦学，自行摸索。说明其不仅刻苦勤勉，而且具有极高的史学天赋。

2、贯穿渗透在学术思想中的中庸平和态度。

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钱穆先生继承了乾嘉以来考据学“精审”的学风，他的代表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及《朱子新学案》等都大抵属于这一类以考证史实为第一要旨的著作。同时，其具有一种对于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的人文关怀，“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国史大纲》）

通与专的统一 钱穆先生既有《朱子新学案》、《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等精彩的考据著作，又有《国史大纲》、《国学概论》等纵观今古、上下千年的宏大文章，“见树又见林”。

守旧与维新的统一 钱穆先生一生笃信儒家的文化传统，以“为故国招魂”作为自己毕生的责任。他个人治史的路径，基本上秉承中国传统史学这一路体系，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又受西方兰克史学、实证主义思潮等的影响。在历史结论上敢于求新而论，《刘向、歆父子年谱》对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驳斥以及与胡适等人关于《老子》一书成书年代的论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开放多元与坚守自我的统一 其亲炙弟子余英时先生这样评价：“他并没有陷人相对主义的泥淖。他相信，各种观点都可以用之于中国史的研究，然而学术价值的高下仍然有客观的标准，也不完全是时人的评价即能决定，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的。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了吸尘器中的灰尘。”

客观严谨与理解同情的统一 钱穆在北京大学执教期间，曾经参与了当今风靡一时的关于《老子》成书年代的论战，这一论战大体分为以胡适之为代表的《老子》早出派和以梁启超、顾颉刚、钱穆、冯友兰等人为代表的《老子》晚出派。而在所谓《老子》晚出派当中，对于《老子》其书的具体成书年代，又有诸多说法，并不十分一致。钱穆主张老子应处于孔、墨之后，甚至《庄子》之后，并为此作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和《再论〈老子〉成书年代》两篇专论，后合成一书，取名《老子辩》。而钱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时代背景法、思想线索法和文体研究法等，就是对于从主观和客观两端对于历史问题作一详细推究的尝试，虽然后来胡适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中对于钱先生的这一探索作了一种方法论层次上的批判，但钱穆在将客观之考订与理解之同情相结合，来力求拨云见日，随着西方阐释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的兴起和对于历史研究影响的加深，钱穆这一史学方法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出来发现历史事实的真相这一尝试，在史学方法论上是有着重要价值的。

四、启发

钱穆先生乃中学毕业的国学大师，分析其之所以成为史界泰斗人物之一，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成功一部分来自于天资和禀赋，更大一部分来自于后天的勤勉。对于我们后辈来说，也许没有过人的天资，但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弥补先天的不足。另外，其治史的方法值得我们后人借

鉴。这些启发不仅仅局限在史学研究方面，在任何领域都是如此。

五、参考书目

《中国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十辑

《致中和，天地位——以余英时著《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为中心浅谈钱穆的学术思想及其现代启示》，谢一峰

历史学家 篇2

关键词：历史学家,侦探,历史真相

一件人命案对侦探来说已经是过去时,已经成为历史。如何侦破案件、发现真凶?证物与证言至关重要。侦探的任务就是凭借现有的证据和自己多年办案的经验,发现案件的真相找出真凶。如果把人命案件当作历史事件来看的话,历史学家就相当于侦探,其任务就是依据已有的史料和自己多年研究历史的心得,去发现历史真相,还原真实历史。

一、重回历史现场

如何才能侦破案件和还原历史呢?侦探在侦破案件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临案发现场,并对现场环境进行仔细的勘察,委托法医对死者尸体进行查验。通过尸检可以大体确定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死亡原因决定了案件的性质、案件的侦破方向和后续工作如何开展。尸检的结果也可以用来判断案件相关人员证言是否真实。

如同侦探侦破案件要亲临案发现场观察和对尸体进行查验一样,历史学家要想探究历史的真相也必须“亲临”历史现场,并尽可能的从第一手史料开始着手,但与侦探不同的是,历史学家的历史现场并不像人命案现场那样触手可及和容易进入,因为历史事件不是发生在“昨天”而是发生在“过去”,由于时间久远,历史现场和历史物证可能已不复存在或是尚未被发现,因此,历史学家更多的是借助于古籍了解过去。如此一来,历史学家在探究历史真相的时候就与侦探有了起点上的区别。历史学家须对古籍的可信度和可用性进行甄别,也就是所谓的历史考据。因为古籍都是经人之手加工而成,人的感情和思想都会或多或少的渗入这些史书中,会使后人对历史事件的了解产生或左或右的偏离,这样后人了解到的历史就不是真实的历史。

面对层累的造就的历史,面对主观各异的各代史书,历史学家该怎样探究历史真相、还原真实的历史呢?王国维先生提出了很好的方法,即二重证据法。王国维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意思是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印证以考证古史。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历史学家不单单只是有“幸于纸上之材料”,更为重要的是有了“地下之新材料”,这样历史学家在探究历史真相时就可以像侦探那样从案发现场、尸体和凶器这些第一手的材料开始,这样可以让历史学家少走很多弯路,并且可以更接近历史,更真实的还原历史真相。就像侦探亲临案发现场进行实地观察一样,有了考古发现,历史学家就可以直接亲临考古现场,考古现场就是历史事件的案发现场。整个考古现场的环境和出土的文物都是历史学家探究历史真相的第一手史料。确定年代就像确定死者死亡时间一样,是探究真相的开始。确定了时间就可以结合相关的“纸上之材料”,以“地下之材料”验证“纸上之材料”,以“地下之材料”补充“纸上之材料”,两者相互结合使人们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二、再现历史真相

在观勘察现场,查验尸体,提取证物和采集证人证言后,侦破案件的客观基础已经具备,接下来的工作如何开展,就主要靠侦探的主观能力了。侦探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通过对已掌握的证据和线索进行分析,可逐步推断出犯罪嫌疑人和作案动机,还原作案过程,最终抓获真凶。历史学家在掌握了现有的史料后,也主要是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力去探究历史真相的。研究历史之所以要主客观相结合,除了历史无法真实再现,所以要用现在人的主观能力去填补去想象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历史是人的历史,就必然会有人的主观意识包括在内,研究历史其实真正研究的是人,更确切的说是研究社会中的人。无论研究历史上的事或者物,终究还是要回到研究人上去,因为事是人做的,物是人造的,观念和思想更出之于人,所以研究历史可以并且应该去想象,想象是研究历史不可少的途径。这也是柯林伍德之所以把历史看作观念的原因,同时也为历史学家探究历史真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那就是心灵重演,历史虽然无法在现实中重演,但可以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重演,但这只是模糊的重演而不是完全的再现。

历史学与其他的自然学科最大的不同就是无法复制、实验,自然科学可以通过实验检验理论的对错,因为实验条件可以复制,实验对象也可以复制。但历史却是一去不复返的,因为人非人,物非物,根本无法复制。物还有复制的可能,但人却无法再现。因此,历史学不是一门精确的学科而是一门近似的学科,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再现真正的历史事实,但历史学家得出的历史事实并不是真正的历史事实,他们得出的只是近似的历史事实,真正的历史事实只存在于历史人物心中。历史学家几乎很少能有机会跟历史的制造者对话,除了在近现代史的研究当中能有机会见到历史的亲历者外,其他绝大部分的历史研究是绝对不会有此机会的。

在这点上侦探要比历史学家幸运,因为如果侦探成功找出了真凶,就可以直接与他对话,可以证实之前自己的分析是否正确,可以知道罪犯的作案动机,可以完整的了解作案经过,侦探也就要找到了案件的“真正的历史事实”。侦探可以直接和历史的制造者对话,历史的制造者完整的把心中真正的历史事实告诉了他,这就是侦探的幸运。但侦探也有不幸运的时候,就是面对自杀案件时,虽然通过尸检可以得知死于自杀,但自杀背后的复杂动机却是检测不出来的。自杀背后的动机已经随死者的自杀而一并带走,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死者留下的遗言、日记或死者亲人的叙述大概得之死者的自杀动机,但只是大概只是近似并非真正。历史学家面对历史事件与侦探面对自杀案件非常的相似,案件的制造者和历史的制造者都已逝去,要想知道案件与事件背后的动机与目的,靠的只有死者留下的遗存与历史的遗存,再加上侦探与历史学家结构性的重演,得出的就是近似真实的案件真相与历史真相。例如王国维自杀事件,直到现在对其自杀的动机也只是各种的猜测无一定论。历史就是这样:我们能确定的只是时间、地点和人物,而确定不了确切的原因。

三、结语

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应该主客观相结合,史料与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两者缺一不可。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还原真实的历史,不仅仅是还原时间、地点、与人物这些表层的东西,更为深层的是还原历史背后的目的和动因。不仅要知道人们之前都做了什么,更要了解他们都想了些什么和为什么那样做,这样才算读懂了历史,认识了历史,历史也才真正会对后世起作用。后起历史学家的研究在前辈们的研究基础之上开始,这样一代一代的进步发展,一步一步的趋近历史真相,历史学的真正作用也在于此,传承文明。

参考文献

[1]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3]宁可.从“二重证据法”说开去——漫谈历史研究与实物、文献、调查和实验的结合[J].文史哲,2011.

历史学家的历史 篇3

十九世纪在西方号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自然也是史才辈出的世纪。当时德国的史学尤为发达，有关德国历史学的论述占该书约四分之一的篇幅。尼布尔、兰克、蒙森皆为一时之彦，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最强调“客观公正”的兰克学派和最提倡“主观实用”的普鲁士学派都出现于同一国度。前者对西方史学界影响之巨如同法国年鉴学派之于当代，后者也曾在德国学术界独步一时，占尽风骚。

惩恶扬善，鉴往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自古以来就被史学家视为天经地义的信条，也几乎成了史学家自我标榜的广告用语。一八二四年德国一位年轻的中学教师兰克，却在他的处女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不冷不热地写道：“历史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育当前，嘉惠方来。可是本书并不敢奢望完成如此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不过是如实直书而已。”此言貌似谦逊，其实极为自负，大有拨乱反正舍我其谁的气概。文艺复兴以降，西方史学恢复了古典史学的传统，历史研究日趋昌盛，其缺欠也日益暴露。翻检前史，兰克发现一些史学大师往往徒有虚名，他们的名著有的是抄袭古人，有的为现实的合理性提供历史的注脚，有的为未来的时代寻找历史教训，有的把历史作为攻击异己的武器、自我辩护的盾牌。总之他们打着鉴往知来的旗号，却在兜售充满偏见的私货，这些史著往往名噪一时，但其宣传价值远远大于科学价值。针对这种学风，兰克提出“如实直书”的原则，他强调要尽最大可能把研究过去与研究者本人的感情区别开来，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的资料详加考订，力求还事物以本来面目。“如实直书”的原则并非兰克首创，但他以自己的史学实践极力倡导了这个原则。兰克一生著作等身，全集计有五十四卷，这尚未包括他的《世界通史》在内。无论是无籍籍之名之时，还是功成名就之后，力求客观的态度则贯穿始终，有时甚至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例如，身为普鲁士的史官，兰克却对普鲁士与奥地利的领土争端袖手旁观，非但不肯动用他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国家利益论证一番，反而冷言冷语地说：“幸而，这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以至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读了他的《普鲁士史》后，也愤愤地表示，如果自己是普鲁士人或德意志人的话，必向兰克大声抗议。可见，过于不偏不倚，结果往往左右不讨好，热心的民族主义者感叹他世界主义的平静态度，道德家非议他在伦理方面的中立倾向。蒙森在兰克九十华诞之际，似褒似贬地称他为“我们中间最宽大的一个”。老前辈格维纳则直截了当地嘲笑他“想洗澡而怕湿身”。兰克对批评的答复倒也颇具雅量：“最好大家不要从同一途径来攀登历史科学”。他依然我行我素，并在柏林大学首创学术研讨班，广招弟子，培养了不少史学名家，影响遍及欧美，被推崇为近代历史科学的一代宗师。兰克第一部著作的出版日期一八二四年也被视为史学批判时代的开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兰克学派声誉鹊起之时，在德国却出现一个与兰克治学宗旨形同冰炭的普鲁士学派。此派学者根本不承认兰克的伟大，对兰克标榜的那套理论嗤之以鼻，认为书斋里的历史学家是平庸的，只有参与并影响实际政治生活的史学家才是非凡的。他们大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公然鼓吹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其中尤以德罗伊曾、聚贝尔、特赖齐克三剑客最为典型。

德罗伊曾的代表作《普鲁士政策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历史来证明，只有霍亨索伦王室才能承担起复兴德意志帝国的重任。他坚信：“历史本身不是光明与真理，而是对它们的搜寻，是关于它们的说教，是对它们的供献”，而“政治家就是实践中的历史学家”。

聚贝尔是兰克的及门弟子，他却公然与老师唱反调。他坦然承认：“我这个人七分之四是政治活动家，七分之三是教授”，“我在任何地方都不掩饰我作为普鲁士人和民族自由党人的见解”。他一生挥舞着普鲁士的旗帜，历史则成了为他提供进攻和防御武器的大型兵工厂。

普鲁士学派的殿军，年轻的特赖齐克对兰克更是不屑一顾，他声称：“那种不表明自己站在哪一方的残酷无情的客观态度，正是同真正的历史感背道而驰的。”“只有心如铁石，同祖国悲欢与共的人才能写出信史。”他说，自己身上爱国者的成分比教授的成分要大千倍。正是他喊出了“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铁的时代，如果强者征服弱者，那便是生活的法则。”因此古奇指出，他的每一篇论文都执行了它的政治任务，他是“最雄辩的宣教师，最热情的信徒，最激烈的党棍，最完备地体现了历史学与政治的融合，那也就是普鲁士学派所要达到的目标”，并将他谥为“讲坛上的俾斯麦”。

政坛上的俾斯麦一向瞧不起高谈阔论的教授学者，但普鲁士学派的业绩使他不得不刮目相看，昔日不足挂齿的学者成了铁血宰相的座上客。他感谢聚贝尔“在祖国共同事业中的长期协作”，并向特赖齐克许以柏林大学教授的诱饵。普鲁士学派的历史学家也确实没有辜负俾斯麦的一片深情厚意。在他们笔下，法国人疯狂，俄国人贪婪，英国人狡诈，奥地利人鼠目寸光，犹太人自私自利，唯有德意志人是理想主义者，普鲁士人更是出类拔萃的民族，俾斯麦也被打扮成一个正人君子。如果说政治是肮脏的，那么热衷于攀龙附凤的学者也难免不干不净，刻意为政治服务的历史学也就谈不上什么科学的尊严了。

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士学派史学家并非一班不学无术的浅薄之徒。《普鲁士政策史》乃德罗伊曾三十年辛勤笔耕的成果，聚贝尔的史著也以史料充实见长，特赖齐克更是为《德意志史》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他们颇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憨劲。当然，强烈的偏见使其科学性大打折扣，但人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用史书“来唤起同胞努力奋斗，而这种奋斗精神终于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实用的手段奏效了，实用的目的达到了。看来，作为政治附庸的历史学确有其存在的理由。古奇的结论也颇耐人寻味，他认为，如果说历史学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一个民族采取行动，那么普鲁士学派三剑客都有资格跻身于伟大的历史学家之列，如果说历史学的基本目的是揭示真实情况和解释人类的活动，那么也就没有什么理由把他们算作第一流的历史学家。当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如果让俾斯麦来评判，德罗伊曾之流堪称一代史学精英。

与俾斯麦相比，拿破仑更是技高一筹。据说拿破仑向来重视知识分子政策，在戎马倥偬之际，也不忘对文人学士优礼有加。古奇的书则从历史学方面又提供了一个佐证。拿破仑称帝以后，于一八○六年提出，应在大学增设各种历史讲座，他尤其重视当代史，认为当代史有五十年的空白是不正常的，“人们常说历史只有在事件发生后很久才能编写，我不以为然。人们写一年前的事情能够同写百年前的事情一样，也许更容易写得确切，因为读者可以按照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作判断。”“我不需要哲学，也不需要宗教史，而是需要事实的历史。”何等冠冕堂皇，今天的历史家听了也难免受宠若惊。然而不久皇帝就露出他的庐山真面目了。一八○八年，有人请求皇帝批准续编维利的史著，内务大臣回答说，政府要资助更重要的事情。皇帝闻悉此事，龙颜不悦，口授备忘录如下：

“我不同意内务大臣的原则，继续维利和埃诺著作的编写工作是非常有用的。最重要的是确定续编这部著作的精神。我已命令警务大臣监督米洛著作的续编工作，我希望两位大臣为续编维利和埃诺著作的工作作好安排。这项工作不仅必须委托给有真才实学的作家，而且必须委托给能够按照真实情况叙述事实，把读者引导到一八○八年，以提供正确教导的可以信赖的人。字字句句都必须表明罗马教廷的影响以及华洛瓦王朝和波旁王朝的软弱无能，必须以描绘宗教裁判所和‘十六区大屠杀’那样的笔法来描绘九月大屠杀和革命的恐怖。必须说明过去不断出现的财政紊乱的情况，最高法院的僭越行为和行政工作之失去常规，使读者在读到当代时，感到如释重负。当这部以适当的倾向性巧妙地编成的著作出现后，不会有人再有重做这个工作的愿望和耐心，特别是当他从警务部方面得到的远不是鼓励而是阻挠的时候。”

从这绝妙的自白中可以看出，拿破仑不像那班头脑冬烘的大臣，认为历史编纂无足轻重，而主动将有真才实学的史学家网罗到皇帝的麾下，也就是说需要帮忙，不要帮闲，让他们按照皇帝的旨意撰写历史，通过否定过去，来肯定现在。皇帝深知倾向性过于明显，效果适得其反，因此指示要以适当的倾向性巧妙地编写，使他人因“眼前有景道不得”，而为之敛手。倘若还有人不自量力胆敢一试，皇帝就亮出最后的杀手锏——警务大臣。可见拿破仑不光是深谙韬略的军事天才，也是文化专制的行家里手。他重用史学家，但“凡是天真地接受委任的学者，必然会发现自己像关在镀金的鸟笼里一样”。其后果恰如法国史学家西斯蒙迪所言：“没有一部近代史能避免那些‘必要的’谎言，那些‘令人钦佩’的沉默。”皇帝重视历史，则历史科学亡，正如美妇为衙内看中，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胡适曾将历史比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似乎谁都可以随意摆弄，殊不知她若被权势者占为己有，又岂容他人染指。女为悦己者容，充当高级化妆师的史学家自然代不乏人，须知镀金鸟笼里的生活毕竟与陋室寒窗不可同日而语。何况他们还为后世的同行提供了就业机会，让他们有翻案文章好做。解铃还须系铃人，史学家所纂改的，必由史学家来纠正。历史规律难以捉摸，历史学的这条定律倒是不难理解的。

英雄不入彀，入彀非英雄。拿破仑可以委任史官，却无法造就伟大的历史学家。十九世纪英国史坛巨擘阿克顿就坚信史学家应不为世俗权势所左右，而是一个主持正义公道，为人伸冤昭雪的法官。阿克顿也推崇兰克无证不信的治学方法，但他反对过于冷漠超脱的态度，强调历史与道德的一致性，在他看来，史学家不仅是事件的记录者，而且是道德的捍卫者。他对历史的评判自有一番相当偏激的理论。他认为：“在判断人物与事件时，道德应走在教条政治和民族前面。”他在评论莫尔斯、斯蒂芬斯时写道：“我们对于人物与党派的判断乃是从他们所达到的最低点来开始的。作为此事最低点的凶杀，对于我们衡量的基础具有极大价值。如果我们没有科学的零点作为开始，所有对腐败、虚伪或叛逆的谴责都将没有意义，而道德与历史也必将分道扬镳。”他呼吁永远不要让道德的通货贬值，历史的审判宁可失之过严，也不可失之过宽。“不容任何人、任何事逃脱那永久的处罚，这便是，历史有权对作恶行为所施加的处罚。”然而，当人们祈求历史的公正之时，现实已无公正可言，只有生不逢时、投诉无门的冤鬼才会向历史法庭上诉。说来令人泄气，历史的审判毕竟是迟到的审判，它纵然可以慰亡灵于九泉之下，却难以对恶势力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的史笔曾被誉为“惩罚暴君的鞭子”，可罗马的君王却一个比一个残暴；孟子曾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然而，君不见，后世的乱臣贼子日见其多，孔孟后学的胆子倒是日见其小了。对于死后管它洪水滔天的君王来讲，历史的审判云云，简直可笑之至。历史已多次证明，历史的威慑力是极其有限的。无怪乎，阿克顿在弥留之际劝其儿子不要像他那样对人过于苛刻，而要“尽量宽恕人们的弱点”，不知是教儿媚俗，还是伤心悟道之言。

有能耐的人被人作传，没能耐的人为人作传，为人作传者又被人作传，或许是一个有心而无力治国平天下的学者所能享受的最高待遇了吧。古奇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任何一个为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党派或教会大声辩护的人，是无缘进入历史女神之庙的。”此庙的门槛实在太高，在古奇看来，兰克或许有资格进庙受供，但后人早已指出，兰克也是有倾向性的。古奇此书对十九世纪的同行有褒有贬，立论似乎也力求客观，然诚如谭英华先生中译本序言所说，此书也有不少偏见。这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史学家必有时代、阶级的局限，即使能摆脱这些局限，作为人，他也无法摆脱人的局限，事实上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局限出发，来评判他人的局限，又有什么“绝对的”客观公正可言呢？这样看来，史学家的相互攻讦，有时恰如五十步笑百步。然而，这里毕竟还有五十步之差，笑笑又何妨，世上百步笑五十步的事情不也很多吗？钱钟书先生说过，为人作传，正是为己作传。从这个意义上看，史家秉笔作史，倒是在为自己作传，其著作正是他们自作的墓志铭，这是任何史学史都取代不了的。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 篇4

A．埃及奴隶制国家建在尼罗河边

B．埃及人是喝尼罗河的水长大的 C．尼罗河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古埃及文明

D．尼罗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

大河流域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人类璀璨的文明。在尼罗河流域孕育的古代人类文明是

A.古印度文明

B.古巴比伦文明 C.古希腊文明

D.古埃及文明 一位导游在巴黎卢浮宫博物馆介绍某一历史文物时说：“石柱上的法典是迄今所知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你知道这位导游介绍的文物是什么吗? A.《汉谟拉比法典》 B.《人权宣言》 C.《拿破仑法典》 D.《权利法案》 下列古代文明成果中，较为全面地保存了两河流域社会发展状况的是

A．金字塔

B．《汉谟拉比法典》 C．种姓制度

D．奴隶主民主政治 7世界中期，通过改革向封建社会过渡的亚洲国家是

A．罗马共和国

B．亚历山大帝国

C．法兰克王国

D．日本

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成为世界三大宗教。其中，伊斯兰教诞生于 A.中国

B.巴勒斯坦地区

C.阿拉伯半岛

D.古印度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之源”，古希腊城邦雅典对西方文明的贡献之一是

A．金字塔

B．汉漠拉比法典

C．种姓制度

D．民主政治

伯里克利宣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权力由全体公民掌握。”这里的“全体公民”是指

A．全体成年居民

B．全体成年自由民

C．全体男性居民

D．全体成年男性公民 光明学校历史兴趣学习小组把“亚非大河流域的文明古国”确定为小组研究的课题，下列选项不属于本课题研究对象的是

A．古代希腊

B．古代埃及

C．古代印度

D．古巴比伦王国

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雅典发展到“民主政治顶峰”。此时的执政者是 A.屋大维 B.伯利克里 C.亚历山大 D.亚里士多德 世界古代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帝国：地中海一度成为其内湖，与中国汉朝处于同一时期。这个帝国是 A.亚历山大帝国

B.罗马帝国 C.阿拉伯帝国

D.拜占庭帝国

中古西欧城市的兴起，不仅表现在经济上的繁荣，更重要的还在于政治权利的获得，富庶城镇的居民要求当地领主允许他们自己管理城市的事务。这里的“政治权利”是指 A.城市自治权

B.人身自由权

C.特许经营权

D.男女平等权 世界古代文明交往的方式，既有和平交流也有武力冲突。下列各项中有一项明显与其他交往方式不同的是

A.阿拉伯数字的发明与传播 B.希波战争 C.亚历山大大帝东征

D.罗马征服地中海 阿拉伯数字的发明者是

A.古代印度人

B.古代罗马人

C.古代埃及人

D.古代阿拉伯人 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于

一带。

A．希腊

B．麦加

C．巴勒斯坦

D．罗马 ．穆罕默德说：“他是真主，是唯一的主。”这句话应该出自 A．《荷马史诗 》

B．《圣经》

C．《古兰经》

在历史细节中感悟历史 篇5

历史蕴涵着丰富的内容和人类的智慧，历史是生动的,历史是由无数个精彩或繁复的细节构成的，抽去这些细节，就只剩一个苍白的框架和无数乏味的概念、生硬的说教，失去了它鲜活的生命力和震撼心灵的魅力。

将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些细节引入课堂，不仅可以让历史的课堂也充满现实的魅力，不再仅仅是讲过去一些东西，而且还可以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生活，了解社会生活，体验社会生活，让学生理解历史中的情和理，还可以用历史这面镜子认识社会，由此多一份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增强其社会责任感，进而树立符合社会发展的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对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具体生动再现，在认识和评价中渗透着真挚深厚的情感，从而去影响和感染学生，激励人们去追求至真、至善、至美。

如在讲述《文艺复兴》时，教师可帮助学生分析美术作品的形象、情节，特别是一些引人入胜的“细节”内容，如《蒙娜丽莎》的神秘的微笑，让学生仔细观察进行探讨“笑”的含义。有的学生说是充满母性的笑；有的说是洋溢爱情的笑；有的说是表示感谢的笑；也有的说是固定模式的笑等；欣赏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会让人感受到一种愉悦、亲切之感。》、《最后的晚餐》耶稣与门徒犹大心理变化反映了人性善恶。把耶稣的镇定自若和叛徒贪婪、懦弱、恐惧形成鲜明的对比。总之，学生从“细节”中感受到文艺复兴注重“人”这一情感。

再如讲抗日战争时举了两个典型的细节，一是在南京大屠杀时，展示了一段感人至深《我与75岁的父亲有关南京大屠杀见证的通话》。一位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中幸存的老人用他南京地方口音的讲述过去那段残酷而又真实的历史：“一晃都快过去69年了，当时我才7岁，你四叔4岁。鬼子打南京时，南京人到处都逃难。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我们提前跑到江北农村你姑奶奶家去躲了。当时你四叔太小，便和保姆留在家里看房子。但是怎么也没想到，日本人进了南京城之后，烧杀抢劫，林老人、小孩也不放过。他们砸开我们家大门，见人就杀。把王老太杀死后，对你四叔开了一枪，那一枪正好打在你四叔右腿上，当时你四叔昏死过去，不然恐怕就没有命了。日本鬼子抢光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连藏在屋梁上的家谱也抢走了。后来是邻居张大伯冒死带你四叔出来，找了位土大夫把子弹取出来，才保住了性命，可你四叔那条右腿永远残废了。那时侯，我们在农村，白天藏在庄稼地里不敢出来，天黑才敢回家。经常看到被日本鬼子砍掉头的，开枪打死的，用刺刀刺死的，有的妇女肚子都被日本人剖开了，看到老老少少的尸首，真是残不忍睹。”这段口述历史，真实而又具体，深深地打动了学生，课堂上一时一片寂静，而学生的思维却积极地流动起来。二是讲到百团大战时插入了一件事：聂荣臻救日本孤儿。就这两个细节在班上展开讨论：聂荣臻该不该救日本孤儿？在学生讨论回答的基础上，老师指出：“两军激战，八路军勇救敌人的遗孤，权衡利弊，聂荣臻送还日本孤儿，是对生命的虔诚和爱护。八路军也好，聂荣臻也好，都是有血有肉、顶天立地的英雄，正是他们的存在，才使凶残无比的日寇感到自惭形秽，感到中华民族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在抗日战争这段所有人都熟悉的话题里，我们可以用一个新的角度去反思历史和感悟历史，除了传承世袭的恩怨仇恨之外，还应该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使命，那就是人性的光辉和人性的伟大。在历史教学中用“细节”说话不是老师的专利，学生也可以质疑历史知识细节。特别是那些稚气未脱的初中生。正如叶澜教授所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把学生看作‘对象’、‘主体’还要看作是教学‘资源’的重要构成和生成者。”学生是喜欢张扬个性的，当老师在某一历史事件的过程或某一历史人物的活动的讲述中不那么具体详尽，出现细节上的“灰色地带”时，他们往往会关注到这一地带，想知道更具体的情况。而他们的质疑，往往会带动了课堂的生动、成功。教学中学生提出这类知识细节的问题，老师应该给予加以鼓励和赞扬。学生是开放性的、创造性的存在，他们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力量，带着自己的知识、经验、思考、灵感、兴趣参与课堂活动，使课堂教学呈现出丰富性、多变性、复杂性和个性化。

历史人物历史故事 篇6

李渊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外甥，隋炀帝杨广的姨表兄弟，七岁即袭唐国公，后为太原留守，高官显爵，位高权重，那么，他为何要起兵反隋呢?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自己的“一夜风流”。

说起来，李渊的“一夜风流”并非自愿，他是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了儿子李世民为他设下的美人计的陷阱。然而尽管如此，这次不自觉的“一夜风流”不仅成为一代枭雄李渊的风流佳话，更重要的是，成为李渊举旗造反的起点和动力。

据《新唐书》记载，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高祖留守太原，领晋阳宫监，而所善客裴寂为副监，世民阴与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这段史料清楚记录了李渊起兵反隋的前奏曲，那就是李渊曾与晋阳宫人的“一夜风流”。而晋阳宫人就是他姨表兄弟隋炀帝杨广的嫔妃，李渊与晋阳宫人有染无疑是一次未被炒作起来的“晋阳门”事件。

其时，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朝江山行将瓦解，时任晋阳令的刘文静与李世民一起探讨天下形势，刘劝李世民趁隋炀帝沉湎酒色，天下大乱之时举兵入关，李世民业也早有此意，二人一拍即合，决定说服李渊起兵造反。但是李渊因为自己与杨广有姨表兄弟之亲，却不以为然。刘文静便与李世民商量了一个计策，找到宫监裴寂要他负责实施。这个计策就是由儿子李世民设下的让其父李渊不得不起兵的“一夜风流”的美人计。

宫监裴寂是管理行宫的官吏，也是李渊的副手，与李渊情同手足。裴寂也早有造反之意，于是便假借公务之便，在隋炀帝的晋阳行宫内设宴邀请李渊。李渊不知就里，便来到行宫，兴高采烈地与裴寂一边说话聊天，一边推杯换盏，不知不觉间已酩酊大醉。裴寂便安排宫女唱歌跳舞并频频向李渊敬酒，畅饮至深夜，李渊早已醉不成行。于是裴寂又安排两个绝色的晋阳宫女扶李渊去上床休息，李渊便在酒醉之后稀里糊涂地与他的姨表兄弟的这两个美人上了床。

其实，这两个美人便是晋阳宫内尹、张二妃。大业十一年，隋炀帝北巡路过晋阳，修建了晋阳行宫。宫中设有正副宫监各一人，以管理晋阳宫的事务。当时晋阳地方官吏为了向隋炀帝献媚，在晋阳地区挑选美女，供他淫乐。尹、张二位美女就是在那时被选入宫中的。隋炀帝拥有美女无数，他在晋阳宫中只停留了几天，临走时抛下这两位美人长守深宫。

裴寂本是晋阳宫副监，平时又与二妃有所往来。因此，他将这“二凤拥一龙”的计策一说，立即得到长年苦守深宫的二妃欣然响应。

当时，酒宴之上，裴寂与李渊二人相对酌饮，畅谈旧事。李渊不胜酒力，裴寂又是有意灌他，李渊便有了几分醉意。这时，忽然门帘掀动，环佩声响，李渊定睛一看，只见走进两个美人，生得佳丽俊俏，宛如出水芙蓉，娇嫩无比。两个美人婷婷袅袅，走近席前，向李渊俯身行礼，李渊慌忙答礼不迭，被重新按回座位。裴寂指引两位美人，分坐李渊左右，重行劝酒。李渊已酒醉糊涂，也不问其来历，美人在侧，更添酒兴，转瞬间，又有几大杯下肚，把个李渊喝得酩酊大醉，由两位美人扶到宫中睡下。

是夜，在两位美人的服侍下，李渊醉卧晋阳宫。一是李渊酒意正浓，二是有美人当前，这一觉，直睡到日上三竿，方才醒来。恍惚之间，李渊只觉得一股异香扑鼻，似兰非兰，似麝非麝。不由得揉开双眼，左右一瞧，竟有两个裸体美人躺在身边，便询问她们的姓名。当他得知这两个美女就是晋阳宫的尹、张二妃之时，顿时吓得脸色煞白，魂飞魄散。李渊急急跑出行宫，正遇裴寂走来，便一把拉住他责问，为何加害自己?可是裴寂此时却假装正色斥责李渊，说他趁皇上不在晋阳行宫，居然跑进宫中坐龙椅，睡龙床，还liuxue86.com淫污皇上嫔妃，这是可灭九族的欺君之罪。李渊不由感到祸闯大了，便向裴寂求情，裴寂看到时机已到，便劝他起兵造反，这样一可免除这灭九族的大祸，二可得到大隋江山。李渊对起兵造反虽有犹豫，但眼前的滔天大祸，使他最终还是决定起兵反隋。

公元6，即大业十三年五月，李渊决定起兵造反。他一面遣刘文静出使突厥，请求始毕可汗派兵马相助，一面召募军队，并于七月率师南下。此时瓦岗军在李密领导下与困守洛阳的王世充激战方酣，李渊乘隙进取关中。

历史教学宜关注历史细节 篇7

一、历史细节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发其思考学习内容

历史教科书编写的指导思想、课文内容的选择及其呈现和表述方式, 会对学校和教师的历史教学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 (2011年版) 》直接以“点—线”结合的方式呈现课程内容。“点—线”结合方式的关键是“点”。“点”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最为基本的历史事实, 代表了某一历史时期某一类历史现象的基本特征。同时, “点”也是一个又一个历史故事, 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发其思考的学习内容。而历史的细节有很多, 不可能在课文中一一载明。这就需要教师围绕教学主题, 简明生动地补充教学细节。例如, 《农村和城市的改革》一课, 对农村改革的背景情况, 教材仅“1978年, 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 人民生活出现严重困难”一句带过。人民生活究竟困难到何种严重程度, 学生肯定浑然不知。笔者补充了这么一个历史细节:1977年11月上旬, 主政安徽的万里到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 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 在阴暗的房间里, 见锅灶旁边草堆里, 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 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 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 老人仍麻木地看着他, 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 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 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 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地缓缓地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 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 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 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 也不肯移动半步。村里人插话说:“她们也没有裤子穿, 天太冷, 他们冻得耐不住, 就蹲在锅边暖和些。”补充的这一历史细节, 生动地道出了人民生活严重困难的窘境,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引发其思考学习内容。

二、历史细节能“活化”历史情境、提升学生历史认识

生动的细节描述和分析, 能使学生走进历史情境, 使历史具有立体感, 栩栩如生, 惟妙惟肖, 真正地活起来。教师通过历史细节巧设疑问, 能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活”起来, 通过活动引导, 让学生在师生互动中“活”起来。在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分析中, 笔者展示清军在鸦片战争中的四大困难, 即“打不着、打不准、打不死、兵力少”。“打不着”是因为清军枪炮的射程有限:清军兵丁使用的鸟枪用铁制成, 射程约100米, 射速为每分钟1~2发;英军使用布伦威克式枪, 枪身长1.42米, 射程300米, 射速为每分钟3~4发。“打不准”是因为清军的许多火炮没有炮架, 是固定的, 一些炮架的调整夹角也不能左右活转, 更没有瞄准器具。“打不死”是因为枪长2.01米, 铅弹丸重1钱, 装填火药3钱, 杀伤力比较小;而英军使用布伦威克式枪, 弹丸重53克, 杀伤力比较大。鸦片战争中的绝大多数战斗, 都是清军的岸炮与英军的舰炮之间的炮战, 当战场上的硝烟散尽之后, 不得不惊愕地面对悲惨的事实:清军在战争的全过程中未能击沉英军的一艘战舰或轮船, 而自己的阵地却被打得千疮百孔。“兵力少”是虽然在本土作战, 但清军兵力分散, 临时拼凑。鸦片战争中较大规模的战役有12次, 绝大多数战役中清军的兵力与英军相距不远, 但因为清军调兵的速度太慢, 邻省30~40天, 隔两省约50天, 隔三省约70天, 隔四省约90天, 而当时英军从英国本土调集军队所花时间不过30多天。因此, 每次战役总是英军占了兵力上的优势。笔者“活化”历史情景, 引导学生分析清军在战场上的全面落后, 进而层层深入推进:“军事落后的原因是什么?”“经济落后的原因是什么?”最后引导学生得出结论: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是导致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源。就这样, 通过历史细节, 分析历史现象, 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历史认识。

三、历史细节能突破教学难点

教学难点, 一般来说是某个比较抽象、不易理解的知识点或环节。在初中历史教学中, 突破教学难点一直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教学难点处理不当, 不但会使教学目标难以完成或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而且会使学生产生厌学历史的情绪。那么, 初中历史教学难点怎样有效突破呢?利用历史细节来突破它不失为一种好方法。例如, 《文艺复兴和新航路的开辟》一课, “人文主义”是一个相对抽象难懂的概念。笔者先引用《十日谈》“第四天序”的一个历史细节:一位父亲将儿子从小带至深山中隐修, 以杜绝尘世生活的诱惑。儿子到了18岁, 随父亲下山到佛罗伦萨, 碰上一群美丽的少女。头一次见到女性的小伙子问父亲这是些什么东西, 父亲说这是些名叫“绿鹅”的“祸水”。岂料一路上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的儿子却偏偏爱上“绿鹅”, 恳求父亲让他带一只回去喂养。之后, 笔者又引导学生观察《蒙娜丽莎》画像, 发现蒙娜丽莎是“一位市民妇女”, 她“处于画面中心位置”, 她的“表情在微笑”, 她“温柔典雅”, 她的笑是“甜蜜的”, 等等。然后层层引导:从题材上看, 蒙娜丽莎是现实中的人, 不是神, 摆脱了宗教题材的束缚。因为在以往中世纪的画中, 都是以神为中心, 人是神的奴仆, 甚至根本不出现, 如《牧羊者基督》, 人被异化为基督脚下的一群温驯的绵羊。蒙娜丽莎是个妇女, 是第一个人间的女性形象。按照教会的观点, 女性是邪恶的, 所以中世纪绘画中的女性要么扭曲恐怖得好像女巫一样, 要么神秘、刻板、高高在上, 不食人间烟火。教会说人们的幸福在天堂, 反对人追求现实的幸福。而蒙娜丽莎却如此甜美和典雅, 特别是她的微笑, 恰恰表现了对现实幸福的憧憬, 人活着就是要追求美好的现实生活, 这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这么一来, “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肯定现世生活;肯定人的自然欲望, 反对禁欲主义;批判封建等级, 提倡人类平等;揭露教会虚伪, 批判教会神权统治等这些内容, 学生不仅了解了它, 还大致能明确文艺复兴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为什么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 同时为下一子目“新航路的开辟”做了铺垫。

四、历史细节能培养学科素养

由教育部新近制定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指出:“历史教育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历史课程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人文性, 即“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学生的心灵, 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 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提高人文素养”。当下的中学历史课堂“教学无中心、史学无神韵、观念无灵魂”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教师要进一步认识历史教学的价值, “为素养而教”的教学目标应该更加清晰。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 应本着“少而精”的素养原则, 寻找“最有价值的知识”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历史细节能很好地担当这一职责。教授“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单元时, 笔者把“最有价值的知识”放在理解“民心是一个执政党的生存之本”上。国共双方军事较量的背后, 实则是政治较量、经济较量, 归根到底是民心的较量。重庆谈判中中共的和平诚意和“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建国口号, 赢得了民心。土地改革中“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 更是赢得了民心。为佐证中共深得民心, 笔者提供了这么一个历史细节:解放战争时期战争条件最艰苦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野兵力少, 粮食不足, 大军常常是“数着粮食打仗”。一野在陕北和晋北交界处攻打佳县时, 彭德怀对毛泽东说没有粮食。毛泽东问彭德怀打佳县需要几天, 彭德怀说要三天。毛泽东算了一下, 打三天仗, 大概需要十二万斤粮食。于是, 毛泽东找来佳县县长, 对他说:“大军要打三天仗, 请县长筹三天的粮食。”佳县县长说:“可以。第一天让老百姓把坚壁清野的存粮拿出来, 够大军吃一天;第二天把全县的青苗都割了, 够大军第二天;第三天把全县的驴都杀了, 够大军第三天。”佳县战役打响后, 佳县的老百姓支前队伍扛着和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驴和羊, 解放军官兵打到哪里, 他们就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而在佳县的后方, 佳县的百姓吃的是树叶和树皮, 这些都吃光了, 实在没有东西吃了, 就吃观音土。攻下佳县后, 据《佳县县志》记载:“佳县三年没有驴叫声。”为此, 毛泽东十分感动, 他给佳县县委书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面前。这一历史细节, 完美地诠释了“得民心者昌, 失民心者亡”这一硬道理。

像历史学家那样去思考 篇8

地点：清华附中阶梯教室

人物：清华附中创新班学生及老师

“走进圆明园”是清华附中开设的一门跨学科的校本课程，他们利用毗邻圆明园的优势，从历史、政治、生物、地理、美术等多学科、多维度研究圆明园，从而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观察、分析、想象、表达等学科基本能力。“像历史学家那样去思考”的专题讨论课，以历史学为依托，通过逐层设问，引导学生回到历史现场，通过研读史料和分组讨论得出观点，来探寻事件的真相。这对于培养初中生研读史料、分析问题的能力，进而养成理性客观的思维习惯，树立创新意识是一次积极的尝试。

“请您用大理石，用玉石，用青铜，用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屋架，缀满宝石，披上绸缎，这儿盖神殿，那儿盖后宫，放上异兽，饰以琉璃，施以脂粉。”雨果用诗篇展现了一座人类幻境——圆明园。然而150多年前的那场大火，将一切都化为灰烬，留下了世人无限的唏嘘和扼腕，我们只能依靠遐想去复原这座万园之园中的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和一眼眼喷泉。圆明园越来越成为一个象征，在没有被烧毁以前，圆明园是康乾辉煌盛世的符号；被烧毁后，在国人失败与仇恨的情绪纠缠中，它日渐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抹表相鲜明的耻辱记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圆明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的当今时代，如何进一步拓展它的功能，从德育提升到育人的高度，就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本课“追寻失落的圆明园”试图引导学生像历史学家那样去思考，探讨英军火烧圆明园背后的原因。在教师的带领下，学生经过研读史料和分析讨论，领悟历史学的思维方式。

引 言： 激发学生兴趣

1860年10月6日，侵入北京的英法联军大肆抢掠了圆明园内文物书画、玉器珍宝。10月18日，英军又极其野蛮地纵火焚毁了这一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那么，英军为何要焚毁圆明园？关于这一点，150多年来，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

让学生意识到理性、客观、全面地分析历史问题至关重要。通过观看纪录片《圆明园》，学生已经基本掌握了火烧圆明园的时间、实施者等背景知识，接着就可以进入第一层次的学习。

第一层次： 了解已有成说

给学生的文案中简要列出了几位历史研究者颇具代表性的观点。

戴逸 《中国近代史稿》：为了掩盖罪恶的劫掠行为，侵略者竟然想出了一条放火灭迹的毒计。

邵荣昌《勿忘百年国耻》：1860年9月17日，僧格林沁又在通州武力拘禁了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一行39人，更被英法联军认为是对他们的侮辱，于是英法两国蓄意采取报复性行动。1860年10月6日，联军占领圆明园，后直接进行抢劫和焚烧。

朱维铮《火烧圆明园之前发生的事儿》：无论为了报复清帝绑架虐杀人质，还是为了掩饰英军劫掠清帝离宫别院的盗匪行为，额尔金坚持将圆明园摧毁。因此，英军焚毁圆明园完全是咸丰帝心愚而愎，计蠢而毒，玩火自焚，独出下策招致的恶果。

列举历史学家的观点，也渗透着对学生的方法论指导，即深入研究一个问题之前，先要对学术史有基本的回顾。通过研读材料，学生可以总结出学者对英军火烧圆明园动机的认识，有“掩盖说”“报复说”“自食其果说”这些不同的说法，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解读，该如何找到事情的真相呢？我们需要回到历史现场找寻蛛丝马迹。

第二层次： 回到历史现场

第二层次的学习，是核心和关键所在。史料是历史学的根本，引导学生阅读原始材料，历史就会鲜活地呈现在眼前，好像从未远去。我们先看看“犯罪嫌疑人”自己的陈述，从格兰特的书信和焚烧圆明园之前张贴的布告，能够从中汲取到哪些信息呢？

【英军统帅格兰特致法军司令孟托邦书信】余所以欲毁圆明园宫殿之故，今愿为左右一陈之。第一，被囚诸人手足缚系，三日不进饮食，其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第二，若对于中国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不能留永久之痕迹，英国国民必无以消此愤恨。若现即与之媾和订约撤兵而退，中国政府必以吾国人民为可以任意捕杀无忌。在此点上，必须警醒其迷梦也。皇帝避暑行宫故已被掠，然其所蒙损失，在一月内即可恢复原状。圆明园宫殿之为要地，人所共知。毁之所以予中国政府以打击，故此举可谓为严创中国政府，即就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也。额尔金爵士同余此意，并以相闻。

【英军焚毁圆明园前张贴的布告】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焚烧圆明园。

学生通过阅读和讨论总结到，英军声明焚烧圆明园的理由显得是如此的“冠冕堂皇”，一是惩罚清政府不顾国际公法扣押人质的残暴行为，为巴夏礼等人报仇；二是“留永久之痕迹”，给中国政府以沉重的打击。既然英军焚烧之前都张贴布告，说明他们并非为了掩盖抢掠的行径，而是事先经过精心策划而实施的，历史学家戴逸先生的观点显然是存在偏颇的。那么，焚烧圆明园会如同邵荣昌先生所说仅是为了替巴夏礼等人报仇吗？不妨先来看看，面对英军的咄咄逼人，清政府是如何回应的：

（咸丰十年八月初二到初五日）【谕内阁】逆夷犹敢逼近通州，称欲带兵入见。朕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现以严饬统兵大臣，与之决战。该夷去国万里，原为流通货物而来，全由刁恶汉奸，百般挑唆，以致如此决裂，并当谕令各海口，一律闭关，绝其贸易。夷人以议和为名，由津至通，节节进逼，所请各条，已皆允许。该夷必欲将该国夷书，亲呈御览，坚欲撤退僧格林沁张家湾之兵，狂悖殊甚！

《万国公法》在1864年才翻译到中国，从《东华录》的记载来看，清政府此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违背了国际公法，也没有意识到扣押人质给英法联军制造了进一步行动的口实，他们对英法联军的极度蔑视跃然纸上。清政府不能接受的不是英法要求通商的内容，而是他们竟然想要“亲递国书”且不向皇帝下跪，这是自诩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绝对无法容忍的僭越行为，“该夷”“狂悖殊甚”这样的用词也反映出这种心态。双方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差别如此巨大，都认为自己处于正义的一方，看来只有真正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对英军火烧圆明园原因的探究才能有所突破。火烧圆明园并非是孤立的事件，而属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此前后双方都进行了哪些冲突和摩擦呢？ 在占领、焚烧圆明园这几个关键的节点，清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通过阅读时间表，学生经过讨论列出了下面的时间轴，清政府的态度随着圆明园被焚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咸丰似乎一夜之间就放弃了抵抗，命令奕“画押换约”，答应一切要求。把握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原因开始慢慢浮出水面。

第三层次： 探究事件真相

通过前两个层次的引导和材料解读，学生探究的热情已经被充分调动起来，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通过小组讨论问题，要注重“论从史出”，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探究问题（1）英军火烧圆明园的原因是什么？

探究问题（2）为什么火烧的是圆明园而不是紫禁城？火烧圆明园这一悲剧可以避免吗？

用心体会历史（高江滢、叶乃萌）

1860年10月18日，英军用燃烧了三天三夜的大火焚毁了圆明园。但是，我们好像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的根本：到底是什么动机，让英军干出如此伤天灭理，匪夷所思的事？

我们觉得，深入思考也是探索历史真相的重要步骤。在老师指导下我们了解了焚烧圆明园前后清政府的态度后我们得出结论：在焚烧圆明园之前，清政府是游移不定，甚至是主战的，而火烧圆明园之后清政府的态度明显是主和的。这其中的原因就是火烧圆明园。从这一点切入，就能够得出，英军火烧圆明园的真正原因应该是彻底瓦解掉清政府的抵抗意志，迫使清政府立刻投降，签订协议。

在追求真理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理智而清晰地分析判断，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真相。

历史，是需要客观、缜密、细致的思维方式的，只有用心体会它，客观体会它才能有所收获。记得老师上课时和我们说过一句话：“向后看才能向前进。”只要我们用心了，相信一定能了解过去，理解现在，认识未来。

两个问题的思考（曲仲扬）

问题：为什么火烧的是圆明园而不是紫禁城？

圆明园对于清王朝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是皇帝最宠爱的夏宫，如果焚毁的话，会对清政府造成巨大的打击；但圆明园又不是最重要的，对于清王朝来讲，紫禁城是王朝的象征，如果一把火烧了紫禁城，则可能会更加激起清朝抵抗的决心，全国也会陷入混乱的状态，签订条约之事就会一拖再拖，同时英法联军也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可见火烧圆明园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既可以对清政府实现打击，又不是致命的打击。

问题：“火烧圆明园”能避免吗？

观点一：“火烧圆明园”可以避免，因为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及时认识到西方人要求通商的目的，并且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与西方的差距，拿出诚恳的态度，而不是游移不定，时而主战时而主和。讲究谈判的技巧和策略，英军也就不会被逼使用这种狠招。

观点二：火烧圆明园不可以避免。长期的闭关锁国，清政府一直沉迷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对国际形势一无所知。

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进程思考中英双方的交涉（张末未）

关于圆明园过去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我们不可能通过现在进行的种种考证、推断，得到完完全全、滴水不漏的历史背景、事件及各种细节。所以，我们需要借助各种历史文献作为参考，如当时的记录等。但是，在历史文献中的所有内容都是可信的、客观的吗？恐怕不会。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首先要有质疑的态度。看来只有了解第二次鸦片战争，才能对这一事件有正确的认识。

英军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挑起战争，英法联军攻下广州一年后，第一次大沽口战役，清政府战败，派桂良议和，签订《天津条约》，但条约中涉及“英国人可以随意进出北京，随意游览”，双方换约未达成一致，第一次谈判破裂。一年之后，清政府提出在沪换约，英法未同意，于是进行第二次大沽口战争，清军胜。于是，小胜的清军成为了主动请战的一方。英军政府任命额尔金与葛罗为全权代表，扩大战争，于是，北塘、大沽口、天津相继失守。清政府急忙派桂良前去议和，清方从主战方转变为主和方，但此时英法提出的要求更加令清政府难以接受，不仅要全部接受《天津条约》，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及带兵进京换约。谈判破裂，英法联军继续北上发起战争。

清军依旧是主和方，派人至通州张家湾议和，谈判再次破裂。此时，真正激怒英法联军的导火索引燃了，清方统帅僧格林沁在通州用武力拘禁巴夏礼一行39人，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咸丰帝等逃奔至热河避暑山庄。此时英法联军停止进攻，驻扎北京，补充物资。

十余天后，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占领圆明园，开始劫掠。此时，清军再次从主和方变成主战方，对英法联军施行围剿。而此时英法联军的情况也岌岌可危，因为三个月后，等水冻上，他们的退路就断了。于是，英法联军为了使清方迅速签订条约，焚烧圆明园作为威胁。

在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一天之后，咸丰帝同意了所有条约，并承认了英法联军的一切要求。

可以说，这个焚烧圆明园的过程及英法联军与清帝国的战争和谈判，两方一直处于两个世界，英法联军不停地提出清方违反国际公法，但事实上，清方因为闭关锁国，甚至根本不知道国际公法是何物。所以，我们应该永远抱着客观的态度，正视历史，面对历史，用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改变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