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问题解答

政策问题解答（精选8篇）

政策问题解答 篇1

对外担保外汇管理新政策问题解答

2010年7月2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问题的通知》（汇发[2010]39号，以下简称《通知》）。现就《通知》中涉及的部分政策问题作以下解释。

一、对外担保的外汇管理范围有多大？

担保是指担保人在信用基础上或通过设定物权抵押、质押等方式，向受益人承诺，当被担保人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向受益人履行某项义务时，由担保人代为履行相关义务。担保项下义务通常是按照约定方式计算的现金付款义务，其性质通常是支付交易对价或进行赔偿，但也可能是某种不属于现金付款的履约行为。这样宽泛的概念导致很多承诺行为均可纳入担保的范畴，除保证、抵押、质押、留臵、定金这些常见担保形式外，根据各国法律规定、业内产品创新和行业监管分工等原因，担保还可能以其他形式或名目出现，如财产负担、债账担保、风险参与（分担）、信用违约调期（Credit Default Swap）、赔偿承诺、信用保险、信用证、承兑、背书、共同监管等。

从资本项目管制角度看，外汇局主要关注可能引起国际收支交易、担保项下责任可折算为现金付款义务的那些跨境担保行为，有市场需求的跨境、跨币种担保交易，目前可以归纳出十四1 种之多。对外担保只是跨境、跨币种担保业务众多类型中的一种。在有较多资本项目管制的条件下，除非相关领域已经存在较为完善的外汇管理法规（如银行开立的各类信用证），外汇局通常会出于国际收支调节考虑，将实际具有跨境担保性质的各类交易纳入担保的管理范围，无论其形式或名称。对外担保只是跨境担保行为的一种，也是迄今为止跨境担保交易中规范最为详尽的一个类型。只要担保人注册地在境内，而担保的另外两个（或一个）当事人至少有一方在境外的，均须纳入对外担保的管理范围。

二、对外担保与其他资本项目交易是什么关系？

境内机构对外担保与外债、对外放款和境外直接投资在特定条件下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担保合同签约生效后，在债务人发生违约前，担保人对债权人存在或有债务，对债务人存在或有债权；如债务人发生违约，在担保人进行担保履约前，担保人对债权人承担直接债务，对债务人享有债权；担保履约后，对债务人享有直接债权；若担保人为境外被担保人的股东，则为股东贷款，与跨境直接或股权投资的效果类似。因此，从政策的宽严角度看，对外担保的监管力度需要与其他领域的资本项目管制政策相适应。

跨境担保交易的结构和定价相对复杂，各国关于担保的法律规定存在较大差异，担保与其他资本项目交易的关系错综复杂，在当前条件下由监管部门出台十分详细、明确的跨境担保规范性文件，将存在很大困难。从目前的立法状况看，在跨境担保领域，2 政策相对明确的主要是对外担保（或内保外贷）和外保内贷这两项。凡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均应理解为不能做或外汇局有明确答复口径后再做。

三、《通知》与《办法》、《细则》之间是什么关系？ 现行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框架主要由1996年发布的《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1997年发布的《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以及200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境内银行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管理方式的通知》（[汇发（2005）61号]，以下简称61号文）等文件组成。

从法规之间形式上的关系看，此次《通知》取代了61号文和部分规范性文件，与办法、细则同时有效；但从具体法规条文的内容看，凡《通知》中相关规定与《办法》、《细则》相关条款有冲突的，应以《通知》为准。《通知》发布之前已经签约的对外担保合同，登记（备案）、履约、清收等手续，均按照《通知》规定的方法执行。

四、改革后的对外担保外汇管理方式有哪些主要内容？ 外汇局按照担保人类型确定了不同管理方式，不同类型的担保人在提供对外担保时，主要在以下方面存在差异：

1、规模管理方式：（1）银行融资性担保实行余额管理，有数量限制；非融资性担保有“中国背景”限制，但无数量限制。（2）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以逐笔审批为主、余额管理为辅，3 均存在数量限制；确定管理方式时，不区分融资性和非融资性担保。

2、确定对外担保余额上限的依据：（1）法人形式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本外币合并的实收资本的一半为指标上限；非法人形式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本外币合并营运资金的一半或外汇净资产为指标上限。（2）企业以净资产的一半为上限。

3、被担保人资格限制：银行没有限制，其他机构有股权关联限制。

4、担保履约管理方式：银行和保险公司可自行办理，其他机构实行逐笔核准。

5、担保登记备案方式：银行和保险公司实行定期备案，其他机构实行逐笔登记。

除上述管理框架外，《通知》还针对过去操作中出现的问题新增了部分适用于所有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的管理原则，如取消外汇收入限制和按比例提供担保、限制担保项下资金调入境内、消除境内中外资企业政策差异等。

五、总局采用什么方法首次集中核定对外担保余额指标？ 2010年8月，总局根据各分局报送的指标核定申请，按照《通知》对银行类金融机构担保指标进行了首次集中核定。为了维持指标核定方法的一致性和各银行之间的大致公平，确定了以下指标核定方式：

1、按照合理方式确定指标上限，即法人制银行类金融机构4 按照实收资本的一半确定指标上限，非法人银行类金融机构选择营运资金的一半或外汇净资产中较大的数额，作为确定指标上限的依据。根据2009年底和2010年6月底的对外融资性担保实际余额的较大值，确定该银行当前担保实际余额。

2、对于单家银行，按照其担保实际余额的2倍核定指标，但实际核定指标最低取上限的50%，最高取上限。如担保实际余额超过上限，则按担保实际余额核定指标；银行实际申请指标低于上述核定标准的，从其申请。

六、对外担保交易中主要涉及哪些风险？

与对外担保交易相关的风险主要有三类，一是境内担保人的偿付（履约）风险，这类风险引起的大额对外支付将对境内担保人的偿付能力构成较大压力（能够获得全额现金反担保的情形除外）。二是担保交易中的合规风险，这类风险来源于未能妥善遵守与担保交易各环节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范性文件以及临时性行政干预措施而引发的行政处罚风险。由于国内担保法规空白较多，担保涉及的境外投资、外债、对外放款、债券发行、衍生交易等领域的管理法规过多或者不清晰，这些因素导致对外担保交易的合规性风险比较突出。三是由对外担保引起国际收支风险，即因对外担保履约而引起的我国外汇资金流出压力。

在逐笔审批的管理方式下，审批部门需要承担上述三类风险的大部分责任；此次对外担保管理政策调整后，对于银行作为担保人的情形，外汇局只需要通过指标核定重点关注银行对外担保5 可能引发的国际收支风险，而偿付风险以及合规风险则主要转由银行来承担。

七、银行在提供对外担保时应当关注哪些合规风险？ 在取消与股权关系、净资产比例和盈利状况等资格条件限制的情况下，银行在对担保进行内部风险审核时，需要关注以下合规风险：

（一）资格条件规定不清晰引发的风险。现行规定对于担保的形式及标的类型等规定得不是十分清晰，银行在合规方面应当采取相对保守的审核标准：

1、关于对于担保形式，应采取从严原则进行界定，无论对外承诺的具体名称是什么，凡是具有担保性质且可能纳入对外担保管理范围的承诺，除监管部门明确表示不纳入对外担保管理外，均主动视同对外担保进行管理。

2、关于对外担保标的，应尽量局限在传统的形式范围内，如综合授信、普通贷款、债券等，或质量、招投标、完工、贸易信贷等。对于目标交易可能涉及其他领域的限制性规定（如跨境衍生产品下付款义务），以及可能引发合规性争论的那些交易，应当避免参与。

3、对于被担保人资格，境外投资企业有直接股东在境内的，应当经过境外直接投资审批程序审查或登记；境内机构通过境外机构在境外进行项目收购的，特别是涉及到资源、能源行业且单笔金额较大的项目，即使目标企业的直接收购方未在境内注册，6 也应当经过境外投资主管部门的审查；由境内自然人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即使在外汇局办理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由于目前外汇局认可的其唯一功能是进行返程投资，且由于担保项下资金不能通过股权或债权形式调回境内，因此一般情况下这类公司不能成为对外担保的被担保人。

4、关于担保项下资金用途，按照规定，担保项下资金不得以借贷、股权投资或证券投资等形式直接或通过第三方间接调回境内使用。由于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存在一定难度，因此担保人必须证明已在前期评估中做到尽职审查，并善尽了事中与事后必要的监督义务。另外，在没有明文规定允许之前，银行应当将下述情形纳入禁止提供对外担保的范围：担保项下资金用于归还境外企业过去的贷款，而原贷款资金的用途是以股权或债权形式调回了境内；贷款资金用于境外企业向另外一家企业购买在境内企业的股权，而原股东已在过去完成了对境内企业的出资义务等。

（二）履约率过高的风险。在有境内反担保人全额现金抵押的情况下，尽管银行自身没有明显的偿付风险，但由于使用自有资金或者客户资金办理对外担保履约都将纳入银行监管部门和外汇局的相关业务考核指标，银行在前期审核中应当尽量发现那些有明显违约意向（境外被担保人）或有明显反担保履约意图的境内机构，并避免为这类项目提供担保。

（三）指标不足的风险。监管部门可能将对外担保余额指标作为对银行授信业务或整体国际收支平衡的一种调控手段，这7 意味着监管部门可能不会将银行的业务发展需要作为核定对外担保余额指标的唯一参考因素。在指标可能存在稀缺的情形下，银行应当综合考虑，尽量选择有长远价值的客户办理担保业务。

八、对外担保发生要素变更后，是否需要重新核准和登记？ 经外汇局逐笔核准的对外担保，相关要素发生实质性变更的，如担保当事人之一发生变化，或担保项下主债务金额增加等，须按照规定重新履行核准手续，并办理对外担保（变更）登记手续。相关要素变化为非实质性变更，如担保项下债务进行展期、担保项下主债务金额减少、展期时被担保人财务指标发生不利变化等，担保人不需再次履行核准手续，但应当办理对外担保（变更）登记手续。

九、如何处理多层担保（保函转开）业务中涉及的外汇管理问题？

在担保交易中，如果最终受益人（放款人）认可的担保人（第一层担保人、直接担保人）与愿意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的担保人（第二层担保人、间接担保人）不是同一家机构，且第一层担保人愿意接受第二层担保人提供的担保，则会出现多层担保（间接担保或反担保，但非共同担保）的情况。第一层担保人也是第二层担保行为的受益人。

1、如果第一、二层担保人至少有一方在境内，而债务人或受益人至少有一方在境外的，则纳入对外担保管理范围进行规范：（1）如果第一、二层担保人均在境内，则将第一层担保人作8 为管理对象；（2）如果第一、二层担保人只有一方在境内的，则将在境内的那层担保人作为管理对象。（如果第二层担保人在境外，则包含了外保外贷的因素。）

2、如果第一、二层担保人至少有一方在境外，而债务人和受益人均在境内的，因交易结构包含外保内贷的内容，而外保内贷政策目前限制较多，原则上不允许办理此类业务。

十、为信用证加具保兑是否纳入对外担保管理？

银行对外开立的信用证，在承兑后属于不可撤销、见索即付的付款义务。外汇管理上，即期信用证被视为特殊的贸易结算方式，未从资本项目管制角度进行数量限制；远期信用证则视为短期外债，需要办理外债登记并按一定要求（目前为90天以上）纳入规模管理。由于认定“融资性担保”的标准为“按照当前外汇管理规定担保项下付款义务是否被认定为跨境融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保兑行为另一家银行开立的即期信用证、90天（含）以下远期信用证加具保兑，应视为保兑行的非融资性担保，为90天（不含）以上远期信用证加具保兑应视为如融资性担保，并纳入指标控制。

（资本项目司外债处，2010年10月20日）

政策问题解答 篇2

在学术界, 为了让政策科学更好地服务于政府决策者, 政策研究的重心从政策制定转移到政策评估, 从政策执行过渡到政策终止, 却始终没有寻找到解开“政策失效”的钥匙。在这样的背景下, 一部分学者逐渐将耳光转移到“前政策分析”阶段, 即公共政策问题自身的本质与界定上。随着学者们对政策问题研究的深入, 问题界定对于整个政策过程的重要性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我们失败了, 更多是因为我们解决了错误的问题, 而不是因为我们用错误的方案来解决正确的问题。因而,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 要想制定正确的公共政策, 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实现预期的效果, 首先应该对公共问题作出正确的界定;而对于政策分析者, 问题界定则是研究政策变迁、建议议程方案、预测政策效果的一个好视角。

正确的界定公共政策问题, 需要从一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一、起因:公共需要的产生带来社会公共问题

公共需要, 指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诸如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防治水旱灾害、环境保护、国防建设等等。这种需要不是个别需要的总和, 而是共同利益, 具有不可分割性。

整个社会处于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 由于内外环境的而变化, 公众的社会需要也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由此对政府的要求也日益多样化、丰富化。

经济发展衍生很多社会问题, 一直强调发展, 发展的结果势必会导致一些不均衡的切断, 一个不均衡就是地区差别越来越大, 很多实际问题也表现出来, 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沿海地区发展的差别是越来越大。城市和乡村, 农村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当年发展非常快, 但是90年代尤其进入新世纪之后, 农村发展越来越落后。有些障碍可能是政策性的障碍,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在发展经济各个方面采取一些对策的时候, 我们发现政府在有些方面是有些偏颇的, 刚开始过分注重效率, 兼顾公平不够, 包括城乡的均衡发展方面政府也没有更多去落实。

二、问题的表达机制的完善

社会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将演变为政策问题。在这两者之间需要一个传导机制:即问题的表达。也就是说只有受到社会问题影响的公众在面临现实存在的问题是会产生公共需要而且这种公共需要的对象是面向政府的。在这之后只有公众通过设当的途径将他们的这种诉求传达到政府部门、政府才会有可能将这一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那么创建一个合理、方便的途径供公众来采取行动表达其诉求就会成为题中之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 利益表达在政治生活, 尤其是在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等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公共政策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公共性, 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这对公民而言, 即是越来越多的公民逐渐认识到, 他们有能力影响那些关乎他们生活质量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政府而言, 尤其是政府中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们, 也更加强烈地意识到, 越来越多的决策需要通过越来越广泛的咨询来作出。这就要求政府引入“强势民主模式”, 完善利益表达机制, “赋予公民更多更好的参与自我管理的机会, 从而促使政府组织从以自身为中心的决策项目安排转向寻求公民支持或授权公民管理的决策安排”。

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 必须使人民群众拥有充分的知政权、参政权与监督权。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健全的利益表达机制是首要条件。

三、主观方面对问题界定的影响

政策始于问题, 之所以需要某项特定的公共政策, 就是因为需要解决某种特定的实际问题。与政策问题构建相关的社会问题有着巨大的复杂性, 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和判断受着诸多非统一的个体性因素制约 (如社会地位、伦理道德、经验知识等) 。如何认识社会问题, 如何筛选问题, 谁参与筛选问题, 不同的方式将导致政策方案的大相径庭。一个事实是否构成问题, 一个问题是否构成政策问题, 会面临着很大的异议。谁能在问题构建上把握主导权, 就能自然的在这之后的系列环节中占据主动权, 就有可能形成有利于自己的价值分配格局。反之, 一项利益要求如果不能顺利地通过政策输入途径到达政策制定系统, 那么它们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满足。

政策问题是思想作用于环境的产物。政策问题既与客观的社会现象有关, 也与人们对这种现象的认识和选择有关。同时, 在对政策问题认识的正确程度和深刻程度上, 同样是存在主观性,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制定着的认知能力和价值取向。有学者针对政策问题的主观性指出“我们可能会分享相同的数据, 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看到同一件事。价值观、信仰、意识形态、利益以及偏见等都塑造我们对事实的感知。”

只有当人们对改变某些问题情势的希望做出判断是, 才可能产生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是人们主观判断的产物, 它不能脱离那些试图界定该问题的利害关系人。政策问题是基于人类社会需要而构建、维持和改变的。政策问题的人为性使得我们必须重视公共政策对利害人的重要影响。

于此看来在整个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策问题的界定处于首要而关键的地位。加强对其重视是必然的要求。同时问题界定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要看到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公众社会需要的新变化、发展, 以及为公众提供一个合理的的途径使其能够自由的进行利益表达, 最后还要认识到在界定公共问题是的主观因素。只有把这些要素整合统筹起来才能科学合理的界定政策问题, 为公共政策的制定、社会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

四、形成政策问题的机遇——外部综合因素影响

如何能让公共问题成为政策问题, 这其中需要有许多中间因素的影响制约。“机遇”就是一个直接而关键的因素。

目前我国的现实国情决定了在转型期的我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公共问题,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 而现实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又使得在处理各种公共问题是有了先后的选择。一项公共问题在特定的机遇下就会变为政策问题也就成为公共问题上升为政策问题的一个直接的途径。

然而机遇的出现充满的不确定因素, 及时、准确的把握机遇就变得尤为重要。

五、综述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 要想制定正确的公共政策, 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实现预期的效果, 首先应该对公共问题作出正确的界定;而对于政策分析者, 问题界定则是研究政策变迁、建议议程方案、预测政策效果的一个好视角。我们面对的社会处于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 由于内外环境的而变化, 公众的社会需要也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由此对政府的要求也日益多样化、丰富化。然后需要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使政策主体认识到公共需要的存在并将它类入到解决的问题之列, 最后在主客观双重影响之下最终形成公共政策问题。

摘要：公共问题的界定在整个公共政策中的关键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对于这一重要性的认识却有一定滞后。在公共问题复杂多变、对问题的认识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制定出的公共政策不可避免的带有很大缺陷, 在公共政策的后续环节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在认识到这一环节的重要性之后, 正确的界定政策问题继而成为关键。基于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界定公共问题从而为公共政策的顺利、有效的施行。

关键词：政策问题界定,公共需要,问题表达,主观因素

参考文献

[1]浅论论政策问题构建机制的改革与完善.

[2] (美)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M].孙柏英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7.

[3]薛维娜.利益表达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及其完善机制.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欠发达地区；因地制宜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4-0007-05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的理论基础

作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核心，IS-LM模型能有效分析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IS-LM模型最初是用来描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相互联系的理论。在产品市场上，国民收入决定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等构成的社会总支出，而这种总支出也是社会总需求水平的反映。社会总需求尤其是投资需求要受到利率的影响，利率则由货币市场供求情况决定，因此货币市场要影响产品市场；另一方面，产品市场上所决定的国民收入又会影响货币需求，从而影响利率，这又是产品市场对货币市场的影响。IS-LM模型就是描述和分析这两个市场相互联系的理论工具。其中，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是IS-LM模型的基本要素，凯恩斯最早研究这些要素的关系，汉森、希克斯完成IS-LM模型，构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国民收入与利率的理论框架。分析研究IS-LM曲线的斜率及其决定因素，可以直观反映哪些因素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的机理，找出提高政策效应的方法。

根据经济学理论，在正常情况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最佳组合是一松一紧或此松彼紧，以防止经济的过分膨胀或者萎缩。在调控阶段，LM曲线可能向左上方或右下方运动。在凯恩斯宏观经济IS-LM简单模型中，如果保持IS位置不变，通过紧缩货币使LM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其结果是国民产值减少、利率上升。采取这样措施的政策指向主要是抑制过热经济，防止经济泡沫的过分滋生。当LM曲线在向左上方急剧运动时，比较适宜同时采取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推进利率进一步上升，依靠持续巨额的财政支出支撑GDP回到原有的水平。

但是这种组合政策的后果是更高的利率，将导致更加严峻的流动性危机，一旦政府支出停止，社会资金链会很快处于断裂的边缘。双紧政策组合一般不可取是因为其对社会经济总量的收缩效应太大，会导致经济严重退步。紧缩的财政政策推动IS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均衡点会沿着新的LM曲线继续向左下方移动，利率会在原来高涨的情况下下调，理论上使资金链所承受的压力得到一些缓解，经济在进一步萎缩的同时可以为日后的复苏积蓄能量，在应对严重的经济泡沫时，双紧政策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二、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逐步过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方式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利用，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度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第三阶段(1998-2002年)。这一时期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告别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物质产品的相对过剩和明显的通货紧缩，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由过去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转变为治理通货紧缩。在政策取向上，由实施长达5年之久的“双紧”过渡到“双松”，即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防范金融风险，财政政策在支持发展、化解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四阶段(2003-2005年)。2003年6月，我国经济过热的征兆已经非常明显。从2004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紧缩银根，动用了包括提高基准利率、外币存款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利率，放开存贷款利率上下限，向发放贷款过猛的商业银行定向发行央行票据等货币政策工具等措施。在紧缩银根期间，相配套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或者说是扩张的：2003年、2004年和2005年的财政支出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1.8%、15.6%和18.3%。

第五阶段(2006年至今)。进入2006年以来，宏观调控压力并没减少，只能继续以更高的频率推行更为严厉的银根紧缩政策，多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以及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频度较高。而财政预算支出，也表现出紧缩财政支出的意向。这是典型的双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

三、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协调应用的实证案例

(一)湖北省荆门市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协调配合运行的实证效果分析

1.财政资金起到了主力军的引导作用。随着国家财政政策由第四阶段转入第五阶段，荆门市财政支农资金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在第四阶段(2003-2005年)，国家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或者说是扩张的，因此，财政支农资金增长迅速，尤其实2004年达到了60.5%。而随着第五阶段(2006后)，紧缩财政政策的到来，财政资金的增长幅度又恢复到了2003年的水平。而GDP的增长幅度与财政支农的幅度同步，说明财政资金还是在加速农村发展中起到了主力军的引导作用。

2.信贷资金增长缓慢。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农业比重比较大的地市，财政资金也比较匮乏，财政投入的力度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要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单靠财政政策难以达到良好的效果。而政府已经不能单纯通过行政干预要求金融机构向农村发放贷款。加之农户收入不稳定、缺乏抵押担保物，而且农业是弱质产业，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这就决定了农业贷款较其他商业性贷款具有更大的风险，而现在又缺少相应的信贷风险补偿办法，因此，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积极性不高。[1]

(二)湖北省京山县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协调配合应用的实证分析

为了解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情况，笔者选择湖北省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县——京山县进行了典型调查。结果显示，该县财政和信贷对“三农”的投入逐年攀升，但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缺乏协调互动机制，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合力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项目与信贷项目脱节。为启动新农村建设，该县分别制定了“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新农村建设规划，按照规划，“十一五”期间，该县将开工建设40个较大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计划投资32.93亿元，其中财政资金9.5亿元、银行贷款16亿元，分别占全部资金需求的28.8%和48.6%。这些项目是由地方政府制定的，主要用于改善农村交通、饮水、通讯设施建设，但银行未参与项目的规划及前期论证，对项目的认可度低，很大一部分项目将难以得到银行信贷资金支持，必然形成较大的资金缺口。

2.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投入范围不一致。2002年至2005年，该县财政支农资金总额为5.78亿元，投资领域包括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农村社会事业等多个方面，分为有偿性投资和无偿性投资两种方式。有偿性投资项目主要是农业多种经营和农田整理等项目，用款人需在一定期限内偿还投资，占投资总额的19.55%，其中2006年已将农田整理项目纳入无偿性投资项目；无偿性投资项目主要是各类直接补贴、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投入等，占投资总额的80.45%。而同时期该县金融机构净发放2.64亿元农业贷款，93%的贷款投向农业多种经营项目，与财政资金的支持范围存在较大差异，无法对财政资金无偿性投资项目进行配套支持。

3.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期限不匹配。在该县“十一五”规划设置的40个涉农投资项目中，中长期投资项目37个，占92.5%，投资额29.9亿元，占91%；短期投资项目3个，占7.5%，投资额2.96亿元，仅占9%。从投资收益期看，一般长达2-5年。如土地整理项目在完工后至少需要两年才能恢复到原有的收益水平，3年后收益才会有一定程度提高；林业项目收益期跨度最长的达8年左右。与之相对应的是，金融机构对涉农领域的信贷投入以短期贷款为主。2005年末，该县中长期涉农贷款余额6260万元，仅占涉农贷款总额的3%，比财政中长期涉农投资比例低88个百分点。

四、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应用效果的经济学分析

(一)双紧的政策组合在控制发达地区经济过热的同时，也限制了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我国实行单纯一种或简单几种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是不够的，因为不同地区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各自的产业结构和金融辐射能力及辐射方式。针对不同类型地区的特点，应该实行不同的政策组合方式，否则宏观调控就会出现两难境地：执行比较温和的财政和货币组合政策，在经济过热地区难以达到调控的预期目标；执行比较严厉的双紧政策，可以部分抑制经济的过热，但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将带来严重损伤，甚至加剧落后地区经济的恶化。

(二)目标取向和运行机制存在差异，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协调不畅

在我国，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分属于不同的部门，在基本目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导致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之间协调不畅的根本原因。结合京山县实际分析，两者协调上的问题主要受制于“四大障碍”。

1.目标障碍。从理论上讲，财政支农资金以提高社会效益为最大目标，绝大部分资金是无偿投入；信贷资金则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资金是有偿使用的，需要按期偿还贷款本息，两者的目标不一致。由于存在目标障碍，影响了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协调互动。一方面，财政资金对信贷资金的引导弱化。财政支农主要以各类补贴和直接无偿投资项目为主。2002—2005年，京山县各类农业补贴1.08亿元，占财政对支农资金的61.2%；农业项目投入方式也以自主办项目为主，较少考虑用信贷资金作为财政投资不足的补充，项目建设单位宁可多花功夫争取财政投资，也不愿向银行申请贷款。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与信贷政策调整进度不一致。新农村建设启动后，国家随即对财政政策做出调整，加大了对涉农项目的投资力度，财政资金明显向新农村建设倾斜。尽管国家也就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要求，但由于信贷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信贷政策尚未随之进行调整。

2.体制障碍。目前我国财政支农资金项目众多，财政支农资金共有15个大类和几百个专项，形成了多部门管理、多渠道支付、分级次负担及条块结合的财政支农体制，表现在：一是管理部门众多。京山县财政支农资金分属9个部门管理，不同渠道的财政投资既有重复交叉，又有过于分散的现象，不利于统一监督、管理和协调，难以形成支农合力。二是财政资金支付渠道多。财政支农专项资金一部分由上级财政下拨后通过县级财政列支；另一部分由中央财政或省级财政直接拨付给主办部门，再由主办部门逐级下拨。三是分级负担体制加重了地方财政的压力。农业税费减免导致县乡财政收入减少，可用财力缩小，导致地方财政应配套支付的支农资金不能及时到位。而农村金融体系实行垂直管理体制，无法与财政条块结合的支农体制相衔接，并且财政支农体制不顺也对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协调互动形成了障碍。同时，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长期不能到位，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信贷支农功能缺位，很难保证国家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政策措施得到落实。如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信贷功能不全，商业银行逐步退出农村金融领域，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后全面实行商业化经营等等。

3.沟通障碍。虽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上协调机制较完善，但在支持新农村建设等领域，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之间存在严重的沟通障碍。一是决策层面协调机制不健全。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尚未建立支农政策磋商机制，导致各自出台的政策关联性不强，使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难以融合。二是项目信息缺乏交流。基层财政部门和金融机构没有建立信息交流平台，在申报支农项目时各自为政，财政部门没有向金融机构提供信息的渠道，金融机构也缺乏获取财政性资金支持项目相关信息的手段，使金融机构无法向财政支农项目提供信贷资金。

4.观念障碍。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是会计、银行是出纳”，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在使用上相互混淆。金融机构在计划经济时期按照财政计划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过大量的信贷资金，造成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损失严重，特别是农业银行至今仍背负着较沉重的负担。因此，金融机构至今仍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存在较重的思想障碍，认为新农村建设应以财政政策性投资为主，银行信贷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潜在风险巨大，应当避免进入。

五、加强政策的灵活性是促进财政资金与货币资金的协调性

(一)现阶段欠发达地区根据自身情况适用不同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

在宏观调控阶段，欠发达地区要避免经济恶化，减弱“马太效应”的负面影响，除了自己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努力发展经济外，国家必须以一定的财政转移支付去支持其基础设施以减少开发资源的启动资金，国家提出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是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内在依据。关键是在于落实并提高财政资金投入的高效回报。

分地区而言，在出现经济过热苗头的不发达地区，应该选取紧缩的货币政策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图1所示，即LM1移至LM2，IS1移至IS2，均衡点由E1移至E2，图形显示是推动利率更高。由于在抑制经济过热苗头的时候不能过分压制经济总量，所以货币紧缩使E1、E2横坐标一致为宜，也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配以较紧的货币政策。

对于某些相对落后地区，在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应辅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即LM1移至LM3，IS1移至IS2，均衡点由E1移至E3。货币政策越宽松，新的均衡点就越向右方移动，这就是说落后地区现阶段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应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配以较松的货币政策。

(二)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相互配合，创造“1+1>2”的社会综合效应

1.以“信贷资金先行，财政资金补贴，强力支农”的形式，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对符合财政资金扶持条件的企业项目，如财政已安排或拟计划给予项目补贴和贷款利息补贴，已经达到信贷资金支持条件的，信贷资金可提前介入，支持此类企业做大做强。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分别作用于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两者相互补充，更有利于企业的迅速成长。

2.以“财政资金先行，信贷资金跟进，互补支农”的形式，支持农村水利和一般性基本建设。农村水利和一般性基本建设由于投入大、效益低，信贷资金一般情况下难以涉足。近年来，国家为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各级财政明显加大了对农村水利和一般性基本建设的投入，在财政资金无偿性铺垫下，农村水利和一般性基本建设基本具备了信贷资金跟进扶持的先决条件。

3.以“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同时进入，共同支农”的形式，支持农村新型能源及生态环境建设。推广农村新型能源，改善农村安居条件是新农村建设重要内容。为扎实促进上述两项工作，国家每年为项目计划内农户安排财政补贴，引导和推动农户加速融入新农村进程。“一建三改”工程作为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的一项具体举措，惠及千家万户。这类项目可以采取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同时进入的形式，共同支农。即对地方政府规划发展的项目，在有资金需求的情况下，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可以同时进入，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可发挥机构网点优势，利用“小额农贷”政策对项目发放个人消费贷款或固定资产投入贷款，不断扩大支农项目的深度和广度。

4.政策性信贷资金先行投入，以项目产生的财政收入或人大通过的财政预算为还款保证的形式，支持县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农业发展银行已突破政策性业务限制，信贷范围进一步拓宽，不仅可涉足农村公路网、信息网、商业物流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对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如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也可投资。政策性信贷资金一次性投入规模大，利率优惠，使用周期长，具有其它股份制和国有商业银行不可比拟的优势。在得到人大通过的财政预算还款的保证前提下，农发行即可对重大基础设施进行必要的信贷支持，以形成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推动力。[2]

(三)从机制入手，促进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协调互动

1.建立财政与金融协调机制。通过建立县级涉农投资项目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对项目规划、预算、申报及项目实施等工作进行科学调度，做好财政资金与信贷投入的衔接工作，监督项目预算的执行，促进项目资金的落实。同时，明确财政、金融的支持重点。财政资金实行全额无偿投资，以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等方面建设为主，逐步退出农业经营性项目。商业性信贷资金主要支持农业经营性项目。政策性信贷资金应实行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主要对商业性信贷资金无法涉及的领域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项目进行支持。

2.整合新农村建设资金。一是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对现有的财政支农专项资金进行认真清理，取消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不高的专项支出，对资金用途和扶持对象基本相同或相近的专项支出予以合并。除救灾性和具有特殊用途的财政支农资金外，对各级政府安排的所有支农资金进行整合，防止项目重复投资或投资过于分散，发挥资金最大效益。二是整合涉农信贷资金。设立新农村建设信贷资金专项金融统计项目，对县域地区涉农信贷资金实行统筹规划、合理摆布。对较大项目实行银团贷款、政策性与商业性混合贷款等模式，增强信贷支农实力。

3.完善支农资金管理机制，提高资金使用质量。以防止截流挪用为重点，切实加强对支农资金的监督管理，确保支农资金不流失。一是设立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将各级财政的支农资金全部纳入专项基金管理范围，并吸收国内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个人的捐助，实行集中管理、统一拨付。二是加强项目管理。推行“阳光工程”，提高项目透明度，完善涉农投资项目公示制、项目法人负责制、重点项目招投标制、项目建设监理制，杜绝暗箱操作，确保涉农建设项目顺利实施。三是完善支农资金管理机制。建立财政、信贷支农资金支持项目从立项、执行到完成的全过程审查监督机制，对每项支农专项资金安排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支农资金使用绩效进行监测评价。[3]

4.加强引导和推动，为金融、财政支农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完善基层人行职能，扩大基层人行信贷监督管理权限，创新信贷政策引导措施，延伸再贷款的使用范围，完善再贴现、利率等操作手段，提高基层人行对金融机构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引导能力，积极推进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加大宣传力度，培养涉农企业、农村经济组织和农户的诚信意识，对守信企业和农户给予政策优惠和信贷倾斜，营造诚实信用氛围，增强农村金融机构对新农村建设信贷投放的信心。

参考文献：

[1] 君伟.近距离看农村—调研随笔[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2] 余章炎.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1.

营改增政策四大问题权威解答 篇4

前言

从上海市率先启动“营改增”，到北京、天津、广东、厦门等11个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随后跟进，再到“营改增”试点从12个省市的“1+6”行业扩大到全国“1+7”行业，越来越多的纳税人步入“营改增”行列。

然而，对于原来缴纳营业税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纳税人来说，“营改增”之后转为缴纳增值税，这个转换过程是一个全新接触过程，需要有一个逐步适应的阶段。

广东省国税局的有关调查显示，纳税人普遍认为：及时掌握“营改增”法规的最新规定(占62.78%)、及时了解涉税事项的实际操作(占55.61%)、适应税制变化调整经营模式(占46.40%)，是纳税人应对快速发展的“营改增”过程中最重要的三个方面。

为满足广大纳税人的需要，广东省国税局特遴选纳税人关注的若干“营改增”政策疑问并予以解答，供广大纳税人参考。

文/严丽梅 蒋余良 陈学著 黄炜锋 杨健美

问：“营改增”试点主要政策文件有哪些?

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37号，以下简称37号文)，其包含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应税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的规定》，是“营改增”最重要的政策文件，主要明确了对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征收增值税的基本规定。

问： “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应如何抵扣进项税额?

答：应税服务改征增值税后，对于试点纳税人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值税相对于营业税来说是价外税，必须取得符合37号文规定的增值税扣税凭证，才准予抵扣进项税额。同时，现行税法对增值税扣税凭证规定了认证抵扣期限。

因此，纳税人不仅要注意票据凭证发生了变化，而且要注意会计核算也发生了变化，纳税人应按时合法取得增值税扣税凭证，并在规定的时间内认证抵扣。

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接受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应税服务，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税额为进项税额，有三方面的含义：

一、必须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才涉及进项税额的抵扣问题;

二、产生进项税额的行为必须是购进货物、接受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应税服务;

三、支付或者负担的进项税额是指支付给销货方或者由购买方自己负担的增值税额。

对纳税人会计核算而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也发生了变化，在原营业税会计核算下，纳税人取得的票据凭证，直接计入成本费用。在增值税会计核算下，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扣税凭证，根据发票注明的价款计入成本费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计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进项税额”专栏，记录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接受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应税服务而支付的，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增值税额。

问：哪些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答：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包括：

(一)从销售方或者提供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下同)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的期限是自开票之日起180日内进行认证，并在认证通过的次月申报期内申报抵扣进项税额。

(二)从海关取得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抵扣的期限是自开具之日起180日后的第一个纳税申报期结束以前申报抵扣进项税额。

(三)购进农产品，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外，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13%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计算公式为：进项税额=买价×扣除率，其中，买价是指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在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价款和按照规定缴纳的烟叶税。

(四)接受铁路运输服务，按照铁路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上注明的运输费用金额和7%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计算公式：进项税额=运输费用金额×扣除率，其中，运输费用金额是指铁路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上注明的运输费用(包括铁路临管线及铁路专线运输费用)、建设基金，不包括装卸费、保险费等其他杂费。

接受除铁路运输以外的交通运输服务随同发生的装卸费，属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范围内的现代服务业项下的“物流辅助服务”，可凭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进行抵扣(适用6%的税率)。

(五)接受境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应税服务，从税务机关或者境内代理人取得的解缴税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问：缴税地从地税转为国税后，应注意哪些跨期业务特殊规定?

答：应注意六个方面的特殊规定：

一是有形动产租赁业务。试点纳税人在试点实施之日前签订的尚未执行完毕的租赁合同，在合同到期日之前继续按照现行营业税政策规定缴纳营业税。

二是发生退款。试点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在本地区试点实施之日前已缴纳营业税，本地区试点实施之日(含)后因发生退款减除营业额的，应当向主管地税机关申请退还已缴纳的营业税。三是补缴税款。试点纳税人在本地区试点实施之日前提供的应税服务，因税收检查等原因需要补缴税款的，应按照现行营业税政策规定补缴营业税。

四是优惠政策的延续。本地区试点实施之日前，如果试点纳税人已经按照有关政策规定享受了营业税税收优惠，在剩余税收优惠政策期限内，按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享受有关增值税优惠。

五是开具发票。试点纳税人在本地区试点实施之日前提供改征增值税的营业税应税服务并开具发票后，如发生服务中止、折让、开票有误等，且不符合发票作废条件的，应开具红字普通发票，不得开具红字专用发票。对于需重新开具发票的，应开具普通发票，不得开具专用发票。六是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兼有应税服务的，截止到试点实施之日前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不得从应税服务的销项税额中抵扣。

公共政策问题 篇5

我国物价水平持续是上升，显示出严重的通货膨胀的端倪。主要为：1.食品价格上涨。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肉蛋禽消费以及饲料需求增加，粮食需求不断增加。2.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随着国家淘汰落后产能、推进节能减排等工作的推进，以及资源价格改革的逐步进行，企业成本会不断增加。有色金属、铁矿石。3.劳动成本上涨压力增大。工资偏低已经导致一些地区出现“民工荒”，工资上涨的压力开始显现。因此，一旦加工工业生产能力得到压缩，工资增加，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就会顺畅传导到下游产品，带了物价全面上涨。

4、其他公共服务类调整性涨价。物价上涨的原因：

1、供小于求得矛盾。我国物价上涨尤其以食品为主要代表，供小于求，拉动价格上涨。

2、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多。政府、企业、居民所持有的大量存款，正在通过证券、房地产投资等方式进入各类市场，流动性过剩已经从银行体系想整个金融体系扩散。

3、国家政策影响。自从加入世贸，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尽管政府已通过财政手段尽力控制物价，但来自世界粮食、石油等普遍上涨带来的传导效应难以避免的。

4、其他原因。市民消费观念等。对策：对政府来说：①必须建立和健全市场监管制度，大力整顿市场的秩序，严惩垄断。②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例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③大力扶持农业发展，增加农产物的收成④打击恶意炒作，稳定社会风气⑤稳定人民币汇率，采取财政手段稳定物价⑥增加社会公共福利，以解决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和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⑦保持股市平稳发展，发挥股市吸纳过剩流动性大大作用⑧抑制房产业的快速发展，降低房价⑨分配好蛋糕，抑制过高收入，帮扶低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对市场参与者：①诚信经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②遵纪守法，遵守市场规律和市场道德③公平竞争，不垄断行业④通过提高科技实力和管理能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物价问题，就业问题，交通问题，医疗问题，房价问题，高校扩招问题，国企改革问题，农民增收问题，农业产业化问题，个税起征点问题

二、农业产业化问题及对策

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经过几年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良倾向，影响着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1.农业产业化简单化、形式化，目前，有的地方政府认为建几个龙头企业、发展一批生产基地就是搞产业化了，只徒具产业化的形式，没有产业化的内涵。2.“跟风”效仿，盲目培植主导产业。结果一个县有七八个甚至上十个主导产业，造成特色不明显、商品优势不突出。

3.重资金投入，轻人才、科技投入。龙头企业之间缺乏兼并、重组、参股等现代意义上的合并，造成龙头企业发育不足，辐射面窄，本质上仍是家庭式经营，难以承担连接生产与市场的重任。4.贪大求洋，盲目追求上规模、上档次。示范基地与周围农户现实能力相差甚远，难以带动周围群众。5.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用行政手段推动产业化。有些地方产前大都 采取行政手段强制性派任务、压指标，而产中、产后却很少有人间津，忽视了技术服务和市场开发。针对上述问题，要使农业产业化向新的水平发展，作为地方政府，必须扎扎实实地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提高认识，转变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扶持方式

首先，要深刻把握农业产业化的实质：农业产业化是现代市场农业自我积累、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一种基本经营方式，是多元参与者自愿结成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从发达国家及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成功的典型看，农业产业化在实践中具体地表现为：生产、收购、加工、销售各环节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其次，转变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扶持方式。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已对各国支持农业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从长远考虑，政府对农业，尤其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支持，应加大在农业科技 教育、信息服务、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力度，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从而增加农业综合经济效益。

（二）采取切实措施，抓好三个基本环节

一是要选准主导产品和主导产业。选择开发项目时，要搞好市场调查，进行可行性研究，切忌盲目“跟风”。必须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发展战略及方案，切忌盲目趋同，重复建设。二是要大力扶持龙头企业，不断提高其素质。一方面各级政府在金融、税率等方面给予龙头企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另一方面，要对这些农业企业进行筛选，对要扶持的龙头企业也要坚持技术水平高起点，组织制度要创新，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强化内部管理，使企业逐步发展成为管理水平先进、技术力量雄厚的现代化企业。三是抓好商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商品生产基地的建设是在选准农产品开发项目基础上加大各方面的投入，包括资金、技术、物资、人才等，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开展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

（三）以利益为纽带实现经营一体化，加强风险管理

在发展农业产业化中，不论采取何种形式或模式，一定要正确处理好龙头企业和农户的利益关系，通过合同契约方式，规范约束各方的经济行为，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实现各利益主体的和谐共处，保证一体化经营的稳定发展。

（四）深化农村改革，理顺农村产权关系

一是实行家庭经营企业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使农户经营由传统的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就必须按照企业经营管理手段，对家庭经营实行企业化管理。二是实行集体经济人格化。确立村级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关键是把村集体政治、行政和经济三种职能相分离，各司其职，以免相互替代，村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合法经营。三是实行土地经营市场化。在建立市场经济、农业市场化的过程中，实现土地产权明晰化、经营市场化，无论是解决人地矛盾，还是实行土 地适度规模经营，根本的是把土地这一重要农业资本纳入市场运行轨道，在更高层次上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五）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先喜市场销售、管理体系

当前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首先，要加强信息网络建设，政府应成为及时向农民传导信息的中心，让农民了解市场需求和行情，引导农户有目的地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其次，要建设完善农产品的市场销售体系，抓好营销队伍的建设及设施的建设。再次，要健全农产品交易规则并确保能够得到执行，使市场有序，并推广“合同产业”、“订单产业”，使农产品流通纳入活而有序的良性轨道，使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由过去那种带着产量找需求转变为以市场需求定加工，以加工需求定生产。为搞好上述改革，清除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农村体制等方面的障碍，还必须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培训教育，以提高农村干部的素质及依法行政和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水平

三、国企改革问题

根据国资委公布的数据，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国有大企业改制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二是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成效显著，三是困难企业关闭破产退出市场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四是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和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等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五是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效果开始显现。对于存在的问题，国资委也作了相应概括：一是一些国有企业改制程序不规范，二是管理层收购（MBO）不规范，三是国有产权进场交易不规范，四是对改制后的企业跟踪指导监督不够。与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问题看起来并不严重，国资监管机构只需要严加监管、规范运作就可以解决了。本文认为，国企改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远非如此，治标不治本，很有可能导致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直接威胁到国民经济整体的健康、安全发展，这一点在国内外都是有前车之鉴的，这也是笔者多年来一直

困惑和不断思考的问题：

关于国企改革的成就，特别是三年脱困目标的实现问题。勿容置疑，三十多年来国企改革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同时一些不和谐现象的存在，又让人对有些具体指标感到不解。一方面，不少国有企业在改革，在剥离，在上市，在盈利，继而ST，＊ST，再继而退市甚至破产；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债务缠身，依法破产和政策性破产项目经常发生，特别是一些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职工下岗，群体上访事件不断。实际上，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的束缚下，积累、遗留了大量历史问题和潜亏挂帐，2004年国资委成立以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所辖中央企业全面进行清产核资，经过整整一个的时间，中央企业共计清查确认各项损失总额3521.2亿元，基本与三年脱困工作最后一年全国重点大中型企业实现的利润相当。

关于增强国企市场竞争力的问题。目前，在我们中央企业的序列里再也看不到国家电力公司的身影了，剩下的是南北电网和五大电力；曾几何时，中国航天变成了航天

一、航天二；除了中国移动，又有了一个中国联通，移动、联通共享的也只是中国市场上的移动通讯市场这一杯羹；而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后来又在重复移动和联通的故事，共同来分享中国市场的固定电话业务。当然，监管机构这样做的理由很充分，分拆是为了营造竞争环境，达到避免垄断、提高科技进步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目的，这样做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比如，美国政府以涉嫌垄断不利于技术进步为由而分拆微软公司案，但美国政府毕竟不是微软的投资人，分拆微软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垄断，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和维护国家利益，至于微软公司会不会因此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破产，这不是美国政府所关心的事。但如果我们非要生搬硬套这种国际惯例来分拆我们的国有企业恐怕就不合适了，无疑是在国内形成自相残杀的格局，削弱他们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2004年，笔者有幸随团与国资委业绩考核局的同志们一起考察了德国与匈牙利两国的国企改革情况。在德国，只有一个国有电信、只有一个国有铁路；在匈牙利，也是只有一个电力集团公司，下辖所有与发电、电网、电力进出口及其它上下游业务相关的全部企业。在这两个国家中，市场竞争是自由的，其它个人和企业也可以设立电信公司、经营铁路或建设电厂，但在同一个国家中，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的只有国有的那一个，国家可以对其进行改制，但绝不分拆。

关于推动国有企业品牌战略的问题。品牌战略是一个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企业安身立命的基础。美国人很有商业头脑，一杯可乐可以占据世界上任何一个饮料商店和流动冷饮车，一只炸鸡和一个汉堡可以引领世界快餐业的发展方向；韩国政府坚决抵制日货和其它进口商品，节衣缩食也要搞出自己的民族品牌，结果他们成功了，重工业有现代，高科技有三星。相比之下，我国国有企业对企业品牌的保护意识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特别在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与保护民族工业方面考虑得不是很周全，以至于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部分行业几乎完全依赖外商投资和外国企业品牌，使中国内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缺乏核心技术的组装工厂，形成一大批“空心”企业集团，一旦外资和技术抽逃，我们的部分重要产业就有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从而成为继巴西、阿根挺等南美国家经济发展大幅衰退的第二个典型。看一看我们行驶在大街小巷、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上海变成了桑塔娜和帕萨特，红旗变成了奥迪，东风变成了雪铁龙，长安变成了福特马自达，广州引进了本田，北京引进了现代，沈阳引进了宝马等等，我国民族汽车的品牌在哪里，汽车产业的前景又在哪里？再来看一看电子产业，长虹、牡丹、康佳牌的彩电和中兴、联想的手机已难觅踪迹，而松下、东芝、索尼、西门子、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等洋品牌在中国都有生产基地。这些外资企业到中国投资办厂，看上的就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一旦另有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生产资料的价格比中国更低，他们就会迅速将投资转移。

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国企改革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五大明确要求的，近二十年以来，我国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改制了一大批的国有企业，但其中相当部分企业只是翻个牌子罢了，有的是集团企业内部按照上级要求相互参股作个形式而已，有的直接改制成立国有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至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的情况也是众所周知。在德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是财政部门直接运作的，股份公司只设监事会，监事会成员禁止进入企业的经理班子，同时，监事会成员中必须含有一名以上的知名管理专家或技术专家。在匈牙利，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由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后更名为匈牙利国有资产私有化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的，在上世纪90年代初，该委员会拥有从政府官员转变而来的职工2000多人，管理着全国大大小小1859个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总量约1.7万亿福林。经过15年的努力，到2004年6月，全国只剩下国有企业154家，国有资产总量约0.8万亿福林，企业户数减少近92%，资产减少约50%，委员会职工已不足200人。其中，在匈牙利实施私有化的过程中，绝大部分国有资产被外国人买走，只有18%被匈牙利人自己买下，其中4%退给原来的业主、2%被企业经理购买，但农、林、牧业则由国家完全控制，对于个别特殊企业，国家只参一股（即：所谓具有绝对决定权的“黄金股”）。在我国，对于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府明确要求企业的党委书记要依法进入董事会，企业的总经理或党委书记很可能就是董事长，其它董事往往都是由企业的副总经理、副书记担任，有时则从科研院所请个挂名的独立董事；对于监事会，也都是由企业纪委书记及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担任，并选举或者内定一个职工代表加入。对比分析，我国企业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很难做到切实、充分发挥法律赋予其的应当担负的职能。

导致上述问题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很多，但根本因素主要三个：一是观念因素的影响。前已述及，在国企改革的争鸣阶段，虽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决定，但制度创新很难推进，争论的问题很多，但核心焦点只有一个，就是国有企业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的企业制度？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有一句最关键的话，就是“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从理论观念方面，压倒一切地解决了“姓公姓私”、“姓资姓社”的问题，使国企改革在2001年以后实现了突破性进展。

二是体制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国企改革，长期以来没有一个具体的研究政策、执行政策和跟踪监管的部门，多头管理，各行其令，所谓九龙戏水，婆婆成堆，使企业无所是从。国资委的成立和相应配套监管制度及相关措施的出台，令许多行政官员、企事业单位和研究学者欢欣鼓舞，认为完善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已经建立，国企改革有法可依、有司负责了。但是，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的特设机构，在国企改革中既非运动员，又非裁判员，要将国有企业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国资委仍然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三是素质因素的影响。国企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和环节，也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和人员，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涉及到权力和利益在相关人员和团体之间的再分配问题，二是企业改革后高管人员的胜任能力问题。第一个问题，虽然有无数如孔繁森、牛玉孺等那样的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但毕竟还是有些干部将自己的乌纱帽和既得利益看得比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还要重；这第二个问题，就是国民的文化教育素质问题，相当部分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领导没有受过系统化、专门化的高级管理培训。这也是国资委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中央企业高管人员的主要原因。解决问题的途径及建议

一是在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上，给各级国资监管机构以更大、更宽的权力。作为国务院和各级政府部门“特设机构”的国资委，应该是推动、组织和实施国企改革的牵头部门，彻底扭转国资委既非运动员，又非裁判员的尴尬局面，企业是运动员，国资委是教练员，市场才是真正的裁判员。在国家大的宏观政策指导下，国资委可以全权处理国企改革事宜，如同德国和匈牙利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管理公司一样，国有企业改革完成，国资委使命便宣告终结，其人员可以进入企业董事会、经理层，也可根据需要调到财政部门工作，而此时的国有资产管理

个人外汇政策解答 篇6

1、区分境内个人和境外个人的身份证明是什么？

答：境内个人的身份证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含临时身份证、带有身份证号码的户口簿）、军人身份证件、武装警察身份证件。境外个人的身份证明是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2、个人总额内购汇、结汇，能否委托他人办理？

答：个人总额内购汇、结汇，不能委托他人办理，但可以委托其直系亲属代为办理;超过总额的购汇、结汇以及境外个人购汇，可以按《细则》有关规定，凭相关证明材料委托他人办理。

3、境外个人将原兑换未使用完的人民币兑回是否包括境外汇入的外汇和携入的外币现钞？ 答：原兑换外汇仅指携入的外币现钞和旅行支票。

4、个人与其直系亲属的外汇储蓄账户资金划转是否要求提交双方身份证件原件？ 答：个人与其直系亲属的账户资金划转应提交双方身份证件原件。

5、境内个人和境外个人外汇储蓄账户间资金划转如何办理？

答：境内个人账户当日累计划出等值5万美元以下（含）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5万美元以上的凭经常项目项下有交易额的真实性凭证办理。境外个人账户资金划出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

6、本人外汇结算账户与外汇储蓄账户间资金能否划转？

答：本人外汇结算账户与外汇储蓄账户间资金可以划转，但外汇储蓄账户向外汇结算账户的划款限于划款当日的对外支付，不得划转后结汇。

7、现钞户和现汇户的管理还有差别吗？

答：对于这个问题，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从外汇管理角度讲，个人非经营性外汇收付，可凭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银行开立外汇储蓄账户，不再对现钞户与现汇户实行不同的外汇管理政策，在账户资金存入、结汇、汇出、境内划转、提钞等方面实行统一的监管标准。另一方面，从银行经营角度讲，由于现钞和现汇的运营成本不同，银行可能仍会对储户区分钞户和汇户，采取不同的收费标准或买卖价格，这属于银行自身的商业经营行为。

8、哪些个人结售汇业务不纳入个人结售汇系统？

答：通过银行柜台尾零结汇、转利息结汇等小于等值100美元（含100美元）的结汇；个人售汇不管金额大小均要录入系统。

9、如何运用个人结售汇系统中“撤销”和“修改”功能？

答：在个人结汇交易中“撤销”、“修改”功能只针对当天的结汇交易，即只能对当天的结汇交易进行“撤销”、“修改”。其中身份证号、结汇资金属性录入错误或此交易取消时，应使用“撤销”功能，再将正确信息重新输入，除此之外均可使用“修改”功能直接修改错误项。在个人购汇交易中“撤销”、“修改”功能可 以用于当天的结汇交易或隔日以上的交易撤销、修改。

10、个人结汇交易的“冲正”功能如何操作？

答：冲正主要是针对非当日办理的结汇交易进行修正，具体操作是：身份证号、结汇资金属性、金额或币种录入错误，均应先“冲零”（金额项输入原金额的相反值，其他项与原值一样），同时在备注栏写明冲正原因及原错误交易流水号。之后重新输入一笔正确的信息。

11、直系亲属包括哪些范畴？ 答：直系亲属指父母、子女、配偶。

12、哪些凭证可作为直系亲属关系证明？

答：直系亲属关系证明指能证明直系亲属关系的户口簿、结婚证或街道办事处等政府基层组织或公安部门、公证部门出具的有效亲属关系证明。

13、个人结售汇系统中输入境外个人的护照号注意事项？

答：要输入Passport No.（或Passport Number或Number of Passport）下面的完整号码，系统会在该号码前自动加上国别代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最后号码如为顺序码，即仅用以表示该人通行证换领次数的话，银行证件号码录入时不需录入该顺序码。具体说，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录入前9位号码（含第1位字母），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含91版、97版）录入前8位号码。

14、如何处理个人结售汇系统中境外个人姓名栏不够录入全名？

答：境外个人姓名大于系统设定的字符，在姓名栏依次输入姓名至满格，同时在备注栏注明境外个人姓名全名。

15、个人结售汇系统的资金形态如何判断？

客户手持现钞结汇的选“外币现钞”；西联汇款等不入卡(折)的个人汇入汇款直接结汇选“汇入资金”；不管现钞或现汇性质，只要是存在卡(折)、存单等帐户里面的资金结汇均选择“帐户资金”。

16、个人结售汇系统的资金属性如何判断？

税收政策热点解答 篇7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4号) 第四条规定, 企业对房屋、建筑物固定资产在未足额提取折旧前进行改扩建的, 如属于推倒重置的, 该资产原值减除提取折旧后的净值, 应并入重置后的固定资产计税成本, 并在该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的次月起, 按照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 一并计提折旧。如属于提升功能、增加面积的, 该固定资产的改扩建支出, 并入该固定资产计税基础, 并从改扩建完工投入使用后的次月起, 重新按税法规定的该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计提折旧, 如该改扩建后的固定资产尚可使用的年限低于税法规定最低年限的, 可以按尚可使用的年限计提折旧。

问:企业购买设备提取的预计净残值比例可否自行确定?

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 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 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一经确定, 不得变更。

问:企业2007年取得的返还土地出让金收入, 是否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补贴收入征税等问题的通知》 (财税[1995]81号) 规定, 企业取得国家财政性补贴和其他补贴收入, 除国务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计入损益者外, 应一律并入实际收到该补贴收入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企业2007年取得的返还土地出让金, 属于财政性补贴收入, 但国务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于返还土地出让金应该计入损益未明确, 没有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相关文件规定, 因而应该按照财税字[1995]81号文件规定执行, 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某房地产企业因国家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形成损失, 如何在税前扣除?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的通知》 (国税发[2009]31号) 第二十二条规定, 企业因国家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而形成的损失, 可作为财产损失按照有关规定税前扣除。

问:公司委托外国企业进行的技术检测支出, 是否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 应当就其所设机构、场所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以及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 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 该公司委托的外国企业如在中国境内进行技术检测, 则视同设立机构场所, 由外国企业自行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八条规定, 对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取得工程作业和劳务所得应缴纳的所得税, 税务机关可以指定工程价款或者劳务费的支付人为扣缴义务人。《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六条列明了可以指定扣缴义务人的情形。因此, 如符合一定条件, 也可由税务机关指定该公司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如全部技术检测服务均发生在境外, 则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问:外商投资企业以前享受过“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 经营7年后要注销, 是否需要补缴税款?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原有若干税收优惠政策取消后有关事项处理的通知》 (国税发[2008]23号) 规定, 外商投资企业按照《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 2008年后, 企业生产经营业务性质或经营期发生变化, 导致其不符合《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条件的, 仍应依据《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补缴其此前 (包括在优惠过渡期内) 已经享受的定期减免税税款。各主管税务机关在每年对这类企业进行汇算清缴时, 应对其经营业务内容和经营期限等变化情况进行审核。

问:中国公民在境外博彩所得, 是否缴纳个人所得税?

答: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1年的个人, 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 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 偶然所得是指个人得奖、中奖、中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因此, 中国公民在境外博彩所得, 应按偶然所得应税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适用比例税率为20%。

问:企业由于投资者投资未到位而发生的利息支出, 能否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投资者投资未到位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企业所得税前扣除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2009]312号) 规定,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 凡企业投资者在规定期限内未缴足其应缴资本额的, 该企业对外借款所发生的利息, 相当于投资者实缴资本额与在规定期限内应缴资本额的差额应计付的利息, 其不属于企业合理的支出, 应由企业投资者负担, 不得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具体计算不得扣除的利息, 应以企业一个年度内每一账面实收资本与借款余额保持不变的期间作为一个计算期, 每一计算期内不得扣除的借款利息按该期间借款利息发生额乘以该期间企业未缴足的注册资本占借款总额的比例计算, 公式为:企业每一计算期不得扣除的借款利息=该期间借款利息额×该期间未缴足注册资本额÷该期间借款额。企业一个年度内不得扣除的借款利息总额为该年度内每一计算期不得扣除的借款利息额之和。

问:2010年度, 某公司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取得的社会保险补贴、职业培训补贴和岗位用工补贴, 是否缴纳企业所得税?

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87号) 规定, 对企业在2008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 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 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 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1.企业能够提供资金拨付文件, 且文件中规定该资金的专项用途。2.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3.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财政性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理后, 在5年 (60个月) 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 应重新计入取得该资金第6年的收入总额。重新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发生的支出, 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综合上述规定, 如果某公司是从县级 (含本级) 以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取得上述财政性资金, 且同时符合上述文件规定的不征税收入三个条件的, 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但是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形成的费用以及资产的折旧、摊销不得税前扣除。

问:企业员工服饰费用支出如何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4号) 第二条规定, 企业根据其工作性质和特点, 由企业统一制作并要求员工工作时统一着装所发生的工作服饰费用,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 可以作为企业合理的支出在税前扣除。

问:创业投资企业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

答:《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 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七条规定, 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 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 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 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的管理办法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9]87号) 要求执行。

问:预约定价管理适用于哪些企业?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国税发[2009]2号) 规定, 预约定价安排管理是指税务机关按照所得税法第四十二条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规定, 对企业提出的未来年度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进行审核评估, 并与企业协商达成预约定价安排等工作的总称。预约定价安排一般适用于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企业:1.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在4000万元以上。2.依法履行关联申报义务。3.按规定准备、保存和提供同期资料。

问:航空企业实际发生的飞行员养成费、飞行训练费、乘务训练费、空中保卫员训练费等空勤训练费用, 能否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4号) 第三条规定, 航空企业实际发生的飞行员养成费、飞行训练费、乘务训练费、空中保卫员训练费等空勤训练费用,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 可以作为航空企业运输成本在税前扣除。

问:企业从政府取得的奖励、扶持资金是否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

政策的执行力问题 篇8

一位朋友通过种种关系终于获得了一笔创新基金，事后他说“这个钱好，不用还。”这种心态让人警醒。正巧，近期参加了好几个政府层面的座谈、研讨活动，一方面代表创业者感受到了政府政策对科技创业的强力支持和战略倾斜，另一方面却发现，以“科技兴国” 为战略前提的众多政府政策在诸多的执行层面，的确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市场经济的深化和氛围的形成，使新兴科技企业体制民营化、股份制得到普及。灵活的机制让相当一部分企业处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高速成长当中。然而，我们的诸如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创新基金的拨发等重要鼓励、扶持政策，在具体工作的开展中，却仍然采用着姜太公钓鱼的方式，守株待兔地企图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自己应该扶持、关注、关心的群体，缺乏主动的、服务的强烈意识和行动，缺乏一套吻合市场经济体制需求的，行之有效的发现、评估体系，停留在看报告、写材料的层面来开展工作。

如果一个亿的扶持资金不能百分之百地到达正确的区位和终端，就应该而且必须拨出其中的一部分比例解决“到达”的问题，解决准确率问题。不只是汇报、材料、申报，还要评估、调查，还要数据、跟踪，还要市场意识和服务意识。否则，我们连浪费了多少都不清楚，都无法计算，都找不到浪费的原因。让一个良好的政策、一件鼓舞人心的举措，令人感动的只是媒体上的报道，落实到终端却徒剩感伤。

准确率问题也就是执行力问题。也许当我们涉及到执行力问题时，马上会滋生出许多其他的相关问题：比如执行人的水平、意识问题，比如执行层的机制和体制问题，比如执行时的投入产出问题。但不论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都必须正视并立即着手解决，问题是绕不过去的，绕过去了就会随之出现更大更多的问题。

从另一层面讲，我们的创业者、企业家尽管对环境政策有着更多更急切的期盼，但他们始终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创业和企业经营上，因为一旦走上这条路，他们便与风险依存着，拼搏着，时刻都面临着失败的威胁。我们说他们是新经济时代最可爱的人，一点都不为过。可我们习惯关注他们个人的财富，从不过多关注他们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作为政府、政策，现今这个时期，对他们这个群体怎么倾斜、扶持都不为过。但在倾斜扶持中，如果我们的执行力不够，仍然把一项无可挑剔的政策演变或沾染上了官僚习气，有意无意残留着老爷作风，进而因为这样不到位的执行，不但起不到支持扶持的作用，反而产生许多负面的影响，以一带十，伤及无辜，那就和我们政府、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