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困境论文

道德困境论文（通用10篇）

道德困境论文 篇1

一种过度自由, 不受约束的自由媒体已经被认为违反职业操守。英国斯勋爵在2008年指出, 太多的言论自由不会一直给社会带来利益。在一篇文章中, 他提出那种奉承新闻独立和自由的小报会威胁到私人生活和自由。

斯勋爵 (2008) 指出, 这些年, 这些小报日益侵入, 不再只是曝光高层的腐败和无能, 而是以明星的私生活和丑闻愉悦读者。

尽管对审查制度有了批判。一些专家指出新闻媒体自由的同时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在1947年, 美国国会关于新闻自由有如下描述:

现代媒体本身就是一个新的现象。它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它自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大众传播机构。它可以传播思想和讨论, 也可以扼杀它们。它可以推进社会文明的发展也可以阻碍其发展。它可以使人类庸俗化和低俗化。它不经意间就能威胁世界的和平。它可以突出一个新闻和其重要性, 也可以使其意义全无。它可以使社会的某种情绪高涨, 自满, 盲目, 口不择言以及维护空洞口号。媒体的影响范围和力量日益增进。作为传播的工具, 它使谎言传播的越来越快越来越远。远远超过当初美国修正案里维护言论自由的先辈们的想象。

2001年, 斯勋爵指出新闻伦理是无法严格定义边界的概念, 新闻伦理只有在特定的限制下可以被定义和理解, 在一些情况下不是一个严密的规章制度体系, 所以也许会不符合逻辑和简单的程序应用。

每组的调查人员在不同的背景下追踪同一事件, 这样形成的道德伦理守则是有问题的, 尽管某些标准基本上被接受。目前, 对调查人员行为的法律规定很清楚, 但涉及伦理方面就很难抉择。伦理, 是来判断对与错的, 标准则是用来判断某种特定行为的哲学原理。任何决策是否符合伦理取决于用于做出判断的伦理框架优先采取的价值观。新闻工作者和编辑所作的决定取决于谁是这次报道的受益者。 (Waisbord, 2001)

在这一方面, 在新闻界利用一些小道途径获取信息受到谴责的同时也被认为是合理的。争辩通常发生在公众利益和个人隐私的边界处。比如, 英国媒体投诉委员会一方面承认这种不正当的途径是要受到谴责的, 另一方面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是可行的。公共利益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在面对道德窘境的时候这种守则能强调其重要性。

守则规定, 媒体不能获取和发布利用摄像头和监听器得到的信息, 或通过拦截私人电话和手机, 短信息和邮件;或通过未经授权删除的文件, 图片;或通过电子渠道获取未经同意的私人信息。

守则还补充, 误传和不正当途径包括通过代理或中介, 在涉及公共利益, 或者信息通过其他途径也不能获得时, 被视为是可行的。

因此, 在某些情况下, 不正当途径比如窃听是受到谴责的, 但是从新闻学意义上讲是可以的。核心问题是公共利益, 但是在一些情况里, 它又是一种模糊概念。公认的新闻伦理规则仍然是没有的。也许这种有价值的观念是模棱两可的, 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定位, 这也是Ward (2001) 关注的一个问题。

他提出, 在全球伦理的拥护者中存在争议。一方面, 是否伦理学家需要在所有的新闻工作者或所有人中确认一个全球性的价值观。另一方面, 这种全球性的价值观是否存在。恰当的说, 全球化的当代世界需要一种更道德的声音, 也是新闻记者的核心, 因为在这个技术先进的年代, 这种声音正在被遗忘。

新闻媒体在一个彻底多元化全球化的环境中, 这种环境使得新闻报道有着深远持久的影响, 不管这个影响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新闻报道, 通过卫星和网络传播到世界各地, 从而影响政府行为, 军事行动, 人道主义机构以及各种族的活动。在这个世界里, 需要一种负责任的道德观, 这样可以把世界各国、各宗教、各种族人民聚集在一起。 (Ward, 2001)

竞争和伦理窘境

研究表明在英国小报报纸的报道发行量高于大报报纸。这些报道包括很重大的经济问题, 政府和国际性问题等等。在这个多媒体相互竞争激烈的时代, 从有线数字电视, 网络媒体, 到广播等, 报纸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独家性和敏感性话题, 以制造轰动效应, 这都可能导致不道德的新闻报道突破某个尺度和高度, 而目的是为了保持小报的巨大发行量。

David曾在Outcomes (2004) 中撰文指出在英国小报比大报更成功。

比如, 太阳日报 (Sun) 的市场份额仍在英国市场占有率超过25%, 这意味着每四份报纸售出中就有一份是太阳日报, 而其他那些报纸包括大报报纸, 都是Sun的副本。如果把所有小报的市场份额都计算在内, 这个比例将会接近75%。如此难以置信的成功是一直努力奋斗的结果, 也不会轻易放弃。 (Yelland, 2004)

Yelland指出, 《时代》和《独立》都是大报报纸, 发行量分别是620870和228174。小报报纸比如《太阳日报》和《每日邮报》, 发行量分别是3336322和2346229。

有一段时期, 报纸的发行量不甚乐观, 所以大报报社的反应是寻找能使报纸更有吸引力的对策, 于是一些大报也开始采用小报的做法和策略。

Greemslade (2003) 指出, 为了应对日益下降的销售业绩和竞争, 编辑发展新策略扩大观众范围和报纸高的发行量。

一直以来, 大报报社的核心成分是新闻, 分析和评论。当这些部分都逐渐扩大自己的范围来制作各种专题, 而这种趋势在90年代早期更是加速发展, 使用色彩鲜艳的头版标题, 而过去这种做法不会用在严肃和品质新闻的制作上。

这种变化受到很多评论家和一些老员工的抨击。他们认为大报报社抄袭小报才会导致发行量的下降。

大报编辑因为放弃报纸的公共服务职责被指责, 比如减少国际新闻数量, 削减对国家议会的报道, 增加了专栏作家和评论员的数量, 大量使用大幅彩色照片, 大色块字体标题。一些小报常用的做法, 比如带有偏见的报道, 不再维持中立态度现在都在大报上可以看到。 (Greenslade, 2003年)

迄今为止都很严肃的新闻媒体中, 读者在报业萧条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报纸为满足大众需求而存在是可以理解的, 在议程设置理论中, Mc Comb和Shaw指出, 在选题和报道中, 编辑, 编辑部员工和广播公司在塑造政治现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读者不仅了解到给定的话题, 并能从新闻的信息量和地位知道这则报道的重要性。

他们指出媒体具有议程设置功能, 并提到媒体会影响公众对于重要问题的优先思考和什么是他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关于媒体对公众讨论话题的选择和对公众应该思考和讨论什么有一定的影响, 基于这一现实, 议程设置的理论很清楚。可想而知, 在设置议程中, 媒体在努力满足公众的期望。

大规模应用的议程设置的理论不一定能完全适合目前的语境, 因为, 人们考虑的话题, 与报道的重要性和形式相关联而不是首要的政治话题。然而, 考虑议程设置的原则是有意义的。这个理论的前提是, 新闻媒体在读者考虑问题的决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这不能在政治公共领域引起争议, 政治报道的泛化和重要问题方面, 可能无法在一个新兴的和有影响力的社会公共领域完全适用, 这些领域的影响力并不亚于政治领域。

《世界新闻报》违反职业操守后破产, 被视为不道德媒体的失败案例。实力雄厚的传媒实体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团体成立于1843年, 于2011年因一系列的批判和记者利用窃听电话盗取并公布信息的丑闻而破产。

在2011年, Esther Addley在Guardian中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中提出, 尽管该报纸的信条中写到“我们相信事实, 我们坚持维护的就是无畏的真相”, 就是这样一份报纸发布的却是让人浮想联翩的新闻, 充满感官刺激的或是只关心性丑闻的内容, 这些成为商业成功的利器。

分析

事实是, 小报报社遥遥领先的报道发行量超过大报报社, 却可以推论出以下结论, 公众才是确定报社策略上起重要作用的角色。读者的喜好也会确定报纸的议程, 因为关于媒体的内容, 读者的喜好是很重要的。

很多小报比如Rupert's Murdoch's曾经昏黄但现在已经不存在的《世界新闻报》, 密切关注公共议程没有被关注的方面, 这也是保持其高的发行量的关键。

在区分报道自由的权利和新闻伦理的关系中, 传奇的《世界新闻报》提出了许多问题。应当把《世界新闻报》看成是这是少数记者行为不端的后果?还是不受伦理约束的出版社放弃对正义的追求和正确的价值观而导致的?

未来仍可能存在这种问题。什么才是构成新闻自由的关键?仅仅是思考和言论的自由吗?审查制度形式的自由或者政治操作的自由?记者真诚而不是虚伪扮演舆论监督的角色?新闻媒体是动力的推进器, 抑或是高效和广泛的公民论坛?或者是独立而负责的执行其职责?

新闻媒体的自由, 也许没有确定的含义。它始终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只能在适当的语境中找到答案, 这些语境包括规范、道德和伦理。虽然新闻自由对民主原则很有吸引力, 但在伦理和道德发生矛盾时却很难得到认可。

新闻自由是道德的和负责任的新闻记者;新闻自由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具备伦理的脉搏。如果这个脉搏停止跳动, 作为新闻重要作用的自由言论和或其他所谓的自由将会大大受损。

因此尽管在某些司法辖区, 政治审查制度仍然是自由言论的一个障碍, 全球化的新闻媒体正在迅速降低这些障碍, 旧范式的力量将会退化和萎缩。

结论

根据英国的情况来看, 小报因其往往无事生非、追求轰动效应的报道风格, 通常对道德伦理问题不甚敏感。

互联网带来的竞争和因此造成的发行量减少, 似乎已经在迫使一些大报屈尊而采取通常只有小报才会采用的策略, 为的是保持盈利, 避免亏损。

新闻道德的规则并无明确定义, 这一事实有时候为新闻行业的主管部门出了难题, 后者正在试图为新闻从业人员设定恰当的道德伦理标准。

摘要：媒体号称三权鼎立政府的第四根支柱, 应当在提供信息、教育宣传、娱乐大众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媒体的另一个任务是帮助确保政府行为的方方面面均受到问责制度的监督。多年以来, 报纸——构成大众传媒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互联网和新闻网站的崛起而带来的挑战。在一些发达国家中, 小报继续繁荣兴旺, 而大报却纷纷面临发行量缩水、收入减少的局面。本文《小报的道德困境》主要以英国为背景, 分析了一些小报触犯道德伦理底线的案例。本文的目的是探究究竟什么才是推动小报发行量的真正因素, 以及经济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整个行业的道德伦理问题的。本文对各种文献进行了分析, 以追踪英国小报的流行趋势。本文认为, 小报屡屡触犯道德底线, 部分的原因是受小报风格的制约, 即小报所报道的新闻的类型, 同时也因为新闻道德本身缺乏普世接受的标准和界定, 因此围绕伦理问题总是争议不断。本文的结论是:现代报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于如何在面对来自互联网的激烈竞争的局面下维持较高的道德标准。

“空巢老人”的困境是道德的困境 篇2

——党的十七大报告

2010年6月27日，爱心敬老院，76岁的李素琴老人以不赡养老人为由把儿子告上了法庭。敬老院的工作人员称李素琴老人的儿子自从把她“寄放”在敬老院之后，就再也没来看望过老人。每次打电话来联系都说工作忙，明天就来。可是明日复明日，这一下子就过了半年之久。李素琴老人也变得越来越忧郁了。无奈之下，她决定把自己的儿子告上法庭，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经过法院工作人员的调解，最终李素琴老人的儿子接回了自己的母亲，并保证以后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也一定照顾好母亲，尽好孝道。

目前，老人们需要很多的关心和爱护，需要用立法等手段来进一步保障老年人的利益。

伴随着新老年法草案的推出，尤其是草案中将子女应“常回家看看”的内容写入条文，并增加了“精神慰藉”等，热议声此起彼伏。

去年，某区法院受理了这样一个案件。

李延安老伴去世后，儿子工作繁忙，几乎很少来看望老人。在一次社区组织的太极拳比赛中，李延安认识了王淑玉，得知王淑玉的婚姻生活很不幸，丈夫经常酗酒后对其和孩子进行殴打。于是，李延安经常开导王淑玉。两人十分投缘，经常一起聊天。

可是，没过多久，李延安患上了癌症。王淑玉很难过，自愿提出照顾李延安。李延安的儿子觉得王淑玉和父亲原本就是朋友，而且很投脾气，非常适合照顾病重的父亲，就雇佣了王淑玉。

王淑玉搬到了李延安家里，承担起了保姆的责任，虽然是保姆，但王淑玉却像亲人一般尽心尽力地照顾着这位病重的老人。

不久，李延安去世了。王淑玉在其枕头下发现了份报恩遗嘱：“感念王淑玉对我好，在我患病期间周全照顾，她是个好人，也是个可怜的人，为感谢她，我自愿将我的一套住房和房内的财产全部赠给她，任何人不能干涉。”

王淑玉的丈夫和儿子知道此事之后，都不能原谅她，把她赶出了家门。李延安的儿子得知后，十分气愤，“王淑玉不过是我雇请的保姆，充其量也不过陪我爸过了一年多，凭这些就可以要房子?”

无家可归的王淑玉没有办法，欲求助于法律讨回公道。

遗产赠保姆，法律可以支持，遗产赠第三者，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王淑玉在这份报恩遗嘱里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保姆，还是第三者?介于两者之间的她，又如何在法律上寻找到平衡点呢?李延安老人的遗嘱又是否有效呢?

由“空巢”家庭老年人引发的问题再一次出现了。

“空巢老人”，一般是指子女离家后的中老年夫妇。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我国1.67亿老人中，有一半过着“空巢”生活，独守“空巢”的中老年夫妇无人照料，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由于目前社会“空巢老人”增多，“常回家看看”被列入了“老年法草案”。草案在“精神慰藉”一章中规定“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更加注重了老人们的精神世界，这也是老年法草案最突出的亮点。

律师点评

魏位山东岛城律师事务所

当今社會“空巢老人”的现象愈加凸显，子女由于工作、学习、结婚等原因而离家后，独守“空巢”的中老年夫妇无人照料，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上述案中李延安老人生前留下的遗嘱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分给王淑玉的行为是否有效呢?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根据该条法律规定，王淑玉对李延安生前悉心照顾，李延安怀着对王淑玉报恩的心立下了该份遗嘱，自愿处分其个人财产赠给照顾自己的王淑玉，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人不得干涉，包括李延安的子女，故王淑玉要求受赠财产请求诉诸法律会得到支持。通过这则案例也折射出当今社会，“空巢老人”这样一个群体，如今面对更多的是无奈，我们在赞扬王淑玉照顾老人的同时，是否也该问一下作为“空巢老人”的子女，我们又做到了些什么?

本刊视点

“常回家看看”，本是人之常情，更是儿女对父母的基本义务，但对大量“空巢老人”而言，却变得越来越奢侈，于是一曲《常回家看看》唱红了大江南北。说实话，这支歌旋律一般，歌词很婆婆妈妈，但却一炮走红，其神奇的魔力何在?显然，缺少亲情和温暖的老人太多，在空巢中四顾无侣的老人太多，这是一种共同的疼痛，于是一首寻常的歌，似乎成了“冬天里的一把火”。

“空巢老人”的困境，是道德的困境，更是文化的困境。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生尚不足百年，“百年树人”是什么意思?其实，它指的是一个文化建设周期。文化生态一如自然生态，一种良性循环的形成，需要一个很长的积累过程，所谓五代才能培养贵族，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所以，要想弄清楚我们当下的道德文化困境，有必要梳理一下百年来的历史风云。

传统的父子关系，最形象的范本是《红楼梦》，贾宝玉跟贾政的关系，形同鼠猫，即使贾政心情不错对儿子很满意时，也动辄就是一声“畜牲”的断喝。更极端的例子则是“郭巨埋儿”：面对饥馑又要恪守孝道，郭巨的解决之道是“埋儿”。显而易见，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时，“尊老”与“爱幼”火拼，结果郭巨做了坚定的父母党。不过，这种看似轻松的道德选择，其实已经埋下了更深的哲学悖论：如果埋了儿子，还有未来吗?因此，对以忠孝为基础的传统伦理，曾有学者概括为“杀子文化”。

新文化运动，是西学东渐背景下的觉醒与启蒙，本质上是对“杀子”的清算与反扑，对此，《家》是不错的注脚，年轻人追求个性自由与离家出走，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诉求。不过，相对于更迫切更棘手的民族独立与革命，涓生与子君的矛盾纠结，显得太小资太轻飘甚至是无病呻吟。这是个血与火的时代，斗争始终是最高亢的主旋律，所以传统伦理很快就代之以革命伦理，到文革时期学生斗老师，或者儿女宣布脱离家庭关系，便不仅是反传统伦理，甚至已经反生物学。

根本的游戏规则受制于文化哲学。我们面对的是文化的重建。几年前，曾经有一位父亲要去少林寺习武，因为他在儿子的拳打脚踢之下已经度日如年，他想学一身武功好制服那个忤逆不孝的儿子。这种啃老虐老的语境，是极具讽刺意味的，那个古老的“杀子”，这会儿就回到了“杀父”，转了一圈，只是完成了一次“换岗”。

分析人力资源管理的道德困境 篇3

1.招聘过程中的道德困境

招聘是人力资源管理一个重要模块，没有有效的招聘环节，企业无法获得合适的人才，最终影响其生存发展。提起招聘中的道德困境，似乎可以发现，我们身边存在很多这样的.例子。作者认为，这种道德困境主要可以从两方面分析。

首先，从企业角度，最常见的便是招聘歧视现象。招聘歧视是指企业在招聘信息中发布的具有歧视、不公平性质的任职要求，出现最普遍的招聘歧视信息主要包括性别歧视、地域歧视和健康歧视。性别歧视主要是对女性求职者的歧视，比如，有的企业在招聘某些职位时，会在招聘启事中明确注明只要男性。而有的企业，虽并未在招聘信息中明确表现出对性别的歧视，但是在后续的笔试、面试过程中，会出现对女性求职者的不公平对待。地域歧视一般是在招聘信息或面试过程中，对城镇户籍或某一地域户籍有明显的偏向行为。至于健康歧视，则主要表现为，对某些不影响工作的健康问题的过分苛求。对于上述歧视情况，从短期利益考虑，企业这么做事希望在招聘及以后工作过程中尽量减少成本。若从长远利益的角度考虑，招聘歧视带来的潜在损失可能要远远超过企业再招聘的成本。

其次，从应聘者角度，目前进行虚假应聘的现象也比较常见，一些应聘者因自身竞争力不强，所以虚报、伪造自身能力，甚至贿赂招聘人员，以达到蒙蔽企业，获取工作的目的。这也使人力资源管理者陷入道德困境。一方面，如果采用各种方法对应聘者逐一甄别，这虽然能很好地区分出应聘者的能力高低，但却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招聘成本，这显然是企业不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如果仅仅为完成自己工作任务，或者企图从中谋取私利，则是对企业的不负责任、对其他应聘者的不负责任。

总之，招聘环节中存在的道德困境主要是由企业和应聘者两方面引发的，而对于人力资源管理者的主要困境在于不同利益的权衡。

2.绩效管理中的道德困境

绩效管理是企业认识现状、促进发展的重要环节。通过绩效管理，企业可以清楚的认识到目前内部员工、职能部门的工作优点、不足，然后选择恰当的激励方式，使得优点继续保持，缺点不断改进，最终使员工、部门的绩效不断提升。

在绩效管理过程中也会存在一定的道德困境。然而，这一困境并不是人力资源管理者直接感受到的。目前我国企业进行绩效管理往往会存在两种现象。第一，“走形式”现象，即企业内部各部门不看重绩效管理，认为绩效管理就是填表打分，对自己业务促进效果不明显，便随意填写。或者碍于面子以及同事关系，所给出的绩效评分偏高，而实际业绩并未如此。又或者出于某种报复、惩罚思想，故意给某人评低分等。第二，过于重视考核指标而忽视其他重要工作的现象。绩效考核无法面面俱到，势必会有所权衡，择其重要工作业绩进行考核，基于此，员工们往往只看重被考核的工作，而忽视了其他未在考核表中表现的或考核比重不大的工作。上述两种情况，均会使绩效管理失去它应有的意义，使企业认识不到自身的缺陷，进而得不到改进，最终使企业利益受损。

3.人力资源外包中的道德困境

人力资源外包是社会分工专业化的一种表现，即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将自己不能或不愿做的业务外包给专门的机构或公司进行。常见的人力资源外包有两种形式，一为职能外包，即将招聘、培训等业务交由专门的招聘公司或培训公司进行;二为人力资源派遣服务，也就是常说的劳务派遣。而在这两种人力资源外包服务中也存在着一些道德困境。

首先，对于职能外包。通过职能外包，本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能够减轻很多工作负担，专心进行其他业务。同时，这也形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委托者希望代理者能全力为自己服务，而代理者则希望付出最少的成本而赚取最多的收益。对于委托企业而言，其道德困境主要存在于对代理公司的选择，如果选择成本低一些的代理公司，但是业务效果可能无法达到最好。如果希望业务效果最好，那么可能就需要支付一大笔成本。对于代理公司而言，则需要在有形收益、成本、以及通过其优质服务而换来的无形声誉之间不断权衡。

另外，对于人力资源派遣服务。一直以来，劳务派遣是解决企业人力资源临时性不足问题的很好办法，然而因为劳务派遣而引起的劳资纠纷也频繁出现。由于劳务派遣人员不同于企业的在编员工，某些企业往往会进行差别对待，造成劳务派遣人员的利益遭到损害。主要表现在薪酬福利方面，比如同工不同酬现象。所以，作为人力资源管理者，在考虑到外包的优势同时，还要全面思考各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

4.道德困境的解决方案

由于上述道德困境的存在，企业乃至社会应该尽力采取解决措施。尽管这些措施的施行往往需要一定的、甚至较高的成本，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成本的付出必定会换回更多经济效益上的回报。作者认为，作为人力资源管理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摆脱道德困境。

第一，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国家对于女性求职者、存在健康问题的求职者就业以及劳务派遣人员工作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为人力资源工作者首先应该熟悉、了解这些法律条款，然后将其具体运用于自己的工作之中。不论是招聘，还是雇佣劳务派遣人员，都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规定，避免出现违规情况。

第二，权衡企业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

回顾这些道德困境，很多都是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冲突造成的。企业在运作过程中更多注重的是短期的利益，因为短期利益能够很快地变成经济利益，这是企业能够真实看到的。然而，长期利益往往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哪怕最终可能获得很高的经济利益，企业往往也不愿意为不确定的收益而不断地支付成本。由于企业对人才投资的回报不确定性更大，所以作为人力资源工作者应该学会权衡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

第三，普及全员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不仅仅是人力资源部的工作，而是企业各部门都要进行的一项工作。人力资源部有义务将这种理念传达于企业内部各部门，这样既能更加有效地运用人才，又有助于其他部门协调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 但云聪.浅议人力资源外包中的道德缺失[J].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学报，，2(3)，31-32.

[2] 林拥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道德[J].经营管理者，，20，90.

[3] 吴红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的伦理困境与对策[J].道德与文明，，1，104-107.

[4] 周德良.论人力资源管理道德[J].知识经济，2010，3，72-73.

[5] 百度百科.招聘歧视[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9663081.htm，-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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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困境论文 篇4

教师职业道德建设调查报告

兴安街道白芬子小学 顾元宝、刁立成

一、调研产生的背景：

实施素质教育，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高素质人才，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在人的基本素质中，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不仅让学生学会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做人，做一个品格高尚、心身健康的人。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具有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因为教师队伍职业道德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素质教育的顺利实施，直接关系到亿万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采取切实措施，大力提高教师职业道德素质，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当前进行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要实施创新教育，其关键是提高教师的素质。如果没有良好的师德，就难以形成忘我工作、团结拚搏的精神面貌，就难以形成良好的教风。因此，只有加强师德建设，才能促进良好的师德师风的形成，才能全面提高教职工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整体水平。

目前受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教师这一群体的道德水平正在逐步降低，这对21世纪受教育者即学生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的影响是巨大的，足以令人堪忧。如何尽快提升教师的道德水准，这已成为教育界的当务之急。教师以什么样的精神去对待工作，决定着工作的成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学生，决定着学生的成长。这是教育工作之所以神圣的原因，也是教师职业道德的所在。但由于社会、自身等种种原因，教师师德有滑坡现象，自身素质修养有所下降，有些教师放松政治学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偏差，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有时不自觉地流露一 些反面的思想；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放松了业务上进一步提高的要求，缺乏对工作的敬业精神，缺乏终身学习的意识；忽视“身教”的作用。

二、目前师德师风方面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

1、有的教师缺乏敬业奉献的精神，教师的职业道德观念淡薄。有的由于多种原因，没有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在本职工作中，备课不认真，讲课无序；有的热衷于第二职业，从事与教学、科研无关的牟利活动，影响教育教学工作。更有甚者，为了谋取物质利益，经常性借机对学生搞收费性辅导，向学生推销资料、学习用品或其他商品，向学生或家长索要财物等；有些教师为了变相家教，在上课时故意留一手，逼迫一些学生不得不参与其开设的家教课，从而在学生以及家长中造成严重影响。

2、有的教师忽视自身修养，部分教师较为重视业务学习和能力的提高，轻视思想修养的提高。表现为对政治学习不重视，在政治思想上要求不高，致使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偏离了正确方向，间接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受到不良影响；有的对自身工作要求不严，在遵守学校规章制度以及有关规定上自觉性较差，以身作则不够；有的对集体不关心，对教学以外的工作不重视，缺少大局意识。

3、有的教师上课比较认真，但是课后对学生关心不够，与学生谈话沟通不多，对学生感情比较淡漠。还有许多教师传统的“师道尊严”思想根深蒂固，不能建立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要求学生无条件服从自己。甚至把对学生实施体罚和变相体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教学理念滞后，没能真正把育人放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的首要地位。

4、有的教师教学方法落后，一成不变地沿用旧的教学方法，改革创新意识淡薄，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和学校的整体发展。也有少部分教师把上课当作任务，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课余时间热心各种社会娱乐活动，有的甚至是歌厅、浴场、麻将桌的常客，这也是一种师德缺失的表现。

三、现象产生的原因：

师德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环境是影响教师师德建设的外部原因。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的转型期，人们的心理压力普遍增大，产生种种迷茫和困惑。社会上默默奉献、顽强拼搏、廉洁奉公与巧取豪夺、欺诈造假、挥金如土并存。而且社会道德的提升往往滞后于社会的转型，使现实生活中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消极现象得以滋生与蔓延。另外，我们在利用西方先进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的同时，西方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也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教师的思想行为和师德建设。

2、自身素质是影响教师师德建设的内在原因。

现在教师队伍中很大一部分是80-90年代的毕业生，出校门进校门，缺乏社会实践的锻炼。不少教师思想道德还不可避免地带有学生时代的浪漫色彩和偏激心理，在价值调整过程中容易使主客体产生偏离以致出现错位。另外也有一些教师不是专业师范毕业生，他们虽然上岗前进行了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培训，但是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师德培训，大部分在职教师没有系统学习过伦理学，教师职业道德理论装备先天不足。不少教师尽管已为人师，其道德认识能力、道德是非判断能力和道德行为选择能力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问题。其次，部分教师职业认识上也有偏差。还没有真正认识和理解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内涵和外延，没有体会教师的神圣感、光荣感和责任感。容易被一些物质利益的追求所影响或代替。

3、教师生活现状所带来的师德偏差。长期以来，人们对教师职业价值的认定主要停留较低的层次上，只要教师一提到跟经济有关的问题，就认为这个教师充满“铜臭味”，思想不高尚。但是在一系列的医疗改革、工资改革等现实问题上，教师的实际收入和现实还是差距遥远，还只能停留在养家糊口的水准，也需要面对很多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生活琐事，毕竟教师是人不是神。不少小学教师常有此感叹：“干了一辈子教师，最后一头白发两袖 清风而已。”“教师命中注定就只能自我淹没在飘洒的粉笔灰中”，教师惟一的安慰只能来自于白发苍苍之时学生点滴的感谢，而自身却感受不到因从事这一职业带来的内在尊严和欢乐。教师这种职业倦怠感，让不少年轻教师认为做了教师这一行，前途渺茫，有的甚至自暴自弃，比如在教室吸烟，课前酗酒，语言粗俗，不修边幅等。

4、对教师的刻意要求，让教师感到缺乏人文关怀。在当前市场经济情况下，很多职业强调多劳多得，但是教师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工作难以具体量化。当前有一种理论，教师必须无私奉献自己的休息时间才是高尚的，片面认为教师做隐性的有偿家教是不可取的。但是教师也是人，一个好教师，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利用休息时间做些家教以补贴家用，完全是符合劳动法规的。当然这得和利用变相家教谋取金钱进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因为某些人的不良目的而一棍子打死所有教师。教师也是人，更是一个普通的人。

由此可见，教师作为教育的倡导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使命感的增强与道德水准的提升，教师道德素质比教师文化素质更为重要。

在教育中，一切师德要求都基于教师的人格，因为师德的魅力主要从人格特征中显示出来，“为人师表”、“以身作则”、“躬行实践”等，既是师德的规范，又是教师良好人格的品格特征的体现。在学生心目中，教师是社会道德规范的化身、人类的楷模、父母的替身。他们都把师德高尚的教师作为学习的榜样，模仿其态度、情趣、品行、乃至行为举止。，教师要教好学生，自己首先必须是一位人格完善且善于感染、影响学生的人。执笔人：顾元宝

困境出智慧 篇5

人人都以为，困境是一种损失、阻力、负面影响。孰不知，困境，其实是一种获得、领悟与生命的再造，是提升人格，把你塑造得更坚强的正能量。

生活中，一个人的境遇太顺利，免不了目光短浅、自高自大；一个人的物质生活太富足，免不了养尊处优、骄奢浮华。生命是一个不断超越、完善自我的过程，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没有了阻碍、挑战，就很容易满足于优越的现状，没有可以激发潜力的正能量，不思进取，无法超越精进，而生命的停顿就是死亡。

困境，虽然有时让人百般煎熬，精疲力竭，却能刺激人头脑清明、唤醒自我，在“痛定思痛”之后，提升自我的内涵，纠正我们的行为，认识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这便是一种进步，一种成长。

佛语有：“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很恳切，本来这个世间万物就该各安天命，顺其自然地生长、发展下去的。

《皇帝内经》开篇，上古天真论认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以前的人，活到天地之造化的当初所造就的寿数才离世，就是因为他们遵循大自然的规律，没有不切实际的心驱意使的行为，心性纯洁，正气集聚，自然能量充沛，才身体健康、精神饱满。

我们生病，有时候是违反身体规律，纵情酒色，饮食无度，肠胃一定受损，身体吃亏；舍坦途就捷径，意外发生的可能性就较大。我们不遵守大自然的规律，必然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我们犯错，无论有心或无意，都必须要承受错误所带来的结果：或者是言论教诲，或者身体的折磨，或者是良心的谴责，都是上天给我们的惩罚，在提醒我们，能及时回头。因此，受苦也往往在无形中化解了生命中许多逆境带来的厄运，为我们积累正能量，帮助我们成为一位通达睿智的人。

从社会性道德困境看思想品德教育 篇6

现阶段社会上确实出现了社会性道德困境, 全社会道德实践状况不尽如人意, 道德价值多元无序, 道德底线肆意突破, 社会道德责任无法分担。今天的房地产商、企业家和有毒食品的制造者们也是昔日的学生, 他们在学校也曾学过思想品德课, 为何他们的所学与所为之间差距巨大?而今天的学生中必定有明日的企业家、明日的房地厂商、明日的食品制造商, 如何让他们走上社会后, 不致于像今天某些人一样“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尽管说社会性道德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但是作为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性和长远性的工程, 学校思想品德课程理应承担起自己的重任。在这样的形势下, 作为学校道德建设的主阵地, 思想品德课该作哪些反思, 应该如何去应对?本文试从道德教育取向和教育内容两个方面做些建设性思考。

毫无疑问, 良好的学校思想道德教育会促进社会道德状况的改善, 社会道德的良好状况有益于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反之, 则有可能成为对方的负面影响因素。对于学校思想道德教育来说, 怎样把一个能够践行道德的人交给社会, 而不是把一个道德分裂、言行不一、见利忘义的人交给社会?而长期以来, 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重视品德教育、行为规则教育, 忽视了内在的德性的教育。“道德规则只有在拥有德性或道德品格的人的行为中起到道德规范的作用。一个自觉追求德性的人, 才有能力在具体的道德境遇中信守准则、实践自己的道德价值。”金生鋐先生在《德性与教化》中的分析独到深刻, 对于增强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大有裨益。“德性能够在困惑和迷乱中清醒地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 自己有什么样的目的, 自己信守的道德准则是什么。……相比于普遍的道德准则, 人的德性是更为基本的个人道德实践所追求的道德信念和所实现的品质收获。” (金生鋐《德性与教化》31页,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3) 从这个意义上看, 德育首先是应该是德性教育。培养德性比道德教化更重要更有效。普遍性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则的说教之所以容易失效, 是因为那是外在于人的知识, 而不是内在的善, “善是内在于精神的, 不是外部赋予人的精神的”。德性教育的缺失或者说是弱化是当今学校德育工作无法适应社会和学生的发展需求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种稳定的品质, 德性不是先天的禀赋, 而是依赖于德性教育, 德性教育指向灵魂。普罗泰戈尔说:“教育如果不是深入到灵魂深处就不能在灵魂中生根成长。”考察社会上那些道德分裂的现象和学生身上存在的道德实践失误的案例会发现, 他们无非是因迷乱而不知自己做了什么和因利益而做了明知不该做的事情, 总之是道德准则在灵魂深处没有扎下根, 更没有长成参天大树, 一旦邪恶的毒草生长便不战而败。脱离主体生命的德育是修外不修内的半截子的教育, 难以形成稳定的品格。

如何让德性在灵魂深处生长?在新的社会境遇和道德状况下, 学校的思想品德教育需要作出自己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从德育方法上, 改变过去的以灌输和认知为主的德育方法, 加强德育实践、德育体验;从德育取向上, 要从以外部的原则、规则教育为主转变为内外兼修, 运用唤醒、提醒、引导、激发等德育策略, 让青少年学生在回归自我、认识自己的过程中学会做人。从德育内容上, 既要吸纳中华民族具有历史传承价值的德育内容, 又要看到人类具有普世价值的德育内容, 要有打破时空限制的宽阔胸怀和眼光, 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道德建设成果;中学德育除了理想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生存教育等等以外, 还要注重精神的教育、心灵的教育, 不仅要教育学生学会生存, 还要教育学生学会修持、修炼、恪守。为此, 学校思想品德育要适当增加、加强以下的教育内容。

敬畏。现代社会, 人们敬畏的事物似乎越来越少。但是, 另一方面,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敬畏之心的重要性。文化部长蔡武说,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 “一要心存敬畏, 二要心存感恩”。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最近也强调, “要坚持法制, 敬畏法律;要搞清事实, 在办案过程中慎之又慎, 对历史高度负责”。丧失敬畏, 人心就会迷狂, 文化就会迷失方向, 社会就会出现超越底线的乱象。敬畏生命的神圣, 敬畏自然的伟力, 敬畏传统的价值, 敬畏律法的庄严。孔子曾经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畏大人, 畏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 作为一种文明的尺度, 敬畏既是内心对崇信对象的虔诚态度, 也是行为制约机制。懂得敬畏的人, 会懂得恐惧, 恐惧使人产生卑怯, 卑怯使人知道停止, 《大学》云“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心存敬畏, 就会恪守道德底线, 温总理所举的近年来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的深层原因都可以说是一些人心无敬畏, 丧尽天良。学校要在学生心中播下敬畏的种子, 让他们“知止不殆”。

信仰。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不仅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更新 (这一点似乎做得较好, 如增添心理辅导、青春期教育、生涯指导等) , 而且还要有些更基本的超乎时代、职业、年龄的关乎生命的东西即道德信仰。尤其在青少年时期, 需要这样的教育引领和环境氛围。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关于政治理想的内容比较具体丰富深刻, 关于道德理想、生命操守等方面还有待加强。基督教世界都在读《圣经》, 伊斯兰世界都在读《古兰经》, 作为历史同样悠久且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 更有条件和理由让后代继承恪守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 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文化身份, 是可以并且应该成为中华一份子的道德、文化的信仰的。学校思想道德教育要把千百年来来凝聚人心的那些基本人生信条作为重要的内容, 传给下一代。如佛教的“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儒家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道家的“道法自然”,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等, 为学生打下生命的底色, 在学生头脑中安装“最高级的软件”, 形成一套价值系统, 为人生指明方向。

审察。高尚与低劣的道德修养, 种种美德与恶德的行为背后, 都有一个道德主体的参与。社会上和校园中的种种道德悲剧现象都有一个主体发动、实施的意念过程, 很多人不明白自己要做的是什么或者意味着什么后果, 在这个关节点上失去了道德主体的审察。如果从小受到道德审察方面的教育, 学会自我辨别邪与正、真与伪、偏与圆, 那么行为上就会有取舍, 有节制, 从而能够正确圆满地处理事情, 取正, 取真, 取大, 取圆;在关键的时候能够去邪, 去伪, 去小, 去偏。学会审察自己的意识, 就是说要清醒地认识自己, 把控自己, 对欲望有所控制, 对名利的追求有所节制, 总而言之, 具有道德理性。

无人驾驶汽车的道德困境 篇7

“电车难题”是伦理学领域中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在“电车难题”的场景中，五个无辜的人被绑在铁轨上，你正驾驶着一辆电车呼啸而来。如果你不拐弯，那么这五个人死定了，如果你拉下列车控制杆，使列车朝另一个方向驶去，问题又来了，在另一个方向的轨道上有一个同样无辜的人。自从1967年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首次提出“电车难题”以来，哲学家们一直没有讨论出统一的答案。主流的观点渐渐变成两种，一种是道义论，另一种是结果论。按照道义论，所有生命皆平等，所以你不该转弯，但按照结果论，你应该转弯，毕竟只牺牲一个人才能获得最优的结果。这两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符合道德的，但行为却截然相反（详见《大科技·百科新说》2016年第2期《电车难题：转弯？不转弯？》一文）。

“电车难题”使哲学家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越是冥思苦想，就越来越陷入泥淖。然而现在，不仅哲学家要面对这个令人讨厌的难题，汽车产业的政策制定者和汽车生产商也开始受到它的折磨了。由于无人驾驶汽车已经上路，政策制定者和汽车生产商不得不考虑一下“电车难题”在现实中出现的可能性。

受到冲击的设计理念

从表面上来看，无人驾驶汽车似乎并不会带来新的不同。一辆汽车，不论它受汽车软件控制，还是由人类亲自驾驶，都要面临撞谁不撞谁的选择。然而实际上，只有在无人驾驶汽车中，“电车难题”作为一种思想实验才更具有现实意义。在现实中，人类司机在遭遇紧急情况时，比如，面前突然冲出来一个人或者一辆车的时候，在一瞬间通常是丧失理智的，全靠下意识的操作。他或者急踩刹车，或者急转弯，完全没有时间做“电车难题”中的伦理学思考。而且，正是由于下意识的操作，最终的结果是司机无法把握的——有可能是虚惊一场，没人员伤亡；也有可能比不操作更严重，比如急转弯翻车或者导致连环追尾使更多人伤亡。

因此，在现实的交通事故中，我们很少会从伦理学上对司机做道德谴责（个别情况除外），毕竟，人都会出现失误。但是，无人驾驶汽车就不同了。它所有的反应都是汽车程序事先设定好了的。它不需要在那一瞬间做决定，汽车生产商早已用计算机代码告诉它，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所以，此时才真正出现了伦理问题，而且这种伦理问题将会冲击无人驾驶汽车的设计理念。

无人驾驶汽车为什么会出现？作为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的领军巨头，谷歌公司给出了权威的答案——无人驾驶汽车可以减少由于人类疏忽而造成的交通事故，进而降低事故中丧生或受伤的人数。也就是说，无人驾驶汽车是出于安全的角度被设计出来的。那么在出现“电车难题”时，无人驾驶汽车的首要任务是为了保护车主的安全，还是为了保护车外人的安全？

举一个例子，你乘坐无人驾驶汽车行驶在山路上，发现面前有几个小孩堵在路中间，向左拐弯的话，你会有冲下悬崖的可能性，向右拐弯则是逆行道，违反了交通规则，有可能与前方驶来的汽车迎头相撞。这时，如果无人驾驶汽车的设计理念是优先保证车内人的安全，那么汽车完全不会做任何操作，径直轧过去就行了，但后果会造成这几个小孩的身亡。另一方面，如果无人驾驶汽车的设计理念是保护车外人的安全，那么很明显，这样的车卖不出去——无论车主还是汽车生产商，都不希望自己成为车祸的受害者。

这里，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如果无人驾驶汽车遵守规则就必须造成伤害，是否应该允许无人驾驶汽车破坏交通规则呢（比如转入逆行道）？如果可以的话，这是与“遵守交通规则，降低事故风险”的常识相矛盾的。当然，也有人指出，也许可以在设计无人驾驶汽车软件的时候不设定什么“指导原则”，就让汽车模拟人类司机的下意识操作，让它在随机状态下运行。但这种“碰运气”的做法同样不符合人类发明无人驾驶汽车的初衷。

决策权和责任

对于前一个问题，也许通过技术的进步，汽车生产商们能够编写出无比复杂的程序，尽量让无人驾驶汽车在面对电车难题时做出合乎逻辑的选择。但是，想象一下，在未来的某一天里，乘坐在无人驾驶汽车中的你，生命处在出现“电车难题”的危急时刻，自己却无法做出决策，你会甘心么？

“电车难题”中的决策权至关重要，那么它应该属于谁？是汽车制造商、法律制定者，还是车主本人？谁来做决策，谁就有可能被推到道德的风口、伦理的浪尖上，而且，无人驾驶汽车在面临“电车难题”时决策权的归属会出现一些变数。比如，如果汽车生产商具有决策权，他们设计了一款无人驾驶汽车，让它在出现“电车难题”的情况下故意杀害车主，以降低事故中的人员伤亡。你如何保证司机不会自己修改程序，以确保自己永远不会被自己的汽车蓄意谋杀？计算机软件总有漏洞，总会有人能破解这些软件。

困境儿童认定条件 篇8

一、父母双方

1、重残

2、服刑

3、重病

4、感染或携带艾滋病

5、被强制戒毒

6、被法院依法剥夺监护权（6类）

二、父母双方一方重残，另一方：

1、重残

2、服刑

3、重病

4、感染或携带艾滋病

5、被强制戒毒

6、被法院依法剥夺监护权（6类）父母一方重病另一方

1、服刑

2、感染或携带艾滋病

3、被强制戒毒

4、被法院依法剥夺监护权(4类)父母一方被强制戒毒，另一方

1、服刑

2、感染或携带艾滋病

3、被法院依法剥夺监护权（3类）父母一方服刑，另一方

1、感染或携带艾滋病

2、被法院依法剥夺监护权（2类）

父母一方感染或携带艾滋病，另一方被法院依法剥夺监护权（1类）

三、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

1、重残

2、服刑

3、重病

4、感染或携带艾滋病

5、被强制戒毒

6、被法院依法剥夺监护权

7、在婚后无法履行抚养义务或监护责任（7类）

四、父母一方失踪，另一方

1、重残

2、服刑

3、重病

4、感染或携带艾滋病

5、被强制戒毒

6、被法院依法剥夺监护权

7、在婚后无法履行抚养义务或监护责任（7类）

五、贫困家庭儿童，且符合

1、重残

2、重病

3、罕见病（3类）

六、儿童本身携带或感染艾滋病（1类）

说明：

1、“重度残疾”是指达到《残疾人实用评定标准（试用）》规定的一级、二级或达到《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试行）》规定的一至四级的视力、肢体或智力残疾的情形。

2、“重病”是指符合当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大病病种的疾病，并需长期治疗。不含艾滋病。

3、“服刑或被强制戒毒”剩余期限应不少于1年。

4、“再婚后无法履行抚养或监护责任”指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后，另一方再婚且再婚家庭贫困，再婚方无残疾、重病、被强制戒毒或被法院剥夺监护权等情形。

5、“罕见病”具体包括：成骨不全、戈谢氏病、雷特（Rett’s）综合征、笨丙酮尿症（4型）、马凡综合征、粘多糖贮积病、弹性纤维性假黄瘤、甲基丙二酸血症、儿童重症银屑病（脓疱型、关节型、红皮病型）、儿童自身免疫性大疱病。

融资困境论文 篇9

(1)提高中小企业资产折旧率

中小企业折旧水平对企业资产折旧率的影响很大。在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折旧水平较低，影响了中小企业正常的技术更新。一旦企业提高了资产折旧率，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将会从以下几方面得到缓解：第一，企业欲提高自己积累财富的能力，首当其冲就是提高折旧率，然后再通过有关非债务税务政策等影响因素来增加企业资金的供给量。企业一旦提高了自己的内源融资能力，融资成本就会随之降低，进而对商业银行等信贷资金的依赖也会大大降低。第二，企业欲完成自己的技术更新和技术改造这一系列工作，提高折旧率也是企业的不二选择。企业通过技术改造与革新可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实力。随着企业竞争实力的提高，企业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就可以发展壮大：扩大企业规模，充实企业资产，提高企业资产的担保力度。企业发展壮大了，负债水平也会随之提高，这样债权融资的能力也就提高了，进而改善了企业的融资困境。由此可见，提高企业资产折旧率既提升了企业内源融资能力，也提高了企业贷款融资信用度，是一个好的办法。

(2)健全信用体系

健全的信用体系可以有效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前文已经讨论过，中小企业融资困境除了信息不对称外，市场环境、经济结构也有影响，比如“惜贷”情况严重、信贷配给、信贷约束等。当一个国家的信用体系发展完善以后，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改善。所以，健全我国的信用体系迫在眉睫。

2.供应链融资

(1)保兑仓融资模式

这种模式是以供应商(卖方企业)承诺回购为前提的，是供应链金融的一种典型融资模式。融资企业(买方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他可以得到的额度是卖方企业在银行指定仓库的指定仓单的质押额。下游企业以支付给上游供货商的预付款来换取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等，这对于资金短缺的中小企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资金周转压力，所以就出现了早期的仓单质押融资模式。保兑仓融资就是在仓单质押模式上发展起来的，其基本的保兑仓融资为融资企业的杠杆采购成为可能提供了思路，也同时实现了供应商的批量销售，更为银行降低信用风险、实现贷款收益带来好处，实在是一个多赢的方式。保兑仓融资服务于链上的每一个中小企业，为他们的融资提供便利，解决了他们之前全额购货面临的融资窘境。再者，商业银行从保兑仓融资中也获取了很大的好处：挖掘到了更丰富的客户资源，而且银行承兑汇票使得供应商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并且又有物权做担保，风险得到了进一步的降低。

(2)融通仓模式

翻译职业道德准则的伦理困境 篇10

关键词：翻译伦理；职业道德准则；伦理困境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6）06009005

Abstract： Based on translators translating practi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tems about rights and duties of translators in Translators Charter issued by FIT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des Transducteurs）. It points out the ethical dilemmas translators will encounter in such fields as moral orientation， ethics of service， ethics of representation， formal acceptance and spiritual fidelity. It proposes that code of professional ethics in translation should be given an accurate and fixed position in accordance with ethics of contract， expectation and trust.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may shed ligh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de of professional ethics in China.

Key words：

Abstract：

Key words： translation ethics； code of professional ethics； ethical dilemma

当今世界，国际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翻译作为交流中必不可少的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制定一部成文的翻译职业道德准则非常有必要。翻译职业道德准则是译者在从事翻译的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道德，它既规定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行为标准和要求，又是翻译行业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它是译者职业品德、职业纪律、专业能力和责任的充分体现。它属于自律范围，通过公约、守则等对翻译职业的某些方面加以规范，对于译者行为具有一定的规约性与指导性。

为了明确翻译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阐明与翻译工作者的职业密切相关的几项共同原则，奠定翻译工作者道德规范的基础，为翻译工作者及其职业团体提供某些活动方针，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国际译联）制定了《译者宪章》并于1963年9月在杜布罗夫尼克（南斯拉夫）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当时参加国际译联的有23个国家的翻译工作者团体[1]。此后陆续有很多国家根据自己的发展需要制定了本国或本地区的翻译职业道德准则。

笔者通过搜索引擎发现，尽管中国已成为翻译输入与输出大国，全国和各地方均已成立了翻译者协会或组织，但却没有一部正式的文件规范翻译从业人员的行为，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因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中国语言服务业伴随中国经济的较高增长，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是一个颇具可持续增长潜力的新兴服务行业。根据2015年4月21日中国翻译研究院、中国翻译协会联合中国翻译行业发展战略研究院对外发布的《中国翻译服务业分析报告2014》，语言服务类企业年均增长25%。据统计，目前国内各种类型的专业翻译公司及机构大约有3 000多家，其他一些以咨询公司、打印社等名义注册但实际承揽翻译业务的公司更有数万家之多。尽管国内翻译公司数量多，但从目前语言服务行业发展状况看，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某翻译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国内90%以上的翻译机构和企业，仍停留在完全手工操作阶段，不仅没有翻译质量控制工具，也没有完整的翻译品质控制流程。客户对于翻译的质量普遍反映不高。这些都表明翻译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缺失的现象在我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

一、翻译职业道德准则的困境

自国际译联发布《译者宪章》以后，以此为基础，大约有50个国家或地区制定了道德准则，对约束和规范本国或本地区译者行为、促进译者与客户的共识、提升译者职业形象等方面都有一定积极作用，然而，现实表明其效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通过对《译者宪章》中规定的译者义务研究发现，道德准则规范是义务性质的，即译者需要根据规范进行翻译活动，应该这么译而不应该那么译，译者不能自由选择该怎么译。但是事实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并非机械不变。翻译规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价值，而译者个人内在的价值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翻译实践反映出来，从而形成一定的冲突，使译者陷于伦理困境。

（一）伦理规范导向的偏差

随着各国之间交流的深入，很多国家制定了本地化的翻译道德准则，但由于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差异，无论是何种导向的准则，都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制定道德准则时，其详尽程度很难准确把握。一方面准则不可能包罗万象。翻译活动有时千差万别，即便是相同的伦理问题，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的时间里都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显然，无论准则多么详尽，都不可能为每个问题提供具体的行为指南；另一方面，如果道德准则过于具体，可能会抹杀译者应有的职业判断能力，也可能引发译者在遵循规则过程中的逆反心理。 其次，如果道德准则过于抽象，其操作性在实际翻译活动中难以实现。道德准则在很多情况下需要解读，不同的译者对相同原则的解读不尽相同，相同的国际翻译准则在不同的国家使用也达不到对等的效果。相比技术准则而言，翻译职业道德准则需要更多的专业判断，因为它在更大程度上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内容，受行为主体认知水平、价值取向、文化诗学环境以及赞助人等多方面的影响。正如《宪章》第9条所提出的“In general， he/she shall neither seek nor accept work under conditions humiliating to himself/herself or his/her profession”. （翻译工作者不应该在有损于个人或职业尊严的条件下去寻找或接受工作。）事实上，翻译职业道德准则属于自律性的规范，代表了翻译职业组织对译者行为的期望。在现代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很多人在理性决策主体的假设下，在决定是否遵循准则时往往会求助于功利主义中的“成本一利益”分析而忽略了准则的约束。

（二）服务对象认识上的偏差

切斯特曼总结出目前存在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即再现的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责任伦理[2]139-148。其中服务伦理就是基于翻译是一种服务行业而提出的。服务行业必定带有商业性，主要针对客户而言，为客户而设定。从这一点来说，服务伦理与德国功能派的思想相吻合。根据该派的观点，译者翻译之前必须根据客户设定的要求（brief）或者与客户经过协商之后才进行翻译。因此，译者的翻译具有很强的目的性，译文取决于翻译的目的。译者与客户的翻译目的不同，翻译时所采取的策略、方法也不同。换言之，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和方法。然而，《译者宪章》第11条规定“Being a ‘secondary author， the translator is required to accept special obliga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author of the original work.”（ 翻译工作者作为"再创造"的作者，对原作者负有特殊义务。）根据该规定，译者必须对原作者负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必须按照原作者的意思翻译，并对原作者负责。《译者宪章》第2条还说到“A translation shall always be made on the so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translator， whatever the character of the relationship of contract which binds him/her to the user.”（ 不管翻译工作者与使用译文的个人和机关建立的是什么关系或合同，译文概由翻译工作者负责。）译文一旦完成，译者就必须对其产生的后果负责。然而，一旦客户的要求与原作者的意图相违背，译者又该对谁负责，为谁服务呢？是作者？还是用户？还是翻译发起人？《译者宪章》没有考虑到译者的翻译行为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发生的，更没有考虑到在关系错综复杂的市场经济中的译者翻译行为。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译者总是被动地处于两难境地。译者一方面尽量使译文靠近作者，忠实于原文作者的思想，另一方面却又身不由己地被市场经济中其他因素所左右，不得不偏离原文作者的意图。

（三）再现文本的偏差

由于译者服务对象的偏差而导致其在处理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时也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偏差，即译者在实践中很难做到译文与原文对等。切斯特曼再现的伦理强调忠实和真实[3]140，它强调准确地再现原文、原作者的意图，没有增加、省略或改变等。《译者宪章》第4条强调“Every translation shall be faithful and render exactly the idea and form of the original. this fidelity constituting both a moral and legal obligation for the translator.”（ 任何译文都应忠实于原意，准确表达原文的思想和形式，遵守这种忠实的原则是翻译工作者法律上与道德上的义务。）但是它同时在第5条又强调“ A faithful translation， however，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a literal translation， the fidelity of a translation not excluding an adaptation to make the form， the atmosphere and deeper meaning of the work felt in another language and country.”（ 然而，正确的译文不应同逐字翻译混为一谈，因为翻译的忠实并不排除文字上的必要改变，以便使人能够用另一种语言在另一个国家体会到原作的形式、气氛及其内在含意。）由此可以看出，忠实于原文是译者的一种不可推介的责任和义务，但是要保留原文的“形式”“内涵”，译者不能采取逐字翻译的方法，而只能使用解释。可见，每一种翻译都是解释，都不可避免地糅合了不同点。再现其实就是阐释，如果译者没有再现原文，其结果也许就存在偏差，意识形态上有悬念，对跨文化观念和关系上造成不道德的后果。从另一方面来说，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而交际的重心不在于再现他者而在于与他者进行交流，把他者作为一个“主体”并与之进行真正的交流是主要的伦理行为。在翻译理论上其核心是跨越语言或者文化的障碍进行自然的交流。跨文化交流的目标是双方都能从合作中获益，翻译的伦理目标是交际双方能够更进一步进行跨文化合作。因此，一个有道德的译者应该以最优化合作的方式进行翻译。从这个方面说，一个有道德的译者首先要忠实于其处于跨文化空间的职业，从而使跨文化交流变得可能，而不是忠实于原文本文化或译文本文化[3]141。理解翻译意味着为了特定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作者、译者以及客户的意图而进行阐释。

（四）伦理形式与实质内容的偏差

道德准则是职业组织规定的译者与客户之间隐形的契约。如《译者宪章》第8条规定“ The translator shall refrain from any unfair competition in carrying out his profession； in particular， he/she shall strive for equitable remuneration and not accept any fee below that which may be fixed by law and regulations.”（ 翻译工作者在职业活动中应该不作任何不诚实的竞争；翻译工作者不能接受低于法律专门决议、习惯或者他所在的职业团体明文规定的报酬。）该条款从行为上规定了译者不应该做什么。表面上看，是为了维护客户和译者双方的利益，但这种互利并不是道义上的恩惠，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在一定情况下进行的平等权利利益交换。这种通过制度化的建立方式保障了利益关系上的公正性。这看起来是对双方平等自由权利的维护，但是实质上却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译者的平等自由权利。译者组织在通过其强制地位强制性扯平差别的同时伤害了翻译“生产者”的正当权利。道德准则在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承认个人的自由权利及个人的自利性基础之上，寻求自利与他利统一的途径，探求自利的个人如何可能组织成统一的社会。但在现实世界中，没有绝对利他的人，每一个人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都有自身的独立利益。不可否认，有些译者确实更为优秀和勤奋，因此其所获得的竞争力以及报酬应该优越于他人。但对于另外一些译者来说，由于生活所迫或其他原因，有可能会降低或提高报酬以参与竞争。应当承认，译者与客户之间的契约论虽然是反对功利主义的，但其实质却内隐着功利主义实质、目的性前提。我们在讨论译者的翻译行为时不能抛开其有追求自身利益的一面而神圣化译者。由此可以看出，《译者宪章》表面上通过对程序正义的重视而陷于“形式伦理”，实际上在译者实施翻译行为的过程中有背弃“实质伦理”之可能。因为人之为人是因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译者遵守的道德准则也是在具体的翻译实践活动中体现的。任何规范与规则都需在一定社会中才得以实行。无论是罗尔斯的契约论还是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主旨都是通过平等对话交流、协商沟通，论辩说服，达成意见一致，它所体现的虽然是主体间的平等关系，但不可忽略的是，商谈对话本身不是抽象的，总是在具体场景中进行的，故，应当注意具体内容，而不应当仅仅注意其是否通过对话达成一致“合意”[4]。否则，就仅仅剩下空洞的外在形式，以外在平等的形式遮掩了其内在实质内容。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多元社会，译者通过合同或者协议所达成的契约，可能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由于各种偶然性、社会习俗等的影响而导致其翻译结果与预期相背离。

二、翻译职业道德准则的定位

翻译职业道德准则既属于伦理学的范畴，也属于翻译学的范畴，还是社会学的范畴，故笔者以翻译的职业属性为基础，从契约伦理、期望伦理以及信任伦理三个角度入手，为翻译职业道德准则寻求全面的定位。

（一）维系翻译职业与客户的隐形契约关系

翻译职业规范是一种从业人员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任何人一旦进入翻译行业，就已经自动地承担起了服务客户的责任，这便是译者与所服务对象建立的一种隐形的契约关系。译者与客户遵循着契约伦理思想，体现了一种人的相互关系的状态，以及人的一种自我意识，这就是人的交互主体性关系及其交互主体性意识，而交互主体性是现代性社会的本体论特质，更是翻译行业的本质。

根据桑德尔的考察，契约本身并不注定具有公正性与道德性，契约的公正性与道德性亦不在于契约各方达成一致，而在于更为深刻的隐含在契约活动中的平等自愿与相互性。契约可以表达两种理想图式：一种是自律的，它所表达的是自愿而不是强迫品格；一是相互性，它所表达的是互利性[5]。译者自愿接受翻译任务，应在翻译过程中自觉地遵守职业规范，做好本职工作，以获得客户的认可。而客户在选择译员时也是自愿的，并相信该译员能够给他生产出让他满意的产品。然而，翻译职业提供的服务具有不可观测性，服务质量无法通过显性的结果和明确的指标予以衡量，即无法确认译者是否履行了与客户的隐形契约，而道德准则可以通过对译员的服务投入和服务过程的质量把关，来保证服务结果的质量，促使译者履行与客户的隐形契约。因此翻译道德准则首先应对译者自身相关素养，如语言能力以及相关专业知识，甚至现代社会所要求的翻译工具等都要有一定的要求，译者也必须能够熟练地使用；其次对翻译过程有所厘定，准则中应设定该过程中所应遵循的规范和标准。上述二者应该是翻译道德准则的核心，通过可量化的行为过程保证行为后结果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从契约理论角度来看，不管译者是个人还是以团体的行为出现，他在服务过程中与客户建立的隐形契约关系，如若要长久维系，译者必须通过展现良好的专业水准以及职业道德才能获得。

（二）缩小译者与客户的期望差距

切斯特曼曾把翻译规范分为产品规范与专业规范，产品规范即期待规范代表着读者对于翻译在目标语文化的期待，比如一些读者更期待原汁原味的翻译，而一些读者期望译本符合目标语的诗学特征，一些读者期望简单易懂的译本等。译者有一种向善的责任，努力创造比较完美的译本以满足读者的期望。然而，切斯特曼又认为，期待规范受制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翻译传统，受制于其它文本的形式，也受制于其它如意识形态、政治等因素。它们最终决定翻译该是什么，即一种文化接受何为翻译。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该把产品规范或期待规范当成制度性规范[6]78。翻译描述学派代表图里称，规范是翻译能力（competence）与翻译实际行为（performance）之间的中介，翻译能力指译者在理论上拥有的所有选择的可能性，而翻译行为则是译者在种种制约因素的影响之下作出的具体抉择[6]74-75。而翻译不可避免地受到译者自身以及文学系统内外部因素的制约，包括赞助人、诗学以及意识形态[7]14-16。很显然，译者如果要遵从翻译规范势必造成其翻译能力与翻译实际行为之间有一定的差距。

因此，即便是一个知识素养非常不错的译者也很难完全保证其译本的质量完全符合客户的预期目标。客户总是希望译者能够根据自己的期望来生产翻译产品。翻译职业道德准则通过明确规定译者的行为范围，从客户和译者自身两个角度缩小他们之间的期望差距：一方面译者应尽量把读者的期望考虑进去，根据客户的正常期望规定译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定义其行为标准，使其与客户期望一致。因为真正的翻译应满足读者对何为翻译的期待，只有遵循一定标准的译文才可能被“接受为真正的、恰当的和合法的翻译”[6]78。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总是被迫按照读者的期望来翻译[8]125；另一方面，译者有责任和义务不去欺骗客户，而是明确告知客户译者的行为范围，改变客户对译者的过度期望，并在适当的时候让客户意识到译者服务内在的限制。总之，翻译职业道德准则不仅规定译者所应遵循的规范，同时也应为客户与译者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通过共识基础使双方的期望尽可能趋向一致。

（三）维护翻译职业的诚信形象

在国际交往频繁，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兴起的时代，翻译作为搭建国际交流桥梁的职业，显得尤为重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信任是一种依赖关系。相互信任的个人或团体遵守道德原则、法律和其先前的承诺。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换关系，但无论交换内容为何，都表示双方至少有某种程度的利害相关，己方利益必须靠对方才能实现。就翻译活动而言，一个不懂外国语言知识的主顾，由于他不能判断其所拥有异域文本的价值，那么他就极其依赖于他所委托的客户。简言之，诚信是翻译职业的灵魂所在，是翻译职业存在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为此，德国翻译功能派提出“忠诚”原则，它是译者在翻译活动过程中对于其他翻译主体一种责任。忠诚要求译者对于原语与目标语双方都负有一定的责任[8]125，他必须向他们解释自己所做的一切以及这样做的原因。它与忠实不同，属于人际关系的范畴，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忠诚原则要求译者同时关注自己与原作者、客户、译文接受者等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以免因为翻译主体相互目的不同导致译文离原文太远而失去了客户的信任。假如目标语文化读者期望翻译是原文字对字的直译，译者就不能简单地以非直译的的方式翻译出来而没有告诉目标语观众他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协调两种文化是译者的任务，协调好译者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也是译者的责任和义务。翻译职业道德准则作为职业团体的自发性制度，向客户传达了值得信赖的、诚信的翻译职业人士形象。职业道德准则中描述的行为和标准是译者所能实施和达到的，是翻译职业对客户或公众的承诺。同时，翻译职业道德准则应为译者如何保持诚信提供行为指南。

三、翻译职业道德准则的出路

通过探讨译者在理论与实践过程中所遭遇的伦理困境，以及翻译道德准则的定位，本文认为，要真正制定一部行之有效的翻译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还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

1.从宏观上对中国现有的翻译职业现状有个把控，与众多翻译服务机构、公司等利益各方共同制定职业准则，这样即保证了大家相互利益，又可以确保准则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

2.为使准则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必须加大准则制定投入，如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或交流平台，以增强准则的适用性。

3.无论是翻译协会还是其他翻译团体，都应自觉地遵守行业规范，营造良好的从业道德环境，在日常行为规范中把这些准则内化为译者从业的习惯。

4.完善违反准则的惩罚体系。目前国际上出台的翻译职业道德准则并没有具体地提到对于违规翻译行为的惩罚。在现实操作中对于违反职业道德准则的惩罚力度不大，多以经济罚款和行政处分为主。从长远考虑，在市场经济日益壮大的现代社会里，应从人力资源角度加大对违反行为的处罚，如对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准则的译员应实施退出机制等。

参考文献：

[1]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 翻译工作者宪章[EB/OL].http：//www.catti.net.cn/2012-12/05/content_551677.htm.

[2]Chesterman， Andrew. Proposal for Hieronymic Oath[J].Translator， 2001，7（2）：139-154.

[3]Chesterman， Andrew.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M].Amsterdam： Benjamins， 1997.

[4]高兆明.伦理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6]Hermans Theo. Translation in System：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M].Manchester： St.Jerome Publishing，1999.

[7]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London： Routledge， 1992.

[8]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