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道德教育困境

学校道德教育困境（通用12篇）

学校道德教育困境 篇1

一、学校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

( 一) 价值层面

1. 学校道德教育自身价值受到质疑

学校道德教育的主体地位下降, 呈现边缘化的趋势。鲁洁认为当代指向外部世界、客体化知识学习的变异教育使得学校道德教育被判定为 “无用”的教育。另外, 杜时忠认为随着家庭教育能力的提升和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影响力的增强, 学校道德教育的中心地位受到挑战, “去中性化”的态势使学校道德教育的优势式微。

2. 学校道德教育面临价值论困惑

现代化背景下, 面对各种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学校道德教育在应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论方面, 存在巨大困惑。冯永刚认为社会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弱化了社会的主流道德价值, 青少年面对多元文化的道德, 选择难度增加, 同时, 科学创新精神也对道德的核心提出质疑; 另一方面, 刘丙元认为学术界各种价值理论蓬勃发展, 各种 “价值”概念各执一词, 给当前学校道德教育工作带来更大的困惑和挑战。[4]另外, 学校道德教育明显工具化、政治化。

( 二) 内容层面

1. 学校道德教育仅停留在规范层面

我国学校道德教育存在的一个巨大问题是模糊了道德教育和规范的关系, 将道德教育的内容等同于外在的知识和规范。鲁洁、易连云等学者认为学校德育仅仅局限在道德规范教育范围内。这一方面使得内涵丰富的道德停留在低层次的规范上面, 成为外在于人的东西, 造成了人与道德的悖离与异化。另一方面使学校德育在目的、方法上发生偏移, 影响道德教育实际效果。

2. 学校道德教育层次定位模糊

学校道德教育在内容层面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不同学段中内容分层混乱, 衔接不当。易连云认为, 长久以来, 我国学校德育的层次定位模糊甚至存在倒挂现象。胡昂也指出大学与中学学校道德教育内容衔接性不高, 不同阶段的德育衔接工作上位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 学段间的道德教育不具备连续性与完整性

( 三) 方式层面

叶飞认为学校道德教育本是以建设道德的人与道德的生活为主要目标的, 但是自身在方式上常陷入反道德的泥潭之中, 比如价值强迫、道德灌输等等。这些反道德现象, 不但无法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 反而形成了对学生的控制。

在组织方式上, 学校配备专门工作者, 开设专门课程, 这种专门化的做法, 等于区分了专门的德育教师和从事非德育工作的教师, 与道德教育初衷违背。同时, 学校道德教育往往采用大班授课, 为规范管理。在教育方式上, 学校以 “灌输”与 “强制”为特征的传统的 “授———受”方式, 存在着巨大问题。在学校道德教育中, 教师作为权威代表者的教育者, 易形成德育对象的 “奴性道德”或 “听话道德”。另外, 这种模式往往忽视道德领域内人们对道德概念理解的复杂性, 忽视人的道德主体性。

( 四) 实践层面

学校道德教育的实效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原因的分析上。陈桂生认为学校道德教育时效性低的问题在于目标过于理想化, 无法被个体内化, 学校的高期望将学生应然的德行和实然的道德行为割裂。高德胜、郑富兴认为受教育者、教育者与现代社会现实生活的割裂, 而许峰华和杜时忠则认为德育目标过高只是德育低效的表层根源, 而 “道德人”假设才是传统德育时效性低迷的深层根源, 另有学者提出了德行成本这一研究学校德育低效的新视角, 曲正伟、杨颖秀认为实施道德行为需要付出德行成本, 而德行成本过高是我国学校德育低效的原因之一。学校道德教育制度失真, 管理不当是学校德育低效的另一重要原因。刘丙元、刘超良认为我国学校德育制度存在失真问题, 主要表现为形式化、短期化、残缺化三个方面。在学校饱受道德教育效力低下的指责下, 喻学林认为实效低不能单方面责怪学校, 实效低下是由学校德育自身的有限性造成的。学校德育的有限作用决定了学校德育只能在一定条件下, 在一定层次和水平上对个体品德进行培养, 对个体的社会教化只能起引导而不是决定作用。冯文全也认为学校德育时效性不高的原因既有来自作为制度化教育的学校本身, 也有来自社会与生活本身的负面影响, 因此, 不能把青少年品德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一切问题全部归于是学校制度化教育的失败。

摘要：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 我国社会文化渐呈多元趋势, 学校道德教育也在此大背景下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多元化、现代化的冲击, 众学者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学校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其改革出路的思考这两大方面。为便于梳理相关内容, 笔者主要从学校道德教育实践角度入手, 对近十年来我国相关核心期刊进行梳理, 综述众学者在该领域的学术见解和最新进展, 以供学校道德教育实践改革参考。

关键词：道德教育,学校德育,困境

参考文献

[1]鲁洁.边缘化外在化知识化——道德教育的现代综合征[J].教育研究, 2005, (12) .

[2]杜时忠.当前学校德育的三大认识误区及其超越[J].教育研究, 2009, (08) .

[3]冯永刚.多元文化背景下道德教育的困境及应答[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0, 30 (02) .

[4]刘丙元.多元文化背景下我国学校道德教育应坚持的价值论[J].全球教育展望, 2010, (03) .

[5]胡昂.大学与中学德育衔接性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 2009, (07) .

[6]叶飞.论道德教育中反道德现象的发生机制[J].高等教育研究, 2008, (08) .

[7]冯建军.道德教育该如何“加强”[J].上海教育科研, 2005, (01) .

[8]李西顺.我国德育范式的特征及转型趋势[J].教育发展研究, 2010. (24) .

[9]孙俊三.从说服到沟通:当代德育模式的新发展[J].上海教育科研, 1996, (06) .

[10]陈桂生.关于“德育”活动的运行机制[J].上海教育科研, 2005, (04) .

[11]高德胜.割裂的现代德育[J].上海教育科研, 2006, (06) .

学校道德教育困境 篇2

孙治杭

薄弱学校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与大多数学校相比，办学条件和生源质量较差、教学质量和社会声誉不高、教师素质和管理水平较低的学校。今年我们计划改造的碗山小宁就是典型的薄弱学校，作为薄弱学校如何使薄弱校走向优质、走出困境？ 结合我校实际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我的想法。

一、优质资源配置、重视办学硬件改善

两校舍破旧、设施短缺，环境差已经成为我镇村校的一种标志。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政府投入不到位，尤其是在一些边远的小学，由于资金缺使该改造的教学设施得不到改造，该添置的设施得不到添置，该治理的校园环境得不到治理，必然影响学校的发展。二是政府投入不均衡，表现在资金分配上，重视中心校和大校，忽略一般学校，在评价政策上，倾斜城区、乡镇所在地学校，难顾及边远学校，在教育现代化推进上，先优质学校后薄弱学校，久而久之，就造成今天城乡之间，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的办学硬件悬殊越来越大，同时也使办学的信誉度降低，优生吸引力减弱。因此，在办学条件的改善上，一定要强调政府为主的投入机制，让每所学校都能达到最低办学标准，让每所学校都能享受到政府的恩惠，真正达到教育的公平，实现社会的公平。

二、借助强校，提升教师整体素质，促进资源良性流动

两校共有正式教师4名，平均年龄50岁，教师均是民办代教转正，可见，师资力量何等薄弱。如今现代远教进入课堂，教师难以应用，加之学校在长期办学过程中，没有形成一定的文化底蕴，更谈不上育人特色和丰富的管理经验。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学校所处区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社会文化底蕴薄浅。优秀青年教师留不住，稍有一点能耐的都去了较优质的学校，学校缺编严重，新老不能相接，师资队伍日趋老化，教学水平难以提高；二是由于学校薄弱，不能很好的吸引学生就学，学生流动与日俱增，学校轨制压缩，同科教师少，教学教研氛围不浓，师资素质得不到大的提高；三是长期以来管理层人员不注重学习，仍采取老一套教学管理模式，没有使教师得到很好的发展和提高。所以，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我校走出困境是当前首要任务。

具体有这样一种设想，以学校的联片教研为契机，尝试“学、联、扶、训”方法走出眼前困境，“学”就是学习优质校的成功办学经验，根据办学实际，把外部经验转化成我校的成功做法；“联”就是利用联片教研活动，与优质校做到真正的“联”，做到“教研活动同步、教学监测同时，分析讨论同评，优质课堂共享”，这样逐步地通过点滴渗透来改变我校的教学生态环境；“扶”就是与优质校结兄弟，建立长效的帮扶机制，从自身的某一方面开始，使弱项变强项，使短项变长项，促进学校的整体优化；“训”抓好每培训工作，增加经费投入，让更多的教师参加县局组织的每次培训，搞好校本研训工作，以每位教师的发展为最终目标。

三、重视内涵建设，用特色强校

每个学校都有其特殊的校情，优质校之所以优质，并不在于外显的教育形式，而在于对外显教育形式背后的教育教学规律的研究突显出来自身的特色。所以，弱校要由弱变强，必须在内涵发展上做文章，在特色上寻突破。恩格斯说过“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实际上，弱校只要思路清晰、方向明确、办法对头，走出困境的路会 更宽、空间会更大。江苏的洋思中学和山东的杜郎口中学成为全国的农村学校的名校，都是在课堂教学上练真功、出真经，无论是“先学后教、当堂训练”，还是“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都在打造着关注生命的学校，充满活力的课堂。是所有薄弱校应该学、能够学的标杆校。

对于薄弱校来说，要弄清楚三个问题：第一、我在哪里？第二、我到哪里去？第三、我怎么去？“我在哪里”是指弱在哪里，前面已经提过我校所处的地理、经济、文化状况，知道了弱在哪里？“我到哪里去”就是要明确学校的奋斗目标、鼓舞士气、凝聚人心、形成共识，使每一位教职工感到努力的方向，最终达到目标。“我怎么样去”就是要实现目标的路径，形成策略。

以上是我校如何走出困境的一点肤浅的想法。薄弱学校走出困境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也应该成为学校管理者的事业追求。我期待着我们这些村校能通过努力成为优质学校，也期待着所有的学校能教育设施一样好，校园环境一样美，教师素质一样高，让学校成为师生的精神家园、生活乐园。

学校道德教育困境 篇3

学校礼仪教育  价值特征  实践困境  破解路径

学校礼仪教育作为德育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当前我国人才培养体系以及评价制度的不完善，学校礼仪教育体系建设能力比较薄弱。本研究希望通过对目前我国学校礼仪教育价值特征的分析，探讨学校礼仪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并提出破解困境的对策，以此推动学校礼仪教育体系的科学化建设。

一、现代学校礼仪教育的价值特征

1.鲜明时代性与历史继承性共存

我国学校礼仪教育是经过数代人在实际生活和道德实践中沉淀而形成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现代学校礼仪教育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礼仪文化的同时，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客观、理性、辩证的态度发展和创新学校礼仪教育。

2.社会普遍性与校园特殊性共存

现代学校礼仪教育渗透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并且现代学校礼仪教育的格局要从课程德育、社会实践和学校文化三方面进行建构。学校礼仪教育由于其主体、客体、媒体、环境的特殊性，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现代学校礼仪教育的特殊性体现在主体的二重性：一是学校对学生进行的礼仪教育，另一方面就是学校机构的运作形式，即是指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所遵守的组织内部规定的和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礼节、仪式的总称。

3.地域文化性与民族差异性共存

我国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每个地方以约定俗成的民族习惯和特定文化为依据形成当地特有的风俗。学校礼仪教育的发展应该积极地融入生活世界，通过一定的学习与实践建立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理解与尊重。

4.既定规范性与实际多样性共存

学校通过礼仪教育使学生认识并且明确礼仪作为一种既定的、良好的准则需要遵守以及自我约束。但是由于礼仪并非抽象思辨的纯粹的社会意识，而是一种理性实践，所以，在礼仪的学习成果应用于实践的过程中，为了提高礼仪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礼仪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需要丰富和创新。

二、我国学校礼仪教育传承的实践困境

1.缺乏完善的学校礼仪教育制度规范体系

目前我国学校缺乏对礼仪方面规章制度建设的重视，导致学校礼仪教育缺乏明确的理念、定位、目标，针对性弱;缺乏对礼仪教育系统设计和整体协作，可行性差;缺乏礼仪教育实践中“情”与“意”的培养，可操作性低;缺乏对礼仪课程开放逻辑的探索，丧失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可持续性弱。

2.教师的职业道德与教育理念的偏差

近年来，在教育市场化的冲击和“分数就是指挥棒”的应试教育的体制下，部分教师秉持礼仪教育必须要让位于成绩训练的理念不动摇，导致学校礼仪教育流于形式，这些现象使得学校礼仪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低;缺乏心理学的知识，仍然采用灌输的方式传授礼仪知识，在教学过程中以个人权威价值判断取代事实感知，未触及学生的心理世界，学生在封闭环境中缺乏思考、反思的空间;教师职业倦怠问题频现，对待教学缺乏热忱，空洞的说教引起学生的抵触情绪。

3.家长忽视礼仪的教育

现代社会节奏快，压力大使得许多家长无暇顾及孩子的礼仪教育，形成了礼仪教育过程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家长深受“应试教育”的价值驱动，缺乏对学校礼仪教育进程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在独生子女家庭中，长辈的溺爱以及父母自身未做到个人修养的提高，“知行不一”等问题，造成家庭礼仪教育的缺失。

4.礼仪教育的社会规范体系失控，社会对礼仪的宣传不足

中小学生德行缺失是社会规范体系失控的缩影，也是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缺失的表现。礼仪塑造源于教育，教育根植于社会又服务于社会。中小学礼仪教育的社会支持力不够，政策缺失、专业支持不足、个别媒体为博得大众眼球对消极负面信息大肆渲染，一再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使得学校礼仪教育实施步履维艰，难以达到既定目标。

5.网络庸俗文化的渗透，影响优秀礼仪文化的传承

网络是个虚拟空间，同时也是个小型社会，它的范围涉及全世界。青少年作为虚拟交往的主力军，自控能力不足，自我保护意识不强，这样不能及时规避网络陷阱。侮辱、攻击、谩骂等有伤社会风气的言论大肆扩散，虚假信息的散布、隐私的泄露甚至犯罪行为，严重影响青少年的价值取向、生活和行为方式，给青少年带来了消极影响。

6.东西方礼仪文化多元碰撞使我国传统礼仪文化被边缘化

当今我国正处于开放的国际环境与多元文化的背景之中，在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之下，青少年学生又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刻。如何避免出现未把握住西方礼仪的核心精神却丧失了传统礼仪文化精髓的不中不西的尴尬局面，在心灵深处构筑强大的理想和道德支撑来面对开放、多元的世界，减少强烈的迷失感，形成比较明确的身份认同，保留本土礼仪文化遗产是当下的困境和突破的方向。

三、加强和改进学校礼仪教育的策略思考

1.学校礼仪教育制度体系建设

（1）加强和改进学校礼仪教育制度规范体系建设

首先，学校要转变办学以及育人理念，转变“智育第一，德育说教”的现状，在德育教育中融入礼仪教育，借鉴国外礼仪教育的先进经验。其次，深入发掘课程中所蕴涵的礼仪道德修炼和健全人格塑造的教育资源，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结合起来，使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得到人格的滋养。将学生发展从知识发展层面提升到生命发展层次，同时要体现礼仪教育特有的求同存异的精神和人文关怀。最后，将礼仪规范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注重系统性、科学性、整体配套性、操作性。构建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所需的保障体制，可持续发展体制，形成道德教育共同体。

（2）统筹安排学校礼仪课程，定期举办礼仪讲座

礼仪教育合理地纳入思想道德教育，同时在整合古今中外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将传统礼仪与现代礼仪相结合。从内容层面上，力求体现人文情怀;从方法层面上，注重实践性、趣味性，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结合实际，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和道德模范，加强对礼仪的感知体会，并在学生生活实践活动中得以体现。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育人体系，切实为学生提供健康发展的资源和平台。

（3）丰富课外礼仪教育活动

课余礼仪活动作为礼仪教育的重要载体，要具有实践性、多样性、开放性、针对性。学校礼仪教育不能仅仅采取单一的课堂知识性的讲授方式。作为“缄默知识”必须彰显实践性，让学生在生活中发展，在发展中生活。充分利用我国传统节日开展有目的的活动，通过情景模拟、讨论辨识、榜样示范、反馈分享等形式，让学生在生活处处践行礼仪美德，有层次和针对性地保证学校礼仪教育内化为学生自觉行为。充分利用我国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定期开放当地博物馆、纪念馆等公共设施。遵循学生行为发展的规律，将课堂常规教育与日常行为相结合，促使学生知行统一。

（4）加强学校礼仪教育荣誉制度建设

学校礼仪教育荣誉制度既是一种独特的学生自治、自律的制度，也是学生对学校的一种承诺制度。其实质是信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模范效应，切实发挥荣誉制度特有的激励、导向作用。设立“荣誉委员会”或类似的组织专门负责荣誉制度的执行和维护。这些机构的成员一般由学生主导、学校管理人员的监管或参与，协作处理与荣誉制度相关的各种事务。充分利用学校宣传栏、广播站、晨会、班会大力宣传礼仪模范事迹，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强化学生的礼仪意识，进而形成积极良性的校园文化。学校礼仪教育荣誉制度发展成一套结构完善、内容丰富的制度体系，同时也会随客观状况的变化及时作出相应的修改和调整。

（5）建立学校礼仪教育指导与服务中心

学校礼仪教育指导与服务中心是帮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践行所学的礼仪知识，并且对其随时跟进和给予建议的组织，其目的在于引导学生从小事做起，真正地使学生接受礼仪规范，并且转化为个体意识和价值目标，最后成为个体内在的礼仪行为，实现自律与他律的有机结合。学校礼仪教育指导与服务中心由高素质的具有丰富经验并且能准确把握国家礼仪教育政策方针的教师组成，其主要工作内容是对学生进行礼仪实践培训;发掘优秀经验，及时大力推广;定期研讨和交流，形成校园特色。

（6）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

培养以班主任为重点的一批专业德育骨干教师和管理干部，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学校礼仪教育队伍建设，完成高质有效的礼仪教学活动。发挥教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引领作用，这就要求教师注重自身细节，遵循人际交往的准则，将外在服饰美与内在心灵美和谐统一展示于学生。教师的礼仪教育关键体现在“尊重、沟通、规范、互动”，教师保持思想开放，对学生日常礼仪加以一定的引导，增进沟通，在有效沟通中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接受，以良好的形象来赢得学生的认同，形成“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和谐新型师生关系。

2.学校礼仪教育家庭支持体系建设

（1）重视家庭礼仪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家庭礼仪氛围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文化和长久以来形成的默契。家长以非常自然的方式向孩子发出信息，孩子在无意中会接收这种信息投射到行为作为一种回应。孩子会接受父母因信念、情绪、判断影响而产生的反应作为一种暗示，还有自我意识二者结合的双重暗示成为自我管理的标准。父母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满足其成长的需要，有以下两点需要明确：一是父母是孩子自我认识的启蒙者。二是“做人”应当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次是做一个有技能的人，最终是成为技能优秀的人。

（2）家长应率先垂范，发挥礼仪文化教育的榜样作用

“教育即风格之培养。”家长言行与价值观的和谐统一有助于孩子受到其潜移默化的影响，稳定于心中，最终形成做事风格。同时，家长在细节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会对孩子产生长久影响，因为教养体现于细节，细节展现素质。我们内在的自我标签与原生家庭密不可分，规则、信条、示范作用等潜移默化地内化为我们心中不二的标准制约着自我。要更好地融入社会自立自强，人我和谐就非常重要，而其关键在于从先天来说，是父母健康的人格;从后天来说，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榜样。

3.学校礼仪教育社会服务体系建设

（1）政府部门制定标准化的礼仪规范体系

明确政府职责，把礼仪教育纳入提升公民道德品质，净化社会风气系统的建设和规划当中。完善制度建设，秉持以民为本的服务理念、提倡高尚的道德品质、文明的礼仪素养。教育财政收入中划拨一部分专项资金支持学校礼仪教学和实践的进行，这对打造我国文化和形象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不仅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而且有利于发展适合于现代文明的礼仪规范。坚持“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并重的理念，从小处着眼，在细节上下功夫，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2）社会大众传媒加大对优秀礼仪文化的宣传

以提高公民素质、传播传统文化为宗旨，聚集优势媒体、出版资源，形成以教育为主体，以视媒、纸媒、网媒三大主流传媒为系统，综合运用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社会监督的形式，多方位、多层次覆盖受众。对优秀礼仪文化的宣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主要新闻媒体积极对礼仪典型人物进行宣传报道。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3）积极开展礼仪教育进社区活动

建立学生义工制度，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社区活动或公益劳动，让学生在体验中提高社会服务能力，更好地将校内礼仪教育与校外实践活动相结合，增强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社会责任感、社会认同感等。礼仪推广社区活动要本着提高学生志愿者自身素质，向社区提供优质的服务为目的，在学校的资金、师资等支持和引导下举办活动，旨在推进基层志愿者组织能力建设，推动社区志愿服务和谐行动、深入实施，以志愿服务形式宣传推广文明礼仪，努力提高社会公众的文明素质。

（4）吸收借鉴西方礼仪文化，加强我国礼仪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由于形成礼仪的重要根源之一宗教信仰的不同，导致世界上的人们遵循着各不相同的礼仪，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跨国交际日益增多，在保护中华民族传统礼仪的同时与西方礼仪进行合理有效地融合，二者相互渗透，不断发展，这是新时代不可阻挡的趋势。礼仪教育予以我们多元的视角以及良好的沟通来面对差异和冲突，多元文化背景下构建共同意愿的价值观，注重整合道德教育资源，各学科搭建互通的教育平台。

国内基础教育应该更多地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民族认同感。我们对传统和礼仪文化要在情感基础上进行理性的总结和继承，借鉴西方礼仪的形式以及内在灵魂，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形成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使中国礼仪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这样才能建立起我们自己的自信和优越感，确立我们的感染力，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

4.学校礼仪教育网络补充体系建设

（1）建立和完善网络监管制度，加强对网络礼仪行为的引导

学校对青少年的网络行为需要监督、管理、引导、制约。建立公益性的上网场所，持续规范运营;鼓励开办健康有益的网络活动;支持推广适合未成年人的优秀数字化文化产品;打击治理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的传播。对于学校周边的网吧加强管理协调，采取多元化监管模式，不断加强自律监管、互律监管以及他律监管，为学生提供安全的网络环境。

（2）完善生态化网络社区建设，推动学校礼仪教育信息化建设

学校网络社区建设生态化应当达到环境优良、教学设施配备齐全、保障制度完善、礼仪文化氛围浓厚、管理规范有序的目标。现代学校礼仪教育信息化服务不可或缺，借助宽带网络等现代信息化资源的建设，学校要充分依托教育信息化的便利条件，开通微信、微博、QQ等网络交流工具，设立礼仪教育专门板块，创造条件，吸引学生参与到礼仪教育的沟通与交流中来，提高学生对礼仪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有利于构建文明和谐校园，营造良好的网络礼仪文化氛围。生态化网络社区建设既可以有效地加强社区事务包括学校礼仪事务的管理，亦可提供各项网上虚拟指导服务，反映着学校网络社区生态化建设的科学性与先进性。

（3）倡导绿色上网，培养学生自律意识

网络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需要正确认识其价值和功能。要树立正确的网络礼仪观念，传统的通信礼仪完全适用于现代的网络世界。人人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建立在网络礼仪的基础上，尊重这样美好便利的空间，享受学习与交流经验的重要公共平台。引导学生懂得网上所有言行必须遵循现实社会的法律法规，增强网络行为的法制意识，并组织学生自主讨论《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诚信守诺，自觉遵守《公约》要求。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7月29日，http：//www.gov.cn/jrzg/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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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4年2月26日，http：//www.gmw.cn/01gmrb/2004-03/23/content_7262.html.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指导纲要.2010年12月30日，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

s5180/201101/xxgk_114631.htmkl.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http：//www.sc.xinhuanet.com/content/2013-11/15/c_118164288.html.

[5] 李树青，甘玲.礼仪教育：增强德育有效性的重要环节.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2（6）.

[6] 蒋璟萍.礼仪的伦理学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学校道德教育困境 篇4

一、学校道德教育遭遇的时代困境

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工业化和城镇化, 社会生活中的传统价值基础也趋于瓦解, 社会道德失范问题十分严重:都市病、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心态冷漠、公德缺乏、信仰缺乏, 等等。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传统价值丧失已经给学校德育造成有目共睹的危机。这些道德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校德育所处的社会道德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二是青少年生活的家庭环境发生变化, 三是学校德育面临学生亚文化群体的影响。

1. 学校周遭:社会病态严重侵蚀公共生活的道德环境

中国目前正在跨入现代之门[1], 正在努力推进经济、政治体制的现代化转轨。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环境看, 现代化成为今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之一, 而人们观念的现代化则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在传统社会中, 每个人都作为族群个体而存在着, 现代化强调个人作为主体的价值, 这就引发了价值观体系的重大变革。一方面, 我们看到个人的主体性价值得到承认, 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发挥每个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 个人从压抑中获得人性的解放, 伴随着西方现代文明中的个人主义思潮影响, 个性的解放也导致人的私欲泛滥。严重利己行为、吸毒等各种社会病态严重侵蚀着公共生活的道德环境, 失业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等成为凸显的社会问题, 这一切都使得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社会转型的阵痛。这也是学校德育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

随着现代化在中国的推进, 商品经济社会也正在改变着人与人的传统社会关系, 市场经济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驱动着个体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满足。人与人之间淳朴的充满温情的交往关系变成了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交换关系。迅速膨胀起来的个人主义侵蚀着社会生活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由此造成了整个社会传统价值观体系的瓦解, 原本相对稳定的社会道德生态环境也失去了平衡。从企业造假到官员腐败, 从对弱势群体的冷漠到暴力事件的发生, 等等, 诸多社会问题都使得学校教育的社会道德资源变得十分匮乏, 教师和学生也因此陷入了不同程度的无奈与迷茫, 直接表现为学校道德教育权威地位的丧失。学校里的道德教育与校外的道德恶化现象形成巨大的反差, 教师对学生的道德教导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日益变得软弱无力。

从文化普及的角度看, 大众传媒正在影响着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等方面的变革。但是, 由于文化管理体制与法律方面的不健全, 文化市场的混乱导致文化经营者为追求商业利润而表现出媚俗的倾向。低俗的文化产品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各种途径冲击着青少年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在网络制造的虚拟生活世界中, 传统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都失去了约束力, 个人主义发挥至极端, 一些人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这些都严重影响青少年形成正确的道德判断力。学校教育在与大众传媒的对抗中, 其教育效果不断受到削弱。例如:“网瘾”现象已经成为青少年的普遍心理问题之一。“网瘾”表面上是心理问题, 实质上则是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对孩子失去吸引力的一种表现。

2. 学校逐渐失去稳固的后方基地:传统家庭生活结构的解体

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来说, 除了学校生活之外, 家庭是他们成长的重要生活环境。家庭生活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着未成年人的学校生活质量。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中国的家庭结构及其稳定程度正是发生剧烈的变化, 这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一代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质量。

从城市家庭生活的结构来看, 尤其是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大城市, 核心家庭、单亲家庭的数量不断增加。不仅家庭日趋小型化, 而且家长的工作时间也不断延长, 无法与孩子进行充分的思想交流与心理沟通。这样的家庭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助于孩子自主能力的发展, 但是, 潜在的危机则是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缺损导致家庭生活中长辈对孩子道德影响力的减弱。孩子在家庭生活的时间里, 如果失去家长的有效影响, 他们的生活时段就可能被电视、网络所侵占。这些孩子就可能模仿传媒中的成年人, 而这种“偶像崇拜”中存在着向善或向恶的不同可能性。

从农村家庭生活的结构来看, 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的转移, 大批青壮年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与此同时, 农村传统的相对稳定的家庭结构不复存在了。随着父母进城务工, 农村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 他们多数是与年迈的祖辈生活在一起。这正是当前农村中小学校面临的新问题。这一切变化都使得原来由家庭承担的对儿童教育的职责无法实现, 无形中增加了学校教育的负担。

另外, 现代社会发展也带来家庭生活中的文化反哺现象。例如, 在信息化时代里, 孩子们掌握新技术、接收新信息的能力明显优于家长, 这更加剧了孩子与家长之间的代沟问题。家长与孩子的沟通变得十分困难。

家庭生活原本是学校德育的基础环境, 但是, 如果家庭生活无法给孩子提供安全感、依恋感, 那么, 家长的权威作用也会受到某种程度的衰弱。家庭也就无法与学校形成教育的合力。

3. 不和谐的校园:学生群体的亚文化对学校德育的影响

在相对封闭的传统社会中, 学校主流文化制约着学生亚文化群体的发展方向。现代信息社会的开放使得学生有可能接受到不同亚文化的影响, 加之青少年群体之间容易相互影响、相互模仿, 因此, 当代学校生活中可能出现不同层次的学生亚文化群体。这些亚文化群体在价值观方面存在与学校主流文化和主导价值观相抵触的一面。

学生亚文化群体中出现的偶像崇拜就可能与学校的榜样教育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学生心目中的英雄与学校树立的榜样在价值观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对很多青少年来说, 他们过着一种两极性的生活:一极是枯燥乏味、劳神费力的学习;一极是对偶像的神魂颠倒。”[2]也许, 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青少年的偶像崇拜现象, 但是, 青少年对娱乐明星的热情超越对人类文明史上思想家和科学家等杰出人物的注意力, 将导致学校教育在这些学生心中的直接降格。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 青少年的成长越来越多地受到校外各种环境的影响,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都超出学校教育的有限作用, 并给学校德育带来各种干扰。如果学校德育无视信息社会中小学生亚文化群体的特征, 单纯固守传统道德教育的老路子, 只能使学校德育陷入困境, 而且, 在困境中挣扎的学校道德教育正在走向边缘化、外在化。我国著名德育理论专家鲁洁教授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具体的阐述:第一, 边缘化, 指道德教育既然在使人从事某种职业或具有某些技能方面无能为力, 它就不可避免地沦为无用的教育, 在学校中的容身之地越来越小。第二, 外在化, 指道德教育的价值己经丧失殆尽, 道德被认为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和规则, 人们关于道德的认识就是遵守规范和规则, 而这些规范规则又被视为源于客体世界的运行规律, 与人自身发展的需要几乎没有关系, 这样, 道德学习也就变成了一种没有任何自我涉入的学习, 当然也就生成不了任何自我道德定位及明确方向的道德态度。[3]

上述事实表明, 学校生活充满着危机, 这种危机总是意味着可能引发不幸, 但是, 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 “我们可以把危机理解为开创新起点的机会”[4]。当然, 这个新起点不是简单地恢复中断的发展, 而要对迄今不合适的学校生活加以批判性分析, 恢复被抛弃的良好的教育开端。

二、学校生活:教育价值秩序的颠覆

当代社会, 效率主义与功利主义主宰着现实社会的诸多领域。学校教育似乎已被淹没在实用与功利主义的冰水中。[5]学校被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在种种利益诱惑面前, 学校似乎已经放弃应该追求的道德教育理想, 学校的功利倾向已经浸染着整个校园。学校生活的价值秩序已经被颠倒了, 这也正是今天学校教育的“道德软肋”。

1. 升学为圭臬:教育丧失本义

对教育的本义之思, 有必要进行词源学的回溯和教育史的回眸。英语中的“教育” (education) , 源于古拉丁语。拉丁文“Educare”的词源是Ex (出) -D u cere (引) , 原初义为“引出, 引领”。其实, “引出”不仅表示教育影响出自内发, 而且表示之所引的方向。这个方向暗示教育旨在使人向善。因此, 本来意义上的“教育”, 是指“善”的影响, 也可视为“道德教育”的同义语。制度化学校教育出现之前, 教育的价值追求在于发展学生的个性, 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 时至今日, 教育价值并非在于培养孤立的个体, 而是一定社会的成员, 即“教育旨在促进个体社会化, 并尊重不同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个性差异”[6]。

今天, 功利取向浓厚的社会生活不断浸染着校园文化。在急功近利的文化影响之下, 无论是重点学校还是普通学校, 都迫切需要一个好的升学率提升其社会知名度, 进而获取各种利益。因此, 学校生活中的一切都以升学为圭臬。从知识学习到特长培养, 都以升学为第一要务。在现有国情之下, 升学总是以选拔性考试为依据。学生为了摆脱被淘汰的命运, 只能拚命地学习那些应试所需要的书本知识, 他们不可避免地沦为学习的工具。一个沦为学习工具的孩子, 仿佛就是教师或家长手中的提线木偶。

竞争和淘汰早已经是校园里游荡着的幽灵, 学习的压力已经占用了孩子们太多的时间了。于是, 大部分孩子摆脱书本的方式就是电脑 (网络) 和电视, 而对于那些不堪忍受学校生活重负的孩子, 虚拟的网络世界似乎成了他们的“世外桃源”。他们在网络游戏中肆意宣泄着他们对学校生活压迫的怨恨与不满。人在某些网络游戏中, 除了暴力、色情之外, 就剩下一个空洞的人的躯壳了。在此, 无论是学校生活中的“好学生”, 还是沉溺网络中的“坏学生”, 都是一个“单向度的人”。教育的本真价值在时下校园里遭遇被颠覆的命运, 教育迷失了最原初的意义。

2. 爱的缺失:教育无所依托

我国著名教育家夏丏尊先生曾把“情”和“爱”比做教育上的水。他说:“教育没有了情爱, 就成了无水的池, 任你四方形也罢, 圆形也罢, 总逃不了一个空虚。”[7]在夏先生从教的时代, 学校教育从制度和方法上走马灯似地更变迎合, 好像掘池, 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因此, 夏先生担心学校教育忽视生命所在——人的培养。其实, 在今天的信息社会中, 技术理性变得日益强大, 夏先生对爱的教育的忧虑依然存在。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中, 学校教育被视为一种产业, 学生被视为知识的消费者和学校教育产业的产品。学校片面地强调培养学生的理性或智力。旁观者知识观[8]支配着学校的学习生活, 教师很少关注知识学习、能力培养与学生心灵的关系。封闭式考试、单一正确的答案造就了学校生活氛围充满了压力与恐惧,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功利和冷漠。换言之, 我们的教育总是强调精确、预见和控制, 而不去寻求智慧和心灵的安静。这就造成了一个人与自身的疏离。“这种疏离遮蔽了自我的感性本质和社会性的类本质。这种自我疏离的原子式的主体成了在物质经济利益的竞技场上自我谋划和自我计算的自私自利者”。[9]

这种教育的直接弊端就是造成了学习者的异化。学习已经演变成近乎残忍的学术训练, 这种教育在导致人被异化的同时, 也带来学校生活中的道德冷漠。道德冷漠就是指“一种人际道德关系上的隔膜和孤独化, 以及由此引起的道德行为方式的相互冷淡、互不关心, 乃至相互排斥和否定”[10]。学校生活到了现在这个样子, 真是空虚极了, 孩子们可能会因为得不到爱而失去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现时代的学校教育在培养知识人、工具人的单车道上已经走得太远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 他们的智力水平也许越来越高, 但是, 其心灵的健全却令人忧虑。当然, 没有一个教育者愿意把风险和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但是, 教育者必须把威胁到青少年生活的事情纳入到教育学的思考视域之内。

三、重构学校道德生活的始基:爱的教育

雅斯贝尔斯说:“爱是教育的原动力。”[11]针对学校教育面临的严峻现实, 有识之士开始质问:“有谁真正关心什么东西对孩子们才是真正重要的?对我们也是真正重要的?难道我们只是像棋子一样被推到国际竞争的棋盘上吗?”[12]具有使命感的教育者必须认识到, 关爱孩子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核心价值所在。恢复或重建学校道德生活的始基就要从爱的教育入手。

1. 以爱作为学校德育的价值诉求

自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的观点以来, 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就是崇尚理性贬低情感。在技术理性日益昌盛的今天, 人们不再将情感生命视为一种富有价值的事件。现代人无法理解生命的真正意义, 道德也失去生活目的的奠基。在德国著名现象学伦理学家舍勒看来, 这正是现代人所犯的时代错误。在我国社会现代进程中, 学校教育正在饱受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侵害。学校道德教育一直在时代的困境中挣扎, 正在走向被边缘化和被外在化。学校德育被外在的道德规则遮蔽了道德关怀, 儿童从家庭进入学校后, 其道德感成长的连续性受到阻断。于是, 学校的道德教育也变得有“道”无“德”了, 学校用一系列外在的规范约束学生, 但是, 学生的内心世界并未真正受到触动。

舍勒认为:“在人是思之在者或意愿之在者之前, 他就是爱之在者, 人的爱之丰盈、层级、差异和力量限定了他的可能的精神和他与宇宙的可能的交织度的丰盈、作用方式和力量。”[13]从舍勒的视角看, 爱作为人的基本道德天性, 为意志指明了方向。在生活共同体的成员之间, 爱使他们具有了休戚与共的情感体验。人的最初的、原始的道德体验就是爱的体验, 这种体验就是在这个家庭生活情境中诞生的。家庭是一种以爱为根本特征的道德生活实体。家庭是儿童道德感的诞生地, 是道德教育的始基。

儿童进入学校生活的时候, 他内心并非是一片“道德空白”, 道德感的基调已经在家庭生活中形成。学校的道德教育也是在家庭道德教育基础上的必要发展。始于家庭, 并不意味着限于家庭, 孩子会长大, 他会从家庭走进学校, 再从学校走入社会。如果学校的道德教育关注儿童道德感生长的始基, 就会关注“爱”的教育。学校德育也将开辟一个新的视域。从正本清源的角度看, 爱的教育可以从根源上使得学校道德教育复归人文的本性。

2. 爱的教育氛围:儿童健康成长的基本心境

事实证明, 教育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生活环境中一定的内部气氛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一定的情感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德国著名教育人类学家博尔诺夫曾把教育氛围理解为情感、情绪状态及对教育抱有好感或厌恶等关系的总和[14]。从儿童的视角来考察其生活质量, 幸福、无忧无虑、不为恐惧和担忧所困扰是基本心境。保护和发展这种愉快心境是教育者的职责所系。因为, 我们从海德格尔那里得知, “现身的有情绪从存在论上组建着此在的世界敞开状态”[15]。正是这种错以为最无关宏旨的情绪, 以一定的方式解释和说明世界和生活。简言之, 情绪历来支配着我们把握事物的方式, 也构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各种行为方式。

与成年人相比, 情绪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可能更大。如果一个孩子处于忧郁的情绪中, 他的整个生活就会变得阴沉, 他也无力去保持与外界的关系, 可能退缩到自我之中, 冷漠地过着颓废的生活。当前, 来自学校生活的压力造成一些未成年人的情绪低落。对于这些孩子来说, 学校与其说是一个学习成长的场所, 不如说是一个丧失快乐、丧失自我的场所。于是, 网络世界的游戏生活成为这些孩子逃避现实, 摆脱伤害的“好”去处。

与之对照, 愉悦心境能够催人奋进。愉快的心情能够使一个孩子振奋起来, 有勇气扫除一切枯萎的影响, 以向一切美好的事物敞开心扉。因此, 教育者必须尝试去促进学生形成愉快的情绪, 避免或防止学生产生忧郁的情绪。好的情绪不仅对学生的学习产生良好的效果, 而且对其各种能力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学校有责任也有必要营造充满爱的教育氛围。在爱的教育氛围中, 教师眼中没有“差生”或“弱者”, 只有对每一个需要教育的孩子的关爱与信任。爱和关怀引导着儿童的道德生活, 他 (她) 在体验被爱与被关怀的同时, 也逐渐形成了爱老师和关怀同伴的道德直觉。学生与教师就置身于一种充满爱和关怀的教育关系之中。

学校道德教育困境 篇5

李国平

嘉高实验中学浙江嘉兴314031

【摘要】德育是一切教育的最终目的，即促进个人的、社会的和谐发展。对于学生个体而言，学校德育工作的成功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成年后的道德素养、社会性发展程度和社会性接纳程度。而目前学校德育工作的“乏力”成为学校教育发展乃至是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弊病。本文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当前学校德育工作乏力的根源，并根据教育实践经验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德育工作乏力困境对策

德育教育历来是学校教育中“五育”之本，且彼此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德育工作仍然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新课程的培养目标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可以看出其中鲜明的德育色彩。所以新课程改革强调课程教学要关注学生的道德生活和人格养成，学校德育工作做为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灵魂和根本的重要性从中便可窥见一斑。

尽管教育部门、学校和教育者在德育工作上的力度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准层面，但不能否认，德育工作所体现出来的成效却差强人意，传统礼节、感恩情愫的缺失，人生观、价值观的偏颇，甚至是爱国主义意识的淡薄……随着社会的发展，德育的形式与内容确实也在发生着与时俱进的调整，但学生思想品德现状与学校德育教育目标的差距还是另人忧心忡忡，下列调查资料可以有力的说明这一点：①我国每年有15万多未成年人被公安机关查处有违法犯罪行为，其中有3万多人被法院审判构成犯罪[1];②学生的心理问题随着年龄增长而大幅度增加。小学生为9.8%，初中生为13.7%，高中生为18.79%;③一份学生问卷调查中有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哪种看法适合你的心愿”，选项有“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和“公私并重”，绝大多数学生选的是“公私并重”。二是择职标准，选项有“高收入”、“个人兴趣”、“社会需要”等，学生大多数选取的是“高收入”。做为社会个体，是有道德底线的，而上述调查数据所体现出来的问题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迹象，做为教育者不得不扪心自问，学校德育教育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所期望的德育教育成效为什么在社会洪流的席卷下苍白无力?

学校道德教育困境 篇6

摘 要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区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导致城区义务教育学校空间日趋拥挤和大班额日益增多。学校建设是解决城区义务教育学校空间拥挤和大班额问题的根本举措，然而却面临教育用地、建设资金及建设规划等方面的困境。要化解这些困境，我们应当着眼于四个举措：一是开通教育用地审批绿色通道，鼓励合理合法的土地置换；二是加大学校建设资金投入，拓展建设资金来源；三是协调政府各部门，设立学校建设专项规划；四是明确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加强学校建设督导评估力度。

关键词 城镇化 城区 义务教育 学校建设 困境与出路

城区义务教育学校空间拥挤与大班额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学校建设，如何按照国家教育部门规定的学校建设标准和班额标准来进行学校建设，无疑是当前解决城区学校拥挤和大班额问题应当关注的重点。近年来，江西省G市城镇化进程加快，2014年城镇化率达到42.56%，较2012年增长3.22%[1]。本研究基于实证调查的思路，综合考虑空间拥挤、大班额问题的严重性及学校建设的紧迫性等因素，选取江西省G市作为调查样本，就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建设存在的困境以及如何化解学校建设困境等问题进行初步探析。

一、学校建设的紧迫性要求

1.生均校园占地面积严重不足，学校空间日趋拥挤

按照《江西省普通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基本办学条件标准（试行）》的规定，城市中小学生生均占地面积以学校班级数为标准，指标最低控制线为：小学生生均占地面积20～39平方米；初中生生均占地面积25～39平方米[2]。

调查发现，G市2014年城区小学142所，初中72所，现有校园总面积5 605 537.26平方米，而同期城区小学生在校生人数为311 431人，初中生在校生人数为168 684人。G市小学生生均占地面积11.94平方米，初中生生均占地面积11.18平方米。通过与省级规定的生均占地面积标准的比较，发现该市城区小学和初中学生生均占地面积即使与最低标准相比相差也将近一倍。其中初中生生均占地面积与标准的差距比小学生生均占地面积与标准的差距更大。换言之，G市中小学生生均占地面积严重不足，小学和初中相比，初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据调查，2014年G市城区有中小学校214所，在校学生人数480 115人，占地面积5 605 537.26平方米。如果按照政府文件规定的标准，G市须增加55所学校（24个标准班级），须新增校园面积2 648 060.09平方米，相当于现有占地面积的47.24%。

另一方面，近年来，G市城区人口增长较快，教育事业发展迅速。近6年来（2009～2014），在校生人数由2009年的小学生207 499人、初中生116 618人增长到2014年的小学生311 431人、初中生168 684人。小学生在校生数增长率达到50.09%，初中生达到44.65%（见下页图1）。而同期全省在校学生数的增长率为29.62%，可见G市在校生人数增长率远远高于全省水平。按此增长率预计2020年G市城区在校生人数将达到小学生467 426人，初中生244 001人。按中小学生生均用地的一般标准（取最低值20平方米/人）测算，G市城区小学、初中校园占地面积要达到14 228 540平方米，而目前城区小学和初中占地面积是5 605 537.26平方米，仅为规定标准的39.40%，还须增加8 623 002.74平方米，相当于现有占地面积的1.54倍。若未来几年内，G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教育用地不能得到相应增加，教育用地缺口问题必然会成为制约该市今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瓶颈。

2.大班额问题日趋严重

近年来，G市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以及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的增长，使得城区受教育人数也急剧增长。究其原因，三个因素不容忽视，第一，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离开农村进城务工，其子女也随迁至城区就读；第二，G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大量优秀乡贤从外地转移回到家乡务工、创业，其子女也随迁回来就读，增加了城区就读的学生人数；第三，城区相较于农村而言，义务教育资源包括硬件设施、师资等，更加吸引“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城市中小学接纳农民工子女就读，就教育公平而言，这一举措保障了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小学校教育资源有限，而短时间内学校规模又无法得到扩展，因此导致大班额现象非常严重。

《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规定：小学标准班额为45人，初中标准班额为50人，超过标准班额则称之为“大班额”[3]。据调查，G市城区小学现有班级数5110个，初中班级数2727个，其中小学班额为46～55人区间的班级数为861个，班额为56～65人区间的班级数为1900个，班额为66～75人区间的班级数为1816个，班额为76人以上的班级数为103个；初中班额为51～60人区间的班级数为1019个，班额为61～70人区间的班级数为1100个，班额为71～80人区间的班级数为347个，班额为81人以上区间的班级数为20个[4]。通过分析，城区小学超标准班额占小学班级总数的91.58%，其中班额为55人以上的班级所占比重达到74.73%，班额为65以上的班级所占比重达到37.55%；城区初中超标准班额占初中班级总数的91.16%，其中班额为60人以上的班级所占比重达到53.79%，班额为70人以上的班级所占比重为13.46%。由此可知，城区中小学大班额问题的严重程度（具体见图2）。

注：超班额指超标准班额，大班额指小学55人以上、初中60人以上班额，超大班额指小学65人以上，初中70人以上班额。

二、学校建设的现实困境

1.教育用地困境

教育用地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根据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建设占用土地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市、县人民政府对建设用地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征用、统一开发、统一按项目供地。教育用地作为建设用地的一种，必须服从市县人民政府的统一规划、统一征用。那么这样就存在一个弹性空间，教育用地能否审批上，能审批到多少，都要服从人民政府的统一规划。教育用地作为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民生工程，有可能会被其他经济用地项目挤压，造成教育用地指标有限。

另外，用地的审批程序也存在现实困境，因为土地是国家的重要资源，土地的审批本身要考虑的因素较多。从程序上来看，土地审批需要一套完整的土地总体利用规划和土地年度利用计划，而地方政府在制定这些土地审批材料时，往往由于规划不足，或者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没有将教育用地审批材料单列出来，只是笼统地划归于建设用地。这样就造成了土地审批的一个较长周期，与当前教育用地紧张的现实困境形成鲜明反差。根据对G市的调查走访发现，关于教育用地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教育用地审批程序繁琐，审批周期较长；另一个是在整个建设用地审批指标中，学校教育用地指标有限。例如，该市某区2014年审批650亩地，2013年解决教育用地95亩，差不多占了六分之一，其他民生工程用去400多亩，剩下100多亩地用于城区建设。尤其面对当前土地利用紧张的整体形势，学校教育用地审批程序及指标限制的问题就更加突出。

2.资金困境

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改建、扩建及新建的资金投入不足是学校建设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依据《江西省义务教育经费筹措和使用管理办法》，义务教育经费来源主要包括：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国务院规定开征的教育费附加、用于义务教育的附加费、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杂费收入、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校办产业减免税部分和校办产业、勤工俭学、社会服务收入中用于义务教育的部分、社会捐赠、教育基金和救灾款项等。而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包括：教育事业费、教育基本建设投资、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中用于义务教育的部分、城市维护建设税中用于城市中小学校舍的维修补助。从以上经费来源来看，用于城区学校改建、扩建及新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教育费附加及社会捐赠部分。按照国家办学标准，G市目前城区义务教育学校用地缺口为8 623 002.74平方米，如果按照1500元/平方米的建设标准，光学校建设的费用缺口就达129.34亿元。而同期G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仅为225.31亿元，财政用于义务教育的经费拨款为90.12亿元。可见学校建设尚需经费已经超过义务教育经费总和。另外，通过调查走访发现，G市对于加强城区义务学校建设资金投入的呼声很高，并且指向财政拨款对于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建设的支持力度不够。通过整理访谈资料发现，有三个主要原因导致资金不足，第一，近年来中央和省级部门对于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资金支持确实高于城区，相应的政策配套也是向农村倾斜。G市财政收入总体一般，以现在小学600元和初中800元的生均公用经费，以及中央60%、省级32%、县级8%的配套标准，学校建设本级经费十分吃紧。第二，G市本身属欠发达地区，地方财政尚且吃紧，但是又面临城镇化建设，道路交通、工矿产业等被摆上了优先发展战略。第三，地方政府对于义务教育的责任主体意识不到位，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建设经费问题往往被忽略。

3.规划困境

学校建设的规划包括学校建设布局规划和学校建设用地规划。涉及到教育用地、城区总体规划和城区人口等方面，科学良好的规划是学校建设顺利开展的先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城市、县、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近期建设规划，报总体规划审批机关备案。学校建设规划属于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专项规划，应当考虑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在学校建设布局规划方面，考虑多方面因素并合理布局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在学校建设用地规划方面，应当根据适龄人口及城镇化进程情况，研究制定与城镇化进程同步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义务教育用地专项规划。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是学校建设规划的教育用地缺口量的预测，应当把城区人口因素放入专项规划的重要位置。第二个是新建、改建及扩建所要考虑的土地问题，包括新增多少教育用地，哪些地方得改建、扩建，改建和扩建量又是多少。第三个是学校建设规划的整合问题，就是把学校建设规划各个细节纳入整体规划的合理性及必要性考核的范围，如果不符合上级政府的规定或者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规划的合理性就丧失；如果不考虑学校建设规划所面临的实际问题，那规划的必要性也将丧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城乡规划管理部门应当对专项规划进行监督检查，且专项规划的执行情况应当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G市部分县区依照本县区的实际制定了学校建设相关的规划，而有相当一部分县区仍然没有制定相应的学校建设规划。通过调查发现，部分县区制定了学校建设规划，但没有遵照规划执行，学校建设规划也就成为了“一纸空文”；而部分没有制定学校建设规划的县区，在学校建设上更是缺乏整体性、前瞻性。总而言之，G市学校建设规划困境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部分县区没有制定学校建设规划；二是部分县区制定了规划，但是学校建设规划缺乏整体性、前瞻性，学校建设布局规划不合理，教育用地规划不科学；三是部分县区制定了学校建设规划，但是缺乏有效执行。

三、建议与对策

1.开通教育用地审批绿色通道，鼓励合理合法的土地置换

面对教育用地的审批程序及指标限制的困境，政府部门应当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首先，建议市级人民政府申请，省政府部门批准，开通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教育用地审批绿色通道，对于教育用地的审批从一般建设用地审批中单列出来，对于教育用地的征地要求应该优先考虑，并在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中优先执行。真正做到教育用地问题“特事特办”，以缓解当前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建设用地紧张的局面。其次，针对城镇土地利用总体吃紧的情况，学校建设用地考虑利用土地置换的办法获得，前提是土地要符合置换的条件：已经依法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或者建设用地使用证的土地才能够置换。所以像一些国有或集体所有的闲置用地就可以通过这种办法进行再利用。尤其是老城区，由于本身土地利用紧张，老城区的学校可以通过置换土地进行学校扩建。实行义务教育用地储备制度，将规划预留的城区中小学建设用地纳入教育用地总体管理范围，实行储备管理。

2.加大学校建设资金投入，拓展资金来源

城区义务教育学校经费直接依托义务教育总体经费，完善义务教育总体经费投入保障机制是保障城区学校建设资金的重要举措。各级政府要在确保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占财政收入4%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比重。对市、县（区）级政府财政预算、教育附加费、城市维护建设税、各住宅开发建设项目费等，要确保足额比例投资于城区公办义务教育设施建设。各地设立的重点项目专项资金中，划出一定比例专门用于解决城区学校“大班额”问题。建立完善义务教育经费、项目分配机制，设立专项奖励资金，对如期和提前实现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建设的县（市、区）给予经费奖励。

依照各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学校建设项目经费可以适当降低本级财政的配套比例，加大省级、中央财政配套资金比重。其次，教育费附加和土地出让金是整个教育财政来源的重要基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增加教育费附加资金以及土地出让金的部分资金在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建设中的比重。最后要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建设。采取税收激励等政策措施，鼓励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集资。加强民办学校建设，分担城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压力，落实对民办教育的优惠政策，确保民办学校在土地审批、项目建设、税收等方面享有优惠政策。充分利用民办学校资源来缓解城区义务教育学校空间拥挤和“大班额”问题。

3.协调政府各部门，设立学校建设专项规划

学校建设规划是一个系统问题，需要政府各部门的协力。根据现阶段学校建设规划的困境，建议没有设立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建设规划的县市设立学校建设的专项规划；已有学校建设专项规划的县市，要着重完善并修改不符合实际的规划部分以及学校建设规划中的监督与责任部分。鉴于此，我们应当厘清学校建设规划的问题域，充分考虑城镇化进程下区域内适宜入学人口规模、分布以及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等因素，合理布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教育行政各部门应参与学校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各个方面。落实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学校建设，重点推进城市发展新区学校建设，针对老城区配建不足或新建设小区未达到配建学校标准的情况，当地政府应了解周边住宅区情况后统筹配建。

建立健全有关部门分工协作机制。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建设布局规划，认真组织实施；发展改革部门要把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建设作为城乡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重点安排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建设项目；国土资源部门要优先保障学校用地，做好土地供应、监督工作；规划部门要组织编制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建设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财政部门要切实增加投入，支持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建设。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推进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最后是学校建设规划的执行问题，一定要协同政府各个部门，做到权责分明，建议在规划中写入详细的执行时间表，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4.明确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加强学校建设督导评估力度

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因此，要顺利解决城区义务教育学校空间拥挤及大班额问题，地方政府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于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建设，要通过督导评估，不断督促各县区市解决当中面临的问题。具体而言，城区学校建设资金方面，城市维护建设税中，应划出10%至15%用于实施义务教育，各级人民政府应将义务教育经费的筹措、使用情况列入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内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年应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汇报义务教育经费筹措和使用管理情况。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教育用地方面，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建设规划方面，除了协同本级政府各部门之外，还应当接受上级规划部门的监督。总而言之，对于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建设应该遵循规划先行，教育用地和建设资金两手抓，二者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 江西省G市振兴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EB/OL].[2014-06-24].http：//www.jx.xinhuanet.com/news/fmbd/c_1111283570.htm.

[2] 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普通小学基本办学条件标准（试行）（赣教基字〔2011〕54号）[EB/OL].[2011-07-22].http：//www.jxedu.gov.cn/zwgk/1jcjy/index.html.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建设部.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建标[2002]102号）[EB/OL].[2002-04-17].http：//www.mohurd.gov.cn。

[4] G市《2014/2015学年初城区普通中小学综合统计报表》[Z].2015.

学校道德教育困境 篇7

继2013年5月8日海南“万宁校长开房”事件后,短短20天内全国至少发生8起校园性侵事件。这些事件频频挑战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社会道德底线。施暴者必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然而无论他们受到怎样的惩罚,都无法弥合受害者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创伤。按照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的说法,每1起性侵害案背后,可能有6起隐案。可以说,被曝光的性侵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在此类案件中,几乎所有的受害者均缺乏最基本的性知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这折射出我国学校性教育的严重缺失。伴随性侵事件的连续曝光,一时间,新闻媒体、专家学者纷纷热议性教育。2013年9月16日,教育部等四部门也联合下发《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强调各部门“教育学生特别是女学生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了解预防性侵犯的知识,知晓什么是性侵犯,遭遇性侵犯后如何寻求他人帮助”。

一、学校性教育的困境

实际上,这早已不是性教育第一次暴露在公众视野。1987年,著名医学家吴阶平教授撰文呼吁开展青春期性知识和性道德教育已经刻不容缓,[1]曾引起广泛关注。此后20多年社会上主张强制实施性教育的呼声不断。近年来随着性侵学生案件的频频曝光,社会舆论支持性教育纳入中小学正规教育体系的呼声也愈来愈高。相对于公众的期盼,我国中小学的性教育实践似乎停滞不前。目前最令人担心的是,校园性侵案件频发最终也不过是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的一阵呼吁,或者是官方出台某个文件,一旦公众关注的热潮过后,校园性教育依然回归低迷与被动状态。

当前讨论主要集中于“要不要开展性教育”、“何时开展”、“由谁开展”、“怎样开展”等问题。在著名性社会学家潘绥铭看来,目前讨论的层次太肤浅,“全世界除了中国和朝鲜,大概都早就开始性教育。瑞典的性教育历史都有七八十年了,我们现在还没赶上人家30年代。”[2]在笔者看来,他的评价并不为过。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性观念愈益开放,相对于未成年人的性犯罪急剧增加,学校性教育显得严重滞后。大量调查证实,未成年人最期望从学校课堂上获得科学的性知识和健康的性观念,但学校的性教育内容残缺不全,而且遮遮掩掩、讳莫如深。据教育部门有关人员估计,我国目前需要50万性教育专业人才。[3]可现实却出现矛盾:一位名叫彭露露的有志于性教育的人类性学专业毕业的硕士到中小学求职却屡屡碰壁。原因是学校没有专职性教育教师编制,而且担心“性教育”课会引发争议,招致舆论压力。在政策上,国家相关部门一再发文强调性教育的重要性,然而学校的性教育却流于形式,羞羞答答——“老师们挑着讲,学生们偷着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部分地区积极开展性教育试验,编写了不少“性教育”读本,最终均难以推广,至今未能实现重大突破。深圳曾出版《深圳市中小学性健康教育读本》,2004年开始在24所学校开展性教育试点。结果由于教材“尺度过大”遭家长投诉,同时因为课程本身未能纳入教学计划,首印两万册读本陷入无法推广的尴尬境地。在笔者看来,突破当前学校性教育困境,亟需国家相关行政部门对性教育进行顶层设计。

二、羞涩的官方话语

在官方话语中,国家相关部门对性教育的态度始终是羞涩的。1988年8月,国家教委和国家计生委联合发出《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要求各中学从性生理、性心理、性道德三方面进行青春期教育。这是我国首次将有关性教育的内容纳入正规教育体系。1996年北京出版首套《青春期健康教育》(试用本)教材,书中唯一涉及性生殖内容的部分仅一句话:“通过男女的性生活,精子和卵子在女性输卵管相遇受精而结合成受精卵。”仅仅为这一句话的表达,教材编者斟酌了很久。表面上,这句话仿佛讲述了生殖过程,但其实学生读后还是不懂什么是生殖过程,因为它没有说明“什么是性生活”、“精子和卵子是怎么相遇和结合的”等实质性的问题。这种高度抽象和模糊的表述,反映了教材编审部门对性教育的忌讳程度。

从1988年开始,一系列与性教育相关的内容相继被纳入学校课程:预防艾滋病教育(1990)、健康教育(1992)、计划生育(1995)、预防毒品教育(2003)、公共安全教育(2007)、预防性侵犯教育(2013)等等。目前,社会上已对与性相关的教育直呼“性教育”,但国家相关部门对此用语始终持回避态度。至今,教育部从未在正式文件中使用过“性教育”一词。最接近“性教育”的用语是“性健康教育”、“性知识教育”、“预防性侵犯教育”。*

在实践上,官方的羞涩态度突出地表现在教育部门容易屈从于传统性观念和舆论压力。在中国这样性传统保守的国家,开展性教育不可避免会引发社会争议,遭遇来自部分家长、教师、校长和其他领导的阻力。改革开放后,我国不少地区已积极开展性教育试验,编写了不少“性教育读本”。20多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一种“读本”升格为“教材”,主要原因在于“读本”往往因“直白、坦率、胆大”挑战了传统性观念,未能通过教育部门审批。性教育试验者一旦挑战传统的性观念,引发社会争议,教育部门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息事宁人的策略,站在保守和传统一边。2011年,被媒体称为北京市“首部性教育教材”的《成长的脚步》因“大尺度和前卫”引发热议。北京市教委旋即回应,该书不是所谓的“首部性教育教材”,北京没有中小学性教育教材的编写计划、试点计划和推广计划,并强调将依据《国家中小学生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要求,遵循青少年身心成长规律,积极审慎地进行探索,加强研究。[4]从中不难看出官方对性教育的审慎程度。

上述态度表明,性教育在官方话语中被理解得十分狭隘。依国际通行理念,性教育是一个终身教育的过程,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会涉及到性教育,每个阶段教孩子什么内容,都应该有所安排。性教育在时间上不限于在中小学和大学阶段。研究表明,2—3岁的儿童已开始对性感到好奇。不少发达国家已将性教育延伸至学龄前阶段。从内容上看,性教育是涉及性知识、性道德和性文明的教育,它不仅仅涵盖官方文件中的青春期、生理卫生、性健康等教育。按照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性教育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1)有关人类性征的准确信息;(2)与性行为、健康、冒险和决策有关的价值观、态度和各种行为社会规范;(3)与性有关的决策制定、自信、交流、协商和拒绝等方面的技能;(4)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5]在我国,性教育内容大多散见于国家有关部门下发的一系列“工作条例”、“通知”、“意见”、“计划”中。这一事实表明,国家相关部门主要将“性教育”视为一些社会问题的“灭火器”,而不是着眼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幸福,这本质上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恰如一位学者所言,“当青春期的问题困扰时,我们开展青春期教育;当艾滋病来临时,我们开展艾滋病预防教育和性健康教育;当少女怀孕、人流等问题出现时,我们开展生殖健康教育”。[2]

三、学校性教育地位模糊

虽然国家相关部门在文件中明确承认性教育的重要性,但其羞涩态度致使性教育在我国学校课程体系中地位模糊。依国家相关规定,目前性教育不是一门独立课程。开展性教育可采取多种形式。以“健康教育”为例,《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规定,“健康教育”的形式有学科教学、班会、团会、升旗仪式、专题讲座等;学科教学主要以“体育与健康”、“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以及“生物”等课程为载体进行渗透。通过渗透方式实施性教育虽有针对性、灵活性等优点,但缺点也非常明显。由于性教育的内容分散在多种学科和形式的活动中,学生们很难获得科学系统的性教育。性教育是一项对学生进行有关性科学、性道德和性文明教育培养的系统工程,因此灵活的学科渗透、主题班会、专题讲座等只能作为辅助形式。

由于没有独立的地位,性教育的课时不仅量少,而且毫无保障。依相关规定,“健康教育”每学期为6—7个课时。相对于性教育的丰富内容,一学期几个课时远远不够,有时甚至仅有的少量课时也不能保证。2003年,重庆曾编写过一套性教育教材,并在多所小学试点性健康教育。然而,没过几年,性教育教材因“减负”要求而被裁掉。[7]另一方面,性教育是一门综合学科,涉及生理学、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包括性道德教育、性别教育、性法制教育、性美感教育等,再加上尺度不易把握,因此实施难度大,师资要求高。可是,我国中小学的性教育多由生物、德育、心理、体育等学科教师兼任,这些教师本身缺乏性教育方面的专业培训。在实际的性教育课堂上,常见的情形是,老师们一讲到有关性的内容要么含糊地一带而过,要么干脆让学生自己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位中学负责人对此非常不满:“我们学校的生理课是体育老师教,但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教,生理课成了学生的自习课,这样搞肯定不行。”[8]性教育不是一门独立课程,因而学校没有专门的性教育教师岗位,其直接结果是学校无权招聘性教育的专业人才。2011年,华中师范大学性学硕士彭露露求职无门,便是这一困境的真实写照。反过来,学校无力吸纳性教育专业人才,这不仅使提高性教育质量无望,而且严重制约了高等院校在性教育方面的研究和人才培养。据悉,目前全国高校仅有首都师范大学和成都大学开办了性教育的辅修专业。

性教育不属于国家强制要求开设的课程,因而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这使教育部门难以监督中小学性教育的实施。教育部门下发的文件多为原则性、纲领性的“纲要”和“意见”,虽反复强调性教育的重要性,但对实践缺乏针对性和约束力。这为学校的性教育实践留下相当大的弹性空间,或者说,教育部门“放任”学校自行开展性教育,直接的结果是,性教育的开展完全取决于学校领导的个人意志。在应试压力下,绝大部分学校的性教育课程形同虚设,更不用说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性知识。即使在少数重视性教育的学校,由于很少得到国家明确而强有力的支持,一旦引发家长投诉,学校的性教育探索极易受到上级干预或迫于舆论压力而中止,因此大多数学校只能采取“最保险的”(当然也是最保守的)方式开展性教育。

四、亟需顶层设计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性观念渐趋开放。学术界对性科学的研究亦不断深入。就社会舆论看,绝大多数公众、专家学者、教育者和领导均认识到实施性教育的必要性。但是在中小学强制推行性教育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把握性教育的尺度。因为许多人担心,性教育实施不当可能会刺激学生对性的好奇心,甚至鼓励他们尝试性行为。这种担忧很正常,已强制推行性教育的国家几乎都遇到过此类问题。例如,作为世界上最早强制实施性教育的国家,20世纪初瑞典全国曾就是否开展性教育进行激烈辩论。反对者认为,人的性意识是一头沉睡的狮子,一旦唤醒它后果不堪设想。支持者则认为,这头狮子已被唤醒,只能采取相应的措施。当时反对者占据上风,甚至一位劳工领袖因发表支持性教育的演说而遭起诉。[9]考虑到传统的性文化观念,在我国强制推行性教育面临的阻力更大。然而,如果等待公众在强制推行性教育问题上达成共识再实施性教育,那么我们将会永远等待下去。因为公众在性教育方面不可能完全达成一致。即使实施性教育较早的德国也在2013年4月因小学性教材太露骨而引发强烈争议。[10]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性文化传统,只有经过不断的尝试和论证才能把握性教育的恰当尺度。但是,对性教育的羞涩态度表明,我国在性教育问题上过分囿于传统的性观念,解放思想的勇气不足,缺乏改革性教育的魄力。

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理应代表全体公民的利益。在涉及公共利益时,国家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不应受制于传统的羁绊。国家相关部门的羞涩态度无意中强化了传统的性观念,即“性”不宜被公开探讨,它仅属于个人隐私;“性”不是与爱、美好、幸福相联,而是与肮脏、下流的事物相关。不可否认,社会上仍有许多人担心,实施性教育可能会导致未成年人的性行为提前。然而,国际经验普遍表明,性教育极少(如果存在)会导致性行为提前,相反,它有助于推迟性行为以及导致更加负责任的性行为,或者可能对性行为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11]我国已有的性教育实践表明,及早实施性教育不仅能有效降低未成年人在性犯罪中的伤害,还可以增强他们抵制不良性信息的能力。著名性心理学家爱理斯也认为,“如果性教育方式得当,即使是货真价实的淫秽出版物,也不会造成什么危害”。[12]一份调查显示,相比于其他获取性知识的途径,学生们最期望从学校课堂中获得性知识。[13]学生们也对学校“坦率、开放、科学的”性教育普遍持欢迎态度,一位从事“青春期教育”的教师曾在成功实施教育后写道:“反响是出人意料的,孩子们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害羞,但比我想象的认真。……整整一堂课,孩子们激动万分,下课铃响时几乎没有人愿意离开,一群孩子簇拥着我问这问那……我坦然和开放的态度非常重要。如果面对这么点经验就支支吾吾,那孩子们今后就什么也不会问了……以适当的态度,尽早开展性教育,孩子的人生就能更加快乐、明朗。”[14]

目前未成年人迫切需要系统、科学的性教育,而我国的性教育不仅没有专业师资和课时保障,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欲突破当前学校性教育困境,国家有关部门不必忌讳“性教育”,应当在正式文件中坦率大方地使用“性教育”概念,并将“青春期教育”、“生理卫生教育”、“预防艾滋病教育”、“性健康教育”等置于“性教育”的理念下重新进行顶层设计。首先,政府应当承认在中小学强制开设性教育的必要性。“强制”之所以必需,是因为在目前条件下仍有不少家长、教师、校长和领导因传统性观念和应试压力而回避、敷衍、甚至抵制性教育。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明确规定性教育的学时数量、课程目标和内容、师资标准,从而使性教育获得制度保障。其次,在缺乏专业师资的条件下,教育部门应有计划地对德育、心理、生物等学科教师进行性教育专业培训。同时,国家应大力扶持高校培养性教育专业人才。最后,开展性教育是一项移风易俗的社会工程,学校作为实施主体必然会遭遇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因此相关行政部门应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鼓励学校探索实施性教育的有效途径,宽容探索过程中的失误,保护探索者积极性。只有相关行政部门从文件到政策、从制度到实践作出明确的规定,学校性教育才可能获得强有力的保障,从而才能有效回应未成年人对性教育的渴求。

浅谈西藏学校教育面临的种种困境 篇8

西藏这片高耸在云雾之中的神奇土地, 物种的生存与繁衍都面临强烈的威胁与挑战, 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与发展, 并让高原文化丰富绵延数以千年,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西藏群山逶迤, 地广人稀, 道路阻隔, 牧民放牧迁徙, 行踪不定。险恶的自然环境, 给西藏的学校教育带来的重重困难。西藏无法跟上中国发达地区工业革命的步伐, 就业机会十分稀缺, “读书无用论”的意识根深蒂固。落后的社会发展环境又让西藏的学校教育陷入困境。

针对上述自然的和社会的种种不利因素, 我们国家对西藏教育给予了许多扶持的政策, 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就学, 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条件。西藏的义务教育, 对学生实行“三包政策”, 即在校就读的学生能够“包吃、包住和包穿”, 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学生的衣食住行问题, 从而大大提高了藏族孩子接受学校教育的积极性。

对西藏地区来讲, 孩子接受基础教育确实面临诸多的困难。虽然西藏地区地广人稀, 但中小学校总共只有一千所, 所以学校分布十分散远, 每所学校的学区十分宽广, 小至一百平方公里, 大至数百公里, 况且都以山路为主, 许多地方都没有通路和通车。在此次活动中, 我认识了一位叫罗布次仁的老师, 到现在还有通讯联系, 他的家乡在林芝墨脱, 这是一个县, 但到目前还没有通路。他到咸阳参加本次培训, 连续走了三天路程, 才乘上汽车。有很多老师就到拉萨参加培训, 光在路上所花时间就要半月之久。对很多藏族孩子来说, 上学的路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 这是拦在孩子求学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也因为有了国家“三包”的好政策, 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西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生源容易流失的问题。

此外, 西藏的文化背景、社会现状、语言政策、民族间磨合等方面的种种制约, 直接影响到了西藏学校教育的快速发展。

其一, 从西藏学校管理整体水平来看, 还停留在较低层次。校长和中层干部的选拔任命, 还没有形成“竞争上岗、择优录用”的选拔机制, 一大批业务骨干还没有真正发挥引领作用, “外行指导内行”的现象比较普遍, 在一定程度上, 也滋长了学校管理中的一些不正之风。

其二, 从西藏学校教师的民族归属来看, 他们是由绝大多数的藏族教师和少数的其他民族和汉族教师组成。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虽然在很多方面在逐步融合, 但还有不少地方都保持了本民族的特色, 尤其在宗教信仰和某些风俗习惯仪式上, 都有本质区分。所以, 在教育教学中, 藏族教师和汉族教师在核心价值观念的判断上会有一定的冲突, 时常会造成教育文化上的冲突。而作为校长或行政管理者, 为了维持民族的团结, 尊重藏族的文化信仰, 在处理问题上对藏族教师有所偏袒, 从根本上影响了管理的质量和效能。

其三, 从西藏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程度来看, 他们平时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尤其是接受新课程改革的培训机会十分稀少。而通过培训的西藏老师又反映, 新课程理念虽然很好, 发达地区教育实践也很先进并值得借鉴, 但是回到自己的学校, 又觉得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教学现状。西藏老师反映他们的理念和现实之间差距实在太大。西藏学校教育中, 很多学校学生人数和教师人数都很少, 说是学校, 其实就是一个办班点。由几位老师和几十名学生组成的小学, 在西藏广袤的土地上比比皆是。教师包班教学、复式教学还是一种十分流行的教学形式, 很大一部分学校内, 一名教师担任教好几门课程的比比皆是, 所以教育质量很难提高, 教师的专业水平也很难有提高。

其四, 从西藏学校的小学生课业负担来看, 他们在小学中就要学习三种语言, 依次是藏语、汉语和英语, 所以他们的学习负担很重。对藏族学生来说, 他们的第一语言是藏语, 第二语言是汉语, 第三语言是英语。对于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来说, 因为在藏族学生的生活中没有很好的语言环境, 所以教学质量一直在低水平徘徊。以汉语教学为例, 藏族孩子没有很好的汉语学习环境, 在学校中, 除了汉语课外, 其他学科的教学都用藏语交流。在家庭和各类交际场合, 学生们基本上也都是用藏语开展交流。这就导致汉语教学质量十分低下, 应试教学现象十分严重, 更有甚者, 还导致汉语教学中弄虚作假现象越演越烈。据部分汉语老师反映, 一至五年级期末考试由学校自己出试卷, 考什么, 就教什么、练习什么、复习什么, 考试分数无法反映学生真实的学习质量。到了六年级, 毕业考试由县里出试卷, 很多学生的汉语考试成绩就会一落千丈, 不少学生汉语考试成绩只有十几分甚至几分。

其五, 从教育的环境来看, 西藏人口的大部分是农牧民所占有, 虽然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对教育比较重视, 但是由于历史的累积, 广大农牧民的教育观念, 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比较落后的的水平上。在这么好的国家政策下, 不愿意小孩送到学校读书, 都想小孩留在家里干农活或放牧放羊, 这就导致近期西藏的教育中心放在控辍饱学上。在西藏就业机会稀缺, 已毕业的不少学生没有就业, 甚至在上级的政策下, 导致在广大老百姓心目中形成了“读书无用处”的观念, 就在前面的种种环境下, 在学校, 控辍饱学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

基于以上的分析, 我们不难看出, 西藏的学校教育仍然存在种种困境, 学校管理效能低下, 教师队伍素质不高, 新课程改革举步维艰, 学生课业负担沉重, 教学质量难以保障。西藏学校教育的不良现状, 也是西藏地区长年累月积淀下来的种种教育问题的综合的必然的反映。作为各级教育主管部分和学校, 必须在客观、全面、深入的分析现实问题的基础上, 寻找切实有效的解决途径和方略,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促进学校发展, 在改革与发展中解决当前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定军.关于西藏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若干思考[M].西藏教育出版社, 2003.

学校道德教育困境 篇9

党中央和国家高度重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1994颁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通过多种方式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指导;1999年第一次就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专门颁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我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从无到有, 从粗到细, 奋力追赶。但普遍上说, 心理教育观念陈旧落后, 存在形式主义的嫌疑;不同地区之间差异较大, 整体教育水平有待提高;师资队伍增长仍跟不上学校发展需求;理论水平较低且实践指导力不强等问题依旧存在。除此之外, 在心理健康教育操作实践中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亟待解决。

一、教育过程政治化、德育化使学生丧失自我心理教育的心向

理想的学校教育目的是既能配合学生的主观需要又能使其身心潜能获得充分发展, 也能配合社会文化的客观需求使学生得到道德与生活的知能。学校心理健康工作作为学校教育工作的一部分, 其目的在于帮助学生认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帮助学生了解心理健康的含义、作用、意义及地位, 从而树立起自我心理健康意识。但目前, 除一些配置有专职心理健康教师的学校外, 不少学校仍存在政教处充当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政教老师充当心理健康教师、班主任主管心理健康工作等现象, 而学校政教处、政教老师、班主任在扮演心理健康教师这一角色时认识不清、定位不明, 开展工作过程中依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心理教育中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性和教育强制性, 企图通过说教等形式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这不仅无法达到心理健康教育目的, 更无法使学生感受到心理健康教育的快乐, 破坏学生建立心理健康自愈的心向,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长远意义流失。好比知识的学习, 学生在校期间被动勉强毫无乐趣的读书, 一旦离开学校就丧失自行求知的内在动力, 学生在学校里接受的是“政治化”、“说教化”、“压制化”的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被认为是一种压制和强制, 他们没有从心底里接受心理健康理念, 当走上社会后, 他们遇到挫折等需要心理调适时根本无法产生自行寻找心理健康理念并将维持心理健康作为生活的常态, 心理健康教育形同虚设。

二、成绩本位心理辅位使学生身心发展失衡

“五育并重智育最高”, 在如此“失态”的五育理念下, 心理教育因其不可测、不可量化、不可考核等特点沦为“鸡肋”。各级各部门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可能最终或因无法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成果“数据化”而不了了之, 尤其是在现代在升学考试风向下, “不出意外”似乎成为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底线。但必须明确的是,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是以预防为首要目的, 将“不出意外”作为心理健康工作的衡量标准一方面严重打击了教师开展心理健康工作的积极性与投入性, 另一方面也引导学生陷入只要成绩好万事皆可抛的误区。学生身心发展是一个整体, 有健康的体魄有健康的心灵有丰富的知识才可谓是和谐发展, 但现阶段, 当知识教育连体育课程都已经占据的现状下, 留给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时间和机会还有多少?

三、重视学习辅导忽视生活辅导使学生校、社脱节

在全民教育“分数化”的风气下, 心理健康教育不仅积极性受到打击, 连辅导的内容都不得不向知识教学靠拢。在一些学校, 心理辅导工作的开展是为考取更好的分数服务的。学生高中三年没有接触过太多的心理知识, 却在高三冲刺阶段疯狂开展高考考前心理辅导, 我们必须承认心理辅导在考试辅导中的作用, 但此种作用的发挥是借助心理辅导帮助学生以更平和的心态完成考试, 但现状是, 部分考前辅导开展的是利用心理知识帮助学生如何多拿一分是一分这样急功近利式辅导。此种畸形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不仅沦为应试教育的工具更是违背了心理健康工作开展的初衷。此种心理健康辅导从短时间看帮助学生在考场上多得到了几分, 但漫漫人生路, 本应该在高中阶段开展的各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错过了“关键期”, 当在社会发展中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 他们该何去何从?学校中“不出意外”最后还是在走上社会时“出了意外”, 目前不得不说心理健康工作目光实在是太短浅。

四、家长心理重视不足, 家校合力难发挥

自打出生, 父母就成为学生最重要的部分, 即便学龄儿童, 每天在学校里和老师同学相处的时间也不超过8—10个小时, 但学校心理工似乎一直对父母心理健康重视不足, 存在空白。笔者所在的高中学校, 曾遇到若干学生在家庭中遇到困境又无法向父母倾诉或沟通无效, 长期积累问题直至出现抑郁。学生的发展需要家校合力, 学生心理的发展同样也是需要家长的支持与配合。家长的教育方式不当恰恰是造成学生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一份对广州市初中学生的调查发现51.4%的学生认为父母对其关心不当。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 家长往往会形成“见分不见人”的倾向, 往往只以考试分数的高低来评价孩子。例如最近发生的浙江一高中学生杀死母亲的悲剧就是由于家长平时的教育方式不当造成的。因此对家长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培训也是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2]。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任重道远, 相信年青一代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定当全力以赴。

参考文献

[1]丁睿.我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及建设制度研究[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 2008.

学校道德教育困境 篇10

一、学校公德教育的价值分析

古人云, “德者, 得也。得其道于心, 而不失之谓也”, “物得以生为之德”。可见, “德”是事物所得之自然, 是事物自然而然的本性。所谓社会公德是指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生活秩序而形成的涵盖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行为准则与社会规范, 社会公德主要包括公共交往道德、公共卫生道德、公共秩序道德等。社会公德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与学校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而, 应深入分析学校公德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以提高学校公德教育的有效性。[1]

(一) 学校公德教育是提升学生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自成立以来, 共产党就始终将道德教育、思想建设等置于重要地位。比如, 毛泽东提出, 要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作为国民公德。邓小平提出, “有领导、有计划地大力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胡锦涛提出, 要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深入开展道德教育。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许多青少年信仰缺失、道德冷漠、道德失范等, 比如, 有些学生自私自利、唯我独尊, 不关心他人, 不爱惜劳动成果, 这些给青少年道德教育产生了消极影响。为此, 需要通过学校公德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 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和人文修养, 使广大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2]

(二) 学校公德教育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伦理文化, 强调“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重义轻利”, 倡导“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等, 赞扬“公而忘私, 国而忘家”、“天下为公”、“克己奉公”等, 这些蕴含了许多社会伦理准则和社会公德思想。显然, 开展学校公德教育有助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二、学校公德教育的现实困境

(一) 公德教育环境缺失。中国传统社会是以亲情伦理为主要内容的小农经济社会,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建构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 并形成了以孝悌、忠信为基本内容的道德传统, 正如孔子所说, “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而亲仁”。显然, 孝、悌、忠、信等都是个人道德领域的道德准则, 而非社会公共领域的道德准则, 梁启超指出, “国民所最缺者, 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 不可谓不早……私德居十之九, 而公德不及一焉”。同样, 在社会生活中, 人们片面重视慈、孝、友、悌等家庭私德, 反而忽视了公正守法、爱护公物、诚实守信、遵守公共秩序等社会公德, 这些不利于学校公德教育的顺利开展。此外, 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 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等问题日趋严重, 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等滋生蔓延, 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欺骗诈骗、不讲信用等问题日趋严重, 这种不良文化思潮直接影响了学校公德教育, 降低了学校公德教育的有效性。[3]

(二) 公德教育行为偏差。在应试教育体制下, 许多学校以升学率、就业率等为办学导向, 片面重视知识和能力教学, 忽视社会公德教育, 导致学校公德教育发展滞后。从学校德育实践看, 学校公德教育往往有着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 不能贴近学生生活和社会现实, 有些学校将公德教育当成应试和升学的附属物, 忽视了公德教育的非功利性和人文性。有些学校将公德教育看成德育知识教学, 片面注重德育知识灌输, 忽视德育实践活动, 导致公德教育效果不尽人意。从学校德育内容看, 学校公德教育和私德教育的内容不分, 涉及公德教育的内容较少, 如《中小学生守则》、《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明确提出学生具备尊重父母、承担家务、尊敬师长、勤俭节约等个人道德, 但是关于社会公德的内容并不多, 也不太具体。此外, 许多学校将公德教育和私德教育混淆起来, 以私德教育代替公德教育, 从而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比如, 许多学生有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但是并没有公共卫生习惯;有些学生生活俭省节约, 但却不知珍惜公共财物, 等等。

(三) 学生公德意识欠缺。在当代社会中, 许多学生都是独生子女, 心理承受能力、抗挫折能力、公德意识薄弱、道德行为缺失等比较差, 在遇到挫折时常会做出逃避社会、报复他人等极端行为。据有关机构统计, 约有42%的学生会有意或无意地违反社会公德, 有47%的学生认为违反公德是生活中的“小事”。比如, 公共意识是社会道德的重要内容, 主要体现公共环境、公共秩序、公共财物等方面, 但是许多学生缺乏公共意识, 不愿遵守公共秩序, 不能爱护公共财物。比如, 在课桌上乱写乱画、随意破坏公共财物、在公共场所随意喧哗、随手乱扔垃圾、公交车上抢座等, 这些在部分学生身上屡屡发生。社会责任感与正义感是社会道德的重要内容, 也是高尚道德理性的重要表现, 但在社会转型期, 社会价值观念复杂多样, 学生的价值判断也常处于矛盾之中, 许多学生变得缺乏责任感与道德感。比如, 部分学生性格自私、冷漠、懦弱, 遇事不愿负责任, 缺乏社会责任感, 只考虑个人发展与个人利益。遵纪守法是社会公德的重要内容, 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但是, 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许多学生缺乏法治观念与道德意识, 自由散漫、不服从纪律, 经常做出考试作弊、酗酒闹事、打架斗殴等道德失范行为。[4]

三、学校公德教育的实现路径

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公共领域或公共交往中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它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学校在传播与践行道德观念方面有着巨大优势, 在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急剧变革的当代社会中, 学校理应成为社会公德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公德教育, 以提高学生的公德意识与道德修养。

(一) 营造良好的学校公德教育氛围。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的社会行为有着较强的群体模仿性和社会认同性。就道德生成而言, 学生首先会在自己的圈子内找到模仿对象, 并在同伴反馈中不断调整自我行为。因而, 在学校公德教育中, 要加强校园人文环境建设, 改善校风、学风、师生精神面貌等, 为学校公德教育营造良好的环境。比如, 可以深入开展榜样教育, 为学生树立助人为乐、爱护公物、讲究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典型人物, 引导学生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可以用广播、橱窗、升旗仪式、校园网、校园广播等宣传社会公德, 让每位学生都了解社会公德的内容、要求等。此外, 可以在活动中营造良好的公德教育氛围, 在小事中培养学生的公德意识和道德习惯。比如, 可以组织“手拉手”、“志愿者”、“美化城市环境”等社会实践, 开展“参观爱国主义基地”、“为孤寡老人送温暖”、“为希望小学送爱心”等道德活动, 在社会活动中提升学生的公德意识和道德素质, 使广大学生能够做到“知行合一”。[5]

(二) 将社会公德教育融入行为规范教育。社会公德涵盖了社会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 社会公德包括助人为乐、文明礼貌、保护环境、爱护公物、遵纪守法等内容;同时, 《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对学生的学习生活、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如尊敬师长、勤俭节约、遵守礼仪、助人为乐、宽以待人、扶老携幼等, 这些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因而, 在学校公德教育中, 应按照《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要求开展公德教育, 并将社会公德融入校规校纪、教学活动、课外活动之中, 将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学生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此外, 可以将公德教育融入升旗仪式、校会班会、毕业典礼等活动之中, 在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公德意识, 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习惯。

(三) 创新学校公德教育方法与手段。一是积极开展道德活动。道德活动是道德主体在特定道德规范影响下追求某种道德价值的实践活动, 而道德实践是道德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因而, 学校可以组织社会调查、科技咨询、公益活动、志愿者活动等, 培养学生理性健康的道德情感、积极向上的道德心理, 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公德意识。还可以通过道德实践活动为载体, 通过形式多样的道德活动开展公德教育。比如, 可以策划“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值周活动, 让学生扮演值周教师、值周校长等, 在角色换位中培养学生的公德意识, 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二是积极开展心理教育。在学校公德教育中, 有些学生从利己主义角度出发思考问题, 觉得遵守社会公德就会“吃亏”;有些学生持有“人性本恶”的观点, 总是用猜忌、怀疑、敌视等态度对待他人, 或者不愿意与他人进行深入交往。为此, 应积极开展心理辅导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使学生对社会公德有正确认知。[6]

(四) 将公德教育与师德建设相结合。古人云, “言传不如身教”。教师的道德人格、人文修养等总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孟子提出, 要“修已以敬”, 培养“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陶行知提出, 要“建筑人格长城”, 自己躬行实践, 将言传与身教结合起来。教育家第斯惠说过, “为了给学生以道德上的影响, 教师必须是道德高尚的人。自己没有的东西无法传授给他人”。因而, 应将公德教育与师德建设结合起来, 定期进行教师职业道德学习和培训, 不断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素质, 让教师以无私的奉献精神、高尚的道德人格等感染学生。此外, 学校要制定严格的师德规范, 开展形式多样的师德评选活动, 引导教师形成良好的公德意识和道德习惯, 使教师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社会公德是公共利益关系的集中表达, 也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在学校公德教育中, 面临公德教育环境缺失、公德教育行为偏差等问题, 为此, 应开展形式多样的德育活动, 以培养学生的公德意识, 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

参考文献

[1]宋建华.转型期中学德育问题探究[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1, 5

[2]郝秀丽.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 2008

[3]韩建磊, 孙传浩.社会转型期高校公德教育问题探析[J].高等农业教育, 2013, 11

[4]叶飞.学校空间的“准公共领域”属性及其公民教育意蕴[J].教育科学, 2013, 2

[5]肖蓓.谈高职学校社会公德教育的新思路[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4, 5

农村中职学校的困境及其对策 篇11

一、当前主要的困境

1.生源少，学生对专业情况陌生。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都是以初中毕业生为招生对象，本处于同一水平线，但由于受升学观念的影响，家长的选择顺序是：先普高后职中，先城市后农村。从而使留在本地读中职都是学生或是家长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的选择。农村中职校为了能保证达到规定的招生名额和入学率，往往每年在中考前就拉开了抢夺生源大战的序幕，预约录取，降低录取分数线，从而使入学门槛降低甚至是没有门槛，变成了“有生必进，逢生必录”，使生源质量不能保证，很多学生知识基础薄弱，道德素质较低，学习积极性不高，学校整体学习氛围不浓，打架、斗殴等违纪现象较多，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在对本校100名高一新生的随机调查中发现，在专业选择上，32%由家长选择，20%由老师选择，18%由自己选择，9%受周边选择的影响，21%是因为区域优势（与上海无锡等地联合办学）。在对专业的了解上，完全了解的为2%，有所了解的为13%，其余的85%根本不了解或是未想过要去了解。可以看出，学生入学很多都是由家长一手包办，而自己学什么，怎么学，学了以后做什么都不知道。

2.家长认识和管理不到位。家长的教育缺失是学生形成不良习惯的主要原因。有的家长认为孩子小，现在进入社会不合适，在学校里玩几年再出去，孩子想上学就上，不想上学就帮着编理由请假，任由孩子玩闹；有的是认为孩子在学校就是让老师教育管理的，对孩子不管不问疏于教育；有的家长则只顾眼前利益，有合适的工作就让孩子辍学去上班，从而使每年的寒暑假都变成流生形成高峰期。这些思想都由家长传递给了自己的子女，从而使学生也没能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

3.周边依托薄弱，教育投入少。由于地处农村，周边的工业资源有限，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流动性较大，无法提供企业内培训等服务。学生往往作为廉价劳动力在工厂一线实习或工作，多为机械性重复工作，职位上升空间不大，发展空间较小，使学生缺乏继续学习和工作的动力。并且很多时候学生感觉，上了学跟没有上学的一样，做同样的工作，拿相同的工资，都是从事最基础的一线操作工作，从而导致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识有失偏颇。同时，职业教育又是一个需要大投入的行业。资金不足，使很多农村职中的教学往往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实践，学生动手能力差，进入企业后还需要重新学习操作技能。用人单位感叹没有好的职校生，而学生则感觉在校期间什么都没有学到。

二、改变现状的对策

1.专业设置灵活，依托区域优势。根据企业乡镇的特色，加强特色人才的培养。现在很多乡镇都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如三厂常乐镇的现代农业园，三星叠石桥的绣品加工，海门的建筑业等等，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都已颇具规模，从业人员众多，在群众中拥有广泛基础和较大影响力。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灵活设置相应专业或课程，从而使学生具备相应的基础专业知识后，在进军相应领域时就掌握了先机，使入行和成功的几率变大。周边有环境，实习有场地，入行有人带，成功有范例，相信不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会乐于选择中职校的。

2.加强就业导向，力求做专做精。现在学生中普遍存在就业期望高，实际收入低，就业持续性差的现状。针对这一情况，在平时的教育和就业指导中，就要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以电工高级技师为例，中职毕业取得中级电工证，考高级工需要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考技师再需5年，技师到高级技师再要3年。这12年是一个沉淀和积累的过程，在学校学到的内容有限，还需要自己在工作中不断地进行反思和总结，才能有所成长，人才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学生在从事相关工作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目标，确定成长规划，形成良好的心理状态，使自己稳步前进，而不会盲目跟风跳槽，随机更换职业，错失成为专业人才的良好时机。同时，紧跟政府发展规划，关注政策的动向，根据市场和企业有针对性地预先进行专业设置，适时调整专业及专业内容，加强校企合作，提高学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才是学校生存发展的根本途径。

3.加大宣传，灵活服务。时代不断在进步，思想不断在变化，我们对于知识的认知也在不断被突破。因此要改变现有办学困境，提高在当地民众心目中的认知度，就必须要利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加大宣传，树立“行行出状元”的正确观念，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发展特色专业，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全面推进学校的发展。

参考文献

李莉.农民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状况相关性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6（7）.

学校道德教育困境 篇12

一、翠屏区农村学校教师补充机制经验

当前我国农村学校缺乏师资力量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如何为农村学校补充师资, 促进农村教育发展, 成为考量教育是否均衡发展的重要指标。翠屏区在探索农村学校教师补充机制方面主要包括“提质、保量”两个方面, “提质”表现在加强教师培训、健全教师管理制度、完善教师激励机制等方面, “保量”体现在建立中小学教师交流轮换制度、校长坚持教学、开展连片走教、配齐配足体育和艺术教师、引进社区力量充实教师资源、提倡“小先生制”等方面。

1. 加强教师培训

加大农村教师培训的力度, 对于农村教师质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翠屏区在探索农村教师培训方面为我们提供的经验借鉴主要有:第一, 加大农村学校教师特别是薄弱学科教师培训的力度, 提高教师的学科素养和教学实践能力。第二, 按照“聚焦课堂, 广聚资源, 提高质量”的原则, 积极探索符合教师专业发展实际的培训, 加强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成都、重庆、上海、江苏、北京、香港等发达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广泛吸纳市内外优质培训资源。第三, 以整体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学校与城乡普通学校、薄弱学校组成片区研修联组, 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

2. 健全教师管理制度

规范教师管理制度对于农村教师质的提高也具有积极意义, 翠屏区在健全教师管理制度方面的积极举措有:第一, 建立区管校用的教师管理体制, 实行城乡教师编制的动态管理, 从实际出发, 以师生比和班师比相结合的计算方式向农村学校分配教师编制, 适当增加小班化学校教师编制、农村寄宿制学校生活教师和工勤人员编制, 新增编制向农村学校倾斜。第二, 根据教师绝对减少数量和办学规模变化的实际, 每年核定一次增人计划, 及时通过公开竞选、引进、考试调用、公开招聘等途径补充教师队伍, 同时要求新录用的教师重点充实到农村中小学任教。第三, 大力推进城区教师支持农村教育, 鼓励支持退休特级教师、高级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讲学。

3. 完善教师激励机制

提高农村教师的福利待遇是有效缓解农村教师职业倦怠、提高农村教师质量的重要举措, 翠屏区在完善教师激励机制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第一, 按人均100元/月标准发放农村教师特殊岗位奖励, 按人均200元/月标准发放班主任岗位奖励, 同时按人均100~200元/月发放农村教师专项补贴, 按人均200~400元/月发放农村教师爱岗敬业专项奖励。第二, 在乡镇建设教师周转房总面积为13 355平方米、教师休息室总面积为3420平方米, 参照限价房的 (低于市场价20%~30%) 建设方式、以乡镇或学校为单位适时推进“园丁楼”建设, 在中心城区建设“园丁小区”, 改善农村教师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鼓励教师扎根农村。第三, 对长期在农村任教的教师的岗位聘任、职务晋升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 凡是在农村偏远地区任教的教师, 退休时岗位级别可在现任专业技术级别范围内晋升一档 (不占用学校的岗位设置数) 确定退休待遇。凡是在农村偏远地区任教20年及以上、离退休年限不足5年的教师, 晋升专业技术职务, 可不占用学校的职称和岗位设置数。第四, 依法确保教师平均工资不低于全区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 并逐步提高。第五, 进一步增加骨干教师数量, 且骨干教师评选向农村学校、职业学校倾斜, 使城乡学校在骨干教师拥有量上基本相当。

4. 建立中小学教师交流轮换制度

农村教师不合理流动问题是造成农村教师总量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翠屏区在建立中小学教师交流轮换制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第一, 鼓励城区中小学教师到边远中小学任教, 规定城区中小学2000年以后新聘任的教师应到农村中小学任教2年以上。第二, 开展城镇学校对口支援农村薄弱学校活动, 城镇学校选派优秀教师到农村薄弱学校支教, 农村薄弱学校选派一定数量的教师到城镇学校跟岗学习。第三, 鼓励城区教师在编制、工资待遇不变的情况下到农村学校任教, 男性未满50岁、女性未满45岁的中小学教师, 每年按照学校专任教师数量的3%~5%的比例, 安排到捆绑学校或薄弱乡镇学校任教一学年。接收城区教师支教的农村学校, 要派出相同数量的年轻教师到对应的城区学校跟岗学习, 对派出支教的教师给予适当的生活补助和交通补助, 对到城区跟岗学校的教师, 根据相关政策规定报销差旅费和生活补助费。

5. 校长坚持教学

为弥补农村教师总量不足的问题, 翠屏区实施校长坚持教学制度, 以寻求缓解专任教师教学压力、缓解农村教师总量不足等问题。翠屏区对校长坚持教学制度做出了明文规定:中小学校长必须兼课、听课、评课, 参与教研活动和教育改革实践, 确实因为学校规模太大或有其他中心工作任务不能兼课的, 必须报经区教育局批准;校长每周兼课2~4节, 副校长按教师平时课时量的1/3兼课;校长每学期听课不少于30节, 参与教研活动不得少于5次;副校长每学期听课不少于40节, 参与教研活动不得少于10次。

6. 开展连片走教

翠屏区出台文件实施紧缺学科教师连片走教制度, 加大中心校一体化管理力度, 乡镇中心校统筹管理聘用本乡镇教师, 对音乐、体育、美术、劳动、信息技术、心理健康等学科教师缺编的学校派出专任教师走教, 共享教师资源。同时明确规定乡镇中心校语文、数学学科教师评聘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 必须有近3年在下属各校区带教20次以上的经历, 其余学科教师应有在下属各校区走教200学时的经历。

7. 配齐配足体育和艺术教师

为实现学生全面均衡发展, 翠屏区下大力气配齐配足农村所缺的体育、艺术教师。第一, 配齐配足学校体育教师。翠屏区按照有关阳光体育开展的相关要求, 对义务教育1~2年级每4个班配备1名体育教师, 3~9年级每5个班配备1名体育教师;对规模特别小难以单独配备体育教师的农村小学 (教学点) , 可以按所属学校班级总数配备专职、兼职体育教师, 建立“走教”体制, 保障学校体育工作落实到位。第二, 配足配强艺术教育师资。翠屏区通过建立和实施教师激励机制等灵活的人事编制政策, 提高农村艺术教师待遇, 让农村优秀的艺术教师能够引得进、留得住和用得好。

8. 引进社区力量充实教师资源

为提高农村学校学生社会实践能力, 在农村学校师资紧缺的前提下, 翠屏区通过积极引进社区力量来充实师资力量, 具体有以下创新点:第一, 引进“家长义工”, 每周安排一节到两节课让在校学生的家长做“教师”, 介绍家长所从事的职业, 从而更加多元地向学生介绍社会实践经验。第二, 学校聘请社区里的老革命、企业家、劳动模范等优秀人物为社会辅导员, 在特定纪念日邀请到学校进行指导、开展活动。

9. 提倡“小先生制”

陶行知先生在20世纪针对我国当时师资不足的情况提出了“小先生制”, 虽然“小先生制”提出已将近百年, 但是在今天依然具有借鉴意义。翠屏区针对农村师资不足的现实问题, 以解放学生为前提, 重新赋予了“小先生制”生命, 例如, 在教学方面, 组建学生学习小组, 在小组内部让学生教学生, 学生都不懂的再由教师统一讲授, 这样既使教师的课堂讲授更具有针对性, 又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教学之外, 通过轮流值班周制度, 让值班班级参与学生管理、校园建设等方方面面的工作, 增强学生的自我责任感。

二、翠屏区农村学校教师补充机制面临的困境

翠屏区通过自身对农村教育的探索, 为我国发展农村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但是翠屏区在探索农村教育方面所遇到的困境也值得我们深思。

1. 教育经费有效供给不足

翠屏区地处宜宾市中心城区, 有五粮液集团做财政支柱的教育经费本不应有问题, 但是却存在经费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 具体表现为:第一, 把土地转让费10%用作教育经费难以得到保证。翠屏区作为宜宾市主城区, 土地转让费被市政府直接管理, 土地转让费并未纳入翠屏区财政。“一城二主”管理重叠带来教育经费有效供给不足, 成为翠屏区实行教育均衡发展的一大壁垒。第二, 城乡生均经费不足且倒挂现象严重。现行生均经费按照农村小学生均600元/年、农村中学生均800元/年调拨, 城市学生按小学生均380元/年、城市中学生均560元/年调拨。生均经费偏少, 为小规模学校生存带来了最为致命的伤害, 同时城乡生均经费倒挂引发新的教育不公平也令人深思。

2. 教师工资依然偏低

虽然翠屏区为鼓励农村教师留职任教给农村教师提供了相当丰厚的生活补助,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农村教师工资偏低依然是发展农村教育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之一。在走访翠屏区李庄镇某学校某教师时, 该教师表示:“由于国家教师基本工资起点较低, 加上翠屏区颁发的农村教师补助, 有20年教龄的我月薪2830元, 在教师内部工资占居中上等地位, 但是与同龄人中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工资相比, 工资却低得可怜。”

3. 教师流失依然严重

翠屏区在稳定农村教师队伍方面, 出台的政策对于短时间内稳定农村教师队伍成效显著, 但是据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反映, 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大环境下, 地方政府开展相应的教育改革活动虽然成效显著,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地方政府开展教育改革多是为一线城市培养师资。虽然翠屏区普通教师流失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遏制, 但是具备高级职称的教师和获得特级教师称号的名教师流失依然严重。留住教学名师是摆在翠屏教育面前的一道难题。

4. 常态教学依然效率低下

与积极探索农村教师补充机制的教育行政部门相比, 一线教师的教育热情远未被调动。农村学校教师常态教学依然效率低下, 虽然教育行政部门开展的教育改革, 对于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有一定帮助, 但是农村教师教学效率依然没有质的提高。如何调动农村教师在常态教学环境下教学的积极性, 是翠屏区教育行政部门极力想解决的问题。

5. 社会力量推动农村教育发展依然动力不足

翠屏区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良好, 当地大型企业也积极捐资助学, 但是企业捐资助学的学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社会力量不规范的捐资助学必然带来学校之间两极差距拉大。社会力量出于自身的考虑, 只赞助已是优质的学校而对农村薄弱学校置之不理。如何调动社会力量推动农村教育发展的积极性, 成为摆在翠屏区教育行政部门面前的又一难题。

三、翠屏区农村学校教师补充机制的启示

翠屏区在探索我国农村教师补充机制方面做了全方位探索, 为我国农村地区教师的补充提供了积极借鉴, 翠屏区在改革过程面临的突出问题也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笔者通过对翠屏区农村教师补充机制进行分析, 认为要积极探索农村教师补充机制, 应切实做到以下几点。

1. 顶层设计与本位探索相结合

顶层设计与本位探索作为补充农村学校教师的两种方式, 彼此是上下位的关系。从宏观方面来看, 在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 我们既要坚持国家对教师队伍建设的宏观掌握, 也要积极鼓励地方农村学校结合自身特点寻求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新路径。[1]从中观方面来看, 我们要坚持地方政府为主的顶层设计与当地学校为主的本位探索相结合, 挖掘地方特色, 把千篇一律的学校建成各具特色的学校。从微观方面来看, 在学校内部要坚持学校的整体规划的顶层设计与各学科之间的本位探索相统筹, 以此提高教学质量。

2. 翠屏区经验与自身实际相结合

翠屏区在探索农村学校教师补充机制方面, 为其他地方借鉴其经验提供了可能, 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各地具体情况的不同, 翠屏区经验不能适应每个地区农村教师补充机制的要求, 为此, 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要在积极借鉴翠屏区经验的同时, 深入思考当地教育实际, 从自身实际出发。探索农村学校教师补充机制, 要深刻明白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只有一切从当地实际出发, 才能寻求到当地教育发展的新希望。

3. 教育改革与“为改而改”

农村教育是我国现阶段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症结所在, 探索农村教育发展新方式既是满足农村教育发展的需求, 也是实现整个教育现代化的强烈需要, 为此推行教育改革、践行教育改革成为此时、此地、此关系中必然的存在。[2]例如, 在探索农村学校教师补充机制的过程中, 个别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存在“为改而改”的现象, 将教育改革异质化, 使关于人民幸福的事业成为一项数字累积而成的政绩工程。为此, 推行懂教育者管教育的教育改革成为弥补“为改而改”的一种现实途径。

摘要：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在探索农村学校教师补充机制方面开展了以“提质”与“保量”为重点的全方位探索, 为各地积极开展农村教育改革、稳定农村教师队伍提供了有效借鉴, 但是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境也值得我们进行深思。因而, 借鉴翠屏区教育改革经验而不迷信翠屏区经验, 将顶层设计与本位探索相结合、将翠屏区经验与自身实际相结合, 摈弃在教育改革过程中“为改而改”的错误理念成为必然要求。

关键词：农村学校,教师补充机制,困境

参考文献

[1]张旭.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之三维分析[J].高等继续教育学报, 2014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