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困境论文（共6篇）
增长困境论文 篇1
近日, 工信部发布数据表明, 2012年7月份中国进、出口增速回落至2009年底以来的历史低位。据了解, 主要机电产品出口增速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制冷空调作为重要的机电产品, 不可能不受此影响。
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对出口的影响, 多年从事制冷空调海外市场的专家廖羽先生认为, 虽然海外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多, 但是这种环境对国内外企业都是平等的, 往往恶劣的环境有利于市场洗牌, 给我们国内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机遇。
出口受阻需求减少陡增压力
有过出口业务的企业都会感觉到, 2012年出口业务的确不如以前那么好做。一是订单明显减少, 有的企业减少在1/3, 甚至50%以上;二是贸易摩擦明显增多, 反倾销或者是提高税率的层出不穷;三是主流市场出现衰退, 特别是欧洲市场受主权债务危机影响至深, 要求不断提高, 体现在标准和服务方面。
不过廖羽认为, 从全球整个制冷空调行业来看, 海外市场还是好于国内市场。廖羽说的不错, 据相关数据显示, 2012年上半年国内商用空调市场同比下滑10%以上, 家用空调同比下滑15.2%, 双双陷于负增长。海外市场虽然没有达到业内的预期, 但还是处于增长的态势, 不过只是增长幅度小于预期而已。
海外市场出现增长下滑并不在意料之外, 因为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自2011年就已经开始, 不但至今没有缓解的迹象, 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况且欧洲又是全球经济的重点之一, 中国多数制冷空调企业的OEM订单都来自欧洲。欧洲经济衰退造成的需求减弱, 必然会对中国企业出口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国内经济发展到今天, 很多企业家感觉比较沉闷, 比较压抑, 觉得浑身有劲不知朝哪儿使, 有资本却找不到合适的项目, 于是很多长期立足国内发展的老板就开始思考, 能不能从国内市场跳到国外市场闯一闯。结果有的老板由于对国外市场不了解, 而蒙受了巨额损失。”廖羽说的这种现象很具代表性与典型性。
海外市场不同地区差异明显
对于海外市场存在的不平衡, 廖羽先生观点非常明确:“中东、北非、拉美的销售明显好于其他地区;欧洲市场, 尤其是西欧市场处于持续下滑通道, 这与其经济持续低迷有直接关系。”
廖羽先生对海外市场的不景气, 有他自己的判断。他认为, 欧洲市场这几年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主要原因在于欧洲经济出了问题, 而且从现在的情况看, 欧洲经济在短期内很难走出泥潭, 市场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
“中东、非洲和拉美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市场, 这几年一直保持较大的需求增长态势。拉美, 尤其是巴西这几年空调的需求增长特别旺盛。2014年的世界杯和2016年的奥运会将在巴西举行, 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巨大, 带动了家电、建材等产品的需求, 对商用空调的需求也非常巨大。”廖羽非常看好南美市场。其实, 中东、西亚原本也是极具需求潜力的区域, 但是由于伊朗受制裁、叙利亚爆发内战, 地缘政治的动乱给这一区域蒙上了阴影, 正常需求受到了极大限制。
廖羽还谈到, 拉美市场虽然需求旺盛, 但也有不可忽视的隐忧。他说:“从2011年开始, 拉美各国的反倾销措施就层出不穷, 比如阿根廷一直对我国的家电征收反倾销税, 巴西从2011年7月开始, 空调的进口关税从17%提高到35%, 我们的出口已变得非常困难。”不过他认为中国很多企业的应对还是比较得法, “比如一些企业在拉美国家的市场销售, 主要通过在当地合资建厂的方式来避开关税和贸易壁垒。”
积极应对4大策略破解难题
海外市场形势严峻已是不争的事实, 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应对的办法。廖羽以长期从事制冷空调海外业务的专业眼光, 概括出除了产品之外的4大应对策略:
(1) 选择合适的经销商, 进行精心培育和引导, 尤其对于一些战略合作伙伴, 要进行深度合作, 利益共享, 才能牢牢绑定经销商, 否则, 经销商“有奶便是娘”, 很容易背叛, 从而破坏你的营销网络基础。简言之, 要想办法提高他的背叛成本。格力在国内与经销商的合作模式值得借鉴。
(2) 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在国外建立自己的“桥头堡”, 这既是立足点, 又是品牌宣传的阵地, 还是争取投资所在国优惠政策的必要条件。同时对于售后服务也大有好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本土化战略。
(3) 最终一定要过度到自主品牌出口。从最初想进入国外市场到最终希望精耕细作, 必须考虑从OEM到ODM再到OBM的转变, 最终实现以自有品牌为主, 当今所有优秀的企业均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家电行业LG、SAMSUNG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现在他们完全经营自己的品牌。国内的海尔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虽然这条路非常艰难曲折, 但世界品牌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简言之, 坚持自有品牌为主, 可以减少对经销商的依赖, 但要付出相应的成本。
(4) 要有所为, 有所不为。一是西欧市场不要花太大精力, 那样会得不偿失。整个欧盟, 德国的经济相对最好, 但也独木难支;二是重点去研究中东、非洲和拉美的市场。不仅需求相对稳定, 而且后劲十足;三是以商用产品为主的厂家, 由于涉及工程项目, 除了做好工程投标外, 售后服务是重中之重, 因此在这方面要下足功夫;四是要充分了解各国的消费情态, 对症下药。如太阳能热水器在国内炒得火热, 但在国外这几年的促销中, 效果并不明显, 销量始终有限;五是解决好产品的能效和认证问题, 国外这几年特别关注此问题。
适销对路竞争胜负在于产品
很多人说到核心竞争力, 都把焦点放在管理、渠道、市场, 恰恰忽视了产品。对此廖羽认为, 适销对路的产品才是核心竞争力。目前, 同类型的产品, 国内供应商众多, 产品日趋同质化, 所以突出自己产品独特的卖点很重要。人们常说的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 人优我强, 就是这个道理, 真正能够做到, 就是具备了核心竞争力。
廖羽以他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 “我2年前去法国、卢森堡出差时, 在酒吧发现一种产品‘分酒器’, 主要是解决红酒和其他洋酒饮用保鲜的问题, 该产品采用食用氮气保鲜, 效果很好。当地的客户告诉我4支装的分酒器在德国的麦德龙超市卖1 000欧元, 但实际成本不到200美元。目前国内已有个别厂家开始生产, 但价格要2万多元。我们找项目, 就应该找类似这样的产品项目, 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产品有个性, 有差异化, 有可观的利润空间的。市场有时候就是创造出来的, 苹果的流行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廖羽的意思很明白, 就是制冷空调产品, 在海外市场也必须要有差异化优势, 能够激发起消费者的消费热情。
“产品和渠道同等重要, 有好的产品, 没有渠道作支撑, 产品无法实现批量化销售, 也就无法扩大品牌的影响力, 从而把产品转化为企业利润;有良好的渠道网络作为支撑, 但是产品不给力, 经常断货, 或是产品单一, 或是经常出现质量问题, 渠道经销商就会趋向选择产品线丰富、质量比较稳定、交货及时、售后服务周到的产品供应商合作。”这是廖羽在海外市场摸爬滚打多年的切身体会, 对业内同仁来说是经验之谈吧!
贸易自由化有助解决经济增长困境 篇2
1990-2007年，全球实际贸易额的增速平均为GDP增速的2倍;但从2009年开始，全球贸易额增速急剧放缓;到2011年，其增速与GDP持平。
劳伦斯·萨默斯提出的“长期性经济停滞”理论对于理解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十分重要。该理论认为，储蓄过多、投资过少是拖累发达经济体增长的主要因素。由于利率接近于零，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难以平衡，投资低迷成为定局。
投资低迷影响了贸易走低，并且贸易疲软又影响了跨国投资的不景气。贸易约有80%是商品交易，亟需投资支撑。2010年-2014年，发达国家的私人投资同比增长为2.1%，远低于经济危机前的3.3%水平。随着投资放缓，发达国家进口减少，影响了新兴市场的出口放缓，进一步导致了新兴市场投资的减少。过去两年中，巴西、俄罗斯、印度与中国等新兴市场的投资占GDP比例经历了严重下跌。由此，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不可避免地受投资影响陷入到衰退的阴霾中。
支持自由贸易协定推动贸易增长，世界能够创造大量的投资机会，逆转经济下滑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出现正是时候。这些大型区域协议将创造新的商机，提升私人领域的投资。同时，随着贸易的扩大，投资机会还有可能在区域内扩散。因此，贸易自由化将是解决目前经济增长困境的方案之一。
南南合作国家需统一合作理念认知
德国发展研究中心《南南合作的全球推动力及其不确定性》（4月11日）
2016年3月，印度成功举行了第二次南南合作全球会议，标志着南南合作已经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方式。
但是南南合作仍存在不确定性。各国在对南南合作理念与定义的解读以及如何采取集体行动方面仍存在较大分歧。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选择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资金的方式促进其发展;但印度与其他国家政府则更倾向于更加综合性的手段，例如技术转让、开放贸易、采取和平行动以及向私人领域提供贷款等。拉丁美洲国家倾向于制定统一的行动框架合作，亚洲国家却认为合作的形式应该趋于多样化。
只有南方国家达成了对南南合作理念、目的和定义一致的认识，南南合作才能切实为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社交媒体成为美国大选利器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脸书上跟踪大选情况》（4月13日）
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大选的政治资助将达到114亿美元，其中流向数字媒体的为10亿美元，约是2008年的50倍。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个人营销、争取选民的方式最早始于奥巴马。2007年和2012年，奥巴马成功通过推特、脸书与选民互动对话，争取到“千禧一代”或少数民族等难以触及的选民的支持。自那以后，社交媒体在大选中成为争取目标群体和中间投票人的有效工具。
2016年大选中，几乎所有候选人都注重利用社交媒体与选民沟通，彰显其个性和主张。研究者们收集了2016年2月28日以来脸书上两党排名前三的候选人与选民的互动数据，试图分析候选人通过社交媒体与公众互动的方式及其对大选成败的影响。
研究发现，候选人发帖量与帖子的点赞、转载和评论数量并没有太大关联。其次，帖子发布的形式有照片、视频、状态、链接，但形式的多样化未必能吸引更多的选民。对于更新选举状态的帖子，选民喜欢点赞或留言评论;对照片和视频，选民喜欢分享。分析显示，特朗普在脸书上与选民互动的活跃度（包括互动人数以及点赞、分享和评论的数量）3倍于希拉里和桑德斯，5倍于党内竞争对手克鲁兹。而在民主党内部，希拉里和桑德斯在脸书与选民互动的活跃度相当。
相较于选民无法与电视竞选辩论赛中的候选人沟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选民可以同时与多位不同党派的候选人交流讨论关注的议题和帖子。
社交媒体已成为政治家与公众沟通的新途径，人们在平台上与候选人就具体议题进行政治讨论。关注社交媒体在总统竞选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帮助我们理解政治全局的动态变化。
这只是经济复苏的开始
徐高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今年在1季度末开始了复苏进程。3月投资增长进一步加快，带动工业生产明显加速，制造业景气明显回升。地产与基建投资继续成为复苏的引擎。
尽管各方对高库存压力下的地产行业一直心存疑虑，对地产投资前景持谨慎态度，但今年1季度的地产销售、新开工、投资数据均表现出了类似于前几轮地产周期那样的强劲复苏势头。地产投资前景看起来愈发乐观。而考虑到政策对基建投资的扶持作用刚开始显现，基建投资前景看好。今年1季度出口虽然不理想，但从历史经验来看，人民币汇率近期的贬值将对出口有明显带动作用。
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看，中国经济刚刚进入复苏的早期，2季度复苏势头将会更加强劲。
在这一过程中，资金将继续脱虚入实，从而给包括股市和债市在内的资本市场带来压力。（4月17日）
非典型经济周期
彭文生 中信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投资加速、信贷大幅扩张预示着新一轮经济周期已经启动。到底该如何理解本轮经济周期呢？本轮周期与以往的周期有何异同？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未来会如何演变，需要警惕哪些风险？
一、房地产和基建双发驱动宏观经济企稳，背后则是金融部门信贷扩张的大力支持。信贷大幅扩张主要受益于宏观审慎监管放松和债务重组。
二、与传统的经济周期不同，当前的经济回暖发生在金融周期下半场。
三、在金融周期还处在下半场调整的早期阶段。展望未来，有几个可能的因素诱发政策紧缩，包括担心泡沫过度膨胀和通胀风险。在结构日益失衡、信用风险加大、债务调整压力大的背景下，政策紧缩将对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
四、金融周期下半场的理想的宏观政策组合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2014-2015年基本是这样的路径。
五、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优化宏观政策组合、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宏观政策应回归“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尤其应避免通过宏观审慎监管放松来刺激信贷扩张。
宏观审慎监管是稳定金融系统的工具，不应成为逆经济周期的调节工具。结构性政策方面应推进财税等体制改革，降低贫富分化，提升消费率;同时应大力促进生育率回升，提高少儿抚养比，中短期增加需求，长期提升供给。（4月20日）
债转股应与供给侧改革相适应
沈建光 瑞穗证劵首席经济学家
近日有关中国即将推行债转股的话题引发不少热议。
其实，债转股并非新鲜话题，早在17年前，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国有企业面临亏损和银行信贷不良资产增加，政府便通过债转股方式化解银行债务危机，即将国家开发银行和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一部分贷款剥离给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银行对企业的债权转为公司对企业的股权。其中，国家开发银行的一部分贷款直接转为对企业的股权。
时隔多年，新一轮债转股有何不同之处？一方面，两轮债转股推行所面临的经济基本面情况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两轮债转股所处的改革历史阶段不同。
增长困境论文 篇3
2009年10月23日, 证监会举行了创业板开板仪式, 10月30日首批28家公司在创业板上市, 它们大多被认为是具有较高成长能力的企业。众多企业案例研究表明, 高速增长企业在陷入财务困境前往往进行了大量的盈余管理行为, 如安然、蓝田股份、银广夏等。
发展可以为企业带来诸多好处, 市场份额的扩大不仅可以增加企业在市场中的议价能力, 同时也能降低固定成本的分摊, 提高企业边际收益。投资者会为具有成长型的企业的股票支付更高的价格, 然而企业发展总要受到资源约束, 企业家一味寻求高速增长可能会使企业陷入高风险的境地。企业家扩大市场份额过程中, 大量、快速的并购可能会导致被并购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整合不善等现象。
Purnanandam (2008) 指出在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前, 股东会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有者权益的有限责任性, 倾向于采用高风险的经营策略, 侵害债权人的利益。盈余管理降低了财务报表的可靠性, 加剧了信息不对称, 从而为这种损害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提供了掩饰。那么高速增长企业在陷入财务困境前会不会进行盈余操纵以虚构企业成长业绩误导投资者?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二、文献回顾及提出假设
美国财务学家罗伯特·C·希金斯 (Robert·C·Higgins) 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了可持续增长率概念, 并首次运用模型对其进行量化。希金斯将企业可持续增长率定义为:可持续增长率是指在不需要耗尽财务资源的情况下, 公司销售所能增长的最大比率。同时希金斯也提出企业实际当中的增长率和可持续增长率并不经常保持一致。在一定时期内, 企业的实际增长率会因为构成可持续增长率中某一个或某几个比率提高而超过可持续增长率, 但一段时间的超常增长后必然带来一段时间的增长下降。如果企业经营者不顾这种规律, 勉强维持, 那么企业的财务危机将很快到来。国外学者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将这种超常增长称为超速增长, 提出企业超出合理增长范围的增长会过分消耗企业资源, 致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从影响企业增长的内生因素来看, 已有的研究显示, 企业增长率与以下因素有关:Geroski and Toker (1996) 发现广告支出、行业需求的增长、行业集中度等因素与企业增长率呈正相关。Geroski (2000, 2006) 的研究显示企业的创新行为与企业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以上学者得出的几个影响企业增长率的因素同时会对企业风险有重大影响。企业研发一般具有较高风险, 这种风险不仅表现于研发阶段投入和产出的不确定性, 而且在于形成专利后, 专利向产品转化、商业化过程中又会面临的巨大的不确定性 (Bloom and Van Reenen, 2002)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建立假设:
H1:高速增长企业更容易陷入财务困境。
企业在陷入困境之前是否更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呢?以往学者的研究表明, 当企业遇到重大事件如增发、IPO、高管股权激励、亏损前都会进行盈余管理。Opler and Titman (1994) 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一些财务困境的公司可能会进行会计操纵, 以使得公司不至于“技术上违约 (technically default) ”。基于上述分析, 企业在陷入困境前盈余管理的动机可能在于:试图让外部投资者相信企业目前仍然状态良好, 从而取得外部资源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如股东注资、政府补贴、银行贷款等。因此建立假说:
H2a:即将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会进行正向盈余管理。
静态权衡理论 (Static trade-off theory) 假设公司都有一个目标负债水平, 一旦达到后, 公司会权衡负债的抵税效应和财务困境成本, 来决策是否要债务违约、破产;Brown (2006) 在研究企业债务违约时, 指出企业一般在:1.继续经营下资产可能为所有者和经理人带来更多收益时;2.当前市场环境不利于出售资产以获取一个较好价格时, 企业会避免清算。因此, 在陷入财务困境前企业有可能做出负向的盈余管理, 让债权人相信企业的存续价值会高于现在的清算价值, 来迫使其在债务重组上做出让步。因而建立假说:
H2b:即将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会进行负向的盈余管理。
以前学者在研究公司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联系中, 并未直接提到高速增长企业, 但是就成长型企业和具有企业成长机会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有显著的影响。Healy and Palepu (1993) 指出, 成长机会越大的公司, 资讯不对称的程度越高, 因此管理当局有更强的诱因来进行盈余管理以保护他们掌握的信息。Madhogarhia, Sutton and Kohers (2009) 在研究成长型公司 (growth firms) 和价值型公司 (value firms) 时, 发现成长型公司会更加激进地进行向上或者向下的盈余管理。综合上述研究结论, 我们认为这些研究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高速增长企业可能会进行更激进的盈余管理, 因此建立假说:
H3:与一般企业相比, 高速增长企业具有较强的盈余管理倾向。
三、研究设计
(一) 高速增长企业 (High-growth Firm, HGF) 的界定
本文采用希金斯模型对高速企业进行界定。
R:留存收益率= (本年利润-股利) /本年利润=1-股利支付率=1-每股股利/每股收益
A:总资产周转率=总收入/平均总资产
P:销售净利率:净利润/营业收入
T:权益乘数:期末总资产/期初股东权益;
企业实际增长率为GR=Salest/Salest-1-1
以实际增长率大于可持续增长率的企业定义为高速增长企业, 也就是当GR-SGR>0时, 虚拟变量HGF=1, 否则, HGF=0
(二) 财务困境企业界定 (Distress)
1998年沪深证券交易所宣布, 实施的上市规则将对财务状况或其他状况出现异常的上市公司股票进行特别处理 (Special Treatment, ST) 。在我国被“ST处理”将会对企业产生融资、声誉等诸多不利影响, 因此本文中拟用“ST”作为财务困境公司的界定。
(三) 盈余管理的衡量
本文在衡量盈余水平上, 主要遵照以前文献的做法, 利用可操纵性应计项目 (Discretionary Accruals, DA) 进行衡量。我们采用Kothari, Leone and Wasley (2002) 的模型来估计DA。Kothari模型DA估计方法:
利用各年度的财务资料分年度分行业利用最小二乘法 (OLS) 得出αjt, β1jt, β2jt, β3jt, β4jt的估计值再利用实际总应计项目减去估计出的总应计项目, 即得到DA。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四)
控制变量的界定及其衡量, 见表1。
(五) 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假设H1, 考察高速增长企业与财务困境之间的关系, 我们参照崔学刚等 (2007) 和姜付秀等 (2009) 的模型研究, 但本文与他的研究又存在差异。在崔学刚 (2007) 的研究中, 它采用公司首次利润为负作为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标准, 而本文则采用ST这种更加偏向于财务风险的指标作为衡量企业财务困境的标准, 因此我们建立模型如下:
为了检验假说H2a, H2b, H3高速增长企业和陷入财务困境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 我们构建以下两个模型: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财务困境企业所占比率为37.65%, 原因可能是2008、2009年金融危机导致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希金斯可持续增长模型判断出的高速增长企业为36.98%, 这与崔学刚 (2007) 对电子业的研究中高速增长企业比率接近, 低于他研究中的65%。ROA反映大多数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在5%左右, 所有样本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50.5%, 都与我们通常的认知相符。
注:变量解释见表1
注:*, **, ***分别代表10%, 5%, 1%的显著性水平;变量解释见表1
注:*, **, ***分别代表10%, 5%, 1%的显著性水平;变量解释见表1
(二) 实证结果
表3主要反映的是模型1利用Probit模型回归的结果。我们将2004年-2006年划分为一个子样本, 将2007年-2009年划分为一个子样本, 我们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观察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对高速增长企业是否存在影响。在2004-2006年子样本中, 高速增长企业 (HGF) 的系数为正, 但在10%的水平下不显著, 而在2007-2009年的子样本中, HGF的系数显著为正。在全样本回归中, HGF的系数显著为正。此外, 其他控制变量的表现都与预期相符, 总资产规模 (LNSIZE) 、总资产报酬率 (ROA) 与财务困境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资产负债率 (LEV) 与财务困境呈现显著正相关。
以上的回归结果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 两个子样本的回归证实了高速增长企业自身具有脆弱性, 在外界不利风险因素的影响下更容易陷入财务困境。第二, 全样本回归结果验证了我们开始提出的假说H1, 表明高速增长企业更容易陷入财务困境。第三, 企业总资产规模较大、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具有较强的抗压性, 不易陷入财务困境, 而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更易陷入财务困境, 这与以前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此外, 我们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哪个更容易陷入财务困境。
表4反映的是Model2和Model3的结果。在模型 (2) 和模型 (3) 中显示截距项都为负向显著, 原因可能是财务会计准则中谨慎性原则的影响。模型 (2) 中高速增长企业 (HGF) 的正向且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 高速增长企业相对一般企业有正向的操纵性应计项目。DISTRESS系数为9.91E-3在1%的水平下显著, 表明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相较于一般企业有更强的正向操纵盈余的动机, 验证了假说H2a。
模型 (3) 中我们对企业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结果显示, dummy1系数为4.50E-2在1%水平下显著, dummy2系数为9.538E-3在1%水平下显著, dummy3系数为2.091E-2, 接近于在10%水平下显著, 对假设H0 dummy1系数-dummy2系数=0, 检验得到的值F (1, 8330) =5.62, 在5%水平下显著。这表明, 相较普通企业, 高速增长且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 高速增长未陷入财务困境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都较高, 这与Model (2) 中的结果一致, 证实了假说H3。
五、结论
我们发现与非高速增长企业相比, 高速增长企业更容易陷入财务困境, 且具有更强的盈余管理倾向。此外, 我们研究结果显示, 与未陷入财务困境的高速增长企业相比, 高速增长企业在陷入困境当年的盈余管理倾向明显较高, 这一发现为市场监管者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进一步检验发现, 企业总资产规模较大、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具有较强的抗压性, 不易陷入财务困境, 而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更易陷入财务困境, 这与以前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此外我们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哪个更容易陷入财务困境。
摘要：高速增长企业是否更容易陷入财务困境?高速增长企业在陷入困境前是否会进行盈余管理?本文用我国沪深两市2004—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 研究了高速增长企业盈余管理与财务困境之间的关系发现, 与非高速增长企业相比, 高速增长企业更容易陷入财务困境, 且具有更强的盈余管理倾向。此外, 我们研究结果显示, 与未陷入财务困境的高速增长企业相比, 高速增长企业在陷入困境当年的盈余管理倾向明显较高。进一步检验发现, 企业总资产规模较大、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具有较强的抗压性, 不易陷入财务困境, 而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更易陷入财务困境, 这与以前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此外我们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哪个更容易陷入财务困境。
关键词：高速增长,盈余管理,财务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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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困境论文 篇4
日前，在艾瑞咨询发布的《2011年中国B2C在线零售商Top30榜单》中，中国新蛋网以-16.7%的负增长率在榜单中分外扎眼，成为中国B2C在线零售商Top30榜单中唯一一家交易额负增长的B2C网站。而其排名也由2010年的第六位后退到第十一位，首次跌出前十名。
早在2001年就开始中国之旅的新蛋网，十年之间，生死两茫茫。
业界普遍认为，具有外资电商背景的中国新蛋网衰落，是因为美国式官僚主义与中国电商行业发展模式之间存在差异。然而这一论断，未必能解释新蛋的衰落。同为外资背景的亚马逊却以60亿元的销售额排名第三，就是最好的佐证。
今年，中国电商行业进入了近乎疯狂的规模扩张之中。在把规模至上作为扩张模式的中国电商面前，以利润和常规商业模式为根本的新蛋们，没有多少可以对抗的资本，重续辉煌已无可能，生存也愈发艰难。
新蛋，曾经的王者
作为昔日中国3C数码类电商中的洋巨头，中国新蛋网也曾拥有过令中国本土电商可望不可及的辉煌。
创立于2001年的中国新蛋网脱胎自美国新蛋网，是美国新蛋网在中国的试水之作。美国新蛋网是全美规模最大的IT数码类网上零售商，2011年营业总收入达到28亿美元。
创立之初的中国新蛋网不仅拥有优秀背景和强大资本的支撑，而且在供应链上具有很强的优势，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表示，当时，很多其他B2C上买不到的东西，在中国新蛋网上都可以买到。
在中国新蛋网初具规模，渐入佳境的时候，京东商城的创始人刘强东还在做光磁产品代理。2005年，当美国新蛋网在美国销售额达10亿美元时，中国新蛋网也以6000万元的年销售额在国内B2C市场上遥遥领先，是当时京东商城线上销售额的6倍。
在美国新蛋网与中国新蛋网都在各自的市场上所向披靡的时候，美国新蛋网为了能在2009年上市，于2008年终止了中国新蛋网的市场推广计划，开始节省成本，向注重利润的模式靠拢。然而为了让财报好看的新蛋没有意识到，它错失了一次绝佳的扩张机会。
而2007年才获得第一笔1000万美元风投的京东，产品线迅速从3C数码扩充到百货、家电，购销采购、货物分拣、物流仓储系统全部升级，开始向综合性商城转型。也就在这一年，京东以3.6亿元的年销售额首次超过中国新蛋网。至此，风云突变，由京东发起的全行业规模扩张之战全面打响，在以争取市场规模的本土电商面前，谨慎的新蛋一次次无缘与市场保持同步的增长速度，衰败的根源其实早在那时已种下。
据易观智库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6月，中国新蛋网在中国B2C网络购物市场上只占约2%的份额，而京东商城则以18.1%遥居第二。
中国新蛋网就这样被一步步超越，一步步从辉煌走向衰落，大好江山拱手让与对手，沦为今天前有天猫、京东商城、亚马逊中国压迫，后有国美电器、唯品会这些第二阵营电商追杀的悲惨境地。
曾经的王者，无可奈何花落去。
健康模式下的水土不服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普遍面临着本土化的问题。作为外资电商，如今中国新蛋网的衰落，业内人士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中国新蛋网水土不服这一原因。
易观国际分析师陈寿送就指出：“中国新蛋网的最大问题是它的体制。”在陈寿送看来，中国新蛋网是美国新蛋网全球业务在中国业务的分支，因此在营销推广策略、品类扩张策略、物流策略等本土化的实行上会缺少灵活性，对中国市场的定位也不够清晰。
据本刊记者观察，中国新蛋网确实如部分业内人士所言，由于中美商业模式的差异，出现了受制于美国新蛋总部、投入成本不足、高层变动频繁等问题，但这只是其水土不服的表层原因。在中国电商市场，一方是追求利润，重视基础和客户体验的新蛋商业模式，一方是牺牲利润，注重企业规模的中国式激进商业模式，中国新蛋网真正的水土不服并不是不能真正融入中国市场，而是不能融入中国电商只要规模不要利润的不正常的商业模式之中。
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在京东等本土电商开始跑马圈地占领市场之前，中国新蛋网一直是盈利的。而其业绩开始下滑，源于其没有加入中国电商市场份额的争夺战中，而是选择在品牌经营、用户选择理由和信任度上下功夫。新蛋的这种发展模式被外界质疑为“止步不前”。2009年底，京东的销售额突破40亿元，市场占有率达41%，而中国新蛋网的销售额仅为前者的四分之一，新蛋开始在中国电商激进发展的大潮中落后。
新蛋网COO池勇信一直不能理解中国电商企业为什么从未把盈利放在第一位，“这太可怕了。”池勇信直言，目前赔钱的公司，是做得越多，赔得越多，如果后面的资金不能持续提供，风险很大。
中国电商赔钱赚吆喝，降价促销的手段，“养刁”了中国用户的胃口，也让中国新蛋网在中国培育忠实用户上水土不服。池勇信指出，在美国，用户是长期培育的，他们对新蛋有很高的忠实度。“而中国好的用户体验是用钱砸出来的，目前用户还是徘徊于价格和运费等利益间。” 池勇信称，一旦褪去资本的光环，最后只会让用户失落感越来越强。
正常情况下，中国新蛋网所坚持的盈利模式是正确的，因为无论现在企业的规模有多大，只要找不到正确、合适的盈利模式，注定是昙花一现。但是在中国不正常的电商市场下，新蛋陷入了水土不服的被动局面。池勇信坦言，“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缴了一些学费，也学到一些经验，在中国要真正本地化，就得由中国这边做决策，符合这边市场的一些规律和反应速度。”
敲响警钟
中国新蛋网的衰落，不仅凸显了外资电商在中国市场所面临的窘境，也为当下狂飙突进的中国电商敲响了警钟。
对于中国新蛋网的未来，业内专家并不看好。易观国际分析师陈寿送认为，中国新蛋网与京东、亚马逊中国已经不在一个级别上了，即使它再通过激进的方式去推广，也难再获得前几年的效果。“中国新蛋网已经失去了最好的发展时机，未来已经没有太好的机会可以把握。”
中国新蛋网的本土化难题，不得不让我们想起了与新蛋有着相同外资背景的亚马逊中国。在进行本土化的中国式突围中，亚马逊中国和新蛋一样坚持了以盈利为主的商业模式，最后成功使亚马逊全球领先的网上零售专长与卓越网深厚的中国市场经验相结合，促进了中国电子商务的成长，如今稳居中国B2C电商行业前三名。
中国新蛋网对自身商业模式的坚持以及亚马逊中国的成功，都为中国电商敲响了警钟。在新任中国新蛋网总裁周昭武看来，中国电商虽然采用赔钱赚吆喝的模式，一时间可以占据市场，但是拉来的流量，并没有忠诚度可言，“这是中国电商最悲哀的地方。”正在价格战中厮杀惨烈的中国电商，也许应该思索一下，目前激进的运作模式是否理性，是否背离了企业盈利的根本，而外资的惨败是否能证明自身模式的正确。
中国新蛋网的衰落证明了中国本土电商商业模式的可怕和杀伤力，而亚马逊中国的成功也证明了在中国电商行业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可行。经过了行业洗牌的初级阶段，目前电商激进的商业模式将不会持久，行业最后终会回归理性。
正在推动中国新蛋网向平台化转型的周昭武，坚信新蛋可以用行动证明，除了赔本赚吆喝的模式之外，电子商务企业在中国还有其他的模式可循。
增长困境论文 篇5
“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 指的是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表明“历史关系到下一步将要发生的事件严重取决于既存事务状态的细节, 并依次表现为既存事件状态的结果”。在长期中, 路径依赖可以使动态系统的演化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沿着既定的路径前进, 经济、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另一种是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持续下滑, 甚至被锁定 (lock in) 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中, 并导致长期停滞。而一旦进入“锁定状态”, 要想抽身而出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从实践看,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中国已具备了一种较强的“自我强化趋势”这种趋势表明, 中国经济对粗放型增长方式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路径依赖”。有关这一判断,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证实。
第一, 增量资本产出比率 (ICOR) 状况不断恶化。根据吴敬琏的研究, 我国的ICOR在改革开放以前是比较高的, 大致在5倍左右的水平上;改革开放以后, 投资效率获得了相当大的改善, 20世纪90年代初, ICOR值曾一度达到非常低的水平, 大约是2左右。可到了1995年以后,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开始急剧上升。吴敬琏等指出, 21世纪头三年我国ICOR的数据是5, 而根据国际的经济资料库的数据, 我国最近3-5年的ICOR值又达到了5-9。这一系列的数据表明, 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的拉动, 仍然是一种高成本、低效率的外延型或粗放型的增长。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第二,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EOEC) 居高不下。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是测度一个国家经济粗放程度的重要标准。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越大, 说明单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强度就越高, 经济增长利用能源的效率就越低, 反之则越高。有调查显示, 2001年以前, 除去20世纪80年代的个别年份, 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直保持在1以下, 即能源消费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 可到了2002年, 该弹性系数却猛然从2001年的0.47升高到1.19, 2003年再上升到1.42, 2004年此系数已经超过1.6。2005年后,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有所下降, 但仍高于2001年的水平。这表明, 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如正统的理论所期望的那样沿着技术中性或节约资本要素的路径发展, 相反经济增长对各种资源、能源的消耗程度有了不断增加的趋势, 经济粗放增长的倾向不断得到强化。而一旦能源供应的增长因资源约束而降低, 经济增长速度势必会大幅滑落。具体情况如图2所示。
注:1978-2003数据来源于王梦奎.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问题2006-2020.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5;2004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能源消费增长率 (15.2%) 与经济增长率 (9.5%) 比值计算得来。
第三, 全要素生产率 (TFP) 增长率趋于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越高, 说明经济增长越依赖于技术进步和要素配置的改善, 经济系统的集约化程度也就越高;反之, 说明经济增长越依赖于投入要素 (如资本和劳动力) 量的增加, 经济系统的粗放程度也随之就越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动趋势, 如图3所示。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2002-2005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轨迹.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通过图3我们了解到, 1993年以来, 我国TFP增长率总体上是呈现下降趋势的, 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2000年才有所缓解, 随后出现不断升高的势头, 然而好景不长, 从2003年起,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TFP增长率又开始出现持续并且加速下降的趋势。另据夏祥谦等 (2011) 研究, 在1979-2008年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仅为9.46%, 而要素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则高达90.54%。这一切表明, 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和改善要素配置来实现的经济增长, 相反, 它主要是由高资本投入驱动的, 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投入型增长。
二、我国经济对粗放型增长方式形成路径依赖的机理分析
(一) 扭曲性制度的自我强化与粗放型经济的扩张
对于企业而言, 究竟选择哪一种要素投入和组合方式, 取决于不同方式所能给企业带来的净收益的大小。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果存在某种扭曲的制度结构, 使企业采用粗放型生产获得的收益比采用集约型生产获得的收益还要高, 其势必造成越来越多的经济主体对其产生“适应性预期”, 并不断加入到粗放型生产的行列。如此, 宏观层面的粗放型经济虽然是无效率的, 但对每个微观企业却是有利可图的, 正是这些制度政策造成了我国经济对粗放型增长方式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路径依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我国建立了一整套土地、劳动力、资本、汇率等要素的低价政策和无偿划拨制度, 然而伴随体制转轨, 上述制度政策并未得到及时变更, 而是依然以一种极低的价格被出售使用;另外, 由于我国能源市场体系的不健全, 使得诸如煤、电等能源的价格并不能反映其全部生产成本, 市场价格远远低于真实价格。这样一来, 企业便可以依托现有的制度和政策缺陷, 以较低的投入成本进行符合其偏好的生产。企业原本只能依靠改进技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才能达到降低单位成本的目的, 现在却可以借助扭曲的制度结构加以实现, 这势必会降低企业改进技术水平、进行集约化生产的动力, 并造成经济效率的长期低下与资源的大量浪费。此外, 由于我国在质量、物耗、环境等方面社会规制的不严, 使得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给其他经济主体造成的负外部效应很少被算入生产成本, 这无形之中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大大刺激了企业的粗放型生产行为。
(二) 政府的认知性路径依赖与经济的粗放型增长
从我国实际来看, 认知层面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以GDP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的延续。现有的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干部考核任用制度, 使许多官员片面追求GDP的增长, 各级官员利用本级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权, 大力发展那些短期内能够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增加经济规模的高消耗、高污染工业项目, 从而为粗放型经济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
其次, 旧式“全能主义”治理理念的延续。长期以来, 受历史环境、文化传统以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的影响, 各级政府在治理理念上一直受“全能主义”的影响, 这种理念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 实施所谓“高度集权、高度计划”, 它使政府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继续保留了一些只有在计划经济时期才有的权力, 特别是对土地、资本以及其他资源的控制权, 经济结构遭到严重扭曲, 资源配置效率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
最后, 传统“赶超型经济战略”的延续。改革开放以前, 受国际、国内双重局势影响, 我国推行了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赶超型经济战略”, 这一战略虽然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 但其成本也非常之高。由于推行了这种战略, 我国形成了扭曲的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 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缺乏激励的微观经营机制。同时因为工业部门受到高度保护和补贴, 致使企业无心进行技术创新和改善管理, 进而使经济的粗放式增长得到延续。
三、改变我国经济对粗放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
经济增长要摆脱对次优路径的过分依赖, 实现“路径替代”, 关键是要确定形成路径依赖的各种因素的性质, 即具有自我增强特性的原始路径是否具备可转移性与可逆性。要改变我国经济对粗放型经济的路径依赖性, 须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 制度创新:消除扭曲性制度的自我强化机制
首先, 完善各类要素的价格体系, 调整资源、能源的价格形成机制。成本低廉是造成我国粗放型经济得以继续生存的主要原因。要转变这种态势, 就得加大各方面的改革力度, 促进各类生产要素 (如土地、资金、能源等) 的价格回归市场真实水平。只有推进市场化改革, 减少政府干预和限制, 让市场在价格形成中发挥更大作用, 生产要素的价格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
其次, 健全完善科学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干部考核任用制度。一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立将环境要素考虑在内的绿色GDP核算体系。这不仅有利于保护资源和环境, 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而且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二是让国民幸福总值 (GNH) 成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相比GDP, GNH关注的是国家民众幸福感的获得, 将此作为政绩考核标准, 能够有效遏制政府官员对GDP的崇拜问题, 进而为我国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最后, 加强有关质量、物耗、环境等方面的社会规制建设。一套完善的社会规制体系 (如资源消耗标准、环境保护标准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能够使粗放型生产付出高昂的违规成本, 而企业为了达到社会性规制标准的要求, 就会主动在技术创新、更新设备与加强管理等方面做出努力。
(二) 理念革新:改变政府的认知性路径依赖
首先, 摒弃传统发展观, 树立科学发展观。在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惯性仍然非常强大的情况下, 仅仅依靠一般的市场参数调节和技术标准调节是不够的, 仅仅依靠政府调控管制内容也是不够的, 必须进行发展观念上的深刻反思, 树立科学发展观, 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
其次, 改变“全能主义”的治理理念, 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弱化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管制职能, 突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建立服务型政府。要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 推进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破除政府官员“官本位”思想作风, 强化服务理念。
最后, 放弃“赶超战略”, 发挥比较优势, 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必须从我国资源禀赋实际出发, 放弃“赶超战略”, 发挥比较优势。只有这样, 政府才不至于再用行政手段干预资源配置、扭曲要素价格体系。
参考文献
[1].Malcolm Rutherford.Institutions inEconomics:the Old and the Institutional-ism[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夏祥谦, 周国富.资本深化、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问题探索[J].经济问题探索, 2011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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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 1994.
[5].金碚.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中国工业经济, 2006 (5) .
增长困境论文 篇6
一、包容性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发展的内生性
2005年, 由亚行赞助支持, 亚行经济研究局和驻中国代表处联合开展了“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研究课题, 《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 (林毅夫2007年) 分析了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 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所带来的问题及挑战, 探讨通过实现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共享式增长”即“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的本质在于:单纯发展经济是不好的, 而更加全面、均衡的发展, 才能使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步进行。这才是发展的目的, 才能可持续。
包容性增长的基本要素必然包括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公平与效率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以上要素又和一国发展对外贸易息息相关。对外贸易既是包容性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又是国家经济增长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具体体现。包容性增长与对外贸易发展之间的内生性表现为:
(一) 发展对外贸易是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之一
科学发展观, 是我们党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 一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中国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即需要通过增量的发展来化解存量的问题。二是发展需要讲科学, 科学的发展不等于片面的数量、速度和规模的扩大和增长, 而需要同时追求高质量和高效益。统筹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 就具体要求统筹内外需关系的协调, 也就是说, 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稳定外需应包含在统筹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内涵之中。
(二) 发展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十二五”规划建议已经公布, 提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 就业持续增加, 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 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在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变化不定的背景下, 要想保持我国独有的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其关键就在于是否拥有一个强大的市场容量。因而, 千方百计的扩张总需求也是今后五年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经济条件下, 只有重视内外需关系的协调, 既重视国际市场对本国经济的带动作用, 更要关注本国居民的现实需要和更高层次的发展需求, 才算是真正实现了经济发展之目的。因此, 稳定外需是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三) 发展对外贸易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按照产业经济发展理论, 经济发展过程, 就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 应该说, 发展对外贸易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优化国内产业结构, 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更加有利于国内居民消费层次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现代贸易理论认为, 对外贸易通过技术外溢效用和消费上的示范效应, 可以引导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扩张, 并进而引导生产的有效扩张, 即实现国内生产结构的优化。具体来说, 出口可以直接带动就业, 提高居民收入, 拉动国内消费;外需扩大形成的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效应, 有利于降低中高档消费品价格, 促进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外需作为最终需求, 对相关产业及其上下游产业的投资需求, 具有引导作用和乘数效应;制成品出口增加形成的技术外溢效应, 可以带动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当然, 外需的增长应该是适度的, 应该是与国内需求的增长相协调, 即内需与外需的变化只有协调配合, 才能真正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综上,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只有积极发展对外贸易, 稳定外需, 才能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 共富裕, 为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创造物质基础。包容性增长是内外需协调基础上稳定外需的充分条件, 而稳定外需是包容性增长的必要条件。
按照计量经济学和新经济增长理论, 在经济模型的建立中, 我们可以将对外贸易发展的政策选择视为包容性经济增长模型的一个内生变量。那么, 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和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是相互制约、相互制衡的内生性关系。
二、我国外贸包容性增长面临的困境
目前, 全球经济发展仍不稳固, 金融市场仍在动荡, 世界经济处在大变化当中。后危机时代影响外贸发展的各种不确定要素依然很多。另外, 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行业产能过剩、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和包容性增长的新课题的提出, 都使我国外贸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一) 劳动要素禀赋优势正逐步丧失
劳动力禀赋优势是我国重要的比较优势资源之一。30多年来, 我国的纺织服装、皮具箱包、塑胶制品、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90%。廉宜的劳动力是过去30年高增长的关键因素, 但它也造成了严重的收入不均, 这几年更是如此。而持续、日益扩大的不平等, 可能造成干扰增长和破坏竞争力的社会危机, 更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要义。同时, 从现实来看,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细微而本质的变化, 低价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淡化, 即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这种状况酷似上世纪中后期日本的发展。随着人口高龄化社会问题增加, 劳动力老化现象日趋严重, 新生的80、90后青年已形成不同于父辈的崭新的人生价值观, 他们对生活有着更多的要求。这都将直接导致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 从而促使组装、加工业逐渐丧失生存和发展的比较优势。近几年“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用工荒”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个问题。
(二) 外贸增长方式粗放
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 主要还是依靠各种要素的粗放式投入实现的, 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较低, 结构不尽合理, 效益和质量依然不高, 增长的基础比较脆弱。同时, 招商引资成本高, 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多, 利用外资社会代价大, 与落实科学发展观不符。突出表现在外资与外贸发展过程中的“四个不协调”:即发展规模与效益的不协调, “出口贫困增长”现象严重;外资推动与内生自主增长发展的不协调;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协调;东部与西部发展的不协调。这种缺乏自主品牌、高耗能、过度依赖低成本要素和数量增长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三) 失业和通胀风险将是我国外贸包容性增长的主要瓶颈
我国经济学家马晓河认为:“包容性增长”,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 经济增长应该是互相协调的。“包容性增长”应该是和谐共赢的, 不仅局限在一国之内, 也包含着国与国之间的协调。因此, 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应以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公平为总体目标。然而, 后危机时期失业和通胀的双重压力, 将是包容性增长前提下, 今后我国外贸发展的主要瓶颈。
经济危机给各国就业带来的阴霾尚未退去, 经合组织预测, 经合组织成员国失业率将继续上升, 达到9%以上的新高度, 并在较长时间内居高不下。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0年8月份, 欧元区失业人口1586.9万, 失业率10.1%, 欧盟27国失业人口2306.6万, 失业率9.6%。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0月份美国非农业部门失业率仍保持9.6%高位。截止2010年三季度末中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915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 不含下岗职工及农民工。据历次危机教训, 在经济开始复苏后, 仍需4-5年失业率才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与此同时, 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2009年二季度以来, 随着世界经济企稳信号的出现, 国际大宗商品率先走出低谷, 迅速反弹。国际能源机构预测, 2010年世界石油日均增长170万桶, 这将是有史以来的最高位。据美国能源情报机构预测, 到2030年, 全球日均原油消费将达到1.05亿桶, 价格升至115美元/桶。此外, 金融危机的重创使得金融衍生品投资受限, 市场流动性会寻找机会进入大宗商品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推动新一轮投机泡沫。近期, 中国各地出现食品、非食品价格上涨现象出现, 大豆、苹果、糖、棉花等农产品价格出现暴涨。CPI屡创新高, 一季度同比上涨2.2%, 二季度上涨2.9%, 三季度上涨3.5%, 四季度上涨4.7%, 全年平均比上年上涨3.3%,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7.2%,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3.6%, 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5.5%,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9.6%, 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10.9%。在房地产市场, 国家统计局公布, 2010年9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同比上涨11.3%, 环比上涨0.5%;12月同比上涨9.9%, 环比涨0.3%, 连续四个月上涨。
三、促进我国外贸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策略分析
(一) 以扩大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我国外贸发展的经济基点
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 既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 也是改善民生的宏观调控举措。只有扩大内需, 才能带来全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才能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实现共同富裕, 最终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多年来, 我国一直采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马车之一。这一导向的主力作用仍将在今后的较长时期内发挥作用。但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在经济危机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质疑, 在未来经济“再平衡”过程中, 无疑会受到制约。它不仅消耗资源, 扭曲要素价格体系和分配制度, 其最终结果不仅会降低增长效率, 更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和社会危机, 与包容性经济增长目标背离。因此, 今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以扩大内需为主, 外贸增长应以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改善民生为着力点。
(二) 稳定外需应以保障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为基础
总体来看, 出口导向战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是我国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主轴。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 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了世界, 外需是拉动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外需作为最终需求, 对相关产业及其上下游产业的投资需求, 具有引导作用和乘数效应。相关研究表明, 出口每增长1%, 可以拉动当年消费增长0.68%, 拉动与投资增长相关的国内资本形成0.74%。但是, 稳定外需应建立在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基础上, 对外贸易发展应以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提高劳动者福利为宗旨, 循序渐进地变价格竞争为价值竞争, 变劳动力成本优势为质量竞争优势, 变贴牌贸易为品牌贸易, 为实现我国和谐、健康、稳定、公平的经济增长奠定外部经济基础。
(三) 优化进口商品结构, 拉动经济
从2004-2009年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总额及其我国对外贸易进口额的比重来看, 除2009年, 五年来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总额一直在上升, 2006年占全部进口总额的35%, 几乎是工业制成品进口额的一半。但从2007年开始, 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比重却在下滑。同时, 在我国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中, 电子技术产品是最大的进口类别, 而对先进技术装备的引进力度依然不足。2008年, 集成电路、液晶显示板、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零部件等电子零部件占据当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总值的62.9%, 而技术和产业升级所需的先进技术装备进口361.7亿美元, 仅占当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总值的10.7%。2009年, 计算机与通信技术和电子技术这两项就占到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71.7%。可见, 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额已经有了很大的增加, 但还是不能满足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经济高速发展所需的技术设备。
我国在高精技术及其产品的进口上受到少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封锁, 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所急需的技术及其设备进口不足。2006年7月6日, 美国商务部下属专门负责出口管制政策的产业和安全局公布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草案, 明确了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的要求。
总体来看, 我国主要还在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环节参与国际分工, 处于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 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 国际竞争力还不强。
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 进口贸易对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着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原因在于, 技术引进是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手段。产业内贸易的结果, 客观上也推动区域内产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以适应产业内贸易带来的同类产品间的竞争。我们要重视做好进口商品的宏观管理工作, 注重发挥进口在解决国内资源、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引导企业重点增加急需的先进技术设备的进口。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及技术革新, 提高加工制成品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 加快工业化发展进程, 促进经济发展。引导和帮助企业加大短缺资源及原材料的进口力度。强调行业自律, 协调有关资质企业统一进口产品的价格, 避免无序竞争, 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鼓励企业利用进口带动出口, 促进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
(四) 引导企业加强自主创新, 变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为高附加值竞争优势
鼓励和引导企业开展科技创新, 依靠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开发新产品、深加工、扩大品牌影响、加强自主品牌培育、优化营销模式等方式参与国际竞争, 以缓解新的经营压力。
增强自我转型的内生动力, 加快产业技术改造, 不管是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 都面临能力创新的课题。我们的加工贸易、产业处于整个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微笑曲线”的两端, 一边是设计, 一边是营销, 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有自我的设计能力。同样一个商品, 可能由于在商品的包装或者外部设计上的简单更新, 就可以卖得比原来更高的价钱。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我们在国际产业分工上的地位。全面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深度、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提高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质量、档次和国际竞争力。当然, 我们还要加快培育战略型、领军型的产业, 针对新时代的要求, 发展低碳特别是绿色型的产业, 发展高端制造业, 夯实产业基础是我国外贸产品结构调整的前提和保证。
在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过程中, 要特别注重环境保护、资源节约、改善民生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素, 通过信用担保、信用保险、品牌建设补助等政策支持, 引导企业走自主创新之路。
综上, 在包容性经济增长前提下, 外贸困境的逆转和外贸政策的调整应有利于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 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应依赖于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出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政策制定及调整过程中, 应更加注重进出口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区域性贸易结构调整和商业模式创新;更加注重贸易与环境、气候的和谐发展;更加注重外贸发展对经济增长、国内就业和国民福利的贡献;更加注重国际贸易中各国经济的和谐共赢。
摘要：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和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是相互制约、相互制衡的内生性关系。面对后危机时代国际市场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以及外贸发展的国内瓶颈制约,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政策选择应立足于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政策的着力点在于:进出口的质量和效益;区域性贸易结构调整和商业模式创新;贸易与环境、气候的和谐发展;外贸发展对经济增长、国内就业和国民福利的贡献;国际贸易中各国经济的和谐共赢。
关键词：外贸,包容性增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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