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

论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通用7篇）

论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 篇1

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论国剧运动的理论资源及文化策略

国剧运动具有一种跨文化的性质,它是余上沅等人在西方戏剧理念的基础上对旧戏的重新发现,他们的`戏剧理念主要来自西方唯美主义,但这场运动是一种误读的产物.内容和形式的断裂是这一运动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 者：张传敏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江苏,南京,210093 刊 名：广西社会科学  PKU英文刊名：GUANGX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4 “”(10) 分类号：G04 关键词：国剧运动   唯美主义   中国旧剧  

论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 篇2

一、中西方文学的对比

西方文学以西方哲学为指导, 西方哲学不管是形而上学或唯物论, 都显示出逻辑的思辨, 由此我们称之为思辨哲学。

中国的哲学恰好相反, 是一种人生哲学, 中心是关于人生境界的讨论, 追求“心与物和”、“天人合一”, 这种哲学更像是一种宗教。西方哲学虽然也重视人, 但关心的是人对自然的主导, “以人为本”的观念迫使他们不得不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出思考, 而这个问题在中国文人眼中根本不成问题。发达的思辨哲学致使西方文学的戏曲、小说文化十分发达, 尤其是悲剧与长篇小说, 中国文学难以匹敌。但西方诗歌相比较中国古典诗歌便有所不及了, 中国诗歌重视意境、境界, 西方诗歌追求形式与理念。西方也有朦胧诗, 也有印象派, 但他们的朦胧与印象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 而中国的诗歌探索的则是生存的意义与和谐的统一。中国的律诗当然也注重形式, 但古诗格律向来不被诗人们敬重, 对他们来说, 严守格律的打油诗是不屑入眼的。中国的诗是感性的, 小说、戏曲却是理性的, 这种理性还有点幼稚;西方的诗是理性的, 小说、戏曲却是感性的, 这种感性反而有一点成熟。但是西方文学始终不能和中国文学相提并论, 原因就在于早在孔子时代便已成熟的中国文化有着丰富的历史积淀、文化积淀与道德积淀, 同时与儒家文化并存的释道文化也在另一方面修正着儒家文化带来的弊端, 这都是西方文化所无法做到的。

二、情感表现方式上的不同

人是很复杂的感情动物, 在不同的时间, 地点, 命运下人物的情感, 观念, 都不是一层不变的。在西方文学中, 都会遵从这种真实的变化, 而东方的文学所宣扬的是从一而终, 你是善良的就得永远是善良的, 坏人一旦又一次做过坏事, 就会被永远认为是坏人。人们大都都是经验主义。下面通过几个实例来验证东西方文学的差异性。

中国的文学, 从古代的四大名著开始到现代的文学, 但凡书中的人物都不是正常人, 必须禁欲, 否则难以称之为英雄, 比如齐天大圣, 打虎英雄, 唐僧, 他们都不是一般的人, 只有冲天的豪情, 猪八戒虽然有些情感, 却只是成为被人捉弄的小丑;而林妹妹虽然爱的很深, 但是也只能是长期过度的压抑, 像思佳丽一样为所欲为, 那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所以最后她年纪轻轻的就忧郁而死了, 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无比美好的感觉, 东方的女人就应该是这样的, 痴情却压抑。而那个追求幸福的美女潘金莲下场却是如此的悲惨, 可是反过来想, 如果换位思考下, 换大家自己做潘金莲, 自己貌美如花, 老公却又矮又丑又没能耐, 也许还是有很多人说我忍, 可是忍给谁看啊, 自己的生活自己过, 你忍的无论有多难受别人也不可能体会。至于那些脍炙人口的宋词明曲, 很多都只是停留在抒发情感, 卖弄词汇上, 我们中国历史上人们的情感都是密而不谈的, 我们的文学都停留在表面词汇的丰富和韵奏的协调上。

而西方文学中的情感则是崇尚做自己, 追随自己真实的感觉, 在某些程度上说就是自私、自我, 可是客观上来讲谁不自私呢, 自然界里的所有生物都在为了更好的生存做着坚持不懈的竞争, 道德恐怕只有人类有, 但是道德永远战胜不了本能。

例如有一篇名为《猫》的小说, 书中的主人公从小就爱动物, 也养了很多小动物。可是后来他爱上了酗酒, 每次回到家就开始折磨动物, 但是他从来不折磨他最爱的那只大黑猫, 可是那只黑猫看他折磨别的动物也对他产生了恐惧, 不再像以前那么对他亲近, 后来一见他回来就赶紧逃开, 他很生气, 心想我这么爱你, 可却还要躲着我, 觉得很受伤, 他一生气竟然抓住猫用刀把它的一只眼睛给挖了出来, 他一边挖一边流泪, 心里很痛, 可是却控制不住的要伤害他.做完这事情之后他自己也很后悔, 觉得自己是怎么了。他伤害了猫之后, 那猫更是见了他就逃的更快, 一开始他能理解它的心情, 后来有一天他又生气了把猫用绳子吊在了树上, 然后亲眼看着它慢慢的死去。猫死了, 他很想念它, 但是他却亲手杀了它。人是很奇怪的, 有时候自己也不能理解自己的行为。

著名小说, 《Gone With the Wind》里面的女主角思嘉丽, 漂亮, 自以为是, 喜欢身边的男人都围着自己转, 但是她一直喜欢已经有爱人的艾希里, 后来为了保住家里的庄园, 她连想都没多想就把妹妹的未婚夫勾引了过来, 可是妹妹的丈夫并不爱她, 虽然她很漂亮, 后来这位男子抑郁而终;也是为了生存, 她穿着窗帘做成的衣服去监狱见一直爱着他但是她并不爱的白瑞德, 跟他套近乎希望能得到点经济上的好处, 我想在东方这样的角色一定是被唾弃的, 不道德的第三者, 欺骗者, 但实际是她的角色深受喜爱, 因为她展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为了生存, 为了家园, 她没有像温文尔雅的爱希里一样逃避命运, 而是靠自己坚持了下来, 生存本不易, 尤其在战乱年代, 而道德又算什么!最后她发现她一直爱着的男人其实是那么的懦弱, 而白瑞德这个抓住时机大发战争财的男人, 她认为粗鲁不堪的男人却每次都在危机时刻有力的帮助了她, 最后在关键的时刻把她一个人丢在回老家的路上, 因为他觉得应该做更重要的事了, 毅然的走上了保家卫国的军人之路, 显示了一个男人的豪情。

总之, 东方文学经常教育我们要怎么做人, 而西方的只是真实的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行为, 让人们自己去判断去感受。

参考文献

[1]胡文仲, 《文化与交际》[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试论东西方文化遗产管理制度差异 篇3

张祖群（1980―），男，湖北应城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博士后、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旅游管理与遗产旅游。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JY088）、2011年度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中青年骨干人才资助（PHR201108319）、国家教师科研基金“十一五”教育科研规划2009年度重点课题（CTF09003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0BGL049）、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 （BG125YB012）资助。

【摘要】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方面差距很大，需要合理借鉴，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文化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尊重古人，服务今人”。本文从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等6个方面对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方面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但相关部门、行业、政府往往合谋拆旧建新。

【关键词】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文化悖论

一、引文

本文试图从文化遗产的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六个视角对比分析，分析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的差距。鉴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不同，直接照搬西欧国家的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是行不通的。真正要做的，是借鉴发达国家遗产管理的先进经验，并将其管理经验与我国历史传统、现实土壤结合起来，特别是根据我国具体的遗产国情和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环境，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现阶段与长远发展的不同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改善我国文化遗产的管理模式，改变“十八龙治水，浑水摸鱼”的混乱局面，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最后“尊重古人，服务今人”，这才是我国文化遗产管理改革的关键所在。

二、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分析

（一）比较视角一：组织结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不同层次的管理都只设一个行政主管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与监督该主管部门工作。这样就从体系上避免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存在两或多个主管部门而造成的互相扯皮、推诿、职责不清的状况，符合了亨利.法约尔的统一命令、统一指挥的管理原则。中国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中国目前文化遗产分别由相应的职能部门，即建设部、文物局共同管理。这些职能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完整的垂直序列，各自依法律和部门政策对遗产地资源进行管理，形成“条”的组织格局，地方政府设立管理机构并规定设在景区内的所有单位都应服从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1]。

西欧国家的组织结构更有利于管理，意大利在行政上的划分同我国有相似之处，行政区划如同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意大利始终强调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在管理体制上的突出特点是实行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自1870年统一建国以来，意大利一致奉行这种垂直管理的制度，使得所有文化遗产统一由中央政府行使管理权，地方政府不得任意干预管理[2]。这种统一管理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因为地方政府在考虑本区域的经济发展中难以摆正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我国的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体现得很明显。笔者曾经分析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迁问题，北京为了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位于老城区的一些胡同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其中就包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内的众多名人故居。到底是选择经济的短暂繁荣与官员业绩，还是选择牺牲长久的经济利益、保存修缮名人故居，缅怀名人，传承文化精神，这些问题开始浮现。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名人故居保护与遗产传承，两者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点。面对这样的文化悖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前者，学术界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如果有效借鉴意大利这种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的制度，那么决策层在做出任何一个拆迁决定之前，会权衡文化因素及经济因素，顾及更多的群众因素，舆论导向等。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二）比较视角二：权利配置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只有一个领导部门，其他部门只有协作和监督的责任，并不承担管理职权，这样可以避免在遗产遇到困难时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是文化、城乡规划、旅游、宗教等部门同样拥有对部分文化遗产的管理职权，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都承担着相关职责[3]。我国现在多部门共同拥有对文物的管理职能，导致每个部门所追求的目标、利益都不同，不利于遗产管理方式的统一。

我国的遗产管理组织结构和西欧国家有很大区别，西欧国家是典型的直线制，而我国的遗产管理直接涉及到8个部门，分别是文物局、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旅游局、宗教局、国家民委和水利部等，这些部门在各自业务范围内主管文物类、农业类、自然保护区类、海洋水下考古类、A级以上风景区、寺庙道观、民族文化类、水利风景区类等不同类型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各自为政，互有重复；同时我国遗产管理还间接涉及到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8个部门。而国家文化部是国家文物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指导国家文物局业务工作，同时又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审核等。教育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联系单位。每个部门都拥有对遗产的管理职能，谁都能够管理，条块分割严重。甚至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也承担着相关职责（图1）。

早在2004年，九部委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提出：①要提高认识，端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②强化责任，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③加大力度，全面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但是，在这种水平管理模式下，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同时，每个部门所追求的利益不同，也容易产生矛盾。例如，从旅游业的角度来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所利用的事物和因素都可视为旅游资源[4]。所以国家旅游局看重的是对于挖掘世界文化遗产背后的旅游资源；而国家文物局可能更看重的是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很容易引起平行各部门之间的矛盾，也会导致国家提出的新政策无法顺利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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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模式简介

（三）比较视角三：法律法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具有统一性的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且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就英国而言，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就有很多，主要有： 1882年的《古迹保护法》，1913年的《古建筑加固和改善法》，1933年的《城市环境法》，1944年的《城乡规划法》，1953年的《古建筑及古迹法》，1962年的《城市生活环境质量法》、《地方政府古建筑法》，1967年的《城市文明法》及1990年的《登录建筑和保护区规划法》。这些法律法规，使得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有了根本性依据。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得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法律依据。我国诸多专门针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法规、规章大多只停留在政策性层面，且多以国务院及其部委或地方政府制定颁布的“指示、办法、规定、通知”等文件形式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很少[5]。没有相关的法律体系对管理制度、机构设置、各方面责任与义务进行明确，也没有相关法规对保护运行过程中具体管理操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予以规定[6]。再加上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结构的混乱，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无法顺利有效地进行。

遗产管理制度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法律法规问题，法律是管理的基础，有了法律作为保证，再加上一个合适的遗产管理制度，才能促进我国遗产管理和保护事业的发展。英国的法律很明确的体现了国家对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决性，我国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也应该向公众传达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和态度。同时，法律法规也应该明确遗产管理的程序，以及国家、地方及民间团体的各自职责与相互关系，还要对资金的来源、经营内容等进行详细的规定。这样就不会存在像名人故居在没有被批准的情况下被拆除的事件发生，也不会存在遗产机构滥用、挪用资金的现象。

（四）比较视角四：资金筹集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资金筹措方式，如减免税收，贷款、公用事业拨款、发行奖券、自筹资金等形式。遗产单位保护资金既包括传统上来自公共财政的资助和税赋优惠，还包括来自私人（基金会、企业、家庭或个人）的投入、资助与捐赠，其中也包括通过发行彩票来募集资金，而我国用于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的资金多来源于财政拨款，过分依赖一种资金来源途径，有很大风险。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拨款是需要经过预算的，像医疗、教育等方面都需要财政拨款，所以一旦政府加大了对于某一方面财政支持力度，那么对于文化遗产和管理的经费投入就会减少，这样一来，就会导致遗产保护工作的停滞。而西欧国家实行的多渠道资金筹措方式，则更为保险。一条筹措资金的渠道出现问题，还有其他方式，不会造成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停滞。所以，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寻找合适的募集资金的新渠道，摆脱对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的依赖。这样才能推动遗产保护事业发展。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从资金来源上看，渠道比较单一，除获得上级政府预算投资以外，遗产机构的主要收入是门票收入，但是门票收入大都用来保障日常管理。用于遗产保护和管理的费用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财政拨款支付，费用支出远远大于政府拨款[8]。由于我国文化遗产数量多、级别不一，仅仅靠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难以满足遗产管理和保护的需要。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实行分类别、多样化的融资、收入模式。

（五）比较视角五：公民参与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在公民参与上，善于调动民间和私人积极性参与文化遗产管理。将公众利益、公众服务置于遗产管理工作的关键地位，已成为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重要特点。笔者在欧洲考察期间，见到一些城市博物馆主体游客都是社区居民，居民义务讲解，参观者在其中培育与社区、家乡、民族、国家的感情。他们公民参与积极性高，以博物馆为荣，将博物馆的精神传承给了下一代和其他民众。

真正健全的遗产管理体系的形成，依赖于公众对于遗产的保护意识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在发达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支持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方面，所以，在欧洲，可以看到各种民间遗产组织、公众活动、社会团体，正是因为这些团体的存在，使得民间自发的保护意识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化为具体的保护参与。积极的公众参与使遗产事业所需的资金与人才得到不断补充，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始终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中[7]。

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公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程度都较差。因为文化遗产数量多，类型丰富，同时限于国情，许多文化遗产都是实行现状保护，只求最低程度的防盗、防雨等，甚至一些遗迹面临被破坏、拆毁的命运。例如，为了城市建设，北京众多胡同、名人故居被拆除，星巴克一度“入侵”故宫，一些高级别单体古建筑出租打造成商业会所；为了修建三峡大坝，壮丽的三峡激流景观不复存在，产生了“高峡出平湖”的新景观。如果更多的公民参与到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之中，那么民众的呼声可能会影响甚至改变相关部门的草率决定，有公民参与的决策会实行更有效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公众的参与，能够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同时需要考虑的是，我国公众对于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参与程度不高，这可能与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不足有关，也和我国封闭式的管理制度以及相关政策不完善有关。试想一下，如果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除问题上，公众能够很好的发挥舆论和监督作用，让有关部门意识到保护故居的重要性，那么梁、林故居可能就会免遭拆除的厄运。

（六）比较视角六：经营机制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经营机制体现在政府对文化遗产管理的放权，即进行“私化”改革，私化改革的基础是文化遗产经营实行“非营利化”，这种模式无碍于遗产的文化价值，且更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8]。本文第一部分分析的内容就是西欧国家的文化遗产经营机制，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经营的核心就是“私化”，基础是“非营利化“，从本文提到的三个案例中也可看出这种“私化”的经营机制在西欧国家的实行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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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存在多头管理，各部门追求的目标和利益不同，导致了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矛盾[9]。我国的文化遗产经营与西欧国家有着鲜明的对比。中国遗产机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是归国家所有，行政部门对遗产机构进行直接管理，有的遗产机构本身也是行政机构[10]。文化遗产名义上归国家所有，遗产管理机构并不掌握遗产资源的产权（如土地权、林权等），而只有对资源的部分管理权。这样导致了遗产管理结构对自身的定位不明确，不知道应该定位于“非盈利的”遗产管理部门还是“盈利性”的遗产管理组织。定位的不明确，会导致管理责任的不明确而且这种政企合一的模式，也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

将以上所述内容汇总如表1所示。

三、总结

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开创了相对独立的遗产管理制度、体系，遗产多由某一国家级政府部门直接管辖，或将管理权交由某一机构管理。大多由一个专门上级部门统筹协调，化解保护与开发悖论。例如美国的直属于内务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国家公园体系；意大利的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英国的中介机构模式等。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这使得中国的遗产管理以一种“多部门协调”的方式进行，最后“十八龙治水”，越搅越混。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和相关责任的交叉、行政分割等，使得中国文化遗产管理的多个部门管理、人为管理 、重复管理、最后出了事情谁都不管理。

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这充分体现了西方科学管理、尊重历史传统的思想。在日常的维护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严谨的数据测量、技术分析等方式对遗产进行严格的保护，修缮，维修，谨慎性地重建等。针对不同的遗产对象，采取精细化的遗产保护技术方式。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往往将遗产本体与遗产环境割裂。甚至在旅游开发的商业驱动之下，拆了原真的“旧古董”，大量仿造和重建“新古董”，这不仅破坏了遗产本身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使之成为了旅游开放商、地方政府追逐现实利益的工具，最后还要将这种污名强扣在“旅游管理”的头上。其实不是旅游管理本身拆旧建新，而是其他部门、行业、政府合谋拆旧建新，最后给“旅游管理”戴了一顶破坏文化遗产的坏帽子而已。

参考文献：

[1]王晓梅，朱海霞.中外文化遗产资源管理体制的比较与启示[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6（3），39-43.

[2]朱兵.意大利文化遗产的管理模式、执法机构及几点思考[N].中国文物报，2008-3-28（3）.

[3]潘秋玲，曹三强.中外世界遗产管理的比较与启示 [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2），212-216.

[4]谢凝高.保护文化遗产难在哪里[J].城市规划通讯，2001（4）.1-12.

[5]王晓梅，朱海霞.中外文化遗产资源管理体制的比较与启示[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6（3）.39-43.

[6]胡杰飞，赵建玲.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立法与管理体制初探——以北京市六处世界文化遗产为例[J].法制与经济，2011（3）期.114-116.

[7]张国超，刘双.中外文化遗产管理模式比较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60-65.

[8]徐嵩龄.第三国策：论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78-79.

[9]王晓梅，朱海霞.中外文化遗产资源管理体制的比较与启示[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6（3）.39-43.

[10]苏杨，汪极昌.美国自然文化遗产管理经验及对中国有关改革的启示 [J].中国发展，2006（1）.38-42.

论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 篇4

论文摘要：西方形式主义司法有其独特的文化成因，根源于实证主义法学，判例法、法典化及司法的困难促进了司法的形式主义。中外形式主义司法在解决纠纷中有着不同的作用机理，西方的形式主义对我国司法的改造有重大启示。

一、西方形式主义司法的特点

法治是西方的产物，早期的法治是以形式主义的法治为特点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必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司法审判在早期的权威性也是以规则的平等适用为前提的，即形式主义的法治传统(本文指的是形式理性化的司法)。“判决应当非常公允：不能对富人是一种判决，对穷人是另一种判决；也不能对你的朋友是一种判决，对你的敌人是另一种判决。”

对于纠纷究竟是用一套相对地与日常生活常识相分离并事先结构而成的规范体系来统一地把握处理，还是立足于常识并根据一个个纠纷的具体情节情境给予完全个别化的把握和处理?纠纷的处理，可以分别用“同样案件同样对待”和“不存在两个相同的案件”来表达的两个侧面或范畴，尽管两者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同时也无法以一个侧面来完全否定另一侧面的价值意义。所以在实际上，任何文明的纠纷处理样式恐怕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包含这两种价值，并对两者之间的矛盾作出某种调整性安排。但是，强调哪一个侧面或以哪种价值为主，却能够导致不同文明的纠纷处理样式或制度安排出现重大的差异。西欧文明强调的是前者，而极为重视后一种价值则是中华文明的特征。与发展和运用一套相对独立于日常生活常识的规范体系这一必要相联系，在西欧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专门从事这种规范体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法律家职业；相反，传统中国社会中由于用于认知、处理纠纷的范畴体系与日常生活常识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是相互重合的，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吏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查清案情，一方面要有官员伦理方面的“常识”，也就是明了做官的责任，另一方面是要有一些关于当时当地风土习俗人情等方面的“地方性常识”。有了这些“常识”，对于州县官查明案情可望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就能够很好地理解，为什么清代的律学教育中将经史、方志、档案等书籍置于其中的原因了。在这种情况下，极不容易在给予其业务内容以肯定性评价的前提下发生对法律家职业的社会需要。而且，在西欧法的演变过程中，因为认知、处理纠纷的范畴体系与日常生活常识的相对分离，法律家更容易强调法独立于伦理道德的性质，并发展出一套外观上“中立”于一般伦理道德的特殊程序、技术和有关知识。作为法律职业的律师正是据此来保障自己谋生的基础，同时又向社会主张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相反，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认知和处理纠纷的范畴体系与伦理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合为一体，纠纷的认知和处理由社会所公认的道德伦理上优越程度不等的主体所主宰，因而不太可能承认某种主体以“中立”的程序或技术为根据来主张自己介入纠纷处理过程的正当性。[!--empirenews.page--] 在现代西方法治的历史上，有一个压倒一切并包容一切的问题，即法律中的形式问题。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形式仅仅意味着一种法律制度的特殊的标记：追求一种具有普遍性、自治性、公共性和实在性的法律。形式的观念认为，作为普遍性、自治性、公共性和实在性规则体系的法律的核心，即使不能充分决定，也可以限定官员和私人可以做些什么。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是由韦伯创造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范畴，是他用来分析经济、法律等社会制度合理化发展过程的工具性概念。形式合理性指的是可以准确计算的合理性。韦伯认为近代法律发展是一个法律形式化的运动过程，“法治”就是伴随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形式合理性的法律类型。形式合理性的法律代表了高度逻辑化的普遍性思维，是一种体现“制度化”的思维模式。这种制度化的思维在立法上要求制定逻辑清晰、前后一致、可以适用于任何实际情况的完备的体系规则。它具备以下五个特征：“第一，每一项具体的法律决定都是某一抽象的法律命题向某一具体事实情境的适用；第二，在每一具体案件中，都必定有可能通过法律逻辑的方法从抽象的法律命题导出裁决；第三，法律必须实际上是一个由法律命题构成的没有漏洞的体系，或者，至少必须被认为是这样一个没有空隙的体系；第四，所有不能用法律术语合理地分析的东西都是法律上无关的；第五，人类的每一项社会行动必须总是被型构为或是一种对法律命题的适用或执行，或是对它们的违反，因为法律体系的没有漏洞性必须导致对所有社会行为的没有漏洞的法律排序。”韦伯提出的有关形式合理性的上述五项内容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其一，法律的合逻辑性。这要求成文法有一个合理的结构，能组成协调统一的体系，这在微观方面要求每一法律内部各个法律规范之间能互相配合、没有矛盾、没有空白，在宏观方面则要求一个社会的全部法律能配合成为一个协调、完整的体系。其二，法律的预见性。这要求法律不但能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对将来产生的问题也应尽可能预见到并加以规范。其三，法律的可预测性。即人们可以通过法律的规定预知行为的法律后果，破除一切神秘因素或法律之外的因素来影响人们对自己或他人法律行为后果的预测，这要求法律本身应当尽可能明确、详尽，同时尽可能做到抑制司法人员的主观随意性。其四，法律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可操作性要求法律不流于抽象的原则，而能为人们提供可操作的标准和程序。有效性则要求所制定的法律能给人们带来实际的效果，不只作为一种摆设。这些是对法律规则本身所提出的最基本的形式要求，且不论法律规则的内容如何、是否公正，这些形式特征是现代社会立法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品质。

西方形式主义的法治，不仅包括法律自身的形式合理性，还要求司法的形式合理性，即司法必须依据实在法进行，“据法司法”；法对实质合理性的追求应当以司法的形式合理性为前提、司法应遵循正当程序的要求、司法中立、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司法的形式合理性对于法治秩序的建构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正如美国学者庞德所言：据法司法是指“根据权威性律令、规范(模式)或指南进行的司法，这些律令、规范或指南是以某种权威性技术加以发展和适用的，是个人在争议发生之前就可以确知的，而且根据它们，所有的人都有理由确信他们会得到同样的待遇。它意味着在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律令可以保护的范围内所实施的是一种非人格的、平等的、确定的司法”。韦伯也提出：“司法的形式主义使法律体系能够像技术合理性的机器一样运行。这就保证了个人和群体在这一体系内获得相对最大限度的自由，并极大地提高了预言他们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富勒教授也指出，法治的另外一个美德实质上也仰赖形式规则和对规则的遵守。如果法官和其他官员按照事先制定的规则行事，那么他们就给了规则治理下的人们一个按法律要求调整其行为的公正机会，从而避免了不守法可能导致的相反法律后果。在现代法律制度中，形式规则之所以枝繁叶茂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不诉诸形式规则，就无法充分实现许多实质性的公共政策目标。这些目标既包括诸如国防、邮政服务等传统目标，也包括公共福利、公共卫生、环境控制、公共教育、社会保障。至少在三重意义上，要实现此类宽泛的公共目标，就必须运用形式规则。首先，一般来说，为了有效执行这类复杂而盘根错节的目标，精微的社会组织形式不可或缺，而如果不具备将必需的结构、程序、职能制度化的规则，这些形式就不可能存在。其次，就对保障公共信任和合作而言，规则及其实施过程的可预期性、统一性和公开性必不可少，而这种信任和合作对这类目标的实现是必需的。再次，这些规则必须是形式规则，原因之一至少是，它们必须要由下级的官员来实施，而低强制形式性的规则是公众更不能容忍的㈣。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司法的形式理性对于保障人类自由、提高司法的预见性等的作用。当然在人类司法史上，这种严格的司法形式主义也曾经导致法官机械、僵化地使用法律，成为“自动售货机”似的裁判者，但笔者以为司法形式主义并不是导致这种结果出现的祸端，法律本身缺乏实质理性、司法人员思维僵化才是其中的主要原因。[!--empirenews.page--][1][2]下一页

二、中外形式主义司法的简单比较

在形式法范式下，司法对纠纷的解决机理可概括为：(1)司法权获得独立性地位，司法机关是主要的纠纷解决机关。司法权不再是政治权力的运作形式，而具有独立的品质，体现为司法与立法分离，司法权与行政权分开行使。(2)司法判决的逻辑结构为演绎式的，即将普遍性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事实之上。通过三段论的推理来实现法官的权力，体现对纠纷的解决。(3)程序在司法活动中获得高度重视。法律程序的本质是形式主义，程序获得司法活动的中心地位，一方面与形式法范式的性质相吻合，另一方面也是架构规范与事实的通道。形式法范式不仅仅限于法律规则的一般化和体系化，它还意味着“从立法至司法的每一个法律实践环节都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形式法范式中的司法程序不仅仅是判决结论作出的一种事件决断方式，还是司法是否获得合法性的前提。判决是否有效，程序本身成为一种评价标准。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有无形式主义的司法?肯定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形式化司法，但如果从司法的确定性及可预见性来说，尚存在形式主义司法的影子。在中国古代“形式主义”的司法只存在于极其狭小的范围内。按照日本学者滋贺秀三等的研究，在刑事司法中存在形式主义司法，因为刑事司法由于涉及“重盗命案”等情形，依法审理的可能性较大，依律审理的依据更为充分，判决的可预见性更强，因此中国一直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说法。另外，在现代民事案件的类型化处理中，如当事人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的普遍判决不准离婚的做法。

与西方形式化司法解决纠纷相比，我国在纠纷解决上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审判程序意识的普遍缺失或弱化，即“重实体、轻程序”，这种传统迄今仍未改变。二是个案的非形式化处理，不管在民事案件还是在刑事案件中，主要是由于民事法律的不完备造成的，同时还受到法官素质的影响。三是纠纷解决依赖着非同质化的司法队伍。虽然我国司法队伍的学历层次有了较大提高，但是高层次人才主要集中在中级以上法院，基层法院法官的同质化较差。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纠纷解决不能影响法治的进程，专业化的司法与纠纷解决应一并得到重视。英美法系法官由于司法的困难，促进了司法的专业化建设。普通法司法当中对司法意见的要求使得法官必须尽可能阅读更多的判例，积累尽可能多的经验。而我国司法目前对说理论证的低要求没有对法官的高度专业化构成挑战。更有甚者，基层法官的功能偏重于解决纠纷而非实施规则的事实也削弱了对法官专业化的要求，因为运用法律只是解决纠纷的手段之一，而且不一定是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在乡土中国。因此探讨我们为何没有出现法官专业化的原因，法官的责任在于解决问题而非实施法律恐怕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我们之所以没有出现法官的专业化，是因为我们不需要法官的专业化，还是因为我们的司法难度不够，不需要专业化?我们不需要在判决书中说理论证，因为我们的司法不是要实施法律规则，而是要解决纠纷。当然这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更为明显。但是反观世界各国，纠纷的有效解决无不以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为前提，不然，纠纷难以有效排解，或者是在“运动式”司法的作用下压下去，到一定时候又要浮上来。提高司法的专业化是司法独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如果司法的说理性不够，技术性不强，司法何以服人，又如何才能独立?但当前基层法院司法目标的价值取向又对提高司法的技术含量和专业化造成了障碍，这种障碍和价值取向又是由我们的国情和传统所决定的。这种司法的悖论将成为传统与变革之间的永恒话题。[!--empirenews.page--](二)中国传统司法的弊端在于，中国讲求司法(解决纠纷)的实质合理性，但忽视了司法的实质合理性需要有司法的形式合理性为前提。没有形式合理l生的纠纷解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或在一段时间内能够使纠纷得到解决或解决得不错，但不能排除“人治”的干扰和破坏，而会给极端不理性的司法提供机会，反而可能导致司法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能预见性。中国与西方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追求司法的实质合理性，但由于司法手段、形式、程序、目标等方面的限制程度不同，从而使东西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和发展方向，并且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不过，殊途同归，中国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目标上与西方的法治并不矛盾，中国的实质价值取向的司法与后现代化国家的司法在价值追求上是一致的。但是应当看到，中国法治土壤的贫瘠，司法形式化程度不高，在这方面的缺陷需要加以补正，不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中国司法在既缺乏西方国家那种形式理性传统基础的概念和知识系统作为司法产生的演绎前提，也缺乏西方国家法制现代化的漫长历程中因法律进化和范式变革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的情况下，就决定了中国司法需要反思西方经验进而构建中国自己的概念逻辑和话语系统，从中获得启示而建构中国的法治方案。

(三)中国在解决纠纷中，在法律体系不完备，内容不完善的情况下，应借鉴判例法体例，建立我国的判例指导制度。我国本来就有判例法与制定法相互为用的传统，两者的结合是中华法系的特点与优点。从判例法的发展历史看，汉以前是简单援引阶段。由汉朝到唐朝，逐步形成了因案生例的判例形成规则和例优于律的判例法适用的普遍认识，是判例法的成熟阶段。到了明清时期，判例法不仅植根于制定法，其本身也纳入制定法的范畴，无论地位与价值均超过历代，是判例法的发展阶段。民国时期，判例也是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所以没有走上判例法的道路，既由于悠久的制定法传统，又由于国家没有及时对判例进行汇编，还因为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结构与风格也阻碍了遵循先例原则的出现。我国现在虽然没有建立强制性的判例法制度，由于受两审终审的影响，上级法院的判例对下级仍然有不言而喻的约束作用，最高法院公报刊登的案例实际上已经发挥了指导作用。建立判例指导制度，既可以弥补成文法的缺陷与不足，又可以促进法律的统一适用，实现形式化司法。这样还可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发挥司法能动性，积极解决纠纷；提高司法能力，遏制司法腐败。采用这种制度，有如下优点：一是适用的范围全面。凡是在司法中发现存在缺陷或漏洞的地方，都可以通过建立判例指导制度的方式进行弥补。二是适用的规则明确。判例指导制度的核心是通过判例引申出来规则，这些规则是现实审判经验的总结，有着明确性、确定性和同等条件下的适用性。三是体系的开放性。由于司法实践是不断变化的，用来发挥指导作用的判例也是不断发展的，即判例指导体系是开放的，有着时代性。四是发展的渐进性。判例指导制度对法律制度的完善是渐进的，它服务于纠纷解决的实际需要，有着不断积累和完善的属性。

东西方文化差异 篇5

1.东西方价值观存在的差异

首先我们要从与自然的关系入手，那便是我们所说的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既然说到这里，我们要明确，我们东方主张的是天人合一，而西方主张的是天人相分，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的“世界观”又称“宇宙观”，宇宙万物乃天地自然“大用流行”演化而来，宇宙（天）与人（物）合二为一。“群经之首”的《易经》认为，“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即所谓“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中国的“人生观”也指“心”性，《礼记·礼运篇》云，“人者，天地之心”，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人与天地之间，存在着血脉亲缘的伦理涵摄关系！宇宙富含着天命、天理、天良、天网、天帝，“心”包括有心性、良心、心眼、心知、心意、心神，“天理”与“心性”，相互鱼贯，融通为一！中国人讲“良心发现”，并非果真“发现”什么外在客观的“天理”，而是指“天理”原本存在于“良心”之中，“天理”与“良知”相互启示，彼此“发明”。中国式的“天地良心”，所昭示的“宇宙与人生和谐如一”，从另一维度，表现了“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统一性”。因是之故，立于宇宙天地之间的人，可以以其自主的积极性，一方面赋予自然进化的世界以“道德意义”，另一方面又可以以自己的生命，参与自然演进，纵浪大化。

西方世界观认为，宇宙万物乃上帝凭借“自由意志”，花了六天时间创造出来的，“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这个神圣而绝对的真理，只能由“先知”按照上帝启示，被“先验发现”出来，而不是“经验发明”出来。西方人生观认为，所谓的人生意义，不过完成上帝赋予人的神圣使命。上帝（或“物自体”）属于神圣、不可知的绝对“他在性”，万物则属于世俗、可感知的相对“此在性”，“他在”与“此在”之间，呈现“神人对立”的主客二分关系，神依照“神迹”来主导人或物，人或物必须依附于神——这种以上帝为本位的核心价值观，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婴儿出生，必须到教堂接受洗礼；成人结婚，必须进教堂见证爱情；法院开庭，必须向神圣做出保证；总统就职，必须手按《圣经》宣誓；甚至钞票之上，都印上“我们信赖上帝”（In God We Trust）的显著标志……这种“宇宙与人生乃被造，并遵循着制造者的规则运行”的思维范式，折射出西方“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统一性”。当然，近代“文艺复兴”所提示的“人文主义”，现代哲学所强调的“存在主义”，其实质，不过是人在“天人对立”的紧张关系之中，开始向神夺回人的主体性地位。

其次，东西方文化中人对变化的态度是不同的。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的生活则被“万物不变”，或“万变不离其宗”，“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精神所笼罩。尽管近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他是在稳定中求进步，求发展。美国文化的真谛在“变化”二字，核心思想是“无物不变”，而且变化永无停顿。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变化体现出不断打破常规、不断创新的精神。

第三，在动与静，做人与做事上也有区别。在谈论民族性格的问题时，李大钊先生曾指出，东方属于静的文明，这是有道理的。儒家关心人的主体，偏重柔，主张“明心见性”，求内省及人格完善，以达到德的境界。在道家与佛家的影响下，中国人又讲究“虚静”，“修身养性”，“谦虚自律”，自我压抑。可以讲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强调如何做人，而不尚做事。做好人成了人生最高理想，而且道德本身就是最高的报酬。西方从古代希腊的海洋文化起，就企图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争取个性解放；在个人奋斗中克服常规，求变，求动是他们精神的动力，并在做事中发展这一动力，因此“做事”，“有所成就”就自然变成了他们的重要的文化取向或价值观念。

第四是人的天性观。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中国人传统的人性论是性善为本，这种人性论渊源于孔子思想，他指出，“性相近，习相远。”孟子发展了孔子性本善说，注重发扬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及“是非之心”等与生俱来的善性。“人之初性本善”是中国文化中基本的人性论。影响西方的基督教的人性论是“人之初性本恶”，人们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这就是被西方学者广泛称之为的原罪说。以原罪为起点的西方文化，为改变原罪，人们不断忏悔，设法改变罪的本性，努力超越现世，奋起变化，这就造成西方人求“动”，求“变”的心态。

第五是关于人机关系，是群体，集体主义取向还是个人取向。在群体取向影响下，中国人提倡凡事以家庭，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个人利益在必要时可以忽略，可以牺牲。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极端崇拜个人主义。在西方，个人主义这一重要概念充分体现在以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为代表的哲学传统之中。根据洛克的观点，“生物的个体是自然的基本单位”。

第六是时间取向。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儒道两家思想相反相成，二者都主张回归自然，回归过去。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我们可以讲中国是一个传统导向的社会，这说明传统的思想规则、方法等延续至今，为大家认同，变成集体的无意识，而且规定人们的行为。这意味着，在时间上，中国是一个以过去取向为主的社会，或者重视过去的社会。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一切着眼于未来，因此未来取向是他们的重要的价值观念，对他们来讲回归过去如同走向“原罪”，因此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第七我要谈谈自己的看法。首先与我而言，即使是了解和接触了西方文化，我依然喜欢咱们的中国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大气磅礴却又内敛含蓄。价值观方面上中国人大部分所拥有的价值观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他人着想的，很少为自己的得失而斤斤计较。隐私和空间来说，西方人更注重隐私与空间，这不代表中国人不在意，中国人讲究包容与开放，我们喜欢将好的东西与大家分享。但是也是有底线的分享，并不是毫无保留的。

2.论述东西方在社会结构的差异

谈论这点就让人想到了层级文化与民主，平等文化。美国等国家的文化都偏向于更加扁平化或更加民主的结构，在这种文化中，无论工作说明书怎么写，工人们都可以为自己和同事考虑不同的责任水平。

东方社会则强调家族及阶级层次。中国人通常认为向上级或是长辈提出不一致建议是不对的，甚至会影响双方感情。3.论述高语情境与低语情境文化的特点及自我的感受

根据“情景”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可将文化分为高情景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和低情景文化(low-contextculture)。高情景文化的特征是：在沟通过程中，只有很少的信息是经过编码后被清晰传递出来的，人们在交往过程中重视“情景”而非“内容”，注重建立社会信任，高度评价关系和友谊，关系的维持比较长久。沟通是含蓄的，人们对含蓄的信息非常敏感，个体从早期就学会了准确解释这些含蓄的信息。“高情境文化”在东方文化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在西方工业化早期家族式企业中也较为普遍，从通俗意义上可理解为重感情的人际关系；而低情境文化是与高情境文化相地对比而存在的，在现代企业及社会管理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强调了制度和理性的人际关系。两种沟通与传递信息的方式都有着一定的优点：高情境文化可以更好地传承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仁义泛爱的人文精神；有利地社会的和谐和管理的融洽；而低情境文化可以更好地以制度和刚性的表达来实现秩序与管理的规范性；但另一方面，两种沟通与传递信息的方式都存在着一定缺陷：高情境文化往往过多地注重了人情，以人治 代替法制，在操作上往往缺乏效率；而低情境文化则过多地强调了理性，在执行中又陷于机械与刻板。

论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 篇6

商标 (trademark) 是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为了使自己的商品在市场上同其它商家的商品区别而使用的一种标记。商标向消费者传递了商品的信息, 让消费者能一目了然了解商品的特色并对该产品过目不忘, 使该商品在他们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引起他们的购买欲。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中, 商标是设在商家和消费者间的一座桥梁, 是企业参与商业竞争的有力武器。成功的商标的作用是战略性的, 它能激发消费者购买欲并成功地达到对外推广商品的目的, 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不成功的商标就可能导致该商品滞销。由此可见, 商标无疑是影响商品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商标不仅可以体现商品的价值, 同时又能折射出其背后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一个指称同意义的词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内涵, 因此在商标翻译时, 译者要注意商标在跨文化传递中的差异。为了发挥商标的潜在的功能, 商标的翻译需充分考虑到源语国和目的语国的文化差异, 目的语国消费者的价值取向和消费心理, 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使商标翻译实现“客从主变, 入乡随俗”, 从而吸引更多消费者购买商品并提升商品的知名度。

2 中西方动物象征意义差异及其商标汉英翻译

不同民族和国度的人对事物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在一种文化中被推崇的事物, 在另一种文化中其含义可能会完全相反。一些在中国看来有着积极意义的动物却可能为西方人所逃避和讨厌。

2.1 龙的象征意义差异及其商标汉英翻译

例如:在中国文化中“, 龙”曾是封建君主和皇帝的象征, 中国人称自己是“龙的传人”。龙象征着中华民族, 象征着图腾、尊贵、吉祥。因此“龙”经常出现在商标名中, 比如“龙牌”酱油“, 喜得龙”服饰“, 金龙牌”等等。而在西方神话传说中, dragon (龙) 则和中国“龙”的形象和寓意截然不同。dragon表示凶残肆虐, 会给人带来厄运的怪物, 是邪恶的象征, 应予以消灭。在中世纪, dragon是罪恶的象征, 圣经故事中恶魔撒旦 (Satan) 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另外, dragon还有“凶暴的人、泼妇”等含义。所以, 如果对这一中西文化缺乏了解, 商标的译文就会让商品在国外的形象大打折扣。因此, 这也是将“亚洲四小龙” (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翻译成英语“the four Asian tigers”, 而不是“the four Asian dragons”的原因, 这一译法鲜明地反映出了中西文化对照, 因为在西方tige (r虎) 是“勇猛、富有进取精神”的象征。

2.2象的象征意义差异及其商标汉英翻译

我国上海产的著名电池品牌“白象”, 该品牌的电池在东南亚地区十分畅销, 因为白象是东南亚的吉祥物。但它曾因使用“white elephant”这一直译名而在欧美市场滞销。因为在英语国家“white elephant”意为“沉着的负担 (a burdensome possession) ”或“无实际用途而累赘的东西 (useless possession) ”。这个固定英语短语的含义出自有典。在印度, 白象非常稀有被视为很珍宝, 圣物, 严禁役使, 必须虔诚供奉。相传有个国王对一个大臣不满, 就送他一头白象做为惩罚。这白象既是宝物又是御赐, 大臣就得供奉着它。象的食量很大, 又不能让它干活。对这个家庭来说, 该白象是一个无用的累赘。从这一文化背景来看, 如果不考虑“white elephant”的这个意义, 即使这个电池本身质量再好, 英语国家的消费者也不会青睐于这个牌子, 因为没有人会喜欢购买具有无用含义的东西。但用在西方人心中象征着强大、有力量的动物“lion”来替代“elephant”, 该电池的销售情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由滞销变为畅销。这样的翻译不仅达到文化含义对等的效果, 而且不会产生误解。

3中西方颜色文化差异及其商标汉英翻译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颜色能折射出文化象征意义的差异。不同文化的人对颜色的认识可能有相似之处, 但他们可能因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对各种颜色产生不同的感觉。在一定的文化中非常有优美感价值的颜色, 到另一个文化中可能会因为文化价值取向不同而失去原有的美感价值, 甚至会造成文化失语现象。

3.1蓝色的文化差异及商标汉英翻译

在英文中, blue (蓝色) 有忧郁的意思。美国有“蓝色星期一 (blue Monday) ”, 指心情不好的星期一。“blue sky”在英语中有“没有价值”的意思, 所以把“蓝天”牌台灯翻译成“Blue Sky Lamp”, 这就导致该台灯在西方国家的销售业绩不佳。然而, 蓝色在中国人心中一般不会引起“忧郁”的联想。蓝色在中国文化中可能给人以“恬淡宁静、心旷神怡”的联想。因此“, 蓝天”牌台灯在翻译时可以采用音译的方法, 译为“Lantian Lamp”, 这样就不会引起西方人“忧郁”的联想。

3.2红色的文化差异及商标汉英翻译

中国人将红色视为吉祥、喜庆的象征, 如把热闹、兴旺叫“红火”;经商时, 商人希望“开门红”。如中国有一知名体育用品为“红双喜”, 表示“双喜临门, 喜庆多多”;而英语中red一方面代表“博爱, 献身”, 例如:Red Cross (红十字会) ;另一方面, 却是“罪恶, 暴力, 反动”的代名词, 如“, red hands” (血腥的手, 杀人的手) “;in the red” (亏损, 负债) “, red-neck”原指“美国南部农民”, 现引申为“反动的”。国产名牌“红灯”牌收音机曾因译名而在国外无人问津, 因为“红灯”直译成英语“red-light”就让人联想起“red-light strict” (红灯区, 风化区) 这层意思。此处的“红灯”牌收音节也可以采用音译的方法译为“Hongdeng Radaio”.这样就避免了西方人“红灯区、风化区”的联想。

4中西方数字文化差异及其商标汉英翻译

中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使得数字的表达所指向的内涵意义也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

4.1商标中“6”的翻译

中国人喜欢6, 因为6意味着“顺”, 《易经》中把6赋予了“六合”之意, 如“66”六六大顺。但不要把“66“6作商标的商品出口到英国, 因为“six”在《圣经》里象征魔鬼。因此, 在带有6的商标译成英语时, 可以作适当的变通, 用英译的方法或西方人喜欢的数字来代替6来进行翻译。

4.2商标中“13”的翻译

西方人对13这个数字比较敏感, 13在西方文化中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这与在圣经故事中耶稣被他的第13个门徒犹太出卖有关, 所以西方国家的人们一般避免使用13这个数字。正因如此, 在美国宴会上不能13个人同坐一桌, 也不能有13道菜等等。因此若将西方商务友人安排在第13号房间居住, 他们会大为不满。而然在中国文化中13没有这样特殊的文化涵义。因此, 在商标翻译中, 如果带有13的内容, 也应作适当的变通, 这样才能为西方顾客所接受。

5中西方词语内涵文化差异及其商标汉英翻译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是文化的反映, 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每一种语言都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 各国语言受各方面的影响有着不同的涵义。商标的翻译不单纯是两种语言的互译, 更是文化的转换。

“芳芳”牌化妆品曾因商标名“Fang Fang”而在国外销售受挫, 因为fang在英文中是指“ (毒蛇的) 尖牙”, 如此一来, 芳芳化妆品的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可想而知了。但若将“芳芳”译成“Fragrance (芳香) ”, 效果肯定要好得多。它使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对同一产品产生相同或相似的认识。

再如“, 金鸡”牌闹钟被译为“Golden Cock”, 此商标会给西方人一种粗俗、缺乏教养的印象, 因为cock除了“雄鸡”的意思外还经常喻指“雄性器官”。然而在中国“金鸡”这一商标不仅体现了钟的用途, 而且很富有中国的文化。公鸡是古代中国的吉祥物, 以“金鸡啼晓”象征百家争鸣。如果中国的生产商将“cock”用于该商标, 那么, 这一产品在目标市场的销量肯定不佳。为使译名变雅, 最好将“Golden Cock”的商标名改换成了“Golden Rooster”, 这个名字更符合西方消费者的审美观, 也更吸引西方的消费者。

6 中西方其他方面的差异及其商标汉英翻译

在商标翻译中, 如果不注意消费者的文化背景, 从而忽视语言差异, 就容易发生歧义。所以在商标翻译中要用词谨慎, 避免文化冲突。商标翻译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种艺术。商标的译名是否恰到好处将直接关系到该商品的销量甚至企业的形象。当然, 在商标翻译中除了注意语言差异外, 其他方面的文化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

因地理位置的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文化上的差异。就如英国面临大西洋, 吹西风, 因此, 西风在英国有着温暖和煦的意思。而在中国心中西风却是寒冷的意思。相反, 我们喜欢东风, 因为我国处于太平洋西海岸, 从太平洋吹来的东风素有送暖之意, 是春天到来的象征。我国一汽以“东风”为汽车商标, 而英国以“Zephyr (西风) ”作为汽车商标。

又如“杜康”以音译名Dukang作为商标, 文化信息没有完全对等。英语国家的消费者很难将Dukang与酒联系起来, 也不会想到中国历史上酿酒的高手“杜康”, 更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把“杜康”与“好酒”联系起来。为尽力传达原商标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若用希腊酒神的名字Bacchus作“杜康”酒的英语商标就比较好, 因为Bacchus会使西方人产生更多有关好酒的联想。

7 结论

商标做为产品的形象代表, 商标翻译发挥着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中西方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在商标英语汉英翻译中, 译者要考虑消费者的消费心理, 尊重千百年来形成的异国文化, 从而整体把握, 使商标翻译更好得符合西方消费者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这样, 商标才可以达到有效地宣传、促销商品和开拓市场的目的, 从而使商品更好地走向国际市。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和国际贸易竞争的日益激烈, 越来越多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走向世界。产品和服务的商标在吸引异国的消费者和激发他们的购买欲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商标汉英翻译中, 译者应注意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使译文适合目的语消费者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 最终达到产品促销的目的。通过分析中西方动物象征意义差异、颜色涵义差异、数字文化差异和词语内涵意义差异等方面的文化差异, 这篇文章提出了商标汉英翻译的一些技巧。

论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 篇7

【关键词】饮食文化；中西方；了解；交流

前言

吃饭是每天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它的习惯性与不间断性而言它就是超越了文化和民族、语言的，在中西方人之间也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中西方的餐饮文化是明显有差别的。由于文化是指一个社会群体所共有的、并具有其独特性的行为方式，所以我们在分析了解中西方在餐饮文化中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行为性差别的方式是有深层根源的，我们迫切希望这样的研究对世界餐饮文化的多样性等方面能起到一定的知道个借鉴意义，仅供参老。

1.食材处理方法的不同

在食材方面的处理，中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对吃的东西异常看重，“民以食为天”这句话便是一个很好的写照。中国人将“吃”发挥的淋漓尽致，吃法更加源远流长，中国对于烹饪方法更是多达十几种。中国饮食有其独特的魅力，讲究色香味俱全，但是最关键的地方还是在于它的味。美味的产生主要体现食物的本味，在于调和，用加热以后的熟味，在加上配料和辅料的味配合调料的产生调和之味，彼此交织融合协调在一起，达到互相补充，互助渗透的调和美。所以说，中国烹饪讲究的调和之美，这是中国烹饪艺术的精髓。菜品的“形”“色”不过都是外在的东西，只有“味”才是内在的东西，我们虽讲究内外兼修，但是更重内在，不刻意追求外表的修饰，将菜肴的味道充分体现，不乱追求其他的地方，这就是中国美性饮食观的最重要的表现。而西方大大不同于西方，对于饮食方面更加体现一个理性的观念。讲究食物的色、香、味、形的搭配，并且最主要的是营养一定要得到保证，注重营养的搭配，讲究一天中要摄取多少热量，维生素和蛋白质等等。保证每天的所需，即便口味千篇一律，也一定要强吃下去，只因为有营养。这种饮食观念是同西方整个哲学体系是相适应的。

2.饮食内容的差异

饮食的内容有着很大的差异，一个民族的饮食内容与其环境和传统密切相关。在任何一个时期，人们的餐饮生活都离不开当时特定的生存环境。生存环境决定了当时能够获得的食物资源和种类，而且最终也将饮食文化体系的不断变化。

从“食”的内容来看，中国历年来都是农立国，农业经济发展早，影响着人们的食物结构。主食和副食都有明确的之分，主食主要以谷类为主，副食主以蔬菜为主，辅以肉类。因此，中国人的饮食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清淡的，像蛋白质、脂肪、糖的摄入都不重视，所以，中国自古便有“菜食”之说，菜食在日常饮食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西方属于一种农牧混合型结构，气候适宜草木的生长，适合牲畜的生长，所以畜牧业占据了主导地位。西方人的饮食内容以肉类、奶类为主，他们没有主食和副食之分，注重高蛋白、高脂肪、高糖的摄取，重视原生态，蔬菜以生吃为主。伴随着科学饮食观念的不断加强，西方人逐步认识到他们的这种饮食习惯对身体健康产生一定危害，所以也开始转向以植物蔬菜为主的清淡型饮食，并且逐步接受熟吃。

3.饮食方式的不同

中西方在饮食方式上也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对各个民族性格也有影响。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筵席通常都采用圆桌，这就从整个外观上给人造成了一种团结、礼貌、和谐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大家的中心，这样它不仅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也作为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我们中华民族讲究相互敬酒，相互之间让菜、劝菜，这样在小小的餐桌上，美好的事物面前，都体现了我们作为古国的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但是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餐饮方式，这样的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注重卫生的嫌疑之处，不过它确实符合我们中华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也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以和为本这个范畴的影响，便于集体的情感交流，因而至今没被改革。在西式饮宴上，尽管他们十分注重食品和酒的质量，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作为陪衬的。西式宴会的主要核心在于交谊，通过与邻座客人之间的不断交谈，最终达到交谊的目的。如果用舞蹈来比喻宴会的交谊性，那么我们中式宴席就好比是一场集体舞，大家共同欢乐，而西式宴会就好比是男女的交谊舞，局限于两人的交流。由此可见，中式宴会和西式宴会交谊的目的都比较明显，不同的是中式宴更多地体现在全席人的交谊，而西式宴会多体现于相邻宾客少部分人之间的交谊。西方人对个性、对自我的尊重都比较看重，对待餐饮也是一样的，与中国饮食方式的差异最为明显的是西方流行的自助餐，自助餐是将所有食物一一陈列出来，大家按照口味不同，各取所需，也不必固定在位子上吃，可以自由走动，这种方式更加便于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可以互相组合，也不必将所有的话摆在桌面上。但各吃各的这种吃法，虽然互不相扰，能够让每人都吃好，却缺少了一些中国人聊欢共乐的情调。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食品处理方法、内容、方式等方面，中西方饮食都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都可以追溯到文化上，从文化中找到根源。几千年来中西文化不断交流，促成了二者饮食文化的不断融合。在全球化态势下，跨文化交际使得多样的饮食文化不断的出现互补与兼容。饮食文化的交流已充当起不同文化之间的纽带，在全球经济文化整合的过程中成为一种日益增强的文化影响力，充分发挥着其他任何一种非语言行为都无法承担的作用，这种不同的饮食文化也在悄然改变着全世界。分析与研究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不仅是为了解这一现象，更是为了在分析其差异的基础上，更深层次的探讨如何发掘中国饮食文化的内涵，合理而有效地利用饮食文化，带动我国其他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易中天.餐桌上的文化.文汇报.笔会.

[2]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10

[3]李天民.现代国际礼仪知识.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