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及其构建

论和谐社会及其构建（共8篇）

论和谐社会及其构建 篇1

胡锦涛同志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然而，和谐社会绝不会自发生成，也不会自然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依赖于法律制度的推动，必须借助于法治的践行。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是一个平等的、以社会为本位的和谐社会观。社会主义法治不但继承了法律形式意义方面的功能，而且承载了与以往任何社会都不同的新的价值内涵和社会目标，从而使它构筑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了更多、更丰富的表现形式，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一个管理有序的社会，而且是一个人与人相互尊重，各阶层合作互助、团结友爱的平等社会。第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保障的民主政治社会。建设和谐社会，既需要制度建设，也需要社会建设与精神建设。当然，最重要的是政府知道自己权力的界限，致力于推进法治与民主，同时为社会建设和精神建设留出宽松的空间。法治以民主为基础，反过来，法治又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法治的民主化和民主的法治化，反映了人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下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的普遍愿望，是社会趋向政治文明必不可少的制度化特征。适应多元化的社会结构，法治应不断推动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政治保障。通过广泛发扬民主，拓宽反映社情～的渠道，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形成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为此，必须建立多元化的社会决策机制，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集中～与民智，使法律真正成为反映人民群众利益的基本形式；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见，听取利益主体各方的陈述，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听取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对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布、或者通过座谈会、听证会和论证会等制度和形式，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提升决策的民主程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各项工作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充分履行职责，使国家的立法、决策、执行、监督等工作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总之，“重大事务要让人民都知道”，这是现代和谐的根本保证。现代和谐与古代和谐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民主制度为基础，而后者仅仅保持民众沉默的外貌。在民智已开、民智初现的今天，以民主求和谐，则和谐存，以蒙昧之下的“和谐”抑民主，则和谐与民主皆亡。第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保障的公平、正义的社会。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其核心是社会分配制度的公正性问题。和谐并不是没有利益分殊，而是知道利益分殊、却能够通过民主法治手段避免零和博弈。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应该体现公平和正义。法治既要保证立法公正，又要保证司法公正，通过两者来实现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合理、公正分配。立法公正要求制定出来的法律必须反映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必须赋予每一个社会成员同等的基本权利和同等的基本义务，必须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市场经济原则，赋予不同经济活动主体以同等的市场竞争地位，从总体上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享有大致相同的发展机会；立法公正还要求政府注重结果公正，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通过法律手段对一次分配后的利益格局进行必要的调整，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最大限度地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如建立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要求类似案件类似处理；要求对公民权利给予及时、便利以及最大限度的司法救济，为社会构筑最后一道正义屏障。第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保障的诚信友爱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条件的社会，分工和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而分工就是合作，交换就是互补，并且社会和经济主体的财富正是在这种合作和互补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因此，市场经济客观上需要经济主体将诚信友爱尊奉为经济活动和公共生活最基本、最起码的准则，履行社会责任。首先，应规范社会信用关系，使社会信用关系的各个方面有法可依，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实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的目标；其次，借鉴欧美法治国家行之有效的方法，强制推行SA80000标准认证。SA80000标准认证是指在获得利润的同时，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等，其宗旨是“赋予市场经济以人道主义”；最后，经济主体的社会责任最基本的是经济主体的法律责任，国家机关应通过严格执法，保证经济主体严守法律。第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保障的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造活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首先，产权法律保护的功效就在于能产生有效利用各种资源和创造财富的激励。其次，通过法治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既要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又要让他们公平(但不是平均)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不仅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而且要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困难行业和群众，以营造一个心情舒畅的社会环境。第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保障的安定有序的社会。安定有序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没有社会安定团结，没有

社会稳定，和谐社会就会失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法治是建构有序社会最主要的手段，凭借法律这种公共权威的普遍、明确、稳定的社会规范，而不是依靠任何人格权威的偶然性、任意性，也不是依靠朝令夕改的政策，使每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组织都受到法律的约束，使其行为和活动都纳入法制的轨道和范围。第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保障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不仅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而且是人与自然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有一个平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生态平衡不仅是和谐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基础，而且是生产发展、生产富裕的资源保障。维护生态平衡，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必须借助于法治，与依法治国直接联系起来。首先，法律的人文价值观应从“人类中心主义”切换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主义”，开展对现行法律和政策的全面评价，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体制，统筹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其次，保护生态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整个全人类的大事，是涉及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各国人民必须团结合作，步调一致。因此，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应与国际法相衔接，便于一致行动；最后，依法严格保护环境和生态，依靠科技进步推进环境保护和治理，推进资源开发和节约，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生态保护型社会。

论和谐社会及其构建 篇2

一、我国法的自由价值的缺失

法的价值是法律作为客体对主体———人的意义，是法律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法律是“自由的科学”，“为了保障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奴仆”等的脍炙人口的格言法谚阐释了法律和自由的内在联系，自由成为法律无法磨灭的胎记。而且，当代中国正进行着一场深刻的体制变革，自由的价值在更深层次上契合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诚然，由于主体多元性及其需要的多样性，相应的法的价值自然不限于正义价值、公平价值、自由价值、秩序价值等，但比价值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对价值冲突的协调。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相对法的其他价值而言，法的自由价值的缺失仍然严重存在，这种缺失不仅体现在观念方面，而且已影响到法治建设，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缺乏自由的文化传统。“对于人来说，只有体现自由的东西才是好的”1，如果人没有自由，完全为客观所决定，那么人的社会性也会消失。而在我国，从形式上来说，尽管“自由”一词早在《礼记》《后汉书》就出现，但是当时没有对自由进行深刻的认识和深入的挖掘，只是偶尔出现的普通用语。从实质上来说，在当时，民众对于自由的追求在长期的封建大一统社会状况下，在强大的专制政权的作用下，根本不可能形成自由主义的氛围。特别是自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凡有违儒家经典的言论，有悖于纲常礼教行为统统斥之为逆行，要受到宗法制度的惩罚，这给处于社会关系中的每个人都戴上了一层难以挣脱的枷锁。种种限制自由的思想和举措在民众追求自由主义的道路上扮演着的“刽子手”的角色，严重窒息了人民的自由和民主，老百姓很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不知“权利”、“自由”为何物。直到今天，“权利”、“自由”仍在很大程度上是学界和媒体所偏爱的用语，而民间对此还较为陌生。鉴于此，笔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应该把人的自由和权利作为永恒的主题，充分尊重人的能动性和创造精神，以人权为核心来构筑，真正把以实现人的自由作为法治的目的和归宿。因为培育民众法治信仰的一个起点，就是要求民众首先具有自由之精神。

权力的强力加强。在我国，没有自由的传统，却有权力肆虐的历史。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一切立法、司法、行政大权最后都听命于皇权。皇帝贵为天子，其权力是天赋的，其范围是无限的。以强权为后盾的官僚机构是民众的衣食之母，对民众的所有活动都要进行管理，以此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强权和自由是根本对立的。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对国家制度进行根本改造，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过分集中自由并没有被足够尊重，“以言代法”、“以权大法”虽是前近代专制统治时代的惯性思维，如今仍然被少部分官员奉为信条，他们从个人好恶和主观经验出发，随意决策，朝令夕改，不守秩序，不受约束，“长官意志”被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的“报告”、“命令”中也提及“法律”，但这一本来神圣的法治术语已沦为人治的遮蔽羞布。也有些官员把“权”与“法”当成可交互使用的工具。在在少数官员的眼中，法律的锋芒只针对民而不针对官，现实中某些管理者受“依法治国”的“启示”，提出“依法治县”、“依法治水”等似乎与法治持边的口号，但又有几人能清楚的认识到管理者自己首先应该依法办事呢？而这恰好是“法治”的精神之所在。因此，官方片面为民众套上法律的“紧箍咒”恰恰是对法治的亵渎。施行法治，就要认同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合理界分，特别是要尊重市民社会相对独立的自由活动空间。在“法治”的架构下，政府与民众的“游戏规则”有着本质差异：对于前者，法无授权即违法；对于后者，法不禁止即自由。

权利保障措施落实不够。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诸多基本权利，应当说其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有些基本权利在宪法中规定了，又有其他特别法规对此种权利的实施和保障等方面进行更加详细和具体的规定，如选举法、合同法、集会游行示威条例等。公民权利受到侵害，可以以特别法提起诉讼得以司法救济。但有些权利至今仍无特别法的具体规定，如宗教信仰自由、结社自由、通信自由等。如果此类自由权遭到侵害，既无特别法之规定，又因为宪法不能直接在司法中适用，则事实上此类自由权利无法得到法律保障。加之司法审判制度和完善的监督制度的缺失，公民自由之真正实现难度较大。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有一句名言：“法律的生命并非逻辑，而在于经验。”2立法者创造出来的法律如果与民众的实践经验相距甚远，如果不能满足民众对正义、自由安全等人类基本生存价值的追求，就是“恶法”，就不可能获得民众的信仰，并且因得不到有效实施而形同虚设。这样，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也就无法得到体现和保障。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只有在自由的氛围中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繁荣进步所必需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且创造者也能够自主、能动、负责任地想用自己的劳动成果，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建构和谐的法治社会。

多数民众缺乏捍卫和履行自己权利的意识。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的存续营造了社会成员相对狭隘的生活空间，人与人之间“抬头不见，低头不见”，熟人之间讲“面子”，要宽容大量，有气度，计较“鸡毛蒜皮”的小事会遭人白眼。在农业经济背景下，老百姓生活虽然清苦，但也会相对平稳，由此践行一种“息事宁人”、“明哲保身”的中庸处事之道。另外，有孔孟“仁者爱仁”之信条教化，加之有“和为贵”的传统民众心理基础，中国人总乐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遇事不喜“较劲儿”、“较真儿”，而是力求通过妥协达到“和气生财”的效果。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忌讼”，视官司为畏途，除非遭遇天大的冤屈，一般不会把纠纷诉诸官府，走上诉讼之路。而市场经济社会无疑是典型的“陌生人社会”，加之市场关系复杂多变，尽管当事人多方私下和解协商仍是解决纠纷的必要方式，但诉诸司法来捍卫自己的人权和自由更应是明智之选择。

二、当代中国法律应当突出自由为价值取向

（一）两种价值取向的法律制度

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以根本价值取向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以秩序为本位的传统法律制度和以自由为本位的现代法律制度。秩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须条件，因而也是法律所要促进的重要的社会价值。在社会发展程度很低的社会，秩序的地位尤为重要，构成社会的本位价值。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的社会，在资源相当匮乏的条件下，人只有结成一定的群体，社会只有建立起高度集中的体制才能生存，这种状态下的法治必须是以秩序为本位。而现代法律应当是自由和秩序的统一。因为它一方面保证社会始终处于有序，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又必须保障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自由本位应当成为现代化法律的价值取向更由于自由越来越成为人们的根本需要，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二）当代中国法律的新走向

18世纪启蒙学者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都把法的理念、法的本质、法的精神概括为自由，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法学家强调法的精神是自由，都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已有可能和必要给资本主义以自由的发展。在中国，民众一直在儒家思想所构建的社会秩序里生存，个人无独立的法律人格，也无相对独立的法律权利。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中国人民经历了几次真正的解放：一是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和三座大山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压制下解放出来。经过这两次解放，人民获得了政治自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并在十四大作出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策略，使自由更加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基本的价值理念。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同与自然经济那样———自给自足，闭关自守，听命于上帝赐予的雨露阳光；不同于产品经济或计划经济———一切有国家行政垄断和统制；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样是从旧社会内部长期自发的形成，而是要求自主经营，自由竞争，自担风险，自动调节。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的自由在市场经济上的体现。在政治上，自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需要现代化法律以自由为本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是自由经济。市场经济是伦理经济、权利经济、法治经济更是自由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主要靠市场来配置，这客观上必然要求市场主体的行为自由。只有自由的市场主体才能在市场经济中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与其它主体订立契约，从而实现商品的自由流通。“无形的手”的内部市场配置资源的运作机制实质上处于商品价格信号以及工资、利率、租金等要素信号的不断生成，被认知、再生成、再被认知的无限循环过程中，而主体自由意志、自由竞争和风险自负、效益自享正是信号生成、被认知过程的主观因素，因此有关的法律规则必然要体现自由的价值取向。而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取向的中国经济体制，走的正是一条限制政府权力、扩大经济主体自由的道路。也只有走以自由为理念和灵魂的市场经济之路，市场主体才能充分发挥和展示自己。没有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

民主政治是自由政治。民主政治是保护和增进人类自由的最佳政治形式，民主是形式和手段，自由才是实质和目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体制的改革，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政治参与程度在提高，人大地位在提高，地方自治在扩大，政治法治化在进展，这些进步都表明了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得到了更大的保护，而且会进一步加强。所以，我国现代化法律应当是自由本位的法律。

社会主义社会是自由社会。人生而自由，在有生之年追求自由是理所当然的。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35条）等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是否全面而有效的保障东面的基本权利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最基本标志。但是，基于目前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人民的自由还不充分，为此，作为社会主义的法律应当以自由本位为价值取向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使公民的基本权利转化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践。

法律是自由的圣经。政治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并不是“个人乐意怎样做就怎样做，高兴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而是“为社会所建立的立法机关所制定”“以长期有效的规则为生活准则”之下的自由，也就是说“在规则加以规定的一切事情上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志去做的自由”3。对个人自由进行限制的规范，须以“长期有效的规则准绳”，法律只能较之自然状态下更好的保护人们的自然权利和自由。任何肆意侵犯个人自由的立法，只会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关系返回到政治的状态。洛克作为一个成熟的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家透彻的看到了事物的两个方面，政治社会中的个人自由离不开法律，它需要法律来加以约束和保障，同时，法律也不能忽视个人自由的价值，离开自由法律就失去存在的合理性。马克思也曾对自由与法律的关系作了更为精辟的解释，他说：“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4由此可见，一切真正的进步的法律都表现为确立和捍卫自由这一规则。所以，当代中国的法律应是人民群众基本价值的记载，应是人民群众自由的圣经，应是自由本位的法律。

三、法治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我国新时期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我国的法治水平还不高，这既阻碍着我国人民自由权利的实现，又影响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健康发展。只有加强法制建设，严格实行法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精神和理念，才能确实保证我国人民的基本权利。

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应当体现在社会主义法治的每一个领域。比如，过去我们在论及发法的人道主义的时候，往往把法的人道主义归结为刑法，把对犯人给出路理解为人道主义。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体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法不应当只是刑法，而应当在我国法治建设的每一个方面都得到体现。

法律应当全面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以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上不应有公民受到侵犯无处投诉，或不能寻求司法救济的现象。对我国公民来说，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原则上都应当可为。同样的，只要诉讼法没有禁止，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同时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具有保障公民“法不禁止则可为”的义务。

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要有正当程序的保障。法律的正义只有通过正义的程序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公正的程序是正确选择和适用法律，从而也是体现法律正义的根本保证。伯尔曼指出：法律是分配权利和义务的程序与结构，“他是分配权利与义务，并据以解决纠纷，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而法治的发展史严格意义上正是程序的发展史。社会主义法治要保障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必须严格体现正当程序的思想和原则。

总之，自由作为全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启示着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时代。在当代社会主义的中国，自由应是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精神。自由只能是法律上的自由，自由绝对不是从法律派生出来的，相反，法律才识自由的派生物。人之所以需要法律，是因为人需要自由。我们有了法律我们才想到自由。如果非要界定法律与自由的话，笔者认为，法律，真正的法律，符合人性的法律，它只能是从自由派生出来的。因为追求自由，我们需要法律；也因为追求自由，我们又抵制某些法律。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事实却是如此。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是推动法律变革的积极因素，在这一点上，自由是超越法律的。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自由是人类追求的一种目标和生活境界。在实现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法是社会的主要规则的时代, 自由需要通过法和在法的范围内来实现。当代中国法律应当以自由本位为价值观, 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中国现代法治的新走向。

关键词：和谐社会,自由,法治,权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 第67页

[2][美]霍姆斯:《普通法》[M]., 商务印书馆, 第1页

[3]王哲、杜要忠:《自由在法律中的地位》[M].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第23页

论和谐社会及其构建 篇3

关键词:和谐社会;女性艺术;现状

中图分类号:J0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2—0096—02

一、女性与女性艺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角色

1.女性投身于构建和谐社会,是历史之必然,是时代之所需。“和谐社会”反映了人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构建和谐社会,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基础和执政水平,同时也将展示我们这个民族的能力和水平。本文所说的“和谐社会”,是指从我国当前社会内部良性运行的需求出发,对我国各种社会关系应具有的状态和特征所做的概括,是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活动,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包括女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缺失女性视角。我们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夯实党的群众基础的高度,树立马克思主义女性观,使当代女性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践,这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2.女性艺术在和谐社会中的构建功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应该包含四个方面: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本身,归根结底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构成和谐社会的要素主要有三个,即结构多元化、职能多元化和价值多元化。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有多元化的结构,分化的结构履行不同的职能,不同的职能体现不同的价值。在各个结构不同的分工与合作之下,形成一个稳定的、和谐的社会。这既是目标又是过程,需要经过长期奋斗、不懈努力才能逐步实现。女性作为一个独立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群体,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代言人,女性艺术就是其中之一。

要弄明白和谐社会构建与女性艺术的关系,最根本的是把女性艺术还原到艺术大家庭,把和谐社会还原到社会现实生活中去理解。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和谐社会是女性艺术发展的基础。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是物质极大地满足人们生存发展需求,是从事一切活动的基础。女性艺术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的。

和谐社会对女性艺术发展有决定和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着艺术的内容。女性艺术作品所揭示的各种社会关系,表达的各种观点、倾向、思想情感、审美趣味,再现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无不决定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一般地说,女性艺术同社会之间的联系往往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普列汉诺夫曾指出:“决不是‘上层建筑’的一切部分都是直接地从经济基础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同经济基础只是间接地发生关系的。因此,在讨论艺术时必须考虑到中间环节。”但是,不论女性艺术作品的内容同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明显与否,也不论它们同社会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它们所表现的观点,抒发的思想情感和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深深地植根于一定的现实生活之中,并且归根到底为一定的社会条件所决定和制约。其二,女性艺术的演进,归根到底也是为社会发展所写照的。艺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决定艺术演进的最终原因,不应到政治因素或诸如哲学、道德、宗教等其他社会意识形式中去寻找,而应到社会经济基础及其变化中去寻找。正如恩格斯所说,“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在一定社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女性艺术,对和谐具有能动的作用,或称反作用。

二、女性艺术发展现状

1.女性艺术的崛起。女性主义艺术是后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它形成之日起,便迅速发展为一种全球现象。当代中国女性艺术并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绘画,或是女性所从事的艺术创作,应该说是女性艺术在当代艺术作用中一种新的问题的存在价值。大多的中国女性艺术家关注自身作为一个人同时也是女人在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普遍生存状况,女性有着这方面的因其性别所特有的敏锐性来关注眼前的世界,努力奉行她们的文化批判使命,表述自己的心理、思想和感受,极大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形式和主题。

中国当代艺术自八五新潮以来,女性艺术在其中寥若星辰,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女性艺术在艺术语言层面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探索和超越,大多数女艺术家的作品已经开始具有十分深刻的内涵和自我发掘,在艺术高度已与90年代的男性艺术相对。直到此时,“女性艺术”这一具有鲜明性别特征的艺术方式才得以提出。其崛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女性艺术和当代艺术的结合;另一个是女性艺术不再向过去强调其女性特质,而是在真正探索超越公共语言模式的表达方式。如北京,涌现出一批真正的精英艺术女性,她们既出色地发挥了女性特有的智慧特征,同時也作为独立的艺术家与男性同样积极参与竞争和语言探索。如,施慧、喻红、沈远、曹斐等。

2.女性艺术在艺术市场化时代面临的挑战。中国当代女性艺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成为中国艺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略的部分。全世界对中国当代女性艺术的关注力度是非常大的,有许多关于女性艺术专题的展览,也有很多评论家和策展人为女性艺术家撰写批评文章。当时国际当代艺术策展人、美术馆馆长等都非常关注支持中国当代女性艺术。比如《半边天》、《东亚艺术中的女性》等等都是国际策展人为中国女性艺术家策划的展览。

但是新世纪以来艺术市场化越来越明显,市场的力量和影响越来越巨大,一方面,市场只关注明星艺术家和重要人物;另一方面,在很多女性艺术家本身还没有发展到足够成熟、足够强壮的时候,社会风向转了。女性艺术在这个过程中,处在一个比较“边缘化”的位置。然而更可怕的是,大部分女性艺术家并不认为自己是在从事女性主义艺术,她们的语言和观念也并未局限于单纯的女性主义艺术,甚至某些女艺术家的艺术观念可以说是十分的理性。但她们的作品中呈现的女性主义特征,都不约而同的集约成分一个女性艺术群体凸现出来。事实却恰恰相反,提“女性艺术”越多,反而说明它的地位越弱化,因为“女性艺术”这种称谓本身就具有矛盾性:一方面它反映了这种艺术状态已经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艺术面貌存在,其在数量与质量上使得人们不再可以小视;一方面也说明了其整体力量不足。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一步步加快,人们对人本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有了更多的思考和认识,理性的成分也越来越多,这给女性艺术家提供了更自由的创作条件。这对推出新人、肯定艺术家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最关键的两点还是:一方面,女性艺术需要更好的发展,树立自己独特的精神指向;另一方面,又迫切需要把一些真的具有深度艺术探索,创作的,从思想上、创作艺术上、创作艺术语言上,成熟的艺术家,和具有独立意识的艺术家的作品呈现出来,这对女性艺术的良性发展才具有价值和意义。

三、女性艺术的未来——需要独立的精神指向

中国当代女性艺术以“性别差异”作为划分艺术风格的基石,是现代社会对人性的关注下的新的艺术形式。它是一种“新”与“旧”交融的艺术,既具有扎根于传统的人文底蕴,又富有现代的“正在进行”的意义。

一个严重的现象是,无论如何女艺术家们还是习惯性地信任男批评家的权威性,因为批评的话语权和展览的机会仍然大部分掌握在男性的批评家那里,以目前他们的观点和立场把女艺术家作为展览点缀的情形居多。女性艺术作为一种特别的现象和问题在当代艺术中的价值,却很少有人深入探讨过,基本上没有学术层面的关照氛围,这一点与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的女性研究成就相差很远。关注女性不是一个照顾“女性品种”的标志,更不是一个学术圈地的名目,它应该是当代艺术不可回避的学术问题。

今天女性艺术仍在为其取得合乎情理的地位而努力,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其作为一种新的美术现象,理应受到重视。和谐社会更加强调事物的多样、协调,女性艺术面貌独特性是不可漠视与替代的,正如一女艺术家所言:“作为一个女人所关注的,与男人关注的绝对是两个世界。”站在关注艺术本体的角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只有对艺术现状的关注,才能试图在纷杂混乱的艺术局面中,以史与论结合的视角,梳理出清晰的脉络以把握其特点,这种关注更有益于女性艺术理论的发展,有益于呈现中国艺术发展中的丰富性,并以构建的姿态来看待中国现代女性艺术,对艺术、社会和自我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时代变动中产生的问题进行回应和表述。所以说当前,女性艺术还是要真正从语言层面超越自己的性别和自我意识,并且运用女性作为一个独特的语言风格、感受和折射切面,参与到一种普遍意义的艺术实践,所蕴涵的独立的精神指向。

有了这种独立的精神指向,最终也会唤起当代女性在人格上的独立、自尊意识,女性艺术才能真正地以自我表现为中心,运用独特的语言风格、独特的视角感受这个社会,这是人的观念进步与社会文化进步的表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在和谐社会构建中,时代赋予我们的灵感和机遇是空前的,没有比变革更能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了。和谐社会容纳了很多从前无法想象的东西,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实验空間。

参考文献:

[1]廖雯.女性主义作为方式[M].吉林美术出版社,1999.

[2]阚鸿鹰.觉醒:女性性意识觉醒的先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9).

[3]张忆菲.半边玫瑰的芬芳—中国女性艺术之初探[J].济宁学院学报,2008,(4).

[4]王舜,张丽娜.浅析当代女性艺术[J].艺术理论.2008,(3.)

[5]邓建华.为自由而生──评《觉醒》中的女性主体意识[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6]谷红丽.《觉醒》中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与解构[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1).

论和谐社会与公安执法改进 篇4

[摘要]执法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重要职权，公安执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五十多年来第一个关于社会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也是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根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国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些特征无一不与公安工作密切相关。

执法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重要职权，公安执法的二元性（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特点决定了人民警察的执法活动不仅关系着党的执政地位、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而且也关系着社会秩序与公正、关系着民众的权利与自由，关系着社会的和谐。因此,公安执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公安执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作用

公安机关是和谐社会的保障力量,也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力量,我们应深刻认识并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以卓有成效的执法工作促进社会和谐。

（一）公安执法工作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防线

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是一支武装性质的国家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肩负着其他任何部门都无法替代的特殊职责，发挥着其它任何部门都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公安机关作为国家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在维护社会和谐的最前沿，亦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防线。公安机关的执法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公安队伍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能力的提高，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公安工作是调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渠道 由于社会深刻变化，刑事犯罪、民事行政纠纷、群体性事件和各种治安事件持续高发。大量矛盾纠纷以案件的形式不断汇聚到公安机关，大多数社会矛盾和问题因涉及社会稳定最终进入公安工作领域，法律手段已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公安工作已成为调节社会矛盾的重要渠道。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在不断增强，所以人民群众对公安执法的公正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新要求，公安机关的执法理念、执法能力、执法水平、执法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从中找出有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种种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改进公安执法工作，顺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

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进程中，公安执法工作存在的一些不适应问题 我们应清醒地看到，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式、新要求，公安机关的执法观念、执法能力、执法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问题，如调解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的本领不够强，执法监督力度不够，少数执法者的执法观念不正确，执法不公，部分民警法律素质不高等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安执法的社会效果，影响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一）调处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的本领不够强，助长民愤，影响了社会和谐 以往，我公安民警在执法办案过程当中，往往因为执法方式方法不当或对群众不能合理有效的法律解释，不能妥善地将事件控制在萌芽状态，导致了许多群体性治安事件、集体上访事件的发生。

执法出现过错，或当事人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不理解，本来属正常情况，但由于公安部门认识不到位，纠正错案和解决问题的力度不够大，或不能耐心细致地为群众释疑解惑，造成群体性治安事件、集体上访事件的发生，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执法监督力度不够

1.某些公安机关内部监督及不严格。在办案过程中,一些办案人员和审核审批人员缺乏严格把关意识，草率破案，许多证据和适用法律等得不到充分认定，由此产生执法漏洞，造成许多冤假错案；

2.以往我公安机关为了案件的侦破，不向社会和群众公开执法办案过程，搞“暗箱操作”，由此而产生的执法不公现象，也屡见不鲜。

（三）少数执法者存在特权观念

在我国，无论何地，总有少数执法者存在特权观念，以管人者自居。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目的是为了维护群众的权利，促进社会的和谐，而少数执法者存在特权观念，目中无人，以管理民众自居，否定了权利的义务性，违背了执法权利的真正本性。

（四）存在只注重执法结果，不注重执法过程的执法观念

现在，有的公安执法者为了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结果，不择手段，不顾及人权的保护，产生了刑讯逼供、动不动就坐“老虎凳”，急于破案，片面追求政绩的错误执法观念，他们将自身利益与民众的人权对立起来，背离了民众，影响了社会和谐。

（五）执法不公增加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公安机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归根结底要靠公正执法。而在工作中，一些执法人员抵御不住权力、关系、人情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干扰，管不住自己，自身不正、不硬，不能从实体上、程序上、时效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如：在反走私领域，缉私队伍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参与走私，甚至内外勾结，为走私分子保驾护航，缉私反成了护私；在公安民警执法中，一些公安民警变相地收受其管辖范围内一些人的好处，对发生其范围内的违法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执法主体与执法对象相互勾结、执法主体收受好处，沦为不法行为的“保护伞”等。由此，公安执法不能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就不能顺应民意，更谈不上促进社会和谐。

（六）民警法律素质不高

没有高素质执法主体的带动和引导，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觉醒将显得艰难而迟缓。而在现实中，无论是部队转业军人，还是从其他渠道进入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步入公安队伍之初，总有一些人法律知识严重缺乏。他们不仅没有执法办案效率，而且在执法过程中，往往因误用法律条文闹出许多笑话。而由某些执法人员法律知识的淡薄造成的冤案、错案、执法不公、侵犯人权等不和谐的现象也数不胜数。

三、为促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安执法工作急需改进的措施

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公安执法工作，从改进执法观念着手，调整工作思路、改变工作方式，切实加强执法监督，加强执法主体建设，切实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全面提升公安执法效能，确保社会治安大局稳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一）公安执法者本身要形成吻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法观念

以公安机关执法者的角度来看，要促进社会和谐，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应有的作用，首先要使执法者本身形成合理的执法观念。

1.公安执法者应摒弃特权观念，树立义务观念。公安执法者拥有公民通过其代议机关制定的法律所授予的权力，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和警察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目的是为了维护民众的权利。公安执法者要在执法活动中切实做到保护人权，维护民众的根本权益，就必须树立民众的权利是出发点、是重心、是权力根本的方面和归宿这一基本意识。

2.公安执法者应该摒弃只注重结果的观念，树立注重过程中讲究和谐的观念。我们不能仅仅为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结果，不顾一切，不择手段，淡化人权，影响社会和谐，产生如刑讯逼供、急于破案、片面追求政绩等错误执法观念。而这些观念，正是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滥用强制措施等侵犯人权、破坏社会和谐行为的始作俑者，其后果就是将自身利益与民众的人权对立起来，背离了民众，影响了社会和谐。因此，公安执法者应切实摒弃片面追求政绩的观念，牢固树立注重过程和谐的观念。

（二）调整工作思路，改变工作方式 我公安执法工作不仅要着眼于社会稳定，更要着眼于社会和谐，要转变思想观念，调整工作思路，改变工作方式，把工作标准定位在促进社会和谐上。在打击犯罪活动、整治治安问题、调解矛盾冲突、处置突发事件等工作中，不能只是就事论事，还要善于把各种消极因素转化为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不仅要让人民群众有安全感，还要从我们的工作中感受到社会和谐。例如，在办理刑事案件时，不能只注重用刑罚震慑犯罪分子，还要着力把他们改造成不对抗社会的新人；在调处民商事纠纷时，在严格依法及时作出裁决的同时，还应当通过行政的、经济的、教育的手段，探索实现罢访息诉的途径；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不能只满足暂时的平息，而是要着力做好群众工作，从根本上理顺群众的情绪；在维护治安秩序时，不能只依赖处罚使人服从，而要立足于使群众心悦诚服地遵守社会管理秩序，减少对立情绪。总之，实现和谐比实现稳定要求更高、工作更艰巨。

（三）切实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2007年3月22日，在公安部召开的全国公安机关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公安部提出了以实现“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为总目标的公安执法工作服务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1.全面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各级公安机关要全面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大力提高执法质量和执法水平，以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来实现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的形势下，公安执法工作的总目标是实现“两个最大限度”；总要求是坚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加强和改进执法工作的主要措施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全面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2.全面加强和改进执法工作。各级公安机关和各部门、各警种要全面加强和改进执法工作，把和谐理念、和谐目标、和谐要求真正贯彻落实到执法工作的每个方面、每个环节，做到“两个坚持”和“四个统一”：即坚持对法律负责与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坚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的一致性；把打击犯罪与尊重保障人权统一起来、追求效率与实现公正统一起来、执法形式与执法目的统一起来、维护稳定与促进和谐统一起来。

3.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要把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效率与依法管理、严管与严控有机统一起来，把服务质量的好坏和服务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公安行政管理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在行政处罚工作中，要始终坚持以预防教育为主，以处罚惩戒为辅，将宣传法律法规，引导、劝诫当事人自觉守法贯穿于执法行为的始终，最大限度地教育当事人遵守法律，最大限度地平息纷争、消除对抗、促进和谐。在刑事执法工作中，要始终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那些恶习深、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及时、准确、有力地予以打击，及时消除不和谐因素；对那些主观恶性不重、罪行较轻、社会危害不大的犯罪人员，必须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不用或少用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创造使之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

4.执法管理与服务群众双重并进。公安机关在具体执法活动中，既要注意防止因强调热情服务就放弃严格管理，甚至失职不作为，也要注意防止因强调加强管理就忽视热情服务，甚至漠视管理对象的合法权益，越权乱作为；既要注意防止因强调保护人权，就削弱严厉打击甚至缩手缩脚、不敢执法，又要注意防止因强调严厉打击就忽视保护人权甚至随意执法、侵犯人权。在每一项工作中，必须统筹考虑矛盾的两个方面，努力使公安执法工作均衡发展、协调发展、持续发展。

（四）加强执法主体建设，提高公安民警的法律素养，提高执法质量，促进社会和谐

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只有切实执行和落实了法律，才能促进社会和谐，法律的价值也才能真正得以实现。而对于公安机关来讲，法律能否得到公正执行关键是提高执法主体的法律素质。针对提升公安民警的法律素质，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公安机关政治部应多多组织法律知识培训和考核，加大并严格培训及考核力度，提高民警的法律素质；

2.推行公安机关法定代表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制度，推行公安民警旁听法院审理自己承办案件制度，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促进公安民警法制意识的增强和执法水平的提高；

3.积累执法经验，只当工作岗位就是练兵场，只当执法值勤、调解纠纷、服务群众就是练习过程，认真剖析个案，找寻不和谐因素，总结经验，促进警民和谐、社会和谐；

4.推进不同执法部门和不同执法岗位的执法资格认证制度，确保执法人员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和执法能力。

（五）切实加强执法监督

和谐社会要求坚持以人为本，而要防止公安执法过程中侵犯人权等不和谐的问题发生，最关键的是建立和完善内外结合多层的执法监督机制。

1.切实加强内部监督。办案人、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人、审核部门负责人、审批人都应当具有强烈的依法监督、把关意识，从程序到实体，从违法犯罪事实到定性，证据、适用法律都应当严格审查，该补查的补查，该纠正的纠正，不能轻易过关，轻易按章签字。要赋予公安法制部门履行监督职责所应有的权力，并全面提供实施执法监督的条件和途径，明确监督责任制和责任奖惩制，保证其充分发挥监督职能。要加强上级和下级公安机关的执法监督，及时发现、督促整改执法问题，狠抓执法过错责任追究。

2.不断拓宽外部监督渠道。加强外部监督，首要的是增强公安机关执法的透明度，以透明促公开，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促质量。在不涉及泄密的情况下，公开执法办案的程序和制度，公开案件受理、调查取证、处理的情况及相关法律依据等，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广泛监督。例如：在一线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向当事人送达执法文书、发放统一制作的“违法违纪举报明白卡”，并且告知群众如果对民警的执法行为有异议或发现执法机关及民警有违法行为嫌疑，或执法人员执法不文明、不规范，当事群众有权举报或申请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举报明白卡”注明申请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的途径，注明执法行为属地管理的详细地址、电话、传真，告知统一举报服务电话的拨打方法等等。在向群众发放“举报明白卡”的同时，可以统一部署，规定各基层执法单位参照“举报明白卡”内容，制作牌匾式“举报明白栏”，悬挂在辖区内各主要路口及违法处理室窗口，将举报方法和途径向群众广而告之。通过发放“举报明白卡”和设置“举报明白栏”，让公安民警尽一份义务，让人民群众有一份权利，让警民关系多一份和谐。

3.采取公布举报电话、举报信箱，实行执法问题举报制度等措施。应用公布举报电话、举报信箱，实行执法问题举报制度，可以畅通外部监督的渠道，确保人民群众能够对公安执法实现有效监督。特别是实行特邀监督员制度，把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更广泛地置于社会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研究和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新期待，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新要求，使各项执法活动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终使公安工作的成效更多、更直接地体现在便民、利民和惠民上。4.大力推行监督信息化建设。围绕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履行职责、行使职权、遵守纪律情况，以及针对民警执法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建立警务督察监督系统，成立监督信息中心，并在各执法场所一一安装监视设备，以此推进公安监督信息化建设，拓宽监督领域，提高监督效率，强化广大民警执法为民的服务意识，不断提高执法水平，规范执法方式，切实以警民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试论和谐社会中的城市生态建设 篇5

试论和谐社会中的城市生态建设

城市走生态化发展之路标志着城市由传统的`唯经济开发模式向复合生态开发模式转变,不仅涉及到城市物质环境的生态建设、生态恢复,还涉及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底子薄、人口多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开辟“中国特色”城市生态化发展之路.

作 者：刘建政 LIU Jian-zheng  作者单位：廊坊师范学院,河北 廊坊,065000 刊 名：廊坊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8(3) 分类号：X2 关键词：城市生态   生态住宅   自然生态系统  

论和谐社会及其构建 篇6

[摘 要]《矛盾论》第一次系统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详细的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辩证关系和矛盾的同一性斗争性及其辩证关系等，为我国革命建设时期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如今，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等社会各领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如何顺利巧妙的解决这些矛盾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因此，我们需要重新研读《矛盾论》，从书中提炼出解决现有矛盾的基本思维和处理办法。

[关键词]矛盾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矛盾论》的写作背景

（一）思想环境分析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到《矛盾论》写作完成，党内出现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左倾”错误思潮。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共产党开展了土地革命，在此期间毛泽东提出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被拒绝。李立三认为“城市是敌人的头脑和心脏，乡村只是统治阶级的四肢。” 由此，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第一次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占据了主体地位。在党内占据时间最长，给党的各项事业造成的损失最严重的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错误思想路线。王明在工作部署中坚持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无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武装夺取政权的思路，其结果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导致红军惨败被迫离开江西，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

（二）地理环境分析

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之后，红军队伍在陕北胜利会师。一九三五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民党和共产党于一九三七年开始第二次合作。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是主力军，属于正面战场，而共产党位于抗战大后方，绝佳的地理位置给毛泽东同志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有更多的时间阅读马列专著。

二、《矛盾论》的理论来源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矛盾论》的理论基础

为了能够学习更多马列主义书籍，毛泽东来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打工，利用工作之便饱览群书。在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曾被人机讽“狭溢的经验主义者”，这大大刺激了追求理论修养的毛泽东。因此，发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是毛泽东极端重视的工作内容之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位于大后方的第二战场，给毛泽东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有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主义》、《关于辩证法的笔记》、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等书。这些书给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中古传统文化中的哲学丰富了《矛盾论》的内容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始于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 ”后经汉代董仲舒唐代韩愈深入研究，宋朝时的周敦颐、程颐、程颢不断发展，于南宋朱熹和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达到最高成就。毛泽东是秉持着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并不断赋予其新的含义。

一方面，毛泽东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华。毛泽东吸取了古代文化“相反相成”的观点，用它来表示对立面的统一，即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指出对立面双方既同一又斗争，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他对传统哲学进行补充，赋予其新的含义。毛泽东的新陈代谢规律与老子的“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循环论思想，与王安石的“新故相除”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显然有一定的联系。不同的是，毛泽东克服了老子的历史循环论思想和相对主义世界观，同时又从事物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角度，更新了“新故相除”的理论内涵，用事物内部新旧因素的对立统一，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方向。

三、《矛盾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日趋复杂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分析到，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也就是对抗性矛盾，另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即非对抗性矛盾。

目前我国存在敌我矛盾较之前的更为复杂。就国外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经济上、科技上、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极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活动。在国内，虽然不存在两个对立阶级实体之间的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的某些表现还存在着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如：党和人民同贪官污吏之间的斗争，破坏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敌对分子之间的斗争，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内同国内外散布腐败的矛盾斗争。对于我国存在的对抗性矛盾，应该采用专政的办法去解决，而不能心慈手软采用了说教的方式，必须用法律武器去裁决这些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事情。

我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的各方面同样存在着复杂多样的非对抗相矛盾。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将触及深层矛盾问题、劳动者就业结构和就业方式不断变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等。这些矛盾和问题，绝大部分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民主的方法、和平的方法、说服教育等方法妥善加以解决。所以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分析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

（二）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要在坚持矛盾普遍性的前提下，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特殊性的重要表现就是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在复杂事物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不平衡性；同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不平衡性。因此，我们需要在解决矛盾中善于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方法。

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为了解决我国现阶段的矛盾，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只有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为解决其他各种社会矛盾创造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论和谐社会及其构建 篇7

1 图书馆的服务要体现公平的原则

所谓和谐社会, 是指以人为中心, 从尽情享受转向全面发展, 同时社会主流引导人们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人格的完善、心灵的安宁和勤奋好学的生存目标, 使人们过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充实的生活, 人们不仅注重现实, 也着眼于未来的生存。因此, 图书馆通过发挥自身的社会功能, 娱乐人们的身心、为人们提供补充知识的场所等, 提高人们的素质,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图书馆服务首先要体现的是公平原则, 这是无需争辩的问题, 因为, 想要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那么图书馆所提供的服务就应是面对全体社会大众的, 不论你来自何方, 是什么身份, 从事的是什么职业, 信仰是什么, 在图书馆都会到平等、公平的对待。

目前我们所处的现实生活中, 这种公平、平等的原则一直是图书馆界不懈追求的目标, 但是因为许多客观原因, 这一原则事实上有时也得不到很好的全面的贯彻。如在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人们的基本生活条件都很差, 更不要提文化生活了。在那里, 人们得到的文化方面的服务包括图书馆服务是不足的和不公平的。这一现象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将继续存在下去。国家倡导并大力支持各种形式的文化扶贫、文化下乡等活动正是在构建和谐社会时为改变这种现象而做出的努力, 这同时也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值得强调的是, 图书馆服务的公平原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公平, 还要有实际的行动, 如要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提供服务, 对他们倾注更多的爱心和帮助, 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2 图书馆的服务要体现公益性的原则

图书馆由国家和政府提供资金担负着服务于社会大众的重任, 它的服务理应是公益性的。一提到公益性服务, 人们就会非常直观的想到是免费的服务。这主要是在现实生活中, 图书馆所提供的服务大多数都是免费的。不错, 图书馆服务肯定是非赢利性的, 这是图书馆界的共识, 但这并不等于说图书馆的服务完全是免费的。提供部分收费服务不仅在我国图书馆界存在, 即使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着。这一方面是由于图书馆经费不足造成的, 还因为图书馆的服务是利用公共资源提供的服务, 有些服务是会带来可以计算的成本开销的, 如果不进行成本核算, 有可能导致公共资源的滥用。这对图书馆在资金不足的环境下的生存是有危害的。

3 图书馆的服务要体现资源共享的原则

图书馆特别是基层的图书馆, 所拥有的资源是不均衡且有限的, 这使图书馆为公众提供全面服务受到很大限制, 甚至是无法完成的。尽可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既是图书馆员职业道德的要求, 也是图书馆吸引读者保证自身健康发展的需要。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为读者提供全面的服务, 实现资源共享是较为理想的办法, 也是目前国家及各级政府大力倡导并支持的项目。

图书馆资源共享原则的提出, 首先是为了满足仅仅合理使用文献的要求、实现平等地获取文献信息的目的。随着资源共享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 以国家图书馆及经济发达地区图书馆为中心、各省图书馆作为本省中心图书馆负责以联系本地区公共图书馆及其他系统图书馆。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 国家“知识领导”小组都会就资源共享工作做出具体的部署, 并在全国范围内, 以各地的公共图书馆为基地, 开展一年一度的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 比较集中地宣传图书馆的服务内容, 宣传文化资源共享工程。不断扩大图书馆的知名度, 使文化资源共享工程日益深入人心。通过送书到基层、送文化到基层的活动, 使基层群众可以享受到共享工程带来的娱乐及信息服务。

4 图书馆的服务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首先, 图书馆是社会化知识信息的公共枢纽, 是知识传播、文化创新、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也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场所, 社会应更加重视图书馆建设, 大力发展图书馆事业, 推进图书馆社会化进程, 使图书馆更好地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其次, 国家、政府投资兴办图书馆的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需求, 对图书馆而言, 只有打破“重藏轻用”的传统观念, 鼓励和引导公民充分利用图书馆, 使之能够在复杂、多元、快速多变的社会环境和信息世界中准确、高效地进行价值判断和知识信息的选择与创新, 让更多的人成为全面发展的、有知识的、有文化人, 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促进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 图书馆落实以人为本的办馆理念, 归根结底在于服务理念向“人性化”的回归。一切以读者为中心, 以读者需求为导向, 倡导人性化、个性化服务。同时, 作为社会服务窗口, 图书馆必须视服务为“品牌”, 把服务当作一种“文化”来经营, 用优良的服务推动事业的发展。因此, 以人为本既是社会发展对图书馆工作的要求, 也是图书馆自身不断发展的动力。

图书馆具有保存人类文化成果、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技信息、开发智力资源的基本功能, 是社会教育、科学研究、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 应理所当然地通过各种形式的服务, 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吸引广大民众充分利用图书馆, 全面提升中华民族的综合素质, 积极参与到构建和谐社会中去。

参考文献

[1]《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年第2期.

[2]《图书馆论坛》.2006年第2期.

试论和谐社会中的公平与效率 篇8

[關键词] 和谐社会公平效率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一直追求的两大目标，同时也是收入分配中的核心问题。然而，要达到两者的协调，可以说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公平与效率的实现涉及到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和调整，关系到人们之间利益的分配和实现，还受到人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制约。这也是公平与效率始终是经济学论争主题的原因。

一、公平与效率的经济学含义

效率，通常是指现有的资源得到了最好的利用。经济学家对效率的认识有一个历史的过程。亚当·斯密认为，投资者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厂商和消费者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和最优消费，必然使得其生产会有最大的价值，每一个人必定是用它的最大努力提供社会收入。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以边际效用为基础，提出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他们认为，资源具有稀缺性，且可用于多种用途的选择，这种选择以个人获取最大利益为惟一标准。人们为了获得最大利益，会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当资源从较少的用途转到获利较多的用途时，资源配置效率就提高了。当然，最为通用和影响最大的还是帕累托效率标准。帕累托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讲义》和《政治经济学教程》中，提出了如下定义：对于某种经济的资源配置，如果不存在其他可行的配置，使得该经济中的所有个人至少和他们在初始时情况一样良好，而且至少有一个人的情况比初始时严格地更好，那么，这个资源配置是最优的，也是有效率的。帕累托的定义对经济学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最终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两个著名定理。庇古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标难是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值。所谓边际私人纯产值是指当私人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投资者增加的价值等于边际私人纯产品和价格的乘积。所谓边际社会纯产值是指，社会增加一个单位的生产要素所得到的纯产值等于社会纯产品乘以价格。在经济学中，主张和赞同市场机制作用的经济学家认为，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是自由经营、自由竞争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只有坚持市场经济中的这种自由，资源配置才会有效率。

公平，是个涉及到价值判断的问题，几乎可以对它作出任何解释。经济学家有关公平的论述，往往都是从某一个角度来阐述的。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把公平与收入分配结果联系起来。阿瑟·奥肯在其《平等与效率》一书中，就是从这种角度来分析问题的；第二种看法是将公平视为主观的感受，与效用联系起来，将公平视为一种主观的范畴；第三种看法是将护妒忌引入经济分析的范畴，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可以比较的；第四种看法是将公平与效率结合起来，但以效率作为判断公平的主要依据，同时又考虑到每个人对效率的贡献大小。瓦里安认为，如果在一种分配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羡慕另外的一个人，那么，这种分配就称之为公平分配。瓦里安是这样描述的，如果一种分配既是平等的，又是有效率的，我们就说它是公平的。显然，瓦里安是从效率和分配公平结合的角度来讨论公平范畴。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应该把公平归结为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的均等化，并认为机会均等化才是真正地或根本地体现了公平原则。

二、我国对公平与效率的认识的转变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经历了一个认识逐步发展的过程，实践中可具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消除贫富差距，实行平均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把建立以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人人平等当成首要的追求目标。在经济领域内，实行计划经济，消除贫富差距，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而且将公平片面地理解为平均。在这一阶段，我国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家，但是“大锅饭”式的分配体制也导致效率受到极大损害，那种公平是大家共同贫穷。

第二阶段(1978年～2001年)，强调经济效率，鼓励先富后富。1978年以来，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的大背景下，强调经济效率，打破平均主义，鼓励一部分人先富从而带动其他人走向富裕，并由此引发和不断深化了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的全面变革。改革开放之后，讲求经济效率，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深入人心。从农村到城市，经济发展非常快，实践证明效率确实得到了迅速的提高。1992年，我们把“兼顾效率和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写进了党的十四大的决议。但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提法上有一个新的变化：即把以前的“兼顾效率和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这两者关系，由效率、公平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改变为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虽然也很重要，但处于“兼顾”的次要地位。

第三阶段(2002年以来)，更加注重公平，构建和谐社会。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确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务的提出，实现社会公平的任务越来越引起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强调社会公平成为我们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上重新思考的课题。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进一步强调，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效率、和谐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经历了以上三个阶段，我们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转变和深化，在经济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继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意识到公平与效率都应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三、公平与效率并重，更加注重公平

目前，在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上还存在以下问题：制度安排不合理，身份歧视严重；政府缺位，未能履行应有职能，在初次分配领域调节兼管不力，在再分配领域扶持救助不够；权力滥用，造成分配不公，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等。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坚持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公平，特别是机会的公平。我们国家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在此基础上，还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好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具体包括：第一，统一内资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适当降低所得税税率。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将于2008年1月1日施行，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这将有利于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降低企业税负水平,增强企业发展后劲。第二，强化制度建设，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努力减少并消除权力寻租现象，有效整治并严厉打击以权谋私现象，最大限度地惩治腐败。第三，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做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加快职业类技术院校的建设，取消师范类院校学生的学费，保证公民接受教育的公平权利，提高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本，保证社会成员的起点和机会公平。第四，加强监管,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公平竞争的权利。既要保证改革的公平公正，让全体社会成员分享改革成果，又要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取消身份歧视。第五，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努力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加快新农村建设，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第六，建立健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加大对失业、贫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加大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支持力度。第七，加紧解决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加快推进电力、石油、铁路、民航、电信等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强化垄断收益分配管理，调整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制度，建立垄断超额利润上缴制度，将垄断利润收归国家财政。第八，加大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加强对高收入群体收入的跟踪和监督，尽力补偿改革中利益受损群体的利益，优先考虑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必须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平与效率并重，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样，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奥肯: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87

[2]于祖尧: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个人收入分配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3]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4]王振锋李秀芝:公平与效率:应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问题.光明日报，2006-02-20

[5]瓦里安:《平等，妒忌与效率》，载美国《经济学》杂志，197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