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城创建

两城创建（共2篇）

两城创建 篇1

1 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次采用非随机抽样在北京和上海各选择10家医院,主要是三级医院和较少的二级医院。所有在岗临床医生为本次干预的主要对象。拦截调查对象为在项目医院就诊的患者或者其家属。

1.2 样本量

本次调查采用方便样本,大医院调查400名在岗临床医生,小医院调查全部在岗临床医生。拦截调查对象为每家医院各调查50名。

1.3 干预方法

(1)建立控烟组织;(2)制定控烟计划、方案和制度;(3)开展控烟宣传;(4)进行控烟培训和干预;(5)创建无烟环境;(6)提供戒烟指导和戒烟服务。

1.4 调查工具

采用经中国控烟专家讨论修订的《医生吸烟知识、态度、行为调查表》、《创建全国无烟医院拦截调查表》和《创建全国无烟医院环境调查表》。

1.5 调查方式

医生问卷由医生本人自填,拦截调查由项目主管单位派调查员到医院现场进行面对面询问调查。

1.6 数据分析

收集到的数据用Epidata 3.1建立数据库,设置核查程序,采取双录入核对。用SPSS11.5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项目前后比较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1.7 质量控制

对项目医院负责调查表收集的人员进行培训,调查表收集后进行核对,数据采用双录入。

1.8 关键指标的定义

(1)吸烟者:指一生中连续或累积吸烟6个月或以上者;(2)戒烟者:曾经每年吸烟至少6个月以上,调查时已经连续三个月不吸烟者。

2 结果

2.1 医务人员控烟知识、态度、行为调查

2.1.1 医生基本情况。

(1)被调查医生性别分布情况(见表1)。由表1可见,调查医生的性别分布在干预前后差别无统计学意义。(2)医生职称情况(见表2)。由表2可见,两次调查中中级职称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副高级职称,再次是初级职称;干预前后被调查医生职称分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3)医生科室分布情况(见表3)。由表3可见,基线调查与终末调查医生工作科室最多的是内科,分别为38.6%和35.2%,其次是外科,分别为24.2%和25.2%,干预前后被调查医生科室之间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2.1.2 医生吸烟情况。

(1)医生吸烟情况(见表4)。由表4可见,干预前后医生吸烟情况的分布不同,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医生吸烟率由10.7%下降为6.9%。(2)医生吸烟量(见表5)。由表5可见,吸烟医生的吸烟量在干预前后的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3)医生上班时吸烟情况(见表6)。由表6可见,医生上班时吸烟情况在干预前后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2.1.3 对病人吸烟的态度。

(1)医生对病人在其跟前吸烟的态度(见表7)。由表7可见,干预前后,医生对病人在其跟前吸烟的态度差别有统计学意义。(2)医生询问病人吸烟情况(见表8)。由表8可见,干预前后,医生询问病人吸烟情况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3)医生建议病人戒烟情况(见表9)。由表9可见,医生建议病人戒烟情况在干预前后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4)医生帮助吸烟者制定戒烟计划情况(见表10)。由表10可见,干预前后,医生帮助吸烟者制定戒烟计划情况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

2.1.4 医生对控烟知识知晓情况。

(1)对《烟草控制框架条约》的知晓情况(见表11)。由表11可见,干预前后,医生对《烟草控制框架条约》知晓情况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2)医生对烟草知识知晓情况(见表12)。由表12可见,以上各种知识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差别有统计学意义。(3)医生对相关控烟措施的态度(见表13)。由表13可见,医生对相关控烟措施的态度在干预前后的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4)医生对吸烟与相关疾病知识的知晓情况(见表14)。由表14可见,干预前后,医生对吸烟与相关疾病的正确认识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5)医生对开展戒烟活动的态度(见表15)。由表15可见,干预前后,医生对开展戒烟活动的态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χ2=0.182,P=0.669。

χ2=4.734,P=0.3160。

χ2=18.938,P=0.0040。

χ2=53.461,P<0.001。

χ2=1.597,P=0.8090。

χ2=22.579,P<0.001。

χ2=101.831,P<0.001。

χ2=49.253,P<0.001。

χ2=23.654,P<0.001。

χ2=100.321,P<0.001。

χ2=1126.879,P<0.001。

2.2 创建无烟医院拦截调查

2.2.1 拦截调查对象医院内看到吸烟情况(见表16)。

由表16可见,干预前后,拦截调查对象在医院内看到吸烟的情况有所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2 拦截调查对象见到医生吸烟情况(见表17)。

由表17可见,干预前后,拦截调查对象在医院内看到医生吸烟的情况有所降低,但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

2.2.3 医务人员劝阻吸烟情况(见表18)。

由表18可见,干预前后医务人员劝阻吸烟比例有所提高,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2.2.4 拦截调查对象看到医院禁烟标志情况(见表19)。

χ2=7.494,P=0.0240。

χ2=3.505,P=0.1730。

χ2=35.916,P≤0.001。

χ2=9.020,P=0.0110。

χ2=33.056,P≤0.001。

χ2=9.291,P=0.002。

χ2=9.291,P=0.002。

由表19可见,拦截调查对象在干预前后看到医院禁烟标识的比例有所提高,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2.2.5 拦截调查对象看到医院控烟宣传情况(见表20)。

由表20可见,拦截调查对象在干预前后看到医院禁烟标识的比例有所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 医院现场环境检查

2.3.1 环境检查有烟头的医院(见表21)。

由表21可见,医院环境内发现烟头的医院数,由原来的16家减少到6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2 环境检查发现有人吸烟的医院(见表22)。

由表22可见,医院环境内发现吸烟的医院数,由原来的12家减少到3家,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3.1 医生吸烟率

基线调查与终末调查医生吸烟率均较低,吸烟率、曾经吸烟率在基线调查和终末调查时分别为10.7%,6.0%和6.9%,5.3%。男女医生吸烟率分别从20.1%和0.4%下降到13.0%和0.2%,干预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干预效果显著。此次调查的医生吸烟率低于北京、上海医务人员先前调查的结果[2,3,4,5],低于全国既往其它研究结果(25.8%)[1],同时也低于国际同类研究[6]。这可能是本次项目集中在京、沪大城市的大医院,且近几年大城市加大了控烟力度。本次的研究对象均为从事临床诊疗的医生,而其它研究包括从事管理以及后勤工作的人员。

3.2 项目前后医生对烟草及其危害的认识

本次调查医生对控烟的知识、态度、参与控烟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提高显著的是对骨质疏松、男性性功能障碍的认识,提高水平大于15%,但是对该两项正确认识的水平仍然低于80%。对冠心病、早产等的认识低于90%,但比杨晓辉[7]等的相关研究正确认识率高。对于这些已经确认的与吸烟呈因果关系的疾病,即使肺癌,也不是100%的医生都能够正确认识。这说明医生对有关吸烟危害的知识仍然需要提高,对医务人员进行烟草及其危害的培训还是必须的,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3.3 项目前后医生的行为态度改变

通过项目为期一年的干预,除了医生吸烟率下降以外,医生的其它行为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医生对病人在其跟前吸烟的劝阻率由85.0%升高到91.5%,经常询问病人吸烟情况由67.0%升高到73.1%,建议病人戒烟以及帮助吸烟者制定戒烟计划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改善,差别都有统计学意义。

医生对《烟草控制框架条约》的认识与学习有一定的提高,对烟草知识的正确知晓率和对吸烟与相关疾病知识的正确知晓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对相关控烟措施的态度和对开展戒烟活动的态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项目干预时间短,只有一年,所取得的一些成绩除了与项目干预措施有关以外,各种支持环境的改变,对项目的结果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按照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制订的无烟医院标准,所有项目医院均达到了无烟医院标准。

3.4 影响项目评价的因素

本次参与创建无烟医院的20家医院是非随机选择的,其中一些医院多为医学院校教学医院,以前对控烟工作也非常重视,大部分医院有良好的控烟基础。

医生知识、态度、行为调查采用自填式调查,可能存在一定的报告偏倚。但各项目主管单位和医院均对调查员进行了培训,注意质量控制。因此本项研究仍具有较高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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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淑霞,赵芳红,李洁,等.北京市丰台区1182名医务人员吸烟及控烟情况调查[J].中国健康教育,2008,24(10):749-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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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利国,贾培.北京市昌平区医务人员吸烟现状调查[J].中国健康教育,2006,22(12):94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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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城创建 篇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遵义市城区3所小学学前班和3所较大幼儿园中选取9 136名儿童, 其中, 女性3 947名, 男性5 189名;年龄3~6岁, 平均 (5.2±0.5) 岁。

1.2 方法

检查前, 首先由经过医院培训的幼儿教师对儿童进行视力表训练, 然后由专业的眼科医师对幼儿进行视力检查, 采用国际标准视力表, 用遮盖-去遮盖法检查眼位[2]。按照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斜视与小儿眼科学组最新定义弱视的标准 (即单眼裸眼视力:3~4岁<0.5, 4~5岁<0.6, 6~7岁<0.7;或双眼视力相差2行以上) [3], 将符合标准者列为散瞳验光对象, 嘱家长将其带至我院眼科门诊复诊。复诊时给予1%阿托品眼膏涂眼, 3次/d, 连续3 d。首先进行屈光间质及眼底检查, 排除眼部器质性病变;角膜映光法及遮盖-去遮盖法行眼位检查, 再采用客观检影法进行验光, 同时进行视网膜检影验光, 并查矫正视力。将眼无器质性病变且矫正视力不超过0.8列为弱视。

1.3 观察项目

观察不同性别、年龄儿童弱视、视力低下的患病率及不同弱视类型的分布比例。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5.0统计学软件分析及处理数据, 以n/%表示计数资料, 行χ2检验, 当P<0.05时,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性别视力筛查结果分析

受检学龄前儿童9 136人中, 单眼裸眼视力< (3~4岁:0.5, 4~5岁:0.6, 6~7岁:0.7) 者786人, 视力低下率为8.60%, 实际散瞳人数为762人, 确诊为弱视者202人 (2.21%) ;本次调查中, 初检弱视诊断率为90.59% (183/202) , 既往确诊弱视者19例 (9.41%) 。受检男性5 189人, 弱视患病率2.29% (119/5 189) ;受检女性3 947人, 弱视患病率2.10% (83/3 947) 。不同性别视力低下率、弱视率比较, 无明显差异 (χ2=0.082、0.084, P>0.05, 表1) 。

2.2 不同年龄弱视及视力低下患病率分析

不同年龄组视力低下率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31.806, P<0.001) , 3~6岁年龄组视力随年龄增长逐渐降低, 不同年龄组弱视率比较, 无明显差异 (P>0.05) , 见表2。

2.3 弱视患儿中弱视程度与弱视类型分析

不同组间弱视程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45.797, P<0.001) , 总体看来, 轻度弱视占据弱视患儿的51.49% (104/202) , 其次为中度弱视32.67% (66/202) , 重度弱视仅占弱视患者的18.81% (38/202) , 见表3。

2.4 弱视患者中屈光不正的分型构成

屈光不正类型中, 以远视性弱视类型占据比例最高, 明显高于近视性、混合散光 (P<0.05, 表4) 。

2.5 不同远视性屈光不正弱视类型的弱视程度分析

不同远视性屈光不正组间弱视程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26.735, P<0.001) , 以中度弱视所占比例最高, 见表5。

2.6 屈光参差与弱视

30例屈光参差性弱视中, 远视性屈光不正、近视性屈光参差、混合性屈光参差分别占66.7%、16.7%、16.7%, 可见远视性屈光不正所占比例最高。

2.7 其他统计

本次调查, 斜视性弱视共48例 (23.76%) , 其中内斜33例, 外斜15例;5例合并近视, 43例斜视合并远视。

3 讨论

弱视是视觉发育期内由于异常视觉经验, 如单眼斜视、形觉剥夺等引起的单眼或双眼最佳矫正视力下降, 眼部检查无器质性病变[4]。在视力未发育成熟之前, 各种异常视觉经验可导致弱视发生。如不及时治疗, 将对患者的学习、就业带来很大的影响。儿童在6岁时, 视机能可接近成人, 3岁时视力可达0.7, 在此时视功能尚处于发育阶段, 对弱视进行及早发现, 并给予有效的治疗可促使儿童视力恢复, 并重新建立及完善双眼单视功能。

在本次调查中, 学龄前儿童弱视患病率为2.21%, 与文献报道的2%~4%弱视患病率基本相近, 并且其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 不同性别及不同年龄组的学龄前儿童弱视患病率无显著性差异[5]。视力低下率为8.60%, 其中, 3岁视力低下率11.09%, 4岁视力低下率9.22%, 5岁视力低下率7.89%, 6岁视力低下率6.42%, 可见随年龄的增长, 3~6岁儿童的视力低下率逐渐下降;其中, 3岁年龄组视力低下率最高, 与其他年龄组有明显差异 (P<0.05) , 表明年龄越小, 视力低下率越高, 这主要与视觉的发育时间密切相关, 故视力发育的关键期为3岁年龄段。

本研究还显示, 普查时有2.21%的儿童筛查出弱视, 说明3~6岁儿童弱视问题未得到学校及家长的重视, 建议幼儿园将弱视检查列为常规体检的一项指标。本次调查结果表明, 屈光不正和屈光参差性弱视在各种类型弱视中共占68.81%, 表明屈光不正在很大程度上与弱视的发生有关[6]。在屈光不正性弱视中, 远视性屈光不正占据比例最高为60.55%, 是形成弱视的主要原因, 且随着其程度的增高, 中度弱视比例增加, 轻度弱视比例减少, 表明弱视程度可受屈光不正程度的影响, 二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 在对弱视的治疗中, 可通过矫正屈光不正而达到改善视力的目的。

综上所述, 通过对学龄前儿童的视力筛查, 表明早发现、早治疗是控制弱视发病的有效手段。同时, 根据弱视的性质制定有效、规范的治疗方案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赵堪兴, 杨培增, 等.眼科学[M].7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26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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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卢黎蓉, 徐志伟, 伍海建, 等.学龄前儿童弱视就诊情况及行为因素调查[J].浙江预防医学, 2013, 25 (11) :70-71, 75.

[4]张捷, 王青, 罗向霞.西宁地区1648名学龄前儿童弱视斜视调查[J].军医进修学院学报, 2010, 31 (12) :1213-1214.

[5]冯彦清, 童念庭, 王佳, 等.上海市杨浦区学龄前儿童弱视调查分析[J].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 2013, 15 (5) :287-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