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制定依据

政策制定依据（精选8篇）

政策制定依据 篇1

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依据

（一）整体政策的依据

一般说来，人口发展状况、原有人口政策、整体的制度安排与结构、经济发展及其战略和人口、资源与环境所形成的人地关系构成人口政策环境，并成为所有参与人的共同信息。依据共同信息，参与人形成有关人口均衡发展的不同战略，在反复出现的博弈中，各种决策规则被参与人不断尝试，进而从众多的决策规则中分离出一种参与人都认可、都相信的共同知识，在供给方形成条文化、客观化的政府规制，并在各参与人处得到实施，从而凝结成共有信念。在各种影响因素当中，一定时期的人口发展状况是人口政策形成的重要依据。原有人口政策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影响以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演变。整体性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也成为选择人口政策的重要环境。由于制度结构中各种制度安排的相互关联，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导致严重的制度非均衡。经济发展及其战略、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形成的人地关系内生不同的人口需求，诱发新的规则。

总体来说可以归类为以下三个依据：

1.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是我国制定人口生育政策的思想理论依据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有什么样的思想认识路线,就会制定出什么样的政策来。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的指导下制定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不是就人口谈人口,而是运用唯物论的方法,把人口现象、人口运动及其整个过程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加以考察,从而既科学地阐明了人口自身的发展规律,也阐明了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生产”理论、人多也好也坏的两点理论、人口非控制不行的理论、中国是大国也是小国的理论、人均是主要尺度的理论,为我们认识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为我们制定出一个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我们在人口问题上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2.我国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现状及其交互作用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制定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客观国情依据。

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生育政策,都是从自己的国情及其需要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人口基数大、素质偏低;经济较为落后,底子薄,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多；各种社会设施和社会福利的人均水平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以下；各种资源总量可观,但是总的人均水平则归于世界上最低行列;自然环境虽然空间较大,但是适宜于人类生存的环境相对紧张,环境的人口承载力已接近饱和。我们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已经承受了来自人口的巨大压力,我们不能再继续加压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承认现实,在已有国情的条件下寻求快速发展的路子。在人口方面,要尽量减少出生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在经济方面,在充分利用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同时,大力采用最新技术,以尽快提高社会平均劳动力生产率水平；在社会方面,改善社会设施,增进福利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资源方面,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在开发新资源的同时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提高单位资源的贡献率；在环境方面,合理人口分布,减少污染或破坏,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使生态得以平衡,并处于良性循环状态。以上国情诸多要素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其中特别是人口要素,既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又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既与资源有着关系,又与环境有着关系,人口的数量过多和素质偏低的现状正在通过许多途径给经济、资源、环境以不良的影响。我国国情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都要求我们制定一个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

3.绝大多数人的生育观念定势及其可塑性是制定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社会心理依据。

生育观念是人们生育需求的反映。生育需求即生育动机,有经济的、社会的、精神的、宗族的、夫妻之间的等等多个方面。由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形成的人们生育观的定势,虽然是我们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但不是我们制定人口政策的决定点和最后临界点。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和生育极限性才是我们制定人口政策的决定点和最后临界点。从出发点到最后临界点的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是有较大幅度的。我们决定人口政策内容及其量点究竟在较大幅度的哪一点上？对此,我们认为,在控制人口过速增长方向已定的条件下,主要就决定于经过努力工作后人们心理的承受能力了。能承受得了,我们的人口生育政策最终就能落实,也会有很好的政策效果。承受不了,就会造成诸多矛盾,出现各种阻力,人口生育政策就不能完全落实,政策效果也不会是理想的。因此,我们在制定人口政策时,要认真考虑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和人们的不断变化着的心理承受能力,在执行人口政策时,要从育龄群众现实需要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急人所急,帮人所需,不断加大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提高他们对人口生育政策在心理上的承受能力。只有这样,我们的人口生育政策才是从实际出发的,才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也才能顺利地得到贯彻执行。

（二）各个阶段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

1、现实与要求：计划生育提出的起点（1949—1953）（1）毛泽东《历史唯心观的破产》一文之潜在影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新生的人民政权处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包围之中。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曾大肆散布：“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吃饭的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一件事情。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针对这种否定、怀疑中国革命的谬论，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发表著名的《历史唯心观的破产》一文，严正批驳艾奇逊的人口观，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人口观。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情，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之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批驳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世间一切事务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毛泽东对人民的热情洋溢的赞扬，有力的批判了人口决定论和人口悲观论者，驳斥了帝国主义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在那时候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针对艾奇逊认为中国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的观点来说的，强调的是革命加生产便能解决吃饭问题，并不是回答新中国成立后要不要控制人口的问题。加之那时候战争还未结束的情况下，控制人口问题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所以我们不能撇开当时的历史背景，而用今天的计划生育的观点来看待毛泽东的这种论述。

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在强调人的创造性、批驳人口悲观论的同时，也潜在着忽视人口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因素，使中国人民在认识人口问题的道路上多了一些曲折。后来，其中的部分论述被一些人所误用，据以反对节制人口的正确主张，导致片面的、错误的人口理论曾盛行一时，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放松了对急剧增长的人口的控制，直接、间接地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消极后果。

（2）经验不足与盲目照搬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可能立即充分认识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没对人口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缺乏准确的资料，对全国的人口总数还没有摸清底细，连起码的人口总数，也是沿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4.75亿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次讲话中，都说我国人口是4.7亿。统计资料的模糊，制约了国家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包括人口结构、人口分布、发展越势和发展规律等。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更是难以让人超越战争环境而去提倡计划生育。直到1953年，“人多是好事，人多不是坏事”的观点，成为当时人口问题的主导思想。在此思想指导下，1950—1952年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了一些限制节育、鼓励多生的社会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

在医疗卫生方面，对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采取严格限制的方针。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发布《机关部队干部妇女打胎限制的办法》。规定：为保障母体安全和下一代的生命．禁止非法打胎。并规定了可施行打胎的6种情形。打胎以前，必须经本人丈夫同意并签字。打胎者，或经公立医院妇产科医生证明，申请批准，或经机关首长批准。属中央所属单位的。须经李德全部长审核批准。军事范围的由傅连暲部长审核批准。凡未经批准而打胎者，对其本人及执行打胎者，分别予以处分。1951年12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复了卫生部《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及《婚前健康检查试行办法》二草案，规定施行绝育手术的条件为：①妇女有重症痨病、心脏病、。肾脏病、恶性贫血或其他足以影响生命之疾病者：②妇女因骨盆狭窄、畸形，难产或其他原因剖腹生产二次以上者；③已婚妇女年逾35岁，有亲生子女6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一人年逾10岁，如再生育将严重影响其健康以至危害其生命者。施行人工流产手术的条件为：①孕妇患肺结核、心脏病、肾脏病、恶性贫血或其他重病，继续妊娠将危害母体生命或对母体健康有重大损害者：②发生流产现象，实施安胎无效者；③因骨盆狭窄、畸形或其他原因剖腹生产二次以上者。施行绝育及人工流产手术的批准手续有一些具体规定，在实行绝育手术及人工流产手术之前，必须夫妻双方同意，并经组织批准，违反者以非法堕胎论罪。此外．草案还规定：药房出售节育药具，须向当地卫生主管机关呈报批准等。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14日，卫生部批复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并抄送全国卫生机关及中国医药公司，重申对节育用具的制造销售应予登记，严加管理。

2、计划生育呼之欲出（1）人口激增的社会现实

为进一步摸清人口底数，掌握我国的基本国情，以适应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从1953年5月开始，我国进行了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的标准时间为1953年6月30日24时。普查的项目有：总人口(其中分男、女、育龄妇女)，总户口数，各年龄组人口(其中分0—6岁、7-14岁、劳动年龄人口、男60女55岁以上人口)，市、镇县人口。这次普查，全国共动员了250万统计员、记录员、调查员和监察员等，以个人常住所为计算基础，获得了1953年人口总数、性别、年龄、民族构成和城乡人口分布情况等项目的情况，准确度是较高的。1954年11月1日，普查结果公布：全国人口总数(包括台湾、港澳、国外华侨和留学生在内)为601938035人，其中大陆人口达58060万人，占世界人1：3的1／4：少数民族人人口数为3532万；城市人口占13．26％，农村人口占86．74％。1949—1953后的短短4年中，全国净增人口4600多万．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3‰。经过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使人们看到了中国6亿人口的现实，摸清了全国人口的底码，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明朗化。在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的同时，我国内务部还进行了人口动态统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已出现高出生率和较低死亡率及高自然增长率的发展趋势。人口基数之大，增长速度之快，使人口问题不容忽视。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人们日常生活中已感到城市住房有些紧张，青少年升学受到校舍的限制，育龄人群的避孕要求也变得强烈起来。正如周恩来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中所言：中国老百姓“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一个大负担”。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动态统计分析的结果，使人们看到了我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的社会事实，为计划生育的提出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始意识到控制人口盲目增长的必要性，并从政策上、技术上为开展节制生育作了很多准备工作。

（2）群众普遍的节育要求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我国广大妇女翻身得到了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她们得到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和男女平等的权利。人身解放与政治自由的获得，使广大妇女释放出巨大的热情。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妇女就业人数的迅速增加，生育子女过多过密，必然影响她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和对子女的教养。许多已婚妇女既要参加工作、学习，又要兼顾家务劳动、照料孩子。早婚多育与工作、学习、生活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为摆脱家庭羁绊和多子女的拖累，她们迫切希望晚结婚、少生育。少数农村妇女也迫切希望少生育，更好地参加生产劳动，但她们多数不知如何避孕，又羞于启口询问，更没有避孕节育的措施，私下堕胎的现象也经常发生。

在此期间。我国政府对群众的节育要求有所觉察。1954年5月27日，邓颖超(时任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写信给邓小平(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提到“关于已婚女同志生孩子太多的困难以及避孕的问题。……确是带普遍性的。”“有不少已婚男女干部为了避孕，由于得不到指导及适宜的药物工具等而被迫自行盲目解决，采用了一些有损身体健康或引起疾病以致造成不良后果，倘主管及有关方面不及时注意，采取主动的方针和适宜可行的步骤，任其自流，则会使许多干部因缺乏避孕的医药卫生常识而造成不良的后果，将影响干部的身体健康，也影响家庭幸福及女干部的工作与学习。”邓颖超的信真实地反映了广大育龄妇女要求少育、节育的强烈愿望和急切心情，也反映了中央领导对避孕节育问题的重视和关切。收到邓颖超来信的第二天，邓小平即在信上作了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有必要的和有益的，……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刘少奇也意识到农民的节育要求，“现在乡下人也在叫苦，他们不知道如何节育，也不知道可不可以不生孩子，溺婴的很多，特别在贫困农民中更多。可见农民中也不是没有人要求节育。做妇女工作的同志就应该采取适当办法，告诉他们如何节育。”在现实与要求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始考虑计划生育的政策制定和技术服务，计划生育事业呼之欲出。

2、政策与宣传：计划生育起步的双翼（1954—1957）（1）宣传活动的展开

这一时期由严禁节育到逐步主张节制生育阶段。此时的避孕宣传工作由过去的口头的、不公开的宣传变为登报的、公开的宣传活动，如1956年6月15日，《健康报》发表题为《进行避孕知识的宣传和指导》的社论，6月20日，《光明日报》载李德全(时任卫生部长)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人民保健事业新任务》，6月26日，《光明日报》以《要做好节育问题的宣传和指导》为题载邵力子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8月6日，卫生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形势发展需要，发出《关于避孕工作的指示》。同年，全国各地报刊如《浙江日报》、《新湖南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都宣传报道了大量有关节育、避孕的新闻，浙江、上海《新知识》、人民卫生等出版社还出版许多相关书籍。

在人口政策较为宽松的环境里，人口研究之风也日渐兴盛。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倡导下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医学家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参加座谈讨论，阐述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提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推行避孕节育的途径和建议。如罗青（北京劳动干部学校校长）的就出生率的降低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节制生育和提倡晚婚，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在众多研究论文中最其代表性、影响最为深远的要当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马寅初利用他担任人大代表、人大常委

职务之便，每到一地都深入工厂、农村，间工人农民干部座谈人口问题。7月5日，《人民日报》刊载马寅初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题为《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根据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客观地估量了中国人口发展的态势，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与资金积累、轻工业原料生产、粮食生产以及科学研究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对人口盲目增长作了探讨，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入口质量的主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人口观点，受到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

（2）计划生育的初步开展

1957年3月28日，商业部、卫生部和供销合作总社发出联合通知，决定扩大供应避孕药具并全面降价，实行全国统一价格。5月15日，卫生部发出修改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的通知，简化了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手续。10月10—31日，卫生部、化工部、商业部联合举办避孕工作展览会，并介绍了正在研究、试制中的避孕方法及药具。3月31日，中华医学总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马寅初应邀与会并发言，他说：“我们的经济是计划经济，生育也必须耍有计划。”“控制人口必须要由政府来做，这件事只有我们这个政府做得到”。避孕药具的供应和质量检查的加强，避孕指导门诊点和避孕药具销售点的扩大，人工流产和“结扎”手术手续的简化，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和分会的建立及节育技术人员的培训，都大大方便了有计划生育要求的人民群众。

针对中国人口快速增长势头和群众较为普遍的节育要求，中国政府适时地提出实行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并在宣传教育、技术指导和药具生产供应等方面都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使得我国人口从1952年开始的第一次生育高峰增速趋缓。但由于各项工作的开展还仅限于在个别大、中城镇以及个别省、县展开，而且很快即告中断，对于全局的控制人口增长没有多大变化。计划生育要走上正轨，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3、争论与批判：计划生育发展的歧路（1958—1961）

计划生育指导思想的反复。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整个文化教育界迅速受到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冲击，计划生育指导思想出现反复，刚刚起步的计划生育工作遭受挫折。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人口问题上的矛盾心理，误导了对计划生育问题的争论，挑起了对人口研究的错误批判，计划生育认识的误区导致了计划生育航向的迷失与发展的歧路。计划生育成为政治运动的殉葬品。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你现在要人家节育，但我们一是工具不够，二是宣传不够。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又不能控制自己……我看要搞到七亿人口，就会紧张起来……但是我并不是说不要做宣传，不要制造工具。要做宣传，要尽可能做宣传。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节育的。一方面讲节育，一方面要节省，要成为风气。”5月5日，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的工作报告中说：“一些学者认定农业生产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左”倾错误的影响，造成对工农业生产盲目乐观、不切实际的估计，片面强调人多是好事的一面，忽视人多有困难的一面，形成对计划生育必要性的挑战。

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升高，自然增长率降低，人口增长陷于停滞。大陆总人口由1958年年底的65994万人反而减至1961年年底的65859万人，1960年更是出现1949年以后的首次人口负增长。1949年以来第一次人口发展低谷，迷惑了一部分人的眼睛，他们认为无需提倡计划生育，也很少有人再愿过问。计划生育工作被搁置下来，广大群众的生育又回复到自发状态。

4、计划生育的再起与停顿（1962—1970）（1）计划生育的再度兴起（1962—1965）

从1962年起，我国结婚生育人数大幅度上升，初婚妇女数由1959年339.2万猛增至

1962年的577.4万和1963年的507.9万，增福分别达70.2％和49.7％。与此同时，大量已婚育龄妇女开始进行补偿性生育。受此影响，我国人口发展迅速走出低谷，并开始猛增，人口出生洪峰接踵而来。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文件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1963年2月1日，周恩来在华东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上说：在这里我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晚婚和节育。1962年2月7日。周恩来在《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一文中指出：“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仅要减现在的城镇人口，减现在的职工，还要控制人口的增长。在人口多的城市，在人口密的地区，应该提倡节制生育、计划生育。”1963年9月18日，徐运北（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二次城市工{乍会议上发言，就开展计划生育的步骤和要求提出了明确的方案。1965年2月21日至3月16日，周恩来在对卫生工作指示中强调：“计划生育工作应先搞城市，农村要有重点地结合社教工作来搞，避免强迫命令，要求太急。技术指导，培训干部，卫生部要抓，也要定几条。计划生育是一件大事，要有规划。”

1963年，全国部分省、市已经设立了计划生育机构，配置了少量专职工作人员，有些较大的县也设立了专门机构。1964年1月15日，国务院召集有关部委、群众团体、解放军总政治部开会，研究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会后成立，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2）计划生育陷于停顿（1966—1970）

在此期间，计划生育在口头上是“要注意计划生育”，但在实际上却是陷于停顿状态。1966—1970年间，尽管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没有放弃人口控制的方针。计划生育的政策也没肖大的改变，但社会环境处于无政府状态，地方计划生育机构或被“革命委员会”取消，或名存实亡，计划生育领导干部靠边站，工作人员包括小分队无法开展工作，计划生育工作实际上陷于停顿状态。1968年8月，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卫生部，由栗秀真任办公室主任，有关计划生育工作由卫生部军管会业务组统一领导，但实际上只是一种摆设，投有发挥作用。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周恩来提倡计划生育的建议，大多难以付诸实践，全国人口又处于盲目发展的状态。计划生育工作的受阻，使1962年开始的全国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居高不下，并呈现出峰值高、峰期长、惯性大的特点。

5、计划生育的勃兴与普及（1971—1978）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我国人口在无政府状态下急剧膨胀，人口与经济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口与经济的相背运动，使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不得不用于新增人口德生活需要，资金积累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限制，市场供应、往房、交通、教育、医疗以及劳动就业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更加严重。全园人均耕地面积由1965年的2.14亩减至1970年的1.84亩。1970年，人均粮食产量只有293公斤，比1957年还少13公厅。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越来越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倡导下，顶住“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克服重重困难，重申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并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表明了国家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决心。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进一步从战略高度明确了实行计划生育的思想，统一了全党全民的认识。在1971-1978年间．国家加强了对计划生育药具的生产和管理，全国各地组织机构相继恢复，计划生育政策初步形成，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认识到人口控制势在必行，广大城市和农村普遍大力开展了计划生育，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渐入正轨。

1978年2越24日，国务院批转《关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的报告》，提出力争在三年内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以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关于国务院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

告》（中发第69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晚、稀、少”的内涵，即“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这样，我国以“晚、稀、少”（后来发展为“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具体表述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基本形成。

6、计划生育的限制人口增殖政策在生育数量上的进一步收紧（1980—1984）邓小平指出，“人口多、耕地少和底子薄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看到的两个重要特点。”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人口众多，使我国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争取到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10‰以下，降不到这个水平不行，国家负担不起。”“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口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又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基于上述考虑，邓小平反复提到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国务院在1980年9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指出:“国务院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必须在人口问题上采取一个坚决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十二亿”。同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执行新的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具体规定：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一些。计划生育工作要继续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既要控制人口数量，又要提高人口素质。

同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纪要》时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至此，我国限制人口增殖的生育政策在内容上有所扩展和充实，在生育数量上又进一步收紧。晚婚、晚育没有变化，少生从允许生二孩调整为基本只准生一孩，稀是就生育间隔而言的，只生一孩，就不存在间隔了，稀被取消了，增加了一个优生，即提高人口素质的内容，而且第一次把计划生育提高到基本国策高度来认识。

7、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和稳定（1985—1991）

在这一阶段，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得到了逐步的完善。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的。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写入我国的宪法。”在坚定不移地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大前提下，从中央7号文件出发，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分类指导，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生育政策，使我国生育政策逐步建立在坚实可行的基础上，保证了生育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985年10月和11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先后在山东省荣成县和陕西省勉县召开南片和北片试点县经验交流会。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了我国主要生育政策为：各地区、各部门要继续把计划生育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大力抓紧抓好。计划生育部门要根据各地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指导；继续提倡晚婚晚育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农村中有实际困难的夫妇，可以按计划生育两个孩子；少数民族夫妇，一般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个别可以生三个孩子。5月9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六五”期间计划生育工作情况和“七五”期间工作意见的报告》。在批语中说，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关键，是从实际出发，制定出经过教育、绝大多数群众能够接受的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12月1日至5日，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强调，计划生育一定要继续抓紧，不要动摇。

1988年3月31日，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第18次会议强调，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既坚定而又可行的基础上是中央的决定。“农村应该有个长期、稳定、得到多数农民支持的计划生育政策，除了过去规定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生两个孩子以外，要求生第二胎的独女户，间隔几年以后可允许生二胎。”1989年2月27日，李鹏在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会议上坐重要讲话，“我们现在的人口政策总的要求是，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基本的政策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58次会议认为，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必须稳定；政策的波动会引起多生、抢生，因此既不能再放宽，也不能再收紧。1991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要求坚决贯彻落实现行政策，依法管理计划生育。总之，“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经验，其中首要一条是必须制定一个既坚定又可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政策必须稳定，并且要把计划生育工作逐步纳入法制轨道。”

在这一时期，组织机构日益健全，事业机构如计划生育服务站的广泛建立，计划生育相关科技攻关硕果累累等。

8、计划生育的新形势与新探索（1992—2013）

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逐步建立起来。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不会因为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而改变。”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主要体现在一些重要会议、重要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早在1992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72次会议认为，“目前计划生育工作绝不能有丝毫松懈，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坚持不变，已经统一的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指标也不能随意改变。”1993年3月21日，李鹏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三次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上说：“在计划生育中有诸多经验，其中有一条是：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政策上不能摇摆。”

调整后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 ,具有三点新意。其一为控制生育二胎的条件有所放宽,原先定的十几种情况加上独女户,农村政策生育率约为1.76 孩，大大缓解了生育政策与生育需要之间的矛盾；其二为严格禁止计划外生育，特别是计划外三胎生育；其三为对少数民族计划生育的要求进一步明确起来，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少数民族，原则上与汉族同样要求，1000 万以下的，根据人口密度等情况，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但不准生育四胎。调整后的现行生育政策，受到绝大部分城乡群众和育龄夫妇的欢迎和支持，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因而需要稳定，以充分发挥生育政策对人们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导向作用。

随着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近年来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一是人口性别结构问题。资料统计我国近几年新生人口男女比例117:100，国际公认比例107:100。男性比例过高造成：婚姻压力大、加剧性犯罪、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大。

二是人口老龄化。我国进入“未富先老”困境。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快，老年人绝对数量大、区域差异明显，人口老化与综合国力不相适应，即进入“未富先老”的困境。

三是劳动力就业问题。劳动年龄人口供应跟不上经济发展需求，靠人力实现增长的中国经济面临持续衰退。预测表明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将从2013-2015年减少。未来10年内，20-40岁年龄段减少1亿以上。

四是是对家庭规模结构的影响。421家庭结构导致独生子女老年父母“老难所养”和“老无所依”。

五是独生子女的性格健康问题。社会学家研究发现，大多数独生子女在人格特征方面缺乏合作、共享和宽容精神。与老一代相比，抗挫折能力和心理素质差，不及父辈勤俭节约，由此可能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所以基于上述原因，在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1].杨魁孚、梁济民、张凡：《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页。

[2].彭珮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59页。

政策制定依据 篇2

学生的时间可以从多种维度来划分。按照学生所处的空间, 可分为在校时间和非在校时间;课内时间和课外时间。按照学生在时间中的生存内容, 可分为学习时间和休息时间。按照时间可否由学生自由支配, 可分为自由的时间和非自由的时间。按照学习内容, 学生的学习时间又可以作多样化的分割。

时间本是绵延的存在, 对时间进行分割, 是为了提高活动效益, 形成集体秩序, 但时间如何分割, 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课题。以下试从伦理性和科学性的角度分析学校在对学生时间分割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教学政策改革建议。

一、从伦理性看学生的时间分割

从伦理角度来看, 有两类时间分割尤其值得关注。一类是按照学生个体与在校时间的关系, 将时间分为“为我的时间”和“为他的时间”。所谓“为我的时间”, 是指对我有意义, 我也投入其中的那部分时间。“为他的时间”, 是指虽然我也在场, 但从发展的意义上看与我无关, 比如, 所授内容我不感兴趣, 或我听不懂, 但又不得不在场。这时, 虽然我和他人共同在某一时间中渡过, 但时间在意义上不属于我, 甚至是异己的。

“为他的时间”, 这里的“他”可以是教师或者是学校。如果教育并不是从学生出发, 而是出于功利需要, 出于比教师和学校的升学率、平均成绩, 而规定学习内容, 分割学生的时间, 甚至出现各科教师为了提高自己学科的成绩而抢占学生的自习、课间休息以及所谓副课的学习时间的现象。这时, 学生在校的时间, 在不同程度上就表现出“为他性”。

“为他的时间”, 这里的“他”, 也可指学生。例如, 在固定班级授课的背景下, 全班同学被纳入统一的时间管理。他们在同一时间里, 身处同一空间, 面对相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 而学生又各具特点, 有不同的兴趣爱好和智力特长, 这种现象造成很多学生在课堂中是陪衬或陪读的角色。在我国现行的教学制度下, 不要说一个班的同学面对相同的课程, 一个年级的学生也是如此。这种制度无视学生之间的差异, 无视初中正是培植和发展学生兴趣爱好, 形成个性的关键时期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时间不仅具有量的属性, 还有质的属性。在“为他的时间”里, 我的时间就是被浪费, 而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 就是缩小生命的空间。更可怕的是, 这种浪费不是一时的, 在现行学校制度作用下, 学生一旦处于不利的局面, 会持续一个学段, 如整个初中或高中阶段。当然, 这里也有交叉现象, 在很多时候, “为我的时间”, 不排斥也是“为他的时间”。

另一类时间的分割, 是把时间分为自由时间和非自由时间。自由时间是学生能自己支配的时间。拥有自由支配的时间, 有助于学生开发潜能和发展个性。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 “只有当孩子每天按照自己的愿望随意使用5~7个小时的空余时间, 才有可能培育出聪明的、全面发展的人来。离开这一点去谈论全面发展, 谈论培养素质爱好、天赋才能, 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1]。然而, 现实中我们学生的自由时间又有几何?一位中学家长写给《中国教育报》的一封信中说, “学生每天睡眠时间不足6个小时, 量多而繁杂的家庭作业需4至6小时才能完成, 加上白天在学校上课长达12个小时, 早7点上课晚7点放学, 远远超过孩子的自身承受能力。成人每天才工作8个小时, 他们竟达18个小时……”[2]

自由时间不仅是发展的需要, 是否拥有自由时间也是人生命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学生是否拥有自由时间, 也反映着他们的生存和生命状况。当然, 自己支配的时间, 未必完全是“为我的时间”。要使学生自己支配的时间有意义, 需要学校加以引导并提供必要的发展环境。

二、从科学性看学生的时间分割

从科学性看学生的时间分割, 主要依据是:课程门类、内容及进程安排应该适合学生自由发展, 符合学生身心特点及学科本身规律。

首先, 从课程门类看, 我国中小学选修课程较少, 必修课程较多。如日本和加拿大在初一年级就开设选修课, 法国在初二年级开设选修课。美国、澳大利亚初中也设有选修课, 而我国初中鲜有选修课。国外, 即便是必修课, 也往往具有选择性, 如美国中学的必修课程可分为几个不同水平层次, 学生可自主选择某个水平学习, 获得相应不同的学分[3]。

必修课过多, 学生在课程中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少, 不利于学生个性发展。

其次, 就必修课而言, 其课程比例也有不合理之嫌, 主要表现在知识类取向和以纸笔测验为形式的考试类课程较多。就初中数学学科而言, 德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日本的周平均课时分别为4.3/4.05/3.5/3.5/3, 而我国一般为5节。显然, 我国初中数学的周平均课时数高于上述国家的标准。在初中外语学科方面, 加拿大、德国、日本、法国、英国的周平均课时分别为4.3/3.75/3/3/3, 而我国课时计划为4节, 而实际上, 一般都上5节, 也高于上述国家的标准[3]。

初中生正是生理成长的旺盛期, 也是艺术素养、情感及生活技能培养的关键期。知识取向的课程偏多, 体育、艺术及实践动手课程较少, 不利于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以体育为例, 为防止学生体质不断下滑, 教育部门虽然提出了“每天锻炼一小时”的要求, 但由于实际体育课只有3节, 课外活动由于非必修课程, 加之缺乏师资和场地, “每天锻炼一小时”很难落实到位。在初中时期, 学生缺少体育锻炼不仅不利于体质健康, 也无助于勇敢、坚韧、进取等意志和精神品质的养成, 无助于我们培养能担当起保卫和建设国家的未来公民。

与体艺课程比例较少相对应, 一些中考科目的课时则较多, 这不仅表现在国家规定的课时计划上, 在课程具体实施中, 学校一般都要加课时。如九年级物理, 课时计划是每周3节, 而实际上是每周上4节, 有的学校一周上5节;英语, 规定是每周4节, 而实际上, 学校普遍每周上5节课。造成这种现象, 一是与课程内容过多有关。在调研中, 有老师反映, 这些考试学科, 从教育行政部门的课程安排上没有预留考前复习时间, 要想组织迎考复习, 只能想方设法加课时提前结束新授课程。二是与教师拔高教学要求有关。有老师反映, 各校之所以拔高教学要求, 增加难度, 与中考考试难度过大有关。

再次, 除了要审视各学科课程所占总课程比例外, 还需要反思各门课程自身的时间分割是否合理。例如, 我们不管什么学科、什么内容, 每节课时间均为45分钟。如美术手工课, 也是45分钟, 这样短的时间很难完成教学任务。又如, 所有课程都是分散排列, 穿插进行, 这种排列使教学碎片化, 学生每天要带很多课本。国外, 如加拿大的初中学校是将几门副科分别集中起来上。一段时间主要上历史, 下一段时间主要上科学。这些课程集中上完之后, 就布置一个大的作业, 或者考试[4]。

以英语为例, 我国学生从小学一直到大学, 花那么多时间学习英语, 而效果却广受诟病。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英语课分散开设有关。如果营造一个英语学习环境, 集中开设, 即使学习时间总量大幅度减少, 其效果可能远远胜于分散开设。

另外, 具体到一些考试学科的学习, 我们发现, 学生被用于书面作业的时间过多, 而动手、探究、体验的时间过少。调研中一位老师说到, 省厅配送的《数学综合实践课程》内容很好, 对于培养学生的动手和应用能力, 理解数学的意义很有帮助, 但由于是非考试内容, 又无相应课时安排, 而无法使用。

时间分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以上只是分析学生时间分割的两个视角。有必要说明的是, 从伦理性和科学性的角度来看学生在校时间分割问题, 只是出于分析和研究的需要, 两者常有交叉和重叠, 有的问题既属伦理性问题, 也是科学性问题。比如说, 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太少, 这既不伦理, 也不科学。

三、基于时间分割的政策建议

1.以伦理和科学性为依据确立时间分割的价值取向

从伦理性看时间的分割, 提醒我们:时间的分割应该以人的存在和发展为价值取向;而不是以形成秩序, 便于管理, 或以少数人的需求为根本目的。以此为前提, 学校的时间制度不能以刚性去扼杀学生的天性, 以整齐划一规避学生差异的存在。

从科学性看时间的分割, 要求我们反思课程门类、结构及实施进程是否符合学生和社会发展要求, 是否符合学习规律及学科本身内在逻辑, 尤其要反思以“人人将来都会成为科学家”为潜在假设来构建课程和知识体系。

2.减少统一的学习时间, 增加学生的自由时间

调研发现:学生中午时间一般都被控制在教室里做作业, 下午本应安排3节课, 但学校一般是上4节课, 其中1节为辅导课, 而这第4节本可以安排学生自由活动或者离校。建议:减少知识类课程内容和课时, 减少作业量, 增加自主学习和活动时间。另外, 在增加自由时间绝对量的同时, 要确保自由时间的纯粹性。如自习时间就应该让学生自习, 休息时间就应该确保学生能够利用这段时间休息, 活动时间就必须让学生活动, 不允许被挤占, 被挪作它用。

3.建立柔性的教学制度, 增加“为我的时间”

正视学生之间个性特点和成长快慢的差异, 建立学生留级、跳级制度。如有特殊爱好和专长的学生可以将更多时间用于培育和发展这一爱好和专长, 初中可以多读一年。学习潜力较大, 而基础比较差的学生可以留级。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很多学生学习潜力很大, 但基础较差, 对于这些学生应允许留级。对于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学生, 可允许跳级或学习更多选修课, 以扬长补短。我们认为, 教改如果没有照顾到学生的个性需要, 那么就没有真正触及到改革的根本。

4.创造开放丰富的自由空间, 提升时间的价值

时间和空间紧密相关。一方面, 人在空间的价值体现在时间的有效利用;另一方面, 人在相应的空间里, 时间才有意义。建议:适当打破固定班级上课制度, 为学生自主学习, 为选修课、校本课程开设以及分层教育提供时空。积极开辟第二课堂, 积极创造条件, 让学生走出教室, 走进具有教育意义的公共设施, 走进大自然, 在开放的空间享受时间, 培养各方面能力, 释放创造活力。改善学校空间和活动设施, 拓展和提升学校设施的教育功能, 开设丰富多彩的兴趣或活动类课程, 为学生参与各种活动提供物质基础和课程保障。

5.改进课程设置, 提高学生时间分割的科学性

在当今高中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 应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新特点、学科以及时代发展的实际重建初中学科门类和内容结构, 调整课程设置。如减少知识取向课程, 降低此类课程难度, 增加艺体类、动手操作、生活技能及社会交往类课程。减少必修课, 开设选修课, 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多方面需求, 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又如开设艺体选修课, 满足具有艺体特长或具有相关兴趣爱好的学生需要。

6.依法治校, 增强时间制度的严肃性

正是意识到时间分割的意义, 教育行政部门已经把时间分割作为管理对象。例如, 为了减轻学业负担, 管理部门规定学生在校时间为:小学、初中、高中分别不得超过6小时、7小时和8小时;与此相关, 对睡眠时间也有了下限的规定。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教育行政部门要求学校必须开齐开足国家课程, 试图用规定学习各门课的时间来实现这一目标。而实际上这些制度很难执行到位, 其原因一方面是学校迫于升学竞争压力;另一方面也与行政部门对这些制度的督查时紧时松有关。

人是时间性存在, 时间就是生命本身。教育, 作为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根本任务的教育, 理应关注人与时间的关系, 关注怎样让人在时间中成为“积极的存在”!

参考文献

[1]苏霍姆林斯基著.帕夫雷什中学.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3.

[2]程天君.“接班人”的诞生——学校中的政治仪式考察.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调查表明:中国学生总课时最多选修课最少.现代教育报, 2007-11-2.

政策制定依据 篇3

学生的时间可以从多种维度来划分。按照学生所处的空间，可分为在校时间和非在校时间；课内时间和课外时间。按照学生在时间中的生存内容，可分为学习时间和休息时间。按照时间可否由学生自由支配，可分为自由的时间和非自由的时间。按照学习内容，学生的学习时间又可以作多样化的分割。

时间本是绵延的存在，对时间进行分割，是为了提高活动效益，形成集体秩序，但时间如何分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课题。以下试从伦理性和科学性的角度分析学校在对学生时间分割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教学政策改革建议。

一、从伦理性看学生的时间分割

从伦理角度来看，有两类时间分割尤其值得关注。一类是按照学生个体与在校时间的关系，将时间分为“为我的时间”和“为他的时间”。所谓“为我的时间”，是指对我有意义，我也投入其中的那部分时间。“为他的时间”，是指虽然我也在场，但从发展的意义上看与我无关，比如，所授内容我不感兴趣，或我听不懂，但又不得不在场。这时，虽然我和他人共同在某一时间中渡过，但时间在意义上不属于我，甚至是异己的。

“为他的时间”，这里的“他”可以是教师或者是学校。如果教育并不是从学生出发，而是出于功利需要，出于比教师和学校的升学率、平均成绩，而规定学习内容，分割学生的时间，甚至出现各科教师为了提高自己学科的成绩而抢占学生的自习、课间休息以及所谓副课的学习时间的现象。这时，学生在校的时间，在不同程度上就表现出“为他性”。

“为他的时间”，这里的“他”，也可指学生。例如，在固定班级授课的背景下，全班同学被纳入统一的时间管理。他们在同一时间里，身处同一空间，面对相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而学生又各具特点，有不同的兴趣爱好和智力特长，这种现象造成很多学生在课堂中是陪衬或陪读的角色。在我国现行的教学制度下，不要说一个班的同学面对相同的课程，一个年级的学生也是如此。这种制度无视学生之间的差异，无视初中正是培植和发展学生兴趣爱好，形成个性的关键时期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时间不仅具有量的属性，还有质的属性。在“为他的时间”里，我的时间就是被浪费，而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就是缩小生命的空间。更可怕的是，这种浪费不是一时的，在现行学校制度作用下，学生一旦处于不利的局面，会持续一个学段，如整个初中或高中阶段。当然，这里也有交叉现象，在很多时候，“为我的时间”，不排斥也是“为他的时间”。

另一类时间的分割，是把时间分为自由时间和非自由时间。自由时间是学生能自己支配的时间。拥有自由支配的时间，有助于学生开发潜能和发展个性。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只有当孩子每天按照自己的愿望随意使用5～7个小时的空余时间，才有可能培育出聪明的、全面发展的人来。离开这一点去谈论全面发展，谈论培养素质爱好、天赋才能，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1]。然而，现实中我们学生的自由时间又有几何？一位中学家长写给《中国教育报》的一封信中说，“学生每天睡眠时间不足6个小时，量多而繁杂的家庭作业需4至6小时才能完成，加上白天在学校上课长达12个小时，早7点上课晚7点放学，远远超过孩子的自身承受能力。成人每天才工作8个小时，他们竟达18个小时……”[2]

自由时间不仅是发展的需要，是否拥有自由时间也是人生命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学生是否拥有自由时间，也反映着他们的生存和生命状况。当然，自己支配的时间，未必完全是“为我的时间”。要使学生自己支配的时间有意义，需要学校加以引导并提供必要的发展环境。

二、从科学性看学生的时间分割

从科学性看学生的时间分割，主要依据是：课程门类、内容及进程安排应该适合学生自由发展，符合学生身心特点及学科本身规律。

首先，从课程门类看，我国中小学选修课程较少，必修课程较多。如日本和加拿大在初一年级就开设选修课，法国在初二年级开设选修课。美国、澳大利亚初中也设有选修课，而我国初中鲜有选修课。国外，即便是必修课，也往往具有选择性，如美国中学的必修课程可分为几个不同水平层次，学生可自主选择某个水平学习，获得相应不同的学分[3]。

必修课过多，学生在课程中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少，不利于学生个性发展。

其次，就必修课而言，其课程比例也有不合理之嫌，主要表现在知识类取向和以纸笔测验为形式的考试类课程较多。就初中数学学科而言，德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日本的周平均课时分别为4.3/4.05/3.5/3.5/3，而我国一般为5节。显然，我国初中数学的周平均课时数高于上述国家的标准。在初中外语学科方面，加拿大、德国、日本、法国、英国的周平均课时分别为4.3/3.75/3/3/3，而我国课时计划为4节，而实际上，一般都上5节，也高于上述国家的标准[3]。

初中生正是生理成长的旺盛期，也是艺术素养、情感及生活技能培养的关键期。知识取向的课程偏多，体育、艺术及实践动手课程较少，不利于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以体育为例，为防止学生体质不断下滑，教育部门虽然提出了“每天锻炼一小时”的要求，但由于实际体育课只有3节，课外活动由于非必修课程，加之缺乏师资和场地，“每天锻炼一小时”很难落实到位。在初中时期，学生缺少体育锻炼不仅不利于体质健康，也无助于勇敢、坚韧、进取等意志和精神品质的养成，无助于我们培养能担当起保卫和建设国家的未来公民。

与体艺课程比例较少相对应，一些中考科目的课时则较多，这不仅表现在国家规定的课时计划上，在课程具体实施中，学校一般都要加课时。如九年级物理，课时计划是每周3节，而实际上是每周上4节，有的学校一周上5节；英语，规定是每周4节，而实际上，学校普遍每周上5节课。造成这种现象，一是与课程内容过多有关。在调研中，有老师反映，这些考试学科，从教育行政部门的课程安排上没有预留考前复习时间，要想组织迎考复习，只能想方设法加课时提前结束新授课程。二是与教师拔高教学要求有关。有老师反映，各校之所以拔高教学要求，增加难度，与中考考试难度过大有关。

再次，除了要审视各学科课程所占总课程比例外，还需要反思各门课程自身的时间分割是否合理。例如，我们不管什么学科、什么内容，每节课时间均为45分钟。如美术手工课，也是45分钟，这样短的时间很难完成教学任务。又如，所有课程都是分散排列，穿插进行，这种排列使教学碎片化，学生每天要带很多课本。国外，如加拿大的初中学校是将几门副科分别集中起来上。一段时间主要上历史，下一段时间主要上科学。这些课程集中上完之后，就布置一个大的作业，或者考试[4]。

以英语为例，我国学生从小学一直到大学，花那么多时间学习英语，而效果却广受诟病。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英语课分散开设有关。如果营造一个英语学习环境，集中开设，即使学习时间总量大幅度减少，其效果可能远远胜于分散开设。

另外，具体到一些考试学科的学习，我们发现，学生被用于书面作业的时间过多，而动手、探究、体验的时间过少。调研中一位老师说到，省厅配送的《数学综合实践课程》内容很好，对于培养学生的动手和应用能力，理解数学的意义很有帮助，但由于是非考试内容，又无相应课时安排，而无法使用。

时间分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以上只是分析学生时间分割的两个视角。有必要说明的是，从伦理性和科学性的角度来看学生在校时间分割问题，只是出于分析和研究的需要，两者常有交叉和重叠，有的问题既属伦理性问题，也是科学性问题。比如说，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太少，这既不伦理，也不科学。

三、基于时间分割的政策建议

1.以伦理和科学性为依据确立时间分割的价值取向

从伦理性看时间的分割，提醒我们：时间的分割应该以人的存在和发展为价值取向；而不是以形成秩序，便于管理，或以少数人的需求为根本目的。以此为前提，学校的时间制度不能以刚性去扼杀学生的天性，以整齐划一规避学生差异的存在。

从科学性看时间的分割，要求我们反思课程门类、结构及实施进程是否符合学生和社会发展要求，是否符合学习规律及学科本身内在逻辑，尤其要反思以“人人将来都会成为科学家”为潜在假设来构建课程和知识体系。

2.减少统一的学习时间，增加学生的自由时间

调研发现：学生中午时间一般都被控制在教室里做作业，下午本应安排3节课，但学校一般是上4节课，其中1节为辅导课，而这第4节本可以安排学生自由活动或者离校。建议：减少知识类课程内容和课时，减少作业量，增加自主学习和活动时间。另外，在增加自由时间绝对量的同时，要确保自由时间的纯粹性。如自习时间就应该让学生自习，休息时间就应该确保学生能够利用这段时间休息，活动时间就必须让学生活动，不允许被挤占，被挪作它用。

3.建立柔性的教学制度，增加“为我的时间”

正视学生之间个性特点和成长快慢的差异，建立学生留级、跳级制度。如有特殊爱好和专长的学生可以将更多时间用于培育和发展这一爱好和专长，初中可以多读一年。学习潜力较大，而基础比较差的学生可以留级。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很多学生学习潜力很大，但基础较差，对于这些学生应允许留级。对于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学生，可允许跳级或学习更多选修课，以扬长补短。我们认为，教改如果没有照顾到学生的个性需要，那么就没有真正触及到改革的根本。

4.创造开放丰富的自由空间，提升时间的价值

时间和空间紧密相关。一方面，人在空间的价值体现在时间的有效利用；另一方面，人在相应的空间里，时间才有意义。建议：适当打破固定班级上课制度，为学生自主学习，为选修课、校本课程开设以及分层教育提供时空。积极开辟第二课堂，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走出教室，走进具有教育意义的公共设施，走进大自然，在开放的空间享受时间，培养各方面能力，释放创造活力。改善学校空间和活动设施，拓展和提升学校设施的教育功能，开设丰富多彩的兴趣或活动类课程，为学生参与各种活动提供物质基础和课程保障。

5.改进课程设置，提高学生时间分割的科学性

在当今高中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应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新特点、学科以及时代发展的实际重建初中学科门类和内容结构，调整课程设置。如减少知识取向课程，降低此类课程难度，增加艺体类、动手操作、生活技能及社会交往类课程。减少必修课，开设选修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多方面需求，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又如开设艺体选修课，满足具有艺体特长或具有相关兴趣爱好的学生需要。

6.依法治校，增强时间制度的严肃性

正是意识到时间分割的意义，教育行政部门已经把时间分割作为管理对象。例如，为了减轻学业负担，管理部门规定学生在校时间为：小学、初中、高中分别不得超过6小时、7小时和8小时；与此相关，对睡眠时间也有了下限的规定。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育行政部门要求学校必须开齐开足国家课程，试图用规定学习各门课的时间来实现这一目标。而实际上这些制度很难执行到位，其原因一方面是学校迫于升学竞争压力；另一方面也与行政部门对这些制度的督查时紧时松有关。

人是时间性存在，时间就是生命本身。教育，作为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根本任务的教育，理应关注人与时间的关系，关注怎样让人在时间中成为“积极的存在”！

参考文献

[1] 苏霍姆林斯基著.帕夫雷什中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2] 程天君.“接班人”的诞生——学校中的政治仪式考察.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调查表明：中国学生总课时最多选修课最少.现代教育报，2007-11-2.

[4] 王敏勤，赵丽霞，翟艳.课改后我国与部分发达国家中小学课程设置的比较分析.上海教育科研，2007（12）.

政策制定依据 篇4

确定员工薪酬原则时要做到保持一个合理的度，既不能多支付，造成成本增加，也不能少支付，难以保持企业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保持对外竞争力。要做到这点，企业必须进行薪酬调查。了解市场薪酬水平25%点处、50%点处和75%点处，薪酬水平高的企业应注意75%点处甚至是90%点处的薪酬水平，薪酬水平低的企业应注意25%点处的薪酬水平，一般的企业应注意中点（50%点处）的薪酬水平。

2．岗位分析与评价。

工作岗位分析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基础和必要前提，它是对企业各个岗位的设置目的、性质、任务、职责、权力、隶属关系，工作条件、劳动环境，以及承担该岗位所需的资格条件等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并制定出岗位规范和工作说明书的过程。工作岗位评价是在岗位分析的基础上，对企业所设的岗位的难易程度、责任大小等相对价值的大小进行评价。

3．明确掌握企业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关系。

了解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稀缺性，如果供大于求，薪酬水平可以低一些；如果供小于求，薪酬水平可以高一些。

4．明确掌握竞争对手的人工成本状况。

为了保持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应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通过了解竞争对手的人工成本状况，决定本企业的薪酬水平。

5．明确企业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的目标和要求。

企业薪酬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企业战略，为了使薪酬管理成为实现企业战略成功的关键因素，薪酬管理原则的制定应以企业战略为转移。应该掌握企业战略规划的以下内容：

（1）企业的战略目标，即企业在行业中的定位目标、财务目标、产品的市场定位等；

（2）企业实现战略目标应具备的，以及已具备的关键成功因素；

（3）具体实现战略的计划和措施；

（4）对企业实现战略有重要驱动力的资源（人、财、物）；明确实现企业战略时需要的核心竞争能力；

（5）根据企业战略，确定激励员工具备企业需要的核心竞争能力的方法论；确定员工实现战略、激励员工产生最大绩效的方法论。

6．明确企业的使命、价值观和经营理念。

企业价值观和经营理念统领企业的全局，指导着企业经营管理的诸多方面，对企业薪酬管理及其策略的确定具有重大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企业对薪酬作用、意义的认知，它要通过薪酬形式向广大员工传递何种信息和指引，同时薪酬也反映企业对员工特征、本性和价值的认知程度。

例如，企业的价值观是提倡团队合作，如果薪酬管理的原则是拉大同等级薪酬差距，就是与企业价值观背道相驰的薪酬管理原则；再如企业的价值观是迅速扩张，人才引进，相应的薪酬管理原则应是工资水平位于市场中上等水平；再比如企业价值观是重视质量和客户的满意程度，那么将奖金与销售业绩紧密挂钩的薪酬管理原则就是不正确的。

7．掌握企业的财力状况。

根据企业战略目标、企业价值观等方面的总方针和总要求，从企业的财务实力的状况出发，切实合理地确定企业员工的薪酬水平。

采用什么样薪酬水平，不仅要根据薪酬市场调查的结果，明确把握不同地区、同行业同类或者不用行业同类岗位薪酬的市场总水平，还要充分分析各类岗位的实际价值，最终决定企业某类岗位薪酬水平的定位，是定位在90%点处、75%点处，还是50%点处、25%点处。

8．掌握企业生产经营特点和员工特点。

企业生产经营特点和员工特点也会影响企业薪酬管理。如果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如物业公司等，大多数员工是生产工人，每个工人的工作业绩不受其他人的影响，可以采用量化的指标来考核，工作业绩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主动性，那么企业薪酬管理的原则将是主要以员工的生产业绩（生产量、生产值或生产质量）决定其薪酬。如果企业是知识密集性企业，如咨询公司，员工大多是高素质的人才，对于企业来说，员工所承担的岗位的重要程度并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员工能力的大小，如果员工能力强，在业内非常知名，则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这些企业在薪酬管理时可以以提高员工能力、吸引高能力的人才为目的，制定基于员工能力的薪酬制度。

政策制定依据 篇5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 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对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或者义务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应当予以保密；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客户身份识别制度。”第二款规定：“金融机构在与客户建立业务关系或者为客户提供规定金额以上的现金汇款、现钞兑换、票据兑付等一次性金融服务时，应当要求客户出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进行核对并登记。”第三款规定：“客户由他人代理办理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同时对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进行核对并登记。”第五款规定：“金融机构不得为身份不明的客户提供服务或者与其进行交易，不得为客户开立匿名账户或者假名账户。”第六款规定：“金融机构对先前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或者完整性有疑问的，应当重新识别客户身份。” 第十八条规定：“金融机构进行客户身份识别、认为必要时，可以向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实客户的有关身份信息。”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第五十七条规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付款时，应当审查汇票背书的连续，并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 第八十二条规定：“开立支票存款账户，申请人必须使用其本名，并提交证明其身份的合法证件。”

三、《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 第七条规定：“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其出示本人身份证件，进行核对，并登记其身份证件上的姓名和号码。代理他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其出示被代理人和代理人的身份证件，进行核对，并登记被代理人和代理人的身份证件上的姓名和号码。不出示本人身份证件或者不使用本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的，金融机构不得为其开立个人存款账户。”

四、《票据法实施细则》 第十六条规定：“票据法所称‘本名’，是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的身份证件上的姓名。”

五、《支付结算办法》 第十五条规定：“办理支付结算需要交验的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是指居民身份证、军官证、警官证、文职干部证、士兵证、户口簿、护照、港澳台同胞回乡证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的身份证件。”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未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个人持票人，可以向选择的任何一家银行机构提示付款。提示付款时，应在汇票背面‘持票人向银行提示付款签章’处签章，并填明本人身份证件名称、号码及发证机关，由其本人向银行提交身份证件及其复印件。银行审核无误后，将其身份证件复印件留存备查，„„”第二款规定：“转账支付的，应由原持票人向银行填制支款凭证，并由本人交验其身份证件办理支付款项。„„”第四款规定：“持票人对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需要委托他人向银行提示付款的，应在银行汇票背面背书栏签章，记载‘委托收款’字样、被委托人姓名和背书日期以及委托人身份证件名称、号码、发证机关。被委托人向银行提示付款时，也应在银行汇票背面‘持票人向银行提示付款签章’处签章，记载证件名称、号码及发证机关，并同时向银行交验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件及其复印件。” 第六十九条规定：“持票人超过期限向代理付款银行提示付款不获付款的，须在票据权利时效内向出票银行作出说明，并提供本人身份证件或单位证明，持银行汇票和解讫通知向出票银行请求付款。” 第七十条规定：“申请人因银行汇票超过付款提示期限或其他原因要求退款时，应将银行汇票和解讫通知同时提交到出票银行。申请人为单位的，应出具该单位的证明；申请人为个人的，应出具该本人的身份证件。„„” 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规定：“未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个人持票人，凭注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向出票银行支取现金的，应在银行本票背面签章，记载本人身份证件名称、号码及发证机关，并交验本人身份证件及其复印件。”第二款规定：“转账支付的，应由原持票人向银行填制支款凭证，并由本人交验其身份证件办理支付款项。„„”第二款规定：“持票人对注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需要委托他人向出票银行提示付款的，应在银行本票背面‘持票人向银行提示付款签章’处签章，记载‘委托收款’字样、被委托人姓名和背书日期以及委托人身份证件名称、号码、发证机关。被委托人向出票银行提示付款时，也应在银行本票背面‘持票人向银行提示付款签章’处签章，记载证件名称、号码及发证机关，并同时向银行交验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件及其复印件。” 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持票人超过提示付款期限不获付款的，在票据权利时效内向出票银行作出说明，并提供本人身份证件或单位证明，可持银行本票向出票银行请求付款。” 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申请人因银行本票超过提示付款期限或其他原因要求退款时，应将银行本票提交到出票银行，申请人为单位的，应出具该单位的证明；申请人为个人的，应出具该本人的身份证件。„„” 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收款人持用于支取现金的支票向付款人提示付款时，应在支票背面‘收款人签章’处签章，持票人为个人的，还需交验本人身份证件，并在支票背面注明证件名称、号码及发证机关。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信用卡丧失，持卡人应立即持本人身份证件或其它有效证明，并按规定提供有关情况，向发卡银行或代办银行申请挂失。发卡银行或代办银行审核后办理挂失手续。

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收款人，凭信、电汇的取款通知或‘留行待取’的，向汇入银行支取款项，必须交验本人的身份证件，在信、电汇凭证上注明证件名称、号码及发证机关，并在‘收款人签盖章’下签章；„„”第三款规定：“收款人需要委托他人向汇入银行支取款项的，应在取款通知上签章，注明本人身份证件名称、号码、发证机关和‘代理’字样以及代理人姓名。代理人代理取款时，也应在取款通知上签章，注明其身份证件名称、号码及发证机关，并同时交验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六、《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存款人申请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应向银行出具下列证明文件：

（一）中国居民，应出具居民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应出具军人身份证件。

（三）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应出具武警身份证件。

（四）香港、澳门居民，应出具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应出具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者其他有效旅行证件。

（五）外国公民，应出具护照。

（六）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文件规定的其他有效证件。银行为个人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时，根据需要还可要求申请人出具户口簿、驾驶执照、护照等有效证件。”

第二十六条规定：“存款人申请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时，可由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直接办理，也可授权他人办理。由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直接办理的，除出具相应的证明文件外，还应出具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的身份证件；授权他人办理的，除出具相应的证明文件外，还应出具其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的授权书及其身份证件，以及被授权人的身份证件。”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银行应对存款人的开户申请书填写的事项和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合规性进行认真审查。” 第四十七条规定：“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住址以及其他开户资料发生变更时，应于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并提供有关证明。” 第五十二条规定：“未获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单位，在验资期满后，应向银行申请撤销注册验资临时存款账户，其账户资金应退还给原汇款人账户。注册验资资金以现金方式存入，出资人需提取现金的，应出具缴存现金时的现金缴款单原件及其有效身份证件。” 第六十三条规定：“存款人应加强对预留银行签章的管理。„„个人遗失或更换预留个人印章或更换签字人时，应向开户银行出具经签名确认的书面申请，以及原预留印章或签字人的个人身份证件。银行应留存相应的复印件，并凭以办理预留银行签章的变更。”

闲置土地处置政策的法律依据评析 篇6

李鹏程

一、引言

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去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土地购置面积40609.18万平方米，增幅同比提高14.8%；完成开发土地面积26870.77万平方米，增幅同比下降16.6%。这说明有大量已购置土地未进行开发建设而被“囤积”起来。

2008年1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严格执行闲置土地处置政策。这不仅需要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行政措施，更需要与现行法律规定协调一致，获得法律的支持与保障，否则将会引起诸多争议和诉讼。

本文探讨的“闲置土地”范围，仅限于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后，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未动工开发的情形，划拨土地的情形除外。

二、闲置土地构成条件的法律依据评析

（一）构成闲置土地的法定条件

根据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有关规定，构成闲置土地应当同时满足两个法定条件：一是用地单位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二是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未动工开发。

根据我国《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及《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自登记时设立，取得建设土地使用权证书是用地单位享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证明。因此，构成闲置土地的第一个法定条件的表现形式是用地单位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领取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

构成闲置土地的第二个法定条件是用地单位超过出让合同约定期限未动工开发。这一法定条件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在要求：第一，这一法定条件本身要求出让合同对动工开发日期做出明确约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应当补充约定，否则将因缺失法定判别标准而不能适用该法律规定对闲置土地作出认定和处置;第二，要求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期限应当长于用地单位完成土地登记、领取土地使用权证书所需要的合理时间，否则，该约定将因不能同时满足第一个法定条件而失去实际意义;第三，要求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期限满足动工开发所必需的前期工作的合理需要，否则，即使能够将其认定为闲置土地，也因存在法定除外情形而不能适用该法律的处罚规定予以处置。

（二）政策对闲置土地构成条件的扩张

根据国土资源部《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和建设部等九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的规定，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闲置土地：

1、出让合同或者建设用地批准书未规定动工开发建设日期，自出让合同生效或者建设用地批准颁发之日起满1年未动工开发建设的；

2、已动工开发建设但开发建设的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25％且未经批准中止开发建设连续满1年的。

本文认为，上述政策文件对构成闲置土地法定条件的扩张，没有法律依据。

首先，法律规定的闲置土地是一个特定概念，具有特定构成条件。《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五条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七条均是针对闲置土地这一特定的违法行为设定行政处罚的规定，而上述政策将上述两种情形规定为闲置土地，其目的也正是为适用上述法律的处罚规定对该两种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寻求法律依据。

然而，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做出具体规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五条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七条所针对的违法行为，均仅限于超过出让合同约定动工开发日期未动工开发的，上述政策将这一违法行为的法定范围扩大到上述两种情形，显然没有行政法律依据。

其次，出现出让合同未约定动工开发日期的情况，其过错主要在作为出让方的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应当通过补充合同约定纠正自己的错误，弥补合同缺陷，利用行政权力强行以出让合同生效日期取代应由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强加于合同相对人，不仅没有行政法上的依据，而且没有民事法律依据。

第三，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在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目前尚未对上述第二种情形做出规定的情况下，国土资源部虽然可以制定规章，对该行为另外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但不能直接适用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进行处置。

三、闲置土地处置措施的法律依据评析

（一）闲置土地处置措施的法律规定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仅对闲置土地满一年以上的情况规定了两种处置措施: 一是闲置土地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百分之二十以下的土地闲置费;二是闲置土地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但该法对闲置土地不满一年的，没有做出规定。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对闲置土地规定了警告、罚款和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三种处罚措施。但该条例既未就该三种处罚措施所对应的闲置期限或其他情节做出具体规定，也没规定罚款数额的限制幅度。

根据我国《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效力高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因此，对闲置土地一年以上的，应当按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处置；对闲置土地不满一年的，可以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规定做出警告、罚款的处罚。但罚款的限额需由国务院规定。

（二）政策对闲置土地处置措施的扩张

国土资源部《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四条第二款完全复制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而该办法第三条规定的七种处置措施则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措施种类，且其适用范围似乎既包括闲置土地不满一年的，也包括闲置土地一年以上的。

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第(六)条是针对闲置土地一年以上的情形做出的规定，但其在法律规定之外增加了以下处置措施：

1、土地闲置满两年、不符合法定收回条件的，也应采取改变用途、等价置换、安排临时使用、纳入政府储备等途径及时处置、充分利用。

2、对闲置满一年不满两年的土地特别是闲置房地产用地要征缴增值地价，并要求国土资源部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具体办法。

《行政处罚法》规定，国务院部委制定的行政规章不得超出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处罚种类设定新的处罚，且除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直接依据这些政策规定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明显带有超越法律的倾向。

当然，如果一定要使上述政策处置措施获得行政法律依据，可以通过修改房地产管理法、行政处罚法或者更高级别的法律来实现，然而，这些政策处置措施并非都具有行政处罚的性质，而且，政府既是行政管理主体又是出让合同当事人，所以，可从更广的范围（包括公法和私法）探讨实施上述政策处置措施的现行法律依据。

首先，因政府是出让合同的当事人，且具有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优势，所以，通过合同约定（包括事前约定、事中变更、事后补充等方式）贯彻实施土地政策是完全可行的。就闲置土地处置的上述政策措施而言，几乎全部可以通过合同约定予以落实。

通过合同约定实施政策措施，具有内容广泛、措施灵活、程序简单、处理及时、针对性强、法律资源丰富等优点，且只要合同约定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规定情形，均可得到法律的保护与支持。另外，一旦发生合同纠纷，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或仲裁解决，从而摆脱行政机关在行政争议处理程序中的被动不利地位。当然，订立合同应当遵守合同法的平等、自愿和公平原则，因此，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通过合同约定贯彻政策措施也存在缺少强制力、效率低的缺点，或许这正是行政机关不愿或不习惯采用这种方式的原因。

附带说明一下，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处罚权直接由法律予以规定，不能由合同当事人约定创设。法律有规定的，不因合同未约定而丧失；法律未规定的，也不因合同有约定而取得。因此，合同作为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其约定的范围不应包括行政管理、行政处罚内容。例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示范文本（GF-2000-2601）第三十三条，应当删除。

其次，针对闲置土地个案的具体情况，可以根据《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的规定修改规划，改变土地用途；因公共利益需要，也可以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收回闲置土地。但以这些方式处置闲置土地，均有复杂而严格的条件和程序要求，且诉讼风险和社会影响较大。

四、认定除外情形的法律依据评析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五条对闲置土地处置从闲置原因的角度规定了三种除外情形: 即因不可抗力或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或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工作造成土地闲置的。但法律和政策并未对如何判断三种除外情形做出具体规定。

本文认为，除不可抗力的具体事件可以由合同当事人根据民法通则给出的定义在合同中具体约定外，对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和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工作，可以从现行法律规定中寻找出认定依据。我国法律对房地产开发的全过程实行严格的审查、许可制度，特别是对动工开发之前的阶段，规定的更为细致和严格，涵盖了前期工作的各项内容。这些审查、许可制度散见于《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以及配套的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法规、规章之中。因此，凡是上述法律及其配套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需要审查、许可的事项所涉及的工作和规定用地单位在动工开发之前必须完成的其他工作，均属于法定的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工作，但用地单位人员配置、资金准备等内部资源配置、管理工作应当除外。

所谓的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行为，首先包括依据上述法律及其配套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许可的行为;其次还有其他影响法定的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工作的进程的其他行为。这里所说的“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行为”，除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合法行为和不合法行为外，还应当包括政府官员为实现个人目的利用职权阻挠前期工作进程的行为。

在前期工作实践中，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交织在一起，往往难以分清责任。本文认为，凡是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没有按照法律及其配套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和政务公开承诺的时间、次数要求履行告知、审查、许可职责的，均应对前期工作延误承担责任。

从现实情况来看，对动工开发影响最大、责任最难界定的是房屋拆迁安置。虽然国务院在《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中要求完善建设用地储备制度，缩短开发周期，防止形成新的闲置土地，但法律尚未对拆迁安置工作的责任分配做出明确规定。好在无论从法律规定还是从实际需要来看，拆迁安置都是动工开发所必需的前期工作，所以，无论其是否属于政府行为，均不影响将其认定为法定的除外情形。房屋拆迁安置工作中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但因其超出本文讨论范围，在此不展开讨论。

五、结语

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闲置土地处置政策在法律已有的规定之外增设认定条件和处置措施，没有行政法上的依据。如果行政机关依据这些政策规定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则违反《行政处罚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相对人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但如果通过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订立和履行合同的方式实施政策处置措施，并不违反民事法律规定，且可及时、灵活地贯彻政策措施，顺利实现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

在我国行政法律体系基本建立、依法治国环境基本形成的今天，运用政策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在私法领域则有丰厚 的资源可以利用，有待进一步发掘。就治理闲置土地而言，现有法律资源还是足够充分的，问题在于这些法律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从公法执行情况来看，房地产管理法已经发布实施十余年，但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充分重视和认真执行，因闲置法律资源而助长了土地资源闲置

。从私法利用情况来看，过分倚重公法授予的行政权力的威力，习惯于以行政命令实施刚性管理，过于轻视私法赋予的民事权利的功能，不善于以合同约定进行柔性调整，因意识偏颇而偏废了法律资源。

处置闲置土地需要持续、务实的努力，恐非一场运动所能一蹴而就。倘若兼土地资源管理者与出让合同当事人于一身的行政机关，能够持续、充分地利用公法和私法资源，一手抓行政管理，一手抓合同调整，必能在处置闲置土地的工作中大有作为。正所谓：刚柔并济，政通而人和，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贵州:制定人才住房支持政策 篇7

贵州省加快制定人才住房支持政策, 近日提出:引进的高层次急需人才最高可享受百万元购房补贴或高标准的租房补贴。

据了解, 对引进在贵州服务一定年限的“两院”院士, 国家“千人计划”和“万人计划”人选者、长江学者、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和国家级重点学科, 重点实验室学术技术带头人, 具有学历学位的博士, 贵州将分别提供100万元、60万元、15万元的购房补贴 (省内培养的具有学历学位的博士参照执行, 已享受房改政策的除外) , 其所需资金, 省属事业单位引进的按省财政出60%、用人单位出40%的比例执行, 省级机关引进的由省财政全额承担, 中央在黔单位、各市州、企业按各自开支渠道办理。

对于采取柔性方式引进的高层次急需人才, 分别按不少于200平方米、120平方米、80平方米的标准享受租房补贴, 所需资金由用人单位自行解决。 (李惊亚) ■

政策制定依据 篇8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三、《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3号)。

工作原则

按照《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操作手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当地政府和上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和指导下,根据职责分工,依法开展工作。

一、分级管理、分级响应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范围、性质和危害程度,对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实行分级管理,分级响应。

二、明确职责、落实责任

按照“全国统一领导、地方政府负责、部门指导协调、各方联合行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制,落实各自的职责。

三、科学决策、依法应急

采用先进技术,实行民主决策,依法规范程序,确保事故处置的科学、有效。

四、加强监测、群防群控

坚持群防群控,加强日常检测,及时分析、评估和预警。对可能引发的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要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

五、及时反应、快速行动

对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要作出快速反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严格控制事态发展,有效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做好善后处理及整改督查。

事故分级

按照《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操作手册》分级办法,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相应分为四级。

一、特别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Ⅰ级)

(一)事故危害特别严重,对2个以上省份造成严重威胁,并有进一步扩散趋势的;

(二)超出事发地省级人民政府处置能力水平的;

(三)发生跨境(香港、澳门、台湾)、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造成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的;

(四)国务院认为需要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负责处置的。

二、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Ⅱ级)

(一)事故危害严重,影响范围涉及省内2个以上市(地)级行政区域的;

(二)造成伤害人数100人以上,并出现死亡病例的;

(三)造成10人以上死亡病例的;

(四)省级人民政府认定的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三、较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Ⅲ级)

(一)事故影响范围涉及市(地)级行政区域内2个以上县级行政区域,给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带来严重危害的;

(二)造成伤害人数100人以上,并出现死亡病例的;

(三)市(地)级人民政府认定的较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四、一般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Ⅳ级)

(一)事故影响范围涉及县级行政区域2个以上乡镇,给公众饮食安全带来严重危害的;

(二)造成伤害人数30—90人,未出现死亡病例的;

(三)县级人民政府认定的一般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组织体系

一、吉林省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领导小组

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发生后,根据吉林省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要求和工作需要,启动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领导小组”)。

(一)职责:在吉林省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负责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1.协助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采取措施,对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2.对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

3.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开展相关技术鉴定工作;

4.根据需要发布事故的重要信息;

5.审议批准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应急处理工作报告等。

(二)总指挥:由吉林省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担任。

(三)成员单位:根据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性质和应急处理工作的需要确定,主要有:省农委办公室、市场信息处、发展计划处、财务处、科技教育处、农业处、农机处、农垦处、乡镇企业处、监察室,以及事故发生地市(地)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机构图见附件一)。

相关部门职责如下:

1.办公室:负责制定信息发布方案及对外口径,组织、协调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信息发布、汇总和报送等工作。

2.市场信息处:负责省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落实该办公室各项职责;拟定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协调应急处置工作,收集信息,分析动态等工作。

3.发展计划处:负责协调相关处室编制事故应急处置所需固定资产的方案,积极争取国家及省发改委追加应急处置所需固定资产投资。

4.财务处:负责事故应急处置资金保障及管理。

5.科技教育处:负责应急处置教育培训的归口管理,将应急处置相关知识作为农民培训的内容加以落实。

6.农业处:负责组织与种植业领域农药残留等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依法开展对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处理和相关技术鉴定等工作。

7.农机处:负责组织涉及农业机械管理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依法开展对农业机械造成的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处理和相关技术鉴定等工作。

8.农垦处:负责组织垦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依法开展对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处理和相关技术鉴定等工作。

9.乡镇企业处:负责组织与加工食品相关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依法开展对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处理和相关技术鉴定等工作。

10.监察室:负责对政府公务员和政府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在造成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以及应急处理工作中,有失职、渎职等违纪行为的调查、督查督办,并依法依纪提出处理建议或作出处分决定。

二、吉林省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

应急指挥领导小组下设办事机构。省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启动后,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立即启动。

(一)职责

1.贯彻落实应急指挥领导小组的各项部署,组织实施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2.检查督促各地区、委各处(室)做好各项应急处置工作,及时有效控制事故,防治蔓延擴大;

3.研究协调解决事故应急处理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必要时决定采取有关控制措施;

4.向省政府、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及其成员单位报告、通报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情况;

5.为新闻机构提供事故有关信息,必要时接受媒体的专访;

6.完成应急指挥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主任与副主任

1.主任:由吉林省农业委员会市场信息处处长担任;

2.副主任:由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农委办公室、市场信息处、发展计划处、财务处、科技教育处、农业处、农机处、农垦处、乡镇企业处、监察室主管处长(主任),以及事故发生地市(地)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主管负责人担任(见附件二)。

(三)联络员、联系人

1.各成员单位设联系员(见附件二)。

2.各市(州)农业主管部门设联络员、联系人,联络员由主管负责人担任,联系人由主管科室负责人担任。

3.吉林省受理举报电话:0431-88906017。

4.省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1486号;邮编 130051;

電话(传真):0431-88906017 82711364。

三、应急处置工作小组

吉林省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启动后,各工作小组及其成员应当根据预案规定的职责要求,服从应急指挥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立即按要求履行职责,及时组织实施应急处置措施,并随时将处理情况报告给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当将有关事故以及处理情况及时报告应急指挥领导小组。

(一)事故调查组

1.组成: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根据事故发生的原因和环节,明确省农委市场信息处、农业处、农机处、农垦处、乡企处等部门负责或其中一个部门牵头负责。监察室视情况参与对重大事故的调查。同时,根据需要成立专家咨询组,协助调查事故(专家库见附件三)。

2.职责:调查事故发生原因,做出调查结论,组织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实施应急处置工作,监督相应措施的落实,评估事故影响,提出事故防范意见。专家咨询组负责为事故处置提供技术帮助,综合分析和评价检测数据,查找事故原因和评估事故发展趋势,预测事故后果及造成的危害,为制定现场处置方案提供参考。

(二)事故处理组

1.组成:由事故发生环节的具体监管职能部门为主负责。

2.职责:依法实施行政监督、行政处罚,监督召回有毒有害农产品,严格控制流通渠道,及时移送相关案件,依法追究责任人责任。

(三)综合组

1.组成:由省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吉林省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的规定,根据事故的类别等情况确定具体成员。

2.职责:迅速制定信息发布方案,及时采用适当方式组织信息发布。在发生可能产生国际影响的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或涉外事件时,及时组织对外发布,并视情况通过有关部门向我驻外有关使领馆、港澳台地区通报情况。负责受理事故发生地现场的记者采访申请和管理工作。负责互联网有关信息的管理和指导。

运行体系

一、监测、预警、报告、举报、通报

(一)监测与预警

吉林省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制度。省农委市场信息处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的综合协调、归口管理和监督检查。各相关处室和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分工负责组织开展农药及农药残留等质量安全监测工作。

吉林省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公告制度,及时发布有关农产品农药残留等质量安全监测信息。

各有关处室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重点品种、重点环节、重点场所,尤其是高风险农产品种养殖过程的质量安全日常监管。

(二)报告

吉林省建立健全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报告制度,包括信息报告和通报,以及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信息采集和报送等。

1.责任报告单位和人员

(1)农产品种植、养殖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农产品批发市场;

(2)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科研院所;

(3)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发生(发现)单位;

(4)地方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

(5)消费者;

(6)其他单位和个人。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不得瞒报、迟报、慌报或者授意他人瞒报、迟报、谎报,不得阻碍他人报告。

2.报告程序

遵循从下至上逐级报告原则,允许越级上报。鼓励其他单位和个人向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的发生情况,发生重大、特别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时,市(地)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立即向省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对口处室报告。

(1)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发生(发现)后,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控制措施,及时向所在地乡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收到报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并报上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

(2)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时,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并及时通报同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3)发生重大、特别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时,市(地)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立即向省农委报告。

(4)省农委各处室在接到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报省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程序向省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报告,并及时通报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3.报告要求

(1)初次报告

事故发生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尽可能报告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单位、危害程度、死亡人数、事故报告单位及报告时间、报告单位联系人员及联系方式、事故发生原因的初步判断、事故发生后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等,如有可能应当报告事故的简要经过。

(2)阶段报告

事故发生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既要报告新发生的情况,必要时也要对初次报告的情况进行补充和修正,包括事故的发展与变化、处置进程、事故原因等。

(3)总结报告

事故发生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事故处理后10日内做出总结报告。总结报告包括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鉴定结论,对事故的处理工作进行总结,分析事故原因和影响因素,提出今后对类似事故的防范和处置建议。

(三)举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省农委举报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和隐患,以及相关责任部门、单位、人员不履行或者不按规定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监管职责的行为。

省农委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组织对举报事项的调查处理工作。

(四)通报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之间应当及时通报。

1.通报范围和方式

(1)市(地)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可能引发的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风险信息报送省农委。根据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危险源监控信息,对可能引发的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险情,省农委应当及时通报有关市(地)级人民政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必要时上报省人民政府。同时,视情况向社会及时通报,避免风险和危害范围进一步扩大。

(2)省农委接到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报告后,及时与事故发生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沟通情况;有蔓延趋势的还应向相关地区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加强预警预防工作。同时,应当立即向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

2.特殊通报

涉及港、澳、台地区人员或者外国公民,或者事故可能影响到境外,需要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有关机构或者有关国家通报时,经省人民政府或省应急指挥部批准,由省农委及时通报省港澳办、台办或省外办,有关部门按照相关预案实施。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应急响应

(一)分级响应

按照《吉林省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应急响应分四级,特别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应急响应(Ⅰ级)由国家应急指挥部或办公室组织实施;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应急响应(Ⅱ级)、较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应急响应(Ⅲ级)、一般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应急响应(Ⅳ级)行动的组织实施由省及地方人民政府决定。

(1)响应的升级:当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随时间发展进一步加重,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危害特别严重,并有蔓延扩大的趋势,情况复杂难以控制时,应当上报省应急指挥部审定,及时提升预警和反应级别;

(2)響应的降级:对事故危害已迅速消除,并不会进一步扩散的,应当上报省应急指挥部审定,相应降低反应级别或撤消预警。

(二)指挥协调

1.吉林省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指挥协调的主要内容

按照省应急指挥部或办公室的部署和要求,启动吉林省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提出应急行动原则要求,协调指挥应急处置行动。

2.吉林省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协调的主要内容

协调省农委有关处室向省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提出应急处置重大事项决策建议;派出有关专家和人员参加、指导现场应急处置指挥工作;协调、组织实施应急处置;及时向省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报告应急处置行动的进展情况;指导对受威胁的周边环境的监控工作,确定重点保护区域。

(三)紧急处置

现场处置主要依靠本行政区域内的应急处置力量。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发生后,发生事故的单位和当地人民政府按照应急预案迅速采取措施。事态出现急剧恶化的情况时,在充分考虑专家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及时制定紧急处置方案,依法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跨省(区、市)、跨领域、影响严重的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紧急处置方案,按照《吉林省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实施。

(四)响应的终结

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隐患或相关危险因素消除后,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终结,应急处置队伍撤离现场。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分析论证,经现场检测评价确无危害和风险后,提出终止应急响应的建议,报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批准宣布应急响应结束。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汇总之后的应急处理工作情况报告,可向有关部门提出具体处理意见和建议。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发生单位、责任单位的整改工作进行监督,及时跟踪处理情况,随时通报处理结果。

三、后期处理

(一)善后处理

省人民政府负责组织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善后处置工作,包括人员安置、补偿,征用物资补偿,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等事项。尽快消除事故影响,妥善安置和慰问受害和受影响人员,尽快恢复正常秩序,保证社会稳定。

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发生后,保险机构及时开展应急处置人员保险受理和受灾人员保险理陪工作。

造成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个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受害人给予赔偿。

(二)责任追究

对在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预防、通报、报告、调查、控制和处理过程中,有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行为的,依据有关法律规定提出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的建议。

省农委相关处室负责人对整改和善后处理进行监督。

(三)总结报告

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善后处置工作结束后,地方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急处置指挥机构应当及时总结分析应急处置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应急处置工作的建议,完成应急处置总结报告,报送吉林省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并抄送省农委各相关处室。省农委根据地方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急处置指挥机构提交的应急处置总结报告,组织研究改进应急处置工作的措施。

四、应急保障

(一)信息保障

省农委建立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专项信息报告系统,由吉林省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承担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和传递等工作。

(二)技术保障

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技术鉴定工作必须由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承担。当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时,受省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或者其他单位的委托,承担任务的检测机构应立即采集样本,按有关标准要求实施检测,为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定性提供依据。

(三)物资保障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所需设施、设备和物资,保障应急物资储备,提供应急处置资金,所需经费列入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

(四)演习演练

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统一规划、分类实施、分级负责、突出重点、适应需求”的原则,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形式,组织开展突发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应急演习演练。

市(地)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结合应急预案,统一组织突发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应急演习演练。

有关企事业单位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本单位的应急处置演习演练。

(五)宣教培训

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广大消费者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的教育,提高消费者的风险和责任意识,正确引导消费。

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培训工作采取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