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生命周期理论”视角下的税务危机管理(共4篇)
“危机生命周期理论”视角下的税务危机管理 篇1
“危机生命周期理论”视角下的税务危机管理
杨东广
税务机关也存在发生“税务危机”的可能性,比如偶发的“涉税突发事件”等可能会在一定区域内引起关注,在网络新媒体的作用下甚至还会加倍放大。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加快,舆情瞬息万变,税务部门偶发的“危机事件”往往伴随着各种“传言”、“猜想”裹挟在信息洪流中泥沙俱下,令舆论的复杂性骤然增加。化解税务危机,需要税务部门了解相关危机管理理论,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合理规划,有效应对。
在危机事件中,税务部门有计划、及时、准确地进行信息公开,在危机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对有效应对危机、保障公众知情权、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等具有积极意义。信息的及时公开可以有效遏制各种“谣言”的产生,“危机”发生后,如果税务部门及时发布信息,还原事件原貌,就会正确引导舆论,就会大大减少各种“猜想”的滋长空间,就会及时扑灭各种“谣言”。
“危机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危机周期可分4个阶段, 即危机潜伏期、爆发期、善后期和康复期。应用危机生命周期理论,防范和化解税务危机,有效进行危机管理,税务部门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危机潜伏期的预防与准备。预防与准备是指在危机事件发生前,税务部门做好各项准备,包括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预案准备、应急保障准备等,最大程度地减少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在此阶段,税务部门主要公开的信息就是各种危机事件的预防手段,使危机发生后,公众可以第一时间与税务部门取得联系,获取权威信息。税务部门可以充分利用官方网站、官方博客、微博、服务热线、本地媒体等与公众建立稳定的联系。从而使危机发生时公众能够通过有效的途径获取真实信息。此外,税务部门还应该定期对可能引发税务危机的科室及隐患进行监测并收集信息,做好内控工作,在逻辑推理和科学预测基础上,对危机事件出现的环境条件、发展趋势、演变规律等做出科学预判,并发出预警信息,及时预防、补正。
——危机爆发期的应对与化解。税务危机事件已经发生,主管税务机关在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积极开展应对活动,将损失减少到最小。启动“危机潜伏期”的预案与应急保障等措施,沉着应对,依法、依程序对危机事件做出应对。在危机爆发期,社会公众对危机信息的需求比较强烈,其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危机产生的原因、危机造成的损失、危机应对的方法等。税务机关应依法准确、及时发布有关危机事件进展和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同时,社会公众由于对危机事件的强烈关注,需要税务机关分阶段、分层次公开更多细节,对于不能确定的消息要做出合理说明。对于在危机事件中的直接受害者以及关联受害者,他们更关注危
机责任人的处理、补救措施等,对这类群体需要采取一对一的公开方式,必要的时候可以举办见面会、座谈会等形式将信息准确传递。
——危机善后期的巩固与反馈。税务危机事件发生后,税务机关采取的有效措施已经使得危机事件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税务机关在危机善后期需要努力修复自身形象,增强公众信心。税务部门在这一阶段要提供全面的善后工作计划,动员税务机关干部的积极性,并努力寻求其他相关机构的帮协,巩固危机处理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借重群众力量,认真倾听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
——危机康复期的整改与提高。在此阶段,税务部门应针对危机事件处理的整个过程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继续优化内部组织、工作流程,不断提高纳税服务水平,通过多种途径及时向社会各界公开工作的新举措,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需要税务部门继续扑下身子“接地气”,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总之,信息公开对税务部门应对税务危机事件具有重要作用,信息公开应建立长效机制,保持税务部门与广大纳税人之间稳定的联系,形成良性互动。值得强调的是,在网络新媒体时代,“信息公开梯度理论”、“新闻发言人制度”等对税务部门应对税务危机事件也有借鉴意义,这需要我们不断在实践中予以研究、探索和应用。
“危机生命周期理论”视角下的税务危机管理 篇2
近年来, 伴随着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危机, 危机管理能力成为政府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而危机总是随之产生大量的危机信息资源, 如何去管理、使用危机信息, 即危机信息管理, 也成为了危机管理的重点。本文从危机信息生命周期的角度, 就政府进行危机信息管理机制进行探讨。
1.1研究对象
危机信息资源指的是伴随危机事件产生, 与危机相关的信息资源。
由于危机本身所具有的复杂特性, 使得危机信息资源除了具备普通信息所固有的特征之外, 还有如下特性:
(1) 不确定性
危机信息伴随着危机产生, 由于危机本身的突发性, 危机信息往往是爆炸式产生, 产生之前并无明显先兆, 同时, 信息分布散乱, 信息源混杂, 信息真假难辨, 使得危机信息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2) 不对称性
危机的社会背景, 起因复杂、发展迅速、对受众影响巨大。相关主体之间存在信息获取量的差别, 非常不均衡。同时, 获取信息的时间差异, 也加剧了这种不对称性。
(3) 真假混杂
危机信息总是伴随产生大量的虚假信息, 如果不能及时将权威的信息在第一时间发布, 占领舆论制高点, 则权威信息的传播和说服力将大打折扣。
1.2国外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研究现状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 国外危机信息管理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主要侧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危机信息管理与决策。Irving.L.Janis在《决策与危机管理中的领导》一书中, 提出了危机决策流程的约束模型和四大步骤, 阐述了信息搜集在问题确认、信息资源利用、分析和方案形成以及评估和选择中的作用[1]。
(2) 危机信息传播与利用。I.I.M i t r o f f、C.M.Pearson在《危机管理》一书中指出, 搜集、分析和传播信息是危机管理的直接任务[2]。
(3) 危机信息系统建设。1984年, R.L.Chartrand发表一篇研究报告《应急管理信息技术》, 其研究了应急通信系统、与自然灾害有关的信息存储与检索系统, 以及其他信息技术在减灾和危机管理等方面的应用[3], 是较早专门研究有关危机信息管理问题的文献。
1.3国内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研究现状
危机信息管理的主要责任在于政府部门, 因而对于如何管理这些信息业就主要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研究。研究内容一是从管理体制方面研究危机信息管理的政策法规问题, 如沈冠金便对我国危机信息管理的结构与模式、危机信息管理的主要现状进行了研究分析[4];二是从信息系统的角度研究危机信息管理的具体实施方法, 这些方法以信息系统为支持, 从时间流、空间流等角度建立危机信息的收集、发布与共享、存档等策略。沙勇忠等通过研究纽约、东京、多伦多和上海四个城市的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系统, 从信息管理模式、信息沟通与披露、部门协调、技术支撑系统、区域合作和信息管理机构六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 并对未来城市危机信息管理系统发展作了展望[5]。朱晓峰等则根据现代危机管理的思想, 构造了政府危机决策支持系统的理想模型、详细设计系统的功能和模块, 通过网络的弹性架构和业务的梯次累加更好的实现政府危机决策支持系统[6]。
由此可见, 我国对于危机信息管理研究, 已基本清楚了危机信息的内涵、典型特征、传播方式等。但目前的研究很少从危机信息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设计管理机制, 也没有对各个阶段中的行为主体、作用和相互关系做深入的研究。
二、危机信息资源生命周期
信息是有其生命周期的, 危机信息也不例外。从不同行为主体的视角来看, 各主体所感知到的危机信息生命周期阶段相似, 但由于各个主体所接触到危机信息的时间不同, 同一信息资源在同一时间, 对不同的行为主体来说, 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差异较大。政府是危机信息管理各行为主体的核心, 本文所阐述的生命周期, 正是从政府管理视角来研究。基于此, 笔者将危机信息的生命周期分为如下五个阶段:产生、处理、传播、应用、保存。
(1) 产生
产生阶段是政府获取危机信息的阶段, 是进行危机信息管理的开始。相关机构和部门对危机进行检测, 发现、识别并记录危机信息。公众和媒体也是政府获取危机信息的重要来源。
(2) 处理
对获取的危机信息, 需要进一步的加工处理。主要包括:信息记录、信息甄别和信息组织。信息记录:对获得的关于危机的原始信息以数字、图表、文字等方式记录并建立索引, 纳入数据库;信息甄别:对危机信息进行鉴别和分类, 决定其表现形式和重要程度;信息组织:将筛选后的信息系统化和条理化, 以满足危机预警、决策和评价对危机信息系统化、有序化的要求, 使政府信息资源的状态从不可用变为可用, 从低可用变为高可用。
(3) 传播
对处理后的危机信息, 在政府部门内部传播。地方机构获取信息后需要尽快将信息传递到中央及相关部门, 以便做出决策。上级政府做出的决策, 也需要在第一时间发送至相关职能部门, 从而应对危机。
(4) 利用
各个部门获取危机信息之后, 对危机信息资源进行利用。危机信息是公共产品, 政府不应当垄断, 而应该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 从而安抚民众情绪, 避免谣言传播。政府应积极争取国际性和地区性的组织的支持, 加强信息沟通和共享。
(5) 保存
当危机信息利用价值和利用率的下降, 进入保存阶段。保存归档后的危机信息对于日后类似的危机管理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通过不断进行危机信息资源评价, 判断其价值, 对于不同价值的危机信息资源采取不同的处理对策, 有些不再可用, 可以进行销毁和删除;有些经过再生可以重新变为新的政府信息;有些仍然可用可以继续进行存储[7], 但是存储介质需要发生变化。
三、相关行为主体
危机利益主体和与其相对应的危机利益相关者应是循环互动、相互影响的关系。社会组织中的政府、公众和媒介是危机的最直接的也是最主要的参与者和执行者, 是互为危机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由政府、公众和媒介构成三方的利益关系, 形成“GPM三角结构” (如图3.1所示) 。信息机构 (图书馆、信息研究中心、信息咨询机构、危机专家小组等) 以其拥有的信息资源优势居于“三角结构”的中心位置;其他社会组织成员参与危机信息管理, 其作用的发挥通过主要危机利益相关者实现, 因此属于次要危机利益相关者;一些特殊或特定的环境因素对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演化具有很大的影响, 有时甚至是直接的影响, 可视为非社会的危机利益相关者。
政府作为危机信息管理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 在生命周期阶段划分中以就其作用进行了阐述, 因此, 本部分主要研究媒介和信息机构在危机信息生命周期管理中的作用。
3.1媒体
媒体在危机管理中担负着沟通政府与社会公众的“桥梁”作用。在产生阶段, 具有发现危机征兆、向政府提供警示信息等作用。在传播阶段, 获取信息之后, 应当充当政府的喉舌, 在把信息传递给受众的过程中, 发挥着“舆论监督”的作用, 监督政府, 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改善政府形象。通过舆论引导, 加速信息的传播, 同时消除谣言等虚假信息, 安抚公众。
在政府与媒体共同应对危机事件的过程中应找到一个契合点, 使两者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 既把真实的信息准确地传递给了公众, 也把公众形成的社会舆论反映给了政府, 从而使政府与媒体在共同应对危机事件时显得游刃有余。
3.2信息机构
以图书馆为代表的信息机构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与服务手段, 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图书馆更是具有庞大的信息资源网络和信息共享机制, 因此, 对于危机信息的需求者和使用者来说是获取危机相关信息的重要提供者。
在危机信息传播阶段, 信息机构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的信息资源管理理论,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危机信息缺乏和失真等问题。在危机时刻, 通过多种渠道获取危机信息, 并保证危机信息的全面性, 初步解决危机信息缺乏的问题, 并将信息及时传至相应政府部门。广泛分布的信息机构, 是政府进行危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在保存阶段, 信息机构可以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对危机信息资源进行储备和进一步的开发利用, 充分挖掘其信息价值。信息机构对危机信息资源的储备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 包括危机信息的收集、有序化处理和资源存贮三个环节, 并提供更好的检索和分析研究。
另外, 信息机构中拥有具备一定信息素养的信息工作者, 他们可充分发挥其在信息传播中的主体性, 对危机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 起到“把关”作用。在危机发生时刻, 图书馆员会对危机事件的发生经过、救援努力及机构、危机产生的后果等信息做出快速反应, 通过创建的信息资料库, 提供给公众。美国国家图书馆及信息科学委员会副主席查利诺 (JoanR Challinor) 认为, 应将图书馆系统纳入危机管理当中, 增强图书馆在危机信息传播和管理中的作用[9]。信息研究与咨询机构包括情报研究所、学 (协) 会和信息咨询中介等组织, 其主要职能为搜集信息、分析和研究信息, 提供决策信息的任务。
四、生命周期管理机制
危机信息资源生命周期管理, 指针对其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 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 制订相应的控制策略, 从而进行有效的管理[10]。
4.1现有危机管理机制及其不足
我国现有危机信息管理模式是在非典以来危机管理体制建设和运行机制的特点基础上, 参照国际危机信息管理框架的设计的。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国家危机事件应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分级负责, 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纵向集权式”的应急管理体制[11] (见图4.1) 。
现有模式突出强调了各级政府管理权限及其在危机事件应急信息管理中各自的职能范围, 由国家权力机关对危机信息统一管理, 形成了统一领导、分工协作的运行机制, 保证危机信息的上通下达和信息渠道的畅通。
然而, 从危机信息生命周期管理的角度来看, 现有体制还是有种种不足, 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 “纵向集权式”结构特征决定了危机信息需要经过分级传递, 使得危机信息的传播阶段被大大延长。信息通过的等级越多, 传播耗时越长, 信息的失真率也相应地增大。同时, 由于危机信息的紧迫性, 一旦不能得到及时的利用, 其价值也将严重衰减甚至完全失效。
其次, 由于组织层级的节制和规则的严格制约, 信息传递容易受到“单通道”能力的制约, 当危机信息井喷式爆发后, 信息量远远超出其对信息加工处理的有限边界, 此时决策速度将受到严重影响, 从而导致危机信息应用阶段的滞后。
再次, 在现实中, 由于缺乏良好的横向信息沟通机制, 往往会因各部门之间的过分条块分割造成信息阻隔、共享弱化, 从而使得信息孤岛现象严重, 从而导致危机信息生命周期的中断和延长。
此外, 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 许多基层组织尤其是受灾地区, 危机信息监测、收集能力较差, 抑或出现是瞒报、缓报、漏报甚至是误报信息的情况, 这些都会导致危机信息的产生阶段受到严重影响, 这对危机信息的生命周期而言是致命的。
4.2危机信息生命周期管理方式
基于危机信息生命周期的危机信息管理方式, 其核心的思想就是确保危机信息生命周期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同时, 加速危机信息生命周期的进程, 减少不必要的中断、延缓, 保证危机信息每个阶段过渡的顺利和及时, 使危机信息在恰当的时间得到恰当的利用, 充分发挥其价值。因此, 结合生命周期的思想, 危机信息管理可以做适当的优化。
在危机产生阶段, 政府应加强预警和监控, 加强公众的信息素养, 提高公众提供危机信息的积极性, 并加强舆论监督, 有效减少危机信息的瞒报漏报。
在危机处理阶段, 加强基层机构信息组织能力, 加快危机信息数字化的速度, 加强信息标准的统一的规范化, 减少因为标准差异影响危机信息利用的情况发生。从而提高危机信息处理的准确率, 并缩短危机处理阶段的时间。
在危机传播阶段, 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 从而使基层部门获取的第一手信息, 能够直接传递到所有相关的部门, 而中央做出的决策, 也能在最短时间内, 通知到所有相关的组织和部门。消除层层传递造成的信息失真、冗余和延迟问题。将危机信息传播阶段所消耗的时间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
危机利用阶段, 加强同信息机构、媒体的互动, 加强信息政策和法规的完善化, 保证信息机构和媒介在传播信息过程中的严谨性。同时, 加强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 让权威信息第一时间占领舆论制高点, 及时消除谣言的传播和危害。
在信息保存阶段, 需要形成危机信息及时、完整保存机制。信息机构应当利用自身技术优势, 确保危机信息保存的完整性和检索利用的简易性。同时, 政府需加大对以保存危机信息的分析研究, 从过往的危机中完善应急预案。
需要强调的是, 进入政府信息资源衰退期的政府信息资源并不一定必然会消亡。通过政府信息资源再生, 很有可能发现其新的价值, 从而转变为新的政府信息资源。
在组织结构上, 需要建立横向联动流, 通过建立各职能部门之间、职能部门与NGO组织 (非政府信息机构) 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互通、互联的信息沟通机制, 形成网络型结构, 发挥危机信息管理体系的协调统一和整体功能, 保证“快速反应, 协同应对”, 同时确保各个利益主体所接触到危机信息的生命周期运行顺利。
五、结语
本文写作目的在于探索从生命周期的视角, 来解决危机信息管理的相关问题。从而提高政府对于危机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危机信息资源的生命周期管理, 其核心就在于保证危机信息生命周期历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并加速阶段过渡, 在每一阶段当中, 实现危机信息资源的价值利用最大化。
摘要:本文从危机信息资源生命周期的角度, 分析了各利益相关主体在危机信息生命周期中的角色和作用, 并提出了顺应危机信息生命周期的危机信息管理方式。
关键词:生命周期,危机管理,生命周期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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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生命周期理论”视角下的税务危机管理 篇3
对危机管理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朔到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和美国。当时由于世界性的经济危 机,企业经营遇到了很大困难,大量企业破产,危机管理被作为企业的保障措施被提了出来 。当初仅限于危险对策、保险管理、安全技术和防灾计划,后来由于企业竞争环境和经营环 境的复杂化和多样化,企业的危机管理系统逐步建立起来。"危机"顾名思义,就是以其在 发展过程中由于意外的事件所引起的危险和紧急状态。企业的危机管理就是企业通过危机监 测、危机预控、危机决策和危机处理,达到避免或减少危机产生的危害,甚至将危机转化为 机遇。危机一般具有意外性、紧急性和危险性三大特征。美国学者对危机管理的研究表明, 危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部环境突变造成的冲突;二是内部决策不当所导致的问题。企业 组织自产生起就与危机相伴随。危机管理已被国外企业所普遍采用。我国对危机管理的研究 尚处于初级阶段,真正应用危机管理的企业是少之又少。我国民营企业作为中国企业中的" 弱势群体",面临的风险更大,更需要加强危机管理。
正像产品具有生命周期一样,企业也是有生命周期的。美国人伊查克·爱迪思曾在《企业生 命周期》一书里,将企业周期分为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稳定期、贵 族期、官僚化早期、官僚化期和死亡十个阶段。我国著名管理学家陈佳贵教授也在上世纪80 年代把企业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孕育期、求生存期、高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和蜕变期 。本文以这六阶段来探讨民营企业的危机管理问题。
1、孕育期。是指企业的初创阶段。一般说来,民营企业都是在企业主发现一个新 的市场机 会(有盈利前途)或开发出一种新产品的情况下,进行投资的。建设一个新企业需要花费大量 资金,厂房设施、机器购买也需要大量时间。同时,市场又是千变万化的,有可能产品生产 出来之后,已经丧失了市场需求或竞争者已经捷足先登。所以,针对这时期的危机管理应放 在市场需求上。事先做好周密的市场调查,把握顾客的需求变化,尽快生产出市场需求的产 品。此时,时间就是企业的生命。企业能否在市场突变之前满足市场的需要,就关系到企业 能否生存下去。一般说来,我国大部分民营企业都会度过这一阶段。
2、求生存期。指企业登记注册并开始营运,产品有了市场。此时企业的产品刚投 放市场, 尚未得到用户的普遍认可,产品能否顺利销售是企业生存的关键。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初创时 期规模小,技术含量低,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比较薄弱,好比一颗刚刚破土而出的嫩 苗,需要阳光和雨露的滋润。据澳大利亚学者的调查,25%以上的小企业的产品有一半以上 是销售给它们两个最大的客户;在纺织、服装、制鞋行业中,有36%的小企业依附于一个或 两个主顾,它们的产品有一半以上是销售给这些主顾的。此时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尚未建立 起来,管理工作处于低水平不规范状态,经验管理、家长制仍是企业的主要管理机制,企业 哲学 和企业文化尚未建立,企业形象和企业产品尚未在顾客心目中产生深厚的感情。这时期的危 机管理应放在产品市场的开发和企业管理制度建立上。企业的产品得到市场的认可是一切企 业生存的根本。一般民营企业刚建立时只有一个产品(企业的生命源),产品兴则企业兴,产 品亡则企业亡。很多民营企业正是靠一个产品而兴旺的。所以,企业领导者的重点应当放在 市场开发上,争取客户的认可是企业生存的条件。切忌贪多图快,盲目扩张,不顾企业的实 际,拔苗助长式的发展方式是企业的大忌。企业忽视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管理方式的改变。 制约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企业依靠亲情化、温情化、友情化的管理模式。 建立制度化的管理模式,同时吸收其它模式的一些方法,是在管理中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
3、高速发展期。企业创立以后,在5-7年内能够生存下来并获得一定的发展,一 般就会进 入高速发展时期。从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大部分都是在高速发展期遭遇滑铁卢的 。此阶段企业一般形成了自己的主导产品,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而且在市场上 占有了一定的份额,一般表现出多元化的倾向。这时期的企业家大多是头脑过热,被一时的 胜利冲昏头脑。但一个产品的成功,不代表其它产品的成功。一时的市场机会,也不代表市 场机会的永久。企业家的惯性思维,往往导致企业的衰败。这时期的危机管理关键、企业的 战略重点,应逐步由争取生存转到争取有利的发展机会和各种发展资源上来。企业决策失误 是大部分民营企业应注意的问题。我国民营企业壮大以后,有了剩余资金,企业往往投向 不相关的产业,殊不知"隔行如隔山"。一个投资决策的失误,就会导致一个企业的衰亡。 纵观明星企业的陨落,无不是在此阶段出现了问题。
4、成熟期。企业的发展速度缓慢下来,产品已经标准化,并且企业的经营领域业 已拓宽, 管理已走向正规化。企业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都有很大的提高,并且通过各种媒体渠 道在公众中树立了形象。此时的企业仍处于创始人的掌握之中。他们一般见多识广、经验丰 富、老成持重,但同时又表现出缺乏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强烈的改革要求。企业领导人思想 保守、创新精神减退是主要问题。并非他们不要发展,而是知识能力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 此阶段的危机管理重点应放在破旧立新、防止和克服固步自封的问题上,因为不创新便会灭 亡。市场环境是千变万化的。领导人的知识应当更新,观念应当与时俱进。此时企业切莫以 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后,民营企业的竞争优势会被打破,相当多的企 业不具有知识产权、核心竞争力,因此,培育企业的核心能力成为当务之急。从我国的实际 情况来看,大部分民营企业仍未发展到这一步,便中途夭折了。
“危机生命周期理论”视角下的税务危机管理 篇4
1 传统外生增长理论的局限性
在长期以来经济分析中,经济增长趋势与经济周期一直被分开研究与处理:一方面,经济周期研究学者仅分析经趋势成份剔除后的经济数据,并把趋势成份视作独立于周期的外生因素;另一方面,增长理论则主要研究经济长期发展的轨迹,而不考虑周期波动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与经济分析所采用的二元假设前提有关:新古典 (外生) 增长理论假定市场是完全的,但周期理论则以市场不完美为假设前提。
多玛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以凯恩斯市场非出清假设为前提,以乘数/加速数思想为理论基础。“自然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变动和技术变动,“自然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的背离将使一个经济处于长期衰退或长期过热的状况。因而,多玛的“刀锋”增长模型实际上既不能解释增长,也不能说明周期。
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剔除了多玛模型的市场非出清假设。在索洛模型中,采用边际产出递减的一阶齐次生产函数,满足稻田条件、储蓄率既定、技术进步外生等条件,对经济总体增长的贡献被认为由劳动、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三部分组成。索洛模型中决定产出水平的主要因素是人均资本存量,由于人均资本存量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且受到新增投资和资本折旧的影响,最终经济会收敛于一个长期的稳定状态。在长期稳定状态,投资等于折旧,人均资本存量保持不变。如果没有外生的技术进步或人口增长,就不会有长期经济增长。因而,索洛模型不能够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即怎样打破模型中的长期稳定状态的问题,从而也不能说明周期与长期增长之间的因果联系。
此外,在基于预期之外货币波动的卢卡斯模型中,由于货币在长期内必须保持中性,因而同样不能说明长期经济增长。当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最终消失时,经济最终会回到它最初趋势增长率上。基于暂时性生产力波动加滞后调整或部门惰性的普雷斯科特模型,虽然不再把经济分为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认为经济周期本身就是经济趋势或者潜在的或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但增长趋势和周期波动来自同样的根源,即外生技术 (生产率) 的冲击,因而都不能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和说明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2 金融危机的熊彼特周期性增长理论解释
由于传统的外生增长理论无法分析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与长期经济增长的联系,从而有必要重新回到熊彼特的分析范式。
熊彼特把经济的增长与周期看作是统一的现象,并以非连续出现的“新组合”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的毁灭”,可以很好地解释这轮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发生的根源。熊彼特所指的创新包括采用一种新的产品、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及实现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五种情况。由于创新的引进是一个非连续和非平稳的过程,因而经济在长期增长的过程中便会伴随着周期性的波动。一种创新的扩散将刺激大规模的投资,从而引起了经济高涨。一旦创新对生产力促进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而新的一般性技术暂时还没有出现,获取超额利润的投资机会就会消失,投资与信用的紧缩将使经济出现危机与衰退。经济发展史上的创新千差万别,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各有千秋,因而周期有长有短。
在综合了前人论点的基础上,熊彼特提出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3种周期的主张: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根据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一般性技术的不同,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为3个长周期,一个长周期中有6个中周期,一个中周期包含3个短周期。经济增长正是经由经济周期的变动实现的。
从长波的视角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进而导致全球性衰退的根本因素是技术创新的周期性变化。根据熊彼特的创新周期理论,此次金融危机的出现也可以看作是熊彼特所未能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第五个长波繁荣期的结束,这在周期的长度与结束时间上也与熊彼特所描述的长周期基本一致。这次长周期以信息技术的扩散为标志,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影响之深远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信息技术创新的衰竭以及信息技术相关投资的总体疲弱,使得信息技术对美国经济,继而对整个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力不断下降,第五轮经济长波进入了繁荣期的末端。次贷危机就恰好发生在这个关口,使得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加严重;而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深度经济衰退更加速了长波下降期到来的进程。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是美国长期实行低储蓄率、以信贷促进高消费、以高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经济运行模式,以及美国凭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的特殊地位对这种模式的支撑。可以说,如果没有长波繁荣期的临近结束,次贷危机仍有可能发生,但未必会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相反,即使没有次贷危机,由于信息技术创新衰竭所造成的长波下降期也必然会到来,只是可能会以其他危机的形式发生。次贷危机是一个偶然因素,而经济长波的发展规律是必然因素,此次次贷危机恰好发生在第五轮经济长波下降期临近的关口,使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进而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后者又加速了长波下降期的到来;另一方面,长波下降期的临近也使得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加严重和持久。
3 后金融危机时代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经济周期的起点和摆脱危机的物质基础是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在熊彼特看来,周期上升波的形成依赖于创新的出现,以及由创新扩散带来投资或信用的扩张。“在萧条的时候,或在萧条之前,单纯增加信用便利将会证明是无效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实际情况那样”。不能简单认为“投资的增加及信用的扩张是和繁荣阶段相联系的,所以我们就能用扩张信用的方法来制造繁荣”。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条件下,世界经济何时能够走出衰退重新进入上升波,同样取决于信息技术之后的创新出现的时间与规模。但是根据熊彼特的创新蜂聚假说,创新的出现具有非连续性的特点,创新作用的发挥只是“蜂聚”在某些时间里。也就是说,创新在历史发展阶段中不是均匀分布的,而仅集中出现于某些历史关节点。在信息技术支撑的“新经济”其潜力完全发挥之后,形成经济上升波的新的一般性技术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换而言之,在经历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复苏和快速增长。
尽管如此,由于经济条件、背景、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各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仍存在一些个体差异。这种差异也可以用各国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所处的位置来描述。中国经济由于市场不完善、城市化尚未完成等原因,尚存在较大比例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既定的资源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实际产出处于生产可能性曲线内。对于中国,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及城市化过程都可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使生产组合由生产可能性曲线内的某点向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移动,从而表现为现实产出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短期来看,中国可以借助财政金融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从经济长期增长来看,要推动经济增长,要继续推进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
另一方面,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市场化改革与城市化进程早已结束,市场的潜力已经得到充分应用,资源利用效率较高从而实际生产处于生产可能性曲线之上。由于生产已经处于生产可能性曲线之上,要实现产出的增长,只能通过技术革新,打破资源约束,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因而其长期增长的形成完全依赖于新的一般性技术的出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一直以来并且以后仍然可能会享有先行者优势;当情况变得很糟时,它仍然具备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市场创新的优势,美国从创新中获得的熊波特经济租金将会用来进行明智的投资,推动美国经济、并最终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的经济长波。由于投融资成本上升,一般性的技术研发净收益会下降。美国的研发资源可能更加向革命性的技术创新集中,因为革命性的技术创新能够带来更大的收益。这种情况可能加速下一轮技术革命的到来。美国在基因技术和新能源技术方面已经具有几十年的技术积累,下一轮技术革命很有可能在这两者之中产生。美国的下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繁荣时期需要等到下一轮技术革命。但是,在此之前,世界经济不得不经历萧条的漫漫长夜,就像以往任何一个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到来之前一样。
可见,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长期增长潜力存在较大的差别。中国尚处于发展阶段,信息技术的扩散并非驱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重要因素,市场化改革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同样非常显著。实际上,市场化改革与城市化也可以看作是熊彼特五种创新的一种,即实现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城市化有别于一般的“蜂聚”式创新,因为它基本上是连续和平稳的,因而可以给经济长期增长带来持续的动力。只要中国能够通过不断的市场化改革及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中国经济就会比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经济更容易走出经济周期的紧缩阶段和重新进入上升通道。
摘要:信息技术的扩散使得世界经济维系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但当新技术对生产力推动的潜力被充分发挥时, 超额利润动机的丧失将使世界经济出现危机与衰退。对处于生产可能性曲线之上的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 经济走出衰退依赖于新的一般性技术的出现。由于创新所具有的非连续性特征, 因而短期内可能难以看到复苏的迹象。但对处于生产可能性曲线之内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来说, 通过持续的改革及城市化的推动, 有望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更快走出金融危机阴影和进入长期上升通道。
关键词:金融危机,熊彼特,周期性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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