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心得体会

2024-10-08

跨文化交流心得体会(精选8篇)

跨文化交流心得体会 篇1

《跨文化交流》课程学习心得体会

文章摘要:随着世界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各国的交流不断加强,做为一个具有全球化视角的人必须对中西方文化差异有理解,融汇。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解,理解中西方文化有利于扫除交流的障碍,有利于顺畅的交流。有利于善良的人更好的,更短时间的了解理解对方。经过一个学期艰苦卓绝不间断地学习,特别是在王培英教授地亲切指导下,我们对跨文化交流都颇有心得。

关键词:跨文化 文化体系 中西方 差异 根基

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让我明白了跨文化差异的体系,而且对中西方差异产生了兴趣,了解中西方差异的根基,精髓。首先我回顾一下我们的文化差异的体系。文化差异的体系是中西方文化梗概,宗教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礼仪文化,民俗文化。中方文化强调集体意识,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一种深层次的平衡,和。西方文化强调个人自我意识,求个性,求理性,强调绝对的个人自由。中方重经验,直觉;西方重唯理,思辨。中方重整体综合,西方重细节分析。中方重思维能力,中方思维是物性思维,以“阴阳论”为基石,注重对事物属性和功能的分析,优点是宜于看出物质与精神的运动共性,掌握事物运动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做出预测和运筹,借势运力,寻找最佳决策,讲究思维能力。西方思维是物质思维,以”分子论”为基石,注重对事物内部构成的发现,掌握事物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优点是宜于根据事物结构创造新事物和新功能,讲究创造才能。中方的宗教文化儒释道结合,具有浓烈的伦理道德色彩,具有很强的入世性,具有务实性,并且兼蓄并容。西方宗教文化有较强的排他性,相信世界和宇宙中存在一种超自然和超社会的力量,认为人有原罪,人要救赎,人要忍耐、顺从、听话、不反抗。中方的建筑文化注重整体美,讲究曲柔,追求写意,追求空间的封闭性,注重和谐之美,追求天然之趣。西方建筑文化注重个性美,讲究刚直,追求写实,追求倾向于开放性,注重对抗之美,追求人工之美。中方讲究美性,味感。西方注重理性,讲究营养。中方以植物为主,西方以动物为主。中方重聚餐,求团圆;西方重分餐,求自我。中方热情好客,西方人自我就餐。中方以热食,熟食为主;西方以生食,半生食为主。中方用筷,西方用刀叉。中方不重女性,西方尤重女性。中方讲究热闹,西方讲究安静,专心致至。中方先菜后汤再主食,西方先汤后主食再甜点。中方暂停用餐餐具较随意,西方刀叉有规则。中方衣着随意,西方衣着讲究。中方服饰注重追求稳重,西方追求感官刺激,表现自我,张扬个性。中方礼仪以礼服人,以谦为尚,以和为贵,亲情至上。西方随意地打礼貌的招呼,忌问隐私,礼貌又加,讲求效率,女士优先,重视小费。中方欢乐文化的心理期盼是分享喜悦,西方是发泄个人情绪、张扬个性。中方表达方式是和谐,温和的方式,西方是强调个体舒适和满足,直接,纵欲,粗放的方式。中方文化娱乐的理想追求整体的高兴;西方人追求欢乐,更多是通过忏悔,內省和宣泄,以求个体灵魂的洁净和个人感情的升华,更重视个人价值和个人幸福的追求。中方民俗文化源于与丰收相关的节庆,祈求;西方民俗节日来源于基督。中方民俗以饮食为主,有较浓的家族色彩;西方民俗以娱乐为主,比较开放,具有博爱性。

中方文化的根基是儒释道。

一儒家以仁为核心。积极的一面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另一面是追求集体的和谐,对个人的人性进行了约束。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二道家的核心文化是“道”和“天人合一”。道即是各种天,人,理的自然规律。天人合一强调了集体意识,求人,物,天之平衡,大“和”。

三佛教的核心是苦、集、灭、谛。人生是苦的。人有八苦是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烦(色、受、想、行、识)。集是对到处不断追求快乐的渴爱造成痛苦的原因的分析。灭是苦的超脱。道是修行的方法,也是文化的深刻体现。

西方文化的根基是希腊理性,犹太基督教以及文艺复兴。西方的文化强调了物质思维,强调了理性思维,强调了个人的权利和人性的解放。一物质思维

1 探索自然界的本原究竟是什么?米利都学派,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恩培多克勒和后来的亚里士多德,留基伯和其学生德谟克利特

2 探索和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现象。亚里士多德研究了物体的运动,生物的分类,生命的形成,气象学等方面的现象.阿利斯塔克首次提出日心说,并运用几何学原理计算出月球,地球和太阳的大小及它们之间的距离,在定性上完全正确.阿基米德研究了静力学,尤其是研究了重心,杠杆,浮力,相对密度等问题.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医学的集大成者,他用四体液说解释人类的疾病. 3 非常热中于几何学的研究。因为几何证明最能体现人的逻辑推理能力,而逻辑推理是理性思维的核心,所以特别崇尚理性精神的古希腊人就特别推崇几何学.毕达哥拉斯由于证明了勾股定理而设百牛大祭,柏拉图学圆的门上挂着“不学几何学,不得入此门”牌子.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的意义.从17世纪以后西方各大国的科学院和民间机构的悬赏征文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西方人对探索研究自然界的兴趣。

二理性主义

古希腊人的理性主义精神。赫拉克利特首先提出“逻各斯”的概念.逻各斯主宰世界,但它必须用理性

思维才能把握。巴门尼德把人必须用理性思维认识世界的思想推向极端.他指出:“凡不能设想的就都是不可能的,即令感官告诉我们它的确发生了”.巴门尼德的弟子芝诺的四个否认运动存在的论证充分说明了这一思想.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也充满了理性主义精神.亚里士多德对理性主义作出了杰出贡献.<工具论>作为逻辑学的奠基著作,书中制定了人类进行逻辑思维或逻辑推理时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和规则。

1尊重客观事实和公理。既然理性主义的核心是逻辑推理,那么逻辑推理的前提首先必须是无可置疑的对客观事实的分类。按出现领域分:自然界,社会和人文领域;按出现的概率分:必然的和偶然

的.按出现的范围分:个别事实,统计意义上的事实,普遍事实. 2坚信因果关系哲学上的休谟问题及其解释。3不盲从,不迷信,崇尚自由和平等争论学术的自由平等争论与商品的公平竞争一样。三人权和人性解放 坚持以人为本或以人为主体的价值观。2 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维护人的尊严。赞美和颂扬人性,人的美德,人的完美,人的伟大,人的幸福和人的无限创造力。强调和追求人的自由,尤其是思想观念的自由。注重对人的教化,力求使每一个人成为文明人,文化人和具有创造力的人。

综上:中西方的差异和文化冲突显而易见。中方重视集体和谐,西方追求个人的绝对自由。中方思维是物性的,西方的思维是物质的。中方的文化有很强的感性化,西方的文化有较强的理性化。我们要不断去细细品味中西的差异,理解双方文化中的精华,互相补充,融合。培养国际化思维,理解文化,体味彼此文化中的酣甜。消除跨文化交流的障碍,到达交流的畅通,和谐,充满理性和感性的光辉。

跨文化交流心得体会 篇2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某一人群活动圈内形成的一套约定俗成的意义体系。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发展过程以及其他因素的不同, 各个民族都有其特性, 其文化也各有特色。在不可抗逆的文化方式影响下, 人们形成了价值取向、思维模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有鲜明特征的不同文化身份。比如, 中国人的顺从自然、注重过去、追求宁静、隐含个性的价值取向, 与西方人的天人相分、着重未来、个性张扬、追求创新的价值取向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文化在语言交际上表现为:汉语注重人际关系, 以情为出发点, 英语注重客观事实, 以事实为出发点;汉语不受形式逻辑的限制, 可以进行丰富联想的直观表述, 而英语是一种理性语言, 有很强的逻辑层次。如不了解中西方思维文化的差异, 对语义的理解就只能停留在语法意义的层面上。

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 一靠自身创新更新的能力, 二靠外来文化的不断补充。这二者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没有各种不同文化的互相交流、融合、创新, 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就无从谈起。美国作家爱默生在《美国学者》这篇文章里说道:“从遥远的古代流传下来一个寓言:从一开始神就将人塑造成各种不同的人, 这样人就能更有益于自身, 就像手被分成五个手指头以更好地互相协作一样。这个寓言揭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只有一个完整的人——世上各个具体的人只是部分展现人的特征, 你必须在整个社会中才能发现这个完整的人。”由此, 我们可以作进一步引申, 即不同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在反映人性的完整丰富性方面也是具有互动互补性的。

跨文化交流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实现信息传递, 获取信息, 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二是吸纳对方文化、价值观念中的积极成分, 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

二、文化态度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作用

在跨文化交际中, 仅有对异文化的感知是不够的, 还要有正确的文化态度。英国语言学家Littlewood认为:“当我们采用一种新的语言模式时,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放弃了原先的文化身份。”同时我们应该知道一个民族的存在, 也是以民族文化记忆为标志的。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生活同质化趋势的日益明显, 人们传统文化意识发生了质的变化。那种因不能共享同一文化环境而产生的文化冲突, 在逐步被文化移情所缓解。但是坚持本民族文化身份和优秀的文化传统既是每一个“世界公民”的心理需求, 也是多元文化的客观必然。21世纪人类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全球化的时代, 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进行交际时表现得更为明显。跨文化交流不仅需要人们具备语言应用能力, 还需要人们具备文化理解能力。在与异文化的碰撞中, 我们应该既为本国文化而骄傲, 又要欣赏、尊重、学习、宽容其他不同文化;既不能放弃对异文化的感知, 也不能完全丧失母语文化身份。总之, 理想的跨文化交际是一种对话式的交际, 是任何一方都不被忽视而双方又有互相尊重、互相肯定的动态交流方式。

目前全球化浪潮高涨, 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文化是否会“一体化”的担忧。语言是交际的工具, 而英语无疑已成为世界的共同语言。2000年末, 英国政府宣布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数已经超过以英语作为母语的人数;而美式英语则相当于网络世界的普通话。到2000年止, 全球互联网有60%以上的内容来自美国。有学者担心, 随着美国文化产品大量涌入世界各国, 可能会使一些国家民族原有的文化受到压抑, 失去“活性”, 最后重新成为文化霸权的牺牲品。人们应该清楚,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素质的标志, 是其精神和灵魂所凝聚的神圣寄托。要保持民族独立, 首先就应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因此, 在跨文化交流中应坚持如下原则:一要树立文化平等观、语言平等观。二要克服文化的自我中心论。不克服文化的自我中心论, 就无法实现跨文化交流与合作。

三、如何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当今世界跨文化交际变得越来越普遍, 可是在跨文化交流方面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不平衡。西方文化在交流中逐渐取得优势, 而东方文化则有失去自我特色而被同化的危险。实际上, 跨文化交际是一个双向交流过程, 交流双方都了解对方的文化特征并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习惯, 是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必备条件。

目前, 在跨文化交际领域确实存在着文化迁就主义的倾向, 即苛刻要求我们的外语学习者宽容外国人。如, 为论证“文化差异”所举的例子都发生在中国。人们总是责难中国学生因为不懂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而讲话不得体, 这是不公平的。跨文化交际不仅是交际双方语言的交流, 更是社会文化的交流, 双方应该相互体谅以促进交流。中国学生确实应该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敏感性, 但是外籍教师也应适应中国的文化。我国在英语学习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 学习者所接触的材料中对英语语言文化介绍、研究的比例较大, 而对本国文化从外语学习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比例很小, 结果很多外语学习者不懂得如何用外语表达中华民族的文化, 不懂得如何表达那些汉语所特有的对联、成语、典故、歇后语等等。我们通过外语了解西方文化, 同时也期望西方通过该语言了解和吸收中国文化。如果我们无法准确地用英语表达我们的传统文化, 那么世界何以了解中国呢?因此我们应加强跨文化平等交流意识, 研究如何用外语谈论中国, 让世界了解中国。

学习西方语言并不意味着要盲目地屈从于西方文化, 而是要在了解的基础上吸收其营养。而且, 我们用外语进行跨文化交际时还必须要求西方人逐渐熟悉中国文化, 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中国与英语国家只有本着彼此尊重的原则, 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交流, 才能跨越因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向跨文化交流。

解决中国与西方文化交际不平等的问题, 首先在意识上要遵循跨文化交际的伦理指导原则——平等交流意识, 树立文化平等观与语言平等观。放弃民族特点与文化身份去学习外语, 是绝对不可取的。在跨文化交际中, 应从目前对西方文化的迁就与从属转变为东西文化相互传播、相互借鉴, 这样才有助于不同文化人群之间的交往达到更高境界。其次, 在思想上应相互理解。要达到平等的跨文化交际, 相互理解显得尤为重要。东西方文化不同, 语言也不同, 文化差异显而易见地体现在各自的语言表达之中。在跨文化交际中, 应该承认差异并允许差异共存。要使交际顺利进行, 就应以对方的价值来看待和评价对方的行为, 容忍、尊重并理解别人和自己的不同, 不能拿自己的语用规约做标准来衡量和评判对方的语言运用。要提高跨文化平等交际的功效, 就应使交际双方能充分发出属于自己文化的声音, 最大限度地相互接近和理解, 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沟通。

要成功地实现跨文化交流, 一方面要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 同时又要放弃以东方普遍性替代西方普遍性的整体置换术。东方与西方在全球化中将形成汇合、交融和互渗的关系。

强势文化社团对弱势文化社团实施控制的问题, 以及弱势文化社团对自己文化身份加以捍卫的必要性自然成为不可或缺的话题。我们不能因为看到强势文化社团和弱势文化社团之间的不平等, 就对弱势文化社团向外来文化开放学习持保留态度。如果强势文化社团因走向封闭而激化文化冲突, 对它自身来说这是步入衰落的警示, 对于弱势文化社团而言, 必须勇于回应挑战, 而不能视其为自我封闭的理由。人类学家波阿斯 (Franz Boaz) 曾对欧亚文化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作过这样的评论:“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某一社会是否有机会向相邻社会的经验进行学习, 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个社会的种种发现向其他社会传播, 其间的接触愈广泛, 学习的机会愈大。总的来看, 文化最简单的部落封闭的时间最长, 因而未能从相邻社会的文化成就中获益。”

结束语

在跨文化交流中, 人们会遇到不同的文化。面对不同的文化, 我们应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两种文化都面对着许多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在发展高科技和与高科技直接相关的教育方面, 求同占据主导地位。大家都在考虑充分利用科技和教育来促进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存异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这是因为一种文化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在于它的个性, 而不是它的共性, 在于它的特殊而不在于它的一般。因此, 求同和存异这两个方面不可或缺。既要注意到同中有异, 也应注意到异中有同, 对这个方面应该给予同等的重视。在中西交流中, 我们不要有自大情绪, 也不要有自卑情绪, 而应正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尊重西方文化, 学其长, 避其短。只有持这种态度, 才能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中吸取对自己有益的东西。

摘要:文化交流的目的是人类互相学习、共同享受各民族创造的精神财富, 所以文化建设中无论从世界角度还是从民族角度来看, 保护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都同等重要。各国家民族之间只有本着彼此尊重的原则, 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交流, 才能跨越因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向跨文化交流。

关键词:多元文化,文化交流,全球化,同质化趋势,平等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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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炎昌, 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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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德明.多元文化杂交时代的民族记忆问题[J].外国文学评论, 2001, (3) :11-16.

跨文化交流尝试 篇3

近期,女作家徐小斌的长篇小说《羽蛇》英文版,由世界著名四大出版公司之一的西蒙·舒斯特正式推出。

为消失的历史细节留下见证

西蒙·舒斯特公司旗下出版品牌Atria Books将徐小斌的两部小说《羽蛇》和《敦煌遗梦》一并列入“Atria国际出版计划”,该计划旨在面向全球推出优秀小说。其中,《羽蛇》是这一计划确定的第一部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

《羽蛇》讲述了一个家族5代女人曲折跌宕的命运故事。从晚清的宫廷、太平天国的秘帷、圣地延安、“四五”的广场,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的商战天地,5代性格迥异的女人在时空的沧海桑田中,在血脉的因袭中,自我复制、变异和追求。作者用自己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女性生活的独特精神内涵。小说采用了多种叙述手法,情节奇诡神秘,语言如诗如画,想象天马行空,是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又一力作。

《羽蛇》自1998年首次在国内出版后,至今已先后印刷过7版。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羽蛇》列入中国当代名家代表作。西蒙·舒斯特公司作为世界顶级出版机构,出高价同时签下一位作家的两部作品尚属首次。据悉,本次《羽蛇》的英文版自2005年起由加拿大著名翻译家霍华执笔翻译,经过数年的琢磨推敲翻译完成。并于2009年1月由Atria Books推出预读版,其精装版已于近日在全球同步上市。

与此同时,《羽蛇》还并签了意大利、挪威、西班牙、葡萄牙、巴西等小语种。另外,徐小斌的《敦煌遗梦》被译为英、法文,《蓝毗尼城》、《银盾》被译为日文,《蜂后》、《亚姐》被译为英文与希腊文,《双鱼星座》被译为德文,已经在海外发行。

在《羽蛇》以高价被西蒙·舒斯特买断全球英文版权的同时,徐小斌也被邀请赴美国纽约作家之家交流访问,作家之家由德国传奇出版家罗沃特父子创建,罗沃特(Rowohlt)出版集团是德国百年品牌,最大的大众图书出版商之一。现今已经有世界上50个国家的近百位作家来到纽约的作家之家进行跨文化的交流对话,徐小斌是第一个被邀请参与此活动的中国作家,实现了她多年来力争使自己的作品走向世界的夙愿。

Atria Books副总裁Judith Curr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羽蛇》通过5代中国女性的人生经历,写出了中国百年的历史变迁,并且高度技巧化地为那些消失的历史细节留下了见证和声音。

国际交流与专题讲座

徐小斌在文学创作之余,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她于1996年在美进行过为期3个月的访问讲学活动,分别在美国杨百瀚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圣玛丽学院等举办了题为“中国女性写作的呼喊与细语”、“逃离意识与我的创作”的文学讲座。讲座受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海外学人的欢迎。据了解, 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美国国家图书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均有徐小斌的藏书。1999年在台湾举办的两岸文学研讨会上、2002年在加拿大举办的渥太华国际作家会议上,均有她的论文发表,并获得与会者的广泛好评。2007年,她再度接到美国文学研究学会(ALTA)副主席Rainer Schulte先生的邀请,作为唯一的中国作家赴美参加由50个国家的作家、翻译家参与的国际文学研讨会,主讲《羽蛇与中国女性文学》专题讲座。2008年,在香港参加国际作家工作坊为期一个月的活动,主讲《羽蛇与海神》专题讲座,反响强烈。

创作风格独树一帜

徐小斌自1981年开始创作,迄今为止发表作品400万字。包括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电影剧本。她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生活,平日写中短篇,至于长篇,基本上4年写一部。2009年,计划要推出一部长篇小说。

徐小斌的中篇小说《双鱼星座》荣获了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另外一部中篇《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受到美国心理分析大师诺曼·霍兰德的关注,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心理分析小说。该小说经她本人改编为电影剧本《弧光》后,获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奖。长篇小说《敦煌遗梦》获得第八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年度十佳长篇奖,短篇《请收下这束鲜花》获得《十月》杂志首届文学奖,中篇《异邦异族》获得《钟山》杂志优秀中篇小说奖;散文《海幻》获得全国青年散文大奖赛创作奖;担任编剧的电视单本剧《风铃小语》获得第十四届飞天奖、CCTV杯一等奖;由于对中国女性写作的贡献,于1998年获得全国首届女性文学创作奖。

徐小斌的长篇小说《德龄公主》由她本人改编为同名30集长篇电视连续剧,于2006年在央视黄金时段及其他省市电视台播出后,受到观众广泛好评。

徐小斌的创作风格可谓独树一帜,她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是每部作品一定要颠覆前一部,她不主张作家有一贯的语言风格。徐小斌总是根据题材,来确定不同的语言风格。看过《德龄公主》和《羽蛇》的读者,就会轻易发现这两部作品的风格就截然不同。徐小斌认为,艺术家如果不断地重复自己,也许收入很高,但就会变成匠人。而她的作品,维持不变的只有两点:第一是女性,第二是她喜欢打磨文字。她的每部小说,用于修改作品的时间并不多,反而是前期揣摩角色的时间更长。她一定要等到主角、配角,故事的主线、副线,在自己的脑海中都活了,这才动笔。一旦下笔,便字斟句酌。比如《羽蛇》,她曾经说过,10年后再看,几乎一个字都不想改。

关于她的创作风格,她笑言自己是农民习惯,早睡早起。每天7点半起床,9点一定要开始写作。她的每个上午都是最宝贵的时间,经常一写就不想吃午饭了。另外,她喜欢游泳、打羽毛球,也喜欢唱歌,尤其是民歌。现在爱听古典音乐,像巴赫,尤其是西贝留士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德彪西的《月光》等。

班组文化交流心得(小编推荐) 篇4

2011年6月13日下午有幸参加了与乌市营销中心新市区营业部的班组文化建设的交流会。通过现场参观北京路营业厅、新市区集团组的班组文化墙以相关人员对班组文化建设的介绍内容,对班组文化建设有了新的认识,通过本次的培训交流,聆听了他们的管理方式,学习了他们的管理内容及风格,结合内部实际情况,有了一些感想,体会主要有以下几点:

体会一:班组文化建设=管理工具

在此之前,一直认为班组文化建设是一个很虚不实用的工作,以往总认为,班组文化建设工作就是走形式,给基层管理者的工作带来更多的负担的工作。听了聂主任等相关人员的介绍后,无不被他们的认识和精神所折服,因为班组文化做的好,可以让每个员工真正有一种归家的感觉,不再是认为上班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想了我们的实际工作,投诉处理员每天面对工作的心态是比较消极压抑痛苦的,如果让投诉处理员在与客户沟通之外有被关心,被温暖的感觉非常重要的,这也直接影响到投诉处理员每天的工作质量。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北京路营业厅厅经理朱银银在借调其他部门期间,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经常去营业厅看看情况或关心员工,我想这对于每个员工而言,即使她什么也不说,看见她,员工就会觉得她心里有的大家,即使她不在期间,她的心里也是有大家的。因此,她的员工才会更加爱她们的“家”,也因此才会带着快乐的心情去上班。

经常会听到值班长说员工现在思想很活跃,非常难以管理,也经会抱怨说,某某业务已经讲了很多遍,但仍有人未掌握,但不论何种情况,我想都跟员工的心态有直接关心,因为,只有让每个员工有了“家”的感觉,我想再与其沟通工作,思想交流或开展其他活动时,才会更加顺畅,效果才会更加明显。

体会二:为成功者喝彩,荣誉应该推广出去

看着营销中心一张张的光荣榜,想到了我们自己的标杆明星们,同样是先进,同样是标杆人物,但效果却天囊之别,看着聂主任展示的平台,听着形式多样的表彰形式,例如,内地学习,平台展示,经验交流等等…我深思,我们的表扬是否过于吝啬,过于轻微了。表扬应该是一种对工作的肯定,对荣誉的推广,对大家的激励和学习,更是一种积极强化的管理方式,应该被广泛地传播和采用。适度的使用表扬能够激发大家的积极向上的情绪和愿望,更有利于良好个性和优秀品质的形成,因此,我想每一个基层管理者都应该擦亮眼睛,发现身边伙伴的每一点的进步进行表扬,也许我们的表扬手段没有物质的奖励,但我想如果方式方法得当,因人而异,精神的奖励同样也会起到效果。

体会三:形式多样的班组活动

在我们刚到北京路营业厅时,看到了一群欢快的女孩们谈笑风生的走过,起初以为是客户,但事后才知道是刚刚下班要去K歌的同事。我想她们快乐的原因不是因为要去唱歌,而是因为班组内会经常组织一些内容丰富的班组活动,比如植树,徒步,唱歌或参加公益活动等

等。再回头想想我们,也许偶尔会组织活动,但也仅限于吃饭,我想我们的同事跟他们一样,也是同样年轻活泼有爱心,不妨今后的活动放眼去看,大胆去想,征集大家的意见,多组织些有益身体健康,多多锻炼的且能让组内成员能进行互动的活动,也许第一次会有个别人不愿参加,但当她或他看到大家的欢笑,我想她下一次一定不愿意再错过。

四个小时的活动很快过去了,让我感动的地方实在太多,让我学习的地方也实在很多,给我们每个人太多的体会,我想学以致用才是最好的,希望勤思善做,路在脚下。

投诉处理中心仝红霞

跨文化交流学习报告 篇5

记得老师课上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文化的概念是什么?”我参阅了很多资料,总结了一下,我认为文化就是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人与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另一个群体,另一个人区分开来的所有区别性特征的总和,或简言之,文化是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之间的所有区别性特征的总和。因此可以这样说,第一,每一个人都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第二,每一个人都是其自身文化的综合体,第三,不同文化个体之间的文化价值观是不一样的。然而,作为群体性极强的人类来说,进入别人的世界,与其他文化的人进行交流是在所难免的,而且是经常的,必须的。这也说明了掌握跨文化交流的知识与技巧是十分必要的。

在全球化,信息化所覆盖的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民族,地域,文化的人们时常不期而遇,甚至在一起工作生活。跨越从日常生活到世界观的种种差异,填平不同文化背景所造成的交流鸿沟,创造相互理解的和谐国家的地域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的最大课题。发挥文化魅力,构建具有创造性,充满欢乐的世界也是重要课题之一。加深人类相互理解,携手共建多样性文化蓬勃发展的世界,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想来,20世纪表现出了试图将世界纳入一种体系的强烈趋势,它称得上是历史上首次作为一种强大的动向扩展开来的时代。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全球化就是让全世界都用欧美的价值观和尺度来看待世界,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技术,文化都以欧美式的基准来加以统一衡量的动向。由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如何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中找到平衡点显得十分重要。

在8周的跨文化交际课上,老师讲的最多的是我们与西方人之间的文化差异,我认为做好跨文化交际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把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或人之间的差异了然于心,下面我对我们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做简要的介绍。

首先,东方人比较注重形式,而西方人更注重内容

例如,东方人比较讲究面子,而西方人更讲求实惠。东方人做事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凡是差不多就行,而西方人则最求一种精确性,凡是务求准确。再如,西方人的沙发和席梦思以人为本,讲究的是舒适;中国古人的红木家具和“千工床”讲究的是形式美,用起来却很不方便,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对照。

其次,东方人重事后,西方人重事前。

东方人往往乐于总结经验,这和我们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出了问题,就买个教训;西方人则在事前会有周详的考虑,将工作作在事前,出了问题只怪考虑不周到。

还有,东方人比较讲究整体,而西方人更加重视个体

在西方,人与人接触首先是拉开距离,然后选择;东方人则是想混在一起,然后区别。东方人的麻烦往往搅成一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琐碎;西方人遇到麻烦往往很孤独。因此,东方人更恋家,重亲情;而在西方人的眼中家的观念就很淡薄。还有老师上课讲过的,东方人是为他人而活,西方人则为自己而活。

东方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是有很大差异的,东方人的思维是由外到内的,而西方人的思维是由内到外的。这是因为西方人看待事物总是从本质出发,先把握事物的内在属性,在从此基础上在来了解事物的外部特征。东方人往往习惯层层剥皮,有外到内认识事物,先观察外在属性在掌握本质特征。

例如,东方人讲话时先作很多铺垫,再说明自己的主体,而西方人说话时则是要先把主题表达出来,再说辅助的话。

造成这样的思维差异,跟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也是分不开的,东方人的思维是立体型的,而西方人的思维是流线型的。流线型思维跟流线型文字一样,弯弯曲曲的,一环扣一环。而东方人的思维为什么是立体的呢?一看文字便知,无论是汉语,日语,还是韩语,它的笔划是四通八达的。各个方向都可以伸展,横的,竖的。因此这就可以诱导思维不要单向发展而要多向发展。这样一来就容易全面。但西方人的思维不是这样,它是二元对立型的,不是A就是非A。这就是所谓的真理只有一个,二者必居其一。

其实,以上这些差异,归根结底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东方人相信事物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事物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终将回到它们的原始状态。所以他们放眼全局,寻找事物内部的某种联系,认为理解整体必先理解局部。相对来说,西方人眼中的世界简单而更具确定性,他们并不在意恒久不变的事或人,也不去看更广阔的图景。他们有信心找出事物的规则,而且认为自己能够控制事物的运行。

从宏观上看,人类的文化具有人类才能创造的文化的一切共性,因此,人类文化具有一元性;从微观上看,人类文化呈现出千姿百态,因此,人类文化有具有多元性。显而易见,我们的文化是一元文化和多元文化的统一体。我们身处这纷乱复杂的世界当中,各种文化的冲击有时让我们分不清彼此。但只有把握住这些微观的差异,才能让我们更好的游走于各种文化之间,与各色皮肤,各种信仰的人毫无隔膜的交流。

当我们深刻的懂得了这种差异,再去审视西方的文化,看待自身的文化,一定能更好的掌握跨文化交流中的各种问题。

跨文化交流心得体会 篇6

520112 刘丹 10

一、儒家思想与日本的企业文化

东西方的界定,主要在于文化的划分。尽管日本曾经历过全盘西化的维新,东方文化还是对他有深深影响。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人”的定位。西方文化,可以被归结为一种个人主义文化,而受儒家精神濡染的东亚诸社会的文化,基本上是一种社群文化。东亚的社群文化主张企业、经济和社会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协调一致的运作。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视角来看,东方文化下的人简直就是“无我”。与这种精神资源中的“无我”意识联系的是在社会秩序网络结构中的“克己”即“自我舍弃”。每一个人从某种程度上丧失了独立的个人“人格”,从而变成了社会秩序网络结构上的一个“结”。社会秩序已把人的“人格”甚至“人性”内涵于其中,从而变成了这些社会中注重人事关系、人互相牵制的秩序网络。这种“无我”在日本经济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企业中强烈的团队本位主义。日本人重视他人的评价、暗示、期待和赞许,即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制约中行善。这在企业中,就表现为鼓励员工之间的公开竞争,并把企业的诚信摆在首要位置。

正是这些日本特有的文化和制度特征保证了外在机制的成功运作。比如说,日本产品之所以能以“高质量、低价格”出口到国外,很大程度上是国内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竞争与日本的历史传统是相契的。这种竞争不同于西方以个人为单位的竞争,而以集团为本位,在整体上形成了“对外竞争、对内和谐”的格局。日本人公认的观点是:社会并非个人竞争的场所,而是一个团队与另一个团队集体竞争的地方。一个公司的雇员组成的队伍应该像一个统一体那样行动,以便与另一个公司所建立的团队竞争。于是为了在一场无休止的集体竞争中击败所有对手,最重要的是保持企业内部的亲密和谐。这样,日本儒教中的忠诚精神就成为每个企业的绝对律令。企业在雇用雇员时,如同挑选夫婿一样,要估计他的性格、忠诚感和从长远看它对公司可能做出贡献的潜在能力,这些特征要比员工的“专业本领”更加重要。这种雇用就像结婚一样,是一种终身承担的义务。于是类似中世纪那些超家族的封建集团,一种强烈的“家长式的”、“家族的”、“同事的”气氛弥漫于公司之中。

引申至国际竞争圈中,日本人觉得国家就像一个放大的企业,它作为一个严密的整体参与世界贸易竞争。而企业对于政府犹如雇员对企业一样,信奉的仍是传统的儒教的忠诚原则。在日本的民主中,渗透着协调一致的集体传统。他们觉得,决定不应有任何个人做主,而应该通过协商由集体共同做出。开会的目的在于达成一致,其意义在于达到普遍统一和没有人持强烈的异议。等级制度和集体决策在日本的传统中相辅相承成为统一体。如果说中国的等级观念往往与官位的高低相联系、带有冷冰冰的行政隶属意味的话,日本的等级观念则染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家族色彩。这种纵向、横向间反反复复的协调商量、集体决策,对于日本的经济腾飞和企业的做大做强是十分有益的。日本通过自身顽强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在积极引进外来管理文化的基础上,日本人对自己的传统进行了创造性地转化,进而获得了巨大实效。

二、企业管理——以人为本

如果把独特的文化氛围比喻为日本经济的腾飞肥沃的土壤,那么良好的企业管理则相当于对每一棵幼苗的精心培育,是日本企业能够发展壮大不可或缺的因素。从微观层面来看,国际经济学界通常认为日本的企业管理有三大“神器”:终身雇用制度、年功序列工资制度和企业内劳动组合。除此之外,日本企业内的教育培训往往不为外人所重视,其实这是推动日本企业高速发展的又一秘密武器,即第四种“神器”:独到的企业文化与企业精神。

(一)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建立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企业管理。日本企业管理理念强调“细”、“精”,强调规范化,讲求高质量、高要求,认为现代管理是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管理出效率、管理出效益、管理出人才,管理无处不在。同时,他们在企业管理实践中不拘泥于西方注重理性管理理论的框架,而是融入浓厚的日本民族文化特色。他们把企业当作一个文化实体进行管理,有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造就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因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的企业管理是一种现代的文化管理,是对现代管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日本的成功之处在于其战略思想的特点“有创造性、富于直觉、合乎理性”。整个7O、8O年代,日本企业远远走在经营效率的前沿,并且某一段时期似乎可以永远改进,不断地提高质量并降低成本。

(二)日本的企业管理强调以人为本。日本的企业管理的本质特征是以人为本,确立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充分地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人为本的管理既是对员工行为的规范,更是对员工的尊重、培养和激励。同时,日本企业特别重视环境要素管理,以激发人的干劲。企业的自然环境,包括工作的环境、光线、色彩、噪声都控制得非常好。日本企业管理的实践证明,企业员工不仅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企业必须依赖于以人为中心的观念和感性因素的文化管理,才能适应时代的飞速发展、知识员工的大量出现、企业组织的变化和服务制胜时代到来的需要。此外,日本企业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还表现在,不仅仅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而且“追求人与社会及环境的和谐”。

三、日本的生产管理方法创新

在这些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的熏陶下,日本企业发明了许多后来众所周知的生产管理方法,比如全面质量管理、精益生产。精益生产可能是日本式管理最重要的贡献,他在丰田汽车公司还有另一个名字——丰田制造系统,丰田是50年代最早尝试精益生产的公司。精益生产的精华在于;其一,只生产所需的东西---适时生产而不是生产大量产品以防万一;其二,把每个人都变成质量检验员,有责任随时纠正错误;其三,按照从供应商到客户的价值流向看待公司,而不是把产品和生产过程孤立起来,由需求拉动生产,也就是按单制造。

四、结语

跨文化交流心得体会 篇7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 自从举办了澳洲和美国两个海外专场之后, 外国嘉宾以及海外华人竞相亮相, 频频登场。有专家说, 《非诚勿扰》打开了全球恋爱版图, 由一个国内的电视节目走向了国际, 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非诚勿扰》何以能在国内同类节目中独占鳌头, 并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力?究其原因, 是节目的不断创新。但是在推陈出新的背后, 折射出的是该节目已经大大超越了最初相亲的宗旨, 致力于打造一个跨文化交流的平台。

一、打开全球恋爱版图

外国嘉宾纷纷登场。作为国内的一档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 节目组在嘉宾的选择上并未局限于中国本土嘉宾, 而是把视野扩展到全球范围, 充当“国际媒人”。从第一位外籍嘉宾美国帅哥鲁志焰, 到英国的环保哥王豆腐, 日本美女矢元小梦、佐藤爱, 韩国姑娘尹颂尔、李贤淑、金真, 俄罗斯姑娘尤莉娅, 乌克兰美女杜兰妍, 不同国度不同地区的外籍嘉宾为《非诚勿扰》带来异国风情。据统计, 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的嘉宾已经遍布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五大洲。截至2011年10月底, 该节目共出现过111位外籍嘉宾, 其中男嘉宾56位, 女嘉宾55位, 成功牵手20对, 男嘉宾牵手概率高达36%。[1]

举办海外专场。众所周知, 《非诚勿扰》是一档借鉴国外相亲节目模型的电视节目, 为了体现自身的特色, 塑造栏目个性品牌, 提升国际影响力, 满足广大“剩男剩女”的需求, 节目组花费巨资, 把“战场”延伸到了海外。自从2011年7月播出的“澳大利亚专场”以及10月播出“美国专场”两场海外专场后, 引发了海外相亲的热潮。而越来越多的华人和外籍嘉宾也期待通过《非诚勿扰》的平台展现自己, 找到理想的另一半。《非诚勿扰》制片人王刚之前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样的制作模式在国内相亲类节目中也是从未有过的。《非诚勿扰》和美国中文电视台、澳华中文网等海外媒体进行专场的前期招募, 华人界也给予巨大关注, 报名总人数近万人, 境外媒体报道转载超过百篇, 节目播出后更是好评如潮,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优秀精神得以彰显, 节目升格成跨文化交流的平台。[2]

从外国嘉宾的纷纷登场到海外专场的举办, 《非诚勿扰》的“动作“越来越大, 这一切得益于节目组超前的国际化视野和理念。《非诚勿扰》这个小小的电视栏目, 在打开全球恋爱版图, 给世界各地的“剩男剩女”们提供婚恋交友大舞台的同时, 更是搭建了一个异国择偶观、婚恋观的交流平台。

二、打造跨文化交流平台

人类已进入全球化时代, 跨文化交流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随着媒介的全球化, 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网络更显示出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媒介化社会正使我们生活在人际关系急增的状态, 使人与人之间的时间与空间距离缩小甚至趋于消失, 我们与他者的交流越来越频繁, 而且无论是在对象的选择还是在交往的性质上, 都要比以往自由得多, 形成了无限延伸的‘桥’。”[3]也就是说, 媒介作为桥, 正日益显示出其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纽带作用。同时, 媒介也在扮演着“沟”的角色, 从而使跨文化交流也常常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冲突和障碍。缘何《非诚勿扰》这样一档局限于本土收视的地方卫视婚恋节目能够克服障碍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呢?笔者认为, 主要原因在于:《非诚勿扰》淡化了文化差异性, 突出的是人类的共同命题——爱情;以人性关怀为基本切入点;以人物、故事情节为文化叙事焦点。

以人类的共同命题——爱情为终极诉求。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中国人外国人概莫能外。古今中外的“诗人们以饱蘸情感的笔墨, 表达他们对爱情的渴望与对爱情的礼赞;描摹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爱人形象;抒写得到爱情后的幸福、愉悦及与所爱之人生离死别的痛苦、忧伤”[4], 这是中西爱情诗所拥有的共同主题。

尽管中西爱情观因为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等原因而有着明显的差异, 但这并不妨碍人类对爱情的同样渴望和赞美。因为爱情和健康、环保等一样是人类的共同命题, 体现的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非诚勿扰》这档婚恋交友节目即是以人类的共同命题——爱情作为终极诉求, 所以才能得以实现关于爱情、婚姻的跨文化交流。

在这个舞台上, 绝大部分嘉宾来自中国本土, 即使都是中国人, 他们的婚恋观也因为各种原因而呈现出诸如多样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局面。有的继承了“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恋爱是以结婚为目的, 择偶注重家庭背景、个人修养等传统的婚恋观, 有的则展现了宁缺毋滥, 恋爱和结婚可以说是分割的, 择偶更注重对方的外在形象、经济基础、是否有感觉等现代婚恋观。同一个地域内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交流互动本身就是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范畴之一。

而有着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嘉宾本着追求美好爱情的目的也纷纷登上《非诚勿扰》的舞台, 这不仅使《非诚勿扰》的舞台显得更加亮丽多彩, 也更加说明《非诚勿扰》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的婚恋交友的宗旨, 有意无意间搭建了一个跨文化交流的平台。

那么, 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嘉宾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就婚恋问题展开面对面的讨论交流, 是否会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出现交流的障碍与阻隔呢?也就是说, 我们所说的跨文化交流在这里能否成为现实呢?

我们不妨对已经出现在《非诚勿扰》舞台上的国际嘉宾的身份特点做些分析, 这些国际嘉宾都有着共同的特征, 他们或者是旅居或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 或者是外籍华人, 他们对中外文化都有一定程度的适应和了解, 会说汉语, 熟悉中国式的生活。那么, 这样一些国际嘉宾有着起码的双重文化身份、双重文化背景和双重语言会话能力, 这种双重的身份特征就为他们围绕爱情这个共同的命题展开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多种有力保障。在《非诚勿扰》这个特定的时空环境里, 不同婚恋文化主体跨越了各自的文化差异可能造成的交流障碍, 不同的婚恋观念突破了空间对文化的限制, 克服了“文化距离”可能造成的“陌生感”, 完成对他者文化的语境化理解, 最终实现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在这里, 各国的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渴求以及对爱情的不同认识同时得到了有力的展现。中国传统的稳定和谐的家庭婚恋观和西方开放自由的家庭婚恋观之间产生了碰撞, 中国80后、90后全新的家庭婚恋观和西方同龄人的家庭婚恋观之间形成了交流。

以人性关怀为基本切入点。社会为何会出现大量的“剩男剩女”?这不仅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社会现象, 其本身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 究其原因, 或主观或客观、或社会或个人、或主动想“剩”或“被剩”下, 等等。但是, 对于“剩一族”的精神痛苦、心理生理烦恼、社会压力等实在关怀较少。

首先是精神上的痛苦。剩男剩女们之所以“勇敢”地登上《非诚勿扰》的舞台, 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也有着强烈的婚姻期待, 他们其中更多的人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婚姻, 渴望有个生活的、精神的伴侣, 当然不排除想借机“秀”一回的投机者。其实, 大龄未婚青年更容易情绪化, 虽然表面上坚强甚至是很乐观, 看到成双成对的情侣也可以装作与己无关无所谓, 但是他们更害怕一个人时的孤独寂寞、没有安全感所带来的精神恐惧和痛苦。人, 是最害怕孤独寂寞的, 这也是人的社会性所决定的。

其次是心理生理的烦恼。有调查显示, 适龄而未婚的人更容易出现心理疾患, 比如妒忌、抑郁、焦虑、狭隘、偏见等等。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大好青春年华悄然逝去, 以及因为没有固定的性伴侣而造成的性压抑或者性开放而导致的滥交等等, 都会给“剩男剩女”们造成一种巨大的生理压力和危机。尤其是“剩女”们, 从传统的观念来看, 作为女性, 只有成为母亲, 才算是真正完成了生命赋予的生理使命。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我们看到或听到了许多嘉宾希望不要错过最佳生育年龄而尽早结婚生子的强烈愿望。

再次是社会压力。虽然有不少人支持“剩男剩女”是社会进步表现的观点, 但是到了结婚年龄而游离在“围城”之外, 总是免不了社会舆论的非议。这方面的表现在中国尤甚, 在国外绝大多数国家也不提倡。同时, 随着“已婚同龄群体成员的增多, 稳定的家庭三角形成以后, 自然而然地对‘剩女’群体产生挤压, 使她们逐渐边缘化, 需要另外寻找新的交往群体, 以缓解这种人际压力”[5]。

身边的“剩男剩女”无处不在, 也许我们爱莫能助, 也许是视而不见,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该沉浸在个人的幸福生活里而忽视了他们内心的焦虑和痛苦。从这个角度来说, 《非诚勿扰》给这类群体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表现出了国际化的人道主义精神。

以人物、故事情节为文化叙事焦点。叙事学里讲到叙事构成的“第一方面是叙述内容, 指构成一段叙述话语主题的故事内容, 即被讲述的故事, 包括事件、人物、场景等等。这是传统的叙事理论最关心的对象”[6]。在《非诚勿扰》这个以爱情为主题的文化叙事空间里, 主要是以人物 (嘉宾、专家及主持人) 作为叙事的焦点, 以人物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又通过故事情节来展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在婚恋观念上的冲突、交流与融合。叙述的方式主要包括现场对话、独白、才艺展示、VCR播放以及各种无声的语言符号。专家、主持人的引导、评点等参与活动的展开, 也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同时也积极地展示了他们与嘉宾或相似或不同的婚恋观。

不同的价值观、婚恋观, 不同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 在节目中相交织、相碰撞、相融合, 形成文化互动, 消解了对他者文化的刻板印象, 从而打破了每一种文化的片面性、局限性和对抗性, 引发了国内外观众的思考。每一个人物的故事背后折射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思想观念、生活方式, 男女嘉宾的互动交流集中展示了中外婚姻和恋爱观念的异同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融合大趋势。

《非诚勿扰》这个充满异议的“纯粹”相亲节目, 自从选择“剩男剩女”这个话题, 确立爱情婚姻的主题之后, 实际上就已经超越了相亲的主题唯一性, 生发出更多积极的更高层面的跨文化交流的深义。具体说来, 就是通过一个电视传媒平台, 通过一档电视节目, 把五大洲的嘉宾汇聚于此, 为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化中人提供了在更大范围内寻找文化相似性并建立文化共识的可能性, 让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思想情感、爱情观、婚姻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得到最大限度的呈现和交流, 让每个嘉宾的需要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这样一个跨文化交流平台的打造, 从小处来说, 是对外展示了中国的风土人情、悠久历史文化以及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从大处来看, 更是积极展示了中国形象, 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摘要:《非诚勿扰》节目已经远远超越相亲的主题唯一性, 生发出更多积极的更高层面的跨文化交流的深义。通过淡化文化差异性, 突出人类共同命题——爱情, 并以人性关怀为基本切入点, 以人物、故事情节为文化叙事焦点, 使跨文化交流在这一空间变成现实。

关键词:《非诚勿扰》,跨文化交流,文化差异,文化融合

参考文献

[1]江苏网络电视台.《非诚勿扰》.国际化打开全球恋爱版图[EB/OL].http://www.jstv.com/n/ws/info/news/201112/t20111201_680053.shtml.201112-1.

[2]搜狐娱乐.《非诚勿扰》.嘉宾专场国际化, 中国电视走出去[EB/OL].http://yule.sohu.com/20111117/n325926102.shtml.2011-11-17.

[3]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20.

[4]苏晖.论中西爱情诗之差异及其文化渊源[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 (1) .

[5]龙晓添.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剩女”现象[J].中国青年研究, 2009 (10) .

文化人的文化交流 篇8

20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写叶灵凤小传,去找于伶伯伯,我一说叶灵凤的名字,他即脱口而出,“噢,就是那个中期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一句话,把叶灵凤的特点指出来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正在研究关露的生平和作品,跑到于伶伯伯家,果然他与关露很熟,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他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周扬当“左联”党组书记,关露是周扬的交通员,联络“左联”各小组,还在话剧《赛金花》中演小角色。

我已记不清到于伶伯伯家去过多少次,有时我一个人去,有时陪父亲一起去,两人一坐下来,就天南海北地聊起来,说的都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情,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何时相识的。一直到最近我才问了父亲,原来他是——

接任于伶夫人柏李的工作

柏李阿姨原名叫周尔贤,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名的话剧演员,于伶伯伯曾说过一件有趣的往事。

20世纪三十年代,于伶伯伯带着一个演出队,到外地演出,他们经过四川一个小镇时,不巧汽车抛锚,大伙只得下车。女演员柏李、张瑞芳等都穿得花枝招展,引人注目,车上有许多服装、布景、道具的箱子。当地土匪看见了,以为他们是富商,商量着要把他们宰了。

此话正好被一个和尚听见,因这个和尚半路上搭了演出队的汽车,非常感激,所以一听到土匪的话,立即奔过来告诉他们,“大事不好,他们要宰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大家一听都吓坏了,汽车一时三刻修不好,天已晚,只好在这儿过夜,那可怎么办呢?

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晚上把这帮人的头头都请过来吃饭。于伶伯伯把柏李等女演员都锁在楼上屋里。席上,大家介绍于伶是报社主编,他连喝三大碗白酒,面不改色,心不跳,把那帮人都镇住了,立即改变态度,夸奖他,海量,海量!第二天,于伶带演出队安全上路。

20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柏李阿姨调到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五十年代改名为中国福利会)任第三儿童福利站站长。趁柏李阿姨在当站长的时候,让我们来看看父亲此时在干什么?

父亲是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父亲较长时间担任中共地下党学委的宣传调研工作,办过各种学生刊物。任《文坛月报》编辑,刊登解放区、大后方和上海中共地下党作家的作品,有明显的进步色彩。1946年春又主持党领导的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邀请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赵丹演讲,举办几次规模较大的文艺晚会,投身于争取和平、民主和反对内战的斗争洪流,为此被反动派列入黑名单。

1947年4月,上级领导唐守愚(后任中共中央文委书记)紧急通知父亲,他已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嘱其速离沪隐蔽。父亲第二天离沪,先后到嘉定、宁波、镇海乡下避居。11月中旬,去香港、广州谋职。

1948年春天,广州洋行停业,父亲回香港亲友处闲居。夏,应沪江大学中文系主任朱维之老师之邀,自港穗返沪,任沪江大学中文系助教,回上海后与王楚良接上组织关系。因仍存在黑名单问题,停止参加校内和社会活动。朱维之先生精心掩护父亲,隐蔽在沪江大学,免遭敌手。

1948年冬天,柏李阿姨随于伶伯伯撤离上海去香港,组织上调父亲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福利站第三站,由父亲去接替她,任站长。

聂耳的歌声

父亲平时最拿手的是宁波民间小曲《马灯调》。1964年春节,父亲带领上海戏曲学校昆剧小班的学生去慰问驻洋山岛解放军,写了一首诗,用“马灯调”配上去,你听:“洋山岛上红旗飘,慰问亲人解放军……哎个伦敦哟——”还常唱一首根据德国儿歌自己填词的歌曲:“三只老虎,三只老虎,一只没有耳朵,两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父亲1938年入党后,就在青年会中学搞救亡歌曲,他是歌咏班的班长,请音乐家马铁飞教唱救亡歌曲,特别是聂耳写的歌,如《义勇军进行曲》《扬子江暴风雨》《毕业歌》《大路歌》……这些歌使之激动、振奋、向上。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和父亲到于伶伯伯家去,坐在月牙形书房中,发现一本用耳朵欣赏的大书——《聂耳全集》。十六开硬纸套里装着重磅道林纸的三册皇皇的精装本,收入聂耳的全部创作、书信、日记、曲谱等,并附有图片和年谱。

另有一册别开生面,由国家乐队和著名音乐家演奏、演唱聂耳作品的两盘立体声盒式录音带,其中尤为珍贵的是保留了半个世纪前,聂耳自己演唱《扬子江暴风雨》和陈波儿、袁牧之演唱《毕业歌》、金焰等演唱《大路歌》、王人美演唱《铁蹄下的歌女》等的录音。

我们一边翻看着这本书,一边听于伶伯伯追忆与聂耳的友情。

于伶和田汉的交往越多,友谊也越深。有一天,于伶有事到聂耳家去,聂耳沮丧地告诉他,“田老大不理我了。”“田老大”指田汉。

于伶说:“我不相信田老大会不理你。”他心想,今年年初,在联华电影公司的布景后,为聂耳举行简单而又庄严的入党仪式,田汉是聂耳的入党介绍人,在会上宣读了北平分盟党小组对聂耳的鉴定意见,怎么过了一些时间,田汉会不理聂耳?

田汉那时住在凤阳路,家中装有电话,但只有少数人知道,于伶是其中一个。于伶出去打公用电话,不一会儿电话接通,那边传来田汉的声音,当他听完于伶的询问后,用生硬的口气说:“那你带他来啰!”

于伶带着聂耳刚踏进门,就见田汉迎面站着。聂耳看见田汉停住了脚步,两人相对而立。于伶则跑到田老太太身边,看着这两位艺术家。只见他们四目相视,那目光里有责怪、歉意、理解和疼爱,突然他俩同时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用于伶的话来说:“喔唷,没有抱得比这更紧的。”

后来,于伶才知道田汉和聂耳之间发生的隔阂。当时聂耳在联华电影公司搞音乐,党组织希望他在那儿做些宣传工作,但聂耳没有完成任务,因为有人到电影厂老板那儿去告密,说聂耳左倾,于是老板就限制他的活动,使聂耳没法开展工作,起先田汉不了解其中的缘由,就有些责怪聂耳,不理他。

在田汉接到于伶的电话时,已了解情况,一切误会在田汉和聂耳的拥抱中消失了。

同于伶伯伯告别后,父亲赶紧托人购买《聂耳全集》。音乐书店的同志知道父亲在寻觅这套价格昂贵的书,无不感到惊讶,他们知道《聂耳全集》是作为国宾礼物赠外国友人的,父亲是专攻现代文学研究的,怎么一下子又热心于音乐方面的书籍了呢?其中的奥秘,父亲没有告诉他们,但他们还是为父亲买到了这套书,使父亲能如愿以偿。不时,他在家中播放聂耳音响带,聆听聂耳的歌曲,或以此接待远方的老战友。

为了《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9年父亲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在1982年出版社成立30周年时,父亲考虑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具有适当的编辑力量,比较丰富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以及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作家的亲密联系等有利条件,设想影印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

于是,父亲向出版社的同仁们谈了这个设想,大家都同意以文艺出版社自身力量和资料为主,适当组织社外力量筹划第二个十年《大系》这项中国现代文学重大工程的实施计划。

首要的工作,是约请前辈作家、文学理论家为续编第二个十年《大系》撰写序言。父亲在考虑戏剧卷的序言人就选定于伶伯伯。为什么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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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伶伯伯生于1907年,1931年在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任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北平分盟和苞莉芭剧团负责人,1933年起在上海任左翼“剧联”总同盟组织部长、左翼文化总同盟组织秘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上海市委文委委员、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秘书长、上海戏剧电影救亡协会组织部长兼秘书长。皖南事变后去香港,负责香港进步影剧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回上海,担任上海剧艺社负责人。1949年10月后,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创作了四十多个话剧和电影剧本,有《夜光杯》《长夜行》《花溅泪》等。

为了使这篇文章写得更丰满些,经过千辛万苦,居然给我找到几封于伶伯伯的书信,还有一封是父亲写给于伶伯伯的信,而且都是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的内容。

1985年2月2日,父亲给于伶伯伯的信中,说到戏剧卷的序之事,“这一时候,我身体也不好,没有来拜访您,请谅。戏剧卷已付清样。序文弄了二稿,我自己看了一些材料,讨论后,现由另一同志起草,想改得好些,然后亲自来您处听取意见,请您修改审定。”

“现由另一同志起草”,即对现代文学有研究的友人倪墨炎。

当时于伶伯伯一直住在医院里,父亲打电话到医院,老也打不通,由我打电话给于伶伯伯的儿子于力一,请他转告,说:“序文草稿在改写中,请勿念。”

信中,父亲还将其他卷的序言情况告知,“现托我社总编办公室武杰华同志送上刊有夏衍为电影集作序的《电影选刊》1984年第6期,巴金为小说集作序的《小说界》1984年第2期,聂绀弩为杂文集作序的《书林》1985年第1期。芦焚(师陀)为报告文学集写的序文也已交来,现托我社同志抄送一阅。”

过了一周,即1985年2月9日于伶伯伯来信,说他打过好几次电话给父亲,可惜也没打通,只得写信。他说,洪深为第一个十年的戏剧卷写的序,写得“那么博大精深!”“现在出书不易,如此讲究更不易,那我们还有何理由不把戏剧卷搞得尽可能更好些?!”

接着于伶伯伯又建议把创作于1937年的《保卫芦沟桥》收进去,“因为(19)37年起爱国、抗日、救亡剧兴,左翼剧联苦斗于前‘国防戏剧’呼号于后,‘七七’一声,全国剧作者大联合大协作,党的多少年的努力心血结成此果!如火如荼的联合演出,继之是我负责组织的抗日救亡13个演剧队分赴全国,平津学生演剧队配合,开始了承先启后的戏剧大繁荣大普及!《保卫芦沟桥》应是苦干之果,以后高潮之首自也!”

可惜当时已出清样,按《大系》时期惯例,它应列入抗日战争时期的《大系》。

1983年10月16日,于伶伯伯在病床上再次给父亲写信,提了5条看法,都非常好,如第4条,他说:“新老剧作家:王文显、余上沅、阿英、阳翰笙、陈白尘、宋之的、章泯等在‘七七’之前都有长剧。几位东北作家在《光明》上亦有剧本。”

“当然,剧本质量问题是首要的。作家面、风格题材、社会影响大小、作家名气等等,都得在查阅、审读,比较研究研究,大家研究之后,取舍、增补、割爱,才便于进行。”

第5条说到中央苏区的瑞金,有高尔基戏剧学校,有工农剧团。瞿秋白、李伯昭、钱壮飞、赵品三、无名氏等等,都有剧本,希望找一找,挑选一下。

后来父亲根据于伶的建议,组织大家研究后,分头工作。父亲带领我、张安庆等作为他的助手,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深入查抄剧本,费力核对原初刊物,避免出错。最后出版了比较完整的戏剧卷。

记得1997年6月7日于伶伯伯去世前不久,我和父亲到华东医院去看望他,只见他和往常一样,戴着一副墨镜,躺在床上,我们刚刚说了几句话,他就说:“你们回去吧,唉,田老大走了,夏衍同志走了,我大概也要走了,再见!”这是我们听到于伶伯伯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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