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规章制度

科学规章制度（精选7篇）

科学规章制度 篇1

一、管控目的

加强对防暑药品(指风油精、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胶囊等)的申报、采购、存放、领取、使用各个环节的管理，确保防暑药品的质量安全、无过期产品，保证防暑药品的有效利用，杜绝浪费、将防暑药品带回家使用等不良现象的发生。

二、管控对象

公司各生产车间及相关部室

三、管控范围

公司各生产车间及相关部室防暑药品的领取及使用管理

四、管控内容

(1)防暑药品发放范围、时间及标准

1、发放范围：生产车间一线员工和室外作业的员工。

2、发放时间：从每年6月至9月。

3、发放标准：

霍香正气水：每人15支/月(3小盒)，车间按瓶发放至员工，员工在车间领取时以旧瓶换新瓶领取。

霍香正气胶囊：车间办公室到生产安全部领取，特殊岗位，特殊人员到车间办公室内领用，发放完毕并持空盒到生产安全部领取。

风油精：每人1瓶/月。

(2)防暑药品的申报及购买

1、申报：生产安全部门在每年5月15日之前根据最新的人员月报统计公司内生产车间人数，根据生产车间人数数量计算本年度大约需要的防暑药品数量，在5月20日之前向公司采购部门申报购买计划。

2、购买：公司采购部门根据生产安全部门申报的防暑药品购买计划在10个工作日之内确保防暑药品及时购置到位。

(3)防暑药品的发放及领取

1、各车间领取防暑药品时必须持有车间主任或安全员签字的《高唐__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领料单》，生产安全部门根据车间的人员月报确认防暑药品的领取数量，在《防暑药品发放记录》上登记后方可领取。

2、再次领取防暑药品时必须将前一次使用完的空盒或空瓶领取。

3、所有防暑药品的发放必须遵循谁使用，谁领取;谁领取，谁签字的原则并且必须填写《防暑药品发放记录》。

4、车间的药品定量发放，凡因乱发、乱丢、乱扔而使车间药品紧缺的由车间自行购买，生产安全部门不再给予发放。

5、各车间主任、值班长负责并监督药品的发放及使用。

(4)罚则

1、防暑药品发放混乱，无《防暑药品发放记录》的车间在生产安全部门检查时一经发现扣车间安全分2分/次，罚车间安全员50元/次，再次检查不予及时整改的按双倍处罚。

2、任何车间(部位)任何人不得弄虚作假、损公济私、随意发放防暑药品，一经发现给予岗位待业一个月的处理。

科学规章制度 篇2

具体明确补偿对象

《土地管理法》规定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在这些补偿中,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对象是附着物和青苗的所有权, 土地补偿的对象除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外是否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并不明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的补偿对象是被拆迁房屋, 被拆迁房屋所占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仅以被拆迁房屋区位价值的形式予以适当体现。

事实上,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影响到的权利除了集体土地所有权、房屋等附着物和青苗的所有权外, 耕地往往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 建设用地往往涉及宅基地使用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城市房屋拆迁所面临的主要权利是房屋所有权和房屋所占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而且从价值上讲,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往往要比房屋的价值大得多。

由此可见, 《土地管理法》的征收补偿规定忽视了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等的补偿,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的拆迁补偿忽视了对土地使用权这一更重要权利的补偿, 有本末倒置之嫌。这两部法律规定的补偿没有坚持“征收什么补偿什么”的基本原则。

从逻辑上讲, “补什么”是“如何补”的前提, 在没正确具体确定补偿对象之前, 就不可能设置科学的补偿标准。也就是说, 忽视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等权利补偿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 以及颠倒了主次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 不可能是尊重被征收人权利的科学合理的补偿。

从我国的征收实践看, 征收补偿对象的不明确甚至错位已经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土地征收中补偿对象的不明确在为地方政府压低补偿标准提供“方便”的同时, 也为被征收方滥用权利漫天要价提供了借口。

鉴于《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在征收补偿对象规定方面存在的问题, 这两部法律在修改时应当直面这一问题。其实, 2007年10月1日实施的《物权法》已经贯彻了这一思路, 如该法第132条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

基于此, 征收补偿对象的确定应以“征收什么补偿什么”为原则, 对征收过程中遭受损害的权利进行区分, 分别予以补偿。即集体土地征收应当区分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等权利, 分别予以补偿;城市房屋拆迁应当区分房屋所有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等权利, 分别予以补偿。这样不仅有利于尊重和公平对待被征收人的权利, 为科学设置补偿标准奠定基础, 同时可以有效防止因征收拆迁而引起的大规模突击违章建设。

科学设定补偿标准

根据《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现行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主要以农业年产值为基数, 很少考虑土地的市场价值;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 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 考虑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不够。总体来讲, 由地方政府主导制定的补偿标准过低且不统一、不公平, 不能充分补偿被征收人的权利、利益损失。

从我国的征收实践来看, 主要由开发商“暗箱”操作的、“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式补偿的基本特点是不公开、不公平、补偿低, 但也不乏过度补偿的个案。补偿的多少有时甚至取决于被征收人的斗争能力和斗争决心。毫无疑问, 这样的补偿标准和实践不仅不利于保护被征收人的权利, 而且不利于征收的实施和公共利益的实现。

各国各地区法律规定的征收补偿以征收所影响的所有权及其他权利为对象, 补偿标准遵循市场原则, 即按被征收对象的公平市场价格给予补偿。这样的公平市场价格往往是买卖双方愿意接受的价格, 例如我国香港地区规定的补偿标准为“财产征收当日被征收财产的公开市场价”。

我国现行补偿标准的改革完善应当统筹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补偿标准的确定应当贯彻“损失多少补偿多少”的基本原则, 即原则上要以被征收权利的市场价分别确定补偿价格。征收制度的本质是公权力强制取得私权利, 但不能因此让部分被征收人为了公共利益而做出特殊牺牲;二是补偿标准的确定要“左顾右盼”、“瞻前顾后”。既要保护被征收人的权利, 也要考虑曾经的大量被征收人甚至社会大众的感受;既要考虑克服过去征收中存在的问题, 同时也要考虑国家的未来发展, 尤其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土地制度的走向。

支付补偿款的原则

《土地管理法》关于征收补偿款的支付并无具体规定,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 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并根据具体安置情况进行处理。

理论上讲, 有权征收集体土地的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征收补偿款的支付义务人也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受领征收补偿款的是被征收人、被拆迁人, 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拥有房屋、青苗等所有权的个人。也就是说, 征收补偿款的支付关系只能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与被征收人、被拆迁人之间发生。

在我国的征收、拆迁实践中, 征收补偿款往往是由开发商通过乡镇政府、村委会等组织逐级发放, 造成了征收补偿款被大量截留、拖欠、挪用、贪污等现象, 侵害了被征收人、被拆迁人的利益。

《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修改应在前述明确补偿对象的基础上, 以“征收补偿义务人直接支付给权利人”为原则, 明确规定征收补偿款的支付义务人为实际行使征收权的县级以上地方政府, 征收补偿款的领取权利人为权利因征收而消灭的集体经济组织或个人, 如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支付给集体组织, 而房屋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等的补偿直接支付给相应的权利人, 以避免补偿不到位问题。

科学发展观与科学办学的制度保障 篇3

科学发展观是党和政府倡导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毫无疑问，高等教育也需要实行科学办学的原则。办学的实质是对学校的经营与管理问题，科学办学，以最为简单、最质朴的理解，就是尊重高校活动的客观实际，按高等教育本身的特点和规律，以适当的手段和技术经营和管理学校，其灵魂是实事求是顺应规律。

实事求是的理念，虽然在我国各个领域都已经是一种共识，但还远远没有成为行事的原则。高等教育的科学办学，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创建办学的科学管理规则，建立规则的实施和监督机制，并维持一种使科学的办学原则能够得以有效运行和持续的制度结构及制度环境。所以，高校的科学办学是一场艰巨的高校管理制度革命，是建设和贯彻现代高校制度的过程。

尽管制度概念是当今社会科学领域中被广泛应用的概念之一，但关于什么是制度的问题，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社会学家迪尔克姆将社会学称之为“研究制度的科学”，但他也没有为制度作出确切统一的定义。新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从经济博弈过程总结了学者对制度的三种不同的定义。在组织机构、行动规则和行动的稳定模式之间，本文更倾向于将制度看成可执行的规则或机制。

我们已经有了对科学的尊重，承认科学办学的重要性容易，但真正贯彻科学办学的原则是比较困难的。这就是我们需要用现代高校制度来保障科学办学的根本原因。没有科学的学校管理制度，只有科学的技术应用，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是不会生长出高效、稳定和持续性的科学办学特征的。

一、科学办学需要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保障的理由

1.现代高校制度能够比较好地反映学校自身特点和办学环境

科学办学的本质特征，是按照高校运行活动的客观实际需求来经营学校。现代大学制度，是高校自诞生以来，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不断调试自身的结果。高校依据自身的理性反思能力（自主权），随着学校办学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对学校自身的组织和运行制度进行调整，使得学校制度能够体现学校在环境、学习和研究活动及学校管理等方面的复杂性的增长，正是这种复杂性提高的调试过程，使得现代高校制度能够成功地继承传统和表现当代。

高校的办学活动，是涉及不同的参与者、社会文化传统、经济和政治体制以及社会人口结构等方方面面的系统活动。对于教育和研究活动本身的客观认识、对于办学活动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的复杂性的科学认识，以及对于学校办学环境条件的复杂性的科学认识结果是不同的，客观上会使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反映来自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客观制约活动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因而使得很多在即时条件下出自于各个权力范畴的自由裁量的决策效果不佳，甚至适得其反，如高校管理中“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现代高校制度，就是要尽量地减少权力自主裁量的负面影响，将对于自身和环境复杂的客观科学反映简化为适用性、程序性和规范性比较强的制度约束，普遍提高学校办学的科学性。

2.现代学校制度有助于平衡多元参与群体的利益诉求矛盾

高等教育具有多种社会功能，高校是实现其多种社会功能的社会组织机构，也是不同利益群体借以实现其对高等教育不同利益诉求的渠道或工具。正因为如此，受到参与高等教育活动群体的不同利益和权力影响的掣肘，高等教育科学办学的理念和实践原则，并不能在高校办学过程中自动地转变为高校的运行机制。不仅如此，由于科学在现代社会中不可动摇的至尊地位，即使科学的概念或者科学知识与科学技术本身，都随时有可能被有意无意地借以用来阻止科学办学原则在高校管理中的落实，这样某些群体的特殊利益，才能够在避免矛盾和质疑的情况下较为顺利实现。

这种例证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中并不鲜见。在历次高等教育重大调整中的国家行政权力与地方发展利益之间的矛盾、行政管理者和学者对高校不同利益诉求的差别、部门条块分割与整合中的利益平衡等问题，都不可能使得暂时占上风的利益主体能够主动自觉地考虑高校自身的平稳发展的问题，而是以实现自身的目的为主。

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环境条件下，社会中各种群体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和利用高等教育的现象就越发纷纭复杂了。投资者希望从高等教育的投资中，取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回报；学生希望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含金量比较高的学历文凭；教师希望学校能够给自己提高专业发展和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学校则希望较高的收费标准、更多的政府投资、良好的社会形象和顺利的发展环境等；政府则需要高校来为社会培养和分配人力资源、维护社会秩序等；其他团体（如各种学术团体）对高校也有自己独特的利益诉求。如果没有稳定的制度规则来对高校的办学过程进行有效的规范，任何团体在取得对高校的相对控制权力时，都有可能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团体的利益诉求之上。

3.现代高校制度可以减少有限理性及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问题

参与高等教育活动的任何群体都是具有目的、理性的，但同时这种理性也都是有限的，因为参与者在活动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其目标的选择必然不能自动体现整体的协调利益。地位和目标的不同，又使其对活动的有关信息的了解并不全面，进一步影响到参与者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比较恰当的选择，尽管自己出于目的理性的选择，最终可能达不到目的，或者目的实现的效果不够理想。

我国长期的计划管理结果，证明了这样的假定是符合实际的。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在信息占有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依然还有很多失误。例如，经过了多年的招生和专业设置的统一规划，高校培养的人才数量和规格，与社会需要之间总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不止是改革开放初期，高等教育毕业生出现了严重的文理失调问题，在法律、经济和管理等专业，如果按当时计划的培养速度，很多学科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满足当时社会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需要。即使到了改革进行了近30年的今天，“985工程”、“211工程”使得各高校都在追逐提高办学的层次，升本科、升综合、上重点，结果是在经历了多年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后，我们的专科层次的人才还是普遍缺乏。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的有限理性是难以用统一指挥的方式完成对高校发展的具体定位的。所以，我们需要更为灵活、具体的制度规则，使各高校能够在其特有的内外环境条件下，根据自身的理性选择调整学校的活动，形成不同的特性，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

二、保障科学办学的必要制度安排

现代高等教育制度，是以独立学校法人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包含了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内外治理体制，以及事后的目标、绩效评估和问责制度在内的制度结构体系。这些重要的制度规则，同样是高校科学办学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为了保障科学办学的有效实施，需要建设以下核心制度安排。

1.构建高校法人制度，保障学校科学办学的自主管理权

我国的高等教育实践证明，按学校的自身条件和客观环境进行科学办学，学校首先要有办学的自主权，或称为对学校内部事物的自由裁量权。换言之，只有在办学自主权真实存在和实际产生作用的条件下，高校才有可能按照自身的客观条件和外在要求，科学地管理学校日常工作和长远发展等各个方面的任务。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早在1998年就明确规定：高校是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但《高等教育法》对高校法人制度具体包含哪些基本的内容，以及高校法人主要权力和约束条件是什么等重要问题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使高校法人制度的可行性大打折扣，以至于《高等教育法》实施了多年后的今天，除了学校侵害了他人的权益时，要以法人的身份对之负责外，在学校的日常运行和对外关系中，尤其对政府的关系中，很少能够获得对于法人独立性的尊重。

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实现，还需要在法人制度体系中明确地加入法人产权拥有和支配法人财产的制度安排。法人财产的权力保障制度安排，是法人独立自主办学的制度基础。美国高校的自治程度是世界最高的，形成高校这一特点的根本原因，就是高校作为法人实体，对于学校财产有在法律约束下的完全支配权。1819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的判决，支持了学校法人的财产权力诉求，驳回了州政府对学院改为大学和增加使用学科的要求。此后，在美国，无论是公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其产权都归学校法人所有。日本从1996年桥本内阁的行政改革至2004年国立大学法人制度的正式实施，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整整进行了8年之久，共有89所国立大学获得了公法人资格，但《大学设置基准法》规定的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人对高校的投资，一律归高校独有的产权制度没有变化。

相比较而言，我国的高校产权制度是很不健全的，不但缺乏学校法人对各种来源资产的完全拥有权，也没有细致的学校资产使用权、处置权等权力形式和范围的具体规则。所以，我们会有历史上的西北政法学院所走过的曲折的发展道路，会有今天学校内部各个部门之间利益的冲突，同样会有来自社会的对学校产权的多方侵害。产权规定不明确，主体权力得不到保护的同时，也必然引来轻重不一的侵害活动。这种侵害使学校损失的不仅是经济利益，而且也会损害学校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在此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强调高校的自主管理权，既不是因为西方的传统，更不是因为无政府主义，我们的逻辑是：自治能够提高学校自我组织的积极性和能力，有助于学校主动应对日益复杂的内外部环境。谁能证明学校组织本身和其生存的社会环境不是越来越复杂呢？我国的高等教育历史实践证明，应对复杂的最好对策，是提高行动者本身的自我组织和自我完善能力。

所以，探讨《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高校法人制度建设问题，研究我国高校办学当前所处的社会环境特点，根据国家的社会发展计划和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了解高校办学体制发展中将会遇到的问题，研究和设计高校法人制度的基本宗旨、主要制度规则、实施原则和实施机制等高校法人制度的相关问题，探讨法人制度建设和实施中可能遭遇的实践问题及其解决对策等，也是高校科学办学的应有内容。

2.多元治理规则保障学校能够得到更多有利于协调发展的支持

在高校法人制度建设过程中，需要一种必不可少的相关制度安排来解决高校的外部治理问题，最为重要的是政府对高校的管理原则和宏观调控手段的规范问题。这一制度安排决定着如何发挥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和秩序建设作用的机制和原则，决定着政府如何体现对高等教育领导的前瞻性、规范性和服务性特征。2007年的7月1日《行政许可法》已经开始生效，政府的权力受到制约。这一社会重要变化，既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学校自组织权力与自组织能力的重要性，同时也证明了需要对高校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和制度创新。

在社会处于重要转型的历史时期，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必然需要进行不断的适用性改变。现在，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的重要改变，都在影响着高校与外部环境关系的性质和特点。我国加入WTO、《行政许可法》的实施、社会民主的进步、各个社会群体参与意识和权力的不断提高、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人均收入的质量变化等外部改变，都在催生新型高等教育治理制度；内部的变化也在起作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快步到来、高校收费制度、民办高校制度、高考制度的改革、“211工程”产生的院校合并问题、高校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学校内外的评估制度等，也都使学校运行与原有的治理结构之间的张力不断加大。

我们需要探讨和研究新的、对我国高校具有更高适切性的宏观管理制度体系。根据社会变化的实际情况和高校科学办学的特征，我们认为新型管理体制的本质特点，应该是政府主导的多元参与，能够反映高等教育利益相关群体的不同需求，能够给学校提供更多协调发展机会的治理制度。这样可以改变高等教育管理的行政化倾向，给各种学术组织、社会团体、同行认证机构、自愿参与协调的民间机构等表达其对高等教育的利益诉求和影响力，也给学校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加直接反映生存环境变化的决策信息。

通过多元治理结构，取得高等教育整体发展的成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高等教育管理现象。例如，美国为了保证各高校在一个基本的质量水准上运作,认证作为非政府性的、同行评议的手段就在全美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私立的地区和全国性的协会制定了一系列反映教育质量的标准,并形成了一套评估程序以判别学校是否在一个基本的质量水准上运作，对于偏离者提出警示和改进要求。这样既保障了高校的有序运营，也为政府、公众和学校提供了必要的信息。

3.对学校法人行为的问责制度是科学办学的监督机制

对取得自主运营权力的高校而言，办学宗旨和办学效果是需要向国家和社会各方面作出交待的，所以高校办学效果的问责制度，就成了法人管理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问责的基础是评估，研究和设计反映我国高等教育特点和国家对高等教育需求的评估指标体系，讨论将评估同国家与市场的教育资源使用相结合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规则和实施程序，研究在问责制度中社会机构和专业团体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行业自律作用等相关问题，是建设高校问责制度过程中应该考虑的基本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和处置措施后，适切的问责制度才能有效建立，这一制度也才能够对我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起到保障作用。

20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都有了大规模的扩张，以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不断高涨的需求。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高等教育经费紧张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各个国家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教育经费分担，减轻政府对教育投入的负担和压力。在高等教育经费分担的同时，政府对学校的管制形式也有所变化，变化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就是增加学校的独立性。而问责制度，就是要使学校的自主运营处于科学和规律性的社会监督之下，高校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国家和社会的教育投入负责，否则就会被社会所淘汰。在问责制度的约束下，学校办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率会得到应有的重视，学校也必然会因此而提高自己的办学效果，从而提升全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水平。

问责不仅指对高校投入的资金去向和使用效率进行追问，使得学校负有向社会和利益相关者进行说明的责任，问责制度更为重要的作用是要求获得公共资助的高等教育行动要有明确的产出和结果，同时基于产出情况决定后续的教育拨款，即规定了高等教育机构接受公共资助的条件。问责制度还关注高等教育机构的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兴趣，每种合理的要求都可能成为问责制度中一种对应的责任要求。问责制度的实质就是规定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回应利益相关组织的多重要求，并对高校回应的效果作出监控。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或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使高校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作出更大的贡献，仅靠引进先进的学科知识和教学手段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要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校组织规则和管理措施，即体现科学发展观的高校管理制度体系。有了好的制度规则和制度体系，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作用才能够得到较好的发挥，即使没有先进的知识，我们也可以通过良性制度对人力资源的适当组织和开发，创造出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来，以此为本对高校本身和国家的科学发展提供持续的支持。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篇4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规范科学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有科学事业单位，包括主管会计单位、二级会计单位和基层会计单位。

第三条 科学事业单位应根据本制度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编制会计报表，准确反映单位的财务状况，满足国家预算管理、单位内部管理及有关各方了解单位财务状况的需要。

第四条 科学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应当以单位各项业务活动及其它活动持续正常地进行为前提。依照本制度的规定，科学事业单位应规范地建立各种账簿，及时、全面、如实地进行会计核算，正确记录和反映单位的各项业务活动及其它活动情况。

对于国家指定用途的资金应当按规定的用途使用，并在统一的会计账簿中专项予以核算。

第五条 科学事业单位必须设置独立的会计机构，配备合格的会计人员，做好会计工作。财务主管部门和大、中型科学事业单位应当设置总会计师。

第六条 科学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应当划分会计期间，分期结算账目和编制会计报表。会计期间分为、季度和月份。会计、季度和月份的起迄日期采用公历日期。

第七条 科学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发生外币收支业务的，应当折算为人民币核算。

第八条 科学事业单位的会计记账方法采用借贷记账法。

第九条 科学事业单位会计记录的文字应当使用中文，少数民族地区可同时使用少数民族文字。

第二章 资产计价的一般原则

第十条 应收及预付款项的计价原则

应收及预付款项按实际业务发生时的价格或金额计价。

第十一条 存货计价原则

购入的材料，按照买价加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途中合理损耗、入库前的加工、整理及挑选费用以及缴纳的有关税费等计价。

委托外单位加工的材料，按照实际耗用的原材料或者半成品成本加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加工费用及有关的税费等计价。

自制的科技产品，按照制造过程中发生的各项实际成本计价。

盘盈的存货，按照同类存货的账面价值计价，单位没有同类存货的，按同类存货的市场价或评估价计价。

接受捐赠的实物，按照捐赠实物的发票报关单、有关协议以及同类实物的国内或国际市场价格等资料确定的价值加由单位负担的运输费、保险费、缴纳的有关税费等计价。

领用或发出材料、科技产品等存货时，可选择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后进先出法等计价。

盘亏、毁损的各项存货，按账面价值计价。

第十二条 在研项目、在制产品计价原则

在研项目和在制产品按照研究和制造过程中发生的各项实际成本计价。在研项目中止和在制产品盘亏，按实际成本计价。

第十三条 固定资产计价原则

购入的，按照买价加上支付的运输费、保险费、包装费、安装调试费和缴纳的有关税费等计价。

自行建造的，按照建造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全部支出（含竣工交付使用前支付的借款利息及外币借款的折合差额等）计价。

融资租入的，按照租赁协议或者合同确定的价款加运输费、保险费、安装调试费等计价。

接受捐赠的，按照同类资产的市场价格或所提供的有关凭据加上单位负担的运输费、保险费、安装调试费等计价。

在原有固定资产基础上进行改扩建的，按照改扩建前的固定资产的原价，加上改扩建过程中发生的支出，减去改扩建过程中发生的变价收入后的余额计价。盘盈的，按照同类固定资产的重置完全价值计价。

固定资产由于投资、转让、报废、盘亏、毁损等原因减少时，按其账面原值计价。

第十四条 实物已收到，各种单据尚未收到的各项资产按合同或同类资产账面价值或市场价暂估计价，待收到正式单据后调整计价。

第十五条 无形资产计价原则

购入的，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计价。

接受捐赠的，按照所提供的有关凭据或同类无形资产的市价计价。

自行开发使用并且依法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按照开发过程中的实际成本计价，或者按照评估确认的金额计价。

对实行内部成本费用核算的单位取得的无形资产，其价值应在一定期限内平均摊销，一定的期限是指：凡法律和合同及单位申请书分别规定有法定有限期限和受益年限的，按二者孰短的原则确定；法律未规定有限期限的，按合同或单位申请书规定的受益年限确定；法律、合同或单位申请书都未规定的，按预计受益年限确定；受益期限难以预计的，按不少于10年的期限确定。未实行内部成本费用核算的单位，按实际成本一次记入支出。

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按其账面价值计价。

第十六条 对外投资计价原则

以货币资金方式对外投资的，按照实际支付金额计价。

以实物或无形资产方式对外投资的，按照评估确认的价值计价。

认购的债券，按照实际支付的款项计价。实际支付款项中含有应计利息的，按照扣除应计利息后的差额计价。

第三章 收入确认原则

第十七条 对财政补助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和其他收入，以在实际收到款项时确认为收入。

第十八条 对科研收入、技术收入、试制产品收入、学术活动收入、科普活动收入和经营收入，以在提供科研成果、技术服务、发出产品等，同时收讫价款或取得索取价款的凭据时，确认为收入。

对于长期项目的收入，须根据完成进度，合理确认为收入。

第十九条 对经财政部门核准不上缴财政专户管理的预算外资金，在实际收到款项时确认为收入；对财政专户核拨的预算外资金，在收到资金后，确认为收入。

第四章 支出及内部成本费用核算原则

第二十条 为加强单位的支出管理，提高经济核算水平，根据单位业务活动特点及内部管理需要，单位应按照财务主管部门的要求，采取直按实行支出核算办法或内部成本费用核算办法。

第二十一条 科学事业单位发生的事业支出、经营支出、结转自筹基建、对附属单位补助和上缴上级支出，应正确予以归集。对从事各项业务活动发生的支出无法直接归集的，应按规定的比例和标准在事业支出和经营支出中进行合理分摊。单位对发生的事业支出、经营支出，应按照“国家预算支出科目”分别归集到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助学金、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和其他费用中。

第二十二条 实行内部成本费用核算，其成本费用应按照直接费用、间接费用、期间费用分别归集。期末，按规定将各项成本费用分别归集到事业支出和经营支出的相应科目中。

第二十三条 成本核算采用制造成本法。对于各项直接费用，直接计入各成本核算对象的成本中；对于各项间接费用，定期按一定标准分配计入成本核算对象的成本中。

对于期间费用，定期按规定的比例和标准分配计入事业支出和经营支出相应的科目中。

第二十四条 科研成本、技术成本、学术成本及科普成本，年末按实际成本转入事业支出相应的科目中。

第二十五条 试制成本及经营成本，应在产成品与在产品间进行合理分配。完工产品在验收入库后，其成本转入科技产品。

第五章 会计科目及使用说明

第二十六条 科学事业单位应按本制度的规定设置和使用会计科目（见附件

一）。在不影响会计核算要求和会计报表项目汇总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增加、减少或合并某些会计科目。

本制度统一规定会计科目的编号，以利于编制会计凭证，登记账簿，查阅账目，实现会计电算化。科学事业单位不得随意改变或打乱重编。在某些会计科目之间留有空号，供增设会计科目之用。

对于主管部门或代行拨款职能的科学事业单位收到财政拨付的应返还所属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应通过“其他应付款”科目核算。

支出及成本费用类科目中的成本费用科目和“待摊费用”、“预提费用”科目一般适用于实行内部成本费用核算的科学事业单位。

其他货币资金业务较多的科学事业单位可增设“103其他货币资金”科目。设备、材料采购业务较大的科学事业单位，要增设“111预付购货款”科目。定型批量生产产品或其他工程承包等业务较多的科学事业单位，可以增设

“ 112包装物”、“114自制半成品”、“118产成品”、“416产品销售收入”、“417工程承包收入”、“ 531产品销售成本”、“532工程承包成本”、“537销售费用”等科目。

采用分期收款销售商品的科学事业单位，可增设“128份期收款发出商品”科目。

委托外单位加工业务较多的科学事业单位，可增设“113委托加工材料”科目。

低值易耗品数量较多或采用分次（分期）摊销法分摊低值易耗品成本的科学事业单位，可增设“129低值易耗品”科目。

有商品购销业务的科学事业单位可增设“125库存商品”、“126商品进销差价”、“418商品销售收入”、“534商品销售成本”等科目。

固定资产改良或大修理业务较多的可增设“121在建工程”科目。

科学事业单位如发生被冻结存款等业务时，可增设“143其它资产”科目。科学事业单位如有一年以上的待摊费用等业务时，可增设“142递延资产”科目。

科学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中某项业务数额较大的可将二级科目改为一级科目设置和使用。

在填制会计凭证、登记账簿时，应填制会计科目的名称，或者同时填列会计科目编号和名称，不应只填科目编号而不填科目名称。

第二十七条 科学事业单位会计科目使用说明（见附件二）。

第六章 会计报表

第二十八条 科学事业单位会计报表的具体格式和编制说明，由本制度规定（见附件三）。

科学事业单位应按期向有关部门报送会计报表。会计月报表应于月末终了后七天内报出；季度报表应于季度终了后十五日内报出；会计

报表应于终了后三十天内报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会计报表的填列以人民币“元”为金额单位，“元”以下填至“分”。

会计报表应依资编定页数，加具封面，装订成册，加盖公章。封面上应注明：科学事业单位名称、主管部门、地址、报表所属、季度、月份、送出日期等，并由单位领导、会计主管名或盖章。

科学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或单位，应当根据同级财政部门的要求，在认真审核所属科学事业单位会计报表的基础上，编制汇总会计报表。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经有关部门批准，办理完各项划转手续，已进入企业（企业集团）、纳入企业财务管理体系的单位，应执行同行业或接近行业企业会计制度。非国有科学事业单位可参照本制度执行。

第三十条 本制度由财政部和国家科委负责解释、补充和修订。

教育科学系劳卫部制度 篇5

为了给同学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劳卫部特制定卫生量化标准，细则如下：

一、评分标准

1.教室卫生（10分）

(1)黑板干净无污迹，黑板槽内无粉笔头、灰尘，讲台、讲桌无污迹。（3分）

(1)窗台、门窗保持清洁，窗台上不能摆放任何东西。（2分）

(1)室内地面、楼道、楼梯地面无污水、纸屑。（3分）

(1)桌椅摆放整齐备，桌面上用具摆放整齐有序，墙壁上无乱张帖、乱写、乱画等现象。（1分）

(1)劳卫工具摆放整齐、保持完整。（1分）

2.卫生区卫生（5分）

(1)硬化路面干净无垃圾出现，无垃圾堆放。（2分）

(1)卫生区所属花池内无纸片等白色垃圾，无垃圾堆放。（2分）

(1)草坪上无落叶、杂物。（1分）

二、奖惩细则

1.每月评分一次，积分前两组者每人加1分/次。

2.该周受到系通报批评的小组每人扣2分/次。

3.在校级、系级卫生打扫活动中，积极参加劳动、卫生打扫者加2分/次，受到校、系级表扬者加3分/次。

4.在校级、系级卫生打扫活动中,凡无故缺勤或中途无故早退者,扣3分-2分/次。被学校、系部通报批评批评的当周卫生负责人扣3分，小组每人扣2分。

5.发现一次不打扫或不按时打扫的小组,扣除该组3分/人。

6.教室内值日的值日生无故缺勤者扣本人2分/次，不按要求完成卫生工作者每人扣1分/次。

7.卫生区内有纸屑、小石块、砖头、玻璃片等杂物未清理干净的，扣除本小组所有成员1分/次。（特殊情况除外）

8.每组做好每周的大扫除工作，认真负责，确保教室学习环境的整洁、干净，小组每人加1分/次。

9.配合其他部门举办的活动，做好活动前后的卫生工作，参与劳动者每人加1分/次。

10.在系级举办的大型活动中，积极劳动及积极参加活动前后卫生打扫的同学，每人加3-5分。

备注：不管天气状况如何，均应认真对待卫生打扫工作。

教育科学系学生会

试论科学基金文化的制度特征 篇6

科学基金制自20世纪80年代产生以来, 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科学基金文化, 彰显出“导向明确、公开透明、程序公正、自主创新”的文化特征[1]。一般来说, 文化基本包括物质、制度、观念三个层面。相应地, 科学基金文化也有三个层面, 物质层次上看, 它是凝聚着科学基金文化抽象内容的物质的外在显现, 既包括物质和精神的活动过程、组织行为等外在表现形式, 也包括文化设备、设施等, 是文化最直观、易于感知的部分;制度层面上看, 制度层是体现科学基金文化特色的各种规章制度、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总和;观念层面, 是科学基金文化的核心和主体, 包括基本的价值观、道德观等, 是文化中最深层、最稳定的内容[2]。这三方面相互关联, 共同促进形成了科学基金文化的内涵。而山西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魏屹东教授认为, 科学基金文化首先是制度文化, 是与科学基金制这种先进的制度密不可分的, 文化孕育了制度, 制度实现了文化[3]。这也充分说明了文化中的制度、体制对于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所以, 从一定意义上说, 完善、科学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已成为促成科学基金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而理解和探究科学基金文化的制度特征, 不仅有利于推动科学基金制度、科学基金文化的完善和发展, 而且对我国科学事业在制度文化层面上的发展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撑, 对推动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科学基金制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 更是我国体制改革的成果

科学基金制作为资助科学发展的模式, 诞生于19世纪中晚期。在18世纪以前, 科学目标单一、科学活动方式比较简单, 并且规模也相对较小, 科学活动不需要较多的研究经费就可能完成, 科技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 其他的社会力量也没有投资科学研究的意识。而进入18世纪,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 自然科学逐步开始成为“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 科学也逐渐与技术走向联合, 推进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推动社会发展。同样在全社会追求财富的推动下, 对科学研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科学研究对象更加多样和复杂, 科学研究活动规模日趋扩大, 科学家自助方式的科学研究活动开始严重制约科学技术的发展。由于科学研究资金匮乏, 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与此同时, 许多科学家通过各种关系, 找到一些愿意出钱资助的“恩主”, 依靠“恩主”施舍开展科学研究活动, 这就出现了科学研究活动“恩主制”。但是, 由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科学研究活动中遭遇的问题日益深化和复杂, 科学自身发展也需要科学家在各种学科领域、各个研究层次上持续开展研究工作, 这就造成科学研究经费不断增长, 而且数目巨大, 同时迫使带有偶然性的、时断时续的由单个财力有限的“恩主”资助方式陷入困境。要摆脱这种困境, 就只有联合多个“恩主”的资助, 而多个“恩主”联合资助方式的经常化、制度化, 就诞生了现代科学基金制。

1860年成立的德国洪堡基金会是早期科学基金制的典型代表之一, 其最初的宗旨是接受各种捐赠, 以资助德国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和出国进行科学考察。较早期的科学基金组织还有1864年成立的贝特基金会 (英国) 、1895年成立的诺贝尔基金会 (瑞典) 和1911年成立的卡内基基金会 (美国) 等。到了20世纪中叶, 1950年美国政府根据《国家科学基金法规》成立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这也标志着政府科学基金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科学基金制已成为国家资助科学研究的一种主要方式[4]。而这一资助科学发展模式的变化不仅符合科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而且更符合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并促成科学研究模式由个体研究走向集体研究, 由私人研究走向国家研究, 标志着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向, 科学发展从“小科学”时代到“大科学”时代的开始。

为了应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 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发展, 我国在80年代开始逐步推行科学基金制。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上, 精辟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观点, 推动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程。1981年5月, 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期间, 89名学部委员联名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 建议拨专款设立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基金, 以加强国家对基础性研究工作的稳定支持, 发现和培养优秀人才, 发挥学部委员对全国科研方向的指导、协调作用, 改革条块分割的科学体制。1982年起由国家拨款, 设立面向全国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 用于资助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成立了以卢嘉锡为主任、严东生和谢希德为副主任、共23名各部门专家组成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委员会, 采用鼓励创新、公平竞争、同行评议、择优支持的运行机制, 开展资助工作。1985年3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对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 逐步试行科学基金制, 基金来源, 主要由国家预算拨款。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其他科学技术基金会,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面向社会, 接受各方面申请, 组织同行评议, 择优支持。”中央决定明确了基础研究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措施。邓小平同志1985年7月26日在一次谈话中, 就此问题进一步指出:“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大家都会赞成, 不会反对。应该这样办。这是个新事物, 办起来再说, 取得经验。”这次谈话, 有力地推动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筹建工作。1986年2月, 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通知》。至此,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委员会也就完成了探索我国科学基金制的历史使命, 将年度经费指标、已批准的资助项目及全体工作人员, 成建制地并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5]。宣告我国科学基金制的实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科学基金制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举措。科学基金工作突破了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科研经费依靠行政拨款的传统管理模式, 全面引入和实施了先进的科研经费资助模式和管理理念, 确立了“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 建立了“科学民主、平等竞争、鼓励创新”的运行机制, 建立健全了决策、执行、监督、咨询相互协调的科学基金管理体系, 形成了“公正、奉献、团结、创新”的委风, 充分发挥了自然科学基金对我国基础研究的“导向、稳定、激励”的功能, 不断发展完善以学科体系为框架, 价值评议和绩效评估为依据的管理体系并制订了一整套的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自然科学基金坚持支持基础研究, 逐渐形成和发展了由研究项目、人才项目和环境条件项目三大系列组成的资助格局。随着国家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不断增长, 自然科学基金从1986年的8000万元起步已增长到2007年的43.3亿元, 较大地改善了基础研究的资助环境, 项目资助强度稳步提高。同时, 科学基金工作紧紧围绕实施源头创新战略、科技人才战略、创新环境战略和卓越管理战略, 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 在完善和发展科学基金制的实践中又取得了新的成绩。二十多年来, 自然科学基金在推动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发展, 促进基础学科建设, 发现、培养优秀科技人才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为提升基础研究创新能力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为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和整体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积极贡献[6]。

2 科学基金制符合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 成为其他科学基金制发展的榜样和楷模

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实行科学基金制, 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科学基金制作为国家支持与促进科学事业发展的一种制度或管理方式, 已经设立相对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以及逐步完善的政策规章。如2007年2月, 国务院第169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就重点规范了两类单位、五种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确立了科学基金管理的基本制度和程序。具体说来包括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政策规章等三个方面。

在管理体制方面, 建立健全了决策、执行、监督、咨询相互协调的科学基金管理体系, 主要包括资助管理、财务和资产管理、人员管理, 以及相应的监督体系等。第一, 在资助管理上,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资助原则, 采取宏观引导、自主申请、平等竞争、同行评审、择优支持的资助机制, 资助国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和其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开展基础研究的公益性机构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展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遵循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 制定评审标准和管理办法, 组织对申请项目的评审;实行回避和保密制度, 保障申请人和评审专家的权益, 维护评审工作的公正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人员不得申请或参加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建立信息公开制度, 依法开展资助管理信息公开工作。同时设立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 对学科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领域、资助格局、人才培养以及科学部管理工作等重要问题提供咨询意见。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由科学部主任兼任, 委员由相关领域科学家和管理专家组成,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聘任。委员实行任期制, 每届任期三年, 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第二, 在财务和资产管理上, 执行国家财政和财务制度, 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办法, 完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 推进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 保障资金安全合理使用。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发展规划, 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年度预算, 严格执行预算编制程序。年度预算经国家财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严格执行预算, 如有重大调整, 须报国家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第三, 在人员管理上, 坚持以人为本, 营造有利于开发和利用人才资源的和谐环境, 以能力建设为重点, 加强科学基金管理队伍建设, 充分发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坚持干部任职标准, 规范干部任用制度和程序, 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建立适合科学基金特点的岗位管理制度, 科学设岗, 按岗选人;实行固定与流动、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人员任用方式, 实行内部轮岗和外部交流制度[7]。第四, 在监督工作上, 设立监督委员会, 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评审、管理及实施等环节进行监督;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与修改提出意见和建议;开展科学道德宣传、教育及有关活动, 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科学基金事业健康发展的环境和氛围[8]。

在运行机制方面, 建立了“科学民主、平等竞争、鼓励创新”的运行机制。这些运作机制相辅相成, 共同保证科学基金系统的高效运作, 使科学基金制成为当今世界支持基础研究工作的主要方式。以评审系统为例, 项目评审严格实行“依靠专家, 发扬民主, 择优支持, 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 采用同行专家通讯评审和专家评审组评审两级评审制度。目前同行专家系统包括8万余名同行通讯评议专家 (其中科学部专家评审组近千名, 并根据需要组建各种专家评审组) 。同行评议专家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研究院所。专家评审组由一些学术造诣高、学术判识能力强、办事公正、作风正派、热心科学基金工作、有一定声望的科学家组成。评审组专家实行任期制, 每届任期两年, 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每届更新约50%。1986～2007年已组建了十一届专家评审组。同时制定了具体的项目申请和评审程序, 以保证评审的公正性 (如图1) [9]。

在政策规章方面, 对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的内容, 认真梳理和修订现行规章制度。按照优化资助格局、明确项目定位的要求, 进一步完善各类项目的管理办法。包括各种规章政策, 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规定》 (试行) 等。并以项目资助体系、人才资助体系、国际交流与合作、财务管理、成果管理等为门类制定了详细的管理办法, 保障管理的公开性和公正性。另外, 为了规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人员职业行为, 加强职业道德修养, 不断提高管理队伍素质, 维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公正性, 2009年1月制定并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人员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10]。同时为了保证信息的公开性, 制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公开管理办法》[11], 列出信息公开目录[12], 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这些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具体的政策规章为保障科学基金的公正合理提供了制度基础。

根据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和规划, 科学基金制能够支持基础研究, 坚持自由探索, 发挥导向作用, 发现和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通过制定和实施支持基础研究和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资助计划, 受理项目申请, 组织专家评审, 管理资助项目, 促进科研资源的有效配置, 营造有利于创新的良好环境;并且协同国家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国家发展基础研究的方针、政策和规划, 对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重大问题提供咨询;并支持国内其他科学基金的工作[13]。自设立国家科学基金制以来, 也先后促成成立了诸如行业 (或部门) 、地方、基层、民间等等不同的各种类型科学基金及组织。比如行业 (或部门) 科学基金如机械工业技术发展基金等, 地方科学基金如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等, 基层科学基金如华南理工大学自然科学基金等, 民间科学基金如中国科协振华基金会等, 科学基金制已经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可靠经费来源和实现科学化民主化管理的主要模式[4]。

3 科学基金制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科学基金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一整套运行管理体制, 包括“依靠专家, 发扬民主, 择优支持, 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 “科学民主、平等竞争、鼓励创新”的运行机制, 以及决策、执行、监督、咨询相互协调的科学基金管理体系。科学基金制在我国的建立与发展对于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管理创新, 促进科学创新思维, 推进学术联合, 形成良好学风, 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 如德国洪堡基金会成立于1860年,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于1950年, 我国的科学基金制起步相对较晚。同时, 由于现代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 科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等特征以及可能造成一些负面影响等原因, 造成我国科学基金制在发展上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如在立法方面, 需要进一步推动科学基金法的制定;在资金分配方面, 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公平现象;在评价模式上, 亟待建立健全评价体系等等。

在立法方面, 应尽快制定科学基金法, 将科学基金制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 都是科学基金法立法在前, 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后[15]。比如,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大国, 同时也是科技大国, 全国上下对科技非常重视, 制定了一系列与科研活动相关的政策法规, 诸如“动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中有一些涉及科学实验的条款, 以及针对基金项目管理及财务管理的详细规定、办法, 通过大量的实践这些管理办法得到不断的修订完善, 使之更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例如, 它明确规定如有项目申请人对评审结果提出异议的, NSF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给予答复, 如果确属“误判”, 项目的重新评审工作要求在40天内完成, 反馈速度非常快。明确的规章制度确保了基金会高效运行, 同时也进一步确保了创新的学术思想得到认可和支持。相比较而言, 我国的各项法规还在不断的制定和完善过程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现行管理办法相对比较规范, 但随着科学基金项目经费强度的增长以及目前如多学科交叉、人员流动等新情况的出现, 一些管理办法尤其是财务管理办法已不太适应新的情况等[16]。只有通过立法, 明确基础研究和科学基金制的地位、作用, 才能完善科学基金制, 强化法制管理的基础。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科技体制深化改革的过程中, 科学基金制的管理跟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在这种形势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是否可考虑组织专门工作班子, 依据有关法规制定具有权威性、可操作性的规章制度, 为国家制定“基础研究法”, 奠定基础。明确基础研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作用、性质和资金来源等重大问题。从法律上确立科学基金的性质、地位、责任、权利和义务等, 理顺各种关系, 保障科学事业和科学基金事业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17]。

在资金资助上, 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一般地说, 打破平均主义, 使资金相对集中于优秀环境中的优秀人才, 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如果资金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则可能造成积压和浪费, 反而导致资金利用率下降。对于年轻科学家, 由于其业绩权重较小, 不容易获得资助, 从而影响人才梯队的形成和科技事业的长远发展。从学科发展来看, 科学基金制往往是“把山堆得更高”, 而不是“把谷填平”, 这将不利于薄弱学科的发展。同时, 一些自然科学的薄弱环节虽然需要支持, 但由于种种原因暂时缺乏必要的竞争实力。为此, 自然科学基金采取了设立专项基金的办法, 如地区基金、青年基金等,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些措施如何掌握适当, 并与科学基金制原理相衔接, 值得进一步探讨[18]。另外, 在国家层面上, 缺少国家性的总体规划, 影响投资效益。基础研究的内容必须围绕国家目标的, 而国家又只能拨出一定比例的资源来发展科学, 而且不能无限制地增加科学经费, 必须选择重要的研究领域, 提出总体规划来引导基础研究。我国基础研究的“有所为, 有所不为”政策, 主要是基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水平制定的, 其目的是从国家财力出发, 根据国家目标, 按照基础研究的自身发展规律, 发挥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规划财力许可条件下的优先发展领域, 以求得大的突破。哪些是“所为”, 哪些是“所不为”, 就是基础研究战略计划研究的内容。虽然我国将农业、人口与健康、资源与环境、信息、能源材料等定为重点基础研究领域, 但需要合理规划、全盘考虑、协调发展、整体推进。美国、英国、日本都将战略项目提到很高的位置, 而我国的基础研究恰恰缺乏整体谋划, 缺乏通过一个计划推动科学的全面发展的调动能力, 因此, 如何合理部署研究力量, 如何合理规划研究重点, 如何合理配置资源, 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来加以研究[19]。

在评价模式方面, 需要建立健全评价体系。自然基金委在多年的管理过程中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绩效评估方法, 但主要是针对单个项目。随着基金委的不断发展, 对我国科技进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为了更好地把握基金委的管理状况和未来的发展需求, 很有必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开展评估活动。以科技实力著称于全球的美国一直非常重视科研的评估工作, 美国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机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也开展了类似的学科评估工作。他们对其支持的一些重大研究计划, 如海洋研究计划, 地震减灾计划等多年来的工作进行了回溯性的评估。通过评估帮助国家科学基金会下属的一些机构, 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工具和信息, 以使得这些机构最大限度地减少资助决定对科学界产生的负面影响, 使之能继续保持像过去那样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的能力, 并且分析NSF在支持该计划中所取得的成就, 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支持重点[20]。当前, 政府科学基金机构的绩效评估也逐渐从对科学研究的事前评价 (科学价值判断) 转向兼顾事前评价和事后评价 (绩效评价) , 转向战略导向下的绩效评价, 即“目标—过程—结果”三位一体的绩效评估。这种管理方法能够把绩效评价与政策制定、战略制定与实施、管理绩效与预算审定有机结合, 将绩效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系统化和日常化, 通过绩效评价与管理工作的系统化和制度化, 促进科学基金机构决策与管理的公开化和科学化, 进而提升科学资助效率[21]。这一管理方法也为科学基金的科学管理指明了发展方向。

总之, 科学基金制发展经历了一条从科学管理、管理科学到管理文化的发展轨迹[22]。也就是逐步完善科学管理、民主管理、依法管理, 并促进管理文化的形成。这就要求有意识地发挥文化特有的潜移默化功能, 将人文关怀寓于科技管理的实践, 将科学、民主、依法管理中的科学精神、民主原则、法治理念内化为科学基金管理者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从而以创新制度规范创新实践, 以创新事业凝聚创新人才, 推动我国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2]。

摘要：科学基金制已形成“科学民主、平等竞争、鼓励创新”的运行机制和决策、执行、监督、咨询相互协调的科学基金管理体系。但科学基金制却面临着科学基金法规不完善、绩效评估体系不健全、资金分配不公等诸多挑战, 更需要制定科学基金法、健全绩效评估体系、加强基金调控等措施, 以推动科学基金制的健康发展, 促进科学基金文化的完善。

科学规章制度 篇7

科学决策思路创新

怀柔区农民大病医疗统筹分为起步与提高两个阶段。起步阶段以“低水平，广覆盖”为原则，建立区合作医疗办公室，专门负责组织协调、资金筹集、医药费报销管理等工作。实行区办区管。

提高阶段试行办法的特点是“二提一降一扩”，即提高市、区、镇（乡）三级政府和农民的筹资标准；提高住院、门诊特病医药费报销的封顶线；降低参统人员住院报销的起付线；扩充3种门诊特病列入报销范围。办法规定：根据农民人均生活水平的不同，分两档收费，即一档20元、二档10元，镇（乡）、区财政按农业人口每人每年资助各10元，市财政资助20元。2003年、2004年镇（乡）参统率达100%，行政村参统率分别为99.6%、100%，农民参统占常住农业人口85.8%，多形式参加合作医疗人数占常住农业人口数95%。两年共组织25.75万人次参加大病醫疗统筹，上缴统筹金469.9万元。有效缓解了农民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在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怀柔模式效果显著

大病医疗统筹的概念是农民自愿缴纳一定数量的基金，政府给予扶持，将这部分基金集中使用，从而减轻因病致贫和缓解因病返贫问题。怀柔区筹集这项基金从农民上年度人均纯收入的1%中提出20%作为个人上缴大病医疗统筹基金，体现了以农民自愿为原则。以1999年～2002年为例，个人共缴纳2213310元，住院报销起付线定为 3000元以上。4年共为4541人报销医药费 3834554元，多报出的1621244元由市、区财政补助，体现了互助共济原则。人均报销844元，是农民上交金额的141倍。以现在怀柔区人均期望寿命72.4岁计算，每个人一生大概因病住院治疗3次左右，那么，在一个历史时期，人人都能享受到此笔费用。大病医疗统筹制度还规定，对当年未享受住院报销的农民两年免费进行一次体检。无病早防，有病早治，大多数人都得到了利益，深受农民欢迎。

怀柔区在解决农民医疗保障方面，不拘泥在只是医疗技术的供给，而是从农民群体利益出发。做好前期调查，掌握现状情况，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找出主要矛盾，提出科学的解决办法。怀柔区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出了“大病统筹对农民医疗保障作用机制的研究”，通过对怀柔区14个乡镇100多个行政村的调研，发现该区农民大体分三层。第一层：富有层，占3～5%；第二层：富裕层，大约占85%左右。第三层：温饱层，占10%左右。第二三层占农民总数的95%左右，这个大多数群体抵御重大疾病的经济能力还十分脆弱，他们害怕得病，特别害怕得大病。

农民个人支出10～20元钱，就可延伸享受到市、区财政补助的每人每年40元的补贴，这样一年就可享受60元的大病医疗统筹款。实际各乡镇当年报销都超过了上缴款，从比例上看，个人每交1/3的钱就可享受到政府2/3的补助，农村干部、广大农民就愿意拿出1/3的钱，享受到全额补助。政府、财政的40元钱如果不集中使用，也很难保证实施力度和解决效果。

总结经验完善提高

事实说明，怀柔区大病统筹的实施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分了忧，为农民百姓解了愁，同时也存在不足，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起付线高、贫困农民卫生费用利用率低于富裕人群、农民筹资水平偏低，为此，怀柔全区将执行《怀柔区2005～2007年大病医疗统筹办法》（怀政发[2004]53号），新办法充分考虑了农民的意愿，体现了“三个倾斜，两个考虑”。“三个倾斜”即向贫困地区倾斜，向贫困人口倾斜，向大病人群倾斜；“两个考虑”即考虑长效性、持续性；考虑广覆盖、大众性。筹资标准和报销额度调整后变为：农民一档缴费每人每年30元，二档每人每年20元，镇（乡）政府、区政府补助每人每年各20元，调整后的标准为一档90元，二档80元；在一级卫生院住院起付线为一次性住院满500元起报，同比上年下降500元；封顶线提高，农民一档缴费30元，封顶线40000元，区、市交叉住院封顶45000元；大病、特病在市三甲医院住院最高可报50000元，是农民上缴款的1666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