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规章制度（精选11篇）
完善规章制度 篇1
摘要：人才是企业组成的基本要素, 人才的管理成为了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其中, 劳动规章制度是管理劳动者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 制定完善的劳动规章制度是企业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措施之一。笔者试从实践中所遇问题出发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探讨如何完善劳动规章制度, 保护企业利益。
关键词：规章制度,缺陷,完善,企业利益
一、制定完善劳动规章制度的重要性
《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与实施从法律的效力层次上进一步要求用人单位履行制定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的义务。因此, 完善劳动规章制度是一个企业不可懈怠的应为行为, 在内容合法并程序正义的前提下, 企业制定的规章制度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从而赋予了企业规章制度成为企业内部“法律”的地位。
制定完善的劳动规章制度, 对企业实施有效劳动管理, 提升企业的管理能力, 保护企业利益有着重要作用。
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的措施
1、保障制定程序的正义性
《劳动合同法》进一步要求企业积极保护工会、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来保障企业在制定规章制度程序上的正义性, 从而达到企业与员工间对话的目的。是法律对企业设定的一种强制性义务。因此, 企业应当将所要实施的劳动规章制度通过会议讨论或书面征询的方式向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员工进行告知, 从而确定制度内容, 由此实现法律要求的民主性。公示程序的履行则是对企业一个广而告之的范围和方式的要求。一般采取张贴或签收劳动规章制度的形式来履行告知义务。对于张贴, 张贴的有效位置以及张贴的期限是告知义务履行的关键;在必要时应采取员工大会形式告知签字的形式来补缺;对于新进员工可采取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一并签收劳动规章制度, 此措施的实施应尽量避免在合同中印制签收条款, 而尽量采取劳动者自己签写的方式, 在可能的情况下, 对劳动规章制度中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条款应做标志性提醒。
2、详细罗列并细化规章制度条款
在劳动规章制度程序合法的前提下, 如何让规章制度这部企业内部“法律”能真正保护企业利益。
首先, 劳动规章制度的条款应做到最大化的详尽并具有前瞻性。
对企业所发生的各种问题进行总结并收集其他企业的所出现的问题。不仅如此,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 结合法律规定以及劳动用工管理的走向, 罗列出更多的企业未知情形, 制定相应的管理条款。其目的在于出现问题有“法”可依, 让劳动规章制度在实现管理目的的同时还要实现法的防范于未然的重要作用。
其次, 尽量避免模糊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的词语。
国家劳动法律法规通常做一般性原则规定, 而企业的劳动规章制度, 作为劳动法规的“实施细则”应当结合企业的特点, 对劳动法律法规起到补充完善细化的作用, 以尽可能用自己的规章制度实现企业劳动管理。如对严重的违章行为、严重损害等, 法律已经对违反规定后果做出判断, 但如何量化严重的程度才是劳动规章制度所要做的。
再次, 对规章制度条款合法性、合理性的审查。
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中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条款, 制定合理的员工报酬的支付标准和方式、切实保障休息、安全卫生权的实现, 依法支付保险福利是法律公平对等原则的体现也有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而劳动规章制度中所规定的劳动纪律则是企业的管理手段, 在享有管理权力的同时应有相应的法则, 没有制定与权利义务相对应的责任条款, 就会使权利落空。而这些强制性条款和责任后果如何产生应有效用则取决于这些条款的合法性、合理性。
对于劳动者承担责任后果的法律多数为调整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用工制定的, 在没有废止的情况下仍被法院参照执行其他地方法规对上述内容通常也有细致规定。如《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就明确企业对员工的经济处罚不得超过月工资的20%。对企业动辄经济处罚的行为做了限制。所以, 应尽可能掌握调整劳动关系的各法律、法规、规定的知识, 与此同时应运用日常生活经验合理判断劳动者的不良行为的性质。做到对劳动者的惩罚合情合理、有礼有节, 做到不侵犯劳动者权利的同时也保护了企业的利益。
3、证据的保全
在争议不可避免的发生时, 证据成了证明争议事实的关键。在目前法律法规中, 无论是《劳动合同法》所规定制定规章制度所需协商、公示或告知的义务均需要证明还是《证据规则》还是各级法院、劳动仲裁委的审判纪要, 用人单位承担了大部分的取证责任。因此从制度实施的讨论纪要、意见的反馈、答复、制度的告示、签收到员工违章的事实确认都一一需要证据加以证明。故而, 证据的收集保全是企业保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
因此, 建立健全规范完备的劳动规章制度, 不仅能有效管理、保护企业, 而且对吸引、留用人才、提升凝聚力、激发员工的生产力, 树立良好企业形象也起着重要作用。
完善规章制度 篇2
(1)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提升员工思想素质。
在现代企业的资源中，“人”是第一重要的资源阁，企业具备高素质的人员有利于企业眼前的利益及长远发展，也是企业增加后劲的需要，具有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是企业在激烈竞争中充满生机和朝气的前提和条件。
我们应建立适合本企业的人员激励机制，具有丰富多样的奖惩手段，每个员工因所处的层次不同，其所需要激励方式也有所不同。管理人员一般具有较高的需求层次，对他们要注意激励的作用，是他们感到自己被重视被尊重，是企业的主人，另外，还要给管理人员及业绩较突出的普通员工设计其职业未来发展方向，这样可以更好地使员工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使个人的目标与企业的发展统一起来。对员工还要及时与之沟通，发现其内心更深层次的需求，从而更好地对症下药。而普通员工的知识层次和文化修养参差不齐，物质奖励和指导监督就十分必要。对员工还要进行定期的培训。培训对企业、员工特别重要，培训能够保证我们企业有充足的人力资源，衰得竞争优势，在增加劳动力和物质投资外，更主要的是靠人的能力的提高。员工接受到培训，可以感觉到自身被重视，会更加努力工作。虽然培训的当时需要一定的花费，但培训所能带给企业的今后巨大的经济效益是无法衡量的。
在人员管理方面要加强防范，对于重要岗位的人员要严格考核，防止出现营私舞弊的现象。因此要尽量做到使各个职务、各个岗位的人员来自不同的地方，要有意将有亲属关系的人员分到不同的车间和岗位，重要的技术岗位要有后备人才。
人事分配制度要摒弃人浮于事的低效率机制和“用人靠提拔，能上不能下”的人员任用制，创造一个公正、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庸者下，平者让，能者上”，对待晋升、降职或辞退要有统一的标准和尺度，不可因人而宽松不一，更不得带有亲属与感情色彩。特别是中高层管理人员的任用上，要采取增加民主测评的方式，更加慎重地全方位对其进行考查。对于我们企业职工队伍整体素质普遍较低、员工思想意识陈旧的问题，要针对不同的岗位进行技术能力或管理思想培训，能够跟上企业发展步伐的员工委以重任，对学习能力不强的员工安排到适合其水平的岗位。特别是对于企业原来的元老更要采取比较合适的方法，对其能力进行考核，将其安置在与其能力相适合的岗位上，不能让其落后的思想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这是一个许多企业都曾经面临过的问题。
(2)加强设备管理，提高设备利用率。
针对我们企业的设备情况，在设备管理方面一定要下大力度加以治理，因为设备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生产的连续性及生产秩序，整个生产过程若想正常运转，基本的物质元素—设备必须完好，设备必须经常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如果放松对设备的管理，对设备保养不及时，故障排除不及时、修理不及时，不仅生产的连续性、均衡生产无法实现，甚至会酿成大祸，造成人身伤亡事故。为此，我们企业要制定严密的设备管理制度。针对我们加工企业，主要是设备的性能管理，也可以称之为设备的技术管理，涉及到生产现场的主要有设备的运行、维修方面。所以，在制定设备管理制度是要侧重于这两方面。针对我们进行设备的技术检查，可以制定设备巡检制度和设备的定检制度。
设备的巡检制度是以操作工为主的巡回检查制度，对设备进行定时(一般为1一2小时)，定点(规定的检查点)，定项(规定的检查项目)的周期性检查。巡回检查的方法采用主观检查法:即听(听设备运转过程中是否有异常声音)摸(摸轴承部位及其他部位的温度是否有异常)、查(查一查设备及管路有无跑、冒、滴、漏和其他缺陷隐患)、看(看设备运行参数是否符合规定要求)、闻(闻设备运行部位是否有异常气味)的五字操作法;通过执行设备的巡检制度，我们可以在检查的过程中发现不正常的情况，并能及时调整处理，预防发生紧急情况而造成的事故。在巡检工的包干区域内，所有的设备维护、卫生、区域卫生都是其负责，做到责任到人，职责明确。为使设备巡检到位，做到有检查、有落实，根据5标识化这一原理，制定巡检标识牌，解决设备巡检的落实问题。
除了制定设备的巡检制度外，还应制定设备定期检查制度，以一般维修工人和专业检查工人按照设备性能要求编制的设备检查标准书对设备规定部位进行检查。在我们过去的年度设备维修计划中体现了此项制度，今后我们还需完善的是订立详细的设备检查标准书，以此保证此项制度顺利推行。
上述两项制度需要我们有完善的组织来保证实施，根据我们企业的组织结构，可以以技术部为订立标准的部门，生产部作为执行部门来保障。对生产岗位的操作工我们要求做到“巡回检查严肃认真:岗位操作严肃认真;维护设备严肃认真;填写记录严肃认真;岗位练兵严肃认真”“操作技术要熟练;自己管理的设备会使用、保养、排除故障;产品和工程质量要良好;“工艺资料、数据一定要齐、全、准”的“五个认真”和“四个过硬本领”。相信 ，通过实施这些制度，加上员工基本技能的提高，在设备管理方面一定能有起色，改变过去我们企业只有设备发生故障了，才知道设备的重要性，才知道去维护和保养的弊端。
(3)完善定额管理，降低生产成本。
在我们企业现行的定额管理中，对材料定额和工时定额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定额项目不全或是不准确，现在的材料定额缺少生产辅料(成品包装物等)的定领，对物料的使用监控不到位，对呆料、边角料、废料的处理不及时，超料的追究与处罚不健全等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制定定额时采用的经验估计法的原因，这种方法是根据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实际经验，参考有关技术文件和计划及生产技术的变化因素来制定的定额，易受制订人员主观因素影响，准确性稍差，这给后续的生产成本核算带来了相应的问题。
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应主要采用工艺计算法来制定材料消耗定额，根据设计图纸、工艺文件的综合分析基础上，剔除不合理的因素，并通过精确的计算得出数量，再加上一定的消耗，最后确定物资消耗定额，这种方法比较准确。另外，还要对不全的定额加以补全，在此基础上再求准确，为成本核算奠定基础。完善定额管理是对物料控制的第一步，也是基础。
为了考核定额的制定是否正确，还必须进行材料用量的定额测试。保证定额的准确无误，测试的有关项目主要有:板材的利用率;锻造材料的利用率;单位面积油漆及成本:加工刀具用量;辅助材料的单位用量:包装材料的单位用量。
(4)加强品质管理，提高产品质量。
在机械制造企业，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因素有:人员、机器、材料、方法、管理及环境。在上面几节中我们简要地进行了论述了人、机、料、环境几个方面，现在就方法、管理方面进行讨论，曾有人认为，有了先进的机器设备，有了优质的原材料，再加上工作认真的员工，就会生产出优质的产品，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如果缺少了正确的工作方法和环境，也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而不一定正确地做事，有了好方法对提高效率及产品的品质有了保证。
从加强品质管理的组织看，我们应设立了质粉邹，由于现在负责质量管理人员设置较少，只有:人，而且归技术部誉蓬，质，人员数量少就不可能对产品质量进行全面掌控。从组织保证上，应当建立以生产部长为主要责任人，车间主任、班组长都是质量检查员的体系，加强质检队伍，这样也能督促员工自我管理、自我查核，5s管理实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提升产品的品质，它也是以员工素质的提升为前提的。员工养成事事讲究的习惯，从小事做起，从最基本的操作规程上把关，产品的品质自然就会提高。
加强品质管理的措施之一是建立健全质量标准文件，因为质量标准文件明确质量检验方法、检验要求，是质检作业的重要依据。有此依据能改变质检员在很多时候凭经验去检验的习惯，给质检员带来了方便，提高质检效率，也对开展工作提供帮助，免得工人因对质量标准不知道而忽视质量问题的存在。
加强品质管理的措施之二是建立健全生产作业标准文件，作业的标准化是生产合格产品的基础，错误的操作会导致品质问题的产生。我们企业须完善的作业标准文件有:调整器组装，手制动机，缓冲器组装作业指导书等;其他的工艺文件已存在，只需按照标准贯彻即可。生产部长、车间主任、技术部长、质检员等都要向员工宜传贯彻各种作业标准和质量意识，使之按照标准进行工作。从而保证产品的品质。
(5)完善工艺管理规程，加强技术改造。
针对本公司工艺管理的现状，亟待解决的是工艺技术员的思想问题，有的工艺员不思进取，不深入车间，因此不能及时发现一直使用的工艺手段的弊病，对于生产工人提出的改进工艺的意见不能很好地采纳，有时造成生产成本的上升。因此，工艺的制定，先要考虑到经济的原则，少投入多受益。
健全制度 完善管理 篇3
关键词：现代信息技术教育；教育改革；素质教育；规章制度；管理机制
21世纪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是信息技术广泛渗透到人类社会众多领域的崭新世纪。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教育手段是社会进步、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志。认真做好现代教育技术工作，是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健全制度，完善管理是做好现代教育技术工作的重要措施。
一、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就是规章制度，就是工作规范、行为规范，是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有了规章制度，工作起来就有了依据，有了可遵循的东西。已制定并印制了实验室、图书室、计算机室、体、音、美等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职责。如《教室多媒体设备管理制度》《多媒体设备维护制度》《电教教师岗位职责》《中小学电教仪器工作考核标准》《中小学实验室管理制度》等，从制度上保证教学仪器和电教设备的使用效益，督促各乡镇联校和县直中、小学结合实际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细则，要求使规章制度统一上墙，营造浓厚的功能室文化。规范账册管理制度，各学校实验室账册齐全，物物有账，账账相符、账物相符。新增、损耗物品及时入、销账。计算机室还有“一室一账、一机一号、一机一卡”，即每个计算机室有一本计算机设备登记账册，每台计算机有一个编号和一本计算机使用登记册，便于学校对各室财产的管理，有效地防止学校财产的流失。功能室管理初步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
在制订制度的同时，特别强调制度的落实。实验室管理制度、赔偿制度、实验通知单等制度健全。做到实物有登录、使用有记载、借用有登记、损坏有赔偿、不足有补充。电教实施、仪器装备的使用说明书、保修单等科技资料要及时整理归档，确保电教设施、仪器设备的完好。
二、建立健全科学的管理机制
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诸多方面。管理上去了，效益必然会提高。要使现代教育技术工作健康持续地发展，就必须建立健全科学的管理机制。
1.组织管理
整合县电教馆、教研室的功能，以县成立现代教育技术工作领导组，统筹全县的现代教育技术工作。各乡镇联校、县直中、小学普遍成立了信息技术教育中心教研组，具体负责现代教育技术的常规管理和教学研究，为现代教育技术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2.经费管理
落实现代教育技术工作的经费是确保现代教育技术工作顺利开展的有力保障。我们充分发挥“以县统筹”的投资优势，不断加大投资力度，逐步更新完善现代教学技术设备，增添了电脑、电视、液晶投影仪等硬件设备，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班班有“三机一幕”的基本要求。我们还改良了程控广播、程控电话、闭路电视的运行系统，新建了多媒体教室和课件制作室，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校校有多媒体教室和微机室，在全县范围内营造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良好的大环境。
3.培训管理
建立有效的培训机制，努力提高师资素质是搞好现代教育技术工作的重要一环。我们充分发挥县教师进修校这个培训教师主阵地的作用，利用寒暑假和节假日，对全县教师分期分批进行轮训，较为系统地学习现代教育技术理论，提高实际操作能力。此外，我们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对教师进行培训。先后选出近百名教师到南京、北戴河、大连等地考察培训，吸收教育科研领域的最新信息，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邀请省、市电教馆的专家到我县进行专题讲座和现场指导。我们还大力提倡在教师中开展“结对子，相互学习培训”的活动，拜能者为师，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4.阶段管理
制订工作计划、阶段性总结、经验交流、提出问题和修改措施是不断推进现代教育技术工作的有力措施。近年来，我们坚持学期初拟定工作计划，实施中加强过程管理，期末进行阶段汇报总结，使现代教育技术工作做到了有条不紊地开展。
（作者单位 山西省左云县科技教育局电教室）
改革完善医保支付制度 篇4
加大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力度, 结合疾病临床路径实施, 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行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总额预付等, 增强医保对医疗行为的激励约束作用。建立医保对统筹区域内医疗费用增长的制约机制, 制定医保基金支出总体控制目标并分解到定点医疗机构, 将医疗机构次均 (病种) 医疗费用增长控制和个人负担定额控制情况列入医保分级评价体系。积极推动建立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药品供应商的谈判机制和购买服务的付费机制。医保支付政策进一步向基层倾斜, 鼓励使用中医药服务, 引导群众小病到基层就诊, 促进分级诊疗制度形成。将符合资质条件的非公立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逐步将医保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的监管延伸到对医务人员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的监管, 加大对骗保欺诈行为的处罚力度。
——摘自《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2]11号)
论我国股票制度完善 篇5
摘要：股票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的股市还处于不成熟阶段，尤其就股市制度方面而言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必要针对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以探索的态度试着作一些研究。
关键词：股票市场；缺陷；改革方法；发行
1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沿革
股票市场是从事股票的发行、出售、转让、流通等交易行为的载体或场所。作为证券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股票市场，是限定股票为其活动对象的一个抽象概念，而并非某个特定的机构，股票市场正是通过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市场关系发挥其宏观微观的经济功能，体现其在金融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从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历程来看，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萌芽阶段(1984—1990)。自1984年11月，上海飞乐音响有限公司首次面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于1986年9月26日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业务部公开挂牌买卖，这标志着我国股票市场的萌芽。虽然这一阶段所发行的股票均为实体股票且有许多不规范之处，股票流通问题还未得到真正解决，但已为股票市场的起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成长阶段(1991－1995.5)。80年代后期，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1月26日成立，同年12月19日正式开业运营；深圳证券交易所亦于1991年7月正式营业，从此，股票交易就从场外分散交易进入到高度组织化的交易所内集中进行，股票市场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成长阶段。
规范发展阶段(1995至今)，这一阶段发展股票市场的主导思想就是：以规范促发展，以发展求规范。一方面稳步扩大股票市场规模，另一方面开始着手解决深层次问题。
2我国股票市场现状及特点
证券发行和买卖的场所称为证券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它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十年的建设，中国股票市场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国内股票市场总市值已达4万多亿元，相当GDP的一半左右，境内上市公司1000多家，境外上市公司近百家，投资者已近5600多万户。
我国股市是新兴的股票市场，它经过三个发展阶段逐步进入相对成熟。作为一个经济稳步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会；同时它也是一个新兴的、不成熟的股票市场。主要原因是资本市场的自身问题，首先，政府宏观调控影响过大，政府隐性担保风险，由于长期的市场经济影响，政府机关有意无意的错位，使一些公司包装上市，上市不久立即变脸亏损，使投资者蒙大损失，再次，统计表明：绝大多数场合，政策是大盘转向的决定因素，这种情况所占的比例超过95％，在10多年的股市历程中，“V”型反转、政策底(或顶)的行情占多，真正有市场底的形态仅出现在1994.9—1996.9这段行情中，这与理论中的“尖顶圆底”走势差距甚远，也说明我国股市中政府政策的力量所在。其次，诚信缺失造成的风险，由于利益的驱使，上市公司与投机炒作机构勾结，制造虚假信息，欺骗中小投资者，使中小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最后，上市公司与监管部门动态博弈下的风险，上市公司与监管部门始终存在着博弈，一旦监管不到位，就会出现虚假信息，事后给予处罚已经于事无补，投资者的损失得不到补偿。而投资者行为的投机化。投资与投机是孪生的，没有合理的投机证券市场就不会活跃，但是过度的非理性的投机会形成极大的风险。
3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影响
我国股票市场历史虽短，但发展速度快，与国外发达的股票市场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仍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就以下这些方面提出一些设想。
3．1政府行政干预过多
我国股市缺陷根本原因在于转轨经济背景下政府行政干预导致的内部人控制，我国股市是在赶超性战略下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政府为股市运行提供了隐性担保，股市运行机制行政化。行政化上市公司选择机制成为股市风险起源，行政化激励与约束机制累积了风险，对投资者、股市的保护与控制扩散了风险。股市制度风险通过市场风险引致股市萧条甚至股市崩盘。
3．2股票发行方式不尽合理
股票发行价(或发行底价)的确立不科学，这是因为发行价都应该等于原有股东每股所包含的企业价值或资本实值，或者说，应该等于原有股份每股净资产与Rl/RO的乘积。如果发行价低于每股资本实值，则原有鼓东因正当的创业利润得不到实现而吃亏；如果发行价高于每股资本实值，则后人股东因原有股东获得过多的创业利润而吃亏因此可以把等于原有股份资本实质的股票发行价定义为“公平发行价”，虽然像价格会偏离价值一样，实际发行价也会偏离公平发行价，但公平发行价应该是实际发行价的基础和评价标准，而我国股票一、二级市场非均衡由来已久，普遍认为一二级市场间存在着超额利润，引起风险和收益不对称，导致了两个市场供求严重失衡，影响了整个股市的长远发展。
3．3交易过程透明度低
主要是主力机构通过自身优势，获取中小投资者无法得到的信息，利用这些利好或利空炒作股票，牟取暴力，其次，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不能反映公司经营的真实情况，而投资者恰恰需要通过分析财务报表作出投资决策；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就是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它很容易被庄家利用而演变为一种内幕交易。
4实行改造股票市场的方法
4．1 减少行政干预，解除政府隐性担保
(1)调整国企产权结构，这是解除政府隐性担保问题的核心，还有利于解决上市公司的激励与约束问题、市场价格信号的形成与传导问题、股市欺诈与炒作问题。
(2)突出市场选择机制，在证券民事赔偿法律制度和市场信用机制的逐步完善的情况下，考虑注册制的引入，让市场实行优胜劣汰，让股市参与者自担风险。
(3)证监会的法律定位问题，从法律上定位直接向人大和司法部负责是适应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与司法管理逐步分离的改革要求，更是适应股市市场化、国际化的要求。
4．2完善股票发行方式
(1)注重股市的稳定和规范化建设。
在国际资本市场中，股票发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股票发行公司在发行了股票以后，股票并不一定能够进入交易市场，股票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市场体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股票发行价格常常依交易市场的态势而定，当交易市场行情上扬时，发行价格的市盈率倍数就提高，反之则降低。二是发行股票的步伐和速度依交易市场的走势而定，当交易市场行情看涨时，发行股票的步伐和速度就加快，反之则减缓，三是通过调整股票发行方式来缓解交易市场的下落压力，如二级市场配售就属于这一范畴。
(2)实现股市资源的市场化。
我国股市从设立伊始就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烙印，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市准入机制的缺陷，把为国企脱困服
务作为市场的目标定位，这样就使得一种最能体现市场化要义的金融范畴，成为在很大程度上听命、服从和服务于行政制度的安排，让哪些企业上市，一定时期内上市多少企业，不是市场在严格准则约束下自我选择的结果，而是行政行为的产物。因此，在上市准入这个关口，金融资源配置就不是优化的。因此，我国股市的发展完善必须以实现股市资源市场化选择为终极目标，这是中国证券业最重要的“人世抉择”。而完善股票发行方式是我国股票发行完全市场化的客观条件，在通过二级市场的进一步优胜劣汰，确保金融资源优先配置到有增长潜力、有价值的股票上，来达到股市资源市场化选择的终极目标。
(3)重视股票发行制度的改革。
股票发行制度是指支配股票发行行为和明确市场参与各方的权利和责任的一系列规则体系，其核心内容是股票发行决定权的归属，发行制度科学与否决定着股票市场资金配置的效率，也决定着股票市场的筹集资金、转换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和分散风险等功能的顺利实现。目前，我国股票发行制已从原先的审批制转变为核准制，在选择和推荐企业方面，由主承销商培育、选择和推荐企业，增加了承销商的责任；在企业发行股票的规模上，由企业根据资本运营的需要进行选择，以适应企业按市场规律持续成长的需要；在发行审核上，将逐步转向强制性信息披露和合规性审核，发挥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的独立审核功能，新一届发审委委员绝大部分为证监会以外的专家、学者及市场专业人员，发审委表决通过的，政监会即发文核准，否则，证监会不予核准，在股票发行方式上，提倡和鼓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进行自主选择和创新，建立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优势、由证券发行人和承销商各风险机制。
(4)完善法律监控体系。
我国证券市场法制建设滞后及监管力度缺乏，是挫伤投资者积极性的不容忽视的原因。《证券法》规范了一级市场的参与者，将证券公司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并规定综合类券商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为5亿元人民币，同时规定只有综合类证券公司可以进入一级发行市场，开展证券承销资格的证券公司，对遏制一级市场的恶性竞争、减少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唐朝科举制度的完善 篇6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 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 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 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 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 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 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 秀才一科, 在唐初要求很高, 后来渐废。所以, 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生徒, 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 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 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 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 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 故又称春闱, 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 最初都只是试策, 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 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 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 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 将左右两边蒙上, 中间只开一行, 再用纸帖盖三字, 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 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 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及第很难, 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 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 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 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 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 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 叫探花宴。宴会以后, 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 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 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 还要经吏部考试, 叫选试。合格者, 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 以博学宏词, 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 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 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 三次选试都未通过, 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 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 不仅看考试成绩, 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 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 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 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 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 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 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 篇7
一、对嘉兴市和绍兴市排污权交易情况的调查
2007年11月浙江省嘉兴市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作为国内首个排污权交易平台成立。该平台的成立, 意味着国内的排污权交易开始实现规模化、制度化。
绍兴市的排污单位只有取得排污许可证才获得排污的合法资格。排污单位申领排污许可证是采取无偿分配与公平分配的折衷方式。嘉兴市排污权交易价格主要分为政府指导价格和拍卖价格两种。其中, 政府指导价格按行业污染程度不同暂时实行统一价格。绍兴市规定排污权交易以出让和转让两种方式进行。嘉兴市对于企业排污权使用的监督具体办法为环保部门通过充值卡的方式对企业排污权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充值卡里存上相应的排污量, 用完应有的量, 则自动关闭。这一监督办法有效解决了企业偷排的问题。嘉兴市具体规定了公众参与机制, 使排污单位的排污行为所受监督力度增大。
二、嘉兴市、绍兴市排污权交易存在的问题
从试行排污权交易制度以来, 不可否认的是, 嘉兴市和绍兴市都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 制度也在不断地完善, 对于排污权的主体排污企业来讲, 在有偿排污的刺激下, 排污企业尤其是高污染企业环保意识得到了较大提高, 使化工、印染、电镀等高污染企业的转型升级得以主动并快速地推进, 从而使排污减排工作得以顺利推进。尽管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推行在实践中取得较为可观的成效, 制度也日益趋于完善, 但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初始分配总量核定不科学, 企业之间的交易较被动, 交易市场尚不活跃, 交易标的的来源较为单一, 以及监督力度尚不足, 处罚缺少法律依据等。而根本不足之处在于排污权交易缺乏完善统一的法律法规支持, 仅有部分法律法规涉及到排污权交易问题, 并且这些法规既不成体系, 又不具有规范性和权威性, 因此, 在立法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将势在必行。
三、完善污权交易制度的建议
(一) 完善排污权初始分配制度
排污权作为一项法律权利, 其分配是否得当直接关系着企业的财政, 甚至会影响社会利益的分配。建议实行混合式的排污权初始分配方式, 即实行有偿为主, 无偿为辅的分配模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在分配过程中应留存适量的排污指标, 以供后来的新建、扩建、改建企业有足够的空间获得排污资格。一方面, 在有偿分配模式中, 应由政府定价和拍卖方式两种方式组成。其中, 拍卖方式的数量不宜过多, 有可能使资金雄厚的大企业恶意囤积排污指标来进行不正当竞争。另一方面, 严格控制无偿分配的适用范围。目前来讲无偿分配是一种灵活的过渡方式。但如果大范围地适用无偿分配, 则违反了污染者付费的原则, 也不利于将排污成本内化为企业生产成本, 不利于调动企业减排的积极性。
(二) 健全排污权交易制度
确认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的法律地位。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应以服务性功能为主, 适当地储存部分排污指标, 在排污权交易过程中, 储备交易中心应当扮演类似居间的角色。完善的排污权交易价格确定机制要求在政府合理确定交易指导价格基础上, 由市场来定价, 政府对排污权交易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应该及时收集并公布排污权分配情况、需求量、供给量等排污权交易市场信息, 从而提高排污权交易的成功率, 更加合理地确定排污权交易价格。
(三) 规范排污权交易的监督管理
1) 根据不同时期的排污总量情况, 规定在一定区域内污染物排放的削减量的同时应规定排污权人权利如何保障。排污源要在排污权交易市场中形成合理预期, 排污许可总量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排污权分配时就必须说明每一年度许可给排污企业的排污量, 维持排污权交易市场的稳定运行。
2) 通过扩大在线监测的比例, 利用较高的在线监测覆盖率, 通过在线监测系统、刷卡排污系统与排污权交易平台的对接, 对排污企业的排污总量实施实时监控。结合环保工作的各个环节如项目审批、监督监测等措施以排污权交易为核心, 形成从浓度控制向总量控制转变的环境管理体系, 全面提升环保监管水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严格执法, 制定具体的处罚措施防范非法交易行为。确保上市交易的排污权是超额完成减排任务的富余量, 严格审核排污权交易供给量的准确性和合法性, 防止弄虚作假。
四结语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出现恰好弥补了传统环境控制手段的不足, 使环境容量资源转化为商品进行交易, 环境容量的消耗与企业成本产生了直接的关系, 使得经营高新技术、低污染的企业成本优势得以凸显, 在与低技术、高污染的企业竞争时占据优势, 从而顺利地完成从粗放型向节约型经济的转变。
摘要：以嘉兴市、绍兴市的排污权交易情况为例进行分析。首先, 排污权初始分配应实行混合式的分配模式;其次, 在排污权交易过程中, 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应起着中介的作用;再次, 分别从管理和监督角度来完善监管制度, 适度管理。
关键词：排污权交易,总量控制,准物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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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无效婚姻制度的构想 篇8
一、关于无效婚姻的范围界定问题
《婚姻法》第10条和第11条的规定, 指明我国《婚姻法》在无效婚姻制度的基本构成上, 采取了无效与可撤销的双轨制。凡是违反公益要件的婚姻, 均属无效婚姻。基于维护私人利益和重视婚姻既成事实的理由, 违反私益要件的婚姻, 应属可撤销婚姻。因此, 我国无效婚姻应仅限于两种, 即重婚的与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因为重婚行为严重违反我国婚姻法关于一夫一妻制的基本原则, 而近亲结婚违反人类繁衍的自然法则和社会基本伦理道德, 这两种情形都严重违背了结婚的公益要件, 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性较大, 无疑属于自始无效婚。相反, 疾病婚和未达婚龄婚只是违背了结婚的私益要件, 社会危害性较小, 可划人可撤销婚姻的范畴。对无效婚姻的范围作以上划分, 既符合无效婚姻立法的国际潮流, 也符合婚姻法作为保护当事人民事权益的私法的基本属性, 这不仅有利于当事人及其婚姻家庭的稳定, 也有利于对婚姻当事人及其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
二、关于可撤销婚姻的范围界定问题
我国《婚姻法》第11条规定的可撤销婚姻只有一种, 即“因胁迫结婚的”。在现实中, 还有因欺诈、乘人之危而缔结的婚姻, 这些人能否请求撤销该婚姻, 而未予以规定。因此, 这条规定存在着范围过窄的问题。笔者认为, 应规定为“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更妥当。结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如果结婚欠缺当事人双方真实的结婚合意, 则应属违法婚姻。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除了因胁迫之外, 还应包括欺诈、双方当事人的误解以及虚假的意思表示等情况。另外《民法通则》将因受胁迫、欺诈、乘人之危而为的民事行为作为请求可撤销的法定原因。结婚也是一种民事行为, 因此现行《婚姻法》应将诈欺、趁人之危等情形也纳人可撤销婚姻的范围, 允许受害方请求撤销。扩大可撤销婚的范围, 体现了法律对已经发生的身份事实的宽容, 使法律更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 更符合婚姻关系作为基本民事关系的实质, 也符合无效婚姻立法的国际潮流。
三、关于无效婚姻的宣告机关问题
从《婚姻法》第11条和《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 》第8条的规定, 可以看出, 我国婚姻无效的宣告机关:一是婚姻登记机关, 一是人民法院。笔者认为, 我国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 应仅限于法院, 即宣告程序应采用单一的诉讼程序。因为, 婚姻被认定为无效不仅是对当事人之间身份关系的一种澄清, 更可能涉及到财产的分割和子女的抚养, 即涉及到对可能产生的纠纷的最终解决。在我国, 婚姻登记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 婚姻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 婚姻登记机关的职能是对公民结婚或离婚登记予以形式上的审查, 无权对婚姻效力加以认定, 更无权对婚姻效力的有无作出宣告。而且, 婚姻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 确认一种民事行为效力有无, 这是国家司法机关才有权解决的问题。况且由法院对违法行为进行确认, 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通例。因此, 笔者认为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确认权应当统一赋予人民法院来行使。
四、关于无效婚姻的溯及力问题
《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可撤销的婚姻, 自始无效。”可见, 《婚姻法》对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均采取溯及既往的原则, 为自缔结婚姻的当时无效。
笔者认为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溯及力应当有所区别。首先, 逻辑上存在缺陷。既然《婚姻法》分别规定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 表明立法的态度是承认区分两者的必要性的, 根据法律规定, 可撤销婚姻与无效婚姻在原因、损害的利益、请求权人等问题上都有区别。除此之外, 两者的主要区别本应体现在法律后果上, 但《婚姻法》对此却作了基本相同的规定,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矛盾。其次, 两者相似的法律后果, 使《婚姻法》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显得轻重不分。无效婚姻因严重违背社会公益要件, 违反社会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 应当自始无效, 有溯及力。而可撤销婚姻只是一般性地违背社会的私益要件, 违法程度不是很严重, 应从被宣告撤销之日起无效, 即宣告撤销之前婚姻还是有效的, 人民法院的撤销宣告无溯及力。如果两种轻重程度差别很大的违法情形, 引起的法律后果却基本相同, 这就使得《婚姻法》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显得轻重不分。再次, 将可撤销婚姻规定为自始无效, 不利于对无过错方和弱势方权益的保护。可撤销婚姻中受胁迫方是弱势方和无过错方, 法律本应提供特别的救济。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 可撤销婚姻自始无效, 婚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 这就意味着受胁迫方无权分割同居期间另一方所得的财产, 无权继承, 无权得到经济帮助。因此, 将可撤销婚姻规定为自始无效, 忽视了对无过错方和弱势方的权益保护。所以说, 关于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溯及力, 应当分别规定, 这样更为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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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立法听证制度的完善 篇9
关键词：听证,立法听证,民主,困境
听证制度作为正当法律程序的一部分, 最初在英国只适用于司法审判领域, 体现为公平和救济原则。后来, 这一制度从英国传到美国, 美国又把它移植到立法和行政中, 作为增加立法和行政民主化以及有关当局广泛获取信息的主要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听证制度又传到日本和拉丁美洲一些受美国影响较大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 随着行政权力的不断膨胀, 西方社会加强公众参与立法和行政事务的呼声越来越高, 听证制度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 成为司法、立法和行政领域中一项行之有效的民主程序。
正是因为它体现着民主的精神, 立法听证制度在西方国家也是随着民主精神的发展而得到不断健全完善的, 有论者甚至认为, 其最初甚至可以在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有关公民的“法律保护权”的观念和制度中找到它的影子, 它的发展经历着一个从司法听证到立法听证的过程。最初在英国、美国的司法审判制度中确立了听证制度, 如美国司法制度中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就包含着听证程序;随着民主和法治的发展, 西方社会公众参与立法和行政的事务的呼声高涨, 立法听证制度便应运而生, 受到普遍认同, 特别是二战之后, 日本和拉美等一些国家相应实行了立法听证。对立法听证制度的作用, 美国学者d.杜鲁门的阐释最为精辟:一是从政策和技术上就法案的条款、名词等作出正确的解释;二是作为传播手段向公众灌输法案的内容;三是通过听证会这一安全阀为公众提供缓和冲突及解除困扰的手段。
作为一种程序性民主, 立法听证是指立法机关在制定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益的法律时, 赋予利益相关人表达自身利益的权利和机会, 并将这种利益表达作为立法依据或参考的制度形式和实践。这是因为, 立法是一种涉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不同利益群体间利益的平衡与倾斜的公共决策问题, 立法决策的结果往往是一个各方利益平衡和妥协的方案, 所以, 其决策过程必然是一个各方利益协商与协调的过程, 而立法听证程序则在制度上为各种利益群体提供了一个表达群体利益的场所和机会。在听证会上, 听证参加人可以基于其代表的利益群体之利益, 通过阐述自己的观点、反驳他人的主张, 使决策者充分了解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 从而为立法者的最终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在当代法治国家, 听证制度已经成为公民参与立法的一种“日常化”的渠道, 它不仅能促使当权者关心人民的切身利益, 而且能给予每个人参与立法的可能, 从而使人们都有同样的途径进入到宪法所建立的政治秩序中。在西方立法实践中, 议会立法必须由议会下辖的不同事务委员会或法案委员会举行听证会, 通过立法听证会广开言路、集思广益, 立法机构在听证意见的基础上对法案作出取舍, 已达到各种权利和利益的平衡。
我国的司法听证制度起步较晚, 第一次规定听证制度始于1996年颁布实施的《行政处罚法》, 而立法听证制度的确立又延迟了几年时间, 直到2000年颁布实施的《立法法》才得以正式确立。
听证制度在我国是个舶来品, 是西方民主政治和宪政文化在异域的衍生。但是这个舶来品在我国似乎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 许多听证会流于形式、走过场, 会议组织者在会前想达到的目的都达到了, 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基本不听或者根本不考虑, 参加会议的市民代表成了“聋子耳朵”——一个陪衬而已, 听证会开成了座谈会, 没有不同观点意见的激烈辩论和陈述, 更没有利益双方的博弈, 听证会只是立法权力机关的舞台, 完全成了内部会议。对于立法听证遭遇的窘迫, 有各种各样的观点, 大多都是归于听证制度法律规定的不完善, 但笔者在这里却不十分认同。
首先, 听证法律制度在西方国家十分发达, 并具有丰富的实践操作经验, 国内要想适用, 完全可以借鉴并进行本土化的改良。但是制度的完善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立法听证制度所面临的窘迫。我国立法由于受旧观念以及历史习惯的影响, 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部门和立法者普遍还带着浓厚的长官意识和官僚主义思想, 认为立法只是职能部门的事, 与社会公众无关, 于是在立法时不愿意听证, 对立法听证告知义务履行不到位, 习惯于“暗箱操作”的“关门立法”。观念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 而是在长期的立法实践过程中养成的, 想要改变这种习惯和观念, 绝非一日之功, 仅仅寄托于制度和法律的完善是不切实际的, 也许制度的不完善只是对于这种习惯的一个托词和借口。
其次, 立法听证无论是作为一种立法的民主方式还是一种程序制度, 都要求立法主体在立法活动中广泛听取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因此公众参与是立法听证的核心。在立法过程中将公众意见作为决策的依据或者参考, 使所立之法尽可能的合乎民意, 发挥良法功能。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及其核心地位不言而喻, 这与其固有的价值和功能意义紧密相关。但是, 在我国立法听证当中, 公众参与意识极弱, 公众参与缺乏自主性和积极性, 公民自愿参与不足。公民怠于行使参与立法的权利, 怕出头、随大众, 是公众的普遍心理。而且, 我国的公众参与是政府主导立法下的公众参与, 政府权力制约公众参与的过程性因素几乎贯穿在整个立法过程中, 使公众没有自主权, 丧失主动性, 并对政府权力产生惧怕, 不敢与政府博弈。
再者, 听证制度是在西方民主政治大的环境下孕育和发展起来的, 西方国家普遍认为, 众多利益集团的并存是人类个性和主体性的直接体现, 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立法的实质是对各种利益关系的界定、分配和协调。因此, 在一定意义上, 民主政治就是程序政治。甚至有人认为立法机关是各种利益的天然聚集场所, “立法者的选举程序创造了一个立法市场, 在其中, 立法者向那些在金钱和投票上有利于他们获胜的人们‘出售’立法保护”。“立法程序是有特殊利益间的交易所决定的。……法律的制定和颁布是以总成交的买卖。”因此, 如何把立法活动控制在人们所能容忍和接受的限度之内, 便成为法治国家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也就是说, 现代民主国家均规定立法听证制度, 是因为它更符合民主政治的本性。作为一种程序民主的重要运行机制, 立法听证制度的核心是以一种较为完善的形式正义来确保实质正义, 用公平正当的程序来确保产生公正的结果。但在中国, 虽然我们也强调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强调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并重, 但真正能够落实的正义有多少?公权力和私权利从未发生过碰撞, 又何以来的平等博弈?权力的不均衡是导致正义缺失的根本原因, 而立法听证制度所遭遇窘迫的最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综上所述, 尽管立法听证制度正遭遇着重重困难和窘境, 但我们对当下立法听证制度也应满怀期待与信任。毕竟立法听证是民主政治的体现, 是公众表达民意的一个有效途径。在我国立法听证是新生事物, 因此它的发展与完善, 也就注定了需要有一个自我实践的过程。正如学者周旺生所说:“作为一种民主立法制度, 立法听证的出现和效果, 是同一定条件相关联的。从根本上说, 它的走向还取决于中国经济、政治、法治的全局性状况。”我相信, 我国社会法治的进步、民智的提升以及参与空间的逐步扩大, 一定能够促使我们重新思索和正确认识立法听证制度的意义与作用, 从而使立法听证的制度设置得以不断深化与完善, 并能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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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人大制度推进民主政治 篇10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随之一次出台五个相关文件，分别就代表在人大闭会期间的活动，代表议案处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人大信访工作与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工作制定了工作措施。
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如此紧锣密鼓的举措，引人注目。联系到今年2月中共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执政党对完善“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政治制度”相继出台意见，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民主政治建设正在迈出步伐。
自1949年建立政权，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讨落实人民主权的中国方式。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普选的基础上逐级产生了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标志着人大制度的正式确立。此后半个世纪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反映了中国的政权性质，适合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
众所周知，如果仅仅停留于一种理念，那么民主政治就可能变为一个空口号。民主政治更是一种制度安排，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有效性既经证明，那么坚持并完善这一制度，便为发展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
时代发展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统一”，中共从十二大到十六大完成了执政方式的历史认识过程，“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成为执政党的共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根本途径。
政党政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任何政党都以取得政权、参与政权或维护政权为主要政治目标，但政党包括执政党本身并非权力组织，执政党对国家事务实行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执政党的主张能否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将通过法定程序受到检验，通过国家权力机关把党的主张转变为国家意志，是执政党在国家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法律途径。
中共中央在转发《若干意见》的通知中，把“使人民代表大会友其常委会更好地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放在突出位置，《若干意见》则明确提出“坚持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显示了执政党对现代政党政治的理解，对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期待，以及推进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决心，预示着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建立法治化关系的前景。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逐步远离人们心目中的“橡皮图章”、“咨询养老机构”形象。在国家和执政党的几乎所有重要文献中，都可以见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表述。作为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的区别也得到较为清晰的认识。
但着重于“特色”与“区别”的认识，可能产生较多地注重于“坚持”，而相对弱化在“完善”上的努力，从而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难于适应现实的需要，从而产生先进的政治设计与政治实践上的落差。中共中央转发的《若干意见》充分注意到更全面地发挥代表作用、加强人大常委会工作制度的重要性，要求建立健全代表依法履行职责的各项具体制度，建立和完善人大常委会具体工作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为落实这些要求迅速出台了五个相关文件，在代表工作和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和规范化建设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我国意思表示错误制度完善 篇11
所谓意思表示错误或错误, 是指表意人基于某种错误认识或无意识而做出的与其内心意志不一致的意思表示。我国并未像德、日等国一样, 采用意思表示错误的概念, 而使用了“重大误解”的概念。
(一) 我国意思表示错误的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 行为人对行为的内容有重大误解的, 一方有权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撤销, 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时无效。民通意见第71条规定, 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 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 并造成较大损失的, 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合同法》第54条规定, 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 当事人有权请求变更或撤销。
(二) 我国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的问题分析
我国法律对于重大误解的规定存在不详尽、不合体系的问题, 各法条散见于《民法通则》、民通意见、《合同法》等法律中, 且相互之间有冲突之处, 具体来看有以下问题。
第一, 重大误解的概念不明确。
《民法通则》中, 重大误解是指对“行为的内容有重大误解”, 相当于德国民法中的“内容错误”。但在民通意见中, 重大误解包括了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等的错误认识, 这就不再限于内容错误, 而将重大误解的概念扩大到了性质错误。性质错误属于动机错误, 且只有严重的性质错误才可视为内容错误, 从而影响到意思表示的效力。民通意见没有区分这一点, 无论什么类型的错误, 只要“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 并造成较大损失的”皆可认定为重大误解。
第二, 判断是否“重大”的标准模糊。
在我国的重大误解制度中如何认定“重大”非常重要, 但是当前立法对于认定的标准则较为模糊。首先, 应当考虑错误的产生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表意人, 但我国法律对于表意人的主观过错并未予以考虑。其次, 认定“重大”的标准应兼顾主观与客观, 不仅是表意人认为重大, 而且在交易中被大多数人认为是重大。民通意见仅规定了“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 并造成较大损失”即可认定为重大误解。这种标准没有考虑主观过错, 也忽视了客观条件。
第三, 错误类型划分不全面。
《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了内容错误, 民通意见第71条规定了动机错误, 民通意见第77条规定了传达错误, 对于其他错误, 如表达错误、受领错误等并未涉及, 而且对于内容错误和动机错误也没有明确予以区分, 对此应当完善。
第四, 对撤销权的规定不详尽。
关于撤销权人, 我国法律没有明确指出行使撤销权应具备哪些条件;关于撤销相对人, 我国立法规定了撤销权人只可向法院和仲裁机构申请撤销, 不能直接向意思表示相对人主张撤销, 这样虽然防止了撤销权的滥用, 保护了交易安全, 但是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撤销权的行使[1];关于除斥期间的起算, 民通意见规定自行为成立时起算, 而《合同法》规定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算, 两个规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需要予以统一。
二、我国意思表示错误制度完善
针对上述问题分析, 笔者尝试提出了几点完善建议。
(一) 明确重大误解的含义
重大误解的概念在《民法通则》、民通意见以及《合同法》中均有提及, 但含义略有区别, 需予以统一。对此, 有的学者指出, 应当严格区分错误和重大误解, 以错误的概念代替重大误解, 进入到我国的民法典中。虽然我国重大误解本质上等同于德国民法中的错误, 错误的概念进入民法典也名副其实, 但鉴于重大误解的概念在我国已存在了半个多世纪, 已为社会所习惯, 将其更名不但成本巨大, 而且容易引起人们理解的混乱。因此, 笔者认为, 重大误解的概念仍可以存在, 只要将其含义明确化、统一化即可, 这样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二) 确立重大误解的判断标准
确立“重大”的判断标准, 首先要考虑表意人的过错程度, 对于一般性行为则采用重大过失主义, 对于职业性、专门性的行为应当采用抽象过失主义。当表意人欠缺最普通最基本的注意时, 法律没有给予其救济的必要[2]。其次, 要兼顾主观与客观, 主观标准为当事人如果知道情事, 并且进行了合理地考虑, 即不会为此意思表示;客观标准是理性第三人处于与错误方相同的情况下, 如果知道事实真相, 也不会为此意思表示。符合这两个标准即可界定为重大误解。
(三) 完善错误类型划分
我国立法仅规定了内容错误、动机错误和传达错误, 错误类型体系并不完善。由于我国民法大多来自德国法, 因此, 对于错误类型的完善可参照德国民法对于错误类型的划分[3], 即基于意思表示的五个阶段, 将错误划分为动机错误、内容错误、表达错误、传达错误和受领错误, 在体系上保持一致。
(四) 完善有关撤销权的规定
应当及时填补撤销权有关事项的立法空白。首先, 应明确撤销权的行使主体。撤销权设立是为了赋予表意错误人以救济的机会, 因此表意人享有撤销权是无疑问的。但有观点认为意思表示相对人也可行使撤销权, 其实法律已赋予其损害赔偿请求权, 如果再赋予其撤销权则有违公平原则, 且不符合撤销权的立法目的。其次, 放宽撤销权的行使方式。我国立法规定了撤销权人只可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撤销, 不能直接向相对人主张撤销, 这种立法模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事主体行使私权利的自由。可采取以自由行使为原则、特殊事项向法院或仲裁机关申请的立法模式, 既保障了权利行使的自由, 又防止了权利的滥用。再次, 应统一撤销权除斥期间的起算方式, 防止法律适用的混乱。将来立法可以《合同法》的规定来计算除斥期限, 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算更为科学。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6.
[2]唐莹.论意思表示错误——中德民法比较研究[J].比较法研究, 2004,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