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组织化程度 促进林下经济发展

2024-05-21

提高组织化程度 促进林下经济发展(共5篇)

提高组织化程度 促进林下经济发展 篇1

提高组织化程度 促进林下经济发展

提高林下经济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大力发展林业专业合作社和林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促进林下经济生产规模化和专业化水平,稳步提高林业产量和增加农民收入,是转变林业发展方式的有力抓手,也是林业发展的必然方向。

近年以来,我区林业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迅速,以其特有的优势,促进了农户与市场的有效对接,较好地发挥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目前,全区已成立了38家林业专业合作社,经营林地面积在2000亩以上的就有12家。覆盖林下养鸡、养鸭、养猪、养牛、种植天麻、魔芋、金银花、白芍等各个领域。但同时也存在着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生产组织方式不适应林下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林业合作经济组织总体规模小,产品加工处于初级水平,林下产品深加工还处于空白,林下经济合作组织发展不平衡、组织化程度不高、社会化服务体系尚不健全,亟须在发展中提升,在提升中发展。

提高林下经济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推进家庭经营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努力提高集约化水平;二是推动统一经营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为此,要采取培育产业龙头、延伸产业链、培训新型农民等手段,在林下经济生产经营机制上实行新突破,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专业合作社联动和农民的积极参与,把产业链紧密联结起来,把农民真正组织起来,实现生

产、加工、销售、服务一条龙,分工合作,风险共担。

当前,我省正处在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历史新阶段,城乡居民消费层次和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社会对林业的需求已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趋势,木材等再生产性原材料、生物质能源、森林药材、森林食品需求显著增长,这既为我区林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空间,也为提高林下经济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同时,由于毕节市七星关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投资环境优越,开放环境趋好。承接省内为产业转移条件优势明显,这也有利于进一步加快林下经济产业化经营,提升林下经济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此外,随着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深化、《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文件的出台以及毕节试验区改革的深入发展,中央、省、市对我区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强,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也为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提高林下经济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要乘势而上,切实提高林下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转变林业发展方式。

一要发展壮大林业龙头企业。林业龙头企业是林业产业发展的关键,担负着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引导和组织基地生产与农户经营的重要任务。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充分利用省级林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专项资金和林业专项贷款,加快发展一批有特色、有市场优势、产业关联度大、带动能力强的林业重点龙头企业。推进林产品精深加工项目建设,拉长产业链条,增强产业集聚功能,努力提升附加值,着力打造七星关区林下产品品牌。支持龙

头企业提高辐射带动能力,扶持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建立林下经济产业化示范区。

二要深入推进示范社行动。认真贯彻《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支持龙头企业、林业科技人员和农村经济能人创办或领办林业专业合作社。按照“建一批组织、兴一项产业、活一地经济、富一方群众”的思路,培育一批发展产业化、经营特色化、管理规范化、产品品牌化、服务标准化的新型林业合作经营组织,创新合作经营机制,加强管理服务,提高林农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实现林业转型升级和林业产业化发展。对服务能力强、民主管理好的合作社给予补助。在生产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合作社向加工、流通等多领域发展。同时鼓励合作社创办龙头企业,或引进大的龙头企业,将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生产技术等要素导入林下产业,提高整个产业的整体素质。

三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在我区以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基本完成的基础上,积极推进配套改革,根据《贵州省森林林木林地流转条例》和《毕节地区森林林木林地流转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所暴露出的经营规模小、抵御风险能力低等问题,加大林权流转力度,鼓励林农利用自有林地资源进行承包、转包、出租、抵押、合资合作、转让、互换等方式流转林权,使林地和林木资源向有实力、会经营、善管理的林农大户、林业专业合作社、林业经济组织集中、归并,促进林地集约化经营,不断提高林地的规模效益。

四要建立健全林权流转服务新机制。要加强林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健全流转市场,积极做好林权抵押、变更、注销登记,建立林权流转数据库。开展林权交易、资产评估及政策、技术、信息等服务,切实把林权流转的相关要求落到实处,为广大林农和林业生产经营者创建一个公开透明、便捷高效、安全周到的便民服务新机制。

五要积极发展林产品物流。国际经验表明,发展林产品物流有助于提高林业组织化程度,促进林业现代化。要积极培育和完善林产品物流主体,加强林产品物流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重点林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升级改造,落实林产品批发市场用地等扶持政策,搭建林产品物流信息平台,发展林产品大市场大流通。

六要大力推动金融支持林业产业发展的力度。鼓励、引导、协调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林业产业化、林业专业合作社、林下生产经营的信贷支持,确保涉林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支持有条件的合作社兴办农村资金互助社。落实中央财政林业贷款贴息政策,争取国家、省、市加大对我区林业贷款贴息的支持力度,完善财政林业贷款贴息政策,建立面向林农、林业专业合作社和林业企业贷款贴息扶持机制。建立林业贷款担保机构。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建立政策性森林保险体系,提高林业产业化经营风险防控水平。

七要提高林业经营主体素质。加强林业企业家和林农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提高广大林业企业家、林农素质。实现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使企业家、林农的素质适应林业产业化发展的要求。首先要让林业从业人员本身实现转变,即人的素质的转变,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素质。不仅要求掌握现代林业的科学技术、现代科学管

理观念,还要掌握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管理方法。其次,开展科技下乡活动,政府通过组织安排林业协会、林业部门技术骨干人员、镇、村技术能人深入林间地头对林农进行现场指导和服务,综合提高林农林下种养殖实用致富技术水平。

通过强化政策扶持、金融支持、企业参与,使林下经济的运行不断走向规范化和市场化,提高林下经济的组织化水平,必将促使林下经济走上稳定、健康、快速发展之路。

提高组织化程度 促进林下经济发展 篇2

人民网2011年4月29日消息:4月28日, 山东济南市历城区唐王镇, 公路两旁随处可见一片片早已成熟但尚未收获的卷心菜, 由于今年价格暴跌, 从去年的一块四降到今年的八分钱, 菜农收获已是无望。

新华网2011年6月28日消息:进入6月以来, 海南香蕉出现严重滞销, 收购价格快速下滑, 从2月份地头最高价每公斤7.6元跌至目前的每公斤0.25—0.60元, 远低于生产成本 ……

如此频繁出现的现象已是不胜枚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从本质上看, 就是因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太低, 致使其发展不得力, 职能发挥不充分, 使农民无法准确获取市场信息, 造成 “大生产、小流通”的局面, 而且农民无议价还价能力, 应对市场波动能力不强, 这才是造成上述现象的真正原因。因此着力分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组织化程度低的原因, 采取相对措施提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组织化程度概述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农民在自愿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以对成员提供服务为宗旨, 以生产经营活动为纽带, 以生产、加工、销售环节的有关合作为重点, 以维护成员利益、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 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管理积累的经济组织。它具有民办性、合作性、专业性、企业性、网络型等显著特征, 同时它还具有自愿性、互助性、自愿共济性、非盈利性、以利润返还性分红为主等性质。在现实社会中有协会组织、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三种运行类型。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化程度主要表现在组织力度和组织规模两个方面。组织力度是指在经营过程中,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组织成员的结合程度, 有的一拍即合, 经营能力很强;有的拖拖拉拉, 始终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龙头”;组织规模是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经营中所表现的经营范围大小和其自身数量的多少和规模大小, 是否能够达到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在实际经营中,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常常是组织的力度较弱, 规模有限, 组织化程度低, 离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要求还相差甚远。

3.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组织化程度低的原因分析

由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组织化程度低,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依然是数量少、规模小、经营不规范;农产品“卖难”和“买难”仍频繁出现, 造成农业发展缓慢, 农民增收困难。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 但笔者认为, 制度缺失造成合作组织组织化程度低是形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3.1非正式制度要素的缺失

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 具有持久生命力, 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 它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否发展壮大, 组织程度能否迅速提高, 这些因素对其有着长久的、渐进式的和重大的影响。

中国农村人多地少, 根深蒂固的小农观念、家庭和宗族观念、狭隘的利益观念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平等合作精神具有很大的差距, 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对合作组织的内部管理、组织成员共同目标的实现和组织决策者的管理行为带来严峻的挑战。我国目前的农民合作知识培训、教育制度还不健全, 设置合作经济专业在全国农业高校寥寥无几, 从而缺乏一支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的宣传教育队伍, 很难向全社会和广大农民进行教育和宣传, 对已办的合作经济组织进行指导。

3.2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的制度缺失

3.2.1组织和决策机制不健全。

大部分合作经济组合没有按合作制原则设立组织机构;有的合作经济组织虽然按照合作制原则设立了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 但实际运行中却形同虚设;日常管理中不能贯彻合作制的基本原则,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机制没有良性运转;有的合作组织连续数年未召开社员大会和代表大会, 剥夺了社员或代表对合作经济组织的监督管理和决策权, 许多合作组织的运行仍主要靠个人的权威维系;更有甚者, 一些合作组织为了取得相应的优惠或合法地位而按要求制定了章程, 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弃之不顾, 违规操作非常严重。

3.2.2规章制度不健全。

很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没有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 甚至连起码的章程都没有。有的“章程”被外界“赋予”, 未经“谈判”而成, 合作组织把政府赋予的“名义章程”和关键成员构建的“事实章程”再赋予一般成员, 在这种“赋予”和“再赋予”中, 一般成员将他们的全部或部分控制权置留在合作企业家或准企业家手中;有些合作经济组织没有法人资格, 无法承担民事责任, 给业务交往、筹措资金、谈判签约等带来困难。

3.3制度环境缺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于2007年7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 该项法律的出台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 如各地没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细则;合作组织关于建设项目、金融支持、农业保险、用地、用电、绿色通道及人才支持等相关政策都还没制定和落实到位;合作组织的财务会计制度、税收优惠政策、信贷支持政策等配套法规制度依然缺失。所有这些缺失因素严重制约着合作经济组织的产业规模化经营, 对合作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同样带来很大影响。

4.提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组织化程度的举措

4.1优化文化制度环境

首先, 要剔除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优化社会文化环境。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严重制约合作经济的发展壮大, 因为农民合作经济是资本与劳动的合作, 所以必须抛弃小农意识, 努力培养良好的合作意识和文化氛围, 同时又承认资本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 熟悉资本、股权、股东等文化的概念内涵, 充分认识到分散的农户只有紧紧的联合起来, 才能共同抵御市场的风险, “买”难或“卖”难等现象才能从根本解决。

其次, 加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文化建设。组织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强有力的导向性, 它能减少个人行为与组织的偏离、降低达成共识的信息费、谈判费和监督费, 从而提高合作经济的组织化程度;同时它还有明显的约束功能。通过文化氛围所造成的群体意识、社会舆论、群体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增强自我控制力, 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动机, 这对提高农民合作经济的组织化程度也具有很大的推动力。

4.2内部管理制度创新

4.2.1明确划分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各自的权利、责任和利益, 从而形成三者之间的监督关系

社员大会是合作经济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 其职权主要有选举决定理事会人选、制定章程和其他规章、决定合作经济组织合并、分离、解散等。理事会作为执行机构, 行使审查决定新成员的加入、积累金的运用、确定借贷上限等经营管理权和部分决策权、负责日常经营管理事务并有监督和激励成员的权利等。监事会主要负责对理事会及所属单位的活动进行监督, 一般职权有检查合作经济组织的财产和业务、签署决算报告等。特殊职权有就合作经济组织主任与理事间的契约、诉讼等代表合作经济组织等。

4.2.2适当扩大有些成员的表决权利

“一人一票”制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员最基本的权利保障, 必须坚持。但随着经济发展, 合作组织中确有某些成员出资额或与本社交易额 (量) 较大, 若此时严格按“一人一票”制, 则对这些成员有些不公。此时, 可根据实际情况, 在不和相关法律冲突的前提下, 将这些出资额较大成员的表决权提高到不超过总票数的20%, 以提高他们的表决权利。从治理结构看,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分为农民主导型企业和相关组织主导型, 在农民主导型的合作经济组织中, 有些大户控制的合作经济组织习惯实行“一人多票制”或“按股投票制。”再说, 由从事农业加工、运输、服务等企业和相关组织主导的合作经济组织中, 选举、投票一般不起实际作用或根本不需要。因此, 尊重某些成员的表决权力, 既符合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经营的运行规律, 也对合作组织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

4.3完善制度环境

4.3.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政府要为合作组织发展创造便利条件, 强化财政投入支持力度, 对合作组织基础建设、产业化经营等项目要积极帮助和支持。要给予合作组织广泛的财政资助, 如由政府给予合作组织赠款、补贴、贷款、担保、投资、订货合同、土地转让等方面的具体支持。

4.3.2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发展还很不成熟。在税收政策上, 政府应采用减税、低税和免税等措施予以扶持,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采取差别性的税收优惠政策, 从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等环节给予税收减免。

4.3.3 强化金融扶持。

资金短缺是当前合作经济组织组织化程度低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各种合作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社员自筹、外部股金和自我资本积累, 缺乏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政府应通过利息补贴、提供担保、增加贷款的可获得性等措施, 帮助合作组织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培养、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民间金融机构。

4.3.4 提供公共服务。

政府要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在合作组织的设立和登记上, 工商、民政部门要予以充分支持, 并在相关收费上予以优惠;加强管理队伍建设, 对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特别是对合作组织的管理层人员要进行专业培训, 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合作组织管理和服务队伍。

参考文献

[1]徐小青.中国农村公共服务[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2.110-112.

提高组织化程度 促进林下经济发展 篇3

关键词:农机合作组织;运营;策略

中图分类号:F323.3文献标识码:ADOI编号:10.14025/j.cnki.jlny.2015.10.024

1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生产,提高农机合作组织经营效益

没有相当的土地规模,就显现不出农业机械化作业带来的明显经济效益,因此,实现土地顺利流转至关重要。但是,土地流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双方的协定。目前,土地流转难的影响因素包括:一是农民思想认识不到位。一些农民将自家土地当作“保命田”,即使外出打工也不舍得将承包田长期转让或转包他人,唯恐失业或年老失去耕作的土地。这种恋土情结导致他们不愿轻易放弃土地经营权;二是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土地流转往往是口头协议或签订的协议不规范,为土地长期流转和土地纠纷留下隐患;三是流转的土地不一定集中,难成规模。尽管成功流转了一部分土地,但可能连不成片,机械化作业不便,影响作业效率和质量。加快土地流转速度,不能仅仅依靠农民自发进行,有关部门要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土地顺利流转。当前,土地流转往往采取以下方式:一是农民将土地转包给合作社,转包价格一年一定;二是农民以土地入股,按股分红;三是由合作社托管,合作社负责安排高产品种栽培等,按照一定的产量基数,超出部分双方分成,不足部分由农机合作社弥补。

2通过机械化作业实现节本增效,实现农机合作组织与服务农户的互利双赢

农机合作社是多方参与的联合体,具有组织化程度高、综合实力强的优势,比单一农户具有规模优势,同时,有能力购置大中型农业机械从事机械化作业,更有利于节本增效,具有明显的市场竞争力。通过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农机合作组织可以采取一些更有利于其优势发挥的经营措施。例如,有的农机专业合作社实行“八统一”,即:统一品种、统一施肥、统一播种、统一防虫、统一收割、统一回收、统一销售、统一分红,各环节全部实现机械化作业,这就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相应增加了农机专业合作组织的经营效益,也给服务的农户节省了大量费用,促进了农民的增收。

3通过优质化社会化服务,提高农机合作组织的实力

优惠社员、做好服务是农机专业合作组织的宗旨,也是市场竞争力的体现。农机专业合作组织一方面可以为广大社员开展农资服务,从厂家统一购买种子、化肥、农药,可以方便并让利于广大社员,节省农业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促进了技术推广。利用农机合作组织对当地农民熟悉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优势,组织发动周边社员参加技术培训,举办现场观摩会,发放科技资料,指导广大社员科学种田,促进农业技术的传播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4通过运营机制的日臻完善,指导农机合作社科学发展

农机合作社是在农机大户、种粮大户或村里具有一定组织能力、经济实力的人发动组织起来的,其组织者和发动者的知识水平和管理能力有限,这就限制了农机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在调查中发现,农机合作社普遍存在组织较为松散、管理缺乏规章、财务制度不合规范等问题,有的合作社的成立目的是为了分享农机购置补贴的优惠政策,而不是团结社员开展拓展性农机社会化服务。一些农机合作社制度是上墙了,但落实监督流于形式。完善合作社章程和各项规章制度,是农机合作社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必须规范农机合作社管理,确保政府有限资金的合理使用。对于那些实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规范的农机合作社,予以重点支持,扶持其做强做大。

5通过创新服务发展模式,提高农机服务社会化和经营产业化水平

在农机作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农机合作社要树立自己的特色和招牌,坚持诚实守信,服务广大农民。做好四个环节:一是注重作业质量;二是服务热情周到;三是保持作业价格相对稳定;四是与农民共同致富。农机合作社创新建立起来的“五统一”经营模式(即:统一签订农机作业合同、统一购进生产资料、统一机车调度、统一机车作业、统一农产品销售),是在实践中得到验证的一种较好的服务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便于管理,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值得推广。要不断总结先进农机合作社的经验和教训,提高自身经营能力和水平。农机主管部门要及时推广先进农机合作社典型并给予表彰,鼓励和引导更多农机合作社向管理精细化、财务规范化、市场扩大化、服务社会化和经营产业化方向发展。形成以农机作业服务为中心,以农机推广、技术培训、机具维修、配件供应、农机经销、投诉监督、信息服务等为支撑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集中连片和一条龙作业模式,提高农业生产质量和效率,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组织化程度对养殖业发展作用思考 篇4

社会组织化的行业稳定剂作用。如果用生态环境的眼

光看,社会组织化程度高,行业的稳定性就好。反之,行业的波动就大。自然界中没有植被固土,就容易形成沙尘暴。我国进入市场经济以来,鉴于养殖业的市场特性,以及菜篮子工程的迫切性,养殖业得到迅猛发展。这种发展在其初期,由于市场缺口很大,行业危机的迹象不是太明朗。在行业的一片利好声中,大家也忽视了社会组织化建设的作用。然而,不明朗并不等于不存在。当供方市场开始悄然转向卖方市场后,由于社会组织化的建设水平低下,信息不畅通,服务不完善,结果导致行业波动如同沙尘暴一样开始阵阵袭来。这些都昭示着我们应当加强行业的社会组织化建设,提高社会化服务的水平。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服务,是指各级政府设立的服务性机构向畜牧业生产者提供的公益性服务。二是社会服务,是指各自独立的经济实体之间,包括合作社之间,合作社与非社员户之间,其他各类经济组织之间相互服务。三是合作服务,指农民组织起来,在合作社内部,以分工协作为目的的自我服务。行业现状要想得到根本性改变,社会组织化程度必须提高,服务网络必须健全和完善并真正发挥作用。只有这样,行业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社会组织化的降成本作用。疫病和市场是养殖业目前面临的两大主要风险。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可以使养殖户通过社会组织网络迅速获得畜产品价格走势、价格动态、分析预测、供求信息、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养殖预警、养殖技术、疫病防控、政策解读、办法标准等信息,提高养殖户抵御市场和疫病风险的能力。畜牧业是活体养殖,疫病防控是养殖成败的关键。实践表明,防疫措施跟不上,发展越多,损失越大。因此,科学发展现代畜牧业,必须把防疫放在首位,而防疫是通过社会组织化服务得以体现的。在市场方面,由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产业链衔接不紧密,广大养殖户因为市场信息不灵,缺乏对市场变化的分析预测能力,生产往往凭感觉、跟风跑。快进快出和大进大出,造成了市场忽冷忽热和忽上忽下。毕竟疫病流行所造成的大面积扑杀和政府对市场行情暴涨和暴跌所进行的价格干预,都是要付出巨大的物力和财力的。

社会组织化的发展助推器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不能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特色资源优势就难以转化为现实经济优势。在小农户经营的基本格局短期内不能改变情况下,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可以帮助养殖户实现“小群体、大规模发展”的养殖生产模式。通过技术、信息、资源、市场共享,并通过注册商标、获得绿色产品认证等方式,树立品牌,扩大产品影响,有效地实现了千家万户分散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的对接。在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上,单个养殖户对新品种、新技术的采用风险很大,往往倾向于保持传统的养殖方式的理性。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能够通过社会化服务,增强养殖户对新品种、新技术的认知,可显着提高新品种、新技术的普及率。同时,由于社会化服务的指导以及组织网络的监督和检查,饲料和兽药使用也得以规范,从而使食品质量安全得到了有效的保证。

提高组织化程度 促进林下经济发展 篇5

大同市充分利用各种林地优势, 因地制宜, 积极探索发展林下经济 (指在林地内从事农作物种植, 发展养殖业) , 基本形成了“近期得利、长期得林、远近结合、林农牧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截至2010年6月底, 全市林地总面积达到32.40万hm2, 其中发展林下经济10.13万hm2, 占林地总面积的31.30%;参与林下经济农户达到3.56万户, 共放养鸡、鸭等家禽22372万只, 放养猪、牛等家畜5.35万头, 种植食用菌1.17万hm2, 种植药材等经济作物5 200 hm2, 实现产值20672万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2.20%。全市以林下经济为依托建成后续加工厂10个, 安排农业劳动力3.96万人, 使全市农民人均年增收620元。

2 主要做法

2.1 多途径搭建林农合作平台

2.1.1 搭建林地流转平台

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健全集体林地流转机制, 完善林地承包制度, 为林下经济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从而带动了林下经济发展。如浑源县实施林权包片承包政策, 将南部山区1.04万hm2山地集体转让承包, 建立了4个大型黄芪药材种植基地, 大力推广集体林地+企业+农户的林药经济发展模式, 提高了闲置荒山荒坡利用率, 既保护了林地, 又保证了药材加工企业原料来源, 同时又增加了农民收入。

2.1.2 搭建信息传播平台, 指导林下经济发展

以乡镇林业站、兽医站、农经站为主导, 成立技术服务组, 分片包户提供全方位信息指引、技术指导服务。如大同县林业局以乡镇为单位, 成立10个技术服务组, 每组3人或者4人, 分片包户提供全方位信息指引、技术指导服务, 为发展林下经济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2.1.3 搭建购销合作平台, 开辟产品销售市场

左云县政府大力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 培训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 2009年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30个。同时, 积极组织农民参加各类洽谈会、农交会, 宣传地方特色、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品牌。这样农民生产的产品由合作组织统一收购和销售, 不仅改变了农民在交易过程中的弱势地位, 也有效解决了农产品市场流通不畅问题, 为林下经济发展开辟了销售市场空间。

2.1.4 强化政府督导, 推进林下经济快速发展

地方政府高度重视, 把发展林下经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富民增收的重要工程, 纳入政府工作目标管理, 将任务层层落到实处。如灵丘县12个乡镇, 积极推广林下经济, 建立一村一式管理模式, 强化措施, 每年落实1 000农户, 为林下经济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2.2 多渠道进行资金扶持

2.2.1 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大同市农村信用社实施“信用工程”和“阳光工程”优惠信贷政策, 每户林农可享受5 000元~2万元小额贷款, 畜牧企业和养殖大户还可以享受贷款贴息和资金补助。2008年以来, 信用社共为1 500余户农民提供贷款2 600万元。

2.2.2 各级财政进行补贴

财政补贴包括贷款贴息、划拨专项补助、扶贫资金扶持等。如2009年, 广灵县财政为136户农民发展林下经济种植黑木耳贴息23.60万元;左云县作为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县, 依托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开发区优惠政策, 大力发展林下畜牧业。2008年-2009年, 县财政投入300万元为发展林下养殖业提供贷款贴息。

3 林下经济主要模式

3.1 公司+基地+农户的林菌种植模式

利用林下有利环境种植蘑菇、白灵菇、木耳等食用菌, 由当地龙头企业负责提供菌种和产前、产中、产后技术服务以及销售和精深加工, 项目示范区带动辐射广大林区农户种植, 形成规模, 并创立品牌, 走产业化发展道路。

事例1:2006年以来, 广灵县甸顶山林牧有限公司实施林地黑木耳种植项目, 逐步成为全县集制种、技术服务、加工销售为一体的黑木耳种植龙头企业。到2010年7月末, 该公司采用公司+农户+基地模式, 带动450户农户、68户返乡农民工种植黑木耳达34 hm2。

事例2:阳高县下深井乡弘发食品有限公司作为龙头企业, 引导2个乡镇、7个村的246户农民在林地种植胡萝卜, 并负责产前、产中、产后技术服务以及精加工, 2009年生产规模达到360 t, 年销售收入1 000多万元。

3.2 生态经济型防护林林药种植模式

充分利用林地资源, 提高林地综合效益。选用一些根系发达、抗逆性强、寿命长、萌发率高、枝条能攀附、生长迅速, 既有较强的水源涵养功能, 又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柴胡、防风、黄芩、金银花、西洋参等药材品种, 营造生态经济型防护林。

事例1:大同县林业局利用京津风沙源治理项目, 充分利用林地资源, 大量栽种柠条、黄芩等根系发达的经济型防护林, 起到防风固沙、保护生态的作用, 同时又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2008年以来, 栽种柠条100 hm2, 黄芩54 hm2, 为林农增加收入2 000多万元, 其中退耕还林1 500万元、药材收入500万元。

事例2:阳高县鳌石乡组织林农在林地发展药材种植业, 种植的柴胡和黄芪取得较好效益, 仅2009年种植药材的农户户均增收2 500多元。

3.3 集约经营、林下养殖林牧结合模式

就是在林间种植牧草可发展奶牛、肉用羊、猪等养殖业, 可以圈养, 也可以放养, 不但可以提高奶牛、肉用羊、猪等的免疫力, 而且牲畜食用林下杂草, 可以节约养殖成本。同时, 奶牛、肉用羊、猪等粪便也为林地提供了良好的有机肥料, 加快了林木生长, 缩短了采伐周期, 增加了林木经济效益。

事例1:阳高县长城乡黄彦沟养羊合作社组织林农发展养羊业, 因羊肉肉质好, 深受客户欢迎, 2007年-2008年销售3 640只肉羊, 产值达180多万元, 林农户均增收2万~3万元。

事例2:大同县巨乐乡农民经济合作社依托34 hm2承包林地, 林下套种苜蓿和野生杂草, 每年可为牛、羊畜禽提供青饲料5万多kg, 可节约养殖成本40%, 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养殖收益。

3.4 绿色养殖林禽结合模式

即在一些森林公园、林业生态开发区、林地养殖大雁、野鸡、鸭等禽鸟。按照高产、高效、立体发展的思路, 在林区开发农家乐餐饮业, 为人们提供观赏、休闲、饮食、娱乐场所。通过生态绿色养殖和餐饮服务, 既节约了林木病虫害防治成本, 促进了林木生长, 又进行了旅游开发, 效益可观。

事例1:浑源县茂源牧场在北坡区种植各种林木27 hm2, 在林区养殖梅花鹿、野鸡、鸭、鸽等禽鸟, 同时开发农家乐餐饮业, 为人们提供观赏、休闲、饮食、娱乐场所。一方面绿化了荒山, 同时发展了生态绿色养殖和餐饮服务, 既节约了林木病虫害防治成本, 促进了林木生长, 又进行了旅游开发, 效益可观。

事例2:天镇县金鸿雁生态食品有限公司, 利用林地散养柴鸡, 年产绿色柴鸡蛋11 000枚, 销售3.50万只活鸡, 销售收入260万元, 带动20户农户年增收1万元。

3.5 农林复合经营林农间作模式

该模式主要包括林粮间作、林菜间作, 利用林间空地、荒山种植薄皮核桃, 套种冬瓜、甜瓜和花生等, 充分挖掘了土地潜能, 仅棉花、瓜果每公顷就可获得7 500元~9 000元的收益。目前, 一些县的林农间作面积占到林下经济总面积的60%以上, 是现有林业产业最主要的构成部分。

事例1:阳高县在王官屯镇推广杏树林种植西瓜和甜瓜, 近年来收到较好的效果。2009年共试种70 hm2, 除去杏收入6万元/hm2, 种瓜收入达到800元/667 m2以上。

事例2:灵丘县东河南镇燕家村5年来坚持果树下面种植大黄豆, 果农每亩增收300多元;武灵镇坨梁村在仁用杏地间作土豆、苜蓿等, 全村人均增收350元。

4 取得的成效

4.1 有效地推动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由于林下经济投入少、见效快、收益高, 老百姓已认识到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蕴藏的经济价值, 并积极参与林权改革, 全力推进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度, 全市林权证书发证率达到90%以上,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4.2 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调动了农民参加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积极性

全市林下经济总产值占到农业总产值的2.20%, 其中最高的阳高县为2.79%, 带动农民增收1 642元;最低的大同县为0.89%, 带动农民增收228元。据对万户农民问卷调查, 认为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可以带动农民发家致富的有6 542人, 占到65.40%;愿意从事林下产业开发的有8 555人, 占到85.60%;表示愿意承包和管护集体林的1 620人, 占到16.20%。

4.3 促进了林业可持续发展

林下经济使传统单一的营林模式向林草、林下养殖、林下种植等多种林农牧高效复合经营模式发展转变, 实现了平原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使广大农民看到了新型农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巨大效益, 激发了农民植树造林的积极性, 全市速生丰产林以每年4 000 hm2的速度递增。

4.4 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

林下经济是一种循环经济。林下种植、养殖业的发展加速了森林的新陈代谢, 加快了林木的生长速度, 提高了林分质量, 既可以构建稳定的生态系统, 培育保护林木资源, 增加林地生物多样性, 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 又为农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路, 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4.5 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

由传统单一的营林模式向林草、林下养殖、林下种植等多种林农牧高效复合经营模式发展转变, 使广大农民看到了新型农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巨大效益, 激发了农民植树造林的积极性。据对万户农民的问卷调查, 表示愿意开展植树造林、扩大林地面积的有3 250人, 占到32.50%。

摘要:介绍了大同市发展林下经济以及通过发展林下经济进而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主要做法与经验,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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