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笔下畸人形象

论庄子笔下畸人形象（精选7篇）

论庄子笔下畸人形象 篇1

论李白笔下的女性形象

摘要 ：

本文联系李白所处的时代和自身的经历，从三个反面对其诗歌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阐 述，也展现了其为人的豁达，豪迈与洒脱的独特气质。

关键词 ：李白

怀才不遇

理想

同情

赞美

李白，作为盛唐气象的代表性诗人，其人放荡恣肆，浪漫洒脱； 其诗豪放飘逸，清新俊朗。中华书局 1977 年出版了清朝王琦编纂的 5 李太白全集。这本书共收入唐朝伟大浪漫主义诗 人李白创作的诗文 1110 篇 , 其中诗歌 1048 首。在这 1048 首诗中 , 可以认定是描写女性的诗 篇有 103 首。王安石说李白诗歌“十首九说妇人与酒”。南宋人陈藻的《读李翰林诗》也说 : “杜陵酒罕相逢，举世谁堪入此公。莫怪篇篇吟妇女，别人无物与形容。”虽然，他们说的

有点夸张，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女性诗歌在李白诗中不少的篇幅。

涉及女性的诗歌最早出自《诗经》 ：周南

卷耳，卫风

，伯兮

、邶风

雄雉

等等 , 到了

汉魏诗歌中 ，如汉乐府的 伤歌行

、饮马长城窟行

，古诗十九首的行行重行行

、青青河 畔草

、明月何皎皎

以及南朝民歌

子夜四时歌等等。

这些诗歌表达怨女思妇忧愁。后来屈

原独辟蹊径，以君子美人比喻国君和自己，自始，涉及女性的诗歌中带有了政治色彩。此后，许多人都以之为模板，创作了不少佳作如曹植的《洛神赋》，《美女赋》等等。但是，让女性

诗歌真正大放光彩的是李白。

他笔下的女性诗歌不仅汲取并涵盖了前人的意涵，还创作出了

前人未曾触及的领域。作家的创作离不开其所处于的时代环境，正如歌德所说： “我不应该

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万的事物和人 物。”

①当然，除了外在的因素外，创作也离不开作家本人的经历和个性。

古人所说的： “诗 言志 ”

。或文如其人，这些观点在现在看来似乎有点偏颇，但可以看出创作和诗人本身之间 的联系。

本文联系时代背景和李白的人生经历及个人经验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一下其笔下的 女性形象。

于历史中寄寓还才不遇

李白所处的盛唐是个 “百花齐放”文化繁荣时代，盛唐之士有着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

度。李白也不例外，他是个功利心很强的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 “安社稷”的儒家用世 思想。但是他的仕途被自己理想化了，最终以“赐金放还”的名义被迫离开长安。从“仰天 大笑出门去”到现在的“我辈只是蓬蒿人”的巨大反差使他不得不借诗酒来消愁，作诗以抒 怀。

这类诗歌中的女子形象主要是出自历史宫廷的。有

“班婕妤”、“陈皇后”、“赵飞燕” “西 施”、“王昭君”等 ，如《妾薄命》 : ”

汉帝宠阿娇 , 贮之黄金屋。咳唾落九天 ,随风生珠玉。宠 极爱还歇 ，妒深情却疏。长门一步地 ，不肯暂回车。雨落不上天 ，水覆难再收。君情与妾意 , 各

自东西流。昔日芙蓉花 ，今日断根草。以色事他人 ，能得几时好 ? ”

这首诗的本事是汉武帝陈 皇后失宠 ，乃至被废幽居长门。诗人揭露古代宫廷女子色衰爱弛的不幸命运 ，将批判笔锋直 指最高统治者。

诗歌将陈皇后失宠前后的境遇作了细致的描摹。借表现同是宫廷倾轧牺牲品 的宫中妃子的不幸来抒发自己的情怀。显然 , 诗人是借咏史在抒怀。因此从这些人物身上依 稀可辨诗人的影子。近人黄永武说 : “在古代 ，非仅宫女仰仗皇帝个人的好恶 ，就是士大夫也 常常自比妾妇 ，仰仗君子的爱顾 ，官位不亨达 , 托宫词以寄怨的也很多 ，所以宫词实在也触及

了古代读书人普遍的一个心结。又如写王昭君的： “于阗采花》，于阗采花人 ，自言花相似。

明妃一朝西入胡 ，胡中美姬多羞死。乃知汉地多名姝 ，胡中无花可方比。丹青能令丑者妍 , 无 盐翻在深宫里。自古妒蛾眉 , 胡沙埋皓齿。李白和王昭君算为同是天涯沦落人，不免对其美

貌的惋惜，进而想到自己的内才不能为国君赏识。总之，诗人写历史中的美人和君子,意在追求自己和国君的合作，美人的失恋即是诗人仕途的受挫。

于虚幻中寄寓美好理想

纵观在仕途上坎坷的人，他们为了排忧，或及时行乐，寄情于山水之间，或寻仙访道，在幻想的世界中得到解脱.当然，李白也不例外，他在《将进酒》中写到：“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另外，唐代是中国道教发展的迷狂时代。上至皇帝，下至平民，无不心驰神往。道家思想对李白影响比较大，他曾说：“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因此，女性形象在他的笔下也被神仙化了。如作者笔下的上元夫人，雍容华贵，神采飘然“： 裘被青毛锦，身着赤霜袍。手提嬴女儿，闲与凤吹萧。眉语两自笑，忽然随风飘”。又如，屈原、曹植描绘过的洛神宓妃，在李白的笔下其风姿神采足以勾心夺魄“： 洛浦有宓纪，飘风雪争飞。轻云拂素月，了可见清辉„„香尘动罗袜，渌水不沾衣。”当面临现实的灰暗，内心的空缺面或许能在幻想的世界得到慰藉。也许，幻想中的女性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补偿其心理的缺失。

于现实中寄寓同情赞美

“唐代, 由于男子长期在外应考、从军、经商,夫妻分居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 于是出现了大量描写离妇的诗。”② 《全唐诗》中描写商人妇的诗有 60 多首, 在 60 多首描写商人妇的诗歌中, 写商人妇离愁别绪的占绝大多数。在现实中，作者,或是同情那些被迫与丈夫分离的的思妇，或者表达对自己妻子的思念。如，《江夏行》“忆昔娇小姿, 春心亦自持。为言嫁夫婿, 得免长相思。谁知嫁商贾, 令人却愁苦。悔作商人妇, 青春长别离对镜便垂泪, 逢人只欲啼。”诗人以时间的顺序描述了江夏女子的丈夫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另外还有《长干行二首》，从二人相识、相恋到结婚, 再到婚后的别离, 诗人对每一阶段女子的形态和心理都作了细致到位的刻画，道出了妇人“那作商人妇, 愁水复愁风”的内心悲苦。“在封建社会, 一般读书人为功名所羁绊, 或为生活所逼迫, 往往不得不离开妻子在外作客。” “能诗的夫妻离别后, 往往以诗赠答, 以抒怀念之情, 这样就产生了一部分寄内诗”③李白的 20 多首寄内诗便是表达对与自己分隔两地的妻子的思念和不能团聚的感伤之情。如，霜凋楚关木，始知杀气严。寥寥金天廓，婉婉绿红潜。胡燕别主人，双双语前檐。三飞四回顾，欲去复相瞻。岂不恋华屋？终然谢珠帘。我不及此鸟，远行岁已淹。寄书道中叹，泪下不能缄。写自己客居他乡，触景生情，表达了“多少思念，多少感叹，泪下如雨，信不能封缄。”的惆怅之情。《自代内赠 》《秋浦寄 内》、《在得 阳非 所 寄 内》、《南流夜郎寄内》等一系列作品大致都是此类。此外，作者笔下还有一些赞美女性的诗歌，多为采菱女、采莲女、当垆女、船家女、浣纱女、游侠女。她们或有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外表如“镜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新妆荡新波，光景两奇绝“，或有着天真浪漫，开朗活泼的内心，她们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爱情，如“吴儿多白晰，好为荡舟剧。卖眼掷春心，折花调行客。”优美清新的诗歌中弥漫着人性美和人情美。丹纳在《艺术哲学》提到：“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作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处的时代精神和风格概况”。盛唐宏大的气象培育了李白豪放的气质。同时，其本人“读书，学道，任侠，隐居，漫游”的人生经历赋予了他独特的人生体验；即得意时，令力士脱靴，贵妃磨墨；失意时，便举杯对影，高呼“千金散尽还复来”。他在仕途受挫之时并不是一直沉迷失落，而是借外在的事物排遣内心的苦闷，他回顾历史，惋惜美人失宠亦如自己政治失恋；他幻想仙人，将自己的美好理想在虚幻中升华。他描写现实，为我们呈现一幅富有江南风光和生活气息的图画。他借助美人在历史和虚幻与现实和美好之间，浇灌心灵上那片快要干涸的入世心。

论庄子笔下畸人形象 篇2

一、勤奋好学的儒生形象

在《庄子》中,无论是孔子或是其弟子,无一不具备这一品质,如在《德充符》中,孔子听弟子常季说了鲁国兀者王骀的故事后,认为其是“圣人”,即表示“将以为师”, 并将“引天下而从之”。在《渔父》里,作者借渔父之口称赞孔子,“甚矣,子之好学也”,同时,孔子自己也称:“少而修学,以至于今,六十九矣,无所得闻至教,敢不虚心”, 俨然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更有《大宗师》篇中,当其弟子颜回说他已达到“坐忘”之境时,孔子很是赞赏,并直言“丘也从而后也”,孔子认为弟子颜回能忘遗如此,定是大贤,自己虽为其师,却落于其后,后而学之,正是自己所愿。由此可见,孔子还是一个不耻下问的人。

孔子弟子继承老师的虚心好学精神。《庄子》中多次写到弟子们向孔子请教,如《人间世》,颜回想去卫国教育卫灵公怎样才是为君之道而向孔子辞行,在这里,颜回毕恭毕敬,处处征询老师的意见,用了两个“则可乎?”并说“吾无以进矣,敢问其方。”当孔子得出用“心斋”方法时,颜回又继续问道“敢问心斋”。在书中,颜回共向孔子提问请教了7次,可见其好学好问之精神,另外亦有多处常季、子贡、子路、冉求等人向孔子求学之处,除了请教孔子,在《天运》和《天地》中,子贡还分别拜倒在老聃和汉阳丈人之下, 好学精神实在可嘉。

二、虔诚的求道、传道者形象

既然儒生们有勤奋好学的品质,那么在《庄子》中,他们学的是什么呢?答案是“道”,以孔子为代表,《庄子》中,孔子经常问道,仅向老子问道就有8次,其中《天道》四次,《天地》、《田子方》、《天运》、《知北游》各一次, 面对老聃时,孔子时而“请问游是”,时而“愿闻其方”, 时而又称赞老聃“夫子德配天地,而犹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脱焉”。孔子对于道,惑则有所问,学则有所悟, 《山木》篇中写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几近于亡。

再如《人间世》中从为政与为人方面对颜回进行了训导, 而且道出了庄子哲学范畴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心斋”。“若一志,无听之以耳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 虚者,心斋也”。《大宗师》中颜回对孟孙才母死而居丧不哀,却有“善处丧”之名而表示怀疑,因为这种行为不符合儒家至“孝”“礼”的伦理规范,而孔子却为之辩解说“夫孟孙氏尽之矣,进于知矣”进而又解释“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己乎”,孔子在此处的言论,可谓得庄周关于生死观理论的真传;在《知北游》中,冉有请教孔子“未有天地可知耶”的问题,孔子循循善诱一番,最后说“有天地生者物耶? 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这与庄子在《庚桑楚》中所说的“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如出一辙,另外在《徐无鬼》中,孔子也阐明“夫大备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备矣。知大备者,无求, 无失,无弃,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穷,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诚”。此处从孔子口中道出来的全是道家的清净无为, 淡然忘怀之理,由此看出孔子已成为极力传道的道家使者。

三、拘礼守仁的迂腐者形象

庄子认为仁义“乱人之性”。(《天道》)他讽刺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胠箧》), 他认为,世上之所以会出现“盗贼”,就是那些自称为“圣人”、“圣智”的统治者自己造成的。在《马蹄》中,作者还尖锐地指出:“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批判儒家圣人过分强调仁礼而毁弃无为之道。并在《天运》中一针见血地说出“虎狼, 仁也”,“至仁无亲”的话语,庄子对儒家标榜仁义,欺世盗名,是极为憎恶的。因此沾满“仁义礼乐”之味的儒生们自然成为他非难的对象。《天运》中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 而老聃听后则说“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在老子看来,仁义毒害人心,其祸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庄子》还多次提到儒生造作拘礼的情态,孔子则是践行此标准的楷模。《渔父》篇生动刻画了孔子拘泥于礼的形象,在此,孔子一连四次“再拜而起”,如果说渔父是位得“道”高人,那么孔子的“拜”还尚可理解,更有甚者,在《盗跖》中,孔子求见盗跖,卑躬屈膝,低声下气, 先是“趋而进,避席而走”,接着“再拜趋走”。对千夫所指的大盗也如此拘礼,其迂腐形象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

四、巧言令色的伪善者形象

司马迁说庄子是“诋訾孔子之徒”,说他“剽儒剥墨”。《外物》中,“儒以诗礼发冢”与“演门有亲死者”两个寓言,于儒生的伪善本质揭露无遗。大儒小儒念的是诗礼,但干的却是盗坟挖珠;“孝”是儒家道德之本,但揭穿一看: 慕赏而已。又如《田子方》中“庄子与鲁哀公论儒服”的故事,具有深刻地讽刺意味,该寓言讽刺“儒士”虚伪者甚多, 大都故作姿态,沽名钓誉,自欺欺人,深刻揭露了鲁国穿儒服者众,而能有其道者仅有一人,什么称天时地形,事至而断等等都是骗人的。庄子对儒生虚伪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 甚至对儒家至尊孔子,庄子亦毫不留情,《盗跖》中,作者借盗跖之口,痛斥孔子,盗跖听说孔子求见勃然大怒,双目圆睁亮如明星,骂孔子是“巧伪人”,毫不留情地驳斥其摇唇鼓舌,专门制造是非,用以迷惑天下的诸侯,使天下的读书人全都不能返归自然的本性,而且虚妄地标榜尽孝尊长的主张以侥幸得到封侯的赏赐而成为富贵的人。在这里,孔子被骂得惨不忍睹,狗血喷头。

综上所论,《庄子》中,儒生有着或正或反的两面性。一方面,儒生是作为被肯定,受推崇的正面形象出现的。这包括勤奋好学的儒生形象和虔诚的求道、传道者形象两类。另一方面,儒生又作为被否定、被批判的反面形象出现。也包括拘礼守仁的迂腐者形象及巧言令色的伪善者形象两类。而在《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倡仁义,举礼乐,他们均有一种忧国忧民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人翁精神,他们品德高尚,自信贤能,是被褒扬的对象。造成前后两者儒生形象差异如此之大的原因主要是这两部作品分别代表儒道两个不同的学派,作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赋予了儒生的不同情状。

摘要：《庄子》一书中,以孔子及其弟子为代表的儒生们占据着很大的篇幅,且与历史原型相比,他们的形貌显然被改造过。他们或是满口“仁礼”的迂腐者;或成为道家思想的膜拜者;或蜕变为庄子思想的代言人。造成儒生形象如此复杂的原因与儒道两家思想观念以及社会地位有关。

《庄子》“畸人”形象之思想意蕴 篇3

关键词：庄子；畸形人；思想意蕴

庄子一书塑造了一系列形残德全的畸形人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宗师》：“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这些畸人虽然外表丑陋残缺，但是内在充实有光辉，具有完美的品格和极高的精神境界。相比身体健全的人的“诚忘”，庄子塑造的这些畸形人反而在精神上超越常人。相貌丑到极点，品德美到极点，这样的反差形成一种极大的张力，来深刻的表现庄子的思想。

传统儒家的美学观要求“文质彬彬”、“尽善尽美”，而庄子更加强调“真”，《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这种“法天贵真”的美学观点表现为任其自然，不为外物所拘执，因此，他不要求善与美的统一，更加强调真与美的统一。庄子认为在丑的外形中完全可以蕴含极美的东西，这样辩证的美学观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李泽厚《中国美学史》：“在中国美学史上，庄子也是第一个明确地谈到了丑的问题，指出在丑的外形之中完全可以包含有超越于丑的形体的精神美。”[1]257“完全可以说在中国美学史上，对丑怪之美的肯定，为庄子美学所特有。这也是一般浪漫主义美学所共有的特色。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则是完全排斥丑怪之美的。”[1]258

庄子思想体系中的齐物观和无为自然观使得“畸人”成为庄子笔下一种理想的人物形象。《齐物论》：“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庄子取消事物的彼此差别，得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结论。在庄子看来，以人的感性和理性所能感知、推测的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与相对性，生死、贵贱、大小、是非、善恶、美丑、荣辱、得失等，都是人们心中的成见，若从“道”的角度来看，此也是彼，彼也是此，没有确定的界限。因此所谓的美丑也是不存在的。此外，庄子提倡无为朴素的观念。《至乐篇》：“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生。”《知北游》：“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宇宙天地，自然万物都有自己的根本，并且自然万物各有其性，自然地存在和发展着，因此不要人为地扭曲，要循天之道，顺物之性，庄子欣赏这种自然的生命状态。

陈鼓应：“庄子在自己所创作的寓言中，塑造了许多残者的形象，来打破以貌取人的鄙见……表达他的“游于形骸之内”的主张，而否弃“索人于形骸之外的偏见。” [2]418庄子共塑造了11个形残德全的畸形人形象，仅《德充符》就集中了6个。郭象：“德充于内，物应于外，外内玄合，信若符命，而遗其形骸也。”[3]103德充符的“德”应与儒家一般的伦理意义上的“德”相区分，是和道家的“道”相对应的“德”。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天地万物所以生之总原理即名曰道”、“各物个体所以生之原理即名曰德”、“道者物之所共由，德者物之所自得而。”[4]279-282因此，这种“德”乃是任其自得，去伪趋真，纯朴自然的本性。

《德充符》中的王骀，形虽残兀，而心实虚忘，混同万物，冥一死生，以死生为寤寐，以形骸为逆旅，因此断足之于他来说就像“遗土”；郑国的申徒嘉虽外形丑陋，但与子贡的对比说明他早已达到忘形的境界；鲁国的叔山无趾虽惨遭刖足，犹有学心，反而认为孔子鄙陋不舍形残，无善救之心；卫国丑人哀骀它，乃“才全而德不形者”，“其内德充足，和光同尘，因此那些丈夫、妇人、国君自来亲附；闉跂支离无脤和瓮?大瘿分别得到卫灵公和齐桓公的喜爱，使得国君反以常人之貌为丑。庄子提出“德有所全而形有所忘”，即完全忘记形体等外在因素，追求内在生命的充实和圆满，这样才能体悟到天地的大美，才能真正使“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六个“畸人”虽然相貌丑陋，但都内德充足，都是美的化身，因为他们领悟了最高的“道”，因循着天地万物的变化，“无功”、“无名”、“无己”。

此外，《人间世》中的支离疏令人印象深刻。“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这样的描写恐怕只有庄子能想象出来，让人震惊这样的人究竟是怎样的存在，这样的极怪极丑，反而使其坐受赈济，安享天年。“支离”隐含形体不全的意思，“疏”隐含泯灭其智的意思。庄子旨在说明无用之为大用，“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也蕴含一种解脱形体，超脱物外的思想。

战国中期混乱的社会环境，个人贫困的生活使庄子成为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庄子的理想人格，一方面集中于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神人、真人、至人，另一方面又集中于下层的普通人物，如庖丁，支离疏等，这些“畸人”无欲无求，精神上高度自由，他们被庄子推上了形而上的崇高地位。庄子能体会下层民众的悲苦，他有一颗悲悯心。胡文英《庄子独见》：“庄子眼极冷，心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热，故感慨万端……庄子最是深情。人皆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5]36最深的绝望、最深的批判，只是因为最深的热爱。动荡不安的社会里残疾人所受的苦难和歧视更是甚于常人，庄子关心他们的际遇，以此为原型塑造了一系列外表怪异内在完美的“畸人”形象，流露出一定人道主义关怀精神，也鲜明的表现出“道”超越形体局限的至高无限性。

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这些“畸人”坦然接受自己的存在，拥有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身体残疾却心境澄明，不以外表的美丑来残害自己的身体，而是充实圆满自己的内在。这样健康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对现今社会仍有启示。

“畸人”之美，让我们看到庄子对传统价值体系和审美观的质疑和颠覆。他从“道”的层面认识美丑问题，打破了中国文化中美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提出评判美丑的新标准。他认为真正的美是超越世俗的“大美”。其次，他颠覆了世俗中的实用功利主义观念，提出“无用之用”这一概念。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天地万物的包容胸怀和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庄子美学史开阔的、包容的。《天下》篇：“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这种形而上的价值观，与庄子的包容性思维是一致的。庄子尊重万事万物的差异性，将“丑”看成顺其自然的东西，甚至将它视为“天地之大美”，以“道”来取消美丑之差异，以达到“万物与我为一”之境界。

当然，庄子绝不是为了丑而丑，而是以“丑”作为表达自己深刻思想的手段，其既能容丑，亦能爱美，二者辩证统一。李泽厚、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庄子及其后学一再指出，美具有无限性，最高的美是囊括整个宇宙，无比广大的。对无限之美的追求，是庄子美学的又一重要特色。”[1]252

参考文献：

[1]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胡道静.十家论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1.

[5]胡文英.庄子独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篇4

其精神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一心想求得功名，充满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对他们既有批判，也有同情；

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如《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或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

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以及《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一件小事》中的“我”和《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等。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鲁迅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缺乏“韧性”精神和斗争策略的结果。

鲁迅创作《伤逝》的目的，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同类题材小说，不是为了表现青年人为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而对封建婚姻观的反抗，也不是为了歌颂当时风行一时的“个性解放思想”，而是为了指出“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探讨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一代“五四”反叛青年在冲出家庭的牢笼后如何才能走上“新的生路”。《狂人日记 》中作品通过主人公狂人的眼睛，观察了他身边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跟着吃人。狂人为此而困惑，作者为此而愤怒：“是历来如此惯了，不为以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在狂人或作者看来，这些人如果不改，最后终会被吃掉的，而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或者还有”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因此，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作品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还表现了作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狂人的形象具有“狂”与“不狂”的两重性。狂人的“狂”，一方面在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特征，一方面也在于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而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说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说或根本还没有想到的话。如同历史上凡是反抗传统、反抗社会现存秩序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疯子”一样，狂人的思维和语言常常是离经叛道的，但他的观察和结论却是丰富和深刻的。因此，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然而，鲁迅对于狂人的命运和前途却并不乐观，因此，在作品的“文言小序”中预感到了他的结局：“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现代性的描写，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表现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在思想内容上：

其一，知识分子题材的选择体现出了现代性。《呐喊》和《彷徨》两部小说集共有25篇小说，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占到了15篇，可见鲁迅身为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程度。鲁迅对于知识分子的关注，不再停留在《儒林外史》中对知识分子被古代科举制度扭曲的人生和人性的表层描写，而是力图去探讨知识分子在现代生活中生存的状态和深究其原因。从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成为其牺牲品的孔乙己、陈士成，到曾有满腔大志最终却成为失败者的吕纬甫、魏连殳，再到为革命和理想献身却不被世人所了解的夏瑜，鲁迅在选择他们作为自己小说的主角，描写他们的命运、刻画他们的性格的同时，更多的是在关注他们的精神状态和人生的走向，以及挖掘造成他们命运的根本原因。这恰好印证了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对现代文学的定义：“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

其二，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启蒙思想的贯穿、反封建主题的高扬体现了现代性。鲁迅小说的创作是抱着启蒙的目的的。他曾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在世界特别是在西方面前，古老的中国和她的子民显现出了贫穷、落后和愚昧。有着满腔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都在寻求着让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康梁的变法，洋务的实业，孙文的“三民主义”，却都只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民众的觉醒和参与，中国人依然不会改变他愚弱子民的地位。留日学医的鲁迅在“幻灯片事件”后深深地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鲁迅从事文艺创作的姿态是要改变国民的精神，是启蒙的。于是我们在《药》中看到愚昧的华老栓用蘸满革命志士夏瑜的鲜血的馒头来治华小栓的痨病，鲁迅想在“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揭出病苦，引出疗救的注意”。在《狂人日记》、《长明灯》中看到了前驱者的惊醒与呐喊。在《伤逝》中，鲁迅更是清醒地看到，女性在反抗封建家庭，寻找自己的恋爱、婚姻自由的时候仍然面临着许多的问题。

在启蒙主义的大旗下，鲁迅高举反封旗帜，鲜明地昭示着五四的时代精神。《狂人日记》通过狂人(清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之口揭露了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那振聋发聩的呼声。《孔乙己》、《白光》则以主人公的堕落以至毁灭，痛斥了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戕害。《肥皂》中的四铭那道貌岸然的丑恶嘴脸让我们深深地认识到封建统治者和卫道者的虚伪与可憎，更让我们认识到反封建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其次，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形式上，包括叙事模式、叙事角度、创作方法和描写方式的多样性。

就叙事时间而言，中国古代小说，如明清小说的叙事模式，基本上是依循自然时序的连贯叙事，即采用“纵剖”的由头到尾的叙述。而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脱离传统文学的束缚，不再一味使用“纵剖”的叙述，而是采用多种叙述模式，如《在酒楼上》就选择了“酒楼上”这个场景来展开叙述，勾勒了吕纬甫这个知识青年由理想追寻者到理想沦落者的经历，前后好几年的事件浓缩在一个场景中来展开，这种场景叙事增大了短篇小说的表现力，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五四时期的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陷入低谷时精神的彷徨与委靡。再如《长明灯》中引进了西方小说的“横截面”叙述模式，选择了“吉光屯的茶馆子”、“社庙”、“四爷的客厅”几个场景，在这几个场景中，通过人们的议论将“疯子”的“灭灯行动”一一展开，从而也一一展示了民众的愚昧和清醒的先驱者的孤独，有力地揭示了小说的主题。《孔乙己》则以咸亨酒店为中心舞台来展开情节，塑造人物，小说结构严谨，生活场景高度集中。应该说，这些都已是现代意义的全新的小说了。

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叙事角度也很富现代特征。它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以说书人角色出现的单一的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而采用了多种叙事角度。《肥皂》、《白光》等的传统的第三人称叙事，《孔乙己》中以店里的小伙计的视角来看孔乙己，《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等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鲁迅写小说不是为了取悦读者，而是把思想启蒙放在首位，在运用第三人称的同时，引进第一人称，这就丰富了表达启蒙思想的手段，能更有力地表达启蒙思想，也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

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形式上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创作方法上。首先是日记体、手记体在小说创作中的运用。《狂人日记》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狂人的心理，从而揭露出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伤逝》则以手记的方式记录了知识青年涓生和子君冲破封建牢笼，自由恋爱，同居，到最后因陷于两人的小圈子而生离死别的过程，真实地记录了涓生的思想，也反映了那个时代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

创作方法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寓象征主义的写法于现实主义的描写当中，《白光》中的白光就是陈士成(也是被中国封建科举制度戕害的旧知识分子们)追求仕途而不得的幻灭的理想的象征。《长明灯》中“疯子”想要灭掉的吉光屯的那盏长明灯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体制的象征，吉光屯亦象征着古中国。《肥皂》中的那块葵绿色纸包着的有着似橄榄非橄榄香味的肥皂，象征着四铭之流的假道学那颗道貌岸然的肮脏的心。《药》的结尾那个红白的花圈，则象征着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象征手法的运用，使得鲁迅小说的创作突破了中西界限，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性。

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形式上的现代性还表现为描写方式的革新。由“话本”演变而来的中国古代小说为追求“书场效果”，除了用”纵剖”情节和第三人称之外，还很重视人物的语言、行动描写。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描写方法上对古代小说的推新之处在于，引进了西方小说的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丰富TIJ,说的表达方式。《在酒楼上》这篇小说中对酒楼下废园景色的描写：“几株老梅竞斗雪开着满树的繁，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这一段景色描写，无疑是“我”遇挫不败，继续于革命前行的心理写照，与后面吕纬甫的遇挫退却形成对比，显示了在理想遇挫于现实面前，知识分子的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

综上所述，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现代性的描写方式，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鲁迅的农民题材的小说

鲁迅是把农民置于小说艺术构思的核心，精心勾画出一代农民的真实相貌时，新文学者们追求鲁迅的眼光，并竞相效仿，推动了一代“乡土文学”的振兴。《**》通过辫子去留的**，展示的是农民麻木愚昧的灵魂；《阿Q正传》是农民在思想戕害下所形成的国民性弱点的形象记录；《故乡》描写闰土在经济压迫和精神残害下的麻木不仁，而着重揭示的仍是他精神世界的变化；《祝福》刻划祥林嫂在封建宗法社会里所受的精神奴役和心灵的创伤。这些作品形象地表现了中国思想革命，即改造人的精神面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揭示农民群众受沉重的精神枷锁束缚，被残酷的封建思想观念无形绞杀而形成的种种精神缺陷，远远超过了对他们所受的经济、政治压迫方面的描写而成为艺术表现的中心。这样，鲁迅告诉人们，中国农民要摆脱奴隶的命运，固然要反抗经济上政治上的剥削压迫，而更为重要的是要打碎精神上的枷锁，求得思想上的解放。

《蚀》三部曲中新女青年的形象

在《蚀》中，茅盾成功地描写了一批女性形象，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东方型女性，如《幻灭》中的静女士，《动摇》中的方太太等；另一种是西方型时代女性，如《幻灭》中的慧女士，《动摇》中的孙舞阳，《追求》中的章秋柳等。但是在《蚀》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茅盾的一种创作倾向，一扬一抑，即对时代女性进行赞美与讴歌，而对传统的东方女性，则未给予过多的认可。《幻灭》中的静女士，表现了传统女性在现代社会的迷茫、不适应，她“怯懦、温婉、多愁、且没主意”，但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现实生活后，她似乎开始了“反思”与“忏悔”，她似乎“醒悟”了，“我承认我有许多缺点，我现在决心去受训练、吃苦、努力……”，她又成了中学时代的她了，“勇气、自信、热情、理想”。这些都说明了传统的东方型女性正在一点一点消失，并向着新女性转变。

《动摇》中的方太太亦是如此，她玲珑、文雅、端庄，“深蓝色的圆角衫子，玄色长裙，小小的鹅蛋脸，皮肤细白”，她的生活雍容富贵，算得上平静，然而在那种时代下，她也只好感叹“实在这世界变得太快、太复杂、太矛盾，我真真地迷失在那里头了”，以她为代表的东方传统女性的命运与她结尾在庙里所见的场景相互映照，“方太太分明看见那臃肿痴肥的身体悬空在一缕游丝上，颤栗地、无效地在挣扎……”“她的蜘蛛的眼看出去，那尼庵的狭隘的佛堂里，竟是一座古旧高大的建筑，丹垩(€?的裂罅里探出无数牛头马面的鬼怪……古旧的建筑倒下来了……一切都幻灭了。”传统女性在新时代没有出路了，被时代吞噬了。然而茅盾所描写的时代女性也是畸形的，她们的生活仍然虚无，对现实的绝望与无奈使得她们纵情于情欲，有理想而无实际行动，如《幻灭》中抱素对慧女士的评价，“我可惜她那样刚毅、有决断、聪明的人儿，竟自暴自弃，断送了她的一生”，说明了现代女性在这个时代中仍然无所适从。而在《动摇》中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物孙舞阳，虽然“天真活泼，性格很爽快”，看起来是新女性的代表，却是“放荡妖艳，玩着多角恋爱”。《追求》中作为新时代女性代表的章秋柳却被评价为“冒险奋斗的趣味是她所神往的，然而目前器官的受用，似乎也舍不下”。情欲在这里似乎成了新女性的形象代表，也就注定了新女性在新时代中仍是没有出路的。

井上靖笔下的杨贵妃形象 篇5

杨贵妃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美女之一，是最受唐玄宗宠爱的妃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安史之乱时唐玄宗携杨贵妃逃往四川，途经马嵬坡时将士发动了兵变，以 “清君侧”为名杀死了奸相杨国忠，并迫使玄宗将其妹杨贵妃赐死。而这一倾国美人的悲剧结局却在文学艺术创作中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漂洋过海传入日本后，杨贵妃成为了日本人最为熟悉的中国历史人物之一。诗中所描写的杨贵妃与唐明皇的悲伤爱情故事与日本文学纤细感伤的“物哀”审美精神相吻合，激起了日本人的同情和感叹，因此日本古代以杨贵妃为题材的诗歌、戏剧、绘画等各种艺术形式的作品屡见不鲜，甚至有杨贵妃是热田神宫之明神的化身的传说。近代以来，著名作家菊池宽的剧本《玄宗的心情》，以及奥野信太郎、近藤经一、饭泽匡等以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的剧本，都屡屡被搬上舞台。但是，以杨贵妃为题材的长篇传记小说却始于井上靖。与我国不同，他在《杨贵妃传》当中，既不意欲赞叹杨玉环的美貌，也不侧重歌颂李杨的爱情，更未怒斥她是红颜祸水，仿佛只是以杨贵妃的视角将一段事实原模原样地娓娓道来，并不明显地表现出个人的好恶。

《杨贵妃传》最初是从昭和三十八年(1963)的《妇人公论》二月刊到昭和四十年1965五月刊共分28回连载的，虽然从标题看是一部传记小说，实际上是杂糅了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体例写成的。小说从唐朝开元28年(740)寿王妃杨玉环奉诏入宫起笔，写至天宝15年(756)马嵬兵变，杨贵妃被缢身亡。小说以杨贵妃的命运为主线铺陈开来，通过描写杨贵妃命运的变迁、悲惨的结局，以及唐明皇、高力士、安禄山、李林甫、国舅杨国忠及贵妃的三个姐姐等若干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来展现唐代政权、社会及宫廷生活的动荡与危机。小说是根据史传写作的，但是许多地方却与真实的历史有很大的出入。

井上靖先生在对本民族审美受纳传统的继承下引进了杨贵妃形象，那么他笔下的杨贵妃也难免“入乡随俗”地带有“日本式”的色彩。在小说的描写当中可以看出，杨玉环对老迈的玄宗召幸自己这个儿媳一事并没觉得有什么屈辱，初次被赐浴骊山盛装打扮时她的心里想的是：“要求自己的，是人世上的绝对掌权者，如果说这是无法拒绝的，那么她的想法就是倒不如把自己所有的最美的东西献给对方，她觉得这样也并非坏事。”[1]当某个方针失败或无法实现时日本人就会将之放弃，甚至彻底地倒向相反的方向。井上靖对杨玉环的这一段心理描写可谓明白地显露出了日本人的这一行为方式。赖肖尔在《日本人》中写道“一位刻薄的评论家把日本人比作一群小鱼，秩序井然地朝着一个方向游动，直到一块石子投入水中，打乱了这个队列，它们就转变方向朝相反的方向游去”[2]这段话虽含有讽刺意味，可也十分贴切地描述出了日本人的`性格特征。

杨玉环要将自己最美的东西奉上，是因为她爱唐玄宗吗?未见得。皇帝是天地间最高的掌权者，也是玉环命运的主宰和依托。如果没有皇帝的宠爱，她在三千佳丽的残酷竞争中将无法生存。只有牢牢地掌握皇帝的恩宠，她才能在后宫倾轧中活下来，才能得到财富，地位，荣耀，等等。虽然在嫁做寿王妃时她也曾有过一丝受宠若惊的情绪，但在她被召入宫后“虽然想起了自己的丈夫面孔，可是心里毫不作痛”，也并没有为了救丈夫而牺牲自己的感慨。由此可见，杨玉环并不十分爱自己的丈夫寿王，或者说在她的心中爱情并不足以抵挡命运给予的诱惑。她对唐玄宗也许是有爱情的，但她的爱情也只不过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活下去。她的爱情只是给能够“掌控自己命运的人”的，可见她的爱情十分功利。

对于疑心病极重的老迈皇帝，杨玉环可谓用尽了心思。她安慰他，讨好他，她在床榻上向他索取一切，又在白天装出一副贤德的样子拒绝一切，以这样的手段来博取掌权者的认同和青睐，逐步地实现了她的渴望，甚至培植起自己的势力，到了一举一动影响前朝的地步。她变得不但工于心计，而且报复心强。元宵灯会上梅妃对玉环的辱骂使玉环感到极度愤怒。玉环“极力压制着自己愤怒的感情。这剧烈的愤怒是想把对方从地上抹杀掉。”当玉环独霸皇恩时，井上靖用他那优美的文字为我们导演了一场不见血的厮杀。直到玄宗偷偷摸摸看望梅妃被她发现后，梅妃委顿而逃、遗失金钗时，我们知道贵妃胜利了。但她又是可悲的。即使被封为贵妃，她的生活也不是从此就无忧无虑了。相反，她非但不快乐，还时常感到孤独和恐惧，她的内心滋生出一种强烈的不安，她开始像老迈的皇帝一样觉得黑暗里潜藏着危机。这场后妃之间的战争是注定的，当玉环身处于永远的竞争环境时，她只能选择一一击败对手，否则下场惨烈的那个人只能是她自己。所以她的手段，她的心机，也带有着那么一些无奈和不得已。可以说，小说当中的杨贵妃是权欲和物欲的牺牲品，从侍奉圣驾开始就已经奠定了她的悲剧命运。对于唐玄宗来说，无论他给予她多高的地位荣耀，她也只是一个玩物，所以在最后关头他为了拯救自己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她。而杨玉环自己，也被权欲和物欲引诱和束缚着，一步一步走向毁灭。

论庄子笔下畸人形象 篇6

AS0601112李杰华 摘要：“看客”这一形象经常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出现，它包含了丰富的意蕴，鲁迅先生常常借“看客”形象来揭开中国人灵魂深处的东西。本文通过分析“看客”在鲁迅小说的表现，分析“看客”成其为“看客”的最主要的原因，希望可以引起大家思考。

关键词：鲁迅看客原因启示

毛泽东主席曾经这样评价鲁迅先生：“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主席对鲁迅先生的评价何其高，林贤治先生在《人间鲁迅》一书中也对鲁迅先生下了断言：“真正的巨人活在时间的深度里。应当相信，历史终会把最有分量的东西保留下来。”确实，经过历史的考验，鲁迅这位“民族战士”终于成为了不朽。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通过分析鲁迅先生笔下“看客”形象得出一个道理。

一．看客形象在鲁迅小说中的体现及其形象，在我看来，鲁迅先生从来都是一名伟大的医生，先是一名“肉体医生”，后来弃医从文，于是便成为了一名“精神医生”。在他的手术刀下面，“看客”是一大焦点。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并且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这就使看客有了普通性，广泛地反映了中国民众的真实精神面貌和思想观念，具有辛辣的批判意味。《祝福》中祥林嫂周围的那些人，都可以成为看客，祥林嫂和他们之间存在着“看”与“被看”的关系。祥林嫂身边的看客身份不一，但却充当着同样的角色。柳妈和卫老婆子是下层看客的典型代表，她们身份低微，其实她们和祥林嫂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是受压迫的劳动妇女，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罢了。可悲的是，她们这一类看客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可悲之处，这也是她们最让人觉得可悲的地方：被压迫却浑然不知，自己将自己蒙在鼓里。“‘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柳妈诡异的说。‘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干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王只好把你

（第—页））据开来，分给他们。我想，这真是。。。”[1]124125“我想，你不如及早抵当。你

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做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

（第页）（第页）得死了去受苦。”[2]125这是“只吃素，不杀生，只肯洗器具”[3]124的“善女人”

[4]（第124页）———柳妈的话。每一句每一顿都像针一样刺向祥林嫂的心，向祥林嫂疲惫不堪的心狠狠地撒了一把盐，但是柳妈并没有丝毫地觉悟和同情，她仍然把谈论祥林嫂当做是一种生活的乐趣，可谓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从这些下层的看客可以看出，当时的国民是何等的麻木和愚钝，在看客的话语和表情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极大的可悲以及国民的劣根性！鲁四老爷和鲁四奶奶在《祝福》中是作为上层人物兼“看客”而出现的。在对待祥林嫂的态度中，他们似乎没有什么表情，既没有同情，对祥林嫂的遭遇也没有感到特别的惊讶。在他们看来，发生在祥林嫂的事情都是再自然不过的，被婆婆劫走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足以见其冷漠和麻木不仁。一定程度上，他们就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他们对下层劳动者表现出来的除了冷漠还是冷漠。这种上层看客何其残酷、冷血、可恶、可悲、可恨！

在《阿Q正传》中，阿Q是看客，同时也是被看的对象。“‘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

阿Q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哎，好看好看。。。’他摇摇头，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司晨的脸上。这一节，听的人都凛然了。但阿Ｑ又四面一看，忽然扬起右手，照着

[5]（第72——73页）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颈直劈下去道‘嚓’。。。”充当看客的身份，阿Ｑ是兴高采烈的，觉得“好看”，说的时候也是饶有兴致的，而听者也是“听得出神”，这是何等的悲哀与无奈呀！也是因为阿Q看过杀人，所以“阿Ｑ这时在未庄人眼睛里

（第页）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谓之差不多，大约也没有什么语病的了。”[6]73

何等辛辣的讽刺和可悲！民众麻木的程度和可笑可悲的程度可想而知！最后，阿Ｑ被推上了断头台，成为了被看的对象。“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Ｑ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7]（第86页）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跑一趟。”这样的结尾不禁使人拍案称绝，鲁迅以“无

异议”的舆论来结束《阿Ｑ正传》，结束阿Ｑ悲剧的一生，这样的方式最能引导读者进行思考，把文章推向了更深的一个层次。通过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们常常可以轻易地对看客进行想像，想像他们的嘴脸，想像他们愚昧的心灵，想象冷漠、麻木、可悲的社会。通过《示众》，鲁迅先生对看客进行了全方位的刻画，写得透彻极致，把各式各样的看客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鲁迅先生在为我们展现看客时，就像为我们展现一幅精彩的画，画里面人物丰富，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尽显生活百态：“刹那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待到增加了秃头的老头子之后，空缺已经不多，而立刻又被一个赤膊的后鼻子胖大汉补满了。这胖子过于横阔，占了两人的地位，所以续到的便只能屈在第二层，（第页）从前面的两个脖子之间伸进脑袋去。”[8]161接下来，鲁迅细致而详细地描写了看客

看热闹的过程，还描写了他们为了看好戏而互相挤压的情景，在无聊之中凸显出国民的愚昧无知。在《示众》中，各式各样的庸众一览无遗地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面孔，各个阶层的嘴脸，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阶层，他们尽管拥有不同的身份，然而他们却因为拥有共同的兴趣而凑到一起：做看客、谈论被看者！看客并没有丝毫的兴趣去了解“被看者”为何处于“被看”的位置，看客们只要自己处于安全地带就足以使自己感到满足和愉悦。看客的眼睛充满饥饿，既愚钝又锋利，他们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但是却以看与自己一样受压迫的人们的好戏而满足、快乐，他们的眼睛可以吃掉人的肉体，同时也可以吃掉人们的灵魂！《祝福》就经典地为我们上演了这样一幕：祥林嫂备受压迫，始终处于被看的位置，看客不仅没有表示丝毫同情，相反地，柳妈等把她推向了地狱，使她彻底崩溃，走向死亡的深渊。

二．成其为看客的原因

什么样的人会成为看客呢？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形象呢？而又是什么导致了人们成为了看客呢？如果把我们放置在被看的位置上，我们又会怎样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在思考中我们可以得到启发，得出看客文化的现代意义。首先，成其为看客必须建立在有时间、有精力的前提条件下。封建文化的专制统治压抑了国民的情感，封建礼教的条条框框使他们思想封闭，精神麻木，从而进一步导致了民众心灵的空虚和空洞，于是只要生活中稍微出现了可以观看的事情，他们就会一拥而上，以此来为自己的生活增添点乐趣和刺激。但是看客的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他们通过对被看者的无聊的谈论和嘲讽，来满足自己的抑制了的情感的需要。这是一种麻木、冷漠的庸众心理，同时也是一种病态心理。假如这种病态心理只是反映了社会少数人的精神状态的，那么它就不足为奇，鲁迅先生也就不会把笔锋落在上面。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祝福》、《阿Ｑ正传》、《药》以及《示众》等作品中看客充斥着整个社会。看客数量之多，看客范围之广，这就使看客变成了一种像镜子之类的工具，它照出了社会丑态，照出了社会的病态！

其次，中国人从众心理一直都是根深蒂固的。从众不一定是不好的行为，但是盲目的从众就会造成不良后果。在鲁迅的笔下，社会盲目从众已经成为一种恶习，这种恶习仿佛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倘使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地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这其实也就是民众愚昧,不能自主思考的结果。所以鲁迅主张“在乌合之前想一想,在云散之前想一想。”遇到什么事情，看客并没有加以任何的思考，他们谈论同类时并没有兴趣去了解他们为何处于被看的位置，自己是否和被看的人有类似之处，如果自己处于被看的位置那会怎样。。。。这些问题的思考对于看客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滑稽的笑话，他们谈论被看的人不需要动脑，他们不需要做任何假设，仿佛思考被视为奢侈和荒诞的行为，看客只需要进行无聊的谈话和议论就会觉得很刺激，心里很满足。人多的地方就想凑过去看看热闹，不怕挤，只怕没有得看！人家看，仿佛你没有跟着去挤反而会变成落伍的人。人家说，我也要参一脚，仿佛不说，就会成为异类。为了跟上时代的“潮流”，看客的从众心里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看客将会吞噬掉被看者，自己也将被吞噬！

三．看客们带给我们的启示

看客代表着冷漠、麻木的庸民，他们心灵受到压抑，他们心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一种病态。在鲁迅一针见血的揭露中，他们暴露了丑陋的面目，鲁迅对他们是抱着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但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物欲纵流的现代社会中，这样的看客难道就没有吗？这样的看客难道就少而少之吗？我们已经从劣根性摆脱出来吗？不！看客文化仍没有消失！鲁迅曾经说过“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这句话对于现在的国民仍然适用。中国人似乎一直都处于“看”与“被看”的位置，封建的风气并没有完全从我们的心里清除掉。其实，对于现代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我们没有充裕的时间让自己去做一名合格的百无聊赖的看客，这是由我们的经济带来的益处。但是，单单经济发展还是不行的。那么我们怎样做才能让国民走出看客的圈子呢？我认为，在追求物质之余，我们更应该为自己充电，提高自己的修养，精神不空虚是最起码的要求。再次，保持一颗不被污染的纯净的心。这于我们新一代是尤其重要的。在心灵保存一个纯净的自我，不要因为生活的外在而失去自我，保持独立，保持一份珍贵的自我！

参考文献：

[1][2][3][4][5][6][7][8] 鲁迅著傅光明主编 《狂人日记》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感悟名家经典小说）

阅读书目：

彭定安《走向鲁迅世界》1992年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钱理群《与鲁迅相遇》2003年8月北京第一版北大演讲录之二

论迟子建笔下的罪犯形象 篇7

1. 愤怒的报复者

报复是受侵害的个体对侵犯者的一种反击。从程度上看, 报复或是出于本能反应而对施暴者进行防卫, 或是经过长时间的策划而进行更具伤害力的施暴。而在民间社会中, 它是人们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或伤害时对自我的保护或者反抗。在古代, 广大劳动人民常常处在被压迫的状态, 不堪忍受者则充当了复仇者的角色奋起反抗, 这在民间是被大家称赞的英雄, 是民间状态的一种惩恶方式, 甚至形成了“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朴素观念,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深藏在民间百姓意识中的正义观和道德观, 所以当他们自身或家人在肉体或精神上受到侵害时, 他们会出于本能采取一种还击的手段。实际上, 这种暴力行为恰恰显示了底层百姓的弱势地位, 当外界行为已超出自我承受底线时, 只能通过这种非理智的行为进行索偿。而在这种报复者中, 又以情杀居多。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 血缘基础是“仁”的诸多结构体系中的重要一脉, 家庭则主要依靠血缘维系。家庭本位观念在民间社会观念中占据着主体地位, “中国家庭的本位的主要表现是把家庭看的比个人更重要, 特别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 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唱妇随之类”[1]。一旦有外界因素起破坏作用, 他们便会用尽全力维护, 甚至不惜任何代价。而在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是各种关系的纽带和中心, 它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以血缘为基础, 而是以男女两性的爱情作支撑。夫妻关系的破裂不仅是家庭关系崩塌的关键性所在, 而且是一方对另一方情感的背叛。在迟子建的中篇小说《第三地晚餐》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为主人公陈青的婚姻危机;另一条则是其母的命运遭际。陈师母本是有名的美人, 然而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一条胳膊, 嫁给了脾气暴躁的陈大柱, 变得“整日低眉顺眼的”, 其夫陈大柱则背着妻子与邻居王卷毛偷情。女儿陈青也面临着婚姻危机, 误以为丈夫经常与情人赴“第三地”幽会。陈师母最终用一条胳膊杀死了“用两条胳膊搂抱我男人的女人和非要搂两条胳膊的我的男人”而成了罪犯, 陈青虽历经挫折, 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最终和丈夫和好如初。同样面临着情感与婚姻危机, 处在弱势地位的陈师母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在听之任之、无法奏效之后只能采用极端行为,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再如《蒲草灯》中的“我”同样是为报复妻子与舅舅的奸情而成了杀人犯。

自由自在是民间社会的显著特征。与官方的相对疏远和对立养成了民间百姓自由散漫、无视纪律的性格。他们喜欢依据自己的天性处理事情, 因此一旦遭受伤害, 他们不会运用理性思维去考虑后果, 而只注重眼前的利害得失, 享受报复的快感, 因此报复同时也是民间个体对自身理性审视缺失的一种体现。《一匹马两个人》中老头的儿子是一个对女孩子并无多大兴趣的晚熟的男孩子。一天老头家的鸡钻进了薛敏家的菜园, 将刚出苗的菠菜给吃光了, 薛敏不要对方赔钱, 却“非要她家的菜地一夜之间长出和原来一样的菠菜”。在薛敏的咄咄逼迫下, 老头的儿子采取了强奸手段进行报复。出狱后, 又为报复他人的闲言碎语, 他故伎重演。《鸭如花》中的逃犯下岗后成了无业游民, 因赌博输钱向父亲要钱起了争执, 骂自己的老父亲是“茅房里的蛆, 是垃圾坑里的老鼠”。父亲不但没有给他钱, 而且从心眼里瞧不起他。“还得亏这蛆和老鼠养活了你, 不然你就到街上喝西北风去吧!”为了报复父亲, 逃犯举起酒瓶朝父亲的脑袋砸去。

报复同时还是嫉妒心理的一种延伸性发展, 这种心理是处在相对弱势的个体对某一方面比自己优越的他者的一种不满, 甚至是仇恨。《鬼魅丹青》中的谢福是一个更官, “五十三了, 仍是光棍一条”。他相貌丑陋, “鼻子是拧的, 眼睛是斜的, 嘴巴是歪的, 耳朵一大一小”。因此, “尽管他谢福把拉林小镇的媒人求遍了, 他家的门槛, 还是没有穿花衣的她进来”。最终, 谢福因制造伪证而被判刑, 蔡雪岚因一只黑鸽子而丧命。谢福嫉妒刘文波:“妈的, 我一个老婆都没有, 他凭什么有两个。”伪造证据致使刘文波入狱, 事情败落后, 自己也没有逃离法网的追究。

复仇心理是人性的弱点, “是一种野生的裁判”[2]。某种程度上它在维护了正义的同时, 也造成了新一轮的伤害, 它不能对事物的发展带来积极性的影响。在这其中人性经受了善与恶的考量后更多显出恶的一面, 但民间的善具备更大的力量, 它天然地具有一种宽容的力量。《蒲草灯》中的“我”被骆驼的善良所打动,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逆行精灵》中的黑脸人在“那一瞬间他想起了妻子, 他杀了哥哥后自己也会偿命, 谁还会管那个女人?还有他的孩子该怎么办?嫂嫂失去哥哥后是否也会像妻子一样精神失常?”谋杀哥哥的念头渐渐消失了;《鸭如花》中的逃犯从看守所里逃出来时, 没有和其他罪犯一起逃避追捕, 却选择回父亲的坟头忏悔, 当徐五婆协助他完成这一心愿后, 他便主动到公安局接受了法律的最终制裁。

2. 物质利益的追趋者

人类有生存欲望和文明欲望, 前者为最根本。只有保证了生存才能够去追求更多精神层次的东西。在人类文明史中, 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 人们生存的物质环境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我国古代民间, 老百姓首先必须把自己的劳动果实上交官方, 因此在民间对于五谷丰登、丰衣足食的向往十分强烈, 生存需要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而在当代, 改革开放使得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但自九十年代以来, “打工潮”逐渐升温, 成为了城市中底层百姓的主要代表;而在地处边陲的塞北小镇, 靠土地生存的农民甚至无业游民则同样是民间普通老百姓的主体, 他们不但可能失去受到同等待遇的机会, 甚至会失去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的保障。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曾表达了农民对物质的渴求, 这种渴求在政治的压力下逐个夭折与破产。但政治的解压、思想的开放并没有完全让广大的底层百姓获得物质保障, 仍有大量农民及城市贫民挣扎在生存的底线上, 在文学中体现对物质需求的追逐是作家对底层人民现实处境的一种深切同情。“犯罪是为了获取某些好处。如果犯罪的观念与弊大于利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人就不会想犯罪了”。[3]当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无法保障时, 求生本能只能驱使他们选择非正常渠道获取物质资料, 迟子建笔下的很多罪犯形象在这种情形下选择犯罪是作家站在民间的结果, 他们并非有意触犯法律, 更无意伤害他人。事实上, 在迟子建的小说世界中没有官场文学中贪官污吏类型的罪犯, 而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乡民百姓。《布基兰小镇的腊八夜》中的刘志是一个下岗工人, 老婆和有钱人走了, 便来布基兰投奔哥哥, 可哥哥仍然一贫如洗。于是他“蹬三轮, 打鱼, 采山, 捡废品”, 住的是“恍如掉进了冰窖”的屋子, 室内摆设简单, 穿的是如今几乎没人穿的老式大头皮鞋。儿子品学兼优, 还能帮助自己捡些废品, 日子清苦却能勉强支撑。谁知一场大病把辛苦积攒下来的一点钱全部卷走。进入腊月后, “刘志想着不能让儿子过年吃不上顿饺子, 就动了偷窃的念头”, 但刘志所偷得的东西仅够吃几顿饺子的, 而不是如江洋大盗般将其洗劫一空, 并且当警察老刘调查至此时, 他并不矢口否认。当老刘带着米和油来接济刘志一家时, 刘志深受感动, 竟然自己砍下三根手指送到了派出所。可见, 刘志只是在极端贫苦, 又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才无奈选择了偷窃。再如《腊月宰猪》中的女骗子, 因为家里极端贫困, 为了得以顺利生产, 只能以欺骗的形式到齐大嘴家生活, 最终女骗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进行赎罪:“让我下世当牛做马还你让我平安生个儿子的人情吧。以后年年我都给你做鞋穿。”以致受害者齐大嘴不得不感叹:“这个骗子, 还有点良心是不是?”

3. 精神苦役者

与前两类罪犯不同, 精神苦役者没有因个体的直接行为导致客体的受伤而致罪。他们也都是普通的良民百姓, 只因无心之过而背负起了罪名, 在这一过程中, 他们倍受煎熬, 这种煎熬源自自我的忏悔甚至是自惩。《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讲述了诸多死亡的故事。蒋百是一名矿工, 在一次巨大的事故中他成了关键的“第十位”受难人。因为只要“蒋百不被认定为死亡的第十人, 这次事故就可以不上报, 就可以大事化小”, 蒋百嫂同意了政府的意见而令自己的丈夫最终无法获得一个正常的归宿, 这种同意是以一定的物质补偿为等价物的。但蒋百嫂并非物质的贪婪者, 她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她爱着自己的丈夫却不能正大光明地哭诉;蒋百嫂把丈夫的遗体存放在了冰柜中, 因此一旦停电, 蒋百嫂就如同失了魂般的沮丧和歇斯底里。她的生活注定已失去光明, 永远地活在了“夜晚”之中。《雾月牛栏》中继父同样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民, 却因一次失手而致使宝坠成了痴呆, 直至死亡也无法得到宝坠的原谅。《一坛猪油》中的崔大林凭非正常的手段得到的一枚宝石戒指遂心地娶到自己所喜欢的姑娘, 他并没有逃离自身内心的谴责, 以至于“他一看到这只戒指, 腿就发软, 做不成男人该做的事”。这一类形象的最大特点便是自我心灵的惩罚和悔恨。没有人去责备甚或惩罚蒋百嫂, 但她并不能逃过自我的藩篱, 她惧怕黑夜, 用与男人鬼混来摆脱内心无边的寂寞, 但这种自惩的根源在于他们的本性是善良的。

在侦探小说及官场小说中, 罪犯形象以显在方式大量存在。因情节要求, 在侦探小说中, 罪犯是情节链条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角色。而在官场文学中, 罪犯形象则主要集中在贪污官吏上。但在其他一些现实主义作家的力作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诸多的罪犯形象。这些形象则寄予着作家的某种创作意图, 如《悲惨世界》中冉阿让体现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情怀。迟子建笔下的罪犯犯罪原因各不相同, 有因缺少物质保障而去偷盗, 有因自身利益受到所害而去报复。但是这些罪犯都是民间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他们不是被欲望灼烧的贪官污吏, 也不是手段高明的连环杀手。迟子建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描述他们在现实压力下不得已的犯罪行为, 以及在自我心灵烛照下的煎熬和自我惩罚。这不单单是作家人道主义同情观照下的结果, 同时也是作家的民间立场使然。

参考文献

[1]张贷年, 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73.

[2]培根.论复仇.培根论说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