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信息理论成本论（共5篇）
非对称信息理论成本论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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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人所得税征管中的信息非对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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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中的信息非对称问题十分突出，如果得以解决不仅有助于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效率，而且对缓解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税负公平意义重大。本文提出了消除或缓解信息非对称的可能途径，并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和建议。
关键词： 个人所得税征管非对称信息激励与约束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经济中广泛存在着信息非对称的情形，比较典型的例子如：保险市场上保单持有人比保险公司更了解自己的财产和健康状况，旧车市场上车主对所交易的旧车比购车人知道更多的信息。如果借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表达，就是“买的不如卖的精”，即市场经济主体的一方总是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这就是所谓的信息非对称。在征税与纳税关系中，征税人与纳税人之间同样存在着十分典型的信息非对称：只有纳税人自己才清楚地知晓个人收入的真实情况，而负责征税的税务人员很难准确掌握这一信息。在理论上有内生信息非对称与外生信息非对称之分，本文不涉及税务部门内部上级与下属之间的内生信息非对称（如税务所长对征管人员工作的实际努力程度如何并不能完全掌握），而仅对涉及征税人与纳税人的外生信息非对称予以探讨。
个人所得税以个人收入为课税对象，但如何识别“收入”是一件颇费脑筋的事。理论上的标准是所谓黑格——西蒙斯（以下简称H——S）准则，即一定时期内的收入是个人消费能力的净增长，换句话说，收入是当期实际消费加上潜在消费（即当期的储蓄）。H——S观点认为，个人收入不仅包括以货币形式取得的，还包括以商品和劳务形式取得的。显而易见，H——S收入概念在实际征管中难以完全付诸实施，因为与货币化收入相比，非货币化收入存在更为严重的信息非对称，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H——S思想，这主要是由于H——S准则能够较好地实现税收公平和效率。
在我国个人所得税被称为“征税第一难”，目前对它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它不能较好地发挥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功能，出现所谓“管住了工薪阶层，却管不住新生贵族”的尴尬。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征管中的信息非对称是产生尴尬局面的关键性原因。税务部门不掌握纳税人收入的真实信息，而纳税人倾向于将个人收入的真实信息隐蔽化、私有化，以达到规避税收甚或逃税的目的。信息不易获取的根本原因是纳税人对个人收益最大化的追求。因为与税负易于转嫁的流转税不同，所得税是直接税，纳税将直接减少纳税人的个人收益，因此理性的纳税人为尽可能增加收益首先选择合理避税，其次在特定条件下亦不排除有选择逃税的可能。在这里个人收入信息公开的程度是征纳双方博弈的关键，信息非对称的实际程度直接影响纳税人的纳税选择和最终收益。如果信息非对称的实际程度强，纳税人更倾向于选择不纳税，相反则更倾向于选择纳税。同时对风险的预期也是纳税人选择纳税还是逃税时的重要因素（即成本收益权衡）。若预期收益大于风险（成本），偷逃税款的可能性就增加；如果预期逃税的风险（成本）小而收益大，例如被税务部门稽查和检查的概率小、遭受惩罚的程度轻微、边际税率较高等情况，则会诱使原来的风险厌恶者和风险中性者变为风险爱好者，由纳税转而选择逃税。如果征税一方不能有效传递类似稽查、惩罚的信息给纳税人，让纳税人切实感受到法律的威慑和逃税的巨大成本，甚至反而受到负向的激励，比如某大腕偷逃巨额税款还依然频频登台演出，那么纳税人就可能受到强烈的暗示而效仿逃税。
由此看来，征管中的信息非对称问题如果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不仅有助于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效率，而且对缩小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税负公平意义重大。
二、消除或缓解非对称信息的可能途径
激励与信息非对称问题密切相关。解决信息非对称实质上是一个提供适当激励的问题。税务部门要求获取充分信息，纳税人被要求转移私有信息所有权，实际这是信息交易的一个过程。税务部门是信息的需求者，它作为激励一方，考虑如何确保以较小的成本获取最充分的信息，减弱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而纳税人是信息的供给者，它作为被激励一方（或称激励对象），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条件下受到激励愿意提供私有信息。
由此需要设计一种激励契约，鼓励纳税人向税务部门提供信息，即纳税人获得激励愿意透露真实的收入信息。而这种制度安排或政策设计，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所谓激励相容约束，简言之就是说真话比说假话有好处。要确保纳税人说真话、申报收入时有收益或者说真话多时的收益优于说真话少时的收益。这里的收益既有有形收益也有无形收益，比如未来消费公共物品的间接收益、信誉收益以及作为纳税人的自豪感等。成本也包括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两部分，如纳税的直接收入损失、罚款和滞纳金、逃税付出的精神代价以及心理成本等。笔者认为，激励与约束的设计可着眼于以下几方面：
（一）税制公平
①显而易见，这有失横向公平。其次根据纵向公平原则，低收入者应不纳或者少纳税，高收入者应多纳税，量能负担，随着纳税人收入递增而逐渐累进，而实践中存在的所谓个人所得税“只管住工薪阶层却管不住新生贵族”反映的即是与税制设计初衷相反的情形。有悖税收公平原则的税制必然引起纳税人的心理不平衡，进而可能产生对纳税的抵触情绪，因此激励纳税人依法纳税必须确保有一个公平的税制。
（二）惩罚力度
②可见极富威慑力的惩罚对纳税服从的影响十分显著。
（三）检查概率
③以此为依据可以确定我们进行重点检查的对象。
（四）精神与心理因素
纳税人不仅是一个微观经济主体，而且还是一个社会人，受道德、法律以及社会舆论的约束。因此在利益之外，他还有精神需求，重视个人信誉和自我价值的实现。遵守法律规定照章纳税会给个人带来精神愉悦、确立个人信誉等无形的、间接的收益（信誉可能带来收益，如订单的增加或好的工作机会等），而违犯法律铤而走险要付出沉重的精神负担和心理成本，乃至失去融入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和机会。
在提供适当的激励与约束之外，还可能采取以下两种方法获得信息：1.发展市场机构。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阿克洛夫（GeorgeAkerlof）1970年在其《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一文中指出，经济主体有强烈的激励去消除信息问题对市场效率的不利影响，进而，他认为许多市场机构可被视作是为解决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所以市场机构可在其中消除信息屏障，发挥沟通信息的功能。若这些中介机构和力量得以发展壮大，则对征纳双方沟通信息必有裨益。2.设置信息通道。通过不同的途径，多渠道、多角度获取信息，虽然不能直接从纳税人那里获得信息，但信息传播的渠道和途径不是单一的，在现代社会计算机和通讯手段已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完全有可能从纳税人之外寻找突破口获取需要的信息，为此可增设信息通道确保信息通达。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克服征管困难的关键是尽可能减弱信息非对称分布的程度，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具体建议如下：
（一）与激励约束相关的改革和政策建议
1.公平税负，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⑴ 确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率。与国际水平相对照，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不算低，税
制改革过程中应尽可能把税率设置在较低的水平上。因为过高的税率强化纳税人的收益动机，容易造成税收收入流失，正如拉弗曲线所表明的，高税率不一定产生高收入；同时对于征税过重引起的效率损失，发展中国家尤需顾及。因此有必要借鉴米尔利斯的倒“U”理论，对中等收入者适用相对较高的税率，对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适用相对较低的税率，甚至由于信息非对称的存在，对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应当为零。
⑵ 改革分项征收办法。单纯的分项征收人为地形成了不同类别收入之间的不公平税收待遇。今后可考虑分项综合相结合的征收办法，可在年内分项预缴，终了汇算清缴。⑶ 确定合理的扣除标准。按照现行物价水平和一般生活标准，考虑不同纳税人的家庭构成、收入水平和赡养负担情况，规定合理的扣除标准。
2.加大惩罚和检查力度。
严厉惩处逃税者，增大逃税者的预期风险和机会成本，以儆效尤，形成强大的威慑。制定惩罚的实施细则，对逃税者的惩处制度化、规范化，减少人为因素和随意性。其中简便易行而卓有成效的惩罚手段是建立记录并予以公告。加大税务检查概率，尤其要重点检查那些纳税不良记录者。对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偷逃税案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立案审查。
3.完善代扣代缴制度。
代扣代缴便于实现从源头上对税款的计征，是个人所得税征收的有效方法。即便是在公民纳税意识较强的美国，雇主代扣代缴仍是个人所得税征收的主要形式。在我国要明确规定扣缴义务人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若扣缴义务人不履行义务，应给予严厉处罚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4.奖励诚信纳税。
对依法诚信纳税的公民，根据建立的信用记录，确立相应的奖励制度。借鉴税收法制较为健全的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将公民纳税与个人利益相联系，比如依法纳税的公民，在养老和医疗等方面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待遇。
（二）规范发展税务代理中介机构
税务代理以中介的立场，依照税法规定，客观公正地计算应税所得，确保纳税人诚实纳税，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害，同时还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帮助纳税人尽可能少纳税款。因此作为独立的社会服务机构，税务代理受到征纳双方的欢迎，能够发挥沟通信息和协调双方关系的作用。今后要规范税务中介机构的业务范围、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真正实现税务中介机构社会化，成为独立的专业化社会服务机构，更好地服务于双方的信息交流。
（三）与设置信息通道相关的具体措施
1.启动现代化征管手段。
多渠道获取信息，利用计算机网络对税源进行监控。在财政、工商、银行、保险、海关、企业和税务等部门之间设立计算机联网，便于信息共享和进行交叉稽核。
2.限制现金结算的范围，严格推行存款实名制。
限制现金结算，对应该采用转账支付结算而不采用的，制定惩罚措施。严格推行存款实名制，居民凭身份证（非居民凭护照）办理存款账户。税务编码和存款账户一一对应，通过银行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对纳税人的税源情况进行有效监控。
3.建立群众举报奖励制度。
鼓励群众提供信息，举报逃税事实，根据实际贡献给予奖励，并保证为举报者保密，形成协税护税的良好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哈维·罗森《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钱 晟 《我国税收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累退倾向及其对策》《税务研究》2001年第8期。
非对称信息理论成本论 篇2
关键词：监管；两融；杠杆性；不对称
一、融资融券业务的监管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只要存在市场经济，就一定存在政府对市场经济体系的干预和调控。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就是政府调控，监管金融活动。在意义上来说，它是指金融监管单位向金融机构施以全方位，有计划的干预，规则活动。从而帮助推动金融机构稳妥地发展经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安全。
金融监管指的是一国的中央银行或者其他金融监管单位（比如我们国家的保监会，证监会和银监会）依据国家金融类法律法规对全部金融单位的监管。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开展的比较晚，金融市场也比较青涩，相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我们的投资方式以及相应的监管措施也相对落后很多，我们国家于2010年3月开通两融交易系统，代表融资融券业务在我国正式启动。顾名思义，所谓两融业务，指的是融资交易和融券交易。融资交易即金融消费者用资金或证券为质押，借证券商的资金来进行证券投资，在于合意期间内偿还本息；融券交易指金融消费者以资金，证券为质押，借入证券商的证券卖出，在达成合意的期间内，买入同等数量证券并且证券商且支付费用的交易。
二、融资融券交易的杠杆性
对投资者而言，虽然两融业务带来了“以小撬大”的高杠杆高收益，但是其高投机性极易诱发操纵破坏市场交易秩序的行为，而且其高收益高风险的双刃性也放大了融资买空融券卖空亏损的风险。一个角度来讲两融交易自身的杠杆性带有高投机性。融资买空融券卖空的投机者，少数人被利益所驱使，采用“一人多户”对个券集中炒作操作，内幕交易等方式谋求暴利，因此法律监管必须到位，以防范融资融券中操纵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融资融券杠杆放大数倍高收益的背后是稍有不慎的巨额亏损风险。当金融消费者遇有良好契机看到个券被高估走高欲向经营者借券做空时，是通过高的价位抛售证券低的价位扫货进货的投机方式，获得高额回报。但此时，如果券商发现个券风险越过警戒线，会通过要求增补保证金或强行平仓保证的方式确保本公司业务运营的安全，一旦强行平仓，投资者的资产会被逆向放大，承担巨额的亏损。
对证券公司而言，两融业务交易规模的激增，两融的杠杆性也放大了业务信贷规模，增加了公司运营所承担的管理和客户信用风险。当两融业务的经营者规模受限于其所持有的资金，转而向银行增持借贷资金总额或通过转融通机制向证券公司借入资金时，资金的充足性和流动性将受到两融业务风险的影响，证券公司的资金流动性风险加大。尤其投资者无法按时偿还资金或归还所借证券，且各类担保机制用尽时，进而产生客户信用风险。更进一步来讲，证券公司向银行增持借贷资金规模或通过转融通机制证金公司借入资金证券后，将会影响央行等监管部门对社会实际资金证券信用量的调控。“证券公司作为金融中介机构，其信用状况对整个社会信用水平具有杠杆效应。”因此，融资融券交易的杠杆性对证券公司正常运营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其业务信贷规模的急速扩张，也放大了证券公司的管理和客户信用风险。
对证券市场而言，“融资融券交易是一种信用交易，它给一般投资者提供了杠杆投资的工具，‘以小撬大的杠杆投资，炒热了金融的本性——投机，让证券行业更加动荡”融资融券业务的杠杆融资和证券借贷方式，使大量的闲置资金涌入证券市场，流入股市，助涨助跌，加大了股市的投机风险和股市短期的波动。而且如果监管不到位，由两融业务引发的证券市场风险会影响到实体经济。“融资融券制度的卖空机制一方面可以完善交易机制，提高整个证券市场的效率，另一方面也会帮助风险的扩散，最终导致由虚拟经济引发的对实体经济的破坏。”因此融资融券业务，在作为一项重要的证券市场金融工具的同时，在实践业务运营中也存在加大对投资者、证券公司以及金融整体市场的风险的作用，必须加强和完善对其监管。
三、证券市场监管信息的不对称性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三位学者——史迪戈利兹，阿克尔洛夫以及斯彭斯提出了一个对日后市场经济体制产生巨大影响的理论—这就是信息不对称理论。其主干思想是：商场经济中的买卖双方对各种有关于商品的信息的了解程度是不同的，而且相差极大，卖方比买方拥有更多的信息，故而可以依靠此优势向买方传递获得利益。对于这种市场经济的先天病，政府就要站出来发挥自己的作用，该理论为诸多市场经济状况提供了解释，当代的经济学者非常尊崇不对称理论，经研究统计，该理论在现代各种经济模式下被广泛应用着。
从阿克尔洛夫最早展开信息不对称研究，到史迪戈利兹探讨不完全信息理论下的证券行业道德风险，研讨信息不对称导致证券市场失灵的对策成为理论研究热点之一，我国学者对此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如吉林大学的赵振全和宋玉臣在研究信息不对称的因素及政府对策时提出：“股票市场信息不对称是破坏市场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市场失灵是政府介入监管的直接理由。”
1.证券公司两融业务运营信息的不对称
即监管单位和运营两融业务的公司二者间的监管信息的不对称。守法，不仅仅意味着公民可以自由的行使其权利，同时也要求国家机关积极完善地履行法律所规定的种种义务。在证券市场上，券商作为遵守监管当局政策法规的守法主体之一，其法的遵守状态与立法法规、券商自身守法的主观态度以及监管部门的执法监管有着密切联系。面对两融业务规模的“井喷”，证券公司在政策法规的遵守上不可能是完全本分的“乖孩子”，在其两融业务运营过程中可能隐匿着不合规不守法的业务运营信息。而且即使政策法规有明文的规定或公司业务章程也有明确的操作规范，兩融业务操作中也可能存在诸多问题，如2015年11月26日，证监会对中信、海通和国信三家证券公司下达了《调查通知书》，三家证券公司均因涉嫌两融业务违规操作被立案调查。因此，监管当局在不断完善两融政策法规的同时，其执法监管也必须面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监管信息不对称的局面。
两融监管存在的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下面两个原因。一方面，券商两融业务运营状况的信息是监管部门采取各类监管措施的基础，但券商在其业务运营出现不合规的情况下，不会如实、及时的送报其业务运营的信息，甚至会遮掩不合规的信息。另一方面，监管当局通过现场检查的直接方式或者要求提交经营状况信息材料的间接方式进行监管，不论直接检查或间接调查的方式获得的监管信息都是不完全的。进一步而言，第一，监管当局通过现场检查或间接调查获取信息，其直接接触调查的信息不能百分百的保证其真实性，而间接调查的信息不能保证信息的及时性。第二，作为被监管对象的证券公司也尽力隐藏本公司业务运营过程中的不合规的业务信息，而且在向上级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披露信息等时也会隐匿违法的材料信息，这些虚报信息材料或信息披露不合规等现象会造成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所获得的信息的不真实和不对等。
2.证券市场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在融资买空融券卖空的过程中，信息不是对等的，部分投资者具有信息优势，部分则处于信息劣势。而少数处于优势信息的投资者为利益所驱，其投机操纵行为会引发证券市场信息扭曲失真，处于劣势信息的证券消费者则容易受到虚假信息蒙骗，导致逆向选择。在证券市场中，谁具有信息优势则具有获利优势，一种情况是通过内幕交易获得信息，另一种情况则是中少数人在掌握及时且真实信息时，不仅为了延迟推迟信息传播而隐藏真实信息，在某些情况下为谋求暴利，可能会为了投机操纵而扭曲释放虚假信息。“以自身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金融市场主体的有限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以及金融交易商品对信息供给的极大依赖性，形成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容易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造成市场失灵。”针对少数投机者在两融市场隐藏真实信息或释放虚假信息或者通过内幕交易获得非公开信息，从而导致产生扰乱金融秩序行为的现象，必须对融资融券业务运营的监控进行及时调整和严厉惩处投机操纵行为。加大对两融业务监管的力度，防止一些投资人以不合法的渠道取得信息，从而出现上述情况发生以防范少数具有信息优势个体的道德风险，以免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为牟暴利而“以邻为壑”。
四、两融业务监管的目标
一直以来，融资融券业务的监管与风险防范都得到中国证监会高度重视。十年之前我国就开始谨慎并有计划地开始两融业务的试发展，证监会2006年出台了《试点管理办法》，四年之后，中国证监会开始证券公司两融业务的试水工作，设立了第一个试点。2011年10月，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摸索，证监会对融资融券业务的监管掌握已取得一定经验，在此基础之上，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业务进入常态化，之后的一个五年周期内，该项业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我国并不完备的金融环境下实现了难得的健康发展。当前的融资融券业务的发展较为平稳，并且在政府的可控范围内，但是金融业务的特点就是变化巨大，资本的属性决定了该业务需要进一步降低风险，增强防范措施，2015年6月3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正式的《管理办法》，这一次十年前的《管理办法》由一个暂时性的文件正式成为了部门规章。新修订的《管理办法》，有两个明确的思路，其一是量体裁衣，即根据经营融资融券的证券公司的自身条件去匹配不同规模的业务，并且给这些公司更多的自由，提出了自主调节的要求，但同时也加强了监管，也就是说要在游戏规则里面发挥自身能动性。其二是与时俱进，打破那些过时了的，于当前业务发展来说已成为绊脚石的制度，为正当的融资融券市场扫清障碍，用市场这块试金石检验出合格，有前景的证券公司的实力。
不论是利用融资融券业务的杠杆特性还是利用市场监管信息的不对称性来监控，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促进金融市场稳妥发展，让每个公民的权利都能受到完备的保护。金融证券市场之所以风险巨大是由于具备了这三个特点：投资主体多种多样，市场反应迅速，资金走向不可预测。证券市场的风险令人猝不及防，令政府机构难以掌控，而且波及面巨大，影响难以预计。故而，成立统一协调，精干高效的专门监管单位，处理市场突发风险和常规问题十分有必要，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监管单位主要是证监会，虽然刚刚出台两融管理办法，但是要管理全国这巨大的证券市场，还是显得有些势单力薄，国家应该加大力度完善证监会的权限和统筹力量。
证券市场中活跃的主体是多种多样的，利益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筹备资金的人和投资人、经营各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证券公司和金融消费者之间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这其中有各式各样的矛盾，由此，聚合不同的力量，发挥各自专长共同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管，让金融证券市场实现规范化，形成良好的金融秩序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有必要，并且很紧迫。我国的市场经济尚且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相应的证券交易也不成熟，在发展证券交易市场的过程中要参照世界各金融强国的发展轨迹，美日欧等成熟的证券市场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综合各种权限和机制的证券监管机构对于金融证券行业的安全良好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作用。以美国、日本、英国和我国香港为例：美国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针对金融危机实施的政策之一就是建立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之前美国社会自由主义旗帜下已经快要失控的股票发行，交易，证券公司主营业务等进行综合性的监管，三十年代到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的金融业发展飞速，虽然与战后世界格局重新洗牌分不开，但是机构的设置同样功不可没。日本的经济在战后发展快速，八十年代超过了德国一跃成为世界GDP第二强国，股市也蒸蒸日上，但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出的股灾让日本受挫严重，泡沫破灭后的打击让日本体会到了不亚于战争的影响，就此开始加强证券监管，相继成立了监视委员会，并伺候开始准备革新金融监管体制，与此类似的还有英国，在周期性的遭受股灾侵扰之后，也开始加强监管力度。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国家金融市场在体量有了巨大增长，规范化程度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不过如前所述，由于起步晚，我们的监管体制仍然面临很多难题亟待解决。我国证券行业中不仅有各个国家证券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中国特色新问题，这和我们国家所经历的独特的市场化历程分不开，所以在面对证券行业出现的各种问题，不能只是仅仅教条的参考别国经验，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建立综合考量我国国情基础之上的证券市场监管机构，强化优化国家对金融证券行业的管理，约束和引导，使其在政府可控的范围内安全的发展。作为当前证券市场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业务，融资融券能否在中国平稳较快并且在政府的可调控风险范围内发展，是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试金石。在当今年代，证券市场的平稳与否不仅仅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兴衰的标准，更是关于国家民族命运的结构点。
参考文献：
[1]简军.融资融券.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3]郭鋒著.《全球化时代的金融监管与证券法治》，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4]冯果等著.《经济法—制度·学说·案例》，武汉大学出版2012年版，第5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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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对称信息理论成本论 篇3
不对称控制成本信息下的环境管理机制设计
运用不合作对策中的机制设计理论,对控制成本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环境管理机制设计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一个满足激励相容约束的.机制应该具有的性质,指出满足该约束的允许排污量在一定条件下也是社会最优的允许排污量.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最优机制的设计步骤,介绍了最优允许排污量函数和收费函数的确定方法.
作 者：祝飞 赵勇 岳超源 Zhu Fei Zhao Yong Yue Chaoyuan 作者单位：华中理工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刊 名：华中理工大学学报 ISTIC EI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年，卷(期)：200028(8)分类号：X01关键词：环境管理 不对称控制成本信息 机制设计
非对称信息理论成本论 篇4
试论售房养老模式推行中信息不对称和风险规避的探讨
作者：柴效武
论文关健词：售房养老 不确定性 信息不对称 风险规进
论文摘要：以房养老，是养老保津的街模式，是很值得给予深入探讨的。此种养老思路的推行，可以应对当前的老龄化危机，带来一种全街的养老模式并真正发挥其重大之功用。本文谨对其中内容之一的售房养老模式给予说明，尤其是对其间可能会出现的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等及其风险防范等予以较深刻的揭示。
一、售房养老模式介绍
售房养老是对传统养老模式的一种全新尝试，是我们试图增加一种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新途径。这一模式是指房屋持有者(特指年龄不低于一定程度的老年人)与特定机构订立合同，把自己手中握有的房产的所有权有偿转让给保险公司、银行或特别设立的特定机构(以下简称为特定机构)，而自己持续保有住房的使用权，一直居住到自己去世，然后再把这一使用权移交给特定机构，使产权得到全部转移。特定机构在订立合同到房屋原持有者去世的这一长时间区间里，分期等额向房屋原持有者支付合同约定的房屋出售款项，直至房屋持有者去世。然后，特定机构全权拥有该房产产权，自行处置，以牟取利润。
售房养老制度的推出，对所有当事人都是有益的。房屋持有者把房屋所有权出售给特定机构后，定期从特定机构得到一笔补偿，再用这笔款项用作养老，即可大幅提高生活质量，使养老水平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对房屋持有者来说，用自己身故后遗留住房仍然具有的巨大价值作提前变现套现，作生前的养老使用，是非常有益的。对特定机构来讲，我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未来十数年乃至数十年内，仍将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持续健康发展，前景十分诱人。售房养老制度的实行，将给特定机构进一步投资于房地产行业以新的契机，开辟了新的利润来源。只要特定机构运用自身丰富经验运作得当，必然会在这一房产养老制度中大幅获益。另外，房屋持有者以房养老，自养自老，也大大减轻了政府、企业、子女的养老负担，特别是减轻了子女的赡养负担。我国目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已占到全部家庭总数的多数，且这一比重还将会越来越大，如让子女完全承担对老人的赡养责任，到将来必将会出现的一种局面，就是两个独生子女将赡养四个老人，养育负担将是异常巨大。售房养老制度的实施将可大大缓解这一压力。从宏观角度来讲，售房养老制度的实施，将使老年人将手中拥有的相当数量的原准备用于养老的资金用来买房，然后再用房子来养老。这将起到优化配置资源、活跃房地产市场、抑制房地产价格泡沫等作用，是值得大力推行的。
售房养老制度理论上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但真正实施起来可能并非如上描述的那么简单，运行过程中将会碰到太多的现实问题，尤其是面临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和种种风险，从而使实施效率大打折扣。这正是本文撰写所需要特别给予考虑的。
二、信息不完全、不对称及逆向选择的风险
售房养老模式的运营中，特定机构对售房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既往病史、预期寿命及尚可存活年限等因素的调查和预期，对决定整个寿命期内每期应向售房者付教倾度的多少，是至为关键的。作为售房养老者对自己的这些状况最为清楚，但购房养老机构对此却并不了解。如要专门确认和查询老年人的病历情况，如走访老年人于各个年龄阶段的朋友，请权威医生对老年人的未来健康状况作全面检查等，似乎是必要的，但事实上特定机构要得到这些应该得到的全部信息，最少是要取得与售房者相对称的信息，对这些事项的测定、调查，又需要较高的费用成本，是花费代价巨大，时间精力多多。一般情况下，是很难花费如此之代价，将此事项完全搞清楚的。另外，像预期寿命及尚可存活年限等信息，特定机构固然是难以预料，就是售房养老者个人一也无法说对此就把握得非常清楚。
鉴于此种状况，可以认为，在住房产权完全易主的售房养老模式中，交易双方对有关信息的了解及把握程度上，存在着一种严重的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问题。特定机构对客户的相关信息掌握不完全的，交易双方占有的信息不对称，这就会使特定机构在未来长期的交易中处于一种劣势。非对称信息是指在交易行为中，某些当事人拥有另一些当事人所不拥有的信息。未来信息的不完全及不确定性，会对售房养老模式产生重大影响，而交易双方对掌握信息的不对称，也同样会对售房养老的推行，带来众多不利影响。
在售房养老模式中，由于模式运行的时间可长达十几年或数十年，住房购售双方在事项的长期性、极高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及严重的不对称的状况下，类似寿险业务开办中经常谈到的“逆向选择”现象及道德公害行为，就极可能发生，并引发相当高的风险，如果适当的激励约束机制没有建立，没有其他中介机构的参与。
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当事人拥有而另一些当事人不拥有的信息。前面简要讲述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对售房养老制度的影响，鉴于本模式只有房屋持有人和特定机构两个当事人参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对本模式的执行成本和效率的影响，将十分明显。在没有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下，一方当事人极可能利用自身拥有的信息优势，仅仅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引致相关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事项，从而危害了对方的应有利益。其实，信息不对称对售房养老制度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如果没有适当的激励约束机制，也没有其他中介机构的参与，仅有房屋持有者和特定机构两个当事人，信息不对称对售房养老制度的执行效率的影响将十分明显。在没有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下，当事人很可能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由此而引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来自特定机构不能观察到在订立合同后的房屋持有者的防范措施，从而房屋持有者的防范措施偏离订立合同时的约定，逆向选择来自特定机构事前不知道房屋持有者的风险程度，从而使保险水平不能达到对称信息情况下的最优水平。
应当说明的是，这里谈到的机构愿意接纳的客户，同健康医疗保险正好相反。对该特定机构而言，客户存活年限越短，机构需要花费的款项就越少。因此，客户是身体越差越好，疾病越多越好，存活年限越短越好。如该客户是身体健康，疾病全无，预期存活寿命会很高时，该机构为客户支付的养老用费，将会远远超出住房的实际价款，这笔交易则明显亏损。反之亦一样。但对该客户而言，情况则是正好相反。客户的要求同该购房机构的利益要求，在这里是完全对立的。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状况下，该购房养老机构参与此项业务即表现得很不合算，从而丧失对参与此项交易的积极性。
在这种情况下，特定机构在购买老人的住房时，一般会采取平均寿命预期、平均定价的方式来支付住房价款。但对于预期存活年限大于平均存活年限的老年人，由于支付的现金流的折现总额会大于住房余值，会纷纷争相加人交易;那些预期存活年限小于平均存活年限的老年人，则由于住房余值会大于折现后的现金流总值，加人此种模式的不合算而纷纷退出这一交易行为。在此种状况下，该特定机构必定是无利可图甚至亏本，从而也退出市场，即放弃开办这一业务。
对交易双方信息不完全、不对称风险的防范是必要的。除了尽可能地使特定机构占有较多的信息外，还需要在制度设计方面，对此作根本性的防范。应当指出，当售房养老以传统的“遗赠扶养”的形式出现时，是一种个体、个案的形式，其间蕴涵的风险及不确定因素很难预期。但当该模式以大规模的机构操作的形式出现，且成为一种带有普遗性的养老行为时。这种道涵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预期和测度，并在事前通过精心设计安排，得到各方都较为满意的结构。最少是将其中隐涵的系统性风险予以极大消除。至于说具体业务执行中可能出现的某些个别行为，即其中隐涵的非系统风险也就容易防范，最少是不会造成太大的风险。
对房屋持有者和特定机构，面对这一信息不对称而带来风险的具体举措的探讨，是有必要的。房屋持有者相对于特定机构的最大信息优势在于，他对自己房产的使用情况比较了解，同时，对自身的健康状况也非常了解。而特定机构在没有合理的信息获得渠道的情况下，在这些方面将处于信息劣势。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房屋持有者为了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很可能在订立合同前后采取隐瞒事实的态度，从而使特定机构遭受额外损失。如房屋持有者与特定机构订立售房养老合同，并在合同中约定，每年由原房屋持有者必须对房屋进行整修，以减缓房屋的损毁。但如果特定机构事后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房屋持有者很可能为了节约开支，而放弃对房产的维修。其实道理和房屋租赁一样，因为房屋所有权已不属于自己，维修投人不能得到事后回报，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一般会采取逃避措施。
特定机构相对于房屋持有者，拥有的信息优势较少，但也有一定的优势。如特定机构对房地产的发展方向比较了解，知道房产的增值潜力，而房屋持有者对此知之甚少。举个例子说明，郊区的一幢住宅，在现在看来价值并不大，但特定机构通过有关消息知道，不久的将来，那里将通轻轨线，城市建设将向那个方向延伸，该房产具有很大的升值潜力。房屋持有者很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个人与庞大的保险机构相比，其信息获取渠道必然闭塞得多。如果特定机构在订立合同时，不告诉房屋持有者这些信息，房屋持有者将遭受很大的财产损失，保险水平不可能达到最优化。
三、售房养老制度中的不确定性
房产是售房养老制度安排中的关健。房屋持有者只有拥有完全独立产权的住房，才有资格与特定机构签订售房养老合同，从特定机构得到养老寿险金。而特定机构正是看中了房产的保值增值的前景，才会开设这一房产寿险业务。因此，房产是售房养老制度推行成功的关健。但问题就在这里，一般寿险业务的运作工具是货币，是投保人在中青年时代持续长期地向保险公司交纳保费，保险公司则保津他们在晚年养老期间的持续长期的现金流人。房产寿险业务的运作工具则是住房，是投保人在退休后用自己的住房的产权交售于特定机构，以换取特定机构在其养老期间的长期持续的现金的给付。一般寿险业务只需要考虑资金、利率、费率及被保险人预期存活寿命等因素。而房产养老寿险则是将住房与保险连接一起，既要考虑资金、利率、费率、被保险人预期存活寿命等传统因素，又需要额外考虑住房的价值变动、住宅抵押物的存亡以及住宅最终的价值变现等内容，风险则明显加大。
具体而言，售房养老制度的不确定性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房地产市场发展及住房价格变动的不确定性。特定机构开设售房养老业务的初衷，是通过对房产的保值增值或开发新房产来谋取利润。但是，售房养老合同的期限一般很长，特定机构直到原房屋持有者去世之后，事实上才完全获得该房产的处置权。虽然，我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十几年的快速健康发展，但要在未来数十年内仍保持持续快速的发展而不出现任何波折，这是大家不敢乐观加以预期的。如果房地产市场一且进人低迷期，特定机构注定将陷人亏损状态。
目前，京、沪、杭、穗等地的房价，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价位，即使在许多专家和业内人士看来，都是明显偏高，甚至有人说这些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泡沫经济”.鉴于后期住房价格的变动趋向并不明朗，不确定性很大，如特定机构贸然开展这一售房养老业务并大最购进住房，这种不确定性造成的风险就无法得到合理分摊和转移。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动荡，势必陷人亏损境地。这与特定机构一贯的稳健经营原则是相背的。特定机构很可能为了防止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损失，而在售房养老业务上采取过于谨慎的方式，这将使售房养老的执行效率打折扣。
2.合同期限―售房养老者预期存活寿命的不确定。售房养老合同的期限和房屋持有者的寿命直接相关。虽然从全国范围内我国的平均年龄比较稳定，但是地区与地区之间差异比较大，东部居民的平均寿命要比中西部的.平均寿命长一些，特定机构要想制定相应的支付费率有一定难度。从房屋持有者的角度来看，其不确定性更大。就个人来讲，人是无法准确预测自己的寿命的，而房产是个人的主要财富，其财产价值很大。如果房屋持有者在与特定机构订立合同之后，不久便意外身亡，那将遭受重大财产损失。根据经济学理论，同样的受益和损失对一个理性人的效用是不同的，损失造成的效用损失将更大一些。而对于风险厌恶型的个人来讲，由于自己寿命的不确定性而引起的售房养老合同期限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自己的重大财富损失。个人可能因此放弃这种养老途径，而另觅房产养老的其他通道，如房屋出租、大屋换小屋、资产置换、资产租换、遗赠扶养等。
总之，售房养老制度由于合同期限长、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幻莫侧等等因素，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这种不确定性不通过制度设计创新等途径加以分散和确定化，将使售房养老制度的执行效率大打折扣，甚至使之不可行。
四、售房养老中的风险规避
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高风险的产生。但是售房养老制度安排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并非其固有缺陷，通过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和观念创新，即可以大大削弱由此而来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风险，达到风险规避的效果。这方面，政府和其他社会中介机构(如房产评估机构、银行等等)需要扮演重要角色。
1.促进和规范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大力促进二手房市场的培育。特定机构开展售房养老业务的利润最终要在房地产市场实现。如果房地产市场低迷，处于无序化状态，特定机构的利益无法保障，特定机构可能因为风险太大而退出这一业务。我国房地产业虽然改革开放以后进人了快速发展的通道，但也有发展过热的迹象，全国商品房积压面积目前已经达到1. 7亿平方米左右，某些地区房价居高不下，超过普通老百姓的购买能力。同时，我国的二手房市场仍处于无序的“地摊式”状态，规模不大。其实，我国居民购房需求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对中低档房和二手房的需求非常旺盛。政府应该通过产业政策等政策措施引导房地产业的发展方向，抑制过热供给，刺激需求，促进二手房市场的成长，从大方向上保障房地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特定机构如果能将收购来的房产顺利投放市场，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将大大增加特定机构开展售房养老业务的积极性。
2.培育和规范中介机构。房屋持有者和特定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以通过规范的中介机构来解决。房产评估机构是必不可少的一员，房产是大宗商品，是个人财富的主要部分，在订立售房养老合同之前，需要对房产的使用情况和房产的当前价值进行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个评价不能由特定机构进行，需要与当事人双方无直接利益关系的房产评估机构来进行，房产评估机构可以利用自身丰富的专业知识对房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当然，政府需要通过立法或条例建立对房产评估机构的约束机制，对房产评估机构的行为加以规范，防止他与当事人一方申谋，损害另一方利益。另外，需要建立信息服务中介机构，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如房地产信息、政府政策、老年人医疗保健、平均寿命等等信息，为当事人双方进行必要的信息服务。总之，通过培育和规范中介机构，营造一个规范的外部环境，对房屋持有者和特定机构形成约束机制，规范当事人的行为。
3.创新特定机构支付制度。前面曾讲过，房屋持有者对自己寿命具有不确定性，如果特定机构将约定支付款按约定年限等额支付，如合同约定支付款是30万元，约定支付年限是，每年支付1. 5万元，房屋持有者可能估计自己寿命不到20年，而在售房养老上采取谨慎态度。因此，这套支付制度是不科学的。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反抵押贷款或我国住房按揭贷款的经验，采取首付加后期递减支付的制度来进行支付。仍以前面的例子来说明，合同约定支付款是30万元，约定支付年限是20年，首付20%即6万元，然后按一定的比例逐年递减支付。这样，既避免了纯粹的房产买卖行为，达到养老的目的，又将寿命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潜在的财产损失风险降到很低的水平。
4.建立完普的担保监督机制，政府在政策面上予以扶持。售房养老制度是一个多方受益的制度，它既提高了养老水平，又缓解了社会的养老压力。还为特定机构、房地产公司、中介机构等开辟了新的利润来源。但是由于不确定性较大和信息不对称，售房养老制度需要政府的多方扶持。如政府对特定机构所购房产予以担保、监餐当事人购买财产保险、防止原房屋持有者在居住期间因为意外情况而使房产遭受损失等等。
信息不对称理论与农民工就业 篇5
[关键词] 信息不对称 农民工 就业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内涵及其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信息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它由美国的三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彭斯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由此三位经济学家获得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谓“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是指在市场交易中,当一方无法得知另一方的行为或无法获知另一方行动的完全信息,也或知晓对方信息成本高昂时,交易双方在信息掌握上的不平衡状态，即参与市场交易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信息不对称现象表现为两种结果: 一是信息占有优势方经常会做出“败德行为”; 二是信息占有劣势方要承担风险, 从而使自己面临交易中的“逆向选择”。由于“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的存在, 使信息不对称市场缺乏效率。三位经济学家的主要贡献是探讨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如何运转和失灵的。本文把这一理论的内涵得以延伸，应用领域得以扩展，信息不对称理论可以理解为在某一点上，用工单位和农民工一方拥有较多信息，另一方拥有较少信息从而导致利益单方倾斜。在这一理论基点上对农民工就业进行解析，农民工和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信息不对称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卖方拥有更多信息，另一种是买方拥有更多信息。其后果是:当买方拥有更多信息，其表现是农民工不知道哪些企业用工，以及用工要求如何；遇到用工企业时，对企业的真实情况、承诺的可信度、工资发放情况、工作环境如何以及劳动权益能否得到保障等信息不能全面掌握，从而导致农民工流向的盲目性和转移的群体性，农民工就业难。当卖方拥有更多信息时，企业不知道所需工人在哪里，即使有可选择的农民工，但在招聘农民工时,对农民工的身体健康状况、劳动能力、文化素质不能全面了解，企业招工难，出现“民工荒”现象。两种情况的最终结果是农民工资源不能得到有序的整合和合理的配置，农民工就业难。
二、农民工就业中的信息不对称原因分析
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信息不对称是绝对的、永恒的，而信息对称则是相对的、暂时的，信息不对称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就业中的信息不对称有政府、市场中介、农民工个人等方面的原因。具体如下：
1.政府信息宏观管理作用不到位
农民工就业难，很重要的原因是劳资双方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而就业信息的通畅需要政府做出努力。“农民外出务工首先是一个对国家城乡政策调整与劳动就业环境（机会）、对城镇劳动需求信息、对城乡劳动收入差异信息的认识与发现的过程。而这样一个信息过程主要不是依靠现代信息市场，而是乡土熟人关系网络。”农民工就业主要依靠传统的血缘、地缘人际关系,以“投亲靠友”为主要特征，通过“资深”农民工介绍,一轮带一轮地以滚雪球方式进城。这种就业渠道，提供就业信息量小，内容单调,可靠性差, 而且缺乏连续性、稳定性。这样的信息源表明，政府信息宏观管理作用发挥得不充分。由于政府行为不到位，加之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就业中介体系，使农民工择业缺少确定性。近两年，各地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政策措施, 积极拓宽农民工就业渠道,开展农民工就业服务活动。但政府对农民工就业的管理没有形成明确的领导机构, 缺乏统筹就业的政策规定, 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不能相互协调，导致就业信息不能及时、有效的传递,未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出现企业不知道农民工在哪里？农民工不知道哪里缺工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因此，各级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应共同努力，尽快建立体系完备、功能齐全的信息服务系统，为农民工提供及时、有效的供求信息,减少农民工外出的盲目性，扩大农民工就业。
2.市场中介信息服务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著名学者李培林在山东济南的调查研究表明，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的来源中前三项是同乡、亲戚、朋友，是社会学所说的“初级社会关系”，占了76.1%；后三项是所谓“次级社会关系”，占了14.1%。这组数据能充分说明市场中介信息服务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目前我国市场中介服务体系尚处于低层次、不合理状态。”市场劳务中介不规范，职业介绍信息不可靠，没有实现农民工和用工单位有效沟通，没有形成统一的人才市场，市场中介缺乏统筹协调的全方位服务等，这些因素是影响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原因，也是农民工就业难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一些非法中介机构和一些未经批准擅自扩大经营范围、非法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公司,利用农民工求职心切和缺乏辨别能力的弱点,以虚假信息、过期信息骗取农民工介绍费,致使农民工对市场中介机构存在抵触心理，缺乏对市场中介的信任。因此不断完善市场中介服务，加强劳务中介信息的效度和信度，加强劳务中介机构在农民工就业中的社会服务功能、信息沟通功能、协调和管理功能的作用十分重要。
3.农民工获取信息能力有待提高
在劳动力市场上, 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是弱势的。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低和农民工职业培训力度不够是导致其信息获取处在弱势的重要原因。“2004年, 在农民工流动就业人群中,文盲占2%, 小学文化程度占16%, 初中文化程度占65%, 高中文化程度占12%, 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5%,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例高达83%。”另外；“据2006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4农民工文化水平低, 造成了他们对就业信息的筛选能力非常弱，直接影响了农民工的信息素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直接限制了农民工对信息技术和网络知识的学习能力，例如不能有效利用网络寻求工作；第二，信息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产品，需要较高的分析、理解和利用能力，而较低的文化知识水平限制了农民工对各种就业信息的认识能力；第三：导致农民工的信息意识呈现出封闭性，信息反应迟钝，对网络信息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缺乏应用信息的积极性。因此，通过对信息的宣传，培养农民工的信息意识，提高识别真假信息的能力，使农民工能够占有较多就业信息资源，准确把握各种就业机遇，增加就业的机会非常重要。
三、扩大农民工就业，加强信息服务的对策
1.加强政府的信息服务作用
信息作为当今时代重要的社会资源和公共产品,对农民工就业非常重要。为社会提供充分有效的就业信息,是政府有效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方面。面对信息不对称给农民工就业带来的障碍, 政府应转变职能, 建立可靠、有效、优质的农民工就业信息服务系统。
(1)完善信息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做到家家通电话，村村能上网，为农民工能及时了解就业信息创造硬件条件，这是解决农民工就业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电信体制改革的深化, 电信企业对投资大、收益低的项目投资力度逐渐减小, 这使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发展缓慢。因此，政府应尽快出台对农村电信业发展的优惠政策，降低我国农村地区电信资费, 尤其是具有公益性质的农村信息服务站的电信资费更应给与政策支持, 以进一步促进我国农村信息化进程，为农民工就业提供必要条件。
(2)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充分发挥网络作用。经过多年的探索，我国农民工就业基础信息平台建设已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我国的农民工就业基础信息平台仍需进一步完善，尤其是网络信息平台的发展和完善。目前，农民工就业网站还很少，基本上都处在初步发展阶段，作用还没发挥到最大。这就要求政府积极推进覆盖乡镇、链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在全国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就业网络平台和人才服务网,以及时、准确反映农民工供需情况；建立农村劳动力资源调查制度和数据库管理制度,包括求职登记、招聘信息等，以使企业能及时、有效选择本企业所需农民工；要加强省区间劳务信息的交流协作,构建相对稳定、可靠的信息通道和共享的信息平台,以此有序引导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同时，政府还要对招工单位的用人情况、信誉程度进行监管，保护农民工利益，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各类服务组织参与的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发挥公共信息渠道的作用。
(3)拓宽信息来源和渠道。政府可以综合利用宣传单、报刊、广播、书籍、电视、互联网、咨询专场等方式,广开信息发布渠道。同时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在地理上是不通畅的。“这种状况, 不仅使资源配置不合理, 也使信息不完全, 价格信号不灵敏, 易造成市场大起大落。”针对这种情况要完善省、市、县(区)、乡(镇)、村5级劳务监测网络,最终形成纵伸到各社区、各乡镇、各自然村,横跨到各大中城市、各级主管部门、各个企业单位的全方位覆盖的劳务信息,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促进农民工就业。
(4)创新信息服务机制，加快信息员队伍建设。政府可以开通专门从事农民工就业的专线服务电话；举办农民工就业交流大会、企业招聘农民工大会等大型招聘活动；加快信息员队伍建设，提高信息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在信息化时代，信息员队伍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农民工就业的效果，因此加强信息员的队伍建设，提高整体素质，增强其服务本领和服务意识，建立严格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和工作纪律，使其真正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有效信息非常重要。
2.完善市场中介信息服务功能
就业信息的不对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一种专业机构来沟通各方的信息。政府是管理部门，主要从宏观上来把握，企业就用工而言主要从成本角度看问题，不会就农民工就业投入更多精力。因此劳资之间的信息沟通必须有另外的一种机构来实现——市场就业中介机构。信息经济学的理论认为，通过发展市场中介，搭起交易双方之间的桥梁，可以减少交易费用，提高就业效率。因此完善市场中介信息服务的功能，为农民工就业提供及时、有效、可靠的信息,是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为此，就业中介机构应承担以下功能：第一：信息沟通功能，这是市场中介的主要功能。一般来说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在很多情况下都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为了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如果当事人直接去获取信息，就存在着一个交易成本，当交易成本达到足够高的时候较高时，当事人就会放弃这种直接获取信息的途径，而去寻求其他途径，这就是中介组织存在的价值及其重要功能。第二：协调和管理功能，主要指就业中介机构在充分考虑双方要求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双方利益的代言人，从中进行沟通，从而实现双方关系的相互协调。
近年来，随着农民工数量的增加，以赢利为目的市场中介机构纷纷出现，这为农民工就业起到重要作用，但鱼龙混杂，某些中介机构还不规范，致使部分农民工上当受骗。因此，规范市场中介机构，积极发展规范运作的专业化市场中介服务机构,约束与限制那些违规操作的中介机构是非常必要的。
3.提高农民工信息获取能力
“把获取使用信息的能力赋予农民，特别是农村青少年，对于开启民智、弱化信息化的分配效应、缩小数字鸿沟、加快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意义十分深远，同时也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在当今信息化的社会，农民工的信息化是其顺利就业的重要方面，因此把获取信息的能力赋予农民工，对于扩大农民工就业意义十分深远。这就需要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强化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具体为，在技术层面上，使农民工能做到“计算机化”、“网络化”、“智能化”三化。在教育层面上，培养和提高农民工的信息素养，培养农民工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发送信息、信息免疫的能力。
政府的信息宏观管理的不到位，市场劳务中介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农民工获取信息能力不足是造成民工荒，阻碍农民工就业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完善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个人相互配合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起相对合理、公平、统一的人才市场，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劳动力就业信息服务体系，为农民工顺利就业做出各方面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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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5]张兴华:农民工市场失灵及其矫正.经济与管理，2006年第11期，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