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基础课程论文（精选5篇）
儒释道基础课程论文 篇1
儒释道小论文
儒释道是儒、佛、道三家的思想集萃。这是一个广阔的名词，广阔到集纳了我们千年古国思想文化的交融与发展的精粹。这个名词所蕴含的深意和创建它们的经典人物的生平事迹，也远远不能由我们学习的几节课时间来阐述。
似乎儒学是胜出者，毕竟我们对儒学的熟悉程度也远远超出了其余两派。而自孔子创立推广以来，儒学在中国几乎就没有失去过思想主流的地位，无论是牙牙学语的幼童还是在田地里耕作的老农，谁都能淡然的吐出几句孔子的名篇。课堂上，老师对孔子的生平做了详尽的讲评，他身世的传奇，他官场的失意，他一生的跌宕起伏„„而关于孔子最后退隐的选择，老师让我们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实背井离乡也好，退隐官场也罢，我想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对自己的选择也是做了足够的思考，作为后人的我们并没有太多资格去评头论足，伟人的每一步影响都是深远的，结果也是无法预料的，谁也没法为他提供最好的路线。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也侧面说明孔子的一生都只是为追奉真理，只要他的思想得以传播，对于离乡，对于官场，我想他多半也是淡然了。
又有人说，孔子由于时代背景与封建思想的约束，儒学的道理已经无法与当今时代趋步了，很多道理也只能听一听，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价值了。可是，一个人穷尽其一生思考出的道理，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守着这方水土延绵传承了千年，怎能说失去了时代的价值了呢？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些道理至今依旧在我们的课本上，熏陶着我们这一代一代。历经千年而不灭的就是真理，而真理本身就有着无法估量的而价值。
其实对于孔子，也许他一生未尽如愿，没有用自己的思想培养好自己国家的子民，甚至暮年还被迫离开故土，远赴他乡。但这些也促使他的思想得以传播的更远。无论如何，这样的一种思想文化被我们这个有着亿万人民的民族吸收融入了骨髓和灵魂，并继承传播了千年，我想，这就是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功了吧。
儒释道三教与中国文明 篇2
中国传统人生智慧融儒、道、释为一体，互补相融。儒家讲入世，强调刚健有为，以天下为己任；道家讲忘世，强调清静无为，精神超脱，以柔克刚，安时处顺；佛家讲出世，强调万物皆空，排除烦恼，自度度人。儒、道、释三家在人生智慧问题上虽然有所差异，但各有特色，又互相融合，凝炼出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取向，人与人关系的定位取舍，人与自我的精神境界的深邃追索。
21世纪人类面临着一项共同的挑战和冲突，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危机、人文危机和精神危机。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视角投向博大深邃的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认为发掘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瑰宝，寻求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冲突和危机是十分有益的。当前，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发展，也要从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中汲取营养，特别是知天、知人、知己之道。
中国人生智慧关注的第一个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古以来，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也称为天人之学，与义理之学、会通之学并称为三大学问。天人关系是研究知天的问题，也是探索人生意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一致，以及由此而达到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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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若从历史的跨度进行比较：人类的历史约有300万年，人类的文明史约有6000年，科学技术的历史约有2500年，近代科学的历史约400年，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还不到100年，然而有学者估计，今天社会在3年内所发生的变化相当于上世纪初30年内的变化、牛顿以前时代的300年内的变化、石器时代的3000年内的变化。
科技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也随之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次世界性能源危机，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反思。1972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强调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迫切性。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正式提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学者们从不同的认识角度提出了改进的对策。戴利（H·Daly）等经济学家提出了“稳态经济”理论，他们把传统的不考虑生态影响的经济模式称为“增长经济”，而把根据生态和社会相结合观念而形成的经济称为“稳态经济”，主张在必要时应该不惜放弃短期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以维持整个社会的长期生存和稳定，能够为全社会 1 提供一个无限期保持下去的较高的生活水平。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Boulding）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指出，地球就像一艘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要靠不断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如果不合理开发资源，肆意破坏环境，就会走向毁灭。英国经济学家史密斯（G·Simith）及一些自然科学家提出了“生态蓝图”理论，他们指出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带来的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无穷的灾难，必须控制人口、保护资源、压缩生产，提倡一种新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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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革命时代，人们曾经不相信火车的速度能超过马匹，但人类从此翻天覆地地改变着自然。
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向来主张亲近自然，并且重视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
关注天人关系是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显著特点。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我国大多数思想家、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天人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观，一是老子的“见素抱朴”、“回归自然”的“顺天说”，二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制天说”，三是《易传》提出的天人和谐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观点各有差异，但主张天人和谐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是可以统一的。
《易传》在天人关系上提出了一系列朴素而精辟的思想，主要包括：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要服从普遍规律；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和谐。在今天，这些思想，特别是“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和谐”的思想依然对我们为人处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易传》主张天人和谐。要达到天人和谐，首先要解决“穷神知化”的问题。《系辞上》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深，指万物变化之神妙；几，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苗头。极深研几，即“穷神知化”。这就是说，无论怎样的幽深不测，怎样的变化细微，都要穷研而知之。惟此，方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在当时就能提出“穷神知化”的观点，对于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身、揭示大自然的奥秘，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量。
人既遵循自然法则，又要自强不息，有所作为，以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为此，《易传》又提出“裁成辅相”说：“天地交泰。后（君）以财（同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之地之宜，以左右民。”就是说应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加以辅助、节制或调整，使其更加符合人类的要求。“裁成辅相”的观点，既要求深刻地认识自然，又要求能动地协调自然，朴素地表达了人与自然的辨证统一关系。
《易传》认为人生的理想应当是与天地相合，达到天人和谐的最高境界。主张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违”、“不过”，讲究天人和谐，比较正确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易传》认为，自然是宇宙普遍生命大化流行的境域。由于大自然养育了人类及万物，所以天有德、有善，有“无穷极之仁”。而“仁”集中表现在大自然永恒的创造力之中，“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之大德曰生”。一个“生”字，概括了宇宙的根本法则，天地以此心，普及万物，整个宇宙充满了生机、活力，成为生生不息、日新月异的大化流行过程，生命始终流畅不滞。
传统的天人和谐一方面强调天地、人相统一，另一方面强调人的特殊性，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一种积极的和谐关系上，不主张片面征服自然。它肯定天道之创造力充塞宇宙，而人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并能够将仁的精神推广及于天下，泽及草木禽兽有生之物，达到天地万物人我一体的境界，天、地、人合德并进，圆融无间。这些思想启示我们，人生要“顺天”，才能实现天人和谐的目标。
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向来主张亲近自然，关注自然，在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时，重视自然资源的作用。自然资源是自然奉献给人类的珍贵礼物，它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自然资源可以理解为自然界中具有一定的时间空间格局、对人类生存和生活直接间接地产生影响的所有自然因素的总和。自然资源包括一切具有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的自然因素，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满足人类多方面的需求，有着极其重要的功用价值。除了具有显而易见的经济价值外，其功能和用途的多样性还决定了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
（1）自然生态为人类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与生存需要的“维生价值”；（2）自然资源作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对象物，为人类提供“经济价值”；（3）自然资源为人类提供“经济”作用的同时，还提供“生态价值”。虽不能直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体现的是潜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如森林所提供的防护、救灾、净化、涵养水源等生态价值；（4）自然为人类满足精神及文化上的享受而提供“精神价值”，体现的是存在价值或文化价值，如自然景观、珍稀物种、自然遗产等所体现的精神性价值；（5）自然为满足人类探索未知而提供“科学研究价值”等。人类的活动不能只顾及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还有十分重视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
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作用，既要通过向自然资源投资来恢复和扩大自然资源存量，又要运用生态学模式重新设计工业，还要通过开展服务和流通经济，改变原来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中国人生智慧关注的第二个问题: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是讲人要知人，最终目标是实现人际和谐，解决人文危机。人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上的，而是和他人一起生存在世上的。既然如此，那么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一 3 种什么样的关系，一个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人，怎样才能与他人和谐相处，就成为文化与人生领域中非常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在对待人与人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主张“修己以安人”，通过自我完善，和谐处世，促进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最终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更大价值。
一、“仁”的精神
“仁”的精神是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的象征。“仁”不仅在各种道德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在世俗道德生活中也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在《论语》中讲“仁”有104次之多，可见“仁”的重要。
“仁”既是道德规范，又是区别善恶的标准。哪些事应当做，哪些事不应当做，都要用“仁”这把尺子加以衡量。孔子还分别提出了仁的一些具体条目，例如恭、宽、信、敏、惠，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即庄重、自尊。宽即宽厚，对他人宽厚，对自己严格。信即诚实，讲信用，不说假话。敏即勤快、认真。惠即帮助他人。这五条都做到了，就是真正实践了“爱人”的信条。在爱人的基础上，形成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宽广情怀和安老怀少的社会风尚，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社会生活中浓烈的人文情怀和生活情趣。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有60多亿人口，6000多种语言，2500多个民族，200多个国家，繁多的宗教信仰，人与人之间由于利益不同、观念不同、信仰不同，难免会发生冲突和矛盾，要实现和谐共处，必须提出取得广泛共识的“全球伦理”。1993年八九月间，为纪念“世界宗教会议”召集一百周年，来自世界上大小120多个宗教团体的六千余名代表在芝加哥召开了“世界宗教议会”大会。为建立起公认的全球伦理，代表们在大会上经过长期讨论和反复修改，通过并签署了《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定为“全球伦理”，并指出“这个原则是有数千年历史的宗教和伦理和传统所寻获并持守的”，“这个终极的、绝对的标准，适用于人生各个范畴，家庭和社会，种族、国家和宗教。”这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人生智慧已经被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接受，为全人类追求和平、美好的生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和而不同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是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普遍和谐。为实现和谐的追求，中国文化提供了两大法宝，一是“和”，一是“中”。
将相和的故事体现出中国人处理人际间矛盾的特点：对立和斗争不以一方面消灭另一方面为结局，而是相辅相成，协调配合。
清朝的张英是朝廷要员，他在安徽桐城的老宅建房，与邻家争地，家人要求张英出面干涉此事。但张英让家人谦让，结果两家间形成了一个宽六尺的巷子，传为美谈。
中国文化十分重视人与人和睦相处，待人诚恳、互相关心、与人为善，推己及人、求同存异，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为贵”一词出自《论语》，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主张借礼的作用来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表达了对人与人和谐关系的追求。
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和”与“同”是中国文化所关注的一对含义不同的范畴。早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过所谓“和同”之辨。“和”是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同”是简单的同一。《国语·郑语》记载，史伯在回答郑桓公“周其弊乎”的发问时认为，西周最大的弊端就是“去和而取同”。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史伯区别“和”与“同”。“以他平他谓之和”，就是说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作“和”，“和”能产生新事物，所以说“和实生物”；“以同裨同”，就是说把相同的事物叠加起来，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五声和，则可听；五色和，则成文；五味和，则可食。推及施政，则必须“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综合不同意见，防止偏于一端、专横独断，否则，则“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孔子曾提出“和而不同”的著名观点。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认为君子能汲取别人的有益思想，纠正其错误思想，力求公允正确，绝不盲从，这叫“和而不同”；而小人只会随声附和，从不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叫“同而不和”。
“和”是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重要特征，其内涵十分丰富，充满了大智大慧的深刻哲理。“和而不同”的“和”，一是主张多样，二是主张平衡，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事物，持以宽容的态度，“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提倡宽厚之德，发扬包容万物，兼收并蓄，淳厚中和的“厚德载物”的博大精神。就处世待人的方法论而言，和谐精神主张：一是要有独立见解，坚持己见；二是尊重别人，求同存异；三是要通过协商方式，增进共识，取得双赢。
“和”不是“同”，“和”是有矛盾、有斗争的。宋代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讲：“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意思是说只要有一种事物、一种现象，必定有与之相对的事物和现象，两者免不了有矛盾、有斗争，最后解决的方法一定要求“和”。张载看到了宇宙世界、人间社会都是有矛盾的，但在矛盾的解决上他主张“仇必和而解”，而不是“仇必仇到底”。对立和斗争不应以一方面消灭另一方面作为最终的结局，而是应相辅相成，协调配合，趋向于“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充分体现在这句“仇必和而解”之中，以和谐的方法来消除矛盾、解决矛盾，使事物向一个更新的方面来发展，最后解决的方法一定是求和，不是让矛盾冲突扩大。只有“和”才有生机和活力。这种对待矛盾的朴素的辨证思想，对于我们实现和谐人生的理想是大有裨益的。
三、中和之境
中庸之道是儒家人生智慧的核心理论，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的一种思维观念和行为准则。《礼记·中庸篇》讲：“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指的是世事洞察，万物通观，“道中庸”说的是行事圆融，不走极端。所谓“中”，是说凡事应有一个适当的“度”，超过这个“度”，就是“过”；没有达到一定的“度”，就是“不及”。处理事情，要合乎这个“度”，就是“执中”。“执中”就是讲究适时、适当、适度。所谓“庸”，就是传统，就是规律，就是不变的法则，也就是“中”的最高表现，是实现“中”的规律法则和途径。
孔子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又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孔子的这两段话，不但说明“中”的思想源远流长，而且强调指出它的重要性。尧传舜，舜传禹，只交代
一句话，就是“允执其中”，并认为如此便可“天禄永终”，可见“中”的重要。又说舜是大智的人，为什么说舜有大智呢，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舜能够“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进一步说明“中”的重要以及“中”的难能可贵。
关于“中”的含义，孔子自己解释为“过犹不及”、“执两用中”、“中立不倚”。子贡问孔子：子张与子夏哪个好一些？孔子说：子张有些“过”，子夏却显得“不及”。子贡说：那么，子张好些吧？孔子说：“过犹不及”。可见，在孔子看来，“中”就是既无“过”，也无“不及”。同时，孔子认为，作为标准的“中”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他说：“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时中”，孔子言“中”，并在实际生活中，灵活地运用了“中”。如在行为上，他主张中行，“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认为中行是高于狂狷的修养境界。在人际关系上，他主张“无适”、“无莫”，“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群而不党”。在待人接物上，他主张“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些都是孔子灵活运用“中”的具体表现。
有人认为“中”是一种调和论，是一种折衷主义，其实不然。首先，“中”的思想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中”反对“过”与“不及”。其次，三代相传，只交代一句“允执其中”，便可“天禄永终”。并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如此重要的德行，绝不可能是指不左不右、不好不坏的圆滑处世的折衷主义。再次，孔子历来痛恨搞折衷主义的人，对于“同于流俗，合乎污世”的人，孔子一概斥之为“乡愿”，认为他们是乱雅之郑、夺朱之紫的“德之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这就是说，一旦确立了“中”的准则，永不偏离，甚至“至死不变”。可见这“中”绝不是折衷主义的产物。
与“中”有关的还有“权”、“和”等概念。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与中是相互配合使用的概念，其本义是秤锤，可随物体的轻重在秤杆赏左右移动后达到平衡，可引申为变通。《孟子·尽心上》说：“执中无权，欲执一也”，保持中庸而不知权变，就是执于一端。儒家提出“权”的概念作为“中”的补充，为了使人能通权达变，以利于“执中”。“和”是说“中”要达到的效果，东汉大儒郑玄对“中庸”解释道：“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和”一词的含义是指按“中”的标准去做就会达到一种“和”（和谐）的状态。
中国文化所蕴涵的讲“执中”、求“致和”的人生智慧是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创造和谐的人文环境的基本原则。它作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深刻哲理，为我们保持和谐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精神资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遵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其中，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等方面的目标汇总起来，就是和谐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所在，即人与人的和谐。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就是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的社会，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为此，必须把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处理人与人 6 之间关系的标尺，把诚信友爱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把充分激发每个人的活力作为奋斗目标，让全社会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人和谐相处要讲究中庸之道。拔苗助长的故事说明了“过犹不及”这个道理。
中国人生智慧关注的第三个问题:人与自我的关系
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强调做人要自知。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就是说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才是最聪明的。人要了解自己很难，老子选择一个“明”字，有其深意。什么是“明”？“明”是对着黑来讲的，对着盲来讲的，“明”就是眼力好，盲是丧失了视力。看别人看得见，看自己看不见，这就是自我的盲区。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要求我们要让自己走出盲区，进入自我明察中去。
一、认识自我认识自我的困难就在于“我”之复杂，每个人身上都有四个“我”：一是公开的我，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的部分。二是隐私的我，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部分。三是背后的我，自己不知道，别人知道的部分。四是潜在的我，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的部分。前两种可以说是浅层的，易于认识的，绝大部分人的盲点则在于后两种。自我感觉良好，时常沉溺于自恋幻觉中的人，是因为不知道背后的我，总将当面的恭维和逢迎的捧场视为全部的评价。自卑自贱自惭形秽者则失落于不知有潜在的我。
认识自己的一个关键是要正确分辨烦恼，不要让无谓的烦恼所遮蔽，影响了自我的判断。有心理学家对烦恼进行了数字化分析，认为人们的烦恼中，有40％属于杞人忧天；30％是为了怎么烦恼也没有用的既定事实；另12％是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幻想；还有10％是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中有92％的烦恼都是自寻的。
清除自我认识中的盲点，是一种积极的自我开拓。当然，即使到了生命结束的时刻，我们都无法穷尽自我，但是时时警惕自我、激励自我仍是十分必要的，惟有如此，才能使我们不枉为人，不虚此生。人类不断成长，是因为能不断认识自我，磨练自我，提升自我，善待自我，而认识自我则是人生“自觉”的起点，人生永恒的主题。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是他哲学思想中珍贵的一个部分。
张良拜师的故事说明，磨练自我也是学习的一个过程。
二、磨练自我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起始和前提，是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也是人类在认识自我之后首先要建立的立命之说。
孔子十分重视“刚”的品德，他说：“刚毅木讷近仁”，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种临大节而不夺的品质即是刚毅的生动表现。在他看来，刚毅和有为是不可分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为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儒家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治学之道，主张刻苦学习，不甘人后，“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些，都是刚健自强、积极有为思想的表现。
《易传》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作出了概括的经典性的表述。《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体运行，健动不止，生生不已，人的活动乃是效法天，故应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这里阐明了效法天行之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
在物欲张扬、精神式微的今天，强调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更有现实意义，人应当立志高远，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奋发图强，敢于面对现实，善于化解矛盾，勇于迎接挑战，在挫折面前不气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不妄自菲薄，不怨天尤人。
三、提升自我“孔颜乐处”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孔子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困厄万端；颜渊一箪食，一瓢饮，穷居陋巷。这本身并无乐处可言，但孔颜化解了身处逆境或物质匮乏所引起的外感之忧，使自得其乐，体悟到一种理性的愉悦。这种快乐，乐于扬弃了外在之物、外弛之心，自我意识到自身与天道合其德，同其体，也就是体认到个体自身的内在完美，即自己所具有的真善美高度统一的自由人格。这就是一种精神境界。
人生境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问题，其他问题都围绕它而来。境界说是中国人生智慧的一大特色，这里所说的境界，是一种在精神层面上对生命、生活、生存方式的升华，是中国哲学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之极至的一种精神状态、精神天地。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是他哲学思想中最为珍贵的一个部分。“……人所可能有的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论人生中的境界》），这四种境界是人与周围各方面可能有的四种关系或四种境界。
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顺习”的，也就是顺从自然来发挥自己的才能或遵守自己已有的习惯；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做事情都有他们所确切了解的目的；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其行为所及的对象，是利他的，是有益于社会公益。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事天”的。他不仅认识到社会的全，还进而认识到自然之全，因而，做人不但应对社会有贡献，也应对自然有贡献。
“天地境界”就是人和天地的关系，亦即哲学境界，一种自觉有超社会、为天地立心的意义，这是一种最高、最完善的境界。近代以来，在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上，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人类被看作是判断万物的尺度，是一切事物的评判者。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天地境界”尤为重要。人类有责任维护环境生态的完整性，人类的首要目标必须是在分享地球有限资源的同时关心其他生物和生命“天地境界”是说人要有自觉，在地球上只有人类才具有理解世界、超越自我的能力，有没有看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人类境界的试金石，如果人类既看到了自己的利益，又看到了自然的利益，那就超越了狭隘的人生境界，进入了“天地境界”。
四、善待自我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正面和反面，人生也是如此，有得有失，有顺有逆，有胜有败，有进有退，有荣有辱。顺境易处，逆境难为，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顺境和逆境，自古常言不我欺，不论顺境逆境、圆缺福祸，都要理解别人，善待自己，自解得失，善处顺逆，随缘自适，用舍由时，善对名利，安心为本，才是处理好人与自我关系的关键。
我认为要做好下面三个方面：
进退有节，仰俯皆宽
苏轼在一首词中写到“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这转引自孔子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里面含有“进退有节，仰俯皆宽”的意思。苏轼一生坎坷，但在对待人生顺逆上，他却是中国文人当中一个典型例子。上面这句词体现了苏轼的人生态度，他圆满地融合了儒家、道家和禅宗，入则奉儒，忧国忧民，出则道禅，一身洒脱，形成了“不为外物之得失荣辱所累的超旷精神”。
孟子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说的是儒家人格理想不仅是个体善的修炼，更重要的是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是济世救民。儒者对国事民瘼有真诚的关怀，努力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建功立业，即使遭到贬谪也以深沉的忧患系念天下百姓的疾苦和国家的兴亡。同时，儒家也讲究超越精神，穷居陋巷，自得其乐，安贫乐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正是表现出了这种情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是把慎独和放达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积极达观的人生态度，几千年来其影响始终不衰。
淡泊名利，“放下为上”
面对名利，入世的儒家、忘世的道家、出世的佛家都提出了各自的解脱之道。这其中禅宗“放下”的智慧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禅宗有则故事：当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位婆罗门贵族来 9 看望他。婆罗门双手各捧一个花瓶，准备献给佛陀作礼物。佛陀对婆罗门说：“放下。”婆罗门就放下左手的花瓶。佛陀又说：“放下。”于是婆罗门又放下右手的花瓶。然而，佛陀仍旧对他说：“放下。”婆罗门茫然不解：“尊敬的佛陀，我已经两手空空，你还要我放下什么？”佛陀说：“你虽然放下了花瓶，但是你内心并没有彻底的放下执着。只有当你放下对自我感观思虑的执着、放下对外在享受的执着，你才能够从生死的轮回之中解脱出来。”
当然，“食色，性也”，儒、道、佛三家开出的药方，虽有“悬壶”之功，却乏“济世”之力，人们不可能完全摆脱名利，该忙碌的依然要忙碌，该追求依然要追求。不过，在物欲张扬、精神式微的当下，劝人把名利看得淡一点，“空”一点，淡泊处世，清心守静，在清静中寻找舒适，在闲适中享受乐趣，使人经常调剂到一种怡乐自在的最佳状态，从这个角度看三家之说，不无裨益。
安心为本，豁达为上
修身之本在安心，是中国人生智慧的一大特色。禅宗二祖慧可，少为儒生、博览群书，通达老庄易学。出家以后，精研三藏内典。年约四十岁时，遇天竺沙门菩提达摩，即断臂求师。《祖堂集》中记载，慧可问达摩祖师：请佛心印的法门，可以说给我听吗？达摩说：诸佛心法，并不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他听了又问道：我心不得安宁，请大师为我说安心法门。达摩便说：你把心找出来，我便为你安心。慧可听了这话，当时便愣住了，良久，方说：找了半天心，连个影子也找不到。达摩开导他说：如能找到了，那就不是你的心了！我已经帮你安好心啦，你看到了吗？慧可恍然大悟。慧可向达摩求法，其实就是为了“安心”，见师傅把自己截了回来，便把问题的实质托了出来。佛教禅宗一派传入中国，与老庄合理核心相结合，发挥了“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特点，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禅，表现出很高的人生智慧。禅宗主张凡事持平常心，不过分追求、过分祈盼、过分喜怒哀乐，顺其自然，但求心安。如此一来，繁杂的人生问题，就变得比较简单明了。在任何环境中，人生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心态。良好的心态有利于正确对待客观事物，对健康也是有益的；不良的心态对健康有害，甚至导致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完全没有心理疾病的人口比例只有9.5％。据保守估计，目前我国每年大约有25万人自杀，约100万人自杀未遂，约2600万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预防抑郁症的主要办法就是要缓解压力，及时调整心理上的不平衡，消除和“转化”不良心理，具体就是要能够知足常乐、达观超脱、宣泄疏导、排遣自娱。有专家指出，19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是肺病，20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是癌症，21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是精神疾病，这种说法值得深思。
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所追求的目标、理想可以用宋代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来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这四句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仁者气象”和“天地情怀”。今天我们继承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的精髓，实现和谐人生，构建和谐社会，正是要实现这一伟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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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是一个丰富的思想宝库，无论就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而言，还是就社会的和谐发展而言，抑或就个体人格的健康发展而言，人类在21世纪应更加需要借助、光大优秀的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
我们理当拿出自信来，从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人文精神、生存体验与生活睿智中寻找瑰宝，寻找生命力，为当下的生存、现实的关怀、生命的定位、处世的方法、价值的实现、精神的寄托、理想的达成，发挥其价值。
儒释道三大哲学思想的对比 篇3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大基石，按照过去人们通常的理解是道家以哲学为主，儒家以思想为主，而释家则以宗教为主。还有一种理解是儒家是社会的主流思想，道家与释家都称为宗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分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对哲学的基本概念还比较模糊，对哲学的基本问题还认识不到位。
那么什么是哲学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广义而又很难表述的问题，但又是每个研究哲学的人都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尤其是我们正面对着曹雪芹的这部绝世经典，如果对哲学定义都含糊不清的话，那就很难从根本上去解读《红楼梦》的整个哲学体系。
可以这么说，自从人类有了思维、有了意识之后，哲学也就随之产生了，但那不过是一种自发的、零星的、朦胧的哲学思维而已，而哲学成为一种体系，并通过一定的载体问世，最早的要算是老子的《道德经》，虽然在易经里也包含了很多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哲学理念，孔子的《论语》也是这样，但都不象《道德经》那样成为专门的哲学理论体系。不过在当时还没有人提出“哲学”这个词汇和概念，只是被世人当作一种高深莫测的思想来加以膜拜。
“哲学”这一词汇最早是出现在古希腊文里，当时的意思是“爱智慧”。根据这一概念，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哲学应该就是一门研究智慧的学问。
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伯拉图，他对哲学的经典注解就是：“我认为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只有神才配拥有它，我们人类只能是爱智慧。”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也有一句比较著名的话：“哲学几乎就是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认为：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当代人学家张荣寰在2003年5月给哲学的定义为：哲学是人理性的工具，哲学从起源就肩负着解决有关世界的本质与真理的问题、有关我们如何知道或认识真理的问题、有关生命意义与道德实践的问题、有关各门类知识总结的问题的使命。
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尽管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都对什么是哲学，阐明了自己的理解和描述，但总是让人感觉非常模糊，还是不能很清晰很具体地知道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曹雪芹的《红楼梦》虽然是一部小说，却给人一种全新的认识和启发，尤其是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这富含哲理的十六个字，让我们品悟到了哲学的基本概念。
我认为所谓的哲学，是指探寻和研究人类起源、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客观规律的学问。
根据这一哲学概念的表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哲学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探寻人类的起源，二是研究人类的现在，三是规划人类的未来。这三大课题既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同时又能够涵盖古今所有的哲学领域，哲学所涉及到的任何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能从这三大课题中找到相应的归属。
结合哲学的基本概念和主要课题，我认为尽管儒释道思想在哲学上的成就和对人类的贡献各不相同，但都是将哲学的三大课题作为探寻和研究对象的，都总结出了诸多客观规律，并提供给世人一个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认识自我、改造自我的方法论。
在此，我们不妨就针对哲学的三大课题，将儒释道思想体系放在一起，作一番对比分析，这样我们的思路也许会更清晰一些。
一、对人类生命起源的探知
哲学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人类的起源，因为这是与人的世界观紧密相连的。通过对人类生命起源的探寻和研究，从中梳理出有价值的客观规律来，为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服务。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认为自然是一切规律的法门，道法自然，是指道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天法道，那就是说天必须遵循道的规律同时也要遵循自然规律。地法天，则是说地要遵循的是天、道和自然三方面的规律。以此类推，人法地，就是说自然、道、天、地这四者，所有的客观规律，作为我们人类都必须将其挖掘出来，然后才能遵循规律，按规律办事。这些规律就是哲学家们首先要探寻和研究的课题。对于人类生命的起源，道家思想认为人类的生命与万物同源。尽管人在掌握了自然规律之后，对万物又会产生能动性的改造和创造作用，但究其本源都归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的《道德经》）庄子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念：“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庄子《知北游》）
儒家思想对生命起源的认识，并没有道家那么明确和刻意地去探寻，而是模糊地归结为“天”和“命”，所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是儒家思想所秉承的基本观念。“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诗经·大雅》）“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儒家的这种“天命”论，曾被后世之人误解为宿命论。事实上儒家的“天命论”与道家的“道生论”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人类的生命都不是由我们自己的意志所决定的，而是由大自然和客观规律决定的。
释家思想认为生命来源于无始无终的轮回，一切众生都有各自的“前生”和“来世”。正是由于这种观念，释家思想才一直被唯物主义者排斥在外，将其划归唯心主义的阵营，其实这也是一大误解。道家认为气聚则生、气散则死，也就是说大自然中的气在客观规律的作用下聚合成形为生命，当生命终结之后又散化为气回归到大自然中。那么释家的轮回思想则是在这基础上的一种延伸，即回归到大自然中的气，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在客观规律的作用下，又会重新聚合为生命，新生命之中虽然不是原来之气的全部，但其中一定会含有许多重要的遗传信息，这才是所谓的“前生”和“来世”的概念。
二、对人类生命存在的研究
哲学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也就是如何活在当下，这个问题与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是紧密相连的。这个问题无论是儒、释、道都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尽管是异曲，但最终还是同工，其结果无非就是包括两种：出世和入世。出世则独善其身，入世则兼济天下。
然而在芸芸众生之中，真正能做到勇退出世或积极入世的，毕竟还是少数，绝大多数人都是痛苦并快乐地生活在滚滚红尘之中。所以，如何更好地活在当下，便成了哲学中不可避免的一大主题。
各家对于人类生命的存在方式研究，都是基于其对生命起源的认识。也就是说对生命起源的认识不同，其对待生命的存在方式也就不同。
道家思想在人类生命存在方式的问题上，着重于一个“真”字，追求一个“真我”的境界，即返朴归真。道家认为，既然我们人类与万物同源于道，聚则有我（为生），散则无我（为死），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因为拥有了生命而欣喜若狂，因为失去了生命而痛苦，“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庄子·齐物论》）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重视和珍惜已经存在着的“真我”，顺天应道、远离祸患、返朴归真，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真我”的境界，才能摆脱名和利等的一切束缚而实现“逍遥游”，才能达到“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最高境界。
在人类生命存在方式问题上，儒家思想则注重于一个“乐”字，提倡“乐在其中”，也就是要快乐地活在当下。儒家认为，既然我们生命是不以人类意志而改变的天命所赋予，那么我们就应该为拥有了生命而感到快乐，就应该快快乐乐地活着。正因为儒家有这样的达观快乐情怀，所以他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感到快乐：“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亦。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卫灵公》）这些都是儒家思想“安贫乐道”的真实写照。
释家思想在人类生命存在方式的问题上，看到的是一个“苦”字，人生活在世间实际上就是在苦海中轮回。释家思想认为虽然世上有无量的苦，但这些苦并不是造物主给予的，也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生来灭，都是因缘而起，这个因缘就是我上面所说的七情六欲的圆周运动，说到底这一切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所以，要想脱离苦海，唯一的办法就是摒弃七情六欲，人活着就要努力做到六根清静，远离七情六欲的纷扰。
三、对人类生命终结的规划 哲学所面临的第三大问题就是如何规划人类的未来。相对于前面两个方面，这个问题更富有挑战性，必须在充分研究了人类的起源和现在的基础上，才能根据客观规律来规划我们人类的未来。不仅要让死了的人死得其所、死得无悔，而且要让活着的人活得潇洒、活得充实。
任何一种能成为体系的哲学思想，其对前面两大课题的理解，最终都会集中体现到第三大课题上来，也就是说第三课题是前面两个课题的归纳、总结和延伸，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各种思想观念的大汇总。
道家思想既重视个体本我的生命，也非常重视群体他我的生命。在对待个体本我生命的未来方面，虽然看淡了生死，但还是主张以抱朴守弱、清静无忧的方式来对抗死亡，以实现与道同体、与天地同存的超越。“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於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於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於朴。”“天下莫柔弱于水”、“上善若水”、“绝学无忧”、“从事于道者，同于道”、“死而不亡者寿”等等。这些论调充分展示了道家思想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
那么在对待人类群体的他我方面呢？道家思想认为万事万物都会按照其本来的运行轨迹进行发展变化，我们人类应该顺应这种自然的运行轨迹，而不应该总是要刻意去改变这种轨迹。所以，道家反对一切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有为”，并提出“圣人处无为之事”、“无为而无不为”等“为无为”的处世哲学。他们反对一切战争：“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同时道家还为我们的未来规划了一种小国寡民式的田园生活：“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与道家这种消极避世思想相对的是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虽然儒家也很重视和关爱个体的生命，希望能安贫乐道地活在当下，但他们更认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也就是说与民同乐、以仁者爱人的心去关爱别人，才是自己人生中最大的快乐。尽管他们会因为亲人或朋友的死亡而流露出“天丧予！”的悲痛，也会因为生命苦短、时不我待而发出“逝者如斯夫！”的感慨，但是为了仁和义，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儒家认为人只有在充分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精神上的永存。
因此，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在周室衰落、诸候纷争、礼崩乐坏的前提下，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的观点，并为我们规划了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社会模型。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会重用他，但他仍然以积极的心态“待贾而沽”，不知疲倦地奔走游说于列国之间。虽然孔子的政治生涯是很失败的，但他却实现了自己精神的永存，他的言论、他的理解和抱负，已经全部融合在《论语》之中而永存于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世的万代子孙！
如果我们简单地用“出世”和“入世”来形容道家和儒家思想的话，那么，释家思想就是“行出世之道，怀入世之心”。所谓行出世之道，意思是说人要想摒弃七情六欲，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就要尽可能地远离红尘俗世的干扰。世人将加入佛教的人称为“出家人”就是这个道理，而一般的佛教寺院也大都建在深山密林之中，或是远离尘世的偏僻之地，目的也就是要为“出家人”提供一个比较理想的静修场所。所谓怀入世之心，并不是说人已出家心里还想着红尘之事，而是说出家人修道成佛的目的是要入世拯救万民，要有普济众生的宏愿。世上众佛在成佛之前都有发下大愿，这些大愿都是为世间大众所发，却没有一条是为他们自己的。而且佛教中的“舍身”思想，与儒家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如果我们仅仅从弃世厌世的角度来看待佛教的话，显然是有失公允的，我们更应该从救世的角度来理解佛教。
酒文化中的儒释道风范 篇4
有人用水煮三国，俺就拿儒释道泡酒。说起中国的泡酒，那是一门学问，绍兴有拿新鲜杨梅泡花雕的，云南有拿酸梅泡白酒的，海边有人用海马海狗泡酒，西北人用苁蓉枸杞泡酒，东北人则用鹿鞭人参。最近市面上悄然流行喝百利生，用的是药罐子里的中草药泡着干红葡萄酒。
中国的泡酒讲究口感口味，更重要的是讲功效，有的为了养生，有的为了壮阳，有的为了补气。从泡酒的功用说开去能扯出来一堆文化问题，比如用什么药材泡酒？用什么酒泡？用什么样的容器？泡多长时间？怎么泡？往哪条路上说，都能说到明天早上，今天别的不扯，就说说泡出儒释道三味的百利生。
先说药罐子里的中草药泡葡萄酒，有人泡过吗？
有，280年前，清宫里的洋御医罗怀中就给雍正皇帝泡过，史料尘封在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雍正《起居注册》里。
再说，市面上流行的百利生是怎么回事？
百利生(英文商标Plainsong)是一款植物配方养生干红葡萄酒。作为一个葡萄酒的新品类，百利生甫经面世，立刻引来葡萄酒行业以及社会精英的关注和追捧，引发了葡萄酒行业不小的震动，有人形容为一场“中国口味养生葡萄酒新的革命”。“革命”之说绝非耸人听闻，人们常说酒文化，酒是有文化的，但是像百利生这样能够同时浸泡出儒释道三家味道的酒还真不多，这是百利生的独特之处。
一口晶莹红润的百利生，兼有儒家的入世、道家的功效以及佛家的关怀。区区一款葡萄酒，怎么能够浸泡出有中国传统文化三大基石之称的儒释道三味呢？这要从南怀瑾先生概括的儒释道三句名言说起：他说儒家讲精进利生，道家讲谦下养生，佛家讲圣净无生。
精进利生——百利生的品质
百利生采用欧洲原产的传统酒庄100%的葡萄酒原汁，储藏三年以上使之成熟，调制了具有养生功能的中草药菁华（主要成分是灵芝、红花和枸杞子），经过28天低温沉滞以使药物精华充分浸溶于葡萄酒中，在密闭无氧环境中，经过12个月专利技术二次发酵酿造，才灌装成品；百利生的精制，是在国家认证的GMP车间完成，生产的洁净无菌程度高于普通食品生产的十倍；百利生团队多年技术攻关取得的三项国家发明专利，从技术上提高药材的生物利用度，优化了产品功效，提升了葡萄酒汁中白藜芦醇含量，提高了葡萄酒的养生价值；百利生的草药取材以“天然、有机、健康”为原则，依托同仁堂药材公司采购地道无公害药材；百利生的木塞酒瓶等辅料，全部使用国内和世界名牌环保产品；
从百利生的创制以及品质细节来看，充分体现了儒家“精进”的特质，百利生人对产品的“精益求精”表现在对产品完美的不断追求中，百利生人常说的一句话正是儒家经典《大学》里面的开篇：止于至善。“至善”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值得不断去追求的境界。这便是“精进”的本质。百利生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成为第一个具有保健功效的养生葡萄酒，这个保健功效正也体现了百利生产品的目的指向——那就是“利生”。
谦下养生——百利生的功效 南怀瑾曾经把道家喻为“药铺”，这说明道家很注重实效。百利生的产品属性就深得道家“谦下养生”的蕴味，它用温和的葡萄酒把药用植物的有效成分充分浸润，使饮者倍得葡萄酒和草药两利，达到“补气血，养肝肾，通五经”的功效。百利生从养生的角度提倡饮用健康的酒，不鼓励狂饮纵情，所以说饮用百利生养生葡萄酒身心两利。道家主张的“谦下”跟养生的目的是一致的，百利生不极端、随和、恬淡、顺遂自然，兼容并包的精神气韵目的是为了养生续命；三五对饮，或者老友新朋，当人们举起百利生的时候，都少了份狂躁，多了份文雅，尊重了生命，遵从了文化，谦下之怀，虚谷之情，都盈满于杯，这般百利生的消费体验，尽显道家风范。
圣净无生——百利生的境界
“百草利生，大美圆融”是百利生的精神境界。“圆融”本是佛家语，意为“破除偏执，圆满融通”。佛家讲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所以，“圆融”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就成了一个终极的话题。饮用百利生便意味着一种“人际关系”的圆融，意味着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也意味着文化与文化的和谐相处，因为百利生产品的关键要素正是使用来自西方的葡萄酒调制中国的中草药，这是不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具体体现；另一种圆融指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体现在百利生的功效上，道家的养生目的正是使人与自然达到一种身心的和谐。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达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就意味着达到了“人与天”的和谐相处，这便是佛家讲的“圆融”的境界。可以说，百利生做到了“天地人”三才的圆融无碍。
“圣净无生”正是佛家的一种“圆融”之境，真正的大乘佛法是不离世间、关怀人类、关怀生命的。“无生即生”“生即无生”透露出佛法般若智慧的光芒。禅宗六祖慧能就说：“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真正达到清净心，也正是一种“无我利他”的状态，也就是佛法讲的“菩萨”的状态，也是一种“圆融”的状态，也正是百利生的状态。
说了这么多，拎着百利生赴酒宴就能体现儒释道的神韵吗？
百利生包装上有行英文：Go for drink? Bring your Plainsong！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去喝一杯吗？带上百利生啊！”。这就有意蕴啦！不管是公关宴请、政商交流、商务活动、老友相聚，中国的酒场，一般是一顿大酒！高度白酒经常是主力军，大家推杯换盏，越喝越多，以中国千古酒风，不喝高、不尽兴不会罢休，但是这样痛喝白酒的结果，往往伤肝伤元气，尤其是人过中年，最明显的感觉是，第二天身体疲惫、精神倦怠。这是身体健康受到侵害的应答反应，这是健康的小警报！长此以往，身体是吃不消的。很多人怕这样的酒场，有时碍于情面，有时出于应酬，明知道白酒伤身伤神却又欲罢不能。如果带上一瓶百利生，不管是百利生唱主角还是当配角，百利生“补气血、养肝肾、通五经”的养生功效，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便你白酒喝高了，保准第二天神清气爽，毫无倦意。Go for drink? Bring your Plainsong！带上百利生赴宴，不光是关爱自己，更重要也传达了对他人身体健康的关爱情怀。
“不用多，一小杯而已”，这就是百利生的人文关怀。百利生闲时养生固本，提高生命的质量；临大酒场合可以“护身佑体”，融合修复白酒对你身体的伤害。简说之，在儒家“精进利生”立意指导下，精酿的百利生养生葡萄酒，兼有道家“谦下养生”的实效，呵护健康，养生续命，而这一切所传达出佛家“圆融人生”的意味，通过自利利他，从而达到了圣净无生的生命境界。
儒释道基础课程论文 篇5
中国悠久的制茶历史和饮茶传统形成了灿烂的茶文化，茶生于名山秀川之间，人们从饮茶中与山水自然结为一体，茶的自然属性与中国古老文化的精华渗透和融合，使得茶的精神内涵为众人参与和接受，形成了系统而又完整的中国茶文化，茶文化中融汇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深刻哲理，演变为民族的礼俗，负载了民族优秀文化的思想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模式。同时融汇了儒、释、道哲学思想的茶文化，又引申为一种关于如何做人的文化。茶文化中，体现了民族传统礼仪、道德、情操之风范。主张以茶协调人际关系，实现互爱、互敬、互助的大同理想，以茶的清廉、高洁之精神磨练自己的意志，主张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
几千年来，茶文化之花之所以在中国大地上常开常新，就因为茶符合中国国民的内在追求，茶文化精神成为中国国民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培育、浇灌出了国民中庸、和谐的特性。而和谐的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又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茶文化提出或阐扬了不同的人生价值思想，构成了中国茶文化的核心内容。茶文化成为了人们在对茶的认识、应用过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升华。人们通过饮茶，明心净性，增强修养，提高审美情趣，完善人生价值取向，形成了高雅的精神文化。饮茶作为人的生理需要和生活方式转化为生活情趣与精神追求，不仅体现出人与人、人与茶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完美地展现了人的人生价值观。
从悠久的中国茶文化历史来考察，茶文化体现的精神与儒释道三教思想体系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茶道思想蕴涵着儒释道三教思想的精华，负载着三教的文化内涵。
茶文化中，首先融合了儒家“中庸和谐”的思想观念，主张以茶协调人际关系，实现互爱、互敬、互助的大同理想，并以茶的清廉、高洁之精神磨练自己的意志，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培养廉洁之风，并用于明伦理、倡教化。茶文化这种注重“以茶可雅志”的人格思想，认为饮茶可自省、可审己，而只有清醒地看待自己，才能正确地对待他人，所以“以茶表敬意”成为“以茶可雅志”的逻辑连续，它表明了一种儒家的人生态度，就是从自身做起，落脚点在“利仁”，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化民成俗。这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的体现，其深层体现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
其次融合了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茶文化与道家的渊源久远而深刻的，“茶禅一味”的哲理概括所浓缩的深刻涵义，成为茶文化发展史上的思想精蕴。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人们体悟到，人必须顺应自然，符合大道，才能获得身心的自由。茶人认为，烹茶的过程就是将自己的身心与茶的精神相沟通的过程；“道”的性格象水，茶是吸收了天地精华的灵芽，茶处水之间才是最好的发挥。茶道是“自然”大道的一部分，茶文化从自然取得精华，在这里与老庄信徒们的求得长生不死的“仙道”，发生了原始的结合。“自然”的理念导致道家淡泊超逸的心志，它与茶文化的虚静恬淡的本性自然吻合。
同时茶文化中还融合了佛家“普渡众生”的思想观念，佛家以“普渡众生”的精神为宗旨，主张用茶的雨露浇开人们心中的堡垒，使人明心见性，要学习“清寂”态度，“和敬”精神，以澄明心境，洁身自好。佛教在中国兴起后，由于坐禅的需要与茶结下不解之缘，同时在茶的种植、饮茶习俗的推广、饮茶形式传播及美学境界的提升诸方面，都有禅佛思想的体现。“自古高山出好茶”，“天下名山僧侣多”，历史上许多禅林寺院出产名茶，一系列茶礼、茶宴等茶文化形式的建立，具有高超的审美趣味，它对中国茶文化的持续的推波助澜，直接造成了中国茶文化的兴盛，促进了禅宗思想的发展。
表面看，中国儒释道各家都有自己的茶道流派。儒家以茶励志，佛家在品茶中明心见性，道家寻求避世超尘。其品茶意境、价值取向不同。其实各家茶文化精神有着内在契合点和相通之处，即处处贯彻着和谐、平静的精神。综合中国茶文化的核心和灵魂，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和”，“和”意味着天和、地和、人和。它意味着宇宙万物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并因此产生实现天人合一之后的和谐之美。中国茶文化的千姿百态与其盛大气象，蕴涵着三教合一的文化思想，从而体现出“大道”的中国精神。道德境界、艺术境界、人生境界是儒释道共同形成的中华茶文化极为独特的景观。儒释道三家相激相荡，相摄相融，精彩纷呈，于是有了文人茶道，文人茶道在文化气质上显得更为清高、更为闲雅，更有艺术品位。正是在儒释道共建的一个思想及活动的磁场中，文人们弘扬了茶道艺术，他们更多地以茶道启发灵感，静悟生命，提升境界，充分体现了对茶道精神的深切把握。
属于哲学范畴的人生价值观，是对人生、对人类生存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的看法，是人们站在一定的理性高度，概括和总结人生的各种问题，形成的对人生的主要问题的看法。人生观问题，关系到人究竟怎么样怎样做人，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存在于社会。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包括人生的目的，怎样做人以及怎样实现个人价值等方面的看法。这种价值观，是人们通过茶事活动，在认识自然、了解社会的生产与生活中所形成的观点和态度。它既反映出了人的本质，又揭示出了人与自然、与社会诸方面的关系。具体地说，包括了人与自我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的思想，与生产生活实践相依托，与自然环境相结合，与人文和历史相伴随，贯穿于茶文化发展的历程，形成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分析和研究中国茶文化关于人的人生价值的思想，对进一步了解茶文化的历史，理解茶文化的精髓，发扬光大中国茶道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与茶文化精神是一致的。其主要内容包括：
注重道德意识：重德，是中国茶文化人生价值观中最基本的内容。茶学专家庄晚芳提出“发扬茶德，妥用茶艺，为茶人修养之道 ”。认为中国的茶德应是“廉、美、和、敬”，廉俭有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讲究茶德，塑造高尚人格，完善自我，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是历代茶人崇尚和追求的目标，也是茶文化的核心内涵。而茶德的树立，既是茶的自然特性的显现，又是茶人精神的流露，同时又是茶人所确立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首先，茶性蕴含着茶德。茶品即人品。茶品是指人们在对茶的认识中提炼出来的象征性品貌，陆羽在《茶经》指出：“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被称为嘉木，是因为茶的生长、体型、特色和内质等具有刚强、质朴、清纯和幽静的本性。茶树生长在山野的烂石、砾壤或黄土中，仍不失坚强、幽深；茶叶凝聚阳光雨露的精华，其“性洁不可污”；茶汤晶莹清澈，清香怡人，给人以智慧和幽雅的韵致。茶性与茶品相联系，无喧嚣之形，也无激扬之态，茶性与茶品这些自然的本质特征渗透到人们生活领域，表现在人对生活的一种理解，一种静观，一种品鉴，一种回味；延伸到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则是一种境界，一种理念，一种智慧，一种品格。因此，重德观念的形成，源于茶的自然本性。
其次，茶德是茶道的灵魂。在茶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人们对茶德早已确认，并崇尚备至。陆羽在《茶经》提出的“精行俭德”，说明茶的美好品质应与品德美好之人相配，这是最早确立的茶德标准，也是中国茶道的精神所在。到了后来，唐代刘贞亮在《茶十德》中对茶德的阐述则更为具体，将饮茶的功德归纳为十项：以茶散闷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行，以茶可行道。当代，王泽农，庄晚芳等茶学专家，对茶德都作了深刻的注解。王泽农先生认为，茶道的本质精髓应该是“德”，德是天地的属性，天性、人性、茶性乃共性所在也。庄晚芳先生提出了“廉美和敬”为核心内容的茶德，他认为“廉俭”可以“育德”，以一杯清茶来推行清廉与勤俭，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由此可见，茶德的树立和推崇，不仅为中国茶道形成奠定了基础、丰富了内容，而且也为茶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明确了方向。
再次茶道孕育了茶人精神。如前所述，中国茶道，很大程度上是在树立茶德的基础上创立的。尽管目前人们对茶道的论述，各执己见。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茶道讲求的是精神内涵。中国茶文化继承了儒释道的精义，把饮茶等茶事活动融入哲理、伦理、道德，通过茶的品饮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洗礼和人格上的澡雪，这就是饮茶的最高境界——茶道。中国茶道孕育了茶人精神，茶人精神推动了茶道的发展。被人们尊为茶圣的陆羽，幼为弃儿，长于佛门，一生不仕，致力于茶事研究，他常脚着芒鞋，独行野中，采茶觅泉，品茶鉴水，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对理想的追求，写下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为推动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陆羽的一生，不羡官爵，不慕名利，甘愿荒餐野宿，栉风沐雨，始终生活在人民大众之中，他这种牺牲自我，造福人类的奉献精神，以及勇于吃苦、善于创新的探索精神，既是茶人精神的充分体现，也是中国茶道关于人的人生价值思想的完美表达。
茶文化中这种以德为中心，重视人的群体价值，倡导无私奉献，反对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的思想，以及主张义重于利，注重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倡对人尊敬，重视修生养德的精神，在当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人们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有利于人的心态平衡，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困惑，提高人的文化素质。
崇尚和谐的宗旨：茶道中“和”的基本涵义包括和谐、和敬、和美、平和等等，其中主要是和谐。通过以“和”为本质的茶事活动，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茶文化关于“和”的内涵既包含儒释道的哲学思想，又包括人们认识事物的态度和方法，同时也是评价人伦关系和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
“和”是中国茶文化哲学思想的核心。这种茶文化中的“和”，正是今天构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儒家推崇的是中庸之道，《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大道也。”指出了“和”与“中”的关系，“和”包含中，“持中”就能“和”。因而儒家提倡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必须节制而不放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亲和自然，保护自然；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倡导“礼之用、和为贵”。佛教中的“和”提倡“父子兄弟夫妇、家室内外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嫉”，并强调“言色相和”，这是一种舍弃根本的“和”。特别是在茶道中的“茶禅一味”强调，人如果要脱离苦海，就须六根清净，明心见性。禅茶是僧侣们通过品茶品味人生，这是“和”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道家追求“天人合一”，“致清导和”“物我两忘”的境界，这种“和”表达了人们崇尚自然、热爱生命、追求真善美的理念。总之，儒释道三家关于“和”的哲学思想贯穿于茶道之中，既是自然规律与人文精神的契合，也是茶的本性的体现，同时也是特定时代的文人雅士人生价值追求的目标，如儒家基于治世的机缘，佛家则是缘于淡泊出世的操节，道家又赖于尊人贵生的精神等。
“和”是人们认识茶性、了解自然的态度和方法。茶，得天地之精华，钟山川之灵秀，具有“清和”的本性，这一点，已被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所认识。陆羽在《茶经》中关于煮茶风炉的制作所提出的“坎上巽下离于中”与“体均五行去百疾”，是依据“天人合一”、“阴阳调和”的哲学思想提出来的。陆羽把茶性与自然规律结合起来，表达了“和”的思想与方法。煮茶时，风炉置在地上，为土；炉内燃烧木炭，为木、为火；炉上安锅，为金；锅内有煮茶之水，为水。煮茶实际上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达到平衡的过程，煮出的茶汤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另外陆羽还对采茶的时间、煮茶的火候、茶汤的浓淡、水质的优劣、茶具的精简以及品茶环境的自然等论述，无一不体现出“和美”的自然法则。
“和”是规范人伦关系和人际关系的价值尺度。中国茶文化对于“和”精神，主要表现在客来敬茶，以礼待人，和诚处世，互敬互重，互助互勉等。通过饮茶、敬茶，形成了茶礼、茶艺、茶会、茶宴、茶俗以及茶文学等多种茶的表现形式，而实质内容则是以茶示礼、以茶联谊、以茶传情，而达到的目的则是以茶健身，以茶养性，以茶表德。客来敬茶，以茶示礼，既是一种风俗，也是一种礼节。人们通过敬茶、饮茶、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之间的友情。这种习俗和礼节在人们生活中积淀，凝炼和阐发，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处世观念和行为规范。体现在人伦关系与人际行为上，就是以和谐、和睦、和平为基本原则，来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平衡。如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遇到矛盾时，求大同、存小异，这是一种“和”；在激烈的竞争中，坚持平等、公开、公正的原则，也是一种“和”；对待纷繁、浮躁的世俗生活，要求平心静气，则是另一种“和”。
总之，茶文化崇尚以“和”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对于构建和谐文化，建立团结和睦、和诚相处、和谐一致的人伦和人际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启示人们要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自身生存的环境，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要彼此尊重，和谐相处，启发人们感悟身心的统一。把茶作为当今人们交往的重要纽带，无论是朋友相会，亲人团聚，商务洽谈，都以茶招待，“清茶一杯”象征着礼仪、真诚、纯洁和热情。茶文化中的“和”、“敬”等，要求和诚处世，敬人爱人，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茶文化中家庭茶礼提倡的是尊老爱幼，和睦相亲，勤俭持家的治家之风，小小的一杯茶以特有的亲和力，维系着家人之间的亲情、友情。
崇尚节俭的作风：崇俭，就是倡导勤俭、朴实、清廉的个人思想品德与社会道德风尚。以茶崇俭、以俭育德，既是中国茶道精神的精义，也是茶文化关于人的人生价值的重要思想内容。茶在守操、养廉、雅志、励节等方面的作用被历代茶人所崇尚。陆羽在《茶经》中追述了自神农至唐代诸多有关饮茶的名人轶事，其中不乏以茶崇俭的例子。
如齐国的宰相晏婴以茶为廉，他吃的是糙米饭，除少量荤菜，只有茶而已。两晋南北朝时，针对帝王、贵族聚敛成风，士人夸豪斗富的奢靡之风，一些人就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奢侈之风。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以茶代酒“的故事。他们以茶待客，表示的是一种精神、情操。晋代的陆纳以茶待客，反对铺张，不让他人沾污了自己俭朴的清名。桓温以茶示俭，宴客只用七盘茶和果来招待。齐武帝在遗诏中说他死后，只要供上茶与饼果，而不用牺牲，并要求天下人无论贵，都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如果说这些以茶崇俭的例子只是对廉俭之风的追求，那么陆羽崇俭的思想，则更多地表达了自己匡时济世的政治向往和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
陆羽对煮茶的锅，要求用生铁制成，如果用瓷、石则不耐用，如果用银制，则“涉于侈丽”，这种观念仍然是崇俭。而他在风炉上铸上“伊公羹、陆氏茶”和“圣唐灭胡明年铸”的字样，是陆羽用自己的茶比伊尹治理国家所调之羹，来说明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至于风炉的铸造时间，标明是在唐代平息安史之乱第二年铸造的，表明了陆羽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同时也寄托了茶人积极入世，以身许国的高尚情怀。
陆羽一生勤奋好学，俭朴处世，他不求仕进，不成家，却成就了《茶经》。他虽身为闲云野鹤的隐士，但却处江湖之远亦忧其民。在安史之乱时，他写的《四悲诗》，就是对人民的痛苦有所感触，用悲愤的泪水写成的。
以茶崇俭，以俭育德，茶是人们寄托感情的媒介，也是历代茶人爱国忧民的情结的载体。“啜苦励志，咽甘报国”代表了茶人以爱国主义为人生价值的崇高品格。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反腐倡廉，茶文化中“以茶养廉”的精神仍有现实意义。当前社会上一些人，利用职权肆意挥霍，用公款大吃大喝。种种不正之风为人们所深恶痛绝，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也引发了人们心理上一种不平衡。建设和谐社会，反腐倡廉，弘扬茶文化中“以茶养廉”的精神，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廉洁、节约的风气。在人与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的交往中，提倡“清茶一杯”精神，以茶清政、以茶养廉，有利于倡导清廉俭德，制止奢侈浪费。
崇尚追求真实的精神：贵真，就是讲求人与自然的亲和，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这既是中国茶道的核心内容，也是传统茶文化的魅力所在，同时也是茶人对人生价值的最终追求。真，是道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庄子曾经说：“真者所以受于天，自然不可易，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解释了真的本质，即“真”与“天”、“自然”是一致的，是不可改变的。所谓“天道自然”，“天人合一”，是古代先哲们解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观念。
中国传统茶文化讲究的真，包括了茶的自然本性之真、品茶的环境之真和人的性情之真。茶的自然本性之真。茶叶是天涵地载人育的灵芽，其天然性质为清纯、淡雅、质朴。陆羽《茶经》指出，“茶之性俭”，“茶之为用，味至寒”。唐代裴汶在《茶述》中说：“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喜园中茶生》的诗中写下：“洁性不可污，为饮涤烦尘”的名句。由此可见，人们对茶的发现、利用和享受，既有感观上的真香、真味，也有精神上的真性、真趣。
茶，由最初的药用到生活中的享用，由提神醒脑的天然功用到致清导和的精神作用，由自然的茶品到社会的人品，这种渐进的认识、升化过程，不仅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历程，而且也反映出了人与自然高度契合、和谐统一的过程，同时也彰显出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过程。品茶的环境之真。人们品茶，还须要有适宜的环境、氛围和时间，“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矣。”天趣则是指自然天成的环境。《徐文长秘集》称“品茶宜精舍、宜云林、宜永昼清谈、宜寒宵兀坐、宜松月下、宜花鸟间、宜绿藓苍苔、宜素手汲泉、宜红妆扫雪、宜船头吹火、宜竹里飘烟”。表明了品茶需要野、幽、清、净的自然环境。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提出了品茶的适宜时候：“心手闲适，披咏疲倦，意绪纷乱，听歌拍曲。歌罢曲终，杜门避事。鼓琴看画，夜深共话。明窗净几，佳客小姬。访友初归，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酒阑人散。儿辈斋馆，清幽寺观，名泉怪石”等，此外，历代文人雅士选择茶境时，离不开松、竹、梅、兰与琴、棋、书、画等，这些即是人与自然沟通时，对“真”的追求，也是人文精神与自然精神交相涵摄时，对美的感悟。茶人的性情之真。
人们对茶的品饮，除了外在的环境之外，重要的还必须有内在的心境。自然环境与人的心境和谐一致，人就能真正地放松自己，进入忘我的境界，达到修身养性，品味人生的目的。茶人心境的形成和创造，来自于“虚静”。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虚静早有深刻的阐述，道家认为，人的心虚静之极，可以像镜子一样真实地反映天地万物，儒家则以静为本，致良知，止于至善；佛家认为，人的心灵不为名利欲望所占据，谓虚，人的思想不受外界的干扰，谓静。这种虚静，既顺乎茶之本性，又合乎人之心性。因此，虚静的心境，可以说是茶人的性情。性情之真来源于人对茶的品赏。人在工作的忙碌之后，生活的余暇之时，端起茶杯细啜漫品。当茶汤静静地浸润人们的心田时，人的心灵就在虚静中得到净化，精神也就在虚静中得到升华，这样就可以尽享怡然自得的人生之乐。由此看来，人们品茶，不仅仅是生理的需要、生活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心性的修炼、品质的涵养和人格力量的锻造。人们只要以宁静淡泊的心情，旷达超逸的襟怀去品茶，就一定能得到道德力量的扩充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从而就能更好地享受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真趣。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茶文化关于人生价值以及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思想，构成互相联系统一的人生价值观，它是中国茶道的核心内容。千百年来，这种价值观潜移默化于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之中，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中国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世界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共同享有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她与世界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融会在一起，形成了共识与认同。当今提倡建设和谐世界和和谐社会，弘扬中国传统茶文化的精髓，让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对于全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建设现代社会的今天，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道德实践中，茶文化中注重道德意识，崇尚和谐精神，节俭作风，求真的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借助茶文化的丰富内涵，以茶为载体，弘扬和谐文化，以茶育人，重视道德修养，倡导无私奉献，对国家对人民担当责任，研究和开发传统文化的人生价值观的思想资源，重建民族文化精神，对于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进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