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论文

中西哲学论文（精选8篇）

中西哲学论文 篇1

浅谈中西方哲学差异以及对当代中国的借

鉴作用

——西方哲学史专题结课论文

****** ****** 摘要：中国从近代魏源的睁眼看世界开始就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西方在综合国力，人口素质，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无疑已经领先了中国，而到了现代，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要从各个方面借鉴西方。为什么拥有更加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中国到了近代却大大落后于西方呢？在我看来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世界观和从事各种活动的方法论的哲学占了很大的原因。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的起源开始就已融入西方文明的血液之中。因而我们就要了解研究西方哲学，并与中国哲学进行横向对比，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

一、哲学的定义

哲学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直接对象的思想认识活动，是能够从世界万物中发现、界定、彰显和产生人类思想认识活动这个本源事物，获得本源事物和非本源事物的知识，建立事物一元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人类的思想认识能力、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的本源事物。

二、西方哲学来源

哲学(philosophy)是从希腊字“Φιλοσοφία”转变而来,意思为“爱智慧”，或是比较少用的“智慧的朋友”。在汉语中“哲”这个词是聪明、智慧的意思，中国古代把聪明而有智慧的人称为哲人，所以，中国近代以来，就把关于智慧的学问称作哲学。哲学是难以被定义的，因为有众多分歧的观念都被视作为哲学。皮尔金哲学辞典中定义哲学为“有关思想，行为，与实在中最基本与普遍的概念。”皮尔金百科中提到哲学与科学的差别在于，哲学问题的答案不能仅由经验证据来得到。无论如何，这些观点都被牛津哲学辞典所挑战:“二十世纪晚期...偏向于将哲学思考视为对于任何一种智识探索的最好实践”。的确，许多早期哲学家在自然哲学方面的观察最后都形成了现代科学对于众多课题上重要的基础。

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是欧洲乃至西方哲学的故乡。希腊哲学的最早流派米利都学派约产生于公元前7或前6世纪，在此之前，古希腊哲学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哲学的前提是古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在最古老的神话中，讲到了天地的开辟、众神的诞生、人类的起源等。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神具有人的形象和人的感情。神和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是永生不死的,他们比人更高大、更有力量,而且主宰着人间的祸福和命运。奥林匹斯山的12个主要的神实际上就是自然力的化身。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

古代真正的哲学可以使我们正确的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与发展，用睿智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实践，正确对待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正确对待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正确对待进与退，得与失，名与利，从而为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寻找光明，在人类生活的路途上点起前行的明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三、西方哲学家的哲学观点

柏拉图指出：“thauma”（惊奇）是哲学家的标志，是哲学的开端。柏拉图满蕴深意地说：“iris”（彩虹，虹之女神，宙斯的信使）是“thauma”（惊奇）之女，并无误溯其血统。“Iris”（彩虹）向人传达神的旨意与福音，哲学是由惊奇而发生，在其注目之下，万物脱去了种种俗世的遮蔽，而将本真展现出来。由此，它把自己展现为一种真正解放性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都是由于惊奇而开始哲学思维的，一开始是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便自觉其无知。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哲学是对绝对的追求。“哲学以绝对为对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黑格尔《小逻辑》。

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十八世纪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短命天才诺瓦利斯(1772—1801)关于哲学的定义：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哲学活动的本质原就是精神还乡，凡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皆可称之为哲学。

四、西方哲学的东行脚步

1874年日本的学者西周在《百一新论》中用汉文“哲学”翻译从希腊文philosophia 转换而来的英文philosophy一词，1896年前后黄遵宪、康有为将西周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中国清代以前的文化典籍中并无哲学一词，只有单独存在的“哲”和“学”这两个动词。“哲”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明智、明理，哲这个词指人们通过思想认识活动，使被遮蔽的智慧和道理显明出来这种事情。“学”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模仿、实习、再现。学这个词是指个人通过模仿、学习、再现事物的活动，获得知识和能力这种事情。哲与学两个单词合在一起组成的哲学一词，其词性是动词，其含义是指人们为了明智、明理、提高思维认识能力所进行的学习认识活动。

西学东渐哲学进入中国后，学界发生了中国本土文化中有无哲学的论争。认为中国有哲学的人把哲学定义为：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基本思 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指出：“凡研究人生且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求一个且要的解决”这样的学问叫做哲学。

在西方，哲学一词通常用来说明一个人对生活的某种看法（例如某人的“人生哲学”）和基本原则（例如价值观、思想、行为）。而在学术上的哲学，则是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理性根据的质疑、反思，并试图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理性的重建。

最早哲学的范围涵盖所有的知识层面。它一直是人类最抽象的知识研究。对哲学一词的介绍最初来自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

从西方学术史看，科学是哲学的衍生物。后来，科学独立为与哲学并行的学科。科学与哲学有互动关系。科学产生知识，哲学产生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现代西方哲学中有科学哲学，是专门研究有关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研究了科学的历史，为科学总结了许多理论模型，但这也只是解释了科学，并不是可以指导科学。哲学是人类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使人崇高起来的一门学问。

五、中西哲学的差异

有人说，一个苹果，东方思想在于领会整体，而西方则一层层剖析。

在前文中已阐述了西方哲学的起源，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总得来说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从起点和终点来看，两种哲学出发不同结点也就不一致。西方哲学崇尚灵魂自由，重过程；中国哲学更多功利性，重结果。前者是为个体的，后者是为社会的。西方哲学更注重思辩的过程。“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更甚于发现真理的本身”，莱辛的这句话就是对古希腊哲学家的最好概括。正因为这样，希腊哲学家被称为科学哲学家，而中国哲学家被称为社会哲学家。

在黑格尔看来，孔子的学说不具有思辩性，只是道德的伦理的说教。黑氏曾经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里评论过孔子：“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孔子的书籍没有被介绍到西方，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遗憾的是，黑格尔翻阅了孔子全部的书籍，所以，孔子就成为批判的靶子。

古希腊哲学家对科学的热爱就如同对生命本质的热忱一样。泰勒斯因为在一个圆内画出直角三角形而宰牛欢庆，毕达哥拉斯因为发现了勾股定理而举行百牛大祭。公元前3世纪，当罗马战车开进叙拉古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老人正在沙地里研究一个几何图形（希腊哲人几乎个个有这个爱好），军人要带老人去见罗马统帅，老人示意不要打断他的思维。军人拔剑把老人杀了，当剑劈来的时候，老人刚刚说完最后一句话：“不要踩坏了我的图”，这个老人就是阿基米得。古希腊哲学家对于求知的本身和过程怀有多么强烈的热忱，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哲学则更重视哲学对他人的引导，强调哲学的社会性。《列子》记载的“两小儿辩日”，很说明问题。孔子东游，碰上了两个小儿在辩论，一个说日出时太阳近而日中远，因为日出时太阳大，而日中小；另一小孩则反之，认为一个反之，日出时太阳远而日中近，因为日出时太阳凉而日中时太阳热。小儿问孔子，孔子不能解释。两个孩子嘲笑道：“孰谓汝多知乎？”（谁说你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呢？）。显然，按照孔子的智慧，这不应该是个问题，问题是：他压根儿就对自然现象兴趣索然。

东方哲人也提出了本原是什么，至于过程，你自己去领悟吧！一个“悟”字淡化了探究人生真谛的思辨过程。老子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至于地如何法天，天如何法道，道如何法自然，三如何生万物？你自己去感悟好了。列子说，是我乘着风呢，还是风乘着我？庄子亦如是，是我化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变成了我？就文学而言，诚为极高的浪漫主义情怀；就哲学言，实在是一不可知论的怪圈。怪则怪矣。于是，轻松逃离了对具体事物的认知。

在希腊哲人看来，求知是人的天性。作为爱智慧之人，就应穷究宇宙的来源，探索万物的根本，诘问人生的目的。在不断地探究和追问中学得知识，并获得灵魂自由、思想奔放，享受真正的快乐。而中国先哲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热衷于探讨和改造社会，把追求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看作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

六、哲学的价值及对当代中国的借鉴作用

哲学之应当学习并不在于它能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而是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原因是，这些问题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心灵方面的想象力，并且减低教条式的自信，这些都可能禁锢心灵的思考作用。此外，尤其在于通过哲学冥想中的宇宙之大，心灵会变得伟大起来，因而就能够和那成其为至善的宇宙结合在一起。

哲学也可以说是理性对于信仰的研究，同时还有理性对人与自然规律的总结。哲学是对世界的关于终极意义的解释，它在解释中使我们了解世界，使世界在我们的意识中合理化，从而为我们提供心灵的慰藉。

哲学还是对人的自我一种定位的工具。

哲学不等于面包，但是哲学相当于吃面包时涂的蜂蜜。哲学的任务是更好的指导人们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注重成果，即唯结果论。这或多或少已经影响到了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但是纵观当今世界，每当世界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往往是当年发现时看似毫无用处的技术，按中国唯结果论的观点无疑会忽视这些技术。而当今中国已处于一个全新的历史机遇下，若让这种思想继续盛行，那无疑会让中国错过不少机遇，所以西方哲学重视追求真理过程的观点更值得中国的借鉴与学习。中国要实现新的飞跃，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复兴，就必须结合中国哲学固有的特点，同时研究，分析，借鉴西方哲学，形成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来指导实践，指导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西哲学论文 篇2

目前我国的医学界中医学、西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三个学科已经形成,但其发展极不平衡,从理论发展、学科地位、发展规模看西医学科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已经成为现代医学的代表;中医学科作为传统医学在解放后获得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成立了专门政府管理机构,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医疗机构、学术发展等方面获得了一定发展,但其规模与地位无法和西医学科相提并论;中西医结合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虽然已经得到了体制的认同,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并没有形成相对系统的学科基础理论,独立发展的趋势还没有形成,仍然处于脱胎于中医又依附于中医的阶段。造成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是直到目前仍没有形成具有中西医结合特色的创新的医学哲学观和创新的基础理论。

1西医学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1.1西医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西医学的发展与现代西方科技的发展同步,西方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有赖于17世纪兴起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法国医生拉美特里(Lamettrie)著作《人是机器》就是把人体医学研究纳入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还原论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方法论,主张将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如生命运动)归结于低级运动形式(如机械运动),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的形而上学方法。还原论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本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通过不断的医学实践逐步建立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等学科,为现代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促使医学研究日益向微细方向深入,从大体水平、组织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甚至到达基因水平[2]。迄今为止,以还原论为哲学指导的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重组DNA理论和技术更是引起了生物学、医学的革命性变化,分子生物学将各个学科的研究内容引入到分子水平,使人们对生物学原理和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接近生命的本质[3]。可见西医理论的世界观源自于西方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西医学研究的方法论倾向于还原论。

1.2中医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医学理论是以中国古代自然辩证法为指导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其理论基础,注重整体观、联系观、平衡观是其主要的特点。系统论作为一门学科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提出的,其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同时,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4]。中医理论诞生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其指导观是以中国古代自然辩证法为指导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理念,以阴阳平衡观和五行相关学说贯穿于中医理论的全过程。阴阳学说代表着人体与环境,机体内部、脏腑间、气血津液间的动态平衡观,五行学说代表着机体内部的多系统、多层次相互间的联系观,因此整体观、平衡观、系统观、联系观是中医理论的主线。经过近千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一套融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于一体的较系统的临床医学理论,对疾病诊治有着较强的整体性、系统性性、联系性,其研究方法完全符合系统论思想。可见中医学理论的世界观源自于以中国古代的自然辩证法,中医学研究的方法论符合系统论。

2中医学理论与西医学各自的理论特点及不足

医学是以人体为研究主体,以保护和促进人类健康、预防疾病为研究内容的科学[5]。由研究的主体、内容可以知道西医学和中医学是可以相通的。由于两个医学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理论也各具特点和不足。从两者特点可见,他们的世界观是可以互通的,方法论是可以互补的。

2.1西医学基础理论特点与不足

2.1.1 西医学基础理论特点

西医理论是以还原论哲学观为指导,他的发展与现代西方科技发展同步,从医学的形式看西医学遵循着现代科学以还原论哲学观为指导,它以客观、具体、形象的实物证据为基础,重视人体细微结构的分析研究,用微观的变化解释宏观现象的本质就成了西医学纵向思维方式的基础[6]。西医学把单元结构作为其理论基础,把单元结构局部微观的生理、病理变化作为研究依据,善于抓住疾病的根本原因和起始因素,主张对疾病的一元化的解释,根据西医学的基本特点我们可以把以还原论为指导的以单元结构为基础的西医学简单理解为“元”医学。西医这种纯技术的还原论的研究方式促进了人类医学健康事业的快速发展,多数传染病被有效控制、多数疾病找到了诊断治疗的方法,人类平均寿命得到了很大提高。

2.1.2 西医学理论的不足

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医学这种过于依赖于实验科学,过于强调对人体微观结构的研究,把生命视为一个线性的系统,以简单的因果关系来推导生命活动、推导生理病理、推导治疗手段的还原论方法日见其局限性。有时单纯的还原分析难以导出由一些随机、综合因素所引发的变化和产生结果的机制[7]。例如,生物体活性的理解,按线性关系从无活性不能得出活性;没有组成要素的非线性关系、复杂系统的概念,则难以理解活性[8]。由于还原论过于强调新发现、新技术,新的技术常常以市场为导向而忘记了医学研究的人本主义精神,存在着技术性有余、思想性不足的现象。其片面性、局限性是难以避免的,例如随着社会发展现代医学虽然对一些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病因、病理、防治方法的认识均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诊断治疗方法不断增多,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并有不断升高的趋势,给患者、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极大负担。创新技术产生的成果被快速产业化运用于临床,为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提供了理论庇护。其产生的后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已经引起了社会各方关注。这种非人性化的局限性是以单纯的技术至上的还原论的哲学观指导下的西医自身无法解决的。

2.2中医学基础理论特点与不足

2.2.1 中医学基础理论特点

中医学以阴阳平衡观为指导,以五行相关学说为联系,用辨证论治的方法进行疾病的诊治,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中医理论诞生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以阴阳平衡观和五行相关学说贯穿于中医理论的过程,脏腑、气血津液学说代表某一脏器的结构单元的动态平衡观,五行生克代表着多个脏器间的多层次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协调的层次平衡关系,天地人的平衡观代表人与环境的整体平衡状态,因此动态平衡观是中医理论的主线。经过近千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一套以阴阳平衡为指导的,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较系统的临床医学理论,对疾病诊治有着较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对人体健康和对疾病总的看法是以平衡观、联系观为基础的。因此中医的思维方式是以动态平衡为基本线索的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模式。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衡”医学。

2.2.2 中医学理论的不足

中医理论系统观思维是其最大的特点,但我们必须看到系统论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核心内涵是需要以还原论为基础的,在中医理论的构建中,由于中医理论对还原论思想有着先天不足,过于依赖系统思维,对一些客观存在的结构不够重视,不重视对微观结构的研究,常常在诊断疾病过程中存在病变部位不清,治疗方法笼统的缺陷,面对蓬勃发展的西医科技,常常显示出思想性有余而技术性不足。我们只有在充分了解各个组织、器官、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否则这种系统论的研究只能是一种“暗箱”。

2.3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特点与不足

从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形式看,我们不难知道,中西医结合取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如用西医的方法来发展、研究、解释中医理论,用西医的方法来评价中医诊断和疗效,用西医的方法来研究中药(药理分析、组方成分分析),以中医的疗法补充西医治疗或用西医的疗法补充中医治疗,用西医的技术方法进行检查诊断,用中医的方法进行治疗,或同一病种使用中西医两种方法进行诊治,这些中西医结合方式虽然在临床上取得了不少令人满意的成果,但基本停留在技术层面的互补,对中医科学性论证及对中医理论的局部观点的证实,以及对中药组分分析,存在着点多、线长、面广,较庞杂不够系统,且多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其主体指导思想仍然是把中医药处于被动从属和被检验和验证的地位用还原论方法指导中医药现代化。由于缺乏有效的医学思想和创新医学理论的指导,中医与西医在医学指导思想和医学基本理论层面上的结合非常有限,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机性。中西医结合虽然走过了50余年,至今未能形成系统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基本理论。所以中西医结合目前只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远不能满足于社会对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急需在取得前述的大量成果、经验、素材的基础上结合中西医两个学科各自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理论特点进行更高层面的结合研究。

3创新理论的医学哲学基础

3.1中西医结合医学创新理论的世界观

由中西医学理论特点进行综合分析可知,中医理论具有整体观、平衡观、系统观的“衡”医学特点,其研究方法倾向于以中国古代的自然辩证法,具有与系统论相符合的医学哲学观。西医理论具有以单元结构观的“元”医学的特点,其发展受西方机械唯物主义的影响较大,具有与还原论思想相符的医学哲学观。从当代的哲学观看,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机械唯物主义都有着历史的局限性。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的科学世界观。在医学理论的世界观中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同样可以把自然辩证法和机械唯物论有机结合起来,作为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的世界观。

3.2中西医结合医学创新理论的方法论

由前述分析可知,无论是还原论还是系统论都有着其方法论的局限性,都不具备引领中西医结合医学基本理论发展的重任。我们把西医理论以解剖结构单元为基础的“元”医学特点与中医理论平衡观为基础的“ 衡”医学特点进行融合,形成还原论与系统论相统一的“元衡论”观点。“元”是西医理论的精髓,是结构单元的简称有形态的、结构的内涵,是以静态的、孤立角度研究人体;“衡”有阴阳平衡观的基本内涵,是中医理论的精髓,有平衡的、联系的、动态的内涵,是以联系的角度研究人体。我们可以把“元衡论”简单地理解为以结构单元为研究基础的人体平衡观。包括整体单元结构、层次单元结构、单元结构三个层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动态平衡状态。用它进行医学研究就可以形成兼顾点(单元结构)、线和面(层次单元结构)、立体的(整体单元结构)多维研究思路,可以丰富阴阳平衡理论的内容,完善中医的科学内涵,弥补西医学重技术轻思想,重局部轻整体的不足。使对疾病的分析更具整体性、系统性。用它来指导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基本理论构建可以有效地兼顾局部与整体、宏观与微观、结构与功能等。可以作为一种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方法论。用于指导疾病预防、控制、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研究。

3.3中医理论、西医理论、中西医结合元衡论观点的医学哲学特点

中医理论、西医理论、中西医结合元衡论观点的医学哲学特点见表1。

3.4试用“元衡论”指导临床医学研究

痤疮有着复杂的病因病机,我们曾经以“元衡论”对痤疮的病因及治疗进行分析研究,可以看到痤疮的发病是由于三个层次的内在平衡失调共同作用产生的,性腺雄激素循环为第一层次,皮脂腺皮脂循环为第二层次,微生态循环为第三级,当他们的循环保持平衡时,人体不会发病,当第一个循环被打破,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第二层次循环的平衡被打破,皮脂分泌增加,进而导致第三级循环的微生态的平衡被打破进而引发痤疮。这三个循环由第一层次到第二层次到第三层次分别由雄激素、皮脂参与介导,构成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依次发展的病理过程[9]。我们根据病因病机特点,有针对性地分解为三个层次分别针对皮肤微生态、皮脂腺分泌和雄激素分泌等进行治疗,明显提高了疗效,减少了复发。同样的道理,遇有复杂难愈的疾病,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元衡论”思维进行临床研究,例如慢性下肢静脉性溃疡,是一种慢性的、顽固的、反复不愈的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很多痛苦,医学上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医学上一般认为静脉性溃疡的病因是静脉曲张后静脉机能不全,静脉长期淤血,毛细血管损伤,通透性增加,组织水肿,最后因轻微外伤或感染形成溃疡[10]。但通过我们的一组研究可知,以上情况只反映了病因的一个方面,静脉性溃疡除与下肢静脉曲张有关外,有多种因素共同参与,与下肢淤积性皮炎、足癣、甲癣、反复发作的丹毒、甲沟炎、心衰、糖尿病等均有一定关系[11]。从“元衡论”观点看包括三个层次的失调:①下肢静脉曲张—静脉循环障碍—淤积性皮炎;②慢性足部真菌感染—反复引起丹毒—淋巴循环障碍—淤积性皮炎;③淤积性皮炎—外伤感染—微生态失调—皮肤溃疡。可见静脉性溃疡的发生是有多层次病因导致的,其反复不愈、顽固难治是由该病病因的多样性和病情的复杂性决定的。通过给以相应的针对各层次的综合治疗和相关的健康教育,可以大幅提高疗效,并且可以有针对性防治复发[12]。

4小结

中西医结合走过了50余年,至今未能形成系统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基本理论。远不能满足于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急需在取得前述的大量成果、经验、素材的基础上结合中西医两个学科各自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理论特点进行更高层面的理论研究。理论的突破靠单纯的技术路线进行中医与西医的结合是局限的。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母体,西医学理论倾向于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还原论观点,中医学理论倾向于自然辩证法世界观和系统论观点。但是无论是机械唯物主义还是自然辩证法;无论是还原论还是系统论都有着其局限性。都无法单独担当起指导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发展的重任,只有中医学与西医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有机结合,形成一种新的医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可以肩负起历史责任,引领医学科学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元衡论”的观点来自于中医理论与西医理论的起源探索,包涵平衡观、结构观、层次观、整体观、联系观等丰富的内涵。既融入中医理论的平衡观、整体观、联系观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又融入了西医理论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想;既有西医单元结构观的还原论哲学思想、又有中医机体与环境、机体与社会、机体内部脏器间相互协调的系统论整体观的哲学思想。可以认为“元衡论”既包含着自然辩证法与机械唯物主义相统一;又包含着还原论与系统论的统一,是一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方法论。以“元衡论”作为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的突破点,可以更好地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为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创造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贡献于全世界”的目标提供了可行的方法和路径,有利于临床医学理论早日形成技术性与思想性并重,中医理论与西医理论兼融的中西医结合新医学。

参考文献

[1]陈竺.健康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168.

[2]况立洪.从还原论到系统论看科学模式的转变[J].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5(24):13-14.

[3]卢雯静.基础医学研究进展的还原论与系统论[J].医学与哲学,2005,12(26):12-14.

[4]王小英.系统论的科学模式转变[J].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4(5):13-14.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82.

[6]常虹,赵青树.从中西医的优势和差异探索中西医的发展方向[J].内蒙古中医药,2003,2(3):77-79.

[7]李梢,王永炎.医学研究中系统论与还原论的关联关系[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5(28):91.

[8]李衍达.以信息系统的观点了解基因组[J].电子学报,2001,29(增刊):1731-1734.

[9]周勇,戴仕冕,彭峥嵘.用“元衡论”的思路对痤疮病因及治疗的分析研究[J].医学与哲学,2007,28(8),69-70.

[10]赵辩.临床皮肤病学[M].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2001:901.

[11]周勇,戴士冕,彭峥嵘.下肢静脉曲张向下肢溃疡演变过程中相关因素研究[J].医学信息,2007,20(4):656-657.

中西管理哲学比较异同 篇3

关键词：管理哲学 中国传统管理哲学 西方管理哲学 管理思想 人性假设

管理哲学理论是人类理性哲学试图寻找普遍有效性的知识理性, 恒常不变的理性本质和规律并借以控制、改造自然、社会、把握事物的活动, 是一种基本哲学思考。管理活动中每时每事都涉及事物之间的关系, 充满了矛盾运动、人性的思考和哲学思辨。站在21世纪回眸百年历史，管理哲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是人类所共有的财富。全球范围内的管理哲学总是在互相交流、互相融合中不断发展。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及其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带来了各国文化交流包括管理哲学交流的日益加强和加深。此间，西方管理哲学对发展中国家形成很强的冲击力，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西方管理哲学的挑战，中国也未能例外。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管理哲学和西方管理哲学，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所以，中西管理哲学的比较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

一、渊源：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

中国和西方的管理哲学各自具有自己的“民族的精神标记”，它们不同的特征和内容来源于不同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和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是生产劳动，从而也是管理活动的一个前提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管理哲学的性质和特征。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说：“地理因素当然不只是背景，它实是构成中国与欧洲文化间模式之差别及其所包含的一切意义之要端。”

中华民族的祖先生活在东亚大陆，这种一面临海，三面陆路，对外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自然环境，使中国的管理活动具有典型的大陆民族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一是向心。在管理哲学上表现为：一方面讲集中，求统一，管理活动大多是围绕着如何加强中央集权这一主题而展开的，以整体性的宏观管理为主。二是求同。中国的地理环境使得管理活动获得了一个完备的天然的“隔离机制”，一方面使得管理体制和思想具有极强的融合能力；另一方面又使中国的管理思想强调统一，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

作为西方管理哲学源头的古希腊，其地理环境与中国则大不一样。它有漫长的海岸线，而内陆交通却极不方便，因而只能向外拓展以求发展，使得商业和航海业发达较早。这种海洋民族的管理模式也有其鲜明的特征：一是外向。海上交通的发达、人员交流的频繁造就了一种外向型的民族心理，以地中海为走廊，几个文明古国之间发生过规模巨大的文化融合，其管理经验和管理思想曾多次相互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浑然一体的系统。二是求异。标新立异是希腊文化的一个特征，它一方面表现为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形成了求知的科学方法（如形式逻辑）。另一方面在社会管理上进行过多种形式的试验，特别是城邦形式的复杂的奴隶制民主管理制度，这种“城邦提供了自由讨论的实践经验，并证明了我们称之为协商式管理的价值”。

二、管理哲学内在精神的不同

（一）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内在精神

1、周易

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主要的理论依据是《周易》，《易》创造了一个自然、社会、人事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图式，因而也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总框架。易哲学最根本的理论“太极观”和“阴阳观”，是一种对世界整体性和辩证性认识的观点。从管理学角度来看，全球经济就是一个“太极”，其内部各经济主体虽具有差异性，却有机的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系统。易哲学的“太极”观就是要人们首先树立一种整体系统观，从整体角度把握管理活动。基于太极观，易哲学提出了“天人合一”观。 “天人合一”观认为天下万物各安其类，各得其宜的“保合太和”境界是管理追求的最高目标，因而它不是单单的强调对经济目标的追求，还兼顾了社会效益目标。易哲学中还积累了大量的管理原则，可以为现代管理所借鉴。如管理者的修养方面，易哲学提出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惩欲戒忿”、“果行育德”等六十四个方面的道德要求。这些要求，是中国古代管理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到今天仍对管理有重要的直接借鉴意义。

2、儒家

（1）中庸观

在孔子看来，中庸之德是君子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君子人格的最高道德标准。孟子对孔子的“中庸”思想加以发挥，提倡君子“中道而立”。因此，儒家认为，要执中，就必须反对过和不及两种错误倾向，保持中和、适度、协调、平衡。梳理一下先秦及宋明清儒家的中庸观，我们可以把握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那就是历朝历代儒家所奉行的中庸之道，皆旨在两个对立极端之间找到彼此的联接点，掌握“适中合度”的原则，使两个极端都不超过或达不到事物所允许的限度，在两者的联接点上认识事物，处理问题。这个联接点就是事物存在的“度”和“火候”。

（2）经权观

“经权”观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规范，“经”指“变中不易的常理”，即管理中普遍遵循的稳定的原则，“权”指“应变的权宜”，即根据时空和态势的变化所体现出的灵活性和机动性。“经权”观含有丰富辩证法思想，被认为是现代企业管理中权变理论的重要思想源泉。 儒家管理思想颇重视和讲究“权”的运用，在儒家的心目中，“权”是一种很高的理论境界，是方法论之最高原则。儒家把权看得如此重要，是不是因此而离经背道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儒家经权论的根本特点就是在于主张权不离经，通经是行权的前提和基础。而用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处处合于经，时刻不离经，使之潜移默化，烂熟于心，经权结合，即为“执经达权”的境界，也即管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整合的境界。

3、道家

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道”是人的管理境界，即人性、灵性、理性和德性的和谐统一。生存在宇宙“有”、“无”之中的人，既有人性的空间和德性空间，也有理性的空间，更有灵性的空间。任何管理活动，如果没有人性空间和德性空间，就无灵性和理性可言；缺乏灵性空间，就无所谓人性、德性与理性；不讲理性空间，更谈不上人性、德性与灵性。四者总是在社会实践空间的转换中按照“道”的规律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构成一个动态平衡而自然发展的整体系统。

（二）西方管理哲学的内在精神

西方管理哲学是一种理性化的，操作化的，明确的，定量化科学式管理。这种操作化准则和理性化的思考开拓了新的管理领域，扩大了人类管理的境界，甚至改变了人类管理的世界。操作化准则是和方法意识密切相关的，它导致了对方法意识的寻求和在管理技术层面的拓展。在西方早期管理哲学思想中，从西方管理学说渊源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和苏美尔人的管理文化到中世纪的管理思想，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的管理理性思考和哲学倾向，都突出地表现出了对方法意识的追求。在现代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发展中，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学派的形成，首先便是以寻求方法开始的。经过泰罗等人的努力，科学管理方法成了规范化、定量化、最优化的方法。

西方管理哲学思想善于思辨，重视逻辑推理，依靠科学试验。因此，一方面在管理上具有经验论的传统，但又不局限于直观经验，而是把管理理论建立在感性丰富、知性清晰的管理试验基础上。另一方面，在管理中又具有反理性的传统，把管理的最高目标和理想寄托于虚无缥缈的天国上面，宗教信念在西方历史上对管理的活动和思想有着极大的影响。西方的管理思想就是在这种经验的与反理性的惊人的分裂和对立中发展的。

西方的管理在市场商品经济土壤的培育下，既有严密的形式又具有创新的精神。一方面，它依靠明确细致的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进行统一管理，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剧烈变动的商品经济生活，它又不得不经常地超越和打破自己的管理规范，不断进行着管理思想和理论的革新和创造，因而在现代更形成了“管理理论的丛林”。

三、小结

总之，中西管理哲学各具自己的特点，从深层次看来，也不乏相通的地方。而且优劣共生、利弊相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长处和短处，在中西管理哲学中往往具有对应和互补的关系。因此，中西管理哲学的交流、移植和融合，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改造和重建，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5页。

[2]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页。

[3] 魏冬21世纪易经管理哲学之兴起，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1。

中西哲学观对翻译理论的影响 篇4

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语言是探索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中介.不同的哲学思维会使语言呈现不同的特性,这一点在翻译理论中的体现尤为明显,因此中西译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试以中西哲学思维的.差异来揭示中西译论相异的根源,并回答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这一问题.

作 者：吴培培 WU Pei-pei  作者单位：成都医学院,外语教研室,成都,610081 刊 名：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SOCIAL SCINECES EDITION) 年，卷(期)： 23(3)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哲学   思维   翻译理论  

中西哲学论文 篇5

实践哲学之后的哲学取向--兼评生存哲学的复兴

“实践哲学”对问题的探讨,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是此前的哲学所不可比拟的.随着实践哲学从主流进入到背景,探讨“实践哲学之后”的.哲学趋向,就成为目前哲学反思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对实践哲学的反思,提出了后实践哲学的概念,并对当前刚刚兴起的“生存哲学”复兴思潮表明自己的态度.

作 者：樊志辉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刊 名：开放时代  CSSCI英文刊名：OPEN TIMES 年，卷(期)： “”(3) 分类号：B0 关键词： 

老子哲学——值得实践的哲学 篇6

——浅读《老子》

老子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他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安宁祥和而又奇妙的世界。老子晚年著书《老子》，阐述了“道”“德”“无为”“柔弱”等一系列思想，以致很多人认为老子思想是玄之又玄的，是空洞的，是消极避世的，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其实不然，老子的思想是可以实践的，而且是有利于我们处理问题，摆脱困境的实践。老子的哲学不仅仅是思想性的，更是可以指导实践的。

现代社会，物欲横流，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将离经叛道当作个性的解放。许多人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而如果我们可以从老子那里获得行为的指导，这样的状况就会有所改观。老子哲学中有很多解决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一

“俭”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俭”是老子人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结成部分。“俭”的内涵有两层，一是节俭、吝惜；二是收敛、克制。老子要求我们不仅要节约人力、物力，还要聚敛精神，积蓄能量等待时机。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减少不必要的损耗，另一方面还要克制过分的欲望与冲动。这对于我们生活奢侈浪费的改善和跳出过多欲望的束缚都是有指导意义的。“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如此说来，做到生活的俭朴，并不难办。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这些本来就是不可为的，顺其自然不去做。一个完美的人，并不在外形上的表露，而在内敛的力量的积蓄。收敛些、矜持些才会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魅力。

在中学校园，随处可见奢侈浪费现象，而物质上的“俭”的思想就可以端正中学生的消费观念。然而对于奢侈，究其根源还在于欲望的放纵，攀比心理造成的。只有消除过度的欲望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太多的欲望总是使人心神昏乱，品行恶劣，而老子针对这些欲望提出了“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的原则。事物发展到极点则必变成其反面，即“物极必反”。所以为了使欲望不至于造成妨碍，我们就应该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收敛克制欲望，这样就不会造成危害了。

做事情总要留有余地，否则就没有了上升的空间。做人也是如此。正如国术中的内家拳。内家拳与外家拳的差别就在于内家拳的招势不用老，这样进可攻退可守，不会把破绽都暴露在敌人面前。

以“俭”来为人，可使人“合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写不搏。”（《老子·五十五章》）如婴儿般无知无欲不犯众物。这样确可以清心寡欲，修养身性。然而，面对社会，却尚嫌不足。

二

“慈”是处世的必要精神。人永远不是单单的一个个体，而必须要面对他人、面对社会。在个人主义的腐蚀下，有些人秉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处世原则，丝毫不关心他人的感受。将暴力当作勇敢；以冲动解决问题；不介意别人的鄙夷，甚至引以为傲。这些问题都出现在了我们的校园里。这些都是不利于学生自身与社会发展的。老子提出的“慈”字诀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老子·六十七章》）“慈”为德的本源，这是天地间的正道。履行正道，必能使别人亲近自己。相互和睦，万众一心，以致马到功成，所向披靡。虽说此理与孟子所说的“仁者无故”相似，但老子之“慈”从根本上却不同于儒家之“仁”，老子着眼于天地，发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五章》）天地对万物是没有私爱的。儒家倡仁义，老子贵自然，天施地化，不以仁恩，春生不为仁，秋杀不为不仁，自然而已，所以老子要求“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五章》）矛盾的出现，很多时候是由于我们强迫别人以我们的方式来行动，而对方不赞同。这种心态是错误的。所以，对于他人，自然为上，不必苛求，不加干涉。这样“慈”的心态就解决了矛盾。

“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的解决思路很容易被误解为厌世的消极的方法。然而，梁启超先生说：“老子是一位最热心肠的人。说他厌世的人，只看见‘无为’两字，把底下‘无不为’三个字读漏了。”诚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表达的是“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清静经》）的道理。不加干涉万物，顺从规律作为，万物才能很好的进行生长发育。这绝不是消极无为，无所作为。而“无为”之“慈”也是这样。尊重别人，尊重规律做事才会减少矛盾的产生，并解决矛盾而最终成功。

行为处事恪守“慈”字诀，必能解决好人际关系，成就一番事业。但“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忍焉”的历史周期规律却会使我们的筑起的高楼瞬间崩塌。所以，老子又给我们解决了“守业更比创业难”的问题。

三

“让”是最终成功的保障。社会总是进步的。尤其是当代这个知识经济大爆发的时代，各行各业推陈出新的速度迅猛。旧事物总是很快地被新事物所取代，而人亦如此。要想保持不落后，就要靠老子 “让” 的精神。“让”就是谦让，就是“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其又包括两层涵义，一是不争，二是功成身退。这些品格可以使我们在前进着的社会中永远保持胜利者的姿态。

“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二十二章》）老子一再说明，“不争”就不会失败。“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八十一章》）圣人效法天的伟大。他们不断地帮助人，而不争夺利益。这是一种伟大的道德。如果坚守这样的信条，已成立的功绩就不会被抹杀掉。柔弱退让，老实厚道，不与人争，这绝不是懦弱的标志。相反，它却是保持持久的必由之路。因为这些精神可以使人获得普遍的尊重，以至达到一呼百应的境界。而这种境界正是现代人所缺少的。在校园生活中，面对之种种烦恼，“让”的精神可以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地完成自己的课业，得到最后的成功。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费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老子·二章》）“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老子·三十四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老子·五十一章》）“功成身退，天之道。”（《老子·九章》）细读这些文字，从字里行间通露出的是“大道”的精神。生养了万物，无私而不占有万物，无为而不管理万物，充满着的是真爱与温暖。

老子的处世总是师法于天地、自然。他分析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得出结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生态是平衡的。天道公平，取长补短，维护着自然界的均衡秩序。而人类社会之道却是不公平的，往往取短补长，陷入失衡状态。富者更富，贫者愈贫。于是老子又提出“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七十七章》）只有有“道”的人才会把多余的财物来供给天下。将过多的东西让度给天平的另一端使之达到平衡这样使天道与人道合一，才能有利于推动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同样，与别人取长补短，互帮互助，才能有利于我们自身的进步。谦让的品格最终使经过俭约﹑慈爱所得来的成果与功绩，得到保持和进一步发展。这是老子人生哲学的又一步升华。

四

通过对比我们也可以发现老子的哲学是可以指导好实践的。

老子的“道”之伟大，运用于人间，便形成这三种宝贝“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做到“俭”，我们可以清心寡欲，修身养性；做到“慈”，我们可以济世度人，成就功业；做到“让”，功成身退，潇洒人生。这是人的三种境界。广而言之，就是实现“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天地价值”的方法与路径。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不谋而合。

由修身到治天下，老子提出 “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老子·五十四章》）老子去私立公，立身则代表一身的利益，治家则代表一家人的利益，治乡则代表一乡人的利益，治国则代表一国人民的利益，治天下则代表天下全体人民的利益。老子的公益，是充实自我后的自然流泽。与儒家《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目的的作为，理虽不同，但事却相同，都是三层价值境界的一脉相承。

再者，佛家哲学中也可以看到三层价值境界的缩影。佛国的等极，以佛为尊，其次菩萨，再次罗汉。罗汉是“解除苦恼的人”；菩萨是觉悟后“发大心愿的人”；只有佛才是“大彻大悟的人”，才是不仅自己觉悟又能使别人觉悟，更是觉悟的彻底圆满的人。我们可以看到，罗汉实现了个人价值，菩萨实现了社会价值，而佛实现的是天地价值。

如此看来，儒释道并非像是完全背道而驰，在人格的修养道路上最终九九归真。而这也说明了老子的哲学，不仅是玄妙神奇的，更是实用的。梁启超先生说：“老子的大功德，是在替中国创出一种有系统的哲学。他的哲学，虽然草创，但规模很宏大，提出许多问题供后人研究。他的人生观，是极高尚的而极适用。”我认为，对于老子的言论，我们无须刻意于考证他的年代，追究他的阶段性，争论他是唯物还是唯心。那就成了八股取士造出的训诂家。我们应该将其思想转化为力量，将历史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源，让哲学更好地为人类生活服务。有人说，西方哲学重实用，而东方哲学重养性。孰不知，养性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努力使老子的思想发展成价值观念和行为方法。这样才能使老子为我们构筑的完美的世界降临人间。

参考书目：

《老子》 卫广来 译注

山西古籍出版社

《左手老子，右手孔子》 常华 主编

中国纺织出版社 《宗教知识讲座》 中央统战部编

演讲稿

尊敬的老师们，同学们下午好：

我是来自10级经济学（2）班的学习委，我叫张盼盼，很荣幸有这次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担任学习委员这一职务的经验。

转眼间大学生活已经过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担任着学习委员这一职务。回望这一年多，自己走过的路，留下的或深或浅的足迹，不仅充满了欢愉，也充满了淡淡的苦涩。一年多的工作，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下面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大家一起分享。

学习委员是班上的一个重要职位，在我当初当上它的时候，我就在想一定不要辜负老师及同学们我的信任和支持，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要认真负责，态度踏实，要有一定的组织，领导，执行能力，并且做事情要公平，公正，公开，积极落实学校学院的具体工作。作为一名合格的学习委员，要收集学生对老师的意见和老师的教学动态。在很多情况下，老师无法和那么多学生直接打交道，很多老师也无暇顾及那么多的学生，特别是大家刚进入大学，很多人一时还不适应老师的教学模式。学习委员是老师与学生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学习委员要及时地向老师提出同学们的建议和疑问，熟悉老师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再次，学习委员在学习上要做好模范带头作用，要有优异的成绩，当同学们向我提出问题时，基本上给同学一个正确的回复。

总之，在一学年的工作之中，我懂得如何落实各项工作，如何和班委有效地分工合作，如何和同学沟通交流并且提高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当然，我的工作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比日：有的时候得不到同学们的响应，同学们不积极主动支持我的工作；在收集同学们对自己工作意见方面做得不够，有些事情做错了，没有周围同学的提醒，自己也没有发觉等等。最严重的一次是，我没有把英语四六级报名的时间，地点通知到位，导致我们班有4名同学错过报名的时间。这次事使我懂得了做事要脚踏实地，不能马虎。

中西哲学论文 篇7

西方传统文化是个体的、分析的、进取的、理想的、物质的, 注重对是逻辑、认识论、方法论这些更具“科学性”的技术手段。上溯古希腊时代开始, 西方造型艺术就是崇尚整齐、简单与和谐, 追求匀称、秩序、完整和明确, 以模仿自然为目的。在“模仿说”看来, 艺术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 是按照生活的原样, 用艺术模仿人类的现实生活, 而生活是鲜活的、具体的, 充满了情感的表达与体验到过程——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系统地提出了模仿说, 经亚里斯多德的倡导, 一直影响到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直至欧洲18世纪的艺术创作。

文艺复兴是在14世纪的意大利开始的一场文化运动, 崇尚理性思想与科学精神, 神之外的人的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 人类自身的魅力灿烂地展开。这一时期大多美学家不再把艺术比作隐藏真理的“障面纱”, 而是指望能通过科学研究使艺术更加细致入微地模仿自然, 从而使得绘画的写实技艺更加齐备高妙。其中, 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达·芬奇不仅是艺术大师, 同时也是科学巨匠, 力倡艺术模仿自然对象。因其对理性、经验和自然科学的颇有成果的深入研究, 努力探索绘画技巧, 主张把绘画艺术比作反映现实的镜子来追求。18世纪的狄德罗秉承这种观点, 他在《绘画论》中主张:“我们最好是完全照着物体的原样给它们介绍出来。模仿得愈完善, 愈能符合各种原因, 我们就会愈觉得满意。”

西方绘画的空间理论的哲学文化背景是以心物的“二元对立”的关照展开。在传统的西方绘画体系中, 布鲁内莱斯基 (1377-1446年) 创造的透视法来自严格的数学法则, 对绘画空间的表现主要是解决线性透视、色彩透视等再现性质的知识与技法, 这与西方文化、科技发展以及图式系统和绘制材料紧密相连。西方画家更忠实于眼睛所看到的真实, 依赖于准确的透视法所描绘的视觉幻觉形成的真实空间深度, 追求对象表现的精确化与立体化, 让观者对视线所及的“佳境”产生向往。在西方传统的哲学文化语境中, 其绘画的空间意识是扩展、外露 (相对性) 式的层层推出, 有一种浮士德式的追求, 令人目极无穷、弛情入幻、心往不返。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儒、道、释 (佛家) 的思想内容及三者的融合。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不仅仅作为知识存在, 更是生活情感的集合, 亦作为感悟和体验存在。与西方人构筑一个严密、庞大、分工明确的科学体系揭示世界、表现世界不同,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不是对“对象世界”的描述和解释, 而是探讨个人的境界与修养, 探讨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共存, 由此造就了中国人与众不同的观察与思维方法。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思想一直缺少对客观自然世界的持续关注与了解, 虽然对自然很感兴趣, 但讲求的是天人合一、和谐共存, 而不是认识和改造。加上传统中国文化精神与绘画材质的特性, 使得传统中国绘画的空间认知与表现在世界美术史上自成体系。

中国传统绘画的空间意识完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内, 其感受方式、认知程度、表现手法及其审美取向和评判标准都深深打上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烙印。中国传统文化缺少严格的概念界定与缜密的逻辑推理, 就连学理性的哲学探讨也是形象化表述和体验式传达。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关注在于思维主体“人”及人的生命存在和社会生活。中国哲学的探求动力源于激发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感遇之情, 不太在乎客观世界的境界和面貌, 注重抒发个人情感, 注重表达主体的心意。

“万物皆备于我”, 客观世界同思维主体是同一的, 认识自身, 也就认识了自然界和宇宙的根本意义。面对自然景观, 中国人不会像西方人的看法一样, 认为物质的自然不足为道, 而是对自然山水给予厚爱, 神与物游, “以形媚道”, 追求“度物象而取其真”“同自然之妙有”的艺术本源, 追求“思接千载, 视通万里”的东方审美的绘画想象空间。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与科学都比较漠视人类面对的“客观自然世界”, 那中国艺术也就不那么重视并表现它了。在传统的中国画家看来, 画家胸中的感慨和气节是笔墨所要展现的对象, 自然的神韵是绘画的目的, 到底画得是否逼真于实际对象并不重要, 而是强调画幅中是否有着生动的气韵和画家的情怀, 自然的内在性在人们内心唤起的意气最重要——不合科学的透视方法与笔墨渲淡而成的不切实际的山水林泉, 辅以文字描绘表达出的诗情, 演绎成中国画生发精神的依据。

中国哲学传统思维下的知识系统, 没有严密庞杂的理论体系, 缺乏细致精密的逻辑推理, 以致中国传统绘画更注重写意。文化的传统从来没有使中国古人感觉到绘画要具备超级写实知识的必要。儒家教养的熏陶是阻止朴素的经验主义的感受朝实验方面发展的力量, 它不是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 而是一套零散的生活指导。“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 儒家学说探讨的是现世今生中人生态度、行为规矩和生活方式的教导与嘱托:把学习变成修行, 跟随大师的指导, 在现实生活中实践那些行为要求, 以达到人生的高超境界。道家追求的是自由的精神和认识的解放超脱, 渴望纵情山水, 从而达到物我两忘。佛家则永远停留在“坐而论道”的境界, 对物理世界的探究没有兴趣。“理”作为事物存在的根本原因, 传统的西方艺术家更为关心“理”的物理情状, 绘画时追求真实事物的逼真的再现, 指望通过绘画在物理层面找到“神”的位置;而中国画家则上升到抽象的“理”, 对艺术的探索走向内心, 关心客观事物的理与自己的内心一致。

总之, 不同的自然观导致了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的绘画空间观念, 中国画的空间不是精确的数量关系, 而从自身的感受方式来体现, 关注的是物象与物象之间的置列与呼应关系, 以中国山水画为例, 画家们运用“以大观小”“以小观大”、多点移动的观察方法, 利用“远法”取代焦点透视法, 通过程式化笔墨技法在纸素、墙壁等二维平面上把自然的林泉丘壑三维空间节奏化、时间化, 并有赖观看者的人生阅历、文学修养、生活经验、艺术想象力来补充和延伸, 共同营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宇宙生命意识与诗意的山水画空间境界。中国古代画家在关照客观世界时, 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时间与空间序列的制约, 具备西方文化视角难以用“逻辑”推论的“超然物象”的特质, 营造出一个超越时空的东方审美空间, 建构出人与自然的冲和之境, 表达着对于诗意栖居的渴望。

摘要：从中西方绘画空间理解的差异入手, 分析中西方传统文化差异, 比较中西方绘画空间理念的传统哲学思想背景。不同的自然观导致了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的绘画空间观念, 中国画空间寄寓的是中国画家的艺术理想与人文情怀。

关键词：中西方,空间,哲学思想,比较

参考文献

[1]陈传席著.《中国山水画史》.天津美术出版社, 2002 (4) .

[2]吕澎著.《溪山清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4) .

[3]何新著.《艺术分析与美学思辩》.时事出版社, 2001.

[4]洪惠镇著.《中西绘画比较》.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0.

一个唯心论者的中西哲学观 篇8

近代中国思潮中有一些人物既尊孔孟朱陆，又接受西方民主科学，他们试图调和复古读经与全盘西化，并渐成一壮大的派系。时下称此派人物为“现代新儒家”，又有人以“保守主义者”冠之，其实他们并不保守，在接受西方思想上不亚于自由主义分子，我们称之为“新古典主义”者可能更恰当。现代新儒家阵营中以湖北黄冈熊十力一系蔚为壮观，培养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一大批弟子。不过，在当世人视熊十力一系为现代新儒家正宗时，却忽略了比熊十力略后的贺麟。

“我们不需狭义的西洋文化，亦不要狭义的中国文化。我们需要文化的自身。”贺麟如此说。虽然贺麟先生以翻译黑格尔、斯宾诺莎闻名，但很多人尚不知道他在新中国建立前曾是现代新儒家阵营中一员健将。

贺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金堂人。1919年考入清华，深受梁启超、梁漱溟、吴宓等人影响。1926至1930年在美国、德同学习西方哲学，尤以德国古典哲学为特长。回国后，贺麟任教于北京大学。贺麟的学术思想大约以1949年为界分作两部分，前期以融汇中西哲学，创建新哲学体系为主；后期以译述介绍西方哲学为主。因此，贺麟是集思想家与翻译家为一身的哲人。贺麟的前期著述以论文集《近代唯心论简释》为代表，体现了他会通中西哲学文化的慧识。《近代唯心论简释》初版于1942年，此后由于多种原因，并未再版。2009年8月，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了此书。

“理一分殊”的唯心论哲学

所谓唯心论，是指宋明儒家的心性哲学以及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理性哲学和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的哲学。贺麟的哲学观建立在熟谙中西哲学的基础上：“哲学只有一个，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无论中国哲学，甚或印度哲学，都是整个哲学的一支，代表整个哲学的一方面。”借用宋儒“理一分殊”之论，哲学是“理一”，中西哲学是“分殊”。

从不同的“分殊”上看，中西哲学有不同的哲学派别。中国哲学可划分为道家、墨家、儒家等。西方哲学可划分为主观唯心论、客观唯心论、科学唯物论、艺术唯物论等。贺麟认为，中西哲学虽然各有偏颇，但可以沟通。譬如，以中国哲学的划分法，伊壁鸠鲁、斯宾诺莎、布拉德雷、桑提耶纳等人就有道家风味；孔德、马克思、边沁、穆勒等人就有墨家精神；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格林、鲍桑凯等人就有儒家气象。墨家自秦以后一蹶不振，而贺麟认为西洋基督教精神和富于社会理想的功利主义，可以促进墨家一派的复兴。若以西方哲学的划分法，孟子、陆象山、王阳明是主观唯心论的代表，孔子、朱子是客观唯心论的代表，荀子、王充是科学唯物论的代表，庄周、杨朱、玄学派是艺术唯物论的代表。

世人一般称贺麟的哲学为新陆王，是沿著心学的路子而发展的。其实，对于一个现代哲学家而言，不可能拘于门派之争而将其他学派视而不见，他们需要做的是如何用自己一贯的学说融通各家各派，从而建立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贺麟的做法，正是把哲学上其他派别归宗于唯心论，再用唯心论中的心学调和理学，从而统一到“理一”上。

贺麟以为唯心论“应用人类最高的精神能力以观认世界，规定机械的唯物观与经济的历史观以应有之地位与范围，使勿逾越权限，发挥精神生活的本质、文化活动的根基，批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依据的范畴、原则和前提，调节自然和精神的对立，而得到有机的统一，使物不离心而独立，致无体，心不离物而空寂，致无用，便是理想的观点所取的途径，也即是真正的哲学——不论唯心与否——应有的职务了”。唯心论能够统驭其他各派哲学，而其他各派哲学不能统驭唯心论哲学。因此，唯心论是真正的哲学，最能体现“理一分殊”之“理一”。

既然“理一”的哲学为“人性的最高表现”，那么何谓“人性的最高表现”?贺麟在评价唐君毅的哲学时，说道：“其治学态度、述学方法、所研究之问题，均与余相近似，是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原则。”而其评价熊十力的哲学时，也提到“作者尝谓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应发挥出仁的本体论，仁的宇宙观，不意于熊先生处得一有力之代表”。“心”、“理”、“仁”在儒家传统的悟道者眼中俱是一物，也即是贺麟所谓的“人性的最高表现”。

理性的时空表现与历史发展

贺麟以时空观为切入口，比较中西哲学在理性上的同一性。在康德哲学的基础上，贺麟分时空为三种：第一种无定的时空，第二种为有定有限的时空，第三种为无限的时空。无定的时空绵延与扩张，它是感性的直观，表现了具体的事物；有定有限的时空为时间与空间的本义，它是知性的直观，表现了抽象的共相；无限的时空永恒与普遍，它是理性的直观，表现了具体的共相。贺麟认为康德的理性包含了有定有限时空中的纯理和无限时空中的行理，而宋儒的理也有此二重涵义。

从纯理之理上说，时空是心中之理，规范了自然知识与自然行为。贺麟认为时空是理，具有标准与尺度的意义，而这种标准与尺度并非外在于我，而是来自于心之灵。贺麟心中之理的观念虽然从康德哲学立论，但中国哲学也有桐应的说法。贺麟认为陆象山、陈白沙即持主观时空观的人。在古汉语中，宇指空间，宙指时间。陆象山云：“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陈白沙云：“天地我立，万物我出，宇宙在我”。这些话用康德哲学即可诠释成心中之理，即规范时间空间的准则。

从行理之理上说，性即是理，既在时空中又超越时空。“盖所谓超时空之真义，不在超绝时空，知行与任何时空不相干，堕入虚无寂灭之域，乃即在于运用理性以把握时空，决定时空，使时空成为表现理性法则之工具也。”时空规范了存在，而理性超越了时空。贺麟指出，超时空的真理即是活的真理，具体的真理，足以感动人的真理，不是物外之理，不是心外之理，不是无价值无意义的抽象之理，而是与生活打成一片的真理。在中国哲学中，这种行理的超时空境界表现在“心与理一”、“神与道俱”、“与造物者游”、“与无死生者友”、“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体悟中。个人的主体意识与普遍的客体精神柏融相摄，才是超时空行理之本义。

通过上述的对比，贺麟认为中西哲学中的理性精神是一致的，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部哲学的历史即是理性发展的历史。中国哲学史如此发展，西洋哲学史也如此发展。

中国先秦时期，“天生熏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隐含了“物者理也”、“性者理也”的观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包含“心者理也”的意思。《易经》中的“天”揭示了“天者理也”的内涵。贺麟认为，在先秦典籍中，“天者理也”、“物者理也”、“性者理也”、“心者理也”诸观念都隐约地、浑朴地具备了。到了宋儒，更将此哲学识度显明地、系统地加以发挥。希腊早

期的自然哲学家没有发现物之理则，只是以物释物。直至苏格拉底才正式研究物性(physis)与理性(ousia)。物的本质是性，包含“物者理也”、“性者理也”。人的本质是心，隐含“心者理也”。上帝的本质是纯范型，即“天者理也”。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天者理也”、“物者理也”、“性者理也”、“心者理也”诸观念已隐约地、简赅地具备了。近代哲学中，笛卡儿首次提出物与理、性与理、心与理、天与理的关系的种种问题，虽有启示但没有给出正当答案。而斯宾诺莎则系统地、明白地达到“天者理也”、“物者理也”、“性者理也”见解，但未明确提出“心者理也”的观点。自康德崛起，才有对此正面清晰地哲学阐述。贺麟认为康德与陆象山一样，接受哲学史的教训而集其大成。

中西哲学固然有“分殊”，但由于“理一”的缘故，可以互通互补。余下的工作，就是中西哲学“分殊”互通互补的具体表现和途径，以及在这样的思考下，开展出一条新的哲学之路。

会通中西的现代新儒学

通过中西比较，衡量分殊优劣，贺麟提出了体用绝对观与体用桐对观来为中西文化的融合奠定理论基础。在西方文化中，有柏拉图的绝对体用观，以本体现象言体用；而在中国文化中，则有朱熹的絕对体用观，理为体，气为用。贺麟进一步指出，在西方文化中，仍有一种相对体用观，如亚里士多德的范型(fonn)与材料(matter)，具有层级体用的关系；而中国亦有周敦颐的相对体用观，太极为阴阳之体，阴阳为太极之用。当然，绝对体用观与相对体用观并不矛盾，亚里士多德最高的范型就是柏拉图的本体，最低材料就是现象；同样，无极太极皆系指形而上之理言、为体，而阴阳五行万物皆系指形而下之气言、为用。

以绝对体用观视文化，则文化之体就是理性(或曰太极、心、人类精神之最高表现等)，文化之物即是理性之用。如视文化为一大概念，则文化本身又可分体用，如哲学为体，科学为用；宗教为体，道德为用；艺术为体，技术为用；而科学、道德、技术自身又可为体，以政治、法律、实业、经济、军事为用。

在中西文化比较时，绝不能说中国文明有体无用，西方文明有用无体，而应持体用合一的态度，中国有体有用，西方亦有体有用。贺麟表示，现代中国人不应持本位文化的保守态度或全盘西化的激进态度，而应对中国固有之文化与西方文化都吸收融合。贺麟以佛教进入中国为例，认为佛教没有“佛化”中国哲学，反而产生了“化佛”的宋明儒学。现代的中国不应被动的“西化”，而应主动的“化西”。“化西”之举措为：首先，研究、介绍任何部门的西洋文化，须得其体用之全。其次，以西体充实中体，以西用补助中用，使体用合一发展，平行并进。另外，应以精神或理性为体，古今中外文化为用，中西文化都是发挥自己的精神，要扩充自己的理性的材料。

贺麟认为中国文化之体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而西方文化之体用以西方哲学与基督教精神为代表。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即是用西方文化之体用来充实中国文化之体用。因此，贺麟结合西方文化，为儒学的发展指出了前进方向。

第一，以西洋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贺麟认为东圣西圣，心同理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与中国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的哲学可以会合融贯，从而产生具有民族精神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使儒家哲学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严谨，条理更为清楚，不仅为道德可能的理论基础，且可为科学可能的理论基础。

第二，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贺麟认为儒家的礼教本富于宗教的仪式与精神，而以人伦道德为中心。基督教具有的宗教精神可为道德注以热情、鼓以勇气，竖立精诚信仰、发扬博爱慈悲、服务人类、超脱尘世的精神。基督教精神的体用有助于促成近代西洋文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应吸收基督教的宗教精神以补充儒家的礼教。

第三，领略西洋的艺术以发扬儒家的诗教。贺麟认为诗歌与音乐为艺术的最高者，能表示本体界的义蕴。传统儒家特别注重诗教、乐教，但由于乐经佚失，乐教中衰，诗教亦式微，因此今后新儒家的兴起，须借鉴西洋艺术，与新诗教、新乐教、新艺术联合并进而不分离。

贺麟的中西哲学比较以德国古典哲学与宋明儒学为起点，以“理一分殊”的观点来看待中西哲学的异同。这赋予了传统哲学以现代性，比同时代拒斥西化、中体西用的保守派，全盘西化的激进派更为平实可行。贺麟虽然没有与港台新儒家有师承关系，但这种前瞻性的观点为后来的港台新儒家所继承与发展。但是，贺麟所推崇的最高范畴之“理性”，这种玄学化的思考方式又是现代性所不容的，而且他对于“纯理”、“行理”的分辨也没有依照康德限定知识论的路径以及物自身不可知的做法，而是以心学的传统，俱为一理之分化，由上而下阐述之。这些不足之处仍然需要后人继续努力。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