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读后感

《历史哲学》读后感（共8篇）

《历史哲学》读后感 篇1

黑格尔《历史哲学》读书笔记

《历史哲学》是黑格尔课堂讲义经编订整理后出版的。此书不仅富于思辨的获利，也适当注意于经验的事物和现象的事物，同时由于年轻人是对历史先为熟悉，黑格尔便从听者已知道的资料中表明出“观念”的动作，这也是我选取《历史哲学》来读的原因之一。本书包含着一个思想体系，即使细微之处也符合逻辑。本书著者无意自己去创造历史，而只是一个凡人从事探讨那已经创造出来的历史，那孕育理性而且富于“观念”的历史。

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认为人类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束缚于他自己的信仰、理性，或者说某种本质的存在。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背认为是一切生存界内表现的一种对峙的状态，那就是“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之间的对峙，而构成宇宙生命的那些自然和智慧的过程便是要取消这种对峙，而使之归合为一种绝对的生存。而这部讲义的主题便是人类从原始的束缚状态到“合理的自由”状态所经过的诸多连续的阶段行相。

在绪论中，黑格尔将观察历史的方法分为三种，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并对于哲学的历史予以具体阐述。探讨了：精神本性上抽象的特质，精神用什么方法或者手段来实现它的“观念”，最后考察了，‘精神’在有限存在中全部实现的形态——国家。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的发展归为“精神”本质的发展，把“自由的观念”当做是精神的本性和历史的最终目的，将观念和热情作为交织成世界历史的经纬线。“观念一方面是事物的充满，另一方面又是自由的、任性的、抽象的东西”。观念是普遍存在的，她在精神的内部，通过活动这个中心过渡到“客观性”的领域。

另外说明个人行为除了出自预先的“热情”、私欲本身或者其他因素外，还在不自觉地符合着，推动着另一深入层面的发展。这种推动本身并未被意识到。继而过渡到“世界历史个人”的目的中间包含着普遍的原则。举凯撒为例，起初他出于取得罗马帝国的独裁权（一个属消极性质的目的），同时他的行为又是罗马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一种必要的使命，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同时也是一种不自觉完成世界历史使命的本能。他们出于自身目的而行动，但他们的行动却是根源于潜伏的内在的“精神”。历史这个向前进展的精神从不自觉的内在性由伟大人物带到自觉。英雄（伟大人物）即“世界精神的代理人”。

“自由”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第34页说明“人类自身具有理性，又从它的活动和自决的力量，称作自由”。并提出两个因素：一，自由的观念是绝对的、最后的目的。

二、实现自由的手段，就是知识和意志的主观方面。国家是道德的全体和自由的现实，同时也是这两个因素客观的统一。历史各个过程所应当达到的目标——就是客观的意志和主观的意志在国家内的结合。说明世界历史的进程，世界历史原则发展的阶程，那个原则的内容就是“自由”的意识。第一个阶段就是“精神”淹没于自然之中。第二个阶段就是他进展到了他的自由意识。第三个阶段是从这个仍然是特殊的自由的形式提高到了纯粹的普遍性，提高到了精神性本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

接着说明了历史的地理基础。把特殊方面的地理上的差别看做思想本质上的差别，“这种特殊的差别有如下三种：

1、干燥的高迪。

2、平原刘御——是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

3、和海相连的海岸流域。这三种地理上的因素是主要的，我们在地球各部都可以看到这三种差别。第一种是实体的高起的领域，闭关自守，不易达到。第二种是文明的中心，而且还没有开发的独立性。第三种表现和维持世界的联系。”“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东方国家是历史的幼年时期，没有进展成为主观的自由。希腊人的世界为历史的“青年时代”，这里逐渐有了个性的形成。第三是罗马国家也就历史的壮年时期。以反省为根据。这是个主观性的帝国。然后是日耳曼世界的出现，也就是老年时代。精神的老年时代是完满的成熟的力量。这时期他自己又重新回到完满的统一。

接下来便是以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的顺序展开具体论述世界历史的进程和发展的最终目的。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的概念”的发展。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践的过程。同时也说明了哲学超越社会表象，从事深刻观察，认识“观念”在实现他自己时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即自由意识的发展过程。

在我看来，由于黑格尔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仅仅到上世纪初，主要把中国归列为封闭性的、原始性的过度。而对于中国对当时英国最初访问**的拒斥直接持以否定的态度。而对于西方世界的过多肯定。与历史环境意识形态有一定关联。但是黑格尔的思想之系统性以及思辨性十分强大。对于世界历史系统性的反思归纳以及深入探讨对于我们探究历史的真谛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哲学》读后感 篇2

福柯是一位反传统和反西方正统文明的思想家, 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他始终不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归属于任何一个流派, 甚至拒绝给他的思想标上一个特定的标签。然而, 他毕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模式及其方法论, 甚至影响了后现代主义的许多重要观点。所以, 人们往往将他列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 甚至被奉为后现代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福柯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批判现代性、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一样, 福柯反对启蒙运动将理性、解放和进步等同起来, 认为现代性实质上是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形式, 主体和知识等都是被它构造出来的产物。另外, 在他看来, 西方传统思想体系致力于抹杀各种差异, 建立一种整体历史、统一的世界观、统一的价值体系和统一的文明。这种思想体系在哲学上有两种互补的方面:一方面把人的意识当做一切历史发展和一切行动的原初主体, 另一方面是把历史说成是连续性的进步。因而, 福柯的历史哲学主要批判现代性和人类中心主义, 包括对历史理性、历史主体、历史总体化和连续性即线性进步的否定。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反对理性权威

福柯把现代性分成两个时期: (1) 古典时期 (1660年~1800年) ; (2) 现代时期 (1800年~1950年) 。在古典时期, 一种强有力的控制人类的方式开始形成, 并且在现代时期达到高峰。恩格斯对这种现代性特征有过一段经典式描述:“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2) 理性主义作为启蒙运动的标志登上了历史舞台。至此, 理性作为历史隐蔽的“元力量”被一切文化学者所服从。

福柯认为现代理性是一种强制力量。在古典时期, 人的理性从神学束缚下被解放, 它试图在一片混乱和狼藉中重建社会秩序。18世纪以来, 人类的一切行为都被整合到现代话语实践的帝国之中。启蒙的任务就是伸展“理性的政治力量”, 并且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样, 福柯揭开了现代性的假面具。原来, 理性求真的精神将会带来历史进步和人的解放的现代性信条, 其实名不副实, 它不过是异于前现代社会的另一种传统制度罢了。启蒙的理性神话用“求全求同”的虚妄来掩饰和压制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 福柯通过对疯癫现象进行考古学研究, 揭示了在西方社会中疯癫是如何被历史地构成为理性的对立面, 进而被打入冷宫。他首先发现了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656年之间的某种历史中断。在1656年之前, 西方社会和文化尚能接受疯癫现象, 但是当1656年巴黎“综合医院”诞生时, 疯癫现象完全被作为异己和“非理性的危险”而被排斥。由此, 反对和压抑癫狂现象的话语结构和社会制度同时被建立起来。古典的和现代的话语实践中, 心智健全与精神病、正常与反常之间的界限首先被确立起来。理性通过排斥、拒绝、禁闭、阻碍、隐藏等非理性方式给理性与非理性划界, 从而树立自己的权威。理性就是这样通过这种否定性的机制成功地实现了对非理性的控制。

否定历史主体

主体和理性都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发明, 正如现代科学取代了宗教一样, 理性个体取代了上帝。现代概念无论是科学的、政治的还是历史的都是随着主体的定位而得到定位的。因此, 消灭主体同时也是消灭了与它相联系的所有现代观念。可以说, 主体成了对现代性进行总批判的一个工具。福柯以现代性的反对者面目出现, 他继尼采喊出“上帝之死”之后, 宣布了“人之死”。

在《词与物》中, 福柯着手对现代人文科学进行考古学分析。他研究了现代人文科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特定的话语结构和规则, 详细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的内在规则、前提和规范程序。特别是, 他分析出“人”是随着生命科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的兴盛而诞生的。简言之, “人”是现代时期推论出来的产物。具体来说, 随着古典时期表现模式的解体, 人类第一次不仅成为求知的主体, 而且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对象。不过从一开始, “人”这个概念就十分矛盾, 它身兼两职, 既是认识的主体, 也是被经验科学研究的对象, 即它是“构成者与被构成者”的混合体。但是, 随着20世纪的到来, 各种新科学相继问世, 诸如“精神分析理论”、“语言学”和“人种学”等, 使得人作为认识主体的地位岌岌可危, 主体不再是认识和主宰对象的出发点, 而是语言、欲望和无意识的结果和产物, 因而“人”也就随之死亡。

质疑线性进步观

现代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在时间纬度上逐渐积累式的进步, 它一劳永逸地抛弃了倒退的、停滞的观念, 树立起乐观主义。福柯对这种传统的历史线性进步观进行了批判的质疑。线性进步观是假定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是不断进步的, 理性历史的自我转换就像生物学家构想种类历史的进步一样, 是不断进步、不断发展, 是辩证地向前推动的。福柯强调这种幻想“不是科学这样说, 而是科学史这样说, 此外, 我并不是说人性不进步, 我想说的是, 提出诸如‘我们是如何进步的?’这类问题是一种坏方法。问题是‘事情如何发生?’而且现在所发生的并不比过去发生的更好、更先进、更好理解”。 (3)

福柯认为历史进步是一种先验的目的论, 它预设着一个人们持之以恒地向之运动的事先给定的目标。这种目标又是在线性的编年史时间中展开, 因此编年史时间是对经验作形式化处理的不加思考的一种背景或一套先验的框架。它具有魔法一样的功能, 一方面, 仅仅由于时间的先后就有了新与旧、创新与模仿的区别和不同价值等级的区别;另一方面, 无论是怎样矛盾、不相容、断裂、模糊、不可越的现象, 一旦被纳入这套框架中被重新组合和装配后, 历史就变成了理想的、连续的, 从而具有了生命。合理性变成人类的命运或目的, 并且运用一些先验的话语单位维护这种目的。

福柯的系谱学和考古学方法中断了思想史的先验目的论的连续过程, 抛弃了乐观主义的历史发展论。它认为, 并不是任何事情都会一天天变得进步起来。实际上, 事情将更多地与其所处的具体的环境和形势有关, 而不是被捆绑在一种必然性上面;事情将更具有一种随意的性质, 而非不言而喻的;事情将更为复杂, 更有临时性和历史性, 而不是由不可避免的人类学常数来决定。西方主流传统中的理性、进步观念与疯癫、犯罪一样都是特定社会话语和非话语实践建构的, 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意义。历史是知识———权力体系的转换, 它又会在一定条件下打破它, 重建另一个知识———权力体系, 我们不能抽象地说这种转换是否存在着由低向高的进步。

拒绝历史总体化

福柯反对理性、进步的矛头直指启蒙以来现代性有关总体性、压抑性的宏大话语霸权。理性的求真精神根本不是为了所谓的人类解放、进步主题, 只是另一种控制性力量而已。自启蒙以来, 理性通过掩饰和压制多元性、差异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制性力量。福柯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扰乱它, 恢复话语的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 给予被排斥、遗忘、边缘化的主题如疯癫话语、惩罚话语、性话语、街头野史、不入流的作品足够的关注。他用这些微观话语对抗宏大话语的霸权, 取消整体历史优先权。如果说在历史元叙述中, 抽象的宏大叙事占据了历史叙述的讲坛, 历史成了大写的历史的话, 那么, 福柯的学说则是排除了传统的历史讲坛的微观叙事, 把单数、大写的历史拆散成众多的、复数的、小写的历史。

在《知识考古学》中, 福柯坚决反对总体化的观念史, 并描述了观念史上发生的突变带来的革命性后果:“它已分离了由意识的进展、理性的目的论或人类思想的发展构建的漫长系列;它已质疑了汇聚和完成这两个论题;它已怀疑了总体化的可能性。它导致了不同系列之个体化……” (4) 总体历史观念是一种目的论, 即认为人类是有目的地朝着某个预先决定的目标从低到高前进的, 而福柯则要表明, 由意识发展和理性目的论提出的总体化是不可能的。

福柯反对史学家和哲学家使用世界理想类型和时代精神这样的文化总体性的范畴, 他要用系列、界限、偶然来质疑目的论和总体化。他主张用通史来取代总体史。因为总体史“设法重构一个文明的总体形式, 一个社会的物质或精神原则, 一个时期的所有现象所共有的意蕴, 说明这些现象的连贯性规律, 即人们用隐喻所说的一个时期的‘面貌’”。 (5) 而通史则讨论系列、区分、界限、断裂、起伏、变化、转换、差距、年代学特征等特殊形式、可能的关系类型。因为总体史把所有的现象都压缩在唯一的核心, 即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总体形式的周围。而通史正好与此相反, 通史将展现无主体的、分散的、非中心的、充塞着各种偶然性的多样化空间。

总体历史观是把大写的理性、大写的主体确立为原则和核心, 并进而用这样的抽象原则和核心来统领所有的文明现象。福柯对总体历史观的批判, 是通过清算以往哲学中的总体化哲学理论来进行的。福柯批判位于现代历史意识和历史核心处的康德的总体化的人类学中心主义, 因为康德把贫乏的、有限的主体的构造力转变成了所有知识的先验条件, 把历史看做连续的进步和久远的集体意识;黑格尔历史哲学是典型的总体化历史主义。福柯不仅反对康德有限主体的总体化, 而且也反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总体化;福柯批判了马克思那样的总体化理论思考和总体化分析。福柯认为理论是实践, 是局部的、地区性的和非总体化的实践, 是用来构造适于读者使用的工具的, 而不是用来构建具有永恒真理的体系的。

总之, 福柯的研究成果对当代西方历史学和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福柯的哲学是一种独特的哲学, 他不像其他哲学家那样论述历史上大哲学家的思想, 也不讨论传统的哲学概念, 而是通过一些从未被哲学家注意的边缘领域如疯癫、疾病、犯罪、性等的历史考察来分析哲学问题。福柯就是这样将哲学主题引入历史中, 表层是历史分析, 深层是哲学思考, 在历史研究中包含着一套独特的历史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福柯运用考古学、系谱学方法严厉地批判了传统的历史主义, 打破“历史神话”, 重塑“真实的历史”, 并对传统的西方历史理性、主体、进步、总体化等问题提出挑战, 瓦解了传统历史观念的根基, 为我们研究历史和哲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从而也造就了福柯哲学无与伦比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刘北成:《当代法国思潮变迁与福柯》 (前言) , 载刘北成编著:《福柯思想肖像》,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转引自余章宝:《散乱的历史——福柯后现代主义历史观》, 《史学理论研究》, 2001 (1) 。

[3]王利民:《解释过去了解现在——从系谱学看福柯的历史社会观》, 《社会》, 2000 (12) 。

历史与哲学之思 篇3

关键词：音乐教育哲学 音乐教育史学 实践 道德

近期，由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曲阜师范大学主办，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术委员会、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协办的“第三届全国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第二届全国音乐教育史学研讨会”在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山东省日照校区）举办。此次会议包括大会主题发言、专题报告、小组发言三个板块，共有来自全国50余所高校的师生200多人参加本次会议。会场围绕“音乐教育哲学和音乐教育史学”两个主题进行学术交流，共有30余名专家学者作了专题报告，与会人员就大会主题展开热烈交流讨论。

大会邀请了国际著名音乐教育家韦恩·鲍曼（Wayne D.Bowan）作了题为《音乐实践的道德意义》的发言。鲍曼的发言围绕两个关键词——“实践”、“道德”展开，他认为音乐教育是音乐和教育这两种实践的交集，作为道德实践的音乐时间的观点。他解释：实践是基于社会的、复杂的、连贯的、合作的行为，随着时间的增长形成自己的道德体系。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性活动，这是我们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看到的对实践的定义。鲍曼教授更好地诠释了实践的定义，音乐是多元化实践的群集，不是单一的，它具有很多种价值和内在事物。他还和我们一起探讨了“作为道德实践的音乐实践的观点——作为塑造个性的极有力的道德资源”、“如何评价音乐教育者的成果”、“音乐教育不等同于音乐教学行为，音乐教育不仅是教授音乐的行为，或成功获得了音乐技巧和概念”、“如何区分教育性的教学和单纯的音乐教学”等观点。

大会还就音乐教育哲学和史学主题邀请国内专家分别作了专题报告。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做了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全球多样化音乐社区》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为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哲学意蕴？并从民族音乐传承三个标志性阶段说起，深入剖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哲学意义。并提到：“朝向全球多样化的音乐社区，在哲学意义上多样性的概念突破唯一性或两极论的宏观表述。社区则澄清这一概念在具体时间层面上的存在。哲学观念并不完全是形而上的，它是和具体时间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动态的、多样化的、在具体时间中体现的哲学观念在这个时代是有生命力的。”马达教授从近10年三次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看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10年，通过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其他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围绕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音乐教育哲学观讨论”、“有关如何建立中国特色音乐教育哲学体系的讨论”五大部分代表性文献的分析与述评，梳理出这期间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特点。此外，管建华教授《新轴心文明时代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文明复归》也极为精彩。

在大会史学板块部分，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马东风分析了中国音乐教育史学的发展态势与趋向。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褚灏从社会转型与文化思想转型，教育转型与音乐教育重新勃起，近代音乐教育思想主体及特征与意义等角度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思想进行述评。中国音乐学院余峰教授作了题为《中国音乐教师教育的苦命与使命》的发言也极为精彩，现场掌声不断。

在专题报告会议上，哲学组张业茂、黄剑敏、吴跃跃、周世斌四人了报告。张业茂《音乐教育哲学的“身体”转向：身体哲学的思考》从当今音乐教育哲学“身体”的转向，探寻音乐教育中自在之身体与自为之身体的哲学意蕴，对身体哲学进行思考。黄剑敏《孔子与老子音乐教育思想比较研究》从乐教的对象、方法、准则、核心、目的和社会功能轮六个方面对孔子和老子音乐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吴跃跃《音乐材料、存在方式、音乐释义、主客关系——对音乐欣赏教学的哲学思辨》站在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高度，从音乐材料的特殊性、音乐作品存在方式的特殊性、音乐释义的特殊性以及审美主客体关系的特殊性四个方面对音乐欣赏中的诸多要素进行分析、论证，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帮助人们处理好音乐欣赏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探讨审美主体重要性的理论根源。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周世斌作了题为《21世纪中国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回顾、反思、创新探索与实践》的发言，回顾了中小学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的研制与实施，反思了中国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版和修订版存在的问题，对中小学音乐课程改革理念与高师音乐人才培养改革理念与实践进行探索，并应用于北川中学支教和北京农民工子弟校援助。

史学组崔学荣、马骁、杨健、陈永四人做了发言。鲁东大学艺术学院崔学荣作了题为《中美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发言，以中美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从培养类型与目标、招生考试与培养方式、课程设置与教育资源、教学方式与管理制度等方面对其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培养模式各自特点，为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进与提高提供借鉴。马骁《中国近代女子音乐教育发展述评》通过对近代女子音乐教育进行梳理，探寻历史根源，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当代女子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陈永《中国音乐教育制度史研究构想》对“中国音乐教育制度史”这一学术对象的理论基础、学术现状和研究设计等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构建有关音乐教育制度史的学科体系，探究音乐制度在各种外生性志愿影响下的动态形成机制与功能机制。此外杨健对当前高师音乐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策。

音乐教育哲学分会场由吴跃跃、柳良、李嘉栋、吕屹主持，全国音乐教育史学分会场由刘咏莲、徐旭标、黄剑敏、冯巍巍主持。期间每个会场的讨论都十分热烈，众多同学老师云集对话，碰撞出多重智慧火花。

研讨会期间，曲阜师大音乐学院师生还为与会人员精心准备了专场音乐会，音乐会上集中展示了富有日照地方特色的岚山号子、夹仓锣鼓、鲁南五大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音乐学院近几年的教学成果。

《历史哲学》读后感 篇4

当前我国行政哲学仍处于拓展与深化研究阶段，学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行政哲学的概念界定、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基本功能、学科定位及其研究意义等方面，但缺乏对我国历史上行政实践与思想发展规律的探讨，特别是缺乏对其他哲学分支学科体系的学习和借鉴。 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将“行政历史哲学”作为第十届行政哲学研讨会的主题，开拓了行政哲学研究的新领域。但是，要探讨“行政历史哲学”的论域，首先必须厘清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进而对行政历史哲学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一、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内涵及其研究述要哲学的核心是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的分支学科是探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具体领域的表现。那么，行政哲学和历史哲学就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分别在行政领域和历史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的总结与概括。行政哲学是行政领域中的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观和方法论，历史哲学则是历史领域中的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观和方法论。

(一)行政哲学研究述要

1. 西方行政哲学研究述要

西方行政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是存在性问题，拉里林恩提出“什么是行政哲学?我们所希望的是只停留在学术上的社会建构吗?” 认为行政哲学并不存在;JS朱恩认为“行政哲学关注公共管理中概念性问题的研究”，主张“行政哲学早已存在但并未成型”;马歇尔迪马克则认为行政哲学存在且必要。二是研究路径，存在以哲学理论或行政哲学为基础的两种倾向。三是研究内容，既关注行政哲学的概念、模式等理论问题，又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具体行政问题，同时注重对各个不同流派的行政理论分析中得出一般性的哲学概括。

2. 中国行政哲学研究述要

国内行政哲学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随后在公共行政实践与理论日益成熟的背景下得到了较大程度的重视，行政哲学的概念界定、研究对象和内容、功能探讨和学科定位、研究意义等方面得到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对行政哲学的理解和界定并不一致，如：幸强国认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目的、行政伦理和行政决策的理性思考”;芮国强、乔耀章认为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观的学问”;吴元其认为行政哲学是“研究行政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哲学理论体系”;何颖认为行政哲学是“对人类行政活动过程本质与规律的认识的反思活动”，黄显中认为行政哲学是“以政府公共性理念及其现实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 可见，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切入，其关于行政哲学的回答也就存在较大差异。

我们认为，行政哲学是“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角度，对行政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所作的哲学概括。” 它通过“对行政生活的哲学反思”,以“探索行政之真，追求行政之善，塑造行政之美，建构关于行政生活的真的理念、美的理念和善的理念，趋使行政生活达到真善美统一的境界。”

(二)历史哲学研究述要

1. 西方历史哲学研究述要

目前西方历史哲学已形成思辨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三大流派：思辨的历史哲学是“以实际历史进程为对象，探求制约历史事件的普遍法则或规律、历史中的秩序与目的、历史演变的模式及动力等等”。如黑格尔认为“一部世界史就显示为精神上自由意识的发展和实现”;斯宾格勒强调“世界历史就是各种文化形态的‘集体传记’”;汤因比更是以 21 个文化单元来探索全世界“历史事实背后的意义”。

分析的历史哲学强调“对历史认识的性质和方法的分析”，“对历史知识进行一番哲学的批判”。 它将历史认识论作为准确理解历史本身的前提，关注的是历史知识或认识。如克罗齐认为历史哲学是“有关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柯林武德直接指出历史哲学就是“反思历史思维”。 实质上，这种脱离了历史本体的分析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终将陷入逻辑泥潭。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则是对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超越，将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方法论有机结合的科学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超越了传统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它是从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角度研究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既关注历史过程本身如何发展，又对历史过程与历史观念的关系问题进行反思。

2. 中国历史哲学研究述要

当前中国历史哲学研究正在向“自为”方向努力，不再仅仅局限于用西方历史哲学思想来剪裁中国历史。总的来说，国内历史哲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以西方历史哲学为研究对象，既有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整体发展进程的探讨，又有对维科、黑格尔、康德、狄尔泰、本雅明、汤因比、马克思等西方著名学者的历史哲学思想的具体分析。二是以我国古代的史学理论为研究对象，在对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顾炎武等人的历史哲学思想，以及程颐易学、邵雍象数易学中的史学精神等内容的研究上取得了较大成就。三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为基础，结合我国社会实际与具体情况，通过对一些时代议题的分析与讨论，不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内涵与内容。

尽管当前学术界对历史哲学的理解存在诸多争议，但我们认为，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才是正确把握与揭示历史规律、指导与引领历史前进的科学思想，开拓了认识历史的新天地。

二、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的比较

行政哲学以行政管理领域的人类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历史哲学则以全部人类活动为研究对象，因而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一些显著的区别。厘清两者在学理上的各方面关系，对当前我国行政哲学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联系

1. 研究内容上共时态与历时态的交叉重叠

行政的发展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行政活动也就构成了历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从共时态上来看，一定时期内的历史必然包括该时期内的行政管理活动;从历时态上来看，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管理发展史或实践史也必然属于该范围内的全部历史活动范畴，而且是研究该范围历史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因此，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在研究内容上必然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叠，要么相交于共时态内的行政活动，要么相交于历时态上的行政史。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历史哲学的研究范畴，但不能说行政哲学属于历史哲学，或者历史哲学包含了行政哲学，因为两者的研究任务并不一致。

2. 研究路径上“实然”与“应然”的有机统一

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作为哲学的两个分支，自然也是遵循哲学研究的一般路径(实际——认识——实际)。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都是以行政生活或历史实际为研究中心，从哲学的角度“批判”与“反思”行政生活或历史实际中的各种突出问题，从而达到帮助行政主体或历史主体更好地认识行政或历史的目的。所以说，两者在研究路径上都体现了“实然”与“应然”的有机统一：其一，行政生活或历史实际处于根本性的地位，为行政哲学或历史哲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动力之源，对行政哲学或历史哲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二，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必须是关于以实践为基础的现实生活世界的认识，而不是对外在于人的抽象世界的思考，必须立足于人的社会实践形成合理的理想构图。其三，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除了“认识行政”或“认识历史”外，还应具有“改造行政生活”或“引导历史实际”的功能。将理论化、系统化、科学化的行政知识或历史知识回归到现实生活，去指导与改造客观的行政或历史发展。

3. 研究取向上“真、善、美”的共同追求

由于主体的能动性与选择性，行政主体或历史主体在对行政生活或历史活动进行逻辑思考时，往往存在一种理想愿望或超前反映，而且都表现为行政主客体或历史主客体之间的真、善、美关系。作为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崇高理想，真、善、美既是行政生活所必须遵循的基本价值尺度，也是历史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价值尺度。行政哲学或历史哲学通过对行政生活或历史活动的哲学反思，不断探索与塑造行政或历史中关于真的理念、善的理念、美的理念。

(二)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区别

1. 学科成熟程度的区别

尽管历史哲学在当代中国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但其在西方已有较长历史并得到广泛讨论，在发展历程、理论构建等方面都较行政哲学相对完善。一方面，从发展历程来看，我国行政哲学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80年代，虽然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里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仍处于初创阶段。而历史哲学从 18 世纪诞生至今，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尤其是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鸿篇巨制，都是西方历史哲学得以成熟的重要基础。所以说，从形成条件和发展历程上来说，历史哲学都远远成熟于行政哲学。另一方面，从理论构建上来看，虽然行政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内涵界定、学科定位、研究对象与内容、研究意义等方面都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探讨，但从理论分析的深度与广度来看，历史哲学研究仍要优于行政哲学研究。总之，与行政哲学相比，历史哲学在研究历史和研究成果方面都要相对成熟与完善，对行政哲学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 研究对象的区别

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存在显著区别：一方面，行政哲学以行政生活为逻辑起点，研究行政生活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历史哲学则以历史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作为揭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哲学，其研究任务更为艰巨与繁杂，因而其研究对象也要比行政哲学更为丰富与多元。行政哲学从行政生活内部出发，探讨行政的本质和规律。历史哲学则因历史主体视角的不同，而呈现出一个庞大的对象体系：一是现实的人，因为人的存在和活动就是“历史”，所以这是历史哲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通过研究客观历史现象把握历史的本质与规律;三是历史认识，通过研究认识主客体关系寻找历史认识的本质与特征;四是认识历史的根本方法，以根本方法为研究对象来构成科学化的历史方法论;五是历史价值，以历史价值的存在形态与类型、历史评价的尺度与结构等内容形成历史价值论。所以说，历史哲学是从不同角度研究不同的具体内容，共同探寻历史的内在结构和基本规律，从而构成关于历史的全面系统的总体图景。

3. 主客体关系的区别

行政哲学中的行政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的从事行政活动的人，[20]行政客体是行政主体直接作用的人、财、物等。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既对立又统一：其一，两者相互依存、互为前提。行政主体管理、支配着行政客体，行政客体服从、追随于行政主体;其二，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行政主体在作用于行政客体的同时，也受到行政客体的制约和影响;其三，两者之间能够相互渗透与转化。行政主体会容纳行政客体的某些属性，行政客体也会烙上行政主体的部分印记，而且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能够在特定条件下直接相互转化;其四，两者能够共同发展。行政主客体之间的矛盾运动同时作用于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的发展，是行政发展的动力之源。

历史哲学中的主客体关系主要是对历史认识而言，历史认识的主体是历史学家和各类历史工作者，其认知水平受制于其个人素质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历史认识的客体是历史过程或过去的客观的社会实在，它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愈加丰富。在这里，历史哲学的主客体关系明显区别于行政哲学的主客体关系，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之间是一种认识与被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首先客体决定主体，过去的历史现象决定历史学家认识的具体内容，主体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进行抽象思维。其次，主体对客体具有能动的创造性反映，既表现在主体对客观历史事实的筛选、甄别、描述等有目的性的活动，又表现在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加工、创造等分析批判性活动。

三、行政哲学对历史哲学的借鉴

综上所述，尽管行政哲学和历史哲学都属于哲学的分支，但历史哲学在发展历程和理论构建方面都比行政哲学更加成熟，且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在研究内容上具有共时态与历时态两个层面的交叉重叠，这就为行政哲学研究借鉴历史哲学提供了可能，从学科发展的现实需求上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行政哲学究竟如何借鉴历史哲学，将其有益的、可行的研究经验融入行政哲学的研究与发展中，也是值得深思和考量的重要话题。

首先，注重对行政历史的研究。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一切现实存在都是历史生成的结果，所以历史哲学既重视现实，又关注非现实的历史。它“从非现实的历史出发，经过现实，又指向了非现实的历史。” 而且，“任何哲学研究都内涵着一种历史的维度——它要求我们对任何哲学问题都不能超越其对象的历史性而静态地研究”。 所以说，行政哲学的研究也应借鉴历史哲学关注历史的优良传统，加强对行政历史的研究，从行政历史中探寻行政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如前文提到的，行政生活作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发展中的存在物，是一个对过去、现实和未来的包容性范畴。那么对行政哲学的历时态研究必然也是行政哲学学科体系构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是对当前学界共时态研究的有力补充与支撑。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再到治理行政，行政发展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对行政历史的研究，既要从公共行政发展的实践角度考察，又要从行政学科发展的理论角度考察。对整个行政历史进行客观梳理，充分挖掘西方行政历史与中国行政历史中蕴含的行政哲学思想，从而为行政哲学研究提供夯实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渊源。需要指出的是，对行政历史的研究，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倾向，一种是行政哲学史，另一种是行政历史哲学。行政哲学史是对行政哲学发展历程的归纳与总结，属于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具体范畴;而行政历史哲学是对行政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概括与反思，属于行政哲学研究的一个具体范畴。但无论最终落入哪种倾向，都是对行政哲学学科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完善。

其次，重视对行政人的关注。 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才是历史的主体，人的创造性活动就构成了历史。因而，历史哲学的立足点就在于人类实践活动，处于主导性地位的人既是创建历史的主体，又是认识历史的主体。也就是说，人既作为社会存在形成历史过程，又具有社会意识实现历史认识。而行政哲学的逻辑起点就在于行政活动，是由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相互作用而成，其中人也是最关键的要素，所以必须重视对人的关注与研究。一方面，行政主体是由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许多人构成的综合体，需要相互协作与配合。对人的本身的探讨，对人性假设的研究，能够更好地把握行政主体的施政思想与行为，为整个主体系统的正常运转提供根本性的指导。另一方面，在行政客体系统中，人既作为整个系统的核心而客观存在，又区别于其他客观物质具有意识和感情，是主导、管理其他要素的主体。因而行政主体对行政客体的作用实质上就是对人的作用，所以必须强调对人的根本看法的研究，从哲学高度把握人的真实本性，从而更好地帮助行政主体对行政客体实现有效管理，同时促进行政客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总之，人是一个个体与类、主体性与客体性交织的矛盾统一体，分析人在行政活动中的地位，以哲学思维理解与把握现实的行政活动中的人，挖掘行政人的本质特征与规律，构建行政哲学领域的行政人学基础或行政人学理论，能够为行政哲学研究提供深厚的理论根基，能够从人的存在出发找到行政活动的真相，也有利于现实层面上行政人格的塑造以及“以人为本”的真正实现。

再者，深入对行政实践活动的把握。 由于人的生产生活及其衍生出的各种社会关系就是创造历史的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逻辑起点就在于人类实践活动，忽视了对实践活动的认识，历史哲学也就无法成立。行政哲学亦应如此，作为行政哲学之逻辑起点的行政生活，不仅由行政主体通过具体的行政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而且随着行政实践活动的变化与前进而不断发展，因而对行政生活的认识必须深入对行政实践活动的.把握，在实践的真义中研究行政哲学。实质上，行政哲学本身就从属于实践哲学的范畴，因为行政生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存在，以人类社会生活为研究起点的实践哲学自然也就囊括了行政哲学的研究领域。所以说，行政哲学立足于行政生活，以行政实践活动作为研究起点，不仅是对历史哲学的借鉴，也是其自身发展所必需。行政生活的实践性既表现在行政主体的日常行政实践、行政改革实践等物质层面，又表现在行政主体的价值观念对社会道德的示范与影响作用等精神层面，是一个发展的、具体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统一体，是行政哲学研究的现实基础和最终归宿。但当前学界对行政哲学的研究起点仍是众说纷纭，尚未达成共识，亟需借鉴历史哲学的研究路径，将行政哲学的“阿基米德点”定位于行政生活，深入对行政实践活动的把握：一方面要回归行政生活，以行政实践活动为基础性对象。行政哲学具有抽象性与思辨性的特征，但绝不是纯粹地形而上学地“书斋”中的思辨分析，而是立足于行政实践活动的“户外”行政生活的实践反思。因而研究者们关注的应是行政生活中的各种突出的、具体的、现实的问题，实现从立足于行政知识到立足于行政生活的转变。另一方面，以实践思维方式构建行政哲学学科体系。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理论体系有机统一起来，探讨行政生活中的现实议题，形成包括生活与行政、人性假设与行政、公共利益与行政、知识与行政、理性与行政、民主与行政、效率与行政、公正与行政等具体内容的系统学科体系。

最后，加强对行政方法论的探讨。 在历史哲学研究过程中，一方面基于客观现实的辩证思辨过程，对历史运动的逻辑把握，本身就是历史方法论。另一方面以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有机结合，实现了对历史本质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把握，而这一根本看法或观点又反作用于人类历史活动，所以同时又承担着历史方法论的职能。行政哲学研究没有正确的方法论的指导，就难以完成揭示行政活动本质的任务，难以形成科学的行政哲学理论，因而必须注重对历史哲学方法论的借鉴，加强对行政哲学方法论的探讨。一是借鉴唯物与辩证相统一的方法论。马克思从实践方面理解历史和对历史认识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等多重关系的阐述就深刻体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对行政哲学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行政活动以客观自然和现实的人类社会为存在基础，其逻辑结构也是形成于长期积淀的客观物质世界，而不是一种纯主体性的封闭活动。而且，行政活动的实质是关于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的关系问题，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对行政活动的研究，不仅要从客观存在的“人”和“物”出发，还要辩证分析行政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真正揭示行政本质与规律。二是借鉴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在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的自我实现活动与利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一般概念进行的抽象思辨的结合，就有力证实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的重要性。对此，行政哲学研究既要梳理人类行政活动的起源、发生和演化等历史进程，又要剖析发展成熟的行政活动的要素、结构与功能等立体形态，从而共同揭示行政的内在规律与本质。事实上，历史与逻辑本身就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而存在的，历史总是以过程的形态展示着逻辑，而逻辑总是以浓缩的形态积淀着历史，因而在对行政历史的考察中，必须以对行政逻辑的分析为依据;在对行政逻辑的分析中，也必须以对行政历史的考察为前提，这样才能客观、全面地揭示行政本质及其规律。

四、行政历史哲学的论域

通过对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进行多角度分析后，得出了行政哲学对历史哲学的具体借鉴途径，最后也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行政历史哲学”，过渡到了对行政历史哲学的初步探讨。

从借鉴行政哲学的定义出发，可以将行政历史哲学理解为是对行政历史生活的哲学反思，是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行政历史中的具体表现的研究。它是从哲学思维的高度把握行政历史活动，探寻行政历史中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与方法论，对行政历史的一般规律和本质进行哲学层面的概括与总结。

首先，从学科归属上来说，历史哲学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探讨，是涉及整个历史进程的宏观性研究，其本质与规律都是基于整个社会历史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概括;行政哲学是对行政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探讨，是涉及行政领域的具体性研究，其本质与规律是基于整个行政的一般性概括。而行政历史哲学探讨的关于行政历史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内容，仅属于行政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范畴，是行政哲学理论的一部分，但不属于历史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范畴，因为它不是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最一般、最普遍的本质及规律的内容。所以说，行政历史哲学并不属于历史哲学范畴，只是属于行政哲学中的一个具体分支。

其次，从研究内容上来说，虽然行政历史哲学不属于历史哲学范畴，但其具体研究内容的构建可以适当借鉴历史哲学的研究思路，以便对行政历史进行全面、准确的分析与把握。行政历史哲学的基本任务在于揭示行政历史主体与行政历史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概括行政历史的本质及其内在进程的一般规律。因此，行政历史哲学的研究内容应当包括行政历史本体论、行政历史认识论、行政历史价值论和行政历史方法论等四大范畴。

其一，行政历史本体论是对行政历史的本质、结构、动力及趋势等内容所作的哲学概括，是挖掘行政历史现象背后的内部的、间接的“存在”。行政历史是人类行政活动的演变历程，是对过去、现在、未来的人的所有行政实践活动的综合，其实质就是行政历史主体与行政历史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行政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力量源于行政历史主体与行政历史客体之间的矛盾。

其二，行政历史认识论是以行政历史本体论为前提的，主要研究行政历史认识的本质、特征与方法等内容。行政历史哲学将行政历史作为认识客体放到与行政历史认识的关系中，基于行政历史认识与行政历史本体相符合的根本原则，探讨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对于以行政人为主体的各种行政历史现象的认识过程及其一般规律，从而形成对行政历史认识的归纳与总结。

论吕祖谦的历史哲学 篇5

论吕祖谦的历史哲学

在最近的几项研究中,本文作者提出南宋时期包括永嘉之学、永康之学以及婺学在内的“浙东学派”,反对空言道德性命,而特别重视将天道的追寻贯彻于社会历史的全部领域,从而实现了历史学与哲学的.融合,实际上成为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哲学”学派.南宋时期浙东学的集大成者应归于吕祖谦,他亦是历史哲学观念的系统表达者.本文即以此观点为前提,对吕祖谦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而又简要的梳理,论述了其关于历史的观念、历史解读的方法、历史的价值理念以及将历史视为天道自身的运动性展开的根据.

作 者：董平DONG Ping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刊 名：中国哲学史 PKU CSSCI英文刊名：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年，卷(期)：“”(2)分类号：B2关键词：吕祖谦 历史哲学 浙东学派

人文历史哲学社会学基本书目 篇6

一、方法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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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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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

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二、历史学著作。

1、钱穆：《国史大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二、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韩民青：《文化的历程》（一、二、三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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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章开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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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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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丁建弘：《普鲁士的精神与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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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钱乘旦、陈晓津：《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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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治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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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8、（英）阿龙：《约翰·洛克》，陈恢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9、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30、任剑涛：《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1、王沪宁：《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成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2、（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33、（美）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小鲍威尔主编：《当代比较政治学》，曹沛林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34、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5、（美）欧文·M·费斯：《言论自由的反讽》，刘擎、殷莹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36、（美）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象》，杨晓红、王家全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37、（美）哈罗德·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六、社会学著作。

1、侯钧生：《西方社会学思想进程》，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陈定闳：《中国社会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德）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5、（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

6、（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7、（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8、（法）让·卡泽纳弗：《社会学十大概念》，杨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9、（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10、（法）路易·迪蒙：《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谷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张永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13、（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14、（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全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景天魁：《社会认识的结构与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6、王东进主编：《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17、唐钧：《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8、李宗主编：《西欧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9、（美）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4）1998年版 20、（美）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版。

21、（美）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

22、（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4、（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5、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26、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7、杨阳：《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8、尚会鹏：《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9、（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30、（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七、新闻学、传播学著作

1、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2、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美）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4、吴予敏：《无形的网络 ——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5、（荷兰）丹尼斯·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6、（美）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

7、（美）约翰·赫尔顿：《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8、（美）罗恩·史密斯：《新闻道德评价》，李青藜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9、（英）苏珊·L·卡拉瑟斯：《西方媒介与战争》，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10、（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11、（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13、（美）本·巴格迪坎：《传播媒介的垄断》，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

14、（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加）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体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版。

17、（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18、（加）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英）泰玛·利贝斯、（美）伊莱休·卡茨：《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刘自雄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20、（美）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刘利群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21、（美）大卫·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邵志择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22、（美）约塞夫·塔洛：《分割美国：广告与新媒介世界》，洪兵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23、（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24、郭镇之：《北美传播研究》，北京传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25、（美）T·巴顿·卡特等：《大众传播法概要》，黄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6、（美）保罗·莱文森：《思想无羁》，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7、（美）约瑟夫·斯特劳巴哈、罗伯特·拉罗斯：《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熊澄宇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8、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29、（美）戴维·巴特勒：《媒介社会学》，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30、（美）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31、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32、（法）洛特菲·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33、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版。

34、（美）爱德华·赫尔曼等：《全球媒体》，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5、（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36、（美）威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37、（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88年版。38辜晓进：《走进美国大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39、（美）迈克尔·舒德森：《探索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何颖怡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40、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1、梁建增：《焦点访谈红皮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

42、（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版。

43、（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黑格尔对历史的哲学思考 篇7

关键词：黑格尔,历史哲学

黑格尔对历史的哲学思考是彻底的, 历史的偶然性与普遍性在这“绝对精神”的演绎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 整个历史乃是一部“精神的骨肉计”, 不仅历史哲学焕发了自己的魅力, 而且德国古典哲学也爆发出了自己强大的能量, 它指引着我们对哲学的另一番思索和探求。

首先, 黑格尔对于历史予以了“哲学”的沉思, 这是一种“思考”, 就如同黑格尔所言, 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考察罢了, 但是这样的“思想”体现的是一种“理性”, 意即历史本身的思想。整个历史就是“理性”的不断发展过程, 世界被它“主宰”, 因而整个世界是一个“合理”的过程。显然, 黑格尔吸取了前人对“历史”普遍性的解读, 但是这种普遍性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性和外在的表现形式, 即“历史”的“内在”和“外在”——“在外在的一面, 他们只是单纯的事件, 是在空间和时间上相联系的, 而不是其他方面;在内在的一面, 它们就是思想, 是由逻辑的联系而互相结合在一起的”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 第119页) , “外在”的虽然呈现出一种“偶然性”, 但却是“理性”自身的一种发展和进步, 偶然性和必然性在追求“自由”中得到了统一, 这样的统一乃是“精神”的不断完善。可见, 黑格尔对于“历史”不再是一种通常历史学 (知性科学的) 的说明和阐释, 不再是对某个事件的说明和意义上的陈述, 而是凭借理性精神本身去理解历史, 这就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高明之处, 将以往对“历史”的认识论原则转变为理性本体论的理解, 由此, 历史在各个时期的具体内容和理性精神本身的内部逻辑在本质上乃是一致的、同一的。

其次, 站在理性本体论的角度, 历史乃是逻辑的必然性, 逻辑内的相互变化“生成”了历史的发生, 是无时间性的单纯的概念生成过程或者说是概念自身的“绝对运动”, 这种“运动”就是具有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 通过否定之否定而达到肯定, 如此反复循环, 形成整个的逻辑体系, 因此, 历史中“异样”的血液来源于逻辑的“灌输”。柯林伍德写道“既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而且表现为理性的自我发展, 所以历史过程在根本上便是一个逻辑过程。可以说, 历史的转化就是逻辑的转化被置于一个时间标尺上。历史只不过是一种逻辑, 在这里逻辑的先后关系并不是被变成为一种时间的先后关系所取代, 反而是被它所丰富和加强了。因此历史中所出现的那些发展从来都不是偶然的, 它们都是必然的;而且我们对一个历史过程的知识不仅仅是先验的, 我们能够看出它的必然性”, 历史的知识也仅仅是被当作“a priori[先验的]这一观念了”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 第117页) 。从而, 历史所蕴含的“‘历史性’ (事物本身作为人的命运生成之过程的时间性) 本身也虚无化了” (刘兴章:《感性存在与感性解放——对马克思存在论哲学思想的探析》,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 第48页) , 其“虚无”本身也是理性的专制主义和逻辑的图式主义的“后果”, 人此时也仅仅成了逻辑的“代言人”。

然后, 虽然历史乃是逻辑的必然, 但是这样的必然性却是在“理性的狡计”中得以继续, 否则历史也就停留在了“纯思”的局面, 对历史的种种也会荡然无存, 这就回到了“前黑格尔时代”。此时, 个人的活动同历史理性得到了统一, 历史的“观念”驱使“热情”为其工作, 历史的经验事实作为特殊的东西而“相互斗争”, 但是最终受到损害的是“热情”而非“理性”, 理性俯瞰着一些列“现象”的发生, 就其自身而言是在一个独立的空间, 虽然不断的自我“生成”都外化在历史的特殊事件中, 直到获得了“绝对理性”或者“绝对精神”, 这是完满的状态。然而, 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 “热情”、“激情”之“宿主”——人, 是作为一种实现“必然性”过程的工具, 是作为一种牺牲品或用来被抛弃的对象, 这才是“理性”之最大“狡计”, 在这种“借力”中, 犹如“上帝意旨”一样为历史规定了一种“必然”, 但其过程却是在不断的自我调整、自我实现、自我完满, 即逻辑的“自主”和概念的“自生”, 这一切犹如黑格尔所述“特殊的东西同特殊的东西相互斗争, 终于大家都有损失。那个普遍的观念并不卷入对峙和斗争中, 卷入是危险的。它始终留在后方, 在背景里, 不受骚扰, 也不受侵犯。特殊的事物比起普通的事物来, 大多显的微乎其微, 没有多大价值;各个人是供牺牲的、被抛弃的。“观念”自己不受生灭无常的惩罚, 而由各个人的热情来受这种惩罚”。 (黑格尔:《历史哲学》,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年, 第34页)

最后, 历史乃是世界历史, 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的体现。“精神”之为”精神”, 是由于其“自为性”, 整个世界历史就是“精神”实现其自身的“舞台”, 就其根本而言它是世界的本源, 历史的分期就是“绝对精神”不断的同自身斗争的过程, 不同的历史时期, “绝对精神”所表现的都不一样, 这就是各个时期的“民族精神”, 但就整体而言, 都遵循了一个原则, 这就是对“自由”的追求, “自由”的意识构成了世界历史一个“原则的内容”, 其逻辑的变化也始终得以贯彻, 通过不断的辩证否定, 那“背后的概念”才体现出“逻辑的本性”。黑格尔对此论述道“就是, 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段不同, 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在历史当中, 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便是在这种特性的限度内, 具体体现出来, 表示它的意识和意志的每一个方面——它整个的现实”。 (黑格尔:《历史哲学》,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年, 第59页)

总之, 黑格尔对历史的哲学思考, 不仅吸收了前人的很多思想, 同时也加入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是对形而上学的极大发挥, 通过概念本身的辩证运动, 揭示历史的必然, “绝对精神”作为一双无形的手深入到了历史的各个方面, 历史哲学才真正摆脱了边缘化的状态, 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和青春!

参考文献

[1]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

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演进 篇8

关键词： 古代西方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6）21-0260-78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6.21.050

所谓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指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学生遇到的一个比较抽象的问题，但是在阐明这一问题的时候，学生总是觉得很突然，总有很多疑问，这主要是囿于课堂时间以及知识积累，所以不能很好的对此进行展开。本文试图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阐述这一基本问题之前，古代哲学、近代哲学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向读者展示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历史演进过程。

一、古希腊哲学以及经院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

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人们开始了对世界本原的探索，他们认为“世界的可知性或可理解性，就在于找到这类客观的绝对普遍的东西。而且，他们都自以为找到了这类绝对的存在，各自为这类东西起了不同的名字，或叫水、火、原子（以上属唯物主义）或叫理念、太一、单子、绝对观念（以上属唯心主义）等等。”这个时期的思维和存在这两个概念并不存在“对立的意思”，巴门尼德认为“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一切存在都是可思维的，一切思维或思维的东西也都有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假使没有任何思维存在，存在本身仍可以自在地存在着；假使一切存在都消失了，思维也可以存在”。而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候，他借助于最高现实存在同时又是最纯粹的思维的上帝使得思维和存在的根本对立仍然得到了消除，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基督教神学以及经院哲学中。这个时期的哲学基本问题还处于萌芽阶段，是朴素的、有的也是形而上学的，关键在于没有对思维和存在的概念或者范畴进行区分，思维发展的阶段还不足以提高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认识，当然这也跟这一阶段的哲学重心是探讨世界的本原以及上帝的存在有关。

二、近代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

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在近代表现为两个方向，即英国的经验论和大陆的唯理论。

培根否定的是思维的主体，成全的是认识对象即自然界，将思维统一于存在。而当询问这个存在又来源于什么的时候，培根又不得不求助于无所不能的上帝来帮助他，可见培根的唯物论带有“神学的不彻底性”。

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存在之所以存在，原因就是由于我思考了，他认为理性直觉和演绎推理是获得真知的唯一道路，从而否定感性认识的作用。笛卡尔根本否定了思维的一切对象和客体，确立了认识的主体，是存在统一于思维。

休谟认为，感性知觉是认识的唯一对象，但他认为人们不可能超出知觉去解决知觉的来源问题。实际上休谟已经即放弃了存在的客体，也放弃了思维的主体，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但是这也反映出“思维和存在的矛盾亟待解决的迫切性，因为如果听之任之，那就无法避免像休谟那样坠入彻底否认整个知识论和一切人类知识的深渊”，可见，在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之前，思维和存在、物质和意思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哲学中就表现为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反复较量，最终还是表现为主客体之间的截然对立和不可相容性，而且最终陷入了休谟的不可知论，将人类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最低的知觉水平。近代哲学解决的中心还是在于思维和存在的第一性问题，对于人认识是否可能的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基本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德国古典哲学接过了前人的火炬，开始了自己的探索。

三、德国古典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

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康德首次提出了主观能动性，并将此引入到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中去了，在康德这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析的：一个是思维着的主体和思维的客体（实际就是思维自己建了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思维建立的知识与物自体之间的关系。而第二个关系是最根本的关系，但是康德却以不可知的结果草草收局，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主客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他所提出的主观的能动性对于后来的哲学家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

黑格尔肯定了谢林的“主客绝对同一”的思想，并从这种绝对同意的思想中发展出了辩证法思想，在绝对精神那里，主客体的绝对同一“不是一种无差别的静止状态，而是一种包含内在差别、内在矛盾性，因而包含内在冲动和动力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一个逻辑上必然的过程，又是一个绝对精神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客观本体自由的发展自己、展示自己的过程”。所以在黑格尔那里，思维和存在、物质和意识通过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达到了同一，也通过唯心主义辩证法，认识成为了可能。但是，黑格尔的主体只不过是人的思维活动，它脱离了人的感性活动，主客之间的同一其实是一种纯思想的同一，与外部现实世界的客体“处于异化性的对立关系之中”。

费尔巴哈认为真正的同一应当是思维和现实的感性存在达到同一，人的精神、思想是人脑的属性，是附属于肉体的，黑格尔的错误在于把精神和思维看作一种脱离人脑而独立的东西，“黑格尔哲学是将思维……当成了神圣的绝对的本质，‘绝对哲学的秘密，因此就是神学的秘密”。费尔巴哈的进步之处在于将思维与现实的感性存在同一建立在感性存在本身之上，即人的感性存在。但是他将人的存在抽象化为人的“类存在”，而人类的“感性存在”又成了人类的最高理想，成了哲学家头脑里的抽象名词而已，与人类的现实活动没有任何关系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辩证唯物主义或者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充分汲取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部成果，批判吸收和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以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可以说只有它才真正的解决了思维和存在或者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第一次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统一，并以人的主观能动性活动或者实践活动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