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哲学的历史

生物学哲学的历史（共12篇）

生物学哲学的历史 篇1

生物学定律存不存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生物学哲学的问题,它直接关涉生物学哲学的特异性以及自主性。不可否认,在自然界的进化过程中是否存在生物学定律是一项本体论的议题,而如何认识生物学定律才是一个科学认识论的难题。认识如此问题的一项重要前提就是,需要一种先进的科学方法论的明确指导与切实使用。毋庸置疑,借助于普遍的科学方法论去把握进化论中的各个假说的形式与结构、本质与特征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是认识生物学定律存在与否的一条必要的也是行之有效的进路。尤其是从语境论的视角讲,语境论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之中具有方法论的横断性[1],同时语境论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很有前途的科学方法论[2],因而对生物学定律存在与否的评判只有在作为横断性的科学方法论的语境论的铺展中,才能获得更广阔的意义与作用。与此同时,郭贵春主张,生物学特有的理论结构所表现出的多元语境与语义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生物学理论基础的研究应当重视语义分析的方法,尤其是对理论本身进行语义分解并研究其中的语义关联问题。[3]因此,如何在深入贯彻语境论科学方法论的理论要旨的前提下,来具体细化生物学哲学的研究,就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科学哲学研究课题。

就生物学定律存不存在而言,这意味着只有将生物学定律放置在相邻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相近的学科语境中进行语义分析,方能彰显这个问题原初具有的科学认识论价值。在这些相邻的学科语境中,每一学科代表着一个学科语境,而如何在这些各不相同的语境基底上对科学研究方法及观点进行展开、运用与选择,则构成了语境分析的视角。正因为如此,本文试图基于相邻学科语境下的真理或定律的探讨,着力揭示生物学定律是否存在的合理性因素,努力展现语境论科学方法论的本质特征,为深化当前的生物学哲学与语境论研究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思路。

一数学语境中的生物学定律——从同语反复看

索伯(Elliot Sober)认为,当讨论生物学定律是否存在的时候,其关键之处并不在于首先要讨论定律是经验的抑或是先验的,而且进化过程受被称为先验为真的模式所支配。[4]例如,费歇尔关于自然选择的基础理论主张:在某一时段,种群中适应度的增长速率等于适应度的累积的遗传改变。这也就是说,这项基础理论转变成为了一项数学真理——在一定数目的种群中,适应度以费歇尔所确定的速率增加。而且,费歇尔的理论支配了种群的进化过程,如同牛顿定律支配粒子的运动轨迹一般。总之,费歇尔的理论及与其类似的理论是完全定性的,它不仅支持反事实的陈述,而且描述了因果关系与解释关系。换言之,由于进化过程受这些外在条件支配,所以在进化过程中存在生物学定律,例如费歇尔的理论。

在数学语境中,生物学定律除了以数学真理的形式出现,还会以同语反复的面目出现。二者的关系为:同语反复一定是数学真理,但数学真理未必是同语反复。达尔文意义上的自然选择理论在形式上看并不符合数学真理的标准,那么自然选择理论是同语反复吗?具体而言,可以运用历史语境分析方法来探讨自然选择理论。自然选择的原则是建立在与人工选择类比的正确性上,但大自然不是动物驯化者,没有预定的目的来调节生命的历史。在自然界,生存者所具备的特征必然被视为“比较进化的”。在人工选择中,优良的特征在驯化以前就已经被确立了。后来的进化论者认识到达尔文类比上的失败,并且重新将适应度定义为生存,但是他们已经动摇了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逻辑结构。大自然并没有提供适应度的独立标准,所以自然选择是同语反复。[5]在这里,自然确实调节了生命的历史,自然选择理论的历史语境作用便初步突显出来。

进一步,自然选择理论的历史语境还显著地体现在,自然选择理论是一个历史必然性的宣言,无法通过有效的实验和观察来给予验证。这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自然选择理论所谓的“历史性假说”。换言之,自然选择理论的同语反复现象出现的真正根源是其理论自身的“历史性假说”。因为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思想是“进化以自然选择的方式进行的”,所以探讨进化论实质上就是分析自然选择理论。从另一个视角看,命题与同语反复具有内在的关联。命题是用某种语言以陈述性的句子表现出来的,它非真即假。命题构成同语反复的唯一事项。显然地,并非所有的命题都是同语反复,但是所有的同语反复都是命题。因此在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行分析的时候,应当一开始考察这个理论是不是一个陈述性的语句。

首先,从逻辑的观点看。应当找到若干使得同语反复成为可能事件的因素。逻辑学家将这个词项用在一种特殊的、拥有简单的逻辑真理的类别上;其次,从语义学的观点看。自然选择理论中的“适者生存”可用如下的语句予以解释:在现今种群中所发现的特征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这些种群是由先代的种群繁衍下来的;而在先代的种群中,这些特征是在可获得的变异体中所能适应的。在此处,可以这样来理解这句话:(1)从这项陈述的形式逻辑来看。因为“现存的种群是由先代种群所繁衍下来的”这一陈述并不是一个逻辑真理,它不具有永真性,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同语反复。(2)从这项陈述的意义来看。一个存在于某一种群中的并固定下来的特征能够稳定下来的原因并不唯一。(3)从驳斥创世论者的观点上看。创世论者认为,进化论由于无法被实验所证实,同时与经验相违背,所以它是一个同语反复。但是,创世论者的观点明显有断章取义之嫌,因为其观点并没有从本质上指明一个陈述不是同语反复的原因,而且其观点论及的内容也仅是进化论的一部分而非全部。(4)从理论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上看。自然选择理论在整体上而言确实包含了一个同语反复的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理论就是一个同语反复。总之,倘若从整体上来全盘考量,那么进化论(自然选择理论)是同语反复这一命题必然为假,进化论远非分析意义上的真理。

尽管使用数学真理中的视角看待生物学定律,将发现进化论始终无法逃脱同语反复的泥淖,然而同语反复对于生物学定律是否存在的探讨仍有很大的意义。这些意义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首先,同语反复不会降低进化论的解释力。只有当学说被清楚地陈述之后,生物学家才会认识到这个原理具有的惊人的解释能力。其次,同语反复对生物学具有很大的策略上的启发作用。尽管生物学家通常认为生物学理论中的同语反复是数学的真理,理论的空洞的外在表现形式与自然中的经验无关,但是反过来看,自然选择理论的数学模型或同语反复却指出了生物学经验的某些可能性,而正是这些可能性为生物学家发现新的科学事实提供了很大的策略上的支持。第三,生物学理论中的同语反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处理好其中的历史语境之因素。只要有一个进化模型被谨慎地提出来,它通常演变成为一个数学而非经验的真理。然而,自然确实调节了生命的历史,自然选择理论本质上确实包含一个历史语境的因素。

二物理学语境中的生物学定律——从随附发生看

罗森伯格(Alexander Rosenberg)使用随附发生观点认为,除了自然选择理论这一个例外情形,生物学中并不存在定律。依据威廉姆斯的公理化主张,罗森伯格认为真正定律只有“自然选择理论”,这是基于下述理由:①每一代中的生物的数目存在一个最大值;②每个生物具有适应度数值;③更能适应的特征出现频率增加,较不能适应的特征出现频率降低;④种群显示出适应度之变化,除非其处于灭绝边缘。但是,此公理化存在两处缺陷:第一处:命题④是很可能为真,但是并未给出为何适应度改变的存在应当被视为一个定律的理由。第二处:若适应度意味着后代的期望数目,则命题③是错误的。而且,假如适应度意味着后代的实际数目,那么它也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假如生物体不能够遗传或者存在打乱平衡的突变,更能产出后代的特征可能不会增加。[6]索伯指出产生这两处缺陷的原因是,威廉姆斯和罗森伯格没有指明“适应度”意指何物,同时他们认为诸如“自然选择理论是同语反复”之类的哲学问题可以将“适应度”视为未被定义的初始概念而获得解决。

除了属于威廉姆斯公理化的定律之外,在物理学上的生物学随附发生表明不存在生物定律,或者不可能发现应当存在的任何定律。大致说来,随附发生意味着决定发生。一方面,更高级的学科生物学描述了这些对象共同具有的特征,但是更低级的学科物理学却做不到。另一方面,凭借随附于更低级概括的“定律”特性,更高级的概括也是一个定律。容易看出,此论点确实暗示了应当存在生物学定律。换一个视角看,按照随附发生的观点,化学随附于物理学;但是化学定律存在并能被发现,那么为何在与化学相类似的生物学中却如此地不同呢?

这个疑问似乎可以通过论述存在着自然现象的复杂性而予以答复。首先,因为自然选择过程使得世界极为复杂,所以存在着实施相同功能的极多的物理结构。其次,因为自然选择为实施一个给定功能的特征而进行选择,并且自然选择与某结构进化做此事并无不同,我们应当期待在生物学中存在随附发生的基础。例如,选择导致被捕食生物能够逃避食肉动物。然而,允许被捕食生物如此行为的物理性质却极为不同。第三,进化过程使得生命如此复杂,以致生物现象不能用定律来概括。于是,生物学现在并且将来仍然是“工具式的”学科。

尽管自然选择造成了复杂性的存在,但如何界定这种复杂性显然是难以操作的。实际上,这种复杂性的论述无法告诉我们生物界到底有多么复杂,或者多么复杂以致要排除寻找定律。这也是说,能够确定这种复杂性的边界而不是度量它,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假如一个性质的多重实现使性质本身复杂,那么适应度就是复杂的。另一方面,假若一个性质的复杂性使我们不能发现关于此性质是定性的,是反事实条件句,并且是一种说明的概括,那么从适应度这个概念中将一无所获。毋庸置疑,这种生物界中的复杂性使我们无法认识关于适应度的任何定律,是很不充分的借口。

同理,尽管生物学随附发生于化学,但生物学解释是否随附发生于化学解释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般说来,若性质X在性质Y上随附发生,则性质Y将无法解释性质X所能够解释的事物。这就意味着化学理论无法有效地解释生物学的某项解释。

三化学语境中的生物学定律——从本质主义看

众所周知,本质主义试图提供一个定义物种概念的新方案,但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概念和本质主义的定义十分不同。[7]在对化学元素的基本理论与定律进行分析与解释中,本质主义的观点却是完全正确的。在化学研究的语境中,看待是否存在生物学定律这样的问题之际,从本质主义的视角来考查显得必要。

首先,本质主义是一个和其不清楚的陈述相互兼容的奇特理论。本质主义者认为,金的本质正是其原子序数。若由铅变金的过程存在诸多的阶段,铅在经历此过程中属于哪一个元素并不清晰。本质主义者认为,DNA的本质正是构成其组成的化学元素或者化学原子。但是,本质主义并不在乎化学元素如何组合成不同的DNA,而只在乎化学元素确实组合成不同的DNA。因此,对于每个概念而言,一个状态可以被描述而其中概念的运用是不确切的,然而本质主义可以忍受这种不精确。在倍比定律与查伽夫法则的比较之中,本质主义只关心倍比定律所表达的化学元素的本质是否坚固,以及查伽夫法则所表达的DNA的本质是否牢靠。

其次,本质主义者坚信,两个化学元素之所以同时为A,是因为这两个物种分享了某些内在的和解释性的性质,而正是这个性质定义了A是什么。在化学研究中,化学元素周期表可以表征元素不同的可能原子序数,这是因为,元素周期表的内容是从原子理论上推衍和计算的结果。因此,在对化学元素进行分析与解释中,本质主义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这样一来,表达化学元素的基本关系的化学定律就确定无疑地存在了。但是,在生物学研究中,尽管DNA是分子生物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但是由于不可能使用化学理论从原子水平上推算出不同DNA的各种组成,所以没有一整套的规律性很强的图表来表征所有不同的DNA。这意味着DNA的本质并不坚如磐石。于是,在表达DNA碱基比例关系这一基本的生物学规则时,查伽夫法则一定是十分重要的生物学理论,但它因此就被称为生物学定律,其理由就显得很不充分了。

第三,卡尔纳普认为,定义自然的基本规律为具有普遍形式的并且同时是真的陈述。物理学的基本规律不谈及任何特殊的空间位置和特殊的时间点,它们相对于空间和时间完全是普遍的,在每一个地方,在所有的时间都成立。这点若从本质主义观点看,则很容易理解:因为在所有的物理学理论之中均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存在。依此看来,倍比定律是一个基本的物理学定律、化学定律。然而,依据事实归纳法得到的查伽夫法则显然不属于卡尔纳普所论述的基本定律之列,它受到时空关系的限制,它只是描述了处于当前时期的、地球上的生命体的某些特性,即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存在。

四权宜之计———多元主义语境下的生物学定律

当科学家考虑现象与原因之间关系的时候,他们声明现象具有原因的多元性,但这并不意味多元性对应着不存在科学定律,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在物理学理论中,假设除了重力无其他外力作用,自由落体定律表明离地球表面的物体以固定加速度坠落,但是,对于此定律而言,“每一个伞兵构成了一项意外”,不是由于伞兵表明这项陈述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它违反了限定于定律先例的条件。再如,由于空气阻力不同,保龄球与羽毛朝向地球表面自由落体时,它们具有不同的运动轨迹。对羽毛而言,物理学家要我们成为多元主义者,重力与空气阻力都是羽毛运动轨迹的影响因素。其二,在物理学中,“牛顿传统”的主导观念在哲学中以理性的牛顿原理予以表达。牛顿主义者在最大程度上相信,必须尽可能地将自然结果归于同一类原因。

很明显,生物学中的理论多元主义与其科学理论的“牛顿传统”严重不合,多元主义者坚持结果可以有多个原因。[8]但是,由于生物学与物理学上的方法论并未转变,多元主义者可以是优秀的牛顿主义者。在生物学与物理学两类学科中,一元主义者本质上可以完全相容于实际接受的多元主义。更进一步讲,牛顿认为科学家应当,相比于更多的多元主义理论,尽可能地偏好更多的一元主义理论。这是因为科学知识的探求之结果看上去是一元主义理论的,但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并不是如其结果彰显得那样,而应当是多元主义的。进而在生物学家看来,在自己切实而为的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他们很清楚其实并不存在生物学定律。但是,这个观点的最大缺陷是,仅仅揣测了生物学家对生物学定律的原初想法,并未认识到在定律普遍存在的其他的学科语境中这种做法的不真实性。

整体来看,多元主义语境下的生物学定律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多元主义只是流于表面形式的多元性,既没有综合地比较数理化学科中的生物学定律的观点,更没有透彻地揭示彼此的深层联系。这样的研究只能是片面的、断裂的、形式化的,从更深的意义上看,其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的表达。那么,如此权宜之计的表达之出路在哪里呢?笔者认为,语境论科学方法论可以为这个困境找到进路提供可资借鉴的科学方法论指引。

首先,从历史语境的视角来看。在数学语境中,倘若生物学定律是同语反复,那么这意味着必然没有充分考虑历史语境的因素。换言之,之所以自然选择理论不是同语反复,正因为在其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有效地运用了历史语境的分析方法。进一步说,在物理学、化学语境中,无论是随附发生还是本质主义的视角无一借用了历史语境的分析方法。总之,在数理化学科语境视域下探讨生物学定律存在与否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均未有力借助于历史语境的因素对自然选择现象进行完善的解释,其本身存在着所谓的历史语境缺失之困境。

其次,从还原论的视角来看。借用数学语境中的同语反复观点、物理学语境中的随附发生观点、化学语境中的本质主义观点对生物学定律的考查,其实是分别基于还原论在逻辑演绎形式、理论还原的过程、理论还原的基点上的考虑。尽管生物学理论分别不同于还原论的逻辑演绎形式、理论还原的过程与理论还原的基点,但归根结底生物学对其定律的探讨在很多情形下都是借用还原论作为科学方法论的。所以,首先,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以还原论为背景来考查生物学定律存不存在,答案无疑是不存在生物学定律。其次,对生物学与数理化学科中的定律的认识在方法论的基础上而言是同系一脉的。这些都深刻地表明,生物学定律存在与否的问题无法回避语境论科学方法论的宏旨。

由此可见,语境论科学方法论指出不同的理论的产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这是因为语境论科学方法论具有方法论的横断性。在本文中,这点形象地体现在与生物学空间上相邻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对生物学定律进行解读这一横断性、立体性的特征上面。语境论科学方法论的横断性在客观上确保了对所讨论问题的解答的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正是建基于空间上相邻的、时间上相继者提供的解答之全面性与多样性。而且,数理化语境中的定律对生物学定律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直接的启发作用,譬如上文提及的历史语境缺失的困境。在科学方法论的意义上,这种作用产生的原因正是:认识生物学定律存不存在的问题,当且仅当在与生物学相邻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学科语境中对各自学科的定律进行根植于某些哲学观点的考查,而且这些哲学观点在形式与本质上具有横断的可比较性。

结语

无妨从多元主义视角理解生物学定律,但更有必要从多元主义本质上的统一予以透视:在各个相邻学科中对其定律以不同哲学视角的解读,以及在一个可能的、共同的基础上将不同的哲学视角贯通起来。这正是语境论科学方法论的一个要旨之所在。进而,语境论科学方法论对于生物学哲学的意义正是在于,唯有对生物学哲学的科学方法论基础进行深刻考察,方能谈及生物学哲学的实质性进步。所以,在生物学哲学以至科学哲学研究领域内将语境论科学方法论提升到显著的位置、深入贯彻语境论科学方法论的要旨,不仅是切实可行的,更是与生物学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时代趋势完全一致。

参考文献

[1]郭贵春.“语境”研究纲领与科学哲学的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06(5):28-32.

[2]张昱.作为科学方法论的语境论[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1):21-26.

[3]郭贵春,赵斌.生物学理论基础的语义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0(2):15-27.

[4]Sober E.Two Outbreaks of Lawlessness in Recent Philoso-phy of Biology[J].Philosophy of Science,1997(64):458-467.

[5]斯蒂芬.杰.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M].田洺,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20-21.

[6]Rosenberg A.Instrumental Biology or the Disunity of Science[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106.

[7]Sober E.Evolution,Population Thinking and Essentialism[J].Philosophy of Science,1980(47):350-383.

[8]Beatty J.The Evolutionary Contingency Thesis[C]//WoltersG,Lennox J.Concepts,Theories,and Rationality in the Bio-logical Sciences:The Second Pittsburgh-Konstanz Colloqui-um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Pittsburgh:University ofPittsburgh Press,1995:45-81.

生物学哲学的历史 篇2

西方历史哲学的焦点-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

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不仅是批判的历史哲学。而且也是整个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而又具有争论的焦点问题。西方历史哲学经过长期争论,这一问题至今仍未真正解决。然而这一问题又是关系到历史哲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一个不能不解决的重要问题。

作 者：刘笃成 唐淮 作者单位：614000,四川乐山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刊 名：国外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ABROAD年，卷(期)：”“(4)分类号：B0关键词：历史哲学 历史认识 客观性

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演进 篇3

关键词： 古代西方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6）21-0260-78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6.21.050

所谓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指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学生遇到的一个比较抽象的问题，但是在阐明这一问题的时候，学生总是觉得很突然，总有很多疑问，这主要是囿于课堂时间以及知识积累，所以不能很好的对此进行展开。本文试图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阐述这一基本问题之前，古代哲学、近代哲学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向读者展示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历史演进过程。

一、古希腊哲学以及经院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

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人们开始了对世界本原的探索，他们认为“世界的可知性或可理解性，就在于找到这类客观的绝对普遍的东西。而且，他们都自以为找到了这类绝对的存在，各自为这类东西起了不同的名字，或叫水、火、原子（以上属唯物主义）或叫理念、太一、单子、绝对观念（以上属唯心主义）等等。”这个时期的思维和存在这两个概念并不存在“对立的意思”，巴门尼德认为“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一切存在都是可思维的，一切思维或思维的东西也都有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假使没有任何思维存在，存在本身仍可以自在地存在着；假使一切存在都消失了，思维也可以存在”。而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候，他借助于最高现实存在同时又是最纯粹的思维的上帝使得思维和存在的根本对立仍然得到了消除，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基督教神学以及经院哲学中。这个时期的哲学基本问题还处于萌芽阶段，是朴素的、有的也是形而上学的，关键在于没有对思维和存在的概念或者范畴进行区分，思维发展的阶段还不足以提高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认识，当然这也跟这一阶段的哲学重心是探讨世界的本原以及上帝的存在有关。

二、近代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

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在近代表现为两个方向，即英国的经验论和大陆的唯理论。

培根否定的是思维的主体，成全的是认识对象即自然界，将思维统一于存在。而当询问这个存在又来源于什么的时候，培根又不得不求助于无所不能的上帝来帮助他，可见培根的唯物论带有“神学的不彻底性”。

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存在之所以存在，原因就是由于我思考了，他认为理性直觉和演绎推理是获得真知的唯一道路，从而否定感性认识的作用。笛卡尔根本否定了思维的一切对象和客体，确立了认识的主体，是存在统一于思维。

休谟认为，感性知觉是认识的唯一对象，但他认为人们不可能超出知觉去解决知觉的来源问题。实际上休谟已经即放弃了存在的客体，也放弃了思维的主体，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但是这也反映出“思维和存在的矛盾亟待解决的迫切性，因为如果听之任之，那就无法避免像休谟那样坠入彻底否认整个知识论和一切人类知识的深渊”，可见，在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之前，思维和存在、物质和意思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哲学中就表现为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反复较量，最终还是表现为主客体之间的截然对立和不可相容性，而且最终陷入了休谟的不可知论，将人类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最低的知觉水平。近代哲学解决的中心还是在于思维和存在的第一性问题，对于人认识是否可能的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基本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德国古典哲学接过了前人的火炬，开始了自己的探索。

三、德国古典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

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康德首次提出了主观能动性，并将此引入到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中去了，在康德这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析的：一个是思维着的主体和思维的客体（实际就是思维自己建了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思维建立的知识与物自体之间的关系。而第二个关系是最根本的关系，但是康德却以不可知的结果草草收局，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主客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他所提出的主观的能动性对于后来的哲学家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

黑格尔肯定了谢林的“主客绝对同一”的思想，并从这种绝对同意的思想中发展出了辩证法思想，在绝对精神那里，主客体的绝对同一“不是一种无差别的静止状态，而是一种包含内在差别、内在矛盾性，因而包含内在冲动和动力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一个逻辑上必然的过程，又是一个绝对精神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客观本体自由的发展自己、展示自己的过程”。所以在黑格尔那里，思维和存在、物质和意识通过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达到了同一，也通过唯心主义辩证法，认识成为了可能。但是，黑格尔的主体只不过是人的思维活动，它脱离了人的感性活动，主客之间的同一其实是一种纯思想的同一，与外部现实世界的客体“处于异化性的对立关系之中”。

费尔巴哈认为真正的同一应当是思维和现实的感性存在达到同一，人的精神、思想是人脑的属性，是附属于肉体的，黑格尔的错误在于把精神和思维看作一种脱离人脑而独立的东西，“黑格尔哲学是将思维……当成了神圣的绝对的本质，‘绝对哲学的秘密，因此就是神学的秘密”。费尔巴哈的进步之处在于将思维与现实的感性存在同一建立在感性存在本身之上，即人的感性存在。但是他将人的存在抽象化为人的“类存在”，而人类的“感性存在”又成了人类的最高理想，成了哲学家头脑里的抽象名词而已，与人类的现实活动没有任何关系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辩证唯物主义或者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充分汲取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部成果，批判吸收和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以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可以说只有它才真正的解决了思维和存在或者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第一次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统一，并以人的主观能动性活动或者实践活动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论马克思科学哲学的历史形成 篇4

探索马克思科学哲学的存在问题应该从两个角度, 即逻辑的角度和历史的角度。所谓逻辑的角度是指从科学哲学本身的发展来看, 必然存在马克思的科学哲学。所谓历史的角度是指从马克思哲学自身发展来看, 科学哲学不仅存在于马克思哲学体系之中, 并且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成为马克思哲学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于科学哲学的概念, 学界有以下四种观点:第一, 科学哲学是与主要科学理论一致, 并在某种意义上立足于重要科学理论的世界观的表述;第二, 科学哲学是研究科学活动的预设和素质的一种阐明;第三, 科学哲学是分析和澄清科学的概念和基础的一门学科;第四, 科学哲学是二级标准学, 它主要探索使科学研究与其他类型的研究区别开来的特征, 科学研究的程序, 科学解释的条件, 以及科学定律原理的认识地位。 (1)

马克思的科学哲学是马克思本人对科学的哲学理解, 马克思把他的哲学体系冠以实证科学之名, 但又不同于孔德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运动。也就是说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孔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孔德将哲学限定在经验的范畴, 试图使哲学在经验的层面实现科学化;而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对传统哲学的彻底清算, 他把哲学的终极目标定位在实践, 即关注现实世界和现实的人。

探讨马克思科学哲学的应该从一下两个基本点出发:其一是人的解放与自由, 这是马克思哲学的哲学旨趣;其二是改变现存的客观世界, 这是马克思哲学的主题。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使马克思的科学哲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实践性, 它是在科学哲学的层面对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关系进行的从新思考。因此, 马克思的科学哲学是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反思中促进哲学的变革与进步。

二、马克思科学哲学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科学哲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对自然哲学的研究, 其标志是发表于1841年的马克思的博士论文, 题目是《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这不仅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 也是马克思对自然哲学的系统思考。学界对马克思为什么要研究自然哲学有以下几种思考:第一, 马克思曾经是个黑格尔主义者, 他尤为重视自我意识的哲学, 这与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相契合。第二, 以原子论为代表的伊壁鸠鲁哲学中体现了无神论思想、能动性思想和自由论思想, 马克思尤为赞同伊壁鸠鲁对排斥、抗争、自由思想的阐述。因此, 马克思曾把伊壁鸠鲁称为“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 (2) 第三, 马克思研究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是基于其在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的特殊地位, 促使马克思对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学说的关系及其差别做系统研究和深入思考的动因不仅仅是自然哲学本身的形态, 还包括在这些关系和差别中所体现出的对自由、矛盾、能动性的探索。

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和《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曹志平教授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尤为重要。第一个方面是所谓的自然理性;第二个方面是个别物理现象的解释方式。 (3) 关于自然理性马克思曾经指出:“当我们承认自然是有理性的时候, 我们对它的依附关系就不复存在, 自然对我们意识来说不再是恐惧的来源。” (4) 也可以说自然的理性就是人类对自然规律性的探索, 关于个别物理现象的解释方式, 马克思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在认识上的对立入手, 对二者进行批判。

三、马克思科学哲学的研究范畴

马克思对科学哲学的研究不同于其他科学哲学家对自然科学的研究, 马克思科学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现代社会经济的研究。首先, 科学认识论语科学方法论是马克思哲学对科学哲学的重要贡献;其次, 马克思的科学哲学研究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相结合, 在资本主义与科学的发展中马克思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他的科学哲学思想。

马克思科学哲学研究的范畴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即科学与生产力的关系、科学与资本的关系、科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是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的主要武器, 生产力的概念体现了人与自然的长期互动, 是人对自然界的控制和改造能力。马克思对科学与生产力的关系的研究可以说成是马克思以生产力为切入点对科学的研究。这既是马克思科学哲学的重要特征, 也是马克思科学哲学的逻辑路径。所谓科学与资本的关系是马克思研究现存世界的两个基本维度。以资本为表征的生产方式是指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取得方式, 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体系。生产方式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组成, 是二者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 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五种生产方式。每一次生产方式的变革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对生产方式的创新应把握其核心内容, 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只有厘清二者的关系, 把握二者相互运动的客观规律, 才能使人类社会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所谓科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 马克思着眼于自然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 阐明了唯物史观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统一。

马克思科学哲学不仅存在, 而且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具有强烈的现实性。马克思将科学哲学引入实践的范畴, 并与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和科学认识论相结合极大的丰富了当代科学哲学、创新了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式、促进了当代科学哲学的长足发展。

摘要：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里是否存在科学哲学是目前学术界尚需商榷的问题。本文以存在马克思科学哲学为基本观点, 以探究马克思科学哲学的现实价值为基本目标, 通过对马克思科学哲学的历史形成的梳理和把握思考马克思科学哲学的内在逻辑以及马克思科学哲学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科学哲学,历史形成

参考文献

[1]约翰·罗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2年, 第2-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卷) , 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第242页。

略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遗产 篇5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对社会历史所作的最高概括,黑格尔也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他的丰富的`历史哲学遗产和宏伟的社会历史基本观点,即使在今天仍能给我们许多启迪,本文拟对此作一肤浅的介述.

作 者：王桂山  作者单位：扬州教育学院,办公室,江苏,扬州,225002 刊 名：扬州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ANGZHOU COLLEGE OF EDUCATION 年，卷(期)：2002 20(4) 分类号：B516.35 关键词：黑格尔   历史哲学   世界精神   世界历史  

读《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篇6

侯著指出，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但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中却包含着宝贵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包含着关于历史必然性、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关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关于必须把历史当作整体来考察等等合理的思想和天才的猜测。

黑格尔搜集了大量丰富的历史材料，运用辩证的方法，力图撇开历史现象的外在的、偶然的联系，深入到历史过程的内部，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以把握整个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因此，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是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的。他通过对社会历史现象的分析，断定在以个人意愿和动机为指南的个人的行为后面隐藏着某种力量，从而提出了揭示历史事件的“最终原因”的问题，这是一个功绩，尽管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作者在本书中还对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地理基础、关于人民群众和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关于世界历史的分期、关于国家、关于宗教改革等思想、以及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基督教会的批判、对法国革命的态度等等进行详尽的考察。尤其是黑格尔关于伟大人物的特点之议论，关于伟大人物同时代和民族的相互关系的论述中，有不少相当精采的思想。

黑格尔这些包含历史唯物主义萌芽的合理思想，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曾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观方面的伟大变革，使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相形见绌，所以，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一般说来，历史哲学所提供的东西非常之少”，“在这门科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前迈了最大的一步。而黑格尔在这里则已经老朽不堪，成了古董”(《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351页)。侯著认为，列宁这个著名的评语的本意，并不是否认黑格尔在为正确地理解人类历史作好准备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更不是否定研究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必要性。正是列宁，认为在《历史哲学》中有些地方“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尤其在绪论中“在问题的提法上有许多精采的东西”(同上)。而恩格斯说过，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有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马恩选集》第二卷，第121页)

侯著通过对黑格尔历史观方面的先驱者们的观点进行考察后指出，黑格尔以前的资产阶级学者，如意大利的维科，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爱尔维修，德国的赫德尔、康德、费希特等等，都曾经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方面作出过不同方面的贡献，他们无疑对黑格尔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他们都未能达到黑格尔历史哲学那样的高度。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确实可称为是马克思主义以前对社会历史所作的最高概括。它充满时代气息、浸透时代精神，而又具有深深的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它是一面镜子，准确地反映着黑格尔所代表的阶级和他所生活的历史时代。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产生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经济上和政治上极端落后的德国，却又处于法国革命席卷整个欧洲的国际环境下，加之它是黑格尔晚年在思想上达到高度成熟时的著作，因此他的革命的辩证方法和保守的体系之间的矛盾也就显得更为尖锐、深刻。在黑格尔成为普鲁士国家的官方哲学家之后，才开始讲授的这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随着整个欧洲和德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他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政治立场的向右转，他思想中的保守成分增加，他的辩证思想的不彻底性也更加突出，并出现了一些从前未曾有过的消极情绪和反动观点，如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对普鲁士封建国家制度的赞扬和欧洲中心论等等。正如黑格尔自己在《法哲学原理》中说过的那样，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不能超出它那个时代。黑格尔也没有跳出罗陀斯岛！

生物学哲学的历史 篇7

关键词：文化哲学,细胞分裂,有性生殖

中国古老的文化哲学典籍《老子》中就有关于生命规律的论述, 《老子》又名《道德经》、《德道经》, 是讲述关于天道和人道的玄妙至理。《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1]讲的是天道至理, 可以看做是万物生命演化繁衍的至理。

一、“道生一”的规律

何谓道?道在哲学上可看做是“无”和“规律”。宇宙间没有出现的事物是“无”, 但在这无中蕴含着“有”的规律。《易经》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在哲学中指的是那些无形或未成形的东西, 形而下指的是有形或已经成形的东西, 道是形而上的无形的规律, 器是形而下的有形的事物。

“一”是事物的最初形式, 是“有”, 但其发展并没有固定的方向, 只是在外界条件成熟下的一种“萌芽”, 是一个开始。相当于《易经》中的“太极”, 由无极而太极, 是由无到有的过程。太极之理最为玄妙, 最简单的一个初始本源却蕴含着整个宇宙苍生的诸多规律。北宋哲学家邵雍说:“一者, 数之始而非数也。” (《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上》) “一”并不是一个数字, 而是数字的开始, 万物的开始。邵雍之子邵伯温解释“一”说:“天地万物莫不以一为本, 原于一而衍之为万, 穷天下之数复归于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 造化之原也。”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 最稚嫩、最单纯、最简单的一个雏形, 却拥有着巨大的能量, 在生物中就相当于干细胞。

道生一的规律就可以看做是生命出现的最原始方式, 当外界条件满足于生命形成的条件后, 这一规律便呈现出来, 进而出现了原始的单细胞生物。地球之初, 天地混沌, 没有生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地球环境发生了变化, 出现了符合生命形成的条件, 特别是蛋白质形成之后, 最原始的生命形成了, 这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不管是厌氧型细菌, 还是单细胞生物, 不管是陆上的还是水中的, 所有的生命的远祖都曾经历了一次从无到有的过程。原始大气中生命的最初原料, 在太阳的紫外线、放射线、火山活动、陨石冲击、雷电等自然能源的长期作用下, 大气中的甲烷、氨、二氧化碳、氢、水等生成了氨基酸、嘌呤、嘧啶、核糖等有机小分子。这些有机小分子是形成原始生命的基本粒子。经过长时间的演变, 产生了生物大分子———蛋白质和核酸。然后随着地球上自然条件的演变, 生物大分子进一步演变成能进行自我复制、可以新陈代谢的原始生命。

生物化学家米勒模拟原始地球条件, 把地球原始大气的主要成分甲烷、氨、氢和水蒸气混合并进行放电实验, 结果产生了氨基酸、脂肪酸、糖、尿素、嘌呤、嘧啶等简单有机分子的生命物质。这是生命起源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 通过实验证实地球生命起源的一个假说:在早期地球环境中, 原始大气中的无机物可以形成有机物, 有机物可以发展为生物大分子。

后来, 科学家们仿效米勒的模拟实验, 合成出大量与生命有关的有机分子。如嘌呤、嘧啶、核糖核苷酸、脱氧核糖核苷酸、脂肪酸等多种重要的生物大分子。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支持化学进化论:地球上的生命是由非生命物质经过长期演化而来。

二、“一生二”的规律

《易经·系辞上》中说:“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2]太极在这里就相当于“一”的位置, 而《易经》中的这种成卦规律, 是一种二分方法, 符合万事万物“一生二”的规律。

“一”在这里是初始的意思, 是一个独立体, 是一个最原始的生命, 是万物的开端, 没有数字意义。而“二”则是两个互为对应的本体, 两者有着相对、相近、相同的特征, 具备了数字的内涵。周敦颐《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 太极动而生阳, 动极而静, 静而生阴, 静极复动, 一动一静, 互为其根, 分阴分阳, 两仪立焉。”就是说由无到有, 有后成性, 性动而变阴阳, 阴阳是万事万物相对的两面, 相互转化, 由一而生。邵雍说:太极一也, 不动, 生二, 二则神也。“二”由“一”而生, 一中蕴含着二, 经过外在环境的变化, 适时蜕变为二。张载在《正蒙·参两》中说:“一物两体, 气也;一故神, (自注:两在故不测) 两故化, (自注:推行于一) 此天之所以参也。”这里的“两体”指阴阳两个对立面, 前一个“一”是一个物体, 后一个“一”指对立面的统一;“神”指气化运动的潜能, “两”指对立面, “化”指阴阳相互作用引起的变化。“一故神”是说有对立面的统一, 才有运动的性能;“两在故不测”是说, 由于统一体中存在着对立面, 所以其运动的性能神秘莫测。“两故化”是说有对立面才有运动变化的过程, 其自注“推行于一”是说, 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存在于统一体中。所以, 因二存在于一中, 而生出二。这一哲学, 在生物学中更是随处可见。

首先, 分裂生长。细胞学说的创立, 打破了动植物之间的界限, 植物和动物都拥有相同的基本组织结构细胞, 而生命体的成长壮大也是因为细胞具有分裂功能, 由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 不断重复的细胞分裂, 使生命体不断壮大, 最后形成各式各样不同功能和性状的生命体征。细胞的分裂生长模式是一种最为典型的“一生二”的生长方式。

其次, 分离再生。分离再生主要指一些动物和植物, 生命体具有再生能力, 即一部分从母体脱落后, 母体与脱落体都能独自继续生长, 最后成长为与母体一样的体征。在动物界, 低等动物有些是靠无性生殖来繁殖的, 还有些动物雌雄共体, 也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 如蚯蚓、水螅或涡虫被横切为两段, 可分别再生, 成为两个独立个体。植物在繁殖中更鲜明地体现分离繁殖的特征, 植物的枝条与母体分离后仍具有独立生长的能力, 如:分离繁殖、压条繁殖、插杆繁殖、嫁接繁殖都可以看做是一种“一生二”的繁殖方式。

再次, 分裂繁殖。指生物体在正常情况下, 由生命本体分裂出来的个体, 脱落于母体后形成的新生命。出芽生殖, 酵母菌在母体的一个部位上长出芽体, 芽体长大后从母体脱落, 成为与母体一样的新个体。孢子生殖, 真菌和一些植物, 产生无性生殖的细胞———孢子, 在适宜的环境下, 孢子萌发长出新个体。如:青霉、曲霉、衣藻、苔藓。营养生殖, 马铃薯的块茎、草莓的匍匐茎等植物体的营养器官 (根、茎、叶) 的一部分, 从母体脱落后, 能够发育成为一个新的个体。

三、“二生三”的规律

“二”是一个数词, 代表两个, 是增多的含义, 在量上有一个增进;同时也是一个代词, 指相对的两个或两方面, 两者相互运动、冲撞、相交、矛盾, 而这种运动之后, 就产生了“三”。张载说:“两体者, 虚实也, 动静也, 聚散也, 清浊也, 其究一而已。”任何事物都是“一”与“二”的矛盾统一体, 对立和统一是不可分割的, 统一体中具有对立面, 对立面又存在统一体之中。“三”不是数量三的本意, 其有两层含义, 第一是新生事物, 由二而生成的不同于“一生二”的新个体。第二是多的意思, 是万事万物的高级繁殖方式, 含有发展的含义。如果说“一生二”是量变, 那么“二生三”是质变。如果说“一生二”是无性生殖, 那么“二生三”就是有性生殖。

“三”代表着一种新的子代, 也代表着所有的各式各样的子代。在“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中, 万物附阴而抱阳, 即阐释“道生一, 一生二”之理, 任何一个事物或生命, 都含有阴阳两个方面, 也能分化出阴和阳两个个体。而“冲气以为和”则是阐释“二生三, 三生万物”的道理, 二生三之理便是冲气以为和, 也就是阴阳相交, 产生的平衡和发展。在生物学中可以理解为有性生殖, 产生的子代就是“三”。

在动物界, 高级动物几乎都是通过有性生殖来繁衍后代的, 通过雄性和雌性的合体, 来达到受精, 产生下一代。有性生殖是通过生殖细胞的结合而产生新生命的生殖方式。通常生物的生长过程中包括二倍体时期与单倍体时期的交替。二倍体细胞通过减数分裂来产生单倍体细胞, 可称为雌雄配子或卵细胞和精子;单倍体细胞通过受精形成新的二倍体细胞。

接合生殖是一种低级生物的有性生殖。多细胞生物及单细胞生物群体由特化的单倍体细胞“配子”进行融合生殖。细菌的接合生殖是两个菌体通过暂时形成的原生质桥单向地转移遗传信息:供体 (雄体) 部分染色体可以转移到受体 (雌体) 的细胞中并进行基因重组, 这种连接是最原始的接合生殖。原生动物的接合生殖多见于纤毛虫类, 按接合子的形态又分为两类:第一, 同配接合, 接合子的形态相同。接合时双方暂时融合, 小核在减数分裂后进行交换, 相互受精后分开, 如尾草履虫。第二, 异配接合, 在进行接合生殖前, 虫体先有一次不均等分裂, 分成大接合子和小接合子, 大接合子固着, 小接合子自由游泳, 小接合子找到大接合子后就牢固地附着在上面并开始接合, 小接合子被大接合子吸收。异配生殖有两种类型:第一, 生理异配生殖, 参加结合的配子交配型不同, 但形态上并无区别, 相同交配型的配子间不发生结合, 不同交配型的配子相互结合, 如衣藻中的少数种类, 这种异配生殖是最原始类型。第二, 形态异配生殖, 参加结合的配子大小和性表现不同。大的不活泼是雌配子, 小的活泼是雄配子, 有了性别在形态上的分化。在原生动物和单细胞植物等低级生物中, 所有个体或营养细胞都可能直接转变为配子或产生配子, 而在高等动物中, 生殖细胞是由动物的性腺生长产生的。另外还存在一种特殊生物的配子可不经融合而单独发育为新个体, 为单性生殖, 如蜜蜂、蚂蚁的雄性是未经受精的卵细胞长成的, 属于“一生二”的范畴了。

四、三生万物

“三”除了表示不同于“二”的量变特征外, 另一层含义是“多”。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的所有结果都属于“三”的范畴。三是各类成熟的个体的总和, 有这个“三”就可以产生万事万物了。三为简约稳固之数, 冲气之后的状态, 如生活中的三角形、三足鼎等。同时“三”又是一个简约变数, 冲气之后形成的新的初始, 也就是三, 含有运化万物的道理, 如生活中的口号:1、2、3开始。1和2是不动的, 3则变动。“一”和“三”的区别是, “一”是一种抽象的万物初始, “三”是一种具象的万物综合。“一动一静, 天地之妙欤?一动一静之间, 天地之至妙欤?一动一静之间者, 非动非静, 而主乎动静, 所谓太极也。”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 太极就是有极, 就是“一”, 这种动静之间而产生的至妙之理, 由“一”而主, 归于“三”终。“三生万物”是玄而又玄, 众妙之门。尤其高级动物的生命演化, 即便是现在仍能找到进化的痕迹。

万物演化都属于三生万物的规律, 其包罗万象, 复杂而神秘, 现仅以几种动物和人的生命从胚胎的形成过程为例, 做一个管窥探讨。胎儿的形成与其他动物的形成区别不大, 不管是鱼类、鸟类、爬行类, 还是哺乳类, 在胚胎形成发育过程中, 都有相通之处, 但有各自不同。18世纪晚期, 欧洲政府和医学界将健康和数量众多的人口看做是一个社会井然有序、颇具竞争力的国度所必不可少的, 于是, 新建医院会向未婚先孕的女性提供各方面的照顾。这些机构增加了解剖学家接触胚胎和胎儿标本的机会, 最终令他们制作出诸如此类的图像。来自于赫克尔后来编写的一本书, 描写了从鱼到人的脊椎动物胚胎在三个发育阶段的进程, 用以说明人和动物胚胎的相似之处。

参考文献

[1]邱进之.道法自然.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

生物进化论的发展及其哲学思考 篇8

进化 (evolution) 一词源自拉丁文“evolvere”, 原意是展开, 一般指事物的逐渐变化、发展, 由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从古至今, 人们在探究各种自然现象的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思考着关于进化的问题, 于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进化思想萌芽。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易经》, 提出了“阴阳八卦”学说, 把自然界的千姿百态还原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基本现象, 其他现象都是由这八种基本现象相克相生演变而来。自汉朝, 至唐宋, 沧海桑田、世事变幻的思想散见于我国各种历史典籍和文学形式当中, 人们对自然界的演化认识不足, 表现为神秘和渺茫的感觉, 同时又力图探索自然的规律, 把握自己命运的发展。

古希腊的智者阿那克西曼德则认为, 生命最初是由海中软泥产生, 原始的水生生物经过蜕变 (类似昆虫幼虫的蜕皮) 而变成为陆地生物。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生命起源和演变的学说。柏拉图则信奉理念的世界, 认为可见世界只不过是理念的影子。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描绘了一幅静止的宇宙图景, 认为有一种神秘的“隐德来希” (Entelechy) 规定了有机体的本质属性, 生物的发展方向是按照他列出的自然阶梯进行的。到了中世纪, 圣经统治着绝大多数西方人的思想, 上帝创世的理论深入人心, 特创论具有强烈的神秘色彩和目的性, 它宣扬自然界的一切安排都是上帝的旨意, 都是有目的性和合理性的, 例如, 上帝创造了猫, 是为了捉老鼠, 上帝创造了老鼠, 是为了给猫吃。自然界万物的安排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 自然的演化是按照万能的主所指定的方向前进的。

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 机械论自然观的思想逐渐兴起并在十九世纪得到蓬勃的发展。林奈建立了生物分类体系, 第一次使杂乱的生物学事实建立在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中, 使亚里士多德的自然阶梯有了扎实的基础, 但他却坚信物种是不变的。牛顿则用他所信奉的“第一推动力”, 演算着物理世界的发展, 在他们的思想里, 上帝的影子仍然挥之不去。康德于1755年发表了《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 提出星云假说, 论述宇宙是由物质微粒不断运动而逐渐生成的, 刻画了整个世界永不停息的发展变化过程, 从而打开了机械论思维方式的第一个缺口。1809年, 拉马克在他的著作《动物哲学》中, 提出物种转变的理论, 创立了进化式的自然分类法, 建立了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生物进化论学说。十九世纪, 英国地质学家C·莱尔将转变论的思想引入地质学中, 强调地球是缓慢变化形成的, 排除了上帝的神创, 描绘了地壳运动变化的生动图景, 但他只承认渐变, 否认质变和飞跃, 他的理论称为均变论或渐变论。与之相反, 法国的学者居维叶提出了灾变论, 主张地层的不同结构是由于洪水等灾害所引发而突然形成的。另外, 还有一种终极目的论, 也称为直生论, 则认为生物进化有既定的路线和方向, 不管环境如何, 生物是按照设计好的方向前进或后退, 其代表人物有T·艾默和H·F·奥斯本。

法国的生物学家布丰大胆地提出了关于地球起源和生命进化过程的设想, 否定了“物种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创造的, 最初创造了多少物种, 现在就是多少, 不会改变”的神创论观点。他认为地球是从太阳中分离和演化出来的, 生命首先产生在海洋里, 以后才发展到陆地上, 物种在环境影响下不断发生变化, 一些相近的物种可能起源于一个共同祖先。布丰是以真正科学的精神讨论生物进化的第一人。

(二)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对于生命存在和演化的道理, 以上的各种思想几乎都是一些零散的难以被普遍接受的想法, 而第一个做出了有条理、站得住脚的阐述的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1859年达尔文的巨著《依据自然选择或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简称《物种起源》正式出版, 其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

1. 变异与遗传:

一切生物个体都有多样的变异特性, 同种生物的不同个体之间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变异, 许多变异能够遗传下来, 变异为自然选择提供了原料。

2. 生存斗争 (竞争) :

由于繁殖过剩, 生物界与生物界、生物界与自然界之间普遍存在着生存斗争, 一切生物在环境中为生存而斗争, 不同变种对环境有不同的适应能力。

3. 选择:

变异和生存斗争导致自然选择, 在生存斗争中, 自然界对所有的变异进行选择, 让最适者生存, 这种选择作用长期积累形成新物种, 这种留优汰劣的作用叫做自然选择。

总之, 生物的进化是从共同祖先开始, 在自然选择作用下的多样化过程, 生物的进化模式是没有预定方向的, 呈树枝状不断分化。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被誉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 首次勾画了生命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图式, 然而达尔文所认定的进化方式是渐进式的, 不能解释由于随机的突变而导致复杂性递增的结果, 而且缓慢的自然选择很难解释在连续进化中出现的突然飞跃。通过自然选择发挥作用的随机突变, 很难解释已知物种之间连续出现的变种。另外, 自然选择, 适者生存的理论经过一些科学家仔细推敲, 发现它是一个同义反复:最适者是指留下最多后代者, 生存即留下最多的后代, 这样, 适者生存变成了生存者生存。

尽管达尔文进化论所讲的主要是生物物种的适应与进化原理, 而不是物种内部的有机体自身的器官和功能等的进化原理, 也不是由物种组成的生态系统的进化和适应原理, 更不其他物质系统的进化原理, 但是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比较成功的进化论, 达尔文进化论中提出的变异与继承、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规律, 给科学家们无限的启示, 很多人认识到这些规律和基本原理也可应用到其他科学领域, 于是很多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科学家都试图把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推广到分子系统、物质系统、社会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理论系统等的进化, 这些新的进化理论可称为广义进化论或广义达尔文主义。

(三) 生物进化论的发展和社会影响

进化论诞生初期, 欧洲有宗教背景的报刊就将其看作异端邪说, 并且刊登了大幅漫画:谁愿意让猴子当他的曾祖父?他们试图把公众舆论引向歧途并扼杀进化论的思想, 这注定是不能成功的。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 经过中世纪的思想压制, 上帝造物的思想深入人心, 科学家们在对待科学上也大多持机械的不变的自然观点。进化思想的发展, 尤其是达尔文理论的传播和发展, 彻底动摇了神创论的根基, 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建立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支持。

自称是“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 (T.H.Huxley) 坚决捍卫生物进化理论, 并将进化理论运用于解释分子的进化, 以后还有艾根 (Manfred Eigen) 、道金斯、哈肯 (Hermann Haken) 等科学家加入这一行列。

20世纪70年代, 梅纳德·史密斯将进化生物学与博弈论相结合, 不仅促进了进化生物学的发展, 而且为博弈论找到了最佳的用武之地。美国的圣菲 (Santafe) 研究所将进化论用于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系统的研究, 不仅说明计算机系统的进化, 而且为研究复杂系统和生命系统创造了遗传算法。

1980年, 美国学者E·詹奇 (Erich Jantsch) 出版了《自组织的宇宙》, 运用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理论和协同学等自组织理论的最新成果, 结合过程哲学、系统哲学、东方传统哲学乃至佛教的宗教哲学思想, 广泛涉猎从宇宙之初到精神现象, 从自然演化到文化进步, 从量子跃迁到社会动荡, 从物理节律到全息学说, 等领域, 首次提出了一种从宇宙演化、生物进化和社会文化进化和精神发展的广义综合进化论——自组织进化论。拉兹洛等科学家所做的广义进化研究, 沟通了文化传统所划定的物理世界、生物世界、精神世界的界限, 为物质的进化, 生命的进化, 文化的进化和知识的增长提供了一致的认识。广义进化论的意义在于通过一种宏大的哲学方法论体系对物理世界、生物化学世界、人类世界以及知识系统进行综合。

生物进化论不仅在自然科学中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 而且很多社会科学也都在借鉴和使用进化的思想和概念。十九世纪末, 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根据对人的智力遗传因素的统计分析发现:人的智力有遗传趋势, 并据此建立了“优生学”。与此同时, 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赛将人类社会与有机体做类比, 认为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与生物的进化过程有相似之处, 人类社会也是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历史。他过分地强调生存竞争, 错误地认为战争是社会进化的动力。他的理论经海克尔等人发展, 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遗憾的是, 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分别被种族主义者和纳粹德国, 以及资本主义血腥掠夺者所滥用, 从而走上了发展的歧途。

美国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和日本群体遗传学家木村资生等人从群体遗传学和分子突变的角度, 建立了现代达尔文主义和中性突变学说。现代达尔文主义综合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和摩尔根的基因理论, 把同一物种群体作为进化的基本单位, 认为突变、选择和隔离是进化过程中的三个基本环节, 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做了重要的补充。中性突变进化学说是在对DNA的分子结构和基因表达过程进行了精确定位和量化分析基础上确立的, 其主要观点认为生物体的大多数突变是中性的, 不会改变机体的特性, 这与传统进化论的分歧较大。

达尔文的进化论既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也反过来对经济学产生了极大的启示。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和自然选择有很大的相似性。自然界中生物存在着繁殖过剩与资源和环境有限的矛盾, 同样, 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和企业也存在欲望无限与资源有限的矛盾;自然界中生物为了生存和繁殖倾向于采取自私的行为, 但在同种生物间也会有利他行为, 同样, 个人和企业在市场中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也被看不见的手牵引去实现公共的福利。自然选择的竞争机制如一只看不见的手, 通过一系列的环境变化调节着整个生物圈的发展, 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机制也是具有强大的协调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有段关于竞争机制的精典定义:它是一架精巧的机构, 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 发生无意识的协调作用。它也是一具传达信息的机器, 把千百万不同个人的知识和行动汇合在一起。虽然不具有统一的智力, 它却解决着一种可以想象到的牵涉到数以千计未知数和关系的最复杂的问题。没有人去设计它, 它自然而然演化出来;像人类的本性一样, 它总在变动。但是, 它经受了任何社会组织的最基本的考验——它可以生存。

(四)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哲学思考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广为传播之后, 对社会的思维方式和人们的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是由于进化论所包含的发展变化、相互联系和整体化的内在思想有利于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综合, 并且导致了一些对我们的社会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产生, 如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光生物学、仿生学、控制论、一般系统论等等。正如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所言:甚至早在十九世纪时, 达尔文的进步观点所产生的影响就不仅限于生物学领域了, 所有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是从他们那个时代的种种富有价值的源泉中来汲取他们的科学思想的。

其次, 生物进化论排除了上帝的存在, 突破了目的论和决定论的束缚, 在人类的认识规律上开辟了新的方向, 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

另外, 达尔文在研究过程中, 不仅注重收集事实证据来研究事物本身, 而且将孤立的事实联系起来看待, 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发现了物种的进化, 这对生物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都提供了重大的启示, 如胚胎学、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和人类学等都从中获得了有益的思想。

最后, 进化论帮助人们确立了进步的历史观, 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梁启超指出, 人们往往以为远古的社会才是黄金世界, 而现今的社会只是在走向堕落。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告诉人们, 地球和人类一样, 都遵循进化的道理而日趋文明和发展。[7]达尔文的思想在近代经由严复等人介绍到中国后, 立即为中国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所普遍接受, 并成为他们抗争救国、振兴民族的伟大精神支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进化规律成了中国近代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唤醒人民的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 并对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化论帮助人们用客观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发展, 确立了人们的竞争意识, 激励人们不断去发现和改造世界。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尽管存在很多缺陷, 如重量变而轻质变, 渐进式的发展难以解释生物进化中的飞跃和突变, 简单地将动植物的发展规律应用于人类社会等, 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的错误理论, 一度成为别有用心者发动战争和侵略掠夺的最好借口。但不管怎样, 生物进化论自诞生起就对科学、社会乃至宗教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还在继续。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I[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1:746.

[2]丽贝卡·斯泰福.达尔文与进化论[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140.

福柯历史哲学思想探微 篇9

福柯是一位反传统和反西方正统文明的思想家, 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他始终不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归属于任何一个流派, 甚至拒绝给他的思想标上一个特定的标签。然而, 他毕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模式及其方法论, 甚至影响了后现代主义的许多重要观点。所以, 人们往往将他列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 甚至被奉为后现代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福柯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批判现代性、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一样, 福柯反对启蒙运动将理性、解放和进步等同起来, 认为现代性实质上是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形式, 主体和知识等都是被它构造出来的产物。另外, 在他看来, 西方传统思想体系致力于抹杀各种差异, 建立一种整体历史、统一的世界观、统一的价值体系和统一的文明。这种思想体系在哲学上有两种互补的方面:一方面把人的意识当做一切历史发展和一切行动的原初主体, 另一方面是把历史说成是连续性的进步。因而, 福柯的历史哲学主要批判现代性和人类中心主义, 包括对历史理性、历史主体、历史总体化和连续性即线性进步的否定。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反对理性权威

福柯把现代性分成两个时期: (1) 古典时期 (1660年~1800年) ; (2) 现代时期 (1800年~1950年) 。在古典时期, 一种强有力的控制人类的方式开始形成, 并且在现代时期达到高峰。恩格斯对这种现代性特征有过一段经典式描述:“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2) 理性主义作为启蒙运动的标志登上了历史舞台。至此, 理性作为历史隐蔽的“元力量”被一切文化学者所服从。

福柯认为现代理性是一种强制力量。在古典时期, 人的理性从神学束缚下被解放, 它试图在一片混乱和狼藉中重建社会秩序。18世纪以来, 人类的一切行为都被整合到现代话语实践的帝国之中。启蒙的任务就是伸展“理性的政治力量”, 并且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样, 福柯揭开了现代性的假面具。原来, 理性求真的精神将会带来历史进步和人的解放的现代性信条, 其实名不副实, 它不过是异于前现代社会的另一种传统制度罢了。启蒙的理性神话用“求全求同”的虚妄来掩饰和压制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 福柯通过对疯癫现象进行考古学研究, 揭示了在西方社会中疯癫是如何被历史地构成为理性的对立面, 进而被打入冷宫。他首先发现了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656年之间的某种历史中断。在1656年之前, 西方社会和文化尚能接受疯癫现象, 但是当1656年巴黎“综合医院”诞生时, 疯癫现象完全被作为异己和“非理性的危险”而被排斥。由此, 反对和压抑癫狂现象的话语结构和社会制度同时被建立起来。古典的和现代的话语实践中, 心智健全与精神病、正常与反常之间的界限首先被确立起来。理性通过排斥、拒绝、禁闭、阻碍、隐藏等非理性方式给理性与非理性划界, 从而树立自己的权威。理性就是这样通过这种否定性的机制成功地实现了对非理性的控制。

否定历史主体

主体和理性都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发明, 正如现代科学取代了宗教一样, 理性个体取代了上帝。现代概念无论是科学的、政治的还是历史的都是随着主体的定位而得到定位的。因此, 消灭主体同时也是消灭了与它相联系的所有现代观念。可以说, 主体成了对现代性进行总批判的一个工具。福柯以现代性的反对者面目出现, 他继尼采喊出“上帝之死”之后, 宣布了“人之死”。

在《词与物》中, 福柯着手对现代人文科学进行考古学分析。他研究了现代人文科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特定的话语结构和规则, 详细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的内在规则、前提和规范程序。特别是, 他分析出“人”是随着生命科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的兴盛而诞生的。简言之, “人”是现代时期推论出来的产物。具体来说, 随着古典时期表现模式的解体, 人类第一次不仅成为求知的主体, 而且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对象。不过从一开始, “人”这个概念就十分矛盾, 它身兼两职, 既是认识的主体, 也是被经验科学研究的对象, 即它是“构成者与被构成者”的混合体。但是, 随着20世纪的到来, 各种新科学相继问世, 诸如“精神分析理论”、“语言学”和“人种学”等, 使得人作为认识主体的地位岌岌可危, 主体不再是认识和主宰对象的出发点, 而是语言、欲望和无意识的结果和产物, 因而“人”也就随之死亡。

质疑线性进步观

现代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在时间纬度上逐渐积累式的进步, 它一劳永逸地抛弃了倒退的、停滞的观念, 树立起乐观主义。福柯对这种传统的历史线性进步观进行了批判的质疑。线性进步观是假定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是不断进步的, 理性历史的自我转换就像生物学家构想种类历史的进步一样, 是不断进步、不断发展, 是辩证地向前推动的。福柯强调这种幻想“不是科学这样说, 而是科学史这样说, 此外, 我并不是说人性不进步, 我想说的是, 提出诸如‘我们是如何进步的?’这类问题是一种坏方法。问题是‘事情如何发生?’而且现在所发生的并不比过去发生的更好、更先进、更好理解”。 (3)

福柯认为历史进步是一种先验的目的论, 它预设着一个人们持之以恒地向之运动的事先给定的目标。这种目标又是在线性的编年史时间中展开, 因此编年史时间是对经验作形式化处理的不加思考的一种背景或一套先验的框架。它具有魔法一样的功能, 一方面, 仅仅由于时间的先后就有了新与旧、创新与模仿的区别和不同价值等级的区别;另一方面, 无论是怎样矛盾、不相容、断裂、模糊、不可越的现象, 一旦被纳入这套框架中被重新组合和装配后, 历史就变成了理想的、连续的, 从而具有了生命。合理性变成人类的命运或目的, 并且运用一些先验的话语单位维护这种目的。

福柯的系谱学和考古学方法中断了思想史的先验目的论的连续过程, 抛弃了乐观主义的历史发展论。它认为, 并不是任何事情都会一天天变得进步起来。实际上, 事情将更多地与其所处的具体的环境和形势有关, 而不是被捆绑在一种必然性上面;事情将更具有一种随意的性质, 而非不言而喻的;事情将更为复杂, 更有临时性和历史性, 而不是由不可避免的人类学常数来决定。西方主流传统中的理性、进步观念与疯癫、犯罪一样都是特定社会话语和非话语实践建构的, 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意义。历史是知识———权力体系的转换, 它又会在一定条件下打破它, 重建另一个知识———权力体系, 我们不能抽象地说这种转换是否存在着由低向高的进步。

拒绝历史总体化

福柯反对理性、进步的矛头直指启蒙以来现代性有关总体性、压抑性的宏大话语霸权。理性的求真精神根本不是为了所谓的人类解放、进步主题, 只是另一种控制性力量而已。自启蒙以来, 理性通过掩饰和压制多元性、差异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制性力量。福柯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扰乱它, 恢复话语的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 给予被排斥、遗忘、边缘化的主题如疯癫话语、惩罚话语、性话语、街头野史、不入流的作品足够的关注。他用这些微观话语对抗宏大话语的霸权, 取消整体历史优先权。如果说在历史元叙述中, 抽象的宏大叙事占据了历史叙述的讲坛, 历史成了大写的历史的话, 那么, 福柯的学说则是排除了传统的历史讲坛的微观叙事, 把单数、大写的历史拆散成众多的、复数的、小写的历史。

在《知识考古学》中, 福柯坚决反对总体化的观念史, 并描述了观念史上发生的突变带来的革命性后果:“它已分离了由意识的进展、理性的目的论或人类思想的发展构建的漫长系列;它已质疑了汇聚和完成这两个论题;它已怀疑了总体化的可能性。它导致了不同系列之个体化……” (4) 总体历史观念是一种目的论, 即认为人类是有目的地朝着某个预先决定的目标从低到高前进的, 而福柯则要表明, 由意识发展和理性目的论提出的总体化是不可能的。

福柯反对史学家和哲学家使用世界理想类型和时代精神这样的文化总体性的范畴, 他要用系列、界限、偶然来质疑目的论和总体化。他主张用通史来取代总体史。因为总体史“设法重构一个文明的总体形式, 一个社会的物质或精神原则, 一个时期的所有现象所共有的意蕴, 说明这些现象的连贯性规律, 即人们用隐喻所说的一个时期的‘面貌’”。 (5) 而通史则讨论系列、区分、界限、断裂、起伏、变化、转换、差距、年代学特征等特殊形式、可能的关系类型。因为总体史把所有的现象都压缩在唯一的核心, 即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总体形式的周围。而通史正好与此相反, 通史将展现无主体的、分散的、非中心的、充塞着各种偶然性的多样化空间。

总体历史观是把大写的理性、大写的主体确立为原则和核心, 并进而用这样的抽象原则和核心来统领所有的文明现象。福柯对总体历史观的批判, 是通过清算以往哲学中的总体化哲学理论来进行的。福柯批判位于现代历史意识和历史核心处的康德的总体化的人类学中心主义, 因为康德把贫乏的、有限的主体的构造力转变成了所有知识的先验条件, 把历史看做连续的进步和久远的集体意识;黑格尔历史哲学是典型的总体化历史主义。福柯不仅反对康德有限主体的总体化, 而且也反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总体化;福柯批判了马克思那样的总体化理论思考和总体化分析。福柯认为理论是实践, 是局部的、地区性的和非总体化的实践, 是用来构造适于读者使用的工具的, 而不是用来构建具有永恒真理的体系的。

总之, 福柯的研究成果对当代西方历史学和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福柯的哲学是一种独特的哲学, 他不像其他哲学家那样论述历史上大哲学家的思想, 也不讨论传统的哲学概念, 而是通过一些从未被哲学家注意的边缘领域如疯癫、疾病、犯罪、性等的历史考察来分析哲学问题。福柯就是这样将哲学主题引入历史中, 表层是历史分析, 深层是哲学思考, 在历史研究中包含着一套独特的历史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福柯运用考古学、系谱学方法严厉地批判了传统的历史主义, 打破“历史神话”, 重塑“真实的历史”, 并对传统的西方历史理性、主体、进步、总体化等问题提出挑战, 瓦解了传统历史观念的根基, 为我们研究历史和哲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从而也造就了福柯哲学无与伦比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刘北成:《当代法国思潮变迁与福柯》 (前言) , 载刘北成编著:《福柯思想肖像》,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转引自余章宝:《散乱的历史——福柯后现代主义历史观》, 《史学理论研究》, 2001 (1) 。

[3]王利民:《解释过去了解现在——从系谱学看福柯的历史社会观》, 《社会》, 2000 (12) 。

巧用历史故事, 探求哲学原理 篇10

一、以趣导入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指出:“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大作家托尔斯泰也曾说过:“成功的教学需要的不是强制, 而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中, 学生的学习兴趣一旦被激发, 他们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求知和探索欲望, 这不仅可以一扫课堂的沉闷, 也可以把抽象的哲学原理变为具体的事例, 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主观能动性”是哲学中很重要的知识点, 课本对此的解释是:“具有自觉的能动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点。人的主观能动性又称意识的能动性, 是指人类所特有的能动地反映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作用。”如果直白地把这一概念解释给学生, 教学效果肯定很差。所以, 在解释含义之前, 我先绘声绘色地给学生讲述了郑板桥治财主的故事。

有个财主十分霸道, 佃户在路上见到他都得叩头、让路。少年郑板桥决心要治治这个财主。他和给财主喂驴的孩子商量好, 每天背着财主, 给驴鞠一躬, 然后把驴打一顿。后来, 只要郑板桥向驴鞠躬, 这头驴就吓得乱蹦乱跳。这天, 郑板桥见财主骑着驴过来, 冲着驴就鞠躬, 驴子一看是郑板桥鞠躬, 就乱蹦乱跳, 把财主摔在地上, 财主被磕得鼻青脸肿。过了几天, 财主又骑驴出门, 郑板桥连忙迎上去鞠躬, 驴子被惊得乱蹦起来, 财主急忙下驴, 哭笑不得地说:“小板桥, 你小小年纪就这样知礼, 实在难得。以后, 就免了你的礼吧!”财主还对别人说:“郑家这小子, 长大后必定大富大贵。”别人问他为什么, 他说:“他每次向我鞠躬行礼, 我都受用不起。”

故事讲完后, 我问学生:“郑板桥用什么办法惩治财主?”学生在笑声中思考后说:“动物没有与人一样的主观能动性, 只能对外界事物的刺激产生条件反射, 郑板桥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惩治了财主。”我非常惊讶于学生的回答。可见, 学生的学习兴趣一旦被激发, 真是教起来得心应手, 学起来轻松自如。

二、以例设疑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 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古希腊的一位哲学家也曾说过:“人的大脑不是一个要被填满的容器, 而是一个需要被点燃的火把。”这两种说法的共同点表明, 教师在教学中要尽可能多地设置一些情境, 诱发学生去思考, 激发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积极性, 而不是将现成的知识直截了当地强加给学生。

在讲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时, 我举了发生在北宋年间的三个案子:

第一个案子发生在北宋年间, 有一个人, 父亲早逝, 母亲改嫁。过了一阵子, 他听说母亲去世, 已经下葬, 就偷偷把母亲的棺柩盗了出来, 合葬在他父亲的墓穴之中。后来此事被人告发, 官府把他抓起来, 按照“挖坟开棺的人应当处以绞刑”的法律规定, 准备判处该人死刑。案子送到当时有名的司法官员苏采手中, 苏采说:“儿子把母亲的尸骨取出来和父亲葬在一起, 怎么能和盗挖他人坟墓、求取钱财相提并论呢。”他把案子上报皇帝, 皇帝同意苏采的看法, 否决了原来判处死刑的判决。

十多年后, 北宋河中府又有人盗挖母亲棺柩, 但他所挖的墓除葬有他母亲的尸体外, 还有他母亲后夫的尸体。按照当时掘墓见尸的法律处分, 应该判处死罪。当时的官吏同情他的一片孝心, 特别向皇帝请示, 后来只以减死罪一等论处。

到宋仁宗时, 陕州有一个人的母亲在改嫁之后死了, 后来他的父亲在死后下葬时, 他因为母亲不能和父亲同葬而十分痛心, 就跑去盗来母亲的遗体, 和父亲埋葬在一个墓穴当中。当地官府将他捉拿归案后, 准备按照“未殡葬而盗尸柩”的法律条款判他两年半的徒刑。后来, 陕州通判张唐卿说, 这个人只知道有孝而不知道有法, 就将这个人释放了, 并向朝廷作了汇报, 受到朝廷的肯定,

这三个故事本身很有吸引力, 学生听得非常认真。故事讲完后, 我提了几个问题:这三个人都犯了盗墓罪, 为什么有的该判死刑的却减刑了, 有的该判刑的却被释放了?三个案子各有什么不同?官吏对案子的处理体现了什么哲学原理?

学生讨论热烈, 我因势利导, 道出本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原理。这节课没有任何说教, 以例析理, 学生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课本上的论述。

三、以事导理

抽象的理论、沉闷的课堂、空洞的说教、乏味的讲解……论及对政治课的评价, 这些坏字眼总是如影相随。要使思想政治课成为学生向往的课程, 创造生动活泼的课堂气氛是关键。政治课教学要力求将课讲得轻快明畅, 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力求理论联系学生关心的、感兴趣的典型事例, 以例喻情, 以事导理, 使学生从具体事例中自然感悟深刻的道理。

例如,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哲学课中的重点。这一内容单从理论上讲解往往无法使人信服, 所以需要用大量事例来说明。我列举了“苏东坡乱改菊花诗———狗尾续貂”的历史故事。

一天, 苏轼去拜访王安石, 王安石不在家。苏轼见其书桌的砚台底下, 压着一首尚未写完的咏菊诗, 只有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 吹落黄花满地金。”苏轼认为不妥, 菊花有傲霜之骨, 怎么花瓣会四处飘落呢?于是他挥笔续道:“秋英不比春花落, 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看到苏东坡续的诗后建议皇帝将苏东坡调到湖北黄州当官。就这样, 苏轼在黄州住了将近一年。转眼到了重九天气, 连日刮了几天大风。看到满园十几株菊花花瓣全都被风刮落了, 苏轼傻眼了, 才知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 不胜惭愧。

四、以情结尾

在这个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里, 职高学生经历着种种诱惑和考验, 社会上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念影响着学生稚嫩单纯的心灵。一些学生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 信仰在慢慢地丢失;一些学生缺乏艰苦朴素的精神, 讲究吃喝, 挥霍无度。社会的影响太大, 教师的说教有时显得苍白无力。但作为教师, 我们要相信:情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只要用真情去感动学生, 必定会帮他们找回迷失的信仰和理想。因此, 教师应在学生和教学内容之间架起一座充满真情和感动的桥梁, 使学生在感动中潜移默化, 健康成长。

“人生价值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抽象又敏感的话题。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及职高学生的特点, 决定了这一内容教学时所举的事例必须极具说服力、感染力和震撼力, 方能使学生的道德有所提升。在讲述完拜金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的种种错误和危害后, 在课的最后, 我选取了司马光典地葬妻等故事。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家喻户晓, 除此之外, 司马光还有许多让人感动的高尚品质。在我国历史上的宰相中, 真正能冠以大公无私的, 只有司马光一人。他对政敌能公私分开, 对反对他的人从不挟私报复。司马光的日常生活也十分简朴, “食不敢常有肉, 衣不敢纯有帛”, 他在信中教导儿子:“穿衣无非是为了御寒, 吃饭无非是为了果腹。经商做买卖的人收藏的是金银, 读书人收藏的是书。”司马光的妻子死了, 虽然位及宰相, 司马光却无钱安葬妻子, 最后卖了地, 才把妻子安葬。司马光对人诚实, 居洛阳, 卖马。俗话说“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可司马光就不这样, 而是反复叮嘱去卖马的人, 这马一到夏天就要发病, 你务必给买马的人讲清楚。司马光逝世的噩耗传出, “京师之民, 罢市往吊, 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送丧者, 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夏县时, 送葬之民, “哭公甚哀, 如其私亲, 四方来会葬者, 盖数万人”。更有“天下皆是, 家家挂像, 饭食必祝”, 而“京师画其像, 刻印粥之, 四方皆遣购。画工有致富者”。

学生听完故事后, 不胜唏嘘, 领悟了在这世上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一极具感染力的教学安排, 以情动情、以情激情, 拨动了学生的心弦。

五、巧设悬念, 预示新课

一般说来, 临近下课, 学生的注意力开始分散, 学习热情会有所下降, 课堂气氛也由热烈变得冷清。为此, 教师要想办法引起学生注意, 激发学生求知欲。如何组织呢?由于知识的系统性和条理性, 一个章节的结尾往往是另一个章节的开头, 因此, 教师在课堂“收尾”时, 如果善于抓住章节之间的联系, 巧设悬念, 吊住学生胃口, 既可活跃气氛, 又可为下一节课作好铺垫, 以达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如在教学“矛盾特殊性原理”之后, 学生要理解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原理并不困难, 但要学会运用这一原理处理好两者的辩证关系, 既很重要又很复杂。所以, 我有意用历史故事来设置悬念, 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培养学生的自我探究能力。在课堂结尾时, 我利用多媒体给学生播放了朱元璋的两幅画像, 并作了相应的讲解。

明太祖朱元璋生前有两张画像流传至今, 但形态各异。如今这两张画像一张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张悬挂在南京明孝陵的享殿内。为什么两张画像形态各异?这就是下节课要讲述的故事, 这个故事蕴涵的哲学原理也是下一节要讨论的问题。

历史与哲学之思 篇11

关键词：音乐教育哲学 音乐教育史学 实践 道德

近期，由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曲阜师范大学主办，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术委员会、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协办的“第三届全国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第二届全国音乐教育史学研讨会”在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山东省日照校区）举办。此次会议包括大会主题发言、专题报告、小组发言三个板块，共有来自全国50余所高校的师生200多人参加本次会议。会场围绕“音乐教育哲学和音乐教育史学”两个主题进行学术交流，共有30余名专家学者作了专题报告，与会人员就大会主题展开热烈交流讨论。

大会邀请了国际著名音乐教育家韦恩·鲍曼（Wayne D.Bowan）作了题为《音乐实践的道德意义》的发言。鲍曼的发言围绕两个关键词——“实践”、“道德”展开，他认为音乐教育是音乐和教育这两种实践的交集，作为道德实践的音乐时间的观点。他解释：实践是基于社会的、复杂的、连贯的、合作的行为，随着时间的增长形成自己的道德体系。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性活动，这是我们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看到的对实践的定义。鲍曼教授更好地诠释了实践的定义，音乐是多元化实践的群集，不是单一的，它具有很多种价值和内在事物。他还和我们一起探讨了“作为道德实践的音乐实践的观点——作为塑造个性的极有力的道德资源”、“如何评价音乐教育者的成果”、“音乐教育不等同于音乐教学行为，音乐教育不仅是教授音乐的行为，或成功获得了音乐技巧和概念”、“如何区分教育性的教学和单纯的音乐教学”等观点。

大会还就音乐教育哲学和史学主题邀请国内专家分别作了专题报告。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做了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全球多样化音乐社区》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为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哲学意蕴？并从民族音乐传承三个标志性阶段说起，深入剖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哲学意义。并提到：“朝向全球多样化的音乐社区，在哲学意义上多样性的概念突破唯一性或两极论的宏观表述。社区则澄清这一概念在具体时间层面上的存在。哲学观念并不完全是形而上的，它是和具体时间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动态的、多样化的、在具体时间中体现的哲学观念在这个时代是有生命力的。”马达教授从近10年三次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看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10年，通过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其他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围绕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音乐教育哲学观讨论”、“有关如何建立中国特色音乐教育哲学体系的讨论”五大部分代表性文献的分析与述评，梳理出这期间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特点。此外，管建华教授《新轴心文明时代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文明复归》也极为精彩。

在大会史学板块部分，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马东风分析了中国音乐教育史学的发展态势与趋向。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褚灏从社会转型与文化思想转型，教育转型与音乐教育重新勃起，近代音乐教育思想主体及特征与意义等角度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思想进行述评。中国音乐学院余峰教授作了题为《中国音乐教师教育的苦命与使命》的发言也极为精彩，现场掌声不断。

在专题报告会议上，哲学组张业茂、黄剑敏、吴跃跃、周世斌四人了报告。张业茂《音乐教育哲学的“身体”转向：身体哲学的思考》从当今音乐教育哲学“身体”的转向，探寻音乐教育中自在之身体与自为之身体的哲学意蕴，对身体哲学进行思考。黄剑敏《孔子与老子音乐教育思想比较研究》从乐教的对象、方法、准则、核心、目的和社会功能轮六个方面对孔子和老子音乐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吴跃跃《音乐材料、存在方式、音乐释义、主客关系——对音乐欣赏教学的哲学思辨》站在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高度，从音乐材料的特殊性、音乐作品存在方式的特殊性、音乐释义的特殊性以及审美主客体关系的特殊性四个方面对音乐欣赏中的诸多要素进行分析、论证，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帮助人们处理好音乐欣赏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探讨审美主体重要性的理论根源。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周世斌作了题为《21世纪中国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回顾、反思、创新探索与实践》的发言，回顾了中小学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的研制与实施，反思了中国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版和修订版存在的问题，对中小学音乐课程改革理念与高师音乐人才培养改革理念与实践进行探索，并应用于北川中学支教和北京农民工子弟校援助。

史学组崔学荣、马骁、杨健、陈永四人做了发言。鲁东大学艺术学院崔学荣作了题为《中美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发言，以中美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从培养类型与目标、招生考试与培养方式、课程设置与教育资源、教学方式与管理制度等方面对其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培养模式各自特点，为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进与提高提供借鉴。马骁《中国近代女子音乐教育发展述评》通过对近代女子音乐教育进行梳理，探寻历史根源，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当代女子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陈永《中国音乐教育制度史研究构想》对“中国音乐教育制度史”这一学术对象的理论基础、学术现状和研究设计等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构建有关音乐教育制度史的学科体系，探究音乐制度在各种外生性志愿影响下的动态形成机制与功能机制。此外杨健对当前高师音乐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策。

音乐教育哲学分会场由吴跃跃、柳良、李嘉栋、吕屹主持，全国音乐教育史学分会场由刘咏莲、徐旭标、黄剑敏、冯巍巍主持。期间每个会场的讨论都十分热烈，众多同学老师云集对话，碰撞出多重智慧火花。

研讨会期间，曲阜师大音乐学院师生还为与会人员精心准备了专场音乐会，音乐会上集中展示了富有日照地方特色的岚山号子、夹仓锣鼓、鲁南五大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音乐学院近几年的教学成果。

生物学哲学的历史 篇12

关键词：茶历史,茶文化,哲学思想,天人合一

众所周知, 我国是茶文化的故乡, 在不断地发展与演变中, 茶文化博采众长, 集百家文化思想内涵于一身, 其中应用最明显的是我国的哲学思想。我国哲学思想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的哲学观, 但是其蕴含的“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及“无为而治”等哲学思想, 对于茶文化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1 茶文化的发展历史

1.1 茶文化的诞生

《茶经》中记载“茶之为饮, 发乎神农氏。”可见, 茶叶的起源较早, 其最初可见于远古神农时期, 其发展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但是伴随茶叶而生的茶文化却经过了上千年的沉淀才得以形成, 一直到了唐朝中期陆羽的《茶经》的问世, 才正式标志着我国茶文化的诞生。《茶经》是我国最早最完整的综合性茶学著作, 其在整理收纳了唐代之前茶文化的基础上, 对历代的茶文化进行了系统性总结。从种茶、采茶、制茶到煮茶、饮茶等进行了全面的讲解, 同时也分别从茶的药用性以及茶道茶具等方面对茶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经过了千年积淀而成的茶文化也在唐代后期正式迈开了发展的步伐, 饮茶之风也自此风靡全国, 茶文化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完善中。

1.2 茶文化的繁荣

自唐朝打开了茶文化的大门后, 宋朝开辟了茶文化的兴盛之路, 正所谓“中国茶文化始于唐而兴于宋”。宋代在沿袭了唐代茶文化的基础上, 制茶技艺、煮茶手法以及饮茶方式方方面面较于唐朝有了新的提高。一方面, 宋代制茶以团饼茶为主, 但也兼有散茶。团饼茶是宋代制茶技艺的巅峰之作, 其制作技术尤为精密, 工序也特别复杂。赵汝砺的《北苑别录》对于团饼茶制作方法的描述是, “龙凤茶的制作有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烘茶等工序。”因此, 由于团饼茶特殊而繁复的在制作工艺, 其也显得尤为珍贵, 被作为贡茶献奉给宫廷御用。另一方面, 宋代一改唐代的煎茶法, 以点茶法取代之, 直接用沸水冲茶, 简化了饮茶程序, 使饮茶更加平民化。此外, 宋代的饮茶方式比唐代更加简化, 增强了饮茶的可操作性, 促进了饮茶这一洪流在全国范围内的涌动, 而随着饮茶之风的盛行, 大量的茶馆也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文人雅士呼朋唤友与茶馆为据点, 饮茶品茶论茶。茶文化在宋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是我国古代茶文化的转折点, 上承了唐代茶文化的新兴之路, 下启了明清茶文化的鼎盛大门。

1.3 茶文化的全面发展

明清时期, 我国茶文化迎来了发展的黄金阶段。特别是明朝对茶叶实施了一系列政治性改革, 进一步促进了茶文化的发展。先是改团饼茶为散茶, 明太祖朱元璋“罢造龙团, 惟采芽茶以进”, 将清茶中的建安茶作为贡茶, 一扫宋代的奢侈之风, 净化了饮茶风俗。同时, 明代的制茶技艺又新增了蒸清茶以及炒青茶, 特别是随着炒青茶技术的日臻成熟, 明中后期逐渐形成了以炒青茶为主的格局。张源在《茶录》中详细地记叙了炒青茶的制作方法, “俟锅极热, 始下茶急炒。火不可缓, 待熟方退火, 彻入筛中轻团挪数遍, 复下锅中, 渐渐减火, 焙干为度。”此外, 明清的茶叶类型也趋向多样化, 打破了绿茶一统天下的局面, 黄茶、黑茶、白茶、红茶、花茶也相继出现。其中, 花茶的产生则是我国古代制茶技艺完全成熟的标志。当然, 明代的饮茶方式也是更加简便, 以撮泡法代点茶法, 并且出现了最早的功夫茶。精巧的茶艺技术配上精美的茶具, 将精美的茶艺术内涵阐述得淋漓尽致。而我国的茶文化也在这一时期, 得到了全面发展, 为日后现代茶文化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文化物质基石。

2 我国哲学思想的概述

2.1 我国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哲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梁启超自西方引入我国的, 但是我国与“哲学”这一概念相契合的思想却在殷商时期的宗教信仰中就诞生了。但不同于西方哲学思想的物质本原观, 我国哲学以性与情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 “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 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我国哲学思想重视的是人的主观情感, 而西方哲学思想则是以客观理性为主。所谓“性”是指人的本能欲望, “情”则是随性而生, 是性之外的主观追求。《中庸》中以这样的文字解释性与情的关系, “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实则是表达性由天生, 情由性起的哲学观点。儒家以情作为出发点, 认为人的情感是哲学中的核心要素, 并融合性的元素, 将情与性相统一。道家对于性与情的态度则截然不同, 老子将天与人相对立, 主张“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 损不足以奉有余”, 将道中的德称为性, 并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

2.2 我国哲学的起源

我国古代哲学起源较早, 殷商时期就已经开始萌芽了, 而后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相继吸收了儒家、道家、墨家以及法家等各大思想流派的观点, 奠定了我国哲学发展的主旋律。

早起的哲学大多与宗教紧密相连, 例如, 殷商时期对于神明祖先盲目崇拜的宗教情结。“君权神授”, 神明是不可抗拒的, 所有的人都得听从神明的指令。“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 宅殷土芒芒”中的天命即为神明, 可见其对于宗教神明的信赖。西周时期, 宗教神明开始分化为“自然神”与“宗教神”, 也就是同西方唯心主义中的上帝与上帝之外的意识具有一致性。西周在汲取了殷商灭亡的教训后, 奉行“天命不于常, 天命糜常, 天不可信”的哲学观, 动摇了天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从而人的价值逐渐被凸显出来了。春秋战国时期, 政治大动乱, 文化大繁荣, 各种流派的思想异彩纷呈。我国哲学思想内涵也在这一时期吸取了各家思想精华。儒家的中庸仁爱思想大放光彩, 道家的天人合一理念被沿用至今, 道家的兼爱非攻所蕴含的人文情怀也构成了我国哲学的主要内容。

3 茶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

3.1 中庸主义

中庸是儒家的至高德行, 朱熹, 说“中”是指不偏不倚合理的意思, 可以概括为“中和”, 而庸则有两层含义, 恒久兼用的意思, 概括为”恒永“, 因此, “中庸”即为恒用中和之意。哲学中的中庸实为达到一种“上善若水, 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至善极简境界。一方面, 我国茶文化所投射出的宁静淡泊之感与清幽雅致之境, 正是中庸主义的极简理念的体现。另一方面, 我国茶文化是在汲取了儒家精华的基础上而形成的, 其所包含的仁义道德理念也是源自于儒家的中庸思想, 茶包装设计、茶具茶器的打造以及饮茶空间的装饰等都是茶文化与中庸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

3.2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 是我们人类进行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道家中“天法道, 道法自然”是最早的天人合一精神体现。而宋代哲学家邵雍以《观物篇》中的“天由道而生, 地由道而成, 物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则异也, 其于由道一也。夫道也者, 道也。道无形, 行之则见于事矣”着重论述了此观点。茶文化的标志《茶经》所诠释的各种茶艺、茶道、茶风茶俗以及隐含的茶文化理论知识, 都是陆羽自身实践过程中的亲身感知而成的, 陆羽在进行茶具茶炉的改造时, 充分运用了我国哲学思想中的五行和阴阳知识。天人合一的实质是强调人与天的关系, 二者应该是相互兼容的, 不是互相对立。因此, 人作为道德主体是本善的, 而这点与《茶经》的核心———仁相吻合, 而茶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 不卑不亢。

3.3 自然和谐

茶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其物质形态可以是茶叶、茶具、茶诗以及茶故事等,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表现形式, 其所蕴含的自然和谐之理都不会有所更改。自然和谐是我国哲学思想中的精髓, 其对于现代茶文化的发展也具有深远意义。自然和谐, 是指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自然间的和谐相处。而我国茶文化主张人与人间是君子之交, 清淡而落俗。据科学研究表明, 人与人间的这种淡而近的交往是最和谐的人际关系。人与物中的“物”是指世间万物, 人无论对待什么物体, 都应该持一种友善的态度, 不能以自己主观感受为出发点, 而随意践踏其他的物, 这点与我国茶文化包容兼并的特质相符。另外, 我国茶文化中对于自然的态度也是十分鲜明的, 茶文化写意性中的要求就是, 人与自然达到整体的统一。一旦大自然被破坏, 那么人就会显得突兀, 茶文化的艺术内涵也会随之而降低。

4 结语

我国茶文化与我国的哲学思想都是传统文化中的璀璨元素, 两者都是汲取了儒家、道家、佛家的闪光点而成的, 并且都是经过千年沉淀而成的一种优秀文化。时至今日, 我国茶文化与哲学思想丝毫没有褪色, 甚至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中, 显得更加耀眼。茶文化与哲学在相交相融的过程中, 一路扶持走来, 可谓是“同舟共济, 共同进步”。但是二者却各有所长, 茶文化在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不断丰满, 而哲学思想又在茶文化的反作用中更加具有科学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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