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的渐进式改革

家族企业的渐进式改革（精选5篇）

家族企业的渐进式改革 篇1

社会各界对家族企业的定义不尽相同, 可以从三个方面总结:第一, 所有权, 企业的全部和大部分所有权归家族所有;第二, 经营决策权, 企业的重大的经营决策由家族成员做出;第三, 家族企业的重要职位由家族成员担任, 并以血缘亲戚的方式传承下去。著名学者姚贤涛、王连娟在其《中国家族企业:现状、问题与对策》一书中研究表述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历史、总体发展现状、利弊、企业文化建设、与制度改善。本文在其基础上结合中国家族企业的最新发展现状, 简述该文的现状分析、改革策略, 并着重提出企业筹资融资渠道、管理组织制度、以及可持续发展方案。

一、中国家族企业的生存现状

家族企业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组织形式, 同时也成为现代企业的主要存在形式, 其企业规模跨度、应用行业、存在范围之广众所周知。家族企业在创业之初具有极低的决策、监督成本, 明显的竞争优势, 较强的亲和力和职工凝聚力, 较明确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特色。然而所谓“创业容易守业难”, 很多企业在初期发展形势良好, 却难逃“富不过三代”的命运魔咒。据统计, 全球只有大约10%的企业能传到创业者的第三代子孙手中, 不少企业如流星般一闪而过, 辉煌但短暂, 这种现状值得所有企业家深思。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邓小平南巡讲话后, 家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壮大, 并逐步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弥补市场空缺、解决剩余劳动力、开拓新经济形势的角色。然而中国的家族企业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家族企业的普遍隐患, 也有中国特有的发展问题。

二、中国家族企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决策机制薄弱不完善, 管理控制薄弱。这应该是家族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也是决定企业生存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企业发展初期, 企业规模较小, 家族成员面对同样的困境, 企业决策由一位德高望重的家族领导人做出, 而其他的企业职员大部分也由家族成员组成, 他们对决策认同度较高, 并以较高的热情和责任心去执行以及完成他们的任务, 这种粗放的管理模式使所有者、经营者、管理者三位一体。而当企业逐渐发展壮大, 所有决策不能由一人作出, 并且个人能力有限时, 企业就会存在分歧和危机。此时, 企业如果不能改革原有的决策机制和改善管理控制制度, 明确分清所有权和经营权, 继续执行原有决策、管理机制, 就会造成财富损失, 企业矛盾凸显, 争分不断, 从而造成企业不能适应社会化的发展需要, 满足不了更广阔的市场要求, 面临灭亡。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被注重。“可持续发展”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口号, 但又有多少家族企业的管理人对此有明确的长期规划?据调查, 现存家族企业大多数从事制造业, 低端服务业这些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转型升级作为影响家族企业持续成长的重要问题。没有技术研发, 管理更新的企业, 往往会被无情地淹没在时代长河中。从行业特征看, 高新技术企业、信息、卫生、服务业的研发投入较高;从企业规模看, 规模大的企业投入更多;从销售收入看, 有研发投入的企业销售收入也随之增长。然而, 调查显示, 销售收入在百万元以下的企业中, 只有13.3%投入研发, 销售收入超三千万元的企业有近四成投入研发。这说明了研发活动需要企业实力来支撑, 也解读了为何我国家族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在这个创新已成为现代企业获得连续竞争的基本条件的时代, 家族企业必须重视这个软肋, 才能跟上市场竞争的步伐。

权利交接现状和模式。对于家族企业权力交接, 一直吸引着人们的关注, 被视为家族企业传承的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据调查, 在已面对家族企业权利交接的企业主中, 多数希望能由家族继续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 约45.4%的企业主表示希望子女能直接管理本企业, 还有19.33%的企业主打算让子女继承企业股权, “子承父业”的内部传承模式仍是主流。但人们往往会忽视从企业主子女的角度看问题, 调查数据显示, 只有16%的企业主子女愿意接班, 而这里面还有很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子女们。将子女接班意愿和父辈交班意愿做契合度进行比较, 超过3/4的家族企业在交接班问题上还没有达到统一。所以, 如果将企业强加于对他们没有任何兴趣或者难以驾驭的“富二代”手中, 只会断送企业的美好前程。

资金筹集渠道狭窄而封闭。融资困难一直以来是困扰中小私营企业特别是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发展初期, 企业的投入资金全部来源于创业者的积蓄和其向亲友筹集的借款, 筹资渠道十分狭窄, 限制企业规模的发展壮大。企业的股权被家族成员掌控, 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不吸收外来资本, 吸收投资排外倾内, 融资方式单一, 致使企业发展陷入瓶颈。同时, 由于家族企业普遍规模较小, 合同违约, 信息披露不规范以及抗风险能力较小的制约性, 大多数金融机构对家族企业还存在较大的认识上偏见, 对其放贷条件非常苛刻, 贷款手续繁冗、贷款额度小、归还期限短, 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家族企业的融资难度, 限制了其资本的扩张和规模的扩展。

三、中国家族企业的改革对策

要解决家族企业的现存问题, 为其发展清除障碍, 为了这一经济模式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健康发展, 企业必须趋利除弊, 改革原有模式, 寻求新的发展道路才能不被竞争所淘汰。

管理现代化是企业改革的燃眉之急。在家族企业中, 企业创办者的优势是创办企业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人脉以及其本身所具备的与企业一脉相承的精神品质, 而职业经理人则深谙现代企业的管理以及资本市场游戏规则。这就需要在企业逐步走向强的时候, 逐渐将权力下放给能指导企业现代化发展的职业经理人。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并不是说企业所有人以及投资者不能参与企业的经营运行决策, 而是在于职业经理人的帮助之下, 针对企业的发展需要淡化企业家族制, 避免任人唯亲, 对企业实行现代化管理运作, 逐步落实全面预算管理、绩效考核制度等职业化管理制度。使决策民主化, 管理专业化, 以传承企业的优良传统, 发扬企业的竞争优势。

完善股权结构是企业管理的基础。企业需要将所有股份合理的分摊给企业的主要决策者和管理者, 使他们成为第一大股东, 有绝对的决策权, 来维护他们决策的权威性。然而如果分列式平分股权企图得到民主决策, 往往会使决策效率低下, 争论频发。所以, 我们要在避免“一股独大”的同时, 还要以契约方式明确产权的结构, 保证股权的独立性, 使主要决策者和管理者有占优股权以便决策的实施。同时, 企业也需要, 客观评估无形资产股权, 重视无形资产的管理、开发者的股权占有。这就需要企业的创业者让出部分股权给企业的管理者、继承者、员工以及外部投资者, 使企业的股权结构趋于合理, 满足企业现代化发展需求, 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为企业发展解决后顾之忧。这需要家族企业建立健全企业自身风险控制, 扩大企业规模, 建立诚信体制, 真实披露企业信息。走合法融资渠道, 采取正确的融资方式。不仅如此, 企业在选择融资渠道的时候, 要先做好生产预算、销售预算等以得出筹资预算, 防止盲目筹资, 给公司添加多余负担。其次, 要判断各筹资方式的还贷期限, 利率大小以找到适合公司的筹资方式。

上司的人文关怀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大后盾。企业创始人的精神对于企业文化起着决定作用, 是企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家族企业的职工中会有家族的成员, 他们将社会关系带到工作中来, 难免会对其他员工造成心理障碍。这就需要老板对其他把员工的人文关怀, 积极的与其他员工沟通。这可以提升老板的个人形象和人格魅力, 从而将家族中的凝聚力带到整个企业, 使员工觉得他们也是企业中不可缺少的, 受上司重视的一份子。当然这也需要企业家一视同仁, 理性处理有家族成员参与的公司事务。

如上所述, 中国的家族企业只有改革现有制度使管理现代化、股权合理化、筹资多样化、企业人文化才能趋利除弊, 扬长避短, 为企业的优势化、持久化、国际化发展扫清障碍, 在市场化浪潮中长远立足。

参考文献

[1]粟郁.家族企业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J].中国国情国力2009年04期.P41~P42;[1]粟郁.家族企业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J].中国国情国力2009年04期.P41~P42;

[2]姜春兰.家族企业资本结构优化探讨[J].财会通讯2009年04期.P71~P72;[2]姜春兰.家族企业资本结构优化探讨[J].财会通讯2009年04期.P71~P72;

[3]卢现祥.论华人企业的家族式管理[J].华东经济管理2000年第01期.P11~P13。[3]卢现祥.论华人企业的家族式管理[J].华东经济管理2000年第01期.P11~P13。

论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与困境 篇2

一、“中国模式”是一种在保持社会稳定有序中的“渐进式改革”模式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现代性孕育着稳定, 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亨廷顿强调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他认为, “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 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1]。按照这一观点, 笔者认为, “中国模式”是一种在持续保持社会秩序前提下的渐进式改革发展模式, 保持社会稳定有序是改革的重要前提条件。改革是对社会利益的重大调整, 其复杂性、艰巨性都对社会稳定构成巨大压力。因此, 在改革方式的选择上必须考虑如何把对社会稳定的压力, 尽可能降低到社会和公众可承受的范围内, 从而实现平稳转轨。如果采取过于激烈的方式, 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社会震荡, 恶化改革的社会环境。中国模式不同于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 也不同于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之后的“激进改革”, 是一种稳健的在保持社会安定有序的条件下的渐进式改革, 充分考虑到社会和人民可以承受的程度。特别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而保证了改革的顺利推进和社会发展的活力与效率。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有一个鲜明的特点, 即坚持在稳定的环境中推进改革, 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中国从实际出发, 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 把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循序渐进改革的特点是先易后难, 先试点后推广, 从点到面、由浅入深, 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循序渐进的改革没有触及现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基本制度, 而是以现有体制中薄弱的环节或不适应的地方作为切入点, 从局部到整体, 以一种试验的方式和逐步过渡的策略推进改革。循序渐进改革的改革措施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可以把改革的风险掌控在改革的过程之中、化解在成效之内。在循序渐进改革的过程中, 党和政府可以比较容易地监控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调整方针政策, 坚持在稳定中求发展, 以发展促稳定,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同时确保社会稳定发展。

二、“渐进式改革”:中国改革的基本方略

“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方略, 也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 具体表现在:在改革开放顺序上, 改革采取了先生产后流通、先经济后政治文化社会其他领域, 开放采取了先东部沿海后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的策略;在改革开放路径上, 采取了从下到上、先易后难的路径;在改革开放进程上, 采取了先点后面推广的方式;在改革开放的利益分享结构上, 采取了先改革增量, 然后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激励办法。渐进式改革的优点表现在:群众比较能够承受, 也有利于锻炼广大群众的承受能力;引起的震荡小,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改革的领导者积累和总结经验, 探索和开拓改革的新途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稳定有序的政治秩序, 激发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中初步显示出它的优越性。

渐进式改革大大降低了由改革带来的风险成本, 使得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实现平稳整体推进。但是, 这种方式由于先改先行和后改后行带来了团体或个人在占有资本、资源、市场等方面的机会不均等, 无形中就形成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过程中, 这些既得利益集团 (部门或个人) 利用公共权力、公共资源、金融资本等关键要素, 获得了比别人要多得多的“好处”, 并借助自身在体制和决策上的优势地位, 垄断资源、扭曲市场、忽视社会公共福利, 刻意强化集团和个人的既得利益而阻碍改革。因此, 要想消除市场扭曲, 促进公平竞争, 创造均等的机会, 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有学者认为, 中国发展所遵循的是“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路线, 这种“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区别于“民意主导型”的、由体制外力量所推动的权利驱动或利益集团驱动的民主变革模式, 其改革政策主要由来自执政党和官僚精英等体制内的力量所推动, 以改善治理效果为目的。依照这种观察, 中国的发展取决于“决策模式的变革”。因此, 有学者关注中国决策模式的变化, 指出在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 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逐渐式微, “内参模式”成为常态, “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 “外压模式”频繁出现, 这表明中国党政决策方式开始走向多样化[2]。类似的观察和评论也支持了上述观点, 他们认为, 中国政府在决策结构上已经从个人专断转向多元参与, 在决策能力上已经从经验决策转向科学决策, 在决策机制上已经从非制度化决策转向制度化决策, 这些变化不仅表明中国政治运行机制的重要发展, 而且产生了许多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结果[3]。

三、“渐进式改革”在当下的困境与难题

有学者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提出了质疑, 如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撰文认为, “很多人在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前就下了一个大的结论, 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东欧休克疗法的改革远远要好。但是我觉得从学术研究的角度,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 当时的结论很显然是为时过早。今天回过头来看, 他们下的结论如果说不是错误的话, 也至少是值得怀疑的。今天我们看到什么局面呢?你通过渐进式改革, 先改经济然后再考虑改政治。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 我觉得当时很多人在逻辑上犯了一个错误。”[4]陈志武指出, 先通过经济改革获得效益与财富后, 改革的动力就会逐渐弱化, 其他改革如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就越来越大了, 使得改革难以为继;做出判断渐进式改革比休克疗法的改革更好的结论的人, 他们的逻辑上欠缺的地方就在这儿, 因为没有考虑进去人的本性。针对这一观点, 笔者认为, 任何一种改革模式或方式都有其利弊, 既不能认为激进式改革就一定是不好的, 也不能以为渐进式改革就百好而无一弊, 在这点上, 没有最好的, 只有最适合的, 即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或好处, 这是我们衡量改革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从实际来看, 中国独特的渐进式改革方式, 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 有效防止了激进式改革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的“J型曲线”效应或更为糟糕的“L型曲线”效应, 也得到了社会普遍的理解和支持, 保持了社会的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渐进式改革可以是一个大国在“稳定优先”的前提约束下, 规避改革风险的有效办法, 它实际上是对改革的代价采取了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分散风险。

回首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渐进式改革战略, 在保证原有利益格局不受到急剧性冲击的前提下, 使市场制度能够以“边际演进”的方式获得生长。在这一过程中, 市场的力量和益处通过“涓滴”效应和“墨渍”效应, 逐渐在传统体制内渗透和扩散, 从而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创造了水到渠成的条件[5]。当然, 渐进式改革方式也导致新旧两种体制相持的时间相对长一些, 会产生一些新的矛盾。首先, 由于改革是渐次推进的, 这就给旧体制以足够的时间来与新体制抗衡, 双方在摩擦和较量的过程中, 旧体制仍旧会在一些方面起作用, 而且有可能会牵制或者侵蚀新体制, 从而增大改革的难度。其次, 由于采取边际演进的累积性的步骤, 两种体制并存和僵持的时间比较长, 这就为在两种体制之间“套利”提供了可能。那些可以从套利中得到好处的既得利益者, 可能会与传统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一道, 成为抵制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的力量, 这也将增大改革的难度。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目前中国需要由上向下推进的改革领域越来越多, 基本都涉及到上层建筑和深层次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涉及的范围广, 利益关联群体多, 改革需要支付的成本高、难度大。比如进一步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改革财税体制, 限制行业和部门垄断, 继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平, 完善资源环境价格形成机制, 建立健全教育、医疗、养老、救济等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还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等等, 所有这些继续采取以往从下到上、先易后难、先点后面的改革路线和方式, 显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另外, 当前中国面临的改革开放环境与一二十年前已有很大的不同, 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目标也与以前有本质的区别。因此, 在新的发展时期, 必须选择新的改革开放路线。从当前看,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能改变, 但在改革上应该采取“从上到下、以难带易、内外联动、重点突破”的路线[5]。实行这种改革路线, 就是要破解改革难题, 找准影响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和重点领域, 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 创新发展思路, 集中力量统筹经济与社会及政治改革, 统筹城乡、区域改革, 统筹对内对外改革开放联动, 为中国持续平稳快速发展创造好的制度条件。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享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8-41.

[2]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 2006, (5) .

[3]王磊, 胡鞍钢.结构、能力与机制:中国决策模式变化的实证分析[J].探索与争鸣, 2010, (6) .

[4]陈志武.中国渐进式改革并不比休克疗法好[N].东方早报, 2010-12-23.

家族企业的渐进式改革 篇3

关键词：渐进式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市场经济体制

从计划经济体制平稳运行到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采取渐进式改革, 不同于东欧和前苏联的“休克疗法”。Sachs等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认为, 中国围绕“局部均衡”进行改革并由此形成“中国模式”, 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进行, 却不能持续;而“休克疗法”展现的是“一般均衡”, 改革在经济、政治等多领域同时进行, 并带有可持续性。

中国幅员辽阔, 人口基数庞大, 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经济发展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不平衡, 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且地区性差异明显,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通过改革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统筹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后, 采取渐进式改革, 使我国成功地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并取得重大的成果。

一、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及成果展现

1. 渐进式改革特点

对于渐进式改革特征形成两大共识:

第一, 增量改革引导下的逐步推进。渐进式改革并不以一步或短时间内扭转旧体制下的利益和社会结构作为改革的主要方式, 而是阶段性、逐步瓦解涉及经济体制在内的起阻碍作用的问题, 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增量式改革是在政府控制与监督下, 逐渐在起到主导作用和率先改革后发挥作用的部门展开, 并进一步推广到其他领域。例如, 在对国有企业改革方面, 逐步放松对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控制力, 又保证对国有企业的控制, 并逐步焕发出国有企业的活力。

第二, 局部试点到推广过程中的理论创新。推行的渐进式改革并不是盲目地在全国范围之内统一进行, 而是先在小范围内进行试点, 通过试点进行创新探索。改革开放初期, 经济特区的建立旨在探索现代开放型城市建设理论, 率先建设深圳、汕头、福州、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并在经济特区普遍取得良好成果后, 通过总结经验, 积极创造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开放模式。

2. 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展现

(1) 建立并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极大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独具特色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标志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得到了广大共识。在所有制方面,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以实现。国有经济依然在关键重点领域得到快速的发展, 主体地位得到不断强化。非公有制经济在焕发市场经济活力、解决就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分配方面,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方式, 推动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在政府调控方面, 积极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进行市场调控, 尤其是建立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多项基本保险制度, 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内容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等。

从1978年到2013年年末,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最初3645亿人民币增至56.9万亿人民币, 增长150多倍,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30元增加到26955元, 增长62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8896元, 增加66倍,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0%, 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粮食产量从2004年起到2013年实现“十连增”,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于2013年达到46.1%, 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78年的2.3%上升到2014年的27.8%, 我国成为对国际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国家。

(2)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 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对外开放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也是我国经济打破计划经济封闭状态积极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表现。从最初经济特区设立, 到14个沿海城市和经济开放区建设, 再到内陆地区对外开放, 以点带面, 以面成片。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 到2013年突破4万亿美元。中国对外贸易不断提升的表现, 体现了中国国家力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形成全面开放格局。”新丝绸之路的提出与建设, 是新型大国关系下的新型对外开放形式, 是我国为加快国际资本流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 协调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 积极拓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而作出的努力。

二、我国从渐进式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历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端,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案) 》标志着从农业领域率先改革, 完全可以看做是我国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开端。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 逐步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 解放思想, 活跃市场, 并确立“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 而并不是激进式地跳跃到市场经济, 充分体现了我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 是符合我国特殊国情而做出的正确选择。

到20世纪80年代末, 伴随着改革的推进, 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 通货膨胀严重, 出现商品抢购风潮, 价格体系遭到破坏等, 经济领域的寻租活动逐步影响到社会各方面。为克服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十三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在治理经济环境与整顿经济秩序”。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事物变化发展中蕴含着矛盾, 需要我们尊重客观规律, 伴随着改革的进程不断发现问题克服矛盾, 逐步推动质变。“计划经济”一步过渡到“市场经济”必然蕴含着巨大的跳跃与矛盾, 需要采取渐进式的温和推动的方式, 最大程度上避免激进式改革所必将导致的社会矛盾。

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的总体目标, 标志着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提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作用;要求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政府职能, 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控作用, 为改革过程保驾护航;深化对外改革, 逐步向全面开放过渡。这一时期进行的渐进式改革为我们提供了自我修复、自我发展的时间, 可以说进行的改革在与时间赛跑。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丰富完善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等。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商品经济”概念的提出, 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再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完善经济体制建设, 充分体现了中国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的脉络, 表现出理论与实践不断结合, 不断实现自身的创新。

三、全面深化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 表明我国改革将在新的历史阶段下开启全新的旅程。

1. 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

《决定》明确我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总体目标旨在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不断科学合理, 不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而经济体制改革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现代化市场体系,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实现财税体制改革, 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 并努力开拓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一步确定了市场的地位,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决定机制主要蕴含在供求、价格和竞争三者有效结合并发挥作用, 市场决定性作用依赖于“着力清除市场壁垒,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减少政府过多干预与监督不到位等问题, 改变政府对资源直接配置的角色, 转变政府职能, 有效合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2. 进一步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及其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出发点是改革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 改革成果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人民生活水平获得明显改善, 但城乡差距、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和人均收入差距等问题依然严峻。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成果, 维护更为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权益, 依然需要不断深化改革, 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体系。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把维护好满足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工作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健全完善收入分配体系, 逐步减小收入差距;推动资源区际优化配置, 实现协调发展;构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不断推进教育医疗事业改革。

3. 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保障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不断推进法治化进程, 不断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决定》提出去行政化改革, 逐渐将市场机制引入到事业单位运行过程中, “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市场竞争机制可以推动行政单位合理配置资源, 减少行政化干预造成的弊端, 打破思想束缚与制度约束, 提升行政事业单位运行效率。与此同时, 在法治建设方面提出具体方向、措施和目标。“强化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更加依赖法治体系, 发挥法律制度的约束力。权力运行过程中滋生的腐败现象成为影响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弊病, 加强廉政建设、制约权力运行和构建监督体系成为反腐建设的关键。“要坚持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2]林毅夫, 蔡昉, 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J].经济研究, 1993, (9) .

家族企业的渐进式改革 篇4

关键词：地方本科高校,云南省本科院校,“渐进式”发展,“特色式”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1]。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进一步指出,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2]。教育部在2015年工作要点中提出,将印发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发展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启动改革试点,有序引导部分有条件、有意愿的地方高校转型发展[3]。我们看到,新一轮的高校改革,正由顶层设计,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分层改革。云南省的本科高校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高校相比,有不少自身发展的优势。但综合实力普遍相对薄弱,面对高校改革大潮,我们理应自觉响应习总书记号召的做有理想信念的教育者,潜心做教育,回归育人为本,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高等教育发展新篇章[4]。

一、当前地方本科高校必须改革发展的深层原因

(一)地方本科高校必须改革发展的社会原因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从人类消费的角度来看,传统社会历经从生产到消费,从基于物的消费到基于符号的消费,从占有式的消费到炫耀式的消费,从追求个人自我到追求社会认同身份的确认等几个阶段。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消费世界,面对无限可能的选择,什么是消费、消费什么、如何消费、为何消费、谁在消费等一系列问题都成了让人焦虑的消费价值选择[5]。与此相适应,社会需要现代型的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合格劳动者和生产者。但从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阶段来看,在不少人意识里,诸如“学而上者为之道,学而下者为之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者仕”等陈旧人才观念仍旧根深蒂固。无论是独子家庭还是非独家庭,生养孩子就是一种经济投资,一种求利手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普遍选择。一些家长想用孩子的成长来满足自己的某种欲望或者需求,而不是把教育子女当成生命的繁衍和亲情的维系。因此,一些学生选择大学,更注重的是将来的就业率和收益率,而不是传承大学的优良传统和实现个人的梦想。从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来看,地方高校往往还要面对政府行政干预失当的问题,如人事干预过多、高校缺乏自主权等等。从某些用人单位来看,就业门坎虚高不下,低位高聘层出不穷,注重毕业生的“出身”,阻挡了不少地方本科高校优秀毕业生的追梦之旅。

综上所述,互联网时代人才的多样需求与不少家长仅把教育子女当成经济投资、政府角色扮演失当及学生就业门坎虚高的矛盾,是地方本科高校必须改革发展的社会原因。

(二)地方本科高校必须改革发展的内生原因

地方本科高校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扩招以来,地方本科高校发展呈现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层次提升的喜人局面,有些高校抓住机遇,解放思想,发挥传统优势,办出特色,走上良性发展之路。但也有不少高校还存在诸多发展困境,比如教育理念相对滞后,定位不清晰,办学条件差,师资队伍薄弱,学科发展、专业设置、教学模式、课程教材体系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等。这些发展困境导致辐射带动能力低,学生综合素质差、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等问题。从目前来看,除少数已办出特色的地方本科高校,还有不少地方本科高校,面临既无名校效应又无地缘和财力等优势,想要争夺特色生源,培养优质毕业生,困难重重。因此,对这些高校来说,若不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不在传统与现实、当下与未来、落后与发达、国内和国际之间搭建一座坚实的桥梁,构建一个改革发展的开放平台,还在等、靠、要,就必将错失良机。地方本科高校若不能正确判定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不尊重传统,不面向未来,不重新整合资源,无疑是没有出路的。

(三)地方本科高校必须改革发展的时代机遇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仿照苏联模式改革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由此形成,即便其间有波折,后有1977年的恢复高考和2000年后的扩招,但其突出特点之一仍是高校自主权很小,本科办学标准“千校一面”。从世界高校发展潮流来看,“学术自由、学校自治、教授治校”被普遍视为现代大学的立校精神[6]。我国的大学,有的政府投入大,有的政府投入少;有的地处高速发展的一线城市,有的还在极不发达的四、五线城市;有的传统优势突出,有的基础薄弱;有的正展翅高飞,有的还在为生存苦苦挣扎。而在这种“千校一面”的评估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同样的学历学位,因其教学质量及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不同等原因,学生的“含金量”自然也就相差甚远,家长和用人单位均极度关注毕业生院校身份的现象,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喜的是,我们的国家正通过顶层设计,重拾大学精神,全面深化高校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的高校教育模式。在新一轮的高校“洗牌”中,地方本科高校只要抓住机遇,坚持育人为本,不等,不靠,不要,定位清晰,突出特色,就能走上一条健康的发展之路。否则,等待我们的将是学生就业困难、生源日趋萎缩,师生难以通过体面职业获得成就感与尊严感。这样的结果,斩断的是家庭的期盼,破碎的是师生的梦想,浪费的是社会资源,增加的是全民负担。

二、地方本科高校改革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分析

目前,从综合情况来看,地方本科高校,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地方本科高校,改革发展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是观念落后。互联网时代为我们了解世界打开了空前的便捷通道,但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有些地方本科院校之所以没能走上正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观念落后。其表现不是墨守成规、不思进取、产生温水效应,就是盲目跟风,“大干”“特干”,追求政绩。观念落后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有管理体制机制陈旧、投入不足、对外交流机会少等等;主观原因则存在畏难情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和惰性心理等等。二是人才匮乏。地方本科高校往往呈现这样一些尴尬状况:学校一些有能耐有门道的人才流失,想引进的人才进不了。究其原因,与我们用人体制、机制的原因不无关系。三是资金短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校要良性发展,大多还需增加投资。这对地方本科高校来说,尤其是面对升级或扩招引发的新校区建设带来的巨大债务,资金问题更为突出。新校区大体建起来了,学生招进来了,可是基础设施还是没有跟上,教学任务难以完成,毕业生质量受到一定影响。四是社会认同度低。高校的声誉主要来自对社会的辐射带动能力,这涉及到高校自身的育人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等能力。不少地方高校存在师资力量薄弱、社会服务功能不强、毕业生就业难、社会认同度低等共同特点。社会认同度低自然吸引不来人才、留不住人才。

三、“渐进式”与“特色式”:地方本科高校深化改革应坚持的两个基本原则

古希腊哲学家西塞罗说: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而非适应现实。我国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则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些箴言不断提醒我们,地方本科高校无论选择坚守传统还是转型发展,首先不能忘记的就是,教育是为了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要怎么做。教育不是驯化,而是心灵的解放;教育不是争夺高官爵禄,而是学做真人;教育不是成就偏才怪才,而是健全人格。一句话,我们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因此,地方本科高校改革发展,要遵守两条基本原则。

(一)坚持“渐进式”

提到落后地区、落后事物的改革发展,不少人头脑里想到的就是“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等词汇。但是,面对改革顽疾,我们需要树立坚定信念、不等不靠的志向,要勇于科学实践,绝不能一蹴而就。今天,有人说中国的教育技术层面走得太快,“灵魂”跟不上了。是的,教育是“慢”的艺术,就像养花一样,最曼妙的是边养边看。地方高校改革发展更要坚持“渐进式”,坚守育人为本的教育底线,高扬现代大学精神,牢记教育方针,明确教育目的,厘清办学层次,探索办学模式。同时,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浮躁,不攀比,不赶路,坚持该坚持的,放弃该放弃的,走稳走实,才能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捍卫“特色式”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本是多样化的物质统一体,我们的人才培养也要回归到多层次、多样化的统一体中来。因此,在多层次、多种类共生的高校百花园里,地方本科高校也有自己的生存基础和发展空间,我们不能仅停留在求生存的苦苦挣扎中,还要勇担社会责任,抓住主要矛盾,挖掘自身特色,找到根本出路。高校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整齐划一、照搬照抄的办学是没有出路的。地方本科高校只要注重内涵式发展,办出特色,就必有过人之处、生存之道和跨越之路,就必能实现自觉觉人,自利利人,自渡渡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http://www.gov.cn/jrzg/2013-11/15/content_2528179.htm

[2]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EB/OL].http://dangjian.people.com.cn/n/2015/0819/c117092-27484834.html

[3]中共云南省委.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闯出跨越式发展路子的决定[EB/OL].http://yn.yunnan.cn/html/2015-04/03/content_3675052.htm

[4]教育部.教育部2015年工作要点[EB/OL].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64/201502/183971.html

[5]段永朝.互联网思想十讲:北大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64

家族企业的渐进式改革 篇5

2011年我国开始对部分生产型服务业推行增值税进行改革试点, 将原来缴纳营业税的纳税人转为增值税纳税人。首先, 对上海市内符合营业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实施按照差额确定营业额。2012年又增加了部分省市, 扩大试点范围并准备于2013年8月在全国范围全面推行。其中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将择机推出, 这标志着我国营业税改革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 推进增值税和营业税的一体化

推进增值税和营业税的一体化改革是我国当前税制改革的关键。营业税对经济发展以及对企业发展的负面作用日益显现, 主要表现为平均税负比增值税高, 存在重复征税、不享受出口退税等弊端。2011年我国营业税改革从两方面进行:一是生产性服务业征收增值税, 二是纯服务业营业税实行差额征收。我国对部分生产服务业推行增值税进行改革试点, 将原来缴纳营业税的纳税人转变为增值税纳税人。另外营业税实行差额征收的办法也将推行。随着营业税改革的深入, 我国营业税征收管理方式也逐步进行改革, 即从原来的按注册地征收改变为按税源地征收以保证各地税收利益的公平。

(二) 推进增值税和营业税税率的改革

在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试点中, 在原有的税率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营业税不允许扣除任何费用, 应纳税额等于营业额乘以相对应的税率, 由此导致重复征税。而增值税是可以抵扣的, 更科学, 没有重复征税问题。同时, 增值税的这种抵扣方式, 再加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 使企业纳税额相应有所降低, 使企业利益最大化。

二、渐进式扩围与彻底式扩围相结合推动营业税改革, 最终实现增值税彻底替代营业税

(一) 我国营业税改革历史沿革

现行的营业税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中确立的, 其收入大部分归地方, 是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从改革开放以来营业税在我国的整体演变趋势来看, 由于增值税征收范围扩大, 原征收营业税的部分都改征增值税, 所以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将逐渐缩小, 只限于对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业务征收, 而除此之外的商品销售和劳务服务都统归增值税。虽然营业税和增值税同为全环节课征之税种, 但营业税就营业收入的全额征收, 而增值税则只就其增值额征收, 在这一点上营业税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再加上营业税的征税项目和增值税的征税项目在实际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必然发生相互往来, 给营业税的征管带来复杂性, 给增值税的统一和规范性带来更大的不利影响。因此, 今后营业税发展趋势应该是逐步缩小营业税的征税范围, 将相关应税劳务和应税商品转为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并最终用增值税彻底取代营业税。

(二) 渐进式扩围方式

不少学者主张进行渐进式推进, 即将部分行业先纳入增值税范畴。他们认为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遵循先易后难、分层分类、逐步推进的原则, 应将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这两个与货物生产密切相关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 从而保证增值税抵扣环节的连续性, 同时减少企业在营业税和增值税之间的选择性。渐进式的改革能够减少矛盾的集中爆发, 做到循序渐进, 更容易被利益各方接受。在改革实践中先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纳入试点, 这也是基于我国税收征管效率、企业行业发展阶段等现实的考虑。

但是, 营业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统一税制, 渐进式改革不能彻底解决营业税增值税并列征收带来的重复征税和抵扣链条割裂的根本性问题, 且会诱导产业间资源的非正常流动, 造成新的资源配置扭曲。现有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又产生新的矛盾, 如试点地方出现交通运输业短期税收负担增加, 一部分地方政府针对此情况提出税收减免及补贴的政策, 但地方政府出台补贴政策, 在法律制度上缺少依据, 同时, 地方政府从财政对征收增值税的交通运输业 (中央税) 补贴也不合理, 这也进一步加大实施全面改革的难度。

(三) 彻底式扩围方式

实行彻底式扩为并不困难, 因为已有了营业税收入差额征税的类似于增值税税款抵扣的做法。但是, 由于会引起财政收入格局的调整, 所以有必要调整现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来保证地方政府应有的财力。

首先, 税制改革也是中央与地方财政权与利之间的平衡的结果。近30多年的经济发展及税制改革过程一直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分配的平衡过程。营业税改革也将会对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为此再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过程中也需要考虑地区差异, 充分考虑地方税收利益。

增值税和营业税是占我国全部税收收入近一半的两大主体税, 在近几十年改革之后形成的税制中, 增值税除进口环节收入归属中央政府外, 国内的收入作为共享税按75:25的比例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分配。地方政府对营业税的依赖性很高, 一直占地方税收收入的30%左右。例如, 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8.9万亿元, 其中国内增值税实现收入24266.64亿元, 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27%;营业税实现收入13678.61亿元, 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5.2%。两者合计达到42.2%。两税种的改革必然会对各级政府的收入产生较大影响, 见表1。

单位:亿元

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意味着中央地方收入共享。如何保证地方收入稳定, 减少改革中的阻力是首要的问题。因此, 改革后的增值税在比例划分收入的同时结合行业分享等机制, 应保证地方50%左右的分享比例。

其次, 营改增是地方税向中央税的转变, 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政收入平衡的过程与结果。实际上, 现行的税制是近几十年中央地方利益妥协的结果, 增值税除了在中央地方之间分成外, 对增值税、消费税实行税收返还, 虽然说上缴税款多的地方得到的税收返还自然也多, 但是增值税属间接税, 最终的负担者是消费者, 在整个国家的范围内必然会产生税收由商品消费地向生产地的转移。考虑到全国经济发展及地区均衡问题, 中央政府对不发达地区采取转移支付, 补贴不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这就必然演变成地区之间的利益之争。因此, 协调地区间的利益, 减少纷争, 降低阻力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因此, 本文认为正是因为改革中必然存在阻力与利益纷争, 所以应采取渐进式与彻底式扩围相结合的方式, 尽量缩短试点时间, 尽可能快地转入彻底式扩围的方式, 减少或避免试点过长以及渐进式扩围带来的问题累积、甚至使改革停滞的问题。

三、完善系统化措施, 保障渐进式扩围与彻底式扩围结合, 推进营业税改革

(一) 考虑行业、部门以及不同征税项目状况设计不同税率, 兼顾行业及地区差异

首先, 考虑征税项目差异。我国营业税目前分为九个税目, 三档税率, 其中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邮电通信业和文化体育业税率是3%, 金融保险业、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税率是5%, 娱乐业税率是5%~20%。

其次, 避免重复征税是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目的, 因此, 以总体税负不变或降低为原则, 根据征税项目——无形资产、不动产和各项服务业的不同特点, 设计适用税率。例如, 在无形资产的具体税率设计上, 可以轻税率为主。对于提供劳务的增值税税率, 由于服务行业里的不同行业成本差异大, 成本利润的差异也很大, 但是创造了绝大部分的就业机会, 所以从长远来看, 将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 需要从税收征收的角度适当区分, 区别对待。对于销售不动产考虑综合征收, 或者考虑按地域分类征收并由各地方根据发展状况设计不同层次的税率。

最后, 考虑行业部门以及地区差异。新税率选择会使原征收营业税行业税负关系发生变化。增值税“扩围”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消除对服务业的重复征税, 破除服务业发展中的税收制度障碍。服务行业全面改征增值税后, 一些行业可以抵扣的进项税较少, 税负会增加, 客观上造成行业税负不均。而不论是设置新的, 或是改变旧有的补偿措施, 即行业差别税率以及地方优惠措施, 都有违增值税的中性原则, 短期内会增加相关行业的税收负担, 引起新的税负不平衡。

从促进税制改革, 保持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积极性, 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 进一步的税率选择要考虑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税负变化。增值税“扩围”改革税率选择还引起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原有税负关系发生变化。由于我国服务业比工业部门的增加值率平均要高, 服务业中不同子行业增加值率的波动也大于工业部门, 选择不同的增值税税率, 会使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间的税负变化有所差异。增值税“扩围”改革对试点行业采用11%、6%的税率, 服务业的总体税负会加重, 而工业部门不管是采用13%、11%或者10%的税率, 增值税税负都会降低。

本文建议, 全面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以后, 除对不动产转让不征增值税, 对金融保险服务可再降低税率至5% (或3%) 并按征收率征收增值税和对出口及与出口相关的劳务提供实行零税率。对于一些公益性、社会性的服务项目、需要鼓励发展的项目以及现行适用13%税率的一些生活必需品的税率可设定目标, 逐年降低。

(二) 增强税制弹性

我国税制整体而言缺乏弹性。减税政策是一种在经济发生波动的时候所采取的相机抉择的政策。通过主观判断并进行宏观经济运行调控方法不仅存在时滞,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主观认识的正确性, 增加了宏观调控中的人为因素。而这些因素无疑降低了减税的政策效果。因此, 使税制更具弹性、增加其自动稳定器功能是今后税制改革的发展趋势。

(三) 以人为本进行改革

就试点情况来看, 企业的整体税负有所减轻, 但部分交通运输企业存在税负增加情况, 需要财政补贴。但是, 目前政策对于税负增加的情况没有统一规定。为配合试点, 几乎所有省市都提到会有“过渡性财政政策”进行配套。上海公开的口径是确保试点行业和企业税负基本不增加。北京设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改革财政扶持资金, 对税负增加部分进行扶持。以人性化的措施对试点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人性化处理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将会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

(四) 考虑长远, 兼顾大局, 择机推出

税收制度的改革不只是微观层面的调整, 也是国家长远经济发展的考虑。税收不仅是取得财政收入的方式, 通过对税收政策的调整还可以实现政府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意图, 可以体现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以及兼顾长远发展的意图。

总之, 营业税改革降低了大部分企业的税收负担, 有利于企业投资扩大生产, 扩大投资。大部分行业的营业税或在今后被增值税取代, 或与增值税实现相互抵扣, 但税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需要逐步推进。

参考文献

[1]崔海霞.论增值税与营业税征税范围的划分[M].现代商贸工业, 2009 (14) .

[2]从树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的营业税变革和政策调整[J].税务研究, 2010 (06) .

[3]黄朝晓.改革现行营业税制度促进第三产业发展[M].广西财经学院学报, 2009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