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持续性的研究方法

盈余持续性的研究方法（共9篇）

盈余持续性的研究方法 篇1

一、引言

审计是一种专业服务, 通过无形的专业能力与有形最终产品对客户提供财务鉴证服务。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 无论什么服务都需要质量保证, 因此质量检测是必经的一关, 而审计师既是生产也是质检审计服务的一群专业服务人员, 通过审计师事务所这一组织的内部构建与互相制约, 达到生产与质检双重目的。同时, 审计中, 搜集证据的时候, 明确地知道从第三方, 最好是独立的第三方处取得的证据相对于委托方 (客户) 自身提供的更可靠, 所以, 在资本市场, 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 更依赖审计师审计后的财务报告及其提供的审计意见报告, 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对自己利益的不良影响。可见审计服务的质量保证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公众的投资信心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毋庸置疑, 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必然会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加大, 但是21世纪初以来, 会计师事务所与上市公司合谋作假丑闻频频发生, 那如何来对审计质量本身进行衡量, 成为了学术界的热点研究领域, 进而从理论研究指导审计准则的完善修订, 同时促进执业注册会计师的实务工作。由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地区法律环境、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审计师的从业年限和审计师审计时面临的时间压力等方面的影响, 审计师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审计在质量上必然存在差异。而企业的各方利益相关者, 处于信息传递的末端, 信息渠道主要是以经审计后的财务报表作为评价企业过往经营状况, 预计企业未来发展前景以及是否值得投资的依据, 作为衡量审计是否充分保证了企业财务报表公允、真实表达的审计质量指标, 对于企业本身以及其利益相关者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一个趋于完善的资本市场, 充分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其最基本的运行机制, 而信息披露制度当中重要的一环, 就是信息的鉴证, 作为社会“信任中介”的注册会计师, 对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独立审计有助于提高信息的真实客观性。设想如果没有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独立鉴证, 上市公司管理层滥用经营权, 为了私利公告不真实的财务信息, 误导投资者, 导致相关利益者损失, 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同样, 如果审计师实施了审计, 但投资者对其审计结果产生不信任, 审计也无法实现其“信用中介”的职能, 浪费了人力资源, 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基于此, 审计是一把双刃剑, 只有保证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以取得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的信任才能充分发挥审计的效用。那么, 究竟如何去衡量独立审计的审计质量呢?现有的很多文献都是针对何种因素影响审计质量进行分析, 很少有文献, 特别是中文文献, 对审计质量本身的衡量提出见解, 本文在总结并分析了现有的审计质量常用替代变量的基础上, 对各个变量逐一分析并且初步尝试建立一个新的替代变量, 利用2008年至2009年沪市制造业经验数据基于盈余持续性视角, 探索如何衡量审计质量。

二、审计质量概念及其衡量

(一) 审计质量的概念

要想探索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 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审计质量, 然后掌握审计质量的评测手段。迄今为止, 关于审计质量的概念, 尚未有公认的权威性定义, 或者明确的限定, 在政府组织机构和学术界研究领域, 对其定义主要的有以下国内外四种观点:第一, 美国审计总署 (2003) 从审计的本源出发提出审计质量是指审计师按照公认审计准则实施审计, 以合理确信所审计财务报表和相关披露, 按照公认会计原则进行表述, 不存在由于错误或者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具体地说, 高质量的审计应当体现为在发现重大错报之后, 确保客户对财务报表进行了恰当的调整、相关披露和其他变动以防止重大错报;如果相关披露和其他变动没有进行恰当调整, 则修改审计师对财务报表的意见;在必要情况下, 退出客户的审计并向SEC报告辞聘的理由。第二, 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是De Angelo (1981) 对审计质量的定义, 她从审计质量影响因素角度进行了阐述, 认为审计质量是审计师发现并消除财务报告错弊的能力, 这种能力取决于审计师专业能力和独立性的结合。强调了“发现”的可能性取决于专业胜任能力, 而“消除”的可能性则取决于独立性。第三, 瓦茨和齐默尔曼 (1986) 在De Angelo (1981) 对审计质量的定义基础上, 继续完善并具体数据化, 其认为审计质量是专业能力和独立性的联合概率, 其可以增大审计师发现并消除错弊的概率, 从而提高财务报告的可信性。国内学术界对审计质量的定义主要有两种观点, 即“过程论”与“结果论”。“过程论”从理论角度出发, 认为对审计质量的评价应当基于整个审计活动过程和结果来度量其质量水平, 而不仅是针对审计报告。而“结果论”从实务角度出发, 在审计实施过程中审计师的专业能力和独立性对报告使用者来讲是无形的, 大部分相关利益者能看到的只是审计有形产品——审计报告。看不见的“无形审计过程”就像直觉一样, 虽然无法说清楚为什么会感知到, 但是通过结果却能检验直觉是否正确。因此, 部分学者认为审计质量的高低衡量只能基于审计报告质量高低假设。鉴于此, 庄立, 王玉荣 (2008) 认为对被审单位会计信息披露公允性的鉴证准确性程度, 即为审计质量。综上可见, 对审计质量领先研究的西方组织与学者们, 对审计质量定义的界定均为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的结合。换言之, 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决定了审计质量, 其三者的关系实质上是因果关系。国内学者从“过程论”与“结果论”来探析, 以审计报告质量来衡量审计质量。

(二) 审计质量衡量

诚如西方学者将审计质量的定义从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两个方面加以刻画, 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撑及具体的构建思路, 结合我国内学者的观点, 下面开始梳理常见的审计质量替代变量: (1)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用事务所规模衡量审计质量, 其逻辑如下:在完善有序的法制、市场环境下, “大所”是市场有序竞争, 优胜劣汰的结果, 如果市场是有效的, “大所”的审计质量必然高于“小所”。很多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 从国外的研究结果来看, 无论是从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的角度, 都得出了“大所”审计质量高于“小所”的结论 (De Angelo, 1981;Lennox, 1999;Teoh&Wong, 1993;Conniel.Becker, 1998;Basu, 2002) 。但是, 国内研究结果却有很大分歧, 有的研究发现, 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 存在正相关关系 (蔡春等, 2005;李仙等, 2006;潘克勤, 2010) 。与此同时, 也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驳斥这种结论, 总结起来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点:第一, 不健全的法律制度 (刘峰等, 2007;2009) ;第二, 事务所所面临的审计风险 (于鹏, 2007) ;第三, 事务所本身存在的代理冲突 (吴昊旻等, 2010) ;第四, 不健全的市场机制、审计市场的恶性竞争以及对高质量审计的内在需求不足 (刘成立, 2008;刘峰等, 2002) 。基于以上分析, 可以得出, 事务所规模只能部分说明审计质量, 由于市场制度环境的制约, 该指标在反映审计质量上, 存在争议。 (2) 可操纵应计利润。用可操纵应计利润衡量审计质量, 其逻辑如下:企业进行盈余管理, 会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扭曲真实盈余, 大规模的盈余管理会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进而给投资者带来严重的损失。高质量的审计, 应该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起到抑制作用 (蔡春等, 2007) 。Connle L.Becker等 (1998) 第一次用横截面Jones模型将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联系, 发现在美国审计市场中, “六大”所审计的企业, 其非正常应计显著低于“非六大”审计的企业。其后的研究发现, 可操纵应计利润与现有常用审计质量替代指标的相关性都比较强, 比如事务所规模 (蔡春等, 2005;白云霞等, 2009) 、审计意见 (章永奎等, 2002;徐浩萍, 2004;任志能, 2004) , 研究结论普遍都得出审计质量越高, 被审计企业盈余管理强度越弱。本文认为, 使用可操纵应计利润替代审计质量, 是以可操纵应计利润替代盈余管理, 再用盈余管理的强弱替代审计质量, 但是魏涛等 (2007) 的研究表明, 企业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是利用非经常损益, 可操纵应计利润对于企业盈余管理的解释力度很弱。所以用可操纵应计利润可以部分衡量审计质量, 但是不能完全替代。通过以上对常用的审计质量两个替代变量的说明及分析中, 可以看到, 这两个替代指标都只能部分衡量审计质量, 但是通过比较分析, 结合国内学者的“过程论”和“结果论”, 可以认为, 从审计师的最终产出——企业经审计后的财务报表特征方面, 更能够说明审计质量。因此本文的基本思路就是从企业经审计后的财务报告上所反映的会计盈余入手, 通过比较盈余的持续性来衡量审计质量。

三、研究设计

(一) 审计质量替代变量的选取

结合以上分析, 本文初步探索审计质量的新衡量指标:经资产调整后的营业利润增长率离差。所谓经资产调整后的营业利润增长率离差, 是指企业经资产调整后的营业利润增长率与同行业所有企业经资产调整后的营业利润增长率的均值之差的绝对值, 反映了同行业中不同企业营业利润在均值上下的波动。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上式中abs Davrit就是需要的指标, 表示行业中的第i企业, 第t期的经资产调整后的营业利润增长率离差, oppit为该企业第t期的营业利润, Ait为其第t期的总资产, oppt-1与Ait-1的含义与oppt和At相同, 表示前一期的营业利润与总资产, 上式中最后一项 , 即为计算的同行业中所有企业经资产调整后的营业利润增长率均值。之所以用这个指标衡量审计质量, 是基于以下逻辑:经资产调整后的营业利润, 是为了控制企业规模, 同时排除了非持续性的非经常利润项目的影响, 由于处于同一行业的企业在不同年度的营业利润是具有一定持续性的, 这种持续性的宏观体现就是行业经调整后营业利润增长率的均值, 若企业经资产调整后的营业利润增长率与所在行业平均增长率相差过大, 则可以反映出企业前期营业利润质量不高, 从而影响其审计师的报告水平, 可预计审计报告的审计质量也不高。

(二) 研究假设

通过计算经资产调整后的营业利润增长率离差来衡量审计质量, 是间接衡量, 即从衡量经审计后的企业财务报表的特征角度来衡量审计质量。由于当前不存在一个一致认同的替代审计质量的指标, 因此以下比较也是基于现有指标相比较。首先与Jones模型计算得出的可操纵应计利润指标相比, 经资产调整后的营业利润增长率离差涵盖的意义范围更广。由于该指标与可操纵应计利润相同的是均从最终会计利润产出衡量审计质量, 因此无论企业是否以可操纵应计利润为主要手段进行盈余管理, 最终结果都会反映到营业利润上来, 并且以往多数实证性研究文献都已表明, 企业如果在当期进行盈余管理, 随后几个会计期间的业绩会表现出不稳定, 若是非经常损益手段进行盈余管理, 投资者也会容易发觉, 审计质量的高低, 也就容易被判断了, 不易察觉的是主要部分, 即营业利润, 由此可以提出假设:

假设1:可操纵应计利润绝对值与经资产调整后营业利润增长率离差正相关

其次, 与事务所规模相比, 经资产调整后的营业利润增长率离差是从最终的审计产出衡量审计质量, 对于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相关性, 根据上文分析, 现在还没有一致结论, 仅能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 蔡春等 (2005) 的研究表明, 经“十大”审计的企业, 其可操纵应计利润越低, 其审计质量高于“非十大”;而刘峰等 (2007) 的研究发现, “国际四大”相比于“非四大”, 其审计质量甚至不如“非四大”。考虑到国际四大在本土发展的先机优势, 同时近年来本土事务所的蓬勃发展, 与“四大”不断减小差距, 抢占市场, 因此本文扩大事务所样本, 选择遵循蔡春等的研究方式。本文采取以“十大”和“非十大”代表事务所规模, 但是与蔡春等研究的具体区别在于选择标准, 由于经过三年的时间, 蔡春等选择的“十大”里有些事务所被原来的“非十大”所替代, 因此本文选取“十大”的标准来自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2010年4月30日公布的事务所排名。国外研究 (De Angelo 1981, Lennox 1999, CONNIE L.BECKER等1998) , 以及蔡春等 (2005) 的研究都支持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正相关, 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2:事务所规模与经资产调整后的营业利润增长率离差负相关

(三)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数据是基于2008年和2009年的CSMAR数据库中的沪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之所以选择2008和2009年度样本, 主要考虑了2006年会计准则的变更, 选用滞后两年的数据, 可以较好排除掉准则变更的噪音期。同时, 有效样本的选取过程中, 对于无效样本的剔除顺序如下:非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ST公司样本;ROE在[-100%, 100%]之外的公司样本;数据缺失的样本。经过筛选, 最后得到有效样本252个, 本文所用统计软件为STATA 10.0版。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1) 即为此252个样本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如表所示, 变量abs Davrit即为i企业本期的经资产调整后的营业利润增长率离差, 样本均值约为0.4, 方差约为0.3, 中位数为0.38, 在同一个数量级下, 方差相对均值来说, 还是比较大, 说明我国现状整体审计质量不高。

(二) 回归分析

文本拟用单变量分析, 分析结果如下:

*、**、***分别表示在0.1、0.05、0.01水平上显著相关。下同。

(1) 可操纵应计利润单变量分析本文采用修正截面Jones模型估计可操纵应计利润, 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中参数是用截面数据估计, 而不是用时间序列数据估计。具体估计模型如下:GAt/At-1=α1*1/At-1+α2*△REV/At-1+α3*PPEt/At-1+ε

上式中, GAt代表总体应计, 具体计算是由去除非经常损益后的总利润减去经营性现金流量, △REV为本期相对于上期销售收入的变化量, PPEt代表当期固定资产价值, 分母At-1为上期总资产, 加入此分母, 是为了控制企业规模对数据的影响。在此模型中, 控制变量没有包括无形资产, 因为2006年会计准则变更, 无形资产开发费用可以资本化, 宗文龙等 (2009) 的研究发现, 企业可以利用资本化开发费用进行盈余管理。进行回归后, 将系数代入以下模型, 估计正常应计: 。上式中被解释变量NDAt为企业当期正常应计利润, 也就是不可控的应计部分, 式中多出的变量△REC为本期相对于上期应收账款的变化量。计算出正常应计后, 再用此式来估计出可操纵应计利润, 具体估计如下式:DAt=GAt/At-1-NDAt。上式中变量DAt即为用Jones模型估计出来的可操纵应计利润, 取其绝对值, 即为本文所需要的可操作应计利润绝对值, 即DAit-1。将总体样本以中位数为界等分成两个样本, 两个子样本的样本量均为126, 通过T检验比较其均值, 进行单变量分析, 结果如 (表2) 。可以看到, 以当期经资产调整后的营业利润增长率离差中位数为分界点, 低于中位数的样本, 其上期可操纵应计利润的绝对值更低, 而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了当企业上期以可操纵应计利润为手段进行盈余管理的强度越大, 其本期营业利润的波动率越大;当企业上期以可操纵应计理论为手段进行盈余管理的强度越大, 其本期营业利润的波动率越大。因此, 可操纵应计利润与经资产调整后的营业利润增长率离差正相关, 支持假设1。

(2) “十大”与“非十大”分样本单变量分析将样本以所审计的事务所是否为“十大”划分, 分为由“十大”审计和不是由“十大”审计的分样本, 随机抽样后进行配对, 配对后, 总样本量为104, “十大”和“非十大”各57个分样本, 其单变量回归结果如 (表3) 所示。可以看到, 由“十大”审计的企业, 其经资产调整后的营业利润增长率离差的平均值更小, 且结果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上期经“十大”审计后的企业, 其本期的营业利润波动, 相较于“非十大”所审计企业更小, 所得结论支持假设2。结果显著性有所下降, 经笔者分析, 认为主要是由于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相关程度不高所致。

五、结论

审计质量的衡量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题, 本文提出的指标也是参照衡量独立性的间接指标构建, 同样存在与间接指标一样的问题, 即必须与审计质量的相关性强。也尝试了很多其指标, 但结果都不理想 (如用Basu模型中的系数构建比例指标, 回归不显著;也曾想用ROE增产率离差构建指标, 然而考虑到企业的非经常项目并不是都用于盈余管理, ROE的持续性不如经资产调整后的营业利润增长率离差更能反映) 。以上文的实证结果来看, 会计盈余的持续性可以比较好衡量审计质量。本文所构建的指标, 其逻辑主要是用此指标衡量企业上期经审计后的营业利润的持续性, 进而衡量审计质量。按照这种逻辑, 如果可以找到一个指标更好衡量企业经审计后的营业利润质量, 那么就可以更好地解释审计质量。但是这种逻辑仅仅关注了审计师对营业利润的审计质量, 而对于某些主要利用的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企业的财务报表审计质量并没有解释力。早在2004年1月15日, 证监会就要求注册会计师应单独对公司在财务报告附注中所披露的非经常性损益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性进行核实, 因此以后构建指标方向可以从包涵企业的非经常损益的方面入手。本文在探索设计衡量审计质量的新指标时仍存在以下主要的两方面不足:在微观方面, 视角仅局限于与过去的常用衡量指标之间进行比较回归分析, 尚未证实审计前后新指标的波动程度, 即审计前财务报表与审计后财务报表反映的经资产调整后营业利润增长率离差是否由于审计而出现了变化, 变化的程度达到多少才能反映审计的效用发挥, 审计前后新指标的变化程度应给予控制;在宏观层面, 如政府管制下单一或双重审计方式的影响, 蔡春等 (2005) 还考虑了在双重审计方式下, 盈余管理与审计质量的相关性分析;另外在制度性层面, 我国政府财政部在2006年发布了, 扶持本土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支持下红头文件, 事务所规模的变化因此存在很大的非可控性, 该指标在制度性层面下的衡量力度还需要进一步考量, 而在扶持本土事务所过程中, 事务所合并事项发生, 专业人员流动性变化, 客户的保持与流失也会导致审计质量衡量受到影响。将在以后的审计质量衡量指标探索研究中继续考虑上述问题, 解决并完善, 提出改善我国审计市场审计质量的建设性意见。

摘要：本文从常用衡量审计质量指标入手, 利用沪市制造业2008年至2009年的经验数据, 对审计质量进行了研究, 发现会计盈余的持续性可以较好地衡量审计质量, 为审计质量衡量指标的探索提供思路。

关键词：审计质量,指标分析,盈余持续性,可操纵应计利润,前十大,非前十大

盈余持续性的研究方法 篇2

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辨析

进入21世纪,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一个研究热点,在我国更是被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包括社会、经济、资源、人口、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其中,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没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无法实现其它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作 者：李如胜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刊 名：广东经济英文刊名：GUANGDONG ECONOMY年，卷(期)：“”(4)分类号：F1关键词：

盈余持续性的研究方法 篇3

Ball和Watts (1972) 是盈余持续性研究的先驱, 此后国内外众多学者对盈余持续性这一问题从多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当前对盈余的持续性并没有统一的定义, 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如Kormendi和Lipe (1987) 认为盈余的持续性是指未预期部分的盈余创新对预期的未来盈余产生的影响。Lipe (1990) 认为, 无论盈余变动的金额和符号如何变化, 盈余的持续性是指本期盈余的创新构成未来盈余序列长久部分的程度。Sloan (1996) 指出, 盈余持续性是当期的盈余水平持续到下一期的程度。国内学者张兰萍 (2006) 指出, 盈余持续性可以认为是引发当期盈余变化的交易或事项能够持续到未来期间, 影响未来盈余的时间的长短和稳定的程度。本文认为盈余持续性就是指盈余 (或盈余变动)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一种平稳的、持续上升的状态, 这种状态特征可以保证根据已有的盈余信息有效地预测未来盈余的程度。

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企业只有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才能为企业技术改进以及产业机构的优化升级提供动力, 确保企业盈余的持续、稳定的增长, 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时持续增长的盈余又是企业未来研发投入的源泉。本文试图检验研发投入的不断提升, 是否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盈余持续性。

二、文献综述

(一) 国外文献综述

早期学者对于会计盈余问题的研究, 主要探讨盈余数量方面的问题, 而较少关注与盈余质量相关的问题。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些学者开始注重对盈余“质”方面的研究。从FASB对盈余质量的界定来看, 是否具有可预测性、可持续性、平稳性, 是盈余质量的特点。会计盈余作为一个底线, 能够为报表使用者提供最核心的财务信息, 并且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 近年来, 盈余的持续性的研究日渐成为研究资本市场的热点。

Leonard (1971) 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第2年的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增长具有积极而显著的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持续时间长达10年 (包括研发投入当年) 。Chambers (2002) 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Thomas (2001) 研究发现, 公司的研发活动与超常盈余的持续性积极相关。Chan (2003) 研究发现, 科技公司在经营业绩的增长率上显示出了更强的持续性。Sharad和Zhang (2006) 研究发现, 由研发投资在缓解竞争上所引发对盈余持续性的积极影响, 超越了研发项目自身所带来更多风险的负面影响。Seraina和Levis (2008) 检验了研发强度与业绩 (包括经营和市场的) 的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研究证实了在控制了一系列的相关因素包括行业影响后, 研发强度与销售收入、总收益及每股收益的持续增长之间具有积极而显著的关系。

从近年的研究文献来看, 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 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对研发投资与公司盈余的持续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并且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研发投入提高了盈余的持续性。

(二) 国内文献综述

当前我国学者对于盈余持续性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 并且不成体系, 研究范围及视角相对狭窄, 远落后于国外的研究。早期研究如赵宇龙和王志台 (1999) 、王志台 (2000) , 主要是从盈余信息含量与市场反应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随着会计盈余在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公司价值评估、薪酬契约签订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 盈余的持续性问题成为了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李刚和夏冬林 (2007) 从盈余质量的角度, 对盈余持续性与投资组合回报的关系进行研究;胡延杰、李琳 (2008) 研究了盈余持续性、收入增长和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张国清、赵景文 (2008) 和彭韶兵等 (2008) 从可靠性与会计盈余的持续性的角度进行研究;杜征征、王伟 (2010) 从高管薪酬决定这一视角对盈余持续性进行了研究;孙世攀等 (2011) 则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对盈余持续性进行了拓展研究。徐浩峰等 (2011) 从盈余的会计特征及企业竞争力特征这两个角度对盈余持续性进行研究。

总的来说, 我国学者对于研发支出与企业盈余的研究, 更多的是关注这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较少有人研究研发投入对企业盈余持续性影响。

三、研究设计及方法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研发投入对企业盈余的滞后性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般而言, 研发活动需要经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再到试验研究阶段, 历时也较长, 企业的研发投资要产生经济效益一般也需要经历较长时间。企业的研发支出必须要通过有形产品的销售, 转化为企业的利润, 才能对企业的盈余产生影响, 这就决定了研发投资一般难以对企业当期的盈余产生影响, 这就产生了研发的滞后性问题。对于研发投资存在滞后性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普遍认为研发投入对企业的盈余存在滞后性的影响, 但得出滞后期不一致。为了正确检验研发投入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 本文将先检验研发投入对企业盈余的滞后期。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盈余显著正相关, 并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2. 研发投入与盈余持续性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Lev和Zarowin (1999) 的研究表明, 一个国家、行业、企业对于知识资产的投资能够显著而积极地促进经济的增长、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企业盈利的增加。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对知识的投资, 从微观层面来说对知识的投资最主要的形式就是通过企业的研发活动 (R&D) , 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从而间接地影响经济的增长和企业的业绩。

从盈余的持续性的角度来说, 企业要想获得持续性的盈余, 关键在于不断扩大永久性部分的盈余, 因为这部分盈余的持续性是最强的, 是盈余的核心部分。而企业核心盈余的主要体现就是企业日常的核心业务收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企业要长久的保持其核心业务收入的优势地位, 必须要有核心技术的支撑, 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进而促进了企业盈余持续增长。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盈余持续性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 研究设计

1. 样本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期间为2007-2011年, 选择按照证监会行业分布的、2006年12月31日之前上市的全部A股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 剔除ST和*ST的股票, 共获得674个样本。为了保证本文研究数据的有效性, 尽可能地排除异常样本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我们对获得的674个样本按照以下标准进行了筛选:剔除在研究期间发生重大主业变更的样本;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2008-2010年连续三年有研发支出数据披露的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为355家企业。

本文数据的来源主要是国泰安数据库 (CSMAR) 及巨潮资讯网站。研发投入的数据主要是通过查阅年报、手工收集获得。研发投入包括资本化部分及费用化两部分。本文使用的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软件为Excel 2003和SPSS 17.0。

2. 变量的选择和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E) 。本文选取企业的营业利润作为盈余的评价指标。这是因为:第一, 新准则执行后, 利润表中只总括列报营业利润项目。第二, 企业的研发投入 (R&D) 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 企业的研发投入一旦获得成功, 将可极大地提高企业的新产品创新能力, 将有利于增加企业的营业收入;另一方面, 研发投入可以通过改善生产工艺、简化流程等方式降低企业营业成本。第三, 根据Remakrishnan和Thomas (1991) 的研究, 盈余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持续性, 永久性的会计盈余的持续性最强。营业利润是企业利润构成的永久核心部分, 其持续性是最强的。综上所述, 本文选取营业利润作为盈余指标的替代变量。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研发投入与盈余的持续性问题, 而研发效益的显现本身需要一个过程, 研发投入存在一个滞后性问题, 因此选取盈余的增量这一指标可以考虑不同期间的盈余情况。

(2) 解释变量 (RD) 。本文以研发支出作为解释变量 (RD) , 这一指标用研发的投入强度来表示, 用当期的研发支出除以当期的营业收入, 其中研发支出包括当期费用化的部分和资本化的部分。

(3) 主要控制变量。公司规模 (SIZE) :Martin (1988) 发现规模比较大的公司由于比较容易获得规模效应, 更容易实行多元化的经营方针以规避潜在的风险, 自身业绩的波动相对来说比较小, 盈余的持续性会更好。我们预期这一控制变量与盈余持续性之间将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资本结构 (LEV) 方面:由于企业的研发活动本身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 如果资产负债率过高, 企业面临偿债压力, 研发活动将会受到抑制, 进而影响企业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 资产负债率较高, 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加大, 将促使企业化压力为动力, 更加积极地进行研发活动, 不断地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提高未来盈余的持续性。因此, 我们预期这一控制变量与盈余的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确定的, 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3. 回归模型的设定。

(1) 研发滞后期的检验模型。由于国内众多学者对研发滞后期的检验结果并没有一个统一结论, 为了明确制造业样本企业的研发滞后期, 本文以2009年的研发投入为基准设定以下模型, 分别检验2009年的研发投入对2009-2011年业绩的影响。

其中, Eit代表i企业在t年度的盈余指标, 以t年的营业利润平减t-1年度的资产总额来表示, t=2009、2010、2011。ε为残差。

(2) 研发支出与盈余持续性的检验模型。本文借鉴Skinner (2002) 的模型, 以盈余变动的线性一阶自回归模型衡量盈余的持续性, 通过研发支出与盈余变动的交乘项来考察企业研发投入是否促进了盈余的持续性。本文建立的模型如下:

RDij表示i公司j年度的研发的投入强度, 用以控制研发的滞后反应对当期企业业绩的影响。j的取值取决于模型 (1) 的检验结果。如果滞后期为1年, 则j=t;如果滞后期为2年, 则j=t-1;依次类推。

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及界定见表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1. 研发投入信息披露情况分析。

我们发现从2007年到2011年, 上市公司对研发投入信息的披露状况总体来说是不断改善的, 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见表2) 。

第一, 从披露研发数据的样本公司来看, 本文选取的制造业样本为649家, 其中2007-2011年有研发数据披露的企业分别为:336家、381家、449家、518家、505家, 占比分别为51.77%、58.71%、69.18%、79.82%、77.81%, 总体上具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第二, 从研发支出信息披露的项目来看, 在披露研发数据的企业中, 不同的企业会选择在不同的项目中进行披露。从统计的结果来看, 2007年企业主要集中在“专项应付款”、“政府补助”、“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管理费用”、“其他非流动负债”、“其他应付款”等项目下披露当期的研发支出金额, 少部分企业在当年的董事会报告中对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行披露。2009-2011年80%以上的企业都集中和统一在“管理费用”及研究开发支出明细中披露研发信息。这一变化说明新准则实施后, 企业研发支出信息披露越来越规范。

2. 研发投入强度 (RD) 样本特征分析。

从下页表3我们可以看到, 2008-2010年3年中, 绝大部分样本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都集中在2%以内, 3年中研发投入在2%-5%之间的样本分别为18.03%、27.89%、32.11%。研发投入强度达到5%以上的企业较少, 3年的比例均低于10%。从研发投入强度的均值来看, 全部样本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为1.81%。2008-2010年样本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均值分别为:1.41%、1.97%、2.04%, 研发投入强度逐年增加。从下页表4我们可以看到, 不同企业间的研发投入强度相差也是比较大的, 最大值可以达到31.29%, 这一比例远高于5%的水平;最小值是0。总体来看, 我国制造业企业对研发投入的力度是在不断增强的, 但是大部分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仍徘徊在2%的水平, 研发投入依然相对不足。

(二) 实证结果分析

1.研发支出滞后期的检验结果。

本文以2009年的研发投入数据为基准建立模型, 分别检验了其对2009年、2010年、2011年三年盈余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 2009年的研发投入对当年的盈余相关系数为0.157, 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2009年研发投入对2010年的盈余相关系数为1.082, 在1%的水平内显著;2009年研发投入对2011年的盈余的相关系数为-0.095,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 对于我国制造业企业而言, 研发的滞后期为1年, 这一结论与国内学者周江燕 (2012) 的结论是一致的。

2.研发支出与盈余持续性实证检验结果。

根据前文研发的滞后期检验结果, 可以得到本文的4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分别是:模型 (1) 以2008年的研发投入对2009年的盈余进行回归;模型 (2) 以2009年的研发投入对2010年的盈余进行回归;模型 (3) 以2010年的研发投入对2011年的盈余进行回归;模型 (4) 是各年数据的混合回归模型。

(1) 相关性分析及多重共线性检验。从表5我们可以看到, 用来控制当期研发投入对下期盈余产生影响的指标RDt和下一期盈余指标△Et+1的相关系数为0.09, 并在1%水平上显著;而RDt指标与当期盈余指标△Et的相关系数为0.025, 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当年的研发投入到下一年才会对盈余产生积极的影响。这进一步验证了前文对样本的研发滞后期为1年的检验结论。研发投入RDt指标与公司规模SIZEt的相关系数为-0.229, 并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研发投入强度和公司的规模之间显著负相关。资本结构的指标LEVt与研发投入RDt指标的相关系数为-0.208, 并在1%水平上显著, 研发投入与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 说明资产负债率过高, 企业将会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 研发活动将会受到抑制。总体来说, 盈余变动的指标 (△E) 和研发支出指标 (RD) 、控制变量指标 (SIZE、LEV) 的相关系数的值相对较低, 大都低于0.3, 这初步表明了模型的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不大。

从表6中, 我们得到各解释变量之间的方差膨胀因子VIF的值均接近1。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 若各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越弱, 则VIF的值越接近1。另外, 如果容差/容忍度的取值在0-1的范围之内, 则取值越靠近0表明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越大, 而越靠近1则表明多重共线性存在的可能性比较小。综合Pearson相关性检验表和多重共线性检验表, VIF和容差均接近1, 因此本文选取的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注:*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2) 回归结果及分析。本文利用SPSS 17.0通过所建立的4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研发投入与盈余的持续性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7-10所示。

四个回归模型的盈余变动指标 (△E2008) 的回归系数均为负, 且绝对值都比较大, 基本上都超过了0.5 (除了模型1) , 同时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本期盈余变动与下期盈余变动之间显著负相关, 即本期盈余变动较大时, 则下期盈余的变动会比较小。这证明了样本企业的盈余水平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 持续性较好。

从表7回归结果来看, 2008年的盈余变动指标和研发投入强度的交叉相乘项 (△E2008×RD2008) 的回归系数为1.496, P值为0.547, 表明研发投入强度与盈余的持续性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 (1) 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可能是因为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 依赖于出口的制造业业绩大幅下滑, 导致企业研发投入大幅减少 (前文研究发现2008年的研发投入强度最低, 平均仅1.41%) , 最终导致回归模型 (1) 的结果不显著。表8-9的回归结果显示, 2009年、2010年的盈余变动指标和研发投入强度的交叉相乘项均为正值, 并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表10混合回归模型来看, 盈余变动指标和研发投入强度的交叉相乘项 (△Et×RDt) 的回归系数为8.999, P值为0.000, 也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 (2) 、 (3) 、 (4) 的结果都显示盈余变动指标和研发投入强度的交叉相乘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这一结果表明, 研发投入与盈余持续性之间显著正相关, 从而证明了本文的假设。

从控制变量资本结构 (LEV) 来看, 模型 (1) 和模型 (3) 得到资产负债率和盈余的持续性之间存在较弱的负相关关系, 而模型 (2) 和模型 (4) 结果显示资产的负债率和盈余的持续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四个模型得到的结论并不统一, 这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 因此我们并不能直接推断出资本结构与盈余的持续性之间的关系。

从控制变量公司规模 (SIZE) 来看, 模型 (1) 、模型 (3) 和混合模型 (4) 公司规模和盈余持续性之间存在较弱的负相关关系, 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 (2) 公司规模和盈余持续性之间存在较弱的负相关关系, 并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总体来说, 实证结果表明公司规模和盈余的持续性之间存在较弱的负相关关系, 这与本文的假设不一致, 但这一结论却印证了Kamein等人 (1982) 的观点。这说明规模较小的企业能更加灵活的应对市场变化, 提高研发决策的效率。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 研究结论

1. 研发滞后期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对于我国制造业企业而言研发的滞后期为1年, 滞后期比较短, 主要是我国大多数企业的研发投入比重较低而且更倾向于应用性的研究, 而非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的研究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 见效也比较快, 所以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对企业的业绩产生影响。

2. 研发支出与盈余的持续性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说明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有利于维持企业业绩的持续性。

3. 公司规模与盈余的持续性之间存在较弱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小公司由于组织较精简, 企业能更加灵活的应对市场变化, 提高研发决策的效率, 从而能够保证公司的盈利趋势, 使得公司业绩能够持续的增长。

(二) 建议

根据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在此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

1. 加强对企业研发的投入力度。

根据国际惯例, 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 企业才能维持生存, 而研发投入强度达到5%, 企业才具有竞争力。当今世界,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企业只有不断地加大研发投资, 才能为企业技术的改进以及产业机构的优化升级提供动力, 确保核心业务收入的持续、稳定的增长。

2. 注重研发投入的连贯性, 不断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和研发投资效率。

通过对样本企业的研发滞后期的检验, 我们发现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滞后期相对较短, 主要是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普遍比较低, 有些企业在不同年份之间研发投入金额差距非常大, 并且缺乏连贯性, 使得研发投入的效益未能很好的发挥。而企业业绩要持续的增长, 需要源源不断的研发资金投入作为支撑。因此企业应当加强对研发预算资金安排, 确保研发决策能够沿着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方向连贯、有序的执行, 保证不同年份之间研发资金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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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持续性的研究方法 篇4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现象是当今许多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以往的文献普遍将盈余管理视为机会主义行为，近期的研究发现了盈余管理的其他一些动机，比较典型的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动机、获得比较业绩优势的动机以及对市场预期做出理性反应的动机等，这些研究发现为我们治理盈余管理提供了基础。

2机会主义动机

机会主义动机是指管理当局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采取各种手段，有目的、有策略地对信息加以筛选和歪曲，不惜损害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根据盈余管理机会主义动机具体目的的不同又可以进一步细分。

2.1以误导资本市场为目的的机会主义动机

60年代以前的会计文献普遍认为，公司管理当局能够随心所欲地进行盈余管理，从而欺骗投资者。但是，60年代提出的有效市场理论则认为，由于存在信息竞争，投资者不总是受会计盈余的瞒骗。自70年代以来，研究者一直试图对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观念进行实证检验，但结论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

尽管实证研究的结论相互矛盾，但是上市公司运用盈余管理欺骗投资者的事件却不断发生。例如，我国资本市场中发生的琼民源事件、红光实业事件以及银广夏事件等，表明上市公司以误导资本市场为动机的机会主义行为确实存在，并且资本市场的参与者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识破他们的盈余管理行为。

2.2建立在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契约上的机会主义动机

在契约论的框架下，企业可以被视为其利益相关者(如股东、经理、债权人、雇员以及政府机构等)之间的一组复杂契约关系的连接点。企业的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明白，他们的自身利益有赖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但是他们之间又存在利害冲突，他们为了牟取私利又有采取减少企业价值和生存机会的动机与行为，试图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占为己有。

会计盈余在订约中的作用、契约的不完善以及监督成本较高会诱使经理人员运用盈余管理牟取私利，从而使得盈余管理行为不可避免。因此，克里斯蒂与齐默尔曼将这类的机会主义定义为：经理以超过股东等外部人在订立契约时所形成的预期的方式，在公认会计准则尚未明确规定的会计处理方法上做出选择，通过这样的选择可以增加经理的财富，但却相应减少了外部人的财富。

国外已有大量的文献检验了基于债务契约和经理报酬契约动机的盈余管理，这些研究表明，报酬契约与债务契约至少是一些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诱因。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类似于西方国家的经理报酬计划与债务契约，所以我国上市公司基于这类契约的盈余管理动机并不明显。

2.3以逃避监管为目的的机会主义动机

美国银行业的规范要求银行必须满足借助会计数字表达的一定资本充足率，保险业的规范要求保险公司要符合最低财务质量标准，公用事业有史以来一直被规定收费率并且只允许赚取其投入资产的正常的回报。因此，这些公司经理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以逃避行业监督和反托拉斯监督。

我国上市公司为避免特别处理与摘牌而进行的盈余管理的实证证据实际上也属于逃避《公司法》管制的情况。我国有些公用事业单位，人们抱怨其收费水平高，但其财务报表上的盈利并不突出，可能也采取了类似的盈余管理行为。

3降低交易成本的动机

Burgstahle与Dichev发现上市公司存在通过盈余管理将盈余微降操纵为微升或者将微亏操纵为微利的现象，他们认为上市公司这类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是为了降低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易成本。

上市公司是盈利还是亏损以及盈利是上升还是下降，确实对利益相关者的心理会产生质的影响，从而影响与上市公司的交易成本。例如，顾客愿意为盈余高的公司的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因为公司更可能履行其所承诺的质量担保与服务义务;公司的供应商将为盈余高的公司提供更优惠的条件，不仅因为盈余高的公司更有可能为当期的采购支付货款，还因为该公司将来可能进行更大数额的采购;银行愿意为盈余高的公司提供更优惠的条件，因为盈余高的公司违约与延期偿还贷款的可能性更小;高盈余公司的优秀雇员既不太可能辞职，也不太可能为了留下来而要求更高的薪水。因此，这些公司有避免盈余下降或亏损从而降低与其利益相关者的交易成本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强烈的动机。

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微利现象”与“10%现象”。盈利公司的交易成本可能比亏损公司低，这至少可以对“微利现象”做出部分解释。当然，“微利现象”还与《公司法》中关于特别处理与摘牌的政策有关。“10%现象”至少与交易成本有部分关联，即利益相关者将净资产收益率为10%作为“绩优”公司的评价标准。因此是否达到“10%”的净资产收益率不仅是对证监会配股政策的反应，而且可能是基于交易成本的反应。4对市场预期做出理性反应的动机

近期一些研究表明，公司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行为可以由管理当局对投资者反应的理性反应得到解释。Erickson与Wang调查了换股式兼并时的盈余管理，表明收购公司在兼并之前会高报盈余，其原因是目标公司会预料到这一情况，并在就收购价格进行谈判时根据预期的盈余管理作调整。Shivakumar研究了稀释权益发行(SecondEquityOffering)的情形，认为权益发行前的盈余管理不是为了误导投资者，相反却是发行公司对发行公告时预期的市场行为的理性反应。

发行公司和市场之间关于盈余管理博弈的支付矩阵。发行公司有两个战略：他们在发行公告前可能高报或不高报盈余;市场也有两个战略：他们或者相信或者不相信发行公告前的盈余被高报。每一个方格中的第一个记录是市场的支付，第二个记录代表发行公司的支付。H代表正的支付，而C代表盈余管理的成本。

如果投资者能直接观察到每一个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水平，那么盈余管理引起的均衡支付将是(0，0)，即上市公司不进行盈余管理，股份将以它们的基础价值发行。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存在信息成本，投资者不能完整地观察到盈余管理的金额，因而，发行公司有偏离上述均衡的激励，可能会通过高报盈余以抬高股票的`发行价格;投资者如果考虑到发行公司的这一激励，会假设所有发行公告的公司在公告前会高报盈余，并因此会对发行公司的股票打折扣;由于发行公司不能令人信服地传递其不存在盈余管理的信息，因而发行公司会理性地高报公告前盈余(至少达到市场所期望的程度)。这使得均衡的结果是图1中的(-C，-C)，它实际上是单纯战略的惟一的纳什均衡。因为盈余管理的成本不为0，这一均衡就是帕雷托无效的。

在以前，尽管我国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达到配股及格线的现象也很严重，但当上市公司公布配股公告时，股价一般会有较大幅

度的上升，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上的表现不一致，因此上市公司为了获得配股权而进行的盈余管理的动机不能以管理者反应假说来解释。但是自19以来，我国股市出现了“配股危机”，当上市公司公布配股公告时，股价一般会下跌，原有股东纷纷“逃权”，表现出与发达国家股票市场相似的特征。

5获得比较业绩优势的动机

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可能是为了获得相对于其竞争对手的比较业绩优势，其原因主要有：①当投资者和债权人在进行投资或信贷决策时，常常将相互竞争的公司的财务业绩进行比较;②在确定管理人员的报酬时，财务业绩可能是一个因素。

Kallunki与Martikainen调查了芬兰上市公司在进行盈余管理时考虑同行业其他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结论是上市公司在确定盈余管理的目标水平时，似乎主要考虑行业平均盈余变化的永久性部分，支持了比较业绩优势假说。其他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也发现，行业效应在解释盈余管理方面具有经验上的重要性。既然同一行业的公司是相互比较的公司，关于某一公司自身的非正常应计项目的水平与同一行业的非正常应计项目的水平是相关的，这一发现也支持了比较业绩优势假说(某一公司盈余管理的选择取决于它的竞争对手的盈余管理的选择)。

Bagnoli与Watts将盈余管理问题作为几个公司间的非合作动态博弈来考虑，认为在许多公司之间的业绩进行比较的压力下，为了获得比较优势，公司会仅仅因为它预期其竞争对手会进行盈余管理而管理自身的盈余。

此前的文献普遍认为由于机会主义而产生了盈余管理。上述研究为考察盈余管理的动机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们认为盈余管理产生于获得比较业绩优势的动机，而不是机会主义;或者说，如果存在机会主义的盈余管理动机，将会加剧盈余管理。然而，在不存在机会主义问题的情况下，如果公司进行盈余管理，那么在不考虑盈余管理成本的条件下，股东的状况实际上被改善了。这至少对我国上市公司与其控股股东之间的不公正关联交易行为作了部分解释，尤其是在上市公司面临亏损或面临无法达到配股及格线的情况下，控股股东往往通过关联交易“借”一部分利润给上市公司，而控股股东实际上是为了将来从上市公司的比较业绩中获得回报，例如未来将上市公司作为“提款机”。

6治理盈余管理的对策

上文分别讨论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动机、降低交易成本的动机、获得比较业绩优势的动机以及对市场预期做出理性反应的动机等，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往往是几种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上述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一般都与道德危机、公司管理人员行为不规范、信息不对称、监督和处罚不力、监管方式不完善等密切相关。因此，需要采取措施综合治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6.1建立道德评价标准，塑造良好的职业道德

盈余管理行为与公司管理当局的道德水平及道德评价标准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与道德问题直接相关是容易理解的，其实降低交易成本的动机、获得比较业绩优势的动机以及对市场预期做出理性反应的动机等也属于道德问题。因为盈余管理使财务报告中掺杂了许多人为操纵的因素，财务报告的使用者很难从财务报告本身来准确地评价会计信息的质量，因而其利益会受到侵害。

在一个道德意识淡泊、公共意识低下、自我中心突出的环境下，不可能营造出高品位的职业道德。因此，需要建立适当的道德评价标准，对公司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进行评价，弘扬正气。对道德评价结果应使用奖罚手段、示范道德榜样、大众传播媒介等方式，使公司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状况始终置于各公司内部和社会公众的督导之下。

同时，加强对会计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和地方官员的教育，提高其素质，使其充分认识到盈余管理对企业长远发展的危害，从思想上减少盈余操纵的驱动意识。监管来代替市场监督从来是得不偿失，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才是遏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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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质量与盈余持续性的基本分析 篇5

什么是盈余质量?目前关于盈余质量的定义在学术界仍然没有统一,但是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种:一种是从盈余信息的决策相关性角度,即当期盈余的现金保障性;另一种定义是从盈余管理的角度来定义盈余质量,即当期盈余反映企业的真实经营业绩的程度。会计盈余虽然是对企业历史经营成果的反映,但是它提供了预见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的基础,从而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信息。笔者认为:盈余质量的衡量标准就是盈余的预测价值,即盈余的持续性水平,它可以综合反映盈余各项具体的信息。

一、盈余质量与盈利能力

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一般是指上市公司赚取利润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敏感的信息。盈利能力指标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以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所列示的各项财务数据为基本依据,通过计算与分析得到的反映该公司在一定时期内获取利润能力的评价结果;而盈余质量指标是公司盈利水平的内在揭示,是在盈利能力评价的水准上,以收付实现制为计算基础,通过一系列现金流量指标与资产、损益指标的比较和各项资产利用效率等的反应,对公司盈利水平进一步修复与检验,从而反映公司获取的收益质量如何的一种评价结果。

理性的投资者关注的是上市公司当年的盈利状况及未来的发展能力。盈余质量和盈利能力在说明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时是相辅相成的,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一家公司的盈利能力强,并不一定说明该公司的盈余质量令人满意,超正常的盈利能力可能是因为某些投机性项目所形成的,并不能保持持久的盈利状况。反之,一家公司的盈余质量好,也并不能说明该公司的股票具有投资价值,往往只能说明该公司的报告业绩比较接近真实而持久的盈利能力而已。

二、盈余质量与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是企业的一种内部管理行为,是一种管理过程。由于大多数盈余管理活动都会影响会计数据的真实性,因此,这就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决策相关性。由于大多数盈余管理活动会使得会计数据变的不是很可靠,而失去了可靠性的盈余数字是很难称得上有相关性意义的,因此,盈余管理活动是产生盈余质量低下的原因之一。当然,影响盈余质量的因素不仅仅是盈余管理活动,还有诸如公认会计准则、信息监管条例也都会影响到企业最终的盈余质量结果,但是盈余管理活动无疑是影响盈余质量的比较重要的因素之一。

三、盈余质量与盈余持续性

“收益质量”分析最著名的倡导者之奥格洛弗(O'Glove),在他颇有影响力的投资咨询报告《收益质量》中详细提出了收益构成的分析方法,以便评价报告收益的持久程度,将收益的持久性作为盈余质量的主要问题。从盈余的时间序列角度考虑,盈余的持续性是指导致当前盈余变动的事件或者交易能够影响未来盈余的时间长短及稳定程度。从目前资本市场的情况来看,投资者获得企业盈余信息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企业的报表。要想通过报表得知企业盈余的持续性信息,首先至少要保证盈余数字信息的真实性,及投资者要甄别企业是否存在盈余管理活动;在此基础上,企业的各种利润构成以及利用资产获得利润的能力,即盈利能力,表明企业为未来发展提供了多大的基础和能量。因此,对盈余的持续性进行度量是企业各种综合素质和发展能力的体现,对企业未来盈余有较强的预测价值。

四、盈余持续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企业中能够一直保持良好成长态势的企业较少,许多企业由于成功开发了某一技术或产品,从而迅速成为明星企业,但是由于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管理效率等因素,又迅速沦落为流星企业,因此,企业成长的持续性较差。分析其原因,主要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本依赖程度

企业的盈余成长及持续性离不开资金资源的支持,缺少了资金资源支持的企业,盈利持续就失去了动力。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为投入资本和内部的留存收益,企业的投入资本在一定的时间内是固定不变的,真正可持续的资本资源是来自企业的留存收益,而企业的留存收益来源正是靠盈余来源源不断地提供。但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资金资源大部分都是靠发行新股和不分配利润这两部分。要想发行新股,必须近三年净资产收益率达到一定的标准,因此,操纵利润、粉饰财务报表的现象比比皆是。同时,对于不具备发行新股条件的上市公司,通过大量采取不分配政策,以期通过内部留存收益实现公司成长。当企业的资本依赖程度较高时,为了达到配股条件很有可能放弃长远的发展来达到短期筹资的目的,这样就产生了恶性循环,自然企业的盈余水平就无法持续。因此,企业真正的成长应该是靠自身源源不断的盈余来提供,过渡依赖外部资本不是长久之计。

(二)资本结构合理化程度

由于财务杠杆的存在,在企业资本既定时,如果企业的负债经营有助于企业的发展,及企业的息税前资产利润率大于利息率与资产负债率的乘积,则负债的增加有助于企业盈余的成长;反之,如果企业为了追求较高的盈利而过度负债,破坏最优资本结构,则难以保持良好的盈余持续性。企业过度负债的最终结果是企业成长的可持续性降低,众多的明星企业沦为流星企业就是过度负债的直接后果。

(三)企业的管理效率

在科学技术和各种先进的管理技术迅猛发展的条件下,企业的竞争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企业的管理效率是企业能否立足的关键,资金的周转效率、成本控制水平、生产能力和营销能力等,都与企业的盈余持续性水平密切相关。

(四)企业的创新程度

创新是一个企业的生命力,没有创新力的企业必将停滞不前。创新应该伴随着企业发展的始终,企业的一次性创新容易,持续创新难;单个人创新容易,群体创新难;单项创新容易,系统创新难。因此,建立可持续的创新机制是企业可持续成长的核心。

目前学术界已经提出了可持续的创新能力这一概念,现在各国的“绿色贸易壁垒”越来越多,不达到环保标准的产品是不被国际市场接受的。因此,企业要想持续不断地发展下去,必须建立系统完善的创新体系。

(五)企业的成长协调性

企业是一个各种资源协同利用的有机整体,只有企业的各个零部件协调运作才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企业资源,充分发挥企业的能量。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以及企业的融资需求等,很容易造成企业重视短期利益、盲目追求规模经济,而忽视企业的长远发展,表现在盈余实现与现金流量不同步、资产的增长与资产的利用效率不同步、盈余的增长与资产的增长不同步等。因此,企业要想一直保持良好的运营状态,必须合理有效地整合企业的各种资源,才能保持企业可持续盈利成长能力,才能使企业持续健康成长。

五、盈余持续性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企业经营的根本目的,没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就很难“做强做大”,也难以为相关利益集团和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甚至难以维持和延续企业的生命。因此,可持续发展是企业的必由之路。

盈余质量的评价方法研究 篇6

盈余是对企业一定时期经营成果的反应, 在目前的会计利润表中列示, 在数量上等于当期的毛利加上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营业外收支净额。企业从招股上市到摘牌下市的全过程, 盈余是其中要参考的一个重要数据。盈余不仅对企业本身很重要, 也是其他相关部门了解企业经营情况的重要数据。比如投资者据以作出是否投资的决定, 债权人是收回债权还是延续债权, 都需要通过盈余这一窗口来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

正是因为盈余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使企业在主观上有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 即在遵守会计原则的情况下, 对影响盈余的相关项目进行控制或调整, 使企业管理当局利益最大化。例如, 在新准则中, 对无形资产的摊销不再仅仅局限于直线法, 并且摊销年限也不再固定。因此, 企业可能会通过调节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或方法来进行盈余管理。通过减少摊销年限和加速摊销来提高公司的业绩, 或者以相反的手法来降低业绩, 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使报表的盈余数据不能反应企业真实的经营业绩, 盈余质量高低不同。

1 盈余质量的含义及现存的主要评价方法

对于盈余质量的含义, 国内外没有统一的标准, 在国外最早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人们对盈余质量的一些探讨。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决策有用观。决策有用观主要从盈余对于未来现金流的预测能力这一角度出发来定义盈余质量。根据决策有用观, 投资者应该根据当前的财务信息, 对公司的发展前景、未来的盈利能力和未来的现金流量作出预测。现有的盈余质量评价方法主要有盈余反应系数法和现金流量法, 但盈余反应系数法系数法忽视了证券市场风险系数、资本结构和公司规模等因素对盈余质量的影响, 现金流量法没有考虑盈余的持续性、稳健性[1]。

2 盈余质量的综合评价体系

笔者认为, 对盈余质量的评价应该从盈余的真实性、盈利性、现金保障性、成长性、持续性和安全性几方面综合考虑。

2.1 真实性

盈余质量的真实性是指盈余的确定必须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基础并遵循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 能真实地体现公司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状况。即盈余数据是真实发生的经济业务的记录, 不存在虚假和编造成分。反应盈余真实性的指标主要有:

1) 非经常性损益比重——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

非经常性损益是指公司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无直接关系, 即使与生产经营相关, 但由于其性质、金额或发生频率影响了真实、公允的评价公司当期经营成果和获利能力的各项收入、支出。包括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各项税费返还、债务重组损益、投资收益、营业外收支净额、其他业务利润等14项内容。该项指标值越低, 盈余质量越高[2]。

2) 审计报告类型。

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都要经过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并发表审计意见。依据被审计单位会计核算是否遵循了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要求, 是否公允、真实、合理地反应了所发生的经济业务, 注册会计师可以出具不同类型的审计意见, 包括标准无保留意见、带解释和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表示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是真实可靠的, 是值得信赖的, 意味着注册会计师认为会计报表的反映是公允的, 能满足非特定多数的利害关系人的共同需要[3]。相应的, 被出具此类意见的企业具有较高的盈余质量。

2.2 现金保障性

由于现阶段会计记账的基础是“权责发生制”, 许多企业虽在损益表上显示有足够的盈余, 在实际经营中却由于资金短缺而不得不停止经营。这样的企业盈余质量是肯定不高的。现金流量表是对企业一定时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减变动情况的反应, 只有结合现金流量表的相关项目, 才能准确评价企业的盈利是否有足够的现金保障。相关指标主要有:

1) 净利润的现金保证率——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净利润。

该指标大于1, 说明企业资产周转速度快, 经营活动中有充足的现金流入, 企业的净利润都能变现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盈余质量较好。如果该指标小于1, 说明本期净利润中存在尚未实现现金的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即使账面上盈利水平很高, 在实际中也有可能因资金周转困难而难以维持经营。

2) 销售收入现金比率——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销售收入。

该指标衡量本期实现的收入中有多少实际收到了现金, 如果该指标大于1, 表示本期实现的收入不仅全部收到了现金, 而且收回了以前的应收账款。企业的资产周转率快, 收入质量较好。如果该指标小于1, 表示本期实现的收入中, 有部分形成应收账款, 没有现金流入。企业存在应收账款的管理成本和坏账的风险, 收入质量不高。

2.3 成长性

企业的发展会经历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几个基本阶段, 在盈余数量水平相同的情况下, 成长性好的企业由于其有良好的盈利前景而表现出高的盈余质量。评价企业成长性的指标主要有:1) 销售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额÷上年主营业务收入。一般而言, 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企业销售增长率较高, 处于成熟期的企业销售增长率较低, 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销售增长率为负值。销售增长率越高的企业, 盈余质量越好。2) 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增长额÷上年主营业务利润。该指标反映了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的发展水平和趋势, 该指标越大, 表示企业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成本费用控制较好, 具有良好的发展势头。企业未来收益稳定性好, 盈余质量较高。

2.4 持续性

企业的主营业务带来的利润最具持续性、稳定性, 是企业最可靠的利润来源, 持续性指标主要是看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在总利润中所占的比重。

1) 主营业务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主营业务利润÷利润总额。

该指标越大, 说明企业主要产品具有市场竞争力, 是利润的主要源泉,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主业突出, 具有持续稳定发展的能力。反之, 指标值越小, 表示企业的利润主要来自主业以外偶然性较高的业务, 这样的企业的盈余质量是不高的。

2) 营业利润占总利润的比重——营业利润÷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由营业利润、营业外收支净额、投资收益、补贴收入、资产减值损失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共同构成, 其中营业利润具有持续性的特点, 而其他部分具有一次性和偶发性的特点。营业利润占总利润的比重越高, 盈余的持续性越好。

2.5 盈利性

盈利能力是指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 利润不仅是经营者经营业绩和管理效能的重要体现, 也是投资者取得投资收益, 债权人取得本息的资金来源[4]。赚取利润是企业的重要经营目标, 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企业盈利性的评价指标有:

1) 毛利率—— (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收入。

该指标是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体现, 如果显著大于同行业水平, 说明企业产品具有竞争力, 成本费用控制较好, 投资者投资于该企业会有较高的回报。

2) 总资产报酬率——息税前利润÷平均总资产。

该指标表示企业全部资产获取收益的水平, 全面反映了企业的获利能力和投入产出状况。指标值越高, 表明企业投入产出的水平越好, 企业的资产运营越有效, 盈余质量越高。

2.6 安全性

安全性是指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及所面临的风险的大小, 在盈余相同的情况下, 企业经营所面临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越小, 盈余的安全性越高。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该指标是评价公司负债水平的综合指标, 当该指标低于公司的总资产利润率时, 说明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财务杠杆带来的利益获取收益, 当该指标值大于公司的总资产利润率时, 说明该公司面临较大的财务风险, 盈余质量不高。

3结论

由于时间关系, 本文对盈余质量的评价只是选取了若干指标进行定性评价, 没有结合具体行业或上市公司进行进一步的定量分析, 这同时也是今后继续研究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1]季泽.企业盈余质量评价的实证研究[D].山东:山东农业大学.2008:35-36.

[2]汤谷良, 王化成.企业财务管理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167.

[3]张瑜.企业盈余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财会研究, 2010 (12) :2.

盈余持续性的研究方法 篇7

通过资产减值的计提与转回的“数字游戏”历来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操作的重要手段, 为了限制这种行为, 财政部推出了资产减值不得转回的会计处理方法, 新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带来的会计方法变更引起了上市公司、投资者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论, 2006年作为政策允许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最后一年, 舆论界普遍推测2006年上市公司将出现大量的资产减值盈余管理行为。有人认为新资产减值准则关掉了减值准备转回的大门, 企业完全丧失了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利操控的空间。但是, 新资产减值会计政策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遏制作用, 有待进一步在理论上论证及实施后的事实检验。

1. 资产减值和盈余管理

所谓资产减值 (impairment of asset)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2006第8号——资产减值》的定义, 是指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对资产减值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就是资产减值会计。

目前我国学者普遍认为盈余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股东财富最大化的会计行为。

2. 资产减值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

2.1 研究假设的提出

自2007年1月1日起, 上市公司以往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将不得冲回, 因此, 2006年被视为历年资产减值冲回的最后期限。新准则不仅会影响2007年的利润, 也会对2006年的利润产生很大的冲击。为此, 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假设: (1) 2005年、2006年的净利润会出现异动; (2) 2005年、2006年的资产减值的计提会出现异动; (3) 资产减值/净利润比率会2006年会出现异动。

2.2 样本的选取

为了便于研究和说明问题, 考虑会计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工业会计, 选取了2001-2006年沪市所有制造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筛选后共2975组数据, 并利用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本文采用的分析工具为EXCEL, 选取的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剔除数据不完整的上市公司, 筛选出2001年至2006年年报中的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资产减值等的明细资料。样本数量统计如下表1所示。

2.3 描述性分析

样本描述性分析如下表2所示。

单位:百万元

通过对资产减值计提、转回和净计提数的趋势分析 (剔除规模经济因素:u’=u/总资产×10000, u=资产减值计提, 资产减值转回, 资产减值净计提) , 可以看出, 2001年到2006年资产减值计提净额在2004年后两个年度内出现逐年递减现象 (由于本文关注新准则带来的影响, 所以对于2003年度资产减值异动的探讨在此略过不谈) 。对于递减现象, 我们很容易得出解释, 因为2006年是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最后一年, 企业若不转回, 那么过去对资产减值的计提将沦为沉没成本。管理决策者就会以各种理由大量转回而减少计提获取更大的利润, 以取得在证券市场上的强势表现, 而新政策规定资产减值不得转回促使企业计提资产减值时更为谨慎, 所以资产减值净计提减少是必然的。在2006年资产减值转回突然增加, 将近2005年度的3倍, 达到历年的最高值, 而2005和2006年出现了资产减值净计提下降现象, 可以推测是资产减值政策即将出台这一信号影响的结果, 而2006年大量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是政策出台后带来的影响。

2.4 变动性分析———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下面将对2000年至2007年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进行单因素分析, 以下分析均假设α=0.05。

(1) 2006年的净利润会出现异动

假设1:H0:μ1=μ2=μ3=μ4=μ5=μ6年份对上市公司净利润没有影响;

H1:μi, i=1-6不全相等年份对上市公司净利润存在影响;运算结果如表3所示。

由于F=2.051597

(2) 2006年的资产减值的计提会出现异动

假设2:H0:μ1=μ2=μ3=μ4=μ5=μ6年份对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没有影响;

H1:μi, i=1-6不全相等年份对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存在影响;运算结果如表4所示。

由于F=1.259065

(3) 资产减值/净利润比率会2006年会出现异动

假设3:H0:μ1=μ2=μ3=μ4=μ5=μ6年份对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净利润比率没有影响;

H1:μi, i=1-6不全相等年份对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净利润比率存在影响;运算结果如表5所示。

由于F=2.725034>Fcrit=2.217122, 所以拒绝原假设, 接受备选假设, 说明年份对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净利润比率存在显著影响。剔除2003年, 运算结果如表6所示。

由于F=1.603822

3. 实证研究结论

以上是基于资产减值会计方法的盈余管理探讨, 通过以上统计分析可以得到: (1) 通过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的横向比较, 可以发现从2005年开始, 其计提金额出现平稳下降趋势, 2006年转回数额大幅上升, 符合当初假设:2006年度上市公司倾向于多转回少计提, 以减少不必要的利润损失。 (2) 通过各年度资产减值计提和净利润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发现在α=0.05水平下, 年份对上市公司净利润、资产减值计提没有显著影响, 年份对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净利润比率存在显著影响, 剔除2003年后, 2006年资产减值/净利润比率并没有显著超过其他年份。鉴于新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对遏制上市公司 (制造业) 资产减值盈余管理行为方面不明显, 笔者认为从本质上控制盈余管理的行为还需从公司内部控制入手, 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明确法人责任, 提高会计人员素质, 其外辅之以专业的审计和完善的市场制度。而现今准则中仍需完善的主要是公允价值、资产组的运用条件和运用方法的具体规定。

摘要：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 利用2001-2006年我国上市公司 (制造业) 报表数据对资产减值的盈余管理进行实证研究, 说明上市公司 (制造业) 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情况, 指出新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变更对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影响, 并针对实证分析结论以及新会计准则在颁布实施中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资产减值,盈余管理,会计准则

参考文献

[1]陈敏, 陈金艳.新旧会计资产减值准则比较与分析[J].中国总会计师, 2006, 7:56-58.

[2]李彦龙, 张艳.资产减值新旧准则比较研究[J].审计月刊, 2006, 7:42-46.

盈余持续性的研究方法 篇8

公司盈余管理现象一直是经济学界和会计学界的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盈余管理包括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主要是利用会计准则中的自由选择权,通过会计政策等调整会计数据,进而操纵会计信息;真实盈余管理活动调整的是当年发生的真实交易,通过操控销售行为、生产成本以及可自由支配支出等,以满足企业的自身利益。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两种盈余管理方法公司会选择哪一种?理论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这两种盈余管理的方法内在的联系是什么?如果公司选择盈余管理方法要考虑成本,那么公司是如何考虑其“成本与收益”的,换言之,管理者使用这两种方法时,是如何权衡的。这一问题在理论界一直未得到有效的研究。因此,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本文研究重点是企业如何选择这两种盈余管理方法,尤其是考虑两种盈余管理方法的成本和相互关系对管理者的选择影响,其原因有两点。首先是因为两种方法都是有成本的活动,企业的选择是基于成本孰低。基于此,本文采用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作为分组样本进行研究,然后考虑其如何选择盈余管理的方法。本文关注的是管理者选择什么盈余管理方法以及如何选择。第二,本文借鉴以前的研究,在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相关成本基础上,充分考虑到这两种盈余管理方法之间的关系与选择的替代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939年,美国经济学家Nicholas Kaldor(1939)和John Hicks(1939)对前人的认识加以提炼,形成了成本收益理论的基础认为第三者的总成本不会超过交易的总收益,或者从结果中获得的收益完全可以对所受到的损失进行补偿。也就在这一时期,该理论开始渗透到经济活动中。70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投资项目的增多,使得人们日益重视项目支出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这就需要找到一种能够比较成本与收益关系的分析方法。以此为契机,成本收益在实践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发展,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Paul.A.Samuelson(2006)认为:“在稀缺的世界中选择一种东西意味着要放弃其他东西。一项选择的机会成本也就是所放弃的物品或劳务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成本就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两个类型。成本收益理论认为公司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其收益的最大化。为此,公司管理层的决策主要的特征主要有两个:第一,自利性。公司对收益的追求有着强烈的自利性,它是行为者获得自身利益的一种计算工具。正是因为这种自利性,使得增加收益永远是企业不懈的追求。第二,选择性。是指在不同的决策可能面临不同的组合选择,作为经济人的管理者会倾向生产成本较低的组合,同样,一种组合成本的增加也驱动管理者倾向另一种组合的可能性。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管理者总是会选择成本较低的决策。管理者选择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平衡点,即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使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把成本收益理论最为基础,考虑管理者是如何权衡不同的盈余管理手段的。美国会计学家William.K.Scott(2000)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这与成本收益理论自利性特征相同,企业追求的是增加收益,管理者除了实现该目标,更高层次追求的对自身利益最大化,正如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盈余管理手段,操纵真实活动和应计项目从而达到自己想要的财务报告。目标确定后,实现的手段也是管理层需要考虑的,而这一过程中成本管理和控制备受关注。真实和应计盈余管理作为现代企业常用的另种盈余管理手段,二者的运用产生不同的盈余结果,同时受不同因素影响产生不同的盈余成本。企业为追求成本优势在选择两种盈余管理手段上会考虑二者的成本因素。企业追求与看重的是实现企业特定目标的财务信息,不同的成本要素导致成本高低有所不同,从而对财务报告的影响也不同。这与成本收益理论相同,管理者会选择成本较低的方法或途径,所以两种盈余管理方法的权衡与二者的成本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针对真实和应计两种盈余管理的关系:一方面是二者调整的内容不同,另一方面是二者发生的时间存在差异。管理者对二者的结果有一定的调整空间,从而利用两种盈余管理方法的结果调整企业最终盈余。为此,本文建立了如下理论研究框架:

刘启亮(2011)提出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是公司基于内外部环境进行综合权衡后的一个选择结果。真实盈余管理需要管理者通过构造真实交易活动或者控制交易具体发生时点所达成的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仅仅是公司管理者在会计信息加工过程中,通过对会计准则的运用以掩盖其真实经营业绩的行为(Dechow and Shakespeare,2009)。相较而言,应计盈余管理并不改变企业当期的经营性现金流,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达到某种私人利益的目的。所以就盈余管理的成本而言,Gunny(2005)认为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高于应计盈余管理;但是真实盈余管理更容易通过真实的交易活动实现较为隐蔽的盈余管理。综上,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在成本—收益动机的互异,会左右企业管理者的选择。因此,提出假设1:

H1:其他条件相同时,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选择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成本

Fields(2001)等认为,每次检验只有一种盈余管理方法无法解释盈余管理活动的整体效果。特别是,如果管理者将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相互替代,那么单独检验这两种类型的盈余管理活动都不能得出最终结论。一方面,真实盈余管理活动会改变商业交易,例如操纵真实决策和活动的年末后,真实盈余管理活动的结果才能被显示出来,管理者无法再进行调整。Healy(2001)认为,由于年报披露时间能传递有关盈余管理方向和程度的信息,有助于投资者据此对盈余管理的水平做出更知情的估计。另一方面,当管理者改变真实商业决策进行盈余管理,他无法完全控制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发生的数量。例如,一家制药公司削减当期研发支出,推迟或取消某种药物的开发。管理者可能会粗略估计这些决策对研发费用的影响金额,但无法掌握完善的信息。因此,使用真实盈余管理时管理者往往会面临不确定性。年末真实盈余管理实现的金额可能比原先预计的数额更高或更低。Cohen(2008)和Chietal(2011)研究认为,真实盈余管理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负相关,即存在替代效应。管理者在具体实施两种盈余管理手段时,存在一个次序先后问题,即真实盈余管理的操作会先于公司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操作(Zang,2007;Rajgopal,2005)。因此,当管理者年末通过真实活动来操纵盈利时,他们可以通过使用更少(多)的应计项目抵销真实活动较高(低)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管理者会根据当年真实盈余管理的结果调整应计盈余管理的数量,应计盈余管理的水平与未实现的真实盈余管理结果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来自国泰安数据库2010年-2013年沪深上市的所有公司数据,剔除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以及变量缺失的公司年度,最后得到5016个观测值,其中2010年1458个,2011年1602个,2012年1956个,2013年1988个。此外,本文研究重点是企业对两种盈余管理方法的选择,而不是是否决定使用盈余管理。因此使用可能发生盈余管理的公司作为样本,使用这样的样本增加了公司做出选择的可能性。先前的研究表明,公司之所以进行盈余管理是为了达到某些重要的盈利目标(Burgstahler和Dichev,1997;Degeorge,1999;Bartov,2002)。Graham(2005)提出,CFO认为以下的盈利目标对企业而言是最重要的:上一年同期盈利,分析师预测的盈利,以及零盈利。因此,本文将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认定为该公司的年盈利超过上一年度的盈利、大于零,或超过分析师预测的盈利。根据上述条件对样本值进行剔除,最终得到2915个观测值,其中2010年1058个,2011年915个,2012年942个,2013年1005个。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1)真实盈余管理(RM)。根据Roychowdhury(2006),检验以下真实活动:通过降低库存商品的成本,削减可自由支配的开支,包括研发,广告,销售,以及管理费用(SG&A)来增加盈利。前者用生产成本的异常水平来衡量,后者用可自由支配开支的异常水平衡量。使用相同指标的其他研究(Cohen et al.2008;Cohen and Zarowin 2010)表明这些指标可以替代真实盈余管理活动。使用Roychowdhury(2006年)的模型估计生产成本的正常水平:

其中PRODt表示t年销售商品的成本总和,At-1表示t-1年的总资产;St表示t年的净销售额,△St表示从t-1年至t年净销售额的变化。生产成本(RMPROD)的异常水平为模型(1)的残差项。残差项越大,生产过剩的库存量则越多,通过降低商品成本增加的盈利就越大。采用Roychowdhury(2006)的模型估计自由支配支出的正常水平:

其中DISXt表示t年的可自由支配支出(研发费用,广告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可自由支配支出的异常水平为模型(2)的残差项。残差项乘以-1表示RMDISX,残差项越大表示越多的可自由支配支出被削减,从而提高企业的净利润。本文使用两个真实活动的数量和来表示真实盈余管理(RM)。

(2)应计盈余管理(AM)。根据以前的研究文献,我使用可操纵的应计利润代替应计盈余管理。可操纵应计利润是企业实际应计利润与正常应计利润的差值。修改琼斯模型估计正常收益水平:

其中Accrualst表示t年的总体应计,使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减去现金流量表中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计算得出。PPEt表示t年的固定资产总额。该模型的残差项表示可操纵应计利润(AM),也是本文的应计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

(3)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之间的选择。为检验管理者如何选择真实和应计盈余管理,本文使用以下模型来估计:

假设1预计这两种盈余管理方法的选择取决于二者各自的成本。当应计盈余管理相关的成本高时,企业则选择真实盈余管理,反之亦然。因此,方程(4)中的β2和方程(5)中的γ2都预计为正。因为每种盈余管理方法都受其自身的成本约束,所以方程(4)中的β1和方程(5)中的γ1都预计为负。正如上面所讨论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在年末之前被采用,在此之后管理者仍可基于真实盈余管理的结果调整应计盈余管理的活动(如假设2)。真实活动操纵的程度是由这两种盈余管理方法和其他公司特征决定的,而不是由应计的盈余管理活动实现的结果决定。应计盈余管理的程度不仅受盈余管理活动的成本决定,还受到真实盈余管理实现的结果。H2预测当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较低(高)时,管理者会提高(降低)应计盈余管理的水平。该假设也说明了这两种盈余管理方法之间的替代关系,则方程(5)中γ3符号预计为负。模型(5)中的Unexpected RMt是模型(4)的残差项。

(4)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有些管理者可能会发现其成本高,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公司面临着激烈的行业竞争。Woo(1983)认为,市场领导者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竞争优势,因为他们在与供应商和客户议价,吸引投资者的关注以及影响竞争对手等方面累积了更多经验。因此,市场领导者企业的管理者采用的真实活动的操作成本更低。对于一个财务健康状况不良的公司,管理者可能认为真实盈余管理成本过高,因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提高运营。Graham(2005)发现,CFO们承认如果公司处在负健康的状况时,那么管理人为了企业得以生存,更容易通过高成本的盈余管理活动改善财务报告结果。此前的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起到降低实际活动操纵一个监督作用,因为当监督机构投资者密切关注时,管理者很难操纵真实活动。Bushee(1998)发现,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时,企业是不太可能削减研发开支,以避免盈利的下降。Roychowdhury(2006)也发现机构所有权和为减少损失而进行的真实活动负相关。因此认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真实盈余管理的发生的要求越高,导致其成本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择三种与真实活动操纵相关的费用。首先是年初市场领导地位(Market_Sharet-1),Market_Sharet-1用公司的销售额占行业总销售额的比来计算。第二个与成本相关的是公司的财务健康状况。使用阿特曼的Z得分公式(Altman1968,2000)衡量公司的财务健康状况:

用年初企业的财务健康状况(ZSCOREt-1)表示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之一。ZSCORE值越高表示财务健康状况越良好,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越低。第三个是机构投资者的影响。用年初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INSTt-1)来衡量。INSTt-1的值越大表示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越高。Market_Sharet-1、ZSCOREt-1与INSTt-1三者之和为模型(4)和(5)中的Cost of RMt。

(5)应计盈余管理的成本。本文考虑了两种类型的应计盈余管理成本。使用以下4个指标来代表这些成本。前两个与审计师和监管机构的审查有关。第一个指标Big4t,表示公司的审计师是否是四大之一。有研究表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通过观测应计利润来审查企业的盈余管理情况(De Fond and Jiambalvo,1991,1993;Becker et al.1998;Francis et al.1999)。这是因为他们与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相比,经验更丰富、资源更多,且具有较高的声誉风险。第二个指标是是否已发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如果该会计年度是2011年以后Guidet等于1,否则为0。该配套指引包括《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对审计师和监管机构的审查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方红星、金玉娜(2011)发现《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发布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降低。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使得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的方式和手段发生了变化(刘启亮等,2011)。另外两个指标衡量企业会计制度的灵活性。第一个指标是针对以前年度应计盈余管理。由于公认会计准则(GAAP)的灵活性和预提费用转回的限制,管理者本期操纵应计利润的程度受到以前期间计提费用的限制。采用Barton and Simko’s(2002)的方法,用资产负债表衡量以前年度的会计选择,即将年初净经营资产夸大程度(NOAt-1)作为前期应计盈余管理的程度的指标。由于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勾稽关系,应反映在过去的异常收益也反映在当期的净资产上。因此,如果企业在以前年度进行了应计盈余管理,那么当年的净资产会被夸大,应计盈余管理的成本与年初净经营资产的夸大程度正相关。NOAt-1=1表示年初净营运资金除以当年的销售额的比值大于样本中位数;否则NOAt-1=0。第二个指标是经营周期(Cyclet-1)。公司的经营周期越长,应计盈余管理活动的灵活性就越强。因为他们有更高的应计费用和较长的应计费用转回时间。采用Dechow(1994)提出的经营周期计算方法,经营周期=应收账款天数+存货天数+应付账款天数(都从年初开始算)。综上所述,Big4t、Guidet、NOAt-1、Cyclet-1之和为模型(4)和(5)中的Cost of AMt。

(6)控制变量。模型中控制变量包括资产收益率和股东权益回报率控制企业绩效;总资产对数控制企业规模;市净率控制公司的增长速度;年度指标控制每年的经济条件。本文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

表2中,A组报告了生产成本、可自由支配支出和总应计项目(即模型(1)至(3))的正常水平。生产成本模型的平均调整后的R2为95.2%,可自由支配支出模型的为55.7%,应计利润模型的为62.5%,表明这些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

利用相关模型估计的残差项衡量生产成本,可自由支配支出,以及可操纵应计利润的异常水平。异常生产成本(RMPROD)和可操纵应计利润(AM)的值越高表示通过生产过剩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和应计盈余管理活动越多。将可自由支配支出的估算模型的残差项乘以-1(RMDISX),该值越高表示的真实盈余管理更大程度上是削减开支。RMPROD和RMDISX的总和作为真实盈余管理(RM)的总水平替代变量。表2的B组报告了真实和应计盈余管理的描述性统计。对样本进行1%的缩尾处理以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见表2的C组。RMPROD和RM,以及RMDISX和RM之间具有相关性,因为RM是这两个值的总和。RMPROD和RMDISX(Pearson相关系数为0.3562)之间正相关,RM和AM(Pearson相关系数为0.0981)正相关关系,表明公司既使用真实盈余管理也使用应计盈余管理。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二)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的成本

表3Panel A报告了模型(4)和模型(5)中的主要测试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所有变量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的问题。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的样本公司平均行业市场的占有率为10.4%。根据Altman(2000)的定义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Z得分介于2.750至2.675之间,样本公司平均Z得分为3.978,由此可发现多数公司财务健康状况良好。机构投资者平均持股比例为24.7%。Big4的平均值显示,6%的样本年度是由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内部控制指引颁布后的观测值占63.7%。NOA的平均值为52.3%,这表明大约一半的样本公司净营运资产超过行业中值。样本公司平均营业周期为125.725天,资产收益率为6.6%,股东权益回报率为13%,市场与账面值比率为4.147。表3Panel B报告中的主要测试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RMprod和RMdisx(相关系数0.3768)之间显著正相关,这表明企业会同时使用这两种类型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其他显著的相关性包括INST和Size(相关系数0.06)之间正关系,与以前的研究一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大(O’Brien and Bhushan1990)。Market_Share和Size(相关系数0.5807)之间正相关,表明规模较大的企业在他的行业中可能享受更大的市场份额。

表4为模型(4)和(5)的回归结果。根据H1预测,RM和AM预期会与各自的成本因素负相关,回归结果与该假设是一致的。模型(4)回归结果中,Market_Share和Z得分的系数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享有更大的市场份额的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其真实盈余管理的水平更高。这些公司在行业拥有的竞争优势和良好的财务状况使他们对于业务的选择更具有灵活性。INST系数与预测相一致为负(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发挥更大的约束作用。模型(5)回归结果表明,所有与应计盈余管理相关的成本系数与H2预测的符号相同(至少在5%水平上)。Big4的系数是负的,这表明审计公司具有较高的声誉,更有可能限制企业尝试操纵应计项目调整盈余的可能性。系数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使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样本年度只占6%。Guide系数为负,表明《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发布后,监管审查可能更加严格,需要经过更高层次的会计实务推敲,因此降低了应计盈余管理的可能性(Cohen,2008)。NOA系数为负和Cycle系数为正,表明应计盈余管理活动受企业会计灵活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企业夸大的资产负债表是由于过往年度应计项目的操纵,而对经营周期较短的企业的应计项目的操纵成本较高。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四)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H2预测真实和应计盈余管理之间有替代关系。如果年末真实盈余管理未实现的结果较高(较低),管理者会操纵更少(更多)应计盈余管理活动来抵消(弥补)。这意味着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未实现的水平之间负相关。表4模型(5)中Unexpected RM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支持H2。管理者根据可观察到的成本因素确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根据年末真实盈余管理的结果调增或调减应计盈余管理的水平。总之,使用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的样本公司可以发现管理者选择两种盈余管理策略的方式与研究结果一致。首先,与H1预测一致,管理者会考虑两种方法的成本。那些行业中竞争地位较低的,财务状况较差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真实盈余活动操纵往往容易受限,因而他们的管理者更倾向选择应计盈余管理。而那些受到严格监管审查的,以前年度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较大的,经营周期较短的公司更倾向于相对他们而言成本较低的真实盈余管理。其次,管理者替代性的选择两种盈余管理方法。当真实盈余管理结果过高(低)时,管理者会减少(增加)应计盈余管理活动,支持H2:管理者会根据当年真实盈余管理的结果调整应计盈余管理的数量,应计盈余管理的水平与真实盈余管理的不确定性负相关。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那些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之所以倾向选择真实盈余管理,很可能是因为他们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审查,以前年度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较大,或是经营周期较短;而愿意选择应计盈余管理的往往是因为其行业市场竞争力较弱,财务健康状况较差,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研究还发现,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之间为替代关系,后者的水平与年末前者未实现的结果负相关。表明年末管理者会根据真实盈余管理的结果调整应计盈余管理的水平。二者的替代关系表明,只关注一种盈余管理方法并不能完全解释公司的盈余管理活动。对于监管机构来说,越来越多的审查或限制会计工作的自由裁量权并不能消除完全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可能只是改变了管理者对不同盈余管理方法的偏好。监管机构根据管理者选择盈余管理方法的过程分析,可以采取更有效的监管。(1)增加盈余管理成本,有效减少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管理者企图通过盈余管理实现其自身的目的,但盈余管理的使用受到管理成本的制约。这就需要加大监管力度和审核强度,减少盈余管理的操纵空间。(2)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针对性考虑其对盈余管理方法的选择。针对那些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审查的,以前年度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较大的,以及经营周期较短的公司,监管机构更关注他们对日常交易活动,针对那些行业市场竞争地位较低的,财务健康状况较差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往往调整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空间小难度大,更应关注他们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情况。(3)不同时期盈余管理的方法和程度存在差异,监管机构应在特定时间给予关注。一个会计年度内真实交易活动发生频繁,管理者调整真实活动的空间很大,对不确定发生时间和金额数量的交易活动监管难度较大。此外,年末至年报披露日之间管理者操纵应计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会增加,监管机构以及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对该段时间的会计估计、会计政策变更应给予关注。

参考文献

[1]刘启亮、何威风、罗乐:《IFRS的强制采用、新法律实施及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11年第1期。

[2]Fields,T.,T.Lyz,and L.Vincent.Empirical Research on Accounting Choice.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1.

[3]Gunny.K.What is the Consequences of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Working Paper,2005.

[4]Roychowdhury,S.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T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6.

[5]Cohen,D.,and P.Zarowin.Accrual-Based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Activities around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0.

[6]Dechow,P.,and C.Shakespeare.Do Managers Time Securitization Transactions for Their Accounting Benefits?The Accounting Review,2009.

盈余管理方式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 篇9

盈余管理行为一直是国内外证券市场上备受关注的问题, 学术界按照实施手段不同, 将盈余管理划分成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类。过度的盈余管理, 严重影响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 势必会造成企业会计信息失真、加大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和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

而审计报告是注册会计师运用职业判断对被审计单位的合法性、公允性做出的鉴证, 是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最直观反映。国内将审计意见划分成标准审计意见和非标准审计意见, 其中非标准审计意见又细分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带说明段、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而持续经营审计意见 (GCO) 是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时发表的审计意见。

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关系研究, 主要集中在应计盈余管理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相关研究。Bradshaw等 (2001) 认为, 审计师明白虚增的应计项目可能导致未来公司收益下降, 但他们认为没有必要通过审计意见向投资者传递这一信息。换句话说, 审计意见与应计盈余管理无关。Herbohn等 (2008) 、Arnedo等 (2008) 分别以澳大利亚和西班牙样本为研究对象, 得出了与Butler等 (2004) 一致的结论。Maria等 (2014) 研究希腊2005~2011年样本, 得出GCO与客户的财务特征相关而与盈余管理无关。

一些学者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Francis和Krishnan (1999) 运用美国上市公司的大样本数据, 在对金融和市场风险加以控制后, 发现可操控性应计高的公司被出具GCO的可能性大, 当被审计单位可操控性应计向下时这种关系更为明显。Bartov等 (2001) 通过多种盈余管理模型研究得出, 可操控性应计的绝对值对审计师出具保留意见有影响。Sengupta等 (2007) 发现, 上市公司应计项目质量越低审计师出具GCO的可能性越大。Laura等 (2008) 发现, 可操控应计额与GCO负相关, 而可操控应计额与其他非标准审计意见正相关。

国内学者章永奎和刘峰 (2002) 、夏立军等 (2002) 和徐浩萍 (2004) 的研究得出, 盈余管理较高的公司越容易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即审计师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有能力识别。刘继红 (2009) 研究得出, 国有企业正向盈余管理越大, 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大。陈小林等 (2011) 的研究结论表明审计师能够区分不同属性的盈余管理, 且高风险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超过低风险的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曹琼等 (2013) 发现盈余管理幅度比较大的公司, 盈余管理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 且较高的审计费用降低了以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与此不同, 李东平等 (2001) 、王雪 (2008) 发现盈余管理与非标准审计意见不存在显著关系。

以上国内外研究的不足之处是:一是仅仅考虑使用可操控应计估计盈余管理程度, 忽略了隐蔽性更大的真实盈余管理 (李江涛等, 2012;Cohen等, 2008) , 很少涉及盈余管理行为隐性化对GCO的影响;二是国内同类研究很少将GCO作为独立研究对象, 探讨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有鉴于此, 本文试图厘清盈余管理与GCO的关系, 并深入分析盈余管理不同属性及盈余管理隐性化程度对GCO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上市公司被出具GCO, 说明审计师对该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持续经营不确定性的会计信息是企业相关利益各方最为关心的问题, 但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 管理层对企业无法持续经营的信息披露仍然不足。Zang (2007) 、张昕 (2008) 等发现企业会通过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来调控实际收益。Gunny (2005) 等研究了真实盈余管理对未来业绩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进行真实盈余管理会导致未来经营现金流显著下降。过分的盈余管理之下,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更容易受到影响, 公司更容易被出具GCO。据此提出假设1:存在真实盈余管理及应计盈余管理的公司更容易被出具GCO。

真实盈余管理的方式更加隐蔽, 审计取证成本较高。作为“有限理性经纪人”的注册会计师, 在开展审计业务时可能由于时间成本等因素忽视真实盈余管理活动。据此提出假设2:盈余管理隐性化程度越高, 公司越不易被出具GCO。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

本文以深沪主板市场2009~2012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剔除了金融业及数据不完整的样本。本文的CGO数据经手工查询审计报告获得, 审计报告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当审计报告中出现“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疑虑”、“无法判断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财务报表是否适当”、“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等字样时, 认为该公司被出具了GCO。其他数据来自锐思数据库并经整理获得。

本文最终得到5 060个观测值, 其中被审计师出具GCO的样本量为208个。本文使用的主要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软件为Excel 2007和EViews7。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是否被审计师出具GCO, 当审计师出具GCO时, 该变量取值为1, 否则为0。

2. 解释变量。

(1) DA为采用Jones (1991) 模型计算的可操控应计额。为此首先要计算非操控性应计利润NDA:

该模型中:NDAt为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的估计值;A为总资产;△REVt为销售收入的变动, 即t期销售收入减去t-1期销售收入;PPEt为t期期末的固定资产。

α1、α2、α3为不同行业和年份的参数, 这些参数的估计值根据以下模型确定:

该模型中, TA为总应计利润, 通过当期净利润减去经营现金流量得到, 只有a1、a2、a3为未知数。通过对该模型进行回归, 可以得到a1、a2、a3, 然后将其代入估计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的模型, 即可获得估计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

最后由总应计利润TA减去非操控性应计利润NDA, 可得操控性应计利润DA。

(2) RM为Roychowdhury (2006) 模型计算的真实盈余管理额。其计算方法如下:

以上三式, 变量CFO和SALES分别为企业当期经营性现金流量和主营业务收入;△SALES为前后两期主营业务收入之差;A为上期总资产;PROD为企业当期主营业务成本与存货前后两期的差额之和;而EXP则为企业当期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项目数值之和。

使用以上三个计量模型, 对样本进行OLS回归分析。各个模型经回归后的残差即分别代表了企业进行真实盈余管理所导致的非正常经营现金流量R_CFO, 非正常总成本R_PROD以及非正常期间费用R_EXP。

借鉴李增福等 (2011) 的做法, 本文构造了衡量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总体强度的变量RM:

(3) EMS为盈余管理隐性化指标, 借鉴蔡春等 (2012) 和仓勇涛等 (2011) 的经验, 其计算方法见表1。EMS值越大表示盈余管理的隐性化程度越高。

3. 控制变量。

相关定义见表1。

(三) 回归模型

为了研究盈余管理不同方式及盈余管理隐性化程度对审计师出具GCO的影响, 本文设计了以下logit模型: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中发现GCO样本量的均值为0.040, 即样本中被审计师出具GCO的数量占总样本的4.0%。从盈余管理变量ABSRM、ABSDA及盈余管理隐性化程度变量EMS的数据看, 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及其隐性化程度差异很大。

注:***表示双尾检验在1%水平上显著。

本文按上市公司是否被审计师出具GCO分组, 对样本进行均值差异性t检验。从ABSRM和ABSDA检验值来看, 未被出具GCO的样本组的均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被出具GCO的样本组, 说明盈余管理程度越大被出具GCO的可能性越大, 符合预期。此外, 从EMS可以看出, 盈余管理隐性化程度越大被出具GCO的可能性越小, 符合预期。

(二) 相关系数矩阵分布

从Pearson相关系数表 (略) 中可以看出, 盈余管理程度变量与GCO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隐性化程度指标与GCO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与预期一致。控制变量与因变量GCO都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且符号与预期一致, 表明本文控制变量选取比较合理。

此外, 各自变量之间除了LNA与LNFEE之间相关性 (0.667) 较高外, 其余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均较小, 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三) 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logit模型, 对不同的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

注: () 表示均值差异检验的t值;t值上方为未被出具GCO样本与被出具GCO样本均值差;*、**、***分别表示双尾检验在10%、5%、1%水平上显著。

在模型 (a) 和模型 (b) 中, 我们发现, 无论是真实盈余管理还是应计盈余管理都与GCO存在正相关关系, 其中真实盈余管理在10%水平上显著, 应计盈余管理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审计师在出具GCO意见时既考虑了应计盈余管理也对真实盈余管理非常关注, 且盈余管理程度越大, 审计师出具GCO的可能性越大。本文假设1得到支持。

在模型 (c) 中, 盈余管理隐性化程度 (EMS) 的符号为负, 符合预期, 但P值为0.412, 统计上并不显著。因此, 本文的假设2未得到验证, 这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国家对社会审计的监管越来重视, 近几年会计师事务所被起诉的案例屡见不鲜, 会计师事务所要想长远发展需要有风险导向的审计模式, 另外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组织的不断完善, 也使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成为一种趋势。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盈余管理隐性化程度与GCO的关系。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首先, 本文是基于净利润计算应计盈余管理 (DA) , 将DA替换成以营业利润、息税前利润为基础计算并进行本文的回归, 主要研究结论保持不变。其次, 将真实盈余管理 (RM) 非正常经营现金流量R_RCFO、非正常总成本R_RPROD、非正常期间费用R_REXP替换进行本文的回归, 主要研究结论保持一致。此外, 将控制变量中的公司规模 (LNA) 替换成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 LOSS替换成连续两年亏损, 主要研究结论基本保持一致。综上可知, 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五、研究结论

本文使用我国深沪主板市场A股2009~2012年的数据, 发现审计师在对被审计单位的持续经营状况进行审计时, 不仅考虑了被审计单位的应计盈余管理, 而且对真实盈余管理同样关注。进一步研究发现, 公司盈余管理隐性化程度对审计师出具GCO并无影响, 验证了审计师能够识别较为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

参考文献

[1] .张昕.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第四季度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 2008;4

[2] .李增福, 郑友环, 连玉君.股权再融资、盈余管理与上市公司业绩滑坡、基于应计项目操控与真实活动操控方式下的研究.中国管理科学, 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