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效应

2024-10-05

成本效应（精选9篇）

成本效应篇1

按照现代成本会计决策和规范理论角度看,沉没成本是已经支付了,无法再收回或补偿的成本,并将其归属于决策不相关成本,因而沉没成本不应该影响当前或未来决策,体现沉没成本决策无关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沉没成本影响当前或者未来选择则被称为沉没成本错误,并将其视为一种非理性行为。然而,一旦引入交易摩擦或行为扭曲,我们会发现成本会计中沉没成本效应的理性逻辑,从而表明沉没成本效应或者偏差的存在本身就是在交易成本或非理性条件约束下的一种理性反应。因此,需要采取恰当的非正式和正式制度克服沉没成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追踪投资成本过程,加强沉没成本和风险管理,从而使成本会计方面的相关制度提供准确的决策信息,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

一、引言

会计的前身是簿记,500年前簿记曾经是数学的一个分支。随着簿记发展为会计,引进了若干经济学的概念与理论,经济学就逐渐成为会计学的基础。不联系经济学来考察会计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资产,显然是捕捉不到资产的来源及其本质的(葛家澍,2005)。由此可见,经济学的发展演变也会冲击会计学的发展。因此说,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成本会计中同样假设“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能够在现在和未来做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这便是新古典会计学的主要标志。因此,决策者进行决策时仅仅根据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与行动相关的沉没成本是固定不变的,因而不应该进入有关连续还是中断行动的决策中。此时,以前投资的货币、努力和时间等沉没成本已经支付了,不能得到补偿,因其不构成机会成本,所以不应该影响当前或未来决策,体现沉没成本决策无关性。因此说,在信息完全(零交易成本)条件下,理性人必然追求利润最大化,不会考虑沉没成本的影响。然而,如果以前的这些投资激励人们继续执行当前的决策,则被称为沉没成本错误。因沉没成本错误被视为一种非理性行为而被排除在新古典完全理性研究范围之外了。

事实上,经济学家和会计人员对于成本的看法是不同的。科斯(Coase,1938)曾注意到,会计人员认为一台机器的使用成本是指机器的折旧,而经济学家会说,使用一台机器的成本是指这台及其应用于其他场合所能创造的最大价值。如果没有其他用途的存在,这台机器的使用成本就是零。从理论上说,科斯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要算最大值需要知道使用机器的所有行业的未来情况,结果经济学家或者接受会计人员计算方法或者回避耐用资本品问题的做法。事实上,会计人员喜欢回顾企业财务状况,因为他们必须记录资产和负债,对以往的经济活动作出评价。会计成本包括固定资产折旧费用,这是根据国内税收署所允许的税务处理方法确定的。经济学家注意企业的前景,他们所关心的是将来成本预计是多少,以及企业如何通过重组资源来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企业利润率。

因此,他们必须关心机会成本或经济成本,即未能使企业资源得以最高价值利用而放弃的机会成本。同样,会计人员和经济学家均将实际支出即显性成本列入他们的计算中。显性成本包括工资、材料成本和资产的租金。对于会计人员来说,显性成本极为重要,因为它们涉及企业与之有经济往来的企业或个人的直接支付。而经济学家对于显性成本的关注,则是因为工资和材料成本代表了可以被有效用于其它地方的货币,从而造成经济学家关注隐性成本——经济成本或机会成本,而会计人员关注显性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还会看到会计无法记录的隐性成本的沉淀,而会计人员只能看到账面上显性成本的沉淀。因为信息完全,使经济学家和会计人员是一样的,进而得出沉没成本不相关命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决策者产生这种所谓的非理性行为,究竟在什么时候,沉没成本效应才会更见显著。由于新古典会计学理论都是建立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之上,只关注决策问题的描述和决策方法研究,忽略了决策本身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科斯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革命,提出交易成本,从而论证现实生活中,人们无法做到完全理性,或者说获得信息需要支付交易成本,不可能免费得到,所以决策时需要考虑交易成本的影响。而且,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理论主要是依据会计成本概念,而不是一个技术成本(Kay and Mayer,1986)。作为新制度经济学重要分支——交易成本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认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是从会计角度划分的,并没有从经济学角度——机会成本考虑的,所以,他划分出资产专用性成本和非资产专用性成本,从而引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为我们分析资产专用性(另一种预期沉没成本)重要迈出坚实一步,从而论证,在信息完全或契约完备条件下,无所谓沉没成本还是非沉没成本,都可以做出理性选择,因此可以将成本划分出决策相关性成本——非沉没成本和决策非相关性沉没成本——沉没成本。一旦有限理性,契约不完备,特别是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因信息不完全而无法分开,致使资产专用性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开创行为经济学的卡尼曼和特维斯基(Kahneman and Tversky,1979)在前景理论基础上揭示了人们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机制和行为特征,因偏好改变往往出现沉没成本效应。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受到“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吧”、“不要为溅出的牛奶哭泣”等警告,但在真实决策时往往考虑沉没成本的影响,大量的沉没成本效应行为普遍存在。例如,由于已经在风险企业中投资很多,所以需要继续经营;由于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所以抵制技术或制度变迁;人们对职业或者专业进行了大量投资,所以不愿意转换研究领域;在银行业,追加资金往往贷给那些无法支付债务的企业等,使决策者难以忽略以前发生的沉没成本。

实际上,行为金融理论通过引入框架效应、心理会计、禀赋效应等,不仅大大拓展了新古典财务学——包括“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财务期权理论”等,而且还解释了沉没成本效应的存在,诸如避免资源浪费心理(Arkes&Blumer,1985),以及自我辩护(Staw,1976)。因此,在不确定性和非理性条件下,决策者往往考虑沉没成本,人们不得不考虑以前发生的沉没成本或历史成本,很难将它一笔勾销,出现大量沉没成本效应(Sunk Cost Effect)。

因此,本文力求通过广义的经济理性角度再次解释成本会计中沉没成本效应的合理性,突破新古典狭义理性,从而看到,在交易成本为正或行为扭曲条件下,会计作为一种制度是有存在的合理性(Coase,1938)[1],经济主体往往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从而再次看到成本会计中沉没成本效应的理性逻辑。

二、沉没成本的内涵及其形成条件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中零交易成本假设这一致命缺陷,与现实不相符合,很容易发生投资失败,造成资本投资损失而出现沉没成本,决策者很难能够忽略掉它。沉没成本是指投资之后不能得到补偿的那些成本损失,往往与历史或真实时间因素变化有关,成本是否沉淀取决于决策时成本是否完全得到补偿。那么,在现实条件下,有哪些主客观条件使投资成本发生沉没成本,究其原因如下:

首先,专用性有形和无形资产投资是产生沉没成本的客观条件。按照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专用性资产可划分为:(1)设厂位置专用性。例如,在矿山附近建立炼钢厂,有助于减少存货和运输成本,而一旦厂址设定,就不可转作他用。若移作他用,厂址的生产价值就会下降;(2)物质资本专用性极强。设备和机器的设计仅适用于特定交易用途,在其他用途中会降低价值;(3)人力资本专用性。在人力资本方面具有特定目的的投资。当用非所学时,就会降低人力资产的价值;(4)特定用途的资产,是指供给者仅仅是为了向特定客户销售一定数量的产品而进行的投资,如果供给者与客户之间关系过早结束,就会使供给者处于生产能力过剩状态。专用性物质资产和人力资产一旦从初始生产性活动中退出,其投资再生产的机会成本很小,甚至没有,因而无法通过再出售价格得到完全补偿而形成沉没成本。

其次,在给定资产出售价格不会降低的情况下,产权界定不清晰,交易成本昂贵,也会导致沉没成本,特别是当交易成本降低资产再出售价格。因信息不对称出现“柠檬”问题(Akerlof,1970),使专用性资产在交易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沉没成本。由于市场交易成本昂贵,需要企业或长期契约等非市场治理结构,又因交易成本进入非市场制度中,也会导致因专用性投资攫取准租金出现敲竹杠行为、以及委托代理成本等,使投资资本效率下降,造成资本投资损失而产生沉没成本。同时,交易成本本身往往具有沉没成本性质。一旦投入时间和精力,往往具有非货币支出性质,很难转为他用而变成沉没成本。

再次,不仅决策者面临有限理性,根本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也是产生沉没成本的重要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各项实施的决策都将沿着不可预期的路线演化,这意味着决策者不可能事先知道各种决策的未来结果。因此,以前的经历常常构成决策的基础,无法将过去发生的一切一笔勾销。罗宾逊(1979)指出,“历史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向着未卜的未来前进的”。“就这个世界和现实来说,过去是不能召回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当前所做出的决策以及所采取的相应行动,只有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才能完成。决策是事前的,而结果是事后的。因此决策很容易出现错误,导致投资失败,特别是固定资本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市场价值也会发生贬值,从而带来无形的资本损失。

最后,政府管制、终止现有的契约性承诺关系,以及税收政策与折旧制度等,都可能产生沉没成本。例如,税负过重或加速折旧等,都会影响投资成本的补偿,从而产生沉没成本损失。

总之,新古典会计学告诉我们,完全理性决策时不应该考虑以前投资的沉没成本,仅仅考虑决策行动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此时沉没成本对当前或未来决策不相关。然而,由于现实经济是一个动态、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因此当前决策不仅需要向前看考虑机会成本,而且还需要向后看考虑过去已经发生的沉没成本,这些共同影响经济决策过程,缺一不可,从而也会看到,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与交易成本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相一致。这是因为向后看考虑沉没成本不仅降低交易成本,也会提高认知局限,从而提供更多决策信息。这些沉没成本会影响投资者的当前和未来的决策,在动态过程中决策者不得不考虑这些沉没成本的补偿与约束问题,所以很难忽略沉没成本对当前和未来决策的影响。因此说,在一个交易成本为正或非理性的世界里,会计制度重要,进而沉没成本重要。

三、沉没成本效应的理性解释

如前所述,因投资的生产成本(也包括作为投资形式的交易成本)无法得到补偿发生沉没成本,从而发现这些沉没成本常常会出现一种较强的继续维持、自我强化和自我履约的倾向。这样,人们的实际行为表现为普遍违反新古典行为模型,沉没成本效应应该被视为一种常态,而不应该视为谬误或非理性行为,因此我们需要分析沉没成本效应的合理性。

1.风险态度不同可以解释沉没成本效应。斯查布罗克和戴维斯(Schaubroeck and Davis,1994)考察了投资主体风险态度对决策行为的影响。投资决策往往嵌入在过去的决策、当前的环境,以及未来预期当中。他们指出,如果风险态度不同,对初始投资负责任的人可能借助于以前的绩效信息作为选择的基础。对于不负责任的决策者来说,他借助以前的绩效信息可能避免再投资,这是因为他不受以前的决策所困扰。尽管出现各种可供选择额投资机会,也有可能减少再投资行为,这主要是因为决策者的风险态度不确定。沉没成本效应是否出现取决于失败投资者的风险态度。当面临可行的再投资机会、且有不同的风险水平时,风险态度应该是保守的。风险态度要比是否对以前的决策负责任更为重要,风险态度可以导致沉没成本效应,特别是在投资失败情况下,风险偏好可以导致沉没成本效应。

2.声誉和信息不对称可以解释沉没成本效应。在有关人力资本的信息是私人的情况下,很可能通过其他人观察以前的行动和他们的后果,这些行动就获得了声誉价值。通常,声誉效应扭曲决策者的偏好。克瑞普斯和威尔逊(Kreps and Wilson,1982)用声誉价值解释连锁店悖论,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Milgrom and Roberts,1982)用声誉价值解释掠夺性定价。企业是否连续生产还是转换生产依据决策者拥有的私人信息程度。有关人力资本的私人信息就是决策者的个人能力或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经理转换生产意味着传递损害经理声誉的信息,结果会损害他在劳动市场上的能力声誉和就业机会。如果忽略了声誉效应,那么就不会发生生产升级行为这一难题。另一方面,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沉没成本效应就不会发生。这是因为当后来的信息与以前承诺发生矛盾时,经理总是选择生产转换,从而将失败归结为外部原因。由于在私人信息条件下,经理的声誉扭曲了经理的激励,一旦出现生产转换,就要忍受丧失自尊的痛苦,并要承认自己并不比别人聪明。因此,为了保护自尊,他们将失败归咎于运气不好,抱怨其他人参与对市场的操纵等,从而出现沉没成本效应(Kanodia et al,1989)。特别是在委托代理情况下,会进一步加大沉没成本效应。因此,对于失败的投资项目升级符合代理人的私利,如果他拥有升级决策的结果的私人信息,而监管者和企业所有者(委托人)根本没有,那么经理(代理人)就会理性地继续追加投资,尽管这不符合企业的最大利益。虽然从企业委托人角度看,升级错误是非理性行为,但从代理方法看,当决策者的声誉重要和信息不对称出现时,它却是理性的。

3.过去继承下来的遗产可以解释沉没成本效应。由于过去继承下来的资产对后来的事情具有重大(但不是绝对)的影响,很难重新开始,从而需要找出实用或改良的方法。(1)继承下来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无形资本存量等。现实经济总是在各个方面继承它的资本存量。这些资本包括通用性物质资本建筑物、机器设备和交通工具等等,以及劳动力的通用技能——通用性人力资本。同时,还包括各种各样专用性的资本形式,例如,体现在熟练地的团队生产能力,这些资本是专用性。至少在理论上可知,通用性资本很容易通过市场购买而达到复制。相比之下,专用性人力资本和无形资本都是学习的产物,经常是隐性的,不可言传,很难复制;(2)生产技术和组织知识现状也会约束经济的发展趋势。对于特定经济而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有哪些现存的生产技术,且要知道,哪些生产技术能够在实践中可以重新使用。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1982)指出,模仿现存的生产技术是一项成本昂贵和花费时间的活动;(3)继承下来的制度存量。经济中继承下来制度存量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以及它们的执行。正式规则包括政治和法律体系等等。非正式规则包括道德,以及习惯和态度。执行的方法包括法律惩罚、社会谴责等。如果制度具有通用性,那么很容易改变,那么它们不会构成经济中的显著约束。但是由于制度专用性,变化是缓慢的和困难的,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可能锁定在“坏的制度”中,从而出现沉没成本效应。

4.有限理性或有限认知可以解释沉没成本效应。由于完全理性需要支付时间、努力和资源,从而使获取信息和新知识成本十分昂贵,所以经济主体会选择有限理性或理性无知,此时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是节约交易成本的重要手段。有限理性主要包括:一是有限信息;二是收集、处理、保留和交流信息能力有限;三是相关知识的隐性特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四是许多决策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使用简单的、局部的现实模型处理复杂的决策环境,这样很容易犯错误。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可以基于许多相同的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例如,意识形态都会强化这些心智模式,从而拥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哈耶克(Hayek,1983)强调制约常规和规则的知识是隐性的,不可言传,即使可能,也常常极为困难和昂贵,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可能很容易地进行。然而,不可言传的知识却能够在“干中学”中获得,在人们无意中用到它以前一直存在大脑中的知识,这就会出现沉没成本效应。

5.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等待有收益可以导致沉没成本效应。大多数投资决策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投资部分或者全部不可逆的;二是对于投资的未来收益是不确定性的;三是你在投资时机选择上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你可以延期投资获得有关未来更多的信息。在这种条件下,等待新信息就有实物期权价值(Dixit and Pindyck,1994),并不能实现新古典净现值方法。当考虑投资时,相关信息比预期差,这样就会取消投资或者延期投资。当考虑负投资时,相关信息比预期好,这就导致不进行负投资,延期退出。从而发现,即使价格小于平均可变成本,企业也不会轻易退出,而是依靠等待或观望获得延期的机会成本(期权价值),正是因为未来不确定性而出现沉没成本效应。6.前景理论可以解释沉没成本效应(Kahneman&Tversky,1979),如图1所示。前景理论认为,决策者系统地架构决策影响决策选择。当决策结果被描述为损失(负架构),经理人更愿意承担风险避免损失比同样的结果被描述为收益(正架构)。正因为这样,斯特瓦(Staw,1976)指出,“个人在失败后处理信息与成功后处理信息可能不同,这种不同的处理可能解释政策承诺的差别”。正是在这种研究动机下,怀特(Whyte,1993)指出,尽管从经济理论角度看,沉没成本对于当前或未来决策不相关,但是,在决策背景下,沉没成本的出现可能使决策者愿意采取冒险行为。当面临正反馈时,决策将在收益之间进行选择。当面临负反馈时,决策将在损失之间进行选择。在前者情况下,往往是风险厌恶的,而在后者情况下,往往是风险偏好的。前景理论关注决策实际上是如何做出的描述性方法,解释了在失败的行动过程中沉没成本效应的心理机制。

前景理论与沉没成本相关的第一个特征是前景理论的价值(效用)函数。这个价值函数表示客观上定义的收益和损失(以货币计算)和主观上定义的收益和损失之间的关系。对于所得,价值函数是凹的,而对于所失,价值函数是凸的,这意味着价值函数在价值损失时比价值所得要陡,这被称为厌恶损失,人们对于损失表现出风险偏好,而对于所得表现出风险厌恶。当初始投资在A点。在失败投资之后在B点。在B点进一步损失并没有导致价值损失。然而,与此相同数量的收益会导致价值较大增加,所以,投资者处于B点会冒较小风险就可以获得较大收益。与A点相比,在B点支付了沉没成本更容易进行风险投资,继续给失败投资的项目融资。前景理论与沉没成本相关的第二个特征是确定效应。首先,绝对确定收益往往被高估。确定收益的价值要大于给定的预期收益价值。其次,确定损失往往被低估。这个价值要小于给定预期损失价值。由前景理论可知,人们特别厌恶确定性损失,所以,在面临沉没成本的情况下,往往进行连续投资,从而表现出沉没成本效应。

由此可见,通过经济理性解释了沉没成本效应存在的合理性,摆脱新古典成本会计中沉没成本无关性命题,进而将此情形作为一种特例。事实上,对于沉没成本效应的解释,它们之间是互补的。这说明,要理解沉没成本效应理性逻辑,需与心理过程、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等综合起来加以分析才能更深入理解沉没成本效应,从而表明,成本会计中沉没成本效应十分普遍。正是在交易成本为正或行为扭曲世界里,沉没成本是否相关性,成为会计制度提供信息的重要依据。

四、沉没成本效应对会计学的意义

在零交易成本条件下,作为预期到的沉没成本,理性人当然无需考虑它,仅仅根据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进行优化决策,这是新古典会计学(Neoclassical Accounting)的精髓所在。然而,在非新古典环境下,由于不确定性普遍存在,往往会导致未预期到的沉没成本,从而往往影响当前或未来决策,进一步使边际分析失败(Caose,1946)。一旦偏离新古典的世界,走进交易成本为正或者行为扭曲的世界里,沉没成本效应这一理性行为可以得到理性解释,从而影响新制度会计学(New Institutional Accounting)或者行为会计学(Behavioral Accounting)的发展。因此,承认沉没成本效应的存在,不仅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而且还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首先,承认沉没成本效应的存在,可以回到现实生活中,从而可以清楚和克服沉没成本这一心理偏差,为会计制度(Accounting Institutions)提供指导原则,从而刺激企业与经济长期发展。具体包括:(1)制定明确的投资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投资策略。制定明确的投资目标可以带来很多优势。例如时刻想着自己的投资目标,能够帮助你着眼于投资的长期表现和大的方面,不会拘泥小节,监督投资过程,判断你的行为和投资目标是否符合;(2)明确投资的数量化标准。明确投资数量化标准可以使投资者免受情绪、谣言、传闻和其他心理偏差的影响。虽然使用数量化标准,但企业的管理水平、新产品的开发等非数量化信息也很重要,(3)分散投资可以避免巨大损失而影响自己的决策。同样,分散投资也可以摆脱启发式推断心理偏差;(4)必须控制自己的投资环境,必要时使用大拇指规则。

其次,在正交易成本的世界里,沉没成本效应会得到理性解释,从而认为,尽管这一行为是错误的,但它却是理性的,从而可以到根除的目的。由于现有的决策理论是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的理性决策理论,而对决策理论的行为决策了解较少,因此需要加强管理者行为决策理论学习,了解人们在决策时的行为特征,通过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提高自知之明的程度,并能坦然接受他人意见。在决策时,注意边际原则的局限性。在投资项目进程过程中,有时需要改变具体项目负责人,可以达到减少沉没成本效应目的,或者事前制定财务预算约束((Stiglitz and Weiss,1981;Myers and Majluf,1984)或心理预算约束(Heath,1995)。特别是在投资或终止项目决策时,必须集体决策,发扬民主,提倡信息共享和信息沟通,要求有一套科学的投资决策体系,要求决策者从技术、财务、市场前景和产业发展方向等方面对项目进行准确判断,及时解决沉没成本是否相关性问题。

再次,在行为扭曲的非理性世界里,承认沉没成本效应,我们才能发现会计的功能,它是“作为认识、处理和沟通经济信息过程,借此达到充分的判断和决策的目的”,从而使会计追踪成本支出过程,因此要做好事前沉没成本治理。(1)在发生沉没成本的情况下,要从理念上认识沉没成本问题,尤其是提供充分适当的信息,避免“信息贫困”;(2)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代理人会扭曲沉没成本信息,尤其是符合决策者的信息偏好,很容易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因此需要提供适当的激励机制;(3)需要建立适当的组织结构,从而使代理成本最小化,包括外部与内部审计,以及形成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决策,加强事前信息甄别和事后信息扭曲监督。

最后,由于世界是不确定性,事前治理沉没成本的会计制度或者手段本身并不是完美的,所以,也需要事中、事后沉没成本治理。在这种情况下,一是,需要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乃至审计制度等角度考虑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对沉没成本的影响;二是需要加强实体企业或金融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尤其在委托代理情况下,需要实现激励相容,获得更多的适当信息,从而避免受到沉没成本效应的影响;另一方面,既然沉没成本相应存在干扰市场秩序,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提供新的指导原则,在于加强沉没成本管理,避免出现沉没成本。尽管政府可以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下功夫,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也需要政府实行繁荣二手市场、加速折旧、税收减免等供给政策,以及增加有效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对外开放经济政策等,使管理沉没成本成为一个社会过程。

由于财务决策在公司一系列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在交易成本为正或非理性的世界里,决策过程已经不再是沉没成本是否决策相关性问题,而是沉没成本在决策中占有的何种地位问题。因此,在交易摩擦或行为扭曲的世界里,理论要紧随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毫无夸张地说,如何做好沉没成本的预测、追踪与控制,乃至沉没成本治理已经成为今后成本会计工作的关键,从而形成新古典会计学、新制度会计学和行为会计学等不同认识。因此,沉没成本效应为我们考虑决策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沉没成本效应还需要不断完善。同时,如何结合我国财务、资本市场的独特性,对上市公司的金融决策做进一步分析,摆脱新古典会计学,特别是开创制度(或交易成本)会计学和行为会计学,可能是研究沉没成本效应的重要发展方向。

总之,通过对成本会计中沉没成本效应分析,扩展了我们研究问题的视野,超越了新古典会计学的基本指导原则,我们需要重点分析的是如何控制沉没成本条件下决策者的反应,说到底,信息与激励可能是实现这种控制的关键方法,从而避免“亏损之后继续追加投资”这种困境。是否尊重沉没成本往往取决于决策者风险态度、交易成本,以及非理性因素等等。因此,沉没成本无关性是在极为有限的简单的情况下才会成立。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沉没成本效应是十分普遍的。正如科斯(Coase,1938)指出,“成本的变动对于某个决策是十分重要的,而对于其他决策毫无价值”。从理论上说,不同的成本概念适用于不同的目的。成本分类一定是决策专用性的,没有统一放之四海皆准的成本分类。沉没成本在成本会计中对于决策无关性则是在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理性的情况下才会成立,我们必须走进交易成本为正或者非理性的世界里,这是未来对会计学家研究的挑战。

注释

1[1]科斯199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曾经指出,在1937年《企业的性质》中用来说明,如果不将交易成本引入分析,企业的存在就毫无意义;而在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中用来说明,如果不将交易成本引入分析,法律的存在就没有意义。在这两篇论文中,采用的分析结构很相近,但使用交易成本概念解决的问题却完全不同。同样,我们忽略了科斯对会计理论研究。为此,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如果不将交易成本引入分析,那么会计制度的存在毫无意义,从而为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奠定理论基础,从而可以看出,如果打破完全理性假设,通过引入非理性行丸就会产生行为会计学,从而开创会计与经济学(Accounting and Economics)的学科交叉,从而清晰理解会计学的发展空间和走向。

当心“沉没成本”心理效应篇2

一位朋友，婚前与女友多次闹别扭，想分手又不甘心，觉得自己已经付出了那么多，必须将恋爱进行到底。婚后，他与太太三天两头爆发战争，几次想离婚又都半途而止。

朋友解释说：“当初好不容易追到的，结婚也两三年了，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如果离婚，之前的付出岂不打水漂？”诸如此类，不论是恋爱，还是婚姻，尽管未必是自己的最爱，一旦投入了，就不愿放弃。

单位发给员工每人一张音乐会门票，价值200元。可惜天公不作美，音乐会当天突然下了场暴风雪，市内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暂停使用，偏偏音乐会照常举办，如果去观赏，就得冒着1小时的寒风徒步去音乐厅。换作是你，还会去听这场音乐会吗？假如这张门票是你自己排队花200元买的，你去么？不用说，大多数人都会去。

这都是“沉没成本心理效应”在作怪。

所谓沉没成本，就是已经付出的成本捞不回来，沉到海底了。它既包括金钱等物质成本，又包括金钱之外的时间、精力、思想、感情等非物质成本。如果从经济法则来看，先前的沉没成本与后继的活动决策，应是不相关的。但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有顾及沉没成本的心理倾向。

人们在后继决策时，总会考虑先前为此投入的成本，先前的沉没成本越大，后继的决策越倾向于保持一致。换句话说，人们在决定是否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不仅看眼下这件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还看过去在这件事上是否有过投入。这就是我们说的沉没成本心理效应，它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一位年轻的朋友，总是戴一条颜色很不和谐的领带。当别人忍不住告诉他时，他的回答却是：“我也觉得这条领带不适合我，可它花了我300元，不戴岂不是白白浪费了？”我们有时候买东西不是因为需要它，而是因为已经逛了一天，觉得自己不买点东西回去，亏。

为什么会出现沉没成本心理效应？

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在做决策时，不愿意接受先前投入的成本泡汤的事实。比如，我们下班后照常等公交车，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公交车还没来。如果从这里打车回家要花20元，乘公交车只要2元。通常大家都会这么想：等了很久再去打车，岂不是白等了？所以继续等下去。也许没过多久车就来了，但也有可能还要等很久。回到家里，虽然时间很晚，人也比较疲惫，但仍会为节省了18元而感到高兴，从而忘记自己白白耗费掉的时间，及可能被耽误的事情。这是出现沉没成本心理效应的主要原因。

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人们存在自我维护、自我申辩的心理倾向，不愿承认自己先前的决策失误，因而总是顾及沉没成本，希望与先前的选择保持一致。一位朋友去商场买了双运动鞋，买回来以后总感觉和试穿时不一样，而且还夹脚。那位朋友却能忍受着疼痛，继续把鞋穿在脚上，直到脚被磨破了皮，才决定换一双。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沉没成本造成了损失，人们会产生尽快弥补损失的强烈动机，这种动机会导致风险寻求，在做决策时更容易不顾风险。赌博的人越输越赌，就是这个原因。有些冒险性的活动，人们之所以很难及时刹车，都是因为持有这种心态，让人不顾一切，孤注一掷。

当然，以上这些原因又往往是相互交织的。

怎样避免沉没成本心理效应的消极影响？

有一對年轻的父母，花钱给孩子买钢琴。哪知孩子并不喜欢，没几天就厌倦了。钢琴不能白买啊！为了训练孩子，父母又给孩子报了钢琴班，到最后，孩子对钢琴只剩下反感，对音乐也充满怨恨。投了这么多钱进去，父母哪肯罢手？沉没成本心理效应就是这样，让他们忘记了当初花钱买钢琴的初衷。

怎样避免沉没成本心理效应的消极影响呢？

首先，最大程度地唤醒自己的理性，反复提醒自己，只需要考虑眼下的事情，至于以前和这件事情相关的成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不管此前花了多少钱，也不该让学琴成为孩子痛苦的深渊。进行投资时，如果发现这项投资不能盈利，应该及早收手，不要吝惜已投入的各项成本。

其次，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想想假如先前没有付出或付出较少，你会如何决策。好比此刻你需要卖掉一套藏品，可现在的市场价格比当初你买的时候低很多，这时候你不妨想想，假如这套藏品是人家送的，你会接受怎样的价格？如果市场价格与此差不多，那你就可以果断转手，不受先前买入价左右。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就不会纠结了。如果到了必须重新选择的时候，就可以勇敢坚定地放弃已经沉没了的付出，及时地做出新的现实的选择。

怎样利用沉没成本心理效应的积极作用？

必须要说明的是，沉没成本心理效应对我们的生活可不光是帮倒忙。有时候，它可以把我们往理性的方向拉，帮我们避免盲目轻率的做决定，帮我们赢得理性的应有的坚持。鉴于此，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沉没成本，从而来控制自己后继的行为，把握自己的人生。

为了帮助自己坚持落实健身计划，你可以设置这么一个沉没成本：在每月初或每个季度的初期，预先支付所有的费用，这样，你会因为已经付了钱而坚持按计划去健身。这就是沉没成本的促进作用。有些机构的服务活动预收不菲的押金，也有这样的促进作用。此外，学业的持之以恒，事业的持之以恒，人生追求的持之以恒，都有沉没成本心理效应的作用。

事实上，我们今天的生活总有昨天的影子，只是，我们更需要把握好当下。

（编辑：北北shinvan980324@163.com）

成本效应篇3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比较优势是贸易模式和国家分工的决定因素。因此,在传统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贸易成本这一国际贸易重要影响因素完全被排斥在外。然而,随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创新,特别是国际贸易实践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贸易成本的重要性。在新近发展起来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支中,如新经济地理学、新新贸易理论等,国际贸易存在贸易成本均是重要的理论假设。

目前,对贸易成本及其效应的研究主要围绕贸易成本与国际贸易、贸易成本与本地市场效应、贸易成本与FDI区位选择及贸易成本与生产率这四个主题展开。其中,贸易成本的国际贸易效应主要分析贸易成本对贸易量及国际分工模式的影响;贸易成本的本地市场效应主要分析贸易成本的降低是否会强化本地市场效应,从而让本地市场效应成为一个国家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的来源;贸易成本的FDI区位选择效应主要分析贸易成本的变化如何影响跨国厂商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贸易成本的生产率效应主要着眼于贸易成本的下降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机制。

外资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选择以贸易成本的FDI区位选择效应为分析对象,研究我国与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泰国、菲律宾、印度这14个主要贸易伙伴国贸易成本的变化对他们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对于掌握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贸易成本的测度

贸易成本是指除了生产商品的成本之外,获得商品所必须支付的所有成本,包括运输成本、批发和零售的配送成本、政策壁垒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成本、合同实施成本、汇率成本、法律法规成本及信息成本等[1]。

由于测度贸易成本存在诸多困难,国内学者往往用运输成本、贸易依存度等替代变量表示贸易成本。对于1985～2007年间我国与1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本文采用Novy(2008)所提出的贸易成本表示方法,即用关税当量值表示贸易成本,具体计算过程如以下公式:undefined其中,xij表示i国对j国的出口,xji表示j国对i国的出口,xijxji表示双边贸易量,我国与1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数据可以从IMF《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DOTS)上获取。xii表示i国国内贸易量,xjj表示j国国内贸易量,xiixjj表示i国与j国的国内贸易量。由于国内贸易量不能从数据库中直接获取,本文参照Wei(1996)的做法,将i国国内贸易量xii用i国总收入减去i国总出口来近似替代,j国同理。同时,由于国内生产总值中包括了服务等不可贸易品,因此,参照Anderson (1979)的做法,本文设定总收入Yi=s*GDPi, s表示可贸易品在GDP中所占份额。与Novy(2008)一样,本文中的s取值设为0.8。本文从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中获取GDP的数据。σ表示所有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通常σ>1。参照Anderson & wincoop(2004)以及Novy(2008)的做法,本文取σ=8。由于贸易成本的计算公式是一个比值,因此,出口和 GDP的数据均采用当年值,无需进行平减。

注:我国与韩国1991年之后才开展双边贸易;计算我国与俄罗斯双边贸易成本选取的时间区间为1994年至2007年。

表1即我国与1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由表1可知,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呈逐渐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贸易成本下降更加明显。

3贸易成本与FDI区位选择

3.1 估计模型、变量的选取及数据

本文根据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构建以下模型来估计贸易成本的FDI区位选择效应:

Log(FDI)ijt=β0+β1Log(COST)ijt+β2Log(GDP)jt+β3Log(WAGE)ijt+β4Log(FDI)ij(t-1)+β5Log(IN)jt+β6Log(RD)jt+β7Log(P)jt+εit

其中,i表示FDI来源国,结合上一部分贸易成本的测算数据,本文选定的FDI主要来源国即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泰国、菲律宾、印度这十四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家。j表示中国,t表示年份,本文的计量时期为1985至2007。

COST即上一部分测算出的中国与这些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成本。

WAGE表示劳动力成本,本文用母国人均收入与东道国人均收入的比值来度量。

GDP表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本文以1985年的数据作为基期,其他年份用物价指数进行平减。

IN表示东道国工业发展水平,本文即指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工业发展水平反映的是一国提供相关投入品与服务的能力。[2]由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我国的第二产业,所以本文用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近似度量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

东道国(中国)专利授权的数量RD表示技术外部性。因为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反映了当地可供利用的专业人员及设备资源的可获取性,它一方面影响到跨国公司对当地市场认知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影响到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3]

FDIij(t-1)是为了评估历史FDI的作用。因为一个国家现有的外资企业既可以通过技术外溢和产业关联加速在东道国的集聚效应,也能通过其他途径制造循环积累效应。

P表示政策对FDI的影响,在本文中用虚拟变量来表示。众所周知,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十四大的召开以及2001年加入WTO是我国吸引FDI的重要拐点。考虑到政策激励的滞后效应及累积效应,本文设定1992年之前(即外商直接投资不享受政策优惠的年份)P的取值为0,并假设每一项新增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第一年对P的激励为0.5,对滞后期的累计激励为0.25。因此,1985～2007年政策变量P的取值如下表:

以上这些变量的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BvD宏观数据库。对各个变量取对数是为了消除变量之间的异方差性。

3.2 计量方法

本文采用单向前进逐步回归法(uni-direction-forwards),即将自变量一个一个引入,引入自变量的条件是偏回归平方和经检验是显著的,同时每引入一个新变量后,对已选入的变量要进行逐个检验,将不显著的变量剔除,这样保证最后所得的变量子集中的所有变量都是显著的,所得的回归方程即最佳回归方程。

3.3 实证结果

逐步回归后,本文所得的最佳回归方程如表3。

注:*、**、***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10%、5%、1%;括号里的数值为t值。

由表3可知,R2为94.7%,因此该模型能够解释FDI区位选择94.7%的原因,是一个解释力很强的模型。

贸易成本的系数为-0.841,说明贸易成本每下降1%,就可以促进FDI增长0.841%。结合前文测度的我国与1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数据,我们不难理解,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这些主要贸易伙伴为什么青睐在我国进行直接投资。这是因为我国对外贸易开放程度越来越高,贸易成本越来越低。

GDP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按照常理,一个国家市场规模越大,吸引的FDI越多。本回归中GDP的系数为-1.391,这表明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市场规模负相关。笔者认为,这是由我国吸引FDI类型的不同造成的。目前,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垂直型,跨国企业选择在我国投资主要看重的并不是我国的市场规模,而是我国廉价的劳动力。FDI与市场规模负相关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国内市场需求远未真正激活。

劳动力成本的系数为1.110,表明FDI来源国与我国劳动力成本之间差距越大,他们越倾向于在我国进行投资。这进一步证明,我国丰富而又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吸引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这些来华投资的跨国企业很多是迫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而跨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可以低成本生产的位置。

FDI存量的系数为正,表明前一期FDI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当期FDI就增加0.384个百分点,即FDI的集聚效应大于分散效应。

我国工业发展水平的系数为9.436,即我国工业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以促进FDI增长9.436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自身经济的发展,工业水平的提高也是外商倾向于在我国进行投资的重要原因。

政策虚拟变量的系数也为正,说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在政策给予外国投资企业的优惠是吸引他们在我国设厂投资的重要保证。

技术外部性(RD)由于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被排除在最佳方程之外。这一方面说明技术创新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另一方面也暗示我国吸引FDI的技术水平不高。

综上所述,我国相对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较高的工业发展水平形成了我国吸引主要贸易伙伴对华直接投资的集聚力,而贸易成本的下降则进一步增强了这一集聚力,使得近二十多年来FDI大量流入我国。当然,这些离不开政策的优惠和FDI存量的促进作用。尽管如此,我国在吸引FDI过程中,仍然存在引资水平不高、引资主要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等低层次产业等诸多问题。

4结论

我国的经验数据表明,贸易成本的下降是吸引外商选择投资我国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降低贸易成本对于提高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赖明勇,王文妮.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成本的实际测算[J].山东社会科学,2009,(7).

[2]钱学锋,梁琦.测度中国与G-7的双边贸易成本[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2).

[3]施炳展.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测定[J].国际贸易问题,2008,(11).

[4]Anderson J.E.,van Wincoop E..Trade Cost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4,(42).

[5]Novy D.Gravity Redux:Measur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stswith Panel Data[EB/OL].http://www2.Warwick.ac.uk/fac/soc/economics/staff/faculty/fast.pdf,2008.

成本效应篇4

关键词：盈余管理；产权性质

一、产权性质对盈余管理与债务成本关系的影响

在我国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面临差异化的制度约束，这种约束对两者的融资行为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后果。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背书”使其在制度约束短缺、制度配置不当的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处于天然优势。在本文中，这一优势体现在对债务性资源的获取能力上。银行在面对国有企业的贷款申请时，没有动机去发现其财务报表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盈余管理越高，其融资成本降低。

相反，民营企业的最终控制人是个人，民营企业以其自身拥有的所有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因此，银行会密切关注民营企业债务人的财务数据，对贷款风险的审查更为严格。民营企业获取贷款必须严格符合银行的贷款政策，并且必须严格遵守诸多限制性条款。所以银行的信贷管理制度和薪酬考核体系使得银行缺乏有效识别盈余管理的能力，因此民营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其债务成本越低。但由于银行更为关注民营企业的贷款风险，民营企业中盈余管理程度与债务成本的负相关关系没有国有企业那么显著。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相较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中盈余管理程度与债务成本的负相关关系更为严重。

二、模型设计

三、企业产权性质、盈余管理和债务成本的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将8771个样本数据进一步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检验企业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盈余管理与债务成本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别。其中，国有样本有5620个，民营样本有3151个。结果表明：1999-2008年十年间，债务成本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表明我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行业日渐发达。另外，民营企业的债务成本历年均高于国有企业的债务成本，初步证实本文的假设。

接下来，对企业性质变量（SOE）和交乘变量（S*DCA，为SOE与DCA的乘积）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可以发现，dummy变量SOE的均值小于0.5，反映了国有样本较多的样本特征，偏度和峰度均小于正态分布的标准值，表明SOE分布较为扁平；S*DCA的均值趋近最小值，但是偏度和峰度均较高，表明相较于正态分布而言，S*DCA的值集中在均值右侧的某个小区间。同时，S*DCA的偏度和峰度较大，反映了交乘变量能够将变量的特征集中化的性质。

在对子样本的趋势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进行初步分析之后，本文将国有样本的民营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得到民营样本回归模型（1）和国有样本回归模型（2），并在全样本回归中加入了区别产权性质的变量（SOE）和交叉项（S*DCA），得到模型（3），用以检验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盈余管理对债务成本的影响是否会显著不同。

在模型（1）中，盈余管理替代指标（DCA）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这表明在民营企业中，存在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债务成本越低的现象。控制变量方面，资产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erage）和系统风险（beta）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债务成本正相关，而托宾Q值和常数项仍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债务成本负相关，这和全样本回归的模型（3）结果一致。进一步与模型（2）对比发现，总资产周转率（turnover）的显著性提高为5%，表明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资产流动性较为关注，流动性的高低会影响银行提供贷款时所要求的成本；资产报酬率（ROA）的显著性由1%变为5%，固定资产比例（fixasset）的显著性由1%变为10%，反映了民营样本中显著性降低，但上述这两个变量对债务成本的相关性并未改变。

在模型（2）中，盈余管理替代指标（DCA）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这表明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债务成本同样越低。大部分控制变量相对于模型（1）并未改变，除了资产规模（size）。在全样本中资产规模与债务成本显著正相关，而在国有样本中资产规模与债务成本呈现并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并不在意，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制度优势和政治背景，使无论国企的资产规模是大还是小，银行识别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都不强。

继续对模型（3）全样本的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虚拟变量SOE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表明我国民营企业的债务成本相对国有企业要高，这一结果同样支持了本文的假设。这是因为民营企业有着更高的信贷风险，银行会更谨慎地审查其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从而能够识别财务报表中的盈余管理行为。交叉项（S*DCA）的系数为0.13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民营企业中存在盈余管理与债务成本负相关关系的可能性大约有13.4%，而国有企业中存在这一负相关关系的可能性为86.6%，因此，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中盈余管理与债务成本存在更严重的负向关系。

四、结论及不足

经过上述对比分析，本文可以证明，由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存在不同的目的，面对不同的制度约束，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银行对国有企业授信时，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识别动机更小，因而对企业本身财务质量、企业价值的考核也相对更加宽松，于是导致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债务成本降低的程度越大，这与本文假设的预期一致。

由于CSMAR数据库未提供所有A股上市公司主要贷款银行的数据，本文8771个样本数据中找到主要贷款银行数据的样本仅有348个。因此，尽管回归检验的结果显著，但本文在针对产权性质、盈余管理程度对债务成本影响的回归检验的样本质量下降，回归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有待进一步研究。（作者单位：1.国药控股湖北有限公司；2.保利（武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张璋.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与债务成本实证研究[J]. 财会通讯， 2011，（23）. .

[2]蒋琰. 权益成本、债务成本与公司治理：影响差异性研究[J]. 管理世界， 2009，（11）.

[3]林毅夫，李志赟.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J]. 经济研究， 2004，（2）.

成本效应篇5

财务费用在会计学上是指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费用,包括汇兑损失(减汇兑收益)、利息支出(减利息收入)以及相关的手续费等。同时,根据最新颁布的新企业财务通则,企业应当建立常态的内部成本控制系统,强化企业内部成本预算约束,推进成本质量的控制方法,实行成本定额管理、全员管理和全过程控制。但是当前市场波动、可投资项目非持续及偶然性条件下,企业为了筹集可投资项目资金,或应付非常规性市场波动带来的企业财务费用的波动,比如临时性的金融机构借款或发行债券筹集资金所引发的利息和手续费等突发性财务费用增加在企业各项费用支出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因此,由企业财务费用引发的管理风险成本已经成为当前企业内部成本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苗凤宏,2011)。在传统的成本与管理会计学科理论架构上,成本习性被定义为:企业成本总额的变动与其业务量之间的依存关系。企业营运过程中变动成本仅随着企业当期业务量的变化而呈正比例的变化(江伟、胡玉明,2011),暗含一个假定是:成本随着企业业务量上升和下降的变动幅度是相同的,企业成本的波动即对称的(Noreen,1991)。但Cooper、Kaplan和Noreen等研究认为这一暗含假定与现实中成本管理的实践不相符合,企业业务量上升引起的成本费用增加的幅度要大于业务量下降时引起成本费用减少的幅度,二者是不对称的。Anderson、Banker、Janakirama在2003年借用经济学中价格刚性的概念将成本在企业业务量上升时增加的幅度大于业务量下降时减少的幅度这一现象称为成本费用刚性。

目前,针对企业整体成本费用黏性即是刚性的研究基本上趋于成熟。但是针对具体的企业内部非惯性财务费用引起的非对称成本波动风险方面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综观现有的研究,大多是从企业实体营运角度进行成本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考虑由成本非对称波动引致的风险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更没用针对性的对从企业内部财务费用非惯性波动引起的非对称成本风险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从财务费用非惯性波动引致成本非对称变化引致的风险的角度出发,研究由风险引致的公司成本费用非对称效应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四部分,第二部分就是理论模型的引进及相关变量选择;然后是模型实证结果及分析;最后是本文结论。

二、模型的设定及变量选择的经济学原理

结合本文研究核心是市场波动引致的上市公司财务费用非惯性波动所产生的成本费用的非对称分析,则根据前文对成本费用刚性的定义,本文选取了非对称的CARCH模型作为实证分析模型。因为在资本市场中前人研究者发现:在利好或利空消息的冲击下,资产向下运动的幅度往往要比向上运动的幅度要大,表明资本市场中存在一种信息冲击的非对称效应。这种非对称效应的存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致一个企业的资本或成本波动率对市场的下跌的反应比对市场上升反应幅度要大,而研究这种非对称效应存在常用的模型就是EGARCH模型。但本文研究公司财务费用非惯性波动产生内部成本费用的非对称性波动造成的成本风险,同时由于公司财务费用风险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和市场风险波动相联系,因此从风险形成的影响期限来说,存在暂时或偶然性风险效应及长期或必然性的风险成本效应,对应所造成的公司成本费用的波动风险也可分为暂时和长期效应,同时进一步考虑到市场波动引致财务费用非惯性波动引致的成本费用风险,因此在模型中对这一因素进行控制,基于以上波动期限效应分析,为把这种波动期限效应在实证分析中加以控制,笔者选取了非对称的CARCH模型。则本文非对称的CARCH模型的具体形式设定为:

成本方程:

均值方程:ln(β)t=at×ln(βt-1)+μt(2)

方差方程:

三、样本数据选择及回归结果分析

结合本文研究思路,笔者选取了属于制造业的中国重工、航天动力等216家国内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考虑到样本公司上市时间及实证分析的需要,笔者选取了216家样本制造业2003~2011年上半季度的季度数据。对应数据均来自于样本公司相关财务报表及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及对应样本公司的年度财务报表。

为了避免整体变量序列数据中的部分数据的异常值对整体回归拟合结果造成拟合偏误,我们首先对整体变量数据序列原始序列数据的基本统计规律分布进行分析,成本方程(1)中变量序列的基本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表1)

由原始变量序列的整体基本统计描述分析结果看,各变量序列基本统计分布规律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预期,成本费用、收入增长率和资产周转率呈现右偏分布,公司规模、杠杆水平及公司βt系数近似于正态分布,其中整体样本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杠杆水平较高,但是其财务费用整体平均水平较低也接近于正态分布。

在对变量数据序列基本统计分布分析的基础上,为了检验成本方程(1)中样本公司βt的系数及财务费用系数是否具有显著的成本风险传导效应,笔者首先利用216家样本公司2003~2011年的季度数据所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成本方程(1)进行回归。首先对成本方程(1)中的变量序列数据进行整体(LLC)平稳性检验,其结果摘录如下:

由检验结果看:在5%的显著水平上,序列数据是平稳的。根据所选取面板数据的构成,笔者在数据平稳的基础上直接对成本方程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则成本方程回归结果如下:

则由成本方程回归参数可知:样本公司βt系数所衡量的市场波动风险对于公司成本费用边际效应为0.107,在这里表明市场波动成本传导参数为0.107;财务费用的成本边际效应为0.08,表明在控制市场波动的条件下公司财务费用对于整体公司成本费用的影响参数为0.08;同时二者交叉影响相对较大(0.11),并且三者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在成本方程回归基础上,笔者对均值方程(2)与方差方程(3)、(4)进行回归。根据前文公司βt系数的计算公式,笔者首先计算以样本上市公司为代表的制造业的行业βt值,其行业βt值是单个样本公司βt值的加权平均,其权数是单个样本公司总资产占行业总资产的比例。而单个样本公司βt值则是根据计算公式利用单个公司季度收益与整个国内A股市场季度市场收益计算而得。在此基础上,笔者同样对方程均值方程和方差方程中的变量序列数据进行整体(LLC)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摘录如下:

则由检验结果看:在5%显著水平上,序列数据是平稳的。在此基础上首先对均值方程(2)进行OLS估计,并对估计结果利用ARCH效应对其进行残差检验,其检验结果摘录如下:

由检验结果看,在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残差序列不存在ARCH效应的原假设,表明普通OLS回归的残差具有ARCH效应。综合以上分析和相关检验结果,对均值方程及方差方程进行回归,则回归结果摘录如下:

方差方程:

由回归结果及其待估计参数检验统计量z值看:均值方程及方差方程在计量意义上显著,也即是说回归参数在计量意义上具有很强的拟合能力。

结合前文及回归结果分析可知:γ=0.385>0,α=-0.011,b7=0.107。当公司面临外源性负向(μt-1<0)冲击时,外源性市场波动冲击引起公司t期ln(βt)短期波动为:(α+γ=0.374),也即是说外源性负向(利空消息)冲击会引致公司当期风险波动幅度上升0.374个百分点;而正向(μt-1≥0)外源性市场波动冲击引起公司t期ln(βt)短期波动为:α=-0.011,也即是外源性正向(利好消息)引致公司当期风险下降0.011个百分点,上升幅度(0.374)大于其下降幅度(0.011)表明不同性质的消息对于以βt系数衡量的公司成本波动影响具有非对称效应。同时,由成本方程(1)可以知道:样本公司的风险对于其成本费用的传导系数为:b7=0.107,同时在市场外源性正(负)向信息冲击进行控制条件下,引致的公司财务费用对其公司整体成本风险的传导系数为:b6=0.08,在同等条件下二者的交叉影响因素引致的公司整体成本费用风险传导参数为:b8=0.11。则我们可以得出公司财务费用波动引致公司整体成本费用风险的比较静态等式为:

则结合成本方程:外源性负向(利空消息)冲击通过公司t期ln(βt)波动引起公司成本费用的波动为b7×(α+γ)=0.04,在控制市场外源性冲击的条件下,财务费用非惯性波动对公司成本波动风险为:b6×(α+γ)=0.029;同理二者交叉共同作用对公司成本波动风险为:b8×(α+γ)=0.041。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我国A股市场利空消息冲击会使从事制造业的公司当期风险增加1个百分点从而引致该公司当期成本费用增加0.04个百分点;在控制市场外源性冲击的条件下,财务费用非惯性波动对公司成本费用波动影响增加0.029个百分点,同时二者交叉共同作用对公司成本费用波动增加0.041个百分点;同上,当A股市场存在外源性正向(利好消息)冲击时,该冲击引起公司t期ln(βt)短期波动为α,外源性市场正向波动冲击通过公司t期ln(βt)波动引起公司成本费用的波动为:b7×α=-0.0012,基于外源性市场波动冲击的财务费用非惯性波动对公司成本费用影响是b6×α=-0.0008;二者交叉作用影响为b8×α=-0.00121。

综合实证分析显示:外源性负向(利空消息)冲击引致的公司成本费用的波动b7×(α+γ)=0.04远大于外源性正向(利好消息)冲击引致的公司成本费用的波动b7×α=-0.0012,同样财务费用非惯性波动引致的公司成本费用的波动b6×(α+γ)=0.029远大于对应利好消息造成的影响(-0.0008),二者的交叉作用同样如此。表明从事制造业的公司由市场波动风险引发的公司财务费用及二者交叉作用风险从而引致的公司成本费用波动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效应特征,具体来说,利空消息会通过财务费用波动及二者交叉作用而引致公司成本费用增加远大于利好消息引致公司成本费用下降的幅度,表明制造业内的公司成本费用一旦增加就会形成黏性。最后,就是由长期来看,外源性短期冲击所形成的长期变动率通过公司t期ln(βt)波动、财务费用波动及二者交叉作用波动引起公司成本费用的长期波动风险依次为:b7×ρ=0.084;b6×ρ=0.06,b8×ρ=0.087表明从长期来看,短期内只要A股市场存在外源性冲击,那么对于从事制造业的公司而言由整体市场波动引发的公司波动、财务费用波动及二者共同波动均会使公司的成本费用波动增加。

四、结语

本文从财务费用波动角度分析了国内上市公司由于非惯性财务费用引致的成本波动非对称效应特征,增加当前国内外对成本(费用)波动非对称效应研究领域的内容,同时结合我国整体经济发展背景、资本市场发育程度及在现有的我国企业成本刚性的存在性、成因等方面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在显著的置信水平上财务费用波动角度论证我国从事制造业公司成本费用非对称效应特征,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鉴于此,由公司角度看,有助于公司从财务费用波动风险的角度完善其内部控制方面的成本管理行为,为内部管理者进行科学的管理决策提高竞争力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外部投资者在理解公司成本费用刚性基础上全面的利用公司会计盈余信息及相关财务报表信息提供新的分析视角,提高投资者做出适合自身风险-收益均衡投资决策的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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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alakrishnan R.,Gruca T.Cost Stickiness and Core Competency:A Note.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08.

成本效应篇6

一、西方学者对交叉上市资本成本效应的研究

1. 基于市场反应衡量交叉上市资本成本效应的研究。

早期的研究发现交叉上市会导致非正常的股票价格效应。按照传统的观点, 股票价格的市场反应与股权资本成本的变化相关, 甚至认为二者是等效的。因此, 大量文献采用事件研究法, 通过研究交叉上市这一事件对公司在交叉上市公告日或实际上市日之前、当日以及之后股票价格产生的影响, 计算非正常收益, 间接衡量交叉上市对公司资本成本产生的影响。

此阶段的实证研究可以分为三类:研究非美国公司在美国交叉上市、研究美国公司在境外交叉上市以及研究非美国公司在美国以外的市场交叉上市。对于非美国公司在美国交叉上市,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对于美国公司在境外交叉上市, 西方学者存在不一样的结论。大部分学者, 如Torabzadeh等 (1992) 、Damodaran等 (1993) 、Varela和Lee (1993) , 认为美国公司在境外交叉上市后要求的报酬率微弱降低, 资本成本将下降, Howe和Kelm (1987) 、Lau等 (1994) 则认为美国公司在境外交叉上市后市场没有明显反应或反应消极, 资本成本会上升。对非美国公司在美国以外的市场交叉上市进行的实证检验研究很少。事件研究法通过股价变动产生的收益影响间接度量交叉上市资本成本效应, 随着研究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这一实证思路提出质疑。Howe和Kelm (1987) 指出, 标准的事件研究法假设在评估期与事件期公司的β系数保持不变, 但境外上市的要求与单纯国内上市不同, 会造成公司未来的不确定性, 股价将产生相应调整。虽然事件研究与交叉上市资本成本降低相关, 但这些结论没有提供在美国交叉上市可以降低公司资本成本的直接证据。

2. 采用股权资本成本计量模型衡量交叉上市资本成本效应的研究。

交叉上市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很难进行定量, 因为这要求一个人们都能够认同的预期收益模型, 而事实上, 这样的模型并不存在 (Karolyi, 1998) 。根据Karolyi (2006) 的总结, 资本成本与估值效应是交叉上市尚未探明的重要因素。

(1) 国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ICAPM) 。在国际资本市场中, 完全的一体化尚未实现, 各国投资者以本国货币进行投资, 且其风险偏好存在差异, 市场分割因素、汇率因素等都会影响资产定价。经过Black (1974) 、Solnik (1974) 、Stulz (1981) 、Adler和Dumas (1983) 等学者的不懈努力, ICAPM已逐渐形成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中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 并在逐步放松基本假设的过程中先后形成了单因素模型、两因素模型、多因素模型等多个拓展模型。这些理论模型成功地应用于实证检验, 对交叉上市公司资本成本效应的解释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早期的研究将封闭条件下的国内CAPM扩展运用到开放环境中的国际资本市场, 除满足CAPM的假设条件以外, ICAPM还要增加两条使得市场趋于完美的基本假设:一是国际资本市场是完全一体化的, 世界各国投资者具有相同的消费机会集合, 不存在任何对外国投资者的人为或自然的投资障碍;二是在任意时点上, 国际间购买力平价 (PPP) 都严格成立, 两国价格水平 (通货膨胀水平) 变动通过汇率及时进行反映, 不存在汇率风险。这样投资者可以自由进出各国资本市场, 以任意币种自由拆入或拆出资金。由于国际范围内投资者的投资机会扩大, 形成国际投资组合, 风险资产的要求报酬率成为国际投资组合的函数。单因素ICAPM的基本公式如下:E (Ri) =Rf+βiw[E (Rw) -Rf]。其中:E (Ri) 表示资产i的预期报酬率;Rf表示国际市场无风险报酬率;E (Rw) 表示国际市场投资组合的预期报酬率;βiw是资产i的国际β系数, 表示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系统风险, 反映了资产i对国际市场的敏感度, 定义为:Cov (Ri, Rw) /Var (Rw) 。

1973年, 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 汇率风险成为国际资产定价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国际风险资产的价格均衡关系更加复杂。Solnik (1974) 指出单因素ICAPM与传统的国内CAPM中关于投资者具有相同收益预期以及存在无风险资产的假定均面临挑战。Adler和Dumas (1983) 认为, 在汇率与PPP相背离的情况下, 汇率风险是应该被定价的。假设国际上有N+1种货币, 两因素ICAPM就有N+1个系统风险———国际市场投资组合的市场风险和N个汇率风险。因此, 资本资产的要求报酬率由国际市场风险因素和不同国家汇率变动的协方差所决定, 超额期望报酬率是市场风险溢价与汇率风险溢价之和。

在国际范围内, 具有相似风险特性的资产在不同市场上价格往往不同, 市场分割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市场状态。Solnik (1974) 在对两因素ICAPM的分析中发现, 仅用国际市场风险和汇率风险不足以充分解释资本资产的超额期望报酬率, 市场分割成为国际资产定价的重要影响因素。Errunza和Losq (1985) 、Bekaert和Harvey (1995) 等人提出将市场分割划分为三种状态:完全分割、完全整合和介于中间状态的温和分割或部分分割。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证明, 完全分割与完全整合的市场都不存在, 部分分割市场才真正符合当今世界各国的实际状态, 只是在不同时间这种分割状态在完全整合和完全分割之间偏离的程度不同。Bekaert和Harvey (1995) 认为这个权重是随时间而变化的, 即市场有时走向整合, 有时走向分割。他们把每个国家的期望收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受该国与国际基准证券组合的协方差的影响, 另一部分受该国收益方差的影响。前者对应着整合市场, 后者对应着分割市场。Solnik (1974) 、Sercu (1980) 、Bekaert和Harvey (1995) 等在两因素模型基础上引入不同国家的市场分割因素, 构建了多因素ICAPM, 即超额期望报酬率由国际市场风险溢价、本国市场风险溢价和汇率风险溢价共同构成。从本质上讲, 多因素ICAPM是两因素ICAPM与国内CAPM的结合。

对于资本资产定价的理论模型, 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不同版本的差异性。Koedijk等 (2002) 和Dijk (2004) 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两因素ICAPM、多因素ICAPM与国内CAPM在交叉上市资本成本估算方面不会产生显著差异, 这为交叉上市资本成本估算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根据Karolyi (2006) 的总结, 西方学者大量的实证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美国公司在境外市场上市, 另一类是研究非美国公司在美国上市。这两类实证检验得到的结论是不同的。Karolyi (1998) 指出, 跨境上市显著地降低了风险, 特别是非美国公司首次在美国上市。大量西方学者利用国内或国际版本的CAPM, 将市场风险溢价的不同计算在资本成本中。对于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系统性风险 (以β系数衡量) 既和它们的母国市场指数相关, 又和上市的海外市场指数相关。一般而言, 母国市场风险溢价通常比国际市场风险溢价要高, 因此通过到美国市场上市可以成功地分散本国的市场风险暴露, 平均来看, 资本成本会降低。

Errunza和Miller (2000) 认为, 理论模型可以预测存托凭证 (DR) 的发行可以降低资本成本, 但很难对其经济效益进行数学计量。他们研究了在不存在汇率风险条件下的ICAPM, 分别建立在完全分割市场和部分分割市场引入美国存托凭证 (ADR) 后的预期报酬 (资本成本) 模型。在完全分割市场中, 当公司跨境上市时, 股票预期报酬取决于国际风险价格和国际投资组合风险。通常, 国际风险价格低于国内风险价格, 国际投资组合变动性小于国内投资组合变动性, 当来自分割市场的公司在一个整合市场 (国际市场或美国市场) 发行ADR后, 其预期报酬 (资本成本) 会下降。在部分分割市场中, 交易的公司进入美国市场发行ADR后, 预期报酬率取决于外国证券的进入和公司多样化潜力之间的相互作用。ADR宣告之前这种证券的收益与和它高度相关的本国多样化投资组合的相关性越高, 多样化潜力越低, 预期收益 (资本成本) 下降得越低。他们从1985~1994年的32个国家选取126家公司为样本, 发现资本成本可以显著降低42%, 且这种资本成本降低效应是由于美国投资者在外国公司交叉上市之前对该证券的熟悉引起的。

除了对交叉上市后母国市场和国际市场或上市国市场系统风险进行比较, 少数学者还研究了汇率风险在交叉上市后对资本成本产生的影响。Dumas和Solnik (1995) 指出, 汇率风险是期望收益的重要因素。Foerster和Karolyi (1996) 在分析本国市场和美国市场β系数的基础上, 还深入验证了交叉上市公司股票收益对汇率波动敏感性的重要变化, 结果是在161家在美国上市的样本公司中, 大部分外汇β系数显著增加。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 大多数西方学者采用CAPM或ICAPM证实了非美国公司在美国交叉上市可以降低资本成本, 但不同国家的公司交叉上市后资本成本效应存在差异。Karolyi (1998) 提出, 理论上讲, 海外上市的资本成本效应是不确定的, 它取决于当地市场风险溢价和美国市场风险溢价以及当地市场β系数和美国市场β系数规模的变化。他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多个国家, 从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 (除英国) 、亚洲和英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中选取样本。Karolyi估算出上市前后各风险因素溢价、当地与美国市场β系数以及相应的资本成本, 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风险溢价随地区不同而有显著不同, 美国风险溢价为4.39%, 低于其他地区风险溢价 (澳大利亚6.32%、英国10.12%) , 而且波动性 (标准离差率) 也很低, 平均为15.18%;第二, 国内市场β系数显著降低, 澳大利亚公司国内β系数从1.414降低到0.991, 而欧洲股票则下降得少些, 从0.646降低到0.627;第三, 美国市场β系数平均来看是上升的, 但是结果不一 (对于加拿大、亚洲和英国的公司, 美国市场β系数是下降的) , 且增加幅度不及国内市场β系数下降的幅度;第四, 公司资本成本平均降低了126个基点 (1.26%) 。英国公司资本成本降幅最大, 降低了264个基点 (2.64%) , 亚洲公司资本成本下降了207个基点 (2.07%) 。

相对而言, 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利用CAPM与ICAPM对美国公司交叉上市的资本成本效应进行实证检验。Howe和Madura (1990) 、Varela和Lee (1993) 、Reily等 (1990) 、Lau等 (1994) 验证了在欧洲、日本等地上市的美国公司交叉上市后股票在美国市场的β系数和境外市场的β系数, 证实交叉上市不会引起β系数的显著变化, 即美国公司交叉上市对系统性风险没有显著影响。

(2) 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少数学者使用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估算交叉上市的资本成本效应。Rothman (1995) 研究了1965~1993年在伦敦和东京上市的美国公司, 与先前的研究不同, 他发现上市后母国市场β系数上升, 但会被公司规模和账面价值对市场价值风险因素的显著降低所抵消。Sundaram和Logue (1996) 也通过Fama和French (1995) 检验了76只ADR的资本成本的变化, 他们评估了上市前后市价对账面价值比、市价对现金盈余比、市盈率等。相对于他们所在国家与行业基准, 这些指标在上市后六个月上升大约10%。市价对账面价值比和市盈率与戈登增长模型的股票要求报酬成反向关系。这些学者以他们的发现来解释上市后资本成本下降。

(3) 预期资本成本模型。随着对交叉上市的资本成本效应研究的逐渐深入以及资本成本估算方法的进一步演进, 学术界力求探索运用新的资本成本估算技术研究交叉上市对预期资本成本的影响。Hail和Leuz (2009) 认为, 以往的研究结论都是建立在已实现的股票收益 (或股利支付) 上, 对资本成本的降低效应估计过大。他们采用了四个与股利贴现模型相一致的隐含资本成本模型, 其中, Claus Thomas (2001) 和Gebhardt等 (2001) 的两个模型是Ohlson Juettner (1995) 的剩余收益估价模型的特例, Easton (2004) 的模型是建立在Ohlson Juettner (2005) 的非正常盈余增长估价模型的基础上, 其主要思想是将市场价格和分析者预期代入估价等式, 推导出作为内部收益率的资本成本, 它使得股票当前市价等于剩余收益或预期未来非正常盈余。这一收益率是权益资本成本的事先预期, 它通过控制未来成长的市场预期来实现。Hail和Leuz (2006) 认为,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精确地解释交叉上市引起市场成长预期的变化。他们通过充分的实证数据表明:第一, 在交易所交叉上市的公司资本成本明显降低, 平均降低0.7%~1.2%, 这一点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和持续性;第二, 在OTC市场交叉上市的公司资本成本下降效应并不像交易所上市那么明显, 平均下降0.3%~0.7%;第三, 私募具有相反的资本成本效应, 会导致资本成本的上升。这一结论与Miller (1999) 和Doidge等 (2004) 对私募分析得出相反的估价效应相一致。他们解释, 原因可能是私募可以和一些小的机构投资者进行私下交流, 从而加重了交易者的信息不对称。

二、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

我国的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发展起步较晚, 公司交叉上市只有短短的16年时间。2006年以来, 交叉上市的资本成本效应问题开始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Guo和Tang (2006) 对在中国国内发行A股和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发行H股的29家交叉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和流动性进行实证研究, 结论是大陆A股股东要求的收益率低于外国投资者要求的收益率, 即境内外交叉上市导致资本成本上升, 这一结论颠覆了传统交叉上市降低资本成本的结论。他们认为, 在控制了A股和H股的需求弹性、信息不对称、国内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投机程度不同以及中国公司非流通股范围等因素后, A股相对于H股的溢价是导致境外上市相对于境内上市资本成本上升、流动性下降的主要原因。

沈红波 (2007) 在国内首次采用Ohlson Juettner (2005) 模型计算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4年预期资本成本, 并深入分析了AH股、AB股以及A股公司在资本成本上的差异。研究发现, 在市场分割和双重披露的作用下, AB股和AH股的预期资本成本比A股的预期资本成本分别降低2.2%和3.7%, 由于AH股面临着比AB股资本成本更严格的法律监管, 导致AH股资本成本比AB股资本成本更低。其结论支持交叉上市可以显著地降低资本成本。

Sami和Zhou (2008) 从信息披露和信息不对称角度对交叉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风险、资本成本和公司价值进行了研究。他们在假设实现收益的均衡预期收益的无偏估计前提下, 可以使用周平均实现收益来衡量资本成本。他们发现H股 (交叉上市股票) 平均实现收益比A股 (非交叉上市股票) 平均实现收益低0.185。虽然变化不显著, 但确实证明H股通过交叉上市实现了资本成本的降低。沈红波等 (2008) 以托宾Q值计量公司价值, 通过配对检验证实公司在香港上市后提升了公司价值, 降低了资本成本。肖珉、沈艺峰 (2008) 将含H股的A股上市公司与同行业配对样本和同规模配对样本进行对比, 采用GLS模型估算我国AH股交叉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在控制权益资本成本的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 含H股的A股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显著低于配对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平均下降约1.47%。

三、未来研究方向

总体来看, 大量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来自不发达市场的公司到发达市场实现交叉上市可以降低资本成本。通过对中外相关文献的全面、细致的梳理可以看出, 随着各国学者对交叉上市的资本成本效应研究不断深入, 理论模型与实证方法日益创新。与国际上关于交叉上市的资本成本效应研究方兴未艾相对照, 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当匮乏, 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明显滞后于实践的发展。笔者认为, CAPM是权益资本成本估算的经典模型, 采用ICAPM精确计量我国公司境内外交叉上市的资本成本变化应该是未来我国学术界研究的方向之一。

摘要：近十年来西方学者采用事件研究法和股权资本成本计量模型进行了大量理论探索与实证检验, 但是国际资本市场上资本成本的计量是财务领域长期未解决的一个重要而棘手的问题, 因此时至今日, 交叉上市的资本成本效应在国际范围内仍未取得公论。本文全面梳理了交叉上市的资本成本效应相关文献, 分析了我国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并为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交叉上市,资本成本效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参考文献

[1].沈红波.市场分割、跨境上市与预期资本成本——来自Ohlson Juettner模型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 2007;2

全球供应链协同效应下的成本对策篇7

供应链成本管理并不是一家核心企业成本控制的问题, 而是整个供应链上所有节点企业全面参与的成本管理。根据供应链的执行流程, 分析供应链流程每一个执行阶段的成本发生, 最后形成供应链的总成本。供应链执行流程大致可分解为:计划、采购、生产、销售、售后服务和供应链整合6大职能活动。供应链总成本构成如下:订货管理成本、材料购置成本、订单处理成本、运输/仓储/配送成本、制造成本、销货成本、总的供应链管理成本、供应链相关的财务与计划成本、供应链相关的信息技术成本/通讯成本、售后服务成本、退货成本、合作的机会成本、供应链整合成本。

二、惠普全球供应链协同效应下的成本对策

惠普公司作为全球500强企业, 其全球化的供应链协同管理模式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运营保障。完善的全球供应链协同模式不仅提升了客户体验, 提升了客户和股东的满意度, 也大幅提升了市场的资本化, 完善了成本结构。

(一) 惠普全球供应链管理模式

1、“无接触”或“低接触”的合同制造模式, 惠普为供应商提出设计目标, 然后供应商根据设计要求自行采购、制造和完成生产;

2、纵向整合高速供应链模式, 从设计、制造到销售全部由惠普来完成;加大进入个性化定制产品市场的力度;

3、增值系统解决方案, 通过增值服务为客户提供高价值服务, 从而带来超价值体验;

4、服务后勤供应链模式, 在全球范围内通过第三方公司共同实现高效的备件管理和售后服务支持;

5、直销模式, 根据订单配置产品, 对供应商的管理更加灵活。

(二) 惠普供应链全球协同的实现对策

1、跨部门、跨企业、跨边界结成同盟, 实现共同收益, 达到客户、供应商和惠普多盈的局面;

2、不仅协调惠普与客户的关系, 也协调客户与客户的关系, 消除没有附加值的企业活动;

3、公开分享信息, 建立一套完整的与客户、供应商信息共享的渠道, 保证信息公开透明, 最大化地提高整个供应链的响应速度。

(三) 惠普全球供应链策略影响成本的三方面因素

1、在预测、设计、采购、服务协议方面做到全方位的协同, 降低企业成本;

2、在全球对产品进行跟踪, 追求高能见度, 降低库存成本;

3、与第三方物流伙伴分享信息, 提升供应链的弹性和灵活性, 与合作伙伴共享商业利润, 合作共盈。

摘要：供应链成本管理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 也成为现代企业界普遍公认的想法。因此, 供应链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 同时, 不断优化供应链成本管理也成为当代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中之重。本文以上海惠普公司为例, 探讨了供应链成本管理问题。

关键词：供应链,成本对策,协同效应,分析

参考文献

[1]战子玉.降低供应链成本的策略分析[J].财会研究.2010. (1) :44-46

[2]刘艳红、历建明.企业供应链成本构成解析[J].财会通讯.2009. (5)

[3]孙清华.供应链成本管理方法探究[J].企业管理, 2008, (14) :152-153

成本效应篇8

一、研究背景与测度方法

目前,测度贸易成本的方法主要有直接法和间接法,直接法又有两种方式: 第一,将贸易成本简单地等同于运输成本 ( 运输费用和保险费用)和政策成本 ( 关税和类关税壁垒) ( Limao和Venables,2001) ; 第二,以IMF给出的双边总体贸易价格比率CIF/FOB来近似获得。直接法依据可直接获取的显性指标,能够简单、直观地表达贸易成本,但忽视了对非关税壁垒 ( 如配额、许可证)以及信息成本、合同执行成本等隐性成本的考察,其结果往往存在片面性。间接法以改进的引力模型 ( Anderson和Wincoop,2003) 为代表,其基本思想是双边贸易流量由双方市场总规模以及贸易成本诸要素共同决定,因而包含的内容更加全面。然而,由于贸易成本的构成在这种模型中事先被确定,因而测度结果可能存在有偏性 ( Novy,2006) 。此外,微观理论基础的缺失也导致其难以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 Anderson和Wincoop,2003) 。Novy ( 2008) 提出了在垄断竞争框架下融入冰山型贸易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将视角由双边贸易阻力扩展至多边贸易阻力,并且区分了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 通过引入 “双边贸易成本对称”和 “双边可贸易份额相等”两个假设,使该模型在形式上变得更加简洁。考虑到贸易流量会随时间而发生改变,Novy ( 2013) 将贸易成本的理论基础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拓展到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成为当前测度贸易成本最前沿的方法。本文将沿用这种方法,测度中国与欧盟各国的贸易成本,并作进一步比较分析。

( 一) 模型设计

Novy ( 2013 ) 模型是在 ( Anderson和Bergstrand,2003) 引力模型的基础上经过数理推导得到的。Anderson和Wincoop ( 2003) 在每个国家专业化生产一种商品、每种商品供给确定、消费者效用函数替代弹性不变的假设下,建立了多国一般均衡贸易模型,如式 ( 1) 所示:

其中Xij是i国向j国出口额,Yi和Yj分别表示出口国i和进口国j的GDP,Yw表示全世界的GDP,Tij是冰山型贸易成本,Πi和Pj分别是两国价格指数,代表双边阻力项,σ > 1为两国商品替代弹性。考虑到式 ( 1) 中i与j的对称性,可得到j国出口i国Xji的引力方程:

将式 ( 2) 与式 ( 1) 两边相乘,得到等式:

在式 ( 3) 的基础上令i = j ,则可解出 ΠiPi和 ΠjPj:

将式 ( 4) 和式 ( 5) 代入式 ( 3) ,进一步简化得到:

两国的贸易成本在现实中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可能是不对称的,即Tij≠ Tji; 国内贸易成本在不同国家之间也可能是不相等的,即Tii≠ Tjj,于是Novy将中外相对贸易成本指数予以几何平均,减去1得到关税等价的测算模型:

其中 τij衡量的是双边贸易成本,其经济学含义是: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两国国内贸易流量XiiXjj相对于两国间的贸易流量XijXji下降,则说明双边贸易成本下降。该模型测算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国内贸易值不易获取,Novy认为可将其表达为国内总收入减去总出口,即Xii= Yi- Xi,其中。但这一转换可能夸大国内贸易规模,于是添加可贸易品份额s予以矫正,改进后的测算模型用Tij表示:

其中Xi和Xj分别是i和j的总出口,σ 是替代弹性。Evenett和Keller ( 2002) 研究认为s值位于0. 3 - 0. 8之间,Novy和Jacks ( 2006) 在引力模型中将s值定为0. 8,本文借鉴这一做法。Anderson和Wincoop ( 2003) 认为替代弹性 σ 介于5 - 10之间,为了更全面地考察替代弹性对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本文将 σ 定为8,并同时考虑5和10两种情况。

( 二) 测度结果

上式所需要的两国实际GDP和总出口额来自于BVD全球宏观经济数据库 ( 以2005年 = 100予以平减) ,两国相互出口额来自于中经网海关月度数据库,测度结果如图1所示。在三种 σ 值下,中国与欧盟27国总体的贸易成本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仅在2009年出现小幅反弹。以 σ = 8为例,2011年的贸易成本相对于1995年下降了40% ,相对于2002年下降了34% 。但是,在不同替代弹性下贸易成本差别很大,如2011年,σ = 10时的贸易成本为0. 45,是 σ = 8时的73% 、σ = 5时的34% 。由于本文关注的重点是贸易成本的变动趋势,因而无需考虑绝对量的意义。

图2列示了中国与欧盟27国双边贸易成本在1995年、2002年、2011年的情况。总体而言,双边贸易成本随时间推移都在下降。平均来看,2002年和2011年的双边贸易成本较之于1995年分别下降17. 4% 和45. 4% 。各个国家的下降幅度不尽相同,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荷兰等与中国贸易额较大的5国,双边贸易成本变动幅度不大,且基本维持在低位,2011年平均为0. 59,其中与德国、荷兰的双边贸易成本低于0. 5。

通过对中国与欧盟27国1995 - 2011年的双边贸易成本进行核密度估计 ( 如图3所示) ,发现中国加入WTO之前的双边贸易成本核密度曲线呈现明显的双峰趋势,投影分别为1. 1和1. 8,这说明中国与部分国家间的贸易成本明显高于其它国家,出现异质性特征。在中国加入WTO后,整体核密度曲线向右侧移动,且出现右峰向左峰靠拢逐渐呈现一个主峰的特征,这表明整体贸易成本水平不断下降,分布趋于集中并逐渐收敛于平均水平。

二、贸易成本与贸易增长

通过对Novy ( 2013) 模型进一步分解,本文着重分析了贸易成本下降对贸易增长的贡献度。

( 一) 模型设计

为了讨论贸易成本变动对于双边贸易额的影响,本文参照Novy ( 2013) 的做法,对式 ( 3) 两边取自然对数后做一阶差分,得到式 ( 9) 为:

式 ( 9) 说明双边贸易的增长大小 ΔLn( XijXji)取决于三方面因素: 一是两国相对于世界的经济增长变动,二是双边贸易成本的,三是两国的多边阻力变化,将式 ( 8 ) 代入式 ( 9 ) ,进一步处理后得到如下等式:

其中:

式 ( 10) 将双边贸易增长的贡献分解成三个因素: ( a) 两国相对世界的收入增长; ( b) 双边贸易成本下降 ( 即 ΔLn( 1 + τij) < 0 ) ,如果 ΔLn( 1+ τij) > 0 ,那么 ( b) 的贡献是负的; ( c) 多边贸易阻力增加 ( 即 ΔLn( ΦiΦj)> 0 ) , 如果ΔLn( ΦiΦj) < 0 ,那么就发生了贸易的转移效应,i和j之间的贸易减少。

( 二) 分解结果

由图4可以看出收入增长和双边贸易成本下降是中国与欧盟各国双边贸易增长的主要原因,但与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对大部分国家而言,双边收入增长仍是首要原因,如中国与塞浦路斯双边收入增长贡献率高达345% ; 另有5个国家超过100% ,平均贡献率为82% 。双边贸易成本下降的贡献平均为64% ,在9个国家成为第一位的贡献因素。多边贸易阻力下降主要是指中国或者欧盟成员国与其它国家或经济组织之间,通过贸易协定等方式降低了双边或多边贸易壁垒,进而对中国和欧盟之间产生的贸易替代效应1,平均贡献度为46% ,抵消了部分双边贸易的增长。

如图5所示,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双边贸易成本下降对贸易增长贡献度在中国加入WTO以后明显大于之前。以英、法、德为例,贡献度分别由1995 - 2002年的31% 、15% 、39% 上升至2002 -2011年的61% 、66% 、69% ,平均水平也由45%增至71% 。总体而言,1995 - 2011的双边贸易成本下降对贸易增长的平均贡献度为65% 。

三、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

( 一) 模型设计

本文基于引力模型 ( Anderson和Bergstrand,2003; 许德友等,2010; 许统生和涂远芬,2010 )的框架来研究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主要选取地理距离 ( Mc Callum,1995) 、平均关税水平 ( 引力模型) 、汇率变动 ( 李永等,2012; Rose,2000) 、

其中DISij作为运输成本的代理变量,用两国首都间的直线距离来表示 ( 数据来自网站www. indo. com,单位是千米) 。根据引力模型,两国间距离越远,贸易的运输成本和协调成本也就越高。OINit和CINjt分别表示欧盟各国和中国的历年商业环境指数,该指标综合代表了政府行政效率、地方保护主义等治理环境,税收、环保等地方政策,物流、通讯等基建水平,人才质量、资本结构等要素禀赋等因素对国际贸易成本的影响 ( 数据来自BVD各国竞争力分析库) 。本文预计商业环境指数越高,则与贸易相关的交易成本、寻求成本、合同成本等就越低。VEXCijt表示中国与欧盟诸国的汇率变动值,用t期与t - 1期汇率的比值取对数来表示 ( 数据来自BVD宏观经济数据库) ,汇率变动对贸易的进、出口影响方向相反。从整体上看,变动意味着贸易风险会增加商品的风险溢价,从而降低双边贸易额。OPENit代表经济开放度,用经济开放度 ( 张毓卿,2012) 、各国商业环境水平( Hummels,1995; Baier和Wincoop,2001) 等几个变量,具体如式 ( 11) 所示:一国对外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 所有数据来自BVD宏观经济数据库) 。经济开放度水平越高,意味着该国与它国的多边贸易和投资交流越多,相应的贸易壁垒水平也就越低,因而与贸易成本呈反方向发展。关税水平CTAjt和OTAit是直接作用于贸易成本的因素,用可税商品平均关税率来表示 ( 相关数据来自WTO关税数据库) 。个别年份缺失数据用3项加权移动平均方法予以补齐,式 ( 11) 两边同时取对数可得到本文的基本计量方程:

上式中i代表欧盟各成员国,j代表中国,t代表时间,εit为误差项。被解释变量COTijt采用 σ = 8时双边贸易成本。由于全部数值在0 - 1之间,不适于作对数处理。为了不改变趋势特征,本文将所有COT数值扩大10倍。

注:*、**、***分别代表 10% 、5% 、1% 的显著水平,括号内为 p 值。

( 二) 实证结果

本文应用STATA12. 0软件对中国与欧盟20国3双边贸易成本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数据跨度为1995 - 2011年。首先,本文应用F检验和LSDV法确定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回归模型;其次,应用LM统计确定随机效应模型优于混合回归模型,通过Hausman检验显示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再者,在模型中添加了个体虚拟变量控制个体效应,生成时间虚拟变量控制时间效应,利用LSDV法估计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最后, 采用Wooldridge提出的F统计量和Wald检验的LR估计量来检测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异方差的问题,结果表明两种问题在模型中都存在。进而应用Driscoll- Kraay ( 1998 ) 方法4通过逐步回归的方式对固定效应模型予以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A - R2始终高于0. 88,F统计量也比较显著,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在不同变量组合方式下,各变量符号未发生明显变动,与预期方向基本吻合,结果稳健。

实证结果表明地理距离的系数始终为正值,且在5%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地理距离成为双边贸易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地理距离变量与常数项的替代关系也表明地理距离构成了中欧双边贸易固定成本的绝大部分。时间趋势项始终为负值,且十分显著,这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贸易互利、开放共赢已成为时代主旋律,也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各国商业环境指数改善有利于降低双边贸易成本。从变量系数来看,欧盟各国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与贸易成本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汇率变动的系数一直为正,且在10%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人民币兑欧元币值稳定,更符合双边贸易利益。中国关税水平上升将导致贸易成本增加,这与预期结论相同。但欧盟的关税水平却与贸易成本负相关,可能的原因在于欧盟是中国企业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在短期内市场难以变换,而欧盟关税水平的上升,将导致未来预期的进一步增加,从而刺激中国企业在当期增加双边贸易量。值得说明的是,该变量并不显著。

四、结论和建议

基于Novy ( 2013) 模型,本文测度了1995 -2011年中国与欧盟各国的双边贸易成本水平,发现总体贸易成本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并不一致,且表现出由异质性贸易成本向平均水平收敛的趋势,这反映了中国与欧盟各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通过分析双边贸易成本变动对于贸易增长的影响,本文发现双边贸易成本下降对贸易增长的贡献度仅次于收入增长; 随时间推移,成本下降的贡献度在增加,多边贸易成本下降引发的贸易替代效应抵消了双边贸易成本下降带来的贸易增长幅度。通过实证分析影响贸易成本的多种因素,本文发现地理距离构成了双边贸易成本的绝大部分,汇率变动不符合双边贸易利益,关税水平对贸易成本的影响不再显著,而商业环境改善、经济开放度提高都有助于双边贸易的开展,时间趋势也预示着双边贸易成本将进一步降低。

为了促进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往来、降低贸易成本,现提出建议如下: 第一,继续秉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 “一带一路” 为契机,加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对接,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的有机衔接,以速度换取时间,以效率缩小空间,从而降低中国与欧盟诸国由于地理距离造成的固定贸易成本。第二,平稳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市场为导向,避免人民币汇率大起大落,扩大人民币与欧元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以适应国际资本市场变换和中国企业进出口的需要。第三,改善中国商业硬环境和软环境,降低中西部地区的物流成本和贸易成本,促进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等人为壁垒。第四,通过贸易谈判,要求贸易对象国改善商业环境,建立有助于双边贸易开展的进出口政策和法律法规,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等行为,在WTO和其它双边或多边协议框架下通过对话及时解决分歧,避免打贸易战。

摘要：基于Novy(2013)模型及其分解,本文测度中国与欧盟各国1995-2011年的贸易成本,探讨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的影响及其决定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与欧盟的贸易成本逐年下降,但幅度不同,整体趋向于平均水平;贸易成本下降对贸易增长的贡献率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加;空间距离构成了贸易成本的主要方面,人民币兑欧元汇率稳定符合双边贸易利益,经济开放度提升、商业经济环境改善等有助于降低双边贸易成本。

成本效应篇9

FDI的溢出效应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资本溢出,二是通过技术溢出。中国当前的金融体制环境下,金融市场是否发挥了这种促进FDI溢出效应吸收的作用,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

2 实证检验

理论模型:

2.1 指标选取

PG: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1995年为基期,其后各年度均为剔除物价波动因素的实际值;FDI: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各年度数据均按当年平均汇率换算为人民币,再以1995年为基期,其后各年度均为剔除了物价波动因素的实际值;FINANCE:选取沪市与深市的年平均市盈率来衡量中国金融市场的股权融资成本,分别用HPE与SPE表示;lg FDI×lg FINANCE:用以衡量股权融资成本对FDI的溢出效应的影响。分别用HPE与SPE两个指标替换FINANCE。本文选取了各变量1995-2014年的年度数据并且取对数消除异方差。

2.2 ADF单位根检验

了防止伪回归,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采用ADF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除LFDI×LSPE外其余三个变量均存在单位根,不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而无法直接进行回归分析。因此,对数据进行差分后,再进行ADF检验,以确定各变量是否同阶单整。二阶差分后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二阶差分以后,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ADF检验,因而各变量是同阶单整的,可以进一步通过协整检验,判断各变量之间有无长期均衡关系。

2.3 Johansen协整检验

(1)模型一:lg PG=α0+α1lg FDI+α2lg FDI×lg HPE

首先建立VAR向量自回归模型,以确定最优滞后阶数。

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检验结果表明,最优滞后阶数为4,则Johansen协整检验所建立的模型中滞后区间(lag interval)为“1 to 3”。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t统计量与5%显著性水平下t分布临界值的比较可知,模型分别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至多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至多只存在两个协整关系”这3个原假设。因此,LPG,LFDI,LFDI×LHPE这3个变量之间存在3个协整关系。

三变量之间有长期均衡关系,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2)模型二:lg PG=α0+α1lg FDI+α2lg FDI×lg SPE

首先建立VAR向量自回归模型,以确定最优滞后阶数。

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检验结果表明,最优滞后阶数为4,则Johansen协整检验建立的模型中滞后区间(lag interval)为“1 to 3”。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t统计量与5%显著性水平下t分布临界值的比较可知,模型分别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至多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至多只存在两个协整关系”这3个原假设。因此,LPG,LFDI,LFDI×LHPE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3个协整关系。

三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2.4 OLS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