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方法

训诂方法（精选12篇）

训诂方法 篇1

摘要：王念孙先生札着《读书杂志》虽以校勘为主, 但也不乏训诂的部分。王念孙先生自述《晏子春秋》一札的“及所校尚有未确者, 复加考正”, 共考证267条。本文简论王念孙先生《读书杂志·晏子春秋》中的训诂方法以学者王宁《训诂学》中提及的训诂考证方法为主要依据, 即: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和比较互证的方法。另外增加据文索义考证方法加以简单的列论。

关键词：读书杂志,晏子春秋,训诂方法

《晏子春秋》一书广传有二十四个版本, 前后为其笺校者也有四十来人。王念孙先生在孙星衍先生的《晏子春秋音译》和卢文弨先生的《晏子春秋拾补》的研究的基础上, 以札记的形式对《晏子春秋》进行了考校。后人学者唐德正以银雀山出土的16章节选本 《晏子春秋》得证王念孙先生考正中8处同于书中原文。

一.以形索义

王宁先生提出以形索义的方法, 是运用表意汉字的字形与它所记录的词汇相互适应的关系来推求本义的方法。并强由于汉字造出到运用到现在所经历的时间较长, 在运用以形索义的训诂方法时, 应该注意到只有本义才直接与字形切合, 只有本字才能直接反映本义, 同时需要主要到”笔意“与“笔势”、“造意”与“实义”的区别。

《晏子春秋》中《内篇·谏下二十》晏子与景公的问对中提到:“夫君子则有以, 如我者侪小人, 吾将左手擁格, 右手捆心。”其中的“格”字孙星衍先生、卢文弨先生都以字形对这个字进行讨论。孙先生提到《说文》中“格, 木长皃”, “梱”同“稇”, 《说文》“絭束也。”而在《尔雅》中记“樕樸心”, “心”盖木名, 所以孙先生认为“格”是“骼”的假音, “心”指的就是人心。在卢先生看来:“‘格, 杙也’。‘梱’, 当为‘捆’, 叩、椓也。”王念孙先生否定了这两种观点, 他在《读书杂志》中写道:“予谓‘格’即‘輅’字, 谓柩车辕上横木所以属引者也。士丧礼下篇‘宾奉币当前辂’ (《释文》‘辂’音‘路’) 郑注曰:‘辂, 辕缚所以属引。’《疏》曰:‘谓以木缚于柩车辕上以属引于上而輓之。”此外, 王念孙先生在考证一个字词时, 通常不拘泥与一种方法与一个例证, 时时以多种实例进行多种方法的证明来得出结论, 这一条的例证随后他又提到《晏子春秋》同一著作的后面篇章来进行说明, 《外上篇》:“盆成适请合葬其母曰‘若此而不得, 则臣请輓尸车而寄之于国门外宇溜之下, 身不敢饮食, 擁辕执辂, 木乾椓鸟棲, 袒肉暴骸, 以望君愍之。’”王念孙先生说正因为“辂”为辕缚所以才说“擁辕执辂”, 原句中的“格”是借字于“辂”, 所以应该是“辂”的意思。

王念孙先生在字形的考释上溯源以观, 在《杂上·第二十》:“溺者不问坠”句。王念孙云:“案‘坠’本作‘队’, ‘队’与‘隧’同, 《广雅》曰:‘队, 道也。’《大雅·桑柔》传曰:‘隧, 道也。’‘溺者不问队’, 谓不问涉水之路, 故溺也。‘不问队’, ‘不问路’其义一而已矣。《荀子·大略》篇‘迷者不问路, 溺者不问遂’, 杨倞曰:‘遂, 谓径隧, 水中可涉之径也。’是其证。后人误以‘队’为‘颠坠’之‘坠’, 故妄加‘土’耳。”原句“溺者不问坠”义不可通, 使人不知所云, 王念孙引用《广雅》中“队”为道路之义, 才让整句意义通。

二.因声求义

因声求义是利用语音线索来对字词进行考辨、的假借、同源的训诂方法。王宁先生同时也提出, 由于语音变化的复杂、音韵研究的未尽完善和语音判断的主观因素在因声求义的训诂判断中容易流于主观臆测。王念孙先生在《晏子春秋》 的考证中对于因声求义训诂方法的运用, 通常引用多方证明, 来规避失误, 增加其可信度与精确性。《内篇·谏上第一》中一节, 虽然没有注义, 但也足见王念孙先生对于音训一些观点:“昔夏之衰也, 有推移大戏, 殷之衰也, 有费仲、恶来, 足走千里, 收裂兕虎, 任之以力, 凌轢天下, 威戮无罪, 崇尚勇力, 不顾义理, 是以桀纣以灭, 殷夏以衰”。王念孙先生云:“案‘戏’字古韵在歌部, ‘来’字在之部, ‘里’、‘理’在止部, ‘力’在职部, ‘罪’在旨部, ‘灭’在月部, ‘衰’在脂部, 此十三句, 唯‘虎’、‘下’为韵, ‘理’字或可为合韵, 其余皆非韵也。”并举孙星衍先生的考证结果“于古韵未能洞彻, 但知古人之合而不知古人之分, 故往往以非韵者为韵。”而后又提及“又见高注《吕览淮南》有急气、缓气、闭口、笼口诸法, 遂依放而为之, 不自知其似之而非也。故音义中凡言‘某某为韵’、‘某某声相近’及‘急读缓读’者, 大半皆谬, 于古音若一一辩正, 徒费笔墨。但凡于此, 以例其余, 明于三代两汉之音者, 自能辨之也。 ”

三.比较互证

因为比较互证就是用既有的音或义的相关来证明类似的音或义也相关, 比起因声求义, 则必须要相当的实例来加以证明为增加其信服度。

王念孙先生以孙星衍先生的本子为底本, 在《内篇问上·第七》“荆楚惛忧”句中就以高诱所注《吕氏春秋》提出了不同于孙星衍先生的解读。孙星衍先生认为:“‘惛’《说文》‘不憭也’。”但是, 王念孙认为:“案‘惛’者, ‘闷’之借字也《吕氏春秋·本生篇》‘下为匹夫而不惛’, 高注曰:‘惛, 读忧闷之闷。’故‘荆楚惛忧’。孙引说文‘惛, 不憭也’, 亦非。”后有于省吾、吴则虞对这一条也有不同的解说, 本文不作讨论。

《内篇谏下·第十八》“古者之为宫室也, 足以便生, 不以为奢侈也, 故节于身, 谓于民。”王念孙先生提出, 这里的“谓”是“调”的字形之误。他举出韵书中《集韵》引《广雅》“识, 调也”, 今本“调”作“谓”。调是合的意思, 言不为奢侈以劳民, 故节于身而和于民也。随后先生又举出 《盐铁论·遵道篇》为例证:“法令调于民而器械便于用”认为此处的用意与 《晏子春秋》中的“故解于身, 谓于民”的用法是相似的。且举出在同文中《内篇·问上》 中的:“举事调乎天, 藉敛和乎民。”也和这里的“调”的用法、意思是相同的所以推出这里应该是表示“和”的意思的“调”字而不是行相似的“谓”字。晚于王念孙先生成书后出土的银雀山汉简作“节于身而调于民, 不以为奢侈”证实了王念孙先生这一推断是正确的。

四.据文索义

据文索义不在王宁先生所列的训诂考证方法之中, 但是由于王念孙先生在《读书杂志·晏子春秋杂志》中的札记以校勘、辩误为主, 以原有的连贯文意篇章为底, 所以在考证中多有结合文意来判断, 从而获得更为准确的字词定义。据文索义的方法在《晏子春秋杂志》中运用颇多, 也即是有学者所提到的“据文脉”的方法。

在 《晏子春秋第一·内篇谏上》 (此段以繁体更能说明问题, 所以引文作繁体字样) 有:“霖雨十有七日矣, 怀宝乡有数十, 飢氓里有数家。”其中, 怀宝二字此处未能合理解释, 王念孙先生疏理前后文段后认为:“懷寶, 言富家也。念孙案:自此句以下, 皆言百姓飢寒困苦之事, 若云‘富家鄉有數十’, 則與下文不類矣。下文說賑恤之事云:‘懷寶二千七百家, 用金三千。’谓以金散给之也 (孙云:‘言富民出金也。’尤非) 。若是富家, 则无庸赈恤矣。予謂‘懷寶’当为‘壞室’, ‘壞室’与‘飢氓’对文。下文云:‘室不能禦者予之金。’是其证也。懷与壞字相似;俗书寶字作宝, 与室亦相似, 故壞室誤為懷寶, 後人不達又改宝为寶耳。”先生以文中所述百姓贫苦、饥寒之事与“怀宝”二字不搭, 又以字形相似之讹误、与后文的联系、同飢氓一词的上下互文得解, 怀宝二字应为坏室的错误抄写, 此处应该解释为破败住所的解释才显得合乎情理。

此外, 王念孙先生敏锐的在《内篇问上·第三》 中联系古者祈祷用具的习惯指出的“珪璋”当作“圭壁”;在《内篇杂上·第十七》以《文选》和《太平御览》的惯语作“阴冰凝”指出现行本的“阴水厥”和卢文弨先生认为的“阴水厥阳”无一不体现出王念孙先生的渊博。王念孙先生也善于吸取前人的训诂观念, 在银雀山汉简中对照出 《读书杂志·晏子春秋杂志》的8 个相符论点, 其中一个就是充分吸纳王引之先生的观点得出的。

参考文献

[1]王念孙, 《读书杂志·晏子春秋杂志》[M].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2]吴则虞, 《晏子春秋集释》[M].中华书局, 1982.

[3]王宁, 《训诂学》.高等教育出版社[M], 2004.

[4]程千帆, 《校雠广义》[M].齐鲁书社, 1998.

[5]唐德正.从银雀山汉简看王念孙对《晏子春秋》的校勘[J].管子学刊, 2004 (4) .

训诂方法 篇2

对转分为阴阳对转、阴入对转、阳入对转。

1阴阳对转：《卫风·氓》：“淇则有岸 ，隰则有泮。”“泮”，读为“坡”，“泮”训“坡”。

2阴入对转：《诗经·陈风·墓门》：“墓门有荆，斧以斯之。” “斯”(si)训“析”(xit)。

3阳入对转：《诗经·鄘风·定之有方》：“灵雨既零，命彼倌人。”“零”(ling)训“落”(lot)。

2、旁转：指汉语语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声纽和韵尾不变的前提下，韵腹发生转变。《诗经·王风·扬之水》：“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戍”训“守”。

在以上三种声训方法中，古人大量使用的是同音为训和对换为训，使用旁转为训的大都是清朝人。

四、声训的功能

声训的功能，主要有以下三个：

第一，通假借。解决同音替代问题，避免铜价造成的形义分离现象，求得本字，以便更好地运用以形说义的方法。王引之引其父王念孙说：“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 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 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 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 则诘屈为病矣。”用声训的方法说明通假，读者容易理解。注释中说明通假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用借字释本字。如《管子·轻重丁》: “今齐西之粟, 釜百泉。”注: “泉, 钱也。”“泉”是本字, “钱”是借字。二是用本字释借字。《诗•周南•汝坟》：“未见君子，惄如调饥。”毛传：“调，朝也。”“朝”是本字，“调”是借字。三是用本字的意义释借字。如《诗.邶风.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隐忧。”毛传训“隐，痛也。”按《说文》：“殷，痛也。”毛传训“隐”为痛，即以“隐”为“殷”的借字，故用“殷” 的意义来解释“隐”字。

第二，探寻词语的来源。声训的目的之一就是以语音形式为线索来推求语源。东汉刘熙认为“名之于实，各有义类”。他撰《释名》也就是要推求语源，把事物之所以命名告诉人们。被很多人认为是形书的《说文》，据别人统计，声训则占十之七八，有很多是用于推求语源的。如，“韭，菜名，一种而久者，故谓之韭”;“粟之为言续也。”

第三，保存古音的历史面貌。声训萌芽于先秦时期，盛于两汉，《释名》一书几乎全用这种方法。它们反映了上古语音，利用它来考察先秦两汉时期的语音，收获颇丰。同时声训也有一定的的缺陷：用声训方法释词，往往不能准确反映词的本质属性。曲解“音近义通”，扩大声训范围。汉语中存在大量异音同义词和同音异义词，而音近义通是以同根词为前提的，只有同根词，才能出现音近义通的现象。否则，即使同音，也不能是音近义通。

第三，存古音。因声求义的方法，远在战国时期就产生了，盛行于汉代，如汉代刘熙《释名》。这些丰富的训诂资料为我们流传下来了丰富的语音资料，利用这些语音资料，训诂学家们在研究上古语言上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例如:上古声纽的拟定，上古韵部的考订，入派三声的核准。

五、声训的局限

一、主观推测，没有佐证。早期的声训大多只是用音同、音近、音转来解释词义，探索词的命名意义，但这些解释、探索有很多穿凿附会的成分。例如：波，水质皮。坡，土之皮。由于古代的门第观念森严，门阀之争严重学生都排挤别人的观点，难免会讹误，有时出现同一个词，所用的音近音同字是不确定的，加之没有辩证，无法让人辨别真伪，定夺是非。如刘熙的《释名》：“山，产也，产万物。”

二、曲解“音近义通”现象，任意扩大声训范围。从汉语的实际情况来看，音近义通或某音表某义是实际存在的语言现象，但必须是在同根词或是在同源词的前提下，否则，即便是同音字，也不可能出现音近义通的现象。如《庄子·逍遥游》:“犹时女也。”司马彪：“时女，犹处女也。”

三、不明音义关系，鼓吹“声象乎义“的学说，而违背了语言的社会约定性。声象乎义的首创者是清代学者邹伯奇“声象乎义者，以唇舌口气象之。”

训诂的“价值命题” 篇3

美籍德裔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曾经断言，语言有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职能，即表述职能(representativefunction)和表达职能(expressivefunction)。前者表述经验事实，是有意义的命题。后者则只表达个人的内心世界(即自我的感情、意志和愿望等)，它没有任何表述经验事实的作用，无所谓真和假，因而没有任何意义。具体的，譬如说伦理学一些有关善和恶的命题，文学艺术方面一些有关美和丑的命题。它们从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来说没有意义，但是从人类社会的生活方面来说却是有价值的，因而是一些不具有意义，但具有价值的命题——价值命题。

那么，训诂中是否也包含着这样的命题呢？

这个问题，即使没有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者的举手支持，回答也将是肯定的。

训诂的主要任务是“以语言解释语言”，沟通意义的时间或空间或时间加空间的隔阂。它的内容——意义，除了有概念意义和上下文意义之剧外，还有“内涵意义(cennotativemeaning)”和“外延意义(denotativemeaning)”之别。而“内涵意义”就是带有感情色彩的。这种色彩是客观世界的个人色彩，是由个人的心灵私自加上的(且不论读者借助于训诂而产生的共鸣和同情)；它不但存在于随文释义的注疏里，而且也存在于通释语义的训诂专著之中。拿《尔雅》来讲，它的目的和功用是“所以通训诂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辨同实而殊号者也”(郭璞《尔雅序》语)。别不待说，诗人兴咏起来，那主观感情色彩及其所蕴的审美价值也是够可以的了。而这种价值成分就或多或少留在《尔雅》当中——尽管已经被作过冷冰冰的过滤处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同意意大利哲学家维科的观点：语言不是人精心构造起来表达先已存在的思想的人工媒介，它的发展进程同人类心灵本身不可分割。

从人的一面来看，人——既是能动的、实践的动物，同时又是感情的动物。人对客观世界进行的感情评价，就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只要“美”现实地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人对它的体验和追求也就必然存在；而这种体验和追求也必然反映到其主要载体和方式之一(同样也是人的所有物)——语言上来。

从词源的一面来看，“美”的汉字结构及其意蕴足以说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价值观。历来对于“美”字本义的训解有几种不同的看法，那么，哪一种看法才是正确的呢？(换种说法也就是：各种对“美”的训释是“是”还是“非”？)

如果放到价值命题里头来考虑，那么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卡尔纳普所说的那样：“形而上学的命题，就象抒情诗一样，只有表达作用，没有表述作用。它们既不真，又不假；它们对什么也不肯定，因而既不包含知识，也不会有错误；它们完全在知识领域之外，即是在真与假的范围之外的。”实证主义者A.J.艾耶尔也主张价值判断主要是一种感情作用，而不是认识。而感情作用是没有“是”“非”可言的。同时，既然审美是一种主观的活动，那么它的范围、形式和结论就不应当受到限制和拘囿；即使审美对象的初始状态不必为然，而具有主动创造能力的审美者又何不可以为然呢？所以，价值的每一次判断、每一次解释都可以被理解为每一次新的美感的创造。鲍桑葵说过：“美首先是一种创造，一种新的独特表现，使一种新的情感从而获得存在。”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美”的训释的多样性也就大可不足为奇了。

现在让我们来逐一体会这些训释。

第一种说法，“美”由图腾发展而来。这图腾的具体物是什么呢？大约是羊。根据我们的考证，在中国远古的原始部落里，炎帝、帝喾和后稷确有把羊当作图腾的现象。为什么拿羊做对象呢？也许跟原始人的生存基础有关。功利价值毕竟是人类社会中产生的第一种价值形式。这也就是说，合适和效用是价值的最古老形式；使用价值先于审美价值。原始人对于因生存需要而不得不加以杀害的动物由感激而上升为虔敬的崇拜(总之是肯定的感情评价，认为宗亲人群和其所依靠的自然势力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乃至同流关系。诚然，原始人的这种集体表象属于原逻辑思维(还不至于“非逻辑”)，但这种思维体现了美从完全隶属于善的地位过渡到具备相对的独立性的状态，因而仍不失为一种对美的价值进行估量的审美判断。

第二种说法，“美”即“美味”义。许慎《说文解字》：“美，甘也。从羊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段玉裁注云：“甘者，五味之一；而五味之美者皆曰甘。引申之，凡好皆谓之美。”为什么味觉能代表所有的美感？这跟膳食享受在中国古代的特殊地位有关。此点可从种种精致繁杂的烹调和饮食器皿，以及统治者对“庖丁”的重视、司味与司政的统一等情况中窥得一斑。我们翻检《广雅·释诂》“美也”条，发现其中与食味有关的词语，竟有“腆”、“”、“甘”、“旨”、“”、“滑”等十一个之多。由此可见，在审美艺术的初始阶段，人们不可避免地把美感(或美感对象)同快感(或快感对象)联系在一起。照鲍桑葵的说法，这是“最起码的审美经验”。

某些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者认为，饮食是满足性欲的一种变态的发泄方式。而中國的古人也的确把女色同食味相提并论，所谓“秀色可餐”。试看《广雅·释诂》，“”、“”、“娥”、“媛”、“艳”等有关女色的词语同上述有关食味的词语一起工工整整地排在“美也”条下。正如孟老夫子所言：“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人的本性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统一体。这种以人的享乐本能为标准的审美观体现了审美艺术低级阶段的价值判断形式。

第三种说法，“美”由“大”而得义。《广雅·释诂》“美也”条中，还有“皇”、“翼”、“”、“将”四个词语，是同高程度有关的。王念孙《广雅疏证》以平行同源法阐述说：“美从大，与大同意。故大谓之将，亦谓之皇；美谓之皇，亦谓之将；美谓之贲，犹大谓之坟也；美谓之肤，犹大谓之甫也。”作为与“优美美”相对的“崇高美”的一部分，“大”的确能够唤起人的强烈情感，从而成为“美”的一种现象形态的具体表现。

对于“美”的各种训解，我们都已经替它们找到了之所以成立的理由。其主要原因，是人在审美时所不可避免而又不可缺少的主观色彩。这种色彩基本体现为审美是一种人对美的肯定性感情评价，而“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列宁全集》中译本，第二十卷第255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是同“真理”密切相关的。对于这种相对性的认识，必将对当代的训诂学产生巨大影响，导致训诂学的内容、原则和目的的重新确立。具体地说，就是：第一，打破以客观性和确定性为训诂学所可遵奉的唯一宗旨的旧观念；第二，对“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并把它提到与“意义”相比并的地位。

当然，训诂中的“价值”只是“贡献价值”而非“终极价值”，但是，训诂存在“价值”这个事实不容忽视。

《史记集解》训诂研究 篇4

一、第一章:《史记集解》的训诂内容与训诂方法

第一节:《史记集解》的训诂内容。《史记集解》注释内容十分丰富, 保存了大量极为珍贵的古代注释材料。 (1) 释词。幼而徇齐。 (《黄帝本纪》) 。【集解】徐广曰:“墨子曰:‘年逾十五, 则聪明心虑无不徇通矣’”骃案:“徇, 疾;齐, 速也。言圣德幼而疾速也。”东渐于海, 西被于流沙, 朔、南暨。 (《夏本纪》) 。【集解】郑玄曰:“朔, 北方也。” (2) 注音。望于山川, 辩于群神。 (《黄帝本纪》) 【集解】徐广曰:“辩音班。”骃案:“郑玄曰‘群神若丘陵坟衍’”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 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後也, 姓驺氏。 (《东越列传》) 【集解】韦昭曰:“闽音武巾反。东越之别名。” (3) 校勘。披山通道, 未尝宁居。 (《黄帝本纪》) 【集解】徐广曰:“披, 他本亦作‘陂’。字盖当音鐫, 陂者旁其边之谓也。披语诚合今世, 然古今不必同也。”万国和, 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 (《黄帝本纪》) 【集解】徐广曰:“‘多’, 一作‘朋’。” (4) 释句。桑土既蚕, 於是民得下丘居土。 (《夏本纪》) 【集解】孔安国曰:“大水去, 民下丘居平土, 就桑蚕。”田上下, 赋中上。 (《夏本纪》) 【集解】:孔安国曰:“田第三, 赋第四。” (5) 释典制。敬四辅臣。 (《夏本纪》) 【集解】尚书大传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邻, 前曰疑, 后曰丞, 左曰辅, 右曰弼。”用命, 赏于祖。 (《夏本纪》) 【集解】孔安国曰:“天子亲征, 必载迁庙之祖主行。有功即赏祖主前, 示不专也。” (6) 释名物。舜乃在瓥玑玉衡, 以齐七政。 (《黄帝本纪》) 【集解】郑玄曰:“瓥玑, 玉衡, 浑天仪也。七政, 日月五星也。”其篚玄纁玑组。 (《夏本纪》) 【集解】孔安国曰:“此州染玄纁色善, 故贡之。玑, 珠类, 生於水中。组, 绶类也。” (7) 考地理。西至于流沙。 (《黄帝本纪》) 。【集解】《地理志》曰流沙在张掖居延县。肇十有二州, 决川。【集解】马融曰:“禹平水土, 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 分置并州。燕、齐辽远, 分燕置幽州, 分齐为营州。於是为十二州也。”郑玄曰:“更为之定界, 濬水害也。” (8) 补充史实。而蚩尤最为暴, 莫能伐。 (《五帝本纪》) 【集解】应劭曰:“蚩尤, 古天子。”瓒曰:“孔子三朝记曰:‘蚩尤, 庶人之贪者’。”官名皆以云命, 为云师。 (《黄帝本纪》) 【集解】应劭曰:“黄帝受命, 有云瑞, 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青云, 夏官为缙云, 秋官为白云, 冬官为黑云, 中官为黄云。”张晏曰:“黄帝有景云之应, 因以名师与官。”第二节:《史记集解》的训诂术语。 (1) 某, 某也。治五气, 艺五种。 (《黄帝本纪》) 【集解】骃案:“艺, 树也。” (2) 曰。以处草莽, 跋涉山林。 (《楚世家》) 【集解】服虔曰:“草行曰跋, 水行曰涉。” (3) 犹。犂明, 孝惠远。 (《吕太后本纪》) 【集解】徐广曰:“犂犹比也。诸言犂明者, 将明之时。” (4) 言。始事事。 (《夏本纪》) 【集解】孔安国曰:“言其人有德, 必言其所行是事, 因事以为验。” (5) 所以。子为政, 慎以礼。 (《吴太泊世家》) 【集解】服虔曰:“礼, 所以经国家, 利社稷也。” (6) 若 (如) 今。平谢曰:主臣! (《陈丞相世家》) 【集解】张晏曰:“若今人谢曰‘惶恐’也。马融《龙虎赋》曰‘勇怯见之, 莫不主臣’” (7) 貌。夔夔唯谨, 如子道。 (《黄帝本纪》) 【集解】徐广曰:“和敬貌。” (8) 一作、又作、一本作、他本亦作、一云、一曰。广川殷忠。 (《儒林列传》) 【集解】徐广曰:“殷, 一作‘段’, 又作‘瑕’也。”子庆为王。 (《五宗世家》) 【集解】徐广曰:“他本亦作‘庆’字, 惟一本作‘建’。不宜得与叔父同名, 相承之误。”秦始皇帝三十三年西北取戎为三十四县。 (《六国年表》) 【集解】徐广曰:“一云四十四县是也, 又云二十四县。”为其老, 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 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 笑而去。良殊大惊, 随目之。父去里所, 复还。【集解】徐广曰:“一曰:‘为其老, 强忍下取履, 因进之, 父以足受, 笑而去。良殊大惊。父去里所, 复还。’”第三节:《史记集解》的训诂方法。《史记集解》注释《史记》“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 大量借助于前人的注释成果, 释义主要采用的是义训和声训的方法。 (1) 义训。以通行词训释古语词或方言词的意义, 谓之义训。《史记集解》对词义的训释以义训最为普遍, 例如:幼而徇齐。 (《黄帝本纪》) 【集解】骃案:“徇, 疾;齐, 速也。言圣德幼而疾速也。”日月所照, 莫不砥属。 (《黄帝本纪》) 【集解】王肃曰:“砥, 平也。四远皆平而来服属。” (2) 声训。《史记集解》注音多用直音和反切。聚之咸阳, 销以为锺鐻。 (《秦始皇本纪》) 【集解】徐广曰:“音巨。”相提而论, 是自明扬主上之过。 (《魏其武安侯列传》) 【集解】徐广曰:“提音徒抵反。”《史记集解》十分重视破假借字的工作, 例如: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万石张叔列传》) 【集解】徐广曰:“‘讷’字多作‘拙’, 音同耳。古字假借。”

二、第二章:《史记集解》的训诂特点

裴骃在《史记集解序》中明确地表明了他撰写的原则, 我们分成五点来说明《史记集解》注释的特点和价值。 (1) “增演徐氏……以徐为本, 号曰《集解》”裴骃“增演徐氏”, 保留了大量《史记》传本的异文, 对于《史记》文本的校勘具有重要的价值。 (2) “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 豫是有益, 悉皆抄内”。裴骃注释《史记》博引载籍所引诸书, 涉及经、史、子、集各部。例如:九族既睦, 便章百姓。 (《五帝本纪》) 【集解】骃案:“《尚书》并作‘平’字。孔安国曰:‘百姓, 百官’。郑玄曰:‘百姓, 群臣之父子兄弟’。” (3) “删其游辞, 取其要实, 或义在可疑, 则数家并列”。裴骃在选取故说时, 删去浮词, 专采史实精要, 遇到歧义不便折中者, 也罗列出来, 以存其旧, 供人择善而从。晋人皇甫谧, 著有《帝王世纪》一书, 《集解》多有引述。《帝王世纪》全十二篇, 起三皇, 尽汉魏, 载录了许多《史记》与两《汉书》阙而不备的史事, 足资考稽, 但是因为多采自经传图纬及俗文野史, 部分内容谶纬附会, 所以裴骃没有采取。 (4) “时见微意, 有所裨补”。裴骃在引他注时, 自己亦作注释, 裴骃慎于纠谬, 所发案语多是对他注的案断和补充。例如:齐桓侯客之。 (《扁鹊苍公列传》) 【集解】案:傅玄曰:“是时齐无桓侯。”骃谓是齐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盖与赵简子颇亦相当。 (5) “未详则阙, 弗敢臆说……班氏所谓‘疏略抵捂’者, 依违不悉辩也“《史记集解》注释风格严谨, 遇到未详疏漏和矛盾难明的地方, 就阙而不论, 仅仅指出而不作臆断妄测。例如:玄武侯。 (《项羽本纪》) 【集解】徐广曰:《诸侯表》中不见。

训诂学作业 篇5

用声训的方法，释“直”

经济学院国贸系市场营销专业

崔雅秋

***675

声训，又称音训，是指通过语音分析词义，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字义，推求字义的来源，说明其命名的原由。声训可分为四种：同音、双声、叠韵和音转相近。声训起源很早，先秦古籍中时常可以见到。汉代应用较广，刘熙的《释名》就是声训的专书。当时的声训，有时是出于主观臆测，尤其是关于事物命名的解说，不可尽信。直到清代，才有了较为精密的方法，运用“因声求义，音近义通 ”的原理来研究训诂，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例如“衣，依也”，说明这个“衣”在古书中是当作“依”的意思。

试析《孟子》中的正文训诂 篇6

关键词： 《孟子》；正文训诂；训诂内容

文献正文里的训诂是古代文献中由文献撰写者本人作出的随文释义的训诂材料,正文训诂是我国传统训诂学的源头，在甲骨刻辞中就已经出现，在《尚书》中更为广泛，在《春秋三传》中达到成熟。我国训诂学最早能追溯到先秦时期。其中，文献正文中的训诂是不可忽视的语言材料。

一、训诂的内容

（一）解释字词

解释字词乃是训诂的核心，训诂的任何一方面内容归根结底都是在解释字词。

（1）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梁惠王·下》)

（2）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於天子曰述职。(《告子·下》)

例（1）中“鳏”本义是大鱼，假借为鳏寡的鳏。《诗经·小雅·鸿雁》：“爰爱今人，哀此鳏寡。”毛传：“老无妻曰鳏。”《释名·释亲属》：“无妻曰鳏。”“寡”本义是少，引申则为鳏寡的寡。《礼记·王制》：“老而无夫者谓之寡。“《释名·释亲属》：“无夫曰寡。”“独”本义是狗相遇而斗，由好斗不合群隐身之则为孤独的独。《礼记·王制》：“老而无子者谓之独。”《释名·释亲属》：“老而无子曰独。”“孤”，《说文》释为“无父也”，《礼记·王制》曰“少而无父者谓之孤”。孟子对鳏、寡、独、孤四词的训释，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大家公允的说法，相对客观科学。例（2）中“巡狩”谓天子出行，视察邦国州郡。古时皇帝五年一巡守，以视察诸侯所守的地方。《书·舜典》：“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孔传：“诸侯为天子守土，故称守。巡，行之。”

以上两例是社会公允的字词的解释，此外，《孟子》正文训诂中还有孟子对某些术语词意义不尽同于他人的特殊规定。如：

（1）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

（2）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

（3）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失博者，善道也。（《尽心·下》）

(4)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滕文公·上》）

以上各例都是孟子对有关伦理道德、政治哲理方面词语的训释。例（1）中“天”《说文》解释为顚也。至高在上，从一大也。天是中华文化信仰体系的一个核心，狭义仅指与地相对的天；广泛意义上的天，即道、太一、大自然、天然宇宙。“命”《说文》从口从令。表示用口发布命令。本义指指派、发号。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传承功能的载体，分天命、生命、性命、使命等。例句中的“天”、“命”均为哲学术语，是一种抽象的表述，孟子通过对“天”、“命”的训释，无形中体现了自己的唯心主义天命观。例（4）中对“惠”、“忠”、“仁”的训释体现了孟子的儒家道德思想，在《离娄·上》中孟子也将“仁”训释为“人之安宅也”，可见这些例子在体现思想的同时其准确性有待商榷。

（二）阐释古代制度

《孟子》正文训诂中十分重视说解某些名物制度语词，常常寓文化阐释于语词训诂之中，发揭词语所包蕴的丰富文化内涵。例如：

（1） 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万章·下》）

二、训诂的方式

训诂的方式就是解释语词的方式、方法。《孟子》中的训诂涉及到了声训、义训。

（一）声训

从语词的声音方面探求词的来源意义，以音同或音近的词为例，来说明其命名的所以然的方式。

1.同字为训，例如：

（1）彻者，彻也。（《滕文公·上》）

2.同音为训，例如：

（1）征之为言正也。（《尽心·下》）

3.音近为训

（1）畜君者，好君也。（《梁惠王·下》）

（2）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滕文公·下》）

“畜”是古屋韵，“好”是古号韵，二韵对转，音近；“庠”和“养”，“校”和“教”，“序”和“射”，古音同在一韵，音近。

（二）义训

是相对于形训和声训而言的，指直陈语义而不借助音和形。

1.同义为训。例如：

（1）“《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滕文公·下》）此例属于对引文中的古书进行解释，孟子释“洚水”为“洪水”。《说文》曰：“洪，洚水也。”又曰：“洚，水不遵循。“段玉裁于”洚“下注云：”水不遵循，正谓逆行。惟其逆行，是以绝大。洪洚儿子，义实相因。”可见以“洪水”释“洚水”，是用一个词释另一个同义词。

2.义界，就是给词所表示的事物下定义，用几个词或几句话对被训词的概括意义及其特点做出界说，它与形训、音训不同，不追求近似，而必须概括出一个概念的本质属性，能和近义词区别开来。例如：

（1）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梁惠王·下》)

（2）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於天子曰述职。(《告子·下》)

（3）从流下而忘返谓之流，从流上而忘返谓之连。(《梁惠王·下》)

（4）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梁惠王·下》)

（5）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尽心·下》）

设义界区分近义词主要有三个角度。对象不同，如（1）例“鳏”、“寡”、“孤”、“独”是近义词，都有没有亲人之义，但各自的内在意义有差别，通过义界而把各自的本质属性区别开来。如例(4)由于“无厌”的对象不同，而出现了近义词“荒”、“亡”。方向不同，如（3）例“流”、“连”都表水流，但从上游到下游和从下游到上游名称各异。程度不同，如例（5）“美”和“大”是从好处在那人身上表现的程度不同所体现的。

3.描述性状释义，即通过对词所表示的事物、形状、性质、性能等，加以比拟，或描述来解释词义。例如：

（1）“夫义，路也；礼，门也。”（《万章·下》）

由于“义”、“礼”都是抽象名词，难以解释清楚，用形象的比喻使人有更深层的了解。“义”犹如大路，“礼”犹如大门，这则训诂把抽象的“义”、“礼”比喻成人人皆知的形象的路和门。

三、训诂的术语

《孟子》中大量使用训诂术语，其中有些术语对后代影响深远。据统计《孟子》中使用的训诂术语主要有“曰”，“谓之”，“谓”，“犹”，“之谓”，“之为言”等，下面依次说明：

（一）使用“曰”的训诂术语。例如：

（1）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梁惠王·上》）

（2）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滕文公·下 》）

（3） 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万章·下》）

（4） 天子适诸侯曰巡守，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告子·下》）

（二）使用“谓之”的训诂术语。例如：

（1）从流下而忘返谓之流，从流上而忘返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梁惠王·下》）

（2）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戝之人谓之‘一夫。（《梁惠王·下》）

（3）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滕文公·上》）

（4）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敝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离娄·上》）

（5）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万章·下》）

（6）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告子·下》）

（三）使用“谓”的训诂术语。例如：

（1）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万章·下》）

（四）使用“之谓”的训诂术语。例如：

（1）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梁惠王·下》）

（2）生之谓性。（《告子·上》）

（3）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尽心·下》）

“曰”、“谓”、“谓之”、“之谓”这几个术语的用法基本相同，相当于今语的“叫做”，一般情况下都是用以解释的词语在前，被释的词语在后。

（五）使用“犹”的训诂术语。例如：

（1）泄泄犹沓沓也。（《滕文公·下》）

（六）使用“之为言”的训诂术语。例如：

（1）征之为言正也。（《尽心·上》）

“之为言”是一种音训方式，“即以声音通训诂，表示被解释字词和用来解释的字词音因音相通而有意义的联系。”

此外《孟子》中仍然存在“某也”、“某者，某也”等判断句格式，用来说明被释词是什么意思，指的是什么事物，并且数量最多，约有十六例。

使用“也”的训诂术语。例如：

（1）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离娄·上》）

（2）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

（3） 夫义，路也；礼，门也。（《万章·下》）

使用“某者，某也”的训诂术语。例如：

（1）畜君者，好君也。（《梁惠王·下》）

（2）夫明堂者，王之堂也。（《梁惠王·下》）

（3）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公孙丑·上》）

（4）彻者，彻也；助者，籍也。（《滕文公·下》）

（5）洚水者，洪水也。（《滕文公·下》）

（6）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离娄·下》）

综上可知，《孟子》正文中训诂术语虽不成熟但已初具规范，表明《孟子》正文的训诂中，使用判断句式其最重要的训诂手段，同时训诂术语也日益丰富，形式逐渐多样，且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之中。

四、结语

通过《盂子》中大量的训诂材料可以得出其正文训诂继承了春秋正文训诂的成就，内容涉及广泛，重视从人伦道义、抽象名物、王政、王道等词语的解释，通过训诂的形式，表达了孟子的哲学思想，训诂方法上灵活多样，格式上颇具规模，对《孟子》的研究以及文献正文训诂和专门训诂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训诂学导论》评议 篇7

《训诂学导论》是一部有关于训诂学导论的著作, 从宏观上作者将此书分为两大部分, 即总论和分论, 书后又附录了一篇作者与其学生合写的一篇文章, 文章题目为《试论20世纪传统训诂学的新发展》, 总论主要包括七个部分, 涵盖有训诂的内容, 范围、实践的形式等。在总论的第一部分作者谈到了什么是训诂与训诂学, 作者总结前人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训诂就是对语言, 主要是对古代语言作解释, 用语言解释语言 (包括方诉词语) 是训诂的一般含义, 对古文献语言作解释是训诂的特定含义”在谈到什么是训诂学时, 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把训诂学跟文字学, 音韵学并立起来认为“训诂学也就是语义学”, 但作者却认为训诂学既是传统的汉语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文字学、声韵学、语义学、历史语法学、文言修辞学及校勘学的综合运用, 在此基础上作者给训诂学所下的定义是这样的“它是以古代文献的训诂为研究对象, 以语义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一门独立学科, 是语言学里具有综合性和实用性特征的人文性很, 强的技术科学。”在“训诂的内容”这一部分作者指明解释字义 (词义) 是训诂学的核心内容, 除此之外还兼及解释文句、分析篇章、分析表达方式, 分析时空关系等内容在总论的第三部分是关于训诂的范围问题, 作者针对传统训诂学以经书为中心的局限, 提出训诂的范围必须扩大一方面要把语言的历史的每一个时代看作有同等的价值, 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对方俗语词的研究。在谈到有关训诂学的原则问题时, 作者指出对于语义的训释, 单靠静态的分析是不足的, 语言的稳定性和渐变性决定了古今汉语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解释古语要懂得语义的历史演变情况。总之“从事训诂, 必须有发展的观点, 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要相结合”在总论的其它部分中, 作者还谈论了训诂学的用途, 指出了从事训诂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 激励后学之恳切情意, 跃然笔端。总论最后作者列举了训诂学的常用术语, 并将之归类。为刚接触训诂学的初学者提供了便利, 是为本书一大特色。

总之, 在总论中, 作者或理论阐释或举例实证, 廓清了训诂学的理论框架。作者既借鉴了前人或同辈学者的理论成果, 又结合自身的训诂实践, 多有创见。

在本书的分论中, 作者用了十二章的篇幅来具体阐述训诂学的相关问题, 在第一章, 作者以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为例, 谈论训诂学的相关问题, 作者高度评价了俞樾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 对此书的内容、方法、体例等多有论述, 指出“《古书疑义举例》涉及训诂学方方面面, 逐例选举作证, 间加说解, 见识精湛, 新意叠出, 实言简语赅, 入木三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作者不仅仅高度赞扬了俞氏严谨务实, 不泥旧说的治学精神, 而且也就俞氏此书中所出现的问题和不足大胆地进行批评, 从而使后学者不但能从俞氏这部著作中汲取丰富的训诂学知识, 而且能够站在俞氏的高度上发俞氏所未发, 从而推动训诂学的发展。在第二章里, 作者阐述了训诂的五种方法。其一为以形索义, 也称形训, 作者针对汉字表意的特征, 指出“因形索义”是指通过字形的分析去了解字所记录的词的本义, 也就是“依形求义”的训释方法。其二为因声求义, 也称声讯, 作者指出自汉字创立之初, 字的音义之间只存在偶然的关系, 但随着字 (词) 音的确立和汉字的演化发展, 汉字的音义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于是通过声音训诂便逐步具有了科学性“这种'因声求义' (声训) 是训诂学的一种重要方法, 它往往成为探求和贯通语义的根本途径。”其三为据文证以, 即要重视语言环境的利用, 在汉语字 (词) 中, 一词多义的现象相当普遍如何准确地分析字 (词) 的语义, 不能够脱离当时的语言环境也不可以离开文献语言或凭字形或凭字音去妄加推测。其四为析词审义, 析词审义是指分析词的结构关系 (顾及词与词之间的结构关系) 以审意义。其五辨体明义, 作者指出有些古代作品由于文体风格的关系, 用词往往袭用古义, 因此我们必须结合文体风格来去理解词语的意思。此外, 古代辞赋、骈文及律诗常用对偶形式来表达, 构成对偶的词往往是词性相同或词义相同的, 根据这一规律, 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更好的理解作品的词义。总之, 作者在此章中对训诂的方法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 其中既有理论分析, 有间以举例论证, 夹叙夹议, 甚得训诂之精要。在第三章中, 作者主要列举了互训, 义届, 推因三种训诂的方式, 前一章“训诂的方法”从运用上着眼, 本章从表现上着眼, 作者先对互训做说解, 什么是互训呢?互训就是指意义和用法相同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的相互解释, 互训是以古书中训释词和被训释词在词义上的基本共同点为依据的, 作者指出互训也有其局限“互训是指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一组词有相对的同义, 而不是指在一切语言环境中一组词有绝对的同义”因此我们不能认为, 既然可以互训便可以不加区别。然后作者对义界, 推因等其它训诂的方式作了阐述, 既指出了它们可取的方面, 也谈到了它们的局限性。第四章是词义的引深与褒贬, 在本章中, 作者首先指出词义的引申即指一个词由本义推演而形成新的意义。但词义引申的情况较为复杂“因为引申义总是该词所代表的概念的某一特点发展起来的。而任何事物特点都是多方面的。从一个本义出发就可能朝着不同的方向引申出新义。”关于词义的褒贬色彩, 或者说词语的感情色彩是与准确地训释词义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 作者指出“词的感情色彩,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一般是稳定的, 但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变化的原因包括社会因素和语言因素的变迁。在第五章中, 作者强调要重视对方言俗语的词义的训释, 因为方言俗语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 历代以来, 虽然有部分学者对方俗语词作了研究, 也出了一些较有价值的著作, 但从实际要求来看, 距离还是相当大的。为什么方俗词义如此难释, 作者主要列举了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 可以作为引证的材料很缺乏, 几乎没有合适的, 字书, 词典可以查。第二, 记录当时口语的文字往往有多种写法, 而且抄写的人和刻印的人文化水平较低, 错别字不少。第三, 中古, 近古双音结构的语言单位占多数, 但是又没有固定下来, 某一语言单位是词还是词组有时会使人捉摸不定。有时合成词的两个词素的次序不固定, 有时出现不规则的缩语, 都使人难以确定词义。第四, 有些少数民族的借词, 还没有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 需要从少数民族的古代文献中找对音的词。但是方言俗语的训释在训诂学的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正因为如此, 作者指出“要克服这方面的困难。首先思想上要正确对待, 重视探索, 其次是充分利用工具书及其它有关专书, 深入求证。”第六章是外来用语的词义, 我们知道汉语词汇非常丰富, 它在发展过程中和其他民族语言一样, 也会受到其他民族语言词汇的一些影响。汉语中存在着很多的外来用词, 本书作者将汉语的外来词 (包括音译和意译的) 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来自国内各兄弟民族的, 另一种是来自国外的。第七章是训诂要籍的介绍, 包括专门的注释书, 还有笔记, 札记等。第八章讲训诂学的发展简史, 作者将训诂学的发展历史作了分期:萌芽期 (先秦) ——兴盛期 (两汉) ——保守期 (魏——唐) ——中落期 (宋——明) ——复兴期 (清) , 并且对各个阶段训诂学的发展概况做出了评议。例如对于汉代训诂学的成就作者就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汉代训诂的成就, 给后世语言文字的分析研究做出了范例, 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为后世语言学所借鉴。如果没有汉代人的训诂实践和理论探讨, 后世训诂学发展要困难得多”并且作者对于学术界的其它不同观点能够理性的加以批判, 提出自己的意见, 例如在评议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训诂学的发展概况时, 作者谈到“齐佩瑢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训诂学处于'训诂学的中衰' (《训诂学概论》第四章) 时期, 这话说得过头了点。其实这个时期的训诂基本上沿着两汉高潮的余波发展, 也有新的成就, 只是和汉代训诂学高峰比较起来不显得那么突出, 有些地方表现出保守倾向”当然, 对于作者有些意见, 笔者不敢苟同, 例如作者提出清代朴学的发展是受到西方发达科学的影响, 的确在明末清初时, 随着一批西洋传教士的东来, 一部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传入中国并影响到了一批开明的知识分子, 但是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都很有限, 并且有相当一部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自然科学知识, 中国古代重视人文教育, 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来加强知识分子的伦理道德修养, 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更多的是像对待工匠的技术那样去认识的。即使后来,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 更多的西方文化涌入中国, 对国人的思想观念造成巨大冲击, 当时的洋务派依然力挺“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思想, 笔者窃以为当时具有此种思想观念的知识分子依然占有相当大之比例。更何况在明末清初之际。清代训诂学规模之空前, 非有赖于相当数量之知识分子群智群力不可。而以区区零散之西洋科学断不至于此等之境界, 笔者认为清代训诂学之所以成绩斐然, 与清代学者继承前人经验, 并且在训诂学的方法论上有所创新是分不开的。所以即使西方的一些科学思想影响到了当时的学者,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学者群自身思想与实践的发展使然。在第九和第十章中, 作者主要谈到了训诂学的发展现状与未来, 作者提出要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 在科学的语言理论的指导下, 不断开拓进取, 推陈出新, 加速训诂学的发展, 并且指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建设训诂学工作者的队伍。与此同时, 加强训诂学的学科理论建设也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第十一章是关于古书的阅读, 作者主要谈论了在阅读古书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包括注意古籍部类, 注意丛书类书等, 其中牵涉到版本学、校勘学等相关学科的内容。第十二章的题目是“在实践中加深和提高”, 作者列出了古书训释的二百个例子, 将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从而达到了空洞的说理所达不到效果。

书末附录《试论20世纪传统训诂学的新发展》一文, 系作者与卓有建树的学生徐时仪教授合写, 目前少见同类文章问世。用为附录, 似可为训诂学林园地的开掘与拓展略供参考。

总而论之, 作者在本书中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训诂学相关理论和中国传统训诂学的发展概况, 而且作者不是空洞地理论说教, 而是结合大量的训诂实践来阐述的。除此以外, 本书体例严谨, 论证翔实, 虽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但无疑有助于后学者得训诂学之精要。

参考文献

读《训诂学》的体会 篇8

一、章节顺序编排上可作调整, 以使章节间的逻辑相连更加紧密

《训诂学》的篇章内容是相对全面的, 但是我认为, 其章节先后之间的编排在逻辑联系上不是很合理。建议将《训诂学》的第二章和第六章互调, 第十、十一章调至第六章之后, 即调整后的编排目录顺序是:第一章 (训诂与训诂学) 、第六章 (说解词义的方式及训诂学的内容) 、第十章 (训诂学发展简史) 、第十一章 (传统训诂学的继承与发展) 、第三章 (形训) 、第四章 (声训) 、第五章 (义训) 、第二章 (训诂体式与训诂资料) 、第七章 (训诂学要籍概述一) 、第八章 (训诂学要籍概述二) 、第九章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之所以这样调整的原因有三。

(一) 将第六章 (说解词义的方式及训诂学的内容) 调至紧跟第一章 (训诂与训诂学) 之后是缘于我认为, 对一个新知识, 特别是很多人都比较陌生的训诂、训诂学知识点的认识, 不仅是要从定义上初解, 而且应从内容上做全面深入的把握, 然后才能在较全面了解的基础上谈其他方面的延伸知识, 包括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方法论等。这就如同我们如果要较全面深入地了解一个陌生人, 不仅仅要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还应要对其性别、身份、性格等基本信息有个了解, 这样之后再谈论与这个人相关的人、事、物才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二) 将第十、十一章调至第六章之后的建议有点类似 (一) 的想法。发展史就如一个人的自传, 通过自传去了解一个人是最直接的, 也是最能体现其存在根源的。在我们初步知晓训诂或训诂学的含义和内容后, 紧跟着解读它的发展过程, 从它的产生、发展及成长过程中理清其中的优胜劣汰和背景根源, 对于接下来讨论训诂体式、训诂方法、训诂要籍等相关知识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也是顺理成章的, 而不是在教材的最后章节出现, 权当一个补充而隐没了它本有的知照作用。

(三) 将第二章 (训诂体式与训诂资料) 调至第七章 (训诂学要籍概述一) 的前头, 是因为这两章有先说明再举例的内在联系。训诂的体式与资料是对一些训诂释文著作做个总体上的分类:随文释义的注释书和通释语词意义的专著。对此进行说明和分析后, 紧接着摆出训诂学要籍 (一些训诂专书) , 不仅可起到对前面释文著作知识的及时举例作用, 而且更直接地是对前面知识的印证和对应理解掌握。这样的处理, 在逻辑上和理解学习上都更显得紧凑、合理。

产生以上想法其实也是受到了马克思哲学原理与方法论范畴的一些启发, 其要求先原理后方法, 用先前学到的原理来指导方法论的具体实行。训诂及训诂学的含义、内容、发展史等内容就是原理上的范畴, 而训诂方式方法、体式、注疏释文等则更多的是方法论的部分或者说是方法论施行的结果, 所以在书本《训诂学》章节内容的编排顺序上, 要注意先原理后方法论, 考虑充分利用原理来促进方法论的进行。

二、内容充实上可做添补, 以求详实、易懂

《训诂学》的章节内容是相对全面的, 但我通读后, 感觉全篇多理论, 概括较抽象, 举例较生疏, 学习起来未免有感陌生和难懂。因此, 我遂生以下添补意见。

(一) 对“何故训诂”作一定的阐释和举例。可编排在“学习和研究训诂学的意义”小节之前。虽然, 《训诂学》第4页也稍有涉及“训诂”的原因, 但不是通俗和全面的。这一点可以参考张永言《训诂学简论》 (武昌: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5) 的第一章第二节。为什么需要训诂, 其认为“训诂”的必要源于:语言的原因 (对古语、方俗语、译语、语法、句读等说明和举例) 和语言外的原因 (文字上等其他原因说明举例) 。对“何故训诂”作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和举例, 不仅让学者明白“训诂”的缘故, 而且让其更深刻意识到“训诂”, 以及学习训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并对紧接着的“学习和研究训诂学的意义”小节知识点的理解掌握有很好的辅助性作用, 同时, 也对后面正确运用训诂时注意问题的思考上提供参照价值。

(二) 添补“训诂术语”的举要说明。可编排在训诂定义内容后、训诂方式 (形、声、义训) 前。训诂及训诂学对于初学者来说无疑是陌生和难懂的, 然而对于训诂术语 (如曰、谓、谓之、读若、读曰、犹等等) 却是本科学生已经有所接触了解和熟悉的。从初中开始学习的文言文、本科低年级开始学习的古汉语等知识里, 早已涉及训诂及训诂术语的内容, 学习文言文和古汉语知识, 读懂并理解它, 很大作用上也是因为有训诂及训诂术语的辅助注释。添补“训诂术语”的举要说明, 有利于减弱学习者对初学训诂的陌生感, 通过训诂术语加强对训诂的亲切感和辅助认识。同时, 训诂术语在注释上也属方法论层面, 对于后面训诂方式、训诂体式、训诂释文要籍等内容的讲解阐释也有辅助性作用。关于添补“训诂术语”这点, 可以参考周大璞主编的《训诂学初稿》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 第四章第三节:常用的术语 (举例相对很全面) , 或者参考黄大荣的《训诂学基础》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7) 第四章:训诂术语 (分类举要, 层次分明) 。

(三) 添换较为普遍熟知的例文解释。训诂本身以解释古语为己任, 在书本内容上、学习过程中不免会遇到很到辅助说明的举例, 《训诂学》书中也出现了大量的训诂例子, 然而, 我认为, 这些例子中很多并不为初学者普遍熟知, 很多都是出自训诂要籍 (《说文》、《尔雅》、《方言》等) , 虽然选用训诂本身要籍里的例子是最典型、最合理的, 然而这些要籍在初学者日常阅读中并不是常会关顾的, 自然要籍里的一些例子也不是初学者所熟知的, 学习理解起来也很费劲。因此, 我认为, 在举例上可以添换一些从初中到大学阶段已经学习接触过的诗词文言、古汉语的例文。这样, 不仅可以消减学习者对训诂的陌生感, 而且学习训诂的时候更显得易学易懂、易记难忘, 何乐而不为。

当然, 训诂及训诂学知识是广博的, 笼统上理解添加, 何止一二, 只是我认为, 以上几点内容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比较实际和必要的。

三、排版编辑上可做小改, 以求美观、更有层次感

《训诂学》内容多, 举例也多, 版面看起来有感密密麻麻的大小文字挤在一块, 加上训诂理论艰深, 学习起来有些枯燥无味, 这样, 恐使人看内容时望而生畏, 如坠云雾。因此, 我以学习者, 更以读者的身份认为, 书本《训诂学》在排版编辑上可作一些小改。

(一) 书中, 除了一些知识点分层中的大点 (如一、二……, 第一、第二、……) 加粗外, 希望一些小分层 (如1.2……, (1) (2) ……) 也给加粗。这样, 书本版面看起来有层次感, 一目了然, 在读者查找内容时更方便、快捷地找到知识点。

(二) 书中的举例虽字体已有小化, 但我以观者的感受认为, 有些地方 (如书中37、38页等) 正文与例文间的差别效果并不明显, 所以, 我建议, 这些地方的正文和例文之间的行距可稍放大一点。如果考虑这样之后纸张成本问题, 则可以将例文本身之间的行距调小。虽然这样调整需要费些工夫, 但文本的生命最终还是要靠读者维续的, 因此, 作为维续载体的书本就要让读者乐于接受, 不仅内容上要充实新颖, 版面视觉上也要美观、层次分明, 让读者看时不会眼花缭乱, 一目清楚正文与例文。

当然, 此书也有很多可取之处, 可以说, 初学者应该掌握的有关训诂及训诂学基础知识已基本囊括, 书中训诂方式 (形、声、义训) 的分析说明和训诂要籍的介绍相当详实, 也提及了训诂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补充了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知识。而这些对于学习和研究训诂及训诂学知识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摘要：文章对《训诂学》一书的章节编排、内容充实、排版编辑等方面提出了一些调整、添补、小改等意见和看法, 以求对著书《训诂学》的编者或教师的教学, 或是读者的学习有所启发。

关键词：《训诂学》,章节编排,内容添补,排版编辑

参考文献

[1]苏宝荣, 武建宇.训诂学[M].北京:语文出版社, 2005.

[2]张永言.训诂学简论[M].武昌: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5.

[3]周大璞.训诂学初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

[4]黄大荣.训诂学基础[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7.

中学语文教学应多点“训诂学” 篇9

1. 可以加深学生对古汉语常用字的理解

训诂学通常只是围绕语义转圈圈, 如果把它运用于古诗文教学, 可以加深学生对古汉语常用字的理解。例如, 苏教版初中语文七年级上册《幼时记趣》中有这样一句:“昂首观之, 项为之强。”除了讲解“之”的用法外, 我还把“项”字作为重点讲解的对象。我告诉学生, “页”作汉字的形旁, 其本义往往和“头”有关。比如在《说文解字》 (下文简称《说文》) 中对“页”为偏旁的字有这样的解释:“顾”, 环视也;“颈”, 头茎也;“硕”, 头大也……我问学生:“长时间抬头观看飞舞于空中的蚊子, 身体哪个部位比较容易僵硬?”学生不假思索地说:“脖子。”将文中的“项”解释为“脖子”似乎并不完全正确, 在我的引导下, 学生明白了应理解为“头后”才更合适。为了让学生加深理解, 我还举了成语“望其项背”作例子, 把“项”和“背”结合起来, 学生一下子就领悟了“头后”的含义。通过细节描写, 原文形象地把儿童那种天真可爱的天性展现了出来。对每一个字有了深刻的领悟, 学生对文中所表现的“趣”也才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样, 古诗《过故人庄》中有一句“待到重阳日, 还来就菊花”, 学生对其中的“就”解释为“靠近”觉得很难理解。我便用训诂学的方法, 从“就”的本义入手。《说文》中“就”的本义是“到高处去”。后由本义逐渐衍生出了“靠近、走近、趋向”等意思, 比如“各就各位”“就位”等中的“就”。接着我同样用训诂学的方法, 从本义出发介绍了“就”的几个同义词, 比如“即”“傍”, 它们都有“靠近”的意思。为了加深学生的印象, 我扩展出“立即”“即位”“依山傍水”“傍晚”甚至“傍大款”等词语。围绕一个知识点, 不断用生活中的一些常用字词加以强化, 不仅加深了学生对课内知识的理解, 而且也激发出了他们学习古汉语的兴趣。

2. 有助于学生对现代汉语的学习

训诂学知识不仅在古诗文教学中有用武之地, 在现代汉语的词语学习中同样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 要辨析“试图”和“企图”这两个词语, 学生查字典后虽然知道二者的感情色彩不同, 但却不知道为什么有褒贬之分。于是我用训诂学的方法, 从“企”和“试”的字形入手来解释二者的区别。《说文》的解释是:“企”, 举蹱也, 从人从止;而“试”是“用”的意思。通俗点说, “企图”就好比一个人踮起脚跟去做某件事, 这把一个人削尖脑袋往前钻的形象刻画了出来, 那种贬义的感情色彩自然就体现出来了。运用训诂学的方法, 很容易就能形象生动地找出了“企图”和“试图”的区别。

3. 有利于学生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念

训诂学从汉字的形音义入手解释语义问题, 在注解汉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渗透着经学家的哲学思想及价值观。比如经学家通过声训的手段解释儒家对于“礼”和“义”的理解, 《说文》中的解释:“礼”, 履也;“义”, 己之威仪也。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说:“义”通“谊”;谊者, 人所宜也。这些解释反映了儒家积极的实践观以及“和”的核心思想。中学阶段是学生形成价值观的重要阶段, 运用训诂学的知识让他们学习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对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很有必要的。

不断进取的训诂学家黄建中教授 篇10

一

黄建中先生, 名金勋, 号建中、钜舟、金钟。1936年8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蒲圻县 (现改为湖北省赤壁市) 大田村的一个贫农家庭。

黄先生因家庭困难, 自7岁开始, 只断断续续读了两年半私塾, 先后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发蒙书和《诗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幼学琼林》与《春秋左氏传》等古诗文, 其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家放牛、打柴、务农。新中国成立后, 黄先生参加了两年的家乡农民协会工作。在这八年半的读书、务农和参加工作的过程中, 黄先生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做人的道理和一些民间习俗, 如山歌、婚丧礼仪等等。这些, 都为先生以后的做人和从事文化、文字、训诂学的研究与教学, 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从此, 先生就将“明德致知, 奋斗不止”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

1951年9月, 黄先生15岁, 考入湖北省蒲圻县初级中学 (现改为“湖北省赤壁市一中”) 学习。在蒲圻初中三年的学习期间, 先生除了学习初中的课程外, 还补学了一些小学的课程。先生很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学习非常刻苦, 各科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学习期间, 还在地方报刊上发表了《一个受摧残的贫农媳妇》和《蒲圻山歌一首》等诗文。1954年9月, 先生18岁, 考入湖北省孝感师范学校 (现改为“孝感学院”) 学习。在孝感师范三年的学习期间, 先生学习成绩优异, 还与宋祖立先生一起收集整理并出版了民间长诗《崇阳双合莲》。

1957年9月, 先生从孝感师范毕业后, 自愿到山区湖北崇阳二中教书。他认真备课教书, 受到学生的好评。课余时间, 继续练习写作, 并在《崇阳文教》上发表了民歌体诗《教师之歌》。

1958年10月, 先生22岁, 从崇阳二中保送进入华中师范学院 (即现“华中师范大学”) 中文系学习。在大学的四年期间, 先生除认真学好专业外, 还在老师杨潜斋教授、郑远汉先生和系主任方步瀛教授的指导下, 写出了《试论语言风格学》、《试论苏轼词的艺术风格》等多篇论文。

1962年9月, 先生26岁, 以优异成绩毕业, 并留中文系语言教研室任教, 开始了先生以后数十年的大学教学生涯。从此, 先生一边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从事教学, 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一边刻苦钻研, 笔耕不止, 发表与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 为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和文化建设,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受到学术界的称赞和重视。先生也从一名青年助教, 逐步晋升为讲师、副教授、教授;由一个贫苦的放牛娃, 逐步成长为知名的训诂学家和甲骨语言学家。

二

训诂学是中国传统语文学的基础。中国语言学伴随着经学产生, 解读、研习经典, 首先就要对经典的字词进行解释。因此, 训诂学在传统的语言学中最早产生, 并成为中国传统学问的基础, 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

黄先生的学术研究也是以训诂学为基础来展开的。他在学术上的贡献, 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训诂学上。

黄先生对训诂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 对传统训诂学的继承和教材的建设

训诂学是传统语言学中时间最长的学科, 所以训诂学的内容非常丰富。要发展这样一门学科, 首先必须继承它。黄建中先生在继承训诂学传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可以把它概括成两个方面:

(1) 传统训诂学的系统整理和建设

中国大规模的训诂产生于汉代早期, 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传统训诂的内容十分庞杂, 缺乏系统。也就是说, 中国的训诂实践工作的时间很长, 经验也很丰富, 可是系统地整理训诂原理, 创建系统的训诂学却很不够。用黄季刚先生的话来说, 就是“虽属训诂之所有事, 而非构成之原理”, 所以传统训诂并非“真正之训诂学”。

在上个世纪80年代, 训诂学开始得到了大的发展。黄先生在那个时候, 也对传统的训诂学进行了系统整理, 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建设系统的、具有现代意识的训诂学。黄先生对传统训诂学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探讨, 非常有意义。

比如, 训诂学是根据“训”“诂”这两个字来命名这个学科的, 可见“训”和“诂”这两个字对于训诂学这个学科来讲是很重要的。可是什么是“训”, 什么是“诂”?历来说法很多, 大家的看法都不统一。

三国魏张揖《杂字》 (《经典释文》引) 谓:“诂者, 古今之异言也;训者, 谓字有意义也。”

段玉裁《说文注》云:“毛诗云故训传者, 故训犹故言也, 谓取故言为传也。取故言为传, 是亦诂也。贾谊为《左氏传训故》, 训故者, 顺释其故言也。”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有《诂训传名义考》, 认为:“盖诂训本为故言, 由今通古皆曰诂训, 亦曰训诂。而单词则为诂, 重语则为训。诂第就其字之义旨而证明之;训则兼其言比兴而训导之。此诂与训之辨也。”

我们列举了几位训诂大师对“训”和“诂”的解释, 说明对“训”和“诂”的理解和解释自古以来歧义纷纭, 莫衷一是。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黄先生对“训”和“诂”的解释 (《“训诂”义说》, 载《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3期) :“诂、训、传, 若笼统地讲, 均可以是注释之别名, 是一并列结构;若分开来说, 诂是指释一般的单音节实词和虚词;训是指释双声、叠韵连语和重辞, 即现在所说的双音节连绵字和迭音词;传则是讲句意、章旨和写作方法等。”

我们把黄先生的话再简化一下, 就更清楚了:“诂”是讲单音节词, “训”是讲连绵词和迭音词, “传”是讲句子和篇章。聚讼千年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黄先生对传统训诂学的整理和建设, 集中体现在《训诂学教程》这本专著中 (荆楚书社, 1988年1月) 。这本书一共有8章, 分别讨论了如下问题:

A.训诂和训诂学

B.训诂的内容

C.训诂的体制

D.训释字词的形式

E.训释字词的方法

F.训诂的原则

G.训诂学的术语

H.训诂学的回顾与展望。

它系统地阐述了训诂的涵义、内容、体制、方式、方法、原则及训诂和训诂学的兴起、发展与展望等问题。著作出版后, 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著名训诂学家殷孟伦先生评价此书“其评论前人, 不失中允;系统严栗, 理论精微;既周且详, 多所发明”, 并谓“似此, 始可与言训诂也”。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也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2) 对黄侃学说的发挥

在训诂学方面, 黄建中先生投入了很多精力在黄侃学术的整理和挖掘上。

黄侃是“章黄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其学术成就主要在训诂学方面。黄建中先生对黄侃非常推崇, 对他的研究和宣传也很重视。1993年5月, 黄建中先生在华中师范大学主持召开了“海峡两岸黄侃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规模比较大, 开得很成功。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中国海峡两岸黄侃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下,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5月) 。这本论文集不仅收集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文章, 还刊登了此前由程千帆先生在南京主持召开的同样会议的文章。

黄侃早年在大学讲授《说文》时, 留下一部手稿, 共分2个部分:一是《说文小笺》, 是对《说文》的注释;另一部分是解析“六书”的。这部手稿, 能见到它的人很少。黄先生对这两份手稿进行了整理, 并以《说文讲笺》的书名出版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4月) 。

(二) 训诂学的推广和应用

训诂学从它诞生之日起, 就是一门实用的学科。杨潜斋先生曾告诉我们:文字、声韵、训诂要打通关;文字、声韵要落实到训诂上, 训诂要落实到具体的经典上。这也就是说, 我们的传统训诂学研究, 最后还是要解决具体的文献问题。

黄先生就运用训诂学理论和方法解决了不少的具体文献问题。他于80年代所写的《“重黎”考辨》一文, 证明传说中的“重”、“黎”应该是两个神话人物, 纠正了前人的错误。

又比如, 中国天文学上的28宿, 是传统天文学最重要的内容。可是对于28宿的起源有不同的看法。根据文献记载, 其形成的年代只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其起源期可能上溯至殷商时代, 而明确地画有28宿星图的曾侯乙墓漆箱盖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竺可桢先生曾经对28宿与天球赤道的最佳会合年代做过计算, 结果当公元前4500年至前2400年间相合的最多, 达12宿 (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录》118页, 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如果把观测的范围扩大到赤道带, 计入南北赤纬100带形区域内的星宿, 在前6600年即可能达到15宿, 在前4300年至前2300年间可达18———20宿 (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天学》178页, 科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 。因为缺少文献证据, 竺可桢先生这个推算被否定了。李约瑟说:“要承认这一点, 是有很大困难的, 因为所有考古学和文字学方面的证据, 都说明年代不可能那样早” (《中国科学技术史·天学》178页) 。因此, 他倾向于认为28宿起源于巴比伦。竺可桢先后有四篇论文论述28宿的起源, 令人遗憾和奇怪的是, 他竟一次又一次地推迟28宿的始创年代。在《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一文中, 他认定中国的28宿体系早已开始于公元前二三千年, 即他推算的28宿建立的理想年代的下限期, 但在后来的文章中, 他数次将这个年代推迟, 以为不会比公元前四世纪更早, 并倾向于接受巴比伦起源说。这个问题直到1980年代末仰韶文化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塑遗迹的发掘出土, 才重新获得了一个检讨的机会。

1978年, 湖北随州市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一个漆箱, 箱盖上按星空方位写着28宿星名, 漆箱箱盖面黑漆底色上绘红彩, 中间用粗笔写着一个篆文的“斗”字, 绕“斗”字一圈用篆文写着28宿名称, 盖面一端画着青龙, 一端画着白虎, 四周绘有图案。这表明28宿学说在楚国已广泛流行, 这幅28宿图, 是保存至今的珍贵的天文学资料。

这是我国现在发现最早的28宿星图。据学者们的意见, 这幅带有文字的星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画上题字的图。可是这个图上的字却似天书, 很难辨认。学者们都知道,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变异很大, 从时间上看, 这个时期的文字比以前的殷商、西周早期文字还难以辨认。南方楚国的文字更是诡异异常。学者们对这幅珍贵的星图上的文字看法也有不同。

黄先生运用训诂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理论和知识, 详细考察了这个漆箱上的图形和文字, 与人合作写成了《擂鼓墩一号墓天文图象考论》和《论中国28宿的起源和意义》一文, 将这幅28宿星图解读清楚了。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它不仅是语言学的成功, 对天文、历法都有重要的意义。

三

文字学是中国传统语言学中三大学科之一。传统的语言学实际上是文献语言学, 而文献语言是用文字纪录的, 所以要研究文献语言学, 首先必须认字, 要研究汉字。黄先生在文字学方面也有很多贡献。我们把它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 突破古文字藩篱, 建立了合理的汉字学

以前学术界比较重视古文字的研究, 尤其是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 对小篆以下的文字重视不够。这只能看作是古文字学研究, 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汉字, 不是真正的汉字学。

黄先生突破了这个限制, 对整个汉字以及汉字的所有发展阶段都进行了梳理。这是整体的、宏观的研究, 是动态的研究。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他与胡培俊先生合著的《汉字学通论》一书中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

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 全书一共有9章:

1、汉字和汉字学

2、汉字的起源

3、汉字的演变

4、汉字的结构

5、汉字的形音义

6、汉字整理和规范化

7、汉字信息处理

8、文字与训诂

9、汉字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从标题来看, 有理论的探讨, 有微观的研究, 还涉及到信息化等现代科技。这才是真正的汉字学。

(二) 把古文字学引入到语言学的范畴

黄先生在文字学研究方面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古文字的研究引入到语言学研究中。作语言学研究的人都知道, 语言和文字虽然是不同的两个体系, 但它们的关系却是非常密切的。尽管语言和文字关系密切, 可是以前的文字研究, 有时候却脱离语言来研究。而研究语言的学者, 依据的主要是传世的文献。传世文献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这些文献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发生一些改写。也就是说, 传世文献, 后人改动比较大。

黄先生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他把古文字资料作为重要的语言学材料来使用, 走出了一条很好的路子。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 在全国率先成立“甲骨语言研究中心”

这个中心成立于1987年。“甲骨语言研究”, 从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 它的研究跟别人是不同的。这个中心成立后, 对甲骨语言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 召开全国性的甲骨语言研究会议

1990年10月, 黄建中教授主持召开了全国第1届甲骨语言学研讨会, 包括胡厚宣先生在内的许多知名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会后编辑出版了《甲骨语言研讨会论文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版) 。这本论文集不是很厚, 影响却很大。

(3) 身体力行, 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甲骨文进行了研究

《试论甲骨刻辞的词汇研究》是黄先生提交给全国第1届甲骨语言学研讨会的论文, 后收入《甲骨语言研讨会论文集》。这篇文章有1万多字, 意义很大。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甲骨文词汇的特点, 指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研究甲骨文词汇。

以上我们简要地介绍了黄先生在训诂学和文字学方面的成就。实际上黄先生治学的面是很广的, 比如他在声韵学、诗词格律等方面都有建树。只是由于我们知识的浅薄, 对于先生的学问尚未能登其堂, 更不要说入其室了;对先生学问的精妙、深奥处, 体会还很肤浅, 只能简单作些介绍。

中国训诂学传统的现代化 篇11

训诂传统的选择与优化

“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道物之貌以告人”，这三句话可以构勒出传统训诂学的基本轮廓。从本质上说，训诂学是沟通古今语义的桥梁。通过这座语义的桥梁，一代又一代华夏学人研读着前人的思想、哲学、宗教、历史、价值观念乃至欢乐和痛苦，然而这座桥梁远非自足的。它伴随着经学的兴盛而伸向彼岸，既是此岸经学母体的一种肢体延伸，又是彼岸先人经书密码遗传的一种文化专利。于是，“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语义的桥梁异化为经学的拐杖。汉代立《诗》、《书》、《礼》、《易》、《春秋》于学官(学校)，定为五经。其教学要求是“古文读应尔雅”，然后“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所谓“读应尔雅”，意即讲解应该正确。“尔”者，近也。“雅”者，正也。而如何方能“近正”呢？舍故训别无他途。于是，如《汉书·艺文志》所言：“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许威汉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训诂学以经书为中心。小学本是经学的附庸。最初的目的在于通经，后来范围扩大，也不过限于“明古”。因而“崇古”是传统训诂学最大的局限。先秦的字义，几乎成为小学家唯一的研究对象。即使是现代方言的研究，也不过是为上古字义寻找一些证明而已。训诂学史上有所谓纂集派、注释派和发明派。纂集者述而不作，勤于收罗而不问是非；注释者阐微纠偏，要做前辈文字家的功臣或诤臣；发明者因声求义，以声韵的通转考证字义的通转，引导效颦者作种种狂妄的研究。这些由特点而折射其优点和缺点的学派，虽然学术源流千姿百态，然而由尊经而崇古乃是其共同的历史局限。

如何以现代语言学的观点理解传统，阐发传统，选择和发展传统，这是摆在“五四”以后训诂学者面前的艰难的历史课题。王力先在近半个世纪前曾经倡导一种“新训诂学”。这种训诂学要矫正前人训诂只重汉代以前，汉代以后很少论及的毛病，把语言的历史的每一个时代看作有同等的价值。无论怎样“俗”的一个字，只要它在社会上占了势力，就值得去追求它的历史。许威汉先生认为这已经远远不够了。传统训诂学搜集编纂之功有余，归纳概括之力不足；虽长于分析，却拙于综合，研究方法不够科学，理论淹没于材料之中。因而训诂学的理论建设是这一古老学科的当务之急。训诂学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加强对训诂学史和训诂学方法论的研究。而作为这些工作的基础，是对传统训诂术语作科学的现代清理，确立现代训诂的元语言。许威汉指出：术语是科学理论建设的重要环节。没有内涵和外延确定的术语，科学的抽象思维便难以进行。术语标志着某种现象已被从本质上概括体现出来，也标志着许多与之近似的现象已被区分出去，科学术语的确定与科学原理的总结是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从这一独特视角开始训诂学传统的选择与优化，我们认为是颇有见地，也颇赖功力的。

用科学的语言表述传统训诂学的范畴，这一工作前人也试图做过。然而要表述得准确清晰却很不容易。《训诂学导论》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开辟了多种表述渠道：

理论概括。对于某些范畴术语给予直接的理论定性。例如“谓”是，个常用的训释词。许威汉指出：它用来表示以一般释特殊或以具体释抽象。如《论语·阳货》“君子学道以爱人”，孔安国注：“道，谓礼乐也。”

用法辨微。对于难以直接定义的传统训诂术语，从它的实际运用辨析其内涵。例如“犹”这个训释词有四种释义功能：(1)以意义相近的字来解释。如“漂犹吹也”。“漂”本训“浮”字，因“吹”而“浮”。(2)以引申义释本字。如《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赵歧注：“老犹敬也，幼犹爱也。”(3)以本字释借字。如《文选·册魏公九锡文》“若赘旒然”，李善注引何休《公羊解故》：“赘犹缀也”。(4)以今语释古语。如《诗经·魏风》“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诗集传》：“掺掺，犹纤纤也。”

范畴对比。“浑言”(笼统地说)、“析言”(分析地说)又称“散文”、“对文”。一般地说，“浑言”彰其同，“析言”明其别，旨在揭示同义词之间内在的联系与区别。例如《说文·鸟部》“鸟，长尾禽总名也。”段玉裁注：“短尾名佳，长尾名鸟，析言则然，浑言则不别也。”对比与“浑言”“析言”相应的“散文”“对文”的用法，许威汉指出：“散文”、“对文”的说法早在唐代就出现了，强调的是同义词的使用方式。清代的“浑言”“析言”则是训释方法，应属两个范畴。但它们有密切的联系：对于不同场合使用的词语，一般要有不同的训释方法。

求同存异。传统训诂学的范畴并非都是严密的。在对这些范畴术，语作现代清理的时候，有必要会其规律性之大同，存其小异。例如“读为”“读曰”和“读若”、“读如”这一组经常混用的训释用语，会其大同则前两个是用本字破假借字，例如《礼记·儒行》：“起居竟信其志”。郑玄注：“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后两个是注音的，例如《说文》：“哙、咽也。从口，会声。或读若快。”然而后两个也可以有用本字破假借字的用法。许威汉指出，这是古人使用术语不严密而产生的混乱。正是这种混乱造成前人对“读若”性质的不同说法。

以上四种表述传统范畴术语的方法，为训诂学体系的优化作了有益的探索。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传统训诂学范畴术语在方法论上还有不少应予扬弃的东西。名实不符是其一。例如把由于词义的发展、方言的变异而引起的字音变化名之为“一声之转”，令人不得要领。名无界说是其二。例如“假借”这一术语或指若干引申义依托同一形式，或指意不相关的同音字互相借用，其中又分为“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和“本有其字，同音替代”两种情况。于是词汇、文字、语音等不同平面的现象纠葛缠绕，难以界说。一名多实是其三。例如“引申”既指一个词由本义推演而形成新的意义，又指“义自音衍”的文字孳乳现象。正由于术语定称的歧义重出，传统训诂学使用术语往往采取兼容并包的办法，遇到假借字、通假字、古今字、同源字以及异体字，一律释为“某通某”。一个“通”字模糊了训诂释义的科学眼光。有鉴于此，许威汉提出对旧的训诂范畴加以改造的思想。例如“义界”是用于定义的，对于类似义界的现象，可否增立辅助性术语“准义界”？“互训”往往不一定“互”，而是今语释古语、常用词释难词，可否略加改造，为“直训”？词义延伸而不造新字，旧时或称“引申”，或称“转注”，或称“假借”，后两种混淆了词义现象与文字现象，可否选择“引申”？“词气”这一范畴不知所云，难以确指，可否废弃？分析字形时拆卸出的不能独立成字的部分，可否总称“构件”？“古今字”说解歧出，可否改称“区别字”，列为同源字中的一种？如此引申开去，“同训”“递训”“类训”“同义互训”“反训”“直训”等能否调整为一个训释层级系统？从《训诂学导论》提出的种种范畴改造更新的思路来看，作者已大大跨越，一般训访学著作祖述传统，只求其然的学术规范。他要辨其所以然，要为古老的传统注入科学和理性的血液与生命，要努力寻求传统的创造性的转化。作者治训诂而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发展”意识正是现代人健全的“传统”意识的写照。在作者眼里，训诂学并非旧时代的“遥远的回响”，训诂学的传统并非某种一成不变的国故。更重要的是，训诂学传统之于“我”并非某种身外之物，而是“我”参与其中的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就是传统。当代训诂学家面临的问题既不是匍匐在小学的颠峰下膜拜礼赞，也不是“脱胎换骨”而成为西方语义学的传教士，而是以“我注六经”的态度对训诂传统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理解和选择、解释。而由于这种“我注六经”的新的学术规范使训诂传统不再作为古董而藏之名山，奇货可居，而被输入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与创造，因此训诂学的继承与发展实质上又是一个“六经注我”的过程，《训诂学导论》自觉地将传统接过来，打上自己的印记，输入这一代人的创造与理解，使之为当代生活之需要服务，这正是学术文化发展的一种健全的形态。

训诂理论的更新与拓展

《训诂学导论》名为“导论”，往往“导”中有论，“论”中有“导”，始终保持着一种理论上的探讨性与新鲜感。近人朱宗莱《文字学形篇、训诂举要》中曾列举七种训诂方法：一形训，二音训，三义训，四以共名释别名，五以雅言释方言，六以今释古，七以此况彼。细察之，其中四至七皆为义训。训诂之法不外乎从形、音、义出发的训释。许成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对这三种训释角度都作了新颖的探讨。

由于汉字的块然具象的特点，形训对于探索字义本源有特殊的作用，《颜氏家训》曾云：“学者若不信《说文》之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划有何意焉。”《说文解字》的小篆字体是秦代统一文字，释义又与十三经注释一致，据《说文》以考形义自然是训诂的主要门径。然而许威汉指出，在考求形义的时候，有必要区分笔意与笔势。只有较早的文字笔划才是笔意。随着字形的发展，点划往往只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字形与字义的直观联系切断了，笔意成为笔势。例如小篆的“民”的形体已无笔意，只有上推到古文字中的“民”，其从女作捆绑状，意即俘虏或奴隶。以形索义须以笔意为据，防以笔势索义。有人释“妻”为“十女同耕半亩田”，不想“十”为头饰，“彐”为“手”，这就很可以使形训者汗颜了。

因声求义是传统训诂学在方法论上的一次革命。清郝懿行谓“凡声同、声近，声转之字，其义多存乎声”，戴震谓从音理上推阐的古同声纽的字其义多相近，黄元吉谓同一韵的字其义皆不甚远。然而，音义相关的理论根据何在？训诂论著大多语焉不详。《训访学导论》则作了精譬的阐述。音和义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某一语义要求用什么语音形式来负载，一开始就具有偶然性。但音义的联系一旦经社会约定之后，早起的词的音义关系即对后起的音义关系产生“回授”作用。先产生的词的音义关系在由它派生发展(孳乳演变)而来的新词上表现出的回授性使意义上的相承及于语音上的相承。于是“约定”之前音义无关，“俗成”之后音义往往相联系。“回授性”是“有理性”，“偶然性”是“无理性”。无理的偶然一经约定俗成，便产生有理回授的可能。约定在从无理性趋于有理性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未经约定自然也就谈不上有理回授。音义关系的回授性促使特定的声音与特定的意义结缘，产生了为中国训诂学传统所津津乐道和孜孜以求的音近义通现象。训诂阐释的重要轨道也就是循音义相关之迹而通假借、明方言、寻语源。

如果说形训和音训都有文字物质形态上的依据作为训释的支撑点的话，那么义训的支撑点就只能是语言环境——上下文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音训和形训都不能据其一端以妄加推测，都必须接受上下文义的检验。因此据文证义是训诂方法中的“根本大法”。有人把音训比作小学家手中的“犯罪凶器”，就是因为不少人跳开了语境文义而孤立地作“音近义通”的臆测推导，训诂的手段异化为目的，留下训诂学史上无数的遗憾与苦涩。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来看，词语按照语言规则组织成句子，它们在句中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套用语法学界一句运气不佳的名言，那就是“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因此词义的任何本体论意义上的认可都必须经过文句意义的贯通赋予其灵魂。《孟子》：“为长者折枝，曰不能。非不能，是不为也。”朱熹解“折枝”为“折断树枝”，赵岐则判为“解罢枝”，即松动疲劳的肢体。从上下文意而言，当以赵说为胜。“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两处“可怜”，一为“可惜”，一为“可爱”，亦唯据文证义方才晓喻。在这里，上下文义为语词提供了唯一可以认定其身份价值的意义场。

《训诂学导论》的理论建树不仅在于训诂方法论的精湛见解，而且更体现于作者对于具有汉语特点的词义发展规律的独具的慧眼。我国语言学界流行词义扩大、缩小、转移的说法。这一说法源自德国语言学家赫尔曼·保罗的《语言史原理》。它对汉语词义引申演变的研究起过独步一时的作用，几乎主宰了一部汉语词义变迁史。然而，透过其冷峻严整的理性表象，人们不免有浅尝辄止之感——一种民族语文的失落感，它并没有使汉语词义演变的研究有实质性的进展。其原因正如许威汉所说，在于没有紧密结合汉语特点，立足于吸收我国传统词义研究的丰富营养。例如清人段玉裁对于词义引申的探讨比德国学者保罗的词义扩大、缩小、转移说早一百多年，其内容之丰富当为首屈一指。由于历史的局限，他的许多理性认识散见于字例的训释中，未能升华为理论之体系，这未竟之业正有待现代语言学家的继往开来而后来居上。许威汉指出，训诂传统中的零珠碎玉是建筑汉语词义理论华构的基础，同时，要使之有机地合成华构还得匠心独运，群策群力，从汉语实际出发，借鉴西方理论而不只在名词术语上做文章。这一番见识对于汉语词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可谓入木三分！作者正是在这一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他将汉语词义的引申区分为理性引申、形比引申和礼俗引申。其中理性引申包括因果的引申，如“习”由鸟屡次拍着翅膀飞引申为反复练习、通晓；时空的引申，如“往往”由空间(《史记》：“旦日卒中往往语”)引申为时间；反正的引申，如“藐”由“广”义引申为“小”义；虚实的引申，如“益”由水满、增加引申为“更加”。形比引申，例如“本”由树根义引申为事物的基础、发源和决定因素。

在西方人探究语言的历史长河中，对于语言的功能和价值的肯定曾经历了三重转换，即语言的隐喻功能和神话学价值，语言的逻各斯功能和形而上学价值，语言的修辞论辩功能和语用学价值。然而中国语言学从它脱胎于经学母体的第一天起就认定了语言的阐释功能和释义学价值。源远流长的训诂学成为人类语言学史中最为宏富深邃的动脉。我国现代语言学从本世纪初以来就关注训诂学传统的现代化，然而在乾嘉学派的巨大历史光焰下难以自省与自拔，以致除却言必称“段王之学”，就惟有拾西人词汇学之牙慧。近年来一批新的训诂学论著面世令人耳目一新，其共同特征是在训诂学传统现代化的努力中，具备了一种从容而有选择、平静而不急功近利的文化心态。这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训诂学在长期的理论反思与理论准备之后，开始呈现出的一种健康的运动形态。《训诂学导论》的出现，预示着东方古老的训诂学传统将从本体论到方法论都获得较为充分的当代意义，以前所未有的新的姿态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我们衷心期待着。

马莳医籍训诂的成就与特色 篇12

1马莳医籍训诂的时代背景及其学术源承

在我国传统语言学上,宋元明时代的训诂成就并不大。宋代由于唯心主义程朱理学的深远影响,两宋学术几乎被其统治。大部分学者都追随二程朱陆,认为训诂是束缚主观想象的桎梏。宋人喜欢根据自己的体会,任意发挥,好逞新奇, 摒弃古训,往往以己见臆说违背作者本意。到了明代,受理学的影响仍然很明显。因为宋元明学风的痼弊,使得这一时代训诂学发展几近停滞不前,训诂被视为玩物丧志之途。 但于医籍训诂领域,虽亦受时代空疏学风的影响,仍能遵循汉、唐训诂的严谨传统,出现了一些训诂大家,如北宋学者林亿,其注释校勘医书成就卓著;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释名》于训诂多有创见,马莳即是其中一员。

马莳医籍训诂的突出成就具体表现在《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上。《素问》在唐代有王冰注,《灵枢》在其之前无人注释,只有晋代的皇普谧以《针经》名之。这就导致后世各种医籍但凡引用《灵枢》,皆不云《灵枢》而说《针经》。但是“针经”二字,却仅见于本经首篇,虽然本经每篇必用其针,但是其所说的营卫腧穴,各经络病证,包罗万象,绝不局限于用针。马莳认为以《针经》之名无法代替《灵枢》,正如他在《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卷一中所说: “自后世易《灵枢》以《针经》之名,遂使后之学者视此书止为用针,弃而不习,以故医难入门,术难精诣,无以疗疾起危,深可痛惜。”［1］1由此可见,马莳全文注解《灵枢》,正在于扭转世人对《灵枢》 的偏见。马莳在注解《素问》、《灵枢》时,经常引用《难经》的原文来帮助解释词义,例如在解释“间者并行,甚者独行”［2］149时,引用到“七传者死,间脏者生。”［3］143“七传者,传其所胜也,即此所谓甚也。间脏者,传其子也,即此所谓间也。”［2］149说明《难经》对马莳医籍训诂有一定的影响。

2马莳医籍训诂的成就与特色

2. 1首创篇名注解

《素问》九卷,每卷分为九篇,共九九八十一篇。马莳对所注经文,几乎每篇的篇名之后都紧跟有一简明扼要的题解,开启了注释篇名的先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这对指导读者理解文章的内容颇有助益。如释《四气调神篇》云: “此篇应是岐伯所言,发前篇修道未尽之意。篇内以春夏秋冬四时异气,当有善养生长收藏之道,及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皆调神之要道也,故名篇。凡言道者七。”［2］15言简意赅地提出此篇主旨,说明主要内容。又如《灵枢·营卫生会》马莳注: “论营卫所由生会,故名篇。《难经》将篇内与营俱行之营字下多一卫字,故后世不知营在脉中,卫在脉外,又不分前后三焦,及不知清者为营,浊者为卫之义,惜哉! ”［1］159,他不仅解释了篇名,也提出了前人所注释的错误。

2. 2敢于指出前人错误注解

《阴阳应象大论》篇中“形不足者,温之以气; 精不足者, 补之以味”［2］75,王冰将“气”解释为“卫气”。马莳认为此解不合理,他说道: “盖温之以气,以卫气为解,则补之以味,岂人身亦有味乎? 然气为阳,故曰温; 味为阴,故曰补。神圣之立身有法也如是。”［2］76如此解释“气”,倒是比王冰单独将其解释为“卫气”要合理的多。

2. 3理论联系实际

马莳在注解《生气通天论》中“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时,详细说道“人之阳胃必有二层,心气太过,土气亦有余,故胃乃作胀而反厚,不能纳受水谷,宜用清火收敛, 如芩、连、乌梅之类。今人不识此证,以为饮食不进者,多是胃气已弱,仍用参、术等类,则胃邪亦增,饮食凡减,愈补愈胀,病终不愈矣。”［2］35不仅把苦伤心,母邪乘子,脾气不能濡泽,胃气反厚的因果关系详细解释,还联系临床,告诉世人, 饮食不进不一定是胃气弱,更有可能是心气太过。又如《阴阳应象大论》中对于“壮火”和“少火”的解释: “气味太厚者, 火之壮也。用壮火之品,则吾人之气不能当之而反衰矣。如用乌、附之类,而吾人之气不能胜之,故发热。气味之温者, 火之少也。用少火之品,则吾人之气渐尔生旺而益壮矣,如用参、归之类,而气血渐旺者是也。”［2］52如此解释“壮火” “少火”不仅没有沿袭旧人之说,反而紧密联系临床,并举例说明,让后人一目了然。

2. 4见解独特

如在《热病》中谈及对热病的治疗,“所谓五十九刺者”, 马莳根据上下经文的推断,一一标明穴位的具体位置,并提出此五十九穴与《素问·水热穴论》篇所言的五十九穴不同,“要知彼之五十九穴所以刺水病,而此则刺热病,病有不同,故穴因以异”［1］194由此可知,马莳对于《灵枢》的注解已经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

马莳精通针灸经脉理论,并长于实践,因此对四时取穴机理的注释有着深刻而独特的看法,这是他注解《灵枢经》 的一大特色。如他对《灵枢·四时气第十九》篇 “春取经……夏取盛经孙络……秋取经输……冬取井荥”［1］166注释时说: “春取经之经,当作络,义见《素问·水热穴论》。春取络穴之血脉分肉间,如手太阴肺经列缺为络之类。夏取盛经孙络处分间。盛经者,如手阳明大肠经阳溪为经之类。孙络者,即《脉度篇》所谓‘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也。秋取各经之输穴,如手太阴肺经太渊为输之类。冬取井荥,取井以泻阳逆。则阴经当刺井穴,如手太阴肺经少商为井之类。取荥以实阳气。( 则阳经当刺荥穴,如手阳明大肠经二间为荥之类。) ”［1］166-167四时邪气侵犯人体时,邪气侵犯深浅必各有不同,这便造成了针刺选穴时便有井、荥、输、经、合的不同。

3结语

马莳医籍训诂上承王冰,下启张志聪,对《内经》的注释发挥颇多,在注释篇名、分节注释、剖析医理、紧密联系临床等方面,见解独特。马莳善于针灸经脉,故对于《灵枢》的注解,远比《素问》注解水平要高。他的注本成为历史上第一部《灵枢》的全注本,尤其是对经脉、腧穴的注释,受到后世很大的推崇。汪昂在其《素问灵枢类纂约注》里评价说: “《灵枢》从前无注,其文字古奥,名数繁多,观者蹙额颦眉, 医率废而不读。至明始有马玄台之注,其疏经络穴道,颇为详明,可谓有功于后学。”［4］2-3纵观全书,马莳的注释并不是完美的,比如有些地方反复注释,过分详细,给人重复多余的感觉。虽然马莳在训诂学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他的杰出贡献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当取其精华,这样才能在中医训诂道路上走得更远。

摘要：马莳为全文注释《灵枢》的第一家,也是继王冰之后注释《素问》的第二家。他所注释的《内经》版本,是承前启后的所在,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研究马莳医籍训诂的特点,可以促进当前医籍训诂理论的进步和完善。本文通过对《素问注证发微》《灵枢注证发微》的研读及其训诂时代背景的研究,在充分了解其学术源承的基础上,总结出马莳医籍训诂的成就与特色,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创篇名注解、敢于提出前人错误注解、理论联系实际、见解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