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体系论文（共9篇）
出口体系论文 篇1
在世界各国, 中小企业大都担当国民经济支柱的角色, 为了保持国家经济的鲜活生命力, 各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尤其是在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国内市场又相对饱和的情况下, 各国政府往往会把促进中小企业出口的政策作为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从各国实施的具体政策措施上, 往往会涉及中小企业从出口产品生产一直到产品的国际市场营销等系列环节, 通常涉及到立法和行政保障、信息技术支持、国际市场开拓、出口金融支持等多个方面。而且通常是政府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通力合作, 形成一个完整的出口促进体系。这些措施和手段的实施最终都能一定程度的提高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有力的促进中小企业出口, 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开启一扇大门。
一、日本的中小企业出口促进体系
二战后, 中小企业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据相关资料统计, 日本中小企业占国内企业的99.7%。这些中小企业规模不大、人员不多, 但经营相当成功。日本的中小企业政策具有鲜明的特点, 主要体现在他们一直坚持推行系统的中小企业政策和立法上。
日本政府为了扶持和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通过政策法律指导和整合了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分工地位与关系, 对中小企业实行长期的保护政策。具体来说, 日本以中小企业为对象专门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并以立法形式确认, 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系统、完备的中小企业政策法律支持体系。该体系中, 既包括基本政策和基本法, 又包括一系列配套的涉及中小企业经营发展各方面的专项政策和专项法律。形成了一个包括金融支持、技术革新, 税收支持、组织化和社会服务支持的完善系统, 并建立了公平竞争机制和破产防御机制以及行业调整和地域发展机制。
日本政府还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形势特点与中小企业的任务, 重点推出某一方面的政策法律措施, 并不断的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贯穿着保护弱者、防止大企业排挤吞并、提高中小企业素质的指导思想, 同时,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 根据不同时期对不同类别的中小企业分别予以程度不同的扶持, 重点强调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高技术化、信息化、知识化过程中的创新作用, 鼓励中小企业开创新的事业。
在中小企业促进体系中, 还建立了一套专门制定和实施中小企业政策法律的组织结构体系和政策法律运行机制。通产省中小企业厅, 主管中小企业政策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并管理和指导专门的中小企业事业机构。引导和支持民间社团组织和社会服务组织吸引到积极参与支持中小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
总之, 日本的中小企业政策和立法体系在世界各国中堪称最为完备, 在中小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其经验值得各国研究和借鉴。
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中小企业出口促进体系
意大利在世界上享有“中小企业王国”的美誉, 该国的中小企业凭着先进的技术、突出的个性和成熟的生产网络等优势, 在意大利国际贸易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意大利政府多年来把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作为本国的一项基本经济政策, 有一套多层次、多分工的中小企业立体化管理和促进体系。
意大利对中小企业发展的促进和扶持, 是在欧盟框架下进行的。欧盟对中小企业的扶持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直接面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改善地区经济结构基金、鼓励欧盟投资基金 (FEI) 、欧盟投资银行 (BEI) 、欧盟发展建设银行 (BERS) 等等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此外, 欧盟还为中小企业提供区域咨询服务, 如亚洲投资服务、拉丁美洲投资服务等, 以鼓励中小企业走出欧盟, 进入国际市场。
意大利政府在欧盟规定的法律范围内为本国的中小企业制定了大量的扶持和促进性法律和政策。鼓励意大利中小企业对海外进行投资。针对中小企业开展对外经贸活动的主要扶持政策主要有对开发国外市场计划提供优惠贷款、向参加国际招标的企业提供低息贷款、为对非欧盟国家进行先期可行性研究的企业提供优惠贷款、为实现有关意大利出口和对外投资的技术支持计划提供的优惠贷款、协助意大利企业参股外国企业、通过中介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服务等。
意大利目前为中小企业提供专门服务的全国范围中介机构有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 (Confindustria) 和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 (CONFAPI) 。这两个联合会均由企业家自主创立, 以代表并保护企业自身利益、进行自我服务、争取更好创业环境为宗旨, 在有关法律法规之下执行自订的规则, 受政府部门指导和支持, 参加各级政府部门的有关会议并表达意见。
三、美国的中小企业出口促进体系
从1993年克林顿总统提出“国家出口战略”开始, 美国政府就积极的采取了许多刺激出口的政策。由美国商业部负责倡导的中小企业出口促进体系, 在美国商品的出口增长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该体系是以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 (TPCC) 为核心的。其下设的各个功能性机构主要从信息服务网络和出口融资担保提供系统给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在信息服务网络方面, 美国主要是仿照欧盟的信息化进出口服务体系构建了美国的信息化出口服务管理模式。该模式以因特网、多媒体和电子商务为基础, 和商业部、小企业管理局和进出口银行紧密合作, 建立一个信息网络, 为中小企业出口商提供包括目标市场研究、目标国产业倾向、市场需求预测、贸易保险、出口信贷担保等多方面的信息咨询服务。并建立了商业部全球商业服务网, 帮助出口商解决诸如商品市场进入谈判、减低市场进入壁垒等特殊性的问题, 给缺乏信息和经验的小出口企业充当引导者的角色。
在出口融资担保体系方面, 给急需获得出口融资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早在1995年美国就由小企业管理局和进出口银行共同担保推出了出口周转资金信贷担保计划, 分别给出口信贷额度在75万美元以下和75万美元以上的中小企业出口商提供信贷担保, 协助中小企业实现资产流动性的要求。除此之外, 美国还通过贸易与开发协会和海外私人投资协会给中小企业提供基金资助, 协助这些国内技术输出企业参与国外市场上各种技术工程的可行性研究以及工程设计工作, 也为他们的国外投资项目提供后续发展资金。
美国的两大中小企业出口促进体系使得他们的中小企业受益匪浅, 对我国现行贸易体制的转变和发展也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
四、加拿大的中小企业出口促进体系
出口贸易在加拿大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为了加强出口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加拿大政府建立了一套以互联网为纽带, 以各级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私营部门为出口资源服务平台, 以信息咨询、金融保险、技巧培训、贸易展览和代表团等为具体出口鼓励措施, 以协会、商会为辅助手段的出口促进体系。
加拿大政府为出口商提供的出口资源服务平台是以加拿大工业部和外交国贸部为主体, 集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和各地方政府、各行业以及一些私营部门的资源为一体, 包括加拿大团队公司 (TCI) 、国际贸易中心 (ITC) 、商务专员服务处 (TCS) 和加拿大部门贸易团队 (TTCS) 等机构在内, 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多层次的、纵横交错的出口资源服务网络。向加拿大的中小出口企业提供包括从新出口商的信息咨询、技巧培训和融资项目, 到富有经验的出口商的国外市场实地支持等, TTTCS还将政府12个关键工业部门结合在一起, 协调全国的贸易发展规划和活动, TTCS约50%的成员来自私营部门, 即私营行业协会和私营公司的代表们, 以确保用行业利益和需求来激励整个团队的开创性, 寻求在战略优先基础上的一致发展, 减少交叉和重复性项目和活动, 实现资源共享, 达到最终的共同目标。
在具体的中小企业出口促进鼓励措施上, 加拿大政府除了提供一般出口信息服务外, 在技能开发服务、出口咨询服务、市场准入服务、出口市场发展计划 (Program for Export Market Development, PEMD) 和金融保险等方面出台了详尽的措施。尤其在金融保险方面, 由出口发展公司 (EDC) 、加拿大商业公司 (CCC) 、商业发展银行 (BDC) 、加拿大国际开发署 (CIDA) 等机构分工合作, 向加拿大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和咨询服务。另外, 加拿大一些私营部门或民间组织通过自发形成的商会和协会为整个中小企业出口提供出口渠道和代办出口业务等方式, 对该国出口促进体系起到了添砖加瓦的辅助作用。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 在世界各国对中小企业出口贸易推行促进、扶持型政策是非常普遍的。归纳他们在中小企业出口贸易促进体系中提供的服务种类, 一是通过整体规划并通过相关立法、设立专职机构提供服务、设立专门的融资机构等措施, 为促进中小企业出口提供立法和行政保障, 尤其以日本和意大利最为突出;二是通过鼓励研发、支持高新技术中小企业, 提供补贴, 减免出口税收的措施, 实施鼓励中小企业出口贸易提供财政政策支持;三是通过信息化出口服务管理模式、多媒体技术的运用等专门面对中小企业出口提供信息支持体系;四是通过政府来组织海外市场调研等手段帮助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五是通过建立出口贸易战略联盟、行业协会协调等措施来辅助中小企业的出口。这些国家的出口促进体系均已通过长期的实践获得了巨大的成效, 对我国建立完善的中小企业出口促进体系可以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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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体系论文 篇2
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文■杨长湧
出口管制是美国维护国家安全、保持技术领先优势的重要手段，是其全球战略的重要体现。当前，美国正在对“二战”后形成的出口管制体系进行最深刻的改革，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在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更好地促进“出口倍增”计划实施。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一直是中美经济关系中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深入研究美国改革动向，准确把握美国战略意图，有利于更好地应对美出口管制，采取有效策略维护国家利益。
一、改革前美国出口管制体系的特点
美国出口管制体系形成于冷战时期，当时主要是为了防止尖端武器和敏感技术流入社会主义阵营。经过较长时间补充和完善，美国形成了内容庞杂、涉及众多联邦机构的出口管制体系。其核心特点是围绕军品及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形成“双轨制”管制体系。两套体系在法律依据、执行规制、管制清单、审批机构、审批政策、审批程序、执法机构、处罚措施等方面都存在显著不同。
较之军品管制体系，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管制相对宽松、更加灵活，主要体现在“一高三少”：
一高。出口目的地是美国盟友或与美国政治外交关系较亲密的国家，出口许可申请获得批准的可能性较高。
三少。一是禁运国少，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的禁运国只有5个，而军品禁运国有21个；二是审批时间少，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的出口许可审批一般在30日内完成，除非各部门意见相左、需要进入争议解决程序，而军品出口许可审批需要60日；三是民事处罚少，违反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出口规制的民事处罚为25万美元罚款和暂时取消出口权利，而违反军品出口规制的民事处罚则为50万美元罚款和永久性取消出口权利。
二、美国出口管制体系改革的动因、计划和进展
2009年8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美出口管制体系进行综合评估，以摸清存在的问题并寻求解决的方法。2010年4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罗布特·盖茨发表讲话，公开了美出口管制体系改革的关键要点。时至今日，美出口管制体系改革在一些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改革成效逐步显现。
（一）改革动因
美国之所以要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大刀阔斧改革，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有限行政资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管制需求。改革前，美国出口管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零部件与成品同等对待，这在军品管制中尤为明显。其结果是，螺丝钉等微小零部件必须遵守与武器制成品同样的审批要求，这导致大量行政资源浪费，无法将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对美国国家安全最有影响的产品和技术监管中去。
二是严苛的军品管制对美国制造业造成损害。美国军工出口企业要为零部件和武器制成品分别申请出口许可，提供保养、维修等售后服务也必须申请许可；出口后每年要向联邦政府缴纳注册费。同时，购买了美国军工产品的盟国，如将美国控制的设备出租、销售或转让给他国，必须知会美国政府，一定情况下甚至需要美国批准；如果盟国使用美国军品清单中的零部件开发本国武器系统，那么转让该系统时要得到美国批准，无论此零部件是否重要。严苛的管制制度导致美国不少盟国不愿从美购买军工产品，损害了美国军事工业竞争力，间接影响了美国军事技术进步。
（二）改革计划
美国出口管制改革计划可概括为“四大领域、三个阶段、两手推进、一个体系”：
四大领域：对管制清单、许可政策、管制执法和信息系统等四个领域进行全面改革。其中，管制清单改革是关键。
三个阶段：每个领域的改革都分三步进行。在第三阶段完成时，达到改革的最终目标。
两手推进：一方面，甄别关系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产品和技术，对其出口施行更加严格的管制，在“更少的物项周围筑起更高的围栏”；另一方面，将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重要性相对较低的零部件、产品和技术，从军品清单移至商业管制清单，适用更加宽松和更加灵活的出口管制政策，促进这些产品和技术出口。
一个体系：美国出口管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形成“四个一”体系，即单一的管制清单、单一的管制机构、统一的执法体系和统一的信息系统。
（三）改革进展
美国出口管制改革于2010年12月正式启动，迄今已4年。期间，经过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内部沟通、与美国国会磋商并听取公众意见，美国在四个领域的改革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一是管制清单改革。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颁布关于管制清单改革的三套最终规则，军品清单21个大类中15个大类下的物项和技术，部分或全部移至商业管制清单。其中，第8类飞机及有关设备和第19类中天然气管道机械的转移尤为重要。这两个领域的零部件出口许可占美国军品清单出口许可的75%，是美国企业申请出口许可的主要产品。同时，军品清单和商业管制清单涉及的一些重要概念进一步明确，可操作性进一步增强，交叉重叠进一步减少。
二是许可政策改革。目前，美国国务院、商务部、财政部各自管理的出口筛选清单（Screening list）已合并，方便出口企业快速查询境外交易伙伴在美国出口管制体系中的位置，以更好地遵守美出口管制法律。同时，三个联邦机构开发了单一的许可申请表格，对一些关键术语的含义进行了协调。
三是管制执法改革。2010年7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关于伊朗的制裁法案，修改了违反军品管制法律的刑事处罚措施，将最高10年的监禁提高到20年，与违反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管制法律的刑事处罚措施实现协调，进一步突出了军品管制的严格性。同时，2011年11月9日，根据奥巴马总统的13558号行政命令，“出口执法协调中心”（E2C2）正式成立。该中心由美国国土安全部、商务部、司法部、国务院、国防部、能源部、财政部、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邮政局、进出口银行等10个部门的若干内设机构组成，归口国土安全部管理，负责对相关部门的出口管制执法工作进行协调。
四是信息系统改革。目前，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的出口审批机构都统一转向了国防部2003年开发的许可数据平台（USXPorts），信息系统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三、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变动趋势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冷战结束后，我国一直是美国出口管制的重要对象国。未来，随着中美力量对比继续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及美国对我对外战略意图的疑虑加深，美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实质性放宽的可能性较小。美国商务部2010年12月公布战略贸易许可例外授权法规草案，允许向164个国家出口一些受控物项时不必再办理出口许可证，但我国被排除在外，不能享受许可例外带来的便利。
不过，当前中美正在着力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出口管制体系改革的一个基本取向是放宽一些相对并不重要的产品和技术出口管制，因此美国在部分领域放宽对华出口管制依然是可能的。特别是那些制造技术相对成熟、国际竞争相对充分的领域，即使美国不放松对华出口，我国企业也可从其他国家得到同类产品或技术，美坚持管制只能越来越失去我国市场。
基于此，我国应认真研究美国出口管制体系改革动向，找准趋于放宽的出口管制领域，立足自身需要向美国提出放松部分领域出口管制的要求，甚至可考虑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要求美国给予对华出口以特别授权和优惠。目前看，电子技术、航空、信息通讯技术和生命科学技术等四个领域是美国对我先进技术出口的主要领域。这四个领域民用性较强，部分领域的出口管制已从军品清单移至商业管制清单，要求美国放宽这些领域的出口管制更易为美方接受。同时，这些领域的技术也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扩大进口有利于推动相关产业发展。下一步，我国可重点围绕这些领域展开与美国的谈判，推动美国放宽这些技术领域的对华出口管制。■
出口体系论文 篇3
一、对外贸易风险概念和分类
1、对外贸易风险的概念
所谓对外贸易风险, 就是指在对外贸易中出现的风险。具体地说, 对外贸易风险是指在对外贸易中, 与贸易有关的某些因素在一定时间内发生始料未及的变化, 导致对外贸易主体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或实际成本与预期成本发生的不一致, 从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
2、对外贸易风险的分类
对外贸易是一种复杂的商品交换活动, 各种手续繁杂, 牵涉面很广, 涉及因素种类繁多。因此, 易引发的风险也种类繁多, 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1) 信用风险。在对外贸易中, 买卖双方自接洽开始, 经过报盘、还盘、确认、订约、履约几个过程。在此期间, 买卖双方的财务经营状况可能发生变化危及履约, 国际结算时因商业信用或银行信用问题造成的诸如出口商所交单据与货物不符;进口商拒绝付款、拖欠货款, 开行拒付货款、拖欠货款等, 都是信用风险。
(2) 单据风险。这一风险主要指合同条款本身内容给双方当事人带来的风险。例如, 合同中的品质条款和商品的检验条款及法律条款容易因注重价和付款方法等而被忽视, 它的漏洞一旦被买方利用, 卖方的利益无从保障。同时, 货物海运过程中各个中间环节可能出现的各种诸如提单欺诈、租船合同欺诈、海运保险欺诈及集装箱欺诈等的单据欺诈行为, 都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3) 外汇风险。外汇风险是指在国际经济交易活动中, 因未预料到的汇率或利率的突然变动给外汇持有人带来的经济损失或收益, 一般包括交易风险、经济风险和融资风险等。对外贸易货款的清偿多以外汇支付, 而汇价依各国采取的汇兑制度、外汇管理制度而定。在这种复杂情况下, 交易双方有一方要以外币计价, 但由于外汇汇率不断变化, 在信息不十分顺畅时, 就会给交易的一方带来损失。
(4) 国家风险。国家风险是指东道国的政治、社会和宏观经济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和调整, 给外贸企业的经营活动带来影响、制约及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国家风险可分为政治因素、社会因、贸易制度因素以及国际性危机因素等多种。
(5) 工作环节风险。外贸出口是一个系统的流程, 合同准备、交易磋商以及履约阶段, 甚至履约后的索赔, 都需要各环节工作人员与组织机构的协作沟通。生产部门与销售部门的沟通欠缺, 销售部门与银行部门的沟通欠缺, 以及货代与客户的沟通欠缺等, 都可能使出口遭遇工作环节出错的风险。
二、我国出口企业遭遇对外贸易风险的现状及原因
1、我国出口企业遭遇对外贸易风险的现状
根据国家商务部一项抽样调查显示, 中国外贸企业国际业务的坏账率高达5%, 远远超过发达国家0.5%的平均水平。一项对1000家中国出口企业的调查显示, 68%的企业有过因贸易风险而利益受损的遭遇, 企业应收账款延迟收付的比例超过50%。根据相关权威报道预测, 中国迄今至少有1000亿美元的海外应收账款逾期无法收回。以中恒集团为例, 由于对外贸易风险, 曾一度影响到公司利润达1563万余元。这些数字都反映了我国出口企业对外贸易风险水平是比较高的。许多企业因外贸风险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步履艰难, 有的甚至无法正常经营, 直接影响我国经贸事业的健康发展。随着出口企业业务的不断拓展, 这些企业经常遇到贸易伙伴表现欠佳, 导致无法及时收汇, 或由于市场汇率波动, 储运风险或者国际风险, 造成利润下降, 甚至亏本。同时, 中国周边贸易合作国家, 如俄罗斯、印度、越南、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老挝以及缅甸, 国家风险级别都在四级以上, 均属国家风险水平显著之列, 中国的外贸出口一直处于高风险国家的包围圈中。
2、我国出口企业遭遇对外贸易风险的原因
(1) 外贸从业人员风险防范意识淡薄。一些外贸企业普遍缺乏风险防范和规避意识, 一心只想着开发市场, 增加成交量, 而对交易中潜伏的风险因素无暇顾及, 对一些国际通行的风险防范手段缺乏有效认识和利用。更有一些外贸企业内部基本不开展国际贸易防范的教育, 企业内上至领导决策层下至普通员工都缺乏风险防范意识, 没有做好抵御、防范外贸风险的心理准备和措施准备。
(2) 外贸企业风险管理组织制度不健全。外贸企业风险防范管理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风险防范的组织机构缺位, 风险管理的制度规范很不健全。外贸企业在对外经营活动中无法对国际贸易风险实施有效的监控、预警, 出现风险也不够及时控制、处置, 企业在国际贸易风险面前处于一种不设防的状态, 大大增加了外贸企业在实际经营管理和交易过程中风险发生的概率。
(3) 忽视系统全面的信息收集体制。在国际市场上, 客商资信不良、经营状况不佳、无法支付货款或提交货物;甚至利用假单据、合同中的陷阱条款等方式蓄意欺诈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出口企业忽视对客户信息的系统管理, 缺乏对对方经营状况、注册或商业登记等信息资料的全面收集和调查, 从而遭遇对外贸易风险。
(4) 缺乏专业的风险防范管理人才。风险防范管理的建设需要专业人才。外贸风险防范管理人才的素质包括专业知识水平、经验、管理水平、责任心等方面。风险防范管理人才的严重不足, 导致一些外贸企业风险防范管理工作处于空缺状态, 严重损害着外贸企业的利益, 影响着外经济贸易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出口企业对外贸易风险防范体系的构建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 同时由于对外贸易的风险而带来的损失也日益增多。面对大量贸易风险的现实, 我国企业加强出口风险管理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对企业而言, 要融入经济全球化, 实现国际化, 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就必须做好风险防范的体系建设。
1、加强风险防范的体制建设
(1) 完善风险防范管理制度。设置专门的外贸风险防范管理部门并配备风险防范经理, 无疑会大大提高出口企业风险防范与管理的能力。大型出口企业可成立风险防范管理专职机构来建立健全并贯彻实施科学的风险防范管理制度;中小型出口企业, 尤其是我国外贸经营权下放以后初次涉足外贸领域的为数众多的私营企业, 可考虑风险防范管理委托代理制度, 直接将风险防范管理工作“外包”给风险防范管理咨询公司。
(2) 建立客户信息调查体制。在外贸业务往来中, 出口企业要建立资信调查体制, 确认客户的付款能力, 特别是合同交易金额较大的, 更应重视调查客户的资信情况。资信调查主要包括:公司名称、地址、电话成立日期、公司性质、业务范围、注册资本等基本内容。对客户特别是主要客户, 必须要有一个专门部门负责档案管理, 按照业务往来中客户的付款情况和信用情况, 建立、评定客户的信用等级。
2、加强外贸人员的素质建设
(1) 直接引进高素质的风险管理人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 风险管理人才素质较高, 能够对对外贸易风险进行最大限度地管理与防范。直接引进高素质的风险管理人才, 吸纳专业人才, 特别是风险管理人才, 弥补风险防范管理人才的缺乏, 优化风险管理人才结构, 使其以较高素质和能力, 适应复杂多变外贸出口需求, 会更有助于外贸出口企业的获利, 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健康发展。
(2) 加强外贸人员的专业素质建设。建立和完善培养、培训体系, 采用安排进修、专家讲座、中短期培训等方式对本企业现有员工进行强化培训, 通过专业的外贸知识培训, 提升企业员工的专业素养, 在客户开发、信用评估、合约签订、资金安排、组织货源、租船订舱、跟踪货款等诸多环节中, 做到专业操作, 各个交易流程相互间协调, 避免贸易流程的顺利进行受阻。
(3) 开展专门的风险防范管理教育。通过宣传教育的形式, 对国际贸易从业人员开展专门的风险防范管理教育, 使其树立牢固的风险防范意识, 熟悉对外贸易过程中潜在的可能风险, 掌握贸易流程中规避风险的基本技术和方法, 使企业内上至领导决策层下至普通员工都树立起风险防范意识, 时刻做好抵御、防范外贸风险的心理准备和措施准备。
3、加强政府协会的职能建设
(1) 构建外贸风险防范的预警机制。各种政策和信息是出口企业经营不可或缺的资源, 成为风险防范预警机制建设的关键所在。强化政策信息的服务功能, 构建好风险防范的预警机制, 在快速传达国家最新外贸政策的同时, 努力搭建信息服务平台, 向企业提供风险预警信息服务。
(2) 积极推行国际标准提高我国标准档次。当前, 发达国家相继采用各种标准来构筑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我国出口企业要规避因贸易壁垒带来的风险, 使自己的产品走向发达国家市场, 必须积极采用国际标准, 遵循国际惯例, 实施品牌战略, 重视产品质量, 提高产品档次, 在合同签订、货物交付、货款结算等诸多环节中严格按照出口贸易的基本操作程序办事, 才能防范对外贸易风险。
(3) 加强组织机构的沟通合作和应对风险能力。商会、协会是企业的联合组织, 应代表企业利益, 替企业说话;政府从根本上一直是经济发展的关注者和引导者。通过与各国家间的外交合作, 各协会间的沟通交流, 针对国际经济形势、国际市场竞争程度、交易流程动态等的变化, 及时捕捉国外风险动态, 及时调整对策或制定更符合形势发展的政策, 为出口企业的对外贸易风险防范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和出口环境, 最大限度的维护出口企业利益。
四、结束语
随着国际贸易迅猛发展和我国出口贸易水平的加强, 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的风险也日益引起国家和出口企业的愈加重视。现实迫使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和正视风险, 有效规避和控制出口贸易风险。应根据市场和业务的发展与变化情况, 不断进行风险识别和度量, 把相关的策略、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 完善风险防范体系, 有效地抵御国际贸易风险以保证出口企业业务的顺利进行和不断发展扩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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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体系论文 篇4
关键词：农业产品出口 质量保证 体系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持续增长，2003年农产品出口首次超过200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2004年农产品出口达到233．9亿美元，比上年又增长9．1％；2005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产品第四大进口国，第五大出口国。农产品出口在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促进农民增收、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竞争力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据悉，2005年山东省农产品出口69．1亿美元，占全国农产品出口额的2 5．4％，占全国出口总量的25．4％，居全国首位。并基本覆盖了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品种，全省水海产品出口27．4亿美元，增长28．5％；蔬菜出口33亿美元，增长2 4．8％，潍坊蔬菜出口量占到了全省的三分之一，全国的五分之一，蔬菜远销日本、韩国、台湾、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由于出口所占比重比较大，近几年山东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也是最严重的，再加上2003年年初的“禽流感”来袭，也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了山东农产品的出口。现在发达国家对进口食品和农产品的农药、兽药、生物毒素残留量、重金属含量和生物、化学污染物等安全卫生要求越来越多，限量越来越苛刻。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应当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要积极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充分发展农产品出口贸易，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山东省农产品出口质量保证体系。
一、山东省农产品出口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背景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和农产品出口大省，加入世贸组织4年来，农产品进出口呈现持续快速增长势头。目前，我省初步建立了以蔬菜为主的果品、畜牧、水产、花生、禽肉制品加工等优势产品产业区，有各级各类农业标准化基地3000多万亩，以及一批被认证的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等。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农产品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过去五年，贸易环境进一步改善，有力地促进了农产品贸易的快速增长。
虽然自2000年以来，山东省的农产品出口已连续六年全国领先，在农产品出口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容忽视的是我省农产品出口还存在一些问题：
1、我省农产品质量整体水平不高，出口农产品屡遭退运
我国农民的整体科学文化水平较低，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彻底改变，使得农副产品质量难以保证。据统计，我省很多口岸的农产品在过去一段时间屡遭退运，遭退运的农产品主要有蔬菜、冻鸡等。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质检标准与国际标准不接轨，入世后一些国家利用检验检疫方面的各种技术壁垒取代传统的关税壁垒以限制我省农产品出口。
2、出口市场过于集中
出口市场狭窄是造成我省农产品出口频频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我省农产品出口过于依赖亚洲市场，对亚洲国家出口量占总量的一半以上。市场一旦有波动，出口规模立即受到影响。
3、生产企业品牌意识差、名牌产品少
品牌开发成本较大，但是品牌产品拿到市场后却卖不动。这一现象，既制约了新产品的开发，使我省的农业总体上还处在低效、科技含量不高的基础阶段；同时也制约了品牌开发。农业企业打品牌战打不起，打品牌需要高投入，高投入就要抬高产品价格。当然也不排除在市场上有个别农产品是名牌产品，但十分少，而且，这些名牌产品的出现，存在着许多政府行为，并不完全是企业的经济实力使然。
4、出口农产品监管和检测环节存在问题
目前，我省对出口食品和农产品还没有做到全过程监管，不少环节存在漏洞。特别是在农兽药生产与使用，植物保护和动物防疫、农产品标准和质量评定、产品质量检测、区域或行业管理、宏观调控等环节，由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投资能力、技术水平等的限制，存在这样或那样与市场经济、国际竞争不相协调的问题，这就必然影响出口食品和农产品的质量，使出口受到限制。
5、受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严重
农产品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能力不强。国外贸易技术壁垒，严重制约了我省农产品的出口，特别是畜产品出口受到的冲击最大。同时，其它主要出口农产品种类，如水产品、蔬菜、水果和肉类产品也均受到主要贸易国家SPS(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等措施的影响。
二、农产品出口质量保证体系建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省作为农业大省，解决好农产品出口问题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近年来，我省农产品出口发展迅速，同时，农产品出口经营队伍不断优化，贸工农一体化的企业成为农产品出口的主力军；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出口渠道进一步拓宽，出口品种不断增加，贸易方式不断拓展，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初步显现。这预示着我省农产品出口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是促进我省农产品质量升级和与国际接轨的基础
农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是一个国家农业发展和科技进步水平的重要标志，衡量一国农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农业产品(包括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口。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却不是农业贸易强国。农产品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可以使我省农产品按标准生产，从源头上控制；种养殖过程监控、产品的检验检测；对我省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监督等，为最终农产品的质量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农产品出口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能够确保我省农产品与国际接轨，得到世界的认可，增强我省农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能够进一步确保人民群众生活安全和生命健康
农产品安全问题是关系到人民健康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我省在基本解决食物总量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同时，农产品质量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尤其是我省作为WTO的新成员，与世界各国间的贸易日益增加，食品安全已超越国界，成为影响农业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并在某种程度上制约我省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农产品出口质量保证体系的
建立不但有利于我省农产品的出口，还能进一步确保人民群众生活安全和生命健康。
3、能够提升我省农产品出口企业的素质
体系的建立对农产品出口企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业企业只有按标准生产、不断引进先进技术、更新设备、加强营销服务和提高管理水平，才能满足出口对产品质量、标准越来越高的要求。
4、可以促进农民增收，增加就业机会
据调查，每出口l美元农业产品，农民可获得约1元人民币的收入。如果重点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和深加工品出口，农民增收幅度一般会比初级农产品出口增值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据测算，每1万美元农业产品出口平均可提供约20个就业机会，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可创造40个就业机会。
三、建立山东省农产品出口质量保证体系的战略目标和策略
农产品出口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全程控制的理念看，该体系建设应当坚持源头管理、过程控制、市场准入相结合的思路，抓住关键的影响因子和制约环节不放松，注意加以规范、规定和细化。
1、加强农业标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将农业标准化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一个主攻方向，动员和优化配置农业部门“内外资源”，着眼于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农业产业竞争力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围绕农业标准的“制修订”、“实施”与“监督”三个关键阶段，从管理、技术和生产实践三个层面入手，狠抓产前、产中、产后三个重要环节，提高我省农业全行业的标准化水平，促进农产品出口。通过加强对农业标准化工作的组织和领导；进一步做好我省农业标准的补充与完善工作；着眼推进标准实施，从源头上解决出口农产品质量问题；积极开展出口农产品标准化综合试验区建设；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这一些列措施加强农业标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2、建立良好的农产品出口检验检测体系
我省企业自检体系、社会中介组织检测体系和政府监管检测体系在内的三类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逐步健全，其中主要都是政府检测机构，企业自建体系还不够完善，只有企业能够拥有完善的自检体系，才能使农产品的质量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出口才能有技术保障。我们要充分认识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的重要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明确界定各级机构职责与任务；进一步加强对出口农产品检验检测体系的管理；提高我省农产品出口检验检测的整体水平。
5、进一步完善出口农产品监管体系
首先通过建立健全监管机构，建立出口农产品监管平台及出口农产品安全监控网络建设建立良好的监督管理体制；其次要全力打造和完善我省农产品追溯体系，给予消费者知情权、强化产业链各企业的责任、为农产品物流各个环节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标准标识体系；三是加强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的建设以保证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基本条件，提高农产品质量及扩大出口。我省现已对米、面在内的二十八大类食品实行了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
4、积极推进农产品质量认证认可体系的建设
我省应重点建立产品质量认证与管理体系认证为主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认定认证体系，让更多的农产品得到国际上的认可，从而保障农产品的出口。积极开展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组织推荐无公害农产品认证，鼓励推荐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建立农产品质量管理体系，积极推进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开展质量认证体系建设，重点加强种植业生产过程的GAP认证(农业良好操作规范)、在兽药生产上的GMP(良好作业规范)认证，在饲料生产、农产品加工、畜禽水产养殖方面的HACCP认证(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技术)、IS0900 1(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ISO14000(环境管理和环境保证体系)等质量体系认证，得到国际的认可，增强我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5、建立我省农产品出口预警系统和保障机制
建立完善的出口预警系统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获得别国进口预警系统的资料和可运作模式；二是确定预警系统临界指针，建立我省农产品出口预警系统；三是根据世贸组织规则中市场对等开放的原则，在我省农产品出口遇到技术壁垒时，需要通过国家采用适当增加进口的办法，争取对方打开大门通关放行，以确保我们的农产品稳定占领甚至扩大出口市场；四是尽快建立并完善我省以技术壁垒、绿色壁垒为主要内容，符合世贸组织游戏规则的贸易保护措施，健全反倾销、反补贴等保障机制，以增强我省企业的自我保护能力。
出口保障机制的建立主要是为了维护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的权益，及时处理农产品贸易摩擦。出口保障机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完善的农产品出口摩擦报告机制。
(2)建立完善的农产品争端应诉机制。
(3)加强对各主要贸易伙伴的技术法规研究。
通过我省的农产品出口预警系统和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实施，协助国家层面上预警工作的开展，帮助广大农产品出口企业尽快了解国际市场的动向和各国家法律法规的变化，最大程度的减少损失。
6、其它措施
包括培植农产品出口龙头企业；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培育农产品出口品牌；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加强农产品出口促进工作；完善促进农产品出口的政策体系；健全农产品出口信用保险制度；优化行业管理资源，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的管理观念变革。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建立完善我省的农产品出口质量保证体系，为我省农产品出口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全面提高我省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农产品出口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
数据互认体系有利于化学品出口 篇5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生产、生活中使用的化学品数量日益增加,新的化学品也层出不穷。目前已存在的化学品长期或过量使用是否会产生人类尚不了解的后果?新出现的化学品是否对人体有害或危害环境?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不断地对已知和新产生的化学品进行试验和测试。因为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同,不同国家往往对同一种化学品进行重复试验。为了降低测试成本,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于1981年通过了其理事会决议“关于化学品评估中的数据互认(MAD,Mutual Acceptance of Safety Data)”。OECD理事会在该决议中指出:由该组织成员国按照当时已经发布的OECD化学品试验导则和决议附件2中的良好实验室规范(GLP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原则来进行的化学品评估中产生的数据,在其他成员国的化学品评估和与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相关的研究中应被接受和使用,而无需再进行试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由全球一些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合作组织,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目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共有31个成员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了确保在化学品评估上的数据互认,共通过了三项决议,分别是:
C (81)30Final——关于化学品评估中的数据互认决议的修订决议;
C (89)87Final——符合良好实验室规范原则的建议;
C(97)114Final——非成员国遵循关于化学品评估中的数据互认的理事会法案的决议。
2 良好实验室规范原则
从OECD关于化学品评估中的数据互认决议可以看出,要想使本国的试验数据被其他国家承认,必须按照OECD化学品试验导则和GLP原则来进行。那么什么是GLP原则呢?
OECD的GLP原则最早于1981年作为决议“关于化学品评估中的数据互认”的附录部分而被OECD采纳。之后经过15年的应用总结,GLP原则被不断修改并日趋成熟,最终于1997年11月26日作为OECD理事会决议附件2的正式修订版本被理事会批准通过。仅仅依靠一个原则性文件,GLP仍然很难适用于各种试验类型以及某一类型试验的方方面面。1992年至2004年,OECD又发布了多个一致性文件和建议性文件,对具体如何实施这一规范进行了解释和说明。这些一致性文件和建议性文件,与GLP原则最终共同组成了OECD的GLP体系文件。
整个GLP体系文件,都是用来规范进行有关化学品评估的非临床健康和环境安全研究的试验室的组织处理流程,包括计划、实施、监督、记录、存档和报告。GLP体系确保安全数据的质量,以及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OECD的各个成员国,只要遵循GLP原则,彼此的实验室研究就可以被相互承认,还可以避免为了遵循单一国家法律而不得不进行的重复试验。
3 非成员国加入MAD的步骤和现状
3.1 非成员国加入MAD的步骤
1997年,OECD通过了C (97) 114Final——非成员国遵循关于化学品评估中的数据互认的理事会法案的决议,提出了非OECD成员国加入MAD的基本要求和程序。该决议提出:
开放OECD关于化学品评估数据互认的理事会法案,给那些表示愿意并且证明其有参与能力的非成员国;
遵循理事会法案的非成员国,应有资格参加包含数据互认的OECD化学品计划,并且与成员国一样具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遵循理事会法案和参加包含数据互认的OECD化学品计划应按照决议附件所列步骤进行。
该决议的附件列出了非OECD成员国遵循关于化学品评估数据互认的理事会法案的步骤,包括:
OECD秘书处应确保向有兴趣参加MAD的非成员国提供遵循OECD关于化学品评估中的数据互认法案的权利和义务的全部信息。
当OECD理事会提出邀请后,有兴趣参加MAD的国家应在一个合适的层面上确定其同意临时遵循理事会法案,并接受出于评估和其他关于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的使用目的,按照OECD试验导则和GLP原则进行化学品试验所产生的数据。
遵循上述邀请、确认和临时遵循的步骤后,化学品控制特别计划的化学品组和管理委员会联合会议将组织并与非成员国磋商,就协助其执行理事会法案提供技术支持。
申请加入MAD的非成员国将被联合会议邀请以提名一个试验导则协调员,并参与关于发展和更新OECD试验导则的活动和会议以及关于GLP的技术会议。如果被OECD的GLP小组推荐,还可以作为观察员参加小组会议。此邀请最多持续3年,并将由联合会议延续。
如果非成员国完全执行理事会法令,并考虑到这方面联合会议的推荐,那么该成员国可以被理事会邀请以遵循理事会法令,并作为一个正式成员参加OECD关于数据互认的化学品计划;这将要求该非成员国为执行化学品计划的这一方面提供资源经费。
参与MAD可以被一方以一年以上的预先通知而终止。理事会可以设置关于邀请的任何更多条款和限制性规定。
3.2 非成员国加入MAD的现状
因为加入MAD可以减少昂贵的、重复的化学品评估试验,避免国家间非关税贸易壁垒,降低贸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所以,自从1981年OECD理事会的“关于化学品评估中的数据互认”决议通过之后,许多国家纷纷按照OECD的GLP体系来制定本国的GLP法规,积极加入MAD。
继2003年南非第一个作为非成员国与OECD成员国实行数据互认以后,随后斯洛文尼亚于2004年5月加入了MAD体系,2005年以色列也成为MAD成员国。目前已提出申请并正在积极争取参加数据互认的国家有印度、中国、巴西和俄罗斯,其中印度和中国分别于2003年和2005年成为OECD下属的GLP工作组的正式观察员。
2010年1月19日,OECD官方宣布新加坡已经达到了遵循OECD关于化学品评估中的数据互认体系的全部条件,正式成为第四个加入此非临床安全研究多边协议的国家。目前,除新加坡外,作为非OECD成员国而正式进入MAD体系的还有南非、斯洛文尼亚和以色列三国。这四个国家关于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所产生的数据将被OECD成员国承认和接受。除了上述四国之外,目前作为非OECD成员国并且临时遵循MAD体系的国家为印度、巴西、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其中马来西亚于2009年10月成为临时遵循MAD体系的国家。这四个国家目前将接受OECD成员国和其他遵循MAD体系国家的试验数据,并逐步确立本国的GLP符合性监督计划。当由三个OECD国家政府派出的专家组到该国进行GLP符合性监督计划现场评估之后,根据评估结果,OECD理事会可邀请临时遵循国家成为完全遵循国家,并与OECD成员国具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4 我国加入数据互认的工作进展
2007年6月1日,欧盟REACH (Registration,Evaluation,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 s,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法规正式生效。这是欧盟对进入其市场的所有化学品进行预防性管理的一部法规。按照REACH法规的要求,进入欧盟的化学品必须提交物理化学信息进行注册。我国出口欧盟的企业将面临高昂的信息提交和注册成本。欧盟要求企业提供的物质毒理学信息必须来自于符合GLP规范的实验室。若我国能加入MAD体系,则企业可以在我国GLP实验室进行试验,得到的试验结果在欧盟范围内获得承认,这样将大大减少出口成本。
2008年1月1日,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正式在我国实施。按照GHS制度的要求,化学品生产企业必须提供产品的危险性信息,其中的产品安全数据单(SDS)上的毒理学信息必须来自于符合GLP规范的实验室。如果我国能够加入OECD的MAD体系,可以为国内的化学品生产企业提供便利,对促进我国化学品的生产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OECD明确指出,申请加入MAD的非成员国应接受GLP符合性监督现场评估,所以我国要加入MAD,就必须建立自己的GLP实验室和GLP符合性监督体系。2007年,为了建立我国自己的化学品毒性检测GLP实验室系统,实现我国化学品毒性检测实验室的认可与国际接轨,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承担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重点领域认证认可推进工程”。该项目中的“化学品毒性检测实验室安全评价与质量控制技术研究”由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牵头,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承担完成。其中的子课题“我国化学品毒性检测实验室良好实验室规范(GLP)标准体系的建立”正在由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进行研究。2008年,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与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合作,将OECD的GLP体系中全部15个文件等同转化为我国国家标准,形成了我国化学品毒性检测实验室良好实验室规范(GLP)标准体系。该系列标准已经于2009年4月1日正式实施。该系列标准的制定,为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实验室评价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8年6月,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发布了《关于开展良好实验室操作规范(GLP)评价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公布良好实验室规范(GLP)及评价程序的有关文件的公告》,标志着我国良好实验室规范认可/监控体系的建设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2009年1月,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上海化工研究院检测中心成为符合良好实验室规范(GLP)的实验室。该实验室可以在化学品理化性质测试、毒性研究方面开展GLP测试研究,并出具GLP测试研究报告。上海化工研究院检测中心成为我国首家认监委承认的GLP实验室,对推动我国加入OECD的MAD计划具有重要意义。
2009年10月,由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组织编写的《良好实验室规范(GLP)国家标准理解与应用》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既可以作为GLP审核员的GLP国家标准培训教材,又可以为准备GLP评价工作的实验室提供参考。
5 结语
目前对外出口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发达国家为了其自身的利益不断制造贸易壁垒影响我国出口。欧盟REACH法规和联合国GHS要求供应商提供的化学品毒性数据必须来自于GLP认可实验室,大大增加了我国企业在欧盟乃至全球的贸易成本。上海化工研究院检测中心成为我国第一个符合GLP的实验室,标志着我国自己的GLP评价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同时,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在逐步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GLP符合性监督计划,预计2010年将有更多的实验室通过GLP审核。相信通过各方面不断的努力,我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遵循MAD的OECD非成员国,为促进我国化学品出口事业顺利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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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琳,吕琳,陈金香,张群,庞建新.我国GLP规范与国际互认[J].中国药事,2008,22(7) :531～554．
出口体系论文 篇6
确保安全和提升品质是现阶段世界范围内农产品的两大主题。20世纪90年代伊始,美国、欧盟和日本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就通过建立法律法规,配套组织执行机构,以预防、控制和追溯为特征的农产品追溯监管体系来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尤其是近年来日益突出的国际食品安全问题,发达国家采取提高农产品“绿色壁垒”的贸易政策,来限制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的出口贸易。中国作为农产品出口大国,出口贸易严重受到制约,面临严峻的挑战。出口农产品加工企业亟需打破国外因食品安全追溯而设置的贸易壁垒,建立农产品可追溯体系,保证出口产品质量安全,以期与国际市场接轨。
国内外农产品可追溯体系发展状况
发达国家农产品可追溯体系发展状况
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的应用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中欧盟应用的最早,是推动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的重要力量。自2000年开始,欧盟先后出台《食品安全白皮书》《第178/2002号法规》《第1830/2003号法案》《第852/2004号法案》《第834/2007号法案》《第931/2011号法案》《第208/2013号法案》等法律严格要求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的运行,并制定《良好追溯流程》《BRC食品安全全球标准》《IFS国际食品标准》等标准与规范,建立食品来源追踪体系及转基因与非转基因农产品共存的追溯与标识工具与方法,发展良好追溯流程。针对不同区域特征,欧盟开展新型食品全程追溯活动,并建立完整的食品供应追溯模式。
美国作为农业最为发达的国家,形成了以《生物反恐法案》和《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为核心的农产品追溯法律框架,2004年又相继提出《食品追溯白皮书》《食品及药物监管全球化法案》《生鲜农产品法案》等针对具体农产品追溯的法律。此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过《建立与保持记录管理条例须知》《行业指南:产品召回,包括清除和修正》《企业指南:关于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分销、接收、保存或进口食品者建立和保持记录的问答》《生鲜农产品追溯行动计划推动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的实施》等规范,进一步明确追溯规定。
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也在推动食品溯源体系。《食品安全基本法》《食品追溯体系导引手册》《餐饮业追溯建设导引》(原材料出入履历信息溯源系统手册》等法律的制定,Scica果蔬追溯信息系统、青森县板柳町苹果追溯体系、京都府全农京都米追溯等标准与规范的实施,为农产品的生产制造及运送销售等流程提供各项信息。
此外,巴西、智利、南非等南美及非洲国家也都积极推动农产品追溯体系的建设与发展。除以上国家外,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CAC)、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ISO)、国际物品编码协会(Global Standards 1,GS1)等国际组织也积极组织参与农产品追溯体系相关标准和实施手册的制定工作,致力于推动全球农产品乃至商品可追溯体系进程。
国内农产品可追溯体系发展状况
我国农产品可追溯系统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自2002年1月欧盟强制要求进口食品可追溯开始,我国正式开始了对食品可追溯系统的研究和建立。2006年1号文件指出加快农业标准化工作,健全检验检测体系,强化农业生产资料质量管理,进一步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2007年再次强调要加快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的进程,建立切实可行的农产品可追溯制度。2008年政府提出了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的建设规划,先后制定了《食品可追溯性通用规范》《食品追溯信息编码与标识规范》《水果、蔬菜跟踪与追溯指南》等标准和指南,使农产品加工企业及上下游产业链参与者在可追溯系统的实施上有据可依,规范企业加工流程,推动企业走出去。
建立农产品可追溯体系对企业的益处
实现全程供应链的可视性及信息充分共享
农产品可追溯体系是伴随着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而形成的,需要完整记录产品生产、加工、运输、仓储、销售各个环节中的各项信息,为生产商、加工商、物流商和销售商等食品供应链参与者搭建一个信息平台。通过建立全程供应链可视系统,为农产品加工流通中的各个企业提供产品各环节的所有信息,做到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信息统一化,减少农产品出现质量安全问题的风险,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提高各生产商的利润,还能督促他们改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使食品供应链管理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中,实现企业目标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
提高产品质量,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企业实行农产品可追溯体系后能够在生产加工各个环节严格把控,提高产品质量,有效降低产品的生产召回成本,而且能够促进产品实现优质优价,得到更大的收益。一般来讲,农产品可追溯体系作为市场激励的主要方式之一,能够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市场份额、增加企业当期利润,提高企业知名度、企业形象、客户满意度。
提升品牌声誉,获得竞争优势
大多数企业将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看作高效率的质量管理工具,希望凭借可追溯体系的实施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企业绩效。因此一些企业已经积极建立农产品可追溯体系,一方面为了避免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另一方面为了体现品牌效应,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市场。还有部分企业将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的建立与实施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以期提高企业品牌效益,获得竞争优势。
出口企业建立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的做法
建立“产销对接”流通模式,稳定农产品销售渠道
保障农产品质量必须从源头做起,因此要建立“产销对接”流通模式,坚持“企业+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订单农业,与当地农户签订购销合同,依托当地农户进行管理和采收。企业制定对原料交收质量的标准要求和运输要求,宣传单、手册和图片发送到各团场收购点的各家各户,做到讲明道理,家喻户晓。防止无计划、无记录的集中装车、运输造成的压车、原料的挤压、霉烂以及杂质的混入。
开发统一中央平台,实现质量信息的共享
出口体系论文 篇7
关键词：出口管制,国家安全,WTO例外条款,许可证管理
WTO体制下的“稀土案”凸显中国的自然资源出口限制措施和现行国际贸易法律机制间的冲 突与困境。一方面,WTO争端解决机构裁定,我国对稀土、钨、钼实施的出口关税、出口配额和对企业出口权限制的管理措施与WTO相关规则不符1。另一方面,通过限制出口,保护稀土等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捍卫国家利益已成为我国的刚性需求。“稀土案”再次表明可用竭的自然资源已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利益焦点。在此情形下,我们需思考如何在不违背国际法律义务的前提下,通过构建更为精巧、扎实的国内法律制度为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实现谋求制度空间。本文认为,我国应跳出利用WTO例外条款进行抗辩的法律困局,转而着力于重构我国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通过这一法律体系,将对稀土等战略性优势自然资源和技术的保护化整为零,融入以国家安全为主要立法目标的国内出口管制法,通过实施清单控制和许可证管理制度,使我国在履行国际法律义务的同时保有必需的自由裁量权。本文将在梳理出口管制的法律依据,分析我国出口管制措施在WTO体制下所临困境的基础上,检视我国的现行出口管理体系; 并结合美国出口管制改革的最新进展,提出重构我国出口管制法律体系的具体建议。
一、出口管制的法律依据
国家对出口实施管制既有国际法基础也有国内法依据。从根本上而言,国家实施出口管制的合法性来自国家主权。《联合国宪章》第2条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而其后的若干重要国际法律文件均确认国家对本国财富和自然资源享有主权。如196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承认各国享有根据本国国家利益自由处置本国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不可剥夺 的权利,各民族和各国家对本国的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行使永久主权时,必须为各自国家的发展着想,为各自国家的人民的福利着想2。1974年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强调每一个国家对本国的自然资源以及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完整的、永久的主权。为了保护这些资源,各国都有权采取适合本国情况的各种措施,对本国的资源及其开发事宜加以有效的控制管理,包括有权实行国有化或把所有权转移给本国国民3。1974年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也规定,各国对其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占有、使用和处置,并得自由行使此项主权4。就贸易限制权而言,根据《联合国宪章》第41条的规定,安全理事会有权决定采取除武力以外的办法, 以实施其决议。这些办法包括“经济关系、铁路、海运、航空、邮、电、无线电及其他交通工具之局部或全部停止,以及外交关系之断绝。”结合《联合国宪章》第25条的规定, “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宪章之规定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之决议”,可以推知,在安理会做出“经济关系之局部或全部禁止”的情况下,国家对贸易的限制也将是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的一部分。
国家实施出口管制的具体国际法依据主要见于防扩散国际条约和WTO体制下多边贸易协议中的例外条款。防扩散领域的主要国际条约包括: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简称NPT) ,规定有核国家不得向任何无核国家直接或间接转让核武器或核爆炸装置,不帮助无核国家制造核武器;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简称CWC) ,主要内容是签约国将禁止使用、生产、购买、储存和转移各类化学武器; 《禁止生物武器条约》 ( 简称BWC) ,要求成员国不转让,或以任何方式援助、鼓励、诱使其他国家取得或持有生物武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 简称CTBT) ,主要内容为缔约国承诺不进行、导致、鼓励或以任何方式参与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并承诺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禁止和防止任何此种核爆炸5。此外,在国际层面还存在以共识和自愿遵守为基础的四个多边出口管制机制,包括《瓦森纳安排》 ( 简称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核供应国集团 ( 简称NSG) 、澳大利亚集团 ( 简称AG) 和导弹及其技术控制机制 ( 简称MTCR) 。这四个出口管制机制在尊重成员国出口控制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 通过制定控制清单、控制标准、信息交换等方式协调成员国对核、导弹、生化武器、常规武器、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管制政策。
WTO系列条约中的一般例外条款和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则为各成员国实施贸易限制 ( 出口和进口) 提供了可 能依据6。根据GATT第20条, WTO成员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如符合其规定的10项例外条款之一,可不受WTO规则及该成员承诺的约束。若要成功援引这些条款,成员需首先证明其贸易限制措施属于10个条款规定的情形之一, 而后还要证明该措施的实施符合第20条引言的规定,即“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要求”。这一分析逻辑已为 “海龟—海虾案”和“美国汽油标准案”等裁决确认,并在“稀土案”中再次得到应用。在“稀土案” 中,我国援引第20条 ( g) 款作为实施出口配额措施的抗辩理由。专家组在审理过程中,要求证明出口配额措施与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之间存在“密切的”和“真 实的”关系,还要求证明出口配额与国内限制生产和消费的措施相配合,以对国内生产商和国外生产商“一碗水端平” ( even - handedness) 的方式予以实施7。
GATT第21条规定了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允许成员在3种情况下,可以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如对某些特定成员限制或禁止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以及解除与其他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3种情况为: ( 1) 为了保护国家基本安全利益不能公布的信息;( 2) 为保护国家基本安全利益采取必要的行动,以裂变材料或提炼裂变材料的原料,与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的贸易有关的行动,在战时或国际关系的其他紧急情况下采取的行动;( 3)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而采取的行动。与GATT第20条一般例外条款的适用不同,在上述3种情况下,成员只要基于国家安全目的,制定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公布后即可实施。在符合第21条援引条件的情况下,成员方可以采取包括相同情况下,对不同国家采取“任意的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以及“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等在 内的一切行动。
在上述国际条约签订之前,很多国家出于国家安全、实施外交政策等目标也制定了出口管制国内法,建立了出口管制体系。例如美国自20世纪初即开始建立以《与敌国贸易法》 ( 1917) 和《中立法》 ( 1935) 为基础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之后以防扩散国际条约为基础,为捍卫国家安全利益、推行外交政策和推进经济利益的需要,美国又先后制定了《核不扩散法》 ( 1978) 、《原子能法》 ( 1954) 、《化学武器公约实施法》 ( 1988) 、《国家安全法》( 1947) 、《反恐怖主义法》( 2001) 、《国防授权法》 ( 2014) 等法律。其中与出口管制直接相关的专门性法规主要是《武器出口管制法》 ( 1976) 和《出口管理法》 ( 1979) 以及美国商务部根据该法所制定的《出口管理条例》 ( 简称EAR) 。《出口管理条例》被列入美国联邦法典第15条第730 - 774部分。该条例详细规定了立法目的、管制权限、商品控制清单 ( Commercial Control List) 、国家控制图表 ( Commerce Country Chart ) 、许可申请程序、许可例外、最终使用者和最终用途的控制政策、禁运和其他特殊控制、伊拉克重建许可证、特殊综合许可证、短缺供应控制、行政复 议、行政执行程序、执法和保护措施、外国可及性 ( Foreign Availability) 的判断标准和程序、术语的界定与解释等。条例的核心内容是控制美国两用物项的出口行为,并对“出口”的含义做了非常宽泛的界定,包括了“出口”、“再出口”、“转 运”、“视同出口”以及美国境外的某些交易8。以这些法律为依据,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国防部、能源部、国土安全部等多部门负责实施对军品和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审批和执法工作。这些制度共同构成美国复杂而严密的出口管制体系。
二、我国出口管制措施在 WTO 体制下的困境
在“稀土案”中,我国政府援引GATT第20条b项“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为出口关税措施做出抗辩,援引第20条g项“与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为出口配额措施做出抗辩。但专家组认为,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 以下简称《议定书》) 第11. 3段承诺取消除附件6项下列明的产品外的其他一切出口关税,因此对稀土、钨、钼征收出口关税措施与上述义务不符,而且征收出口关税并不是保障人类和动植物生命或健康的必需措施9。出口配额措施未能与国内限制生产和消费的措施相配合,未能以“一碗水端平”的方式实施,因此也不符合第20条g项及第20条序言的规定10。
在本案中,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具争议性的法律问题: 中国就其承担的“超WTO”义务是否有权援引GATT第20条? 结合之前的“出版物案”和“原材料案”的裁决,我们可以看到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前后裁决并不一致,似乎采取了一种对涉案条款的个案分析路径。在2009年的“出版物案”中,上诉机构裁决中国可以根据《议定书》第5. 1段引言而援引第20条a项“为保护公共道德所必需的措施”作为抗辩理由,依据是在5. 1段中有如下表述: “在不损害中国以与符合《WTO协定》的方式管理贸易的权利的情况”瑏瑡。但在2012年的“原材料案”中,上诉机构否认了中国援引GATT第20条对原材料征收出口关税措施予以抗辩的权利。理由是该案所涉《议定书》第11. 3段与其第5. 1段不同,在第11. 3段中不存在“管理贸易的权利” ( right to regulate) 表述,因此缺乏援引GATT第20条的依据瑏瑢。而在2013年的“稀土案”中,对于中国能否援引GATT第20条相关条款,专家组内部出现意见分歧。其中一位专家组成员认为WTO协定及其组成部分,包括成员的加入议定书是一个整体,应做整体性解释。鉴于《议定书》第11. 3段与GATT第2条和第11条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中关于“超WTO”义务的规定中国有权援引GATT中的条款予以抗辩。只有当《议定书》中有明确的不可援引的表述时,才可否决中国的援引权利瑏瑣。但专家组最终并未采纳这一意见,仍认定GATT第20条不适用于《议定书》第11. 3段。
2014年4月17日,我国向WTO的上诉机构提交了上诉通知,就专家组报告中对出口配额与保护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的认定、对《WTO协议》第12. 1条和《议定书》第1. 2段的法律解释提出上诉。我国提出《WTO协议》第12. 1条和《议定书》第1. 2段的规定之间存在本质联系, 《议定书》的每一个条款均应视为《WTO协议》的组成部分瑏瑤。WTO上诉机构审理后认为, 《议定书》第1. 2段中“议定书应为《WTO协议》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表述将《议定书》 和《WTO协议》连接为一个权利和义务体,对两者的条款应予以整体性解读。但由于《WTO协议》第12. 1条仅就加入WTO规定了一般性规则,并未就《议定书》的单个条款与《WTO协议》下的权利、义务条款之间的关系做出具体的规定,因此上述解释本身并不能回答《议定书》单个条款与《WTO协议》现存义务之间是否存在客观联系。由此可见,我国援引GATT第20条对出口管制措施进行抗辩面临三个法律上的挑战: 就中国承担的“超WTO”义务, 需确立有权援引GATT第20条予以抗辩的权利; 需证明采取措施的目的为10种情形中的一种; 需证明措施的实施方式符合序言的规定。从以上“稀土案”、“原材料”案和“出版物案”的裁决来看,克服以上三个挑战困难重重。欲在上述三个法律问题上取得逆转性突破将是一个长期的角力过程。
鉴于此种情况,我国有学者转而开始探讨援引GATT第21条国家安全例外来对稀土出口管制措施予以抗辩的可能性,认为可以将稀土解释为GATT第21条 ( a) 款中的“为了保护国家基本安全利益不能公布的信息”和GATT第21条 ( b) 款中“为保护国家基本安全利益采取必要的行动: 以裂变材料或提炼裂变材料的原料,与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的贸易有关的行动”[1]。这一观点在法理上基本具有可行性,但此种可行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国家基本安全利益”、“信息”和 “行动”等概念的合理解释之上。对于上述概念,现行WTO协议并未做出界定。虽然有学者认为,安全例外条款是WTO其他条款所包含的实体法义务的有限度和有条件的例外,其解释权和审查权归WTO争端解决机构[2]。但无论在GATT时期还是在WTO时期,争端解决机构并未对任何援引安全例外条款的争端做出实质性裁决。对上述概念的学理解释能否为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或上诉机构采纳尚不得而知。即使稀土得以确认为第21条 ( a) 款中的“信息”或第21条 ( b) 款中的“行动”,要想最终成功援引还存在一个问题———需就国家采取的贸易限制行动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提供充分的证据。如果仅主张稀土元素与国家安全有关联,而不能提出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此种主张仍难以获得DSB的支持。由此可见,在WTO体制下对我国的出口管制措施进行抗辩正面临多种法律上的挑战和困境。在此种情形下,我们需跳出WTO体制的局限,为我国出口管制措施的正当性谋求新的制度体系。
三、重构我国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
国家实施出口管制既有国际法上也有国内法上的依据,WTO多边贸易协议中的例外条款仅构成其中部分依据瑏瑥。在我国出口管制措施于WTO体制下面临多重法律挑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转而思考基于国家主权和防扩散的系列国际条约, 通过完善国内法为我国的出口管制提供法律依据。
( 一) 我国现行出口管制法律体系的检视
目前,我国与出口管制相关的法规较为分散, 见于防扩散、外贸和执法等不同领域。在防扩散领域,我国已加入所有主要的防扩散国际条约,相应地,我国在核、化学品、生物制品、导弹和军品领域均颁布了相应的管制条例和管制清单。在外贸领域,《对外贸易法》第十六条、十七条和十八条为我国的外贸管制 ( 出口和进口) 提供了基础性依据。《技术进出口条例》则在《对外贸易法》的基础上,确立了对限制进出口的技术实施许可证管理的制度 ( 第33条) 。而基于上述法规和《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管理办法》,制定的《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为许可证管理提供了操作性规则。在执法领域, 《海关法》、《刑法》、《行政处罚法》及《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则为 违反进出口管制的一般性违法行为提供了法律责任条款。关于上述法规的具体情况,参见表1瑏瑦。
由表1可见,我国在出口管制领域已建立起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在内的法律框架,确立了与国际基本接轨的许可证管理制度、清单控制制度、出口经营登记制度以及提供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制度瑏瑧,并建立了涉及多部门合作的行政管理和执法体系。但从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利益实现,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角度检视,我国现有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尚未能达至上述政策目标,也难以为限制优势战略自然资源的出口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
首先,我国现行的出口管制体系缺少一部专门的上位法。虽然《对外贸易法》第十六条、第 十七条和第十八条是为我国的出口管制制度提供了主要法律依据。但《对外贸易法》的立法目标与出口管制法存在差别。出口管制法需要更多地 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出发,要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上,解决国家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实现两种利益相对的平衡。而《对外贸易法》更多的从经济利益角度出发,强调维护对外贸易秩序的同时,鼓励扩大和发展进出口贸易。简言之,出口管制法以国家安全目标优先为导向,而《对外贸易法》以经济目标优先为导向。此外, 《对外贸易法》一并规制进出口贸易管制,不利于出口管制政策目标的实现。出口管制虽然属于贸易管制的一部分,但与进口管制在管制目的和管制对象方面均存在很大不同。在管制的目的上,进口管制通常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出口管制往往是出于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等非经济利益的考虑。在管制的对象上,进口管制以外国商品、外国商人为管制对象,而出口管制则以本国商品和商人为管制对象。因此,出口管制的依据更为依赖国内法。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现行出口管理法规基本属回应性和被动性立法。例如主要出于履行防扩散国际条约义务的需要,而颁布了对应领域的相关国内法。加入WTO后,出于履行WTO相关协议及《议定书》义务的需要,而修订《对外贸易法》、《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等。回应性、 被动性的立法不仅导致法规分散、体系不严谨,而且影响对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整体性权衡和协调。
其次,出口管制行政管理部门、执法机构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需进一步明确和协调。目前我国负有出口管制职责的行政部门包括商务部、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农业部、卫生部、 国家能源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等多个部门。其中两用物项和技术的出口管制以商务部为主管部门,实行中央、地方两级管理模式,其中许可申请受理、初审工作委托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若出口的敏感物项及相关设备和技术涉及外交政策,则外交部参与共同审查。若出口项目对国家安全、社会公众利益造成重大影响,须经过国务院或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批准; 核出口由国家原子能机构主管,在不同情况下,需转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或商务部,或者商务部会同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复审; 军品出口由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和国防部主管; 监控化学品出口则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在执法方面,除各主管部门外,海关总署负责监管所有管制物项和技术的出口,并对违法出口案件进行调查处理。可见我国出口管制行政管理和执法涉及的部门众多,如分工不够明确、协调机制不足,将影响行政效率,增加出口许可证申请者的经济成本。因此需要从法律层面,通过整合现有法规,颁布上位法,进一步明确出口管制机构间的分工与协作。
最后,出口管制的具体制度建设不足。清单控制和许可证管理是出口管制的核心制度。近年我国在这两项制度的建设上均取得进展瑏瑨,但在清单的整合、清单的全面性和技术性、许可证管理程序等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专家咨询制度欠缺。出口管制的物项多为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因此出口管制工作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诸如管制清单的审定和修改、许可证的审批、管制效果的评估均需要不同专业领域的智力支持。虽然我国立法对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已有原则性规定,但欠缺具体的操作细则瑏瑩; 对促进企业遵守的培训不足。出口管制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立法的完善和执法的严格,也取决于本国企业对出口管制法律体系的知悉、理解与自愿遵守。目前我国在该方面的制度意识和制度建设情况尚亟待提高。
( 二) 重构我国出口管制法律体系
我国应重构现有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建立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基本立法目标,以《出口管制法》、《出口管制条例》和《出口管制清单》为基 础,涵盖行政管理机构、执法机构和专家咨询机构的新制度体系。
1. 制定《出口管制法》,明确出口管制的立法目标并确立出口管制的基本制度。我国应制定一部统一的《出口管制法》,将国家安全确立为首要的立法目标。国家安全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概念。根据上文的分析可知,现行的WTO法律机制并未能对其做出界定或实质性解释。可以说, 很大程度上,对国家安全的界定仍属各国自由裁量的范围[3]。而在国际关系领域随着“非传统安全”等概念的引入,国家安全的外延得到进一步扩展。因此,以国家安全为首要立法目标,除可涵盖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外,也可涵盖部分经济安全利益,其中包括对稀缺性自然资源的保护。例如美国的《出口管制法》即宣称在充分考虑出口管制对美国经济影响的基础上,在必要范围内限制货物和技术的出口,以实现捍卫国家安全、推进外交政策或履行国际义务以及防止稀有物资国内短缺的政策目标瑐瑠。除明确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目标外, 《出口管制法》应确立许可证管理、清单控制、出口经营登记、专家咨询等基本制度。此外, 《出口管制法》还应对我国出口管制的行政管理和执法监督予以授权,确立主导的行政管理机构和执法监督机构及其职责。对于出口管制的基本制度、行政管理和执法,《出口管制法》只做原则性规定,具体实施细则需要相应行政法规、规章、指南予以规定。
2. 整合出口管制清单,提高其全面性和技术性。2014年12月我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瑐瑡。该目录整合了我国之前在核、化学品等领域的多个管制清单,对提升清单质量和管制效率将发挥积极的作用。但考虑到出口管制与进口管制在政策目标上的差异,我国应将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口清单和出口清单分立; 鉴于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并用于军事与民事,我国应考虑将两用物项和技术的出口管制清单与《军品出口管制清单》整合为一个清单,以避免两个清单间的重复和冲突, 降低企业的许可证申请成本并为出口管制行政管理机构的整合奠定基础。实际上,整合清单、整合行政管理机构也是美国正在积极推进的出口管制改革内容。自2009年8月始,美国启动了对其出口管制体系的改革计划。改革的基本目标为建立单一的管制清单、单一的出口许可管理机构、单一的执法协调机构和单一的出口管制信息技术系统。2013年10月15日,此项改革的成果之一———整合后的第一批出口管制清单生效。将原属《美国军品管制清单》( USML) 第VIII项“飞机”,第XIX项“燃气涡轮发动机”,第XVII项“机密国防用品”和第XXI项“杂项”内容修订后,并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清单瑐瑢; 我国在整合管制清单的同时, 应对清单予以补充,将稀土等我国具有优势的战略资源、产品和技术以化整为零的方式并入清单。这一做法在《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 目录》已有体现,但覆盖的稀土产品和技术还十分有限瑐瑣。我国应全面梳理以稀土元素为原料的产品和技术,将军用和军民两用的部分尽数列入管制清单。例如重稀土中的铽、镝是永磁体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军工等高科技领域用途广泛,可为导弹提供更为精准的制导系统,关乎国防安全。实际上,根据美国的智库研究报告显示,几乎所有的稀土元素在高科技军事技术上均有应用[4]; 此外,应在整合后的出口管制清单中增加“管制原因”一项内容,在每一项出口管制的产品和技术之后列明原因,包括国家安全、反恐、控制犯罪、防扩散、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地区稳定等。通过增加管制原因,可以强化管制措施与国家安全立法目标之间的关系。
3. 加强促进出口管制遵守的制度建设。相比于通过事后惩罚强迫管制对象遵守,通过事前培训等制度建设诱导其遵守显然更胜一筹。因此,我国应将促进企业对出口管制法规的遵守视为提高出口管制体系实施效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可联合行业协会设 立多种培训项目,帮助企业熟悉出口管制法规、许可证申请流程和实施出口控制的政策目标; 通过发布指南等形式,引导企业建立出口管制的内部控制机制; 建立企业出口管制遵守记录,对于记录良好的企业在许可证申请的类别和程序方面给予便利措施; 在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管制政务平台的基础上,将负有出口许可证管理职责和执法职责的各个部、局的信息系统整合对接,实现信息分享,提高审批和执法的效率。在此基础上,将该政务平台拓展为包含促进遵守信息的双向互动平台。行政管理机构和执法机构可以通过该平台发布培训项目信息、执法信息、指南等文件或征求公 众意见,公众可以通过该平台提出问题、建议,参与出口管制制度建设; 制定建立出口管制专家咨询委员会的细则。该细则应至少涵盖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的遴选 ( 遴选的成员除应包括各专业领域的技术专家外,还应包括公共管理、法学专家及行业协会代表) 、任期、职责、职权、工作程序的内容。
4. 谋求加入并推动多边出口管制机制、区域性出口管制机制的发展。多边出口管制机制旨在协调管制标准,加强管制合作,从而有利于加强本国出口管制体系的效力范围。另外,只有在美国严控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并积极谋求强化多边出口管制机制的情况下,我国加入多边出口管制机制才能参与并影响规则的制定和修订。在现有的四个多边出口管制机制中,我国已加入核供应国集团,近年也与澳大利亚集团和瓦森纳安排展开磋商,保持较为积极的接触和交流。目前我国相关立法在物项控制清单方面,与上述机制的覆盖范围基本一致。但澳大利亚集团、瓦森纳安排和导弹及其技术控制机制均以共识为基础展开运作,新成员的加入必须经现有成员一致同意。因此,我国谋求加入上述机制的关键在于塑造现有成员对我国防扩散出口管制机制的观念认同。建议可以通过完善国内立法和执法、与单个成员签订双边协 议、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互动等途径来促进观念认同。此外,我国也应积极主导建立区域性出口管制机制。以上海经济合作组织、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依托,以促进地区稳定、反恐为切入点构建新的区域性出口管制机制,维护国家安全。
四、结束语
出口体系论文 篇8
1 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安全评价体系的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1.1 国内外儿童安全座椅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率低于1%,而欧美很多国家的使用率达到90%,原因在于欧美强制规定儿童乘车必须使用安全座椅。世界上已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南非、巴西等40多个国家通过了儿童安全座椅立法,其中,澳大利亚早在1985年就正式立法,规定儿童乘车必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在我国,上海、山东、深圳、台湾也有相关的法规规定儿童乘车使用安全座椅。实施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主要国家(地区)列于表1中。
从表1可以看到,儿童安全座椅作为儿童乘车安全的主要防护装置,在欧美国家、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强制使用已有几十年,这些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都有相似的明确规定:儿童乘车时,必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否则将受到罚款处罚,严重者还需承担法律责任。近年来,为保证儿童乘车出行的安全,不断有国家出台或实施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法规,部分国家或地区根据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法规的实施效果对法规进行了修订,强化了法规的威慑力和执行效果。
在我国,2013年12月27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决定。根据该条例,从2014年3月1日起,未满12周岁的儿童乘车不能被安排坐在副驾驶座位,未满4周岁的儿童乘坐家庭乘用车,应该配备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这是我国大陆首个对儿童乘车使用安全座椅进行强制约束的地方性法规。
2014年5月27日,山东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山东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决定。新修订的交通安全条例增加了对4周岁及以下儿童、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乘车上高速公路的规定。根据该条例,机动车进入高速公路行驶,驾驶人不得安排未满12周岁儿童乘坐在副驾驶位置;未满4周岁的儿童乘坐家庭乘用车,应当为其配备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新条例于2014年8月1日起实施。这是我国大陆第2个强制规定儿童乘车必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地方性法规。
2014年10月30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的决定。新修订的处罚条例规定12周岁以下儿童不得乘坐在副驾驶位置,4周岁以下儿童乘坐家庭乘用车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儿童安全座椅,违反该规定的处三百元罚款,该条例自2015年1月1日起实施。这是我国大陆第3个以地方性法规强制规定儿童乘车必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省(市)。
儿童乘车必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法律法规的实施,为建立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安全评价体系提供了依据。
1.2 国内外儿童安全座椅技术标准
儿童安全座椅是儿童乘车安全的重要防护措施,很多国家制定了相关的质量安全技术标准,具有代表性的技术标准主要有中国、中国台湾、日本、欧盟、澳大利亚、巴西、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标准,相关技术标准列于表2中。
欧盟标准ECE Regulation 44-04自2012年起开始修订,引入了动态试验侧面碰撞的安全要求,是行业内公认的要求最严格的儿童安全座椅标准,各国的儿童安全座椅标准也逐步与欧盟标准趋向一致。
美国于2014年2月向WTO秘书处发出通报,拟修订机动车用儿童安全座椅安全标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HA)提议对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FMVSS 213中关于儿童安全座椅的安全标准内容进行修订,对体重范围在18 Kg (40磅)以下儿童乘坐的儿童安全座椅,均引入侧面碰撞性能要求。符合侧面碰撞要求的儿童安全座椅能对儿童进行有效约束,在发生侧面撞击时可提供最基本的保护,防止变形的车门或儿童约束机构造成头部的接触性伤害,也能减弱对儿童头部和胸部的撞击力度。
通过分析儿童安全座椅的技术标准可以看到,机械安全特别是动态试验是各国技术标准中最重要的项目,动态试验除正面碰撞试验外,侧面碰撞已经为各国技术标准所重视;除机械安全外,标识说明书也是各国标准的重要内容,安全座椅附件质量、原材料及辅件的有毒有害物质、原材料的阻燃性能等质量安全项目也逐渐被关注。
2 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安全评价体系的信息来源
2.1 近三年国内外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安全缺陷通报
国际上对存在质量安全缺陷的儿童安全座椅采取了严厉的管控措施。对2012年以来国内外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安全缺陷的通报和召回情况进行了分类研究,列于表3中。
从表3可以看出,儿童安全座椅的质量安全缺陷通报案例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从2012年的2例到2013年的6例再到2014年的8例,大部分案例与我国进出口儿童安全座椅有关。
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安全缺陷通报的分项研究表明,机械安全、标识等项目是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安全的主要风险来源,是严重风险项目。
2.2 媒体对儿童安全座椅的质量安全缺陷的报道
2013年8月,香港消委会公布抽查的27款进口品牌儿童安全座椅的检测结果,结果表明,部分品牌座椅含甲醛、多环芳烃(PAHs)等有害化学物质。其中有6款安全座椅检出甲醛、2款检出多环芳烃(PAHs)、4款座椅的面层布料或安全带软垫上检出有害阻燃剂。另外,儿童安全座椅的正面撞击保护能力参差不齐,部分品牌儿童安全座椅质量评级较低。
原料、辅料含甲醛、多环芳烃、阻燃剂等有毒有害物质是儿童安全座椅化学安全的主要风险来源。
2.3 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安全检验分析
2.3.1 国内消费市场儿童安全座椅样品质量安全分析
2012年,从市场了购买了20款儿童安全座椅样品,其中3款为进口产品、17款为国产产品,按GB27887—2011标准检验样品的主要质量安全项目。检验结果表明,有18款样品存在不合格项目,不合格率为90%,表明市场上的儿童安全座椅质量与国家标准有较大差距。检验结果分项统计列于表4中。
备注:“√”表示合格;“×”表示不合格;“--”表示未进行该项目测试。
从表4可以看出,动态试验、标识是儿童安全座椅质量缺陷的严重风险项目,这两个项目的不合格率分别高达75%和80%。
2.3.2 进口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安全抽查分析
2014年,在大型商场购买了有国外认证机构质量认证标志的进口品牌儿童安全座椅样品7款,按GB27887—2011标准进行了机械安全、标识和说明书等项目的检验,检验结果列于表5中。
备注:“√”表示合格;“×”表示不合格;“--”表示未进行该项目测试。
从表5可以看出,进口儿童安全座椅的动态试验、说明书、标识是儿童安全座椅质量缺陷的严重风险项目,这些项目的不合格率分别高达85.7%和71.4%。
2.3.3 进出口儿童安全座椅的化学安全、阻燃安全质量分析
对与儿童乘员直接接触的安全座椅面料中的化学有毒有害物质按相关标准进行了检验。检验的260多份样品主要包括多种颜色网布、布料、织带,检验结果表明,除防霉剂富马酸二甲酯未检出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均检出不合格,不合格率较高的是甲醛、禁用偶氮染料和可溶重金属,分别达到5.3%、2.3%和1.5%,样品总体检出不合格率近10%,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在儿童安全座椅的质量安全中属高度风险类别;pH值、磨擦色牢度的不合格率分别为0.4%、0.9%,这些项目在儿童安全座椅的质量安全中属中等风险类别。
对进出口儿童安全座椅的主要塑料部件的增塑剂含量进行了检测。在检测的35份样品中,6种增塑剂(DBP、BBP、DEHP、DINP、DONP、DIDP)总量低于1 000 mg/kg,样品涵盖了白色塑料带扣、黑色塑料带扣、灰色塑料带扣、蓝色塑料带扣、黄色塑料带扣等。检测结果表明,儿童安全座椅中增塑剂属于低风险化学安全项目。
另外,对进出口儿童安全座椅的表面覆盖材料的阻燃性能进行了检验。在检验的112份样品中,有1份样品的阻燃性能不符合GB 8410—2006的要求。检验结果表明,儿童安全座椅的阻燃安全属中等风险项目。
3 建立进出口儿童安全座椅质量评价体系
3.1 儿童安全座椅质量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对GB 27887—2011、ECE Regulation 44-04、49CFR571.213-09等技术标准和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安全检验结果的研究表明,儿童安全座椅的机械安全、标识说明书、化学安全、阻燃安全存在不同程度的质量安全风险。应用风险分类评价指标,按照典型性、简明科学性、可操作性、综合性原则,建立层次结构的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安全评价体系,对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安全实施有效评价。
3.2 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安全风险分类和评价项目
针对进出口儿童安全座椅的质量安全特征,在对国内外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调研了进出口儿童安全座椅的质量安全状况,分析了近3年来实验室儿童安全座椅及其原材料的检验结果,追溯跟踪了近几年召回的国内外儿童安全座椅的质量缺陷关键质量风险项目,筛选了直接和间接反映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安全的特征指标,建立了儿童安全座椅的质量安全评价体系。
按照风险程度确定采用机械安全、标识说明书、化学安全、阻燃安全4个项目来评价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安全,如表6所示。
3.3 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安全评价体系
建立如图1所示的有层次结构的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安全评价体系。该体系包括4个层次,第1层为目标层,即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安全评价体系;第2层为结构层,包括儿童座椅总成(整体)、部件、标识、材料;第3层为分类层,包括机械安全、化学安全、阻燃安全;第4层为指标层。
4 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安全评价体系的应用
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安全评价体系的建立,为科学、客观的评价儿童安全座椅的质量安全状况提供了可靠手段,应用该评价体系共对63批共85个型号的儿童安全座椅样品进行了实验室检验和评价,共发现不合格样品62个型号,不合格率为73%,存在缺陷的样品主要是动态试验、带扣加载力、标识、说明书、甲醛、禁用偶氮染料项目不合格。
5 结束语
建立层次结构的进出口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安全评价体系,确立儿童安全座椅机械安全、标识说明书、化学安全、阻燃安全的风险分类,对进出口儿童安全座椅的质量实施分类有效管控,减少儿童安全座椅质量安全缺陷对儿童乘员的伤害,促进儿童安全座椅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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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NS 11497-2010车用儿童保护装置[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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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CE Regulation 44-04 Uniform provisions conceming the approval of restraining devices for child occupants of power-driven vehicles[S].
[5]AS/NZ 1754-2010 Child restrain systems for use in motor vehicles[S].
[6]ABNT NBR 14400-2009 Road vehicles-Child restraint devices-Safety requirements[S].
[7]49 CFR 571.213-09(FMVSS 213)Child restrain systems(Federal Motor Vehicle Safety Standard No.213 Child lRestraint Systems)[S].
出口体系论文 篇9
在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各种理论和模型中, 对产业竞争结果即竞争绩效的评价一直以来存在较大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竞争力显示性的完整描述问题, 即竞争绩效指标体系是否包含充分体现产业竞争力内涵的显示性指标。在这个问题上, 不少学者强调应用市场份额度量竞争绩效, 甚至提出仅用出口份额来度量竞争绩效。如竞争优势理论的提出者迈克尔·波特, 他虽然认为国家竞争优势最终应当表现在国家创造其收益的能力上, 国家竞争力最恰当的定义应该是生产率。但是, 他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的实证分析中却没有使用收益指标和生产率指标, 而是简单使用出口指标作为是否存在竞争优势的判断标准。塞尤姆 (Belay Seyoum) 认为, 测度国家高技术产业竞争力 (绩效) 的最好指标就是该国高技术产业持续稳健的出口表现。他采用高技术产业的出口值作为该国高技术产业竞争绩效的代理指标。波特和塞尤姆等人如此处理一方面表明他们均认可出口指标在衡量竞争绩效方面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等其他指标存在数据不可获得和统计口径的难题。二是竞争绩效指标体系对竞争力阐释的问题。当前采用的单一的市场份额指标或生产率指标 (现象) 都不足以完整和充分地反映产业竞争力的构成和差异, 也无法揭示和分析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和发展趋势。
由于竞争绩效是判断分析产业竞争力最有说服力的刚性指标, 因此, 如何寻求一个有可能获得的数据来源支持, 既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 又能揭示和分析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构成、态势和走向的竞争绩效指标体系, 一直是致力于国际竞争力研究各方不断探求的目标。本文将通过建立由刚性数据支持的进出口对比指数体系构建竞争绩效评价模型, 力求对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全面的实测评估;并依据该指数模型要素间的逻辑关系, 建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动态分析评价方法。
2 进出口对比指数体系及产业竞争力评价标准
2.1 基本原理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以来, 社会的贸易状况与经济发展程度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 贸易状况作为衡量国家或区域经济实力和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已越来越成为各方公认和采用的客观评价标准。
当今世界, 以国家或区域为发展主体, 在全球化进程下交织着国家和区域主体间核心利益的不断扩张和碰撞;经济交流、贸易往来背后潜藏的是科技和产业发展的相互渗透和竞争。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支柱产业的发展水平。产业发展水平越高, 经济实力越强, 其通过对外贸易形态对外部空间的交流、扩张和影响能力也越强。放眼美、日、德、英、法等当今世界经济诸强, 既是产业发展强国, 也是进出口贸易大国。因此, 各国的产业发展水平能够从其对外贸易形态情况及变化中得到真实和动态的反映。
进出口对比指数是根据统计指数原理, 研究和参考多类相关指数的编制方法和经验取得的最新成果。该指数体系选取海关进出口贸易统计这一视角, 以特定产业为评价对象, 采用商品进出口量和价格两方面数据设计对比指数作为科学分析新手段, 建立了特定产业对外竞争力变化的客观评价标准, 对一国特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及发展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价。
按照当今世界流行的“钻石模型”理论, 国际竞争力这个概念是包含多个层次和方面因素的一种多维度的综合概念。但一国在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无论由哪些直接和间接要素构成, 它最终都要转化和体现于技术优势 (知识) 和生产制造优势 (资源) 这两个直接用以竞争的方面。其中, 技术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能力和生产加工工艺水平 (制造装备) 以及管理水平等方面。由于在市场交易中商品价格主要由其内在价值也就是技术含量 (质量、性能、服务等) 决定。在实际情况中, 往往是谁拥有技术创新优势甚至技术垄断地位, 谁就掌握商品定价权。因此, 技术创新优势更主要是通过进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得以体现。
生产制造优势主要包含劳动力成本、物流运输成本、生产资料成本、产业扶持政策、环保政策及汇率、利率等方面因素。生产制造优势的最终体现是产品成本优势, 是产业发展和产业转移的重要动因, 也是影响贸易平衡的重要因素。出口商品数量则是生产制造优势的外在显示指标。
因此, 通过对一国特定产业商品的进出口量和价格的数据对比分析能够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该产业国际竞争力全貌。
2.2 指数体系
进出口对比指数体系分别从价格、数量和产值三个方面分别构建:
(1) 进出口价格对比指数KXMP
海关可以统计出各类产品的进出口总额、数量两类指标, 按照海关提供的月度或季度数据, 我们可以选定代表某产业 (如电子元器件) 的j类主要产品, 应用市场均衡价格理论设计进出口价格指数。
为了消除不同类别产品计量单位不统一的影响, 先确认进出口分类价格对比指数KXMP:
式 (1) 中:分别表示被调查样本中, 某一类电子元器件 (如电容器) 进口额、出口额、进口数量和出口数量。
则电子元器件进出口价格对比指数为:
其中wi为权重系数:
表示某一类产品进出口值之和, 表示全部类别产品进出口值之和。KXMp指标大于100时, 表明进口产品整体价格高于出口产品的价格, 对于同一类产品来说, 这可能意味着进口产品技术含量较高, 有技术竞争优势, 反之为劣势。当该指数等于100时, 表示国内外产品整体价格水平趋于均衡, 双方产品的技术发展竞争力相当。
(2) 同理, 设置进出口数量对比指数KXMa
则进出口分类数量对比指数为
电子元器件进出口数量相对指数为:
这里wi与式 (3) 中为同一数值, 计算方法也相同。
(3) 进出口价值对比指数KXMv——国际竞争力指数Ci
选取同样的j类该产业主要产品, 以其进出口总金额进行对比, 进出口价值对比指数反映进出口产品价值的相对变化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该指数分子、分母分别表示海关统计的j类产品进口值和出口值, 如果大于100, 则表示进口产品的价值高于出口价值 (贸易逆差) , 反之则相反。
按照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的理论, 国际竞争力计算公式为:
这里的竞争资产是指自然资源、土地、人口规模等继承的资产。所谓竞争过程是指一国创造增加值的过程, 即把资产转化为增加值的能力。
与此天然吻合的是, 根据进出口对比指数体系设计理论, 进出口数量对比指数通过生产制造量的对比态势, 体现一国在生产制造要素方面 (如制造成本) 的优劣状况, 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产业发展和贸易往来最原始和基本的依托—即竞争资产的属性和效能。同样, 进出口价格对比指数反映了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劣态势, 也即是反映了一国利用资产创造增加值的能力大小, 与竞争过程相对应。由此, 若KXMp为进出口价格对比指数, KXMa为进出口数量对比指数, 根据上述分析及KXMp、KXMa定义, 我们得出基于进出口对比指数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指数为:
这里用100/KXMa表示资产竞争力 (输出数量的能力) 强弱指标, 100/KXMp表示过程竞争力 (输出价格的能力) 强弱指标。
2.3 基于指数体系的产业竞争力 (绩效) 研判标准
在由进出口价格对比指数和数量对比指数所构成的竞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 价格对比指数和数量对比指数的变化相互组合可以出现多种情况, 据以分析国内外产业竞争力对比态势及变化的总体情况。以下是用于对比指数分析的几种基本逻辑判断:
(1) 数量顺差 (数量对比指数KXMa小于100) 、价格顺差 (价格对比指数KXMp小于100) 反映产业竞争力在技术发展和生产制造两方面的全面优势。
(2) 数量逆差 (数量对比指数KXMa大于100) 、价格逆差 (价格对比指数KXMp大于100) 反映产业竞争力在技术发展和生产制造两方面的全面劣势。
(3) 数量顺差、价格逆差反映技术发展劣势, 生产制造优势。
(4) 数量逆差、价格顺差反映技术发展优势, 生产制造劣势。
(5) 数量对比指数和价格对比指数均为100, 表示出口量和进口量相等、出口商品价格与进口商品价格相等, 反映本国产业与国外产业在生产制造和技术创造两个方面竞争力相当, 国内外产业发展处于理论上的竞争力平衡状态。
(6) 贸易数量差值或价格差值的大小, 客观反映了生产制造和技术创新水平方面差距的大小。
(7) 贸易数量差值或价格差值的变化, 反映了生产制造和技术创新方面差距的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