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行政

大学行政（共12篇）

大学行政 篇1

项目名称:南方科技大学行政办公楼

业主:南方科技大学建设办公室

建设地点:广东深圳

设计单位: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用地面积:0.58 hm2

建筑面积:1.03万m2

结构形式:框架

材料应用:铝板,涂料

项目负责人:钟乔

建筑设计:黎靖,张甜甜,冯茜

结构设计:汤凯峰,马海英

给排水设计:张永峰

暖通设计:马亚翔

电气设计:汪清

设计时间:2010年

建成时间:2013年

图纸版权: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摄影:钟乔,唐杨

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大学的校园充斥着“政”大于“学”的风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管理模式根深蒂固地影响并还将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学子新建校园受此影响,“大轴线、“大广场”的规划模式成为主流,而校行政办公楼往往“理所当然”地被置于轴线的中央或者末端,俨然一副“太和殿”的架势。

南方科技大学校园的规划设计初始,有识之士就大力提倡“共享、融合、开放”的基本概念,打破学科分割、追求交流互动、氛围自由、促进集中和跨学科合作是规划的基本原则。但“集权”思想又无时无刻不以其巨大的隐形控制力阻挠着开放校园的设计与建设。新行政办公楼的设计正是在这样的夹缝中挣扎、抗争的产物。

背景

2010年,朱清时院士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提出“去行政化”的新型办学思想这一办学理念呼吁更加开放的校园和建筑。学校总体规划几经易稿,最终确定以“反规划”的设计手法取得校园布局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但行政办公楼还是被安排与校图书馆信息中心和会堂共同作为学校的前区形象,并且处于会堂与图书馆的中间位。

策略

以一种开放、谦虚、具有亲和力的姿态体现“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是设计的关键策略。让办公回归到仅仅是“办公用房”这一纯粹而简单的概念体系,剥离办公与“行政”的潜在关系

手段

1.强调建筑地域特点

从南方湿热性亚热带气候特征出发,以传统的“天井”建筑为模型我们希望通过小尺度的“井院”、底层架空、导风入室、外遮阳等传统手法创造舒适的办公环境小气候。3个相对独立的“井院”式办公建筑簇拥成团,窄小的“井院”同时起到提供长时间的公共阴影空间和拔风的双重作用,避免了大院落所带来的交通流线长以及院落在日晒下可观不可用的弊端。

2.“捷径”的介入

强调图书馆信息中心才是现代大学的精神核心,插入两层的全开放公共步行系统游走于3个“井院”之间,形成类似街道的“捷径”。首层捷径联系校前广场和图书馆信息中心,并设置咖啡厅和餐厅等公共服务设施;二层捷径联系会堂的地景式屋面和图书馆信息中心。捷径带来的大量穿越性人流和建筑间提供的舒适的阴影遮蔽空间极大地提高了办公建筑所处环境的公共性,让学校的行政事务变得开放和平易近人,将教授和学生的关系消解成平等的“街坊”、“邻里”关系。

3.以“表皮”包裹

由于3组小型建筑群的组合与周边图书馆信息中心和会堂的大尺度体量存在不可调和的视觉矛盾,同时由于建设过程中来回易稿导致建筑立面相对混乱和尴尬的实际局面以及抢工造成的较大施工误差和粗糙性,我们决定用一张连续的、轮廓相对简洁的表皮同时包裹整个建筑群,使之与图书馆信息中心和会堂建筑在外观体量和尺度上协调一致浪漫的表皮一方面起到整合体量的作用,另一方面则起到外遮阳和遮丑的实际作用。表皮的设计围而不挡,透而不露,形成干净界面的同时,带来建筑和街道等公共空间之间过渡性的模糊灰空间

本案意在彻底剥掉中国近代行政办公楼的官式外衣,以谦虚的姿态把学校中心让给图书馆信息中心,让到达图书馆的公共开放步行捷径直接从行政办公楼中间穿越,让学生和老师理解“去行政化”的真实含义。

大学行政 篇2

摘要：目前，大学官员越来越多，大师却越来越少，大学是应该尊重学术权威还是看重行政力量？大学该如何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避免行政化倾向？文章通过解析大学内部行政化的现象，追溯其根源，对淡化大学行政化提出几点建议。关键词：大学；管理；行政化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实行的是行政本位和官本位制度，如教育部管辖的大学中有十余所为副部级，其他的和省属的一些大学，其级别则是厅级、副厅级。与此一致，大学的书记、校长也享有与之相应的待遇，这已成为我国大学内部的痼疾，严重地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一、大学内部行政化朱清时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我理想的学校以后开会应该是这样：主讲人是最有活力、干得最出色的年轻人；老专家、像我这样的老院士，坐在底下听，给他们服务、帮他们组织，我们不直接讲话的，话语权让给最有创造力、最出色的年轻人。从而让整个学校有氛围去崇拜学术卓越而不是崇拜地位或权力”。而如今，大学的管理越来越像政府，大学的管理人员越来越像官员，大学的运行模式越来越像政府机构，进而不按照教育规律、人才成长和学术发展规律办事，用行政手段和思维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在一些高校，有的教授宁愿放弃一些学术成就，而去行政部门当个副处长，或者到行政部门做兼职，这样其就有调控资源的权力了。现在一些留校毕业生，也愿意往科长、处长的岗位上发展，而不愿意搞科学研究，这在大学校园里是令人担忧的现象。大学的行政化倾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行政和学术不分家，没有起码的界线。行政权力可以对学术事务随意进行粗暴干预。行政权力掌握着大学所有资源的分配，它不仅决定大学内的行政事务（如后勤、基建等），而且决定大学的学术事务，包括学术位置的安置、大学教师的聘任、学术成果的评价等。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学术机构名存实亡，完全处于行政权力的控制之下。第二，学术权力行政化。这是学术权力自身的异化。学术的宗旨本是寻求真理，以真理为最高价值追求，在学术问题上，谁掌握真理谁说了算。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学术权力也讲级别，也奉行下级服从上级的运行规则（这本是官僚机构的运行规则），根本不讲学术贡献，而是讲资历或学术职位。我们现在的学术会议，主席台上坐的都是清一色的学术官僚。第三，行政权力官僚化。所谓行政权力官僚化，是指行政权力背离了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宗旨，不是为教学科研服务，而是处处管着教学科研。行政机构根本不是服务机构而是统治机构。大学的行政权力本原本是为大学的学术使命而设，是为了大学的核心目标而设，其本质上就是服务的权力，但现在却成为高于教师权力的官僚权力。

二、行政化之根源大学行政化对大学本身和社会已经产生了严重侵害，行政官员成为学校资源的最大享用者和学校利益群体中的强势集团。由大学官僚化折射出的诸多问题已成为大学运行和发展的绊脚石，官僚化现象已是大学身上的一颗毒瘤，要根治这种现象，还需诊断其成因。

第一，特殊的文化环境致使大学校长角色定位复杂化。我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度，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残余———官本位思想不仅蔓延至今，而且渗透到大学内部。这是一种文化符号，它使大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文化环境的浸染。其突出表现在大学校长角色定位复杂化，校长变成了政府在大学的职能代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校长的产生机制和任期制上的诸多弊端。

第二，学校为了自身的发展，不得不屈从于社会现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我国高校难见大学本应该有的格调。社会上有一句戏言：“跑部（步）钱（前）进”，仅此一语，则可道破为何高校需要庞大的行政机构。由上所述，高校行政化之弊病明显，不改变行政化倾向，我国的高等教育就难以健康发展，创新型国家之路也会更艰难。现在应该把改变行政化倾向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能任其成为顽疾。然而，高校行政化之成因复杂，绝非仅靠高校内部或教育部所能解决。因此，改变行政化倾向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三、扭转行政化倾向欲改变行政化倾向，就要改变政府部门中的风气。人们看不见但感受得到的潜规则，不能使之大行其道。有些不良行为之所以能形成潜规则，之所以能让行为的当事者泰然处之，说明风气已经败坏到相当深的程度。不良风气会侵蚀党和政府的肌体，蔓延到高校中，可能会使某些大学的精神和格调荡然无存，这必须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应该逐步淡化社会中的官本位思潮。这不仅需要制度的完善，还需要社会的文化批判与文化自觉。仅仅依靠在高校中取消行政级别，可能无济于事。第一，大学校长的遴选方式需要改革。大学校长的选聘和任免往往是政府意志的表达，其具体表现在于大学校长的选聘方式范围单

一、缺乏竞争机制，很难选聘到最合适的体现民意的人选。可以考虑成立一个由党政部门、教职工、学生代表参加的遴选委员会，把竞争性选举作为校长的遴选方式。这种改革显然也需要上级部门的认同与推动，单靠学校自身难以实现。第二，有效地制止大学内部管理官僚化，适当在现有的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权利基础上，设置各类管理委员会，负责学校规章的制定，对规章的落实进行有效监督。第三，张扬学术权力是大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要使学术权力得到张扬，得到合理行使，必须制定严格的制度。每个高校都应该有《大学章程》，章程应该规定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范围、边界，两类权力行使的程序和原则。大学内各个学术性的委员会必须对其成员进行严格的限制，绝不能让各类行政“长官”控制学术机构、行使学术权力，而应该由学科带头人、教授来行使大学的学术权力，要让教授的意志主导学校的发展。行政部门管理人员是为教授服务的，他们的职责是落实教授委员会的决策，而不是指挥教授。要强化学生和教授的话语权，这两个群体的话语权强了，行政化倾向就会弱化，这符合和适应教育培养人的使命和责任。第四，精简学校机关的处室，合理配置学校领导和学校机关中层领导职数，削减学校机关冗余工作人员，人尽其用，用尽其才。除掉机关的衙门作风，要求机关工作人员既是教育者又是管理者。对学生来说，管理人员是教育者，同时又是行政管理的行家里手，平等对待学校的教职员工，实事求是地处理自己份内的工作。第五，健全监督检查机制，自觉接受党委领导，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大学内部的管理要加强党的监督、行政监察和群众监督，使各种监督手段形成一股强劲的力量，保证监督做到经常化、制度化。总之，改变高校行政化倾向势在必行。同时应该全社会都意识到，改变行政化倾向任重道远，需要高教系统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参考文献：

论大学“行政化”之实质 篇3

前不久,在众多学者与民众参与讨论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此问题在国家意志上作了进一步回答:“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样,长达几个月的关於大学“去行政化”的激烈争论似乎暂时可以结束。但大家仍不要忘记,在2010年两会期间,某位著名大学的校长说过:“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他的“两个如果”说,给人们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作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观念能在短期内根除吗?答案是:不可能;二是如果说“官本位”思想历史久远,作为一种文化观念,有几千年的沉淀,一时难以根除,那么作为计划体制下的特殊产物“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是否能夠取消吗?答案同样是:不可能。既然这两个问题都“不可能”解決,会长时间地存在下去,那么,仅仅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它的根本意义究竟在哪里?

从20世纪80年代,内地传出某些地方政府不知如何确定寺院方丈的级别,从是定“处级方丈”还是“局级方丈”开始,社会早已对这种“行政级别为导向”的做法十分不满。大学也曾一度不提级别问题。不知什么原因,90年代政府很快又在中国大学中重新确定了20多所副部级的重点大学。大学所设立的行政级别问题,不仅遭到全社会,也包括这些大学师生的质疑,甚至连那些大学校长,包括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校长都发出不同的声音。笔者认为,把高校去行政化问题,简单地引到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上,其实有失偏颇。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只是解決了容易受人关注,吸引社会眼球的现象问题,並不能从本质上解决大学的“行政化”。

按照中国《高等教育法》,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样,大学里形成两类管理权力及其权力中心:党的权力(有学者称之为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党委常委会与校长办公会。在相当多的大学里,大学校长一般不担任党委主要职务(书记或副书记),只担任行政职位。可以说,学校重大问题的決策,都必须先经党委常委会讨论,等形成決议后再由校长所领导的行政系统执行。其实,这种机制与各级政府的运行情況基本相同。高校里的党委会议,成了最高的议事机构,拥有重大事务的決策权。从这点意义上讲,把大学看成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外延品或附属物並不太过分。但有一点,大学与政府部门还不一样,甚至不如政府,那就是政府由於切实认识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内容的庞杂,常表现出力不从心之感,这就大大推动了政府各级部门及其领导者,从科学決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要求出发,善听专家学者的意见。而大学的行政负责人,由於他们绝大多数自身是相关领域的顶尖学者,自然会情不自禁地认为自己就是专家,根本无需再听什么“专家学者之言”。再加上大学事务比起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相对要简单些,所以使得少数大学的某些领导,我行我素,听不得各种不同意见。另外,大学是个要求学术自由的地方,各种“怪思想”与“怪行为的人”较多,这就加剧了某些领导更不能正确对待各种不同意见,使不少重大決策失误,违背了美好的初衷,辜负了社会与民众对大学的殷切期望。

中国的行政体制存在严重的官僚制,官僚制是层级化的体制,其根本特征是权力集中。在庞大的层级制中,从上至下,越往低层去,执行性愈突出;反过来从下向上,越往高层走,决策性越突出。正如邓小平反复强调的那样: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造成了官员的权力太大。权力太大使得不少高校的领导忘记了他们对社会大众与学校师生的庄重承诺,重大決策时常习惯由少数人说了算,从而使得高校中的资源分配机制,从课题申请到职称评定等与人的切身利益相联繫的事务,都与官僚层中那些相关层级的权力拥有者的偏好相关。比如,很多学校为了打造本地区的“航空母舰”,一直高负债地运行,有的负债几亿,也有的负债几十亿,不容说学生不知情,就连绝大多数教职员工也根本不知。这种情況下,讲什么参与权、知情权、管理权与监督权,那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过去常有人列举,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是民众的文化程度低,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试问,高等学校中的教职工的文化程度与整体素质应如何评价?也许,我们若用简单的语言回答,有可能会使个别人找到反对的理由。但可以肯定,大学中发展民主政治,推进学校自主办学的基础一定不比社会差。

因监督不力,在中国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有了利用权力去分配资源的权利。抛开腐败问题不谈,仅从纯工作的角度讨论,资源分配给谁,这对那些拥有极高自由裁量权的政府部门与大学中的行政管理部门,是非同小可之事。由於权力集中,使得与“权”相联繫“利”的特色加倍凸显。因为决策层往往比执行层离“利益”更近些,这就造成两种结果:一是当官者更易获得资源,他们带上了各种名目繁多的荣誉光环。有人说:“2009年教师节,全国表彰的高校优秀教师,90%都有官阶职务,也就不难理解了”。

另一个后果是不少学者千方百计地想聘到各级行政部门担任领导,出现多人争抢一个行政位置“激动人心”的场面。大学中不少学者真的精明起来,心甘情愿地暂时放棄自己的教位,来个“双肩挑”,既当行政领导,又当学者,这样可以使得自己手中能拥有更多的资源,既方便自己直接利用,又能在内部与外部的各类评奖中相互利用。比如,今天在评选的A奖中,你投我一票,等下次你申请B奖时,我再投你一票,真可谓“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皆大欢喜。

有人也许产生疑问,大学教师的作用哪里去了?那么多的教授为何不言?特别是那些有名望的教授为什么失声?回答这些问题,无法用几句话解释清楚,简单地说,是个“制度问题”。退一步说,个体力量可能不足以发挥重大作用,那么学校中众多的各类委员会,为何也难以尽责呢?我们仅用中国九三学社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来说明。调查显示,62.6%的受访者认为,学术委员会只是装饰,或仅能对学校重大学术事务提供参考意见。由此可见,大学中相当多的学术权力,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已被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所替代。

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行政权力高度集中,因此要限制其权力,分散其权力,监督其权力。如果真的把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但行政权力依旧保持高度集中的局面,行政权力依旧从根本上支配着独立的学术权力,法律所授於教职员工的自治权力依旧得不到真正落实,那么这样的改革肯定无利於大学从本质上“去行政化”。

有学者批评,“大学越来越成行政单位”。笔者认为,这种批评就如同要求取消大学行政级别一样,没有触及到大学“行政化”的实质。因为政府行政部门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的高度集中,是缺乏对它的有效监督。大学基本沿用了这种体制,同样也存在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並不简单是因为大学类似於行政单位,取消了行政级别就成。没有民主政治发展的坚实基础,即使如大学这样很容易推行政治民主、坚持学术自由的地方,也会出现令人震惊的腐败现象。大学中的腐败,除存在着社会中常出现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外,还有可能出现权力与学术的交易。

前面的讨论,基本还限於大学中内部权力的运行,並未涉及到内部权力与外部政府权力的关係。大量事实揭示,在大学的发展中政府通过多种方式与途径,以掌握资源,其中最凸出的是财力为突破口,加大政府行政部门对大学权力的控制,加重了大学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性。换句话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权力的高度集中。比如,政府通过各种评比与检查,使得大学置於政府的严密管理之下。前不久,媒体报道了一则耐人寻味的事,一位级别不高的女秘书,因参与对某大学的检查工作,使得多位副校长笑脸相迎,做出了使人哭笑不得的事。显然,政府行政部门的秘书级别虽小,但在特定事件上拥有的权力卻很大。

笔者认为,提及大学中的“行政化”,离不开其中如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运行关係、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等核心问题的讨论。至於有人牵强附会地把去行政化与大学中是否需要行政管理扯在一起,这肯定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是在讨论大学的“去行政化”,不是“去大学的行政”。谁也不会否认大学中行政管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正如谁也没有否认官僚制(层级制)存在的必要性一样。但这一制度的特点是权力的集中,会导致高度集权。大学沿袭了这种体制,也会产生权力过於集中现象。

需要补充说明,2010年8月28日,新浪网报道了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諮询委员会第二十次全体会议,於2010年8月下旬在辽宁大连闭幕的消息。教育部负责人在会上表示,为顺利地完成高校承担的核心任务,“大学内部管理不宜简单地套用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由此可见,围绕着大学中的行政权力与学术等其它权力的关係的讨论,将会构成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核心要素。

大学行政 篇4

大学教育质量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既受国家、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定位影响, 也受大学教育系统内部制度设计与资源配置的影响。立足于大学教育系统本身, 大学教育质量是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的综合, 与大学系统内部既有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模式密切相关, 也就是说, 不同的大学制度设计将会导致大学活动场域内不同的行为主体的行为表现, 而不同的行为表现最终会反映在大学功能的实现程度与大学教育质量的现实差异上。大学治理是大学教育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国家层面的大学教育理念在大学实体层面的具体表现, 它涉及大学教育资源的配置和系统内的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运行和调控, 既是大学制度组成部分, 也是大学教育质量的保证性条件。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现行的建立在国家行政管理基础上的大学教育治理模式势必会导致大学教育活动主体行为的异化, 从而影响到大学教育质量[1] 。因此, 大学的“去行政化”和“回归学术共同体本位”已经成为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一致性共识 (张文红, 2012) 。如果以大学教育质量是大学教育系统在合理而科学的治理结构中的产出作为研究预设, 那么建立起适应大学教育规律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就必须回答以什么为基本框架来分析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与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 现行的行政治理模式为什么会阻碍大学教育质量的提高, 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何处等问题。本文从大学教育质量属性角度出发, 系统地分析了行政治理模式与大学教育质量属性要求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大学去行政化必须以合作治理理论为基础, 理顺国家、政府、大学之间的外部关系并在大学教育系统内部突出各主体的作用, 形成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大学治理结构。

二、大学教育质量属性与大学治理的关联性分析

在大学诞生逾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虽然大学因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导致其功能定位几经改变, 但大学是社会化分工的产物,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一基本事实却为社会所普遍接受, 其社会功能的实现程度既决定了其存在的社会价值和作用的大小, 也决定着国家和地区层面的社会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在整个社会化分工系统中大学被定位为人才培养、知识创造、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四种基本功能。大学功能之间的比例结构是区分大学类型的标准, 但不管什么类型的大学, 为受教育者提供知识服务, 进行人才培养, 使受教育者成为有价值的社会公民是大学的基本功能, 而判定其基本功能发挥得好坏的标准就是大学的教育质量, 大学教育质量的好坏决定着大学自身的命运, 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由此可见, 大学教育质量涉及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的多个主体, 既与大学组织内部的学生、教师、管理者有关, 也与大学组织外部的家庭、工商企业、政府部门的利益有关, 是多个利益主体价值判断和评价的结果。大学教育质量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和评价标准的差异化决定了大学教育质量的社会属性、复杂性、主观性和客观性, 是多重属性的综合。

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 是宏观环境巨系统内的子系统, 具有自有的投入—转换—产出系统。大学教育质量是以人为载体的, 是微观层面上的个体在大学教育系统内, 通过组织认同、学习参与和系统训练等教育活动程序后的变化程度, 是典型的系统性产出, 是特定的宏观外部环境下, 大学教育提供系统中的活动主体互动作用的结果。大学教育质量虽然表现为一种结果, 但与活动过程有关, 是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的非线性加总。大学教育的过程质量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体验性的服务质量, 发生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各个时间和空间节点, 类似于服务质量中的功能质量, 既与行为主体的过程参与动机、参与环境等因素有关, 也与整个大学教育系统的各质量要素的可靠性、响应性、保证性、移情性和有形性有关, 是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的结果, 存在着过程性。大学教育的结果质量以大学教育活动的结束为时间节点, 反映在受教育的价值观念的形成、知识的增长和能力提高等多个层面上, 类似于服务质量中的技术质量, 其结果质量不仅在个体上存在差异, 而且在显示和隐形两个维度上均有所表现, 其对社会的影响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和环境的变异性。大学教育质量的过程性和结果性既决定于大学教育活动内容设计、也决定于活动内容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一致性和其主体能动性作用的发挥程度。

在相同的宏观环境条件下, 大学教育质量决定于行为主体在整个大学教育活动中的参与机会、积极性和参与方式, 而行为主体的参与机会、积极性、方式是由结构系统决定的, 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2] 。现代服务质量管理理论认为:功能质量主要是通过服务接触管理实现, 结果质量主要通过服务质量系统改进来达成[3] 。服务质量具有主观性、差异性、互动性和过程性的典型特征, 服务质量的属性特征决定了服务运作的管理与产品生产管理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不同[4] 。D·凯特指出: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合作方式组成的网络管理系统[5] 。缪勒把治理定义为:关注制度的内在本质和目标, 推动社会整合和认同, 强调组织的适用性、延续性及服务职能, 包括了战略方向的掌控, 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协调, 资源的有效利用, 外部性的防治, 顾客服务宗旨的实施等内容[6] 。理论上, 大学教育质量是以受教育者为载体的, 发生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过程的结果, 在这一过程中既有教育服务, 也有互动过程中的知识增长。如果按照制度—行为—绩效的分析范式, 将大学教育质量视为特定环境下的组织绩效, 那么教师和学生就在大学教育质量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是影响大学教育质量的两个重要的主体。国家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定位就决定了大学的外部环境, 而大学环境决定了整个教学过程以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行为, 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因此, 如果将大学作为一个组织, 对大学教育质量进行系统性思考, 那么大学教育质量的研究就必须从外部制度与内部制度安排两个层面着手进行分析, 包括宏观层面的国家、政府与大学的制度安排和微观层面的大学内部的制度安排。

大学治理模式与大学教育质量有关, 也就是说大学教育质量属性的保证性条件的形成和作用发挥是通过大学的治理结构来实现的, 与大学治理结构密切相关。大学治理结构是大学教育系统内外部的一套旨在实现大学理念和目标的制度安排及相应的组织架构、权力规则体系。在大学治理中, 结构是一个基础性条件, 所有的决策活动都是在一个基本的治理结构中展开的, 也就是说大学办学理念和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合理而科学的大学治理结构 (顾建民, 刘爱生, 2011) 。总体上, 从世界现有的大学治理模式分析,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受大学办学历史、国家制度和各种外部事件的影响, 宏观层面上的大学治理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既有行政、学术权力主导下的大学治理, 也有市场权力主导下的大学治理, 不同类型的大学治理的效率即大学教育质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7] 。微观层面上, 如果将大学教育系统视为一个投入—转换—产出的知识性服务生产系统, 那么在投入一定的前提条件下, 产出的效率或大学教育质量就决定于转换过程, 而转换过程在微观组织层面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结构性特征, 在这种结构系统内, 组织内部的权力、资源分配、决策体系和规则就构成了大学内部治理的基本内涵。由此可见, 大学治理由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部分组成, 外部治理通过一定媒介作用于内部治理, 两者之间具有传递性、反馈性且具有自洽功能, 这客观上要求合理而科学的大学治理:一是必须涵盖大学教育质量的利益相关者并将其纳入到其决策主体的范畴内, 是多主体之间共同参与的治理;二是影响大学教育质量的两个关键要素教师和学生对大学教育系统活动本身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 对大学教育质量有决定性作用, 其决策参与机会应在制度层面予以保证;三是权力下沉的治理, 大学具有高度的自治权力, 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应在各自的系统内发挥作用, 相互之间界限清晰、相互制衡, 运行有序。

三、大学行政治理与大学教育质量的内在矛盾分析

(一) 行政治理导致政府与大学关系错位, 大学偏离其学术本位

大学教育质量的社会性决定了国家、政府教育投入和大学对教育资源的正确使用的应然, 这也决定了政府和学校在整个大学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中的关系和角色。在整个大学教育体系中, 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教育发展规划、筹集资源、建立大学教育质量外部评价机构、设立大学董事会;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在国家的大学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制定大学教育目标、设计合理的组织结构、建立组织运行机制, 保证大学教育活动和科研活动的正常进行, 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保持高度的自治。在政府与大学之间关系清晰的前提下, 大学通过人才培养、知识创造、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来寻找其自身的发展和生存。在一种竞争市场上, 大学为了生存和发展将会自动地把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作为一种自律机制, 也就是在这种治理模式下, 大学的生存和发展是由市场驱动而非政府驱动的, 也只有在这种模式中, 大学的教育质量才能成为大学的自觉行为而得以保证。在大学行政治理模式中, 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 且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与行政官员的任命交织在一起, 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激励与监督发生在行政体系内部, 大学彻头彻尾地成为了庞大的政府统治机构中的一部分。大学行政治理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是建立在社会等级差别基础上, 其结果势必会导致大学等级秩序的出现, 其治理机制依赖于政府的强制力和权威, 依靠教育资源的行政化和差异化配置来实现其治理目标。为激励大学管理人员, 体现政府意志, 政府通过惯行的绩效考核的方式来对大学进行各种类型的考评且以考评结果作为大学教育资源配置和大学管理人员升迁的主要依据, 忽略了大学教育质量的发展规律。出于个人理性和官僚政治理性, 大学的行政管理者将会自觉与不自觉地把满足上级政府的要求和政府官员的政策偏好作为学校行政决策的主要风向标, 倾心于做让上级政府和直接委托人满意的事, 对大学教育规律的坚守和维护将让位于政府意愿和长官意志。以此为背景, 所谓的大学教育质量就极有可能成为阶段性目标或只是停留在各种类型的评价指标的完成上而非大学教育系统的自觉行为。在这种治理模式下, 高校将会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各种类型的评估和考核上, 大学的学术本位难以受到应有的尊重, 现实表现就是不断地给教师下指标和校园内热闹的迎评活动。长期的结果是大学精神的逐渐丧失和与大学格格不入的组织氛围的出现, 不良校园文化的形成将会使大学在偏离其学术本位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大学教育质量不仅难以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保证, 也难以在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心理层面上得到重视。

(二)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边界模糊, 导致大学教育质量活动主体行为异化

大学教育质量的提高既离不开学术权力, 也离不开行政权力, 是两者协调作用的结果。在一个合理而科学的大学治理结构中,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应在各自的决策范围内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 为大学教育质量提供保证, 共同实现大学教育目标。事实上, 大学的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功能目标的实现是以大学教育系统的学术活动为基础的, 因此, 学术权力应成为大学教育系统内教育资源计划、配置的主导性权力。学术权力主导地位的确定是教师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生通识教育、心智训练等大学教育质量活动有效开展的保证。大学教育系统的行政权力作用于大学教育系统内部行政管理系统, 为大学教育质量服务, 承担大学教育的硬件建设和日常的教学服务, 通过行政权威的应用发挥作用。

大学行政治理是以行政命令的自上而下的贯彻实施为主线的, 行政权力具有其先动优势。在权责范围不清的情况下, 大学行政治理的结果必然会导致行政权力的过度膨胀, 而行政权力的过度膨胀必然会导致三种程度不同的结果:一是大学演变成为一个官僚组织。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大的必然结果是学术权力在大学教育系统内部的弱势。在弱势的环境条件下, 为了生存, 学术组织将会以自身学术自由和学术权力的丧失去换取存在空间而逐渐成为大学官僚组织的附属物, 学术自由成为大学学术共同体海市蜃楼般的理想图景。学术权力的丧失必然会导致教师和学生的治理主体地位的丧失、大学成为单一中心的行政官僚组织, 大学的组织属性与大学教育质量属性在整个治理结构中难以得到应有的体现。二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边界模糊,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边界模糊在学校决策层面必然导致大学教育系统内部运行的混乱和无序, 大学教育系统正常运行和质量保障条件建设所必需的资源难以从制度上得到保证, 其典型表现就是在国家加大教育投入的前提下, 学校管理者凭借其独享而不受监督和约束的行政权力将教育资源投入到看得见、摸得着且立竿见影的硬件设施建设上, 大学出现了一流的设施、三流的教师管理和服务理念的错位现象。三是教师的自我矮化。出于价值理性, 为迎合行政管理需要, 教师丧失对学术的坚守, 失去对学术应有敬重, 学术工作成为教师渔利的工具, 导致学术活动场域的大面积失范和败德行为, 教师的失范和败德行为一方面极大地降低了教师的模范性和教育的感染力, 另一方面加剧了教师内心深处的冲突和价值观的扭曲。教师层面的失范和败德行为在大学教育系统内, 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体验和感知而影响和塑造着受教育者的社会价值观念。受教育者主流价值观的丧失必然会导致没有灵魂的工具和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大量出现, 严重地影响到大学教育质量的社会属性。

(三) 大学行政治理忽略了大学教育活动规律, 剥夺了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

大学教育质量与大学教育过程组织管理密切相关。大学教育质量的过程性和结果性决定了教师和学生在整个大学教育质量体系尤其是在大学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这客观上要求, 任何行之有效的大学治理结构以及机制的建立必须以尊重和发挥教师和学生的主体作用, 维护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活动的主体地位为基础和前提条件。建立在传统的治理理论基础上的大学行政治理模式将大学作为国家庞杂的行政组织中的一部分, 并将大学整合在一个层级结构明显的官僚行政组织体系之中, 国家通过对大学教育资源的行政垄断、计划、分配和人事的任免实施对大学的控制和管理。在这种制度安排下, 大学外部行政治理通过政治权力、行政权力的扩张渗透到大学教育系统内部, 国家的教育理念和相关政策通过国家—地方政府—大学党委—大学校长—院系等多个层级传递到大学教育系统中的活动主体教师和学生身上, 这种信息传递模式是单一的纵向传递, 层级多且缺乏信息反馈, 政府决策过程缺少来源于基层的相关信息且相关政策容易被层级结构中的不同利益主体加以选择性应用而出现决策目标与实际执行状况相差甚远的现象。与此同时, 学生和教师的相关诉求逐层向上传递, 受传递层级的影响, 正当而有用的信息将会被逐层过滤而失去其本来面目, 也就是说国家和政府了解掌握的有关大学教育的信息可能与大学教育系统的真实情况存在偏差, 以此为基础的各种决策难以反映客观现实而失去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由此可见, 在大学行政治理结构中一方面教师和学生作为大学教育质量的关键要素被置于整个大学治理结构的行政命令体系中的最底层, 教师和学生在整个行政权力体系中仅为行政管理者的办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等各项行政规定的执行者, 在大学教育体系中充当着一个政府和校长行政意志实现的工具性角色, 而非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个体, 大学教育质量属性中的主动性难以实现, 不难看出, 大学行政治理是见物不见人的, 这种模式的运行结果使本应成为大学共同治理主体的教师和学生被排斥在整个大学教育的决策体系之外, 其参与大学治理的机会被剥夺, 从而产生强烈的疏离感, 进而失去对学校教学事务的参与热情和合作精神。

四、结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2-2020) 》把提高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放在了战略高度, 不断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历史主旋律。为保证和提高大学教育质量, 大学教育的提供系统必须具有一套与大学教育质量属性相适应的治理模式, 这种治理模式是在了解大学教育质量形成机理基础上, 以国家、政府和大学之间清晰的关系定位为基础, 能够对影响大学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进行有效激励和控制, 并保证在整个大学教育活动过程中, 教师和学生两个行为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和信息畅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高等教育质量利益的多元化、质量的过程性和结果性决定了大学治理与其它组织的差异性。大学教育质量的多元性决定了大学应是一个相关利益主体参与治理的共同体, 大学教育质量的过程性和结果性决定了大学、教师和学生在整个大学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和地位。单一中心的行政治理结构将会导致大学管理的行政化、大学的学术本位的丧失、教师和学生主体地位的失去, 从而影响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 在现行国家加大财政投入的大前提下, 应着眼于现代大学教育规律, 着力搞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 而顶层设计的核心是理顺国家、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 为大学建立良好的外部治理结构, 以此为基础将大学教育相关利益者纳入到整个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中, 形成多主体的合作治理模式, 以满足大学教育质量的内在要求, 达到提高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刘鸿渊.多重制度环境下的高校行为异化研究[J].江苏高教, 2011, (2) .

[2][美]米歇尔.克罗各耶, 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行动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1.

[3]洪志生, 苏强, 霍佳震.服务质量管理研究的回顾与现状探析[J].管理评论, 2012, (7) .

[4]温碧燕.服务质量管理[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0.

[5]D.Kttle.Sharing Power Public Governance and Private Markets[M].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3) .

[6]MUELLER.R.K.Changes in the wind in corporate governance[J].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 1981 (spring) :9.

大学行政 篇5

中公教育大学生村官考试网为参加大学生村官考试的考生们总结了《行政征收》，希望能对考生有所帮助，中公教育大学生村官考试网预祝广大考生能在大学生村官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

一、行政征收的概念与特征

行政征收是指行政主体根据法律规定，以强制方式无偿取得相对人财产所有权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其特征有：(1)行政征收是行政主体针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实施的一种单方具体行政行为;

(2)其实质在于行政主体以强制方式无偿取得相对方的财产所有权;

(3)其实施必须以相对人负有行政法上的缴纳义务为前提。

二、征收的内容与分类

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行政征收的内容主要有：(1)税收征收;(2)建设资金征收;(3)资源费征收;(4)排污费征收;(5)管理费征收;(6)滞纳金征收。

以行政征收发生的根据为标准，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1)因使用权而引起的征收。资源费、建设资金征收可以归人此类。(2)因行政法上的义务而引起的征收。税收、管理费的征收均可归入此类。(3)因违反行政法的规定而引起的征收。排污费、滞纳金的征收可归入此类。

三、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行政征购的区别

(1)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的区别为：

①征用的范围包括相对人的财产和提供的劳务;而征收只限于相对人的财产。

②征用是对财产暂时性地使用，它是使相对人对财产的使用权发生转移;而征收是对财产的永久占有，是将相对人财产的所有权转移给国家。

大学行政 篇6

关键词：大学；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场效应；模式

我国对大学权力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以美国学者伯顿·R·克拉克(Burton R·Clark)和英国学者迈克尔·夏托克等人的几部涉及学术权力研究的著作在中国问世为标志。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的阶段性完成和大学教育质量问题的凸现，在中微观领域，大学内部权力结构配制成为了政府和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迫于高等教育西方话语权的影响，我国大学内部权力研究起初是一种西化的价值选择，忽视了中外大学时空环境的差异性。近年来，我国大学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一系列软硬件建设都是在行政权主导下迅速完成的，行政权力自然地膨胀。如果政府让渡出来的部分权力不能在大学内部进行适当的制度化分配，那么，大学作为高教系统最基本的单元，将会因为大学的行政泛化，从而使大学生存和创新的基本元素——学科遭受严重的压抑和窒息。建国后我国大学权力经历了几收几放，始终是政府在设计，每次放了以后，缺乏制度约束，造成非理性的发展，接着进行权力回收，但又回收过度，造成新一轮大学的窒息。大学是需要稳定的地方，需要宁静的地方，在大学越来越成为一个全能大学(omniversity)的今天，大学怎么才能坚守作为知识守护者和创新者的核心理念，传承千百年来大学的精神实质呢?关键是正确处理现实社会中大学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一、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内涵

所谓权力，是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权力(power)一词来自法语的pouvoir，后者源自拉丁文的potestas，意指“能力”。在罗马人看来，potestas是指一个人或物影响他人或他物的能力；它还有一个更加狭隘的政治含义，是指通过协同一致的联系和行为所具有的特殊能力。托夫勒认为，权力是一种有目的的支配力量，是由暴力、财富和知识三者构成的。我们认为，所谓权力，是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依据其目的去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

学术权力是由专家学者或学术组织拥有的影响他人或组织行为的一种权力形式，其权力的来源是科学真理和专业知识，主体是教学科研人员及学术组织。有学者称学术权力又分为学术民主管理权力和学术行政管理权力，学术民主管理权力，是指教师民主管理机构和教师所享有的管理学术事务的权力：学术行政权力，则是指行政管理机构和人员所行使的管理学术事务的权力。笔者认为学术行政权力不能纳入学术权力的范畴，因为这种权力的实质来源还是行政权力，是以军队、警察、法庭作为其背景，不是知识逻辑生成。学术权力的主体应是高校最高学术水平的教授及其学术团体，教授凭借其在学术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自然形成了构成大学本质所需要的学术权力，即学术影响力。那么，社会为什么需要学术影响力呢?因为这样能使权威学术在社会上进行传播，产生冲突。从而促进学术的发展。因此，大学的管理不能把教学科研人员，尤其是教授排除在外。在当前我国实行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的情况下，教授治教是大学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保证学术标准得以贯彻，维护大学本质的稳定性。

高校的行政权力是大学的党政机关为实现组织目标，依照一定的法律法规对大学自身进行管理的权力，本文主要指党政权力。其主体为高校行政机关及行政人员如校长、处长及科长等，表现为“科层化”的特征。它以效率化为行动的追求目标，以严格的等级制度为依托，因此又可称之为“制度化”的权力。Robert Birnbaurm也认为，大学包含两个体系，即基于法律权威的行政体系与基于专业权威的教师体系，大学的管理就是为实现两个体系的微妙平衡而设计的结构和过程。

二、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场效应的关系模式

大学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是不能完全分离的。但二者又是两种不同的权力，不能演化为同一种权力。它们相互作用的范围和方式都不同。但大学许多事务都是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像一驾马车的两个轮子，各自沿着自己的轨迹，共同载负着大学平稳前进。中世纪的大学，结构功能简单，就像一架独轮车，只要学术权力这一个轮子就可以使大学运行了。当今大学行政和学术权力的关系可用学术一行政作用场域来表示。

物理学认为，场是存在系统各要素的联系交换物质，它不但作用于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而且也属于各个要素共有，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个独立的没有场存在的物质。由若干个可以相互区别的要素在同一场统一下构成相对独立的层次叫做系统，系统有层次之分。系统结构是指诸要素在系统范围内的秩序。亦即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在方式，即层次场的内在方式。在简化大学其它要素的情况下。在大学层次内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两要素各自存在一个场，即学术权场和行政权场，两个权场的相互作用再构成高一级的场——个体大学系统。两者的关系是大学一对基本的关系，依据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作用场效应，可以将大学事务划分为四个区域(如图1、图2)。在由学术权轴和行政权轴所构成的平面中，B区属于学术权场和行政权场皆可以起作用的领域，但两者作用的效率有一定的差异，曲线表示在某大学事务中。学术权场和行政权场的替代特征。

P2表示在某事务中学术权和行政权具有较强的替代性，P1表示学术权和行政权替代性差(其基本含义是对大学某些事务学术权和行政权都可以作用，某些事务更适于学术权和行政权中的某一种配置方式)；A区表示行政权失灵而学术权起场效应的区域；C区表示学术权失灵而行政权起场效应的区域：D区表示学术权和行政权均失灵的区域。如图2，优化“学术权一行政权”场效应关系格局有三大作用：第一，减少行政权对大学某些纯学术事务的场效应，扩大学术权场效应区域；第二，增强学术权的宏观场效应：第三，通过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对学术权场和行政权场的重新安排，减少学术权失灵和行政权失灵的区域，使D区缩小。总之，一方面通过学术权和行政权的“归位”来调整学术权和行政权的场效应范围，使D区域逐步缩小；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提升学术权和行政权场作用的效率，扩大二者场效应作用的深度和范围，具有增量的意义(图2中小实框扩大到虚框的部分)。D区是大学一些未察觉到的内隐力场作用的区域。随着人类

对大学本质的逐步认识，此区域范围会不断减少。

三、学术权和行政权场效应优化的原因

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公元1117年意大利的波罗尼亚大学，是学者的行会组织。行会是为了保护本行业利益而互相帮助、限制内外竞争、解决个体成员困难等而成立的一种组织。行会内部实行民主，大学在“富有想象”地探讨学问中把年轻人和老一辈联合起来，由积极的想象所产生的激动气氛转化为知识的组织。因此，在大学内部学者自己进行民主管理，是学术权力的体现。随着大学规模逐渐扩大，结构日益复杂，大学内部的权力也日益复杂起来，现代大学变成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场效应体，变成了双轮驱动的一驾大马车。

大学要拥有学术权力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当家等。这是大学内在逻辑的客观要求。首先，大学的主要职能是保存、传承、发展和应用高深学问。大学为了追求新知识，探求真理，必须保持自由，并探索一个论点到它可能引向的任何一个地方，即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先决条件，寻求真理是行使自由的目的。其次，学术自由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中，也体现在大学管理上。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如教会、国家、经济利益的影响。大学为了追求高质量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也必须拥有一定的自治权。第三，大学教师所从事高深学问的专门化，使其它人员难以理解和支配他们的工作。既然高深学问需要超出一般的、复杂的甚至是神秘的知识，那么，自然只有学者能够深刻地理解它的复杂性。因而。在知识问题上，应该让专家单独解决这一领域中的问题。否则，就会抑制大学的创造性，给公众和社会造成损失。

当然，学术权力也是有限度的，学术权力的膨胀会滋生学霸，导致学术上的腐败，表现出片面性和保守性。中世纪的法国巴黎等欧洲大学。从城市当局和基督教会赢得明确的承认。有的学校甚至有独立法庭可以自主进行审判。但是其具有的行会性质很容易带有某些弊端，如散漫、偏执保守、排斥改革。因此在19世纪，英国和美国都不得不通过国家立法来打开自治的高等学府的铁门，让新的学科进入课程，其中许多学科与人类利益休戚相关，而学阀们却顽固地将其拒之门外。在法国、德国、苏联和日本这些主要国家里也大致是这种情况。

现代大学已经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社会依靠高等学府作为获得新知识的主要机构，并作为了解世界和利用它的资源改进人类生活条件的手段，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站”。首先，大学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复杂，内部事务日益繁多，教授们无暇顾及学术以外的众多事务，必须有专门的行政人员。其次，学术自由遇到新的限制，对巨额经费的需求使大学传统的中立受到质疑；大学不可避免的要对社会道德责任负责。传统的高等教育自治现在不是，也许从来都不是绝对的。首先，完全的自治必然要求完全的经费独立。这种程度的独立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最发达的国家也不能提供足够的经费。实际上，公众对自治的态度在整个历史上像月亮的盈亏一样变化着，权力中心看来正在从大学内部转到大学外部，从学术界转到公共领域，从大学历史上的特权和豁免权地位转到承担义务和责任的地位。

正如Clark Kerr在《大学的功用》中所说，现代大学变成了多元巨型大学，学生人数达十几万，远不是中世纪大学几百人的规模，结构复杂，功能多样，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学行政权力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大学为了生存并继续发展，需要一个在管理不动产和取得经费并进行大笔投资方面拥有广泛的知识和经验的补充性组织成分。哈佛大学1636年创办时只有4名学生；发展到1710年，在校生只有123人。同期，耶鲁大学也只有36人，那时的校长就是学校全部工作的管理者。西方大学起源于学者的行会组织，独立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在世俗政权和教会势力的空隙地带成长起来。但是，二战以后，新的技术革命。使社会对知识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西方各国及至全球的高等教育规模都有迅速的发展，大学的巨额的开支也越来越依赖于政府拨款，政府也希望大学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大学不再是象牙塔，打倒了围墙，与社会的界线日益模糊，事务繁多而复杂，成了社会的“服务站”。这就从客观上需要改变学校的管理模式。

随着大学在地理位置上从宁静的乡村逐步向都市转移，大学的内部功能也由教学科研扩展到为社会服务。大学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联系也越来越密切。正如高深学问的发展需要专门化一样，在学院或大学的日常事务方面也需要职能的专门化。事务工作和学术工作必须区别开，因为每一方面都有它自己的一套专门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行政管理日益复杂。要求分离出专门的人员、机构来处理日常事务。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社会和大学的密切联系，国家的不断干预，要求大学作出反应，建立相应的机构与政府和社会相衔接，满足社会的需要，贯彻国家的意志，从而强化行政权力。今天的大学。已经是重要社会组织，是国家行政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科层组织特点。有决策者、管理者和执行者构成的命令——服从科层体系，有明确的发展战略目标，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是国家权力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极力协调各个方面的利益，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

但是，行政权力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也表现出与大学这个文化组织的核心价值不适应的地方。如其官僚性特征会抑制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行政权力的科层性、等级性会使信息在传输过程中出现衰减和梗阻；行政权力的寻租和自我膨胀特性会阻碍学校的改革和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的进化，大学的学术权和行政权都不可缺少，两种权力在大学事务中作用的范围都扩大了。因此，场效应优化后(如图2所示)，D区不断缩小，其它三区总量不断扩大，但如果A区过大，会导致学术霸权；C区过大，会导致行政泛化，因而，只有使两种权力场共同作用的B区扩张，才会使个体大学系统保持平衡。根据目前大学学术权力衰微的现实，行政权力单独作用的C区必须要比A区压缩得更多些。当然，这种优化是动态的、持续的，因此图2中可以增加第三轴(时间轴)来构建三维立体模型，反映出行政权和学术权场效应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发展轨迹。

四、我国大学两种权力的平衡机制

中世纪大学是一个独特的既分裂又分权的社会的偶然产物，是在世俗力量和教会的大体平衡中取得独立性的。因此，二元或多元的社会力量，是大学取得独立性的重要条件。在大学内部，也只有在二元或多元力量的平衡下，教师、学生才能有足够的独立性。现代大学和中世纪大学相比，结构和功能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校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建国以来，我国高等

教育管理体制主要学习和照搬“苏联模式”，大学变成了政府的附属机构，行政权力主导一切，大学内部管理基本上也是上令下行的行政管理方式，学术权力一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方针；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改革要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颁布和实施，以法律的形式对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作了明确的规定，改变了几十年来中国大学办学无法可依、单纯依靠政策指导工作的状况。但由于种种原因，加之历史上“放乱收死”怪圈的存在，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失衡的现象依然突出，没有能有效行使学术权力的实体组织，大部分学术事务依靠行政权力来安排。没有划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界限，大学表现出过分的“机关计划化”。

如图1所示，不同层次的大学内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作用的具体模式及二者的地位必然不同，研究型大学应该以学术权力为主，而一般地方性院校，行政权力会占支配地位。研究型大学要以创新为主，探究真理、研究学问需要自由的学术环境，尽量排除外界的干扰。保持“象牙塔”的核心理念；而一般地方性院校，其主要完成教学和知识应用性功能，易被世俗政府所控制。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各自的作用“场”中，学术权力场的距离衰减率要比行政权力小得多。中世纪大学以学术权场为主，其作用的范围超过了个体大学，甚至延伸到世界各地，A区的范围也很大，大学事务主要在A区解决：现代大学大部分事务是在学术权场和行政权场相互作用中解决，只不过两者所发挥的场力影响不同；大学有的纯行政事务主要在C区解决；D区域中是大学行政权场和学术权场都不能作用的区域，是内隐性的力量(包含传统力)发挥作用的地方。行政权力的来源主要在于上级的授予，必须照章办事和等级服从；而学术权力是依赖于专家的专业背景和学术水平，其力量源于与学界同行的不断交流中放大、累积的权威。学术权力的存在确保了大学教学、科研的基本属性，行政权力的作用则在于协调大学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之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那么，怎样正确协调二者的关系呢?

1、认真研究高校事务，界定二种力场作用的范围。

在A区和C区分别是学术权场和行政权场独自发挥作用的区域，两者不能相互替代，依法在各自的范围内行使各自的场力。在B区中，不同的事务虽然要由学术权和行政权共同决定，但二者所起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在P₁曲线上的事务，两种权力作用的替代性差；而P₂曲线上的事务，两种权力作用的替代性较强。目前应科学认识学术权场在大学发展中的地位，充分尊重学者与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决策中的效用，确立学术权力在学术管理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应逐步消除官本位思想，建立完整有效的体制和机制：进一步强化高校管理干部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意识，提高大学管理干部的整体素质；要按照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建立一支高效率的职业化的行政管理队伍。

2、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明确大学的学术组织特性。

大学的本质是一个学术组织，因此，首先要依据《高等教育法》建立和健全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制度。明确学术委员会的职责与权限，以确保学者专家参与学术事务决策的权力落到实处，确保如图2中A区的纯学术事务主要由学术权场发挥效应。其次，要健全专业委员会及学科委员会制度。大学的学术事务是复杂多样的管理活动，既有普遍性和共同性，又有差异性和特殊性，学科专业等事务应有各自的学科专业委员会发挥作用。第三，要对教师权益进行制度保障。明确规定教代会的职责并确定学者代表的比例，使教代会的组成真正反映高校各种利益群体的要求，使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权力落到实处。第四，凸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吸收学生参与学校事务。

3、优化管理运行机制，确保学术权场和行政权场的相对平衡。

现代大学是复杂松散的系统，要充分发挥民主的力量，在大学内部没有作出有利于学术权场发挥效应的制度及机构安排之前，大学行政系统不能过分的从上一级输入过多的行政权力，否则会在如图2中的C区加强行政权场，并不可避免的渗透到B区中，在与学术权场的相互较量中，会更加占据优势地位。同时，要注意学术权力不能落到少数人的手中，要把学术权适当分散在不同层次的学者手中，以防止出现学术霸权场。大学还要实现管理重心下移，以改变我国行政权力泛化的现象，加强院系责任。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国际化，我国高校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获得有利地位，必须提高应变能力，借鉴企业的“扁平化”组织结构模式，调整职能部门的职责。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变过程管理为目标管理，强化咨询和服务功能，从而增强大学的活力和抗干扰能力。如仍沿用权力高度集中的一级决策管理体制，则难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工作的效率性。同时也难以发挥科研机构及基层单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大学行政化三问 篇7

一、大学行政化的实质是什么

综观世界范围内关于大学的论著, 还未发现“大学行政化”这一用词, 可见“大学行政化”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因为按照“名实相副”的“赋名”原则, 有“大学行政化”之“实”, 才会有“大学行政化”之“名”, 也就是说, 因大学行政化的客观存在, 才有大学行政化的相应名称。之所以说“大学行政化”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 无疑与中国大学存在着客观而典型的行政化现象密切相关, 或者更直接地说, 中国确有“大学行政化之事实”和“大学去行政化之亟需”。

大学行政化究竟何所指?综观迄今为止的讨论, 人们从各个不同角度定义“大学行政化”, 可谓仁智各见, 但其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仅仅对大学行政化进行现象描述, 譬如大学行政化之诸种表现等。依笔者看来, 不论如何去定义大学行政化, 都必须有一个深刻反映大学行政化实质的内涵规定。这一内涵规定就是:大学由一个教育学术机构蜕变或异化成了一种行政官僚机构。这是大学行政化的实质。

众所周知, 大学既不同于商场 (或企业经营组织) , 也不同于官场 (或行政官僚机构) , 它是进行人才培养和科学创新的高等学府 (或教育学术机构) 。诚如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时对大学的深刻洞见那样:“大学者, 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又如他在北京大学1918年开学式演说词中所说的那样:“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 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 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 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2]然而, 现在人们所看到和真切感受到的却是, 当前中国大学既像商场, 又是官场。说像商场, 可以用大学中普遍存在的校长变身为“资本运作专家”、学术活动蜕变为牟利活动、学术雇佣现象盛行、文凭可以买卖、教育乱收费、大肆进行圈地、金钱拜物向大学渗透等加以佐证;而至于中国大学已然成为了官场, 恐怕更是无人能够加以否认的事实。所谓大学成为官场, 实际上就是大学已经行政化, 其实质就是大学由一个教育学术机构蜕变或异化成了一种行政官僚机构。大学本与商场和官场有着本质的区别, 却不期而然恰恰蜕变和异化成了商场和官场。这是当今中国大学普遍存在的“跨界”现象。

如果说大学行政化的实质就是大学由一个教育学术机构蜕变或异化成了一种行政官僚机构, 那么, 其依据和特征何在?笔者以为, 有三个方面是定义大学行政化的最具本质内涵的内在依据和根本特征。

1.大学机构的级别化。这是当前人们最为诟病之处, 也是大学行政化的要害所在。大学作为一种教育学术机构, 本无行政级别之分, 更无行政级别之需。在中国, 大学作为教育学术机构而具有行政级别, 当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党政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期, 一切社会组织, 包括机关、企业、学校、行业组织、民间团体、商店、街道, 等等, 都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管理下的行政化组织, 须履行相应的行政和社会职能, 都必须划归于政府某一部门管理, 并被列入行政序列。虽然大学不是行政机关, 但既然大学被列入行政序列, 自然就须赋予相应的行政级别。一般而言, 大学的行政级别是根据政府举办单位的级别而定的。譬如, 计划经济时期, 大学基本上都是中央政府各部门和省级政府举办的, 因此大学就按照举办单位的二级机构赋予行政级别, 一般是行政厅级。此外, 赋予大学以行政级别, 无疑还有便于政府加强对大学特别是大学书记和校长进行掌控, 因为掌握着书记和校长的“乌纱帽”, 就能很好地实现对大学的整体控制。当然, 大学被赋予行政级别, 似乎还有大学机构与相应行政机构对等的意味, 这从所谓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就会使大学失去与政府平等对话甚至贬低大学的言论中可明显看出。最后, 大学行政级别还与大学规模有关。综观大学行政级别的演变过程, 总体上呈现出大学行政级别越来越高的趋势。如, 专科院校从原来的行政正处级“升格”为行政副厅级, 部分本科院校从原来的行政正厅级“升格”为行政副部级。不但如此, 社会上还流传着一种基本符合事实的说法, 即大学教师也用行政级别来加以比照, 如教授“相当于”副厅级、副教授相当于正处级、讲师相当于正科级。这种比照无疑是大学机构级别化的必然产物。

大学机构的级别化对大学究竟意味着什么?总体上看, 大学机构的级别化意味着大学从制度和体制上向行政机构靠拢, 并最终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庸。具体而言, 首先, 大学机构的行政级别不仅标示着大学本身的行政级别, 更是标示着大学领导者和管理者的行政级别, 特别是大学书记和校长的行政级别, 这也许是大学级别化的核心和真正“意味”;第二, 大学的级别化表明, 大学的行政化已被制度化, 即大学的行政化用“行政级别”或“品级”这一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第三, 表面上看, 大学行政化是大学行政级别的结果, 而实际上大学行政化是大学行政级别的原因, 因此, 去大学行政化是去大学行政级别的逻辑前提, 要去大学行政级别必先去大学行政化, 而不是相反, 否则就是因果倒置[3]。

2.大学组织的科层化。随着大学规模急遽扩大, 以及大学职能日趋多样化, 大学组织结构也越来越复杂。大学组织结构本是一个完整和有机的组织系统。这个组织系统主要由教学科研组织、行政管理组织和条件保障组织构成。教学科研组织是大学组织系统的核心;教学科研组织、行政管理组织和条件保障组织都是为教学科研这一中心工作服务的。它们各自应该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和职能分工。

当前, 大学行政化的基本组织特征就是大学组织的科层化。马克斯·韦伯指出, 在工业社会中, 任何组织要合理地达到其目标, 科层组织是必不可少的[4]。科层组织的特性主要包括遵从层级、分工明确、依章行事、理性决策和权责清晰等。科层组织的核心精髓是通过层层委托-代理关系形成一种上下级之间纵向的控制与被控制的等级制度, 最终决策权集中于权力的顶层, 并与分散决策、自发形成、自由竞争形成鲜明对比。大学组织科层化的主要原因是大学组织的庞大和组织结构的复杂化, 其目的是提高大学的组织效率, 其管理方式是专业化分工和“硬管理”, 其主体是行政管理人员而非学术研究人员和学术管理人员。

若大学组织的科层化仅限于大学行政组织科层化, 是有某种合理性的。为了提高大学行政管理效率和各个行政管理层级的“执行力”, 大学“行政管理组织”可以且应该科层化。然而, 当今中国大学的问题在于, 大学的教学科研组织也按照行政管理组织科层化了。实际上, 大学的教学科研组织与行政管理组织有着本质不同的需求和要求。如, 大学行政管理组织要求层级化管理和“硬管理”, 强调等级关系和纪律约束, 按照职权依章办事而减少繁文缛节和效率低下, 而教学科研组织则要求扁平化管理和“软管理”, 强调学术自由、学术平等和宽松的教学科研环境, 反对行政干预和“外行管理内行”。大学教学科研组织的科层化无疑使大学沦为彻底行政化组织了。

3.大学管理者的官僚化。大学机构的级别化和大学组织的科层化必然使大学管理者成为“官僚”且官僚化, 进而使官僚制度、官僚作风和官僚习气在大学蔓延和扎根。

官僚制既具有理想类型官僚制的不足和缺陷, 又内蕴着官僚制的法治精神。因此, 官僚制本身并非要被全盘否定, 而是要突破理想类型官僚制的运行方式, 吸取官僚制的精华即其法治精神。理想类型官僚制对大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不尊重大学的组织特性, 并放大大学的行政权力, 如上述中国大学机构的级别化和大学组织的科层化就是理想类型官僚制的典型体现, 其直接后果就是大学管理者 (这里主要是指大学内部的行政管理者) 的官僚化。大学机构的级别化使大学管理者的身份被定位为相应级别的“官”, “官”自然就要有“官”的样子, 其言行举止一定要向官的标准和做派看齐, 并始终把自己属于哪个级别的官记在心里, “群众”也会按照官的样子来衡量大学管理者。人们都把“捞”个一官半职作为自己或显或隐的追求, 即使是“学术尖子”也不能幸免, 这就进一步使大学学术人员官僚化, 这不能不说是当今中国大学的最大悲哀!大学组织的科层化则为人们追求当官的梦想搭建了制度化阶梯。当然, 当今中国大学管理者官僚化更深刻的根源也许还在于官阶背后的利益。

由上可知, 大学机构的级别化、大学组织的科层化和大学管理者的官僚化是使当今中国大学由学府变成官场或者说由教育学术机构蜕变和异化为行政管理机构的三大决定性因素。

二、大学行政化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大学行政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 是哪些主要因素促成了大学行政化的形成?之所以要提出并回答这个问题, 其意图就是尝试循着大学行政化形成的路径, 反向地去寻找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解决之途。笔者以为, 至少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大学外部行政化与内部行政化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剖析中国大学行政化的形成。

1.从政治方面的原因看, 中国大学从其诞生开始就肩负着重大的社会政治责任, 并与中国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 就是由光绪皇帝倡导、支持和批准建立的。京师大学堂一开始就肩负着“维新”等政治变革的使命。此后,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民族救亡一直到后来的“学潮”, 大学都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危机、政治变革、政治运动密切相关。近代以来, 中国大学所承载的政治责任和政治使命, 既具有民族救亡、国家振兴、经济建设等建设性意义, 也具有对现实的批判性和与现实政治体制的潜在冲突。现实政治的要求和大学的举办者当然希望大学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 尽力避免大学对现实的批判和与现实政治体制的冲突, 以确保预定的办学方向。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加强对大学的控制。对大学进行控制的重要途径当然就是使大学行政化, 或者说使大学成为政府的一个附属机构, 通过大学的行政权力控制大学的一切事务, 包括学术事务, 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术事务, 并以赋予大学行政级别加以固化。于是, 大学行政权力必须贯彻政治意图、落实政治要求、履行政治责任。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行政权力履行政治责任和政治使命是发乎情、合乎理、依乎法的。问题在于, 这种政治责任和政治使命除了坚持办学方向和维护稳定外, 还常常蜕变和异化为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取代和对学术事务的干预, 大学行政权力由此广泛和深刻地渗透于大学学术事务的方方面面[5]。

2.从经济方面的原因看, 大学的各种资源越来越集中于行政权力, 或者说, 大学行政权力成为了分配各种资源的最高权力甚至唯一权力。建国以后的计划经济时期, 中国社会的一切组织都被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 大学也不例外。但是, 由于计划经济时期一切都实行计划分配, 大学的各种资源虽然十分稀缺, 却并未像现在这样成为被争夺的对象。严格说来, 那时的中国大学并没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 其缘由之一可能就是当时并无多少办学资源可供分配。改革开放以后, 国家急需高层次专门人才, 高考招生制度得以恢复, 全社会出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好氛围, 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逐渐增多。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 高等教育开始直面市场, 一时间, 教育产业化、高校扩大招生及其随之而来的大学圈地运动, 国家对教育绝对投入的增加但相对规模急剧扩张而言, 办学经费的空前紧张使大学陷入了“资本运作”和市场化、产业化的漩涡。在这种情况下, 一方面大学办学经费严重缺乏, 另一方面大量的经费资源集中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于是, 大学办学资源成为各个大学向政府行政部门以及大学教学科研业务单位向大学行政管理部门争夺的焦点。在激烈争夺中, 大学行政权力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一方面, 大学管理者掌握着资源的分配大权, 而且资源分配极不透明、很不民主, 学术权力基本无法参与办学资源的分配;另一方面, 掌握着办学资源分配权的大学管理者毫无疑问成为了近水楼台先得月者。这样, 对大学办学资源的争夺必然演变成对大学行政权力的争夺。

3.从文化方面的原因看, 既有现实社会文化环境的直接作用, 也有传统文化遗风的深刻影响。就现实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而言, 当前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意识、权力意识等在社会中广泛存在和普遍滋长。事实充分表明, 社会资源越来越集中于官位和权力拥有者, 因此人们对官位和权力的追逐甚嚣尘上, 已有官位和权力者追求更高的官位和更大的权力, 在官位和权力体制之外者则渴求进入该体制, 报考公务员之热远远超过报考研究生和其他职业之热即可见一斑。在这种社会环境中, 大学自然难以独善其身。当前中国社会盛行的官本位意识和权力意识已经广泛而深刻地渗透到了大学内部。就中国传统文化遗风的深刻影响而言,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文化因子, 从其价值而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 “学而优则仕”无论如何要比“学而不优却仕”要好, 更比“不学且不优却仕”要好得多, 而且蕴含着公平竞争精神和德才兼备的选仕原则;另一方面, “学而优则仕”却又可能埋没具有实干才能的人才, 违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人尽其用的用人策略。坦率地说, 在当前中国社会和大学, “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却仕”、“不学且不优却仕”并存。撇开“学而不优却仕”和“不学且不优却仕”不论, 仅就当前大学的“学而优则仕”而言, “学而优”往往成为了“仕”的进阶和敲门砖, “仕”成为了“学而优”的追求和目标。与此相关联, 我们还常常看到一种奇怪的变形, 即“仕而‘优’则学”, 亦即有官有权者必有学问, 官和权越大学问就越大:没有学问者因当官而变得有学问, 有学问者因当官而变得更有学问, 至于职称评审绝对地向有官有权者倾斜就更不足为奇了。这在当前中国大学已是公开的秘密。由此可见, 大学行政化事实上已深入大学人的骨髓。

4.从大学外部行政化与大学内部行政化的关系看, 大学行政化一般分为大学内部的行政化和大学外部的行政化两个方面, 而大学外部的行政化又是大学内部行政化的根源。上文所述大学机构的级别化、大学组织的科层化和大学管理者的官僚化只是大学内部行政化的三个方面。笔者以为, 只有将大学内部的行政化与大学外部的行政化结合起来看, 才能完整地理解大学行政化。但是, 不少人却仅仅从大学内部的行政化来看待和理解大学的行政化, 因此, 大学内部的行政化往往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这无疑是片面的, 甚至是本末倒置的。殊不知, 虽然大学内部的行政化有其自身的原因, 但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 大学内部的行政化却肇始于大学外部的行政化, 且大学外部的行政化是大学内部行政化的最初诱因和最终根源。笔者仅以体现大学行政化实质的大学机构的级别化、大学组织的科层化和大学管理者的官僚化为例, 分析大学外部的行政化何以对大学内部行政化具有根源性影响。

第一, 大学机构的级别化是大学外部行政化的直接结果。这最主要地体现在大学校长的选任上。在中国, 大学校长 (包括所有校级领导) 的选任基本上都是由上级组织决定并对应政府行政部门赋予其相应行政级别。这一选任方式和级别赋予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上级组织可以将大学校长纳入直接管控的行政对象, 以及校长必须对上级组织负责。这样一种大学校长选任方式, 必然使校长按照行政化的理念、原则、方式、手段管理大学内部事务, 并以政府官员的方式和职责应对大学外部的行政权力。

第二, 大学组织的科层化是政府组织科层化在大学中的直接复制。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必须按照上下对应的原则参照政府的组织结构加以独立设置, 否则相关政府部门将强力干预, 由此造成大学内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第三, 大学管理者的官僚化, 一方面是大学级别化和科层化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官僚化在大学的生动反映。

第四, 由于中国大学的办学资源特别是办学经费和学科专业的审批权限掌握在政府手中, 因此, 大学外部的行政权力在某种意义上就决定着一所大学的生存。

总之, 大学外部的行政化导致了大学外部行政权力对大学的深度干预和大学独立性的缺失以及大学内部行政化的强化。大学外部的行政化甚至使上级机构的工作人员可以向大学提出各种个人的不合理乃至无理要求, 大学不仅无力拒绝, 反而会主动巴结逢迎, 其中存在着极大的寻租空间。

人们通常借用黑格尔的名言“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来为“存在”寻找合理性根据或加以辩护, 但我们不能对黑格尔的名言做庸俗化理解。仅从中国大学行政化已经客观发生且愈演愈烈的意义上讲, 中国大学的行政化作为一种“存在”具有历史必然性, 但难说大学行政化具有合理性, 其原因在于大学行政化从根本上背离了大学自身的本性。

三、大学行政化的后果是什么

笔者以为, 大学行政化不是当前大学所存在的一切问题的唯一根源, 但至少是其重要根源。大学行政化的后果是十分复杂的, 且不是某个或某些后果, 而是系统性后果。

1.大学行政化最直接的后果, 也是人们通常最容易看到和感觉到的后果, 以及最被诟病的后果, 就是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错位 (如行政权力和行政管理人员凌驾于学术权力和教学科研人员之上) , 盛行于大学的官本位及对官职的追逐和钻营, 以及行政人员队伍臃肿。首先, 当前中国大学的行政权力和行政管理人员凌驾于学术权力和教学科研人员之上的现象已蔚然成风, 甚至即使行政权力自觉地将学术权力让渡给教学科研人员, 人们对如何行使和运用学术权力也很可能“不知所踪”:要么像行使行政权力一样地行使学术权力, 即学术权力行政化;要么无序地和不能自律地行使学术权力, 从而可能导致学术腐败。其次, 正因为行政权力和行政管理人员可以凌驾于学术权力和教学科研人员之上, 故必然导致人们包括教学科研人员以“官本位”取代“学本位”, 人们的心思不是放在搞好教学、科研和其他本职工作上, 而是全力去追逐甚至钻营官职。再次, 正因行政权力至高无上和人们对官职的追逐钻营, 必将导致行政人员数量庞大。庞大的行政人员, 与大学的行政化相互为用, 即行政人员数量庞大是大学行政化的结果, 又使大学行政化进一步强化。

2.与上一后果直接关联的后果就是办学资源的行政化配置。上文已经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大学扩招以来, 一方面政府在对大学投入增加的同时, 大学办学资源仍然匮缺, 一方面大学办学资源的分配大权越来越集中于大学行政权力和行政管理人员之手。大学扩招以来, 大学面临着巨大的办学压力, 随着学生人数的急遽增加, 办学经费和办学设施等条件十分紧张, 不仅牵扯了大量精力和经费用于大学硬件建设, 大学不得不走所谓“外延式发展道路”, 对人才培养等内涵式发展的根本大计无暇顾及, 因此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一根本任务必然受到忽视和影响。在这一大背景下, 要应付扩招和建设新校区等建设所需, 一则必须求助于贷款, 二则要全力向政府部门争夺资源, 三则对有限办学资源的分配必然借助于行政权力, 通过行政权力将办学资源向校园建设和硬件设施倾斜, 所谓学术权力参与对办学资源的分配必然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 对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的投入自然就难以保证。

3.学校和教师尊严受损往往是被人们所忽视的大学行政化的后果之一。为了尽快使中国作为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 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使一部分大学先强大起来, 尽快进入世界一流大学, 如实施“211工程”、“985工程”等振兴高等教育的战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 在这样做的同时, 却客观上通过行政手段将大学分成了三六九等, 并在资源分配上或明或隐地存在着非公平性, 特别是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 包括一些政府在内的用人单位非“211工程”、非“985工程”大学毕业生不要, 这是对非“211工程”、非“985工程”大学毕业生的行政性和体制性歧视, 实际上也就是对非“211工程”、非“985工程”大学及其毕业生利益和尊严的损害, 也是一种新的有违平等精神的身份制度的确立。在大学内部, 由于教师的地位处于行政管理人员之下, 教师的很多利益得失决定于行政管理人员, 教师的尊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失去尊严的教师必然消极怠工, 进而必然导致教师职业精神的流失和职业道德的缺失。从这个意义上讲, 当今大学教师的师德建设首先应从树立教师的尊严和恢复教师的应有地位开始[6]。

4.普遍而严重的学术腐败是大学行政化的又一后果。从学术腐败的主体而言, 当今中国大学的学术腐败可以分为教师的学术腐败和大学领导者及管理者的学术腐败。大学教师的学术腐败一般表现为对学术成果的剽窃、作假等, 往往是显性的, 因而相对容易被发现和被处理;而大学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学术腐败却通常表现为因自己拥有行政权力而对他人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的侵占 (如不参加研究工作却署名) 、通过非公平竞争抢占甚至霸占学术资源 (如各级各类研究项目) 、不学不研而获得学位 (如通过假考、不参加课程学习甚至以枪手完成学位论文而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 并因这些而获得学术职称、行政官职及其他各种利益等。大学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学术腐败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即使被发现或被揭发也因种种原因难以处理。相对于大学教师的学术腐败而言, 大学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学术腐败实际上是大学行政化所带来的权力腐败, 且其危害性更大更广更深, 更加严重和更为根本地败坏学术风气、违背学术道德、搞乱学术秩序和破坏学术生态。

5.大学精神的沦落是大学行政化的后果向深度发展的重大表现, 这也是大学从根子上由教育学术机构蜕变和异化为行政官僚机构的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大学精神是一个有机整体, 自由精神、民主精神、独立精神、科学精神、超越精神、教化精神、创新精神等是其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然而, 大学的行政化本质上不仅与大学精神背道而驰, 而且必将导致大学精神的沦落。譬如, 大学作为一个教育学术机构, 首先应该是一个能充分体现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的机构, 因此, 大学管理也就应该围绕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来展开。在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 学术管理是最核心和最关键的部分, 也是最能体现现代大学精神的领域, 学术管理应该遵循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的精神和原则。然而, 毋庸讳言的是, 当前中国大学的管理活动, 又有多少是真正体现了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的学术管理?相反, 学术管理行政化、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 已使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等学术精神荡然无存。

严重阻碍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大学行政化最具根本性、要害性和深刻性的后果。大学行政化势必违背教育规律, 因而难以按教育规律办学, 因此, 大学行政化难以坚守甚或偏离大学的根本任务, 即人才培养及其质量的提高, 特别是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重大阻碍。因为行政规则要求对上级负责、对领导负责, 从这个意义讲, 行政规则本质上并不追求创新, 由此可以逻辑地推出大学行政化必然阻碍创新人才的培养。对于“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 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 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3]。对于“钱学森之问”, 人们往往从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的完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等教学改革的角度加以回答, 然而, 笔者以为, 这些层面的回答是正确的, 却是远远不够的, 至少还应从大学的行政化等制度性角度加以回答。或许可以说, 在当前, 相对于教学本身方面的原因而言, 中国大学的行政化在阻碍创新人才培养上更具根本性、要害性和深刻性。

上述后果不是大学行政化的全部后果, 但至少是其主要后果, 且其影响由表及里地顺序深化, 最终成为创新人才培养的阻碍。而正是对创新人才培养的阻碍, 是当前中国大学行政化最为可怕和最为可悲之处, 也是大学必须去行政化的真正要旨所在。

参考文献

[1]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M]//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22.

[2]蔡元培.蔡元培全集 (第3卷) [M].北京:中华书局, 1984:191.

[3]李立国, 赵义华, 黄海军.论高校的“行政化”和“去行政化”[J].中国高教研究, 2010 (05) .

[4]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下)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297-305.

[5]秦惠民.我国大学内部治理中的权力制衡与协调[J].中国高教研究, 2009 (08) .

塑造大学行政权力之魂 篇8

关键词：大学行政权力,泛化,合法性,自我认同,专业化

当前典型的组织形式有三种类型:政府机构、商业组织和大学。政府机构行政权力最初来自底部, 即群体组织管理的需要, 但政府机构行政权力一经产生, 则凌驾于底部而成为上层建筑, 行政权力直接服务于自身的目的;商业组织的行政权力直接来源于组织本身, 组织的底部结构直接服务于组织目标;大学的行政权力产生之初即作为一种“附属产品”出现, 大学行政的目的要么是顶部的国家、社会目的, 要么是底部的学术目的, 而不是大学行政本身的目的。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转变, 现代大学逐渐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 社会一方面要求大学行政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保证大学高效运转, 另一方面却批评大学行政权力过大, 影响大学良性发展, 大学行政陷入两难困境。

一大学行政权力受到批评的原因

1. 大学行政机构臃肿, 效率低下, 管理成本无限增长

大学建立之初, 其成员主要是教师和学生, 只有少量的管理人员负责日常事务, 而现代大学管理队伍越来越庞大, 如2003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接受采访时说:北大8000多职工, 教师只有2000多人, 这在中国大学中几乎是普遍的现象。北大领导说, 在西方的大学中, 辅助人员的数量也是不少的, 有时一个名教授可能配两个助手。问题就在这里, 在西方的大学中, 教授配助手, 那是以教学和科研为本位的。而在中国, 却是以行政后勤为本位。大学行政犹如一个“百宝箱”, 什么人都可以往里塞, 中国传统“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和官本位的管理体制, 使得许多学术精英向行政发展, 美其名曰“教授治校”, 结果是“官”越做越大, 而“学术”越做越差;学术不行的人也另辟蹊径转向行政;另外还有许多裙带关系进入行政系统。庞大的行政管理队伍组成了等级森严、复杂的科层式官僚机构, 层层传递的决策模式使大学管理效率低下, 而管理成本却在无限增长。这是受到批评的原因之一。

2. 行政权力干预学术权力

“高校的权力结构由两部分组成,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学术权力是指学术人员所拥有的权力;行政权力是指由高校各级行政部门所拥有的权力。”学术权力的对象是微观学术事务 (或称学科内学术事务) , 而行政权力的对象包括保障性事务和宏观学术事务 (或称学科间学术事务) , 由于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均涉及学术事务, 且二者的职责范围难以严格区别开来, 因此,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成为大学中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行政权力干预学术权力, 即通过行政手段处理学术事务的现象成为大学行政权力受到批评的根本原因。

二大学行政权力泛化的原因

1. 泛化于社会对大学的多元化需求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社会越来越依赖于大学, 对大学寄予极大的期望, 大有“成也大学, 败也大学”之势。大学的功能从纽曼的保存和传承高深学识、费来克斯纳的研究型现代大学, 到美国的社会服务型大学, 现代大学已演变为“多元化巨型大学”。在这个演变过程中, 社会通过政府对大学提出了许多要求, 借助大学对政府拨款的依赖及立法权加强对大学的控制, 使大学产生了应付政府权力的各种行政权力。如中央设立了一个管理大学某一事务的部门, 大学内部相应地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予以应对。这样, 大学行政逐步发展成为庞大的“官僚机构”。

2. 泛化于学科的分化

随着知识的增长, 学术向纵深方向发展, 学科不断分化, 虽同处一个组织, 却彼此隔绝, “老死不相往来”, 就像科恩和马奇提出的, 大学已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 原来可以通过学术组织内部协商解决的事情现在只能通过大学行政权力来解决, 大学行政权力开始涉足学术事务。同时, 学术的发展对管理产生了新的要求, 大学诞生之初只有教学功能, 现在增加了科研、社会服务等功能, 现有的“教学”功能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学”功能, 对象从未成年人扩展到全年龄段的成年人, 内容从“经典”到一切世俗知识等。学术事务的发展需要大学行政提供强大的机构支持, 为行政权力的泛化提供了土壤。

3. 泛化于官本位思想

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大学行政权力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延伸, 按照行政机构的模式建立等级森严的科层化官僚结构, 并习惯性地按照政府行政风格管理学术事务;二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和对“教授治学”的误解, 使许多学术精英向大学行政靠拢, 大学职能部门领导从学术岗位“提拔”上来, 产生了许多双肩挑的行政领导, 造成角色的混乱, 行政的角度要求具备全局观, 而从学科忠实的角度则难免“偏心”, 这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权力干涉学术事务的行为。

三大学行政权力是否合法

对大学的权力包括:政府权力、学术权力、大学行政权力。政府权力和学术权力合法性是不证自明的, 政府为了实现国家目标, 为大学买单, 利用行政手段控制大学, 这是一种强制性权力;学术本身是大学存在的理由, 大学的目的就是获得学术的发展, 学术的性质决定了学术权力是一种“天赋”权力;那么, 大学行政权力合法吗?这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 大学行政权力的功能

早期大学规模小, 学科相对单一, 大学事务相对简单, 可以通过学术组织内部加以协商解决, 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学科的分化, 大学由单一学术团体发展成为多元学术团体, 团体之间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密切, 甚至可能“老死不相往来”, 最关键的是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 这就需要一个组织把各个不同的学科团体组织起来, 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一个“舞台”, 给他们提供道具、布置场景、维持秩序。正如伯顿·R.克拉克所说:由于需要所有不同类型的专家致力于共同的使命, 需要在外人面前作为单一实体出现, 所以会产生整合院校的学说和象征物。当院校必须为生存、活力和地位竞争时, 当学科分裂的离心力威胁到整体的存在时, 这种需要加强了。不断集权的行政管理产生了一批角色, 他们自然地形成了整合参照系。大学行政权力的学科整合功能是大学行政权力合法性基础之一。

2. 大学行政权力是否可以被替代

学科的分裂需要一种整合力量, 这种力量最可能在什么地方产生呢?学科内部具有强大的整合力, 但由于没有共享的利益和观念, 学科之间自发的整合力极其弱小, 相邻学科和相关学科之间也许还有一点作用, 但对于其他学科则是鞭长莫及。因此, 学科之间的整合功能不可能在底部产生, 即学术权力本身不可能承担这个责任。政府权力正好相反, 它们具有全局观念, 利益和目标相对统一, 但不符合管理适度原则, 必然导致信息不对等, 学科整合功能也不可能由政府承担。因此, 大学行政权力是不可替代的。这是大学行政权力合法性基础之二。

四如何塑造大学行政权力之魂

1. 培养大学行政自我认同感

按照心理学的观点, 只有自我认同的人, 才是独立自主的、理性的、自我意识较强的人, 也只有自我认同的人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知道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 只有文化认同的民族, 才是自强自立的民族, 而没有文化认同的民族, 则会成为无所适从的民族。自大学产生至今, 似乎大学行政权力不是底部学术权力请来的“保姆”, 就是顶部委托的“代理人”, 所以大学行政往往对“委托人”唯命是从、过分迁就, 以取得合法性基础, 这是缺乏自我认同最直接的表现。大学行政权力作为大学中不可替代的合法权利, 应该培养对自身的认同感, 对自身的权力进行理性的思维, 否则“无所适从的大学行政权力”将会导致大学成为“无所适从的大学”。

2. 树立大学行政主体意识

无论大学行政权力来源于顶部还是底部, 大学行政一经产生则获得了相对独立性, 并代表大学处理内外事务。今天的大学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 大学的规模越来越大, 功能越来越多, 目标越来越模糊, 竞争越来越强, 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 接受的问责越来越多, 大学已不再是社会的边缘, 而是社会的中心。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大学在十字路口, 何去何从, 需要进行理性的思考和艰难的抉择, 这是大学行政不可推卸的责任, 也只有具备独立意识的大学行政才能担此重任。

3. 确立大学行政的理念

任何组织都有一定的目标, 大学也不例外, 一所大学的“舞台”空间有限, 资源有限, 不可能容纳百川, 因此学科发展必须有所取舍, 而取舍是根据“合目的性”标准进行的, 大学不能没有目标。那么, 大学的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人能够作出明确的回答, 但就某个大学而言, 可以对某个时期提出一个相对具体的目标是可能的, 例如, 研究型大学还是教学型大学;综合性大学还是理工科大学;地方性大学还是全国性、国际性大学等, 虽然这些目标还是很模糊, 表述也不一定准确, 但却是组织得以运行的基础。如前所述, 学科是彼此分隔的, 有各自的结构、信念和利益需求, 不可能承担起确定学校发展目标的重任, 只有大学的行政权力才有整合各学科确定大学目标的功能, 而这一行为需要有一定的理念指导。大学行政权力的理念不能是外界强加给大学的, 应该是作为自由的、自我认同的主体通过外部环境分析和在内部条件评估的基础上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

4. 准确定位大学行政权力

对于一所大学, “教育及其相关的教学科研成就是终极目标, 是第一位的;而行政及其相关的管理系统是技术目标, 是第二位的。”学术组织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大学行政权力的正当性应当具备三种特性:目的性, 即行政权力以学术自由为中心而存在, 坚持这一特征是树立行政权力服务于学术权力的意识, 防止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的前提;需要性, 即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失灵进行干预的行动边界, 坚持这一特征是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 防止行政权力干预学术权力的关键;非牟利性, 即行政权力主体在干预学术权力的过程中不得有利益预设, 而必须以学术的发展为目标。

5. 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化

专业化的大学行政管理是大学行政权力之魂的载体, 只有专业化的行政管理才能塑造和把握行政权力之魂。行政管理专业化要求:第一, 加强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建设, 培养高素质行政人员。第二, 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 治校和治学是两回事, 学术做得好不一定管理做得好, 教授兼任行政领导是沟通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一种途径, 但兼职教授是否具备全局观, 是否能够以中立的立场参与学术管理, 是否有足够的精力兼顾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有待商榷。第三, 建立大学行政系统流动制度, 包括领导班子遴选制度、行政人员职务、工资晋升制度等, 这样才能明确行政人员的发展方向, 解决行政人员的后顾之忧, 从而使行政人员形成对组织的归属感。

参考文献

[1]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91372010003dh.html

[2]陈笃彬.我国高校行政权力泛化的问题及其对策[J].教育科学, 2001 (4)

[3]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 (王承绪等译) [M].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113

[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146

[5]董云川.论大学行政权力的泛化[J].高等教育研究, 2000 (2)

关于大学行政化的思考 篇9

今年“两会”期间, 代表们热议的一个话题是“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其实对大学行政化的指责由来已久, 人们普遍认为大学是学术机构, 不该有行政级别。大家对大学行政化很少从社会层面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大多归咎于学校的内部管理, 从而片面理解成大学校长和干部有行政级别就是大学行政化, 大学实施行政管理就是大学行政化。我想结合自己的体会谈谈对大学行政化的一点粗浅认识。

大学行政化的表现形式

什么是大学行政化?综合各方面人士的议论, 我理解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政府部门对大学办学的集权管理, 二是学校内部强化行政权力, 弱化学术权力。对大学行政化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 不同人有不同的指责。作为学校多认为政府部门过多地以行政方式干预学校的工作, 限制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政府对学校的建立、校园的建设、教职工的配备、专业的设置、招生的监管、经费的划拨等有绝对支配权, 政府可以左右学校的兴衰, 是学校真正意义上的主人。社会上所说的大学行政化多指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 指责学校的行政机构臃肿, 干部队伍庞大, 行政权力高于学术权力或代替学术权力, 甚至管理人员以行政权力压制教授的学术权力, 或者获取不应该获得的资源, 使得学校的价值取向扭曲, 大家都想当“官”, 而不专心教学和科研业务。大学内部的教师也有相当多的人持这种观点。

中国大学确实存在办学自主权受到政府的限制, 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公办大学的办学经费来源主要渠道是政府投资, 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是从属关系, 因此政府对大学有不可替代的话语权和控制权。大学生存在政府管辖的大环境下, 地水电气暖, 包括校园安全稳定哪一样都离不开政府的保障, 所以脱离政府自主办学那是不可能的。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就是一种行政管理, 他把大学作为一个下属事业单位, 按照行政归属、行政级别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 这是大学行政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大学行政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主要反映在学校内部。首先是大学内部行政机构庞大。一所大学少则3~40个处级部门, 多则5~60个, 处级下面还有科级, 干部队伍也十分庞大。其次是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由于教授们都有学科的局限, 不能对全局把握, 在学校讨论学术决策中往往“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意见难以统一, 所以很多大学多通过组织行政职能部门和各院系负责人讨论研究学术问题, 尽管这些人大多数都来自教师岗位, 也是专家教授, 但由于都有行政职位, 造成了行政决策学术问题的事实。三是大学内部“谋官”风气越来越浓。受中国传统的“官本位”以及“学而优则仕”的影响, 很多大学教师都在教学研究同时, 积

周永学

极争取谋取一定行政职位。有的已经评上教授, 甚至在该学科有一定造诣的学者往往也愿意竞争“处长”, 有些人当了“长”以后, 身上的“学气”渐少, “官气”渐多, 这种风气很不正常。

大学校长行政级别名实不符

社会舆论对大学行政化垢病的另一原因是校长的行政级别,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也明确提出要取消实际存在的大学行政级别。目前, 我国大学校长 (包括党委书记等校级领导班子所有成员) 的产生, 基本上是按照党政干部产生的方式直接由上级党委考察任命, 其中“985工程”中的38所国内知名高校还要由中组部直接管理, 这些大学的党政一把手都是副部级, 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等著名高校校长都是经过中组部考察提拔的副部级干部。其他大学的书记校长基本上是正局级, 与各省政府的厅局长、各地市书记市长平级, 他们大多产生于高校内部, 也有从地方政府官员中提拔任用的。

一般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虽然是厅局级, 但大学没有政府所拥有的行政、物质以及财政资源, 其权力和影响力与政府的厅局和地市政府根本无法相比, 所谓的行政级别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大学管理和政府管理以及企业管理不同, 既不能像政府部门那样以行政法规政令方式管理, 也没有企业灵活机动的用人机制, “人治”和“法治”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文治”和“德治”适合大学的管理, 但难度很大, 见效较慢。

大学行政管理的必要性和行政化的弊端

大学要不要行政管理?提这样的问题似乎很幼稚, 大凡群居的地方都离不开管理, 大学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 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职能, 不仅离不开管理, 而且要科学的严格的规范的管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并不代表不要管理, 谁想干啥就干啥事无法形成团队的力量, 无法完成大学的任务。学科建设、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哪一项工作都需要计划安排, 组织落实, 都离不开行政管理。

我觉得很多人对大学行政化的质疑, 都没有结合我国的国情, 没有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国家层面考虑大学的管理体制, 没有认真领会党的教育方针对大学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拥护党的领导, 热爱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对每个公民的最起码的要求, 也是对未来建设国家的青年学生的最基本要求。国家提出教育的目的、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这就意味着我国大学的管理体制和教育目的与西方有着严格的区别, 不可能用西方大学管理模式来管理。

大学离不开行政管理, 但大学行政化则弊端百出。今年1月, 温家宝总理与科教文卫界的代表座谈讨论, 征求对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时说道:“一些大学功利化, 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一所好的大学, 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 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大学功利化和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就是大学行政化的弊端。

大学不是世外桃园, 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 大学要生存谋发展, 就很难在精神领域里维持“一方净土”。国有大学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 而教育拨款的形式和数额与学校的层次、规模、名望都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院校与重点大学的划拨经费的数量有天壤之别。因此, 大家都在千方百计争取“上台阶”、“创一流”, 这里难免也有争取办学经费的考虑。大学办学经费还有一个来源就是教育和科研项目, 这也是各大学激烈竞争的一个领域。学校为了“上台阶”“争项目”, 可能要动用校内外一切资源全力争取。一些不善走动的院校反而留下了“不叫不到, 不给不要”的笑柄。大学功利化是投机取巧还是无奈之举?是走向错误还是导向偏离?其中韵味值得学校和政府深思!

大学内部行政化, 必然在校内过度强调管理的作用, 强调高度统一。这些学校主要领导往往比较强势, 善于用行政手段解决一切问题包括学术问题。这样做往往造成校内机构繁多, 干部队伍庞大, 干部“唯上而是”, 缺乏服务意识。大小是个干部都占有一定资源, 都有一定的特权, 教师得不到尊重, 成了弱势群体。行政化的导向会造成人人争着当“官”, 学校风气浮躁, 很少有人能静心搞研究做学问, 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不到充分调动, 教育教学质量受到影响。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反思说:“我们大学存在的官气多了一些, 学气少了一些。这个官气不仅表现在大学干部层面, 而且甚至表现在我们一些做学问的人身上, 哪怕即使是某一位学者可能完全没有领导职位, 但是不等于说他脑子里面没有官气的影响。”

大学行政化倾向的改变

我认为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行政化倾向, 关键是要理顺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理顺大学内部干部与教师的关系, 理顺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关系。

我国的公办大学都是政府投资建设并不断划拨经费维持其正常运转的, 这种依附关系根本不可能改变。教育是关系国家富强和未来命运的事业, 党和政府一贯高度重视, 一直主张要优先发展。实践证明, 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 高等教育不可能如此蓬勃发展。在当前中国的管理体制下, 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愿意脱离政府像民办大学一样去自谋发展。如何理顺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我觉得关键有两点, 一是政府部门在管理上要依法行政;二是在经费划拨上体现教育公平。政府既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对大学进行领导、指导和管理, 但是, 又要尽可能给予大学比较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各级政府对大学的管理要依据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 对掌握权力和资源的政府官员加大监督制约, 促进依法行政, 限制人治因素, 杜绝“跑部钱进”, 打击权钱交易, 使那些投机钻营分子没有机会, 得不到好处。对各类大学的经费投入要尽量体现公平性, 都是国有大学, “贫富差距”不能过大, 不能是“漂亮孩子给奶吃”, 也不能“爱哭的孩子给奶吃”, 教育经费划拨要法制化、规范化, 抑制人情因素的作用。当前我国在教育方面法制还不够健全, 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还难以摆脱人治因素, 所以从政府层面要改变大学行政化倾向还有很大的难度。

相对而言, 从理顺大学内部干部与教师的关系、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关系角度改变大学行政化倾向要容易一些。就大学内部管理而言, 关键是明确划分教授 (教师) 权力与管理者权力, 并且彼此尊重;必须要有一定的依法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机制, 以制度来保障两种权力的发挥, 保障决策的民主与科学, 推动学校发展目标的实现。

为了保证学校的决策及时, 执行有力, 全校工作统筹兼顾, 协调统一, 行政管理非但不能削弱, 更应不断加强。学校的利益和命运与全体教职工息息相关, 在学校管理中, 一定要充分体现民主, 反映民意, 维护职工利益, 保护和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要充分发挥教代会、职代会、学术委员会等群众组织的作用, 凡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都要征求职工的意见;凡科研教学的决策和决议, 如果学术含量高, 都应首先交由学术委员会或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要建立并不断完善对干部进行民主推荐、民主监督、民主评价机制, 对不能严格要求自己, 缺乏工作责任心, 敷衍塞责, 部门工作无起色, 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要果断采取组织措施。发挥群众组织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 既能体现民主治校的原则,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密切干群关系, 又能弥补行政管理职能的某些不足, 减轻管理上的压力。

干部队伍和教师队伍是办学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两支有生力量。办学以教师为主体, 教师队伍的实力决定学校办学的实力, 教师教学质量决定学校的教学质量, 教师的重要性由此可知。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 中国民众历来对“当官的”在心理上有抗拒和不信任的自主反应, 虽然高校是学术机构, 也难以脱离社会影响, 干部和教师仍然有难以融合之处。处理好干部教师关系, 各级干部首先要以身作则, 严格要求自己, 树立尊重教师、服务教师、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公仆意识, 心中想着教师, 做事考虑教师, 利益优先教师, 做密切干群关系的表率。作为教师, 也要理解学校干部工作的不易, 不要把学校干部当“官”看, 他们没有政府官员所拥有的大量资源和权力, 不具备政府官员的优越性, 只是由于工作需要被放置在干部的岗位。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从教师岗位提拔产生的, 相当多的人是“双肩挑”, 仍然是教师身份, 工作非常辛苦, 应充分理解和支持他们的工作。

大学行政 篇10

一大学组织本质是思考大学行政化和去行政化的逻辑起点

我国大学行政化由来已久，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心理基础和体制根源，[1]怎样去行政化，不仅需要对大学出现行政化倾向的原因进行反思，还要对大学行政管理的必要性和去行政化的最终目的进行追问。而这种追问必须回答大学为什么存在这个本体论问题。对大学的本质认识是否深刻影响着对大学管理的本质的理解。“去行政化”的前提是政府决策者们对大学本质认识的改变。[2]

大学是以传播和生产高深学问为主旨的学术共同体;大学的发展就是学者的发展、学科的发展和学问的发展。“大学的本质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创新价值观和培育人才。”[3]以追求“高深学问”为目的的知识的传承、生产和应用，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本质。“大学的组织形式、运营及管理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形成的，高等教育组织的其他特征也是基于这一基本特征而产生的。”[4]在大学组织中，“学术性”是最为核心、也是最为关键的特征，它界定了大学组织的根本属性，同时也构成了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边界。因此，基于知识论的学术逻辑应该成为大学组织的首要逻辑。

大学管理的本质是大学本质的派生物。大学管理本质是基于大学的学术使命、目的和任务而存在和发展的，是为学者、学科、学问发展而进行的服务活动。如何认识大学组织的本质呢?列宁认为：“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深入下去，以至于无穷。”[5]用这个思想方法揭示大学管理的本质，可以从大学内部管理要素的本质联系和大学组织与政府、市场的本质联系来逐步深入地揭示大学管理本质的多级性，从而全面深入地认识大学管理的本质。

首先，大学管理的一级本质是效率。组织的存在就在于交易成本的节约，大学的起源就是知识转移过程中的成本节约。任何组织要有效发挥职能，必须通过协调、组织、领导和控制使人力、物力、财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组织成员投入最少量的时间、精力、资金和物资实现组织的目标。大学管理的一级本质就是为了追求传授知识和培养人才的效率，体现为大学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效率作为一个科学问题，当然主要是‘手段’问题;‘高效的’机构，当然可能高效率地实现多种目的中的某一个。”[6]效率的核心是以完成任务为目的分工，要求管理具有科学性。

其次，大学管理的二级本质是协调。大学管理为了追求培养人才的目的，必须对大学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信息资源等进行协调。不仅要协调大学与政府、市场的关系，而且要协调大学内部的教师与学生、教师与管理者、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教学与科研关系等。其中主要是协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协调的核心是平衡，要求管理具有艺术性。

再次，大学管理的三级本质是服务。大学的主要产品是高素质的人才，大学管理就是要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服务。大学教师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体。为师生提供教学、科研、生活的便利条件，既是大学管理的中心工作，也是管理的过程。服务的核心就是让师生感到满意和幸福，要求管理具有人本性。

最后，大学管理的四级本质是服务创新。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创造知识的发源地之一，大学的最高层次就是研究型大学。大学组织是“松散结合的系统”，其内部存在着“有组织的无序状态”。大学管理应为大学学术活动的开展营造更为自由和宽松的氛围，以激发大学内部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7]大学管理的最高本质就是创造，用创新的管理理念和思维探索有效的、有特色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为激发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潜力提供各种有利条件。创造的核心是管理者与教师和学校共同发展，要求管理具有开放性、灵活性、智慧性。

现代社会已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现代大学的使命是要为社会的整体发展培养创新人才。现代大学与社会的联系也更加紧密，现代大学管理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大学管理中的不可控和不稳定的因素也更多，创新将体现在管理的思想、制度、技术和方法各个层面。因此，服务创新是现代大学管理的特殊本质和整体本质。

二大学管理行政化的本质

“行政”一词是指政府对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的管理活动，即公共行政管理，本质属于管理学的范畴，是为了科学、有序、规范地组织本单位各项工作的运转，是组织管理的基本方式。行政的典型活动方式是行政组织内在明确的等级分层(每一层级都严格规定相应的权、责、利)的基础上的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或上下级关系。上级下达指令性信息，逐级贯彻执行，下级只对上级负责。这一关系性质也代表了行政领域中的行为特征。这种行为特征向社会其他领域的扩展和渗透称为“行政化”。行政化的本质是不能区分特定组织与行政部门的性质、职能、工作方法，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观念到行动上向行政部门靠拢，照搬行政权力机关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来开展自己的工作，甚至沾染了行政机关也应该克服的“官”气和官僚主义作风。在中国，行政化几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包括机关、企业、医院和大学等。大学管理行政化过程就是大学组织管理要素被行政关系固化的过程，偏离了大学管理的服务创新本质。大学管理行政化本质具体表现在：

（一）大学管理人员的官僚化

官僚化是指以行政级别划分管理的责权利，大学管理人员的角色具有官员特征，是官本位的人格化。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正在形成一种越来越严重的官本位倾向，主要表现在：高校的行政化倾向不断得到强化，行政权力主导并控制学校教学与科研活动，高校与政府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高校教师的当官意识浓厚等等。[8]官本位主要表现为一种特权制度。等级与特权是维系“官本位”的基础，专制与独裁是“官本位”的必然结果。大学管理者官僚化，否定了教师和学术的主体地位，事实上扭曲了大学管理的服务性、协调性和效率性，严重制约了大学的思想自由和创新精神，不断挤压高校自主办学和管理创新的空间，使真正追求教育工作和学术创新的人才不断边缘化，最终导致高校求真求实的学术氛围及其办学质量下降，急功近利和学术浮躁的不良风气盛行。当前，中国大学的许多问题都与之有着直接关联。

（二）大学组织的科层化

大学组织的科层化主要表现为用科层管理的理念、思维和工作方式来管理大学。具体表现在：(1)大学管理机构设置与政府机构具有同构性或同质性。大学在组织形式上存在与政府对应的两个系统机构：党委组织机构与行政组织机构，暗含了大学机构与政府教育主管机构横向业务部门划分标准的统一性与功能的对接性。尽管大学的整体概念和形象在许多场合被称为事业单位，就其组织结构而言，不过是政府行政体系在大学内的延伸，大学承担了大量政府职能而非教育功能。(2)从大学与政府的组织关系看，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和干预强化。大学管理的主体是国家及教育主管部门，大学隶属于政府，大学的建立、经费来源、专业设置、招生计划、教育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毕业生分配、后勤服务等，都必须按国家或主管部门的指令办事，形成了单一的按行政机构规则行事的运行机制。最典型的表现是大学校长完全由政府任命，享有行政级别。(3)在大学组织内部，行政权力主导学校学术与教学事务，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庞大的行政队伍是支配和支撑高等学校的真正主体;单位和人员按权力框架编排在不同的位格等级中;权力意志是高等学校运作的根本的价值信号;权力价值标准和价值根据是评价人的行为、肯定人的价值的根本标准和根据。[9](4)大学学术组织行政化。大学行政权威和学术权威的官员化，导致了大学学术组织运作的官僚风格、长官意志、非学术标准及目标等。

大学组织的行政化是大学管理的效率性、协调性、服务性和创新性的异化，按行政思维和模式办学，造成了注重大学外延发展，却忽视了内涵建设;大学内生功能弱化;机构膨胀，冗员过剩;机关作风盛行，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冲突加剧;资源使用效率不高甚至严重浪费，“权学交易”等问题。

（三）大学管理制度的同质化

大学管理行政化还体现在制度的行政化。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体现为高等教育的主管部门制定了比较完备的管理制度，大学与管理部门之间以及大学内部组织校、院、系之间形成了指令与服从的行政关系。这种控制方式的特点是高度集中统一，它通过强有力的统一计划、调动和支配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迅速地发展高等教育规模，改变大学组织行为，加强高等教育的整体性或大学的整体优势。大学管理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服务性是其本质特征之一，大学教学科研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需要提供个性化的弹性管理服务。但由于统一的管理模式、刚性的办事程序、各个主管部门的长官意志、部门利益的强化，使大学教师们忙于应付各种检查和会议，损失了独立研究和思考的时间;同时评价标准数量化、强化，压缩了他们说真话的空间，也培养了教授们的集体屈从的性格特征，限制了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大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最终导致大学发展的同质化、模式化和平庸。

三大学管理去行政化的本质

如何去行政化?大致观点有：政府放权、大学自治、教授治教、学术自由，让大学回归学术本位等。这些理解是有道理，但很不全面。大学管理本质的回归首先是大学管理理念和价值的回归、管理思维的回归、管理体制和方式的回归。

（一）去大学行政化定式，立按高等教育规律管理的理念

作为学术性组织的大学与作为行政组织的政府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学术价值与行政权力价值的体现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前者表现出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并以对社会的终极关怀为己任，其主要特征是求异和超越;后者表现为执行政策、协调服务，并以对管理效率的追求为己任，其主要特征是统一和服从。创造精神是大学价值所在，是大学在社会有机体中保持自身地位和生命力的法宝;批判思维使得教师能够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传统与现实，从不盲从。行政机构是根据理性管理原则运行的，如按科层化和科学管理来设置机构、划分权限和进行明确而清晰的职责分工，以实现效率的最大化。

大学的行政化，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模式来管理高校，就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性，就不可能按照高等教育规律、学术发展规律、大学生成长规律来办学，而结果就会衍生出大学官僚化、功利化、工具化、庸俗化等现象，使大学失去了应有的气质和风骨，也背离了大学的本质和使命。[10]因此，大学“去行政化”就是按高等教育发展规律、高等学校办学规律和学术发展规律办高校，把高校作为学术性组织而非行政机构进行管理，[11]既要讲求办学的效率，更要发挥大学管理的服务功能和创造功能，维护大学的学术严肃性、品质的高雅性和精神的崇高性。如果按照行政化的思维和方式“去行政化”，大学管理行政化的实质并没有改变，甚至会加重大学的行政化倾向。如果政府管理大学的模式没有改变，简单地取消行政任命，取消行政级别，不会使大学现状发生根本改变。

（二）去大学管理科层化，立大学管理专业化

大学行政化的制度核心是科层制。科层制作为一种“科学”的管理制度，具有高效性、统一性等特征，但也具有僵化性、模式化的特点。大学去行政化，并不能完全取消科层制，更不能取消行政。因为随着大学规模、职能和战略的拓展，大学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社会服务职能，内部的学术、行政事务日益繁重，大学组织结构也由单一演变为多元。在西方现代大学中，以校长为首的行政体系具有相对独立的组织目标，即以专业的管理水平提高学校运作效率，争取更多的社会办学资源，为教学、科研提供高水平服务。美国的大学校长主要承担社会公关的角色，为大学募集资金，而不是主导大学的学术方向。当美国的私立大学由最初的小型学院逐步扩大规模发展为综合性大学、研究型大学时，“各大学都倾向于借鉴美国成熟的企业运作经验，在大学中建立起类似企业管理结构的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管理系统以适应大规模组织的有效运作”。[12]但是，“大学校长和政府官员是不一样的，适合当校长的人通常不适合当政府官员，除非他当总统。校长是一个很具个性化的职业，校长要在重大问题上表示自己的观点，要有自己的看法”。[13]

从大学的整体性质来看，大学管理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管理。大学是知识分子聚集地，大学教师及科研人员一般都拥有较高的学历及专业知识，思想活跃，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大学教师及科研人员的工作又具有极强的专业性、个体性，教学内容、方法的确定及科研工作的开展基本上都是教师个人决定的事情，对他们进行管理往往被教师理解为是对他们工作的粗暴干涉。而行政部门又要对教学、科研进行一定的管理，所以管理难度较大。要使大学行政管理取得成效，必须懂得教育规律和管理原理，走专业化管理道路。大学需要研究各种管理理论和方法，成为先进行政管理手段的实践者。

从现实角度出发，大学去行政化，首先，要破除大学管理人员是“官员”的观念，废除大学行政级别，用专业化、职业化的思想招聘、选拔管理人员;其次，按大学的发展需要设岗，做到少而精;再次，减少管理层级，实行扁平化管理;最后，行政队伍的建设要注重走向专业化，让大学的管理者成为教育管理专家。发达国家在教育行政人员专业训练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14]

（三）去大学管理官僚化，立大学管理民主化

官僚化是科层化的必然结果，官僚化的本质是权力集中，去官僚化就是要改变过去大学管理权力过于集中的做法，让大学的相关利益者参与学校管理，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教授治校的积极性。这是由大学的组织特点决定的。英国著名教育家阿什比认为：“在部队、政府和企业部门，由最高一级制订一个全面规划，然后像浪潮一般灌注到整个组织的各渠道和各细流中去，浸润到士兵、速记员和卡车司机身上。而在有关科学和学术的组织中，决策权普遍分散在整个组织里，而且如果要保持组织的统一，必须使这些决策相互协调，使每个成员只感受到最小的限制或压抑。”[15]94“大学到底是一种底部沉重、以基层为主的学科和事业单位的矩阵。”[16]“大学的前途，就其协调传统与革新的职能而言，应多取决于成千上万的教师的价值观，而很少取决于大学的理事或校长。”[15]151因此，师生参与、民主管理是大学管理的内在要求。大学管理的重心在基层，应实行自下而上的管理。

西南联大办学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实行民主管理、专家治校无疑是使西南联大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现代大学组织结构通常划分为“校院系”三个层次。校级是大学组织结构的最高一级，拥有对学术、行政事务的终决权，代表大学处理与外部社会之间的事务。同时，校长又是解决学校内教授会与行政管理人员之间以及校内外各种问题的协调者。系或研究所是大学教学和科研最基本的单位，通常是围绕一门学科组织起来的学术和行政管理机构。学部或学院是由以学科群为基础，由相关学科若干个系组成起来的。大学的教学、科研等各项职能，最终都要由院、系具体组织实施。正因如此，西方现代大学尤其强调基层管理，注重发挥基层学术体系自我控制、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作用。教授在学术事务中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决策权。[17]因此，在大学规模、职能不断拓展的形势下，需要合理定位“校、院、系”的管理职能，降低管理重心。

民主的大学管理不仅需要管理重心下移，而且还要制定一些民主化的制度，如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等。还要在管理的机制上采取协商、对话、信息公开、申诉等机制，对涉及师生员工个人切身利益的校内改革进行充分酝酿、严谨分析，并严格执行民主程序，保障师生员工依法行使其知情权、评论权、申诉权、批评建议权、参政权。

（四）去大学管理程式化，立大学管理创新化

在具体的方式方法上，大学管理的行政化表现为按照行政规范，按部就班，缺乏主动性和灵活性。照章办事或简单地模仿，尽管便于统一管理，避免制度外的责任和风险，但程式化的管理方式，将违背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阻碍大学内部的创造动力，无法激发大学的创造活力。长期如此，就可能养成管理人员的惰性心理和官僚作风。

由于大学目标的模糊性与科层组织目标的明晰性相矛盾，大学的价值多元性与科层管理的统一性相悖，大学教师的教学科研时间安排也与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时间不一致，大学教学科研效果的不确定性、评价的复杂性与科层管理目标的精确性相冲突，大学管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矛盾冲突。这就要求大学管理创新，即大学管理部门和管理者在进行管理活动中，研究新情况、探索新问题，通过创造性活动对传统大学管理模式进行扬弃，实现大学管理主体的自我改造和变革。大学管理创新的内容在于根据大学的发展需要与可能，在国家法律的学科范围内和坚持管理伦理的前提下，不断创新管理的观念、组织、体制、机制、技术和手段，其根本目的是激发全体教职工的创造活力。

大学行政 篇11

【关键词】:北京地区 大学生“村官” 行政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D4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5-0262-02

行政生态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将大学生“村官”制度与其它宏观社会制度安排、微观运行机制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视角和方法。现有的从行政生态学视角研究大学生“村官”制度的文献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里格斯从对美国公共行政研究中，归纳出了影响公共行政的五个主要因素，主要是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和政治架构，里格斯生态行政理论主要从这五个行政环境要素来分析环境要素对公共行政的影响。

北京地区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了“村村都有大学生，每村有两名大学生”的目标。然而从现有资料及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到大学生“村官”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大学生“村官”在基层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只有深入剖析大学生“村官”制度运行的行政生态环境，才能了解阻碍大学生“村官”制度发挥实效的因素，进而完善大学生“村官”制度的行政生态环境和运行机制。

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将影响大学生“村官”制度运行的社会因素、沟通网络和符号系统合并为文化生态因素，同时也深入分析大学生“村官”制度运行的政治架构和经济因素。

一、大学生“村官”制度的行政生态环境问题

1、大学生“村官”制度运行的政治生态环境

（1）农村压力型体制及村级职能制约。在北京市大学生“村官”的选拔、分配上，村组织无法根据本村的实际情况，对大学生“村官”的专业、技能提出要求；在制度设计上，由于大学生“村官”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不匹配，中国压力型政治体制，大学生“村官”成为上级布置给村委会或党支部的一项任务，安全、稳定永远放在第一位，所以他们宁愿大学生“村官”什么都不做也不愿他们在自主开展工作中出现安全问题或引发不安定因素。

由于北京地区税费改革使得村级组织能够获取的资源减少，使村组织的职能完全错位，除了调解民间纠纷外，对提供农村公共物品、开办农村公益事业较为冷漠。后农业税时代村组织的资源下降使村组织职能转变无法实现，从而使大学生“村官”可参与农村公共事务减少，发挥自己所学、所长的平台狭小、资源十分稀缺。

（2）村组织的民主管理规范化程度不高。袁达毅在对北京市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调查显示：北京农村民主自治能力还有待提高，村民参与村务的程度不高，村民会议的民主决策功能发挥不够。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召开的不规范，议事规则杂乱无章，“两会”形同虚设。尽管大学生“村官”具有较高的法治和民主观念，但由于基层农村两委管理上的混乱，大学生“村官”在力图使管理有序的过程中如果缺乏必要的沟通技巧，那么可能会引起安于现状的两委成员的不满，从而使工作无法顺利完成。

2、大学生“村官”制度运行的经济生态环境

（1）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梯度管理难度加大。北京地区农村发展在首都现代化建设中占据独特而重要的位置，而北京13个涉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是相差径庭。北京市农村人口分布整体分布呈现由中心向外围的倒梯度分布特征，离中心城区越近，人口越多结构层次越高，较远的地区人口数量和结构层次越低。这一具有北京特色的人口分布规律，增加了大学生“村官”开展工作的难度。如何保持本村工作的稳定性、有序性，新增人口与原住居民融合等很多问题值得探究，而距离城市中心较远的农村，年轻人口外出务工或直接留在城区导致本村人口数量和质量的下降，也给大学生“村官”开展本村工作，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带来了难度。

（2）大学生“村官”发展机遇、福利待遇不对等。从北京市大学生“村官”整体薪资来看，被聘任为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的高校本科毕业生，其薪酬与大学生“村官”同时毕业的同班同学两者对比来看，大学生“村官”工资待遇普遍低于在社会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而北京13个涉农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发展水平及政策倾向也有很大不同，朝阳、海淀、丰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于大学生“村官”来说，所处环境及发展机遇更好更多，所以大学生“村官”更愿意在这边发展；与此相反某些地区诸如平谷、怀柔等边远山区的大学生“村官”来说，村镇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交通闭塞，造成大学生“村官”与外界隔离，仍是一种经济环境待遇上的不对等，合理的经济环境保障机制也是大学生“村官”计划的重要部分。

3、 大学生“村官”文化生态环境的问题

（1）自然生态环境使大学生“村官”心理产生落差。北京地区农村尤其是远郊农村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交通相对闭塞，一个村落或一定地域往往由自然条件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容易造成其文化的保守性格，不利于文化的传播与吸纳，制约着文化的开放和发展。在这种交通相对闭塞、自然文化、人文文化相对落后的乡村中，大学生“村官”与村民缺乏共同语言、村民人际关系难处理，矛盾大，跟其所受正统文化教育格格不入，很难融入到其中。部分“村官”，特别是刚出校门的学生对自身的人生规划制定较高，对工作的期望值过高，从繁华的大都市到京郊农村，走上岗位后条件的简陋和工作环境的复杂、开展工作中所遇的种种困难无疑让他们如头泼冷水。

（2）人文生态环境同化并影响大学生“村官”有效开展工作。小农文化在北京地区仍根基深厚，宗族观念强烈，复兴的宗族势力已经成为建构和参与村庄公共权力的重要力量，在村干部选举、村公益事业、重大决策上施加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也会直引发一些社会矛盾。作为外来户的大学生“村官”由于与村庄主要宗族势力毫无关系， 并且作为新手缺乏与其打交道的经验， 故而会对其正常开展工作构成不小的挑战。农村社会韧性大、惰性强、享乐主义思想严重，有些农民急功近利，社会正义感、责任感淡化，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与日俱增，农民沉浸于高消费，摆阔气，从而使农村信仰体系呈现出空前紊乱、价值观严重失落，这些严重制约着农民的思想和农村人文环境建设。部分大学生自身修养和定力不足，到农村后受一些不良社会和人文风气影响，养成了懒于进取，怨天尤人的不良心态。

（3）农村地区“重经济，轻文化”理念限制。由于城乡经济存在较大差距，北京农村地区地方政府也跟全国多数农村存在同样的观念--“重经济，轻文化”，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乡村文化建设的各项人力、物力、财力严重不足，各项设施严重短缺，无法满足农民最基本的乡村文化需求。部分乡村文化建设停滞不前，缺乏相应经费投入，文化基础设施和基本条件缺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完善，乡村文化市场中产品不够丰富，大学生“村官”投入到村级工作后，主要工作还是落实上级下派的经济工作任务，这样也会使大学生“村官”将主要工作重心会投入到对提高本村经济发展上，疏于对文化体系建设。

二、对北京地区大学生村官制度的行政生态环境发展的建议

1、加快村组织职能转变，规范村务管理

在整个农村地区形成革新的氛围，通过引入公共服务指标、村务公开、村务管理规范化等考核指标，对农村干部形成一定的变革压力，从而促使村干部更好地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为大学生“村官”作用的发挥创造了良好行政生态环境和契机。

农村公共事务减少、公共服务职能不健全、公共服务水平低已经引起北京市政府的极大关注。要加强农村公共服务，村干部就必须更加借重大学生“村官”的才能。这就需要做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规划，加大农村公共服务投入，加大对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公共服务方面的培训，再通过大学生“村官”将培训的收获带回农村。因此必须将村务管理公开化、规范化作为村庄政治文明的重要指标，加以考核。

2、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提供政策保障

北京农村地区依托于首都中心，大学生“村官”在各项政策资源的享有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政府应适时推出优惠政策给与优惠、扶持，降低其创业门槛；在信贷资金上给予扶持，设立北京市大学生工作“村官”创业基金，为大学生“村官”提供资金扶持或金融信贷服务；举办北京市农村建设论坛，为大学生“村官”提供信息和技术资源，根据大学生的专业特长，结合所在村的实际，在现代农业、科技创新、脱贫攻坚、信息服务、政策咨询、技术培训、资金扶持、市场开拓等方面提供指导和帮助，支持他们大胆创业，从而在实践中增强大学生“村官”的实践能力和工作自信心。

充分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加强财政制度的支持力度，保持政策的均衡性和持续性，切实解决大学生“村官”在工作、生活和个人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之安心工作。但是，我们在上文中也提到，北京当前涉农区县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发展水平及政策倾向也有很大不同，大学生“村官”周围的相关工作环境及生活环境的不同也使大学生“村官”产生一种经济上的不平等。这就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热情和动力给与其物质或精神奖励。

3、充分利用首都功能核心区划，做好大学生“村官”定位

2010年7月，中国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市政府关于调整首都功能核心区行政区划的请示，将北京市分为：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发展区三个大块，北京区县划分之后，对于大学生“村官”发展来说，带来了新的契机，对于各区县也应根据新的行政区划，对大学生“村官”做好定位，充分了解任职村庄所需要的人才类型及选聘生本身的特点，更好的将合适的人分配到合适的岗位上，最大限度的发挥大学生“村官”的效能。离中心城区较近的地区，人口多、层次高，经济管理类人才需求明显，大学生“村官”在开展工作时可以借鉴日本和中国广州等地的成功经验拓展农村居民增收渠道，挖掘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潜力；而对于生态涵养区，农学及旅游学专业需求会更加旺盛，完全可以自然优势调整农业的经营方式，发展了适应城市居民旅游和消费特点的采摘、垂钓、休闲、旅游等经营模式。而经济与人口的带动，也驱使村民越来越主动或被动地摒弃“熟人社会”的排外心理，去接纳外部世界，习惯各种新鲜事物应接不暇地出现，包括大学生“村官”对村庄 “礼俗社会”的融入。

4、打造北京地区大学生“村官”工作创业合作平台

充分利用当地优势创业，对大学生创业提供政策、资金、技术支持。提供从技术培训到信息咨询到信贷支持的一系列优惠条件，举办大学生“村官”创业专题培训，对涉农创业项目进行技术指导重点帮扶。在资金信贷上，由镇、村推荐，对素质高、信用好的大学生“村官”可以申请小额贷款，区财政贴息，对科技创新项目，经科委审批后，列入科技扶持计划，提供科技扶持资金，对引领农民致富的项目，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通过一系列举措打造创业平台。

同时，推出北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平台，探索大学生“村官”工作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相结合的新路，为北京市重点支持发展的合作社配备大学生“村官”担任理事长助理或社长助理，有针对性、有重点地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做大作强提供人才支持，从工作形势上拓展大学生“村官”发挥作用的途径，更好地利用和发挥了大学生“村官”的才智，更加充分地发挥了大学生“村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积极作用。

5、建立有效沟通机制，定期为大学生“村官”进行疏导

在实际工作中，应根据北京地区的具体情况，建立动态的大学生“村官”管理信息系统，不断补充和更新相关信息。在大学生“村官”管理系统中，要建立大学生“村官”的个人信息情况，统计大学生“村官”的学习、培训情况及工作能力与村民融合能力等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大学生“村官”横向、纵向沟通的渠道，利用网络资源，实现全国各地、北京各地的大学生“村官”可以相互学习和交流，但同时亦应增加直接互动环节。横向沟通上，在北京地区设立官方大学生“村官”聊天群，以解决交通不便地区的刚刚工作的大学生“村官”的孤单感、与外界隔离感，并通过大学生“村官”同龄人的实际交流，让他们分享工作心得与成功的工作经验，消除大学生“村官”步入农村工作的不适应，使有着同样教育背景、同样工作性质、同样年龄的年轻人进行交流，分享快乐和忧愁，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纵向沟通上，设置定期的信息上报与反馈机制，村两委干部要及时发现大学生“村官”的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吕书良.新农村视角下大学生村官及其政策考量［J］.中国农村观察,2008,（3）.

［2］胡跃高.争做新型村官建设和谐新村———大学生“村官”发展研究报告［EB/OL］.http://www.aweb.com.cn/2008/3/30/ 22520080330222317160.html.

［3］温铁军.大学生“村官”背后的政策背景与工作建议［N］.人民日报,2009-01-20.

［4］冯建平.关于晋城市选聘大学生“村官”的实践与思考［J］.前进,2008,（4）.

［5］殷殷.大学生“村官”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苏北农村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08,（6）.

作者简介：

康坤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1984- 女 河北保定人，从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研究

黑龙江大学行政管理专业 篇12

行政管理专业现有专职教师13人。其中, 教授5人, 副教授3人;拥有博士学位6人, 在读博士4人;博士生导师3人, 硕士生导师8人。目前, 行政管理专业已形成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公共行政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与领导学、行政技术与行政实务为代表的四个稳定的教学与科研方向。其中, 公共行政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以何颖教授为代表的行政哲学研究在学界具有良好的影响。近几年来, 专业成员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其中在《中国行政管理》、《政治学研究》等国家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承担各类科研课题达50余项, 科研经费150余万元, 其中, 主持并承担国家社科规划项目4项, 主持教育部项目2项;行政管理专业已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省级出版社等出版学术著作40余部;专业研究成果获得各类奖励50余项。

在质量工程建设中, 专业学术带头人何颖教授获得国家级教学名师称号, 行政管理学、行政管理案例分析、行政组织学和行政公文写作与处理等四门课程先后获得省级精品课程称号, 行政管理核心课程体系创新教学团队为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有4人5次先后获得黑龙江大学优秀教学质量奖, 多项教研成果获省、校级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