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及动力机制

路径及动力机制（精选10篇）

路径及动力机制 篇1

1 引言

随着人们对中国煤矿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近几年,中国政府加大了煤炭行业整治力度,安全监管部门不断升格,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不断出台,安全管理体系不断完善,促使了全国煤炭安全形势的一定好转。全国煤炭产量由2001年的11亿吨增加到2007年的25.5亿吨;百万吨死亡率由2001年的6.087人下降到2007年的1.484人。中国政府和企业为改善煤矿安全生产状况所作的努力取得显著效果。

人们在为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思索:这种在高压政策的作用下取得的成绩能否经得住时间的检验?怎样才能形成中国煤矿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而不是短期现象呢?对此,业界以及理论界进行了广泛探讨[1,2,3,4,5]。从本质上看,煤矿安全生产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它具有自然技术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双重身份。系统论原理指出,任何系统的良好运行和发展演进,都必须获得足够的动力和科学的动力机制。因此,要推动中国煤矿安全生产的长期化、常态化,就必须解决其动力和动力机制问题。本文拟深入探讨推动中国煤矿安全生产的动力机制,研究实现煤矿安全状况彻底改变的实现途径。

2 煤矿安全生产动力机制的内涵与构成要素

这里所讨论的煤矿安全生产的动力机制是指煤矿安全生产系统运行演进过程中的动力获取及其内在的、本质的作用方式。一般应从动力系统的构成要素出发,研究各要素同动力系统的关系及作用原理。因此,找到动力源是研究煤矿安全生产动力机制的出发点。

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和煤矿安全生产的实践,笔者认为,在目前和将来更长时间内,推动我国煤矿安全发展的动力要素,可分为经济效益的驱动力、科学技术发展的支撑力、职工安全需求的拉动力、社会舆论的压力和政府政策的推动力等。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中国煤矿安全生产的动力机制。由于不同动力主体和动力要素的目标、功能各不同,而且影响动力要素发挥作用的客观环境复杂多变,煤矿安全生产的动力机制并没有固定的模式。结合对近几年煤矿安全工作的分析,可以将中国煤矿安全动力体系中各动力要素的协同关系归纳为如下结构(见图1)。

2.1 经济利益驱动机制

企业是保证安全生产的主体,企业对安全生产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以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和风格特质,而经济利益的驱动始终是最重要的因素。

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经济动物”,煤炭企业经营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它们会根据成本收益核算的结果进行抉择,这是煤矿安全生产的利益基础。如果安全效益大于安全支出,企业就会主动增加投入;反之会减少投入或选择不投入。企业的安全总支出包括企业预防安全事故的投入和因安全事故引起的经济损失。因安全事故引起的经济损失包括直接的财产损失和支付给企业伤亡员工损失的生命经济价值补偿。而安全生产表现出的效益是多种多样的,不但有经济效益还会有社会效益(即外部经济性),有的是长期的、有的是眼前利益。这使得煤矿行为的选择趋于复杂。由于外部性与以及企业对经济利益(甚至是短期利益)的追求,企业行为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超出自身应有的边界,降低自身所应该遵循的安全标准。这当然就降低了成本支出,而增加企业自己的利润。但安全生产标准的降低,将会对社会、员工等利益相关者产生不利影响。

此时,就需要政府通过法律或多种政策进行协调,并利用经济手段使企业的外部影响内部化,使企业具有足够的利益动力去投资安全生产。目前,国家采取的提高伤亡补偿标准、加大违规处罚力度等措施,就是试图使经济利益成为煤矿安全生产的核心动力。实践证明,这些措施有力推动了煤矿安全形势的好转。

2.2 安全技术支撑机制

煤矿生产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保证系统的安全离不开技术进步的支撑。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煤矿安全状况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煤矿安全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整体防灾抗灾能力差[6,7]。随着中国“科技兴安”战略的实施,科技对安全生产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安全科技的不断创新逐步成为煤矿生产安全状况好转的原动力。近几年,针对煤矿安全生产中的共性、关键性和前瞻性的技术问题,国家启动和推进了一批安全生产重点科技开发项目,在地质灾害防治、内外因火灾的控制与预防、瓦斯煤尘爆炸与尘害防治、矿山防灾救灾等方面,形成了先进的技术研发体系与成套装备,为煤矿安全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工艺和装备支撑。随着采掘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监测监控数字化的应用、推广,促进了安全生产形势的明显好转。

2.3 职工需求拉动机制

需要是人类生理或心理的、潜在或显在的需求,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Maslow,1908~1970)经过深入研究,提出来了需要层次理论。他把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深刻揭示了人类需求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

对生命安全的需求是人的最基本、最低层次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追求生命质量的提高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自发和自觉地行动。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人们开始追求生活品质的提高,逐步形成了环境意识、安全意识,并把生命安全的保障、工作环境的改善作为择业的重要标准。近年来,一些安全状况差的煤矿企业由于作业环境差、安全系数低等原因,采掘一线出现劳动力短缺[8],采矿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更不愿意去这些矿工作。而一些现代化矿井,由于拥有先进的技术与装备,安全生产达世界先进水平,逐步成为大学毕业生的理想选择。随着人才的聚集,这些优秀矿井的安全越来越好,形成良性循环,而那些安全状况不好的煤矿则陷入恶性循环,直至被政府或市场淘汰。这就迫使煤矿企业不断增加安全投入,提高安全生产水平。

2.4 社会舆论促进机制

社会舆论具有独特的作用机制。借助新闻媒介的力量增加“透明度”,能够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对相关组织或个人施加心理压力,达到约束或激励的目的。

随着进一步开放和公众安全意识的提高,中国煤矿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每当发生事故,电视、报纸和网络等新闻媒体都会进行深入报道,使得中国煤矿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每况愈下。中国煤矿高伤亡率还多次受到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批评,国外某些势力也借此抨击中国的人权状况。国际舆论认为中国的煤矿开采已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国际煤炭组织(ICO)谴责中国煤炭企业在缺乏应有的劳动保护下,让煤矿工人从事煤炭生产,使矿难频发。ICO强烈要求中国政府为矿工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否则将考虑呼吁世界各国抵制大陆生产的煤炭。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应,无形中给政府和企业带来巨大压力,促使中国政府和煤矿企业积极采取措施改善煤矿安全状况。

2.5 国家政策推动机制

政府作为代表公众利益的组织,有责任、有义务也有动力去关注煤矿安全问题。近几年国家对煤矿安全高度重视,从体制、法制、机制和投入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加强煤矿安全工作。安全监管机构不断升格,政策措施接连出台,安全生产工作管理体制也在不断地调整,推行了安全生产问责制,建立了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联系重点煤矿安全工作制度、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班制度,一些地方也提高了处罚和赔偿遇难矿工的标准,并加大了对事故责任人的惩处力度。除机制上的保障外,国家还加大了政策支持和投入力度。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从2001年起,累计安排59亿元,对煤矿安全改造进行直接补助,带动银行贷款和企业自有资金投入54亿元。为从根本上解决煤矿安全投入不足的问题,出台了煤矿企业税前提取安全生产费用的政策,全国所有煤矿每年可以提取60多亿元安全费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有力促进了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的总体稳定,是目前我国煤矿安全状况好转的根本动因。

3 中国煤矿安全生产的路径选择

上述促进煤矿安全的几种动力机制不是孤立、独自发挥作用的,相反,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只有当几种机制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时,对中国煤矿安全的巨大推动力才能清楚地显示出来。另一方面,动力机制不是自生自发的,需要一个不断培育和优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社会和企业都责无旁贷。政府应从政策引导、制度约束、监督管理等方面去营造适当的动力机制;社会主要发挥监督功能;企业则应从塑造共同远景、追求长远目标、担负社会责任等方面去培育相应的动力机制。

3.1 完善法律法规,提供制度保证

由于中国安全生产的监管体制目前正处于创新和完善阶段,安全生产法制建设也相对滞后,加之人们的安全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执法的环境也有待改善,《安全生产法》所规定的一些法律制度还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在煤矿安全生产领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还普遍存在。为此,要围绕煤矿安全生产,加快构建以《安全生产法》为主干,以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为分支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并通过依法行政,把煤矿安全生产监管工作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

3.2 完善监察体系,强化监督管理

在目前多部门合作开展工作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有权威的煤矿安全监察体系。国家安监员不得与煤矿发生任何利益关系。通过技术培训、提高工资待遇等措施,使安检人员能够独立客观、科学公正地依法进行监督和检查,有效地推进煤矿安全工作。同时,在明确地方政府、企业各级领导和各类人员在安全生产中应负职责的基础上,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严格落实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和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加大行政、经济处罚力度,对违反安全生产法规的煤矿,发生重大、特大事故的责任人,必须依法严肃查处。

3.3 经济政策扶持,确保煤炭基础产业地位

国家应对煤炭行业重新进行定位,按基础性和高危性行业的特点,在税收、安全投入、人才培养等方面实行特殊政策[9]。继续加大煤矿安全投入和支持力度,合理提高安全费用和维简费的计提标准。要完善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的监管措施,充分发挥此项资金的使用效益,改善安全生产条件。

3.4 积极发展安全科技,用科技创新支撑安全发展

应通过政策引导、财政支持等措施,形成国家和企业相结合的煤矿安全科技投入机制,整合社会科技资源,构建国家煤矿安全科技创新和技术支撑体系。加强煤矿安全的基础理论研究,攻克主要灾害防灾救灾的重大理论问题及重大技术难题。从目前看,我国煤矿安全领域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技术有[10]:矿井机械化生产,高瓦斯区、高应力区、地质异常区超前探测技术与装备,粉尘浓度连续监测技术,突水水源与突水通道封堵材料与装备技术,重大事故遇险人员生命保障及快速救援技术与装备,井下人员定位与无线通讯技术等。解决这些关键技术的根本出路是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将机械化、自动化、数字化、信息化引入矿井,最大限度减少井下人员,增加技术要素的贡献。

3.5 加强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

借助新闻媒介的力量增加“透明度”和“曝光度”。对每次事故的原因都要进行及时、全面、细致的调查分析,并利用互联网等媒介及时公布事故情况,这种信息公开的方式,能保证公众监督的透明化,是减少伤亡事故的重要且有效的手段。还要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监督作用,建立煤矿安全隐患举报奖励制度,鼓励广大矿工和人民群众参与到煤矿安全治理工作中来,形成全社会的共识、支持和监督。

3.6 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矿工素质

矿工的安全需要和安全生产技能是推动煤矿安全的基本动力。大量的事实都证明:监察重要,安全教育与技能培训更重要。通过安全教育和培训,可以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作业技能、职业道德、工作责任心、工作态度,提高安全素质。对从事采矿业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必须进行强制性的安全技术培训。新工人被录用后,必须接受安全基础知识的培训和法规的教育;改变工种的工人也必须重新接受安全知识教育后才能上岗。企业都要建立自己的安全培训中心,对职员和工人进行定期培训,以适应生产和安全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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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德维.建立煤矿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探析[J].矿业安全与环保,2004,31(3):19～28

[3]魏福生,胡国忠,王宏图,袁志刚.完善监管体系建立煤矿安全生产长效机制[J].煤矿安全,2007(9):94～96

[4]王军.我国现代煤矿安全管理分析与对策[J].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2006,2(1):69～72

[5]赵子全.煤矿安全监管工作的创新机制探讨[J].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2007,3(4):119～121

[6]赵洪广,王爱国.当前我国煤矿安全事故原因浅析[J].煤炭经济研究,2005,(283):72～73

[7]刘同金.加强现场管理确保煤矿安全生产[J].煤矿安全,2000(9):45～47

[8]李厚清.浅析煤矿企业采掘一线劳动力短缺原因及对策[J].能源技术与管理,2007(4):122～123

[9]荆全忠,李焕荣,汪达慧.引发煤矿安全事故的原因分析及对策[J].中国煤炭,2006(5):62～65

[10]郎庆田.搞好煤矿安全须多方同力[J].中国煤炭工业2007,(4):50～51

路径及动力机制 篇2

中间业务發展的内生动力

（一）创新是银行中间业务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

基于对客户的争夺及其对市场先发优势的追求，各家银行纷纷以差异化产品与服务来满足客户越来越多样的金融需求，为此在中间业务产品与服务上的创新就成了各家银行争夺客户与扩大市场份额的利器。另外，与证券、保险、基金等行业创新的“竞合”的关系，使银行能够从合作伙伴那里获得专业的支持，更好满足客户需求。

（二）服务手段的丰富与科技水平的提高是中间业务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科技的发展有效的增加了银行的服务渠道，并且依赖科技的成熟运用，解决了客户既要求金融服务快捷，又要求安全的问题。科技投入使中间业务服务的手段更加先进，中间业务的运行效率得以大幅提高，从而大大降低运营成本，使银行获得更大的盈利空间。

（三）客户为中心理念的树立为发展中间业务提供思想与文化支撑

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强调围绕客户的服务及产品的创新，以这一理念为中心的企业文化及其企业形象建设，帮助在银行在产品越来越容易被复制的环境中形成差异化的标识，从而增加对客户的吸引力。

（四）人才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高素质的人才是实现中间业务发展的根本性因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创新也好，企业文化建设也好，多样的服务也好，直接或者间接的与专业人才相关。创新能力的高低，服务水准的高低，无不与专业人才的专业背景相关。在中间业务产品种类日益繁多，部分产品日益复杂、专业的情况下，具有证券、保险、理财等方面专业技能的人才，就成为银行顺利开展中间业务的重要因素。随着银行对中间业务日益重视，在人才培训以及人才引进过程中，对员工掌握中间业务相关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必须能够专业胜任。同时，随着培训制度的完善，人员结构的逐步优化，优秀的人才也极大的推进了中间业务的创新与快速发展。

（五）发展中间业务的规模经济效应与范围经济效应是重要的诱因

银行发展中间业务，可以利用掌握的信息优势，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对项目进行评估与实施，并且由于银行运营规模较大，因而存在规模经济效应。

中间业务能够与资产负债业务共享专用性较低的银行资产，而只产生很小的边际成本，从而产生范围经济。银行的通讯设备、计算机及自助机具等资产，及其商标、专利、营销系统等资源，通过增加中间业务的使用，反而提高这些资产与资源的使用效率。另外，发展中间业务，能够分散银行整体的经营风险，并可通过与存贷款业务共享信息资源，帮助银行更好控制信贷风险。发展中间业务还可以获得信誉溢出效应，即通过信誉在不同经营范围的自然延伸，利用已有的信誉向客户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

中间业务发展的外在因素

（一）客户的金融需求日益多元与强劲

随着金融市场意识的加强，以及企业与家庭财富的增长，有着较高金融知识水平的企业与个人，对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日益膨胀，因此促使银行在中间业务上不断创新，争夺客户资源。

（二）应对金融脱媒与利率市场化的战略选择

随着金融脱媒趋势的日益显现，公司客户能够通过上市融资、发行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等途径满足融资需求，从而对传统的银行信贷业务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同时，伴随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必将使银行依赖存贷利差收入的增长方式难以持续。而中间业务则可以在不影响银行资产负债表，较少占用银行自有资本等情况下，给银行带来新收入增长点。因而，实现资产、负债与中间业务的协调发展，就成为各家银行在未来竞争形势中取得优势的必然选择。

促进中间业务发展的路径分析

（一）基于模块化的中间业务创新

模块化的产品创新，简单的说就是通过建立中间业务产品标准化模块库，实施产品模块交叉组合的方法，对引进的创新成果进行改进，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高产品创新的效率。模块化的中间业务创新主要建立在中间业务产品之间较强替代性的基础之上的，能够克服由传统产品设计方法设计单一产品时间长、产品专用性强、创新过程不能重复利用、产品被模仿后产品重要知识不能共享等弊端。模块化创新的特点在于，从客户的需求信息出发，再反馈到产品创新中心后，相关的团队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信息，从中间业务产品的模块库中提取模块，通过模块的特定组合以及加入新的模块，从而节省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以及再从头开发相对独立的模块子系统的时间，使得创新更加具有效率，实现资源的重复、充分利用。

（二）加强中间业务发展的风险管理

由于中间业务属于表外业务，所以业务带来的风险并不能及时有效的反应在财务报表上，具有潜在性与滞后性的特点。虽然相对于资产负债业务而言，传统的中间业务风险较低，但是随着中间业务产品特别是信用类产品的创新，中间业务的风险也在日益加大。另外，在传统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转移风险等风险类型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中间业务还存在新的电子风险。因此，对于中间业务的风险防范，需要全面的重视。

首先，需要通过完善内部审计和自律监管制度，将中间业务中梳理的各项风险点，始终在各职能部门的自律监管之下，防范各类风险。其次，要完善信用类中间业务信息管理系统，并合理科学的加以利用，使得获取的资料真实可靠，分析结论科学可信。第三，需要针对中间业务的操作风险，规范操作流程，将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监测、风险报告在内的环节纳入到中间业务操作的整个流程。第四，需要建立中间业务风险衡量标准与监测体系，开发适应中间业务发展要求的风险测算方法。通过建立定期重新评估和风险报告制度，在业务流程优化的基础上，建立针对各类业务风险的监测预警系统。第五，对于风险的防范，除了要在制度、技术等方面不断的完善与加强外，还需要让银行的全体员工都参与到风险管理之中，使全员树立风险管理理念，不断强化对风险认识的文化导向，逐步形成全行员工统一的风险管理理念与价值标准，形成企业的风险管理文化，在依靠制度与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风险管理的层次，将风险管理文化内化为员工的自觉意识，引导员工认同风险控制的制度，养成高素质的职业道德风尚，使每个中间业务的岗位，既是风险的来源，也能够时刻秉承风险防控的责任。

（三）建立与业务经营经营、客户需求、综合营销等方面密切结合的中间业务发展模式

首先，中间业务的发展必须与其他业务经营综合考虑，需要结合资产负债业务，全面的考虑、规划与动态调整。其次，中间业务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客户需求上。中间业务的拓展或者中间业务的创新，必须结合地区客户的特点，以客户需求的特点与客户反馈的信息为导向，加快中间业务创新步伐。需要做到重点突出，不断强化优势项目，扩大市场份额，保证规模优势。同时，要顺应经济、产行业的阶段特点，动态调整中间业务的拓展方向，并且注意超前判断，发掘潜在客户以及客户的潜在需求。第三，要让中间业务发展契合综合营销的要求，展开部门的联动营销，并积极克服条线管理模式下联动营销的低效问题。第四，要为满足中间业务数据分析、客户分析的需求，加大技术的投入与创新，搭建完善的中间业务数据平台。

（四）通过加强考核激励与人员培训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考核激励要能够充分调动员工拓展中间业务的积极性，同时各项指标的制定，要能够为基层行提供抓手，最终实现中间业务结构的优化。另外，针对中间业务拓展的各项激励措施，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的细化，加大奖惩力度并落实到位。

人员的培训，除了加强对一线营销人员各项金融产品及政策的培训外，还需要在分支行形成具备较高素质的专家型人才团队，能够为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同时对于基层的营销人员，需要着重培养熟悉产品、熟悉市场、熟悉客户需求的能力。

路径及动力机制 篇3

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

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和有机的运作系统, 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各种动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 以及维护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而形成的系统动力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总和。[2]关于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研究。

1.从系统视角来看, 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 其中内生动力包括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外生动力包括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城镇的辐射效应和行政力量的推动[3]。此观点实际上认为, 在城乡统筹发展中, “乡”的发展 (即农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 是内生动力, “城”的发展是外生动力。确实, 我们在城乡统筹发展中, 应该以“乡”的发展为中心, 因为就目前而言, 城乡差别确实较大, 而要缩小这一差别, 只能通过“乡”的快速发展来实现, 而决不能通过“城”的慢速发展来实现。但是, 要实现“乡”的快速发展, 其动力机制又什么呢?因为农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是不可能自发实现的。所以, 认为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内生动力的观点并未触及到城乡统筹发展动力机制的实质。

2.从主体视角来看, 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机制可归纳为三种模式: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型[4]。其中, 自上而下型强调以“城”为主体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中心城市和地方政府起着决定性作用。此模式实质上主张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是城市化, 城市化的发展又需要政府推动。也就是说, 在城乡统筹发展中, 政府应该先作好城市规划, 扩大城市规模, 努力打造城市极 (中心城市) , 然后通过城市极 (中心城市) 的溢出效应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 甚至边远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弗朗索瓦·佩鲁为代表的增长极理论、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冯·杜能的圈层结构理论等。我国学者张道政等提出的单极中心城市带动近郊城镇模式[5]、李习凡等提出的中心发散型城乡一体化模式[6]就是这种模式的代表。

自下而上型强调小城镇在城乡统筹发展中的作用。即是说, 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是小城镇建设。因为当中心城市增长到一定阶段时, 伴随着人口的集中和集聚, 大城市病就会凸显, 从而引发交通拥挤, 房价高涨, 环境恶化, 城市基础设施供给严重滞后于城市规模的发展。为预防和解决大城市病, 其中一种有效的方法是搞好小城镇建设, 让更多的小城镇发展壮大, 从而吸纳大城市过剩的人口, 缓解大城市交通拥挤、房价高涨、环境恶化等问题。与此同时, 小城镇的发展, 也可以吸引大城市部分企业及部分生产要素向小城镇流动, 从而既可以起到促进小城镇的发展, 又可以预防大城市病发生。我国学者张道政等提出的特定区域小城镇内生成长模式[5]、李习凡等提出的区域集中型城乡一体化模式[6]就是这种模式的代表。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型从“城”和“乡”两者的相互作用出发来探讨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机制。这种模式认为在城乡统筹发展中, 由于城乡之间经济、文化、技术、地域空间、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 这些差异使得城乡之间的资源禀赋不同、竞争优势也不同, 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 从而可使城乡之间形成互补, 可以进行有机融合。进一步, 该模式认为实现城乡融合的主要推动力是制度创新, 通过制度设计, 确立新的发展秩序和格局, 从而实现城乡要素优势互补、跨区域基础设施互接互通等[5]。

3.从比较制度分析法视角来看, 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有三种:政府、市场、政府与市场。其中, 政府为公平导向的第一推动力, 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外力;市场为效率导向的跟进驱动力, 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内力;政府与市场是公平与效率均衡的交互促进力, 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合力。[7]进一步, 李萍等将我国城乡关系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计划体制下的城市偏向战略与效率公平的双重损失阶段、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城乡关系的调整以及效率与公平的失衡阶段、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阶段。[8]诚然, 从分配视角来看, 市场追求的是效率, 导致收入差距必然拉大;政府追求的是公平, 导致收入差距必然缩小;政府与市场的结合, 可以寻找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平衡点。但是, 从资源配置视角来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基础, 只不过市场出现失灵时, 需要政府弥补市场失灵。政府与市场的结合, 追求的依然是资源的优化配置。

延安实现城乡统筹的路径选择

由于不同的动力机制其动力源不同, 动力作用时间长短不同, 所以延安在城乡统筹发展中, 选择什么样动力机制事关延安城乡统筹的进度、效率与持续发展。

1.延安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应以农民的发展为本。从系统视角来看, 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 其中“乡”的发展是内生动力, “城”的发展是外生动力。这种观点本没有错, 所以, 延安在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中, 也应该以“乡”的发展为中心。但是, “乡”的发展不可能是自发进行的;即使“乡”的发展可以自发进行, 那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也正因为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才需要我们统筹城乡发展,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实现城乡同步发展) 。“乡”的发展, 重点应是农民 (即乡里人) 的发展, 具体表现为农民收入增加、收入稳定、技能提高、素质提高、文化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提高等。如果没有农民的发展, 即使“乡”发展了, 也不能说实现了城乡统筹发展;相反, 如果农民发展了, 即使“乡”的发展滞后一些, 我们也可以说实现了城乡统筹发展。所以, 在城乡统筹发展中, 与其说“乡”的发展是内生动力, 不如说农民的发展是内生动力;同理, 与其说“城”的发展是外生动力, 不如说城市居民的发展是外生动力。我们讲“以人为本”, 而“以人为本”在城乡统筹发展中, 就是以农民和城市居民发展为本, 其中重点又是以农民的发展为本。延安在城乡统筹发展中, 也应该始终以农民的发展为中心, 这是统筹城乡发展之“本”。

2.延安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最优模式应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型。从主体视角来看, 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机制可归纳为三种模式: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型。延安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实践中, 提出了“做美延安、做强县城、做大集镇、做好社区”的思路, 设立了1市12县33镇100个社区的建设目标。为做美延安, 启动了六大工程 (即“削山造地、上山建城”工程、“山体居民安居”工程、“老城改造”工程、“沟巷治理”工程、“市政设施配套”工程、“城市景观”工程) ;为做强县城, 加大了财政投入 (2012年全市12个县城建设总投资达120.9亿元) ;为做大集镇, 加强了重点镇建设 (2011年全市确定了5个省级重点示范镇、15个市级重点镇和13个县级重点镇) 。从城乡统筹发展的布局来看, 延安采取的应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型发展模式。一方面注重1市12县的建设, 注重打造延安的“增长极”, 另一方面又注重33镇100个社区的建设, 注重“增长极”相关网点的建设。这种上下结合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是比较适合延安实际情况的。言下之意, 延安不适合采用自上而下型模式和自下而上型模式。

选择自上而下型模式意味着选择城市化道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而对延安来说, 选择城市化道路本身是行不通的。延安是典型的资源依赖型城市, 石油工业一业独大, 其他产业非常落后。2011年以石油为主的工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70.9%, 石油工业主要以开采和炼化为主, 产业链短, 缺乏深加工环节[9], 所以难以带动延安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石油之外的其他产业又非常落后, 没有形成规模, 也难以吸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可见, 延安城市化道路是比较漫长的, 延安选择走城市化道路是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的, 即是说, 通过城市化来缩小城乡差距,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在延安是行不通的。但是我们会发现, 自上而下型模式又是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初期阶段普遍采用的模式。事实上, 延安也不例外。如果我们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 延安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目标是由政府设定的, 延安城乡统筹发展的实践可以说几乎全是由政府推动的;延安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实质上来源于政府, 从这个角度来说, 延安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模式可以说是自上而下型。需要指出的是, 自上而下型这种模式能且只能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初期阶段实行, 到了城乡统筹发展的中后期, 自上而下型这种模式一般都转向其他模式。

自下而上型模式也非延安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最优选择。自下而上型模式认为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是小城镇建设, 因为小城镇的发展既可以解决大城市病问题, 又可以吸引大城市部分企业及部分生产要素向小城镇流动, 可以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是, 对延安来说, 延安新城区的建成可以有效解决“大城市病”问题 (按照规划, 延安市将用10年时间, 最终整理出78.5平方公里的新区建设面积, 届时新城区将是目前城区面积的2倍) ;更为重要的是, 延安进行小城镇建设缺乏相关产业的支撑。延安经济是石油产业一枝独大, 其他产业比较落后, 在此背景下, 延安小城镇建设即便实现, 恐怕也难以发挥小城镇本来应有的功能。所以, 走自下而上型道路同样不能实现延安城乡统筹发展。

3.延安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应注重将政府功能与市场功能进行有机结合。从比较制度分析法视角来看, 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有三种:政府、市场、政府与市场。目前, 延安城乡收入之比为3.23:1, 差距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乡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 北部6县“县富民穷”, 南部6县“县穷民富”。[9]在此背景下, 亟需政府发挥资源配置功能, 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推动县域统筹发展。在城乡统筹方面, 市财政加大了对重点镇和农村社区的投入力度, 每个市级重点镇和农村社区每年分别补助1000万元和100万元, 连续补助3年;在县域统筹方面, 延安已建立了县际定向帮扶制度, 由财力较好的吴起、志丹、安塞、子长、黄陵、甘泉6县定向帮扶6个财力弱县, 帮扶资金设置1000万元和500万元两个层次, 连续帮扶5年。政府作为公平导向的第一推动力, 通过这些措施的推行实施, 延安城乡统筹发展定会再上新台阶。

另一方面, 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市场经济在延安的发育还很不成熟, 延安经济发展与国内其他地区还有很大差距, 据显示, 2011年, 延安人均GDP为8000美元, 上海、北京分别为12784美元、12447美元;2011年, 延安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6565元, 上海、北京分别为16053.79元、14735.68元。延安人均GDP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远低于上海、北京等发达城市。为了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延安还应把追求经济效率放在首要位置。所以, 统筹城乡发展中, 固然需要政府从全局角度调配资源, 但更重要的是应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 充分发挥市场在城乡统筹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在城乡统筹发展中, 缺少政府参与是无法实现的, 缺少市场参与更是畸形的发展。所以, 只有将政府功能与市场功能进行有机结合, 城乡统筹发展才能即合情 (合情是指老百姓能接受) 又合理 (合理是指符合经济规律) 。

参考文献

[1]延安市政府办.延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http://www.sndrc.gov.cn/view.jsp.

[2]胡金林.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J].农村经济, 2009 (12) .

[3]黄亚龙.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动力机制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下) , 2009 (10) .

[4]吴丽娟, 刘玉亭, 程慧.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关键内容研究述评[J].经济地理, 2012 (4) .

[5]张道政, 周小彤.城乡一体化的模式、动力和路径[J].唯实, 2010 (5) .

[6]李习凡, 胡小武.城乡一体化的“圈层结构”与“梯度发展”模式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 2010 (9) .

[7]李萍, 胡雯.统筹城乡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成都例证[J].改革, 2010 (1) .

[8]李萍, 陈志舟, 李华.统筹城乡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J].经济学家, 2006 (1) .

路径及动力机制 篇4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动力缺失修复机制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 [1]知识经济时代, 主导产业是知识产业, 主要资源是信息和文化, 国家实力就在于对信息和文化的掌握上，文化软实力对我国综合国力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提升很快。但在这个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情况，主要表现在我国文化软实力还存在动力缺失的问题，这必将影响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提升。

一、我国文化软实力动力缺失的主要因素

我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大国，但丰富的文化资源还没有转化为较强的文化软实力。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与经济国际影响力很不相称，文化产品输出国的角色与物质产品输出国的地位很不相称，这些都是造成我国文化软实力动力缺失的主要因素。

（一）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舆论引导能力的缺失

我国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传统文化已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对炎黄子孙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内容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以及萌生最早并曾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等等，而我们必须面对的就是如何将其传承并发扬光大，但目前我国的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首先是人们对文化资源的重视不够。在国家大力主导经济发展的时候,人们对文化发展的注意力明显下降,对文化是一种软实力的认识也明显不足。这就导致大量优秀的文化资源被我们主观所忽略,潜在的文化软实力没有被发掘。特别是随着我国国力的显著上升，引起了一些国家的疑惑和不适应，如何增强舆论引导对我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是我国软实力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其次,一些文化产品被注入其他因素,降低了其本身的质量。许多的文化产品在运行中被大量注入商业的因素,本身的优势资源流失,结果反而在竞争中处于被动。最后,文化市场运行的不规范化。如文化产品盗版严重、低俗不健康的产品充斥市场等,要规范好我

（二）文化产业缺乏竞争力：政府的引导协调能力的缺失

文化产业涉及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不可能靠单个的组织和行业的力量能够完成，特别是涉及文化产业体系的建立，必须依靠各行业、部门互相协调、互相配合才能完成。目前由于不合理的体制的影响，一方面各行业部门条块分割，自我封闭，实行人为的信息封锁，难以实现信息共享；另一方面于起步较晚和文化领域条块分割、市场壁垒等原因，文化产业“软小散滥”问题比较突出，规模普遍偏小，产业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不高，产业布局不均衡，大规模、高水平、产业链完整的龙头企业少，缺少文化领域的战略投资者和骨干企业。文化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高、核心竞争力不足，知识产权的作用发挥不充分，产业的创意、研发、制作水平较低，内涵深刻、风格独特、形式新颖、技术先进的精品力作和知名的文化品牌较少，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文化人才的缺失：人才的培养机制的缺失

在我国文化对外交流的过程中,专业文化人才的缺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我国文化软实力还不够强的一个原因,不是我们缺乏形成软实力的文化资源,而是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我们不了解海外受众的需求,不了解国际文化市场的需求,不善于运用国际经验和惯例来传播中国文化。我国著名艺术家金曼指出,我们不仅需要一批一流的文化产品,我们还需要一批了解中华文化,了解世界文化市场,善于市场策划和运作的国际文化经纪人。许多我们认为不错的文化产品因为缺乏市场化运作,在海外没有引起反响甚至受到冷遇。文化经纪人的匮乏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严重制约。从总体上看，我国文化人才队伍中高层次人才和领军人物比较缺乏，既懂文化又懂政策、懂经济、懂经营的复合型人才明显不足。因此,大力加强对专业性文化人才的培养是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四）文化基础设施落后：文化投入力度的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广大农村还存在基本文化设施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结构不优、运行不力和公共文化产品匮乏、服务能力不强等问题。虽然各地政府加大了对文化的投入力度, 但是投入的增长幅度仍然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同基层百姓、特别是农村地区群众的需求相比还很大差距, 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现状同我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也不相适应。与文化产业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相比，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改革发展步伐显得有些迟缓。目前，公共文化服务事业投入不足，文化基础设施落后，覆盖面窄，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文化发展的差距日益拉大，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机制不活、以及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严重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五）文化逆差现象严重：文化的传播机制的缺失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日渐崛起令世人瞩目，与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响则亟待拓展。有数据表明，目前美欧占据世界文化市场总额的76.5%，亚洲、南太平洋国家19%的份额中，日本和韩国各占10%和3.5%。美国文化产业创造的价值早已超过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的总值。这其中文化传播机制是一个大问题。美国用三大片（薯片、芯片、影片）策略就征服了世界。从1996年开始，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超过航空、重工业等传统领域，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占美国GDP的25%左右。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借鉴西方的模式，如制作模式、宣传模式、广告模式、营销模式、收回成本模式等。我国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不足4%，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平均达到10%以上，美国则达到25%。美国的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市场当中占43%，欧盟占34%，而整个亚太地区只占19%，我国所占世界文化产业市场的份额低于3%。我国文化产业集约化程度低、文化出口能力弱，文化贸易逆差严重，以图书出版为例，累计逆差竟达6倍之多。[2]

二、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修复机制

对于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发展中存在的动力缺失的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并及时改进,势必会影响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整体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综合国力的提升。因此,采取必要措施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的水平势在必行。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修复机制主要包括传统文化、基础设施、投入、人才、政府的引导五个方面。

（一）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作为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先导

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记忆和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全面认识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历史的高起点上创造出符合当代精神和时代潮流的新文化。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深入挖掘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容，汲取合理思想内核，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不断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涵养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是增强文化自信、提高民族素质的迫切需要，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3]

（二）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发展文化软实力的保障

我国应当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大投入，作为发展文化软实力的保障。要大力加强基础设施的提升和完善，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安全、优美、舒适、方便的生活环境。

一是建设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是政府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载体。加快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全面覆盖，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使用和管理。坚持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并重，统筹规划和建设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完善配套措施，保障正常运行，着力构建一批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行有序、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制定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和绩效考核办法。

二是发展会展经济，提高城市的商务基础设施质量。会展经济作为21世纪的“三大无烟产业”之一，它的功能和作用是综合性、全方位的，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会展业都是一个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会展业具有强大的关联带动效应。据上海、深圳测算表明，会展业的产业带动系数为1：9。引导会展业的有序竞争、协调发展，努力营造市场化的经济发展环境，提高城市商务基础设施质量。

三是加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要在重点领域实施一批重大项目，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壮大出版发行、影视制作、印刷、广告、演艺、娱乐、会展等传统文化产业，加快发展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的文化产业。

四是把信息化建设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新动力。通信现已建成了遍布全国、通达全球的电话网、宽带域网、数字数据网、智能网等等，成为全国网络建设最完善、覆盖范围最广的通信运营商之一，基础网络和技术开发，基本同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同步。这种超常的发展速度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通信系统作为城市的“传导神经”，为我国的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三）把加大投入作为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基础

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健全政府投入机制，是推动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基础所在。合理界定财政支出范围，探索财政资金整合使用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财政投入对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支撑作用。加大投入力度，把主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公益性活动纳入公共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进一步改进投入方式，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鼓励各类文化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活力。

（四）把培育文化人才作为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核心

把人才作为发展的战略资源，倡导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科学的良好的社会氛围。以发展文化软实力的需求为基准，积极推进对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人才库，把所有对文化发展能够发挥作用的人才都吸纳进来。同时，打破学历、职称的框框，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千方百计留住人才，为他们提供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平台。加快培养文化产业人才，树立开放合作、兼容并蓄的理念，抓住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契机，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重点引进一批文化人才，在更高起点上提升文化软实力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带动力，显著提高人力资本对文化事业的贡献程度；使人力资源开发更加符合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

(五)把政府的引导协调作用作为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法宝

政府要制定有效的政策,支持企业成为文化产业的主题,促进企业对文化产业的推动，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化，同时采取积极措施打造有利良好的文化产业的社会环境。如对企业的基础研究进行投资，为文化产业创造适宜的金融、劳动力和商品市场环境，帮助人们获取教育和技能以适应高度发展的技术进步。保护知识产权，帮助改进公司、大学、研究机构和管理机构等构成文化产业系统本身等。我国一直努力寻求在更大的范围内支持文化产业的途径，推进文化产业与金融资本融合，以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为龙头，着力发展动画卡通、网络游戏、多媒体产品等新兴文化创意产业，建设一旁特色文化创意园区和文化主题公园，打造现代产业发展新亮点，在包括建立文化产业基金、颁布保护文化产业的相关法律、制定并实施创新文化产业发展纲要、激励文化产业人才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而有效的措施和实际行动的创新业绩。而且由于这些因素相互交融、有机结合所呈现出的强大优势，促使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3]《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

路径及动力机制 篇5

1 墙材革新的动力

自从1988年11月国家“三部一局”联合成立墙体材料革新与建筑节能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以来, 迄今已有23年。20多年来, 尤其是“十一五”以来,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部等国家有关部委的正确领导下, 墙材革新与建筑节能事业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成效显著。新型墙材的占有比例从1988年的不到5%提高到2010年的56%, 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新建建筑执行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率达100%。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 其内在动力是:

墙材革新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首先, 有利于保护耕地和土地资源, 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与传统的实心粘土砖相比, 它不以消耗大量的资源能源, 如土地、煤炭等为代价, 因此, 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 用新型墙材替代实心粘土砖是保护耕地, 保护生态环境的治本之策。其次, 有利于节能减排, 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据统计, 每生产1亿块标准砖的新型墙材可节约土地165亩, 每使用1 m2的新型墙材可减少CO2排放量0.8 t。第三, 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落实科学发展观。每生产1亿块标准砖可利用固体废弃物9万t, 发展新型墙材, 大量消化利用煤矸石、粉煤灰、灰渣等, 既可减排利废, 净化环境, 又能综合利用, 不会产生二次污染, 发展绿色低碳经济, 形成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和谐, 当代与未来的协调, 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墙材革新是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明显加快, 精神、物质、生态文明的稳步推进, 房地产业成了举国上下共同关注的一件大事。一方面, 土地财政收入连年飙升, 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 2002年全国土地财政收入约为2 400亿元, 2003年涨到5 400亿元, 涨幅高达125%, 到2009年为16 000亿元, 2010年升至27 000亿元。去年我国人均GDP是4 000美元。2009年美国房地产协会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中等房屋平均价格是177 900美元, 按美国每套住房180 m2～200 m2计算, 每平方米约为5 700元人民币。由此可见, 我国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是显而易见的。是泡沫早晚会破, 美国房地产2008年的溃市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房地产近50%的暴跌都很值得我们反思。房屋建筑所用材料的70%是墙材。新型墙材由于性价比高, 可以使房屋的综合造价降低10%～20%左右。另一方面, 城镇化呼唤新型墙材。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为47.5%, “十一五”期间比“十五”提高了4个百分点, “十二五”确定的城市化率目标是51.5%, 将提高4个百分点。我国是个拥有13.71亿人口的大国, 这意味着每年约有1 300多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北京的人口规模按规划到2020年是1 800万, 但2009年就已达到1 972万, 加上流动人口1 000万, 高达3 000万。上海常住人口2 300多万, 每年增加300多万, 还有流动人口至少1 000万。这些世界级的超大都市, 环境压力巨大。北京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为672万t, 日均1.84万t, 但北京的日处理能力只有1.27万t。大批量的垃圾要送到郊区去填埋, 按照目前的填埋速度, 五年内, 北京大部分填埋场将填满;到2020年, 北京至少还需要3 200亩的垃圾填埋场。并且, 北京每年还产生1 000多万t的建筑废弃物, 处理它须占用更多土地。如何科学有效地处理堆积如山的建筑废弃物和生活垃圾, 是城市化进程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毫无疑问, 变废为宝, 利用建筑废弃物和生活垃圾生产新型墙材是个现实可行的选择。

新型墙材是改善居住环境, 实现住房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十一五”期间, 我国房屋建筑量每年为16亿m2～20亿m2左右, 这为新型墙材的发展带来良好的机遇和广阔的市场。与粘土砖相比, 新型墙材的优良性能表现为:质轻、热导率较小、保温隔热性能好, 可以减少墙体的厚度及建筑物的自身质量, 缩小建筑物的基础尺寸, 节省材料, 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而且, 新型墙材有利于构件的预制化、部品化和标准化, 降低施工成本, 提高建筑施工的效率。此外, 由于整个建筑物的自重下降, 整体性加强, 其抗震能力得到提高。通过应用新型墙材, 推广建筑节能实用技术, 建设功能多样的绿色建筑、智能建筑, 进一步推动住房现代化的进程。

墙材革新是促进建材工业转型升级的根本需求。传统的砖瓦业不仅耗能高, 而且产品功能单一, 不能满足现代建筑市场的需要。新型墙材代替“秦砖汉瓦”是建材工业结构调优, 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发展新型墙材, 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改造传统产业, 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 是建材行业“靠新出强”的客观需求, 也是建材行业节能减排, 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途径。

2 墙材革新的机制

2.1 工作机制

墙材革新与推广建筑节能属于政府行为, 牵涉面广, 政策性、专业性、社会性等都很强, 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实践证明,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 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和财政部等相关部委相互配合的协调联动工作机制行之有效, 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全国各省 (市、区) 建立专门的墙材革新与建筑节能机构, 上下联网。做到主管部门牵头负责, 相关部门紧密配合, 形成合力。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指出:“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育占世界22%的人口, 土地资源十分宝贵。因此大力发展新型墙体材料, 用来代替耗能高和毁田、占地严重的实心粘土砖, 确实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业。墙体材料革新与建筑节能是一项社会效益好的系统工程, 需要多部门通力合作。两部两局采用系统工程的方法, 联合开展这两项工作, 这就把墙体材料革新与推广节能建筑、加强土地资源管理促进乡镇企业技术进步有效地结合起来了。这条经验, 不仅在下一步推进墙体材料革新与建筑节能工作中应该继续坚持, 而且对其他部门、其他地区、其他工作也都有借鉴价值”。

2.2 政策机制

主要体现在行政、经济、法律和技术等方面。一是行政方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墙体材料革新和推广节能建筑的通知》 (国办发[2005]33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05年本) 》和《利废产品目录》, 鼓励发展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的先进生产能力, 为“十一五”墙材革新与建筑节能工作指明了方向。二是经济方面, 不仅对利废、资源综合利用生产新型墙材的企业给予减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鼓励性经济政策, 而且出台征收新型墙材专项基金的政策, 这对墙材革新工作深入扎实有效地开展, 起了“四两拨千斤”的经济杠杆作用, 影响巨大而深远。三是法律方面。2008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家鼓励利用无毒无害的固体废物生产建筑材料。禁止损毁耕地烧砖。在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和区域内, 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粘土砖”。全国许多省 (市、区) 制定实行了禁止生产使用粘土砖, 发展应用新型墙材的条例和省长令。四是技术方面。国家有关部委、行业协会、省 (市、区) 等制定实行成龙配套的产品标准、设计、施工工艺 (工法) 和技术规范。去年10月,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墙体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 将于2011年6月1日起实施。这是一部具有统领作用的“母规范”, 它的发布实施将为国家 (行业) 相关标准的制定, 墙材质量目标设定、设计及施工技术的统一起到重要的规范作用, 为确保建筑工程质量, 推动墙材科学发展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2.3 产业机制

众所周知, 没有好的技术装备就生产不出优质的产品。所以, 我们围绕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 认真编制组织实施《福建省“十一五”新型墙体材料发展规划》, 按照产业政策要求, 遵循客观规律, 引导相关方面科学布局生产力, 以“四节” (节能、节地、节水、节材) 为切入点, 以建筑节能样板示范工程为抓手, 因地制宜, 发展适合当地资源条件、建筑体系和建筑功能要求的新型墙材, 明确主导产品, 延伸上下游产业链, 从砖机装备, 新型墙材研发、生产到推广应用一体化, 精心打造“三个基地三个产业带”。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 “三个基地三个产业带”形成规模, 建成科技含量高、创新能力强、利废节能好、环境污染少、单位能耗低、综合效益好的新型墙材 (砖机装备) 产业集群。特别是我省新型墙材机械装备生产基地的规模和质量居全国同行业首位, 产品大量出口欧洲、非洲、东南亚、俄罗斯、印度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 涌现出一批像福建海源、泉州卓越鸿昌、福建三联等明星企业。2010年12月圣诞节前夕, 福建海源公司的“海源机械”股票在深圳隆重上市, 这是福建省新材行业的一件大喜事, 表明福建省新材企业的综合实力有了明显增强。卓越鸿昌、泉州群峰等也在积极筹备上市, 进入由产品经营向资本运营为主的新阶段, 标志着我省新材事业在“十一五”期间跃上新台阶, 实现靓丽的大转身。

2.4 社会机制

建立“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群众参与、舆论监督”的社会机制, 进一步加强宣传, 通过新闻媒体, 如电视、广播、网站、报纸、杂志、简报等扩大影响;依托展会、博览会等载体展示墙材革新与建筑节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展现墙材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逐步使全社会广泛认同, 积极参与墙材革新与建筑节能事业。

3 墙材革新的路径

因为墙材革新、建筑节能业已融入节能减排、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滚滚洪流中, 而且生机勃勃, 日渐成为一个新兴的战略性朝阳产业, 绿色、低碳、环保、节能、利废、安全、健康、舒适成为新型墙材的主题词。期待“十二五”, 主要有“一、二、三、四、五”, 即:围绕一个目标 (墙材革新) 、着力两个延伸 (在深度上由“禁实”向“禁粘”延伸, 在广度上由城市向农村延伸) 、实行三个结合 (墙材革新与保护生态环境节约土地资源相结合, 与发展循环经济节能减排结合, 与推广建筑节能建设宜居住房结合) 、狠抓四个环节 (节能、节地、节水、节材) 、着眼五个突破 (重点, 转变发展方式;热点, 防火、防震;难点, 配套衔接, 门窗节能;亮点, 建材下乡, 基金税收优惠政策;原点, 行业发展规律) 。

“十二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所以, 做好“十二五”墙材革新与建筑节能工作至关重要。应当在五个方面有重大突破。

3.1 抓住重点, 转变墙材革新与建筑节能行业的发展方式

通过实施项目带动战略, 完善提高“三个基地三个产业带九个专业园区”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生产基地、新型墙材机械装备生产基地、硅酸钙板生产基地;闽东南沿海新型墙材产业带、闽西红色新型墙材产业带、闽东北绿色环保新型墙材产业带;福州罗源新型建材专业园区、漳州漳浦建材园区、泉州南安高新建材示范园区、莆田仙游建材科技园区、龙岩上杭新材示范园区、三明大田建材园区、南平浦城新材边贸协作园区、宁德陶粒建材园区、平潭综合试验新材科技园区) , 以市场为导向, 以企业为主体, 建立产、学、研、用联盟, 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 充分发挥我省砖机装备制造优势, 着重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 大力促进“加工基地”向“创新高地”转型,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如福建海源将上市募集的资金, 投资7亿元用于公司二期工程建设, 扩大生产规模, 提升研发创新水平。

3.2 把握热点, 进一步增强新型墙材防火、防震减灾性能

组织开展科技攻关, 重点研发新型防火材料的品质、标准、实用技术。一是防火涂料, 发展方向是多效、高效、低水溶性脱水成炭催化剂和发泡剂, 多种阻燃剂协同作用合理搭配。二是防火板材, 发展方向是板材无机化。硬硅钙板是代表20世纪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理想钢结构耐火保温新型装饰防火材料。福建三明市建设硅酸钙板基地符合产业政策导向, 应予以重点扶持。三是绿色防火材料, 以可再生资源或可循环使用的材料为原料生产阻燃材料, 实现阻燃材料的无毒、低烟和无污染性。四是阻燃装修材料, 这是提高防火安全水平, 减少火灾损失的战略性措施之一, 它有助于改善人的生活质量, 减灾和保护环境, 提高幸福指数。

近年来, 我国地震灾害频发, 汶川、玉树地震造成的伤害令人痛心。一方面, 严格按有关要求设防, 注重房屋建筑的抗震设计、施工和建造, 提高房屋的抗震能力。另一方面, 通过研发使用整体性强、富有弹性、阻尼柔韧性、轻质高强的复合新型墙材和新型建材, 使其具有木结构、钢结构建筑的整体性和延展性, 进一步提升抗震减灾的水平。

3.3 突破难点, 配套衔接, 主攻门窗节能

为避免装备与墙材生产、生产与工程应用相互脱节的现象, 应围绕建筑结构体系, 积极发展改善建筑功能, 满足建筑节能要求, 低能耗、低污染、高性能、高强度、多功能、系列化并能提高施工效率的新型墙材。从砖、砌块、板材三大类来看, 我国板材产品偏少, 应重点发展板材类新型墙材。并且, 要统一标准, 将新型墙材产品标准与建筑设计、施工工法、技术规程相衔接、相配套, 这是其一。其二, 建筑节能要抓关键, 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技术标准体系。如50%建筑节能标准体系, 65%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编制实行“低碳建筑节能工程建设技术导则”。如果说建筑节能是一种技术标准体系, 它必须以墙材等为载体。然而, 时下强调墙材如何满足节能要求得多, 关注门窗节能得少, 这是个误区, 也是个难点, 应当把门窗作为建筑节能的突破口来抓。科学检测表明, 通过门窗的能量损失约占整体建筑的50%, 其中通过玻璃的能量损失约占门窗的75%。在一定条件下, 玻璃的热辐射与传导是导致室内能量损失的主导性因素。门窗是整个建筑围护结构中隔热、保温、隔音、安全最薄弱的环节。门窗热损失大致有3个途径:门窗框扇与玻璃热传导;门窗框扇之间、扇与玻璃之间、框与墙体之间的空气渗透热交换;窗玻璃的热辐射。

由于塑料传热性能是铝材的1/1 250, 单玻璃窗传热系数等同于双玻铝窗的传热效果, 说明窗框扇材料在窗户传热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但框扇材料占整窗传热面积的比例毕竟较小, 单玻璃窗传热系数也仅仅达到现阶段我国南方一些地区建筑节能门窗的性能指标。因此, 随着国家建筑节能工作的持续推进, 采用节能玻璃, 有效提高门窗玻璃的热工性能将成为门窗节能的主攻方向。

近几年可供选择的玻璃品种日益增多, 已由过去传统的采光、挡风、遮雨、围护职能发展为现代的隔热、保温、安全、防噪音、装饰等多种复合职能。

伴随我国建筑节能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 以及建筑规范化管理标准与玻璃行业科技水平的逐步提高, 节能玻璃、安全玻璃及环保玻璃必将在未来的建筑中大放异彩, 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3.4 弘扬亮点, 促进墙材革新事业的大发展

一是结合开展建材下乡活动, 在广大农村推广应用新型墙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注重协调发展, 要求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发展一体化转变, 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继续推进农业现代化, 同步建设新农村, 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要把支持农民建房作为扩大内需的重大举措, 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建材下乡, 以支持和鼓励农民依法建设自用住房。据中国建材联合会调查结果, 如果有相应的补贴政策, 激发农民建房增长10%～15%, 每年可拉动国内消费5 500亿～6 000亿元, 建材下乡比家电下乡对农村消费市场的拉动还要大, 也有利于改善民生。通过实施建材下乡政策, 农村市场对新型墙材、水泥、钢材及玻璃的需求量将大幅增长, 这将带动相关企业产销两旺。

二是继续实行征收新型墙材专项基金和新型墙材产品与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实践表明, 这些经济政策是墙材革新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3.5 寻找原点, 行业形势风樯阵马

首先, 世界建材市场处在持续增长阶段。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已走过了大规模建设时期, 对建材产品的需求不会再有明显的增长, 但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对建材产品的需求旺盛。因此, 世界建材市场总体上处在持续增长阶段。除中国市场外, 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四国”成为重要的建材市场, 亚洲、东欧、南美、非洲等地区将成为对建材产品需求增速较快的地区。

第二, 我国住房消费进入升级阶段, 高品质的绿色建筑成为主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 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接近30 m2, 人们对住房消费的追求从满足于有房住向住得更好转变, 高品质绿色建筑成为新阶段住房消费的主流。所谓高品质绿色建筑是指具有高度的安全可靠性, 具有符合时代要求的节能、环保性能, 具有舒适、美观、健康、便捷的居住环境和条件的住房。

第三, 建筑、建材业发展正逢其时。一是市场容量巨大。我国建筑存量、新建的建筑增量多。我国建筑业是当今世界同行规模最大的行业, 既有建筑达400多亿m2;同时每年新建16亿m2～20亿m2, 超过发达国家年竣工面积的总和;水泥、钢材的消耗量占世界总耗量的40%左右。据专家预测, 我国大规模建设期至少持续30年左右, 建设高峰期将在2020年前后出现;未来30年, 我国需要建设的房屋总面积达600亿m2～700亿m2。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这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 推进现代化, 这是一般的客观规律。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看, 工业化、城镇化程度在75%左右, 即基本实现现代化, 城镇化在30%～75%之间是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期。由此可见, 我们还有20年左右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和战略发展期。二是节能减排需要发展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目前, 能源消耗的3大板块分别是工业、交通和建筑。从世界平均水平看, 能源耗源结构中工业占37.7%, 交通为29.5%, 建筑为32.8%;我国建筑能耗占27.6%, 交通能耗为10%, 工业占62.4%。今后, 工业能耗占比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降到1/3左右, 建筑和交通能耗将会进一步上升。建筑全过程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 产生等量的污染和排放。所以, 建筑节能将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战场之一, 在实现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目标的征途上, 绿色建筑肩负重任。因其具有节能、节地、节水、节材、环保“四节一环保”特征, 是节能减排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当前, 我国建筑95%以上是高耗能建筑, 如果达到同样的室内舒适度,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是同等气候条件发达国家的2～3倍。既有建筑进行节能改造, 节能减排潜力巨大。“十二五”期间, 建筑节能将承担全部节能任务的20%。如果切实实行50%的节能标准, 局部地方实行65%的节能标准, 到2020年就能每年节约3.54亿t标准煤, 占同期节能目标任务的30.7%。绿色建筑在实现建筑节能的同时, 可为用户提供一个舒适健康安全的室内环境, 代表着世界建筑的发展趋势, 前景十分广阔。

路径及动力机制 篇6

一、云南城镇上山建设现状

云南作为高原省份, 其山区、半山区面积占到全省总面积的94%, 只有不到6%的面积为坝子 (盆地、河谷) 。其中, 面积在1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有1557个, 面积仅2.51万平方公里;面积在10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有375个, 面积仅2.2万平方公里, 可利用的平地资源十分有限。而盆地、河谷地区又多是州 (市) 、县 (市区) 的所在地, 是云南省优质耕地的集中区域, 是全省4600万人的口粮田、菜园子。

建设现代化的城镇, 平地是最好利用的地方, 是最出效益的地方, 建设成本相对来说较低。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城乡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加, 坝区耕地资源在持续减少, 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在加剧着城乡建设用地与耕地保护二者间的矛盾。据调查, 2000—2013年, 云南省城镇化率由23.4%上升到39.3%, 年均上升1.45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从990.3万人增加到1695.3万人, 年均增加67.5万人。另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过去15年间, 全省每年平均有13.8万亩坝区水田被建设占用, 截至2010年, 全省坝区已有30%被占用。2010年, 全省新增建设用地24.96万亩, 其中耕地12.35万亩, 占50%。虽然从面积上实现了占补平衡, 但是占优补劣、占坝补山的现象非常突出, 大量优质农田遭受不可恢复性的破坏。如果不迅速转变城乡建设土地利用方式, 再过一二十年, 作为云南省人民“米袋子”、“菜篮子”和民族文化“摇篮”的坝区, 很可能被城镇建设占完;我们赖以生存的“口粮田”, 很可能不复存在。

云南城镇上山, 就是要建设山地城镇, 不是到陡峭的高山上去建城市, 而是改变现在城市扩张过程中集中连片摊大饼占用良田的做法, 坚持因地制宜, 向山坡、丘陵等方向发展, 通过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将城区连接起来, 实现组团发展。2011年9月, 云南立足省情, 从实际出发, 提出坚持多利用坡地、荒地搞建设, 走“山水田园一幅画, 城镇村落一体化, 城镇朝着山坡走, 田地留给子孙耕”的城乡统筹发展新模式, 转变发展建设用地方式, 走云南特色城镇化道路, 实现可持续发展。据云南省国土部门统计数据, 云南8度到25度的低丘缓坡土地约占云南国土面积的52%, 宜建山坡地发展空间巨大。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指导下, 云南省用地上山形成了多种上山类型:以大理为代表的中心城市向山地布局发展类型;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丽江火车站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向适建山地布局类型;以宜良、普洱工业园区为代表的工业园区用地上山、上坡类型;以腾冲、版纳为代表的影视、康体、休闲度假等文化旅游产业向山地发展类型;以磨憨、瑞丽为代表的口岸建设用地上山类型;以楚雄职教园、弥勒中学为代表的教育事业用地, 如山地校园、坡地校舍类型;以绿春县为代表的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地区上山类型;以马龙县现代农业产业园、五华区西翥生态科技试验区为代表的现代大农业产业园区上山类型;以水电、风能和大型水利设施建设为代表的能源项目用地上山类型;以富源、昆钢大红山矿区为代表的矿村共建新农村、生态和谐矿区上山类型等等, 基本代表了云南工业和城镇化用地上山的发展方向。

云南城镇上山之所以能够取得明显的成效, 主要是因为:一方面, 云南省政府从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谋划城镇上山大局, 缓解城镇建设征地的压力, 从根本上保护了坝区农田, 化解了征地引发的社会冲突;另一方面, 这也是城乡统筹发展在实践中探索的新模式, 云南城镇上山转变了发展建设用地方式, 推进了土地利用方法的重大变革, 走出了一条具有云南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二、城镇上山空间拓展动力机制

城镇上山空间拓展动力机制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的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城镇交通模式的改变。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的发展是促进城镇空间扩展的最根本动力;而城镇自身产业空间的调整必然反映在城镇相应产业功能布局和城镇用地布局调整上, 有些产业从城市中心向城郊搬迁的过程必然带来城镇空间的结构调整和功能扩展;城镇交通模式的改进会对城镇空间结构和城市发展模式带来重要影响, 同时会极大地促进城镇的发展速度和城镇空间的扩展速度。

1、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镇经济的发展是城镇空间结构形态演变的根本原因, 随着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城镇经济结构的调整, 将会带来城镇结构全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重大变化。城镇发展与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出明显的关联。有研究表明, GDP增长与城镇人口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899, 这表明GDP的增长与城镇人口增长呈高度相关, 也就是在城镇化即将进入加速阶段, 经济增长快的地区, 城镇发展也相应较快, 城镇空间扩展速度也相应较快。世界各国城市进程的实践证明, 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 城镇空间扩展的形式也不同, 表现出与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相对应的变化。当经济高速增长时, 城市空间扩展形式主要表现为建成区范围的外延式水平空间扩展, 其特征是城镇处于迅速扩展的发展阶段, 城镇空间松散地向外扩展, 城镇用地呈松散状态。当经济缓慢发展时期, 城镇空间扩展为内涵式垂直空间扩展, 其特征表现为城镇转向以内部填充、改造为主, 建筑密度加大。

改革开放以来, 云南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城镇横向空间扩展加快速度, 城镇数目增多, 规模增大, 许多城镇也表现出外延水平式空间扩展, 但这种方式同时也带来许多城市问题, 特别对于山地城镇, 造成人地矛盾加剧, 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尤其是云南加快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建设, 将给云南城镇化的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城镇空间的扩张必须依据具体山地生态环境的特殊性探寻适宜的发展模式。

2、城镇化的推进。

伴随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社会的迅速发展, 城镇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城镇用地不断加剧, 生产和生活高度集中, 城镇得到迅速发展, 其具体表现在空间上, 城镇规模扩大。云南山地面积比重大、土地资源短缺, 可引导城镇上山和工业项目上山, 加强要素在空间的聚集, 推动城市群内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 适度扩大城市规模, 建设好滇中、滇东北、滇东南、滇西、滇西南和滇西北六大城市群。从城镇数量上看, 城镇数量增加, 城镇人口剧增;从经济上看, 非农经济代替农业经济;从城镇质量上看, 居民生活方式现代化;从城镇景观上看, 城镇都市景观代替乡村散落景观。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本质是城镇经济进一步聚集, 城市文明提升的结果。城市人口急剧增加, 要求扩大城市空间容量和城市环境容量以吸纳增加的人流、物流、能量流和信息流。城市是城市社会和城市经济发展的载体和容器, 城镇化和工业化能否同步发展对城市效率的发挥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由于长期受“重生产、轻生活”思想的影响, 出现了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的现象, 城镇化水平偏低, 城市交通拥挤, 环境质量差, 城市公共绿地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比例偏低等问题严重。因此,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城市空间扩展不仅体现在城市用地的扩大, 还体现在城市用地内部结构的调整和释放。

3、产业结构调整。

伴随社会文化的变迁,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调整一直是城市空间扩展的直接动力。从本质上说, 城市空间扩展实际上是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方面, 是农村地域景观的城市化过程。产业结构与城市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分析可以看出,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其城市化程度越高, 产业结构变迁规律表现为: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在持续下降, 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在下降,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在逐步上升。云南省城市产业结构普遍存在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 第三产业量少等问题, 且城市公用设施用地不足, 工业布局不合理等严重问题。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 城市功能空间也会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在城市总体规划阶段主要任务就是城市用地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结构调整的直接结果是城市空间的扩大, 城市用地成片外延式扩展, 大大加速了城市空间向边缘区的扩展进程。

4、交通方式的升级。

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空间扩展并改变城市外部形态, 是城市空间扩展的牵引力, 对城市空间扩展具有指向性作用。交通线路的开辟与建设成为城市空间扩展的伸展轴。交通方式的升级、交通运输速度的提高使城市空间扩展速度加快, 它不仅使分散的城市空间可以通过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加强联系, 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同时也为城市由集中走向分散、由市中心化走向郊区化提供了伸展可能。

在传统步行时代, 城市积聚力小, 辐射范围小, 一般以居民步行一天时间的距离为半径, 城市呈紧凑圈层式向外扩展, 且扩展速度缓慢;在有轨电车时代, 居民活动范围增大, 城市沿有轨电车轴由城市中心向外伸展发散;在轿车时代, 人们的活动范围大大增加, 城市空间扩展速度加剧, 城市开始出现郊区化趋势;地铁、城际列车和绕城高速公路系统等先进交通方式的发展促进了大城市群和超大城镇群产生变成了可能。可以说, 城市交通延伸至哪里, 城市发展机会跟进到哪里。山地城市早期, 步行梯坎发挥了重要作用, 直到现在, 梯坎仍是山地城市重要的交通因素和景观因素。也正是由于交通方式的进步, 汽车时代的到来, 许多山地城市空间扩展速度大大高于以前, 而组团式和星座式这种分散式的空间结构也在山地城市大量出现。随着高速公路、高铁、地铁、轻轨、城际列车等先进交通系统的建设, 城市的发展将走向区域大城市的发展道路, 城市的空间扩展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云南城镇上山的路径选择

随着城镇的不断扩张, 云南坝区土地已有30%被占用, 照此速度, 再过10年, 云南省优质耕地将全部被占用。在山地多坝区少, 优质耕地仅占云南土地总面积6%的现实情况下, 选择城镇上山是云南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城镇上山建设一方面可退还大量的基本农田;另一方面, 可使部分城市用地上山、相当数量的一批“山、水、田”相结合的山镇、山村新建而起。本文结合云南山地生物资源丰富的特点, 在总结云南城镇上山空间拓展动力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云南城镇上山发展的路径, 以期最终实现城镇发展与耕地资源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以规划为龙头, 科学引导城镇上山发展。

云南省应结合山地的特点, 按照山地城镇的建设方式编制城镇总体规划, 与云南省“十二五”发展规划相对接, 科学引导城镇上山发展, 合理协调城镇建设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按照《云南省城镇体系规划 (2011—2030) 》, 强化规划的调控和引导作用, 因地制宜引导紧凑型和稀缺型坝区城镇建设和产业适建山地合理聚焦, 中心城区新增城镇建设用地60%向坡度15%以上适建山地发展。用地选择应依托原来的城镇、过境交通和区域市政基础设施, 相对紧凑布局, 降低外部配套建设成本。提高规划设计水平, 以竖向合理布局为重点, 实现各项用地及设施相协调, 平面上和谐, 以获得综合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为目的, 降低山地城镇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的工程建设综合成本。预防因规划设计考虑不周、工程建设措施不当所引起的滑坡、崩坍以及水土流失、生态环境破坏等灾害, 降低环境治理成本。以合理利用有限的城市空间为目的, 对城市空间扩展进行科学的规划, 提高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

2、拓展城镇建设空间, 科学布局城镇空间。

城镇化、工业化发展, 客观上需要占用土地资源。如果把这些发展用地布局在坝区, 势必占用大量耕地, 其结果是人地矛盾激化、优质耕地大量流失, 严重威胁粮食安全生产。城镇上山, 大大降低人地矛盾, 不仅有利于耕地保护, 而且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统筹协调山坝空间布局。协调布局耕地、生态建设用地、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用地, 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协调坝区和山地发展、统筹城镇和乡村发展, 在更广阔的空间领域研究土地资源配置、区域环境治理等问题。在此基础上, 科学合理确定城镇在山坝的空间布局。对未来10年到20年云南省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 运用现代山地城镇建设理念, 对云南省山地城镇人口、产业承载能力进行预测, 为适度超前布局山地城镇建设奠定基础。在充分考虑交通、资源等发展条件基础上, 结合山地地形特征, 合理确定城镇的发展结构及产业布局方式, 保障城镇整体的发展与山地环境相协调。合理布局省域山地城镇发展体系。重点建设滇中城市集聚区、沿边开放城镇带、区域城镇群和沿对内对外开放经济走廊的山地城镇带, 重点依托沿对内对外经济走廊的山地城镇带, 串联、整合区域增长极和重要功能开发区域, 遵循自然地理多元多样性、城镇发展差异性的特征, 形成重点突破、极点开发、带状推移、轴辐扩散的云南省山地城镇空间开发格局。

3、因地制宜进行城镇道路交通的布局。

合理确定道路交通的组织形式。山地城镇道路系统的组织形式应因地制宜, 结合山地地形和不同地区的气候特点, 立体化多样性布局安全、便捷、通畅的道路系统, 合理确定道路的功能与分工。山地城市道路交通系统应尽可能简单、清晰, 便于识别。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尽可能组织便捷的步行系统, 因地制宜组织非机动车交通。结合山地用地、地质条件, 减少填挖土石方, 因地制宜确定道路网密度、主次道路的断面形式和坡度, 结合地形采取灵活多样的交通方式和交通设施。满足地面排水、建筑布置与管线埋设等技术要求。山地城镇道路网规划和技术设计, 除了考虑满足道路自身的技术要求, 还要考虑总体的地形特点和山地建筑物、构筑物的布置和管道布置的技术要求。在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阶段应编制道路与场地竖向专项规划。

4、充分利用山地自然景观要素, 塑造良好的山地城镇景观。

加强地块内建筑布局方式的研究, 实现对山地地形特征的尊重和良好的利用。克服山地局限性, 发挥山地空间的多样性, 形成山地空间的丰富性。提升城市规划设计水平, 突出环境特征、历史特征、文化特征、建筑风格和城市色彩, 保持和发展云南少数民族的田园风光和村落文化, 延续和发展传统民居、村寨建筑风貌。根据城镇所处区域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条件, 以保护坝区优质耕地和保障区域生态安全为前提, 利用不适建山体、冲沟等难以利用的自然空间作为生态调控区, 保护山体、水体、林地、耕地等, 因地制宜建设具有云南特色的山、水、城、田交相辉映的山地城镇景观。

5、加强山地城镇地质灾害防治。

根据城市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等各种因素的变化, 与城市总体规划同步编制山地城镇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完善建设项目地质灾害评价制度, 建立灾害预警系统及健全应急措施。以国土、环保等部门提出的地质灾害评价、环境保护等相关的资料作为依据, 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御的原则, 山地城镇用地选择、功能布局, 要避开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地区, 将地质灾害防治与山地城镇规划和环境综合治理相结合。山地城镇人口规模和建设规模的确定, 应综合考虑地表环境容量和地质环境容量, 科学判断用地的地质灾害的敏感性, 加强地质复杂地带的科学规划设计和建设控制与管理, 防止工程建设诱发地质灾害。在已有泥石流、山洪、滑坡等威胁的地带, 综合采取防护提、分水沟、固定桩等防护设施, 并加强防灾减灾工作的建设, 从总体上保障山地城镇发展的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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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亚平:城市空间理论与空间分析[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

路径及动力机制 篇7

一、高校德育动力定义及其机制分析

任何事物都是由许多要素组成的, 而各个组成要素之间又是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 相互作用的各个要素共同促进了事物的不断向前发展。高校德育动力同样也是由许多相互作用的要素组成, 各种相互作用的要素对于大学生的思想品德产生影响和作用, 共同推动着高校德育工作和大学生思想品德向前发展。这一内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机制, 一是高校德育系统与其他教育系统一样, 需要进行信息交换, 需要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共同构成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二是高校德育在大学生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只有正确发挥高校德育系统的功能才能有效发挥高校对学生整体教学的总动力。由此可见, 高校德育系统的效果, 与其中各个要素密不可分, 同时与高校德育动力系统的整体结构也不可分割。因此, 要将高校德育动力系统功能发挥到最大限度, 就要充分了解高校德育动力系统内部各个因素, 将各个因素整合达到最佳组合状态, 使其协调运转, 共同促进高校德育工作顺利开展。

二、高校德育动力的特性

了解和把握高校德育动力系统的特性有助于正确把握其运行方向。在研究中我们既要善于发现高校德育动力系统的个性, 又要善于把握系统结构的共性。

1. 整体性。

高校德育动力系统是由各个个体组成的有机整体, 其组合同样遵循“整体优化律”。当各个个体按照合理有序的结构进行组合时, 其整体的功能就能得到正常发挥, 也就会大于各个组成功能之和。相反, 如果各个系统和个体按照无序的结构进行组合时, 整体功能就不能正常发挥, 整体功能也就小于各个个体功能之和。因此, 高校在德育教学中就要合理安排教学布局, 科学统筹规划德育教学各个系统的组合结构, 寻求高校德育各个组成要素的协调运转, 将高校德育动力系统的整体效应发挥到最大程度。

2. 稳定性。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相对稳定性和绝对运行性的统一, 都是经历一个从不稳定的变化到稳定的变化的过程, 然后从稳定的变化继续向下一个不稳定继续前进。只有经过不断的变化和发展, 才能实现系统的完善和成熟。高校德育动力系统的发展同样经历了这一发展过程, 并且这一过程的周期较长, 这也就使得高校德育教学工作相对稳定, 进而使得高校德育教学工作得到有效的提高和发展。这一特性就要求高校德育工作在改革和创新时既要看到其必然性, 也要看到其相对稳定性, 从长远利益来对高校德育工作进行改进。

3. 开放性。

任何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的, 只有相互联系的事物之间不断地进行物质和信息的交换, 才能有效促进事物的正常发展。高校德育动力系统同样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其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同时高校德育动力系统同社会各个系统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时刻影响者高校德育教学工作, 而高校德育教学工作也同样影响着学生的价值观念, 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高校德育教学工作要不断发展, 与时俱进, 优化教学环境, 更新教学方法, 开发新的教学资源。

4. 转换性。

矛盾双方是相互变化相互转化的, 通过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进而促进了事物的发展。高校德育动力系统同样是一个矛盾体, 不仅与其他矛盾体进行着相互转化, 高校德育动力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也在进行着相互转化。一方面高校德育教学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作用, 另一方面, 高校德育动力系统各个客体之间也存在着相互转化的作用。各个客体之间通过不同时期的相互认识和自我认识, 控制并且协调自己的思维和行为, 进而实现了教学的转化, 从而促进了高校德育动力系统的正常向前发展。

三、高校德育动力系统的结构

1. 内动力的作用。

内动力即事物发展的内因, 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因素, 外因要通过内因来起作用。高校德育发展只能通过高校德育动力系统的内因来起作用,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高校各种管理因素、校风学风, 以及学校心理氛围等因素, 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在校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另一方面是高校本身对高校德育教学的重视程度, 如果高校能够为德育教学提供良好的平台, 就能够不断推动德育教学的发展。

2. 外动力的作用。

事物的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 对事物的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高校德育发展受到以下两个方面外动力的影响, 一方面是整个教育系统包括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如智力的教育就是提升学生的文化知识, 为德育教学的开展提供智力支持, 反过来德育的发展又能够为智育提供良好的品德保证;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对高校德育动力的影响, 包括我国及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3. 内外动力的共同作用。

从微观角度来讲, 高校德育内动力和外动力的最终落脚点还是要通过人的作用来实现, 即高校德育教育的主体和客体。一方面高校德育教育的主体通过教学活动向教育客体传播知识, 并且影响和作用于客体, 而客体又通过自身的学习提高反作用于高校德育教育的主体, 使得德育教育主体不断提升自己, 完善自我, 最终实现高校德育教育的主体和客体的共同发展, 进而促进了高校德育动力系统的不断完善和进步。

四、高校德育动力多元化构建路径

1. 教学因素的构建。

高校德育动力系统的完善和发展离不开教学因素的发展和提升, 教学的改进是推动高校德育动力系统改进的有效力量, 也是实现高校完成德育教学任务的基本方式。高校德育教学因素又由以下四个因素组成, 教学主体即高校德育教师;教学客体即在校大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这四个教学因素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又相互转化, 共同形成了德育教学的矛盾体, 并且通过矛盾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转化共同促进矛盾体的前进和发展。这些矛盾体是高校德育教学的动力, 高校德育教学工作正是在这些矛盾的产生和解决过程中不断变化, 然后从解决到产生新的矛盾过程中不断发展, 进而再解决新的矛盾, 如此反复, 最终实现高校德育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2. 科研因素的构建。

高校教学离不开科研活动, 而科研活动正是知识创新的要求。高校德育动力系统不仅要实现对高校学生的知识传播, 还要通过科研创新活动提升知识储备, 更新知识理念, 实现教学相长。高校德育科研活动作为高校德育动力系统的一个矛盾体, 始终贯穿于高校德育教学之中, 与其他矛盾体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 共同推动着高校德育工作的发展。另一方面, 高校科研活动的发展又受到社会各因素的影响, 如政治经济因素、社会制度因素等, 在某些条件下, 这些因素也是推动高校德育科研活动发展的动力之一。“教, 知其困”这说明科研这一实践活动能够拓展高校德育教学工作者的视野, 发现其中不足, 为推动教学发展提供很好的平台。实践已经证明, 只要施教者采取了恰当的教学方法, 高校德育科研活动可以有效地促进高校德育教学工作, 提高高校德育教学的质量。

3. 教师因素的构建。

教师是高校德育工作的主要力量, 直接担负着培养学生具备符合社会需要的道德规范的任务。因此, 高校德育动力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师资力量的运用。社会发展对教师的学历、政治业务素质提出的要求, 以及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风气等, 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外部动力, 但外部的条件与压力要转化为教师的行为, 取决于教师的自身素质。教师就是在需要—满足—产生新的需要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提高。因此, 我们要先进行调查研究, 了解教师需要的实际状况, 对于不同类型的需要给予相应的、恰当的满足, 并加以合理地引导, 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精神层次的需要, 激起其长盛不衰的工作动力。

4. 管理因素的构建。

高校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会为高校德育提供强大的动力。一般而言, 在高校管理中有两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着的动力。一是物质动力。作为学校管理者必须关心高校学生们的物质需要, 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 尽可能使他们获得较好的物质条件。二是精神动力。管理是人的活动, 人有精神, 必然有精神动力。精神动力要求管理者不断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增强学生的时代感、使命感、责任感, 提高广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 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总之, 增强高校德育动力是保证德育实效性、有效性的基础措施之一,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应该引起德育工作者的充分、高度重视, 取得更多的理论成果, 以便更有效地服务于德育实践。

摘要：高校德育动力系统的构建比较复杂, 涉及多个层次, 由多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不同层次和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促进, 相互作用, 共同作用于高校德育教学, 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高校,德育动力,形成机制,多元化,建构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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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及动力机制 篇8

从全国各地的统筹城乡实践来看, 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已经成为统筹城乡的重要战略举措, 如江苏南京、四川成都、湖北鄂州、河北秦皇岛、湖南湘潭在制定出台的城乡一体化规划纲要中均将旅游产业作为有力的抓手和重要组成加快实施, 重庆、杭州等地还出台了如《重庆市“一带五区”统筹城乡旅游专项改革试验实施方案》 (2010年) 、《关于推进旅游产业城乡一体化发展》 (2011年) 专项旅游产业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因此, 加强对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的有关研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一、研究综述与问题提出

总体上看, 城乡一体化有关研究可归纳为三类:一是定义探讨, 截止目前, 城乡一体化尚无统一定义, 较为综合的观点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是从整体的角度和概念出发, 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看作一个整体, 进行统筹谋划、综合研究, 旨在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实现城乡在各个方面的一体化发展, 使城乡二元结构分离问题得到根本改变, 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 让农村居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 达到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1]二是理论分析, 从城市和乡村两个不同社会经济单元的综合因素 (包括经济、文化、交通、社会、环境等) , 分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特点、类型、模式与动力机制等, 如洪银兴等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科学内涵应包含体制一体化、城镇城市化、产业结构一体化、农业企业化和农民市民化等。[2]三是以某一区域城市或某一行业进行实证分析。如王建中对山西省太谷县的城乡一体化进行了研究, [3]马晓龙等以河南汝州市为例对特色旅游景观城镇建设对城乡一体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4]

城乡旅游一体化是在统筹城乡、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旅游产业做出的积极响应和必然发展趋势, 相关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基础理论及概念研究。杨世河等较为全面地提出了城乡旅游一体化概念, 认为城乡旅游一体化是在一定区域内的城市与乡村互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市场地, 同时又能以一个整体的统一系统成为区域外的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市场地, 在该区域内打破体制束缚与制度障碍, 旅游经济各要素能够合理、有序和通畅地流动与交流, 实现城市型旅游产业与乡村型旅游产业的无缝链接, 从而使城市与乡村旅游经济和谐、共荣地发展。并在该概念的基础上, 对城乡旅游一体化的特征、要求、制度创新及城乡旅游互动模式进行了探讨。[5]二是研究城乡一体化视角下的区域旅游产业发展, 涉及到乡村旅游、城镇旅游、体育旅游、红色旅游等专项旅游的发展, 弓志刚等通过对城乡旅游产业一体化的概念和共生特征的剖析, 阐述城乡旅游产业共生模式演化, 提出了山西城乡旅游产业一体化共生整合途径。[6]段兆雯等对渭河流域城乡一体化旅游发展的“一城、一轴、多中心”的旅游发展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7]赵宏等探讨了城乡一体化视角下河北乡村旅游的发展对策。[8]乔秋敏研究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我国农村旅游发展存在着环境城市化、文化商业化、产品趋同化等问题, 并提出了树立双赢观念, 深入挖掘农村文化内涵的对策建议。[9]刘清春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进行了微观案例研究, 提出了莒南县观光农业旅游开发的对策措施。[10]

综上, 尽管当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从自身专业出发对城乡一体化、城乡旅游一体化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 但是对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实现路径的研究尚处于空白。加之公认的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成熟实例尚未大量涌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极有可能导致将城乡旅游一体化简单地等同于“城市旅游+乡村旅游”的错误认识, 进而影响城乡旅游一体化效益全面发挥。因此, 加强对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动力机制及发展路径研究是必要的。

二、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动力机制

1. 城乡旅游一体化DSR发展动力机制模型

参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UNCSD) 于1996年提出的“驱动力—状态—响应 (Driving Force-Status-Response, 简称DSR) 模型”, (1)[11]构建城乡旅游一体化“驱动力—状态—响应” (DSR) 发展动力机制模型 (图1) 。

城乡旅游一体化DSR发展动力机制模型可以理解为:城乡二元经济和城乡旅游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 在统筹城乡发展要求和建设城乡旅游目的地诉求及其影响下, 由内部推动力和外部拉动力共同构成的驱动力迫使城乡旅游发展转型, 进而影响到城乡旅游功能、旅游形象、旅游氛围和旅游效益等状态, 并在转型压力和发展状态改变的共同作用下, 通过政府、城乡居民、市场参与者等主体的态度和行为作出响应, “响应”之后的变化又通过“状态”得到表征体现, 最终实现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阶段性达到城乡旅游一体化目标, 完成城乡旅游一体化螺旋式上升发展。

因此, 城乡旅游一体化 (URTI, theUrban andRuralTourismIntegration) 发展机制模型可以用一下函数来概括:

D代表发展驱动力, 由内部推动力和外部拉动力共同构成, 这是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外在压力和内在诉求;S代表发展状态, 用以表征某一时期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水平, 由城乡旅游功能、形象、氛围和效益四大指标综合构成, 这是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R是对城乡旅游一体化的响应, 用以表征政府、城乡居民、市场主体 (投资者、旅游者) 对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对策, 由P、C、M构成;P是政策响应, 包括规划布局、扶持政策等, 是加速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的机遇和外在刺激因素;C是社会响应, 主要是城乡居民的意愿和行动, 体现了城乡居民对城乡旅游一体化的支持和参与程度, 是城乡旅游一体化工作得以开展的基础和前提;M是市场响应, 包括旅游者对一体化的城乡旅游产品的接受和认可程度, 以及投资者对是城乡旅游一体化开发持有态度和投资行为, 是城乡旅游一体化工作得以开展的重要制约和关键。

可见, 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机制的驱动力 (D) 、发展状态 (S) 和响应 (R) 三个主体部分是相互联系, 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和耦合关系。三者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为地区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支持。

2. 城乡旅游一体化DSR发展动力机制内涵分析

(1) 驱动力 (D) 。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驱动力包括内部驱动力和外部驱动力。

内部驱动力 (D1) 。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城乡多元差距增大压力和城乡产业融合发展趋势综合构成。城乡二元分离是长期以来阻碍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并由此导致城乡在收入水平、就业状态、基础建设、文明程度、环境氛围等方面形成的多元差距日益加大。因此, 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及其差距是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从而有机构成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内部驱动力。

外部驱动力 (D2) 。主要是从旅游产业的角度出发, 包括旅游目的地建设、旅游综合改革、旅游业转型升级和旅游市场多元化需求等。当前, 据国家旅游局统计, 全国已有30个省 (区、市) 将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主导产业、先导产业或龙头产业。新定位必然会有新要求, 这就迫切需要城乡打破原有各自单一的交通集散、餐饮住宿、景点承载的功能, 围绕“做大游客总量、做强旅游经济”目标, 扩充外向型服务功能, 以一个统一的城乡旅游目的地形象和功能出现, 提高旅游目的地竞争实力, 实现旅游业转型升级发展, 真正实现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 人民群众日益满意的现代服务业。

(2) 发展状态 (S) 。一个良性的可持续的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状态应是指在统一的城乡旅游目的地的理念下, 形成的完善的城乡旅游功能 (S1) 、统一的城乡旅游形象 (S2) 、和谐的城乡旅游氛围 (S3) 和显著的城乡旅游效益 (S4) 。

城乡旅游功能 (S1) 。由于城乡多元差距的客观存在和统一规划布局、规范配套建设的欠缺, 现阶段城乡旅游功能整体性较差, 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完善城乡旅游功能最重要的是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功能和旅游产业功能的协调和融合。

城乡旅游形象 (S2) 。城乡的发达程度和规模大小影响景区发展状况, 城乡内部及周边景区的等级和数量将影响城乡定位和发展方向, 城乡与景区之间存在着互动发展的关系。[12]但是城乡旅游形象不是景区、城市和农村的简单叠加, 而是需要通过统一的旅游形象来体现。

城乡旅游氛围 (S3) 。旅游氛围可以细分为环境氛围、文化氛围和心理氛围。环境氛围体现在城乡环境的整洁和优美程度, 这是城市旅游氛围的基础性构件。文化氛围主要是蕴涵于城乡景观与民俗活动项目之中的地域文化、历史沉淀和文脉传递。心理氛围是旅游者参加城乡旅游活动时感受到的城乡文明、居民友好程度。城乡旅游氛围是三位一体的, 最终要求达到环境氛围最优、文化氛围最浓、心理氛围最佳的程度。

城乡旅游效益 (S4) 。这里的效益是由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共同构成的。经济效益主要是通过构建城乡旅游目的地, 发挥旅游产业的带动和先导作用, 促进城乡产业发展要素自由流动, 提高城乡居民就业, 实现城乡经济提升发展。社会效益则是通过城乡旅游一体化实现城乡居民的沟通, 城乡文化的交流, 科学技术的普及, 提升城乡居民的文明程度, 构建和谐的城乡社会环境。环境效益主要是在生态文明理念下, 依托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新农村建设、城乡旅游通道优化、景区环境美化等措施, 实现城乡环境的优化和美化, 促进城乡环境可持续发展。

(3) 响应 (R) 。立足于不同的主体, 可以分为政策响应 (P) 、社会响应 (C) 和市场响应 (M) 。

政策响应 (P) 。主要是指各级政府关于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的政策理念、规划和鼓励政策、管理理念等。由于城乡旅游一体化是一个多层面、复合型的概念, 还需要加大政府主导和引导力度, 着力提升政策实效。

社会响应 (C) 。主要是城乡居民对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的接受度和支持度。城乡居民既是城乡旅游一体化的利益相关者, 更是参与者。获得城乡居民对城乡旅游一体化各项建设支持和理解, 引导其树立主人翁意识, 自觉融入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各项建设和工作中是城乡旅游一体化建设加快推进的关键。

市场响应 (M) 。主要是旅游者和投资者对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的态度以及相应的旅游行为和投资行为。在城乡旅游一体化建设中, 对资金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企业的投资将成为主要力量, 特别是民营企业在旅游投资中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13]应积极关注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既要激发企业参与建设的积极性, 又要引导企业规划开发符合旅游者需求的城乡旅游新业态、新产品。

三、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路径探析

推进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应围绕构建城乡旅游目的地这一中心和主题, 从发展的前提、目标、方向、措施等方面明确适当的发展路径, 实现可持续发展。

1. 发展前提:着力机制创新, 提升龙头引领作用

机制创新是推进城乡旅游一体化的重要保障, 特别是在现阶段政府仍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的背景下, 通过机制创新, 强化政府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导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城乡旅游一体化的机制创新主要集中在规划、发展要素、市场和利益分配四个方面。

城乡旅游规划机制创新。坚持“全域”理念, 从构建城乡旅游目的地的视角, 科学编制城乡一体化的旅游发展规划, 为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科学的发展思路、发展定位、产业布局、项目支撑等规划保障。

城乡旅游发展要素机制创新。旅游产业发展要素涉及到城乡旅游产业发展领导、政策、资源、产品等, 通过创新要素管理机制, 加强城乡间资金、人员和技术的自由流动, 完善城乡旅游产品结构, 优化城乡旅游产业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 鼓励和支持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提升, 达到城乡旅游产业要素均衡发展。

城乡旅游市场机制创新。创新城乡旅游产业市场机制的核心是建立和完善市场化的经营体制、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 特别是大胆探索通过银行贷款、股份制改造、租赁经营、委托管理等多种融资方式, 着力破解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的资金瓶颈。

城乡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创新。城乡旅游一体化的利益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城乡居民、企业。在城乡旅游一体化建设和经营中, 政府收益主要是来自间接 (经营环节) 的税收收入。企业的收益主要是投资开发的经营性项目的利润。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社区居民的收益主要是依靠“土地出租+打工”的模式, 这样农民虽然拥有了两份收益, 但都是初次分配的“死收益”, 无法获得土地通过旅游开发和经营后取得的增值“活收益”。[14]应围绕“促进农民增收”这一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核心问题, 大胆进行机制创新, 避免开发商与农民争利, 让农民成为增收主体, 让农民享受土地升值带来的二次分配成果。

2. 发展目标:设施、环境、效益“三共享”

这里提出的“共享”, 主要是协调城乡居民和游客之间的利益诉求。城乡居民作为城乡旅游一体化的重要主体, 既是参与者也应是受益者, 城乡旅游目的地的设施、环境和效益应该由城乡居民与游客共享。

设施共享。即汽车站、游客服务中心、快捷通道等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便民设施和旅游服务接待设施的应由城乡居民和游客共享, 不能把城乡居民排斥在外, 确保城乡居民与游客享受同质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环境共享。即通过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等带来的优美的城乡环境, 以及建设提升的城市绿地、休闲街区、特色场镇、乡村大地景观、文化广场等应向城乡居民和游客同等开放, 形成“远者来、近者悦”的和谐氛围。

效益共享。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带来的效益, 除了上面提到的设施完善、环境提升等, 更重要的是经济和社会效益。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 旅游业的根本优势是市场, 通过市场导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或产业融合点;旅游业的基础作用是促进就业, 通过扩大就业面, 实现城乡人员流动, 进而实现身份转化。所以在经济效益方面, 关键在于通过发展旅游提高城乡居民的就业率, 增加收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社会效益方面, 通过游客文明示范作用, 鼓励和引导乡村居民自觉提升自身文明素质, 提高生活质量, 推进缩小城乡多元的差距。

3. 发展方向:功能、主题、业态“三相融”

城乡旅游一体化的发展状态主要是体现在城乡旅游功能、形象、氛围上, 这也是城乡旅游一体化的工作方向。

旅游功能上。城乡旅游一体化一方面应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功能与旅游产业功能的相协调相融合, 如在设置建设交通站台、汽车站时, 在满足城乡居民出行的需求的同时, 还应满足游客集散和换乘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注重城乡居民参与旅游生产与生活功能的融合。如四川罗江县, 在新农村建中, 对民居的住房进行科学设计, 实现农民“楼上生活、楼下就业创业”, 从而满足农民融入景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需求。

城乡旅游主题上。城乡旅游一体化是一个整体的城乡旅游目的地, 应按照“统一主题、多样表现”要求, 树立一个形象鲜明、内涵丰富的城乡旅游主题, 并配套推出表现形式多样的宣传口号和旅游形象。如四川遂宁提出的“静静的遂宁、让心灵度假”主题, 就融合了城区宗教文化旅游产品和乡村生态休闲旅游产品的特色, 既满足了游客心灵和身体的双重放松需求, 又给游客一个整体的旅游目的地形象。

旅游业态上。旅游业态是各类旅游产品及其服务的经营表现形式总和, 能够直接反应出城乡旅游产品的现状, 还能反应出城乡旅游一体化的发展效益情况。城市和乡村在旅游产品研发上要注意互补性和完善性, 根据各自的资源特色、区位特征和客源市场情况, 研发各具特色又能相互衔接的旅游产品。

4. 发展措施:规划、建设、运营“三衔接”

城乡旅游一体化建设应做到规划、建设和营销同步推进, 不能将城市和乡村的规划、建设、营销截然分开或者生硬地拼凑。

在规划方面。在编制城乡规划时要预留旅游发展空间, 做好旅游发展规划与城乡总体发展规划的对接和衔接, 加大对农业产业、社会事业、基础建设项目规划的“旅游化”引导, 为后期农业产业园、养老院、新农村安置点发展旅游打下基础。

在建设方面。把城乡建设与旅游功能完善、旅游形象提升相结合, 并充分考虑和体现城乡居民和游客的需要, 如把城乡快捷通道与城乡旅游通道的建设相结合, 在线路走向、建设规格、道路宽度、道路美化以及道路指示系统上进行统一思考。

在运营方面。从旅游角度来看, 做好城乡旅游一体化的运营工作, 应树立整体运营意识, 实施整合营销, 不断创新运营机制, 完善营销手段。改变过去以旅游景点、旅游线路为主体的“点、线”营销, 提升到“面”的宣传层次, 突出城乡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形象, 全面提升城乡旅游品牌的影响力。

四、结论与讨论

“十二五”期间, 城乡旅游一体化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应从构建城乡一体的新型旅游目的地视角出发, 加快推进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

本文认为城乡旅游一体化DSR发展动力机制模型, 可以用函数f[D, S, R (P, C, M) ]来阐述。即城乡二元经济和城乡旅游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 在内外部压力以及相关利益诉求共同驱动下, 对城乡旅游功能、形象、氛围和效益等状态产生影响, 迫使城乡旅游业通过政府、城乡居民、市场投资者的意愿和行为作出响应, 从而实现螺旋式上升发展和提高。

在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路径上, 理念层面应强调围绕城乡旅游目的地这一中心, 通过统筹推进城乡旅游协调稳步发展带动区域内的旅游业整体竞争实力, 实现城乡旅游的转型升级发展。操作方面应强调坚持以机制创新为龙头和引领, 以规划、建设、营销“三同步”为主要措施和重要保障, 以功能、形象、业态“三相融”为方向, 实现设施、环境、效益“三共享”, 最终实现城乡旅游目的地的构建, 进而实现城乡旅游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当前对城乡旅游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有关研究的缺尚, 以及城乡旅游一体化实践成功案例的匮乏, 本文提出的系列观点还需进一步完善和验证。本文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城乡旅游一体化DSR发展动力机制模型函数表达中的各个构成要素的认定和分析主要是定性分析, 还需要引入适当的数量模型进行定量化分析, 并进一步厘清各要素间的耦合关系。二是对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路径的归纳和分析还需进行大量的实例验证, 同时还应加大对动力机制与发展路径的逻辑联系和内在关联的研究。

摘要：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十二五”期间我国旅游业转型升级发展的主要趋势和模式。本文从驱动力 (D) 、发展状态 (S) 和响应 (R) 三个方面构建城乡旅游一体化DSR发展动力机制模型, 认为城乡旅游一体化是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城乡旅游目的地到一定程度必经的阶段和过程。该过程由内部拉动力和外部推动力共同驱动, 由城乡旅游功能、形象、氛围和效益等状态进行表征, 通过政府、城乡居民、市场参与者的态度和行为作出响应, 进而实现城乡旅游一体化的螺旋式提升发展。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城乡旅游一体化的发展路径建议, 认为应围绕构建城乡旅游目的地这一中心, 从发展的前提、目标、方向和措施等方面推进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

路径及动力机制 篇9

关键词：珠三角；城镇化；典型模式；动力机制；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F327.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5）04-0037-06

一、引言

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该规划为在北京召开的最新一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所提出要积极稳妥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做出一个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的指导。2013年3月，广东省政府印发了《广东省城镇化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在“十二五”期间，全省城镇化发展呈现“区域协调、城乡一体、绿色低碳、节约集约、文化传承、和谐宜居”的新局面。

“城镇化”源于国际通用术语“城市化（urbannization）”，但在中国，“城镇化”一词被更多数学者所使用。“城镇化”指在一定条件和社会机制作用下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通过人口转化使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转换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新型城镇化”于201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核心内容为将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 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

在30多年的城镇化探索中，珠三角地区一直在新型城镇化大潮中先行一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13年3月的《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显示：在全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广东有五市上榜全国城镇化质量十强。其中深圳市位列第一，佛山、中山、东莞分列第五、六、七名，广州排名第十位，均处于珠三角地区。此外，珠三角地区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依托不同动力机制，发展出多种城镇化模式，值得学习和借鉴。本文以珠三角地区城镇化中的典型模式剖析为切入点，在對其发展背景、动力机制进行归纳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思考，为我国其他地区城镇化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依据。

二、珠三角地区城镇化典型模式分析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城镇化的内涵进行不同的诠释，目前最为权威的为盛广耀。他将城镇化模式的内涵总结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的实现途径和方式，是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特定时期城镇化的发展背景、动力机制、表现特征的概括和总结。长期以来，珠三角地区根据自身特色与发展实际，探索出一条以镇为发展核心的城镇化之路，涌现出东莞虎门、中山市古镇、中山小榄、佛山南海区狮山镇等一大批具有不同时代背景、发展特色的典型城镇。

（一）区位优势+外部要素流入为主，政府基本服务驱动为辅的虎门模式

在众多的动力因素中，优越的区位条件及外部要素流入是农村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珠三角城镇化水平较高、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长安、厚街、塘厦等地，多为此类模式。该类模式在长期的自组织演变过程中，以外源性经济为主导，已基本形成了中心镇，以中心镇为作用辐射拉动城镇化高速发展。

1.虎门镇概况

虎门镇位于东莞市西南部，珠江出海口东侧。面积178.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60万。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虎门从一个国内生产总值仅6500万元的海边小镇，迅速发展成为生产总值达382亿元、富有现代气息的时尚之都。有超过100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虎门调研考察。获得过80多项国家和省级荣誉称号，其中分别荣获“2005年全国首届小城镇综合发展水平1000强”和“2008年中国乡镇综合实力500强”（第一名）。

2.动力机制

（1）区位优势及外部要素流入动力在城镇化前中期起主导作用。虎门镇临街香港、广州、深圳三大城市，拥有便利的交通，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和优越的经济集聚优势，是中国华南地区与世界各地人流物流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此外，该镇拥有很多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受血缘关系影响，联系极为广泛[1]。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三个月，虎门就引进了中国大陆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自此，虎门镇成为一个典型的发挥区位优势和外来投资促进城镇化的地区，目前已发展为年总产值超300亿元的外贸强镇。2013年1-11月，全镇实际吸收外资15527万美元，全镇合同吸收外资11973万美元。同时，大量的外资企业进驻虎门，吸引了大量来自区外、省外的外来人口，虎门50多万常住人口中有80%为外来人口，推动了人口的城镇化。虎门的城镇化与外部要素密不可分，没有外部要素就没有虎门城镇化的迅速发展。虎门通过引进外资、依靠外商投资、吸引外部人口等外部要素迅速实现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进程。

（2）政府基本服务深化城镇化发展。政府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致力于合理利用外部要素，助推新型城镇化。改革开放初期，虎门利用通往香港便捷的水陆交通和悠久的商品集散传统催生产业发展，政府及时制定了各项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外来务工人员、方便企业用地，解决了推动产业发展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促成了城镇化所需要的条件。

在“新型城镇化”概念提出后，为促进转型升级，虎门镇政府及时调整策略，以经济发展为抓手，从“招商引资”过渡到“招商选资”，引入资金与引入技术并重，延伸产业链，形成了汽车、电子信息、服装、物流、新材料及新能源等30多个行业，不断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外延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从经济发展角度促进虎门城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二是立足经济基础，股份制改革农业人口就地市民化。为彻底解决城乡二元管理问题，促进农民向居民转型，农村向城市转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向城市社会管理体制转型。虎门镇的人口转移并未经过传统的农业人口首先向城镇集中的阶段，而是就地进行，原农业人口就地转为城市居民。2005年，全镇全面实施股份制改革和“村改居”工作。目前，全镇29条村及其有独立经济实体的135个村民小组均成立了股份经济联合社或合作社，凡符合条件的农（居）民均享受了配股分红，而原来的村长也变为如今的股份公司董事长，相应的村民也转变为公司的股东。原29个村委会，2个街道居委会已统一更名为社区居委会，同时，党总（支）部、工、青、妇等组织均相应更名，有关地名、路名、组织机构、居民户口更改正在按计划步骤，有条不紊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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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生型自组织发展驱动，政府逐渐引导完善专业镇进程的古镇模式

在珠三角地区，有些地区由于地理、政策、历史等原因，无法靠这些优势吸引资本、劳动力等外部要素来推动城镇化的发展。但部分乡镇利用其内生型要素的驱动，如特色产业、民营企业、资源禀赋等內源动力，在改革开放初期抓住机会，发挥市场活力，形成产业集聚，自组织形成了“一镇一品”的专业镇，并以此为驱动，加以政府助力，形成了特色的城镇化模式。

1.古镇概况

古镇位于中山市、江门市、佛山市交汇处，总面积47.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5万。经过当地居民与企业自发创业发展，目前己成为国内最大的灯饰生产基地和销售基地。2014年灯饰业产值达159亿元，灯饰交易额400亿元，全国灯饰市场占有率70%，出口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动力机制

（1）自发组织内部要素流动优化配置，奠定城镇化基础。1982年，古镇第一家私人灯饰企业兴起。随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迅猛发展，占古镇经济总量的95%以上。目前，全镇工商户23780家，其中登记注册照明器具企业14000多家，8000多家与其制造、销售相关联，形成了一个以古镇镇为中心，覆盖周边三市十一镇区年销售超千亿元的灯饰产业集群。这样一个由较密集的传统农村聚落群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其内生力量主要体现为区域市场对各种要素流动组合和优化配置的能力，即市场的活力，使得古镇镇迅速完成了城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古镇内生型自组织的民营经济是古镇城镇建设发展的主要动力。以市场为核心的灯饰产业集群，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加快了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推动城镇化所必需的其他产业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基础设施和环境的改善，加快了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和传播，促进了古镇城镇化的发展[2]。

（2）政府逐步引导，完善城镇化。地方政府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优惠政策加速产业集群，助力城镇化。在古镇经济发展前期，灯饰产业集群形成模式为市场自发型，古镇推销员在全国各地通过上门推销的方式吸引客户。20世纪90年代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5万元以下的贷款，可个人申请经村委审定后直接办理”等，大大促进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为城镇化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同时，率先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模式，依靠市场化运作机制，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实行了户籍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从而开辟了富有古镇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二是依托特殊产业，推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古镇镇政府坚持产业协同、功能完善、人居和谐的城镇发展思路，以产业升级带动城市升级，以城市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全力打造“路净水清、树绿景美、管理有序”的现代化新型城镇。政府依托灯饰产业，深化“经营城镇”和“城市经济”理念，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城市建设水平和品位。加大城镇建设投入，整改东兴东路、体育路等重点路段，全面整治绿化、道路、广告牌及泛光工程等，按1：10的比例建造了“灯王”模型，完善“灯都项目”、“灯都生态公园”等为主体的“全球照明灯饰产业综合体”项目，突显了独特的“灯都”文化。

（三）规划先行，农村居住形态再组织与均等公共服务的小榄模式

在珠三角一些中心性优势缺乏、经济基础且产业集聚不明显的地区，城镇化的发展需要由政府来主导。某些镇政府为推动城镇化发展，依托专业科研机构为其城镇化进行科学规划，构造新型城镇化模式蓝图，前瞻性的避免了一般城镇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与不足，使其城镇化优质发展。以科学规划为前提，该类城镇在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一体、统筹发展，其城镇化质量显著，走出了一条以“城乡无差距，生态宜居”为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以小榄镇为典型代表。

1.小榄镇概况

小榄镇是国家级重点镇，在中山市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改革开放后小榄镇城镇化发展成就显著，先后获全国村镇建设先进镇、全国文明村镇、全国造林绿化百佳镇、中国花木之乡等一系列称号。近30年来，小榄镇的村镇建设严格按照规划的指导，积极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开展旧城区改造、建设新城区，城镇化质量很高，曾多次进入中国千强镇前十。

2.动力机制

（1）在无中心性优势下，政府科学规划破城镇化难题。在珠三角地区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涌现出各种问题：土地资源紧张，土地产出效效益低，乡村卫生差、建设无序等，迫切需要合理规划以解决这些问题。2001年，小榄镇政府委托清华大学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完成了2000-2010年总体发展战略，并于2002年分别委托同济大学和重庆大学进行了交通规划和生态环境规划[3]。事实证明，这些规划在解决城乡一体化、用地矛盾、环境与人口矛盾等方面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并带动了小榄镇经济和城镇化水平的高速发展。以政府的科学规划作为最主要动力的小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典范。

（2）农村居住形态再组织与均等公共服务提高城镇化质量。城乡一体，农村居住形态再组织。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小榄镇统一对城乡建设结构进行调整，对农村居住形态进行再组织，以现代化标准进行城镇建设。随着经济的发展，小榄镇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并伴以乡村建设大发展，最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因此，中山市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6：1，差距为全省最小。

（3）重视外来人口，提供均等公共服务。外来人口是小榄镇重要的劳动力来源，为小榄镇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小榄镇在总体发展战略研究基础上，采用一系列科学方法，对小榄镇的外来人口数量进行了科学的预测。因此小榄镇政府各种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外来务工人口的居住模式、通敌要求，并专门建立了城外来务工人员生活区。此外，小榄镇政府将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作为政府的公共职责，在外来务工人员的公共卫生、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将农民工纳入小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全面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职工和城市居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进程，使农民工尽快“市民化”，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进一步推进人的城镇化。

路径及动力机制 篇10

东湖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

经过多年的发展, 武汉东湖高新区主要产业集群保持着高质高效的发展态势。其中, 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优势突出, 2012年共聚集企业1113户, 产业链企业超过1100家, 主要产品达1400多类, 实现工业总产值166068亿元, 总收入达1927.34亿元, 主导产业地位进一步加强;现代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较快, 产业聚集度不断提高, 2012年共聚集企业473户, 创造工业总产值56202亿元, 企业总收入达634.51亿元。生物产业集群聚集企业338户, 工业总产值325.71亿元, 实现净利润32.28亿元;环保节能产业近年来迈入发展快车道, 2012年聚集企业319户, 工业总产值523.9亿元, 实现净利润64.9亿元, 完成企业收入654.03亿元。由此可见, 东湖高新区已形成以光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 生物医药、环保节能、现代装备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竞相发展的“131”产业集群格局。随着各项建设的加快推进, 高新区空间聚集效应逐步显现, 产业承载能力继续增强, 集群规模不断扩大,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活力与能量, 成为引领武汉市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

东湖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持续成长的动力机制

1.政府促导机制

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 产业集群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政府支持。政府促导机制对产业集群持续成长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在打造完整产业链条、培育主导产业、引导产业聚集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促使地区经济实现从静态比较优势到动态竞争优势的飞跃。二是政府的支持有利于营造产业集群持续成长的良好外部环境, 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系统化的环境支持。三是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引导, 对促进集群企业交流合作、提升集群创新能力和推动集群创新体系建设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政府促导机制对东湖高新区产业集群持续成长的作用是:

(1) 强化硬环境建设。武汉市委、市政府结合产业的专业化、集群性和基础设施的先进性, 赋予东湖高新区市级管理权限, 先后6次采取托管方式, 将高新区面积扩大到518平方公里, 每年投资数十亿元, 进行道路、水电、绿化、文化体育等重大配套设施工程建设, 积极拓展高新区的发展空间, 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持续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硬件环境。

(2) 注重软环境建设。高新区相继出台融资、人才引进、创新创业、知识产权创建等系列支持政策, 重点支持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前沿技术和新兴领域, 以及对完善高新区光电子信息产业链具有重大作用的关键领域和环节, [3]为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软环境。

(3) 着力构建政策特区。开发区先后出台了多项促进光电子信息产业、地球空间信息产业、金融后台服务业、服务外包产业等专项产业政策, 对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近年来又陆续推出“黄金十条”政策, 出台技术研发、载体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资助政策和奖励措施, 积极培育中小型科技企业发展, 大力扶持创新能力强、发展前景好的“瞪羚企业”, 全面提升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

2.基于社会资本的网络机制

基于社会资本的集群网络机制是集群企业之间、集群企业与相关机构 (如政府部门、大学、科研院所、中介服务机构等) 之间持续互动形成的、基于信任与合作并在此基础上摄取稀缺资源并获取经济利益的各种网络关系, 它主要体现在商业文化和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关系等方面。集群网络根植于当地社会关系制度和商业文化之中, 是集群企业之间实现持续互动的“黏合剂”, 有利于集群企业获得单个企业无法实现的群体合作优势, [4]是企业获得社会资源和持续竞争优势的一种重要来源。该集群网络包括两个层次:内部核心网络、外围支持网络。内部核心网络主要由集群内核心企业、供应商、销售商、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和互补企业等组成, 它们构成产业集群内部核心网络的主体, 并通过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合作关系连接在一起。外围支持网络则相对复杂, 包括四个组成要素:以大学、科研机构和金融机构为代表的公共服务机构, 以行业协会、企业家协会和社会中介为代表的中介服务机构, 提供集群政策制定、硬件设施建设的政府服务机构, 由企业家关系网络和基于信任基础的非正式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

目前, 东湖高新区已初步建立起以独特的“光谷创新文化”为基础、包括数量众多的高新技术产业、政府部门、大学、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中介服务组织等在内的集群网络。

从内部核心网络看, 以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 高新区基本形成以烽火科技、长飞光纤、华工科技等各类型光电子龙头企业为核心, 包括1113家光电子产业链上下游产业和涵盖光纤光缆、移动通信、激光、光传输设备、集成电路、光电器元件等相关产业协作配套的光电子信息产业内部核心网络。

从外围支持网络构成看, 一是高新区集聚了58家高等院校, 56家科研院所, 13个国家重点开放实验室, 14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700多个技术开发机构, 106个银行网点, 30余家金融配套机构, 200多家股权投资及投资管理机构, 32家上市公司, [5]建设了光谷新药孵化平台、软件开发与测试服务平台、光电技术测试服务中心等一系列公共服务平台, 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二是组建了中华科技园、国际企业中心等形式多样的孵化器25家, 产业技术联盟21个, 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6个, 各类人才服务中心、创业服务中心和行业协会等中介服务体系日渐完善, 形成了支持高技术产业集群快速发展的中介服务网络。三是提供政策制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服务机构不断健全, 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四是企业家资源的大量涌现和“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的独特创新文化形成了支持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健康有序发展的社会关系网络, 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持续成长注入了强大动力。

3.外部经济机制

产业集群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竞争能力, 根本上还在于其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完美结合的一种经济组织模式。[6]外部经济机制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持续成长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市场容量扩大、要素市场共享和信息技术交流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推动集群成长和发展。二是通过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范围经济推动集群发展。

在东湖高新区, 外部经济机制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持续成长的作用如下:从规模经济效应看, 高新区市场容量的扩大和大批量购买原材料等产品, 有利于原材料价格的降低和单位运输成本的节约, 使高新技术企业获得市场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区内聚集的58所高等院校、700多个技术开发机构和25万多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形成了区域内供应充足的劳动力市场, 每年会给高新技术产业输送大量的技术人才和专业人才, 使企业获得劳动力市场共享产生的外部性;关东科技园、光谷生物城等一批专业化产业园和产业基地的建立, 使区内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获得了资源共享所带来的外部经济;35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25家创新技术平台的相继建立, 更是充分发挥了外部经济机制的作用, 加快了信息技术的交流和传播, 促进了信息技术的共享和知识溢出, 加速了产业集群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从范围经济效应看, 高新区已初步形成了光纤光缆、移动通信、激光、光传输设备、集成电路、光电器元件等光电子领域内专业化分工、上、中、下游企业相互关联、协作配套的产业群落。日益深化的专业分工, 使生产、研发、设计、销售等环节实现了有效的分离, 不仅有利于新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向该地区聚集, 而且有利于形成一种不断提高技术水平的高压环境, 促进集群的技术创新并实现更高水平的范围经济, 推动集群持续健康发展。

4.协作共生机制

产业集群类似一个完整的生物生态系统, 这个增值系统中各个价值环节的运行具有协调性, 只有使整个系统而不是几个环节的增值功能得到加强, 才能保证集群整体的持续发展能力。[7]因此, 集群的协作共生机制是指空间聚集的大量专业化分工企业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 与区域内其他行为主体结成紧密协作的生产体系, 实现集群内各行为主体的协同合作, 从而减少交易成本, 形成规模经济, 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组织体系。高效的协作共生机制, 能使集群内企业形成默契的交易关系, 实现柔性化生产和最优价值链分工, 不仅有利于资源共享, 实现“资源协同”效应和“集体效率”, 还能够增加企业的生产规模, 降低生产成本, 挖掘企业总体获利能力, 增强集群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在东湖高新区,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持续成长的协作共生机制表现在:

(1) 积极发挥龙头企业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带动作用, 并在融资、创新、创业、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采取优惠措施, 助推中小企业成长, 促进不同企业在区域内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扬长避短协同发展。

(2) 集群结合自己的产业优势, 出台各种招商引资政策, 带动一批上下游企业向高新区集聚, 吸引光电子、光存储、数字家电、通信终端、激光、汽车电子等重点产业的龙头企业入驻, 扩大了集群的空间聚集优势, 推动了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

(3) 围绕核心技术和标准, 高新区积极组建地球空间信息产业联盟、软件外包产业联盟、半导体照明、集成电路、光纤到户 (FT-TH) 、红光高清等21个产业技术联盟, 提高了资源整合能力, 促进了高新区产业集群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

(4) 定期召开由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家及相关政府部门等参与的产学研联席会议, 加强产学研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沟通, 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 促进了产学研之间的联合创新与互动协作。

5.学习创新机制

学习促进了知识的掌握, 知识推动创新的产生, 创新强化了集群的竞争优势, 进而推动集群发展壮大, 这是产业集群持续成长的内在逻辑。学习创新机制对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集群内处于价值链不同环节的行为主体通过集体学习和互动学习, 为集群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和知识, 提升了集群对知识的吸收能力以及集群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 提高了集群创新能力。二是持续的学习创新促成了知识的良性流动和扩散, 加速了技术知识的外溢速度, 在“创新———扩散”的浓厚氛围刺激下, 企业技术创新的步伐加快, 企业家才能得到培养, 新企业不断产生, 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得到强化, [8]集群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

高新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高度重视学习和创新机制的构建, 学习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具体表现在:

(1) 注重学习创新型人才队伍的建设。通过实施“3551人才计划”和“人才特区”建设, 高新区聚集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企业家和学习创新型人才, 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持续成长奠定了强大的智力基础。

(2) 大力支持企业上市, 设立风险投资引导资金, 制定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投入运作机制, 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平台建设, 大力支持集群创新建设。

(3) 积极支持光电国家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生物安全P3、P4实验室建设, 推进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和武汉新能源研究院的建设和发展, 形成一批国际化、高水平的研发机构, 提高了集群的原始创新能力。[9]

(4) 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到2011年底, 高新区围绕重点产业, 先后建成6个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151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7个校企共建研发中心和10个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9]逐步形成了高新区多元化的自主创新服务体系, 增强了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

制约东湖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持续成长的障碍因素

1.集群体制机制创新不足

(1) 由于高新区的许多企业是由原来的高校校办企业和科研院所改制而成, 目前还未建立起一套以人为本的用人制度, 缺乏一整套科学有效的选聘、评估、考核、激励与约束的制度安排。从激励创新看, 目前高新区重大科技成果产出较多的是国有企业, 示范区在实行股权激励政策时, 也明显倾向于国有企业, 这些以央企为主体的激励政策显然覆盖面过窄, 抑制了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和发展活力。

(2) 政府管理不到位, 体制机制创新不足, 经常出现政策不配套, 对大型骨干企业的支持政策较完善, 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偏少, 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缺乏相应的协调机制, 导致政策难以执行等问题。

2.集群产业链不完善

目前, 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内部组织化程度还不高, 企业内聚力薄弱, 相互支援、相互依存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产业网络尚未形成。主要表现在:

(1) 产业集群的根植性较弱, 产业链不够完整, 本地配套水平不高, 集群上游产品多, 下游产品少, 没有形成完善齐全的产业配套网络。以手机制造为例, 其产业配套主要涉及闪存、PCB板、连接器、电阻、电感等电子元件, LCD显示屏, LED、表面声波滤波器, 电池、充电器和包装材料等产品, 由于价格、质量和规格等原因, 大部分企业还不能与终端手机整机制造企业形成配套。[10]

(2) 集群内的分工与合作还处于较低层次, 产业关联度低, 集群内部企业联系不密切, 部分企业的关键元器件仍需要进口或从外地引进, 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占比较低, 产业关联的外溢机制和协同效应比较欠缺, 给产业集群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3.产学研结合不紧密

(1) 由于产学研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 各方对合作的动机、目标、功能定位以及责任的认识等不完全一致, 导致产、学、研衔接难度增加。长期以来, 高技术企业关注的是科研成果的市场效益或市场前景, 而高校却注重自由探索和学术价值, 重论文轻应用,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较弱, 科研成果的使用性与企业需求相距甚远, [11]影响了双方的合作创新。

(2) 产、学、研良性互动能力较差, 未能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互动合作机制, 企业之间的信息和知识交流不充分, 企业之间的竞争多于合作, 企业的创新大多来源于企业内部, 与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创新比例严重不足, 大大降低了集群的合作效率。

4.集群创新能力偏低

(1) 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技术创新意识淡薄, 还有些企业根本没有设立技术研发机构, 企业没有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创新动力明显欠缺。

(2) 产业链上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参差不齐, 差别较大。有大学和研发机构支持的高技术企业, 其科研力量一般比较雄厚, 技术创新能力较强, 而部分科技型企业, 由于不太注重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创新能力比较薄弱。

(3) 高新区科技创新的绝对主力仍是大中型工业企业, 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偏少, 技术创新能力偏低, 集群产品尚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 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

5.集群支撑能力较弱

(1) 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持续成长服务的猎头公司、资产评估、会计师事务所、科技创业、人才服务、法律咨询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发展不足, 制约了产业集群健康有序地发展。

(2) 融资体系不完善, 企业融资渠道狭窄, 加上资本市场发育欠缺, 尤其是缺乏足够的风险投资机构, 许多科技型中小企业缺乏有效的多元化融资渠道, 融资存在较大困难。

(3) 尽管高新区已建各类孵化器13家, 孵化面积达125万平方米, 在孵企业超过1300家, 但与中关村孵化器超过100家、孵化总面积超过180万平方米、在孵企业近5000家的发展水平相比, [12]企业孵化器的能力明显偏低, 对产业集群的支撑能力还有待提高。

促进东湖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持续成长的路径选择

1.加大机制体制创新, 完善集群发展环境

(1) 不断深化股权激励改革, 完善价格机制、补偿机制和激励与约束机制, 积极拓展开放服务平台, 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提升政府服务效能, 构建高效的集群发展环境。

(2) 大力推进光谷金融港建设, 健全多层次、多形式资本市场, 建立融资担保、创业投资等风险补偿机制, 不断创新金融产品, 加强中小企业信用与担保体系建设, 拓宽中小企业投融资渠道, 完善投融资支撑平台。

(3) 认真贯彻示范区“黄金十条”政策, 加快构建“大院大所大企”科技成果“一站式”管理服务平台, 打造科技供需“直通车”, [13]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4) 大力实施“3551”人才工程, 不断调整企业人才队伍结构, 落实人才引进优惠政策, 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重点培养关键领域的稀缺人才和产业适用性人才。

2.积极培育核心企业, 完善集群产业链条

(1) 加大市场主体培育力度, 重点扶持一批发展潜力大、国际竞争力强的龙头核心企业, 做大做强现有优势企业, 提升龙头骨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 继续强化招商引资, 实施一批重大带动项目, 联合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企业, 有针对性地引入上下游产业链上的配套企业, 完善大中小企业间密切配合、专业分工与协作配套的集群网络体系。

(3) 围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 着重引进一批高成长企业入驻, 继续推进企业加速器发展, 支持高成长企业发展壮大。

(4) 加快发展与高新技术产业相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新兴服务业及文化产业, 大力发展软件、信息服务业等高技术服务业, 延伸高技术产业集群的产业链。

3.强化产业技术创新, 提升集群创新能力

(1) 重点扶持技术创新能力强、辐射范围广的企业建立行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中心、服务中心和产品检测中心, 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 进一步掌握和提升核心技术。

(2) 加快光电国家实验室和地理空间技术国家实验室的建设步伐, 努力建立一批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加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促进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成果共享。

(3) 积极推动光电子、移动通信、激光领域、生物医药领域的资源整合, 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企业重组, 大力培育创新型产业集群。

(4) 加大招商引技力度, 积极引进一批国际著名的研发机构和高科技企业, 引进一批带动力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科研开发项目, 注重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 提升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

(5) 加强集成电路、863空间地理信息产业基地等各类专业孵化器建设, 积极打造一批专业孵化器, 助推中小型科技企业快速发展。

4.推动产业组织创新, 健全产业服务体系

(1) 积极发挥产业技术联盟、创业创新中心、大学科技园的引导作用, 加快国家光电子产品检测中心、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集成电路设计等各类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力争在物联网、云计算、数字创意等领域新建一批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提升服务平台的支撑能力。

(2) 大力支持行业信息交流、传输和发布平台建设, 加速科技资源的流动和传播。加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建设, 鼓励发展为企业服务的研究、策划、出口代理、投资理财、人才服务、信息中心、创业创新等各类中介组织, 逐步健全会计、法律咨询等社会中介服务体系。

(3) 推进专业市场的建立和升级, 积极促进商品流通平台和物流平台建设, 构建一批区域性物流园区和物流配送中心, 培育形成一批国际性、全国性的产品市场中心, 提升产业集群的支撑能力。

5.推动集群交流合作, 提高集群合作效率

(1) 科学制定产学研合作发展战略, 深化企业间、企业与政府、科研院所、中介机构间的交流合作, 完善政产学研合作机制, 推动集群合作向纵深发展。

(2) 主动跟踪国内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动向, 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在海外建立研发、销售与生产网络,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强化对外交流平台建设, 加强与国内外先进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大力促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参与产业集群建设, 拓展产业集群的发展空间。

(3) 积极举办科普展览、讲座, 开展多种形式的设计创意大赛, 大力支持创新教育, 广泛传播创新意识, 积极培育“鼓励创新, 敢为人先、宽容失败、追求卓越”的光谷商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