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失灵

系统失灵（精选12篇）

系统失灵 篇1

一、故障现象

有1辆2001款进口奔驰S600轿车 , 搭载V12发动机 ( 底盘号140) , 行驶里程为11.5万km, 该车出现在高速行驶时不能自动锁门,停车后按遥控钥匙,4个车门不能锁门故障。

二、故障诊断与检查

接车后,我们先用遥控器遥控锁门,4个车门均没有反应, 进入驾驶室按左前门上的门控开关进行锁门操作,4个车门仍然没有反应。检查4个车门和后备箱盖门吸功能,发现4个车门和后备箱盖均有门吸功能,并且能听见后备箱左下角有泵工作的声音。 考虑到该车采用PSE( 气动) 控制系统, 所以我们先分析该车PSE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

1.PSE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

140型的奔驰S600轿车遥控锁门不像其它车型采用电机 驱动 , 而是采用了气动控制系统 。 PSE控制系统执行的功能包括 : 空调 、 中控锁 、 多轮廓座椅靠背调整 、 后排座椅头枕 、 后备厢锁释放 、 倒车辅助 。 奔驰S 600中控门锁控制示意图如图1所示 。

该车使用 遥控钥匙 锁止和解锁车辆工作原理如下 :

( 1) 使用遥控钥匙解锁功能

按1次 “ 解锁车辆 ” 按钮 , 遥控钥匙设置为 “ 选择性解锁 ”, 遥控钥匙向车内相应的接收器发送无线电频率和红外线信号 。 接收器接收信号并通过C AN总线向电子点火开关N 73( EIS) 发送信息 。 电子点火开关N 73检查进入认可 。 如果进入认可正确 , 电子点火开关N 73通过C AN总线发送 “ 选择性解锁 ” 命令 。 PSE控制模块A37接收命令并气动解锁车辆 。 如果车辆预先锁止 , PSE控制模块A37选择性解锁 , 即只有驾 驶员侧车 门和后备 厢盖解锁 。 如果驾驶员侧车门和后备箱盖已经解锁而还有其它解锁操作请求进入 ,PSE控制模块A37全面解锁 车辆 , 于是其余车门也都解锁 。 再按下1次 “ 解锁车辆 ” 按钮 , 遥控钥匙设置为 “ 全面解锁 ”, 遥控钥匙向车内相应的接收器发送无线电频率和红外线信号 。 如果进入认可正确 , 电子点火开 关N 73通过CAN总线发送 “ 全面解锁 ” 命令 。 PSE控制模块A37接收命令并气动解锁所有车门和后备厢盖 。

( 2) 使用遥控钥匙锁止功能

按下 “ 车辆锁止 ” 按钮时 , 遥控钥匙向车内相应接收器发送无线频率和红外线信号 。 接收器接收信号并通过C AN总线向电子点火开关N73发送信息 。 电子点火开关N 73检查遥控钥匙进入认可 。 如果进入认可是有效的 , 电子点火开关N 73通过CAN总线发送 “ 锁止 ” 命令 。 PSE控制模块A37接收命令并气动锁止所有车门 。同时 , 内部开关即内部中央锁止开关和遥控后备箱释放开关锁止 。 如果锁止后遥 控钥匙插 入电子点 火开关N73,内部开关重新促动 。 锁止后的中央锁止开关状态和内部中央锁止开关状态相同 。 而车辆仅在1个车门开启后即被重新解锁

A2/12- 后 天 放 器 A8/1- 遥 器 匙 A26/1- 左 门 收 A26/2- 右 门 收 A37-PSE 控制模块 E1e5-左前转向灯 E2e5-右前转向灯 E3e1-左后转向灯 E4e1-右后转向 E 6/5-左侧后视镜转向灯 E6/6-右侧后视镜转向灯 N10 /8-后 SAM 控制模块 N69/1-左前 N 69/2-右前门控制模块 N70-OCP 控制模块 N73-EIS 控制模块 N80-转向柱模 P 1-左前门气动促动器 P2-右前门气动促动器 P3-左后门气动促动器 P4-右后门气动 P 6-燃油箱气动促动器 S-通过相应的控制模块促动转向灯

2.故障诊断

通过分析其工作原理 , 我们先连接故障 诊断仪器 元征X -431读取PSE系统故障码 , 故障码有4个 。 如图2所示 , 故障码分别是 :02-中控锁装置空气需求量过高 ;03-可放下的后盖手柄空气需求量过高 ;05-多轮廓座椅空气需求量过高 ;06-吸气管支架负压过低 。 根据故障码的含义 , 我们怀疑该车P SE系统的管路存在严重泄漏故障 。 为了验证管路是否有泄漏 , 我们拆下后排座椅 , 在后排座椅右下面找到P SE控制模块A37。 如图3所示 , 拔下4个车门的气管 , 分别连接真空表 , 给每个气管分别抽真空 , 观察真空表上的保持真空度 , 经观察均能保持住真空度 。 这说明P SE控制模块A 37至4个车门气 动促动器之间的管路没有问题 。 把连接P SE控制模块A37的管路全 部插回去 , 关上4个车门 , 在车里用遥控钥匙尝试锁门 , 听A 37内部集成双压泵 ( 可以为系统提供压力或真空 ) 的工作声音 , 发现不管是用遥控钥匙还是操作左前门上的门锁开关 , 双压泵均没有工作 。 再打开后备厢 , 拆下后备厢右侧饰板 , 检查后备厢右侧保险丝盒中3 #、9#、11# 保险丝 , 如图4所示 , 经检查 , 保险丝完好 。 检查完保险丝后 , 我们再用遥控钥匙锁门时 , 能听见后备厢保险丝盒中的继电器动作的声音 , 这就说明P SE控制模块A 37接收到了遥控钥匙请求信号 。 既然P SE控制模块A37接收到请求信号 , 双压泵就应该工作 , 而实际上双压泵并没有工作 。 于是我们把P SE控制模块A37上所有气 管拔下 , 再拆下连接然P SE控制模块A 37上的3个线插头 。 拆下P SE控制模块A 37底盖 , 把双压泵电机的正负极与蓄电池连接 , 发现双压泵电机不工作 , 原来是双压泵电机不工作导致该车中控门锁失灵 。

图3 用真空表测量管路泄漏

图4 检查后备厢右侧保险丝盒中保险丝

3.故障排除

把故障点告诉车主 , 由于我厂没有P SE控制模块A37零件 , 车主要求我们尽量维修 , 要是修坏不用赔偿 。 于是我们拆下双压泵电机保持架 , 发现1个电刷掉出来 。 经检查发现双压泵电机正极电刷架断裂 , 我们找一段铜丝做成U型固定电刷 , 如图5所示 。 再把固定电刷的铜丝与正极电刷架铜焊在一起 , 装复电机 , 用AB胶把电机保持架固定 。 再把双压泵电机的正负极与蓄电池连接 , 发现双压泵电机工作了 。 装复P SE控制模块A 37。 再拆下3#,9#,11# 保险丝15s后装回 , 试车 , 中控门锁系统恢复正常工作 , 故障排除 。

三、故障小结

此车故障主要是由于双压泵电机不工作引起的。 我们在排除此故障时, 先分析该车PSE系统的工作原理,然后根据其结构特点和工作原理去分析故障的可能的原因,这样做使我们在排除故障时可以少走弯路,达到事半功倍效果。

系统失灵 篇2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自由竞争与宏观调控，是紧密相联、相互交织、缺一不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市场机制的完全有效性只有在严格的假说条件下才成

立，而政府干预的完美无缺同样也仅仅与“理想的政府”相联系。也就是说，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的缺陷和失灵、失败的客观可能，关键是寻求经济及社会发展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使得政府干预在匡正和纠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政府失灵，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市场失灵使政府的积极干预成为必要

西方发达国家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表明，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还有利于避免和减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败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完全摒弃政府干预的市场调节会使其缺陷大于优势，导致“市场失灵 ”（market failure），因而必须借助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力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纠补市场失灵。

（－）市场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

市场调节实现的经济均衡是一种事后调节并通过分散决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总量的失衡。在粮食生产、牲畜养殖等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部门更会发生典型的“蛛网波动”。此外，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在个别产业、个别市场中可以有效地调节供求关系，但个人的理性选择的综合效果却可能导致集体性的非理性行为，如当经济发生通货膨胀时，作为理性的个人自然会作出理性的选择——增加支出购买商品，而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所产生的效果便是集体的非理性选择

——维持乃至加剧通货膨胀；同样，经济萧条时，也会因每个个体的理性选择——减少支出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行为——维持乃至加剧经济萧条。再者，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谋求最大的利润，往往把资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风险小的产业，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这就需要政府运用计划，利用财政、货币、信贷、汇率、优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特别是采取“相机抉择”的宏观调节政策，适时改变市场运行的变量和参数，以减少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同时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对若干重要领域进行投资来引导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总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垄断

因为生产的边际成本决定市场价格，生产成本的水平使市场主体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同地位，进而导致某些处于有利形势的企业逐渐占据垄断地位。同时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一些市场主体往往通过联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对市场的垄断，从而导致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使其不能发挥自发而有效的调控功能，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也就成为纯粹的假设，因此垄断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题”。这就需要政府充当公益人，对市场主体的竞争予以适当的引导、限制，如制定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价格管制、控制垄断程度等。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多有可供我们借鉴之处。这对市场秩序不健全、转轨中的经济体制还带有某些行政垄断痕迹的我国来说，政府对于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市场公平竞争程序负有更加重大的责任。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应立足制度创新，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规范体系和政策框架，加颁行全国性的反垄断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后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垄断法规）与已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配套，防止可能发生的并遏止已经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垄断。

（三）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外在效应

所谓外在效应 （exter nality），按照经济学家贝格、费舍尔等人的看法，是指“单个的生产决策或消费决策直接地影响了他人的生产或消费，其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也就是说，外在效应是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弥补。显然，经济外在效应意味着有些市场主体可以无偿地取得外部经济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当事人蒙受外部不经济性（external diseconmies）造成的损失却得不到补偿。前者常见于经济生活中的“搭便车”（freeride）现象，即消费公共教育、公用基础设施、国防建设等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而不分担其成本，后者如工厂排放污染物会对附近居民或者企业造成损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来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司空见惯的随处抽烟等。这类外在效应和搭便车一般不可能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当然也就无法通过市场交换的途径加以纠正。通过意识形态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够使之弱化，但作用毕竟有限。只有通过国家税收或补贴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标准及征收污染费以及在公共场所不准吸烟等规定，使外部效应内在化，最大限度地减轻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过程的外在效应，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四）市场机制无力于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车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正是因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

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如前所述的经济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搭便车者”。更严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需要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组织和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管。

（五）市场分配机制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

一般说来．市场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分配机制却由于各地区、各部门（行业）、各单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禀赋、教养素质及其所处社会骤条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事实上学的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具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此外，市场调节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业，而失业现象更加剧了贫富悬殊，这对经济持续增长是个极大的出协：少数巨富控制经济命脉；潜在的资金外流；众多的贫困者导致社会总消费的不足，从而市场难以发育等等。更严重的是，过度的贫富分化“不仅削弱了社会的内聚力，而且培养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民众……进而可能要求发生激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动”。经济比较落后、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可能会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场不能自发界定市场主体的产权边界和利益分界，实现经济秩序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实现固然受到市场各种变量（原材料成本、价格、可用的劳动力、供求状况等）的支配，并且这些变量以其特有的规律（即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自发形成的市场运行规律，亦即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它通过主体的独立意志、自由选择、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场原则表现出来。）调整着他们的行为，自发地实现着某种程度的经济秩序；但是作为经济人以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又总是在密切、广泛、复杂、细致的经济联系中进行竞争，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事人自己以及市场本身否具备划分市场主体产权边界和利益界限的机制，更不具备化解冲突的`能力。这就需要以社会公共权力为后盾的政府充当仲裁人，设定体现和保障市场原则的“游戏规划”，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护产权关系的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保证市场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进一步地说，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性容易诱发人们铤而走险，产生非法侵犯他人权益的犯罪行为，扰乱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对此，市场主体更是无能为力。只有政府运用国家暴力作后盾才能防止和打击

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如通过资格认定、行政许可等制度预防经济违法犯罪的发生，并严格依法查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适当的对外政策，争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开拓本国商品市场和吸引外资，保护本国总体的和长远的经济利益等方面，政府无疑也具有市场所无法承担的而又为现代市场经济良性运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让出了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因此，“现代经济是市场和政府税收、支出和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混合体”。

二、政府失灵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适度、有效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话说就是政府‘识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政府失灵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无效干预，即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选择失当，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力．缺乏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措施，对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投资不足，政策工具选择上失当，不能正确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结果也就不能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过多过细，公共产品生产的比重过大，公共设施超前过度；对各种政策工具选择及搭配不适当，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那么，为什么政府干预会失灵呢？或者说，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是什么？

（一）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alities）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机构的“内在效应”可能性，在实践中，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政府部门这种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必然极大地影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如同外在效应成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一样，“内在效应”则市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干预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

其次，政府干预还具有垄断性。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决定着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预还需要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构成的，这些机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都影响着调控体系的运转效率。

（三）政府干预易引发政府规模的膨胀。政府要承担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职能，包括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这一职能的相应机构和人员。柏林大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特别是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它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政府的这种内在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相契合，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

（四）政府干预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寻租是个人或团体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即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和福利），如企业通过合法特别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争取优惠特惠，通过寻求政府对现有干预政策的改变而获得政府特许或其他政治庇护，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物资等。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钱或其他报酬引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和公众利益的行为”。可见寻租因政府干预成为可能（政府干预因此被称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这种干预的过度且缺乏规范和监督而成为现实。其主要危害在于“不仅使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消失，而且还极易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地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大经济中的交易费用。”从而成为政府干预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五）政府失灵还常源于政府决策的失误。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实际上是一个涉及面很广、错综复杂的决策过程（或者说是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过程）。正确的决策必须以充分可靠的信息为依据。但由于这种信息是在无数分散的个体行为者之间发生和传递，政府很难完全占有，加之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增加了政府对信息的全面掌握和分析处理的难度。此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政府决策的失误，并必然对市场经济的运作产生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正确的决策还需要决策者具备很高的素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必须基于对市场运行状况的准确判断，制定调控政策，采取必要手段，这在实践中是有相当难度的。即使判断准确，政策工具选择和搭配适当，于预力度也很难确定。而于预不足与干预过度，均会造成“政府失灵”。而现实中的政府官员很多并不具备上述决策素质和能力，这必然影响政府于预的效率和效果。

系统失灵 篇3

中国应该充分吸取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教训，并及时对其他资源、能源行业进行战略调整。否则，不只是铁矿石领域陷入困境，铀矿、钾肥、锰矿等，也极有可能步铁矿石后尘。

最近，铁矿石领域频生波澜：首先，中钢协宣布暂停进口铁矿石价格谈判，使本来就因为成绩不佳而备受诟病的机制告一段落。其次，世界三大铁矿石公司的年报表明，三大铁矿石公司2010年利润大增，达到486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国内的70多家钢铁公司利润总和仅有135亿美元。更让中国人难以接受的是，三大铁矿石公司的利润大部分来自中国。在这一现实面前，备受责难的就是中国的铁矿石价格谈判机制与结果。

客观地讲，中国的铁矿石价格谈判机制是“系统失灵”，就连主导谈判的中钢协也认为“只能被动接受”。然而，铁矿石价格谈判形成今日之局面，简单归咎于任何一方都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于事无补的。对于中国而言，最为紧迫的是要找出困局的成因，打开突破口。

中国钢铁业发展回顾

要想对今天中国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被动局面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势必要对中国钢铁业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根据铁矿石进口与中国钢材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大致可以把中国铁矿石进口分为两个阶段。2005年之前，国内经济发展导致钢材供不应求，进口铁矿石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需求。2005年，中国钢材贸易基本趋于平衡，当年进口2583万吨，出口2052万吨。此后，中国钢材贸易形势明显逆转，由净进口变为净出口，而且是大规模出口。2006年，中国出口钢材4301万吨，进口1851万吨。2005年以后的铁矿石进口，小部分用于满足国内需求，而大部分则是钢材出口拉动的。

为什么中国钢材贸易形势突然逆转？对这一问题有着多种解释。而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钢铁企业的规模效应。由于国内需求的拉动，中国钢铁企业的规模不断上升，而钢铁行业又是规模效应极其明显的产业之一。规模效应使得中国钢铁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了明显的成本优势。

中国钢材贸易形势的逆转带来一个好消息，也带来一个坏消息。我们先是听到好消息——中国钢材出口大幅增长；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坏消息——铁矿石进口大幅上升，并导致铁矿石价格飞涨。1992年，铁矿石价格为33.1美分/干吨度。在2004年之前，铁矿石价格的走势一直都非常平缓，2004年的价格有小幅上升，但也只有37.9美分/干吨度。2005年以后，铁矿石价格急速攀升，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2008年）达到140.6美分/干吨度。铁矿石价格上涨，与中国钢材贸易出现大幅顺差，几乎是同步发生。

概言之，中国国内经济增长引发了对钢铁产品的需求，同时也促进了国内钢铁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钢铁产业出现了规模效应，并使相关企业获得了成本优势，导致中国钢铁出口大幅上升。在钢铁产品的内需和外需拉动下，中国铁矿石进口也出现大幅上升，并间接导致了全球铁矿石价格快速上升。

铁矿石价格谈判的“系统失灵”

铁矿石价格的形成机制其实非常简单：在2009年以前，价格由谈判决定，每年一定。2009年以后，出现了季度定价，仍然由谈判决定。2011年开始，必和必拓开始采取第三方的现货指数作为定价基础，由上月或当月的现货价格指数决定铁矿石价格。

铁矿石市场垄断程度高，所以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只能被动接受供应商的定价。毋庸置疑，铁矿石市场的垄断格局，是削弱中国铁矿石价格谈判能力的主要原因。但从中国自身的情况来看，也存在诸多问题，中国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被动地位，是“系统失灵”的结果，不可简单归咎于任何一方。

首先，经济结构不合理。一国的经济增长必然会伴随着钢铁产业的发展，也会导致钢铁需求的上升，这是情理之中的。但是，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却是加剧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钢筋混凝土”经济的成分很重。如果经济结构的问题不能够得到根本的解决，那么通过其他途径解决铁矿石价格问题的努力，都会事倍功半。

其次，战略上缺乏前瞻性。对铁矿石产业而言，有两个方面本是应该做出战略调整的：一是中国的海外投资战略。同样是进口国的日本，对铁矿石的担心比中国小很多，因为日本的钢铁企业是淡水河谷公司的大股东，所以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是“旱涝保收”的。中国近两年才开始重视对上游产业的参与，包括收购FMG、入股力拓等，收效是非常明显的，只是离铁矿石价格上涨的2005年，已经有四五年时间了。二是中国的钢铁产业规划。钢铁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是规模，而在以往对钢铁产业调整的过程中，往往采取行政措施、而不是市场化的解决办法。近两年，在钢铁产业振兴规划下情况有所好转，开始重视通过并购提升企业竞争力，但毕竟已经吃了很多亏，只能算是亡羊补牢。

中国应该充分吸取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教训，并及时对其他资源、能源行业进行战略调整，否则，不只是铁矿石领域会陷入困境，铀矿、钾肥、锰矿等，也可能步铁矿石的后尘。

再者，产业发展过于“粗放”。2010年，中国70多家钢铁企业利润才135亿美元，只是三大铁矿石公司利润的三分之一不到，这当然是非常“冤”的。但是，中国钢铁企业利润薄也有其“不冤”的一面。中国钢铁企业生产的钢材主要是用于建筑、路桥、铁路和造船用的普通钢材，这些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就非常低。加上中国钢铁企业平均规模非常小，互相之间恶性竞争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都是导致中国钢铁企业利润低的主要原因。而技术落后、恶性竞争不只是减少了中国钢铁企业的利润，同时，也降低了中国钢铁企业抵抗原料价格上涨的能力，使得中国钢铁企业在铁矿石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从钢材进出口价格上看，20世纪末以来，中国的钢材进口与出口之间一直存在着“价格剪刀差”，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1994年，中国钢材出口价格为404美元/吨，进口价格为380美元/吨，出口价格高于进口价格24美元。而到2008年，中国钢材出口与进口价格分别为1071美元/吨和1518美元/吨，两者相差将近一半。中国钢铁企业在过去十几年的扩张过程中，走的是一条“多快好省”的粗放式扩张道路，而不是有助于提高附加值和战略竞争力的内生型扩张道路。

最后，配套能力有待提高。铁矿石供应商的垄断地位，的确造成了铁矿石进口国谈判能力较低。过去，中国的谈判能力要明显低于日本，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石价格（离岸价）比日本高10%左右，从巴西进口的铁矿石价格比日本高5%左右。不过，这一状况近几年有明显改观，中国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铁矿石的价格都要比日本低一些，这也间接说明中钢协谈判机制是有效的。

但是，运输上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铁矿石进口的瓶颈，也是造成铁矿石价格趋高的原因之一。一般情况下，铁矿石进口的运费占到岸价的30%～40%，正常情况下，从澳大利亚到中国的运费是到日本的2.3倍左右，从巴西到中国的运费是到日本的1.3倍左右。2004年以来，澳大利亚到中国的运费迅速上升，在2005年和2008年，澳大利亚到中国的运费是到日本的27.4倍和15.4倍。这说明在运输配套上存在较大的问题，也成为了推高我国铁矿石进口价格的原因，甚至是主要动力。

短期应对与长期战略规划

应对铁矿石价格问题，涉及国内钢铁产业和宏观经济方方面面，因此既需要及时应对，也需要长期的战略规划。在短期内，我们需要的不是整个“地球”，而是可以撬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也就是说，在短期内，中国可以在不改变全球铁矿石供应格局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实现影响价格的目标：

第一，继续强化集中谈判的机制。从目前的情况可以看出，集中谈判的机制是有一定效果的，虽然不能完全削减垄断供给商的绝对话语权，但的确有助于提高中国的谈判能力。要把目前的集中谈判机制进一步强化，甚至可以考虑将铁矿石贸易实行特许经营。把目前分散的铁矿石进口权集中到1-2家铁矿石贸易企业。由铁矿石贸易企业全权进行铁矿石价格谈判和进口。同时，铁矿石进口企业应当是非营利机构，收益要与铁矿石价格脱钩，避免钢铁生产企业由一种被动变为另一种被动。

第二，对进口来源国进行调整。可以增加从加拿大、瑞典的进口，目前中国从这两个国家的进口比较少。同时，扩大从储量高、产量低国家的进口，促使这些国家扩大产量，改变全球铁矿石供应格局。目前，储量占比明显高于出口占比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委内瑞拉和南非，应当加大与这三国的铁矿石贸易，以需求拉动生产的方式刺激三国的生产。哈萨克斯坦、乌克兰铁矿石虽然储量较大，但由于品位较低，所以不适于作为长期供给来源，但在短期内，为了减少对垄断供应商的依赖，也可以适当扩大从其进口。

第三，推动铁矿石定价的金融化。目前，国内钢铁企业对指数定价颇为担心，其实这是多余的。中国不但要积极推动指数化定价，而且要推动铁矿石进入期货市场、进一步金融化。只要铁矿石定价金融化，流动性状况将成为影响铁矿石价格的首要因素，中国可以影响铁矿石定价的渠道也会增加。而且，铁矿石定价金融化以后，钢铁企业可以有更多的金融工具来进行套期保值，减少铁矿石价格波动对正常经营的不利影响。因此，铁矿石定价的金融化只会增加中国的主动性，是利大于弊的。

系统失灵 篇4

区域创新系统失灵的分析方法是创新系统理论最新发展出来的一种研究思路。其主张针对特定区域创新系统存在的具体问题, 提出针对性地对策。由于该方法以问题为导向, 因而在实践中更具可操作性。科技中介机构作为区域创新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功能应从整个系统视角进行审视。尤其是从区域创新系统失灵的视角出发, 分析科技中介在克服各种类型的系统失灵时的功能, 能够更清晰的发现科技中介机构在整个系统中的重要地位。

1 区域创新系统结构与功能

1.1 区域创新系统的结构

区域创新系统的结构是指构成系统的各要素在空间或时间方面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方式或顺序。从一定程度上说, 系统的结构决定了系统的运行机制和功能。

Autio (1998) 认为, 区域创新系统由知识应用、知识生产和知识扩散三个子系统构成。两个子系统根植于区域的社会经济及文化环境之中。知识应用子系统由企业、客户、供应商、竞争者以及合作伙伴等构成。通常, 知识应用子系统的各个主体形成垂直以及水平的关系网络。知识生产和扩散子系统是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另一个重要模块, 主要有公共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劳动力中介机构、技术中介机构与组织等。这些机构的主要功能是进行知识的生产, 并将知识推广、扩散[1]。Asheim和lsaksen (2002) 认为, 区域创新系统是由支撑机构围绕的两类主要主体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组成的区域集群。第一类主体是区域内主导产业集群及其支持产业的企业;第二类主体是制度基础, 如研究和高等教育机构、技术中介机构、职业培训机构、行业协会和金融机构等, 这些机构对区域创新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2]。

Tödtling和Trippl (2004) 认为, 除了Autio提出的三个子系统之外, 区域政策也是区域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3]。区域内政策决策部门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类区域创新政策, 从而影响区域创新过程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路径。同时, Tödtling和Trippl还认为, 任何系统都是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 任何系统只有与外部系统保持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 才能持续发展。区域创新系统也不是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独立单元, 通常他们需要与外部单元如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创新系统等建立各种联系和通道。

1.2 区域创新系统的功能

区域创新系统“主体—结构”决定了其功能。区域创新系统的功能可以从总体功能和具体功能两个层面来理解。Edquist (2004) 认为, 区域创新系统的总体功能是促进技术的开发、扩散和应用, 而具体功能则是指为实现总体功能而进行的一些活动与过程。如Bergek和Jacobsson (2008) [4]等人将创新系统的功能定义为对技术开发、应用和扩散产生影响的关键过程;刘立 (2011) [5]则认为, 创新系统的功能是系统中发生的对创新绩效和能力产生影响的重要活动和过程, 显然都是从总体功能的层面来理解的。

学术界在区域创新系统总体功能的界定上观点是比较统一的, 但对具体功能的理解则仍然处在不断发展和深入的过程中。Nilsson (2012) [6]认为, 区域创新系统具有八大功能, 分别是知识开发与扩散功能、企业家活动、基础设施提供、促进资源流动、研究引导功能、市场识别与形成、合法性的确立、主体协同功能。Edquist (2013) [7]认为, 区域创新系统主要通过以下十种活动实现技术开发、扩散与应用。分别是: (1) 通过研发创造新的知识; (2) 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个人或组织学习实现能力提升; (3) 新产品市场的形成; (4) 从需求侧阐明对新产品的质量要求; (5) 为适应创新要求而进行组织建设与变革; (6) 通过市场机制或相互交往机制建立起创新相关者的网络联系; (7) 通过激励建设或变革与创新相关的制度如专利法、税收制度、环境与安全法规等; (8) 为创新活动提供孵化支持; (9) 对创新活动提供金融支持; (10) 为创新活动提供咨询服务。

从区域创新系统具体功能和总体功能的逻辑关系来看, 具体功能是实现总体功能的手段和目标, 总体功能是具体功能的最终指向。无论是具体功能还是总体功能, 都建立在区域创新系统结构良好和运行顺畅的基础上。

2 区域创新系统失灵

为使学术研究更具有实践指导价值, 近年来区域创新系统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即从创新系统失灵 (Systemic Failure) ①的视角研究区域创新系统。系统失灵研究的基本方法是:针对所定义的系统, 包括该系统底下的相关组织与机构 (Institutions) , 完整地观察该系统底下所涵盖的活动 (Activities) , 发掘并指出该系统所存在的缺陷 (Deficien-cies) , 再进一步拟定相应的政策工具和解决措施 (林欣吾, 2006) 。[8]创新系统失灵的研究思路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存在着不同的问题, 因而不存在适合所有区域的全能创新政策。政府在提供创新相关的政策和服务前需要首先明确系统失灵效的表现形式, 并将其作为出台政策措施的指导依据。基于系统失灵的系统化创新政策设计范式是对传统基于市场失灵的新古典主义创新政策范式的一次重要突破 (Metcalfe, 2005) [9]。

Negro (2012) [10]将创新系统失灵定义为阻碍创新系统运行和发展的所有系统性因素。本文认为, 按照系统“主体—结构”决定功能的逻辑, 区域创新系统失灵可以定义为由于系统要素缺失或结构问题, 使得创新系统一些对创新绩效和能力有重要影响的活动或过程不能够发生, 最终导致区域创新系统总体功能难以有效实现和效率缺失。区域创新系统可能会存在以下不同类型的失灵:

2.1 交互关系失灵

交互关系失灵是指区域创新系统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出现问题从而阻碍了创新。区域创新系统中各主体之间的联系、交往与协作是知识演化与扩散的前提。杨瑞龙和冯健 (2004) 指出, 处于网络关系中的企业可以通过彼此之间的知识学习来更新各自的知识集合, 通过取长补短拓展各自的技术选择组合。[11]通常认为, 区域创新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应该保持一个合适的度, 过于松散的联系和过于紧密的联系都会阻碍创新。前者可被称之为强关系失灵, 后者则可被称之为弱关系失灵。

(1) 强关系失灵。强关系失灵表现为构成区域创新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交流与学习网络关系薄弱或缺失, 不利于信息的深层次交流、思想的碰撞和新奇观点的产生。同时也表现为行为主体信任关系的缺失, 从而不利于交易成本的节约。区域创新系统的主体功能就是知识生产、扩散与应用。这种功能是在各创新主体的交互关系中得以实现的。这种交互关系可能是市场交易关系, 如技术商品的买卖;也可能是正式的合作关系, 如产学研机构的联合研发活动;还可能是非正式的交流关系, 如企业和个人之间的交流活动产生的知识外溢效应。无论是哪种形式, 都要求在主体建立起能够进行信息、资源等交流的网络关系, 否则将不利于创新的发生。譬如, 如果不能建立起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关系, 企业将不能开发出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如果不能建立起知识需求者 (企业) 和知识生产者 (科研院所) 的关系, 知识生产者就没有明确的方向, 即使开发出了技术产品, 往往也与企业需求脱节, 职能束之高阁;如果不能建立起产业界与政府之间的联系, 则政府不能出台相应的区域创新政策。总之, 如果创新主体之间缺乏良好的互动关系, 就不能实现信息、知识、资源的互补, 从而阻碍创新系统功能的实现。强关系失灵较多出现在区域和产业集群发展的起步阶段。

(2) 弱关系失灵。弱关系失灵是指系统没有与外界建立起良好的交流关系。系统内各主体交互关系过强, 可能倾向于形成封闭的团体, 成员不愿退出团体, 也不愿新的成员加入。这种状况导致创新主体的短视和惰性, 只关心自己擅长的事情, 而对外部世界技术、知识的发展缺乏足够的关注。同时, 长期稳定和紧密的合作关系网络, 容易使得区域创新系统内企业和机构具有一致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模式, 会抑制新奇想法的产生, 缺乏创新动机和活力。而且, 从物质技术的角度来看, 区域内企业围绕着某一特定的创新价值链建立起过于密切的合作关系, 将会增强区域资产专用性以及企业核心竞争力刚性, 从而难以适应新技术的要求。由此可见, 区域创新系统内各主体的交互关系过于紧密同样存在风险, 有可能导致企业和区域长期锁定在既有的技术路径和组织模式下。这种状况在社会学里也被称之为过度根植 (Overembeddedness) 或社会依赖 (Social Liability) 。Woolthuis (2005) [12]认为, 导致弱关系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创新系统缺乏充当与外界联系作用的“桥”的角色。弱关系失灵在一些老的工业区和处于衰退阶段的产业集群表现比较明显。

2.2 制度失灵

Johnson和Gregersen (1995) [13]将制度失灵区分为正式制度失灵和非正式制度失灵, 而Carlsson和Jacobsson (1997) [14]则将其区分为硬制度失灵和软制度失灵, Edquist et al. (1997) [15]则将其称作有意识创造的制度失灵和自发演化的制度失灵。虽然名称各异, 但代表的内涵是一致的。正式制度及有意识创造的以法律文本形式表现的硬制度;而非正式制度则是指区域内长期自发演化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念、文化等软的制度。区域内的一些正式制度如技术标准、劳动法规、健康安全法规、知识产权法等可能会阻碍区域创新系统知识生产、扩散与应用, 可称之为正式制度失灵。区域内人们的价值观念、文化氛围、对风险的态度、资源共享的意愿等形成了人们的行为指南和游戏规则。如果一个地区的非正式制度与现代社会创新的要求背道而驰, 就会不利于创新的发生, 可称之为非正式制度失灵。从技术—制度复合体的视角来看, 可以将技术看作是生产力, 制度看作是生产关系。技术的发展决定制度的发展与变革, 而制度的变革往往存在滞后性, 从而阻碍了技术创新, 即此处提到的制度失灵。现实经济中存在着很多制度失灵的例子, 如中国的电力法阻碍了光伏在中国的应用, 交通安全法规阻碍了无人驾驶汽车的使用等。与创新直接相关的一项制度安排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缺失会导致相关主体缺乏创新激励, 而过长的专利保护期则不利于知识的扩散, 形成专属权陷阱。

2.3 基础设施失灵

基础设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和知识基础设施, 是企业日常运营和长久发展的必要条件。基础设施失灵是指区域的基础设施供给不足, 难以满足企业经营和创新的需要, 从而阻碍了企业的创新行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这里公共基础设施主要是指与社会运行相关的道路交通、供水供电、通讯网络等。而知识基础设施则是指与知识生产、扩散及应用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 包括物质形态的固定资本和非物质形态, 前者如专业化的实验室、工程测试机构以及设备, 后者如教育培训组织、科技文献、科学数据、产品标准、行业信息等。

一般来说, 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 但同时又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资本回报率低等特点, 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意愿不强。因此, 通常需要政府进行投资建设。一些落后地区由于经济实力不强, 财政吃紧, 往往比较容易出现基础设施失灵的情况。

2.4 能力失灵

企业创新能力是支持企业创新战略实现的能力 (魏江、许庆瑞, 1995) 。[16]资源基础理论认为, 能力是建立在资源的基础之上。区域创新系统的能力失灵是指作为创新主体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 由于资源的限制或是思维方式的约束, 从而难以实施有效创新活动。

从创新的过程来看, 从最初的市场信息搜集、商业机会发现、产品开发设计、中试、检测、批量生产到最终的销售渠道的建设, 每个环节都要投入相应的资源, 包括各种类型的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等。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 往往难以组织创新活动所需的所有资源。任何资源的短缺都会成为企业创新的障碍, 阻碍企业的创新进程甚至导致创新活动的失败。而且, 如果企业评估到自己没有实力开展某些创新活动时, 可能根本就不会去开展创新, 即连创新的动机都没有了。创新能力还与企业的管理相关, 如企业发展战略取向、价值观、激励机制等。

3 基于区域创新系统失灵视角的科技中介功能分析

系统失灵视角的创新政策范式就是通过采取综合的政策措施, 消除创新系统中制约企业创新和经济发展各种失灵问题。为此, 许多学者提供了一系列的组合政策工具。但是, 对科技中介机构在消除创新系统失灵中的作用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 科技中介是区域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种类型的科技中介机构构成了区域创新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科技中介子系统的加入, 可以优化区域创新系统的结构, 一定程度上克服区域创新系统失灵, 进而提高区域创新系统的效率, 增强区域创新能力。

3.1 科技中介改善创新系统的强关系失灵

区域创新系统模型认为, 创新的产生是区域微观创新主体相互交往、相互学习以适应新的环境而采取的行为, 是知识不断演化的过程。区域创新系统模型之所以强调区域维度的重要性,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认为各主体之间的近距离接触可以促进知识的交流、扩散与演化。当区域创新系统存在强关系失灵时, 即各主体尤其是企业之间没有建立起信息与知识交流的管道, 就意味着区域知识不能够有效的演化。科技中介机构的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网络稀疏问题, 促进区域创新系统知识的生产、扩散与应用, 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区域创新系统中, 科技中介机构往往服务于多个领域多行业。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 中介机构获取了该领域的相关知识和资源。中介机构将知识积累, 以为未来的项目提供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 科技中介机构往往对区域各领域的知识和资源有了大致的了解。因此, 科技中介可以看作是区域知识和信息的集中站。当企业遇到需要解决的新问题而不知道哪里能找到可以解决问题的知识和资源时, 寻求科技中介的帮助往往是不错的选择。科技中介机构接到客户的任务后, 可以从新的任务情境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知识库, 从中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过程可能是用旧知识解决新问题, 也可能是用新知识解决旧问题。无论如何, 问题得到解决就意味着知识的演化, 就意味着创新的实现。而且, 科技中介在解决客户问题的过程中, 再次积累并重组出新的知识, 提升了自己的服务能力。科技中介与客户企业交互作用促进了区域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当企业之间不能建立起有效的关系网络促进知识演化时, 科技中介与企业间的关系网络可以有效地改善这种状况。

以上主要分析科技中介在不同企业之间活动产生的积极效应。其实, 由于科技中介一方面与科研院所保持密切的合作, 另一方面又于企业界保持密切的业务往来, 这种联系改善了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的网络关系。通过这种联系, 加强了产学研之间的联系, 促进了区域知识的流动与扩散, 从而将科研院所的知识带到企业界, 被用来解决企业界遇到的实际问题。同时, 也将企业界的需求信息传递给各科研院所, 为科研院所明确知识和技术开发的方向。

3.2 科技中介改善创新系统的弱关系失灵

从区域创新系统内主体的结构关系来看, 由于地理的临近和密集的交流, 系统内的主体通常会结成紧密的联系, 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强连带关系。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认为, 强连带中成员长期密集的接触可以增进主体之间相互信任, 促进知识的流动。但是, 这也可能使得各主体在知识结构、经验背景及观念意识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封闭的强关系网络内部的交流所获得的往往多是冗余的信息和资源, 难以带来更新鲜有价值的东西, 这样就会抑制多样性观点的产生, 并导致集体思维模式。系统只有保持开放, 不断从外界获取新的要素才能保持自身的稳定与发展, 区域创新系统也不例外。如果不能建立起与外部的联系, 实现物质、信息、能源、知识的交换, 就容易形成封闭状态, 从而锁定在原有的技术轨迹中, 进而影响系统的创新绩效。

格兰诺维特强弱连带优势理论强调了弱连带对于网络获取新价值的重要性。[17]弱连带的本质是在不同群体之间建立的联系, 通过这种联系从群体外带来新的信息。强连带与弱连带的区别可以理解为:如果朋友的朋友还是朋友, 这是强连带关系;如果朋友的朋友不是朋友, 则这种关系就是弱连带。弱联系是在群体之间发生的, 其分布范围较广, 因此它比强连带更能充当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桥梁, 可以将其他群体的重要信息带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某个个体。在格兰诺维特之后, 伯特提出了结构洞理论[18]。结构洞理论是对格兰诺维特弱关系优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伯特认为, 所谓结构洞是指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与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 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而出现的关系间断的现象, 从网络整体来看, 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 因而称作结构洞。结构洞可以通俗的理解为A和B是朋友, A和C是朋友, 但B和C不是朋友, 则B和C之间存在结构洞, A则占据了网络中的结构洞, 充当结构洞的角色。伯特发现占据结构洞的玩家具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

无论是弱连带优势理论还是结构洞理论, 都强调了有效率的网络关系应该与外部建立起联系。虽然格兰诺维特和伯特的理论主要针对个人关系网络 (前者是研究找工作时个人关系网络的作用, 后者研究结构洞在职位晋升中的作用) , 但显然可以被用来解释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各主体关系。对于区域创新系统而言, 区域内部的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强连带关系, 这种强连带关系有助于内部知识的演化。但为保持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必须建立起与外部的联系通道, 通过该通道获取外部新的资源与信息, 以此提升区域创新系统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正如结构洞理论指出的那样, 网络结构的优化应从非重复关系人的数量着手, 以此提升网络中各个主体的产出。同时, 在发展网络过程中, 要注意区别初级联系人和次级联系人, 与初级联系人建立联系比与次级联系人建立联系能更有效的是扩大网络规模和增强网络利益。从科技中介在区域创新系统中主要活动来看, 其就是充当这样的非重复联系人或初期联系人的角色, 即科技中介建立起与外部联系的弱连带或是占据了结构洞的位置。

可见, 科技中介充当了系统与外部联系的桥梁, 通过科技中介将外部新的知识、信息传递到区域创新系统内, 从而保持区域创新系统知识的多样性, 以此规避区域创新系统陷入短视、僵化等路径锁定风险。

3.3 科技中介缓解制度失灵问题

科技中介机构, 主要是行业协会组织可以从两个方面缓解制度失灵问题。

一是作为利益的相关方, 表达对制度的需求, 推动制度的变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制度作为上层建筑, 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是第一位的, 经济基础的变化往往使得制度滞后与经济基础的要求。拉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认为, 技术的变化改变了要素相对价格, 诱使外部利益出现, 进而产生了对制度变迁的需求。也就是说技术进步改变了现存制度下的利益分配格局, 原有的制度均衡被打破, 相关利益方就会谋求制度变迁以重新分配利益, 制度变迁 (供给) 是制度需求的函数。制度变迁既然是利益分配的重新安排, 有受益群体, 必然存在受损群体。在制度变迁进程中, 存在着社会、个人、政界企业家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多次、多重的利益博弈。[19]如果赞同、支持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集合力量在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 则新的制度安排将取代原有的制度安排。

新技术或新的生产方式从发明到生产到应用, 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制度安排, 这种对制度变迁的要求往往会损害既得利益集团。因此, 新技术出现的初期阶段, 即使其对整个社会福利有促进作用, 但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势力强大, 而新的利益方往往实力较弱, 在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 使得新技术难以推广应用。如因为发电并网的制度安排问题使得光伏发电技术在中国的应用难以扩大。为在博弈中获得优势地位, 制度的需求方可以通过组团的方式形成集体行动, 壮大自己的力量。一些行业协会就代表了新制度需求方的利益诉求, 代表整个行业形成对制度供给主体政府的压力, 游说政府提供或改善制度公共产品, 推动制度的变迁, 消除旧制度对新技术发展的约束。Doner和Schneider (2000) 将行业协会的这部分功能称之为“市场支持” (Market-supporting) 活动[20]。

二是作为社会组织, 直接供给非正式制度。除了以法律形成存在的正式制度之外, 一些非正式制度同样对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来说, 政府是制度的供给主体, 尤其是对正式制度而言, 但非正式制度也可以由一些非政府机构提供。行业协会 (商会) 作为市场和政府之外的第三方治理机构, 就充当了部分制度供给主体的职能。行业自律就是行业协会在遵守法律这个大的制度安排的前提下, 对行业行为进行管理, 供给非正式制度。事实上一些行业标准、从业规范等通常都是由行业性组织完成的。从历史上来看, 一些行业或商业立法随着时间, 得到政府权力的确认, 从而成为正式的法律制度。

3.4 科技中介克服基础设施失灵

区域创新系统的基础设施包括社会基础设施和知识基础设施, 后者由于与区域知识的生产、扩散与应用直接相关, 因此, 对区域创新系统而言尤其重要。

科技中介克服基础设施失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 一些科技中介机构本身就是区域知识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如各种工程技术中心、信息情报中心等, 这些机构或组织设立的目的就是促进知识的生产、扩散与成果产业化, 因此是科技中介子系统的一部分。同时, 这些机构或组织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主要为区域行业企业提供共性技术和基础信息, 同时也是区域知识公共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如, 各种类型的创业中心、大学科技园都是服务于创业活动的科技中介机构。创业中心、大学科技园与一般工业区主要区别在于在这里知识基础设施高度集中, 能够为企业的创业服务提供全面的服务。因此, 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的完善, 也就意味着知识基础设施的完善。

二是科技中介机构能够利用自身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的优势, 为企业提供服务, 缓解由于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造成的企业创新困难。一些创新活动, 如果基础设施完善, 企业可以比较容易的实施和开展。但是, 在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企业依靠自身的力量往往难以完成。而科技中介机构则可以发挥自身专业化和规模化的优势, 代替企业完成相关活动, 从而缓解企业创新困难。如在教育比较落后地区, 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往往会遇到人才的障碍, 科技中介机构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关系网络, 为企业联系相关的专家和科研机构, 解决人才短缺问题。

3.5 科技中介缓解能力失灵

企业是创新系统的主体, 当多数企业创新能力不足, 就很难期望整个区域创新系统能有较好的创新绩效。企业能否有效开展创新取决于自身的创新能力。魏江、许庆瑞 (1995) [16]从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探讨了企业创新能力的结构, 他们认为, 企业创新能力包括组织创新决策能力、R&D能力、生产能力、市场营销能力以及组织管理能力等五方面的能力。

政府失灵 篇5

我们认为政府失灵就是政府为了矫正和弥补市场机制的功能缺陷所采取的立法、行政管理以及各种经济政策手段，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各种事与愿违的结果，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经济的效率低下和社会福利损失。目前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无效调节导致政府失灵

在那些本该由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却由于财力不足、制度不完善等原因，致使政府应该进入的领域而没有进入或没有完全进入，政府有心无力，调控手段缺乏力度，调控机制运转不灵，调控效果难以到位，从而造成了政府失灵。

一是政府社会保障能力偏低。亚当.斯密曾指出，“少数人的富裕，是以多数人的贫穷为前提的”。有资料表明，一个巨富人的背后，至少有500 个穷人。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分化，贫富分化严重，必然影响社会稳定，这就客观要求政府营造“安全阀”。然而迄今为止，我国政府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体制仍不健全，很多地方的社会保障基金还未完全建立，覆盖面还不完全。

二是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偏低。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主要表现在打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打击预防职务犯罪、遏制权力寻租这两个方面。由于法制法规不健全、不完善，不法商人钻法律法规的空子，加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个别公职人员特别是司法执法人员与黑社会势力、经济犯罪分子相互勾结，致使我国市场经济环境还不尽理想。

三是政府汲取社会资源能力偏低。政府汲取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是财政收入。目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较低。

（二）过度干预导致政府失灵

在那些本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过多地使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政府应该退出的领域而没有退出或没有完全退出，权力集中，责任无限，结果不仅没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扬短抑长，妨碍了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政府失灵。

一是政府仍然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有资料表明，中国可能是世界上行政审批最多的国家，中央和中央各部门颁布的各种审批规定就有2500余项，至于地方政府及其部门颁布的种种审批项目，其数量也不在此下，致使政府仍然或多或少地控制企业的人、财、物，并对企业的产、供、销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政府过多地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导致市场运行主体（企业或私人）缺乏应有的自主经营权，活力不强，而且容易助长惰性，什么都找政府，市长昨天帮助跑资金、跑项目，今天到企业现场办公，后天接待职工上访。

二是政府仍然配置部分资源。政府配置资源，不但难以保证资源合理使用，而且资源的安全性也成为问题。始于1998年的国债建设资金至今已发行了9100亿元，尽管在拉动内需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审计结果表明，几乎所有国债项目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违规违纪问题。

警惕嗅觉失灵 篇6

嗅觉与生俱来，却未必会与我们相伴终身——即嗅觉也会有失灵的时候。嗅觉失灵并不会危及生命，但是，失去嗅觉的患者其生活质量会大受影响。除了不能感受到各种香味，且因很大部分的味觉也受嗅觉影响，所以他们面对美味佳肴时也常会感到“食不知味”。

造成嗅觉失灵的原因主要为中枢性及外周性2种。

中枢性嗅觉失灵可由外伤导致，如因头部外伤造成嗅神经中枢蜕变，这种情况引起的嗅觉失灵往往预后较差;颅内肿瘤也可以压迫嗅神经中枢引起嗅觉失灵，可单侧或双侧鼻部同时发病，治疗方法是切除颅内肿瘤。

外周性嗅觉失灵主要是因为鼻腔疾病引起，常见的原因有感冒、鼻炎、鼻窦炎等。这些疾病可导致鼻黏膜水肿，压迫嗅裂（嗅裂是鼻腔内一个重要的解剖部位，位于每一侧鼻腔的内、上部，呈裂隙状），而嗅裂上分布着大量的嗅细胞，嗅细胞受压后就好像香水瓶盖上了瓶盖，自然闻不到气味。这类嗅觉失灵的治疗方法是消除鼻腔黏膜的肿胀，可用一些收缩鼻黏膜的喷鼻剂（如麻黄素滴鼻剂），配合口服黏液稀释剂（如标准桃金娘油肠溶胶囊、仙露贝等）、抗过敏的药物（如扑尔敏和氯雷他定）等綜合性治疗，可缓解症状。另外，鼻腔肿瘤、鼻部结构发生异常（如鼻中隔偏曲、泡性中鼻甲等）导致的嗅觉失灵可通过手术治疗解除嗅区的压迫。

中国现阶段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篇7

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都是以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全建立和完善为前提的, 而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是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和完善, 目前我国出现很多被认为是市场失灵的现象实际上是计划经济或非市场经济的政府干预所导致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及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将是笔者在这篇文章中要解决的问题。

1 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1.1 理论上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所谓‘市场失灵’是指利用市场法则的结果造成对市场发展的阻碍。”[1]“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干预经济不当, 未能有效克服市场失灵, 却阻碍和限制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 从而导致经济关系扭曲, 市场缺陷和混乱加重。

1.2 理论上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的关系

“市场失灵的存在是实施政府干预的必要前提。”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其能, 也有其不能。一方面, 市场经济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但是另一方面, 市场经济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 光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 因而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来纠正市场失灵。但是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介入的必要条件, 因为市场失灵并不等于政府干预就一定灵, 且政府失灵的危害可能比市场失灵更大。

2 我国现阶段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2.1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

经济学中关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理论以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为前提。然而现代市场经济是“混合经济”, 既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 资源配置达不到最大化。当经济学在运用当中转变为政治经济学时, 人们才意识到:“与市场失灵相比, 政府失灵是更需要警惕和后果更严重的失灵。”

2.2 我国现阶段的两种市场失灵和两种政府失灵

我国现阶段的市场失灵有两种:一种是在市场机制健全下的市场失灵, 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它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和完善的条件下, 市场机制本身仍有缺陷。第二种是在市场机制不健全下的市场失灵, 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或尚不完善的条件下, 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正常发挥。

我国现阶段的政府失灵有两种:一种是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失灵, 即无效调节导致的政府失灵;却由于财力不足、制度不完善等原因, 致使政府在其该发挥的领域无力作为, 从而造成了政府失灵。另一种是非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失灵, 即过度干预导致的政府失灵。政府过多地使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 结果不仅没能弥补市场的缺陷, 反而妨碍了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

3 我国现阶段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之间的特殊关系

3.1 在市场机制健全下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关系

在市场机制健全下的市场失灵是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无法自行克服, 所以必须要由政府的干预来调节, 这就要求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干预。然而要让资源完全合理配置是不可能的, 市场有一些缺陷是难以克服的, 同时政府本身的能力也很有限。非市场经济性质的干预, 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 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 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3.2 在市场机制不健全下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关系

市场机制不健全下的市场失灵是由于国家性质和经济、政策所导致的市场发育不完全, 运行不稳定所出现的问题。这种失灵要通过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干预解决是不可能的。当政府的干预过多或不恰当时, 就会扭曲市场本身, 这不仅没有弥补市场缺陷, 同时导致市场失灵更加严重。所以, 非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干预是导致市场机制不健全下的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

4 正确处理我国现阶段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间的特殊关系

4.1 我国现阶段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我国现阶段非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干预主要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如果政府干预过度, 将极易扭曲市场机制, 创造出可由各种利益集团 (寻租者) 通过非生产性寻租活动攫取的超过市场竞争性收益率以上的收益 (租金) 。非市场的计划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国家或政府干预广泛地存在于经济活动中。非市场经济的干预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

4.2 解决和预防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措施

既然市场经济不能缺少政府的干预调节, 而这种干预调节行为又存在种种缺陷, 因而必须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对策和措施, 来防范政府失灵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措施:

坚持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调节的前提下实行宏观调控的原则。首先, 要先正确判断市场失灵的类型, 才能对症下药。再者, 实行宏观调控政策。消除非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干预以完善市场调节机制;中国当前寻租活动猖獗, 从制度上说, 主要源于资源配置大权过多的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这种问题一方面有赖于建章立制, 使政府行为法治化;另一方面则要进行市场化取向的政府管理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干预的作用以弥补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这就要求转变政府职能, 明确政府职责。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主要是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变, 由强制性行政干预转向服务监控。注意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失灵可能导致的危害。政府要及时地收集相关信息, 完善各种公共决策体制, 努力使公共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接近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

5 结语

中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 较容易出现非市场经济性质政府失灵, 进而导致更严重的市场失灵, 因此, 在市场正常运作的情况下, 政府要严格地规范自己, 尽量避免效率低下和腐败等问题, 防止政府失灵, 预防更严重的市场失灵, 这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更进一步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系统失灵 篇8

面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客观存在,流转问题大量出现的事实,国土部门开始以试点的方式探索改革途径。在政府积极探索的同时,理论界也对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流转的积极作用及其现实可能性进行了积极的探讨,认为集体建设用地的市场化流转有助于当事人特别是农民以土地权益分享工业化、城市化成果,保障各方利益,实现参与主体的一致同意[4,5],有利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4,6],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7,8,9]。

与各地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取得丰富实践经验相比,中央政府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却持谨慎和有保留的态度,目前并未得到国家立法层面的承认和保护。在流转广泛发生,国家法律和理论建设严重滞后、流转出现诸多问题这一情况下,如何改革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推进集体建设用地规范、有序流转,就成为现阶段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理论和政策课题。

1 对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主要问题的认识

如前所述,学者们分别从流转秩序、流转机制、流转管理等方面详细论述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不再累述。在此,本文从集体土地的资源和资产两大基本属性出发,进行探讨。

1.1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焦点问题

从集体土地的资源和资产属性出发,笔者认为,在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其焦点在于两个方面:

(1)作为资源,集体建设用地低效利用。统计数据显示,全国集体建设用地总量为1700万hm2,相当于全部城市建设用地的2.4倍[5]。在法律禁止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背景下,大量的集体建设用地或被低效利用或隐形流转。以广东省为例,据2005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前期工作“四清查、四对照”的结果,全省农村有7.02万hm2建设用地处于低效利用状态。在《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颁布前,珠三角地区通过流转的方式使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实际超过集体建设用地50%,而在粤东、粤西及粤北等地,这一比例也超过20%[10]。隐形流转扩大了土地流转规模,引发了土地粗放利用,降低土地产出率和利用率。据调查,广州市花都区15宗55.33hm2参与流转的集体建设用地,其平均容积率仅为0.35,最低的土地产出率仅为210万元/hm2[11]。

(2)作为资产,农村集体权益受损严重。按现行相关法律规定,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要进入市场,需通过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后才能予以出让。国家通过征收手段将集体土地以较低成本转为国家所有,一直受到理论界的质疑。这种没有市场化的征地制度忽视了农民利益,剥夺了农民本应享有的土地增值收益。而对于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言,过低的征地补偿实现不了土地的转用价值,因而采取不征而自行转用的流转方式,自发的、私下隐形流转就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隐形流转多以协议方式为主,交易对象的选择、交易价格的确定都主要由流转双方私下协商而定,流转缺乏公开性、竞争性,使农民集体利益受损。以流转价格为例,据报道,2005年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以拍卖形式流转集体工业用地16.13hm2,拍卖土地总收入2448万元,平均超过151万元/hm2,而过去通过协议方式出让的最多不超过100万元/hm2[12]。

1.2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成因分析

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问题表面现象的描述,应有一个深刻而科学的认识,就基本成因而言,至少可以从制度和管理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和把握。

(1)在制度层面上,我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土地征收制度以及土地市场制度都难以适应当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管理的需要,是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集体土地使用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二者本应是处于同一层次的平等权利,但实际中他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性。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但征地制度中却存在着公共利益界定不明、补偿标准与实际需求差异过大等问题。我国城乡土地市场制度的不一致,形成具有双轨制特性的国有、集体两个土地市场。总体来看,城市国有土地市场制度规则完备、法律规范;与城市国有土地市场相比,尽管个别地方出台了相关政策,但就总体水平而言,农村土地市场,特别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仍然处于自发、隐形状态,缺乏明确的可遵循的法律依据和规则,发育更为缓慢。

(2)在管理层面上,政府管理错位与流转管理制度缺失导致流转问题大量出现。政府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采取了直接干预的措施,通过征收后再出让的方式,控制一级土地市场,严重扭曲了土地价格及土地市场运行机制。管理制度建设滞后于流转实践,是当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管理上的主要问题。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管理涉及决策管理、审批管理、交易管理以及收益管理等诸多环节,现在除几个试点地区出台了一些相关制度,全国大部分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进展缓慢,不能发挥对流转的规范作用。

2 在市场和政府“两种失灵”中,政府应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和主导作用

从经济学理论出发,可以认为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产权存在残缺以及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不健全导致的市场失灵;二是还存在着严重的政府失灵,表现为政府的过度行政干预和干预的无效性。就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现实问题来看,两种失灵同时存在,但政府失灵起主导作用。由于政府代替市场机制配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资源,从而使市场机制不能在集体建设用地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和主导作用,政府失灵明显偏重于市场失灵。

2.1 市场失灵

市场的正常工作需要清晰的产权、完全竞争、没有外部性、公共产品数量不多、不存在短期行为、不确定性和不可逆决策等[13]。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市场就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就出现市场失灵。在我国集体建设用地产权主体不明晰,产权权能缺失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出现了集体建设用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Ⅰ)。另一方面,当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很不健全,缺乏良好的组织,导致市场机制本应该具有的许多资源配置功能无法充分发挥或不能有效发挥,出现功能障碍(市场失灵Ⅱ)。

(1)产权存在残缺:市场失灵Ⅰ。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残缺主要表现为产权主体不明晰和产权权能缺失。尽管中国的《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等重要法律都已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是“集体”如何界定,集体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如何?法律规定并不明确。由于农民和集体之间关系的模糊,农民不能成为土地财产的主体。加上中国大部分地区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解体或名存实亡,缺乏行使集体所有权的组织形式和程序。因此造成集体建设用地产权主体虚置,没有人格化的产权所有者。

对于集体建设用地来说,国家法律一直没有给予其合理的使用权流转权能。如《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这意味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没有资格作为土地交易的一方,无权参加讨价还价[14]。

(2)流转市场不健全:市场失灵Ⅱ。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尚未正式形成,存在着市场缺失的问题。而实践中代替正式市场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隐形市场是由集体组织和农民自发形成的,缺乏有效的管理,呈现出无序流转的特点,是不完全的市场。另外,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介组织仍是一片空白,缺乏土地评估、土地融资等流转中介机构。流转市场不健全,缺乏公平、高效的市场环境,自然影响到市场机制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所能发挥的资源配置作用。

2.2 政府失灵

政府失灵是指政府为克服市场功能缺陷所采取的立法、行政管理以及各种经济政策手段,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各种事与愿违的结果和问题,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经济的效率低下和社会福利损失。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一方面,政府代替市场对集体建设用地进行配置,即政府过度的行政干预(政府失灵Ⅰ);另一方面,政府流转制度供给不足,缺乏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有效管理,即政府干预的无效性(政府失灵Ⅱ)。

(1)政府过度行政干预:政府失灵Ⅰ。在现行土地管理制度下,集体建设用地必须先通过国家的征地行为转为国有,然后才能进入一级市场。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严重扭曲了土地市场的健康发展,使市场无法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

虽然相关政策法规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如2004年10月,《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提出:“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2005年10月实行的《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明确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出让、出租、转让、转租和抵押,被视为“新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土地流转改革”[15]。但是,目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在国家法律层面上并未得到完全认可。

政府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进行必要的限制是应该的,但是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排除在市场势力范围之外,政府管制措施明显失当[16]。

(2)政府干预的无效性:政府失灵Ⅱ。目前由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相关制度安排及流转管理工作严重滞后于流转实践需求,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出现的市场失灵问题不能进行弥补和纠正,即表现出政府干预的不足,或政府干预的无效性。对于产权制度、法律制度、征地制度、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之处,以及流转价格管理、收益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前面已有相关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在此,重点论述规划制度的缺失。

在地方实践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一般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镇规划以及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等,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如果不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规划指标和布局不会考虑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要符合规划控制指标几乎无法实现。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也不涉及集体建设用地,加之现在村镇规划编制工作严重滞后,使得规划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指导与控制只能流于表面。

2.3“两种失灵”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效率损失

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市场和政府是资源配置最基本的两种手段,这两种手段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选择和组合,会出现不同的资源配置状态,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用图1来分析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效率损失。

图1中AC、MSC和MPC分别为集体建设用地需求曲线、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私人成本曲线。首先,在完全市场条件下,从全社会角度出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数量由边际社会成本MSC和需求曲线AC决定,流转数量为Q1,相应的流转价格为P1,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AOE,集体建设用地配置效率最高。

然而,由于产权残缺,市场失灵的存在,使集体建设用地配置效率偏离社会最优。科斯提出缺乏明确界定的产权和存在交易成本是产生外部性的主要原因[17]。根据科斯的观点,只有当产权界定是清晰的且是无成本的,市场配置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而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产权主体模糊、虚置,产权权能不完整,致使土地财产权不能涵盖流转的全过程,就出现了集体建设用地过度流转、隐形流转,甚至擅自改变农业用途非法流转,不仅扰乱正常的土地管理秩序,而且引起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这些外部性问题。

由于外部性存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数量变为Q2,流转价格为P2,与社会最优相比,集体建设用地过度流转了Q2-Q1,造成总福利损失EE’F’。这一过度流转数量和社会福利损失是由市场失灵Ⅰ所引起的。而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还饱受市场不健全的困扰,即市场失灵Ⅱ的影响,两者共同作用,集体建设用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问题可能会出现扩大化的趋势,价格可能会低于P2,流转数量超过Q2。

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失灵的存在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必要前提,但从目前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践来看,政府干预也出现了干预的过度性和干预的无效性,使本已失灵的市场更加扭曲。仍以图2为例进行说明,假设流转价格受到政府干预因素的影响后为P3,则流转数量为Q3,此时集体建设用地配置效率最低。与社会最优相比,过度流转了Q3-Q1,偏离社会最优价格P1-P3,社会总福利将损失EFG。

由上可见,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作用,使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价格偏离社会最优,导致集体建设用地过度性流转损失严重。因此,如何通过制度改革,减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就成为本文进一步探讨的重点问题。

2.4 引入市场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在政府合理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和主导作用

前述研究表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改革的重点是考虑如何消除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在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政府失灵又起着主导作用,主要表现为由于限制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而导致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机制的缺失。因此,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改革的基点是引入市场机制,打破禁止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禁锢。同时还应注意到,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还依赖于政府的合理调控,即今后改革的逻辑主线是在政府的合理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优化集体建设用地资源配置。而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成功转变。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政府不应介入确定使用者、签订使用合同等这些应属于产权人的事物,而应作为管理者和服务者,为流转提供优质服务和加强监管,为市场良性运作提供保障。

3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改革分析框架

综上分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改革应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在明晰集体建设用地产权的基础上,放松政府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管制,赋予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市场化流转的权利,确定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制度。同时,对现有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公共政策进行调整。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改革思路如图2所示。

制度设计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确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市场制度,包括产权制度设计和市场制度设计。即在明晰产权主体,完善产权权能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建立流转市场中介服务体系,保障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顺畅运行。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机制由过去的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要依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实现政府职能的成功转变又必须依赖公共政策体系的调整。政策调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放松管制。即通过放松对集体建设用地直接流转的管制,赋予集体建设用地所有者直接参与市场活动的权利;同时加强公众参与、监督,以促进流转市场公平、有序进行。二是,实行管制创新。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需要实行政府管制的创新,要求政府将职能目标定位为制定市场规则和加强宏观调控管理,为集体建设用地市场良性运作提供制度保障。

4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制度改革框架,为实现集体建设用地高效、有序流转,应采取如下政策建议:

4.1 完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保障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流转的提前条件

(1)明晰集体土地产权主体。对现有的乡、村、村民小组三级组织中,要明确界定哪一级组织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目前来看,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设想,但一直没有定论。笔者认为,考虑到我国农村土地所有的特殊性,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主体可能会因地而异,但无论哪一级组织或机构,都必须合法、公开、明确界定。在明确界定所有权主体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要进行依法登记、发证,确认其所有权。

(2)完善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权能。针对我国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权能缺失的情况,应对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权能进行重新设定,在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允许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通过出让、租赁、作价出资或入股等方式有偿流转,在土地使用年期内,可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从而赋予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更加丰富的内容。

4.2 建立健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

(1)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的建立,可借鉴国有土地市场建设的经验,分为一级市场(首次流转市场)与二级市场(再次流转市场)。一级市场是集体土地所有者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让与土地使用者而形成的市场,可以采用出让、出租、作价入股等流转形式;二级市场是指依法有偿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将剩余年限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或抵押。同时借鉴国有土地市场的运作和管理程序对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加以规范。

(2)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的中介服务体系。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的中介服务体系,是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制度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中介服务体系包括代理流转交易事务和为集体建设用地供求双方提供信息咨询等方面。目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急需建立土地评估事务所、投资经营公司、融资公司、保险公司、委托代理机构、土地租赁公司这些中介组织。

4.3 放松管制,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流转

(1)放松管制权限。目前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管制制度已出现严重的管制失灵,使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发展缓慢,甚至陷入困境。因此,放松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交易的过度性管制,调整行政性手段的干预方向和力度,重点关注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市场体系的构建,不失为现阶段政府公共政策的最佳选择。

(2)加强公众参与、监督。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流转,还需要在公众参与、公众监督的基础上,建立流转决策公众参与制度与流转管理运作监督制度,以促进流转公平、公正进行。流转决策的公众参与包括流转过程中农民意愿的征询、流转价格的听证、流转收益分配听证等环节。同时,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融入农民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对流转用途、流转价格、交易程序、收益分配等实体和程序性内容进行全面的监督。

4.4 实行管制创新,确保集体建设用地规范、有序流转

(1)确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规则。市场的有效运作依赖于适当而普遍遵守的市场规则,因此,首先在认真总结广东、江苏、安徽等各试点地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践的基础上,出台政策、法规等确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范围、条件、形式、程序以及管理等市场运作规则。同时,参照《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在流转程序、价格形成、流转期限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规定。

当思想的“刹车”失灵时…… 篇9

游戏准备

1.你的小心和谨慎。2.一张写着“发展体盲运动” 的纸条。 看清楚了, 是“盲”而不是“育”哟!

游戏过程

1.你知道“1+1等于几”。请小伙伴们跟着何老师出示的手指读数。何老师先出食指, 表示数字“1”, 大家连读五遍;然后何老师再出示食指和中指, 表示数字“2”, 也请大家连读五遍;这时, 何老师突然问道:“1+1=?”同时出示食指、中指、无名指……哈哈, 很多小伙伴的思想一时“刹车”失灵, 很自然地说成了“3”, 而且还理直气壮呢!

此时你再看看面面相觑的小伙伴们, 他们的表情一定很有趣吧?想想你自己, 是不是也有些兴奋, 又有些羞愧, 毕竟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会的数学题还做错了。没关系, 只要你将这个游戏的过程写清楚, 既关注到同伴又叙述到自己的各方面表现和心理感受, 就算是成功一半啦。其实错不在你, 而是“思想的惯性”在作怪!

2.“猫怕老鼠。”请大家大声地连读十次“老鼠”。注意, 声音一定要响亮, 能“气壮山河”就更好啦!就在大家第十遍话音刚落, 何老师就紧跟着问道:“猫怕什么?”你相信吗?许多小伙伴会脱口而出:“猫怕老鼠。”三秒左右大家才会回过神来, 游乐场里一定会有一阵爽朗的笑声……

3.“发展体盲运动。”刚才是团体游戏, 现在请“单兵作战”。请每一个小伙伴单独参与。何老师手中有一张纸条, 当纸条展开时, 每个人必须在两秒之内读出纸条上的句子, 延迟的就算失败喽。好啦, 准备好了吗?请看“发展体盲运动”。有趣的是, 几乎所有的小伙伴还是读成“发展体育运动”, 而且第一个读错了, 接下来参与的也都跟着读错, 这也是“思想的惯性”在作怪。

洪水风险保险市场失灵研究 篇10

1 影响洪水风险保险供给的因素

洪水损失在众多风险投保者之间的高度相关性,使保险公司承担洪水风险的成本高昂,但这一点并不足以使洪水风险保险市场消失,因为不同地区的洪水风险并不完全相关,且不同的财产其损失大小也并不完全相同,另外,保险公司的其他保险业务某种程度上也分散了风险,因此,洪水风险保险还是具有生存空间的。但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保险公司的洪水风险承保能力?保险公司提供洪水风险保险的原因可用相对优势的原理来解释,但这种相对优势原理并不一定只建立在风险承担成本方面,也在于保险公司组合保险险种以分散风险的考虑。米勒的资本结构理论指出,在不考虑税收、破产成本、交易成本,以及假设投保公司与投保个人借贷利率一样等前提下,保险公司的资本成本不受保险公司财务结构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都是实际存在的,都会影响保险公司的资本成本。由此推理,可以从税收、代理成本以及破产成本等方面来考察保险公司风险承担成本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保险公司风险承担成本的大小。

1.1 保险公司的组织结构

西方保险公司的组织结构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股份公司制和伙伴合作制。组织结构的差异会影响到保险公司获取资本的能力,更容易获取资本的保险公司在遭受洪水损失索赔或者资本受到冲击后,可以迅速弥补资本,从而资本成本较低。伙伴合作制公司在遭受洪水损失索赔后,可以通过改变股利分配,将损失转移给保单持有者,因而减少对资本的冲击[4]。但另一方面,伙伴合作制公司在获取外部资本能力方面不如股份制公司,后者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本,所以,伙伴合作制公司在利用内部留存收益来弥补亏损方面强于股份制公司,但在获取外部资本方面则弱于股份制公司。而外部资本筹集的重要性大于内部资本筹集的重要性,因为内部资本是有限的。伙伴合作制公司在遭受洪水损失索赔后,资本结构恶化,导致供给能力进一步下降,因此,在洪水承保能力方面,股份制公司优于伙伴合作制公司,上市的保险公司优于未上市的保险公司[5]。

1.2 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

盈利水平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融资成本,从而影响到公司的风险承担成本。现金流量波动性的增加,使得保险公司遭受大的盈余损失可能性增加。这样的冲击会使得保险公司偏离合适的资本结构,从而产生相应的调整成本,而调整成本与保险公司的盈利性相关[6]。盈利水平较高的保险公司,由于留存的内部盈余充足,更容易吸引到外部投资,其预期的调整成本也较低[5],因此,其风险承担成本也较低。

1.3 保险公司的其他保险险种组合

尽管单个洪水风险本身的相关性较高,但是不同类型的洪水风险,以及其他的风险相关性较低,因此,保险公司洪水风险的承保能力还取决于该保险公司的其他保险险种的组合。保险公司不同险种越多,不同地理区域的保险风险分散能力越强,其洪水风险承保能力也越高。由此推论,全国性、综合性的保险公司洪水风险承保能力大于地区性、险种单一化的保险公司。

1.4 保险公司的财务杠杆

保险公司的财务杠杆将影响其资本成本。根据资本结构权衡理论,当负债带来的边际税收屏蔽价值等于带来的边际破产成本的时候,公司的综合资本成本最低。在假设保险公司目前的资本结构是最优的前提下,任何偏离当前资本结构的安排都会导致保险公司资本成本的上升。而当眼前的负债率高于最优负债率时,对公司留存盈余的冲击将会进一步降低保险公司的风险承担能力和其资本结构调整的灵活性。

1.5 保险公司保险业务中个人投保和公司投保的比例

保险公司个人投保和公司投保业务的比例差异,也会影响到保险公司洪水风险的承保能力。一般说来,个人投保者与保险公司讨价还价的谈判能力低于公司投保者,也由于他们的赔偿损失将由保险基金等进一步担保而较少关注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而公司投保者的保险需求弹性较大,更为关注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因此,如果投保客户中公司投保者比例大的话,保险公司的经营将不得不更为谨慎,且收取的保费也比较低,因而降低了保险公司承保洪水风险的意愿。

1.6 保险公司的规模

保险公司的规模也会影响资本成本。一般说来,大公司由于经营风险较低,其资本成本会低一些,而小公司由于其破产成本所占公司价值的比例要大于相应大公司的比例,将更注重生存这个组织目标,因此小公司的洪水风险承保能力低于大公司。

1.7 保险公司的风险厌恶程度

保险公司一般假设风险中性而利润却是最大化,这是因为保险公司的非系统性风险可以通过资本市场予以分散。但是众多的实证研究[7,8]表明,保险公司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对保险产品定价时,体现了决策者的风险损失厌恶,导致保险产品定价过高,或者某些风险保险公司不予承保。保险公司的风险厌恶可以用保险公司的经理和雇员不可分散的职业风险来解释。对于股东而言,可以通过资本市场上的多元化投资分散公司的风险,而对于经理和员工而言,他们不能有效地分散职业风险,一旦公司破产,他们的职业前景将受到很大影响。根据现代企业契约集合理论,随着公司破产风险的增加,作为承担风险的补偿,经理和雇员的报酬也将增加,公司的运作成本就必然上升。保险公司的股东可以认为保险公司的风险中性,但保险公司的经理人和雇员风险厌恶程度却较高,他们会尽量寻求降低公司破产风险的方法,尽管这种方法不一定符合股东的利益目标。可以说,保险公司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其为洪水风险承保的意愿就越低。

1.8 洪水风险本身的特征

洪水是小概率事件,其发生的频率低于一般的灾害事故,但一旦发生,损失就非常大,是一系列能导致财产损失和生命伤亡的灾害,而且很难预测洪水何时发生,可以说洪水风险具有模糊性特点。Kunreuther等[8]对保险公司的模糊性风险厌恶做了大量研究,结果标明保险公司对模糊性风险厌恶程度很高。因此,洪水风险的模糊性也影响了保险公司为洪水风险承保的意愿。

2 影响洪水风险保险需求的因素

洪水风险市场的运行还取决于洪水风险保险的需求,因为没有需求,保险市场就无法存在。洪水风险保险需求决策本质上是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众多学者发展和完善了关于风险保险决策机制框架的研究,其中包括保险公司对低概率、高损失的洪水风险进行承保的决策机制[9]。但总的来看,理论模型不足以解释人们面临风险尤其是低概率、高损失风险时候的决策[10]。还有一些研究探讨了为什么人们不喜欢对低概率、高损失风险,尤其是自然灾害风险进行投保,其原因包括风险概率、财富效应、保险经历和理性等[9,10,11]。

笔者拟从理性角度的三个方面论述人们对洪水风险投保的决策偏差:心理抵触机制,对风险的感知以及慈善风险。同时,也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分析影响我国洪水风险保险需求的因素。

2.1 心理抵触机制

心理抵触机制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决策者可能潜意识地低估洪水发生的可能性,或者在考虑洪水风险的时候,将预期概率与某个临界概率进行比较,如果预期概率低于临界概率的话,则认为该风险不会发生;如果预期概率大于临界概率时,又考虑损失是否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因而影响其对洪水风险进行投保的决策。

2.2 对风险的感知

没有经历过洪灾的人们缺乏洪灾严重性的具体感性认识,因此,可能会低估洪灾风险。这一点可以通过政府、社区等组织洪水风险教育加以弥补。Tobin等[12]对如何使人们感知风险作了深入研究,指出,影响风险感知的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情景因素和知觉因素。情景因素包括社会方面的因素,比如人口组成、文化、历史的经验等;知觉因素与影响人们感知和态度而形成的个性或者心理等因素有关。所有这些因素都单独或共同地对人们的风险感知产生影响。Palm[13]总结了影响人们对风险威胁性采取防范措施的因素:对专家意见的信任度;对保险成本和保险收益的考虑;对灾害补偿的期待;对巨灾风险和其他风险关系的认识。

2.3 慈善风险

人们认为,洪灾发生的时候政府有责任实行救济,尤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救济的道义责任更为公众所期望。Hickcox[14]认为,人们对灾害救济的期望逐渐变成了要求。地方政府在水利工程建设等支出方面,也期望中央政府给予资助。因此,对政府灾后救济的预期使人们减少了在灾前采取的减灾措施[15]。此外,洪灾发生后的社会捐助也负面影响了公众对保险的需求。

2.4 中国的实际情况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公众的保险意识、收入水平等影响了他们对洪水风险保险的需求。洪水一旦发生,损失巨大,因此,相应的保费也较高,但公众没有财力负担。例如,假设长江流域一个农村家庭财产房屋共计50 000元,洪水的概率是五十年一遇。如果发生洪水,50 000元财产全部遭受损失,其平均每年的损失为1 000元,而保险公司的管理费用、利润等使每年的保费为1 200～1 500元。我国2005年农村的人均收入为3 254.9元,保费占人均收入的1/3,这是农村家庭所不能接受的。而对于城市家庭来说,即使2005年的人均收入为10 493.0元,但由于其家庭财产的价值也较大,保费同样占其收入的1/3左右,人们同样难以接受洪水风险保险。可见,洪水风险保险保费过高和公众保险意识淡薄、收入较低,是影响我国洪水风险保险需求,进而导致我国洪水风险保险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

3 政策建议

我国洪水风险保险市场的失灵,既有供给又有需求方面的因素,与其他公共产品的市场失灵存在本质的区别。其他公共产品的市场失灵主要是由于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引起的,障碍仅在于供给方面。因此,我国洪水风险保险市场失灵的问题需要政府积极干预甚至主导来解决。政府参与洪水风险保险可以采取两种形式,即政府作为原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政府作为原保险公司直接承担洪水损失,私人保险公司也承担部分损失。西班牙和美国就属于这种类型,其目的在于弥补私人保险市场的缺口。政府作为再保险公司向私人保险公司提供资本支持,而私人保险公司可能被要求保留部分风险(日本)或自愿保留部分风险(法国)。

从洪水风险保险市场供需两方面因素来分析,可以认为我国洪水风险保险体系的建立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①保险应该是强制的。这样保险机构才可获取足够的保费收入,才可解决洪水风险保险需求不足的问题。②政府与保险公司积极合作。保费由私人保险公司收取,再转交给政府保险机构,以降低政府行政成本。③保费收入不仅用于洪水损失赔偿,而且要投资于各种减灾防灾措施的建设。尤其重要的是,政府保险机构必须有权利参与土地规划,这样可以内化防灾措施的外部成本。④理赔工作可直接由政府垄断机构处理,或由私人保险公司代理。但对后者,应该防止其道德问题,如夸大赔偿等。⑤建立活跃的保险行业市场平台。⑥政府在参与洪水风险保险工作初期,将自然灾害风险保险资金纳入政府的预算,并将其从储备资金向政府主导的保险项目过渡。

摘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析了洪水风险保险市场失灵的原因:在供给方面,保险公司的组织结构、盈利水平、其他保险组合、财务杠杆、个人保险和单位保险业务的比例、公司规模、公司对风险厌恶程度以及洪水风险本身特征等,会对保险公司是否愿意提供洪水风险保险产生不同的影响;在需求方面,从三个角度,即心理抵触机制、个人对风险的感知以及慈善风险,来论述洪水风险保险需求不足的原因。针对洪水风险保险市场失灵的原因,提出解决洪水风险保险市场失灵的对策:政府需要积极干预甚至主导洪水风险保险市场。

“贫困溢价”失灵？ 篇11

舒莱并非特例，其他公司也出现过类似的估算错误：宝洁公司在2000年曾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家庭推出PUR净水系列产品；格莱珉达能食品公司于2006年开始在孟加拉农村销售包装酸奶。但是，这两款产品都未能在各自的目标市场中赢得关注。其实，上述三家企业都受到同一个常见谬论的误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在日常用品上付出了“贫困溢价”，而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开发新产品来缩小价格差。

“贫困溢价”这一概念最早由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及艾伦·哈蒙德（ Allen Hammond）于2002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撰文提出。他们指出，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服务于新兴市场中的贫困消费者获利。随后，普拉哈拉德在其所著的《金字塔底层的财富》一书中将上述理论进一步拓展完善。“在购买大多数产品时，位于金字塔底层的消费者花的钱要比中产阶层消费者更多。这意味着，企业，尤其是拥有规模经济和高效供应链的大公司，可以通过低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来抢占市场，”普拉哈拉德与哈蒙德写道。他们认为，分销效率低、缺乏竞争及标价过高这三大原因造成了贫困溢价。而且，贫困溢价并不仅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中，低收入的消费者也会在许多产品上付出更高的价格。

然而，如今看来，贫困溢价似乎更像是错觉。某些情况下，新产品会由于传统产品或传统方式提供了更便宜甚至是免费的替代选项而败下阵来，舒莱公司的大豆蛋白质粉就是其中一例；另一类情况下，竞争商品的价格已降低；还有一种情况是，当地居民找到了一些巧妙的（或非法的）办法来获得便宜的商品。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企业想要赢得低收入消费者市场，那么需要搞清楚，其新产品的竞争对手状况。

上述结论源自我们在孟买做的一项调查。我们调查了两个完全不同区域的物价，试图更新普拉哈拉德与哈蒙德此前的理论，同时也想弄清楚穷人支付的价格是否有所变化及如何变化。

达拉维拥有60万人口，是世界最大的贫民区之一，居民月收入的中位数大约为100美元。该区域没有大型零售店，多数商品都摆在名为“吉拉纳（kirana）”的小店里。吉拉纳店面很小，没有空调，允许讨价还价，并且只接受现金付款。

在达拉维以南9公里处，坐落着名为华登道的高档商区：这里，品牌商品琳琅满目，从高级珠宝到意大利冰激凌，不一而足。这里的商店有空调，价格固定，接受刷卡消费，购物体验可媲美任何发达国家的商店。

2013年1月，我们分别在达拉维和华登道拜访了17家店铺，对40种商品的价格进行了对比，并查看了电费等不同类别的服务费。为避免得到“外国人价格”，我们雇佣了一名当地人作助手，由他来收集数据。结果发现，在日常用品上，孟买贫民负担的价格其实并不比富人高，多数情况下，他们负担的价格比富人低，甚至是低许多：穷人享有实实在在的“贫困折扣”：在基本食品方面，穷人支付的价格，有时可以低至华登道的l/10；医生诊疗费为1/50；外出就餐等奢侈消费的价格则约为1/15。

来看一些具体的例子：在达拉维火车站，你可以花4美分从小贩手中买到一把塑料梳子，而在华登道的商店购买同等质量的品牌货，需要花上20倍的价格；一些非品牌的衣服，比如男士礼服衬衫或传统女装，达拉维的价格只有华登道售价的1/6；散装大米和扁豆的售价大约是品牌大米、扁豆的一半。

这些发现直接驳斥了贫困溢价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没有批发折扣店，贫困社区负担的价格要比其他地方高出20%至30%。如今，这一结论及阐释在印度均不成立。或许它在其他地方依然正确，比如，在美国，一听可口可乐在批发折扣店的售价可能是25美分，在百货店卖50美分，而在便利店的售价则是75美分。在上述例子中，便捷性与价格紧密相关。如此一来，住在纽约贫民聚集地布朗克斯区南部（该区域几乎没有折扣店或是百货店）的家庭，较之于住在商户林立的城区近郊的中产阶级家庭，在基本商品上的花费可能更高：然而在印度，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街角便利店不仅最方便快捷，售价也最为便宜，你可以无息赊购一粒药片，并享受免费送货上门服务。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于，达拉维的商店属于非正规经营，也就是说，这些店不需要交税、没有营业执照费，付给工人的工资可能不到最低工资标准；它们规模小、库存少、没有空调，从而降低了运营成本；它们为数众多，形成了近乎完美的竞争环境，从而限制了定价权。而华登道则相反，数量相对少的零售商可以形成垄断的定价机制。

在一些情形之下，市场发展或创新会消除贫困溢价。例如，由于正规贷款不足，穷人曾一度背负高利贷，但在过去十年，国家银行以及微型金融机构在达拉维开设了许多分支，用颇具竞争性的利息提供贷款；在另一些情形下，国家干预价格，降低了穷人的生活成本。印度的公共分配系统（PublicDist.ribution System）通过“平价店”补贴大米、煤油以及其他商品；还有一些情形则是非法活动和黑市发挥了作用，例如，从供电网和供水管道中盗用电和水。

就某些产品和服务而言，达拉维地区较低的价格意味着质量及用户体验更差，或是获取难度更高。举例而言，散装的扁豆和谷物可能不如包装好的扁豆和谷物卫生；质量低劣的产品通常被销往达拉维而非高档商区。诸如此类的质量差异的确给私营企业留出了改善的空间，但改善的方式或许并非基于价格。

正是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些现实状况，跨国企业的周密商业计划才会毁于一旦。宝洁公司的PUR净水剂起初被看作是瓶装水的低价竞争者，但实际情况却是，贫困家庭根本不喝瓶装水，他们习惯于直接喝自来水或是白开水；格莱珉达能真正的竞争对手并非是店铺里售价高昂的酸奶，而是穷人的自酿酸奶，后者所需的费用非常低。

探索金字塔底层财富的冒险之所以会失败，除了价格问题外还有其他原因。以厨灶行业为例，2006年，英国石油公司（BP）和飞利浦公司共同开发了一款无烟炉，希望用它来取代印度的明火烹饪。由于明火烹饪存在明显弊端——收集木柴非常困难，而且炊烟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所以两家公司认为消费者会乐于购买既方便又健康的无烟炉。然而，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在木柴几乎不用花钱的情况下，贫困家庭根本不愿花钱购买燃料；另外，他们习惯了烧柴做饭的厨艺以及明火烹饪的饭菜口味，因此不愿做出改变。结果，两家公司都在此损失了数百万美元，直到最终剥离这桩业务。

虽然我们的研究仅限于孟买，但我们也察看了印度农村的贫困溢价状况。我们调查了马哈拉施特拉邦农村地区同样40款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结果发现，当地贫民负担的价格与达拉维贫民相差无几。目前，有关其他发展中国家贫困溢价状况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美国市场上的例证也存在矛盾。尽管如此，我们的发现至少可以说明：跨国企业不应假设贫困溢价普遍存在。

独立审计市场失灵问题研究 篇12

关键词：独立审计,市场失灵,政策

一、引言

在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时, 独立审计非常关键。对于委托而言, 会计信息的判断和利用, 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我国自1980年恢复独立审计制度以来, 在政府的推动下,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独立审计市场体系已初步建立, 审计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开始较大程度地发挥作用。然而相对于英、美等国审计市场在充分竞争下进行独立化和职业化发展的过程, 以及随之形成的较为成熟的审计市场, 我国的审计市场并未经历这一自我约束的机会。因此,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缺少了这一过程的市场机制, 仍然是发育程度较低、不健全、不完善的审计市场, 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面临诸多新问题的审计市场, 是不能有效解决目前存在的各种弊端, 尚需不断研究、规范和完善的审计市场。本文试图对独立审计中出现的市场失灵现象进行探讨。

二、独立审计市场内涵与特征

1、独立审计市场的涵义。

审计市场是指在审计活动中由审计委托者、审计者和被审计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所进行的一种交易行为, 以及由此所构成的一种权利和义务以及经济责任关系。也就是说, 在审计市场中, 是供需双方在一定价格水平下进行的一种交易行为以及由此所构成的经济责任关系。按审计主体不同, 审计可分为政府审计、独立审计和内部审计。而政府审计和内部审计关系决定其不能构成审计市场主体。产生较早的政府审计和内部审计两者体现的都是授权审计关系。在这种审计关系下, 审计人和被审人对于授权人都有一种超乎纯经济关系以上的隶属关系。他们的审计行为是服从命令式的, 无偿提供的。因此他们的审计仅仅形成一定的产品, 如审计报告, 但不形成商品, 不能进行市场交换。所以说政府审计和内部审计不能构成市场。而产生较晚的独立审计却体现了一种委托审计关系, 在这种关系下, 审计人与委托人、被审人之间只存在经济契约关系, 为了满足委托人的需要, 有偿提供审计成果。因此他们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商品, 可以进行交换, 从而形成我们论及的独立审计市场。

2、独立审计市场的本质特征。

独立审计市场中审计的委托人与审计师构成审计市场的主体, 而在一定价格水平下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则构成了审计市场的客体。充满竞争的审计市场中, 购买者如上市公司, 直接购买注册会计师所提供的服务, 虽然以审计报告为载体, 但购买者真正要使用的是审计报告所反映的审计信息这种无形产品。由此, 独立审计具备市场的一般特征。因此, 独立审计形成自己的市场。独立审计市场本质上属于服务性市场。但同其它服务性市场相比, 独立性是其本质特征。其原因是独立审计市场供需主体的独立性。作为审计市场主体之一的注册会计师独立于审计的委托人和被审人。其审计报告合理地向财务报表使用人确定财务报告的可信性。并且其审计报告的生命力在于以其客观、公正取信于社会。这一特点决定了注册会计师在形成和发表审计意见过程中, 与其他各方关系人在实质和形式上保持彼此独立。因此独立审计市场不同于其他专业服务市场, 独立性是审计市场的灵魂。

三、独立审计市场失灵的原因

1、审计市场上的供需关系发生扭曲。

首先, 在市场上, 自愿需求较为缺乏。我国的证券市场, 其发展具有特殊制度背景, 上市资格不仅稀缺, 还包含显著的经济意义。由于上市公司的股权非常集中, 对于大股东而言, 存在虚报报表的动机。从而通过配股增发进行融资, 也可能利用上市公司, 担保其母公司。这些行为的实施, 都有赖于会计师的工作。由此看来, 上市公司对独立审计的自愿需求不足。其次, 治理结构方面的缺陷, 严重约束了审计服务市场的供给。由于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 加上国有资本主体的虚位, 导致内部人控制普遍。在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之间, 难以形成有效的制衡。对于有些独立董事而言, 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经济利益, 往往会放弃其权力, 从而使得独董选择会计师的规定难以正常执行。这两方面的扭曲, 使得审计市场的供需关系无法实现均衡, 产生了若干问题。

2、审计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的特征。

在现实中, 审计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买方市场, 市场上的需求者是上市公司的管理层, 市场供给者是会计师, 前者占据主动, 因为后者为了争取和保留客户, 只能降低审计收费和审计质量, 从而制造了巨大的审计风险。在现实中, 在于代理理论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假设提出, 这和实践中的审计市场不完全相符。在我国的独立审计市场上, 存在大量供给方, 但不同规模的供方所提供的服务产品存在附加值方面的差别。所以, 独立审计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的性质, 在此类审计市场中, 审计信息无法完整传递给相关使用者, 因而使得审计资源无法实现优化配置, 使得审计市场失灵发生。

3、地方政府对审计市场进行行政干预。

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 在资源配置方面, 政府具有主体地位, 对于微观主体活动的干预, 政府也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对于各地的上市公司而言, 由于其在地方经济中具有显著地位, 地方政府往往主动为上市公司提供支持, 从而实现吸引资金、稳定就业和税收等收益。在这种条件下, 政府为尽可能争取公司上市以及防止已上市的公司被摘牌, 往往采取行政手段, 施压于会计师, 要求事务所等机构给予配合。而注册会计师受到其自身生存发展的需求, 往往会依照地方政府意图形式。从而使得行政力量干预成为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

四、完善独立审计市场的政策选择

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由于市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需要政府与市场之间建立相互补充、相互替代的良好关系。对于独立审计市场而言, 也不例外, 在其运行中, 诸多问题都需要市场与政府的相互配合。所以, 应当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客观环境的变化, 不断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实现二者间的有机组合。

1、通过市场和政府边界的明晰, 构建有限和有效政府。

考虑到政府对市场行为的任何管制, 都可能对市场均衡结构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关系到资源配置。所以, 》转243页对政府的管制边界进行合理界定, 能够有效降低审计市场失灵、提升审计市场效率。当然, 如果审计市场失灵带来了政府的过度管制, 又会反过来约束审计市场的发育, 影响审计市场功能的发挥。此外, 在某些情况下, 审计市场功能可能遭到破坏。因此, 如果无法实现政府职能明晰和对政府作用从法律角度的限定, 将导致审计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相互增进效应的产生, 使得审计市场维持在不发达市场状态。

2、通过治理机制的完善明晰产权制度。

只有产权的边界明晰且受到有效保护, 市场经济才能够顺利的运转。然而, 在审计市场中, 政府不仅应当保护利益相关者, 还需要强化对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产权的维护。本文认为, 政府在健全产权的内在机制的同时, 还需要在法律层面, 甚至是宪法和具体法律法规层次, 明晰审计市场中合法存在的产权, 加以积极的实施。作为追求长远利益的动力, 明晰产权需明确委托人、管理当局和审计师之间的关系, 为三者提供必要激励和约束, 促使其承担各自行为的风险。通过产权关系的理顺, 可以使得治理结构加以完善, 让管理当局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在独立审计市场上委托会计师独立审计, 成为企业自发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 才能够让审计师与管理当局的力量和取向趋于一致, 并增加审计师的独立性。

3、通过审计市场的培育促进市场有效竞争。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 经济活动的当事人需要以自主决策、自由交易为基础, 在足够长的时间内, 通过演化博弈, 发展各种经济制度。因此, 市场的成长、完善和成熟, 是一个自然发育过程。在好的环境中, 这个过程可能缩短, 但不可能超越。因此, 市场化程度不同, 政府行为也就有所差别。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期, 审计市场发育程度较低, 需依靠政府培育。政府应通过加强有效制度的供给、规范注册会计师执业行为、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等, 构建能提供“高独立性”审计服务的制度环境, 从宏观上控制和推动行业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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