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失灵

政府失灵（精选11篇）

政府失灵 篇1

政府失灵一直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而实际上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于什么是政府失灵，更多在于如何来克服政府失灵。理论研究的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正如人们分析市场失灵并不是要否定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一样，我们分析政府失灵也并不是要否定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而是为了提高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尽量减少和避免政府干预过程中的政府失灵现象。政府失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市场方面的原因，有信息沟通方面的原因，而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自身的供给，正是政府本身的供给状况大大促成并增进了政府失灵的广度和深度。因此，要克服政府失灵，改善政府供给势在必行。

世界范围内对政府作用的重新思考，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使我们再次思考关于政府的一些基本问题：它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最好地做这些事情。”[1]现在大家基本上已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有效的政府对于提供商品和服务———以及规则和机构———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商品和服务可以使市场繁荣，使人民过上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1]

何清涟在《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形态原因分析》一文中，将政府供给概括为“正供给”与“负供给”两种。“发达国家可以提供有效政府促使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例证，用经济学的语言来概括，这些国家的政府向社会提供了‘正供给’;而陷入贫困与发展不足等一系列恶性循环的国家和地区则提供低效能政府影响经济发展的具体例证，换言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负供给’。”[2]而我们要克服政府失灵的弊病，就必须扩大“正供给”，减少和避免“负供给”。

要使政府提供“正供给”必须注重两个方面：第一是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明确政府在新形势下应该做什么;第二是政府如何来做，即怎样重振政府的活力，提升政府工作的有效性。

一、重新界定政府职能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原有体制下形成的政府职能已无法适应新的形势，重构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职能已显得日益重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加入世贸组织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如何重理政府职能，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是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前提条件。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有着自身特定的国情，这就需要理清自身所在的国际和国内环境，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时期，政府既是市场的培育者，又是市场失灵的纠正者和修善者，这就要求实现政府职能的双向重构。“一方面它无疑亟需在厘清、梳理原有政府经济职能体系的基础上限制、削弱乃至返还市场、企业和社会某些权力和职能，防止因政府干预过度而造成的政府失灵，克服行政权力的市场化和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对市场机制的抵制和扭曲;另一方面，又需要强化、拓展乃至增加某些职能，避免因政府干预无效而造成的政府失灵，切实矫正市场缺陷，创造一个有利于市场机制良性运作和逐渐成熟的体制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3]

作为市场的培育者，有效竞争市场环境的营造者和保护者，政府应通过加强市场的组织管理和制度建设，形成开放统一的市场，使市场主体能机会均等地按照统一的市场价格取得生产要素，平等地承担税赋及其它方面的负担，并在法律上和经济决策中处于平等地位，以促进经济运行富有效率和活力。同时，政府还应防止和补救竞争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维护社会公正，以保护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稳定。然而，要造就一个良好的、公正的市场秩序，优化市场调节作用，保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政府对市场的微观规制是必要的。政府通过对产权进行规制，保护人们的产权不受侵犯，监督人们按一定规则行使产权，其目的是为市场交换的有效进行创造条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政府通过对行业进入进行规制，其主要目的是将企业纳入依法运营，接受政府监督的范围，控制进入某些行业的企业数量，以防止过度竞争，提高经济效率;政府通过为保护消费者利益而实行的规制，达到提高商品、服务的总体质量水平，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维护人们的安全和健康，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的目的。

另一方面，作为市场失灵的修正者，“政府主导的干预措施主要是针对市场失灵，从而政府在纠正这些失灵中发挥中心作用”[1]。对于公共物品的存在，政府必须担当起提供公共物品的角色，这也是政府有效性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因为这些国家就连基础性的公共物品，如财产权、道路、基础医疗保健和教育都不能提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由于公共服务恶化，因而人民和企业相应地采取措施逃避税收，这将导致公共服务的进一步恶化。”[1]这就需要政府对自身供给公共物品的能力进行思考，政府可以试着将一部分公共物品通过签约转包、民营化的形式由社会中介组织来提供，以实现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高效率。对于外部性和垄断，应加强政府管制的完善;作为收入分配的调节者，“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府必须具有对社会价值实行权威分配的能力，即对财富、职位、荣誉等人们所希望的东西，依劳动和能力进行合理分配。”[4]除此之外，政府还应是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和管理者，政府应行使以下三种职能：“(1)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先导调节职能。即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政府主要采用指导性计划方式对市场进行前导式调节;(2)供给管理职能。即政府通过供给管理对经济进行长期的调节，运用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平衡经济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3)需求管理职能。即政府根据市场变动运用财政金融杠杆调节短期供需，达到总量均衡。”[4]

“面对市场失灵，经济学家当然只能引进政府干预。但是，中国自古以来有苛政猛于虎的说法，由于政府的特殊性质，其权力一旦扩大，就很难再使它缩小。”[5]因此，针对市场失灵引进政府干预，一定要对政府在特定的经济领域扮演角色的范围、期限和如何制衡作出明确的规定。

总的说来，随着人们对政府要求的不断改变，从数量的简单增加到质量的提高，政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不断扩大。要定义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增长过程中的具体作用，首先就要对本国市场机制发育的成熟程度和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有清晰的了解，并对本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深刻的认识。这是因为政府的经济功能随市场机制的发育、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际环境的改变而有不同的侧重点。与其找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府经济功能，不如针对本国的市场发育程度、经济发展阶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有重点地定义本国政府在某个阶段的主要经济功能，并随着发展阶段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修正政府的主要功能。一般来说，在市场机制尚未充分发育的时候，政府自然会肩负更多的经济功能。事实证明，如果在市场机制尚未充分发育的时候，政府采取放任自流、无所作为的态度，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东亚的经验表明，以经济发展为己任，对市场友好的政府存在，能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东亚的教训也说明，依法治国比政府直接干预更重要。[5]

二、重振政府活力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国家纷纷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且旷日持久的行政改革运动。虽然各国改革的性质、规模和途径各不相同，但都存在一个共同的议程，即“新公共管理”范式。新公共管理作为政府管理的一种新理论和新的实践模式，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如“管理主义”、“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企业家政府”等，它以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为理论基础，提出专业化管理、项目预算和战略管理、绩效评估等重要举措以改革公共部门。新公共管理涉及领域广泛：从政府职能运行的市场化到一批执行机构的自主化，从削减国家预算到改革文官制度，从结构调整到以顾客为取向，无不对先前的公共行政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新公共管理包括两大流派的重要思想：即“重塑政府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理论”。“重塑政府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主张运用企业家精神改革政府，强调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的合作。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其著作中概括为以下十个方面，并在整个改革浪潮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有使命感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是浪费;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6]

尽管新公共管理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有着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国情，而且新公共管理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陷，如其经济学基础存在着缺陷，管理主义倾向，过度的民营化，改革所带来的伦理和责任问题等等。但是，它作为西方行政改革的主导范式，对于我国仍有着可借鉴的价值，尤其是在行政价值观的转变中，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有效地克服政府失灵，重振政府机构的活力，是有着很大帮助的。我们可以以行政价值观的转变为前提，结合政府供给中的其他方面，以重振政府机构的活力。

第一，转变行政价值观

改革之初，观念先行。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原有的政府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政府及其官员形成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价值观。而今，已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全球经济一体化及加入WTO，要求我们改变陈旧的价值观，形成新的适应时代要求的行政价值观。从过去的政府中心主义向竞争服务行政转变，由集权行政向民主合作行政转变，由形式主义向高效质量行政转变，由守旧行政向创新行政转变。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在政府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以提高政府供给的效率，扩大正供给

“私人部门所强调的一些价值-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价值观念是效率-在公共部门中应该更受重视;不仅如此，而且向私人部门管理者的思维方式转变对于促进公共部门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来说是绝对必要的。”[7]我国原有的政府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具有官僚制的一般特征，且权力高度集中，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现象并存。由于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政府供给处于无竞争的垄断之中，而且政府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且政府内部缺乏降低服务成本的激励机制，使得政府供给效率低下。要改变政府运行低效率的现状，必须在政府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中，有一些核心公共产品是必须由政府来提供的，针对这种情况，应在府际之间展开竞争，可以让几个政府共同参与核心公共产品的提供，既有利于减少垄断成份，又可以增加竞争因素以提高效率;其它的一些混合公共产品的提供，完全可以让私人部门与非政府组织参与进来，采用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招标等方式，实行多中心的公共治理，以激发公共服务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这也可以改善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严重存在的因资金短缺而造成的“瓶颈”状况的现状;针对公共服务的各大机构，可以把较大的机构划分成若干个小部门，让他们共同提供某种特定的公共产品，这样就可以在政府内部创造竞争环境，以其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评判这些机构的工作绩效;而对于行政决策的真正执行者国家公务员，更应在公务员职位升迁制度中保障公平竞争的机会，并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根据绩效示标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在政府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可以产生压力，带来积极的竞争，提高政府供给的效率。

第三，强化政府供给的法制化建设

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要求政府给予适度的干预以弥补这些缺陷。但政府在弥补市场缺陷之后是否会退出竞争性的经济领域却无从保证。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过度干预，在引进政府干预弥补市场缺陷时，必须重视法治建设。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无论是企业的经济活动还是政府的干预行为都必须服从法治的要求。总结多年来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经验和教训，要真正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化，政府必须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甘当法治改革的促进派而非抵制派;否则，就难免行政权力的腐败变质，就难以赢得企业和社会的信赖，就难以有威望要求其它市场主体依法办事。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具有一种特定的有关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rule of game), 而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的根本游戏规则就是基于法治的规则。”[8]钱颖一教授指出，“法治的第一个作用是约束政府，约束的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法治的第二个作用是约束经济人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公平裁判，维护市场竞争。”[8]只有这样，政府在干预经济的同时才能起到支持和增进市场的作用，在政府的权力受到法律的约束下，使政府与经济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使政府作为不偏向的第三方而有所作为。因此，政府在弥补市场缺陷的过程中，对于政府干预主体的资格认定，干预的范围、内容、层次、方式以及干预的程序等均应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或政策的规定，从而实现法治政府对市场经济的适度亲和。沈荣华教授在其著作《现代法治政府论》中指出我国法治政府对市场经济的适度亲和，应表现为一个立场和三项原则：一个立场是指对私人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持支持的立场，政府应该放心地营造条件、提供机会鼓励这一类经济的发展。当然，政府也应该设置规程、制定规则，让这类经济有序地发展。三个原则是指对国有经济的管理应该坚持：(1)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并将这一原则作为规范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基本准则;(2)政府自身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分开的原则，并将这一原则作为规范政府行为的主要原则;(3)终极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分离的原则，并引入产权制度的概念，明确解决由静态权能和动态权能分离出来的不同所有权的范围与界限。[9]从而使得政府能依法行政，依法弥补市场缺陷，把政府供给的全过程纳入法制化轨道，既可以避免政府的高昂成本和效率低下，又可以将此作为政府供给的“基准线”，保证政府供给的公正合理与高效性。

第四，建立公开透明的干预制度，完善法律以外的监督机制

规则是否透明决定着政府干预效率的高低。在规则透明公开的情况下，政府处于公众监督下，政府将会致力于推动经济效益的提高;在非透明公开规则下，政府有很大的激励去实现对租金的追求，资源被分配给低效率的企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若要实现对经济的有效干预而不是损害经济，首先必须使竞争规则透明化和公开化，政府官员活动建立公开制度，使官员活动处于社会监督之下。如果官员活动受到社会监督，必然会降低政府官员制定非透明规则的动机强度。政府官员活动公开制可以包括：金融实名制、个人财产申报制、财务公开制、事务公开制等等。这些透明公开的制度，有利于接受人们的监督。

除公开透明的干预制度以外，我们还应该继续完善法律以外的社会监督与约束。约束是一种反向激励, 没有约束就容易产生不合理的甚至违法的行为。政府机构及其官员都握有重要权力，如果没有一定的约束，权力就会变成谋求个人及组织私利的手段而偏离社会公共目标。内部的监督主要指政府机构从上至下的纵向监督与约束和同级机构之间的横向监督与约束;外部监督主要是公众监督与约束，如新闻媒介、舆论的监督与约束以及社会组织的监督与约束。“实现有效的监督与约束，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必须确定一种合理评价政府投入产出效率的标准。”[10]政府的投入主要就是政府预算，而对于政府的产出，由于政府本身的特性，则很难进行准确的度量;又由于政府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处于垄断地位，没有竞争者，因此也难以对其进行比较，评价。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强化对政府预算的监督与约束，防止政府机构过度的预算，而造成政府机构膨胀、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低效率。

第五，杜绝腐败现象，加强廉政建设。这是减少负供给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国家出现了腐败现象。但是，“腐败的根源并不在于现代化运动本身，而在于现代化运动过程中扩大了的公共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和广泛的私人利益的存在。”[11]从理论上来讲，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其行为追求的应是社会整体效益、长远利益、公共利益、平等和正义，以增加社会普遍富裕等基本价值目标。如果政府行为也运用于盈利，那么整个社会便没有公平与平等可言，也没有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别，必将导致社会秩序混乱，腐败盛行。因此，必须规范政府行为，加强廉政建设。真正长久有效的办法就是强化权力制约机制，这当中主要包括对权力的控制和对权力行使的监督、约束，其目的是对权力进行科学的管理，以实现权力健康运行，避免腐败现象的滋生。

摘要：政府失灵的形成原因来自于多方面, 但政府供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本文试图从政府供给入手, 通过重新界定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 重振政府机构活力, 改善政府供给来克服政府失灵, 提升政府有效性。

关键词：政府失灵,政府供给

参考文献

[1]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2]何清涟.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形态原因分析[J].战略与管理, 1999, (05) .

[3]金太军.对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政府失灵现象的重新思考[J].浙江学刊.1998, (06) .

[4]高会宗, 樊增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失灵及其防范[J].政治学研究, 1998, (01) .

[5]文贯中.市场机制、政府定位和法治-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匡正之法的回顾与展望[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2, (01) .

[6]戴维.奥斯本, 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市政协编译组, 东方编译所编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7]盖伊.彼德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8]钱颖一.市场与法治[J].新华文摘, 2000, (01) .

[9]沈荣华.现代法治政府论[M].华夏出版社, 2000.

[10]陈秀山.政府失灵及其矫正[J].经济学家, 1998, (01) .

[11]钱振明.反腐败与行政改革[J].苏州大学学报.1997, (01) .

政府失灵 篇2

摘 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既可以依靠市场自由调节，也可以依靠政府干预。然而，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先天性和后天性失灵。中国客观条件复杂，市场失灵不易克服，因此现阶段应当主要依靠政府干预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本文在探讨环境问题中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作用机制的基础上，给出政策规制的逻辑依据。在解决中国环境问题时，应当注重改善政府的决策运行机制，同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府监督机制。关键词：环境污染；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政策规制

任何一个经济体，无论市场成熟度有多高，都难以避免地面临着市场失灵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市场失灵最明显的表现在于负外部性，在环境污染问题上体现尤为突出。对于环境污染中的市场失灵，应该基于什么样的理论逻辑来给其下定义，在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把握什么样的原则，都是值得研究的。

一、环境污染中的市场失灵

在经济活动中，各种经济个体所做出的自由选择往往会产生诸多不良后果，这些不良后果对他人造成了非自愿承担的成本。环境资源的本质是公共物品，其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以及效用的不可分割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导致了在环境资源使用过程中“搭便车”的普遍现象。由于经济人的利己天性，对于没有价格的公共物品，经济人在使用环境资源时，并不受环境资源成本的约束，市场的等价交换原则在这一过程中失效，因此环境资源必然是过度利用的，而过度的利用必然会为他人带来非自愿承担的成本，即外部性，例如烟雾、噪音、有毒气体、农药残留、化学排放物等环境污染现象。虽然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但人们对于环境问题并无充分明确的认识，主要是由于环境系统具有复杂性。人们对于环境的认识程度远远不能够激发人们主动保护环境的意识。换句话说，人类目前所作出保护环境的反应，都是在缓解严峻的环境问题而并非保护环境。这样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人类保护环境缺乏动力、缺乏一致性，甚至成为污染者继续污染行为的诱因。

上述污染现象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由于使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的出现以及环境信息的不对称，市场的运行机制受阻，不再能够通过价格与供求关系之间的变化，自主的达到资源配置零机会成本的配置状态，出现市场失灵。

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环境污染外部性的市场失灵都得到纠正的。只有当修正环境污染的危害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修正当前市场结构和机构设置产生外部性的成本时，环境污染的市场失灵才会得到纠正（Francis Bator，1957, 1958、Harold Demsetz，1967、Ronald Coase，1960）。如果修正的收益大于成本，则市场结构和机构设置会针对环境的溢出效应作以变动；如果修正的收益小于成本，则不改变市场结构和机构设置所造成的外部影响被视作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尽管受污染者深受烟雾、有毒气体或者河流中化学排放物的危害，但是与改变导致不良外部影响的现有结构所需成本相比，他们所受的危害则不值一提。如果对于要求水或空气质量的人来说，无污染的水或空气都不能得到充足的意愿去支付它，水和空气质量维持污染现状则被认为对整个市场是有效率的。

二、环境规制中的政府失灵

当市场机制在环境领域内不能正常运作时，政府应当站出来进行干预以弥补市场失灵。处于理想状态的政府可解决环境中的外部性问题，例如，政府可以向污染者征收环境税，即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进行征税，用税收来纠正污染者的生产活动对他人造成的成本外溢，即使其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环境税起源于英国福利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庇古税”方案，通过矫正外部性资源配置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在我国的实践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级政府为了改变环境污染现状而做出的努力。然而，政府的作为并不能完全弥补市场的失效以维护公共利益，甚至还会损害公共利益。由于现实中的政府并不能达到理想状态，并不能做到在处理公共物品外部性问题上完全公平、公正、公开，从而造成政府失灵。这是因为政府作为一个“人治”机构，对环境这一复杂系统问题不能给予全面了解。在这种环境知识不健全基础上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并不具备科学性，对于规制收益是否能够大于成本的问题也没有科学、系统并全面的预测方法以及衡量标准。因此，政府对于环境问题常常不作为。

同时，政府机构人员作为特殊的经济人，同样具有“利己”的特点。在市场机制依然有效运行时，“利己”必先是“利他”的，但在市场失灵，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其“利己”行为经常演变成为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在中国表现尤为突出，主要有：第一，地方政府的政绩衡量最直观的是以该地经济发展状况为标准，中国的这一考评制度就造成现有的环境规制政策不能落实而成为一纸空文。为了达成既定的经济目标，一些政府官员坚持环境污染说客的立场，这毫无疑问地会被一些污染厂商和企业主群体所追随。这些政府官员只看到政绩考评的私人眼前利益，放弃公共的长远利益，不考虑发展的可持续性。他们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对当地能带动经济增长但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不予管制。第二，在中国，很多地方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应当作为调控各种行为的中坚力量。但是，由于在环保领域中存在严重的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就应当发挥调控作用。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制定并贯彻标准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将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政府克服失灵，有效干预环境保护的最佳途径。为规避和弥补市场失灵，标准环境规制政策所寻求的规范必然性受到两个问题的冲击。

第一，复杂性。人们需要通过可预见性及易处理性来发展有目的的帕累托政策，该政策能够解释人们行为决策中的最优选择。但是复杂性否认了可预见性与易处理性存在的必要性。最优化模型并没有为人类行为（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提供不可或缺或令人信服的支撑。这是由于，事实上每一政策规定一定来自于政策预测。政策规定都是由说明算法（explanatory algorithms）推导出的，且认可说明某结果如何得出的详细原因。也就是说，政策规定同机构设置变动有关，而机构设置变动为当前个体或群体的选择范围做出了规定。政策规定实施后，即机构设置变动发生后，会确定性地带来各种结果。

同时，由于存在复杂性，判断当前此经济体是否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就不是那么必要了。若还未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则帕累托原理支持下的规范——改进政策，只是基于学者的理论设计所做的临时变更或权宜之计。复杂性并不能阻止现在的人们抓住改善未来的机会，只是迫使我们在实施规范必然性时更加谨慎，因为这会成为政策路径依赖的基础。因而，对于制定环境政策目的的考虑，中国政府应当做到着眼于环境问题现状，同时考虑环境问题的未来发展状况，即兼顾当期以及未来，平衡眼前与未来之间的收益。

第二，模糊性和矛盾性。政策制定者对某一污染物污染程度的认定需面对双重挑战：第一，M是否为污染物；第二，污染物M污染程度的界定。环境政策实施的前提为污染物具有直观的定义，然后才能具体划分污染物的污染程度（包括排放物的具体构成和浓度）。由此可见，环境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拉锯战”其实是不必要的浪费行为。只有进行细致研究以确定某污染物排放或浓度的有效程度后，理论争辩才具有实际意义。问题集中于我们假设环境问题是否需要有明确的判定标准。现实中，即使获取庞大的污染数据，也难以修正模糊性问题，因此要准确界定污染是非常困难的。问题的症结往往不在于数据，而可能在于语言表述。污染不具有必要的准确度以作为衡量标准。虽然理论上对准确性的追求颇高，但是在政策制定进程过中，过于追求准确性是不合理、不现实的。因此，建立在模糊性基础之上的环境政策，往往缺乏连贯性。总之，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者应当充分考虑面对的模糊性问题。对于环境污染的界定，环境工作者应当给予相对明确的界定，但在制定与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不能过于苛求准确性。

为单一的政府官员政绩评估系统，除经济标准之外，也应将环境标准列为政绩评估标准之一，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官员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从此能够积极解决环境问题而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去牺牲环境。另外，健全法制建设，通过立法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遏制政府官员出于一己私利的寻租行为，使政府能够行之有效的解决环境问题。

参考文献：

市场规律失灵，政府一定要出手 篇3

西方的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深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经济发展快，就是它们金融深化程度高，货币资金流动迅速所致。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金融创新的速度要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带动经济发展。

有一种典型的理论叫倒三角理论：一个倒三角形的最下边是物质生产，上面一层是一般商品贸易，第三层是一般金融产品，第四层是衍生金融产品。这就是说，衍生金融产品应该是最发达的，其次是一般金融产品，然后是商品贸易，最后是物质生产。

这种理论是说，首先必须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市场，有发达的金融交易，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它鼓励人们无限制地去创造金融、创造金融衍生产品。导致美国华尔街的老板们每天在考虑如何创造出更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他们好赚钱。他们不仅创造了ABS(资产支持证券)、MBS(房屋抵押贷款证券)，还创造出了CDO(抵押债务权益，属于ABS的一种)，后来又创造出了CDS(信用违约互换，公平地说CDS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可能连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都不知道是什么，又如何谈得上监管?但它们的交易量已经超过世界实体经济的总量，完全脱离实体经济去疯狂地创造、交易和赚钱!所以这次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过度金融创新的危机，是一种疯狂的金融衍生工具创新的危机!

在金融创新中还涉及一个问题，即：金融自由化。这是近些年起来的一个思潮，它认为政府对金融不要管得太多，一管就失去效率了，金融应当自由化，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市场会自动调节。

当然，市场有自我调节功能，价值规律肯定会发挥作用。但市场并不是万能的，由于包括道德和贪婪等种种原因，市场本身可能失灵，这就需要金融监管，政府在一定条件下要发挥作用。但在自由主义思潮下，政府对金融监管的作用越来越小格林斯潘本身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美国应该是监管体系最完善的，但恰恰在它那里首先出了问题。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对商业银行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包括《巴塞尔协议》和《新巴塞尔协议》的制约，这两个协议规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至少达到8％，这个谁也不能违反，这是国际法律，但是对投资银行没有这一要求，没有谁规定它的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多少。投资银行可以帮助企业上市，帮企业重组，甚至直接投资参与重组，自己买卖证券。

那么，投资银行的资金从哪里来呢?最起码的得要过桥贷款、拆借。投资银行的收购主要是杠杆收购，就是自己拿111％、20％的钱然后去收购，向银行拆借，在市场上也可以拆借，所以它完全是要多少资金拆多少资金。谁来管?没人管。在混业经营的情况下，投资银行做了很多商业银行的业务，商业银行也做了很多投资银行的业务，包括花旗这样传统的商业银行也都做了很多的投资银行业务。而美国现在基本上还是分业管理的金融监管体制，出问题就不足为怪了

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一度占据上风，凯恩斯主义是国家干预主义，财政政策也是国家干预的。后来说凯恩斯不行了，造成资本主义滞胀，所以又回到自由主义去了现在看来，自由主义也不灵光了

金融不能完全自由化，必须有管理地发展。政府在金融市场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市场肯定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该发挥作用的时候要发挥作用。市场肯定有失灵的时候，而且在失灵以后市场本身不能解决问题时，就一定得靠政府。

当然，政府应当按市场规律办事。中国现在处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过程当中，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中国的利率到现在没有完全放开，人民币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也未完全放开，就是考虑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困难和不确定性，但是也是中国发展新的机遇，只要中国抓住机遇，稳步前进，必定会继续稳定与快速发展，“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中国现阶段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篇4

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都是以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全建立和完善为前提的, 而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是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和完善, 目前我国出现很多被认为是市场失灵的现象实际上是计划经济或非市场经济的政府干预所导致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及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将是笔者在这篇文章中要解决的问题。

1 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1.1 理论上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所谓‘市场失灵’是指利用市场法则的结果造成对市场发展的阻碍。”[1]“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干预经济不当, 未能有效克服市场失灵, 却阻碍和限制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 从而导致经济关系扭曲, 市场缺陷和混乱加重。

1.2 理论上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的关系

“市场失灵的存在是实施政府干预的必要前提。”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其能, 也有其不能。一方面, 市场经济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但是另一方面, 市场经济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 光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 因而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来纠正市场失灵。但是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介入的必要条件, 因为市场失灵并不等于政府干预就一定灵, 且政府失灵的危害可能比市场失灵更大。

2 我国现阶段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2.1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

经济学中关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理论以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为前提。然而现代市场经济是“混合经济”, 既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 资源配置达不到最大化。当经济学在运用当中转变为政治经济学时, 人们才意识到:“与市场失灵相比, 政府失灵是更需要警惕和后果更严重的失灵。”

2.2 我国现阶段的两种市场失灵和两种政府失灵

我国现阶段的市场失灵有两种:一种是在市场机制健全下的市场失灵, 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它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和完善的条件下, 市场机制本身仍有缺陷。第二种是在市场机制不健全下的市场失灵, 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或尚不完善的条件下, 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正常发挥。

我国现阶段的政府失灵有两种:一种是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失灵, 即无效调节导致的政府失灵;却由于财力不足、制度不完善等原因, 致使政府在其该发挥的领域无力作为, 从而造成了政府失灵。另一种是非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失灵, 即过度干预导致的政府失灵。政府过多地使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 结果不仅没能弥补市场的缺陷, 反而妨碍了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

3 我国现阶段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之间的特殊关系

3.1 在市场机制健全下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关系

在市场机制健全下的市场失灵是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无法自行克服, 所以必须要由政府的干预来调节, 这就要求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干预。然而要让资源完全合理配置是不可能的, 市场有一些缺陷是难以克服的, 同时政府本身的能力也很有限。非市场经济性质的干预, 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 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 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3.2 在市场机制不健全下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关系

市场机制不健全下的市场失灵是由于国家性质和经济、政策所导致的市场发育不完全, 运行不稳定所出现的问题。这种失灵要通过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干预解决是不可能的。当政府的干预过多或不恰当时, 就会扭曲市场本身, 这不仅没有弥补市场缺陷, 同时导致市场失灵更加严重。所以, 非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干预是导致市场机制不健全下的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

4 正确处理我国现阶段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间的特殊关系

4.1 我国现阶段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我国现阶段非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干预主要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如果政府干预过度, 将极易扭曲市场机制, 创造出可由各种利益集团 (寻租者) 通过非生产性寻租活动攫取的超过市场竞争性收益率以上的收益 (租金) 。非市场的计划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国家或政府干预广泛地存在于经济活动中。非市场经济的干预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

4.2 解决和预防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措施

既然市场经济不能缺少政府的干预调节, 而这种干预调节行为又存在种种缺陷, 因而必须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对策和措施, 来防范政府失灵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措施:

坚持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调节的前提下实行宏观调控的原则。首先, 要先正确判断市场失灵的类型, 才能对症下药。再者, 实行宏观调控政策。消除非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干预以完善市场调节机制;中国当前寻租活动猖獗, 从制度上说, 主要源于资源配置大权过多的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这种问题一方面有赖于建章立制, 使政府行为法治化;另一方面则要进行市场化取向的政府管理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干预的作用以弥补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这就要求转变政府职能, 明确政府职责。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主要是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变, 由强制性行政干预转向服务监控。注意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失灵可能导致的危害。政府要及时地收集相关信息, 完善各种公共决策体制, 努力使公共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接近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

5 结语

中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 较容易出现非市场经济性质政府失灵, 进而导致更严重的市场失灵, 因此, 在市场正常运作的情况下, 政府要严格地规范自己, 尽量避免效率低下和腐败等问题, 防止政府失灵, 预防更严重的市场失灵, 这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更进一步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篇5

取超常利润的行为。寻租行为越多，社会资源浪费越大。

一是政府所掌握的信息失真，依失真或错误的信息，制定了不准确或错误的干预决策，这个决策实施后，对所干预的经济事项起不到干预作用，致使政府干预失效；二是制定干预决策迟缓，在经济事项已变化时没有提前决策，等到已严重时，才做出干预决策，但已错过干预良机，致使政府干预失效；三是上级政府做出的干预决策是及时、准确的，因决策执行单位或基层政府，对经济事项变化情况不清楚、对上级政府作出干预的决策的重要性认识不清、或地方保护思想原因等影响，在执行中轻慢对待，使正确的干预政策因执行不力或执行不到位而没有及时、准确的落实下去，致使政府干预失效；四是国际经济面发生重大变化、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非正常变化，政府放弃干预而失效。五是所干预事项内部发生良好和符合政府方向的变化，政府不再干预，使单项决策失效。

政府对市场干预失效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1.政府并不是无所不知的;政府没有办法完全得知市场上的全部信息.例如,政府要管制国内油价,但政府并不知道应该把油价定在什么位置才最适合呢.显然政府难以取得足够的信息作出决策.2.政府本身也服从经济人的假设;很多政府部门在作出干预政策的时候不一定以最佳方案为根据,政府官员也有其私心,在制定政策时经常被利益团体所左右.3.政府无法预先知道市场的反应;当政府对市场作出干预时,市场的反应并不一定按照政府预估的作出变化.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意思.(一)政府决策失效

政府主要是通过政府决策(即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方式去弥补市场的缺陷，因此，政府失效通常表现为政府决策的失效。它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府决策没有达到预期的社会公共目标；第二，政府决策虽然达到了预期的社会公共目标，但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大于受益；第三，政府决策虽然达到了预期的社会公共目标，而且收益也大于成本，但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

(二)政府机构和公共预算的扩张

公共选择学者尼斯卡宁认为官僚主义导致政府扩张，他把薪水、公务津贴、权力、声誉、机构的收益以及管理的便利性看作官僚效用函数中几个重要变量来理解，从而得出政府机构有自身增长的结论。布坎南也指出，由于政府官员也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者，他们总是希望不断扩大机构规模，增加其层次，以相应地提高其机构的级别和个

人待遇，结果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社会福利减少。

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由于特殊利益集团以及“财政幻觉”的存在，使官僚机构、立法机构和特殊利益集团形成“铁三角”(Iron triangle)的关系，公共物品评估困难，尤其是正处于新旧体制的改革和过渡时期的中国。针对不同的利益结构和经济行为，必然会呈现公共行动费用的分散性、利益分配的集中性以及政府机构的扩张性。英国学者帕金森在《帕金森定律—或对进步的追求》中早就指出，由于官僚主义者有喜欢无事忙和扩大下属机构，从而抬高自己身份的毛病，致使行政机构总是按照一定的速度向上增长。这样就会造成预算约束的软化，使公共预算呈现增长的趋势，而忽视社会公共价值的存在。

(三)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率

由于缺乏竞争和追求利润的动机，利润的作用变得非常虚幻，以至于在公共机构就会产生X—低效率(表示浪费掉资源的机会成本和以过度报偿给要素投入形式的租金转移的结合)。垄断使得公众的群体效应失去作用，即使公共机构在低效率操作下运转也能生存下去，因为政府垄断公共物品的供应，消费者就不可能通过选择另外供应者以表示其不满，只能预期一种新制度的安排与供给。

(四)政府的寻租活动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一切由于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经济活动造成不平等竞争环境而产生的收入都称为“租金”，而对这部分利益的寻求与窃取行为则称为寻租活动。如果政府行为主要限于保护个人权利、人身与财产安全以及确保自愿签订的私人合同的实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能保证市场中所出现的任何租金随着各类企业的竞争性加入而消失。我国由于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中传统和现代的因素交替运行，致使官场经济中权力的货币化、市场化以及广泛寻租机会的存在，以权寻租的官场经济带着重商主义时代的色彩才应运而生。因为“奉公守法的回报率越低，代理人为寻租者提供的权力服务供给量就越大”。

编辑本段造成政府失效的原因

(一)政府部门之间缺乏竞争

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行为与市场中的经济行为之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即利润概念在政府部门中是不存在的。市场中的企业在提供某项产品或服务时存在激烈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求生存，它必须关注其本身的利润水平，将生产成本压缩到最低限度。这一点是企业的一条行为法则和约束机制。与此相对照，政府部门是一个独占性的主体，在社会中不存在竞争对象，政府为弥补市场经济不足而采取的行动也就没有必要用利润标准来衡量。其结果是施加于企业经理身上的利润约束机制对政府活动不起作用，政府没有降低活动成本的压力，从而使社会支付的成本超出了社会本应支付的成本。而且，政府中的官僚与市场中的“经济人”一样是个人效用最大化者，在缺乏如利润约束之类机制的限制下，政府公职人员将最有可能追求个人最大化利益。因此，政府虽抱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初衷，而实际上往往干下很多更糟糕的事，从而导致政府失效。

(二)政府干预缺乏完全准确的信息

政府干预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必须以信息的完备性与准确性为前提。然而，在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现代经济中，政府不可能充分了解经常变化的经济生活，也不可能对要调控的行业以及自己作出的调控决策进行充分的经济分析与论证。因此，政府任何干预经济的良好愿望与理性都具有一定盲目性，以此为基础作出的调控决策难免出现失效的情况。此外，即便政府获得了信息，也未必就是真实有用的。在约束机制失衡的情况下，基层单位就会根据其需要任意地扩大或缩小这些数字。比如，我国各个时期出现的说假话、“浮夸风”现象，造成大量经济信息失真，给政府决策带来困难。再比如，近年来“诸侯经济”、隐瞒经济数字的反向“浮夸风”，同样造成政府决策失灵。经济发达的企业和地区隐瞒经济数字可以把经济效益留归自己；经济落后的企业和地区隐瞒经济数字，可以多得国家补助。

(三)政府干预活动的时滞性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取决于所要干预的客观经济形势，当客观经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后，势必要求政府的干预行为乃至政府自身的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行更新和转换职能。但是，政府机构的自我扩张行为只能使机构扩大和人员增加，其结构变化对经济结构的变化敏感性差，缺乏弹性，它往往滞后于现实经济的变化。由此可见，政府干预过程中种种非线形、多变量的经济社会变化和各种突发事件的出现，会阻碍政府贯彻既定政策，达不到预期目标，使政府干预滞后或出现政策的时滞效应，同样会导致政府失效。

(四)缺乏合理规则约束和有效的监督

政府决策者是人而不是神。既然是人，他与企业决策者就没有本质区别，同样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企业决策者由于受多种制度规则制约，决策行为可能更规范和谨慎，而政府官员所受的约束比企业家少，因此，更容易出现决策失误，从而导致政府干预失灵。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政策的决策过于集中且无规则可循，决策往往取决于决策者对经济的主观评价，难以切合实际，而且现行政治规则难以约束少数当权者的利己主义，进而导致了不同程度的“政府失败”。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府必须服从选民及其代表的政治监督，包括立法机关等对政府的监督。从理论上讲，监督的效力取决于监督者对被监督者的独立性和监督者获取有关被监督对象的信息的能力。撇开前者不谈，在现实的监督过程中，监督者所得到的信息往往由被监督部门—— 政府提供和发布。在公共产品生产缺乏竞争的情况

下，将没有客观的标准来检验监督部门所获信息的可靠性。因此，政府在缺乏有力监督的前提下，其政策和行为或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体现真正的公共利益，导致“政府失败”。

编辑本段政府失效的治理对策

(一)确立政府干预原则

为了减轻或避免政府失效，必须确定政府干预或调控经济的宗旨。对此，可以借鉴世界银行在1991年以政府和市场关系为主题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所谓“友善于市场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提出：“经济理论和实际经济都表明，干预只有在对市场能产生„友善‟作用的情况下才可能是有益的。”而对市场„友善‟的干预应遵循三个原则：(1)不作主动干预，除非干预能产生更明显的良好效果，否则就让市场自行运转；

(2)把干预持续地置于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制约之下，确保干预不致造成相关价格的过度扭曲，如果市场显示出干预有误，则应取消干预；(3)公开干预，使干预简单明了，把干预置于制度的规范约束下，而不是由某些个人、官员的好恶或判断来左右。

(二)大力推行电子政府

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的电子政府是一项克服公共决策失误、实现政府决策优化的重大举措。电子政府是指运用信息及通信技术打破行政机关的组织界限，建构一个面向政府机构、企业及社会公众的电子化的虚拟机关。它借助信息技术改变了政府决策的条件和状态，深刻影响着政府决策的过程，对政府决策理念、程序、机构和范围等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在提高决策质量和水平方面显示了其比较优势，是对传统政府决策模式的再造，是政府决策优化的理想选择。

1．政府决策系统信息化。信息技术是电子政府运行的基础、政府决策优化的保证，为克服政府决策失效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电子政府可以使政府决策系统在决策信息的输入、传递、加工、反馈方面实现信息化。

2．政府决策观念转向服务型。电子政府的实施，必然使政府决策观念发生重大变化，服务观念将是政府决策观的必然选择。电子政府将使为公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成为政府决策的主要目标；而效率与效益，将是政府决策的价值取向。在我国现阶段，就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判断政府决策的标准，用“人民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政府决策的尺度，这些都体现了为民服务的思想。

3．电子政府的实施使大量共享信息流通于互联网，并且信息不会因为传播渠道障碍而失真，使信息占有上的不对称现象大量减少，由此决定了政府职能范围要适当收缩，即政府因信息不对称而具有的协调作用要减小，某些权力要归还于社会。这种行政权向社会的回归集中表现为政府决策权的回归，即某些原本由政府决策的领域或事项交由社会、公众自己管理、自己决策。政府决策范围的缩小使政府决策机构有限的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政府可以更有效率地行使对社会的宏观决策管理，从而

使政府决策得到优化。4．政府决策组织网络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政府决策机构完成与过去同样的工作量所需人员大为减少，组织更加精干高效，从而限制了政府决策机构的膨胀，提高了决策质量，减少了决策失效现象的发生。5．政府决策过程公开化、民主化。电子政府最大限度地完善了监督机制，限制了暗箱操作带来寻租的可能，减少了权力滥用的现象，使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得以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得以实现。(三)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的非理性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没有任何逻辑理由证明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官僚机构来替代”。所以应在政府各个官僚部门之间引入竞争，这样既可以提高政府提供物品和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又可以控制政府机构和预算规模的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陆续将一部分政府内部的环保、卫生、保安等工作出租给私营部门管理；英国甚至设立了一座私人监狱来从事犯人的监管和改造工作。中国经过50多年特别是近20多年改革开放的积累，从根本上结束了短缺经济时代，在我国目前公众服务需求增加而政府资源投入有限的矛盾状态下，国家不应该再象过去那样把各行政部门的活动范围规定得死死的，只要打破公共物品生产的垄断，在政府机构内部建立起竞争机制，就可以消除政府低效率的最大障碍。例如，可以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构来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或服务，使这些机构之间展开竞争而增进效率(城市供水系统、公交系统就可以采用这种办法)。又如，可以把某些公共物品的生产(如政府投资的高速公路)承包给私人生产者。还有，当一个国家大，人口多，事务多，可以在不同地区设立相同的机构展开竞争，也就是说，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

(四)加强政府法治、规则及监督制度建设

公共选择理论强调立宪改革，注重宪法、法律、规则的建设尤其是公共决策规则的改革。为此，布坎南指出：“要改进政治，有必要改进或改革规则，改进或改革作政治游戏的构架⋯一场游戏由它的规则限定，而一场较佳的游戏只产生于改变规则。”把着重点放在道德高尚的领导者的培养和选择上，出了问题就把责任推给当事人，完全忽略当事人所接受的规则是否有效。这是不合适的。而应将着眼点应放在规则上，放在各种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完善上。若此，道德高尚的官员可以如鱼得水，道德低下者亦无机可乘。因此，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把行政决策行为、执行行为、监督行为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中去，并通过制订各种科学严密的行政规则、市场规则、社会规则来保证政府行为的合法化和高效率。

政府失灵 篇6

关键词：市场经济；政府失灵；原因；对策

一、政府失灵的界定

所谓政府失灵就是政府克服市场失灵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已超过市场失灵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即政府未能有效克服市场失灵，甚至阻碍和限制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引起了经济关系的扭曲，加剧了市场缺陷和市场混乱，难以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或者政府的干预效率低下，成本高昂。

二、政府失灵的根源

（一）政府行为目标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差异政府经济功能的发挥、干预调节经济活动的有效性，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基础上的，即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其行为目标与社会公共利益是一致的。从理论上讲，这一假设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只有市场协调和政府协调在控制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当市场协调在一定领域表现为“失灵”时。政府自然要充当纠正、弥补或者恢复市场功能的角色，除此之外没有第三者能承担这一任务。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政府不是一个超脱于现实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万能的神灵，它是由各个机构组成，而各个机构又是由各层官方组成的。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政府机构都有自己的行为目标，而这些行为目标并不是自然而然地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划等号的。

（二）政府行为派生的外在性问题

政府干预调节经济的主要目的和作用是纠正和弥补市场的功能缺陷；然而，当政府试图通过各种经济政策手段弥补市场功能缺陷时，常常会产生某种难以预见的副作用和消极后果，这就是作为非市场活动的政府行为派生的外在性。在政府干预调节经济过程中，政府的行为有时会产生没有预料到的后果，而政府对于这种后果又缺乏控制力，这突出表现在政府推行的各种管制和福利性政策之中。政府行为派生的外在性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寻租现象的普遍存在，它是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管制紧密相联的。

（三）制度缺失

政府行为有时会导致某些违背公共利益的社会效应，主要是因为现行的政治制度缺乏合理的制约政府官员的限制结构和约束机制，从而使得公共范围和私人范围的界限一直在向不利于经济市场而有利于政治分配的方向移动。布坎南指出：在公共决策或集体决策，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如政府部门、立法部门和利益集团）的“缔约过程”。“阿罗不可能定理”也表明：试图找出一套规则或程序来从一定的社会状况下的个人选择顺序中推导出符合某些理性条件的社会选择顺序，一般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不一定推导出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其中还有一个制度因素。特别是在政府部门中，制度的缺失最有可能导致个人利益偏离公共利益。“资本主义企业和行政部门的区别不在于个人在其中的表现不一样，而在于规定它们追求个人目标的自治程度的行为法则和制度约束在私人企业总要比在政府部门严格得多。由此产生了一种反常的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私人企业中的个人活动最有可能符合公共利益，而在行政机构中，人们却最有可能恣意追求最大化的个人利益，而不管这些个人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三、政府失灵治理对策

（一）必须认识和把握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市场失灵”可以靠政府去弥补、纠正，但是不能把政府的作用神化，认为政府能够完全有效地弥补和纠正所有的市场缺陷，是不合乎实际的一种假设。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市场机制解决不了的问题，政府也不一定能解决，即使能解决也不一定比市场解决更有效率。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不存在政府替代市场、解决市场缺陷的简单规则。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选择问题上，一方面，必须看到政府能够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以及各种经济政策，改善和扩大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应认识到市场力量在改善政府功能上也有其重要作用。在承认政府功能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不能过高地估计和夸大政府弥补、纠正市场功能缺陷的能力，要看到政府也有“失灵”的一面。

（二）治理“政府失灵”的核心问题是提高政府机构效率如何抑制政府机构的过度膨胀，提高政府机构的效率，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如下改进措施：

第一，在公共部门恢复竞争。只要打破了政府独家生产公共产品的垄断，建立竞争机制，就可以克服政府官员制度无效率的问题。

允许办事机构负责人把他们在生产中节省的成本以奖金的形式发给官员或用作预算外开支。

第三，应对政府的税收和支出进行约束。政府活动的支出依赖于税收，因此，约束了政府的税收和支出，就从根本上限定了政府的行为，通过对预算的监督与约束，遏制政府预算增长，防止政府机构膨胀、扩张，以及由此造成的低效率。

（三）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对行政权力运作的监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主体的活动、市场秩序的维系、市场对资源的合理配置，都需要法律的规范和引导。同样，政府的经济行为也应该有法律来约束、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应规范化，必须通过一定的法规、制度和条例，对政府干预的具体职能、干预方式、调控经济的地位、管理经济的手段以及干预经济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等，予以明确的规定，形成政府对经济干预行为的法律规范，限制政府的“越轨”干预；要通过一定的制度组织形式，形成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制衡机制，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并明确政府干预的责任；加强社会对政府行为的监督，监督、约束是一种反向激励，没有监督和约束就没有合理的行为，经济生活如此，政治生活也是如此。政府机构及其官员都握有重要权力，如果没有约束，权力就会变成谋求个人及组织私利的手段而偏离社会公共利益目标。从外部看，社会监督包括公众监督、新闻媒介、舆论监督、社会组织监督；从内部看主要是政府机构从上至下的纵向监督和同级机构之间的横向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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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秀山.政府失灵及其矫正[J].经济学家，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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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欢亮.对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问题的思考[J].山东财政学院报(双月刊)，2001，（1）.

保障房供给中的政府失灵 篇7

我国住房保障体系变革, 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住房制度改革以来, 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初步确立;2007年以来, 保障性住房政策力度加强;2010年以来, 通过建立地方政府问责机制、扩大保障性用地供给等, 开始将政策侧重点转移到执行层面。大力加强保障房建设也被写入了“十二五”规划, 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完成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任务, 使我国城镇居民住房保障覆盖率达到20%左右。然而, 目前保障房供给中存在总量短缺、总体质量不高, 供求结构不合理、层次和优化度低等问题, 政府的干预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存在一定程度的政府失灵。

一、保障房供给中的政策低效

政府政策的低效率, 即公共决策失误, 是指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达不到预期目标或者政府干预虽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成本高昂。主要表现为缺乏顶层设计和长效制度安排。

在国家层面缺乏完整的顶层设计, 总体定位不清。10多年来, 我国在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没有形成系统的保障房政策体系。由于我们采取的是边探索、边建设的方式, 因而在保障对象、保障类型、运行机制等方面仍然有一些亟待改进的地方。保障房工程启动以来, 没有政策实施细则来明确保障房的适用对象、申请办法、违规处理机制等。政府对保障房工程的总结大多集中在开工多少套、完工多少套, 大量出现重数字、不重品质, 重建设进度、忽视分配政策等现象。

住房保障既要明确为谁建、由谁建的问题, 又要对其目标进行基本定位。在此基础上, 再考虑如何建、如何分和如何管等问题。目前, 在投资机制、分配机制、运营机制上缺乏完整、清晰的长期设计。各种制度内容以文件政策为载体, 尽管已经出台了指导意见, 但缺乏法律的严肃性和可持续性。

(二) 政策目标定位模糊, 收益对象异化。

谁是保障房的供应对象、以何形式保障、要保障到何种程度, 这些基本问题一直是模糊的。政策的整体目标比较宽泛, 容易使发展重点失焦。由于目标对象特征模糊、潜在规模无法估测, 就无法制定有针对性的运作机制。对保障性住房的范围界定不明确, 导致了“搭便车”现象, 影响了保障房供给的公平与效率。保障性住房仍然以满足城市户籍人口的住房需求为主, 供需矛盾突出。按照2007年国务院24号文, 经济适用房为面向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但由于经济适用房具有产权, 在很多城市的实际执行中, 经适房成为中高收入甚至是高收入群体获取政策红利的工具, 而低收入阶层并没有获得应有的保障。廉租房的保障对象主要是具有当地城市户籍的双困难户家庭, 覆盖面过窄。部分城市设定的公租房保障对象除了低收入群体, 还包括公务员、高级人才等, 兼有解决劳动力流失、引进人才等目的。

(三) 现行的保障房制度没有清晰地界定政府的责任。

首先, 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住房保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上缺乏明确的职责界定。中央政府在保障房的财政支出责任上存在软约束, 实际支出规模很小, 地方政府对保障房建设和供应的积极性不高、投入不足, 住房保障建设缓慢。其次, 我国对政府责任 (包括但不只是住房保障) 的规定大多是笼统而模糊的, 只有概念意义上的责任而没有具体的“质”和“量”的规定, 政府履行责任的程度是量力而行, 也就是视财力而定, 没有制度化的预算保证。相关法律制度缺陷也使得地方政府违规成本低, 当前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消极怠工”的监督成本高, 而约束成效有限。

二、保障房供给中政府机构的低效

政府工作机构公共政策的正确实施、有效的执行、顺畅的沟通、完善的监督, 对于公共政策的实施和执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 地方政府缺乏应有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 在保障房供给中容易产生选择性实现、决策延误、监控无作为、管理制度缺失、可持续性不足等问题, 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影响政策效果。

(一) 财政投入不足, 地方政府缺乏长效的资金支持机制。

分税制改革后, 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不匹配。同时, 经济上的分权使得地方政府自利性凸显, 积极寻找预算外收入。目前的绩效评估机制过度强调经济指标, 激发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偏好, 限制了保障房供给水平。目前以土地出让净收益作为主要资金来源的方式与保障性住房需要的长期稳定资金来源不匹配。近年来, 国家加大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 土地出让金受到较大影响, 具有不确定性。建设保障房, 需要地方划拨土地, 这会减少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相关的税收;另一方面, 还要使用部分预算内收入来建设。面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加速, 财政投入不足成为了保障房制度的短板。

(二) 保障房质量问题频现

近两年, 各地的保障性住房却频曝墙体开裂、楼板漏水, 等问题。一些省份, 部分保障性住房被查出存在质量不高、使用“瘦身钢筋”、安全隐患较多、材料报验和工序验收把关不严、项目管理人员不到位等问题。其后果轻则影响业主的居住环境和舒适度, 重则改变房体的抗震级别。出现这一问题, 一方面是成本涨工期紧, 增加质量风险。为了片面的追求经济利益, 就会通过偷工减料来节省成本、缩短工期。一味强调进度, 尤其是在不少地方政府建设资金不足、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 将引发进度冲动, 难免埋下质量隐患。二是项目建设管理不到位。根据审计署2012年7月18日发布的2011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结果, 占抽查项目38.13%的项目在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招投标等环节未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2.14%的项目存在质量监督检查不到位、施工不符合设计规范、被违规转分包或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企业或个人等问题, 个别项目已出现明显质量问题。

(三) 保障房建设土地供给不足

不仅财政有压力, 用地不足更是重要的制约因素。第一, 受18亿亩耕地红线的限制, 新增建设用地的总量有限。而地方政府处于对GDP和财政收入的考虑, 新增建设用地的安排多向工业等项目倾斜, 用于保障房的用地指标不足。第二,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进程中,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建设用地征收困难, 土地供应日趋紧张, 既要保持一定的商业用地以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 又要提供一定量的工业用地和基础建设用地, 这样, 能提供给保障性住房的土地相对较少。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地方政府的选择就是不提供或少提供保障房用地。2010年全国30个省区市的保障房实际供地量仅为年初计划的65.2%。

(四) 监管执行落实难, 配套机制不完备

随着工作的逐步推进, 许多后续管理上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 尤其是在监管机制方面, 还有大量制度建设工作需要跟进。首先, 重视准入环节, 忽视退出机制, 保障房的使用几乎是“终身制”。目前各地退出机制主要采取经济调整手段, 效果有限。因此, 造成了既得利益和福利固化, 使得相当一部分住房保障资源未能滚动使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 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其次, 分配和后续管理不够严格。存在收入财产超标、重复享受保障待遇、应退出未退出住房保障、保障性住房被作为商品房对外销售或被挪作他用等问题。另外, 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未建立。住房保障的进入资格、保障方式、补助金额和退出条件的设定和审核需要个人信用体系和家庭收入、财产档案的支持。但是, 目前有关家庭情况调查指标的设置还存在很多漏洞, 如只重视家庭收入状况而忽略财富积累状况等, 对被保障对象的家庭收入、财产变动跟踪制度也尚待建立和完善。

(五) 资金筹集和管理不够规范。

根据审计署2011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审计结果, 一是未足额提取或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66个市县中, 有36个市县少提取或少安排工程资金53.14亿元, 占应提取或安排总额的14%。二是相关优惠政策未完全落实。为降低建设成本, 国家对保障房项目实行免收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下浮建设贷款利率等政策支持。审计结果显示, 有19个单位违规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8941.78万元, 49个项目的6.75亿元银行贷款未按规定享受优惠利率。三是未按规定拨付、使用或管理专项资金。审计结果显示, 有29个单位违规拨付或滞留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23.33亿元;22个单位将29.55亿元工程资金用于非保障性住房建设、公司注册资本验资和市政工程建设等 (1) 。

三、保障房供给中的决策低效

首先, 决策过程的低效。目前, 地方政府对如何利用保障房, 因为没有上级的相应考核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导致在决策中对保障房的布局没有规划统筹, 项目没有经充分的科学评估和市场调研就匆匆上马。决策的低效导致在执行中出现偏差和异化, 供给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出入。目前地方政府提供的保障房房源比较偏僻, 周边的交通、购物、教育、医疗等生活配套设施并不完备。目前出现的保障房供需失衡的现象说明, 如果不完善保障房相应的配套设施, 将会出现大量闲置现象, 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其次, 决策中欠缺公开透明的利益博弈机制。一部分利益集团在保障房的制度设计和决策中拥有强大的发言权甚至决策权, 而另一些利益集团则没有代言人也没有发言权。保障房政策的制定过程没有民众的参与, 因而在申请人的条件、保障标准、户型选择等方面没有满足民众的真实需求, 建成的保障房租金高、门槛高, 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在这样的利益博弈机制下形成的政府干预, 不仅无法对市场竞争所造成的住房失衡问题进行弥补, 反而可能会加剧这种矛盾。

保障性安居工程是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实践。保障房供给中的政府失灵, 一方面未能有效改善中低收入群体住房供求失衡的状况, 另一方面, 也使得公众开始质疑保障房制度的意义所在, 甚至还出现了质疑政府住房保障思路的声音, 因而, 必须对保障房供给中的政府失灵现象加以改进。

参考文献

政府失灵 篇8

1 信贷配给现象产生的原因

1. 1 信息不对称

该理论以斯蒂格利茨和维斯1981年提出的S - W模型为基础, 后经威廉姆森等学者的不断补充, 是目前为止解释信贷配给问题最为完善的学说。其主要观点包括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率的双重效应。

1. 1. 1 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

一般的商品交易中消费者直接获得商品的所有权, 而信贷交易是以签订合同契约的方式确定的, 由借款人在一定期限内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使用银行提供的资金, 作为对贷方的补偿, 借款人需支付利息, 合同到期后还需归还本金。尽管银行在放贷前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对潜在借款人的资产状况、信誉, 以及贷款用途进行调查, 但是借款人总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因为借款人在申请贷款时, 已经清楚贷款用途以及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收益, 而银行面临众多借款人时无法确定哪些借款人会违约, 而且在借款人收到贷款后不能有效去控制贷款的使用情况。

1. 1. 2 利率的双重效应与信贷配给的产生

( 1) 逆向选择效应

在信贷交易发生前, 由于银行无法充分识别借款人的信息, 为了弥补风险当银行提高利率时, 低风险的借款人往往会放弃借款; 最后资金提供给了高风险的借款人。于是发生了与“劣币驱除良币”类似的现象, 这便是利率的逆向选择效应。

( 2) 激励效应

因为存在高昂的监督成本, 银行无法完全掌控借款人的资金流向。因此在利率上升后, 一些低风险的借款人往往会改变自己的投资行为, 转而去追逐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一旦成功, 借款人不仅可以弥补利率上升带来的损失还可以获得高额的收益; 而失败时却可以把一部分投资风险转移出去。这种激励效应也可以称为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

由于利率的变化会带来以上两种效应, 贷款利率的上升反而会降低银行的预期收益。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 银行通常会选择低于市场出清时的利率, 即便借款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 银行也不增加信贷, 因而产生了信贷配给现象。

1. 2 关系型信贷配给

考虑到特殊国情, 长期以来, 我国的商业银行在放贷时, 考虑的主要因素往往是银企之间的关系亲疏, 而不是利润最大化原则。银行更倾向于将贷款贷给熟悉的或者有特殊关系的客户, 从而形成了特有的信贷关系网。比如每年我国商业的贷款大部分都流向了国有企业、中央企业, 而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则面临严峻的融资难问题。

1. 3 其他解释

1. 3. 1 制度和法律因素

一些学者尝试将信用信息共享制度、法律因素等引入到信贷市场的分析中, 并运用博弈论方法来探讨合约执行和信贷配给之间的关系。例如夏普曾在1991年从委托—代理人的角度来解释信贷配给。

1. 3. 2 银行业市场结构

Peterson、Guzman等人认为一个国家的银行业集中度越高, 该国信贷市场出现信贷配给现象的可能性越大。

1. 3. 3 成本因素

银行业的监督成本和破产成本会导致信贷配给的产生。威廉姆森 ( 2001) 认为只要信息不对称, 即使不考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监督成本也会导致产生信贷配给。Hung - Jen Wang ( 2000) 认为只要破产有成本, 就会存在信贷配给问题。

2 信贷配给与市场失灵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新一轮的经济改革, 市场经济体制将更加完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预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在我国的信贷市场上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均衡信贷配给和关系型信贷配给将会同时存在。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得以解决, 将会对经济运行带来如下的影响, 从而导致市场失灵。

2. 1 资金配置效率低下

在我国信贷市场上, 由于双重信贷配给的存在,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异常突出, 致使资金配置的效率十分低下。比如近年来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向房地产行业, 一旦房价走势低迷, 银行将面临巨大的风险。一些行业出现的严重产能过剩问题也与信贷问题密切相关。而另一方面, 信贷资金被集中分配给了大企业或者大项目, 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的融资极为困难。一些地下钱庄、非法集资等现象层出不穷, 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2. 2 货币政策效应受限

当资本市场出现信贷配给时, 货币政策的效力不仅取决于传统的利率机制, 还将深受信贷政策的影响。从西方信贷配给理论中可以看出利率本身可以通过筛选潜在的借款人和影响借款人的行为来影响贷款项目的风险程度。但是, 利率的提高在增加银行利息收入的同时也将诱发逆向选择效应, 促使企业投资于高风险项目, 于是银行不得不采取信贷配给行为, 从而导致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失效。同时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 公开市场操作, 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作用有限, 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效力。

2. 3 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根据斯蒂格利茨的信贷配给乘数效应理论, 一个非常小的冲击和信贷配给的相互作用, 便可产生较大的经济波动。例如当宏观经济走向衰退阶段时, 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化, 企业破产概率提高, 从而导致商业银行坏账增长, 预期利润下降。因此商业银行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做出行为选择, 后果便是产生严重的信贷配给, 使得企业的信贷额度下降, 进而引起投资减少, 更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衰退。相反, 宏观经济走向繁荣时, 伴随着企业经济效益的好转, 商业银行放贷规模增加, 信贷配给减弱, 进而引起投资增加。在乘数效应和加速原理的推动下, 宏观经济将更加繁荣, 甚至会引发经济过热。

学者穆争社 ( 2005) 认为我国信贷市场上存在的关系型信贷配给具有自发抑制宏观经济进一步衰退的作用, 这一观点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得到了一定的验证。中国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政策成功阻止了经济下滑的压力, 其中关系型信贷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虽然关系型信贷可以自发抑制经济进一步衰退, 但是当宏观经济繁荣时, 其自发抑制经济过热的作用有限, 反而会和均衡信贷配给一起加剧经济的繁荣程度。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近年来房地产行业陷入了越调越热的怪圈。而且随着改革的继续推进, 政府角色的转变, 我国信贷市场的关系型信贷将逐步减少, 信贷配给乘数效应在中国也将越来越凸显。

3 政府进行适度干预的政策建议

3. 1 保持对利率的必要控制

根据金融深化理论, 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 政府应当放松对金融的管制, 尤其是利率。只有当利率能充分反映资金的供求, 投资者才会考虑筹资成本和收益, 从而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但这一理论基于完全信息市场的假设, 由于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 利率市场化后银行预期收益最大化的利率往往不等于市场出清的利率, 因此出现信贷配给现象。比如当商业银行根据借款人出价高低来配置资金时, 将会使得大量的信贷资金用于高风险的项目, 此时违约的风险加大, 从而损害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此外利率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利率自由化, 任何一个经济体对其利率都有不同程度的管制和干预。比如美联储时常通过贴现率来操纵市场利率的变化, 以此来加强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因此我国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 以及实现市场化以后, 应始终保持对利率的必要控制, 最大限度消除信贷配给带来的不利影响。

3. 2 加快构建基础信用信息共享机制

西方国家信贷配给产生的主要原因不是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 而是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为了消除信息不对称的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以美国为例, 经过近100年的发展, 形成了以《公平信用报告法》为基础和16部专门法律所构成的信息管理法律体系。此外美国还拥有为银行、证券公司以及上市企业提供信用评级的穆迪和标准普尔等世界著名的评级机构, 以及覆盖全美所有企业数据的邓白氏公司。

相反我国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才刚刚起步, 基本还处在探索阶段。因此相关部门应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 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规, 为信用信息的使用和共享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另外, 通过财政补贴建立一个非营利性的专门政府机构来负责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的构建也十分必要。我国学者李应清 ( 2009) 、安瑞萍 ( 2011) 等曾提出政府应鼓励和培育市场化征信公司的发展, 但是目前我国大量的信用信息集中在中央银行、工商局、税务局、统计局和法院等政府部门, 此外我国一些行业还存在着大型的国企和央企, 因此笔者认为市场化的征信公司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难保证信息的公正性和完整性, 而由政府组建专门的征信机构则可以很好弥补这一缺陷。

3. 3 大力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

由于政策性金融机构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且对于政策信息等往往拥有垄断优势, 因而能够有效利用信息客观公正地审查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以及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从而甄别优质企业。此外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般实行贷后管理, 有很强的信息溢出效应, 商业性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其释放出来的信息去筛选客户, 从而有利于降低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因此政策性金融作为政府介入金融市场的主要形式之一, 可以通过提供政府信用担保、利率优惠、政策性资金等, 弥补整个金融市场信用缺口, 以减少信贷配给造成的市场失灵。

因此, 一方面我们要对现有的政策性金融体系进行完善, 明确各自的定位, 拓宽筹资渠道, 从而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另一方面要加快组建新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中小企业融资为例, 由于信贷配给的存在, 各国的中小企业融资普遍存在劣势, 但发达国家在自己的政策性金融体系中都有专门扶持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 比如美国的中小企业管理局、法国的中小企业设备信贷银行、日本的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以及韩国的中小企业银行等。此外发达国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还涉及住宅、科技和环保等领域。反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 仅有的三家政策性银行 ( 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 显然已不能满足当前的发展需要, 而在弥补信贷配给所导致的市场失灵面前更显得捉襟见肘。

摘要：信贷配给作为一种常见经济现象很早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 对于其产生的原因和根治方法, 经济学界也一直存有争议。作为市场经济国家, 我国同样存在着类似西方国家的信贷配给现象, 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本文将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 探讨社会主义国家中政府在化解信贷配给难题中如何进行角色定位。

关键词：信贷配给,市场失灵,适度政府干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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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静琦, 古文威, 朱疆.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及启示[J].财经科学, 2000 (4) .

[3]穆争社.论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J].金融研究, 2005 (1) .

[4]尹志华.我国的信贷配给:现象、原因及影响[J].经济师, 2007 (11) .

[5]安瑞萍.美国征信业发展和管理经验对我国的启示[J].征信, 2011 (1) .

[6]牟卿.中小企业信贷配给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研究[J].经济视角 (下) , 2012 (12) .

政府失灵 篇9

关键词：经济管理,政府失灵,现代政府

我国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主要表现在市场监管和经济调节两个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 政府和市场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由于市场自身存在失灵, 这个时候需要政府进行调整, 但是政府并不是万能的, 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的过程当中, 也会产生政府失灵。因此, 如何解决经济管理中的政府失灵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管理中政府失灵的表现

(一) 政府管制自身的缺陷

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垄断, 生产者通过限制产量, 提高价格对消费者进行剥削, 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 为此需要政府出面进行管制。政府作为管制者手中具有大量的权力, 这种权力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容易产生寻租现象。企业通过寻租来确保高额的利润, 同时权力寻租所产生的高额费用也会通过进一步提高商品价格, 从而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二) 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低下

政府在履行公共职能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有效的估算方法和考核标准, 因此很难对公共物品的社会需求量进行合理的估算, 只能由政府根据自身的计划进行公共物品的供给。由于公共物品的供给由政府垄断, 这就导致对不同领域的投资规模不均衡, 一些地方投资过剩, 而另一些领域的投资严重不足。不论政府投资过剩还是不足, 都是效率低下的表现, 严重的浪费了有限的社会资源。

(三) 维护公平的再次分配

市场经济一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在竞争当中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逐渐朝着两级化的方向发展。财富的两极分化势必会导致其它机会的不平等。为了确保社会稳定, 将两极分化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政府采用再次分配的方式, 一方面通过税收政策缩小贫富差距, 另一方面, 通过社会福利, 对困难者进行帮助。在二次分配的过程当中, 政府需要产生成本, 这样就导致一部分钱没有办法从富人手里转移到穷人手中, 这是政府为了维护社会公平而产生的效率损失。

二、经济管理中政府失灵的成因

(一) 政府机构的内在性问题

随着文官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 世界上大多数的政府在组织结构上都是采用科层制。在政府里面科层组织有着自身的组织利益。政府机构及其官员在履行政府职能的过程当中受到的约束往往不足, 因此, 他们有可能忽视公共利益, 转而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政府机构的内在性是导致政府在经济管理活动当中产生政府失灵的基本因素之一。政府在干预市场失灵的过程当中, 不断扩张机构以及人数, 从而造成预算最大化。

随着预算不断增加, 机构不断扩大, 政府的权力范围和行为空间得到进一步扩展。结果政府在经济管理的过程当中不但不能有效的纠正市场失灵, 反而导致问题的进一步恶化。

(二) 政府决策受到的制约

政府公共决策的难度要远远高于市场决策。政府在经济管理过程当中的决策往往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 从而导致很难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

首先, 决策者的理性限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 政府决策者在收集信息的时候存在很多片面性, 而决策者在这些不完整信息的基础上做出的决策存在失误就成为可能。

其次, 政府决策体制的缺陷。当前多数国家为了确保政府决策过程的民主, 大多采用少数服从多少的原则, 但是在很多时候, 少数服从多数并不一定是最科学的决策方式, 有可能出现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制, 而且效率底下。

最后, 政策实施过程当中的障碍。现代政府有着从上到下很多层次, 一个政策从制定到层层传达, 最终到达执行部门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决策层层传递的过程当中, 市场的形式可能发生了新的变化, 从而导致原有的决策严重滞后于实际情况。

三、纠正政府失灵的路径选择

经济管理过程当中的政府失灵一直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因此, 构建一个职能有限、规则导向、负责任的现代政府是十分必要的。

(一) 构建有限政府

构建有限的政府是当前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大方向。现代民主政治认为, 人们要获得自由离不开政府的保护, 但是一旦政府的职能范围超出了一定的限度, 就会威胁人们的自由生活。因此人们一方面离不开政府, 另一方面, 必须采取相应的手段将政府的权力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在计划经济时代, 政府职能空前扩张, 行政管理的触手延伸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 严重损害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的自由, 并且极大的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构建有限政府就是将政府职能限制在市场失灵和社会不能发生时, 政府才能出现对经济进行调整。

(二) 构建依法行政政府

依法行政的政府, 其核心是对政府权力行使的规范与限制。我国传统政府职能实现方式以权力为导向, 其在社会管理方面表现为一种直接的、微观的、权力无限式的管理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行政管理方式应当由权力导向型向规则导向型转变。

政府依一系列可预见的规则行政。这不仅意味着有规则, 更重要的是规则要内化为行政主体的行为, 成为行政过程中普遍信守的原则。它抛弃了传统管理过程中的人治因素, 避免了任性专断和感情用事, 进而使人治条件下各种弊端得以最大限度地克服。

(三) 构建责任政府

企业制度、市场机制和政府管理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三者相互支撑、相互补充、制约和促进, 共同规范着人们的经济行为。但在行政管理体制中, 政府是责任缺失政府, 政府权力与责任脱钩, 有权无责现象较为普遍, 导致某些方面行政带有明显的趋利特征。

在现代法治社会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只有权责一致才能更好地规范政府的行为, 使企业、市场、政府三者协调发展、均衡推进, 从而提高整个新体制的质量和效率。

参考文献

[1]罗延平.我国转型期的"政府失灵"及其防治对策[J].重庆社会科学, 2003.

[2]白列湖, 潘开灵.政府失灵的原因及其对策[J].科技创业月刊, 2004.

论政府在应对市场失灵中的作用 篇10

与计划经济相比, 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 具有明显的优势, 它可以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市场经济被认为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为有效的配置资源的方式。其优势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市场主体具有资源配置的自动机制, 能够打破部门分割, 按照产业结构优化的原则进行配置

在市场机制充分作用的条件下, 企业成为投资的主体, 每个企业都是独立的经济主体, 这就打破了资源配置的条块分割, 在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和利润原则驱动下, 他们会及时跟踪价格信号, 将资源从价低利小的部门向价高利大的部门转移, 资源增量会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配置到高效率的部门和优势产业, 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运用。

2、市场机制具有传递信息的及时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价格作为资源在各个部门分配状况的一个信号, 能够随着资源配置状况的改变及时得到反应, 从而给人们提供如何配置资源的信息。

3、能够降低资源消耗, 提高经济效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源由产品形态转化为商品形态, 企业配置资源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盈利最大化, 这就要求企业要把各种生产要素按照最佳的配比投入到生产经营中去, 这就能够降耗增效。同时, 市场经济是靠竞争推动的经济, 在竞争所形成的价格下, 那些生产效率高的经济主体就会获得较大发展, 而那些效率低的经济主体就会亏损甚至破产, 从而实现社会总体上的经济效益提高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4、市场机制可以使经济主体的内在动力充足

面对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和市场竞争的压力, 经济主体必须不断加强管理, 深化改革, 发展科技, 降低成本, 提高质量, 向新的更高层次迈进, 才能有所发展, 才能不被淘汰。

二、市场失灵的原因

市场失灵是指在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不对称等场合或领域, 市场机制丧失了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垄断和非公平竞争的存在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精髓, “看不见的手”的有效性依赖于完全竞争的理想模式。但是要满足这完全竞争的条件很难, 放任市场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垄断, 而垄断会导致低效率, 它是竞争性经济不可避免的现象。垄断厂商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所选择的产量更低, 价格更高, 因而导致社会福利受损, 即经济效益的降低。理论上讲, 市场经济也可以解决垄断低效率问题, 但由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协商困难, 最终不能通过市场消除低效率。

2、市场不能解决外部性问题

外部性指从事某经济行为的经济单位不能从其行为中获得全部益或者支付全部成本, 结果社会得到的收益或成本与经济行为人的收益或者成本不相一致, 从而自发行为导致低效率, 即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外部性问题的实质就在于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之间发生偏离, 这种偏离会导致资源配置失当。

3、市场不能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 是指私人不愿意提供或不能提供但社会需要的产品或者劳务, 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基于公共产品的特点, 致使其无利可图, 同时公共产品也不可能象私人产品那样, 通过市场的买卖行为使产品的供应者和购买者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因此公共产品的价格很难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确定, 所以也就很难通过市场来提供。

4、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的低效率

市场信息总是沿着“信息对称—信息不对称—信息相对对称—信息对称”的脉络发展。目前信息处在信息不对称与相对对称之间, 即仍然不对称, 在此条件下, 由于经济当事人只能以平均水平判断交易对象的质量, 因而交易的结果将使得那些高质量的产品被排除在市场之外, 从而导致低效率。

5、宏观经济的波动导致市场失灵

经济运行周期分为复苏, 繁荣, 衰退和萧条, 周而复始。虽然市场机制对于局部市场的价格有自发调节的功能, 但当总体物价水平出现剧烈波动, 比如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时, 市场的价格体系就会被扭曲, 市场机制就无法对总体价格进行稳定和调节, 就会市场失灵。

三、政府在应对市场失灵的作用

1、通过某些限制和规定保护市场机制和分配的实现

通过对一些个别垄断企业的规模、市场占有率的限制, 打破垄断企业的壁垒, 鼓励其他企业进入市场, 保证正常的竞争。一方面, 需要对垄断行业实行公共管制, 通过有效的价格管制等手段, 把价格限制在平均水平上, 避免因过度竞争而造成企业间的自相残杀和资源浪费。另一方面, 需要运用法律解决, 努力完善规范垄断市场行为方面的法律法规。

2、鼓励和保护正的外部效应, 预防和制止负的外部效应

对正的外部效应, 如发明创造、植树造林等, 政府通过各种奖励性政策来鼓励, 并通过各种法规来保护。对于负的外部效应, 如环境污染等, 除少数可以让市场调节外, 大部分需要政府借助行政、财政、税收等手段来处理。比如明晰产权, 避免巨额的交易成本;使用税收和补贴, 从而强行使成本外溢者付出代价而减少其供给, 收益外溢者得到补偿而增加其供给;实行公共管制, 依靠外部强制力量来调节经济主体的行为;拍卖许可证;实行企业合并或产业重组, 使外部效应内部化。

3、提供公共产品

单靠市场无法有效满足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因此就需要公共部门来决定其生产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督。一方面, 政府应当重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缩城乡差距以体现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原则。除此之外, 应该提高政府主导的公共产品在供给过程中的效率原则。政府应引入各种机制, 围绕政府职能定位, 从制度上保障政府对社会公众负责, 使政府受到更有效地监督。

4、发挥政府作用, 减少信息的不对称

政府应该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对不同的市场类型采用不同的参与方法:在资本市场上, 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及卖方知道有关上市公司存在的问题及公司的盈利或亏损情况, 但股票购买者并不知道, 政府就通过制定上市公司事项公告制度、处理监督机构等手段, 使信息更加完全, 消除隐患。在一般商品交易市场上, 通过品牌管理、质量监督管理等手段, 通过大众传播等方式, 使买方得到完整的信息信号, 消除卖方误导, 这些途径只有通过政府才能做到。因此政府要促提高信息透明度。并利用管理者的职位收集信息整合信息并促进信息的充分传播, 使消费者和投资者得到便于正确决策的足够多的信息。

5、调控宏观经济, 使其平稳发展

通过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来引导宏观经济正确发展, 减少其盲目性。一是财政政策, 即政府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 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二是货币政策, 它是通过政府对国家的货币、信贷及银行体制的管理来实施, 以稳定物价、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等。三是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规划等, 通过产业政策为导向, 引导和调控产业发展方向, 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王宏军, 论市场失灵及其规制方法的类型[J], 经济问题探索, 2005

[2]、高鸿业, 微观经济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政府失灵 篇11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有机融合的“混合经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N.格里高利·曼昆 (N.Gregory Mankiw) 指出:就一般意义而言, “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 由于外部性或市场势力的存在, 市场也会发生失灵现象, 但通过“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1]。然而, 正如市场存在着失灵的缺陷一样, 也同样存在着并不完美的政府失灵。正如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 (Paul A.Samuelson) 曾指出的那样:“应当认识到, 既存在着市场失灵, 也存在着政府失灵。……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 政府失灵便产生了。”[2]我们可以发现, 当政府试图弥补市场缺陷时, 同样会出现决策失误、行为低效率、无效率甚至负效率等政府失灵现象。由于政府是一个处于特殊地位的行为主体, 它被赋予了一定的私人机构所不具有的强制权力[3], 因此政府参与资源配置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直接的影响。由此可见, 在理论上科学地解析政府失灵的主要成因, 并在实践上探索如何有效规避政府失灵, 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 将会具有显著的重大意义。幸运的是, 政府问题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广泛关注, 如肯尼斯·J.阿罗 (Kenneth J.Arrow) 、安东尼·唐斯 (Anthony Downs) 和詹姆斯·M.布坎南 (James M.Buchanan) 等公共选择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都对政府失灵现象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理论研究, 并对解释和治理政府失灵问题提供了诸多富有价值的发展启示。毫无疑问, 公共选择理论对于政府失灵有着重要的解释意义和对策价值。但是, 正如张五常教授所言:“可惜在这些天才的盛年, 产权及交易费用的理论远不及今日的成就”[4], 即使在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取得较大研究进展的今天, 不少文献仍旧借助于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失灵进行研究, 文章浩瀚但重复堆砌较多, 并没有启发新的思考。不仅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 政府在干预经济时同样也在代替市场配置资源, 因此借助企业研究中的前沿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对政府失灵进行分析不但具有可行性, 更具有启发性。接下来, 本文将首先介绍基于不完全契约视角对政府进行分析的理论基础, 继而借助该理论对失灵现象作深入探讨, 最后是结论与相关政策含义。

二、不完全契约视角下政府失灵分析的理论基础

不完全契约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中企业理论的前沿研究成果。鉴于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与政府的宏观经济活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更为重要的是两者都同属于制度现象, 因而借助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析视角, 探讨基于该视角对政府失灵分析的理论基础显得非常重要。

1. 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基本内涵。

不完全契约理论 (incomplete contracting theory) 即GHM (Grossman-Hart-Moore) 模型, 是由格罗斯曼和哈特 (Grossman and Hart) 、哈特和莫尔 (Hart and Moore) , 以及西格尔 (Segal) 等人所共同创立的, 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五大标准分析工具之一。由于不完全契约理论关注于企业的最优产权安排, 因此又被称为企业的产权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当事人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对称性、缔结契约高昂的交易费用和语言使用的模糊性, 使得契约不能对未来所有或然事件及其相关责任权利作出明确规定。或者因为契约的重要信息对于当事人双方是可观察的, 但对第三方 (如法庭) 是不可证实的, 从而造成缺乏一个公正的第三方来执行契约关键条款, 导致双方签订的契约是不完全的。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当事人中的一方选择在事前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 并决定等未来发展态势清楚之后进行再谈判, 那么由于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会导致契约当事人利用契约漏洞“敲竹杠”, 使得投资方事前专用性投资的激励变得扭曲。此时, 契约中事前无法规定的剩余控制权及其归属将显得非常重要。剩余控制权的拥有者能够在未来不用向他人支付边际补偿就可以处置那些契约中未提及的资产。因此, 要想达到帕累托效率, 契约当事人应当通过最优契约设计形式明晰产权安排用以最小化交易费用。事实上, 最优化契约是不存在任何约束条件的理想契约, 这种契约只是在理论上存在, 但在现实世界里, 约束条件几乎具有不可穷尽的特征, 任何可以签订的契约都只是涉及到可以观察到的少数而且主要的约束条件。正是由于各种约束条件的存在, 现实世界里的所有契约都不是最优化契约, 而是对一方当事人存在风险但对另一方当事人又同时存在着“敲竹杠”机会的次优化契约。

2. 政府的不完全契约性。

国家或政府的权力源自何处?这是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门学科的核心话题。西方近代政治学对政府权力起源的研究成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社会契约论。这一理论由霍布斯 (Thomas Hobbes) 、洛克 (John Locke) 、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和约翰·穆勒 (John S.Mill) 等人建立并逐步完善。该理论认为, 人民为实现自由而将自然权利进行让渡是国家或政府的权力来源, 这种自由必须通过契约建立下的法治国家才能实现, 因而国家是契约的产物[5]。在国家契约下, 政府与人民大众之间形成一种委托与代理关系, 也即政府的成立是人民大众通过契约而对自身自然权利的集体委托行为, 或者说政府行使权力是一种社会代理行为。在经济学领域, 国家或政府被看作是人们经过成本收益比较后自愿选择而达成的社会契约。由于为减少在“自然状态”下的风险而进行个人自我保护的边际成本较高, 而通过社会对其财产与安全进行保护则具有无可比拟的规模效应, 因此人们经过谈判达成政治契约而建立了国家, 政府才由此而得以出现或建立起来。政府是人民集体理性选择下的契约结果, 并且这一契约内在地包含了对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所有财产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让渡权等产权进行保护。

可见, 无论是政治学还是经济学都认为国家或政府的起源是一种契约行为。但是, 斯蒂格勒 (Stigler) 曾形象地指出:“一个没有交易费用的社会, 宛如自然界没有摩擦力一样, 是非现实的”[6]。完全契约仅存在于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中, 而我们恰恰生活在交易费用为正而且非常昂贵的世界里, 所以国家或政府构建在不完全契约而不是人民所愿想的完全契约基础之上。作为政治契约当事人的政府与人民同样是有限理性、难以掌握完全信息的“经济人”, 这就使得双方不可能通过谈判将双方所有行为置于完全契约的充分约束之下, 而正是不完全契约的漏洞给了政府失灵以“可趁之机”。

三、政府失灵的不完全契约解析

经过前文论述, 我们分析认为政府与人民所达成契约的不完全性造成了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 政府部门之间、国家之间也需要通过达成契约来开展工作, 履行政府职能。而建立在政府与人民契约基础之上的政府部门间与国家间契约同样是不完全的。这就造成政府会出现与人民之间的失灵、政府部门之间的失灵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失灵。因此, 借助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不完全契约理论对不同层次上的政府失灵现象进行分析, 便具有了较高的可行性与理论基础。本部分内容将重点解析三种政府失灵现象的不完全契约性。

1. 政府与人民之间失灵的不完全契约解析。

市场不是万能的, 需要政府适度干预来弥补其缺陷, 对此经济学家已达成共识。但市场失灵的存在并不必然是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在很多方面, “看得见的手”不仅没有把事情办好, 甚至办得比“看不见的手”更糟[7]。第一, 公共政策存在失效可能。1972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 (Kenneth J.Arrow) [8]所提出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已经证明借助于投票这一“程序民主”来实现协调一致的“实质民主”是不可能的, 加之公共决策机制设计的缺陷、投票人的“近视效应”等等导致政府决策并不充分代表人民集体利益。第二, 政府存在“天然”扩张性。尽管从理论上讲, 政府权力范围应当约束于公众权利的让渡程度, 但事实上作为公众利益的代理人, 政府也会追逐自身利益。著名的“诺斯悖论”就指出, 一方面, 国家权力因为其具有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而成为保护个人权利最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 国家权力又具有扩张性[9]。这种扩张性表现在频繁进入市场参与经济活动, 盲目扩充其经济职能而不断揽权、制造垄断等非公益性和非效率性行为, 不仅没有做好市场经济的“掌舵者”或“裁判员”, 反而是热衷于亲自划桨或上场比赛, 借市场经济之名, 行计划经济之实, 破坏市场的有效竞争。第三, 政府设租、寻租、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滋生。作为政府这一“超级企业”的经理人, 政府官员往往不是寻求使得股东亦即人民效用最大化的政策, 而是执行使其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政策。由于缺乏健全的约束机制, 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政府官员就会为获取暴利或轻松的工作环境而频繁设租、寻租或低效率工作。比如, 某政府在试图通过制定相关政策解决某种问题时, 需要在决策之前针对该问题进行调研, 获得足够充分有效的信息。然而在这一调研过程中, 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政府工作人员可能会为减轻工作压力而把原本一天就能完成的工作变成花费两天时间完成, 也可能会在通过调研掌握了部分信息后而不再花费精力继续去搜集那些较为难得的信息。这就造成政府决策者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可能会因为掌握信息不够充分而使政策效果出现偏差, 从而造成政府失灵。以不完全契约理论去分析上述现象, 我们认为政府之所以失灵, 就是因为它与人民达成的只是一个不完全契约, 而非理想化和最优化的完全契约。在理想状态中, 人民信任政府能够保护其私有产权并且追逐社会产出与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投入了公民个人所有的专用性资产给政府, 也即将自身所拥有的自然权利让渡给政府, 并向政府缴纳各种本应属于自己所有的赋税, 政府在获得这些权利后掌握了国家权力而可以执行契约。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政府失灵现象不出现, 这一契约将是“完全的”。但是人民在让渡权利而与政府达成社会契约过程中难以就政府所有行为作出严格约束, 并且缺乏一个公正的第三方来执行契约条款, 致使社会契约是“不完全的”。一旦政府企图利用契约漏洞不去保护公众产权或追逐私利, 那么公共政策失误、盲目扩张、设租寻租、工作效率低下等诸多政府失灵现象就会出现, 人民的专用性资产 (自然权利) 投入将难以收回, 其缴纳的巨额赋税也不会得到最优化利用, 甚至会被挥霍或贪污, 更甚的是被用来镇压和剥夺人民的各种自由权益, 政府权力由此而异化为人民权益的对立物。此时, 政府便“敲”了人民的“竹杠”。在政府工作人员调查相关问题信息的事例中, 按照同人民达成的理想契约要求, 工作人员应当充分利用时间, 采用切实可行并且高效的方法将需解决问题的所有信息搜集并记录下来, 以便于政府决策者以此为根据制定相关政策。但是, 如果工作人员具有机会主义倾向, 在工作过程中花费了更多的时间但没有获得更为充足有效的信息, 使得工作效率低下, 损害了人民的利益, 我们就可以认为该工作人员并没有履行同人民达成的完全契约, 而是“敲”了人民的“竹杠”, 政府失灵也便产生。需要注意的是, 企业间或个人间契约可以通过事件未来自然状况清楚之后再谈判而重新缔约, 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与此不同。由于政府掌握了国家的超级权力, 一旦政府对其人民侵权, 并且得不到独立而且有效的司法保护, 那么分散和微弱的个人必将是处于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的状态。

2. 政府部门之间失灵的不完全契约解析。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 政府都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组成, 各级政府又由不同业务部门所组成, 因而使得不同级别政府之间在垂直方向上, 同级别政府在水平方向上存在纵横交错的府际关系。府际关系通常是多种多样的, 主要包括“条条关系”与“条块关系”。某个业务部门一方面会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管辖, 从而形成纵向性的“条条关系”, 另一方面还会在同级的各种业务部门之间形成横向性的“块块关系”。可见, 这种制度安排使得该业务部门通常面临着来自多个委托方各个方面的要求。更为复杂的是, 业务部门在“条条关系”和“块块关系”中是代理方, 在与下属部门的关系中则变成了委托方。不同部门之间由于政策目标不同, 就容易导致政府机关部门之间关系紧张甚至冲突, 从而使得政府工作效率受损, 导致政府失灵。比如, 某政府部门受上级政府部门的纵向委托在工作中要侧重追求生态效益, 而与其同级的其他横向并存的政府机构却更强调经济利益, 或者是相反, 从而使得该政府部门面临着生态效益和经济利益孰轻孰重的两难选择困境。在这种情况下, 该部门无论选择何种工作优先目标都难以使各政府部门满意。此时, 如果政府部门之间就工作目标的优先顺序能够达成有效的完全契约, 那么该政府部门就会较为顺利地开展工作。但是在现实情况中, 因为职能及权责范围的不同, 不同政府部门之间难以就多个政策目标达成协调一致, 也就意味着完全契约是不可能达成的。在多目标博弈下, 该政府部门在执行公共政策过程中就很可能出现与政策内容不符、偏离政策目标、违背政策精神等政策执行失真现象, 从而难以让所有的委托方效用最大化。为使各部门满意, 该政府部门就会花费大量时间与财力资源, 不断与各委托方进行谈判协商来决定资源分配、工作量和责任分担等问题。在这种包含妥协与互惠交换的谈判过程中, 政府行为低效率、无效率甚至负效率等现象也便发生了。即便谈判过程结束, 各项政策及其执行已经达成契约, 但随着事物的发展, 一旦先前的谈判环境或构件发生变化, 上级政府完全可能对下级政府的政策行为提出新要求或新约束。如果下级政府意识到这一点, 那么事前的谈判效益将会大打折扣, 造成政府执行政策扭曲或激励不足。假设为促进社会整体效益水平的提高, 经过各方的谈判协商, 该政府部门的工作目标更需要侧重追求生态效益, 那么其在一定时间内就会将保护生态环境放在优先顺序之上。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 如果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 促进经济增长的压力逐步上升, 那么各政府部门之间又不得不重新展开协商而修订契约来调整工作优先目标。又比如在改革进程中, 由于改革前景的不确定性和改革相关契约的不完全性, 中央对地方进行改革试验的显性或隐性承诺可能难以完全兑现。当地方政府意识到存在改革成功的收益会被中央政府分享, 但改革的成本却由自己完全承担的可能性, 而且一旦改革失败, 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加严重时, 地方政府就会缺乏足够激励对改革试验进行事前专用性资产投入[10], 而不能积极进行创新, 造成政府失灵。在一个完全契约之中, 上下级政府之间, 同级别政府部门之间, 应该按照社会产出与社会福利产出最大化的原则就某项政策或行为目标达成一致, 并协调一致地充分利用好资源将各项政策贯彻落实。然而由于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因为工作目标的不同, 部门之间难以协调一致, 从而使政府效率降低, 政府失灵也便产生了。

3. 国家之间政府失灵的不完全契约解析。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如果只从本国去分析是远远不够的, 政府失灵问题同样如此。传统的公共产品探讨中始终没有超越国家和主权的界限。如今, 生活在关联日益密切的“地球村”中, 人们的各种经济行为影响早已超越了国家和主权的狭隘框架。在全球化的今天, 一个国家不仅要对内提供国家公共产品, 还要对外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比如全球变暖的控制、传染病的根除、核扩散的防治、国际金融的稳定, 甚至是外层空间的合法公平利用等。显然, 仅靠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有限力量, 绝不可能优质高效地提供能够满足“全球村”所需要的国际公共产品, 而是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与共同努力。但是由于国家政府之间难以达成有效的完全契约, 国际社会也存在着“搭便车”的政府失灵现象, 从而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劣化、供给数量不足和供给质量低下, 由此导致了国家之间政府失灵的大量涌现。以气候变暖的控制为例, 假设某国对气候问题较为重视, 从而选择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 投入专用性资产进行低碳减排, 但是该国保护环境的行为受益者并不具有排他性。当减排国意识到减排是以牺牲本国的经济增长为代价, 也即减排成本由自己来承担, 而其他国家却搭便车时, 那么其用于减排的专用性资产投入将会下降, 造成行动和支付意愿的激励变得扭曲。为有效应对气候变暖的严重局面, 减排国就会尝试同其他国家进行谈判而达成契约来约束各国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行为。但在现实情况中, 有关二氧化碳减排的谈判进展却不够顺利, 各国之间难以达成协调一致的意见, 使得各国政府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效率不高。这一矛盾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显得愈加尖锐。发展中国家在财富、资本和技术非常稀缺而民众的脱贫意愿又非常强烈的国内压力下, 普遍认为当务之急是寻求经济增长而不是关注气候问题, 其行为理念是经济优先和气候其次, 并且普遍认为气候问题的主要制造者是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 因而发达国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并付出更多努力, 由此造成国家间难以就气候问题达成权利与义务分配的契约。在裁军问题上也是如此, 为了寻求国家间的国际安全, 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一些军事大国之间签订了裁军协议。但是, 每一协议缔约方都有可能会认为, 如果自己不裁军甚至扩军而其他缔约方裁军, 则会保持和提升自己的军事优势。如果这种可能属实, 那么导致的局面将是虽然各个协议国家都信誓旦旦地签订了裁军合约, 但谁都没有采取实际的裁军行动, 事实上导致每个国家都在扩军备战。本来每个国家都是为了寻求自己的国际安全, 但最终的结果是各国在扩军后都变得比以前更加不安全, 也由此导致了国家间在裁军问题上的政府失灵。在一个理想状态中, 世界各国在应对气候问题时, 应当本着对全球人民负责的态度, 通过谈判达成高效契约, 既能照顾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 也不能将减排义务完全交付于发达国家, 而是各尽其能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而在应对国际安全问题上, 世界各国也应该遵守契约精神增加彼此信任, 既对本国人民负责, 也对他国人民负责。但是在现实中, 无论是国际贸易与政府合作, 还是世界和平与和谐发展, 国际契约的不完全性, 都会导致国际社会的政府失灵。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如何有效规避政府失灵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 将不完全契约理论引入对政府失灵的理论研究, 不仅具有显著的可行性, 而且也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契约的不完全性即使不是导致政府与人民间的失灵、政府部门间的失灵和国家间的失灵的最主要原因, 起码也是政府失灵的主要原因之一。基于不完全契约的理论分析, 我们认为合理分配剩余控制权, 可以有效减少事前专用性投资的激励扭曲, 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政府失灵。在“天赋人权”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时代下, 社会契约精神下的剩余控制权必将属于人民。公众是富有发展理性的最大人群[11], 人民既能将自然权利让渡给政府, 也能适时收回, 这就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治国之道。要想克服公共政策失效、政府盲目扩张、设租寻租、工作效率低下、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等问题, 必须本着契约精神, 严格保护产权, 保障司法独立, 通过反映人民权利诉求的法律来约束政府行为。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同时又处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 是一个契约高度不完全的社会, 政府存在较多的错位、越位、缺位、失位, 需要及时换位、退位、到位、归位。在这一过程中, 需要借助契约精神来对政府行为进行约束。2001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Stiglitz) 在谈到中国经济问题时曾经指出:“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幻想毫无压力地转轨, 或试图掩盖未来所必将面对的支付需求是无益于事的”[12]。政府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最为重要的事情, 为了加快推进中国现代化转轨的力度和速度, 大幅提升中国未来的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率, 中国必须通过优质高效的法规契约来协调市场与政府的边界, 大幅增加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契约供给[13]。

摘要：市场经济既存在市场失灵, 也存在政府失灵。如何有效规避政府失灵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亟待解决的难题。政府失灵与不完全契约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因而不完全契约理论能够对政府失灵现象提供较强的解释能力。通过对政府与人民之间失灵、政府部门之间失灵和国家之间失灵等不完全契约性的理论解析, 将会对正处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现代化崛起, 不仅能够提供富有价值的发展启示, 而且也具有非常显著的政策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