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失灵

制度失灵（通用12篇）

制度失灵 篇1

改革开放以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主要依靠国家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土地资源也是实行行政配置、无偿使用的模式。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与之相比,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制度改革却一直徘徊不前。按照现行相关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必须首先通过征收变成国有土地后方能进入土地市场。但是随着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建设用地的需求迅速增加,再加上强大经济利益的诱致,使集体建设用地内部和外部隐形流转并存[1],同时也伴随着出现了流转不够规范、流转收益分配混乱、农民权益受损等各类问题[2,3]。

面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客观存在,流转问题大量出现的事实,国土部门开始以试点的方式探索改革途径。在政府积极探索的同时,理论界也对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流转的积极作用及其现实可能性进行了积极的探讨,认为集体建设用地的市场化流转有助于当事人特别是农民以土地权益分享工业化、城市化成果,保障各方利益,实现参与主体的一致同意[4,5],有利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4,6],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7,8,9]。

与各地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取得丰富实践经验相比,中央政府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却持谨慎和有保留的态度,目前并未得到国家立法层面的承认和保护。在流转广泛发生,国家法律和理论建设严重滞后、流转出现诸多问题这一情况下,如何改革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推进集体建设用地规范、有序流转,就成为现阶段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理论和政策课题。

1 对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主要问题的认识

如前所述,学者们分别从流转秩序、流转机制、流转管理等方面详细论述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不再累述。在此,本文从集体土地的资源和资产两大基本属性出发,进行探讨。

1.1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焦点问题

从集体土地的资源和资产属性出发,笔者认为,在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其焦点在于两个方面:

(1)作为资源,集体建设用地低效利用。统计数据显示,全国集体建设用地总量为1700万hm2,相当于全部城市建设用地的2.4倍[5]。在法律禁止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背景下,大量的集体建设用地或被低效利用或隐形流转。以广东省为例,据2005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前期工作“四清查、四对照”的结果,全省农村有7.02万hm2建设用地处于低效利用状态。在《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颁布前,珠三角地区通过流转的方式使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实际超过集体建设用地50%,而在粤东、粤西及粤北等地,这一比例也超过20%[10]。隐形流转扩大了土地流转规模,引发了土地粗放利用,降低土地产出率和利用率。据调查,广州市花都区15宗55.33hm2参与流转的集体建设用地,其平均容积率仅为0.35,最低的土地产出率仅为210万元/hm2[11]。

(2)作为资产,农村集体权益受损严重。按现行相关法律规定,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要进入市场,需通过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后才能予以出让。国家通过征收手段将集体土地以较低成本转为国家所有,一直受到理论界的质疑。这种没有市场化的征地制度忽视了农民利益,剥夺了农民本应享有的土地增值收益。而对于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言,过低的征地补偿实现不了土地的转用价值,因而采取不征而自行转用的流转方式,自发的、私下隐形流转就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隐形流转多以协议方式为主,交易对象的选择、交易价格的确定都主要由流转双方私下协商而定,流转缺乏公开性、竞争性,使农民集体利益受损。以流转价格为例,据报道,2005年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以拍卖形式流转集体工业用地16.13hm2,拍卖土地总收入2448万元,平均超过151万元/hm2,而过去通过协议方式出让的最多不超过100万元/hm2[12]。

1.2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成因分析

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问题表面现象的描述,应有一个深刻而科学的认识,就基本成因而言,至少可以从制度和管理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和把握。

(1)在制度层面上,我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土地征收制度以及土地市场制度都难以适应当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管理的需要,是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集体土地使用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二者本应是处于同一层次的平等权利,但实际中他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性。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但征地制度中却存在着公共利益界定不明、补偿标准与实际需求差异过大等问题。我国城乡土地市场制度的不一致,形成具有双轨制特性的国有、集体两个土地市场。总体来看,城市国有土地市场制度规则完备、法律规范;与城市国有土地市场相比,尽管个别地方出台了相关政策,但就总体水平而言,农村土地市场,特别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仍然处于自发、隐形状态,缺乏明确的可遵循的法律依据和规则,发育更为缓慢。

(2)在管理层面上,政府管理错位与流转管理制度缺失导致流转问题大量出现。政府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采取了直接干预的措施,通过征收后再出让的方式,控制一级土地市场,严重扭曲了土地价格及土地市场运行机制。管理制度建设滞后于流转实践,是当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管理上的主要问题。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管理涉及决策管理、审批管理、交易管理以及收益管理等诸多环节,现在除几个试点地区出台了一些相关制度,全国大部分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进展缓慢,不能发挥对流转的规范作用。

2 在市场和政府“两种失灵”中,政府应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和主导作用

从经济学理论出发,可以认为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产权存在残缺以及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不健全导致的市场失灵;二是还存在着严重的政府失灵,表现为政府的过度行政干预和干预的无效性。就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现实问题来看,两种失灵同时存在,但政府失灵起主导作用。由于政府代替市场机制配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资源,从而使市场机制不能在集体建设用地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和主导作用,政府失灵明显偏重于市场失灵。

2.1 市场失灵

市场的正常工作需要清晰的产权、完全竞争、没有外部性、公共产品数量不多、不存在短期行为、不确定性和不可逆决策等[13]。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市场就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就出现市场失灵。在我国集体建设用地产权主体不明晰,产权权能缺失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出现了集体建设用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Ⅰ)。另一方面,当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很不健全,缺乏良好的组织,导致市场机制本应该具有的许多资源配置功能无法充分发挥或不能有效发挥,出现功能障碍(市场失灵Ⅱ)。

(1)产权存在残缺:市场失灵Ⅰ。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残缺主要表现为产权主体不明晰和产权权能缺失。尽管中国的《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等重要法律都已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是“集体”如何界定,集体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如何?法律规定并不明确。由于农民和集体之间关系的模糊,农民不能成为土地财产的主体。加上中国大部分地区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解体或名存实亡,缺乏行使集体所有权的组织形式和程序。因此造成集体建设用地产权主体虚置,没有人格化的产权所有者。

对于集体建设用地来说,国家法律一直没有给予其合理的使用权流转权能。如《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这意味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没有资格作为土地交易的一方,无权参加讨价还价[14]。

(2)流转市场不健全:市场失灵Ⅱ。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尚未正式形成,存在着市场缺失的问题。而实践中代替正式市场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隐形市场是由集体组织和农民自发形成的,缺乏有效的管理,呈现出无序流转的特点,是不完全的市场。另外,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介组织仍是一片空白,缺乏土地评估、土地融资等流转中介机构。流转市场不健全,缺乏公平、高效的市场环境,自然影响到市场机制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所能发挥的资源配置作用。

2.2 政府失灵

政府失灵是指政府为克服市场功能缺陷所采取的立法、行政管理以及各种经济政策手段,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各种事与愿违的结果和问题,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经济的效率低下和社会福利损失。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一方面,政府代替市场对集体建设用地进行配置,即政府过度的行政干预(政府失灵Ⅰ);另一方面,政府流转制度供给不足,缺乏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有效管理,即政府干预的无效性(政府失灵Ⅱ)。

(1)政府过度行政干预:政府失灵Ⅰ。在现行土地管理制度下,集体建设用地必须先通过国家的征地行为转为国有,然后才能进入一级市场。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严重扭曲了土地市场的健康发展,使市场无法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

虽然相关政策法规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如2004年10月,《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提出:“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2005年10月实行的《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明确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出让、出租、转让、转租和抵押,被视为“新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土地流转改革”[15]。但是,目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在国家法律层面上并未得到完全认可。

政府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进行必要的限制是应该的,但是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排除在市场势力范围之外,政府管制措施明显失当[16]。

(2)政府干预的无效性:政府失灵Ⅱ。目前由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相关制度安排及流转管理工作严重滞后于流转实践需求,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出现的市场失灵问题不能进行弥补和纠正,即表现出政府干预的不足,或政府干预的无效性。对于产权制度、法律制度、征地制度、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之处,以及流转价格管理、收益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前面已有相关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在此,重点论述规划制度的缺失。

在地方实践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一般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镇规划以及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等,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如果不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规划指标和布局不会考虑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要符合规划控制指标几乎无法实现。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也不涉及集体建设用地,加之现在村镇规划编制工作严重滞后,使得规划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指导与控制只能流于表面。

2.3“两种失灵”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效率损失

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市场和政府是资源配置最基本的两种手段,这两种手段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选择和组合,会出现不同的资源配置状态,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用图1来分析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效率损失。

图1中AC、MSC和MPC分别为集体建设用地需求曲线、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私人成本曲线。首先,在完全市场条件下,从全社会角度出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数量由边际社会成本MSC和需求曲线AC决定,流转数量为Q1,相应的流转价格为P1,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AOE,集体建设用地配置效率最高。

然而,由于产权残缺,市场失灵的存在,使集体建设用地配置效率偏离社会最优。科斯提出缺乏明确界定的产权和存在交易成本是产生外部性的主要原因[17]。根据科斯的观点,只有当产权界定是清晰的且是无成本的,市场配置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而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产权主体模糊、虚置,产权权能不完整,致使土地财产权不能涵盖流转的全过程,就出现了集体建设用地过度流转、隐形流转,甚至擅自改变农业用途非法流转,不仅扰乱正常的土地管理秩序,而且引起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这些外部性问题。

由于外部性存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数量变为Q2,流转价格为P2,与社会最优相比,集体建设用地过度流转了Q2-Q1,造成总福利损失EE’F’。这一过度流转数量和社会福利损失是由市场失灵Ⅰ所引起的。而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还饱受市场不健全的困扰,即市场失灵Ⅱ的影响,两者共同作用,集体建设用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问题可能会出现扩大化的趋势,价格可能会低于P2,流转数量超过Q2。

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失灵的存在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必要前提,但从目前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践来看,政府干预也出现了干预的过度性和干预的无效性,使本已失灵的市场更加扭曲。仍以图2为例进行说明,假设流转价格受到政府干预因素的影响后为P3,则流转数量为Q3,此时集体建设用地配置效率最低。与社会最优相比,过度流转了Q3-Q1,偏离社会最优价格P1-P3,社会总福利将损失EFG。

由上可见,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作用,使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价格偏离社会最优,导致集体建设用地过度性流转损失严重。因此,如何通过制度改革,减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就成为本文进一步探讨的重点问题。

2.4 引入市场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在政府合理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和主导作用

前述研究表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改革的重点是考虑如何消除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在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政府失灵又起着主导作用,主要表现为由于限制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而导致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机制的缺失。因此,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改革的基点是引入市场机制,打破禁止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禁锢。同时还应注意到,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还依赖于政府的合理调控,即今后改革的逻辑主线是在政府的合理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优化集体建设用地资源配置。而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成功转变。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政府不应介入确定使用者、签订使用合同等这些应属于产权人的事物,而应作为管理者和服务者,为流转提供优质服务和加强监管,为市场良性运作提供保障。

3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改革分析框架

综上分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改革应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在明晰集体建设用地产权的基础上,放松政府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管制,赋予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市场化流转的权利,确定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制度。同时,对现有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公共政策进行调整。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改革思路如图2所示。

制度设计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确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市场制度,包括产权制度设计和市场制度设计。即在明晰产权主体,完善产权权能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建立流转市场中介服务体系,保障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顺畅运行。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机制由过去的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要依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实现政府职能的成功转变又必须依赖公共政策体系的调整。政策调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放松管制。即通过放松对集体建设用地直接流转的管制,赋予集体建设用地所有者直接参与市场活动的权利;同时加强公众参与、监督,以促进流转市场公平、有序进行。二是,实行管制创新。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需要实行政府管制的创新,要求政府将职能目标定位为制定市场规则和加强宏观调控管理,为集体建设用地市场良性运作提供制度保障。

4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制度改革框架,为实现集体建设用地高效、有序流转,应采取如下政策建议:

4.1 完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保障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流转的提前条件

(1)明晰集体土地产权主体。对现有的乡、村、村民小组三级组织中,要明确界定哪一级组织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目前来看,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设想,但一直没有定论。笔者认为,考虑到我国农村土地所有的特殊性,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主体可能会因地而异,但无论哪一级组织或机构,都必须合法、公开、明确界定。在明确界定所有权主体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要进行依法登记、发证,确认其所有权。

(2)完善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权能。针对我国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权能缺失的情况,应对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权能进行重新设定,在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允许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通过出让、租赁、作价出资或入股等方式有偿流转,在土地使用年期内,可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从而赋予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更加丰富的内容。

4.2 建立健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

(1)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的建立,可借鉴国有土地市场建设的经验,分为一级市场(首次流转市场)与二级市场(再次流转市场)。一级市场是集体土地所有者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让与土地使用者而形成的市场,可以采用出让、出租、作价入股等流转形式;二级市场是指依法有偿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将剩余年限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或抵押。同时借鉴国有土地市场的运作和管理程序对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加以规范。

(2)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的中介服务体系。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的中介服务体系,是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制度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中介服务体系包括代理流转交易事务和为集体建设用地供求双方提供信息咨询等方面。目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急需建立土地评估事务所、投资经营公司、融资公司、保险公司、委托代理机构、土地租赁公司这些中介组织。

4.3 放松管制,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流转

(1)放松管制权限。目前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管制制度已出现严重的管制失灵,使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发展缓慢,甚至陷入困境。因此,放松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交易的过度性管制,调整行政性手段的干预方向和力度,重点关注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市场体系的构建,不失为现阶段政府公共政策的最佳选择。

(2)加强公众参与、监督。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流转,还需要在公众参与、公众监督的基础上,建立流转决策公众参与制度与流转管理运作监督制度,以促进流转公平、公正进行。流转决策的公众参与包括流转过程中农民意愿的征询、流转价格的听证、流转收益分配听证等环节。同时,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融入农民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对流转用途、流转价格、交易程序、收益分配等实体和程序性内容进行全面的监督。

4.4 实行管制创新,确保集体建设用地规范、有序流转

(1)确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规则。市场的有效运作依赖于适当而普遍遵守的市场规则,因此,首先在认真总结广东、江苏、安徽等各试点地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践的基础上,出台政策、法规等确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范围、条件、形式、程序以及管理等市场运作规则。同时,参照《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在流转程序、价格形成、流转期限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规定。

(2)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镇规划以及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实施,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的用途、数量进行控制;另外,同确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规则一样,参照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借鉴各试点地区成功经验,建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决策管理、审批管理、交易管理以及收益管理制度,以此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调控交易环境和交易过程,维护市场秩序。通过以上调控与管理,以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固有缺陷。

制度失灵 篇2

摘 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既可以依靠市场自由调节，也可以依靠政府干预。然而，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先天性和后天性失灵。中国客观条件复杂，市场失灵不易克服，因此现阶段应当主要依靠政府干预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本文在探讨环境问题中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作用机制的基础上，给出政策规制的逻辑依据。在解决中国环境问题时，应当注重改善政府的决策运行机制，同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府监督机制。关键词：环境污染；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政策规制

任何一个经济体，无论市场成熟度有多高，都难以避免地面临着市场失灵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市场失灵最明显的表现在于负外部性，在环境污染问题上体现尤为突出。对于环境污染中的市场失灵，应该基于什么样的理论逻辑来给其下定义，在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把握什么样的原则，都是值得研究的。

一、环境污染中的市场失灵

在经济活动中，各种经济个体所做出的自由选择往往会产生诸多不良后果，这些不良后果对他人造成了非自愿承担的成本。环境资源的本质是公共物品，其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以及效用的不可分割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导致了在环境资源使用过程中“搭便车”的普遍现象。由于经济人的利己天性，对于没有价格的公共物品，经济人在使用环境资源时，并不受环境资源成本的约束，市场的等价交换原则在这一过程中失效，因此环境资源必然是过度利用的，而过度的利用必然会为他人带来非自愿承担的成本，即外部性，例如烟雾、噪音、有毒气体、农药残留、化学排放物等环境污染现象。虽然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但人们对于环境问题并无充分明确的认识，主要是由于环境系统具有复杂性。人们对于环境的认识程度远远不能够激发人们主动保护环境的意识。换句话说，人类目前所作出保护环境的反应，都是在缓解严峻的环境问题而并非保护环境。这样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人类保护环境缺乏动力、缺乏一致性，甚至成为污染者继续污染行为的诱因。

上述污染现象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由于使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的出现以及环境信息的不对称，市场的运行机制受阻，不再能够通过价格与供求关系之间的变化，自主的达到资源配置零机会成本的配置状态，出现市场失灵。

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环境污染外部性的市场失灵都得到纠正的。只有当修正环境污染的危害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修正当前市场结构和机构设置产生外部性的成本时，环境污染的市场失灵才会得到纠正（Francis Bator，1957, 1958、Harold Demsetz，1967、Ronald Coase，1960）。如果修正的收益大于成本，则市场结构和机构设置会针对环境的溢出效应作以变动；如果修正的收益小于成本，则不改变市场结构和机构设置所造成的外部影响被视作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尽管受污染者深受烟雾、有毒气体或者河流中化学排放物的危害，但是与改变导致不良外部影响的现有结构所需成本相比，他们所受的危害则不值一提。如果对于要求水或空气质量的人来说，无污染的水或空气都不能得到充足的意愿去支付它，水和空气质量维持污染现状则被认为对整个市场是有效率的。

二、环境规制中的政府失灵

当市场机制在环境领域内不能正常运作时，政府应当站出来进行干预以弥补市场失灵。处于理想状态的政府可解决环境中的外部性问题，例如，政府可以向污染者征收环境税，即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进行征税，用税收来纠正污染者的生产活动对他人造成的成本外溢，即使其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环境税起源于英国福利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庇古税”方案，通过矫正外部性资源配置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在我国的实践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级政府为了改变环境污染现状而做出的努力。然而，政府的作为并不能完全弥补市场的失效以维护公共利益，甚至还会损害公共利益。由于现实中的政府并不能达到理想状态，并不能做到在处理公共物品外部性问题上完全公平、公正、公开，从而造成政府失灵。这是因为政府作为一个“人治”机构，对环境这一复杂系统问题不能给予全面了解。在这种环境知识不健全基础上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并不具备科学性，对于规制收益是否能够大于成本的问题也没有科学、系统并全面的预测方法以及衡量标准。因此，政府对于环境问题常常不作为。

同时，政府机构人员作为特殊的经济人，同样具有“利己”的特点。在市场机制依然有效运行时，“利己”必先是“利他”的，但在市场失灵，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其“利己”行为经常演变成为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在中国表现尤为突出，主要有：第一，地方政府的政绩衡量最直观的是以该地经济发展状况为标准，中国的这一考评制度就造成现有的环境规制政策不能落实而成为一纸空文。为了达成既定的经济目标，一些政府官员坚持环境污染说客的立场，这毫无疑问地会被一些污染厂商和企业主群体所追随。这些政府官员只看到政绩考评的私人眼前利益，放弃公共的长远利益，不考虑发展的可持续性。他们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对当地能带动经济增长但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不予管制。第二，在中国，很多地方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应当作为调控各种行为的中坚力量。但是，由于在环保领域中存在严重的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就应当发挥调控作用。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制定并贯彻标准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将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政府克服失灵，有效干预环境保护的最佳途径。为规避和弥补市场失灵，标准环境规制政策所寻求的规范必然性受到两个问题的冲击。

第一，复杂性。人们需要通过可预见性及易处理性来发展有目的的帕累托政策，该政策能够解释人们行为决策中的最优选择。但是复杂性否认了可预见性与易处理性存在的必要性。最优化模型并没有为人类行为（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提供不可或缺或令人信服的支撑。这是由于，事实上每一政策规定一定来自于政策预测。政策规定都是由说明算法（explanatory algorithms）推导出的，且认可说明某结果如何得出的详细原因。也就是说，政策规定同机构设置变动有关，而机构设置变动为当前个体或群体的选择范围做出了规定。政策规定实施后，即机构设置变动发生后，会确定性地带来各种结果。

同时，由于存在复杂性，判断当前此经济体是否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就不是那么必要了。若还未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则帕累托原理支持下的规范——改进政策，只是基于学者的理论设计所做的临时变更或权宜之计。复杂性并不能阻止现在的人们抓住改善未来的机会，只是迫使我们在实施规范必然性时更加谨慎，因为这会成为政策路径依赖的基础。因而，对于制定环境政策目的的考虑，中国政府应当做到着眼于环境问题现状，同时考虑环境问题的未来发展状况，即兼顾当期以及未来，平衡眼前与未来之间的收益。

第二，模糊性和矛盾性。政策制定者对某一污染物污染程度的认定需面对双重挑战：第一，M是否为污染物；第二，污染物M污染程度的界定。环境政策实施的前提为污染物具有直观的定义，然后才能具体划分污染物的污染程度（包括排放物的具体构成和浓度）。由此可见，环境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拉锯战”其实是不必要的浪费行为。只有进行细致研究以确定某污染物排放或浓度的有效程度后，理论争辩才具有实际意义。问题集中于我们假设环境问题是否需要有明确的判定标准。现实中，即使获取庞大的污染数据，也难以修正模糊性问题，因此要准确界定污染是非常困难的。问题的症结往往不在于数据，而可能在于语言表述。污染不具有必要的准确度以作为衡量标准。虽然理论上对准确性的追求颇高，但是在政策制定进程过中，过于追求准确性是不合理、不现实的。因此，建立在模糊性基础之上的环境政策，往往缺乏连贯性。总之，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者应当充分考虑面对的模糊性问题。对于环境污染的界定，环境工作者应当给予相对明确的界定，但在制定与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不能过于苛求准确性。

为单一的政府官员政绩评估系统，除经济标准之外，也应将环境标准列为政绩评估标准之一，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官员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从此能够积极解决环境问题而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去牺牲环境。另外，健全法制建设，通过立法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遏制政府官员出于一己私利的寻租行为，使政府能够行之有效的解决环境问题。

参考文献：

“直销”失灵了？ 篇3

戴尔最近的经营状况不佳，可以说该公司已不仅仅需要解决某个环节的问题，而是它的传统战略已经不灵验，至少不像以前那么管用了。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比如戴尔过于复杂的生产线和价格体系、没有特点的笔记本产品线；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客户对其产品的需求也在减缓，而这些客户占据了戴尔销售的绝大部分。除了以上几个方面，我想在此提一个理论，即造成戴尔销售不佳最根本的经济因素。这一理论可能普遍适用于任何像戴尔一样采用直销模式的厂商。

戴尔在历史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应归功于它的直销模式。由于取消了中间环节，它曾经在多方面受益，比如无需填补传统的销售渠道，因此不会造成大量的库存积压。在PC价格急剧下降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戴尔还可以在拿到客户订单以后配置机器，这意味着它能采用相当精益的生产体系。的确，由于戴尔在为各个零件付款之前已经预先拿到客户的款项，该公司实际上受益于这样一种负向资本运营—生产本身变成了利润的来源。另外，戴尔还可以直接而迅速地得到客户的需求信息，从而可以持续地对产品进行优化。

因此在PC的生产和发行方面，戴尔的直销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成本优势。过去这一优势曾让戴尔可以用令竞争对手赔钱的超低价格来销售产品，从而为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但是，PC产业同时有着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产品支持。在这方面，直销模式并无优势。如果你把PC直接销售给客户，就必须承担从售前的信息咨询、到订单的获取和跟踪、再到售后服务等所有相关的支持费用。你不能指望中间商、零售商或其他发行伙伴分担这些成本—因为根本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你分担。

换言之，尽管直销模式在生产方面带来了成本优势，但在产品支持方面反而带来了成本劣势。

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成本主要集中于生产，你就是金子；反之，如果成本的天平向产品支持倾斜，你就有麻烦了。

我认为这就是PC业的现状。PC价格急剧下降的原因是其零件变得越来越便宜，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PC的支持费用并没有随之降低。不错，你可以在产品支持方面利用规模效应，也可以对产品支持的某些环节实施自动化策略，但产品支持所涉及的劳动力成本却无法降低：客户遇到问题必须找人咨询。戴尔最近在客户支持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因此目前就算它为了保持其在PC业的市场份额而持续地进行产品降价，但它在产品支持上却不得不加大投资。正如戴尔在上季度的财务报告中所指出的：“我们最近增加雇员人数不仅是要适应公司全球业务的增长，更是要改善我们的客户体验。”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处境，我想我们可以从戴尔最近的财务报告中看出这种困境。

因此，直销模式应该是存在缺陷的，特别是当这种模式应用于像PC这样的日用产品时：如果客户支持费用在产品总成本中只占很小的部分，你在产品支持方面的成本劣势就不容易被察觉；而一旦产品总价下降，随着产品生产成本的不断降低，产品支持的成本问题就显现出来。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将导致原先成本优势的消失。戴尔产品目前的成本优势虽然还未完全消失，但其前景却不容乐观。

制度失灵 篇4

关键词：旅游安全问题,市场机制,制度扭曲

一、 引言

20多年来, 旅游安全问题一直就是国内外旅游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并涌现了大量有意义的理论成果。然而绝大部分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旅游外在不安全问题, 如犯罪、战争、瘟疫、自然灾害等, 并把它们作为一种外生环境变量来探讨旅游产业安全以及旅游企业安全问题。如1996年出版的旅游安全研究领域的第一本著作[1], 就着重探讨的是犯罪、政治动乱与战争等外在不安全因素对旅游业的影响。进入21世纪后, 受到“911”、“SARS”、“海啸”等显著事件影响, 恐怖主义、瘟疫、自然灾害等外在不安全因素也进入了研究范围。国外如匹赞姆 (A. Pizam) 和曼斯菲尔德 (Y. Mansfield) 等在案例分析基础上, 从旅游产业安全角度提出了一些应对战略措施[2];格莱泽 (Dirk Glaesser) 直接站在旅游企业安全角度探讨了危机预警体系、方法、应急防范计划、危机管理战略等 [3]。国内如张广瑞、魏小安等展开的“非典”对中国旅游产业的影响研究[4], 戴斌对北京旅游产业安全的研究[5], 邹统钎[6]、谷慧敏[7]等对旅游危机管理的研究。与国外不同的是, 国内学者不仅对影响旅游安全的外在环境因素予以高度重视, 还注意到了旅游市场自身缺陷导致的旅游安全问题。如郑向敏的《旅游安全学》[8], 除了系统阐述旅游安全管理的系列措施手段之外, 还特别强调了旅游企业安全管理不到位、旅游者安全认知缺乏等旅游市场自身缺陷问题。但是, 旅游市场到底存在哪些缺陷?这些缺陷又提供了怎样的利益激励并导致了不恰当的安全行为?旅游安全风险配置是如何被扭曲的?关于这些问题, 到目前为止, 旅游学界还没有给出一个较好的解答。

旅游安全发展是旅游业转变发展方式,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然要求, 也是我国旅游业在“十二五”期间实现从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转变的重要途径。明确旅游安全问题的内涵及其经济本质, 分析旅游市场机制自身缺陷带来的旅游安全问题并明确其利益动因, 对于打造旅游本质安全, 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旅游安全问题的内涵及其经济本质

是不是只要发生了旅游安全事故, 就意味着存在旅游安全问题?答案是否定的。在旅游过程中, 威胁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风险, 部分是由旅游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 如犯罪、战争、自然灾害等, 这些因素都是旅游行业本身无法控制的, 这意味着人类旅游活动不可能做到“绝对安全”, 而不计成本的追求“零风险”也是无效率的, 比如为了绝对安全而足不出户就是一种“因噎废食”的无效率行为。另外, 不可忽视的是, 现实中的旅游安全风险也有很多是旅游市场内部可控的人为因素造成的, 如旅游企业和旅游者的不恰当行为加大了旅游安全风险, 导致了过高的旅游安全事故率。所谓的旅游安全问题, 实际上指的是在旅游活动中存在不合理的安全风险, 旅游者的生命和健康在旅游活动中受到了不合理的威胁, 也即旅游安全风险超过了具有经济效率的水平, 导致旅游安全事故率过高的问题。

降低风险水平一方面可以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同时也会增加旅游效用, 这就是降低风险所带来的收益, 它具有边际递减的性质;另一方面, 降低旅游安全风险也需要耗费资源, 具有一定的成本, 它具有边际递增的性质。当降低风险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 达到了帕累托最优标准, 也就实现了经济上的效率。

用u0表示原始安全风险水平, 设u0=1, 即在没有任何安全投入和安全防范措施情况下发生安全事故的概率为100%;用u代表实际的安全风险水平, 0≤u<1。旅游安全性 (S) 的提高依赖于安全投入的增加和更加有效地防范措施来降低或消除风险, 风险降低量越大, 意味着安全程度越高:

S=u0-u=1-u (1)

降低旅游安全风险的收益R和成本C都是安全程度S的单增函数:

R=R (S) , C=C (S) , 且MR (S) >0, MC (S) >0 (2)

根据降低风险带来收益的边际递减性质以及成本的边际递增性质可知:

M′R (S) <0, M′C (S) >0 (3)

当MR (S) =MC (S) 时, 存在一个有经济效率的风险降低量S*, 与之对应的u*也就是具有经济效率的旅游安全风险水平。

如图1所示, 当u>u*时, S<S*, MR>MC说明增加安全投入使旅游安全风险进一步降低是有利可图的, 也意味着旅游安全的供给不足;反之, 当u<u*时, S>S*, MR<MC说明进一步提高安全标准是不经济的, 也意味着旅游安全的过度供给。而现实中的旅游安全问题往往表现为旅游安全的供给不足问题, 即实际的旅游安全风险水平u超过了具有经济效率的安全风险水平u*。具有经济效率的旅游安全风险水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从长期趋势上看, 一方面社会的不断进步必然带来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以及素质等方面的上升, 这会促使人们更加注重旅游安全效用, MR (S) 有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 技术进步也会带来旅游安全成本的降低, MC (S) 有下降的趋势。这两个方面的变化, 都会要求旅游安全风险水平进一步降低 (u2<u1) , 促使旅游安全标准提高 (S2>S1) , 如图2所示。

三、市场失灵与旅游安全问题

(一) 旅游安全的正外部性与行业内准公共物品性质

旅游安全生产的正外部性是旅游安全供给不足的重要利益动因。旅游业是具有外部效应较强的行业, 因而旅游安全发展对区域经济和其它产业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都具有较大的外部正效应。这表明, 旅游安全生产的行业内部边际收益 (MRT) 小于社会边际收益 (MRS) , 必然导致旅游安全的市场均衡供给小于整个社会的旅游安全需求, 即S1<S*。这就可以解释, 旅游市场决定的实际旅游安全状况总是不能够满足社会公众期望, 形成了社会视角下的旅游安全问题, 如图3所示。

在旅游产业链条上, 存在提供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服务的众多相关企业, 这些企业提供的旅游服务都是决定旅游安全的重要环节, 因而都是旅游安全的生产供给者。然而, 单个旅游企业的安全生产行为除了能够给自身带来一定收益以外, 都无法排除旅游产业链条上其他企业因此获得更多的收益, 也即是说旅游企业安全生产的边际收益 (MRC) 小于旅游行业边际收益 (MRT) , 必然导致旅游企业的安全供给小于整个旅游产业链条的旅游安全需求, 即S2<S1, 这就形成了旅游行业视角下的旅游安全问题, 如图4所示。

另外, 由于旅游产业链条上不同服务类型的企业对旅游产业依赖程度不同, 也就决定了不同类型企业资产专用性强弱不同, 这就决定了旅游安全生产的免费搭车现象不可避免。在现实中, 往往表现为众多旅游专用性相对较弱的相关资产企业 (如交通企业、餐饮企业等) 把旅游安全生产责任寄托在旅游专用性较强的资产企业身上 (如旅游景区、旅行社等) , 从而加剧了旅游行业视角下的旅游安全供给不足问题。

(二) 旅游安全的内部性

内部性 (Internalities) 是美国经济学家史普博 (Spulber) 提出的一个与外部性 (Externalities) 相对应的概念。按照他的定义, 内部性是指由交易者所经受的但没有在交易条款中说明的交易的成本或收益[9]。旅游者的旅游过程, 实际上是一个旅游企业与旅游者之间的交易过程。在该交易契约中, 比较容易明确的是旅游服务内容与服务价格等条款, 但由于旅游安全信息成本的高昂, 关于旅游安全的约定往往是不完全的。交易契约的不完全, 就为旅游企业产生对旅游者的负内部性 (安全成本溢出) 创造了条件。所谓旅游安全的内部性, 主要是指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实际担负的安全风险水平大于其意愿水平, 从而承担了额外风险成本的情况。

旅游安全的内部性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 旅游者由于非理性, 往往轻视安全风险而过度冒险, 这会诱使理性的旅游企业过度供给高风险的旅游项目, 造成旅游安全风险水平过高, 如众多旅游企业并不限制特殊游客对高风险旅游项目的需求;第二, 从短期来看, 旅游供给缺乏弹性, 这决定了旅游市场的垄断性质, 因此在存在过度旅游需求的情况下, 理性旅游者也不得不担负过高的安全风险, 如有关调查表明, 高达92.1%的旅游安全问题发生在旅游旺季[8];第三, 旅游者具有旅游安全信息成本弱势, 对安全事故风险认知不足从而形成过度需求, 担负了其本不愿意担负的安全风险;第四, 旅游企业故意隐藏真实安全信息以达到节约安全投入或提高市场竞争力的目的, 使旅游者承担了过高的安全风险;第五, 旅游服务过程中的多层级委托代理链条, 容易导致机会主义行为, 使旅游者担负了过高安全风险。

(三) 旅游安全的市场竞争机制分析

为便于分析, 假设旅游市场上存在的众多旅游项目在满足旅游者需要的能力上是无差别的, 因而可替代性程度高, 旅游市场竞争激烈。这种情况下, 旅游价格 (P) 和旅游安全性 (S) 就是影响旅游者消费选择的主要因素。则游客数量的多少 (Q) 是旅游价格 (P) 和旅游安全性 (S) 的函数, 即Q=Q (P, S) , 且Q′ (P) <0, Q′ (S) >0。其经济含义是, 一个竞争型旅游项目能够吸引的游客数量取决于旅游价格和旅游安全性两个因素, 而旅游者更加偏好价格低廉而安全性程度较高的旅游项目。同时也说明, 竞争性旅游项目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途径有二:价格竞争和安全竞争。

旅游者对旅游项目的消费选择, 需要获得旅游价格和旅游安全性两方面的信息。在市场运行中, 旅游者一般可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获得旅游价格信息, 而旅游安全信息成本却是高昂的, 如旅游者根本就不可能了解游乐设备在设计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因为旅游安全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 对旅游安全进行度量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而间接获得旅游安全信息的渠道单一并且存在虚假可能, 这都决定了普通旅游者具有明显的旅游安全信息成本弱势。高昂的旅游安全信息成本, 一旦超过旅游者获得安全信息的预期收益, 旅游者就会认为获得旅游安全信息是不值得的, 于是就放弃获取准确的安全信息, 盲目相信旅游安全性指标是无差异的, 即假定旅游项目的安全性达到了行业平均水平。这样, 旅游者的消费选择, 实际上就只会关注旅游价格, 即$Q=Q({\rm P}‚\overline{S})$, 且$Q^{\prime }({\rm P})<0,\overline{S}$为旅游安全性的行业平均水平。这就为旅游企业降低旅游安全标准从而节约安全成本投入提供了市场激励。

对于旅游企业而言, 要提高其旅游安全性 (S) , 就需要更多的安全投入成本, 这必然抬高旅游价格 (P) , 则存在P=P (S) , 且P′ (S) >0。因为游客数量Q=Q (P, S) , 当旅游企业增加旅游安全供给S, 会存在两个效果相反的市场效应:一是安全性提高符合旅游者偏好, 会使游客数量增加, 即Q′ (S) >0;二是安全成本内在决定的市场价格升高, 会降低市场竞争力, 使游客数量减少, 即Q′ (P) <0。因此, 旅游企业是否增加旅游安全供给, 就取决于这两个效应的大小, 也就是说旅游企业加大安全投入的决策标准是综合效应大于零, 即Q′ (P) +Q′ (S) >0。然而, 旅游安全信息成本为正, 决定了旅游安全信息不对称与不完全状况, 导致实际的Q′ (S) 将被大大降低;而由于旅游市场的近似垄断竞争性质, 决定了价格上升带来的替代效应 (-Q′ (P) ) 会被放大, 实际的综合效应结果往往是导致游客数量减少, 即Q′ (P) +Q′ (S) <0。这就可以解释, 旅游企业为了提升市场竞争力, 就会利用其信息成本优势降低旅游安全性以保持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价格, 但却使旅游者承担了额外的安全风险。这也表明, 旅游业的恶性价格竞争也会导致严重的旅游安全问题, 近年来“零团费”旅游带来的旅游安全问题就是例证。

四、制度扭曲与旅游安全问题

(一) 旅游安全责任制度分析

对于专业探险者, 其旅游行为往往不存在市场交易, 属于标准的自冒风险行为, 安全风险也就只能够由自己承担。专业探险者会充分权衡风险成本与收益, 作出正确决策并采取高度预防以及适当购买保险等措施, 使风险控制在最优水平。然而, 现实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旅游活动, 是在旅游市场交易中进行的, 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购买了众多旅游企业提供的服务产品。存在市场交易, 说明旅游安全风险已经不再是旅游者自身可以完全控制的。因此, 需要一个合理健全的旅游安全责任制度, 以解决安全事故带来的损失应由谁来承担的问题, 从而使旅游安全风险配置优化。

发生旅游安全事故, 旅游者是直接损失的承担者, 往往会付出生命健康的高昂代价, 有关调查表明旅游者对安全问题的关注是第一位的[10]。出现旅游者过度冒险行为往往是因为旅游者无法获得准确的风险信息甚至被旅游经营者误导所致, 即前文所说的内部性问题, 因此, 旅游安全问题的关键在于旅行社及其它旅游企业的行为。旅行社实际上是旅游者的消费代理, 不是真正的旅游供给者, 其对旅游安全的影响主要是委托代理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问题, 而在根本上决定旅游安全的却是其他旅游企业提供的旅游服务项目本身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作为供给者的旅游企业, 对旅游安全服务设施的投入水平、接待数量及规模、操作规程、安全管理等直接影响风险的因素具有绝对的控制力量, 而这些因素又与企业的成本收益直接相关, 市场的激励方向有时甚至与降低风险的要求是反向的。比如, 市场会激励企业不断扩大接待数量和规模, 而超容量接待就会增加安全风险;利润最大化目标刺激企业千方百计降低成本, 企业有激励简化操作规程、节约安全投入和安全管理成本, 造成风险加大。因此, 旅游安全责任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与旅游有关的风险很好地内化到相关行为主体的成本收益之中, 从而使风险被控制在有经济效率的水平。

早期的旅游安全责任制度, 就是市场交易契约, 即旅游者与旅行社等旅游企业签订的合同。市场经济的法律态度就是“自己照料自己, 不要指望家长式的法律庇护来保全你”, 然而, 由于旅游者与旅游企业相比较, 由于不平等的市场地位以及讨价还价能力的悬殊, 旅游企业往往制定出相当苛刻的合同, 并可轻松地以“自冒风险” (assumption of risk) 为由, 逃避事故责任, 并把事故原因归咎为游客不小心。因此, 仅依赖市场契约的旅游安全责任制度, 无法实现安全风险水平的最优控制。

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 产生了大量旅游安全事故, 伤害赔偿诉讼日益增多, 这促进了侵权责任制度在旅游安全领域的引入。但是, 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侵权责任制度仍然只注重旅游产业利益, 忽视旅游者利益。主要表现在侵权责任只承认“过失侵权”。因而旅游企业可以轻松地以“无过失”、“旅游者自身过失”等理由, 逃避事故赔偿责任;而旅游者往往因为取得证据信息的成本巨大而无法通过司法手段保障自身权利。所以, 以“过错责任”为基础的侵权责任制度也无法使旅游安全风险达到具有经济效率的水平。

旅游安全事故多发, 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旅游安全被纳入政府安全生产监管的重要内容, 而旅游安全对旅游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也逐渐被社会认知, 这促进了“严格责任”为基础的侵权责任制度在旅游安全领域的推行。旅游者在安全权益受到侵害时, 不仅可以根据《合同法》和旅行社相关法规追究旅行社的违约责任, 也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追究其他旅游企业的侵权责任, 如2010年“太空迷航”事故的赔偿责任就直接由景区企业承担。然而, 在我国的实践过程中, 旅行社承担责任居多, 而直接提供旅游项目服务的旅游企业往往逃避责任, 暴露出旅行社成为“替罪羊”的问题[11]。具体案例如中国法院网2009年12月22日报道的关于游客在某景区乘坐索道摔伤致残事件, 法院的判定结果是游客承担主要责任, 旅行社承担30%责任而景区却无任何责任。

现行的旅游安全责任制度不健全的重要表现就是责任承担与安全风险决定不对称, 即本质上决定着安全风险水平高低的旅游项目供给企业往往承担较少赔偿责任, 而经受旅游安全风险的游客和旅行社却承担了过多责任。这种状况降低了旅游供给企业的旅游安全预期收益水平, 旅游企业安全生产投入必然不足, 导致了安全事故多发的恶性局面。

(二) 旅游安全保险制度分析

尽管旅游安全风险可以通过一定的措施得以降低, 但不可能绝对消除风险。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各类旅游安全事故的增多, 激起了社会的旅游安全风险意识, 旅游保险应运而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 我国旅游保险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单一险种到多险种的发展过程, 在我国旅游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 旅游保险的基本功能是分摊风险损失以及风险转嫁, 提高社会个体抵御风险的能力, 但从社会整体来看, 保险本身并不具有降低整体风险水平的功能。相反, 不恰当的旅游保险制度还会扭曲旅游安全风险的配置, 导致社会整体的旅游安全风险水平上升。结合我国旅游保险实践,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利益扭曲:第一, 从旅游者的激励角度而言, 现行旅游保险制度还不能有效解决旅游者的过度冒险问题以及道德风险问题, 旅游保险导致了旅游者的高风险旅游需求以及低防范意识, 从而使整体风险水平上升;第二, 从旅行社的激励角度而言, 旅游意外保险和旅行社责任险使旅行社的风险责任完全转嫁给了保险公司, 特别是我国的旅行社责任保险还强调“应由旅行社承担的责任”, 这表明旅行社的侵权行为是无成本的, 从而激励旅行社不顾旅游者安全而盲目追求营业收益, 如怂恿游客隐瞒身体缺陷而参加高风险旅游项目;第三, 对于其它旅游相关企业而言, 现行旅游保险制度使企业的安全责任不仅没有加强, 反而减轻了, 从而使这些企业对安全生产不重视, 安全投入严重不足。

五、结束语

旅游产业能否成为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 旅游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是关键。为保障旅游安全, 对各种影响旅游安全的因素或事件, 采取积极的旅游安全预防预警和应急管理等措施是至关重要的, 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而从旅游市场内部寻求决定旅游者安全的利益根源, 明确旅游安全问题的市场机理, 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 才可能实现旅游本质安全。本文的分析表明, 旅游安全问题的实质是旅游安全风险的配置低效率问题, 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旅游市场失灵, 如外部性、内部性以及市场机制问题;二是旅游安全制度失灵问题, 如安全责任制度、保险制度等。因此, 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旅游市场缺陷, 构建和完善旅游安全制度体系, 是解决旅游安全问题并实现旅游本质安全的根本路径。为此, 需要作出进一步研究的相关问题主要是:我国旅游安全相关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问题、旅游市场失灵的矫正问题以及政府的职能作用问题, 如我国旅游安全监管体系的构建问题等。

参考文献

[1]Pizam, A.and Y.Mansfield, eds.Tourism, Crim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sues.NewYork:Wiley, 1996.

[2]Mansfield, Y.and A.Pizam.Tourism, Securi-ty and Safety:from Theory to Practice.Butter-worth-Heinemann, 2005.

[3]Dirk Glaesser.Crisis Management in the TourismIndustry.Butterworth-Heinemann, 2003.

[4]张广瑞, 魏小安.中国旅游业:“非典”影响与全面振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5]戴斌.论北京旅游产业安全与成长要素[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6.

[6]邹统钎.旅游危机管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7]谷慧敏.旅游危机管理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7.

[8]郑向敏.旅游安全学[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3.

[9]Spulber, Daniel F.Regulation and Markets[M].Cambridge, Mass:M.I.T.Press, 1989:55-56.

[10]王健民.聚焦旅游安全[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7:238-239.

政府失灵 篇5

一、简介

政府失灵是指政府的活动或干预措施缺乏效率，或者说政府做出了降低经济效率的决策或不能实施改善经济效率的决策。或者政府失灵，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化议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动或干预措施缺乏效率，或者说政府做出了降低经济效率的决策或不能实施改善经济效率的决策。

二、主要类型

（一）短缺或过剩。如果政府的干预方式是把价格固定在非均衡水平上，将导致生产短缺或者生产过剩。如果把价格固定在均衡水平之下，就会产生短缺。反之，则产生过剩。

（二）信息不足。政府不一定知道其政策的全部成本和收益，也不十分清楚其政策的后果，难以进行政策评价。

（三）官僚主义。政府决策过程中也许高度僵化和官僚主义严重，可能存在大量的重复劳动和繁文缛节。

（四）缺乏市场激励。政府干预消除了市场的力量，或冲抵了他们的作用，干预就可能消除某些有益的激励。

（五）政府政策的频繁变化。如果政府干预的政策措施变化得太频繁，行业的经济效率就会蒙受损失，因为企业难以规划生产经营活动。

三、表现形式

（一）政府政策的低效率，也即公共决策失误

公共决策主要就是政府决策，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基本手段是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决策作为非市场决策有着不同于市场决策之处。在政府决策中，虽然单个选择者也是进行决策的单位，但是作出最终决策的通常是集体，而不是个人，以公共物品为决策对象，并通过有一定秩序的政治市场（即用选票来反映对某项政策的支持来实现）。因此相对于市场决策而言，政治决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存在着诸多困难、障碍或制约因素，使得政府难以制定并实施好的或合理的公共政策，导致公共决策失误。公共决策失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短缺或过剩。如果政府的干预方式是把价格固定在非均衡水平上，将导致生产短缺或者生产过剩。如果把价格固定在均衡水平之下，就会产生短缺。反之，则产生过剩。

2、信息不足。政府不一定知道其政策的全部成本和收益，也不十分清楚其政策的后果，难以进行政策评价。

3、官僚主义。政府决策过程中也许高度僵化和官僚主义严重，可能存在大量的重复劳动和繁文缛节。

4、缺乏市场激励。政府干预消除了市场的力量，或冲抵了他们的作用，敢于就可能消除某些有益的激励。

5、政府政策的频繁变化。如果政府干预的政策措施变化得太频繁，行业的经济效率就会蒙受损失，因为企业难以规划生产经营活动。

（二）政府工作机构的低效率

1、缺乏竞争压力。由于官僚机构垄断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没有竞争对手，就有可能导致政府部门的过分投资，生产出多于社会需要的公共物品；另一方面，受终身雇佣条例的保护，没有足够的压力去努力提高其工作效率。

2、没有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行政资源趋向于浪费。首先，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由于没有产权约束，他们的一切活动根本不必担心成本问题。其次，官员的权力是垄断的，由无穷透支的可能性。

3、监督信息不完备。理论上讲，政治家或政府官员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权利让渡，因此他们并不能为所欲为，而是必须服从公民代表的政治监督。然而，在现实社会中，这种监督作用将会由于监督信息不完全而失去效力。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政府垄断，监督者可能为被监督者所操纵。

（三）政府的寻租

“寻租是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说和行贿等，促使政府帮助自己建立垄断地位，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可见，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并非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对现有生产成果的一种再分配，因此，寻租具有非生产性的特征。同时，寻租的前提是政府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介入，政府权力的介入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产生大量的社会成本：寻租活动中浪费的资源，经济寻租引起的政治寻租浪费的资源，寻租成功后所损失的社会效率。另一方面，寻租也会导致不同政府部门官员的争夺权力，影响政府的声誉和增加廉政成本。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寻租主要有三类：（1）通过政府管制的寻租；（2）通过关税和进出口配额的寻租；（3）在政府订货中的寻租。

（四）政府的扩张

政府部门的扩张包括政府部门组成人员的增加和政府部门支出水平的增长。对于政府机构为什么会出现自我膨胀，布坎南等人从五个方面加以解释：（1）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和外在效应的消除这导致扩张；（2）政府作为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者导致扩张；（3）利益集团的存在导致扩张；（4）官僚机构的存在导致扩张；（5）财政幻觉导致扩张。

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M.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对西方现行民主制度，对国家和政府深表怀疑，正如布坎南所说：“公共选择理论以一套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观念。公共选择理论开辟了一条全新思路，在这里，有关政府及统治者的行为的浪漫的、虚幻的观点已经被有关政府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的充满怀疑的观点所替代。而且，这一新的观点与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更为符合。”

四、政府失灵的原因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活动的结果未必能校正市场失灵，政府活动本身也许就有问题，甚至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主要原因包括政府决策的无效率、政府机构运转的无效率和政府干预的无效率。

1、政府决策的无效率。公共选择理论在用经济模型分析政治决策时指出，民主程序不一定能产生最优的政府效率。

第一，投票规则的缺陷导致政府决策无效率。投票规则有两种，一是一致同意规则，二是多数票规则。常用的投票规则是多数票规则。多数票规则也不一定是一种有效的集体决策方法。首先，在政策决策超过两个以上时，会出现循环投票，投票不可能有最终结果。其次，为了消除循环投票现象，使集体决策有最终的结果，可以规定投票程序。但是，确定投票程序的权力往往是决定投票结果的权利，谁能操纵投票程序，谁也就能够决定投票结果。再次，多数票规则不能 反映个人的偏好程度，无论一个人对某种政治议案的偏好有多么强烈，它只能投一票，没有机会表达其偏好程度。

第二，政治市场上行为主体动机导致政府决策无效率。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现实中，政府是由政治家和官员组成的，政治家的基本行为动机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政治家追求其个人目标时，未必符合公共利益或社会目标，而使广大选民的利益受损。

第三，利益集团的存在导致政府决策无效率。利益集团又称压力集团，通常是指那些有某种共同的目标并试图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有组织的团体。在许多情况下，政府政策就是在许多强大的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下做出的。而这些利益集团，特别是还可能拥有部政党政治权势的利益集团，通过竞选捐款、院外有水、直接贿赂等手段，对政治家产生影响，左右政府的议案和选民的投票行为，从而市政府做出不利于公众的决策。

2、政府机构运转的无效率。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机构运转无效率的原因主要表现在缺乏竞争、缺乏激励两个方面。

第一，缺乏竞争导致的无效率。首先是政府工作人员之间缺乏竞争，因为大部分官员和一般工作人员是逐级任命和招聘的，且“避免错误和失误”成为政府官员的行为准则，故他们没有竞争的压力，也就不能高效率的工作。其次是在政府部门之间缺乏竞争，因为政府各部门提供的服务是特定的，无法直接评估政府各部门内部的行为效率，也不能评价各部门间的运行效率，更难以设计出促使各部门展开竞争、提高效率的机制。

第二，缺乏降低成本的激励导致的无效率。从客观来看，由于政府部门的活动大多不计成本，及时计算成本，也很难做到准确，再加上政府部门具有内在的不断扩张的冲动，往往出现公共物品的多度提供，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从主观来看，政府各部门对其所提供的服务一般具有绝对的垄断性，正因为有这种垄断地位，也就没有提高服务质量的激励机制。此外，由于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比较复杂，他们可以利用所处的垄断地位隐瞒其活动的真实成本信息，所以无法评价其运行效率，也难以对他们进行充分的监督和制约。

3、政府干预的无效率。为了确保正常而顺畅的社会经济秩序，政府必须制定和实施一些法律法规。但是，有些政府干预形式，比如政府办法许可证、配额、执照、授权书、皮纹、特许经营证等，可能同时为寻租行为创造了条件。因为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政府人为地制造出一种稀缺，这种稀缺就会产生潜在的租金，必然会导致寻租行为。寻租行为一般是指通过游说政府和院外活动获得某种垄断全或特许权，以赚取超常利润的行为。寻租行为越多，社会资源浪费越大。

五、政府失灵的出路

现行的选择机制是失灵的，那么出路何在？公共选择理论为此提出了两条思路：其一是市场化改革，其二，宪法制度改革。前一种思路主要是由公共选择理论中的芝加哥学派提出，后一种思路主要由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弗吉尼亚学派提出。

所谓市场化改革是试图通过把经济市场的竞争机制引入政治市场来提高后者的运行效率。市场化改革的思路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明晰和界定公共物品——公有地、公海、公共资源的产权，借此消除在这些公共物品使用上的“逃票乘车”和掠夺性消费。(2)在公共部门之间引入竞争机制，重构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来组织公共物品的生产。(3)重新设计公共物品的偏好显示机制，使投票人尽可能真实地显示其偏好。所谓宪法改革，是试图通过建立一套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宪法规则来对政府权力施加宪法约束，通过改革决策规则来改善政治。在公共选择理论家们看来，要克服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及避免政府失灵，最关键的是要在宪制上做文章，布坎南认为，要改进政府的行政过程，首先必须改革规则，因此，公共选择的观点直接导致人们注意和重视规则、宪法、宪法选择和对规则的选择。布坎南等等人着重从立宪的角度分析政府制定的规则和约束经济和政治活动的规则或限制条件，即他们并不直接提出具体的建议供政策制定者选择，而是为立宪改革提供一种指导或规范建议，为政策制定提出一系列所需的规则和程序，从而使政策方案更合理，减少或避免决策失误。

六、政府失灵的补救措施

综上所述，在现行的民主制度下，没有一种选择机制可以称得上是最优选择机制或有效率的选择机制。既然政治市场上现行的选择机制是失灵的，那么出路何在？公共选择理论为此提出了两条思路：其一是市场化改革，其二，宪法制度改革。前一种思路主要是由公共选择理论中的芝加哥学派提出，后一种思路主要由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弗吉尼亚学派提出。

所谓市场化改革是试图通过把经济市场的竞争机制引入政治市场来提高后者的运行效率。市场化改革的思路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明晰和界定公共物品——公有地、公海、公共资源——的产权，借此消除在这些公共物品使用上的“逃票乘车”和掠夺性消费。(2)在公共部门之间引入竞争机制，重构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来组织公共物品的生产。(3)重新设计公共物品的偏好显示机制，使投票人尽可能真实地显示其偏好。

所谓宪法改革，是试图通过建立一套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宪法规则来对政府权力施加宪法约束，通过改革决策规则来改善政治。在公共选择理论家们看来，要克服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及避免政府失灵，最关键的是要在宪制上做文章，布坎南认为，要改进政府的行政过程，首先必须改革规则，因此，“公共选择的观点直接导致人们注意和重视规则、宪法、宪法选择和对规则的选择。”布坎南等等人着重从立宪的角度分析政府制定的规则和约束经济和政治活动的规则或限制条件，即他们并不直接提出具体的建议供政策制定者选择，而是为立宪改革提供一种指导或规范建议，为政策制定提出一系列所需的规则和程序，从而使政策方案更合理，减少或避免决策失误。

七、治理措施

1、市场化改革。政府市场化改革就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功过市场竞争和交换制度的运作而不是完全依赖政府权威制度的运作来实行政府职能的调整。①公共产品和服务市场化，②政府职员雇员化。

2、分权改革。分权是解决组织官僚化的有效途径，能一定程度上克服行政低效、增加官员与公众获得信息的机会，使社会系统减少或免受政府决策失误的有效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矫正政府失灵。

3、厉行法制。克服政府行为的自利性，避免政府失灵的关键是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权力限制，建立法治政府。

4、促进公民的参与与监督。

5、宪政改革

6、引入竞争机制

7、激励激励机制 8.改革税制 9.监督政府

八、对中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别在1982~1983、1987~1988、1993~1996年进行过三次规模较大的政府机构改革，但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仍未能完全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灵论给中国机 构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中国政府改革的模式取向是由原来的政治型、管理型政府模式转变为民主型、服务型政府模式。当前在中国的政治市场中，公共选择理论中指出的有关政策失误因素仍然存在，科学决策和决策的有效实施还困难重重，政府干预引起的寻租活动依然存在，而且由于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同模式的政府行为也不可能在时间上截然分开，很容易出现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行为模式简单地移植到市场经济体制中去。而我们所期望的一种更有效率的新的政府模式，必须在新确立的基本规则之下才能形成，这正如布坎南所支出的：“要改变一种游戏，或者竞赛结果，改变参加竞赛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事改变竞赛规则。”传统政府体制的根本弊端不能对于某些具体操作上的失败，比如说，政府计划缺乏精确度和科学性，地方与部门间的相互隔绝等。其实，这些弊端都是过度集权的政府体制的必然产物，因此，单纯改变旧体制下的具体操作程序和环节而不在根本上改革权力过度集中的政府模式，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因此，为了更有效发挥政府管理的作用，矫正政府失灵，在当前政府改革中，特别有必要注重法律和制度建设。基于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失灵的分析和政策建议，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应该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1）首先，要转变观念，摒弃传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政府万能”的观念，正确认识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不能片面夸大，更不能一味的削弱，“东西方和南方的国民经济都需要明智的政府”。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把握好政府干预的限度，确定政府干预的内容、范围和手段，发挥市场机制的主体性作用和政府干预的补充性作用。

政府失灵下的各国医改效果

（2）其次，引入竞争机制，进行市场化取向的政府管理改革。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经济职能已成为政府的首要职能，政府对经济中公共物品的垄断是导致滥用经济职能的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我们在确定政府及其下属机构的经济职能时，应尽可能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的局面。这一方面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尤其是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电信、电力、铁路运输等基础设施产业中引入竞争机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进入，以提高政府管理公共服务部门的效率和水平。

（3）最后，要加强政府的法治及监督制度建设，使政府行为法治化。公共选择理论强调历险改革，注重宪法，法律，规则的建设尤其是公共决策规则的改革。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现代化社会也是法治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运行必须靠法律来保证，政治的和社会的生活也必须靠法律来规范。因此，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我们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将政府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特别是公共决策的法制化及公共政策决策执行的法制化，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行为的任意性及随意性导致的不公正与腐败，提高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质量。而政府也是理性的经济人，这也提醒我们除了强化政府的自律机制外，还必须加强外部监督约束机制，加紧制定有关监督政府行为的法律、法规，防止政府腐败和不公正。

十、全面辩证看待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灵论

虽然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失灵论指出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其政策主张也具有很好的见地和实践意义。但是公共选择理论本身就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其自身的有些理论体系比较混乱，无法自圆其说的。

对公共选择理论中政府失灵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人的行为动机针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经纪人假设前提，作者认为，各人的行为动机是复杂多样的，不能简单地划分为利己或利他。个人的动机中含有大量的对物质利益的自利的欲望，这种欲望渗透得既深又广，因而每个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都必须用某种方式对其加以约束和限制。但是，大多数人的动机中还包含着程度不同的慷慨因素、无私的品德因素、对他人义务的接受习惯和对金钱以外的回报的兴趣。因而人的动机不能归结为单一的自利动机。因而，攻关选择理论作为一种对政治行为动机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真实的。不是基于对实际生活的观察，而主要是建立在形式化的假设前提基础上。公共选择理论家们只从起作用的许多动机中选择一种动机，然后通过这个唯一的动机想象出一个充满生机的理论世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2）关于政治市场及政府的作用

公共选择理论建立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之上，而在中国政党制度和政治选举制度不同于西方，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单纯的照搬起源并成熟于西方政党制度的公共选择理论是不可取的。而且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在实现工业化，实现由传统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的过程中，没有政府的积极有效的干预作用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候政府作用的形式不同。“目前仍然贫穷的国家就不能指望仅仅通过被动地向世界经济开放，便如亚洲四小龙那样崛起。”

手机失灵噩梦时 篇6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reliable[可靠的] network for cell phone service in horror movies.

Woman A: There’s no signal.

Woman B: What?

Woman A: There’s no signal!

Woman B: There’s always a signal.

Actually, there’s not. Just look what happens to the family in the remake of The Hills Have Eyes. They

discover that no matter how far technology advances, no signal is just the first of four basic limitations in the horror film provider package.

Woman C: Find a signal?

Man A: No, nothing. 97% nationwide coverage and we find ourselves in that 3%.

Which brings us to the second plan limitation: cell phone battery life. It’s even shorter than your life in a horror film, especially when you’ve got chatty[饶舌的] friends, like in The Roost.

Man B: Did you try your cell phone again?

Woman D: Yeah, it’s dead. You used up all the battery when you were talking to Mike.

The third issue is more user error – as in whoops[哎哟], I dropped the phone in the toilet, pool, sink or, like in Disturbia...

Man C: I dropped my phone in his car!

And finally, the killer himself can disrupt your service plan by destroying your phone or politely knocking it into the sink, as Michael Pitt does before terrorizing Naomi Watts in Funny Games.

But these genre clichés[陈词滥调] divide

fans in San Diego’s Horror and Action

Meet-Up Group. Just ask Wayne Sherman and Dante Moran.

Sherman: Oh, I don’t have service. You had service when you driving there. But as soon as the…you know, the six-foot-nine, masked killer with an ax comes out, cell phone doesn’t work, the battery’s dying, blah, blah,

blah[诸如此类], blah, blah. And of course, there’s no charger[充电器].

Moran: Some of the clichés make it a horror film, right? You…you know, I mean, it puts you in the right…state of mind and so forth, but, sort of, you signed up for some of those things.

But maybe horror movies need to check out the service plan over at the end-of-the-world, Armageddon[末日审判] apocalypse[天启]

genre. After all, cell phone service was quite robust[结实的] in 2012. Everyone had service in that movie. Even the guy atop a mountain peak, about to be wiped out by a tsunami[海啸],

could call his friend to say goodbye. That tidal wave[浪潮] is about to wipe out all of India, but there’s still cell service. Now, if we can just find out who his provider is, maybe we can save those kids on Elm Street from a new Freddy Krueger注.

恐怖电影中的手机网络向来不太可靠。

甲女:没信号了。

乙女:你说什么?

甲女:手机没信号了!

乙女:手机总是有信号的啊。

实际上,手机不一定一直有信号。看看《隔山有眼》翻拍版中那一家人的遭遇吧。他们发现无论科技多么发达,在恐怖片附赠大礼包里,没信号只不过是四大基本法则的第一条罢了。

丙女:有信号吗?

甲男:不行,一点信号都没有。信号覆盖了美国97%的地方,而我们偏偏就在那

3%里。

这就引出了第二套餐法则:手机电池的寿命。它甚至比你在一部恐怖片中的寿命还要短,特别是当你有一些特别能侃的朋友时,譬如《夺命万圣夜》里的

情形。

乙男:你试过再打一次吗?

丁女:试了,开不了机。你光顾着和麦克聊天,把电都用光了。

第三法则更多是用户的过失——例如“哎哟”一声,我的手机掉进了马桶、游泳池、水槽或者像《后窗惊魂》这样……

丙男:我把手机落在他车里了!

最后,凶手可以干扰你的服务套餐——他会砸烂你的手机,或是很有礼貌地将你的手机扔进水槽里,就像迈克尔·皮特在《趣味游戏》里恐吓娜奥米·沃茨之前所做的那样。

可是这些惊吓套路也在(美国)圣地亚哥市“恐怖和动作影迷会”的粉丝们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只要问问韦恩·舍曼和丹蒂·莫兰就知道了。

舍曼:噢,我不在服务区。你开车的时候还有信号。但是一到……你知道,当那个身高六尺九寸(2.3米)、戴着面具、拿着斧头的凶手一出现,手机就失灵了,电池也快没电了,等等等等。当然了,还没有充电器。

莫兰:有些套路确实是恐怖片的要素,对吧?你……你知道,我是说,它让你产生适当的……情绪什么的,但你似乎(一看恐怖片)就会看到那些情节。

不过,也许恐怖电影需要检查一下“世界末日”、“大审判”这类天启题材中的服务套餐。毕竟《2012》里的手机服务还是挺靠谱的。在那部影片里,每个人的手机都有信号,甚至连那个站在山顶上、快要被海啸卷走的家伙也能打电话向朋友道别。那个大浪即将横扫整个印度,但手机还有信号。如果我们能查出他的服务供应商是哪一家,没准就能从新一任弗雷迪·克鲁格手中救出榆树街的孩子们了。

刹车失灵的应急技巧 篇7

1.根据路况和车速控制好方向,脱开高速挡,同时迅速轰一脚空油,将高速挡换入低速挡。这样,发动机会有很大的牵引阻力使车速迅速降低。

2.在换低速挡的同时,应结合使用手刹,但要注意手刹不能拉紧不放,也不能拉得太慢。拉得太紧,容易使制动盘“抱死”,很可能损坏传动机件,丧失制动能力,如果拉得太慢,还会使制动盘磨损烧蚀,失去制动作用。

3.上坡时出现刹车失灵,应适时换入中低挡,保持足够的动力驶上坡顶停车。如需半坡停车,应保持前进低换位,拉紧手制动,随车人员及时用石块、垫木等物卡住车轮。如有后滑现象,车尾应朝向山坡或安全一面,并打开大灯和紧急信号灯,引起前后车辆的注意。

4.下坡刹车失灵,不能利用车辆本身的机构控制车速时,驾驶员应果断地利用天然障碍物给汽车造成阻力。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形、物体可以利用,紧急情况下可将车身的一侧向山边靠拢,以摩擦来增加阻力,逐渐地降低车速。

5.利用车的保险杠、车厢等刚性部位与路边的天然障碍物摩擦、碰撞,达到强行停车脱险的目的,尽可能地减少事故损失。车辆在下长坡、陡坡时不管有无情况都应该踩刹车。这样既可以检验刹车性能,也可以在发现刹车失灵时赢得控制车速的时间,即预见性刹车。

要点提醒:

定期为车辆做保养,避免出现刹车失灵的情况。

刹车失灵时,不要慌张,正确的做法不是马上停下,而是逐渐降低车速。

用车身来蹭路边的障碍物减速是迫不得已的方法,不到最后关头不要使用。

当思想的“刹车”失灵时…… 篇8

游戏准备

1.你的小心和谨慎。2.一张写着“发展体盲运动” 的纸条。 看清楚了, 是“盲”而不是“育”哟!

游戏过程

1.你知道“1+1等于几”。请小伙伴们跟着何老师出示的手指读数。何老师先出食指, 表示数字“1”, 大家连读五遍;然后何老师再出示食指和中指, 表示数字“2”, 也请大家连读五遍;这时, 何老师突然问道:“1+1=?”同时出示食指、中指、无名指……哈哈, 很多小伙伴的思想一时“刹车”失灵, 很自然地说成了“3”, 而且还理直气壮呢!

此时你再看看面面相觑的小伙伴们, 他们的表情一定很有趣吧?想想你自己, 是不是也有些兴奋, 又有些羞愧, 毕竟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会的数学题还做错了。没关系, 只要你将这个游戏的过程写清楚, 既关注到同伴又叙述到自己的各方面表现和心理感受, 就算是成功一半啦。其实错不在你, 而是“思想的惯性”在作怪!

2.“猫怕老鼠。”请大家大声地连读十次“老鼠”。注意, 声音一定要响亮, 能“气壮山河”就更好啦!就在大家第十遍话音刚落, 何老师就紧跟着问道:“猫怕什么?”你相信吗?许多小伙伴会脱口而出:“猫怕老鼠。”三秒左右大家才会回过神来, 游乐场里一定会有一阵爽朗的笑声……

3.“发展体盲运动。”刚才是团体游戏, 现在请“单兵作战”。请每一个小伙伴单独参与。何老师手中有一张纸条, 当纸条展开时, 每个人必须在两秒之内读出纸条上的句子, 延迟的就算失败喽。好啦, 准备好了吗?请看“发展体盲运动”。有趣的是, 几乎所有的小伙伴还是读成“发展体育运动”, 而且第一个读错了, 接下来参与的也都跟着读错, 这也是“思想的惯性”在作怪。

改善政府供给克服政府失灵 篇9

世界范围内对政府作用的重新思考，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使我们再次思考关于政府的一些基本问题：它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最好地做这些事情。”[1]现在大家基本上已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有效的政府对于提供商品和服务———以及规则和机构———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商品和服务可以使市场繁荣，使人民过上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1]

何清涟在《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形态原因分析》一文中，将政府供给概括为“正供给”与“负供给”两种。“发达国家可以提供有效政府促使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例证，用经济学的语言来概括，这些国家的政府向社会提供了‘正供给’;而陷入贫困与发展不足等一系列恶性循环的国家和地区则提供低效能政府影响经济发展的具体例证，换言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负供给’。”[2]而我们要克服政府失灵的弊病，就必须扩大“正供给”，减少和避免“负供给”。

要使政府提供“正供给”必须注重两个方面：第一是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明确政府在新形势下应该做什么;第二是政府如何来做，即怎样重振政府的活力，提升政府工作的有效性。

一、重新界定政府职能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原有体制下形成的政府职能已无法适应新的形势，重构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职能已显得日益重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加入世贸组织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如何重理政府职能，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是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前提条件。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有着自身特定的国情，这就需要理清自身所在的国际和国内环境，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时期，政府既是市场的培育者，又是市场失灵的纠正者和修善者，这就要求实现政府职能的双向重构。“一方面它无疑亟需在厘清、梳理原有政府经济职能体系的基础上限制、削弱乃至返还市场、企业和社会某些权力和职能，防止因政府干预过度而造成的政府失灵，克服行政权力的市场化和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对市场机制的抵制和扭曲;另一方面，又需要强化、拓展乃至增加某些职能，避免因政府干预无效而造成的政府失灵，切实矫正市场缺陷，创造一个有利于市场机制良性运作和逐渐成熟的体制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3]

作为市场的培育者，有效竞争市场环境的营造者和保护者，政府应通过加强市场的组织管理和制度建设，形成开放统一的市场，使市场主体能机会均等地按照统一的市场价格取得生产要素，平等地承担税赋及其它方面的负担，并在法律上和经济决策中处于平等地位，以促进经济运行富有效率和活力。同时，政府还应防止和补救竞争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维护社会公正，以保护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稳定。然而，要造就一个良好的、公正的市场秩序，优化市场调节作用，保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政府对市场的微观规制是必要的。政府通过对产权进行规制，保护人们的产权不受侵犯，监督人们按一定规则行使产权，其目的是为市场交换的有效进行创造条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政府通过对行业进入进行规制，其主要目的是将企业纳入依法运营，接受政府监督的范围，控制进入某些行业的企业数量，以防止过度竞争，提高经济效率;政府通过为保护消费者利益而实行的规制，达到提高商品、服务的总体质量水平，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维护人们的安全和健康，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的目的。

另一方面，作为市场失灵的修正者，“政府主导的干预措施主要是针对市场失灵，从而政府在纠正这些失灵中发挥中心作用”[1]。对于公共物品的存在，政府必须担当起提供公共物品的角色，这也是政府有效性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因为这些国家就连基础性的公共物品，如财产权、道路、基础医疗保健和教育都不能提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由于公共服务恶化，因而人民和企业相应地采取措施逃避税收，这将导致公共服务的进一步恶化。”[1]这就需要政府对自身供给公共物品的能力进行思考，政府可以试着将一部分公共物品通过签约转包、民营化的形式由社会中介组织来提供，以实现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高效率。对于外部性和垄断，应加强政府管制的完善;作为收入分配的调节者，“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府必须具有对社会价值实行权威分配的能力，即对财富、职位、荣誉等人们所希望的东西，依劳动和能力进行合理分配。”[4]除此之外，政府还应是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和管理者，政府应行使以下三种职能：“(1)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先导调节职能。即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政府主要采用指导性计划方式对市场进行前导式调节;(2)供给管理职能。即政府通过供给管理对经济进行长期的调节，运用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平衡经济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3)需求管理职能。即政府根据市场变动运用财政金融杠杆调节短期供需，达到总量均衡。”[4]

“面对市场失灵，经济学家当然只能引进政府干预。但是，中国自古以来有苛政猛于虎的说法，由于政府的特殊性质，其权力一旦扩大，就很难再使它缩小。”[5]因此，针对市场失灵引进政府干预，一定要对政府在特定的经济领域扮演角色的范围、期限和如何制衡作出明确的规定。

总的说来，随着人们对政府要求的不断改变，从数量的简单增加到质量的提高，政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不断扩大。要定义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增长过程中的具体作用，首先就要对本国市场机制发育的成熟程度和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有清晰的了解，并对本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深刻的认识。这是因为政府的经济功能随市场机制的发育、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际环境的改变而有不同的侧重点。与其找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府经济功能，不如针对本国的市场发育程度、经济发展阶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有重点地定义本国政府在某个阶段的主要经济功能，并随着发展阶段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修正政府的主要功能。一般来说，在市场机制尚未充分发育的时候，政府自然会肩负更多的经济功能。事实证明，如果在市场机制尚未充分发育的时候，政府采取放任自流、无所作为的态度，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东亚的经验表明，以经济发展为己任，对市场友好的政府存在，能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东亚的教训也说明，依法治国比政府直接干预更重要。[5]

二、重振政府活力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国家纷纷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且旷日持久的行政改革运动。虽然各国改革的性质、规模和途径各不相同，但都存在一个共同的议程，即“新公共管理”范式。新公共管理作为政府管理的一种新理论和新的实践模式，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如“管理主义”、“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企业家政府”等，它以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为理论基础，提出专业化管理、项目预算和战略管理、绩效评估等重要举措以改革公共部门。新公共管理涉及领域广泛：从政府职能运行的市场化到一批执行机构的自主化，从削减国家预算到改革文官制度，从结构调整到以顾客为取向，无不对先前的公共行政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新公共管理包括两大流派的重要思想：即“重塑政府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理论”。“重塑政府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主张运用企业家精神改革政府，强调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的合作。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其著作中概括为以下十个方面，并在整个改革浪潮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有使命感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是浪费;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6]

尽管新公共管理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有着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国情，而且新公共管理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陷，如其经济学基础存在着缺陷，管理主义倾向，过度的民营化，改革所带来的伦理和责任问题等等。但是，它作为西方行政改革的主导范式，对于我国仍有着可借鉴的价值，尤其是在行政价值观的转变中，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有效地克服政府失灵，重振政府机构的活力，是有着很大帮助的。我们可以以行政价值观的转变为前提，结合政府供给中的其他方面，以重振政府机构的活力。

第一，转变行政价值观

改革之初，观念先行。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原有的政府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政府及其官员形成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价值观。而今，已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全球经济一体化及加入WTO，要求我们改变陈旧的价值观，形成新的适应时代要求的行政价值观。从过去的政府中心主义向竞争服务行政转变，由集权行政向民主合作行政转变，由形式主义向高效质量行政转变，由守旧行政向创新行政转变。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在政府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以提高政府供给的效率，扩大正供给

“私人部门所强调的一些价值-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价值观念是效率-在公共部门中应该更受重视;不仅如此，而且向私人部门管理者的思维方式转变对于促进公共部门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来说是绝对必要的。”[7]我国原有的政府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具有官僚制的一般特征，且权力高度集中，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现象并存。由于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政府供给处于无竞争的垄断之中，而且政府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且政府内部缺乏降低服务成本的激励机制，使得政府供给效率低下。要改变政府运行低效率的现状，必须在政府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中，有一些核心公共产品是必须由政府来提供的，针对这种情况，应在府际之间展开竞争，可以让几个政府共同参与核心公共产品的提供，既有利于减少垄断成份，又可以增加竞争因素以提高效率;其它的一些混合公共产品的提供，完全可以让私人部门与非政府组织参与进来，采用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招标等方式，实行多中心的公共治理，以激发公共服务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这也可以改善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严重存在的因资金短缺而造成的“瓶颈”状况的现状;针对公共服务的各大机构，可以把较大的机构划分成若干个小部门，让他们共同提供某种特定的公共产品，这样就可以在政府内部创造竞争环境，以其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评判这些机构的工作绩效;而对于行政决策的真正执行者国家公务员，更应在公务员职位升迁制度中保障公平竞争的机会，并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根据绩效示标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在政府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可以产生压力，带来积极的竞争，提高政府供给的效率。

第三，强化政府供给的法制化建设

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要求政府给予适度的干预以弥补这些缺陷。但政府在弥补市场缺陷之后是否会退出竞争性的经济领域却无从保证。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过度干预，在引进政府干预弥补市场缺陷时，必须重视法治建设。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无论是企业的经济活动还是政府的干预行为都必须服从法治的要求。总结多年来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经验和教训，要真正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化，政府必须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甘当法治改革的促进派而非抵制派;否则，就难免行政权力的腐败变质，就难以赢得企业和社会的信赖，就难以有威望要求其它市场主体依法办事。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具有一种特定的有关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rule of game), 而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的根本游戏规则就是基于法治的规则。”[8]钱颖一教授指出，“法治的第一个作用是约束政府，约束的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法治的第二个作用是约束经济人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公平裁判，维护市场竞争。”[8]只有这样，政府在干预经济的同时才能起到支持和增进市场的作用，在政府的权力受到法律的约束下，使政府与经济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使政府作为不偏向的第三方而有所作为。因此，政府在弥补市场缺陷的过程中，对于政府干预主体的资格认定，干预的范围、内容、层次、方式以及干预的程序等均应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或政策的规定，从而实现法治政府对市场经济的适度亲和。沈荣华教授在其著作《现代法治政府论》中指出我国法治政府对市场经济的适度亲和，应表现为一个立场和三项原则：一个立场是指对私人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持支持的立场，政府应该放心地营造条件、提供机会鼓励这一类经济的发展。当然，政府也应该设置规程、制定规则，让这类经济有序地发展。三个原则是指对国有经济的管理应该坚持：(1)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并将这一原则作为规范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基本准则;(2)政府自身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分开的原则，并将这一原则作为规范政府行为的主要原则;(3)终极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分离的原则，并引入产权制度的概念，明确解决由静态权能和动态权能分离出来的不同所有权的范围与界限。[9]从而使得政府能依法行政，依法弥补市场缺陷，把政府供给的全过程纳入法制化轨道，既可以避免政府的高昂成本和效率低下，又可以将此作为政府供给的“基准线”，保证政府供给的公正合理与高效性。

第四，建立公开透明的干预制度，完善法律以外的监督机制

规则是否透明决定着政府干预效率的高低。在规则透明公开的情况下，政府处于公众监督下，政府将会致力于推动经济效益的提高;在非透明公开规则下，政府有很大的激励去实现对租金的追求，资源被分配给低效率的企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若要实现对经济的有效干预而不是损害经济，首先必须使竞争规则透明化和公开化，政府官员活动建立公开制度，使官员活动处于社会监督之下。如果官员活动受到社会监督，必然会降低政府官员制定非透明规则的动机强度。政府官员活动公开制可以包括：金融实名制、个人财产申报制、财务公开制、事务公开制等等。这些透明公开的制度，有利于接受人们的监督。

除公开透明的干预制度以外，我们还应该继续完善法律以外的社会监督与约束。约束是一种反向激励, 没有约束就容易产生不合理的甚至违法的行为。政府机构及其官员都握有重要权力，如果没有一定的约束，权力就会变成谋求个人及组织私利的手段而偏离社会公共目标。内部的监督主要指政府机构从上至下的纵向监督与约束和同级机构之间的横向监督与约束;外部监督主要是公众监督与约束，如新闻媒介、舆论的监督与约束以及社会组织的监督与约束。“实现有效的监督与约束，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必须确定一种合理评价政府投入产出效率的标准。”[10]政府的投入主要就是政府预算，而对于政府的产出，由于政府本身的特性，则很难进行准确的度量;又由于政府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处于垄断地位，没有竞争者，因此也难以对其进行比较，评价。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强化对政府预算的监督与约束，防止政府机构过度的预算，而造成政府机构膨胀、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低效率。

第五，杜绝腐败现象，加强廉政建设。这是减少负供给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国家出现了腐败现象。但是，“腐败的根源并不在于现代化运动本身，而在于现代化运动过程中扩大了的公共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和广泛的私人利益的存在。”[11]从理论上来讲，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其行为追求的应是社会整体效益、长远利益、公共利益、平等和正义，以增加社会普遍富裕等基本价值目标。如果政府行为也运用于盈利，那么整个社会便没有公平与平等可言，也没有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别，必将导致社会秩序混乱，腐败盛行。因此，必须规范政府行为，加强廉政建设。真正长久有效的办法就是强化权力制约机制，这当中主要包括对权力的控制和对权力行使的监督、约束，其目的是对权力进行科学的管理，以实现权力健康运行，避免腐败现象的滋生。

摘要：政府失灵的形成原因来自于多方面, 但政府供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本文试图从政府供给入手, 通过重新界定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 重振政府机构活力, 改善政府供给来克服政府失灵, 提升政府有效性。

关键词：政府失灵,政府供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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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清涟.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形态原因分析[J].战略与管理, 1999,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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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会宗, 樊增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失灵及其防范[J].政治学研究, 1998, (01) .

[5]文贯中.市场机制、政府定位和法治-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匡正之法的回顾与展望[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2, (01) .

[6]戴维.奥斯本, 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市政协编译组, 东方编译所编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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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钱颖一.市场与法治[J].新华文摘, 2000, (01) .

[9]沈荣华.现代法治政府论[M].华夏出版社, 2000.

[10]陈秀山.政府失灵及其矫正[J].经济学家, 1998, (01) .

独立审计市场失灵问题研究 篇10

关键词：独立审计,市场失灵,政策

一、引言

在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时, 独立审计非常关键。对于委托而言, 会计信息的判断和利用, 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我国自1980年恢复独立审计制度以来, 在政府的推动下,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独立审计市场体系已初步建立, 审计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开始较大程度地发挥作用。然而相对于英、美等国审计市场在充分竞争下进行独立化和职业化发展的过程, 以及随之形成的较为成熟的审计市场, 我国的审计市场并未经历这一自我约束的机会。因此,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缺少了这一过程的市场机制, 仍然是发育程度较低、不健全、不完善的审计市场, 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面临诸多新问题的审计市场, 是不能有效解决目前存在的各种弊端, 尚需不断研究、规范和完善的审计市场。本文试图对独立审计中出现的市场失灵现象进行探讨。

二、独立审计市场内涵与特征

1、独立审计市场的涵义。

审计市场是指在审计活动中由审计委托者、审计者和被审计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所进行的一种交易行为, 以及由此所构成的一种权利和义务以及经济责任关系。也就是说, 在审计市场中, 是供需双方在一定价格水平下进行的一种交易行为以及由此所构成的经济责任关系。按审计主体不同, 审计可分为政府审计、独立审计和内部审计。而政府审计和内部审计关系决定其不能构成审计市场主体。产生较早的政府审计和内部审计两者体现的都是授权审计关系。在这种审计关系下, 审计人和被审人对于授权人都有一种超乎纯经济关系以上的隶属关系。他们的审计行为是服从命令式的, 无偿提供的。因此他们的审计仅仅形成一定的产品, 如审计报告, 但不形成商品, 不能进行市场交换。所以说政府审计和内部审计不能构成市场。而产生较晚的独立审计却体现了一种委托审计关系, 在这种关系下, 审计人与委托人、被审人之间只存在经济契约关系, 为了满足委托人的需要, 有偿提供审计成果。因此他们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商品, 可以进行交换, 从而形成我们论及的独立审计市场。

2、独立审计市场的本质特征。

独立审计市场中审计的委托人与审计师构成审计市场的主体, 而在一定价格水平下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则构成了审计市场的客体。充满竞争的审计市场中, 购买者如上市公司, 直接购买注册会计师所提供的服务, 虽然以审计报告为载体, 但购买者真正要使用的是审计报告所反映的审计信息这种无形产品。由此, 独立审计具备市场的一般特征。因此, 独立审计形成自己的市场。独立审计市场本质上属于服务性市场。但同其它服务性市场相比, 独立性是其本质特征。其原因是独立审计市场供需主体的独立性。作为审计市场主体之一的注册会计师独立于审计的委托人和被审人。其审计报告合理地向财务报表使用人确定财务报告的可信性。并且其审计报告的生命力在于以其客观、公正取信于社会。这一特点决定了注册会计师在形成和发表审计意见过程中, 与其他各方关系人在实质和形式上保持彼此独立。因此独立审计市场不同于其他专业服务市场, 独立性是审计市场的灵魂。

三、独立审计市场失灵的原因

1、审计市场上的供需关系发生扭曲。

首先, 在市场上, 自愿需求较为缺乏。我国的证券市场, 其发展具有特殊制度背景, 上市资格不仅稀缺, 还包含显著的经济意义。由于上市公司的股权非常集中, 对于大股东而言, 存在虚报报表的动机。从而通过配股增发进行融资, 也可能利用上市公司, 担保其母公司。这些行为的实施, 都有赖于会计师的工作。由此看来, 上市公司对独立审计的自愿需求不足。其次, 治理结构方面的缺陷, 严重约束了审计服务市场的供给。由于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 加上国有资本主体的虚位, 导致内部人控制普遍。在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之间, 难以形成有效的制衡。对于有些独立董事而言, 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经济利益, 往往会放弃其权力, 从而使得独董选择会计师的规定难以正常执行。这两方面的扭曲, 使得审计市场的供需关系无法实现均衡, 产生了若干问题。

2、审计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的特征。

在现实中, 审计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买方市场, 市场上的需求者是上市公司的管理层, 市场供给者是会计师, 前者占据主动, 因为后者为了争取和保留客户, 只能降低审计收费和审计质量, 从而制造了巨大的审计风险。在现实中, 在于代理理论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假设提出, 这和实践中的审计市场不完全相符。在我国的独立审计市场上, 存在大量供给方, 但不同规模的供方所提供的服务产品存在附加值方面的差别。所以, 独立审计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的性质, 在此类审计市场中, 审计信息无法完整传递给相关使用者, 因而使得审计资源无法实现优化配置, 使得审计市场失灵发生。

3、地方政府对审计市场进行行政干预。

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 在资源配置方面, 政府具有主体地位, 对于微观主体活动的干预, 政府也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对于各地的上市公司而言, 由于其在地方经济中具有显著地位, 地方政府往往主动为上市公司提供支持, 从而实现吸引资金、稳定就业和税收等收益。在这种条件下, 政府为尽可能争取公司上市以及防止已上市的公司被摘牌, 往往采取行政手段, 施压于会计师, 要求事务所等机构给予配合。而注册会计师受到其自身生存发展的需求, 往往会依照地方政府意图形式。从而使得行政力量干预成为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

四、完善独立审计市场的政策选择

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由于市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需要政府与市场之间建立相互补充、相互替代的良好关系。对于独立审计市场而言, 也不例外, 在其运行中, 诸多问题都需要市场与政府的相互配合。所以, 应当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客观环境的变化, 不断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实现二者间的有机组合。

1、通过市场和政府边界的明晰, 构建有限和有效政府。

考虑到政府对市场行为的任何管制, 都可能对市场均衡结构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关系到资源配置。所以, 》转243页对政府的管制边界进行合理界定, 能够有效降低审计市场失灵、提升审计市场效率。当然, 如果审计市场失灵带来了政府的过度管制, 又会反过来约束审计市场的发育, 影响审计市场功能的发挥。此外, 在某些情况下, 审计市场功能可能遭到破坏。因此, 如果无法实现政府职能明晰和对政府作用从法律角度的限定, 将导致审计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相互增进效应的产生, 使得审计市场维持在不发达市场状态。

2、通过治理机制的完善明晰产权制度。

只有产权的边界明晰且受到有效保护, 市场经济才能够顺利的运转。然而, 在审计市场中, 政府不仅应当保护利益相关者, 还需要强化对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产权的维护。本文认为, 政府在健全产权的内在机制的同时, 还需要在法律层面, 甚至是宪法和具体法律法规层次, 明晰审计市场中合法存在的产权, 加以积极的实施。作为追求长远利益的动力, 明晰产权需明确委托人、管理当局和审计师之间的关系, 为三者提供必要激励和约束, 促使其承担各自行为的风险。通过产权关系的理顺, 可以使得治理结构加以完善, 让管理当局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在独立审计市场上委托会计师独立审计, 成为企业自发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 才能够让审计师与管理当局的力量和取向趋于一致, 并增加审计师的独立性。

3、通过审计市场的培育促进市场有效竞争。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 经济活动的当事人需要以自主决策、自由交易为基础, 在足够长的时间内, 通过演化博弈, 发展各种经济制度。因此, 市场的成长、完善和成熟, 是一个自然发育过程。在好的环境中, 这个过程可能缩短, 但不可能超越。因此, 市场化程度不同, 政府行为也就有所差别。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期, 审计市场发育程度较低, 需依靠政府培育。政府应通过加强有效制度的供给、规范注册会计师执业行为、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等, 构建能提供“高独立性”审计服务的制度环境, 从宏观上控制和推动行业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涛, .独立审计市场政府失灵及其角色定位[J].山东商业会计, 2009, (1) .

[2]、郝玉贵.我国新兴独立审计市场失灵问题与监管研究[J].审计研究, 2004, (6) .

[3]、徐宏峰, .审计服务市场失灵对策研究[J].商场现代化, 2007, (13) .

“失灵”的市场不可持续 篇11

@王佳维：在大城市生活：第一，要耐得住寂寞，大城市的繁华与你关联不大。第二，要有耐心为自己积累财富和人脉。第三，在大城市里成功不是目的，而要享受过程。第四，不要以为自己是人中精华，你只是一棵小草。第五，要学会讲废话，这是与人交往的非常好的手段。第六，要学一点婆婆妈妈，在大城市生活没有精打细算是活不下去的。（这是许多人对上海人反感的地方，但是这就是上海人在上海立足的手段）

编辑回复：亲，看来你的经历使你的感触非常深了。就像上一期《哪座城市值得你青春换财富》中的王峰一样，总要给自己找一个理由留在这个城市。

关于定投

@heroing：如果从A股开市就定投，是不是超过定存呢？基金定投也要有知识的，最好定投指数基金，因为费用便宜，而且是满仓操作的，如果在现在开始定投，过10年、20年后肯定收益很好。另外，债券基金一次购买和定投购买哪个更好？

编辑回复：上证指数开市时100点，如果那时买入股票，收益会比绝大多数投资工具要高得多，看看林园、杨百万他们就知道了。如果现在开始定投指数基金，那应该会获得市场走势的平均收益。债券基金定投具体要看是不是纯债基金，还要看个人的资金情况。

一封读者的来信

《钱经》编辑部，你们好。

我是一位北京的金融行业从业者，对投资理财和房地产很感兴趣，我也是一名个人投资者，投资的范围包括房产、股票、信托、券商理财产品、公募基金产品、货币基金和民间借贷等。今天刚看到某杂志的署名文章“1995.72点 沪指盘中创三年来新低 70大中城市平均房价涨幅扩大”后，实在忍不住想跟你们唠叨几句。房产和股票，作为主流投资品种，近年反差竟如此之大，一个处于历史底部，一个处于历史的最高点，而且势头还在继续。这个现象到底是市场的真实反应，还是政策的有意为之？

说说我个人的投资情况：我从2005年开始买第一套房，到现在房价平均上涨3倍，也就是1万一平米买的现在卖3万，如果考虑到首付30%的3.3倍杠杆，买房的实际收益在10倍。而股票呢，我算是比较保守的，截至目前亏损在30%左右，因为没有杠杆，风险没有扩大。信托则是稳定的债权收益，年平均在10%左右。几个投资品种的回报率高下立判啊。

北京读者 张南

编辑回复：限于篇幅，没有把来信全部刊登。这位读者的投资范围不可谓不宽泛。在诸多的投资中，只有与股票相关的产品表现不佳。张化桥说“高的可以更高，低的可以更低”，但小编认为凡事也总有个限度。如果房产大多数人倾家荡产都买不起，而股票白送都没人要的话（当然这有些夸张），这种“失灵”的市场是不会持续的。

市场失灵的表现及对策分析 篇12

1 市场失灵的理论背景及概念

自由主义是在18世纪至20世纪初从西方开始流行起来的, 其中“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给西方国家政府的经济活动带来了较深的影响。亚当·斯密提出的定律——“看不见的手”已经对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市场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他还在自己的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政府必须要对市场的干预逐渐减少。一共有四个假设条件是完全竞争市场所要具备的:第一, 要求买者和卖者的人数众多, 并且每人对于既定的市场价格都是被动地接受;第二, 所有资源都要有完全的流动性, 这就意味着投入任何一种资源都能及时地获取利润最大的生产, 并退出亏损的生产;第三, 市场上的每一个厂商都能提供同质的商品;第四, 完整的信息。每个厂商及消费者都要把握好一切与自己经济决策有关的信息, 在此基础上做出一个最佳的经济决策, 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确保帕累托最优状态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得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源配置状态, 也就是说改变资源配置的任何一种方式都不能使一部分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受益。亚当·斯密认为市场可以被比喻为一只“看不见的手”, 经济活动的组织开展可以依托于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 促使人们在竞争和合作的交易中实现互利, 从而双方都能得到好处。但是从现实经济生活来分析可知, 上述这四个基本假设条件要全部实现并非那么容易, 即使是帕累托最优的理想状态也还是无法实现。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恰恰就证明了这一问题的存在, 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失衡, 财富分配不公平等问题, 这正是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所造成的, 也就出现了所谓的市场失灵。所以, 政府干预是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推动着经济的运行。

2 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及有效应对策略

2.1 垄断性失灵

实现市场有效资源配置的根本前提就是自由的、充分的竞争, 但是在当前的经济生活中可以看到当下我们所说的竞争并不是完全竞争, 其中还一直伴有垄断现象。垄断性失灵也被称作竞争失效, 就是指在个别厂商市场影响力增强的同时, 市场的竞争性被相对削弱一些。竞争失效体现为以下情况:市场上的供应商仅有几家, 甚至是处于独家垄断的状态, 为了能在市场上牟取暴利, 垄断厂商通过对物价的操纵而造成了市场均衡作用失灵的问题。有一个悖论是市场本身就存在的:竞争状态就是市场的良好状态, 无论是处于完全竞争还是垄断竞争的状态, 只有坚持竞争, 才能使市场机制本身应有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总的来说,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是促使垄断的形成:一个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在市场竞争大环境下, 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 生产者便通过改进机器设备、提高员工素质等来实现, 其结果是企业规模扩大了, 大规模生产厂商在产品成本上占有决对的优势, 并将规模小的厂商生存空间逐渐占有, 从而达到了击败对手, 垄断市场的目的。另一个是逐渐增加规模报酬, 也就是产量增加的比例必须要比生产要素所增加的比例大得多。对于这种现象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几何尺度因素、财务因素、劳动的专业化分工及不可分割的生产要素等。通过不断递增大规模报酬行业的生产, 可以从根本上使边际成本降低, 并且竞争者不易进入, 此举具有明显的垄断优势, 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 产品的价格和产出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具体要求相背离, 从而造成市场自发调节经济的作用被阻碍。因此, 市场上一旦出现少数几家企业甚至一家企业垄断的局面, 那么各生产厂商就必然会为了争取超额的利润而去对市场价格进行操纵, 市场均衡瞬间就会被打破。相反的, 垄断也能抑制竞争的发生和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 经济效率得不到提高。上述的这些问题要得到很好的解决, 就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制止。例如:政府加强对私人生产的监管力度, 实现高效率的产出。政府还要站在仲裁者的立场, 采取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并严格执法的方式来解决。

2.2 宏观经济不稳定

在市场经济浪潮中, 一旦面临经济危机、股市崩盘、金融危机, 都将给国民经济带来致命打击。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 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周期性波动及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都是经常出现的。在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时, 国际经济的动荡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十分严峻的考验。而将资源配置作为市场的基础性手段, 在此条件下还是没能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稳定性的问题彻底解决。国内外市场一旦出现些风吹草动, 加上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没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必然会使国民经济发生大的波动。如今我国宏观经济呈现出需求不足的现象, 而投资的增长却非常快, 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必须要同时转动起来才能推动经济健康、持续的增长。单方面的投资增长, 在面临压力的情况下就会出现生产过剩的问题, 还会以悲观的态度来对待投资收益率, 在这一时期还会有大量失业率产生, 直接造成经济的衰退。与此同时, 随着经济的大发展, 市场机制效率的发挥也会受到市场失灵的影响, 在这一状况的影响下宏观经济出现波动也是必然的, 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市场失灵问题。为使问题得以解决, 可以通过我国政府来增加公共投资, 将内需拉动起来, 进而也保证了国民经济能实现稳定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继续平稳的发展。$

2.3 失业、通货膨胀

失业、通货膨胀对于西方市场经济来说始终是困扰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失业就是劳动力需求减少, 产生失业的主要原因就是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推动的技术、消费者偏好以及劳动力不流动性的变化, 这一变化就出现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供过于求的现象。人们通过技术的进步可以实现由最少的劳动量获取最大的收益, 通过劳动力的节约, 使成本得到控制, 从而失业现象随之产生。宏观经济学认为失业是有不同类型的, 如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周期性失业等。出现结构性失业的原因是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出现了不匹配问题, 有失业而且又有空缺的职位是其主要特点, 因失业者的技能不适合该岗位或者是居住地点不当, 所以对现有的空缺职位无法填补。该种失业类型是长期性质的, 并且是来自劳动力的需求方。摩擦性失业是指因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摩擦而造成的局部性、短期失业, 一般是劳动力的供给方为源头, 这种失业属于是短期性的、过渡性的, 人们换工作或是找到了新的工作就被划入摩擦性失业这类。周期性失业主要是指在经济衰退或萧条期, 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 从而导致大量人口失业, 这类失业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整个经济的支出和产出都在下降。政府要给那些失业的或是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的人口基本的生活保障, 可以遵循以下做法:财政促进就业政策的框架必须要明确;强化失业保险的功能, 并对失业保险制度进行完善;财政贴息及小额货款担保办法要逐步完善, 并给予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一定政策上的支持;筹资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以便就业和社会保障资金充足;加强对就业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财务管理和监督, 保证专款专用。

可将通货膨胀概述为:货币数量在一段时间内增长的速度要远远大于实物数量增长的速度, 在单位货币购买力下降的状况下物价水平出现上涨。分析出现通货膨胀的原因, 并将其概况为:成本的推动、需求的拉动、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等。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在逐渐增大, 已经形成了物价持续上涨的局面。在过去我国的货币政策较为宽松, 所以要摆脱全球危机的困境比较容易, 但是过量的货币打破了以往的季节性变动不大的价格水平。所以归根结底, 可以把我国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总结为以下四个:一是最为根本的原因, 也就是我国在2008年下半年采取了强力的救市政策以便能应对美国金融危机;二是我国房价的上涨;三是食品价格的上涨;四是美国及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还在延续, 这几个方面的问题都加速了通胀压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为了能消除通货膨胀, 我们就要深入研究和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健全市场机制, 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 做好政府的宏观调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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