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和救助

保障和救助（精选11篇）

保障和救助 篇1

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是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完备和保障水平充足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加快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2015年4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30号), 部署整合医疗救助制度,进一步做好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57号),要求加快推进大病保险制度建设,筑牢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底,让人民群众受益。

各国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体系都依托于本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国际上一般将医疗保障制度分为国家医疗保险、社会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和储蓄医疗保险四种模式。本文介绍四种模式典型国家的共性和借鉴之处,提出完善我国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体系的建议。

1发达国家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体系的比较

1.1国家医疗保险模式共性分析

国家医疗保险模式一般通过税收形式筹集医保基金。英国、瑞典、澳大利亚是这种模式的代表。 在医疗制度刚建立时,一般采取近乎免费的医疗保障,但由于保障水平太高,造成了人们对政府的依赖及医疗浪费。为实现医疗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国家逐步压缩医疗保障福利包,与时同时,一般实行年(分项目)医疗费用支付最多限额,以减轻高额医疗费用负担。对低收入人群仍实行基本免费治疗,对于富裕人群则鼓励购买商业健康保险,通过替代效应释放一部分财政负担和公立医疗资源。在这些国家,政府承担大部分的卫生支出,个人现金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一般在20%以下。

1.2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共性分析

社会医疗保险模式一般通过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医疗保险费,德国、法国、日本是这种模式的代表。

在社会医疗保险典型国家,即使最早实行近乎免费医疗(如德国)或对部分人群实行免费医疗 (如日本老年群体),但由于不可持续,都逐步提高了个人负担比例。为了避免高额医疗费用对居民的影响,一般都设置了年(分项目)最高费用负担金额,对于低收入人群、特殊人群(如老人、慢性病患者等)设定较低的标准,法国则对特殊病种实行免费医疗。对于低收入人群,由政府代缴社会医疗保险费,并提供医疗救助。一些国家鼓励居民参加商业健康保险, 2010年,法国商业健康保险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13.7%)高于个人现金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 (9.4%)。

1.3美国商业医疗保险模式分析

美国只对老年人、残疾人、穷人、军人等提供公共保险计划,其他人的医疗保障由市场解决。对于一般商业健康保险,保险公司都设置了个人年度最高医疗费用负担限额,2015年个人年度最高医疗费用负担限额不超过6,450美元,家庭不超过12,900美元。

对于参加医疗照顾计划的老年人,可参加政府组织的补充保险。 考虑到采取自付额、报销比例等费用控制措施后,部分参保人员医疗负担较重,政府推出了医疗照顾补充计划。

美国医疗救助计划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筹资,联邦政府拨给各州的配套经费是以各州的人均收人为基础,如果一个州的人均收入水平等于全国平均水平,则联邦政府的配套率为55%;配套率最低为50%,最高为83%。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被称为“反抛弃病人法” 的《紧急医疗救治和劳工法》,规定医院必须为需要紧急治疗的人员提供医疗服务,而不管其公民身份和支付能力,这部分支出由政府负担。

1.4新加坡储蓄医疗保险模式分析

1984年,新加坡政府推出强制性保健储蓄计划,由于该计划无法解决费用昂贵的大病医疗保障需求,1990年推出具有风险共享的健保双全计划。为满足部分收入较高居民的医疗需求,政府推出综合健保双全计划,由保险公司承办。 2015年11月还将建立终身健保双全计划,取消健保双全计划只保到90岁的年龄上限,并要求强制投保。 新加坡政府对住院和门诊实现一定比例的补贴,2009年,开始实行家庭生计调查,使住院补贴更倾斜中低收入家庭。在门诊看病,政府对儿童和老人补贴医疗费用75%,成人补贴50%。通过减少高收入家庭的补贴,以鼓励这些人群到高级别病房和私立医院就诊,有利于减少政府负担,也促进了私立医院的发展。

1993年,设立医疗救助基金保健基金,对低收入、缺乏足够储蓄又无家庭支持的弱势人群提供托底保障。2007年,政府设立乐龄保健基金,为65岁及以上老人提供医疗救助。2013年为18岁以下人群设立少儿保健基金,以减轻困难家庭儿童的医药费负担。2012年,共有58.7万新加坡人获得保健基金的救助,占申请人员的93%,救助金额近1亿新元。

2经验启示

发达国家对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体系的制度安排表现差异较大,但制度背景和制度逻辑有相似之处,值得我国借鉴。

2.1建立与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医疗保障体系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002011年,全球卫生总费用占GDP的平均水平由8.2%提高至9.1%,医疗费用的增长高于经济和财政增长速度已成长期趋势。需要未雨绸缪和长期预判,建立与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医疗保障体系。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的40多年间,许多发达国家通过加强费用管控、重视疾病预防和健康教育、建立转诊机制等方式,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福利刚性、政府负担过重以及医疗需求多元化的挑战。同时,尽量避免增税(费), 以影响经济发展动力和企业竞争力。努力建立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重特大疾病保障为重点、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医疗救助为托底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在强调个人合理医疗负担的同时,为避免高额医疗费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设立了针对个人或家庭的年(分项目)最高费用负担金额。同时,通过对不同收入人群实行差异化补贴,或实行不同的报销比例,实现医疗资源向中低收入人群倾斜。不论是突出市场化还是强调政府责任的国家,都建立了医疗救助机制, 为贫困人群提供医疗安全网。

2.2鼓励发展商业健康保险

一些发达国家鼓励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使商业健康保险成为分散疾病风险和分担医疗费用的有机组成部分。2011年,美国、法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超过10%,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的比重也在5%以上。一些国家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同时加强了监管。首先,提供税收支持政策。美国企业为员工缴纳保费享受税优,无金额上限; 德国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在一定限额内可税前列支;澳大利亚对于不同收入阶层,给予保费补贴。其次,委托商业保险经办。将商业专业技术、管理经验、激励机制等引进公共部门。英国政府2007年通过外包服务采购计划,引进14家保险机构提供政策咨询评估、购买服务具体组织等经办管理服务,美国将部分政府主导的医疗照顾计划、医疗救助计划和军人计划项目、新加坡将综合健保双全计划项目交由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再次,加强政府监管。一方面禁止保险公司对高风险人群拒保,另一方面则通过鼓励尽早参保、风险调节机制等方式实行风险可控和公平竞争。德国、美国在承保环节都禁止保险公司因已有健康问题拒保。

3我国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体系存在的问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1年,我国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相比较,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都低于平均水平,个人现金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高于平均水平。同时,由于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仍比较突出。

福利经济学认为,转移购买力是使分配向有利于穷人方向变化的最重要办法。同样的医疗保障, 对低收入人群实现了“雪中送炭”,对富裕人群仅是“锦上添花”。大病保险是基本医保“普惠”的基础上对大病患者的“特惠”政策。有关数据显示,通过大病保险制度,大病患者实际报销比例,在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提高了10到15个百分点,缓解了参保群体因大病致贫、 返贫的问题,但是,从国际上来看,个人支付20%-30%是比较合理的比例,我国城镇居民和新农合的实际报销比例在50%左右,加上目前大病保险的保障,个人负担仍比较重,需要进一步加大大病保险的资源倾斜,提高保障程度。

我国医疗救助 虽然取得 一定成效,但与困难群众的医疗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第一,财政投入不足。2014年,医疗救助财政资金投入仅240多亿元。第二,救助标准不高,贫困家庭医疗负担仍较重。第三,救助范围不广。以解决城乡低保对象和农村五保对象为主, 一些低收入家庭和流动贫困人口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第四,制度衔接需要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由不同部门管理,协调成本较高,不利于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和社会慈善的衔接和制度合力的发挥。

4完善我国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体系的建议

目前,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保基本”的目标基本实现,因此,应实现重心调整和资源性倾斜,加快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体系建设。

4.1筑牢基本医疗保障,发挥主体保障作用

2013年,全国有225个统筹地区的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出现当期收不抵支,其中22个地区的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出现赤字。城镇居民医保基金当期收不抵支的统筹地区达到108个。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和财政长期负担,应放缓连年上调、泛福利性的“普遍提待”,着眼于长期精算平衡。

4.2完善大病保险制度,放大保障效应

一是加大 差异保障 。 对医疗费用负担较重人群加大“二次补偿”,可差异化提高对老人、儿童和残疾人等群众的保障水平。二是扩大合规范围。对于治疗大病不可替代的贵重药品、检查诊疗费用应逐步纳入到大病保险合规医疗费用中。三是提高筹资标准。将目前大病保险人均筹资20元-30元,提高至30元-40元,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医疗费用上涨逐步增长。同时,在坚持政府为新农合和城镇居民主要筹资渠道的同时,适当增加个人筹资标准。四是取消封顶线。 2014年,某省大病保险承保人数3300万人,超过大病保险保额(20万元)的仅12人,总体来看,取消大病保险保额限制对筹资和赔款影响很小。五是提高保障水平。将目前大病保险报销比例在50%-60%的标准,逐步提高至70%-80%,以进一步加大保障程度。同时,建议参考国际惯例,对于经济发达地区, 将目前大病保险按比例报销的方式,逐步调整为按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为避免医疗资源浪费,可以考虑引进生计调查,保障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高收入人群按原大病保险保障提供。

4.3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实现补充作用

商业健康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可以形成优势互补,保障叠加,更加服务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一是大力发展各类健康保险业务。一方面可以通过提供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业务,满足多层次的医疗保障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开发重大疾病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护理保险等产品,满足人们对重大疾病、失能、护理等多样化的保障需求。二是加强税优支持。税收优惠政策是促进健康保险发展的主要杠杆,可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实施个人购买健康保险的税优政策。2014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6,339元,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6,390元,按两者年平均工资5%计算,全国统一标准约等于目前每人每年2,400元的限额。因此,建议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费用的上涨,适时提高税优标准。 建议时机成熟时,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健康险税前列支政策;适当提高企业购买健康保险的税前列支比例(从目前的5%提高至8%左右), 免征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费收入的营业税等。三是提高专业能力, 强化对医疗服务的监控作用。商业健康保险作为第三方支付方,支持建立与医疗机构的谈判机制,通过系统智能审核、专业人员复核、医疗机构巡查等手段,强化医疗保障对医疗服务的监控作用,控制不合理医疗行为和费用,促进医疗资源的优化使用。四是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把购买服务作为医疗卫生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抓手,促进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多样化和服务竞争化。 同时,建立严格监督评价机制,公开购买服务信息,建立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评审机制。

4.4健全医疗救助制度,做好托底支撑

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在增加政府医疗救助总投入的同时,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探索多渠道筹资资金,包括企业捐款、社会筹集、发行专项福利彩票等。二是加强家庭生计调查。对于弄虚作假者,给予经济处罚和信息公开, 以提高制度的严肃性。三是逐步改变“一刀切”。在救助人群方面, 将边缘群众和流动困难人群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对支出型贫困家庭中的大病患者实施医疗救助的认定条件,可设置为因病造成家庭基本生活困难且个人负担医疗费用超过其家庭前12个月总收入的50%以上。 在救助标准方面,建立与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的救助标准,使最需要的人群获得最大帮助。对低收入家庭中的大病患者实施医疗救助的认定条件,可设置为当地低保标准1.5倍至2倍之间。四是实现事先救助模式。对救助人群提供相应证明,实行就医即时结算,完善制度衔接,形成制度合力,增强救助人群的医疗服务可及性。五是实施综合医疗救助。将门诊和预防保障纳入医疗救助中,避免贫困人口因无力支付门诊费用,由小病变大病, 最终加重贫困人群和医疗救助的负担。六是坚持量入为出,但也要避免结余过多。医疗救助资金结余控制在15%左右,确保医疗救助制度可持续发展。

保障和救助 篇2

一、工作实绩

1-6月份，办理60周岁以上基础养老金1801人；办理新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6382人；完成农民技能培训人，转移人；帮助企业介绍用工人；受理事故调查起，其中工伤事故申报起，快速处理事故上报起，帮助企业调处工伤事故起，调处劳动报酬争议人次；，组织2支队伍参加**市民间工艺展览会。

二、具体工作

办公室成员立足各自岗位，敬业爱岗，脚踏实地，各项工作循序渐进，顺利开展。

1、农民培训转移工作突出”实、合、转”三个字。指导思想上突出一个”实”字，培训上突出一个”合”字，要求上突出一个”转”字。到6月底完成农民技能培训任务的60%，培训内容主要为电工、焊工、计算机等，并从初级逐渐升级为中高级培训，转移150人。完成了2007年6月30日至2008年12月30日农村劳动力培训动态管理调查工作，涉及新增劳动力就业变动，新培训人员调查1520人。

2、新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深获民心。

3、劳动保障监察服务两不误。劳动保障监察同志经常深入企业一线调查核实情况，半年来受理事故调查起，其中工伤事故申报起，快速处理事故上报起，帮助企业调处工伤事故起，调处劳动报酬争议人次；重点解决**市医药用品厂33人26.67万元的工资筹资问题，目前已向**法院争取15万元，余款正在通过积极找寻并处置**市医药用品厂余下资产。

4、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有序推进。经摸排今年我镇有村户农户计划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到目前小越湖村、胜桥村、冯柯山村等村正在申报资料的整理和核实中。

5、非公企业住房公积金扩面工作逐步展开。今年是住房公积金全面推开至企业的一年，因为该项制度新推开，企业主动性差，员工对政策不了解，目前正在积极宣传非公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和下企指导动员。

6、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进一步完善。我们按照上级劳动保障部门的要求，积极开展退管人员的服务工作，对所辖2个社区的名退休人员再进行核实确认。同时向上争取资金16000多元，通过社区，组织了一次迎新春茶话会和发放新春纪念品活动。

四、下半年工作思路

下半年，镇劳动保障和社会救助中心将继续围绕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突出工作重点，狠抓工作落实，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继续做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补缴和待遇享受工作。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为此，下一步中心将继续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步骤，落实责任，全面推进政策实施阶段的各项工作，切实把这项重大的惠民工程办实办好。

2、切实做好农民培训和转移工作。我们将继续围绕”培训农民、转移农民、富裕农民”的工作思路，深入把握农民培训和转移工作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创新工作方法，注重培训实效，拓宽转移渠道，扎实推进农民培训和转移工作，努力做到与农民的意愿相吻合、与企业的需求相一致。

3、积极推进住房公积金扩面工作。虽然这项工作面对的对象是所有企业，但由于余下的企业大部分是家庭工业，推进难度非常大，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不懈抓下去。下一步，将先对重点企业和应保未保再做一次走访，再深入基础好的500万元以下企业，做好政策宣讲、尽最大努力推进企业住房公积金扩面工作，力争超额完成全年200人考核指标。

4、努力抓好就业再就业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精神，切实抓好新一轮就业再就业政策的落实工作。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增加就业容量。加大就业援助力度，积极帮助低保家庭和零就业家庭实现就业，鼓励劳动者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就业。(m.depeat.com)进一步发挥镇人才分市场的作用，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服务质量，拓宽工作渠道，为全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6、积极推进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通过再次走访相关村，督促村尽快摸清家底，整理资料，倒排计划，尽最大努力完成应保未保的农户。

保障和救助 篇3

关键词：北京市贫困人口救助政策

中图分类号：C8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5954（2012）05-54-04

引言

作为拥有近2000万人口的国际化特大型城市和国家首都，北京经济与社会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平均水平的前面。2011年，初步核算，北京市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000.4亿元，比上年增长8.1%；全市完成地方财政收入（一般预算）3006.3亿元，比上年增长27.7%。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变革更加深刻和剧烈，社会阶层的变化更为突出和复杂，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均衡，与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要建设一个惠及全市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不得不考虑到一个特殊群体——城镇贫困人口。当前，在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和世界城市的过程中，北京研究解决贫困救助问题，对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促进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我国城市低保救助制度主要是由政府所作的再分配或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在他们需要时，社会救助是他们应享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这在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可以找到依据。从具体操作的角度看，制定科学合理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社会救助制度得以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其目的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其责任是使受助者的生活相当于或略高于最低生活需求，以避免产生依赖心理乃至不劳而获的思想。因此，如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城市救助政策，特别是提高社会救助的公平性，构建新型城市低保救助体系是我们所面临的课题。

随着城市贫困问题的出现，建立这项社会制度不仅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成为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钧在《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变迁与评估》中指出，目前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使它实用、适用和有效，还须花更大的气力。基于国情，他主张建成一个综合的低保制度，第一层次满足生存的需要；第二层次满足医疗、教育、住房等生存质量的需要。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李实指出，城市贫困居民并不包括几千万的城市流动人口，他们是一个“孤岛”，城市低保中没有涉及到，应引起决策部门的重视。国家发改委社会研究所杨宜勇指出，“应保尽保”在未来20年也应与时俱进，一是救助的标准应与时俱进，比如医疗、教育、住房的专项救助等；另一个是“尽保”也应与时俱进，在精神层面也要考虑。在政策建议方面，杨宜勇提出中国反贫困值得重视的三个问题：一是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二是合理调整个人所得税的分享比例，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三是大力推行社会保障。

一、北京市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和发展

1996年6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批转了市民政局等部门《关于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意见的通知》，全市各区开始实施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一）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大幅增加

城市低收入制度实行之初，保障对象仅为三无老人等原民政对象，1998年为减轻企业负担，将单位保障对象纳入社会保障管理。2002年又将单位失业人员、待岗人员、内退人员以及职介机构存档人员纳入了保障范围，受保障人群范围逐步扩大。在1996年～2010年间，北京市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由0.9万人增加到11.7万人。

（二）救助标准持续提高

北京城市低保标准由1996年的人均每月170元增加到2003年的290元，年均增长7.9%，以后不断提高标准。具体情况见下表：

此外，北京市在建立健全基本生活救助制度的同时，还完善了医疗、教育、住房等专项救助和临时救助制度。

（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取得的成效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优点是能够保证将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低保制度的这个优点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如此之低的救助水平为什么能够起到安定社会的作用呢？制度经济学认为，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可预期的。低保对象中，失业人员占相当比例。失业使他们几十年间形成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巨变，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不稳定”。低保制度使他们重新有了一笔月月可领取的“稳定收入”，虽然很少，但是买下一个月果腹的粮食还是够了，这样，贫困家庭就不会“心慌”。所以，低保制度所起到的作用在社会心理方面比在物质方面更大。

二、救助政策对城市低保家庭生活的影响

为了解政府救助政策的实效性，本文以2010年12月在六个城区低收入户和低保户中开展的问卷调查为基础，对救助政策进行分析。调查对象为抽样形成的400户低收入家庭和低保户。调查发出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91份。调查内容是住户基本情况、家庭收支状况、住户成员基本情况、政府救助政策的了解状况等。

救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城镇贫困问题，此次调查问卷的设计过程中，首次增加了有关政策执行及效果方面的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在制度的设计上、具体执行过程中或多或少出现标准偏低、范围过小、效果不大、执行不严等问题。

（一）救助的标准过低、范围过窄及救助形式单一

391户低收入家庭调查数据显示：认为政策救助标准比较低的占42.5%，所占比例最高；其次，认为贫困救助对象范围过小的占38.4%，有47.3%被访者建议适当拓宽救助对象的范围，能让更多的贫困边缘人群纳入救助范围，提高社会公平感。

（二）现存制度的设计、政策的实施效果不理想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对城市低保、低收入家庭社会救助政策了解的受访者占67%，有53.5%的家庭曾经或正在享受该救助政策，认为很有帮助的占54%，认为有一些帮助的占45.5%，认为没有帮助的占0.5%；从数字中可以看出，在各种救助政策的实施中，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政策有一些帮助，认为很有帮助的相对较少，认为没有帮助的还有一定比例。

这说明我们在政策的设计、制度的实施上人文关怀度不高，还需进一步完善，应从实效性上进一步加大力度，保证受惠者的利益，防止国家不少投入、政府不少出力，百姓却并不满意的怪现象发生。

（三）对救助政策的宣传力度需进一步加强

在了解救助政策的途径方面，有38.4%的家庭曾主动了解过相关政策内容；有59%的家庭是通过所在街道、居委会对相关政策内容的宣传了解政策的；有12%的家庭希望了解各种救助政策，但不知道通过何种途径；有19%的家庭从未了解过。由此可以看出街道、社区、居委会在社会保障中发挥着越来越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管理不规范的现象

在调查中，认为所在地区相关部门对救助政策的落实还不到位，不太满意的占6.7%；认为所在地区相关部门在落实政策过程中有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的现象，很不满意的占3.6%；认为政策审批程序手续较繁琐，时限较长的占35%；认为政策救助对象审核不严，弄虚作假，身边有“伪贫困户”现象存在的占34%；占22%的被访者提出加大行政监督力度，保障救助资金及时拨付到位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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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救助体系的思考

（一）完善救助体系的努力方向

1. 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在未来五年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低收入群体生活保障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的速度更应当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才有利于保障低收入群体生活和逐步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在当前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形势下，要千方百计保障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应逐步完善包括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最低工资标准、物价波动补贴等在内的各项社会保障和救助政策的正常调整机制，以实现这些保障标准提高幅度与经济发展同步或快于经济增长的目标。

2. 扩大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目前北京市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仅以城镇户籍人口为救助对象，到200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中的外来人口有509.2万人，占常住人口的近30%。他们为北京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如果长期把这些人口中的低收入群体排除在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之外，对长期生活、工作在北京的常住外来人口并不公平。因此，在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条件逐步成熟时，应放宽保障范围，制定可行的救助认定标准，真正做到应保尽保。

3. 建立综合性立体式社会保障救助体系

因贫困具有区域性、结构性、自然性、长期性及复杂性等特征，也就造成了各个地区贫困原因的复杂性和多元化。作为起着保底作用的一项保障制度，其涉及到的个人或家庭的需求会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建立一个综合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势在必行。

（二）健全“输血机制”是完善救助体系的关键环节

“输血机制”原义是指对贫困人口采取直接的资金性的救助，以达到能够维持其基本生活需要的救助方式，文中指的是现行的各种低保制度和各种救济性的政策和措施。这是贫困人口生活保障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对社会和谐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严格《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法》的执行力度

《社会保障法》明确于2011年7月开始实施，效果如何关键在于实施力度。用法治手段解决社会保障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协调各级政府、部门和利益群体在保障资金管理、使用中的的权力分配和责任关系，强化社会救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必将极大发挥社会保障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2. 扩大社会救助的筹资渠道，将政府“低保”制度与社会救助有效结合起来是拓宽救助渠道的有效手段

研究、借鉴发达国家资金筹资方式，变现收现付制为基金制的同时，首先用税率优惠政策鼓励吸引私人企业捐款；其次是透明度很高的捐款专用的信用；第三是完善的社会慈善捐款机构；第四是充分调动、发挥企业的慈善作用。

3. 逐步建立救助制度的效用评估机制

在救助制度的设计上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实效为先的原则。一定要以受用者为本，站在贫困人口需求与实用的角度来制定政策，避免官僚化与作秀。一个好的政策还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和环境的支持，否则劳民伤财，中看不中用；在制度的实施中，应及时对实际效用进行评估，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整、纠偏，最终保证制度的实效性。

（三）建立“造血机制”是完善救助体系的有效路径

“造血机制”是指对贫困人口采取的间接的政策性的扶持，使其从根本上脱贫的扶持手段。现行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预防性的扶助政策及就业、教育等开发性的扶持政策都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的脱贫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加快经济发展是解决城市贫困的首要途径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加快经济发展，加大就业扶持力度，采取积极的促进就业政策，提高就业质量，是消除贫困的治本之策。据初步测算，国民生产总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致可增加80～100万个就业岗位。因此，保持经济增长的较高速度是扩大就业的重要前提。同时，出台针对贫困家庭人口的就业政策，鼓励、引导贫困人口的积极就业，提高就业率的同时也就降低了贫困发生率。

2. 加大人力资源开发投入是脱贫解困的有效手段

一方面要对贫困家庭待业人员进行常规文化知识的快速提高辅导，开展定期免费技能知识培训，增强贫困就业人员对现代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从政策上积极鼓励贫困人员创业、自谋职业，搭建创业平台，如建立贫困人员创业广场，从税收等方面予以减免，租金、管理费上予以优惠，为贫困人员创造就业条件，培养创业意识，达到经济脱贫、精神脱贫的最终目的。

3. 创造平等教育机会，防止贫困代际传递

首先，要让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机会平等，增加对贫困人口及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逐步平衡教学资源的差距；其次，减少贫困家庭因经济原因导致被动失学的几率，放宽和提高大学助学金的范围和标准；再有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降低职业教育的入学门槛，使学习成绩不理想的贫困家庭子女至少掌握一门就业技能。防止贫困家庭因教育问题恶性循环，代际传递。

4. 调节收入分配机制，促进社会公平

深化收入分配机制，建立新型分配格局，形成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的“两头小，不悬殊，中间大，分层次”的中国特色的分配结构。这种分配结构，既保持了发达国家橄榄型结构的优势，同时又使中等收入有层次，保证效率。

（四）健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完善救助体系的有效保障

除了政策本身的原因外，救助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因此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其内在的必要性。

1. 建立有效管理体制和社会监督机制

社保管理体系的收、支、管、投、监五个环节，应紧紧相扣，职责清晰，分工明确，互相监督制约。例如建立起由税务部门负责社会保障税费的征缴、民政部门负责社会保障金的发放、财政部门负责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具备经营资格的独立投资运营机构负责基金投资运营、审计部门负责社会保障基金运营的审查监控、统计调查部门负责贫困家庭社会保障金落实监测的完善社会保障体制。逐步将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险进行整合，防止部门交叉管理，提高运营效率。同时，应建立有关低保的投诉与行政复议制度，尝试建立民间性质的社会监督委员会，做到程序公平、公正、公开，逐步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

2. 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

以社区为单位建立低保家庭档案，大力宣传各种救助政策，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各类救助、扶助政策，充分利用政策优势争取为他们提供一些临时性、季节性的工作机会。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则进行学习、交流，也为社区提供一些志愿服务。这样做，可以避免因长期失业而导致的“边缘化”倾向，使他们回归到主流社会中来，达到心理融合的目的。

3. 加强队伍建设，保障救助政策的执行力

制定符合实情的贫困人口申请救助程序，简化申请手续，严格审查制度，树立服务意识，杜绝“搭便车”行为，让申请人受到尊重，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排斥感，以保证政策实施的执行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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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忠主编，《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2010》，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3]张时飞、唐钧，《中国社会政策研究十年专题报告集（1999-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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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贾楠主编，《中国社会救助报告》，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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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唐钧，当前中国城市贫困的形成与现状，《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3）。

[12]关信平，现阶段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江苏社会科学》，2003（2）。

[13]王朝明，《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336）。

[14]唐钧、沙琳、任振兴，《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华夏出版社，2003 （268～269）。

[15]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北京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保障和救助 篇4

做好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 要处理好基本医保与商业保险之间的关系。要坚持政府主导、基本医保经办机构主办、商业保险等多层次保障方式为补充的基本原则。这既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也是真正的优势所在。浙江省杭州市等一些地方的经验表明, 由基本医保经办机构办理重特大疾病保障事务, 不失为一种绩优选择。因为基本医保经办机构熟悉医保业务, 掌握相关信息, 经办流程规范有序, 电子传输畅达便捷, 且少有管理成本, 更无盈利所图, 因而保障绩效好, 社会满意度也高。但是, “主办”并不是“包办”。在确保成本效益的前提下, 也可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 引入具有资质、信誉好的商业保险公司办理一部分业务。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 甚至将经办业务让渡给商保, 务必要审慎。国际上, “社保”与“商保”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 不允许混淆, 更不允许错位。即使有的国家将部分社保业务 (包括重特大疾病保障业务) 委托商保经办, 也要求商保必须“分账运行”, 不得从中牟利, 并且要进行严格监管。

保障和救助 篇5

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 内政办发〔2014〕56号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各大企业、事业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相关要求，确保我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就完善我区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联动机制的启动

联动机制的启动条件：全区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涨幅连续3个月超过3%（含3%），或全区CPI中粮食价格同比涨幅连续3个月超过10%（含10%）的，启动联动机制；全区CPI同比涨幅回落到3%以内（不含3%），或全区CPI中粮食价格同比涨幅回落到10%以内（不含10%）的，中止联动机制。

联动机制补助对象包括：城乡低保对象、重点优抚对象、农村牧区五保供养对象、社会散居和福利机构集中供养的孤儿、城市“三无”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和高等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三、补贴标准

价格临时补贴以自治区为单位执行统一的补贴标准。补贴标准按照以下公式按月测算：城市价格临时补贴标准=自治区城市低保保障标准×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SCPI）同比涨幅；农村牧区价格临时补贴标准=自治区农村牧区低保保障标准×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SCPI）同比涨幅。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的补贴标准参照城市补助对象的补贴标准执行。

联动机制启动后，城市每人每月补贴不足30元的，按30元发放，超过30元的据实发放；农村牧区每人每月补贴不足15元的，按15元发放，超过15元的据实发放。

四、资金来源

城乡低保对象（含农村牧区）、重点优抚对象、农村牧区五保供养对象、社会散居和福利机构集中供养的孤儿、城市“三无”人员、高等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联动补贴资金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自治区主要通过奖补形式对盟市、旗县联动补贴资金给予补助，具体补贴办法由自治区财政厅另行制发。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的联动补贴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具体补贴办法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另行制发。

五、补贴方式

价格临时补贴采取“按月计算、按季发放”的办法，在启动联动机制的当月（第3个月全区CPI月度指数发布后的30天内）向补贴对象一次性补发前3个月的价格临时补贴，以后每3个月发放一次补贴，直至中止联动机制。联动机制中止前距上次发放补贴时间不足3个月的，根据实际情况按1个月或2个月发放。发放价格临时补贴时，要特别注明所发补贴为“价格临时补贴”。

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本通知要求尽快完善本地区联动机制实施办法，成立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协调机构，建立会商制度，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相关部门工作职责，做好宣传解释工作，确保低收入居民价格临时补贴工作按时落实到位。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负责提出启动和停止联动机制的建议，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牵头组织落实联动机制，向自治区人民政府汇报执行情况。内蒙古调查总队负责向自治区发展改革、财政、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提供每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基础数据信息，并负责全区“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的编制工作。自治区财政厅负责落实自治区本级联动补贴资金，并监督检查各盟市补贴资金的落实情况；编制“全区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所需经费，列入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自治区民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教育厅负责向自治区有关部门提供全区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基础数据，组织实施补贴资金的发放工作，并汇总通报发放情况。

七、监督检查

联动机制实施后，自治区相关部门要组成督查组对各地区实施联动机制情况进行督查，对未按要求贯彻落实的地区和部门给予通报批评，并追究有关领导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保障和救助 篇6

但有一个人对于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会”，他捐出毕生积蓄成立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甚至在生命走到尽头时连遗体也捐献出来。

去世四年后，他的故事才被我们知道。

很长时间，他的代称是“一位清华退休老教授”，在他待了大半辈子的清华园，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秘密。

“我爱教书，最高兴的时候，就是讲一个问题，别人听懂了。”

他叫赵家和，曾就读于无线电系，是清华第一届优良毕业生得主。当年，他因为成绩优异后留校从事教学工作。本以为就可以这样安静地在清华园中，教书育人做一辈子。

谁知这个被称为“清华园里顶级聪明的人”却赶上了三次调动，每次都因学校新建了专业或机构，去带头“拓荒”。1977年负责筹建电化教育中心，1979年被调到科研处干管理，1985年51岁的他再次“转行”，负责清华第一个非理工科学院，经管学院的筹建。

“以他的聪明才智，留在无线电系，奔个院士很有可能，可让他转，他就转，一点折扣都不打。”

“就像炭火一样，在每一个需要他的地方燃烧，恪尽职守，无声无息。”

除了无怨无悔，兢兢业业，这位教授最大的特点却是众人嘴里的“抠门”：一美元买的化纤毛衣他穿了10多年。家里的摆设十几年从来没变样，房间里最值钱的物件，还是几年前学生送来的液晶电视，在现今社会中已显得有些脱节。

退休后他被深圳一知名企业聘为顾问，待遇优厚，可他还自带铺盖、炊具，租住在普通的民房里。

人人知道这位老教授很节俭，但却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甚至把“抠门”还带到了国外。

1998年，退休的赵家和和妻子到了美国，陪同女儿攻读硕士，他同时应邀担任了德州大学的客座教授。由于赵老师对于经济管理专业非常了解，又有着近乎母语水平的英文能力，因此美国的学校给他开出来不菲的薪水，人们也纷纷欣慰道：赵老师颐养天年的好日子到来了。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他们一家的生活却简朴到了艰苦的程度。赵老师的妻子至今还记得为了省钱，她需要怎样地精打细算，“我们在美国最常吃的就是鸡腿，因为那是最便宜的。我和女儿还特别关注打折信息，看哪里有卖特价的食品。”据女儿回忆，在美国的时候，父亲严格规定他们一家每个月只有100美元的生活费；因为生活的地方西瓜比较贵，一家人平时甚至不舍得吃一个西瓜，只有在母亲生病的时候，父亲才会允许他们买西瓜吃。那时，每个月如果能省下几块钱去吃一顿中式自助餐，则是全家人奢侈的享受。

在美国讲学，一切都算顺利，但过了短短三年，他却不顾美方和好友的一再挽留，执意回国，好友追问他为什么，他答道：“信美然非吾土，田园将芜胡不归。”

说是这样说，但赵家和的心底藏着怎样的“秘密”，无人可知。

从美国归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攒下的20多万美金，交给从事金融投资的学生刘迅打理，自己则继续讲学，做顾问，近70岁的人一刻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他对投资的收益也从来不过问，这反而让学生特别有压力，“难道老师是要做个大项目？牺牲当前的消费品质，获取长足的利益？”

直到2005年，学生刘迅才有了一点答案，他告诉赵老师：“账户里已经有500万了。”赵家和沉寂片刻，重重地说：“嗯，可以做点事了……”

72岁的他决定做一件思虑已久的事情：捐资助学。不像一些捐资助学者只是出钱，为了做好这件事，70多岁的他跑去搞实地调研，亲自了解贫寒学生的生活状况，每次搭公共汽车出去考察，回来都累得不行。

老伴看在眼中，疼在心里。每次都劝他“包个车吧”，这个倔强的老头却不舍得。

“我也没多大的本事，锦上添花的事就不做了，做点雪中送炭的事情吧。”

2006年第一笔助学款寄出，江西、吉林、湖北、甘肃……各地的贫寒学子陆续收到“陌生”的捐助。

2009年，赵家和决定改变捐助方式，由多地捐助转向优先西部的原则。

赵老师的爱心行为感动了刘迅及其公司的员工们，于是他们也加入到了赵老师的助学计划中。当大家商量为助学计划起个名字，有人建议以赵老师的名字来命名这项计划，他坚决谢绝并且很干脆地说，“就叫‘兴华助学’，‘振兴中华’的‘兴华’”。

助学一步步走上了正轨，老人却在体检中查出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向脊髓和脑部转移。

“老天太不公平了！怎么能让这么好的人得绝症？”学生劉迅听到这个消息愤怒了，但同时他也欣慰赵老的账户已过千万，可以得到最好的治疗。

让人没想到的是，赵家人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保守治疗，并捐出全部积蓄，成立基金会，让助学更规范长久。

整整6年，几名知情人一直替赵老保守秘密：捐资助学却从不留名。衣服永远是破罩衣、小皮帽，全身的行头不超过100块。

谁也没想到这样的赵老师，1000多万全捐了，而且反复叮咛：基金会也不要出现他的名字。

他捐出了所有，却在癌症晚期舍不得用进口药，怕麻烦别人，浪费国家资源，不愿意去知名的医院治疗，一直待在清华的校医院。

临终前几个月，同学和经管学院的李稻葵教授一起去医院看他，“当时他整个下半身都不能动了，腿上扎满了针”。李稻葵还跟他讨论：这针灸从表面上啥也看不出来，可还能治病，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机理？

赵老还乐了，“我到时把自己捐出去，让医生好好看看，它们到底是怎么work的。”

几个月后的2012年7月22日，赵老走了，能捐的他都捐掉了，就连自己饱受折磨的身体也捐了，只剩下一套自己住的房子留给儿女，还特意在遗嘱里叮嘱：要卖房，只能卖给学校。

2012年赵老去世后，人们只知道“一位清华大学老教授”走了，但极少有人知道他捐出了1500多万，隐姓埋名救助2204名贫寒学子，清华大学也出于尊重老先生的目的，而未张扬。

直到4年过后的今天，他的“接棒者”们觉得“是时候把赵老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了。”这件事才得以为人们所知。

今年，是这位节衣缩食的老教授捐资助学十周年，我们应该一起认识他，记住他。

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保障机制 篇7

一、政府主导机制

1. 实施社会救助是政府行为。

运用社会政策维护社会公平是政府的重要职能, 社会救助就是一项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国际社会反贫困理论认为, 世界任何地方的贫困都会对全球的繁荣造成损害。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 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 是绝不可能在相当数量的贫困群体基本生活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条件下实现的。特别是在城乡差距拉大、贫富悬殊增大、区域差距加大和短期内贫困面扩大的情况下, 建立政府主导机制, 强化政府主体地位是极为重要的。

2. 建立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是政府职责。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无限政府,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 要求政府转变职能, 从直接经济领域退出, 把更多的职能转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为公众减少社会风险和提供基本生存保障, 把该管的事管好, 履行好政府主导的职责。

3. 社会救助行为的主要组织者是政府。政府主导主要

体现在制定社会救助政策法规, 筹集和分配社会救助资源, 动员、组织、协调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 规划和建设救助设施等方面。

二、法律支撑机制

尽管社会救助是较低层次上的社会保障, 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依据, 其安全网的作用也很难发挥。完善的立法是社会救助经常化、制度化、可持续的重要保障。从国外经验看, 社会救助立法在社会保障各项立法中是予以优先考虑的。但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从1956年推行以来, 除了城市低保在1999年9月、五保供养在2005年12月颁布过行政法规外, 其他各项社会救助都没有明确、统一的法律规范, 仅仅依据一些临时性文件、通知、复函、决定、办法来组织实施, 有的甚至是一些地方的工作总结和经验介绍, 至于《宪法》中的抽象规定常常被束之高阁。致使社会救助成了原本落后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中最为落后的部分, 所以, 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工作的法律体系。

目前, 法律法规建设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对现有的、分散的救助政策进行整合, 在制度层面上搭建起统一协调、相对科学规范的体系框架。另一方面是在政府规章的基础上, 加快立法调研和论证, 尽快出台国家的《社会救助法》, 以法律形式明确社会救助的实施主体、对象、标准、条件、责任、义务等方面内容, 使社会救助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三、资金筹措机制

资金筹措一直是制约我国社会救助工作发展水平的“瓶颈”。是选择税收形式还是缴费形式, 是以立法强制还是自愿储存来筹措资金, 虽然差别较大, 但不管怎样, 最重要有两点:其一是筹资数量;其二是向谁筹资。当前,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一方面城乡贫困人口近亿人, 年均受灾人口逾2亿, 各种残疾人口6000万, 他们构成了庞大的脆弱社会群体, 不同程度地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经济等方面的援助。另一方面国家财力又十分有限, 不少地区因为资金困难, 致使城乡低保覆盖面狭窄、标准偏低, 社会救助经费严重不足与庞大脆弱群体需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个矛盾在经历1998年特大洪灾和2003年“非典”疫情后变得更加明显。要缓解这一矛盾, 加大资金筹措力度, 就应该走一条以政府救助为主、民间救助为辅的官民结合的道路。具体地说:就是继续保持财政投入的稳步增加;继续开展各种形式的扶贫帮困捐赠活动, 制定相关的鼓励政策, 充分调动团体、个人、企事业单位捐赠的积极性;通过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福利彩票事业和建立各类救助基金等方式, 逐步拓宽救助资金筹措渠道。

政府作为社会救助的责任主体, 政府的财政投入是救助资金来源的主渠道。按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讲效率, 再次分配讲公平的原则, 政府每年应在财政预算中列入一定比例的救助经费, 并确保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 使贫困群众能够拥有同样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机会。

四、链条推进机制

任何制度的落实和事业的推进, 都需要有组织依托, 有人员开展, 有经费保证, 有物质条件做基础。建立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涉及的对象多、范围广、领域宽、任务重、要求高、责任大。如何做到有人办事、有钱办事, 有职权办事、有积极性办事, 搭建起一个链条式的工作推进平台至关重要。

搭建链条式工作推进平台, 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大政府的领导力度。从社会救助的长远发展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适应的社会救助工作管理机构,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统揽各项救助政策, 整合救助资源, 协调救助行为。同时, 政府各部门应建立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负责制定相关政策, 拟定工作计划, 督促各项工作落实。二是强化街道 (乡镇) 的综合救助职能。救助工作的管理体制是各业务部门进行政策指导、街道 (乡镇) 具体落实。从实践看, 街道 (乡镇) 不仅负责及时汇总掌握救助对象和工作进展情况, 还要负责调配发放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救助款物, 使各项救助政策最终落实到贫困群众手中, 因此, 发挥好街道 (乡镇) 的作用至关重要。三是完善基层专门机构, 配备专职人员, 保证工作经费。街道 (乡镇) 工作力量的配备, 应参照3千户居民不低于1人的比例核定编制数;每个居 (村) 委会应配备1-2名专职社会救助协理员。工作经费的落实可探索两种方式:一种是各级财政在下拨最低生活保障等资金时, 按一定比例 (如3-5‰) 同时下拨工作经费。工作经费随救助对象人头费走, 各级民政部门可按比例提取。另一种是要求地方政府按上级拨付资金的一定比例, 列支工作经费, 与地方配套资金一并支付, 以确保工作正常开展。四是加大社会监督力度。应充分发挥社区管理资源, 坚持好定期入户走访制度、社区公示制度、居民代表民主评议制度、参加公益劳动制度等, 以弥补在收入核算环节上的政策缺陷。同时, 应完善救助信息公开与救助对象档案管理制度, 加强完善信息网络建设, 确保社会救助的准确和公平。五是建立决策咨询“外脑”, 实现“囊”中取“智”。通过成立“社会救助研究会”等团体, 吸收有关方面专家学者, 针对加强贫困群体的社会救助问题, 设立若干科研课题, 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研究, 并运用“决策树”方法, 明晰不同决策方案的收益大小和为此所要承担的风险, 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服务。

五、部门协作机制

从政府部门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职责上看, 我国各地的社会救助工作在一些部门和行业已开展多年, 这些部门和行业都从自身职能出发, 针对贫困家庭出台并实施了在医疗、住房、教育、取暖、水电等方面的社会救助政策, 形成了较好的工作基础。但很多工作还存在着孤立、不成系统的弊端, 存在着业务交叉和部门责任不明确的问题。建立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 撇开部门协作机制是不现实的。建立部门协作机制, 整合财力物力资源, 将原来单一的部门行为转变为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工作, 形成救助合力, 是确保各项救助措施得以落实的关键环节, 也是进一步推进救助体系建设向网络化、一体化方向发展的重要手段。

六、社会互助机制

从深层次分析, 社会救助的实质实际上是社会互助, 是一部分社会成员通过缴税、提供物质、劳动服务等方式帮助另一部分社会成员。一个社会的社会救助体系是否完善, 水平是否适当, 在本质上与公民的社会互助意愿紧密相联。当然, 必要的形式和手段有助于强化社会互助。

建立社会互助机制的具体思路是:一是继续完善经常性社会捐赠体系。自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开展以来, 在社会互助机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资料提供, 截至2009年底, 全国共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 (点) 近5万多个, 每年使近6千万困难群众受益。应在巩固已有工作成绩的基础上, 尽快建立公众捐赠的激励机制, 继续发掘民间的捐赠潜力, 继续强化捐赠款物在救助贫困群体方面的实效性。二是充分发挥社会力量, 特别是慈善团体等民间组织力量。应积极培育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团体, 推进社会互助和社会服务工作;进一步挖掘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群众性团体和红十字会、扶贫基金会、司法援助协会等组织在救助中的潜力, 大力开展生活救助和法律援助等服务, 满足困难群体的特殊需求。三是发展壮大青年志愿者队伍, 大力倡导社区邻里的互帮互助, 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 为贫困群体提供更多帮助。

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已成为我国当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只要社会上下认真遵循社会救助的基本规律, 按照各项保障机制的要求, 整体规划, 稳步推进, 一个体制健全、机制完善、内容多样、管理科学、运行高效、覆盖城乡的社会救助体系, 一定会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保障和救助 篇8

社会保障的一项重要功能是以社会公平为目标, 保障公民平等的发展权。为此我国也在努力往这个方向上发展, 然而由于多种原因, 目前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存在不足, 有待完善。近年来随着党的十八届代表大会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其中关于重特大疾病保障与救助制度的叙述在此将我们的视野引到了关于重特大疾病问题的研究上。

(一) 重特大疾病保障与救助制度产生的原因

1.理论上

学术界对于重特大疾病保障与救助制度产生的原因做过相关讨论, 试图解释其产生的意义。学者们从现有理论研究中发现, 当前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作用十分有限, 尤其是在应对灾难性疾病方面。李叶等在其研究中发现灾难性卫生支出、致贫率与地区经济水平呈负相关, 贫困的西部地区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与致贫率最高。石武祥等人采用入户调查的方法, 了解了农村医疗保障项目对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影响。抽取河北、陕西和内蒙古3个省份的部分家庭进行调查, 其中参合家庭达到91.2%, 未参合家庭为7.8%;样本中1337个贫困人口, 仅有不到8%的人参合。通过对比补偿前后, 新农合对灾难性大病费用的保护作用发现, 新农合发生的作用十分有限。而闫永亮等人分析了三种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者的疾病经济风险及经济负担, 研究结果显示, 其中的疾病经济风险差别较大, 城镇职工的疾病经济风险不到新农合参保者的一半;在这三种医疗保障制度中,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参保者所承受的疾病经济负担较高。因此, 对面临灾难性家庭支出的家庭伸出援助之手,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刻不容缓。

2.实践上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几乎覆盖了我国的所有人口,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看病就医的负担,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现实中仍然存在许多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这说明我们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仍然存在不足, 不能保证老百姓看得起病。受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的限制, 有些治疗费用不在保障范围内, 有些治疗费用巨大而医疗保险报销比例较小。实践上, 也出现了一些应对措施。诸如, 针对在职人员, 公务员有医疗补助, 职工有大额医疗费用补助;针对农民, 有儿童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针对城镇居民有补充医疗保险和二次报销的做法。民政部门对此也于2012年出台了《关于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试点工作的意见》, 旨在进一步加大对老百姓的医疗救助力度。然而这些做法各行其是, 缺乏统一的运行管理, 因此需要一个统一的关于重特大疾病保障与救助制度。

(二) 重特大疾病保障与救助制度的内涵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的王东进指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重特大疾病。首先是关于重特大疾病这一表述的学科归属问题, 到底是医学概念还是经济学概念。这里我们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归根结底是对他的经济救助, 因此从经济的角度来定义更有助于我们确定救助对象和救助标准, 且国际上一般通行的表述是“灾难性卫生支出” (1) 。其次, 我们要知道这一制度只是一项救助制度, 并不是一项保险制度。最后, 我们要了解到它只是一项特惠性的制度安排, 而不是普惠性的政策举措。它的对象是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家庭, 不是在一定自付医疗费用以上普遍性的“二次报销”。弄清理这个概念, 我们才不会将它与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以及大病医疗保险等弄混。

二、重特大疾病保障与救助制度的现状

毛立坡在其《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试点评析》一文中总结了目前我国重特大疾病保障与救助制度的试点情况。2012年以来, 民政部在全国的273个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试点地区经过这几年的运作, 初步形成了医疗救助主导型、基本医保+医疗救助、大病保险+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医疗救助+社会慈善助等四种类型的重特大疾病风险抵御机制。

医疗救助主导型主要是通过现有的医疗救助制度来解决患者的医疗需求。有以下三种做法:一是不限病种、费用, 适用于经济实力较发达的地区;二是按病种救助;三是按费用救助。

基本医疗保险+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这是在原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 结合医疗救助政策, 为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家庭提供综合救助, 以此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大病保险 (1)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这一模式的运作主要是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抽取一部分资金, 由商业保险公司运行, 对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家庭进行再保险。

社会慈善援助+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这是在居民享受完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医疗救助等保障后, 对个人费用负担仍然较高的困难群众, 提供的社会慈善救助。主要有“政府主导, 慈善组织参与”“慈善组织主导, 政府协助”“社会慈善基金独立运行”等三种形式。

三、重特大疾病保障与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一) 存在的问题

由于党和国家对重特大疾病保障与救助制度的重视, 相关部门和各省份也积极出台应对政策, 认真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然而现实中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碎片化、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 导致这一制度在实施中也出现不少问题。

1.政府投入不足, 筹资渠道单一

近年来, 政府在城乡医疗救助工作中的投入逐步提升,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在医疗救助方面的投入也在持续增长。以2014年为例, 全国一般公共支出决算中医疗救助投入为202.61亿元, 是上一年财政决算数的108.4%。救助对象人均筹资额在2012年时也已达到180元。但这一费用仍然较低, 只够一次门诊费。部分地区能够较好较多地对困难群众进行医疗救助, 主要是因为当地经济实力雄厚, 地方政府财政实力雄厚, 能够更大程度地救助罹患重特大疾病的群众。但是这类地区需要医疗救助的群众相较于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来说较少, 而众多需要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的老百姓都是身处经济较落后的地区, 地方财政投入不足, 能够获得的救济有限。另一方面, 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还不够成熟, 尤其是慈善组织近年来遭到颇多诟病, 其在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中发挥的作用有限。所以说, 目前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的筹资渠道主要是政府财政支出, 筹资渠道单一。

2.救助标准和比例偏低, 范围和内容有待扩大

在全国试点推行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与救助制度的273个地区中, 大多数试点地区的救助比例和封顶线都比较低。对于需要医疗救助的对象来说, 这点钱无异于杯水车薪。由于目前救助资金规模有限, 不少地方主要解决城乡低保对象的重特大疾病医疗费用需求, 而很多处于低保边缘贫困人口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处于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的保障范围外。其次, 救助范围和内容也有待扩大。受资金限制, 目前我国的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规定了治疗项目和用药等, 而多数情况下病人需要更多目录外的用药和诊疗, 救助力度有待提高。

3.制度衔接不够, 信息化程度低

目前已知我国只有渝、吉、鄂、陕等几个省份, 在重特大疾病保障与救助制度方面开展信息化服务。这些省份内的近2000个县市区, 可以开展“一站式”的基石结算服务, 大大地提高了为人民服务的效率和水平。而其他省份的信息化程度较低, 不是出于事后报销阶段就是还有手工结算, 极大地阻碍了这一制度的实施。同时, 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与救助制度与现有的基本医保、医疗救助等衔接也不够, 可能存在重复保险和“漏保”的情况。

(二) 建议

1.建立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稳定的筹资机制

所谓“三军未动, 粮草先行”, 资金作为实施医疗救助的物质基础, 其量的多寡直接关系到救助成效。目前我国的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财政支出, 然而受各地经济实力发展的差距影响, 各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不同, 中央财政的投入力度也有待加强。因此建议建立分担合理的多层次筹资机制, 明确各级政府的筹资额度和中央财政的补助责任。同时, 也要尝试建立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的专用基金, 并大力引入社会组织的力量, 尤其是发挥慈善组织的积极作用, 吸引社会资金的进入, 提高资金的可利用率。

2.科学筛选病种, 确定救助对象, 逐步扩大救助范围和内容

目前我国医疗救助的供求矛盾突出, 救助水平的提高, 势必会刺激患者的治疗需求, 可能进一步会引发过度医疗。在目前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只能选择最需要救助的对象进行救助。在确定救助病种和救助对象的时候, 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法, 借鉴国外经验, 根据救助对象个人和家庭承受能力来施救。等到经济实力足够强的时候, 不断扩大救助范围和内容。

3.加强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衔接

首先,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应与低收入家庭认定程序衔接, 通过民政部门对其家庭经济情况的审核, 确保其家庭出现灾难性卫生支出, 符合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的条件。同时, 这一制度应该与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等衔接, 期间出现重复或漏洞的地方要进行修改, 确保最大限度的救助每一个困难群众。

参考文献

[1]冉密, 孟伟, 熊先军.重特大疾病保障与救助制度研究综述[J].中国医疗保险, 2013, (08) :19-23.

[2]李叶, 吴群红, 高力军.我国农村居民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制度成因分析[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12, (11) :59-63.

[3]石武祥, 王冠群, 张俊华等.中西部3省农村医疗保障项目对灾难性医疗费的影响[J].现代预防医学, 2013, (03) :82-84.

[4]闫永亮, 闫菊娥, 赖莎等.三种医疗保障制度参保者疾病经济风险及负担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 2012, 348 (2) :32-34.

[5]王东进.关于重特大疾病保障与救助制度的几个基本问题[J].中国医疗保险, 2014, (09) :5-8.

[6]毛立坡, 张琳, 崔斌.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试点评析[J].中国医疗保险, 2013 (08) :39-42.

[7]财政部:201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EB/OL].http://yss.mof.gov.cn/2014czys/201507/t20150709_1269855.html.

[8]向国春, 顾雪非, 李婷婷等.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模式选择及筹资测算研究[J].卫生经济研究, 2014, (03) :8-10.

保障和救助 篇9

一、吉林省死刑案件被害人救济现状调查

本文拟以吉林省三个有代表性地区死刑案件被害人救济情况的调研数据为例, 对我省死刑案件被害人救济现状进行分析和梳理:以长春、松原、白城三类典型地区为例, 2008年, 长春死刑案件数占全省案件总数的32%, 松原占7%, 白城占13%。长春、松原、白城地区直接被害人与被告人数的比例为137%, 被害人死亡人数占被害人总数的83%, 重伤占9%。长春死刑案件农村被害人与城镇被害人数的比例为152%, 松原为150%, 白城为62%。在这三个地区的城镇被害人中, 无业人员及学生占三个地区城镇被害人总数的80%。这三个地区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赔偿率为零。死缓的赔偿率长春为38%, 松原为35.7%, 白城为37.5%。而在死缓赔偿案件中全部赔偿率不足20%, 其余均为部分赔偿。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 自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1日起收回所有死刑的核准权, 并要求死刑二审案件全面开庭审理以来, 在“少杀、慎杀”政策的指导下, 我省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这说明我国政策与法律在我省已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落实。但另一方面, 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赔付率为零, 死刑缓期执行案件的赔付率不足20%。若大的悬殊让我们看到了司法救济对死刑案件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的缺失, 使被害人承受着失去生命或健康以及经济损失的双重打击, 从而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在我省建立死刑案件被害人救济制度的必要性

(一) 它是尊重人权, 在我省开展民生工程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 “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我国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就已增加了关于人权和社会保障的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所以说社会保障法是一部关注人权的法, 但更是一部关注人们生存的法律。

(二) 它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控制死刑适用的当然选择。

200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停止执行死刑程序有关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颁布并在全国开始实施。但在关注被判处死刑人的同时还存在这样的问题:处在与其地位相对立的死刑被害人的权利却未受到关注和保障。控制死刑适用无可厚非, 但保护被害人权益亦很重要。本人认为, 一部好的法律是能够很好保护双方权益的, 尤其是能够很好保护受到损害一方的经济利益。因此, 通过社会保障法来保障死刑被害人的权利正是控制死刑适当选择。

三、以社会保障为着力点为被害人提供救济的可行性研究

(一) 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为我国建立补偿制度提供了经济基础。

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以国家向被害人提供一定经济补偿为主要内容制度, 雄厚的资金是补偿制度得以正常运作的基础。本人认为, 目前在我省建立死刑案件被害人救济制度的基础条件已经趋于成熟:2008年, 我省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实现6400亿元, 比上年增长16%,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跨越3000美元大关。因此, 现阶段正是建立该制度的最佳时机, 且该制度的救助基金并不完全依赖政府拨款, 其还可借助于社会保障的筹资渠道来补充资金, 这样更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实质经济利益。

(二) 国内部分地区的试点实践积累了一定经验——黑龙江省的经验。

自山东省于2004年2月出台了《关于建立犯罪被害人经济困难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 自此死刑被害人的救济工作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人拟以黑龙江省为例进行介绍:2008年2月13日, 黑龙江省委政法委、省财政厅出台《关于开展建立涉法涉诉救助资金试点工作的意见》的规范性文件, 要求各市 (地) 、系统要按照全省政法工作会议关于“年底前全省各市 (地) 、系统都要建立司法救助资金制度”的要求, 尽快建立司法救助专项资金, 更好地帮助确有困难又难以实现实体权利的当事人解决实际困难。截止2008年底, 全省16个市 (地) 、系统共建立司法救助资金5825万元, 已救助各类刑事案件被害人307人, 救助金额970.81万元。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 在现阶段因司法救济存在一定实现上的困难, 国家救济和社会救济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且在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上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 加之我省基金来源渠道的广泛性以及开展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工作方面, 我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借鉴等优势, 因此本人认为, 在将来的某一个时间段内, 以社会保障为着力点的救济方式在我省全面铺开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摘要：本文对吉林省死刑案件被害人救济现状的调查进行介绍, 同时阐述了在我省运用社会保障机制对命案被害人进行救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为解决命案被害人的生存问题献计献策。

关键词：社会保障机制,命案被害人,救助

参考文献

[1]孙政.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中国政法大学, 2005.

[2]张剑秋.刑事被害人权利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 2005.

[3]王琳.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路径选择.法治论坛, 2007 (2) .

[4]周欣、袁荣林.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初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2005 (2) .

保障和救助 篇10

(一)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涵义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指国家对因犯罪行为而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在通过法律途径或其它途径无法获得赔偿或赔偿不足,依据法律程序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费用的一种制度。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实现现代法治文明和司法公平正义的重要标志,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实践。

(二)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价值

1.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对刑事被害人给予抚慰和救助,体现政府对被害人的人文关怀,使失衡的天平回归平衡,将缺失的公正重新找出,是建立和谐社会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

2.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据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调查,80%以上的刑事被害人在犯罪行为中受到的损害没法得到赔偿和补偿。如2006年,杀害1 1人的邱兴华最终伏法。“我愿意赔,但我没钱。”邱兴华的这句话让1 1个被害者家庭手中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判决成为“法律白条”。

3.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能够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实施无疑提高公众的信赖性预期,激发起被害人配合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热情。

4.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有利于树立法律权威和政府公信力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在被害人无法得到损害赔偿的情况下,国家和社会给予必要的救助,有利于树立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二、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我国现行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存在的困境

1. 刑事被害人救助权利的缺失

实践中很多刑事案件尤其是造成被害人伤亡的案件存在犯罪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赔偿不足,还有的在案件发生后难以破案或无法认定责任人,致使被害人请求赔偿经济损失的权利主张不能实现,导致生活陷入困境。

2.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赔偿的缺失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不支持刑事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不仅与民事司法实践已广泛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现实脱节,而且也不符合对被害人进行救助和抚慰的初衷。

3. 被害人求偿权保障不充分

按照法律规定,刑事案件被害人主要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侵害人赔偿经济损失,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个规定表明:第一,能够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定是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和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案件,而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财物而遭受财产损失的案件,如抢劫、盗窃、诈骗等。第二,遭受物质损失,仅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物质损失,对于人身伤残、死亡造成的间接损失和无形损失即精神损失,均被排除在被害人赔偿请求范围之外,致使现实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得到赔偿偏低。

4.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执行效果差

按照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法制蓝皮书《中国法制发展报告(2008)》提供的数据,中国每年至少有上百万刑事受害人因为得不到加害人的赔偿而身陷绝境。如轰动一时的云南马加爵杀人案,法院虽然作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判决,但由于马家没有赔偿能力,被害人家属没有得到赔偿。

(二)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基础条件

1.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设想与中央精神一致(政策的可行性)。

党的十七大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正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

2.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经济条件基本具备(经济的可行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各级政府已经逐步具有救助刑事被害人的财政能力,在提供救助资金方面的条件已经具备。

3.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试点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实践的可行性)

2006年,刑事被害人救助试点工作正式在全国开展。2007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刑事申诉检察工作要点》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点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机制。”2009年5月21日,江苏省出台《无锡市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条例》,首次以条例形式明确政府在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上的责任,被誉为刑事被害人救助史上的破冰之举。通过对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为建立统一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比如,2009年乌鲁木齐市发生“7·5”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后,通过救助使被害群众家属、受损商户迅速从事件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三、建立有中国特色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构想

(一)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立法模式

建立单一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立法,对救助的原则、救助的对象、救助的条件、救助的程序、救助的资金来源、救助的补偿范围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规定,才能更有效地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二)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基本原则

第一,补充性原则,只有被害方在无法获得犯罪人赔偿,且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如获取社会保险和救济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国家救助。第二,有限性原则,主要是帮助解决被救助人的燃眉之急或暂时困难。第三,及时便利性原则,救助程序不能过于繁杂,作出决定的周期不能太长。

(三)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基本内容

1. 救助机构

国家救助机构应在党委政府下建立,可以在县、市、省、中央分别成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委员会,委员会由政府、公安、检察、法院、财政等部门参加,按照救助基金管理、审查、发放、拨付分开的原则,财政部门负责救助专项资金的管理和拨付,公安、检察、法院负责其案件管辖范围内救助申请的受理、审查,刑事被害人救助委员会负责审批和监督被害人按照申请用途使用救助资金。

2. 救助基金

从国际国内的实践看,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最重要的就是解决救助资金的来源问题,墨西哥在1929年、古巴在1936年曾尝试过被害人救助制度,但均因资金不足而以失败告终。笔者认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性质属于政府行为,因此应当按照“国家财政拨付为主、社会募捐为铺”等方式,建立专门的国家救助基金。

3. 救助主体、对象、范围

“国家”作为该项补偿制度的唯一主体这是不容置疑的,救助对象除了被害人本人外,还包括其法定范围内的近亲属(如被害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等)。救助范围具体可界定为以下几种:①犯罪人被执行死刑,附带民事无力赔偿,且被害人生活极其困难的;②被害人被致伤、致残急需救治,本人和家庭无力支付紧急医疗费用,犯罪人未被确定或无力赔偿的;③被害人死亡或严重残疾,依靠其生活的受扶养人没有生活来源和保障,犯罪人未被确定或无力赔偿的;④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巨大物质损失,本人和家庭生活极端困难,犯罪人未被确定或无力赔偿的。如因放火、爆炸致房屋、财产被毁,入室盗窃、抢劫造成财产被洗劫一空等。

4. 救助条件

要想获得救助,还必需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第一,必须是无法得到赔偿或赔偿不足,这是申请补偿的前提条件;第二,必须是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无法支付医疗费或不能维持当地最低的生活水平,这是申请补偿的实质要件。第三、被害人必须无过错或过错较小,这是申请救助的主观要件。在确定救助金额时要依据受害人是否有过错及过错的程度,来界定救助金额。第四、被害人必须及时报案并配合侦查取证,被害方放弃提起诉讼或拒绝接受赔偿的,不能申请救助。

5. 救助标准

在确定救助金额时,应当综合考虑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害人及其家庭生活困难程度、被害人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笔者认为,在确定救助标准时,应当与当地的低保水平相衔接。为确保补偿金额不超过国家支付能力,还应对国家补偿最高数额做出明确规定。

6. 程序设计

申请程序

救助申请人应当在刑事诉讼期间以书面形式向下列机关提出申请:①处于立案侦查阶段的刑事案件,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②处于审查批捕、提起公诉阶段的刑事案件,向检察院提出申请;③处于审判阶段的刑事案件,向法院提出申请。如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当中,发现被害方符合救助申请条件而未提出救助申请的,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向被害方提出建议,由被害方自行决定是否提出救助申请。当然,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收到案件后,应当告知被害人有提出救助申请的权利。

申请时,被害人除了提交书面申请书、户籍证明、家庭困难等资料外,还要提供其因犯罪行为所受损失的证据,也就是说由被害人承担其遭受损失的举证责任。

审查和提出救助建议程序

相关司法机关收到被害方的申请后,对申请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救助条件的,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向刑事被害人救助委员会提出救助意见和救助金额。如果认为不符合救助申请条件的,可以直接驳回申请。

审批程序

刑事被害人救助委员会对被害方的申请和司法机关的救助意见进行审查,符合救助条件的,决定给予救助并通知财政部门拨付救助资金,如果认为不符合救助申请条件的,可以直接驳回申请。

救助资金拨付程序

财政部门接到救助委员会的通知后,在一定的时间内从所管理的救助基本账户内向被害人拨付救助资金。

复议复核程序

被害方如对公检法三机关驳回申请的决定和刑事被害人救助委员会作出的不予救助的决定不服或对救助机构决定的救助金额有异议的,可以按照法律程序分别提出复议、复核申请或提起行政诉讼。

监督程序

救助基金在财政部门设专户管理,每年接受审计部门监督。

追偿程序

国家对被害人进行救助后,获得与所救助相应金额的代位追偿权,在加害人确定和加害人有赔偿能力时,由刑事被害人救助委员会行使代位追偿,将追偿到资金纳入刑事被害人救助基金。

摘要：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最早可追溯至3600多年前的古巴比伦，当时的《汉穆拉比法典》第23条规定：“如果强盗未能捕获，被劫者应于上帝前请求其失物；窃盗发生地之城市与长官应回复其所失物。”第24条规定：“如生命被害时，城市与长官应赔偿其人民一名那(注：名那，是当时的金钱衡量单位)。”二战以后，英国、美国、新西兰、日本等国家相继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我国至今尚未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对犯罪人的权利保障越来越充分，反之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却相对簿弱，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已成为当务之急。

关键词：社会保障体系,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参考文献

[1]江苏省：《无锡市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条例》。

[2]孙孝福：《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王牧：《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人民检察》2006年17期。

医疗救助制度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篇11

进入21世纪,我国迈进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开始在广大城乡地区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是由政府提供技术支持、资金帮助贫困人口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一种制度。医疗救助制度属于社会救助制度中的专项救助制度,同时也是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

作为医疗保障制度中的“兜底”制度,医疗救助制度的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以下特点:(1)救助资金由政府通过财政转移的方式或由社会通过其他方式筹集,如慈善捐款、福利彩票公益金,但政府的财政转移方式占主导地位;(2)接受救助的贫困人口无需因接受救助承担任何责任、义务;(3)救助主要针对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不仅对维护贫困人口的健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标志着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的进步,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制度建设之一。

1 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是维护人民健康的重要途径

经历了文革的十年动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国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开始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实际上,对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边改革边探索。改革初期,经济体制的改革占据主导地位,其他方面的改革,特别是社会事业方面的改革是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的,因此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也开始的比较晚。

我国在建国初期建立起了良好的城乡三级卫生网络,在广大农村地区和基层地区培养了大量的医务工作者。通过这些医务工作者的努力,我们消灭了性病、天花等对人民健康造成重大危害的流行病,新生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均寿命与解放前相比也有了大幅的提高。三级卫生网络的建立为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世界卫生组织也肯定了中国当时的成绩,并希望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向中国学习。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在城市地区,原有的公费医疗、劳保医疗无法承受高额的医疗费用,这就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在农村地区,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使原有的人民公社解体了,因此合作医疗也就名存实亡了。这些问题迫使政府对医疗卫生领域进行改革。由于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性,政府效仿经济改革对医疗卫生领域进行改革。虽然通过改革,政府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大大减少了,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但人民群众的医疗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葛延风主持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组研究报告对医改的评价是: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2]

由于医改是效仿经济改革进行的,所以在改革过程中,面对政府医疗投入大幅度下降的新情况,医疗机构不得不首先考虑机构的生存问题,因此以药养医、以器械养医成为医疗机构维持生存不得以而为之的举措,这在客观上对医疗费用的增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医疗机构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分化,这对60年代建立起的三级卫生网络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使其不能充分发挥三级卫生网络应发挥的作用。在医疗领域医疗资源的分布也变得更加不合理。越来越多的医疗资源向城市、向发达地区集中,而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则缺医少药,医疗卫生资源极度匮乏。除此之外,经济改革不仅使原来就存在的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还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而另外一部分人却没能跟上改革的步伐,在改革中掉了队、落了伍,甚至陷入贫困,因此产生了新的贫富差距。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后,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大幅度减少,社会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也相对减少,与此相反,个人支付的卫生费用则大幅度增高。1990年,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25.06%,社会支出占39.22%,个人支出占35.73;2000年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15.47%,社会支出占25.55%,个人支出占58.98%。2000年是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最低的一年,同时也是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最高的一年,2000年后政府的投入逐年增加,但到2005年,政府的投入仍只占17.95%,个人支出仍高于50%(见表1)。近年来,政府虽然在农村地区大力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城市大力建设城镇职工、居民医疗保险,但仍有部分城乡贫困人口没有医疗保险。由于医疗保险的缺位、经济上的贫困,贫困人口无力支付不断增长的昂贵的医疗费用,这就使得很多贫困人口“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他们的疾病也因此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这样不仅影响了患病群众本身的健康,也从总体上损害了社会经济效率。劳动者的健康水平下降,就会影响劳动者参加工作;如果病重,还需要家人的照顾,这样患者的家庭成员参加社会工作的时间也就会相应地减少,从而导致社会效率的下降。如果劳动者生病后得到及时医治,社会上劳动者总的健康水平就会得到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也会随之增长。因此劳动者的健康不仅关系到本人、家庭的福祉,也关系到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可以帮助贫困人口及时获得应接受的医疗服务,提高贫困人口的健康水平,减少患者本人、家庭成员的误工时间,这样既有力地维护了贫困人口的健康,还在客观上提高了社会效益。

2 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是实现我国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

世纪之交,我国才刚刚迈入小康社会的大门,处于小康社会的初始阶段,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4]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小康水平,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规划:在21世纪的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所有中国人民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也就是在2002年,中央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首次提出要在农村地区建立医疗救助制度。2006年,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目标。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了要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新的理论、目标的提出表明我国不仅要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也要加强社会发展,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起来。

注:(1)本表系测算数;(2)按当年价格计算;(3)2001年起卫生总费用不含高等医学教育经费,2006年起包括城乡医疗救助经费。[3]

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突出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继2002年中央提出要在农村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后,2005年中央又提出要用两年时间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县(市、区)进行试点,再用两到三年在全国建立起管理制度化、操作规范化的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至此,医疗救助制度已经是一项全国性的制度了。2009年,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四部委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意见》,意味着医疗救助制度的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始终围绕着“以人为本”这个概念。贫困人口无论在经济上、话语权上,还是健康上都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很难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贫困,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因此反贫困、使贫困人口享有他们应有的健康权是政府和社会共同的责任。医疗救助制度对贫困人口进行救助,使患病的贫困人口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维护了贫困人口的健康,也减轻了疾病带给贫困人口的经济负担,贫困人口能够从医疗救助制度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凸显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5]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解决了贫困人口没钱看病的问题,保障了贫困人口的健康权利和他们的根本利益,化解了社会矛盾,使社会公平正义得到了切实维护和实现。

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保障了“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这一目标的实现。1978年阿拉木图会议上,WHO提出把“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作为全世界卫生工作的方向。[6]因此我国政府制定了“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这个发展目标,也积极地履行这个承诺。“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这一卫生工作目标的选择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选择。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仍然存在着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因此建设“低水平、广覆盖、高效率”的初级卫生保健才是政府和人民都负担得起的。医疗救助制度通过直接资助、帮救助对象购买医疗服务或资助救助对象参加医疗保险等方式帮助没有医疗保险、没钱看病就医的贫困人口获取医疗服务,使他们也能够享有初级卫生保健。

3 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就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我们当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毫无经验,但根据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人们应该能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按需分配;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应该按劳分配,生活应该达到小康水平。虽然我们不知道社会主义社会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们却知道什么情况不应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生: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人得不到温饱,没有人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医疗等权利。在我国宪法里有明确规定,公民有享受医疗的权利,在公民无力自行筹集医疗费用,解决医疗问题时,国家有义务帮助公民解决。

自从我国明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后,党中央更进一步下决心要加强社会建设、关注民生问题。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关系民生的重大制度建设问题,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兜底”制度。社会救助制度分为系统救助制度和专项救助制度。医疗救助制度属于专项救助制度,是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是社会健康保险体制的医疗保险,所以就会有部分贫困人口因经济因素无法参加医疗保险,因此需要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帮助贫困人口获得他们所需的基本医疗服务,使他们享受公民应有的健康权和医疗权。所以说,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4 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随着各种新的医疗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我国医疗费用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人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结果导致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有所下降。再加上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医疗保险制度不健全,就使得医疗服务的可及性,特别是经济上的可及性进一步下降,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很多贫困人口甚至很难享受到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服务。如果不好好解决这个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必然会加剧社会矛盾。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时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是帮助贫困人口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重要方法。如果绝大多数人的医疗费用问题靠医疗保险解决,很少一部分贫困人口的医疗费用问题靠医疗救助制度解决,这样广大人民群众就可以人人“病有所医”、无后顾之忧。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既可以维护贫困人口的健康,也可以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维持社会稳定。

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也可以让全体国民分享改革的成果。改革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我们改革时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这个说法的提出以及其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的确使部分地区、部分群众先富了起来,但也使原来就存在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进一步加大了。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经济实力也极大地提高,从而有足够的能力建立医疗救助制度,让贫困人口也能分享改革的胜利果实。因为这些成果本来就是属于全体国民的,只有让所有人都分享改革胜利的果实,才有可能达到最终富裕,构建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综上所述,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医疗救助不仅可以帮助贫困人口获得基本医疗服务,解决贫困人口没钱看病的实际问题,还与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保持高度一致,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廖益光.社会救助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概要与重点).中国发展评论,2005(中文版第7卷增刊l期).

[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9.

[4]卫兴华.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5-10.

[5]社会公平正义百度百科.(2010-04-11)[2010-5-7]http://baike.baidu.com/view/3069841.htm?fr=ala0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