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效果（精选7篇）
救助效果 篇1
随着我国城市贫困人群医疗救助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各地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进一步促进城市医疗救助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需要及时客观地评定各试点地区医疗救助利用的效果。经广泛查阅文献发现,对城市贫困人群医疗救助利用的综合评价的研究尚较少。本研究拟利用基于6城市1 116户现况调查问卷原始资料,经过量化计算,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9项有代表性的指标,采用TOPSIS法和RSR法相结合的评价方法,为政府决策人员提供综合评价结果,亦为类似调查问卷资料的量化分析评价提供新的方法途径。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资料来源于中英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与贫困医疗救助(Urban Health and Poverty Project,UHPP)项目,暨2005—2006年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在东部、中部和西部的6个试点城市A市、B市、C市、D市、E市和F市共1 116份入户调查的数据库资料。
1.2 方法
1.2.1 指标选择。
利用2005—2006年在6个试点城市进行现况调查资料的数据库,构建能反映城市贫困人群医疗救助利用的指标体系,在查阅文献和专家咨询的基础上,选取了9项能够反映试点城市医疗救助利用效果的代表性指标作为本评价研究的指标。指标的意义与量化计算如下:X1:城市贫困人群医疗救助利用比=获得城市医疗救助的人数/调查总人数;X2:就诊失用比=救助后应就诊而未就诊人数/调查总人数;X3:住院失用比=救助后应住院而未住院人数/调查总人数;X4:病情加重比=救助后未及时就医使病情加重者的人数/调查总人数;X5:健康程度提高比例=救助后的健康人数百分比-救助前的健康人数百分比;X6:门诊医疗救助利用率=门诊医疗救助人次/门诊总人次;X7:住院医疗救助利用率=住院医疗救助人次/住院总人次;X8:医疗救助利用不当率=(认为应救助未救助的人数+不应救助而救助的人数)/调查总人数;X9:医疗救助减轻疾病负担比=(认为很有帮助人数+认为有一定帮助的人数)/调查总人数。量化计算后结果见表1。
%
1.2.2 统计学方法。
资料采用Excel建立数据库,用SPSS13.0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对累计频率所对应的概率单位值Probit与相对接近程度系数Ci值做简单回归分析,各档间差异性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2 方法步骤及结果
2.1 TOPSIS法评价
2.1.1 指标意义的界定。
根据专业知识,把城市贫困人群医疗救助利用比、健康程度提高比、门诊医疗救助利用率、住院医疗救助利用率和医疗救助减轻疾病负担比确定为高优指标,把医疗救助开展后就诊失用比、住院失用比、病情加重比和医疗救助利用不当率确定为低优指标[1]。即指标越大越好的为高优指标,否则为低优。
2.1.2 指标同趋势化。
将低优指标转化为高优指标,其中,绝对数低优指标使用倒数法,相对数低优指标使用差值法(1-Xi),因4个指标均为相对数指标,所以,采用差值法进行转化,得同趋势化矩阵Z。
2.1.3 建立归一化矩阵:
用公式(原始数据为高优指标)及(原始数据为低优指标)计算后进行归一化处理且建立归一化矩阵Z,6城市9项指标归一化矩阵结果见表2。
2.1.4 计算相对接近程度Ci值。
根据公式计算各地区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接近程度Ci值,并根据Ci值排序,结果见表3。
2.2 结合RSR法对Ci值进行分析
结合RSR法,编制RSR频数分布表,将累计频率转换成对应的概率单位(Probit),根据RSR合理分档要求[2,3],按3个等级即上、中、下对6个试点城市医疗救助利用效果进行排序和分档,见表4。
以6城市医疗救助利用累计频率所对应的概率单位值Probit为自变量,以相对接近程度系数Ci值为应变量求得的回归方程为:RSR=-1.263+0.301probit,经假设检验可知r=0.891 t=3.922,P=0.017<0.05,回归方程成立。
根据Ci值进行分档排序,3档间差异经方差分析后得F=15.384,P<0.05有统计学意义。
由以上评价结果可知,用TOPSIS法将6城市排列出优劣顺序为B市、A市、E市、C市、D市和F市;用RSR法将6城市分成三级为:上等是B市,中等有A、E市,下等有F、D和C市。
3 讨论
城市贫困人群医疗救助利用效果的综合评价目的在于以评估为手段,以评估结果为依据,提高城市贫困人群医疗救助制度的工作水平,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研究具有以下收获:(1)基于调查问卷原始资料创建评价指标体系,使得调查获得的定性、等级有序等原始数据通过量化计算后,更符合TOPSIS法、RSR法等评价模型的条件,评价结果更具可信性。(2)从基于调查问卷原始数据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中选取的9项代表性指标,适用性良好,能较好地满足城市贫困人群医疗救助利用效果评价的要求,评价结果可信。(3)从方法学的角度来看,TOPSIS法和秩和比法的结合应用既弥补了TOPSIS法不能分档的不足,也克服了RSR法由于非参数转化可能造成信息量损失的缺陷,使得评价更为科学、全面[4,5]。(4)在对试点城市贫困人群医疗救助利用效果的评价时,两者结合的方法所得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结果更加准确、客观,为政府相关决策部门提供了简捷的评价依据,亦为类似调查资料的分析评价提供了新的方法途径。
参考文献
[1]孙振球,王乐三.医学综合评价方法及其应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2.
[2]李晓惠,陈旭嘉,陈建,等.加权秩和比法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综合评价中的应用[J].中国全科医学,2007,10(15):1305-1313.
[3]刘世炜,唐姬,王英娣,等.TOPSIS法和RSR法结合评价城市社区预防保健服务利用满意度[J].中国卫生统计,2008,10(25):518-519,521.
[4]韦懿芸,颜艳.TOPSIS法和秩和比法相结合综合评价城市老年人生存质量[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6,26(4):440-4l2.
[5]李建明,曲成毅.TOPSIS法及其在SAS软件上的实现[J].中国医院统计,2006,13(1):9-10.
救助效果 篇2
大学生是有学识、有见解、有理想的群体, 同时也是年轻、富有朝气的群体, 因而他们担负着国家发展的职责与重任, 承载着民族进步的希望与未来。然而在当今, 由于经济的全球化, 激烈竞争的同时也带来学习、就业、安全感的缺乏, 也由于我国经济的转型所带来的收入的差距、教育的误区、社会的不合理等现象, 使得原本有理想、富有朝气的大学生中的一部分开始对理想、信念抱有怀疑, 开始对亲情、人际关系变得世故、冷漠, 开始对前途人生担忧而变得麻木, 甚至对生命的价值提出质疑而走上自杀或杀人的道路。2006年5月, 中国社会调查所对北京、广州、南京、武汉等地高校1000名学生展开了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 有25%的大学生曾有过自杀念头, 同时更多的大学生由于抗压能力下降而拥有这样或那样的烦恼。笔者在2007年对所执教的佳木斯大学做了一番调查。佳木斯大学地处黑龙江省东北部地区的三江交汇地区, 是一所集文、理、工、医等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其学源遍布全国各省, 它既有国家重点学科, 又有普通学科, 还有中外联合办学的学科, 因而在这所大学进行对大学生心理状态调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二、造成这种心理状态根本原因分析
近两三年来国内专家与学者纷纷从安全感的缺失、家庭贫困、就业压力、情感挫折、生命的价值与责任、教育的误区、社会不合理现象、性格孤僻、心理健康等多角度来论证造成这一现象激增的原因, 并在分析这些原因的基础上, 提出了贫困大学生的助学金、学费贷款、鼓励去西部开发区、开设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健康课程等对策。但这些对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生心中的忧愁, 因为一名向上、开朗的大学生他会客观地看待家庭贫困、就业压力、情感挫折、教育误区、社会不合理现象等问题的, 一名内向、忧郁的大学生则缺乏客观性, 一名偏激、自我的大学生, 即使对策适用性很强, 他也会因为自己的偏激、自我而否认客观性, 因而以往的对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心中因仇恨、厌世、挫折、疾病而引发的自杀或杀人。笔者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在对上述493名大学生的调查中得出的, 在493名学生中, 选择解决烦恼方式为轻生的有7人, 在对这7人进行上述内容的调查分析是: (1) 无论男生还是女生, 无论居住于城市还是乡村都有选择轻生的可能; (2) 7人中有2人每月生活费在500—1000元左右, 有2人每月生活费来源是自己打工得来的, 占493名自己打工16人中的12.5%, 可见选择轻生的学生并非都来自贫困家庭, 并非都缺乏自立能力; (3) 7人目前的烦恼多来自恋爱、与人交往, 这两项都出自与人沟通方面, 可见现在大学生在与人沟通方面比较薄弱; (4) 在选择与人交谈来缓解烦恼一项中, 有4人在与人交谈后没有感觉、1人更加无聊、2人从不与人交谈, 反而与自己交谈, 可见选择轻生的学生有一定内向的学生; (5) 7人均为高考时发挥不理想, 所选择专业均为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这种情况很容易因日后一件小小的烦恼而引发内心的忧郁或始终处于忧郁之中; (6) 选择轻生的7名学生均为理科学生, 理科学生相对于文科学生来说缺乏客观性, 容易偏激; (7) 在所进行的大一、大二、大三三个年级的调查中, 选择轻生的学生中大一的4人、大二的3人、大三的为0人, 分别占7人中的57%、43%和0。可见越是低年级的学生越因为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无法适应它而容易选择轻生。
三、心理救助电子信箱作为缓解大学生心中忧愁应急手段效果研究
如何解决目前大学生因缺乏相互间的沟通、理解所引发的自杀现象, 现在在各大学都开设了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健康等课程, 但这些课程的授课对象是面对全体而不是个别, 授课内容是基本的“三观”教育和大众的心理教育, 其内容老化、空洞并且学生在高中、初中就已经熟知, 它根本无法解决某个体因内心的忧愁而引发的自杀、杀人现象。在网络中也开设了心理咨询网站或贴吧, 以通过网络形式了解某个体的烦恼并给予耐心解答, 但网络解答是将学生内心的伤痛公布于众, 而学生不愿将自己伤痛公布于众, 同时学生也不了解解答人, 不好意思, 因而它不能吸引更多的有忧愁的大学生来到这里。
在高效建立心理救助电子信箱, 通过一对一书面交流方法来缓解大学生所面对的方方面面压力, 减少大学生自杀、杀人现象。它把研究的视角放在心理解压上, 它是针对每一个体、每一原因保密的, 同时也是及时的解压, 其具体方法是第一步由各高校集中社会学、心理学、思想品德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师, 从中选出有职业道德、有热心、有爱心、有耐心、有理性的;第二步由他们建立心理救助电子信箱, 将信箱地址公布于本校网站上, 学生可将自己的烦恼通过电子邮件寄到电子信箱中;第三步教师针对每个人的烦恼通过回信及时加以缓解。本办法在实施一年多时间内解答了50多名学生的问题, 面对面地与近10多名学生交谈,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其效果为:第一, 促进了大学生相互关心爱护。现在大学生考入大学后, 大多都是兴冲冲而来, 开始时都认为周围的人会象家里人一样对自己众星捧月般, 但很快就会发现周围人都是这种想法, 于是他们高傲、冷漠、漠不关心同学、甚至室友, 同时自己也会因为孤单而忧愁。在解答这方面问题时, 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是平等, 谁不比谁高贵、谁也不比谁低贱, 当你与5—6人同住、同吃, 同学四年时, 应该感谢他们使你多了5—6个兄弟姐妹, 使在远离家人时, 并不孤单, 所以要相互关心爱护。第二、缓解了大学生自我、自负状态。现在的大学生由于大多数是独生子女, 在家里如同“皇帝”般, 长此以往养成他们什么事都要说的算, 又很少认识自己的错误。但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 就会谁也不服谁。在解答这方面问题时, 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有优缺点, 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都要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来补自己的短处, 每个人的进步都是在不断克服自己的缺点, 不断超越自己中得来的。第三, 提升了大学生客观认知水平。大学生是爱祖国、爱集体、积极向上的群体, 对每时每刻所发生重大国际国内事件, 他们都非常关注并发表自己意见, 对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也会指手划脚。但由于他们毕竟年轻, 缺少从正反两方面看问题的经验, 往往会片面, 甚至偏激, 由此引发他们将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事件都推到社会不公上。在解答这方面问题时, 告诉他们如何看待问题, 教会他们客观认知水平。
救助效果 篇3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缩小贫富差距, 发展成果共享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但现阶段连片特困地区——重点为老少边地区的贫困问题依然存在并呈现出复杂性, 尤其是特困地区中的农村地区, 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40%以上, 且发展、社会保障都比较落后。国家在对面对这一攻坚扶贫的主战场, 在扶贫开发上给予极大的重视, 也加大当地农村的社会保障的投入, 但就特困农村地区的“输血”问题 (如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有缓解贫困的作用, 作用是多大, 贫困群体更需要什么救助都不得而知。
宁夏固原是“西海固”贫困偏远地区之一, 当地干旱少雨, 被联合国评定为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 加之历史长期积淀的问题, 自然原因、社会原因、文化原因 (回族聚居地) 等各种因素的复杂集结, 当地贫困问题呈复杂性。因而本文选取宁夏固原农村地区为调查地, T区贫困农民为调查对象来探讨当地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效果。
二、农村救助反贫困功能
1. 农村社会救助概述。
社会救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防线。农村社会救助, 传统上称之为农村社会救济, 它是当农村社会成员因各种原因生活陷入困境, 且低于当地贫困线以下或者最低生活标准以下, 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标准给予其救助, 以维持最低的生活需求, 我国除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的五保供养制度、还包括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内容。
2. 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功能。
社会救助是反贫困的重要制度安排, 国家对低于贫困线的群体提供医疗、教育、灾害救助等, 对贫困群体最基本的生活问题给予保障, 因而在缓解贫困问题上起着基础制度作用。同时社会救助在针对贫困问题见效快, 可以算作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前哨战”, 而提供的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在缓解看病压力、避免产生文化程度低的恶性循环起到一定作用。
三、农村救助反贫困效果研究
宁夏固原T区对于当地农村的五保户、低保户每月给予100元、85元的救助, 并对当地享受农村救助的贫困群体 (如:残疾人、五保户、低保户) 每年春节给予“饺子费”, 即在回族的古尔邦节、汉族的春节都会给予回族的贫困农村居民100~300元的慰问费。对于想参加当地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贫困农民, 当地政府对其采取核定缴费的原则与方法, 即特困人员一律持低保证、残疾证等到乡镇 (村委会) 进行身份认定后并核定缴费金额后, 由村干部代收缴费金额, 对于想参加一档缴费标准, 低保对象民政资助40元、重点优抚对象50元、二档低保对象财政补助60元、民政资助52元, 重点优抚对象与低保对象采取一样的标准;而对于当地, 由于特殊的计划生育政策 (回族采取较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子女相对就多) , 当地农村居民子女普遍有2名及以上, 在05年“两免一补”政策实施的基础上, 当地也实行大学生助学贷款等政策。
当地政府对当地的贫困农村居民采取众多的救助措施, 在走访中发现, 救助不仅是金钱上的救助物质方面的帮助, 以当地一户农村低保户为例, (X某, 汉族) 当地政府对其不仅是85元每月的补助, 对其在土地、农作种子的分发、农业化肥物质上也有帮助。但是具体的反贫困效果如何, 通过以下我们可以初步的感受到政府实施的一项政策若得到当地群众的积极响应, 说明这项政策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以上所提及的X某, 在以前需要靠邻居的救济到现在的自己依靠政府分发的土地、种子、化肥每年能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能保证自己最基本的生活, 但是仅能保证自己的基本生活。
可以看出当地的社会救助政策起到缓解当地贫困农村居民的贫困压力, 且当地农村居民对实施的政策也持肯定的态度, 反贫困效果见效快, 但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 同时在对当地的走访中发现, 农村社会救助更多的是限定在物质、金钱的救助, 教育的救助就仅仅限于义务教育与大学生的助学贷款, 对当地部分贫困农村居民的教育救助比较少, 且在走访中了解到一些救助名额不能真正的落实到贫困群体的身上, 而这也许成为影响社会救助反贫困效果的原因。
四、结语
救助效果 篇4
2003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救助管理办法》) , 取消强制收容遣送, 允许流浪者对于是否接受社会救助进行自由选择。这个《救助管理办法》因为“彰显了现代政府的有限责任和公共服务理念”而得到了学者的普遍赞誉。但事实上, 《救助管理办法》实施9年来, 并没能向大家预期的那样, 从根本上解决流浪乞讨问题, 反而相继产生了“禁讨区设置惹争议”、“职业乞丐充斥街头而救助人员束手无策”、“乞丐冻死街头而救助站资源闲置”等一系列社会问题。[1]这些问题看似独立现象, 实则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政府如何对乞讨者进行救助与管理。
二、对救助管理站救助管理制度的具体完善思路
(一) 严格进行身份认定
救助站被救助人群多种多样, 包括残疾人, 未成年人, 精神病患者, 智障人士, 走失或无家可归的老年人, 其中多数是无钱返乡或被拖欠工资而出现生活危机的民工。然而对于身份的认证方面还存在漏洞, 对流浪乞讨人员的身份认定不够细致。根据我国《救助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 流浪乞讨人员向救助站求助时, 应当如实提供本人的下列情况: (1) 姓名、年龄、性别、居民身份证或者能够证明身份的其他证件、本人户口所在地、住所地。 (2) 是否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 (3) 流浪乞讨的原因、时间、经过; (4) 近亲属和其他关系密切亲戚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
; (5) 随身物品的情况。[2,3]可见, 救助站在以后的救助工作中应该严格审查以上信息, 避免重复救助。
(二) 根据不同类型进行分型救助, 对有劳动能力但无劳动机会的受助者提供就业机会
流浪者流浪原因多种多样, 但救助站并没有具体的根据不同类型进行分型救助。救助站应该将流浪乞讨人员分为对未成年, 精神病人, 女性, 智障人士, 残疾人和有劳动能力但无劳动机会的人。并且对于不同的乞讨者采取不同的救助方式。例如, 对于女性的救助方面, 虽然2003年颁布的我国《救助管理办法》第三条中有明确规定, 救助站为受助人员提供的住处, 应当按性别分室住宿, 女性受助人员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管理。[3]但与此相比, 政府还应该关注女性的心理需要, 根据不同受助人员的差别, 从其特殊需求出发, 提供相应的心理辅导、行为矫治、精神慰藉、法律援助等特殊救助。[4]
现实中, 救助管理站因害怕承担受助者就业后的相关责任而不为有劳动能力但无劳动机会的受助者提供就业机会。救助机关应当改进救助措施, 对于有劳动能力但无劳动机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
(三) 通过全国联网制度, 避免重复救助
救助效果除了正面的效果以外还存在重复救助等负面效果, 反复救助的人群基本上分为三类, 一是未成年人, 因为父母离异或者叛逆逃学等原因流浪, 反复来到救助站。二是一些精神病人经常走失因来过救助站而习惯性的来到救助站, 把救助站当作家。三是一些职业乞讨人员, 他们了解相关政策和法规, 来去自由, 把救助站当作是免费的食堂和旅馆, 还有一些人抱着侥幸心理为了得到车票或者机票而来到救助站接受救助。现在我国救助管理站已经进行全国联网, 救助管理站应该对每一位来到救助站的流浪人员首先进行身份认定, 判断是否救助站曾经对其进行过救助。应该坚决反对重复救助这一行为。
(四) 救助途径多样化, 增强部门协作, 提高执行效率
受助人员来到救助站的途径相对单一, 有主动型的, 自己通过引导牌来到救助站。也有被动型的, 由群众举报拨打110或者110公安人员发现带其来到救助站。是否应该存在除了公安机关以外的其他机关对对需要救助的人员进行引导带到救助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政府应当增强部门协作, 提高执行效率。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 增强政府部门救助的协作。乞讨权的保护涉及多方面的制度安排, 需要各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 没有财政、公安、卫生等部门的配合, 单靠民政部门是难以实施的。我们应该细化了各部门的救助侧重点和考核问责机制, 增强可操作性。比如, “救助管理站不再只负责进站被救助人员的救助, 而要主动与其他部门联合, 增加对街头流乞人员的巡查频次;对因贫、因病、因残等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由民政部门主导, 卫生和财政部门分别就经费预算和救治工作给予配合;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乞讨行为由公安部门介入, 其他部门协助现场取证和调查盘问。
其二, 各部门的具体职责和管理细化和提高。各地财政、编制、公安、城管、卫生等救助管理工作相关部门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的分工, 从而提高执行效力。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 贫富差距的拉大, 乞讨现象随处可见。政府如何对乞讨者进行救助和管理, 是一个不能懈怠的命题。本文就对救助站救助管理制度的完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关键词：救助管理站,救助管理制度,重复救助,分型救助
参考文献
[1]王健.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与社会控制——以成都为例[J].社会科学研究, 2005, (04)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1号.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Z].第三条.民政部第三次部务会议通过, 2003.08.01.
[3]同[2]第八条.
救助效果 篇5
1 制度简述
目前,本区医疗保障体系主要为:以社会医疗保险(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为基础,以社会医疗救助为补充,以大病保险为辅助,以“双特”再救助为扩展和托底。“四位一体”有效提高了当地的医疗保障水平。
1.1“双特”确定救助对象
在本地户籍参保人员范围内,确定被救助对象需满足两类条件:一“特”为“特定人员”,包含区民政局认定的困难人员、区总工会认定的特困职工、区残联认定的重症残疾人、计生部门认定的部分情况特殊的独生子女父母、18周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二“特”为“特殊病症”,包括白血病、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尿毒症、恶性肿瘤、器官移植、先天性心脏病和脑瘫共八个病种。上述病种不仅医疗费用总额庞大,治疗过程中更容易使用价格不菲的进口药、特效药或尖端的医疗技术,个人负担是其“难以承受之重”。
1.2“再救助”决定待遇水平
“再救助”针对的是救助对象在享受了医疗保险、社会医疗救助和大病保险之后个人仍无法负担的情况。本着“以筹定支、量入为出”的基本原则,“双特”再救助设定起付标准(除特需费用外个人负担达1万元)和支付封顶线(救助金30万元封顶),然后根据每个年度再救助资金的规模以及救助对象的医疗费用情况来综合确定救助比例。
表1 吴江区“双特”再救助分段统计表
注:2013年吴江区出台大病保险政策,部分参保人员享受大病保险后个人实际负担大幅降低,不再符合再救助范围,因此,当年“双特”再救助人群和金额大幅减少。
表2 吴江区职工医保“双特”再救助分段统计表
表3 吴江区居民医保“双特”再救助分段统计表
2 实施效果评估
“双特”再救助实施三年来,共发放救助金1300余万元,惠及1100余人次。其中,2012年度共有718名参保人员享受“双特”再救助待遇,2013年度共有409名参保人员享受“双特”再救助待遇。本文按救助对象实际领取的救助金金额进行分段统计,结果见表1。
为了对“双特”再救助的实施效果,尤其是在减轻救助对象个人实际负担比方面发挥的作用进行评估,本文根据救助对象的参保类型,对其全年全口径的医疗费用总额进行了分段统计:将救助对象在享受医疗保险、社会医疗救助、大病保险等待遇后个人负担的费用占医疗费用总额的百分比称为“一般负担比例”,将救助对象在享受“双特”再救助待遇后个人实际负担的费用占医疗费用总额的百分比称为“实际负担比例”。统计结果见表2、表3。
由表可知,在人数相对集中的费用分段(4万至20万),无论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经过“双特”再救助,参保患者的个人实际负担比都有稳定且明显的下降:职工医保一般下降5-8个百分点,居民医保下降幅度甚至超过10个百分点。这种作用在尚未建立大病保险制度的2012年尤为明显:据统计,2012年度受益于“双特”再救助的718人中,其他救助降低了职工医保参保患者个人实际负担比约2.6个百分点,而居民医保则大约是4.8个百分点,而“双特”再救助的效果则远大于其他救助,详见表4。
表4 2012年度“双特”人员个人负担比综合统计表
综上所述,“双特”再救助制度是一次积极的探索,有效减轻了“双特”人员的大额医疗费用负担,为因重特大疾病造成家庭生活极度贫困的群众解决了实际困难,并且使当地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得到了深度拓展和进一步充实。
3 思考与建议
3.1 避免多头管理
城乡医疗救助的“多头管理”问题很突出,涉及民政局、财政局、人社局、教育局、总工会、残联、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等。由于管理体制分割造成的多头医疗救助,客观上造成政策制定各自为政、保障信息不能共享、经办机构多头设立、财政投入重复分散等问题,加大了医疗救助的总体成本,导致资源配置效率受损。在“双特”再救助的实施过程中,多头医疗救助的弊端暴露无遗:一方面,社保经办机构在统计“双特”人员个人负担费用时,需要手工剔除民政、残联等部门已经发放的功能性质相同的救助金额;另一方面,参保人员需要向多部门提交救助申请和费用票据,费时费力。
建议整合分散的医疗救助资源,建立医疗救助“一体化”管理平台。在现阶段,可通过建立有效的部门协作机制、打造救助协作平台来统一组织和协调社会医疗救助工作。今后,应由一个职能部门统一管理,真正实现社会医疗救助一体化运作和一站式服务,系统性地提升医疗救助的保障水平和执行效率,推动医疗救助工作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发展。
3.2 再救助对象的界定还需深入研究
“双特”再救助聚焦于患特定病症的特定人员,其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初衷毋庸置疑。然而,由于疾病的多样性和疾病谱的不断变化,以疾病种类来确定被救助资格必然面临“病种难以穷尽,难以平衡各方需求”的问题。比如说,有些疑难杂症,治疗复杂,费用高昂;有些慢性病需要长期治疗,开销同样很大,如精神类疾病、慢性传染性疾病等;有些免疫系统疾病治疗费用也很高,但“双特”的病种设定未能将其一一囊括在内,因此,导致一些个人负担同样沉重的参保患者“得不到适当的保障”,难免有失公平。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因发生疾病而支出的现金达到家庭收入的一定比例即为灾难性医疗支出”,“极易造成该家庭返贫”。将其换算成国内相应统计指标,大体相当于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水平。也就是说,当参保患者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超过这个标准时,很可能使家庭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因此,想要消弭极少数特困群体“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困难,以医疗费用作为界定标准似乎更为合理。现阶段,建议对“特殊病症”进行适当扩容,可对当地参保人员易产生大额医疗费用的病种进行摸底调研,因地制宜地将这些病种纳入再救助范围,从而“对最迫切需要救助的对象施以援手”,以实现边际效益最大化。
3.3 加强医疗保障体系各制度衔接
医疗保障体系各层次之间还需加强在制度层面的衔接,合理分配各层次间的资源,从而充分发挥各层次的作用,可资参照的是吴江“双特”再救助在2012年和2013年的实施效果:2013年大病保险建立后,“双特”再救助对象减少、所需资金减少但受益人群实际负担却进一步下降。因此,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各层次之间的衔接,强调各层次保障的互补性,确保不同人群得到适当的保障,从而最大程度的提高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
参考文献
[1]吕静.对我国城市医疗救助制度的再认识.劳动保障世界[J].2012(2):37-41.
[2]Ekman B.Catastrophic health payments and health insurance:some counterintuitive evidence from one low-income country[J].Health Policy2007(83):304-313.
[3]Ke Xu,David B Evans,Kei Kawabata,Riadh Zeramdini,Jan Klavus,Christopher J L Murray.Household catastrophic health expenditure:a multi-country analysis[J].The lancet 2003(362):111-117.
[4]王东进.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是健全全民医保体系的重大课题[J].中国医疗保险,2013(4):5-8.
[5]杨立雄.我国医疗救助管理制度改革探析[J].学术研究,2012(12):6-9.
母猪难产的救助 篇6
1 难产的原因
难产的原因可分为母体性难产或胎儿性难产两类。
1.1 子宫收缩无力
母猪营养不良、老龄瘦弱、疾病、激素分泌过少、运动不足、胎儿过多或外界应激刺激等因素都可以引起分娩力不足, 子宫收缩和腹壁努责的力量不够, 不能将仔猪全部排出而造成难产。有时开始分娩比较顺利, 后因子宫肌过度疲乏, 剩下的几个胎儿母猪无力将其排出;此外, 药物使用不当、不适时使用子宫收缩药, 如用氯前列烯醇和催产素诱导或控制分娩, 也可引起产力异常而发生难产。
1.2 产道狭窄性难产
产道狭窄, 多为臀部太小、子宫颈狭窄、阴道及阴门狭窄、骨盆变形及狭窄。这是由于母猪发育不全, 或母猪过早配种, 骨盆腔未发育完善或产道有伤疤、有阻塞物或过肥等。
1.3 胎儿性难产
分娩时胎位不正 (横位) , 胎向不正及姿势不正, 有时因胎儿过大或畸形或两个胎儿同时出生, 堵在子宫颈口处妨碍胎儿产出。
2 临床症状
正常情况下, 当胎膜破裂后, 黏质带血的分泌物 (羊水) 从阴道流出约20分钟后就会分娩, 分娩的持续时间平均约为2.5小时 (波动范围为30分钟~6小时) , 平均每15~20分钟出生一头仔猪, 产仔间隔时间越长, 仔猪就越不健康, 死产的危险性越大。
不同原因造成的难产, 临床症状表现不尽相同。主要表现为:
(1) 当母猪羊水已经流出并不断努责, 但已超过45分钟还没有产出仔猪;
(2) 母猪已经顺利产出一头或几头仔猪, 但它仍十分烦躁不安、时起时卧, 痛苦呻吟、极度紧张、剧烈努责, 但超过45分钟仍不能继续产出仔猪;
(3) 产出一个或更多的仔猪后, 母猪疲惫, 伴有先露异常或有阻塞物, 有恶臭和不正常的阴道排出物。
出现上述现象说明母猪分娩不正常, 这时必须考虑人工助产。
3 难产救助助产操作
(1) 助产者应用温水和消毒剂 (新洁尔灭、洗必泰、百毒杀或聚维酮碘等) 或温肥皂水彻底洗净母猪的阴户及臂部, 去掉有机物和污物;
(2) 术者手和胳膊要戴经过消毒的长臂手套并涂上润滑剂 (如液体石蜡) , 将手卷成锥形, 趁母猪努责间歇和产道扩张时伸入手臂。如果母猪右侧卧, 就用右手, 反之用左手;
(3) 将手用力压, 慢慢穿过阴道, 进入子宫颈, 子宫在骨盆边缘的正下方。
(4) 手一进入子宫常可摸到仔猪的头或后腿, 要根据胎位抓住仔猪的后腿或头或下巴慢慢的把仔猪拉出。注意, 不要将胎衣和仔猪一起拉出;
(5) 如果两只仔猪在交叉点堵住, 先将一只推回, 抓住另一只拖出。注意, 动作要轻, 避免碰伤阴道和子宫颈;
(6) 如果胎儿头部过大, 母猪骨盆相对狭窄, 用手不易拉出, 可将用打结的绳子伸进仔猪口中套住下巴慢慢拉出;
(7) 如果通过检查发现子宫颈口内无仔猪, 可能是子宫阵缩无力, 胎儿仍在子宫角未下来, 这时可用催产素, 促使子宫肌肉收缩, 帮助胎儿尽快出生。要准确掌握催产素注射剂量, 笔者试用阴唇外侧注射20单位, 效果很好, 不仅发挥作用快, 而且还能节省用量。如果30分钟仍未见效, 可第二次注射催产素。如果仍然没有仔猪出生, 则应驱赶母猪在分娩舍附近平坦地面走动一段时间, 可使产道复位以消除分娩障碍, 使分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
(8) 助产后必须给母猪注射抗菌药物, 防止泌尿生殖道感染而引起泌乳障碍综合征。
3.1 药物催产
这种方法适用于产道开张较好, 胎儿姿势正常, 单纯的分娩力弱, 特别是大部分胎儿已产出, 仅剩下少数胎儿而母猪过分疲惫, 子宫收缩无力, 不能很快产出余下的胎儿或仔猪出生间隔的时间超过45分钟时。常用的药物是催产素 (缩宫素) , 每次外阴唇内侧黏膜或阴唇外侧皮下注射10单位, 经半小时后再注射一次, 根据情况可重复2~3次, 以增加母猪子宫的收缩率, 但催产药物一次剂量不易太大, 以防止子宫收缩过度激烈, 对胎儿排出不利。
3.2 徒手牵引
胎儿过大、胎位不正、两个胎儿同时进入产道、畸形胎及分娩力弱, 而手又能触摸到胎儿时, 或在截胎器协助下取出畸形胎儿等可采用此方法。其方法是先将手臂及母猪外阴部消毒后, 并在产道内注入消毒好的液体石蜡, 以便润滑产道, 再将手伸入产道内, 胎儿正产时, 用手抓住头部或紧握前肢, 缓慢向外拉出, 如为倒生, 用手握住后腿, 用力拉出;横卧胎儿可将前躯推回, 而拉后腿;两胎儿同时进入产道时, 可推回一个, 拉另一个;有时可用绳子或产钳、钩子协助手通过产道取出胎儿。胎儿全部掏出后, 在胎膜与子宫间, 要放入抗菌药物, 如阿莫西林、氨苄西林、青霉素钠等, 防止感染。
救助效果 篇7
一、国外社会救助制度发展改革路径
纵观国外主要发达国家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几年的发展历程, 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社会救助支出膨胀、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管理成本上升、救助对象福利依赖现象严重、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益扭曲等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各国根据各自的国情采取不同的改革措施, 使社会救助在保障公平的基础上促进效率, 达到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帕累托改进。概括起来, 国外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呈现出以下几种路径。
(一) 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目标是保障贫困者的最低生活需要, 帮助其脱离贫困状态。发展中国家社会救助主要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而发达国家解决的是相对贫困问题。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传统的社会救助制度都以保障贫困者的基本生存为主要目标。当社会成员的收入低于当地贫困线即有资格获得政府救助, 救助方式以现金或实物为主。这种救助属于被动消极的救助。上世纪90年代, “就业是最有效的脱贫方式”理念开始兴起, 于是, 美国、英国、荷兰、新西兰、挪威等主要发达国家发起了一场“从社会福利到工作福利”的计划, 旨在通过福利补贴提高受助者的就业能力, 帮助失业者尽快重返劳动力市场。
以英国为例, 从1996年开始, 工党政府为了鼓励人们积极就业, 将以前实施的收入补贴和失业救济改革为求职者津贴, 为积极寻求就业机会的人提供补助。布莱尔政府在1998年开始了一项大规模的“从福利到工作”计划, 分别为青年人、长期失业者等弱势群体制定了不同的行动计划, 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帮助其就业。
(二) 由权利型向权利义务结合型转变
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是社会救助区别与社会保险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社会救助理念认为, 贫困并非完全是个人原因造成的, 所以当个人陷入生活贫困状态时, 就有权利向政府申请救助, 同时政府在社会救助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的积极理念开始在西方国家社会救助政策中萌生, 其基本思路就是将领取救助待遇与工作联系起来, 即对获得救助的对象增加工作要求, 旨在减少福利依赖。它反映了一种新的福利价值观, 即依靠工作比依靠政府救助更能改善人们的经济境况。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对社会救助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在救助过程中增加对受助者的工作要求。如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协调法》, 同时“贫困家庭临时救助” (简称TANF) 取代了实施多年的“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 (简称AFDC) 项目。新的法案要求依靠政府救助的家长在两年内必须工作, 否则这个家庭将失去救济金。
(三) 减弱负激励效应
西方国家 (特别是福利国家) 在实施社会救助制度过程中, 受助者都不同程度存在负激励效应, 即所谓的“贫困陷阱”和“失业陷阱”。这主要归因于较高的“有效边际税率” (简称EMTR) ——努力工作使名义收入增加, 而实际收入反而降低 (或有微小提高) 。负激励效应削弱了受益者的工作积极性, 造成其对福利的长期依赖。减少和避免负激励效应, 提高受助者的劳动参与率, 是许多国家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1996年新西兰对原有的“家庭用途补助计划”的扣减率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新西兰政府采用了双管齐下的方法, 一方面, 增加低收入者的工作报酬;另一方面降低对低收入者的扣减率。改革之后, 对于收入在5000~10000美元这一低收入群体而言, 其EMTR的总体水平较改革之前降低了50%。
二、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再设计
我国已形成了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以灾害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援助、法律援助等专项救助为配套措施的综合救助体系, 目前社会救助制度面临着提高救助功效、完善现行制度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任务。
(一) 重新定位目标群体
社会救助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谁将获得这种福利?即社会政策中所谓的“目标定位”——受益者资格的认定。社会救助是帮助那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人”, 这是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共识, 大多数国家是通过家计调查来甄别“穷人”。
我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救助的目标群体定位于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 并且通过家庭收入和财产调查的方式来确定。但各地在实施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以及住房救助等专项救助制度时, 往往也只是简单地将民政部门认定的城乡低保对象作为专项救助项目的受益者, 这种简单对接的方法, 直接导致了低保救助的“悬崖效应”, 即一旦享有低保, 其获得的效益将大大高于低保边缘户的家庭收入, 这样不仅有可能造成救助资源的浪费, 而且有可能制造新的社会不公平。
为了确保将有限的资源分配给最需要帮助的人, 有必要对我国目前社会救助的受益目标群体重新定位。第一, 细化目标对象, 具体划分为残疾人救助、未成年人救助、老年人救助、失业救助、家庭临时困难救助等, 这样针对性较强, 较接近做到“应保尽保”。第二, 根据救助对象的实际需要确定有效的救助形式。比如为未成年人提供食品券, 为老年人提供护理服务, 为失业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将救助与就业服务更好地结合起来, 提高救助效率。
(二) 重新定位救助管理职能部门
我国目前在实施社会救助政策过程中, 存在着多部门管理的现象。部门各行其是, 缺乏协调, 直接影响了社会救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目前相关部门的职能分工大体如下:民政部门负责城乡低保、灾民救助、临时救助、应急救助和社会互助等;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就业援助;卫生部门落实医疗救助政策;城建委负责住房救助;教育局落实教育救助;工会开展困难职工帮困。这种政出多头的执行机制, 既增加了救助环节和运行成本, 同时又容易造成重复救助或救助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
鉴于目前这种多部门管理的现状, 有必要重新定位社会救助管理职能部门。应当由民政部门全面负责各项社会救助事务的运行, 相关部门配合民政部门开展工作。这样既降低了社会救助的运行成本, 也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
(三) 提高救助标准, 降低有效边际税率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运行实践中是一种消极的救助, 只有当家庭收入低于当地政府确定的贫困线时才可以享受救助待遇, 并且实行差额救助, 即实际救助金额等于当地政府确定的救助标准减去申请救助者的实际收入, 这种100%的有效边际税率的做法直接导致两个后果, 其一是受助者无意通过自己的劳动或其他方式增加自己的收入, 因为增加多少意味着失去多少;其二是找到工作的受益者往往会隐瞒他们的收入, 继续享受低保待遇。这些结果都会直接损害社会救助的目标, 一方面使部分低保对象长期沉淀下来, 形成永久的贫困;另一方面实际收入水平已超过低保标准 (但隐瞒收入) 的仍然占有社会救助资源, 真正需要救助的贫困者却因为资源的有限性而被漏到网外, 这又形成新的社会不公。
我国社会救助待遇水平偏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为例, 2012年在全国36个主要城市中, 民政部网站公布的低保标准占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际收入的比重, 最低为15%, 最高为28%, 均值约为20%;实际人均补差占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最高为16%左右, 最低的只有5%, 大部分不足10%。我国现阶段的救助水平只能维持贫困者的基本生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逐步提高保障标准, 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三、结论
社会救助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第一块基石, 它是保障贫困群体基本生活的最后安全网。可以肯定地说, 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中最为成功的领域之一。目前, 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正处于加快建设与发展之中, 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向综合型社会救助体系发展, 从生存型救助向促进发展型救助、从维持温饱型救助到追求一定生活质量型救助发展, 这是社会救助制度适应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在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进程中, 面临许多问题, 需要从多方面加以改进与完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 从消极的社会救助向积极的社会救助转变, 加大就业援助, 增强个人责任意识、激励受助者走向工作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值得我国借鉴。
参考文献
[1]尼尔·吉尔伯特 (Neil Gilbert) 等编.王金龙等译.激活失业者——工作导向型政策跨国比较研究[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
[2]尼尔·吉尔伯 (Neil Gilbert) 等编.郑秉文等译.社会福利的目标定位——全球发展趋势与展望[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