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助改革

社会救助改革（精选12篇）

社会救助改革 篇1

一.无锡市深化社会改革的背景

“十二五”时期 (2011年至2015年) , 是无锡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也是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攻坚时期。在已经过去的“十一五”期间, 无锡市改革工作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 分别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所有制结构完善、社会事业领域改革等一系列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阶段性成效和突破性进展, 保持了在全国、全省领先, 取得了“中国改革优秀城市”等各项荣誉。五年来的改革成果丰硕、成效显著, 为“十二五”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 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显现, 主要是:部分干部群众对持续推进改革的认识还不到位, 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形势新要求存在差距;一些积累下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够到位, 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还需着力提升;行业组织发育还不够健全, 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作用发挥不够明显;社会管理体制亟待加强, 基层管理和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备;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还需加大力度, 二元体制结构尚待更大突破等, 迫切需要按照建立完善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制度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要求, 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社会改革, 着力构建保障科学发展的新体制。

在面临挑战的同时, 无锡市也存在着重大的发展机遇。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已成为全市上下的共识, 无锡的社会改革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在一些领域处于全国、全省的前列, 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 同时无锡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和谐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这些都为无锡加快社会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 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 对我国的发展模式以及在全球的定位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加快社会改革已成为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长三角地区一体化进程加速, 区域社会结构、城市功能、居民生活方式将出现深刻变化。受国内外及区域一体化形势的影响, 无锡总体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发展动力继续发生深刻变化, 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加快推进改善民生和保障经济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 加快建设和谐社会势在必行。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加快升级, 社会需求的多元化进一步发展, 人民群众对于政府职能转换, 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 解决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更为迫切, 建立保障科学发展、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的要求日益强烈, 改革面临着全新的环境, 已进入全面攻坚的关键时期。必须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 主动适应环境变化, 有效化解多种矛盾, 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新问题, 用创新的思路探索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 着力深化推进社会领域的综合配套改革。

二.无锡市深化社会改革的目标

“十二五”时期, 无锡市的社会改革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加强改革总体规划和宏观指导, 创新改革推进机制, 尊重基层首创精神, 全面深化社会改革, 着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更大突破, 推动改革由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向全面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转变, 为推动无锡市的率先发展、建设和谐无锡提供体制保障和强大动力。

按照中央关于加快社会改革的总体要求, 无锡市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创新思路, 全面推进和深化社会改革, 力求取得阶段性成效和突破性进展。到2015年, 初步建成职责明确、运转协调、服务高效、行为规范、廉洁自律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社会事业发展水平明显提升,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初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社会事业运行机制, 实现城乡基本接轨、产业相互融合、社会协调发展、差距明显缩小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率先建立比较完善的保障科学发展、率先发展、转型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攻坚的绩效居于全省全国前列。

三.无锡市推进社会改革的抓手

(一) 深化社会改革, 首先必须按照建设责任型、法治型和服务

型政府的要求,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完善绩效考核制度, 推进依法行政, 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公信力。具体内容包括:

1. 推进行政机构改革。

科学界定政府职能, 推进大部门制改革, 优化机构设置, 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和办事机构, 进一步减少管理层次, 推进行政体制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有机分开, 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 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探索开展减少行政层级改革试点工作, 整合街道办事处、社区工作站行政管理资源, 缩短管理链, 推动基层社区自治。优化行政区划, 推进镇村撤并和镇改街道、村改社区工作, 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化管理。深化乡镇 (街道) 机构改革, 进一步压缩行政编制, 精简机构, 提高效率。

2.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继续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以及管办分离等体制改革, 理顺政府职能分工, 建设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进一步清理和规范行政收费项目, 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结合事业单位深化改革, 取消“养人收费”项目。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进一步理清市与市 (县) 区政府职能分工, 按照“依法下放、能放就放”的原则, 下放市 (县) 区政府更多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赋予经济发达试点镇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扩大中心城镇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3. 推进政务公开。

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建设全市统一的信息资源交换与共享的平台, 推进跨部门信息系统的建设、优化和共享, 健全行政权力全社会的监督检查、考核评价、责任追究等各项配套制度, 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严格管理, 严格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稳步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化, 通过政府网站公开政府采购、审计整改等领域的信息。加快地方立法, 保证公共政策和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类信息的公开。推进依法行政, 深化行政绩效改革, 建立分类指导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 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和公众利用媒体与网络等多种渠道参与对政府的绩效评估和监督, 评估和监督的结果在适当范围内进行反馈与公开。

4. 推进行业组织改革。

加强行业组织体系建设, 完善行业组织长效管理机制, 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社会管理功能和资源配置作用。清理和整合现有行业组织, 进一步提升行业组织的规模和质量。加快培育发展各类新兴行业组织, 建立全市统一的行业组织信息平台, 规范行业组织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市级层面的政府和部门向行业组织转移职能和购买公共服务工作机制, 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年度购买服务的事项及要求, 并纳入部门年度财政预算, 促进行业组织健康发展。

5. 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建设。

制定科学完善的民主程序, 建立健全社会利益表达机制, 全面实施基层干部的公推直选制度,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进一步优化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产生办法和人员结构, 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制度化和规范化。建立科学有效的机制, 鼓励并引导群众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完善社区居民自治制度。

6.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推进领导班子配备规范化改革, 健全干部选拔任用民主决策机制, 加大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力度, 推进公务员交流轮岗常态化。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建立健全干部日常管理制度, 加大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创新力度, 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机制。完善干部工作信息公开制度, 实行公务员收入和财产公开试点, 接受公众监督。积极探索在部分行业和领域对新进人员实行聘任制试点。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 构建不同类别公务员各自独立的职业发展通道和薪酬体系, 建立和完善相关配套管理制度。畅通“上下进出”渠道, 建立能进能出的机制。

(二) 推进社会改革, 必须按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要求, 推进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和方法手段创新, 着力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建设和谐无锡。具体内容包括:

1. 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合理调整和改革现行城管模式, 健全基层管理和服务体系, 积极探索更加高效科学的城市管理新机制。理顺管理体制, 科学界定和划分市、区、街道和社区的管理职责, 强化区级属地管理责任, 合理下移城市管理重心, 在人、财、物投入上进一步向街道 (镇) 倾斜, 保障街道 (镇) 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城市管理的评估制度和评价指标体系,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全面推进数字化城市管理, 构筑资源共享的城市管理信息网络, 创建城区全覆盖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 实现城市长效管理信息化、网格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进行资源整合, 把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转化为政务信息平台、社会管理平台、社区服务平台等高度集成的综合系统。

2. 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

推进社会管理重心向社区下移, 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 强化社区基层组织在人口管理、促进就业、社会事务、维护治安、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社区组织体系, 加强城乡社区平台建设, 实现城乡社区扁平化管理全覆盖。大力发展社区服务, 加快形成政府公共服务、居民志愿互助服务、市场提供便民利民服务相衔接的社区服务体系。加强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 推进社区服务信息化、标准化, 实现社区信息资源共享。加大社区 (村) 综合治理和居 (村) 民自治, 合理规划布局农村新型社区, 健全农村新型社区管理体制机制。

3. 推进人口管理体制改革。

建立健全人口管理体制和人口社区化、社会化服务管理体系, 进一步优化人口分布。创新人口服务管理体制, 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 充分发挥居住证制度在调节人口增长、改善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方面的积极作用。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模式, 使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逐步与户籍制度脱钩, 鼓励外来务工人员向新市民转化, 逐步实现常住人口同城待遇。

4. 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社会组织管理和互联网服务管理

机制, 完善参与型、自治型社会治理结构, 逐步建立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府调控机制与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新模式。加强社会管理机构、体系、能力建设, 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纽带作用, 推动行政管理与基层自治合作互动。创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 降低登记门槛, 构建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健全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 引导和培育社会组织承担部分社会管理职能。

5. 创新公共安全机制。

加大公共安全投入, 健全对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食品安全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的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体系, 不断提高公共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完善利益诉求协调机制, 整合各方面力量, 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 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平台。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力。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提高突发事件预警、应急和保障能力, 整合应急力量和社会资源, 完善联动机制, 形成社会化、专业化相结合的应急保障体系, 建设平安无锡。

(三) 深入社会改革, 还必须适应社会转型要求, 完善保障和改

善民生的体制, 深化社会事业管理机制改革,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不断提升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具体内容包括:

1. 深化“管办分离”改革。

按照社会事业发展需求, 科学设置社会事业管理机构, 深化社会事业“政事分开、管办分离”改革, 探索建立政府出资人制度和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从“政府管、机构办”逐步过渡到“政府管、单位办”。完善事业单位绩效评估体系, 创新财政供给方式, 扩大社会事业领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 变“养人”为“养事”, 实现提供主体和服务方式的多元化。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和带动作用, 调动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向社会事业等公共服务领域, 对适合放开的领域实行社会化投资、市场化运营、产业化发展, 多层次、多渠道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创新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鼓励并促进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领域, 改进公共服务质量。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实现经营市场化、投资多元化, 增强多层次供给能力。

2. 深化社会事业体制改革。

深化学前教育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 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投入机制, 解决幼儿园入学难、入学贵的问题。实施义务教育优质资源配置均等化改革, 推进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 改革中考制度, 积极实施职业教育综合改革, 激发职业教育发展活力。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 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 全面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建设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加快推进公立医院医药分开和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 吸引外资和社会资本兴办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完善文化市场管理体系, 改进文化生产方式, 提升文化传播能力, 做强做大文化市场竞争主体, 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发展, 充分集聚优势文化资源, 激发文化发展整体活力。全面推进体育事业和产业体制机制创新, 深化体育场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改革,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推行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社会化服务, 提高“自我造血”和“自我完善”功能, 发挥体育产业的集群优势, 整合优化体育资源配置, 不断提升体育事业和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3. 深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坚持“分类定位、分开管理、分别改革”的原则, 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探索建立经营性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机制。创新事业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 推广理事会制度的行业和领域, 努力构建以理事会为主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整合、收入分配等改革, 全面试行人员聘用制度, 完善岗位绩效工资制, 实现事业单位人员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 行政任用关系向聘用关系的转变。全面推行由社会组织对事业单位进行公共服务绩效“公众满意度”调查, 实现事业单位人员管理从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 从行政任用关系向聘用关系的转变。

(四) 城乡一体化是无锡市在十二五期间深化社会改革的一项

重要内容, 必须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综合改革, 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积极营造有利于发展新产业、壮大新组织、培育新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具体内容有:

1. 实施城乡规划一体化。

在城市总体规划和城乡统筹规划的基础上编制各区域发展规划、各乡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控制性详规, 形成城镇总规、详规到专项规划层次分明的城乡规划体系, 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奠定基础。按现代化要求, 精心编制城乡一体化的各类规划, 使城乡发展规划、布局规划、土地规划有机衔接, 实现城乡规划全覆盖。

2. 创新城乡土地管理体制机制。

完成农村土地和农民住宅确权登记发证, 健全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将非农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等统一纳入土地市场建设, 按照节约用地、保障农民权益的要求推进征地制度改革, 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农民共享的集体建设用地收益合理分配机制。深入推进“两置换一转化”改革, 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前提下, 建立符合农民意愿的承包地流转制度, 允许和鼓励农民按照自愿有偿原则, 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深化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 逐步实现农民住房商品化。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前提下, 积极探索多种土地流转方式, 推进集体经营性土地的市场化流转, 给农民私有和集体所有的房产颁发房地产证, 允许上市交易和抵押。

3. 创新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的组织体系, 鼓励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 推动农村合作组织建设,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完善现代农业保障体系, 加快构建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和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体系, 积极发展农业保险, 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 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和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等新型金融机构, 鼓励发展小额贷款和微型金融服务, 探索农村住房产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抵押贷款业务, 构建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

4. 完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切实按照合作制的基本要求, 逐步规范章程, 健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内部管理运作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尊重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 加强民主管理, 规范操作行为。建立完善“利益共沾、风险共担”的利益分配制度, 完善“二次分配”。切实保障农民利益, 土地股份合作要以维护农民土地权益、促进农民增收为目的, 合理确定承包期限, 保证农民收益稳定增长。规范内部管理、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逐步建立完善资产管理、财务管理、年度预决算、收益分配、社务公开、经营责任考核等制度。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用于扶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并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推出有突破性和激励性的扶持措施, 着力培育一批具有自主品牌、产业优势明显、经济实力较强、带动农民增收显著、运行规范的专业合作示范社。

5. 创新推进城乡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对接并轨的体制机制。

完善覆盖城乡的劳动就业服务体系, 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 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健全城乡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 规范职业中介行为, 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制度, 统一失业保险待遇标准。持有《就业失业登记证》的城乡就业困难人员同等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等就业援助扶持政策。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促进城乡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实现应保尽保,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构建以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为主体, 各项医疗互助、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为补充的, 覆盖城乡所有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加强区域合作, 不断完善养老、医疗保险转移接续办法和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办法。完善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五保”供养制度为基础, 以养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体系。加快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 实现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城乡社区 (村) 全覆盖。完善城乡低保制度, 落实低保标准自然增长机制。注重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障的有效衔接, 进一步完善规范高效、覆盖城乡的现代社会救助体系。

6. 创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

把城郊被征地农民和城中村农民转为城市居民, 将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有序转为城镇居民, 将进城就业农民统一纳入城市社会管理, 促进住房租购、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户口在居住地登记、随居民流动自由迁徙的统一户籍管理制度, 实现户口登记地与实际居住地一致。城乡居民自由迁徙并落户后, 按照选举法、村 (居) 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户籍所在地享有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民主管理权利。建立以身份证号码为标识, 集居住、婚育、就业、纳税、信用、社会保险等信息于一体的公民信息管理系统。

四.结语

保证无锡市的社会改革顺利推进, 必须要围绕改革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 建立健全改革推进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和有序推进机制, 兼顾各方, 统筹规划, 突出攻坚, 确保规划目标的顺利完成。要加强改革总体规划和项目设计, 仔细研究新时期社会改革的特点和制度变迁的规律, 重视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确定社会改革的优先次序和重点任务, 提升改革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在不同的阶段, 要紧紧围绕大局, 科学设计切实可行的改革项目, 明确阶段性改革目标。要将改革工作列入重点工作序列, 从上而下推进改革, 加大对改革工作经费保障和金融支持力度, 保障改革工作的顺利推进。结合社会改革工作的特点和规律, 加强对重大改革项目进行预审, 妥善考虑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 科学评价改革效果。完善跟踪督查及考核评价机制, 强化动态跟踪督查, 将改革工作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进行专项督查。坚持科学合理的原则, 探索建立分类指导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政府要切实发挥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作用, 主动公开考核过程,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提升群众对改革工作的认同感和满意度。最后, 必须努力营造全社会参与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关心、参与和支持社会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制订重大改革方案时, 认真听取、充分吸收社会各方和群众意见, 把征求意见的过程变成凝聚智慧、统一思想、达成共识的过程。要结合阶段性重点工作, 采取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形式, 大力宣传改革工作的重大意义、经验和成效, 增强广大群众参与改革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营造全社会参与改革攻坚的浓厚氛围。我们相信, 在“十二五”期间, 无锡的社会改革必然有一个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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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改革 篇2

加快社会组织改革，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作者：

来源：《检察风云·创新社会管理理论》2013年第02期

【编者按】社会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将日益突出。如何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稳步推进政社分开；如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功能，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合作治理的社会管理新格局等，是本期关注的话题。

【摘要】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社会组织成为了社会管理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于如何发展社会组织的话题，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书记崔明华同志指出，要在充分理解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内涵基础上，认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进一步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向和工作重点。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沈国明教授指出，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势在必行的，我们在鼓励的同时还要规范其运作，让社会组织在有序的状态下发展。上海市社联科研处处长徐中振教授指出，当前应加快形成和完善社会组织体制的公共性领域、支持性体系和社会化机制，注重解决制度安排、政策环境和购买服务方式等问题。上海商学院韩狄明教授和同济大学詹兆雄教授指出，社会组织在解决社会冲突方面有积极的作用，应充分释放其正能量的发挥，同时完善制度以规避社会组织可能造成的风险。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管理学院院长章友德教授针对目前社会组织在运作中出现的角色不清、角色紧张和角色冲突的问题指出，社会组织必须要认清和明确其在社会转型中的角色和位置，才能发挥其作用，参与社会管理。上海商学院李红艳副教授从国外社会组织的发展概况探讨国内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指出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和规范。

个税改革如何体现社会公平 篇3

【关键词】个税改革;起征点;社会公平

中图分类号:F81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5-0083-01

1 我国个税起征点改革之路

我国于1980年9月颁布施行个人所得税法,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时确定了个税800元的起征点。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把个人所得税工薪费用减除标准从800元调整到1600元。决定将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2007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正式获得通过:自2008年3月1日起,我国个税起征点将从现在的1600元/月上调至2000元/月。这意味着,在新的修正法草案实施后,个人每月工资、薪金所得,将以每月收入额减除2000元后的余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

个人所得税因关乎每个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而一直备受关注。由于近年物价迅猛上涨,工薪阶层的消费能力在承受着严峻考验,而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人群中工薪阶层又占绝对数量,因此,我国政府不得不为工薪阶层着想,逐步调整个税起征点,以减轻人们的生活压力。此次个税起征点由1600元提高到2000元,是自1980年以来的第二次调整。上一次个税起征点由800元提高至1600元用了26年,这一次仅用了两年,应该说,个税起征点调整步伐的加快显示了政府更加关注民生的政策取向。

2 现行个税起征点政策之惑

对于此次个税起征点的上调,舆论界普遍认为此举有助于促进个税公平,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此次个税起征点的调整,与民意期待仍有一定的差距。

首先,目前的个税征收,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是否合适。由于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所谓的南北差异、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差异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将全国的平均水平作为征税的指标显然有失公平。鉴于目前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现状,2000元的个税起征点在贵州可能是合理的,但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可能就变成了“人头税”,可能就是不合理的。在一次民意调查中显示,82.5%的公众反对个税起征点“一刀切”。而业内专家也建议,中央可否允许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城市或地区,根据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做适当调整,从而形成适当多元化的个税起征体系。

其次,个税起征点是个动态概念,消费指数在变,CPI在变,起征点不可能一成不变。要靠立法手段把起征点强制固定下来,显然是不现实的。起征点要经常上调,但法律却不能经常“修正”。

再次,在我们这个社会保障体系还十分薄弱的转型国家里,家庭事实上部分分担了本应由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职能。而我们的个税制度却全然不顾家庭,只从方便管理的角度建规立制,这势必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危害。在2007年的两会上,广东省政协委员陈开枝就曾举例说:两对夫妇,总收入都是3000元,一对夫妇,妻子失业,丈夫月收入3000元,其中1400元要按比例缴个税;而另一对夫妇各收入1500元,则不需要缴税。同样收入,同样家庭,缴税数额却不相同。这合理吗?

3 如何优化我国个税改革

个税起征点的调整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我国个税改革的力度与方向,个税起征点的合理性也对推动个税改革、体现社会公平有着重要影响。但对个税起征点标准的设定有其政策性的困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所谓社会公平,是指从制度安排上要使社会全体成员都能有一个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要保证避免让社会中的所谓弱势群体沦入最悲惨的境地。如何更好的体现社会公平?则需要全面的个税改革,这意味着我国个税改革还需不断优化。

目前国际上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综合所得税制,将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的各种所得综合起来,减去法定减免和扣除项目的数额后,就其余额按累进税率征收个税;而另外一种即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混合所得税制,合并了分类所得税制和综合所得税制而成的个税制度。

基于我国国情同时借鉴外国经验,笔者认为个税改革应从几方面入手。首先,提高个税起征点虽然是好事,但也只能说是权宜之计。调整个税起征点不如尽快施行个税征收指数化,将个税起征点与收入变化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挂钩,按照消费物价指数的涨落,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的使用税率和纳税扣除额,实行不同年度浮动的个税起征点制度,从而保护低收入者利益,有利于减轻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困难群体的负担,实现税负公平。

然而,单纯依靠提高个税起征点并不能真正实现社会公平。除了提高个税起征点之外,还需要从个人所得税的课征制度、征税范围、税率等多方面进行调整,同时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办法,建立多税种相互配合的收入调控体系,逐步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课征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和谐社会。

因此,个税改革的优化不能仅从个税起征点上下功夫,还应从更广泛的视角来审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突破个税改革的瓶颈,推动社会公平。另外,在任何社会,税制是一个大问题,它首先是政治和法律问题,然后,才是经济问题。这更要求从更广的视角来审视个税改革。个税改革的优化调整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只有将各方面充分予以考虑,才能真正体现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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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树玲. 我国个人所得税存在的问题及改革设想[J] .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02).

[4]杨继瑞. 试论社会主义个人所得税的性质和意义[J] . 贵州社会科学, 1987,(09).

[5]余中福.合理规划个税起征点,创建和谐税负机制[J] .现代商业,2008,(27).

[6]侯金艳.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的思考[J] .辽宁经济,2008,(11).

社会救助改革 篇4

一、国外社会救助制度发展改革路径

纵观国外主要发达国家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几年的发展历程, 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社会救助支出膨胀、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管理成本上升、救助对象福利依赖现象严重、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益扭曲等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各国根据各自的国情采取不同的改革措施, 使社会救助在保障公平的基础上促进效率, 达到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帕累托改进。概括起来, 国外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呈现出以下几种路径。

(一) 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目标是保障贫困者的最低生活需要, 帮助其脱离贫困状态。发展中国家社会救助主要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而发达国家解决的是相对贫困问题。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传统的社会救助制度都以保障贫困者的基本生存为主要目标。当社会成员的收入低于当地贫困线即有资格获得政府救助, 救助方式以现金或实物为主。这种救助属于被动消极的救助。上世纪90年代, “就业是最有效的脱贫方式”理念开始兴起, 于是, 美国、英国、荷兰、新西兰、挪威等主要发达国家发起了一场“从社会福利到工作福利”的计划, 旨在通过福利补贴提高受助者的就业能力, 帮助失业者尽快重返劳动力市场。

以英国为例, 从1996年开始, 工党政府为了鼓励人们积极就业, 将以前实施的收入补贴和失业救济改革为求职者津贴, 为积极寻求就业机会的人提供补助。布莱尔政府在1998年开始了一项大规模的“从福利到工作”计划, 分别为青年人、长期失业者等弱势群体制定了不同的行动计划, 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帮助其就业。

(二) 由权利型向权利义务结合型转变

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是社会救助区别与社会保险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社会救助理念认为, 贫困并非完全是个人原因造成的, 所以当个人陷入生活贫困状态时, 就有权利向政府申请救助, 同时政府在社会救助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的积极理念开始在西方国家社会救助政策中萌生, 其基本思路就是将领取救助待遇与工作联系起来, 即对获得救助的对象增加工作要求, 旨在减少福利依赖。它反映了一种新的福利价值观, 即依靠工作比依靠政府救助更能改善人们的经济境况。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对社会救助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在救助过程中增加对受助者的工作要求。如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协调法》, 同时“贫困家庭临时救助” (简称TANF) 取代了实施多年的“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 (简称AFDC) 项目。新的法案要求依靠政府救助的家长在两年内必须工作, 否则这个家庭将失去救济金。

(三) 减弱负激励效应

西方国家 (特别是福利国家) 在实施社会救助制度过程中, 受助者都不同程度存在负激励效应, 即所谓的“贫困陷阱”和“失业陷阱”。这主要归因于较高的“有效边际税率” (简称EMTR) ——努力工作使名义收入增加, 而实际收入反而降低 (或有微小提高) 。负激励效应削弱了受益者的工作积极性, 造成其对福利的长期依赖。减少和避免负激励效应, 提高受助者的劳动参与率, 是许多国家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1996年新西兰对原有的“家庭用途补助计划”的扣减率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新西兰政府采用了双管齐下的方法, 一方面, 增加低收入者的工作报酬;另一方面降低对低收入者的扣减率。改革之后, 对于收入在5000~10000美元这一低收入群体而言, 其EMTR的总体水平较改革之前降低了50%。

二、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再设计

我国已形成了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以灾害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援助、法律援助等专项救助为配套措施的综合救助体系, 目前社会救助制度面临着提高救助功效、完善现行制度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任务。

(一) 重新定位目标群体

社会救助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谁将获得这种福利?即社会政策中所谓的“目标定位”——受益者资格的认定。社会救助是帮助那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人”, 这是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共识, 大多数国家是通过家计调查来甄别“穷人”。

我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救助的目标群体定位于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 并且通过家庭收入和财产调查的方式来确定。但各地在实施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以及住房救助等专项救助制度时, 往往也只是简单地将民政部门认定的城乡低保对象作为专项救助项目的受益者, 这种简单对接的方法, 直接导致了低保救助的“悬崖效应”, 即一旦享有低保, 其获得的效益将大大高于低保边缘户的家庭收入, 这样不仅有可能造成救助资源的浪费, 而且有可能制造新的社会不公平。

为了确保将有限的资源分配给最需要帮助的人, 有必要对我国目前社会救助的受益目标群体重新定位。第一, 细化目标对象, 具体划分为残疾人救助、未成年人救助、老年人救助、失业救助、家庭临时困难救助等, 这样针对性较强, 较接近做到“应保尽保”。第二, 根据救助对象的实际需要确定有效的救助形式。比如为未成年人提供食品券, 为老年人提供护理服务, 为失业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将救助与就业服务更好地结合起来, 提高救助效率。

(二) 重新定位救助管理职能部门

我国目前在实施社会救助政策过程中, 存在着多部门管理的现象。部门各行其是, 缺乏协调, 直接影响了社会救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目前相关部门的职能分工大体如下:民政部门负责城乡低保、灾民救助、临时救助、应急救助和社会互助等;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就业援助;卫生部门落实医疗救助政策;城建委负责住房救助;教育局落实教育救助;工会开展困难职工帮困。这种政出多头的执行机制, 既增加了救助环节和运行成本, 同时又容易造成重复救助或救助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

鉴于目前这种多部门管理的现状, 有必要重新定位社会救助管理职能部门。应当由民政部门全面负责各项社会救助事务的运行, 相关部门配合民政部门开展工作。这样既降低了社会救助的运行成本, 也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

(三) 提高救助标准, 降低有效边际税率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运行实践中是一种消极的救助, 只有当家庭收入低于当地政府确定的贫困线时才可以享受救助待遇, 并且实行差额救助, 即实际救助金额等于当地政府确定的救助标准减去申请救助者的实际收入, 这种100%的有效边际税率的做法直接导致两个后果, 其一是受助者无意通过自己的劳动或其他方式增加自己的收入, 因为增加多少意味着失去多少;其二是找到工作的受益者往往会隐瞒他们的收入, 继续享受低保待遇。这些结果都会直接损害社会救助的目标, 一方面使部分低保对象长期沉淀下来, 形成永久的贫困;另一方面实际收入水平已超过低保标准 (但隐瞒收入) 的仍然占有社会救助资源, 真正需要救助的贫困者却因为资源的有限性而被漏到网外, 这又形成新的社会不公。

我国社会救助待遇水平偏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为例, 2012年在全国36个主要城市中, 民政部网站公布的低保标准占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际收入的比重, 最低为15%, 最高为28%, 均值约为20%;实际人均补差占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最高为16%左右, 最低的只有5%, 大部分不足10%。我国现阶段的救助水平只能维持贫困者的基本生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逐步提高保障标准, 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三、结论

社会救助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第一块基石, 它是保障贫困群体基本生活的最后安全网。可以肯定地说, 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中最为成功的领域之一。目前, 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正处于加快建设与发展之中, 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向综合型社会救助体系发展, 从生存型救助向促进发展型救助、从维持温饱型救助到追求一定生活质量型救助发展, 这是社会救助制度适应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在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进程中, 面临许多问题, 需要从多方面加以改进与完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 从消极的社会救助向积极的社会救助转变, 加大就业援助, 增强个人责任意识、激励受助者走向工作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值得我国借鉴。

参考文献

[1]尼尔·吉尔伯特 (Neil Gilbert) 等编.王金龙等译.激活失业者——工作导向型政策跨国比较研究[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

[2]尼尔·吉尔伯 (Neil Gilbert) 等编.郑秉文等译.社会福利的目标定位——全球发展趋势与展望[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

推进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改革发展 篇5

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快发展（2012年12月29日、30日）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发生很大变化。同时，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为数不少的困难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央对扶贫开发工作高度重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到有计划、有资金、有目标、有措施、有检查，大家一起来努力，让乡亲们都能快点脱贫致富奔小康。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帮助困难群众特别是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困难群众脱贫致富摆在更加突出位臵，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分类指导、因势利导，各项扶持政策要进一步向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倾斜，进一步坚定信心、找对路子，坚持苦干实干，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快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心里装着困难群众，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满腔热情为困难群众办事。

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农村基层的同志，工作在第一线，条件也不好，一年到头操劳得很，很辛苦，很不容易，我向你们表示诚挚的慰问。要原原本本把党的政策落实好，大家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一定要想方设法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让十三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

（2013年9月25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养年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

中国将继续响应联合国的倡议。中国有2.6亿名在校学生和1500万名教师，发展教育任务繁重。中国将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臵，不断扩大投入，努力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中国将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教育交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推动人类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的视频贺词要点

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

（2013年10月29日）

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是满足群众基本住房需求、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目标的重要任务，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必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各项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努力把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办成一项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德政工程。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关系人民安居乐业，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群众住房问题。经过长期努力，我国住房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解决群众住房问题是一项长期任务，还存在着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需求尚未根本解决、保障性住房总体不足、住房资源配臵不合理不平衡等问题。人民群众对实现住有所居充满期待，我们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气力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要处理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化的关系、住房发展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关系、需要和可能的关系、住房保障和防止福利陷阱的关系。只有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才能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满足多层次住房需求。同时，总有一部分群众由于劳动技能不适应、就业不充分、收入水平低等原因而面临住房困难，政府必须“补好位”，为困难群众提供基本住房保障。从我国国情看，总的方向是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要总结我国住房改革发展经验，借鉴其他国家解决住房问题的有益做法，深入研究住房建设的规律性问题，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建立统一、规范、成熟、稳定的住房供应体系。要千方百计增加住房供应，同时要把调节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放在重要位臵，建立健全经济、适用、环保、节约资源、安全的住房标准体系，倡导符合国情的住房消费模式。“十二五”规划提出，建设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3600万套（户），到2015年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左右，这是政府对人民作出的承诺，要全力完成。要重点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加快建设廉租住房，加快实施各类棚户区改造。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中，要注意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相结合，努力满足基本住房需求。住房是群众安身立命之所，质量安全至关重要。要优化保障性住房规划布局、设施配套和户型设计，抓好工程质量。

要完善住房支持政策，注重发挥政策的扶持、导向、带动作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完善土地政策，坚持民生优先，科学编制土地供应计划，增加住房用地供应总量，优先安排保障性住房用地。要完善财政政策，适当加大财政性资金对保障性住房建设投入力度。要综合运用政策措施，吸引企业和其他机构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要积极探索建立非营利机构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运营管理的体制机制，形成各方面共同参与的局面。保障性住房建设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要把这件好事办好、真正使需要帮助的住房困难群众受益，就必须加强管理，在准入、使用、退出等方面建立规范机制，实现公共资源公平善用。要坚持公平分配，使该保障的群众真正受益。要对非法占有保障性住房行为进行有效治理，同时要从制度上堵塞漏洞、加以防范。对非法占有保障性住房的，要依法依规惩处。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这次事故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这次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令人痛心。目前，经过国务院有关部门、山东省委和省政府、青岛市委和市政府以及有关方面共同努力，事故处理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下一步，要尽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妥善安排遇难者后事，安慰好家属，安臵好群众生活。对这次事故要抓紧调查处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各地区各部门、各类企业都要坚持安全生产高标准、严要求，招商引资、上项目要严把安全生产关，加大安全生产指标考核权重，实行安全生产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风险“一票否决”。责任重于泰山。要抓紧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党政一把手必须亲力亲为、亲自动手抓。要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加强督促检查、严格考核奖惩，全面推进安全生产工作。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中央企业要带好头做表率。各级政府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依规，严管严抓。

安全生产，要坚持防患于未然。要继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做到“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要采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暗查暗访，特别是要深查地下油气管网这样的隐蔽致灾隐患。要加大隐患整改治理力度，建立安全生产检查工作责任制，实行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做到不打折扣、不留死角、不走过场，务必见到成效。

要做到“一厂出事故、万厂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全国受警示”。各地区和各行业领域要深刻吸取安全事故带来的教训，强化安全责任，改进安全监管，落实防范措施。

冬季已经来临，岁末年初历来是事故高发期。希望大家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牢牢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把工作抓实抓细抓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促进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习近平在青岛黄岛经济开发区考察输油管线泄露引发爆炸

事故抢险工作时的讲话要点

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

（2014年2月27日）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要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国正处在这个大潮之中，受到的影响越来越深。我国互联网和信息化工作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网络走入千家万户，网民数量世界第一，我国已成为网络大国。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在自主创新方面还相对落后，区域和城乡差异比较明显，特别是人均带宽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国内互联网发展瓶颈仍然较为突出。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对一个国家很多领域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要认清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充分认识做好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要处理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做到协调一致、齐头并进，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努力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网络信息是跨国界流动的，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信息技术和产业发展程度决定着信息化发展水平，要加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信息采集、处理、传播、利用、安全能力，更好惠及民生。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建设网络强国，要有自己的技术，有过硬的技术；要有丰富全面的信息服务，繁荣发展的网络文化；要有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形成实力雄厚的信息经济；要有高素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队伍；要积极开展双边、多边的互联网国际交流合作。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要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向着网络基础设施基本普及、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信息经济全面发展、网络安全保障有力的目标不断前进。

要制定全面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研究发展战略，下大气力解决科研成果转化问题。要出台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让他们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成为信息产业发展主体。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建设网络强国，要把人才资源汇聚起来，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强大队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培养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网络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水平创新团队。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要发挥集中统一领导作用，统筹协调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制定实施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不断增强安全保障能力。

——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 大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目的就是更好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

——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

（2014年4月25日）面对新形势新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对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十分紧要。各地区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形成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强大合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我们保持了我国社会大局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环境。“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特别是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管理、处理国家安全风险，有力应对、处臵、化解社会安定挑战。各地区各部门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切实做好国家安全各项工作。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国家安全教育，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反恐怖斗争事关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是一场维护祖国统一、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斗争，必须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要建立健全反恐工作格局，完善反恐工作体系，加强反恐力量建设。要坚持专群结合、依靠群众，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动，筑起铜墙铁壁，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要发挥爱国宗教人士作用，加强对信教群众的正面引导，既满足他们正常宗教需求，又有效抵御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

暴力恐怖活动漠视基本人权、践踏人道正义，挑战的是人类文明共同的底线，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要坚定不移相信和依靠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他们一道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要加强新形势下反分裂斗争，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臶，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打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最大限度团结各族群众。要加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多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要正确把握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及时妥善解决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纠纷，坚决遏制和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进行的分裂、渗透、破坏活动。

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做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做好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工作，从制度、机制、政策、工作上积极推动社会矛盾预防化解工作。要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大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力度，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完善和落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体制机制，完善和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预防和减少利益冲突。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对各类社会矛盾，要引导群众通过法律程序、运用法律手段解决，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

顾骏：以改革消除社会戾气 篇6

近年来，“暴戾”或“戾气”这个国人原本生疏的字眼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媒体的重要位置。论事由大小，既有欠薪不还，还雇佣黑社会残害讨薪农民工，也有公交车上长者为座位殴打中学生；论相互关系，既有亲人相残，同室投毒，也有为泄私愤，滥杀无辜；论行事风格，既有医院里打砸的，也有网络上喊杀的；论肇事者身份，既有公务员暴力执法，也有个人为“维权”而自焚，不一而足。一时之间，“温良恭俭让”不见痕迹，争强斗横却“蔚然成风”。戾气漫溢之下，不能说人人自危，至少令人心生疑惑：这股戾气从何而来？中国人相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何以经济高速发展多年，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都有明显提高的当下，人文底线却一再被突破？中国社会到底怎么了？

要认识戾气事件何以多发，必先搞清楚其性质。在法学家看来，所有戾气事件都是对法律和法治的挑战，所以既是一个法律保护公民力度不足、也是一个法治强度不够的问题。在心理学家看来，个人超出正常行为边界，行事不讲道理，执意追求极端效果，是个人心理失控的表现。在经济学家看来，戾气漫溢是因为行恶能带来收益，社会存在“戾气资本化”的内在逻辑。在思想政治工作者看来，善恶不分，道德不彰，人性之恶无所抑制才是原因。而在政治学家看来，贫富分化之后，阶层之间利益冲突缺乏规制，才导致戾气四处漫溢，如此等等。各个学科都有各自对戾气事件性质和成因的看法，但在社会学看来，戾气事件的本质与成因首要的是社会与个人关系失衡，是社会失序导致了个人失控——戾气表现在个人身上，但其根源在社会结构之中。

社会与个人关系失衡的主要表现

第一，所有戾气事件都采取了“非制度性手段”，也就是放弃社会规定的正常手段，而力图“以个人方式解决个人问题”，不仅普通百姓随便采用打斗、凶杀、自焚甚至纵火等极端手段，就连一些本该知法守法的官员也放着法律途径不走，而雇佣不良之徒，使用黑社会手段，来实现行政目标。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最后只能导致暴力的不断升级。在任何社会中，冲突都是难免的，但一个正常的社会必有控制冲突的办法，其中制度化的公力救济能以最低成本帮助个人脱困，维护公共秩序。如今，国人舍公力救济，而取私力救济，说明个人对于制度性设置没有了信心，社会与个人关系已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崩塌。

第二，自古以来，即便私力救济，也讲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个人内心总存在一个底线，或曰“对等待遇”原则。但在当下，许多戾气事件的当事人往往“追求无底线的杀伤效果”，不顾“有冤伸冤，有仇报仇”的常理，放任行为后果，为个人些许不利、不快，就可以杀人害命，甚至拿无辜者开刀。个人有报复心，本属于“人之常情”，但任何社会都有一套文化价值观，所谓“天理”即是为个人行为设置的底线，为的是使人在心智失常的当口尚能“良心发现”。但在雇人挑断要求索还欠薪的农民工脚筋的企业主、屠刀砍向幼儿的凶手、纵火公交车的肇事者那里，作为社会基本要求的文化约束已荡然无存，个人无所顾忌地宣泄最原始的报复快感。

第三，在一些如砍杀幼儿、公交车纵火等恶性程度极高的戾气事件中，当事人所作所为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其伤害范围已超出特定对象，而是不加选择地伤害无辜者，目的只是为了制造公众恐慌，扩大社会效果，施压于政府。如此行径具有鲜明的“反社会性质”，更加证明个人与社会关系失衡已经到了个人直接挑战社会的地步。

第四，除了部分完全丧失理性，被绝望所控制的施暴者外，许多戾气事件中分明存在着“理性人”，即借戾气事件牟利的个人、组织。无论在替工伤得不到赔偿的农民工追偿，还是在为患者争取最多医院补偿，或是在帮政府拦截上访者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些个人或组织借“暴戾”而渔利的现象。“暴戾资本化”之后，越是手段暴戾，越是要价高昂，越是利润丰厚，而一旦戾气获得市场对价，就有了自己的“造血机制”，必定愈演愈烈。到这一步，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失衡就开始进入“自我再生产”阶段，如不加以遏制，势必越走越远。

戾气事件频发的深层次原因

如果说戾气漫溢的原因在于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失衡，那么其失衡的深层次、结构性的原因又是什么？厘清这一问题，还需回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变迁的基本路径上来。

首先，改革是一个“除旧立新”的过程，必定要求破除原有的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在不断摸索中寻找一条新路，“摸着石头过河”不但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中国30多年的发展证明了这一方略的合理性。问题在于，“摸着石头过河”是以创新探索的当下有效性为标准，只要行得通的就是合理的，其结果是旧体制打满了“补丁”，却没有自动转化为新体制，最后难免造成制度层面的“碎片化”效应。而且，“河里摸石头”久了，习惯成自然，容易让人忘了过河最好的办法还是架桥或建隧道。原有的制度性设置被废除或无疾而终，新的制度架构及其运作机制或迟迟建不起来，或因不完善建成之后难以运作，如此等等，是当下种种社会问题的共同原因。从“历史遗留问题”越积越多，上访制度漏洞百出却既难以健全、也无法废止，到官商不勾结难以成事、而勾结之后又坏事居多，再到“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等等，改革以来民众总结的这些“普遍规律”，无不在提醒人们只有不顾及制度规定才能“获得成功”的现实。制度不存在或不起作用，自然激发各人竞相“以个人方式解决问题”，也鼓励了通过“暴戾化”来发财和“维权”的积极性，戾气事件也因此而高发。

其次，中国改革既采取了“效率优先”的原则，又采取了政府驱动的模式，两相结合造就了政府的“效率第一”偏好，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公权力机构以维护公平为首要职责的原则。为了发展经济，政府不但未能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端平一碗水”，还为了提高GDP增速而直接介入市场，裁判员成为运动员，导致市场原有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特性被过度强化。从不给合理补偿就让国有企业职工强制下岗、居民物业被强制拆迁，到农民工被欠薪得不到行政和司法机关出面维权，再到医保投入不够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工薪阶层血汗收入被高房价榨取殆尽……政府相信“以目的证明手段的合理”，全力推动经济发展，造成全社会公权力缺位和公平正义缺失的状态，个人得不到公力救济，只能选择私力救济，无所约束的戾气因此漫溢开来。

再次，在行政主导的中国社会结构里，对政府和官员的约束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但改革以来，为了刺激地方政府和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放权让利”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释放了民间资本的空间，而是给了官员更大的“自由运作”空间。自上而下的约束放松了，自下而上的约束却没有及时建立，大量人为设置的行政审批和自行其是的收费项目，让各级政府和不同部门迅速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公共利益部门化”之后，与民争利的现象也愈演愈烈。在强大的公权力和肆意扩权的行政官员面前，不在同一条利益线上的个人大批沦为权钱交易的牺牲品。在违规但不受制约的官员手中，公权力成为个人的直接对立面，个人在无力对抗公权力、更无法通过公力救济来维护自身权利的困境中铤而走险，做出极端行为，甚至直接挑战政府。于是，反社会的自焚、纵火、滥杀无辜便成为一部分失去理性者的终极手段。

与此同时，因为公共秩序的失范影响了经济发展，所以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始终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试图以强力规范秩序。不考虑社会效应地发展经济和不加区分地强调稳定，二者结合后便催生出一个奇特现象：一方面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各级政府什么手段都敢用，无所顾忌；另一方面只要能够保持稳定，确保经济发展大局不被破坏，什么条件都敢答应。GDP增速和稳定状态成为各级政府考核的两大核心目标，官员所有关心点都聚焦于“发展与稳定”之上，“花钱买太平”成为重要的维稳策略。然而，官员所重视的，恰恰就是民众的博弈筹码，“维稳”既然成了官员的软肋，必定也成为个别胆大妄为者的杀手锏，各种以制造不稳定为要挟的手段应运而生，从群访、医闹到纵火、滥杀无辜，目的或者是借官员平息事端的迫切心情，而肆意勒索“赎金”，或者借把事情搞大，掀起舆论波澜，向当事官员乃至中央政府施压或报复，戾气事件因此变得多发、复杂而且性质更趋严重。

最后，作为“隐形的公权力”，传统的话语体系或意识形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失去了效力和功能，甚至时常处于失语状态，无法对巨变后的社会秩序和利益格局及时加以合法化，从而导致在市场竞争中失利的个人心生不满，并泄愤于他人或社会。改革开放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释放了民众改变自身处境的强大动力，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驱动。但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只有面向奋斗者和成功者、而没有针对失败者的意识形态。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是国企的主人”与改革开放后某些经济学家宣扬的“中国经济发展必须牺牲三千万国企职工”之间没有任何衔接和过渡，从下岗失业、经营者持股、管理层收购到国企内部“三六九等”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相差悬殊等等，这些都没有也无法得到现有意识形态的辩护。而没有辩护就得不到认同，今日中国普遍的“仇富”、“仇官”由此而起，因为弱势者并不认可自己的弱势地位源自于自己的无能，相反持有强烈的被排斥、被欺骗、被剥夺之感，“社会不公不义”成为他们对自身失败的最好解释。由于失败者得不到社会怜悯，甚至得不到自己的原谅，寻找比自己更为失败的人作为心理上“自我救赎”的对象，让弱势者举起屠刀刺向更弱的弱者。从强势者到弱势者到更弱势者，再通过反社会行为折返到强势者，一条自我强化并循环往复的戾气之链便由此生成并持续生长，暴戾事件因此层出不穷。

以新一轮改革走出戾气漫溢，构建社会和谐

戾气事件频发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难以完全避免的成本，但这不等于说，如此成本尤其是成本如此之高就是可以无视的。如果说某些成本已是既成事实，历史无法从头来过，那么如果我们不希望戾气进一步积累，暴戾事件不至于更频繁、更严重、更恶化，唯一的出路只有加快改革，尤其是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当务之急是尽快将经济发展的目标由发展本身转为服务于民生改善；将政府职责从只关注经济发展的效率改为致力于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平衡，让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将政府部门和官员从自利自肥的既得利益集团，改为服务于全体国民的公共机构，加强法治建设，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缓解官民冲突；将无限度、无止境地抬高资本、权力、名声等社会稀有资源的过多拥有者，扩大社会不平等，改为均衡关注不同阶层和人群，努力实现意识形态的合理化功能，“给奋斗者以激励，给成功者以升华，给失败者以安慰，给绝望者以希望”；将政府包揽公益事业但又不到位，甚至因为过度行政化而导致公益机构失去公信力和“第三次分配”的功能，改为民间力量为主，在法律规范下，便利富裕阶层资源流向贫寒阶层和困难群体的制度化、透明化渠道，促进阶层间、群体间的和谐。戾气事件只是社会紧张的产物和指示器，所以，只有缓解社会紧张才能有效释放消极乃至绝望的情绪和心理，从源头上消解各种戾气事件，重建风清气正、和睦融洽、心态平和的社会生态。

据《人民论坛》

小议消费社会的电视改革 篇7

一、消费主义的兴盛———更多的符号价值需求

消费社会的缘起, 首先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二战后, 西方经济迎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黄金生长期, 许多用“后”字开头的新名词开始充斥在学术界的各个领域, 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等等。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社会的变化, 法国著名的思想家让·鲍德里亚敏锐地捕捉到了巨变前奏的气息, 提出了“消费社会”的概念。消费社会中“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理解当代社会来说具有核心地位”。[1]

符号价值是消费社会的明显特征。比如, 一个成功男士, 不但西服笔挺, 而且还需要个性的香水、功能强大的剃须刀、最新款的手机、低调奢华的钱包等等, 好多看似不相关的商品到了消费社会, 都会被重新包装, 拥有新的符号价值, 从而更好地获得价值。消费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强调的是多样消费、系列消费, 在这之中, 任何一件商品都是其他商品的暗示者和召唤者。

商品的价值能够从自身的使用价值转变为价值, 其中的内在动力很大程度上不是依靠使用价值, 而是其中的商品意义。消费主义鼓励的就是符号消费。“一件商品, 无论是一辆汽车、一款大衣、一瓶香水, 都具有彰显社会等级和进行社会区分的功能, 这就是商品的符号价值。一件商品越是能够彰显它的拥有者和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 它的符号价值也就越高。”[2]

在消费主义的游戏规则下, 电视生产的产品如何拥有高级的符号价值?在熟知了消费主义和消费社会的一切法则后, 我们才能更好地看清由此带来的大众媒介传播环境的巨变。

二、传播环境的巨变———机遇与挑战并存

消费社会的来临, 让大众媒体的传播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的媒介开始强烈地表现出“过度”的特征:频道源的过剩、新兴媒体的繁荣加上民间影像的崛起, 电视曾经几乎唯一的全息媒介的优势开始荡然无存。

改革开放初期, “等”电视成为大众的观赏习惯, 在当时电视内容饥渴年代创下收视率90%的电视剧《渴望》也成了当时一个时代的证明, 成为如今消费社会不可复制的神话。站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电视的受众由过去的“两眼望穿”到“不知所选”, 打开电视, 央视、卫视、专业频道, 近百个形形色色的电视频道播出着五花八门的节目, 频道源的绝对过剩带来了电视观赏的随机性、随意性、零散性和生活性, 加上电视数字技术的迅速推广, “挑”电视成为了当下大众的观赏习惯。用一句网友的话来形容:“太多该看的没有看, 又看了太多不该看的, 更可悲的是自己也不知道哪些该看, 哪些不该看。”浮躁的社会、律动的生活, 电视和大众一起狂欢, 越来越多内容同质化的娱乐节目充斥着荧屏, 电视繁荣的背后, 付出的是其地位和品格动摇的惨痛代价。

互联网方兴未艾, 呈几何式发展, 四通八达的网络让台湾的综艺娱乐红极一时, 让美国的电视连续剧不再遥远, 让日韩风潮成为90后的一个代名词。原来框在电视机里的视频开始在新兴科技的带动下, 流动在许多城市生活的空间里。户外有大屏幕电视, 地铁里、电梯间、公交上, 甚至医院里、长途大巴上都有自己的视频节目, 手机电视、楼宇电视、3G视频、MP4、PSP等等, 如此眼花缭乱的新兴媒体层出不穷, 电视的受众开始越变越少, 电视的半壁江山岌岌可危。乐观地看, 视频模式的繁荣恰恰说明了声音和画面结合的全息媒介永远是大众传播的王者, 电视似乎在以“多细胞裂变”的方式扩大着自己的宣传地盘。然而, 悲观的是, 传统的电视却在这样的花花世界中, 成为受众消费者的过气商品。

民间影像的创作风潮迭起, DV机、电脑编辑软件、手机等等, 让本是技术精英执掌的传播工具沦为大众的街头玩具。视频和剪辑技术迅速的民间化, 加之播出平台的网络化, 越来越多的电视“业余人”成为电视业内精英的竞争对手。

三、内容、观众、市场三位一体———电视改革方兴未艾

消费社会让电视从市场的稀缺资源变成了常态资源, 让曾经垄断市民生活的电视从高姿态的俯视观众到现在把“观众就是上帝”的思想植入血液。电视应该如何为自己寻找更多的符号价值, 从而形成一个群体的符号价值理念, 带动一个频道甚至一个传媒集团的价值的最大化实现, 打赢一切可能的竞争对手?以内容为王, 观众为本, 做足市场的功课, 立足这三点, 电视才能在刚刚上路的改革大道上步履轻盈。

(一) 内容为王:以符号价值带动使用价值

孟子曰:“充实之谓美”。只有有内容的电视节目才有可看性。在消费社会中, 当一切物质都不同层面地抛向市场, 成为待价的商品时, 电视节目本身的使用价值和附加其上的符号价值是电视是否能获得价值、获得市场认可的唯一途径。

1.积极的娱乐:快乐就是电视最大的使用价值

消费社会里, 电视被种种拖沓的长镜头、缺乏戏剧的平铺直叙和零度思考的白痴娱乐充斥着, 所谓的历史意义、人文精神、理性品格都渐渐被娱乐世界的感官欲望所吞噬。与之对应的是浮躁律动的社会, 人们在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下, 承受着来自工作、生活、家庭等方方面面的压力, 打开电视时, 越来越多的人都愿意成为一个坐在沙发上任意释放感情的“土豆”, 于是, 更多电视开始朝着消费文化“无深度、片断性、重复性”的方向发展, 电视成为受众心灵狂欢的一种工具。

积极的娱乐, 是相对于一笑而过的浅表甚至媚俗的没有太多深刻意义的消极娱乐而言的, 它的宗旨就是让观众在快乐、轻松的状态下收看电视, 并且能在深层次的精神领域获得愉悦的同时得到高层次的心理满足。可以说, 积极的娱乐最大的魅力在于, 能够打破电视娱乐至死的恶咒, 让观众在娱乐的同时获得自我心灵上的营养。

以“快乐”打头的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 就用歌唱比赛选秀的方式告诉观众快乐的真谛。说快男是一种积极的娱乐, 在于它在快乐包装的背后, 更多的呈现出了选手快乐狂欢之外的努力、彷徨、胆怯等等与快乐对立的情愫, 让观众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能够在这种圆形人物的全面秀中, 融入自己的感情, 从而建立他们与节目的认同感, 节目的品牌自此得以常青。

2.独一的个性:特别才能创造电视最大的符号价值

梅兰芳曾说, “学我者生, 似我者死”, 电视在消费社会中, 面临着太多的同质化媒体的竞争, 如何能让自己在茫茫的媒介海洋中脱颖而出, 拥有独一的个性, 是电视能够突出重围的唯一可能。

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让脱口秀节目成为各大电视媒体制作团队的新宠, 于是, 一堆同质化的谈话类节目在各大电视台扎堆, 最后导致央视的《实话实说》也最终在观众疲惫的视野中淡出, 成为过气的电视节目。究其原因, 地方电视台的脱口秀节目一味地模仿, 却最终复制不了央视的名嘴崔永元, 因而多半只能败下。而央视的《实话实说》自从崔永元不堪压力离开后, 没能以常变常新的面孔给新老观众一个更好的感觉, 原先的忠实观众自然也几乎流失殆尽。个性, 是电视立足的根本, 然而, 永远拥有独一的个性, 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二) 观众为本:以观众基础获得市场认可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 给人们以巨大的压力, 工作和生活往往都是一地鸡毛的琐碎, 做梦的时间和空间都越发萎缩。人们需要某些途径制造梦境, 轻松的、愉快的、简单的另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次真实世界。霍尔把受众的解码分成三种立场:主流霸权的、协商的和对抗的。[3]在消费社会中, 由于消费主义在电视节目中的隐蔽性, 受众与之对应的对抗式解读也就随之稀少。“文化工业炮制的流行文化就是人民自己的文化, 是人民颠覆和反抗资本的有力武器。”[4]电视成为消费社会中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消费品, 作为电视价值实现者的观众, 在一切成为商品的消费社会中, 地位举足轻重。

1.为不同的观众做不同的电视

美国探索频道亚太区总监维克兰·夏纳曾经把“受众”分为受制受众和冲浪受众。他把那些去电影院花钱买约束的观众, 称之为受制受众, 而那些坐在家里手里随时拿着电视遥控器变换节目的观众, 则是冲浪受众。显而易见的, 冲浪受众会在极短的时间内, 判断一个节目是否值得自己驻足, 不管这种驻足的理由是什么, 它都是个人的。任何一档电视节目都不可能让所有的冲浪受众为之疯狂, 电视能做到的是, 让同一群体的受众喜欢专门为其打造的电视节目。

不仅仅是娱乐节目, 一贯严肃的新闻节目也在消费社会中发生着悄无声息的质的变化。“透过大众传播, 各类新闻中的伪善煽情都用种种灾难符号 (死亡、凶杀、强暴、革命) 作为反衬来颂扬日常生活的宁静。而符号的这种冗长煽情随处可见:对青春和耄耋的称颂、为贵族婚礼而激动不已的头版头条、对身体和性进行歌颂的大众传媒———无论何处, 人们都参与了对某些结构的历史性分解活动, 即在消费符号下以某种方式同时庆祝着真实自我之消失和漫画般自我之复活。”[5]

可以说, 当代的新闻开始朝着散点化、细节化、速度化方向发展, 在新闻固有的片断性中用早间、午间等不同时段的播报, 主持人口播、视频新闻、滚动字幕等不同模式的重复, 在无深度的诉说中, 获得大量浮动的受众。电视工作者需要在了解观众分层和不同节目模式的情况下, 才能做到为不同观众做不同电视。

2.为观众编排电视、创建频道

数字电视技术的推广, 让专业化频道的专业范围开始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宠物频道、钓鱼频道、赛车频道……让观众对于电视的选择越来越多, 观众的喜好得到了电视业界前所未有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受众研究机构开始给电视行业提供有益的信息, 根据不同的时段可能出现的受众群体, 电视编排成为一门新的学问。

(三) 市场是金:学会在消费社会中经营电视

电视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走市场和产业化的道路。只有在市场中成功获得价值的电视, 才能在新一轮的电视商品生产中, 提够更多的原始资本投入。市场是电视发展的大舞台。

1.学会用收视率和市场接触

收视率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 它的诞生, 给电视的好坏一个数字化的量化标准。市场可以很快地通过收视率, 得出这档电视是否值得自己投资的答案。当然, 就像电影票房一样, 高票房不一定代表好电影, 很多电视工作者, 在心理上, 还无法认同收视率和节目好坏之间的那个等号。学会用收视率和市场接触, 不代表电视要被收视率所左右。

江苏卫视因为一档相亲类节目《非诚勿扰》, 成为单项节目广告收入的全国冠军王。其实, 它在创办这档节目的最初, 就很巧妙地利用了收视率。为了获得广告商的投资, 得到节目运作的第一桶金, 江苏卫视把新节目《非诚勿扰》的投资案用收视率预支的方式拉到了大量的广告。预支收视率, 就是在广告合约上, 承诺要是收视率达到多少, 广告费用翻番;要是收视率没达到多少, 广告费用退还一半。在这样的收视率承诺下, 《非诚勿扰》一个新栏目却拥有了大量的制作资金, 为其一炮而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以电视为基点, 全方位经营媒体

把电视产业做大、做强, 全方位经营是最终的模式。湖南卫视, 通过《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等电视节目, 带大带强一批名主持人, 获得了一批相对稳定的收视群体。之后, 开始产业化多方位经营, 提出“快乐中国”的口号, 推出了快女快男等一系列大品牌活动, 发展成为拥有天娱传媒、芒果影业等多方面子公司的内地传媒大鳄, 成为继央视、凤凰卫视之后的中国第三大传媒。可以说, 湖南卫视的发展之路, 为电视的全方位经营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在消费社会中, 电视虽然必不可少, 但似乎又若有若无。在多媒体的花花世界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观众, 对于电视的情感也如同这个躁动的世界一样缺乏稳定性。电视不仅要征服越来越挑剔的观众, 更需要征服变化莫测的市场。也许只有在这样的历练中, 电视才能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曾经的骄傲。

摘要：这是一个大众媒介与消费主义共舞的时代。作为大众媒介领袖的电视, 在消费主义的浸染下, 改变已是必然, 然而“如何改变”却是一个复杂的多项选择。大众传播环境已经翻天覆地地变化着, 电视却在一波波的变化中迷失了自我。回归电视的本质, 以内容为王, 观众为本, 看重市场的价值, 三位一体, 也许是电视王者归来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消费社会,大众媒介,电视改革

参考文献

[1]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译林出版社, 2000:123.

[2]罗钢, 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32.

[3]杨击.理解霍尔——从媒介功能和新闻真实性的角度看[J].现代传播, 2001 (3) .

[4]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3.

社会救助改革 篇8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宝贵经验,是我国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只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始终不懈最求的理想。这个理想社会应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1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动力:改革

1978年的岁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30年来,我们始终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

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之所以能够发生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

30年来,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我们的远大目标相比,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党和国家工作中还存在缺点和不足,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风险。

我们要适应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2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质量呼唤:发展

改革是为了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能够解决构建和谐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从根本上摆脱经济落后状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跻身世界现代化国家之林都依靠发展。科学发展观所指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的科学的全面的发展,是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经济的全面有序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发展与转变人民思想观念是为了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当金融危机席卷全球,2008年11月党中央作出三个重要判断:

(1)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

(2)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3)危机给我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基于这三个重要判断我们自觉、坚定地推动科学发展,应对之策忙而不乱,既解近忧又谋长远。中国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波动之后,在全球率先实现回升向好,成为世界经济触底反弹的新引擎。

2009年的中国,经济、文化、政治、外交、形象等方面在改革中全面发展,频频引发世界各国媒体的喝彩和热议。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成为了世界头号新闻。中国社会在见证发展的同时也更加和谐。

3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稳定

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始终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各项事业生机勃勃,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这些成绩的取得,无一不与安定团结密切相关。

当前,国内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机遇与挑战并存。所以,我们只有团结一致,保持稳定才能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应对挑战;才能化解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来;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才能妥善解决我们必须面对的各种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

构建和谐社会对稳定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维护稳定工作,既要考虑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因素,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政治等各种手段解决各种问题,又要充分考虑到重大国际问题、国际事件和外交问题,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站在高点把握改革发展的大趋势,研究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稳定工作,不断增强做好稳定工作的主动性和预见性。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必须做好以下几点:提高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提高分析判断复杂形势,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提高整合社会资源,进行社会管理的能力;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疏导群众情绪的能力。

4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保证我国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经验。三者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改革是发展和稳定的推动力。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在中国,不改革,不打破传统体制,就不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优化经济运行机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不能使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要发展就必须改革,社会要稳定也必须改革。正是通过改革开放才有了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

发展是改革和稳定的目的。我们所说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是包括经济、社会和人的综合发展。经济的发展表现为生产力或经济总量的增加与结构的优化;社会的发展表现为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社会组织结构的优化;人的发展则表现为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人本身的全面发展,其中经济的发展是关键、是前提、是基础,经济发展落后,国内就难以稳定,在国际关系上就会出问题。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发展的速度影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发展速度慢就意味着落后甚至倒退。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发展关系到人民利益,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国家富强了,人民幸福了,社会才能和谐,我们的改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的改革。

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础。社会稳定是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社会稳定就是社会运行的有序和社会环境的优化,政治稳定就是政局的平稳有序。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发展难以为继。我国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攻坚阶段,保持社会稳定十分重要。

总之,改革、发展、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缺一不可的三大基石,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构建起牢固的和谐社会大厦。

摘要：改革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动力;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质量所呼唤的;稳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并应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篇9

经济运行机制, 继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方向, 同时我们更应强调国家宏观计划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已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在全社会商品流通总额中, 受市场所调节的份额已经占到90%以上。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优化配置资源, 提高经济效率, 推动我们的经济向前发展的优势, 我们应该看到。但是,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 在社会领域的国民教育, 医疗保险, 住房供应也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配置, 甚至发展到迷信市场的程度, 从而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这是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 而忽视了国家宏观调控的结果。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 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指导作用, 是在更高层次上计划和市场的一个新的组合, 主要是:第一, 现在的计划是只在宏观层面起作用, 传统的计划则是宏微观全包式的, 而微观的事情在其领域仍是主要通过市场调节。其次, 该计划只是为了弥补市场的不完善以及缺陷的一种必要手段, 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和过去的行政指令不同的是, 现在的计划是指导性, 战略性, 可预见的计划, 也还有约束和问责职能。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排除“计划”的意义。

所有制结构在继续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同时, 我们应该更多地强调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在保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前提下,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而不是只有一个毫不动摇”。自改革开放以来, 领导片面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加之国有企业管理不善, 以致大量的国有资产变为少数企业高管的私有财产, 个人财富。国有企业管理层腐败变质, 拿着几十万, 上百万的高额年薪工资, 而普通工人一个月只有几百, 几千元。这些难道是公有制的固有属性吗?应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要求,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 要解决存在的诸如行政垄断, 腐败和内部激励机制等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 发挥竞争优势, 体现社会公平。

分配关系, 我们需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正义”。强调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改革开放,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能促进效率, 促进生产, 促进经济发展。然而, 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富裕后的阶层用其资金推动社会发展的模式已不能达到、实现共同繁荣和社会公平的目标。在这一点上, 必须强调的是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 应更加注重和强调社会公平。除了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差异, 行业垄断, 腐败, 公共产品供应不均等原因, 也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的过程有必然的关系。目前, 在财产占有的差别已成为造成中国的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的因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承认, 收入差距造成财富数额的多寡, 财产所有权又是收入差异的首要原因, 以下才是个人能力, 教育, 培训机会和健康等原因。要缩小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 并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我们应该是多学科的方法。不仅从财政, 税收, 转移支付, 提高社会保障, 改善低收入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 也要从所有制结构, 财产从属性上来系统解决这个问题, 实现从根本上防止穷人和富人之间分配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的趋势。这便是邓小平说的, “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导地位, 就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总之, 不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 中国是没有出路的, 以市场为导向走得太远, 也是没有出路的。完全以市场为导向, 而不进行国家宏观调控;完全私有化的, 而不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社会两极化, 而不是社会公平;这些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 改革开放要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无论是所有制结构, 分配制度或经济运行机制, 必须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只有向正确的方向走去, 改革开放的道路才会更加光明。

参考文献

①[转载]刘国光: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同样死路一条龙凯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48f3cf0102e1mx.html, 2012-03-20

②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同样死路一条刘国光.人民论坛, 2012-03-20

③辩证地看中国改革三十年刘国光.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 2009-01-30

④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 2008-11-10

供给侧改革与武术社会推广 篇10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日益增强,健身需求日益增长,这与体育资源供给的不足形成较为突出的矛盾。从供给侧的角度进行改革是加强体育资源供给,促进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现代社会,由于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的精神过度紧张,很多人处于亚健康状态,或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职业病,这唤醒了人们的养生意识,给健康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尤其是近几年徘徊了一段时期的体育产业呈现出勃勃生机。武术作为具有民族情节的传统体育健身项目,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习练武术既能强身健体,还能陶冶情操。因此,武术在全民健身活动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蕴藏着巨大的产业价值。

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加资源的利用效率。武术的社会推广也应遵循市场规律,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改革与发展。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在选择武术锻炼内容时也会出现多样化的需求。初学者大多希望学习简单易学,一学就能上手的技术内容;而长期习练者则喜欢探究拳理,体验武术文化。年少者多选择长拳、少林拳等外动型的武术拳种;而年长者则倾向于太极拳、八卦掌等内练型的武术拳种。面对不同层次的武术爱好者,如果仅传授一套74式的陈式太极拳老架一路或98式的孙式太极拳传统套路,显然不能满足不同习练者的不同需求。基于此,可根据习练者的不同基础传授不同难度的技术内容。与此同时,对传统武术技术内容的简化改革会受到固守传统者的抨击,被指责为背弃传统。从历史的视野来考察,武术在不断的创新过程中得到发展。孙禄堂52岁时始向郝为真学习武式太极拳,习练6年之后他便将形意拳、八卦掌、太极拳融为一体,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孙式太极拳。在当下,太极拳堪称是全球习练人数最多的第一大运动。太极拳在如今社会的普及程度与1956年24式简化太极拳的颁布与推广有着密切关系。所以说,根据习练者的不同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武术技术内容是武术社会推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呈现出不均衡性。这一现象在武术的社会推广中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城乡居民健身热情高涨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高水平武术健身指导的需求日益增加,但这种需求尚不能得到有效的供给。以河南省为例,截至2015年,省共有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173343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武术项目。尽管武术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在武术大省里人数可观,但仍难以满足广大武术健身者的指导需求,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很多武术社会体育指导员不经常开展指导工作;二是一些武术社会指导员的业务水平有待提高。由此可见,增加武术健身指导的有效供给,是促进武术社会推广的重要方面。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武术优质服务资源的供给提供了新的路径。优秀拳师或武术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讲授,可以通过网络直播使全球更多的受众获益,可对学习者的具体问题进行线上答疑,也可通过网约进行面对面的线下指导。授课视频的录播,可使优质授课资源重复利用。利用互联网打破了传统授课时空的局限性,优化了武术资源的配置,增加了优质武术资源的有效供给。

对于武术而言,互联网提供了便捷的传播途径。“太极拳好”已成为世人的共识。事实上,武术还有很多拳种具有突出的健身价值,由于缺乏宣传而未被世人所了解。利用互联网可打破时空的限制,实现武术拳种在最短时间内的最大范围传播。对于练习者而言,可根据个人身体活动的规律,选择适合的武术拳种内容和授课教师,形成个性化的武术健身活动方案。互联网技术为武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善于利用互联网者,必将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迅速超越今天的成功者,而成为武术未来发展的领跑者。

浅析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篇11

关键词：社会保障 改革

一、中国社会保障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随着计划经济讣制的崩溃而被打破，过去那种由国家负责、单位包办、全面保障、层次单一，板块结构、封闭运行、缺乏效率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被责任共扒、社会化，基本保障、多层次的开放型衬会保障制度所取代。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件调整，为保持人民生活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新型社会保障制度还未最终定型发展，迄今为止这一领域在应对人世的挑战方面准备仍不充分。

据统计，截至2004年底，在7．5亿多就业劳动者中，只有1．2亿多人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在1．4亿老年人中，只有4100多万人享有退休养老金；在5．4亿多城镇人口中，只有1．2亿多人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参加上伤保险的劳动者还不到7000万人。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面仍然很窄。这不仅不利于按照公平的原则来调节劳动关系，而且还可能加剧劳资矛盾。此外，城乡之间差距的持续扩大，与国家教育福利、卫生福利及其他社会保障资源长期向城镇居民倾斜直接相关，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与老年人、残疾人和妇女儿童福利事业以及公共卫生事业等的发展滞后直接相关。

这种状况表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难以充当新形势下的“安全网”或“减震器”，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

二、逐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

改下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与牛活水平大幅度提升，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厂巨人成就-然而，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右一些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偏大、劳动关系大街、流动人门(土要是农民下)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以及城乡差距与地区发展差距扯大，不同社会群体存在一定利益矛盾等。这些问题均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小健全，不完备直接相。

社会保障满足着人的生活保障与发展需要，维系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竞争的起点公平，维护着发展中的过程公平，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保证，也是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化解入世后外来冲击风险的根本大计。因此，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起一个多层次的社会保障系统。

2．1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社会保障实质上届于社会冉分配，具体的制度安排必然牵涉到不同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只有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来制定规则，才能保让其畅通实施。

法制不健全给社会保障制度改苹带来了严重影响。一是基金收缴没有法律做后盾，拖欠基金现象日益严重，基金收缴困难。企业不为职工缴纳保险金，职上的基本社会保障权利得不到法律保护。二是从补会保障基金的运用上看，也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特别是结余基金的使用存在挪用浪费现象，不仅降低厂使用效益，而且危及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

充分吸收国外社会保障法规中的合理内容，并结合我国同情，抓紧制定，颁布既完备、又简明、公正的社会保障法，明确社会保障的基本日标和管理办法。

配合社会保障守法过程，大张旗鼓地进行宦传动员，对公民普遍进行社会保障知识教育，调动所有公民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自觉性、积极性，从而为施行新的保障制度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减少改革的阻力。

2．2加忆社会保险信息网络建设和社区组织建设

建守全国统一管理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实现社会保障对象管理服务的社会化，为我国社会保障在业务管理上实现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网络化提供基础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缴纳，记录、核算、支付以及查询服务，都要纳人计算机管理系统，逐步实现全国联网，建立功能齐全、覆盖面广，规范透明的社会保障信息网络。

2．3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

无沦从社会发展日标还是从政府责任上讲，我国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最集中的反映，就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起覆盖全社会所有成员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此，应当是在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城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适时把建守农村社会保障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建立覆盖全社会社会保障制度的障碍，而下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却为建立覆盖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个社会的保障制度提供厂充分的必要性、山于农村经济发喂水平和衬会发育程度更低，农村家庭结构和保障功能更完整，各地农村的差异更明显，因此，在农村推动建守社会保障制度，应当更多地注币保障方式的多样性、保障项目的多层次性，运行机制和服务方式的灵活性，更多地突出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突出家匠和村衬的作用。其初始的互济陆起点应当更低—些，保障统筹的范围应当巫小一些，只有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变，城乡差别的缩小，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具备朝更高水平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建守起包括覆盖农村的全社会保障体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真正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达到小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必须完成的历史性任务。

2．4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

基础养老金实行国家统筹，逐步统一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符合各自特点的职业年金。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牛活保障制度纳入失此保险，发挥失业保险保障基本牛活和促进就业的作用。同少推进医疗保险，逐步将摹本医疗保险覆盖到全体城镇居民，建守补允医疗保险、大病医疗补助和社会医疗救助制度，推进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2．5发挥财政在社会保障中的主导作用

社会保障既是一个分配问题，也是一项政府行为，单靠市场机制无法完全实现，需要国家财政参与分配和管理。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财政始终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财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总枢纽，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而社会保障作为以政府为主体参与社会分配的行为，其本身就是构成了财政分配的重要内容，理应纳入国家财政管理范闱。

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将社会保障纳入同家预算有利于强化用款单位和基会经办机构的责任，有利于社会保障资金的专款专用，有利于资余分配的规范性。财政参与社会保障管理，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尽快把社会保障预算建立起来。通过倾算的编制、审批、执行、监督和决算制度对社会保障资金实行全过程监督。改变口前社会保障贤余管理上的混乱局面。在编制财政预算对，必须把社保预算与一吸政府预算分开编制、单独反映。

加强对社会保障结余资金的管理。社会保障资余的结余处于暂时的闲置状态，应对未来支付需求资仓，也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财力。为了保证这部分资金的安全和保值增值，从而能够均衡及时满足社会保障的支付需求，必须将社会保阵结余资会引导到可靠有效的投资上。

建守健全社会保障财务会计制度，加强财政对社会保障财务会计工作的领导和陈督。财政部门担负着社会保障财务会计上作领导和监督检查职能。财政会计管理是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的基础了作，是管好用好衬会保障资金实现其保值增值的前提。

社会各界对英语改革的思考 篇12

关键词：社会各界,英语改革

“十八大”闭幕后, 教育部党组织召开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会议, 并在2013年1月下发了《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文件。在该文件的指导下, 2013年10月21日, 北京市考试院公布了《中高考改革方案意见稿》:打算从2016年起, 中考英语分值从120分降为100分, 而中考语文分值从120分提升为150分。高考英语分值由150分降为100分, 而高考语文分值从150分提升为180分。此文件下发后, 在国内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赞成者和反对者各抒己见。

一、赞成者

大部分人对此拍手称快, 他们认为此举确定了汉语不可动摇的地位, 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有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汉语言文化改革的好时机, 应该注重语文考试内容与实际生活的联系, 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个性的发展。改革也会加强国人学习汉语的热情, 同时增加了中国各族同胞之间的凝聚力。

有些赞成者认为这是对英语位置的合理纠正, 对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过度重视英语学习的纠正。事实上, 英语并非一开始就与语文, 数学平起平坐, 构成初中和高中学生心目中“三驾马车”的局势, 而是教育家们逐步加强的结果。

1978年, 改革开放刚开始时, 英语成绩并不计入高考总分。1983年外语成绩开始100%计入高考总分, 而且全国大部分地区中考时包含英语。慢慢的, 英语考试进入到了各种考试之中, 例如学士学位考试, 研究生入学考试, 工作职称评定考试等。有些专家惊呼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威胁。

另外一些赞成者支持《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文件中提出的“英语一年多考”的实施办法。 (即每年举行两次英语统一考试, 把最高分作为高考英语成绩) 。这样以来, 英语优等生考取理想英语成绩后, 就不用再听英语课, 而把学习重点转移其他科目上去。英语教师可以重点辅导英语不好的学生。

二、反对者

有一小部分人对此次中高考改革方案表示担心。他们认为英语是一种世界语言, 对海外留学, 工作, 移民, 贸易, 旅游服务都会有一定影响。此次大幅度降低英语在中高考中的重要性, 可能会影响中国人迈向世界的步伐, 减慢中国与国际接轨的脚步。

降低英语重要性会减少留学生的数量。拿海外留学来说, 2013年赴英留学生达6.3万, 赴美留学生达23.5万, 过去5年回国留学生达80万。这些留学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 对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降低英语的地位可能会减少贸易量。我国以英语为媒介同欧盟和美国进行贸易。欧盟是我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2012与中国之间的进出口额为5460.4亿美元, 占总进出口额的14.1%。美国是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2012年与中国之间的进出口额为4846.8亿美元, 占比12.5%。

降低英语的重要性会影响到入境旅游。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 英语是让外国游客走进和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工具, 也是增加旅游业收入的重要工具。

在旅游收入方面, 中国存在着巨大逆差, 降低英语重要性可能会增加此逆差。法国是接待外国游客最多的国家。2012年, 法国接待外国游客数量是8300万。美国以6700万的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第2。中国以5770万的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第3。 (西班牙以5700万的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第4。)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 在2012年我们出境游客数量达到了8318万人次, 境外花费高达1020亿美元。我们旅游服务的逆差已经达到519亿美元。新浪网采访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时他说:根据测算, 未来5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逐年累计相加将超过7亿人次。其中预计到2015年, 每年度出游人数会超过1亿人次。要想减少旅游服务逆差, 保持英语的地位是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