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助权

社会救助权（精选10篇）

社会救助权 篇1

摘要：刑法作为公法,首先保障的是公权,也不排除保障私权。问题是刑法在保障私权方面,该做的还远远没有做到。我们应该对受害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地位明确给以法律保障,重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人性化。在刑事诉讼中推行私法的“自愿、调解”等原则,并以此完善私权的保障。明确公法、公权与私法、私权的关系及其社会价值。

关键词：刑法,私权,价值

我国刑法在第一条和第二条中明确阐述了制定刑法的目的和任务。即制定刑法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制定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护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在这里我国刑法规定的立法目的和任务除了惩罚犯罪、维护保障国家公权(即保卫国家安全,保卫社会制度,保护公共财产)外,还要维护和保障公民的私权(即保护人民,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私有财产及其他权利)。而刑法在具体实施和运用过程中,往往注意的则是公权的维护和保障,忽视了私权的维护和保障,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

第一、我国刑法在公诉案件中实行的是:国家干预,公权至上的原则。在侦察,立案,起诉的整个过程中,是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分别代表国家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同时也代表受害人行使诉讼权利。然而,在实践中,侦察立案机关与公诉机关以及审判机关的办案人员能否真正履行自己的职责,客观、公正地维护和代表国家利益;同时能否客观、公正地维护和代表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的利益,却不敢完全肯定。这里的问题是:其一,国家的利益承受者是抽象的、不具体的,或者说是不特定的。代表的机关和个人(执法者或司法者)能否客观公正的捍卫国家利益,在执法或司法中是否挟带个人的感情和个人目的,时下由于缺乏有效的监控机制以及科学的判断手段和程序,很难下一个确切的结论。一般情况下,只能靠代表的机关和个人来作自我鉴定(自己当自己的裁判),是否真正客观、公正的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利益,一般无人过问。除非明显地出现了问题,引起当事人的愤慨,反复申诉,申告,闹的下不了台,才会有机关或当权者出面干涉、审查。其二,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个人的利益是具体的、客观的、或者说是特定的,代表的机关和个人(执法者或司法者)能否客观、公正地体现他们(当事人)的意志,代表他们(当事人)的利益;是否挟带个人的偏见或个人目的,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却是被动的。既无权干涉自己“代表人”的言行,又无权阐述自己对侦察、立案及有关事实的意见,法庭上也只允许你就民事赔偿问题谈自己的意见,就刑事问题无权谈自己的意见和认识。在这里,私权受到了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只能任其所为。即使自己的“代表人”挟带个人偏见或个人目的,谈的事实有出入,观点矛盾百出,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也无权纠正、辩驳,只能依法申诉或上诉。这样的法律程序既增加了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经济上的负担,思想上的煎熬,又增加了讼累,同时也激发了其对社会的愤恨情绪。这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缺乏人权保障的内容规定,无视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无视私权的保障和维护造成的直接后果。

当然,国家作为一个抽象概念,需要有一个具体的职能机关出面维护国家利益,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进行公诉活动;作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肯定也希望国家及其代表机关出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如果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认为国家及其代表机关没有公正、客观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自己出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从法治精神和刑法的立法目的、立法任务上来看,回答是肯定的。然而从现行的刑法及刑事诉讼程序和审判程序上看,这一点上却是一个空白,甚至在诉讼和审判实践中,回答却是否定的。在现实的公诉案件中,公诉人代表国家并代表受害的当事人起诉,无论“代表”是否客观公正地维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害人(因没有诉讼的地位和权利)必须接受,无权选择。甚至连维护人权的起码要求———精神赔偿都无从提起,但却还必须接受“代表”为你造成的诉讼事实(结果)。这在法治原则和情理上似乎不通。

刑法和公诉行为是文明社会对犯罪进行惩罚并提起诉讼的选择,它根源于原始社会人们希望对犯罪行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追求公正、平等和尊严的复仇心理的满足,以达到保障私权的自然法则。其目的和任务,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秩序,惩罚犯罪,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树立公权威信;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的人权(尤其是个人的私权)不受非法侵害。然而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警察国家”的出现,刑法及公诉行为的内容却片面强调了“国家”利益,忽视了人权(尤其是私权)的保障。现在我们呼吁在刑法和公诉行为中的人权(特别是私权)保障,正是为了正本清源,还文明社会以文明,还刑法和公诉行为以本来的、应具有的思想内容。因此本人认为,如果在刑法和公诉的刑事案件中能重视人权(尤其是私权)保障,确认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一方)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允许其当庭质证,并对刑事问题有充分的发言权和辩护权(而不仅仅限于民事赔偿),这既重视和体现了人的本质和价值,有利于保障私权的地位,减少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的讼累;又无损于作为国家代表机关的面子,还有利于审判的公正性、客观性的增强,高扬了社会政治文明,又何乐而不为呢?

第二、“刑罚不调解”,这是我们贯彻实施刑法遇到的又一传统的观点。勿用置疑,我国刑法在打击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这是主要的,应予肯定的。但是,在刑法实施中,因忽视私权而造成的不良后果,我们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现在的刑事案件,很大一部分都是因当事人不冷静、不成熟、疏忽大意或感情用事等原因引起的,直接有政治图谋或黑社会性质的故意案件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普通刑事案件发生后,施暴方或加害人都很后悔,希望通过调解(给受害人以适当赔偿)来减轻自己的刑罚,受害一方一般也都希望不扩大矛盾,能这样解决问题。然而我国刑法(除民事赔偿问题外)却没有实行“公平、自愿、等价有偿,先行调解”的民法(私法)原则,也没有这一方面的规定,导致刑法和民法在人权(尤其是私权)保障方面规定不一,互相矛盾,没有统一标准,让人很难把握。犯罪人必须受刑罚的追究,这对犯罪人来说是罪有应得;而对受害一方来说却得不到实质上的补偿(虽然多数刑事案件都附带民事赔偿,然而绝大多数赔偿只是一张空头支票),造成受害一方当事人蒙受精神上、身体上的伤害,终生无法宽宥。很多受害一方当事人都因此而产生了对犯罪人及其家属(甚至对国家、社会)的仇恨,增加了国家和社会的新的矛盾和不安定因素。

制定刑法,实施刑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惩罚犯罪”,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人民”。而“保护人民”的范围很大、内容很多,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在于尊重人权,高扬人性,重视私权的保障。如果我们能从重视人权和保障私权的角度出发,将刑法和民法在人权(尤其是私权)保障方面的规定能统一标准,在刑罚中引进有关民法“先行调解,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规定,并试行适当而有限的“以罚代刑”。即:在刑事诉讼案件中,允许当事人在自愿的前提下先行调解,由犯罪嫌疑人给受害人以适当的经济赔偿或补偿。然后在征得双方在自愿调解的基础上,实施适当的或有限的“以罚代刑”方案,减轻或免除刑罚。这样与国家社会和当事人都有好处,既惩罚了犯罪,保障了国家利益,又重视了人的社会价值和作用,保障了人权(尤其是私权),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因减少了羁押,缩小了国家的开支,减少了社会矛盾,使刑法、刑罚更具人性化、人情味。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我们强调尊重私权、保障私权,并主张在刑法中引进有关私法(民法)原则,首先应建立在不损害公法的前提下(基础上)。既不能以缩小或减少公权的维护和保障为代价,更不允许以维护和保障私权的名义来破坏公权、损害公权。另外,应该清楚,我们倡导尊重和保障私权,并主张在刑法中引进有关私法(民法)原则,并不是针对所有犯罪行为和刑罚而言,而主要是针对那些牵扯到公民人身权、财产权、民主权等方面的纠纷和刑罚而言。也并不是对谁都可以用钱来买(换)“刑”。这里要注意的也是本文要强调的是,一方面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即由受害一方当事人选择,要看受害一方当事人愿不愿意调解;另一方面,对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和旨在颠覆国家的犯罪分子以及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分子,我们不主张适应私法调解原则。即使适应私法调解原则,为从国家利益和社会安定的大局出发,该严惩的还要予以严惩。总之,要从社会价值的总体要求来判断问题,辨别是非,把握原则。

公法和私法是针对不同的法律关系的不同主体而言的,公权和私权既是公法和私法赖以存在的前提,反过来又建立在公法和私法的基础之上,并由公法和私法分别确认的权利。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依赖于公法,公权思想,更离不开私法,私权意识。人类自从建立阶级压迫的国家社会以来,均重视公法和公权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其政治上的大一统要求和体制上的独裁专制以及弱势群体渴求清官大老爷主持公道来维护自身利益的思想意识,又加快了公法、公权思想制度的完善。近代以来民主法治思想的崛起,虽依赖于公法和公权思想的影响,更觉醒于私法和私权思想的勃兴。大家逐渐认识到;片面强调公法、公权的作用,形式上看起来似乎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事实上脱离私法、私权思想基础的公法、公权,无异于“空中楼阁画中缘”。既有损于国家、人民的利益;又容易被激进、独裁的政治家所利用,变为其愚弄人民的工具,这一点早被历史的事实所验证。

只有建立在重视私法、私权基础之上的公法、公权,才是公法、公权的真正的科学含义。可以说私法、私权才是公法、公权的真正的科学含义。可以说私法、私权是培植公法、公权和民主法治的“土壤”,有了这个“土壤”,经过“精心培植”,才会结出民主法治的胜利果实。愿研究、实施公法、公权的专家、学者,能重视私法,私权的保障;重视刑法的人性化和社会价值的探讨。

鄙文拙见,意在抛砖引玉,希望专家、学者及同仁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1](意)切萨雷.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英)马修.黑尔.国王的诉讼[M].王雨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

[3]张明楷著.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社会救助权 篇2

残疾人作为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不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制度建设上，残疾人的社会保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对残疾人社会保障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后发现，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目前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偏重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忽视对基本理论的研究。尤其是过于关注残疾人社会保障的制度构建，如保障体系的重构、保障模式的选择、针对具体保障内容的对策分析等，而对支撑制度的相关理论问题涉猎较少。在这里，我们认为将残疾人的社会保障纳入权利视野，重视残疾人社会保障权，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残疾人各项权益的现实路径。

一、残疾人社会保障的权利维度

残疾人社会保障，是指国家给予残疾人特别扶助，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权益的一种制度安排，它是一国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是现代国家为解除或预防贫困以及某些经济和社会灾害对社会成员造成的威胁，维护人格尊严，通过立法和一系列措施，为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的安全提供保护。从表面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一定社会问题的一种手段，实质上，我们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对公民社会保障权的确认，是为保障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因此，国家有责任、有义务去建立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理论基础是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存在。社会保障权是指国家立法强制规定的，由国家和社会出面举办，对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家人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等情形下给予物质帮助，旨在保障公民个人和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并提高生活水平、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进步的制度。主要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四个方面的内容。[1]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社会保障权的权利主体当然地包括残疾人群体，而且残疾人生存和发展的困境完全是因为其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造成的，因此与健全人相比，他们更需要国家的帮助和扶持。但这种帮扶并不是国家出于同情和怜悯给予残疾人的简单施舍，而是国家基于残疾人对基本生存的需要所作的制度性安排，是残疾人作为社会一员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要求的体现。因此，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其构建和运行必须以尊重和保障残疾人社会保障权为主线。但残疾人社会保障权并不是简单的特殊主体的社会保障权，它既有一般意义的社会保障权的共性的方面，又有其作为特殊主体权利的个性的方面。

二、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含义和性质

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残疾人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和多重残疾。残疾人社会保障权是残疾人作为权利主体的社会保障权。作为一类特殊而困难的权利主体，残疾人因其在生理、心理或感官等方面的缺陷，无法与其他健全人在同等基础上参与社会生活。因此其生存和发展状况落后于社会平均水平，存在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残疾人有权利在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等方面得到国家提供的帮助，相应的，国家也有义务采取必要的措施，为残疾人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便利的条件。

残疾人社会保障权作为特殊主体的社会保障权，它与一般意义上社会保障权在权利属性上有共性的一面。首先，它属于基本人权，它所关心的是残疾人人的最基本的需求，蕴涵了深刻的人性关怀，因此，社会保障权的性质首先是基本人权。其次，它属于宪法权利。作为基本人权的社会保障权，如果仅仅停留在道德权利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法定权利层面，那么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权就不可能得到有力的保障。正因为如此，现代国家都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将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由人权上升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再次，它属于社会权。社会权是基于福利国家和社会国家的理念，为使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合乎人性尊严的生存而予以保障的所有权利的总称。它要求国家积极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保护和帮助弱者。而残疾人社会保障权体现了国家对残疾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帮扶，属于典型的社会权。除此之外，残疾人社会保障权还具有其特殊的属性。即以残疾人的生存和发展为其基本权能，并以实现残疾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全面、可持续发展为根本价值诉求。生存和发展是人类面临的两大主题，也是人权的根本所在。人的生存和发展在理论上被概括为生存权和发展权。“生存权是人按其本质在一个社会和国家中享有的维持自己生命的最起码的权利。”[2]生存权在实质上是满足人类最低限度生存需要的权利，是要求国家积极履行保障义务的权利。发展权是一种新型的人权，“即所谓发展权是人的个体和人的集体参与、促进并享受其在不同时空限度内得以协调、均衡、持续地发展的一项基本权利。”[3]残疾人社会保障权存在和行使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满足残疾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使残疾人不至于因残疾导致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手段的欠缺而陷入缺衣少食、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满足残疾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权利得以逐步实现，残疾人群体已经开始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和社会价值的公民群体生活在社会上，他们的需求层次也已出现较大变化，由渴求温饱向多层次的发展需求转变。求发展，像健全人一样到社会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是他们更高层次上的`一种生存需要，即对提高生存质量和实现个人发展的需要。对此国家和社会应设法予以保障。因此，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第二层级的目标是满足残疾为实现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展而提出的特殊要求，如就业培训、扶贫开发、文化设施建设等。

三、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特点

残疾人社会保障权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权一样，具有平等性、法定性、义务主体的特定性、实现方式的多样性等权利特征，但其具体内涵有其特殊之处。

(一)平等性。社会保障权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无论公民的身份、性别、等级、民族、语言、财产、出身等，都享有该权利。即只要是该国公民，只要其处于需要社会保障的条件和状态下，就可以要求和获得国家的帮助，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保障面前人人平等。残疾人作为一类特殊人群，虽然在生理或心理方面有缺陷，但他们仍然是普通公民的一员，同样享有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因此，他们获取国家的援助时，不能因其残疾而得到区别对待，这样有违社会公正原则，也不符合社会文明的发展潮流。社会保障是针对所有需要得到帮助的弱势公民，残疾人与其他公民一样，平等的享有和行使社会保障权。

(二)法定性。残疾人做为特殊的弱势群体，其社会保障权在各国宪法和法律中都有明确体现，其实现范围、方式、程度等也都由法律规定。如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也都对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权予以了规定。如1874年瑞士联邦宪法第34条第4项第1、2款规定：“联邦可采取措施设立充分的老年、死亡和残废救济基金。该项基金来源于联邦保险费、职业保险费和个人保险费。”《希腊共和国宪法》第21条规定：“国家关心公民的身体健康,并采取特别措施保护青年、老年人、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并救济穷人。”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第3款规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在法律层面上，16，英国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颁布了《济贫法》，这一法令的出台标志着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制度回应。1883年，德国颁布了世界上首部《疾病保险法》，成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诞生的标志，这其中就包括了残疾人保障的规定。我国有关残疾人社会保障的专门规定主要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六章，该章是“社会保障”专题。因此，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权作为残疾人的基本权利，它的享有和行使它不仅停留在道德层面，而且是有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依据的。

(三)义务主体的特定性。如前文所述，社会保障权的实现需要国家提供帮助，它属于公民的受益权，因此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义务主体单一的属于国家。从其内涵可以看出,残疾在享有社会保障权时，其处于生活陷入困境或生活质量降低的情形下，它内在地包含着残疾人已经经过自己的行为或努力仍然没有摆脱这种困境。因此，其社会保障权的实现是不能仅靠残疾人自己的。单纯从摆脱生活困境并保证生存安全的角度出发，残疾人存在获得他人或社会组织帮助的可能性，但从现实性来看，并不是十分乐观。因为社会的帮扶存在覆盖面窄，帮扶形式的单一以及获得帮扶的不确定性等问题，让他人或社会组织承载这种功能事实上功效甚微。此外，对照社会保障权的概念可以发现，他人的参与或协助这一途径与社会保障权并不符合。因此，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实现根本上讲要依靠国家权力的帮助。这不仅是国家权力，更是国家义务，即当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出帮助请求时，国家应当以积极作为的方式予以满足。

(四)实现方式的多样性。虽然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义务主体是国家，但是基于国家能力和资源的有限性，为了充分的实现残疾人的权利要求，国家将采用各种方式和手段满足残疾人的利益需求。首先国家在促进残疾人社会保障权实现中承担主导责任。政府责任体现在政策、财政、法律等多方面。如我国为贫困残疾人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费、残疾专项补贴，福利性收养机构将残疾人作为主要的收养对象，城市各公共服务机构为残疾人提供优先服务和辅助性服务等。其次，在国家政策和法律引导下拓展社会责任，因为社会对于残疾人具有无可选择的接纳义务与保障责任，它对于残疾人的保障责任应该是在国家之下的有力支撑。企业、事业单位、各社会组织、民间团体、中介组织向残疾人提供各种辅助性的服务，以弥补政府帮扶的不足。如我国正大力提倡以社区为依托的护理、照料等残疾人服务，让家庭支持、社区支持和非政府支持共同起作用。这样，通过多方式、多渠道的资金和服务支持，以弥补因单纯依靠政府力量实施保障所产生的不足，使得残疾人社会保障权得以真正实现。

四、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基本要素

(一)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主体。在法律关系中，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主体包括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权利主体为残疾人群体，义务主体是国家。因此，在这里我们分别对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进行探讨。

1、权利主体。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权利主体当然是残疾人群体，如前文所述，社会保障权是基本人权，而且被各国宪法所确认。因此，所有公民都应普遍、平等地享有社会保障权。然而并非所有的公民就因此可以直接主张该权利。相反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运用社会保障权，即因为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等因素，暂时或永久性地失去工作能力或工作机会，以至收入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或相当生活水准时，方可向义务主体国家主张该权利。也就是说，社会保障权的实际主体只是那些社会的弱者，是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连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都无法保持的弱势群体。而残疾人就属于这类群体。残疾人由于残疾的影响，特别是外界的障碍而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使得他们权利的实现和能力的发挥受到很大的限制。残疾问题并非仅限于残疾预防和康复，更重要的是消除社会对残疾人的歧视和残疾人与社会的严重隔离，使残疾人回归社会，共享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因此，需要国家为残疾人提供特定的帮助和服务，以便使他们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实现事实上的平等。

2、义务主体。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国家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契约产生于人类自身局限性的克服。为了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人类成立了国家，所以国家的基本义务就是维护人类的权利和利益。现代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复杂性使得权利和自由不再是公民个人的事，完全排除国家干预的权利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残疾人社会保障权正是充分体现了这种国家参与性，残疾人群体要实现基本生存和进一步发展，单纯依靠他们自身的努力有很大困难，如果不对他们施以援手，将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的安定和秩序。而对他们予以援助的主体就是国家，只有国家才有法定义务，才有能力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予以持续、稳定、有效的援助，其他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帮助都没有这种实效性，而且也不具有法定的义务。但国家只是个抽象概念，具体到履行对残疾人实施帮助义务的主体，主要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类国家机关。立法机关的义务主要在于：通过宪法确认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权;制定有关残疾人社会保障的单行法律，如专门的残疾人保障法;在其他部门法中增添有关残疾人权益保障的条款，如就业法、教育法等。行政机关的义务在于：作为残疾人保障措施的具体实施机关，严格执行有关残疾人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对残疾人提出的援助请求要及时答复，认真、有效的作出处理，对与残疾人社会保障有关的政策和法规的实施进行监督，对违反残疾人保障法规的行为和个人要依法进行处罚。司法机关的义务在于：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权受到单位和他人侵犯，或者相关政府部门不履行保障义务时，残疾人有权通过民事或行政诉讼的途径进行救济，法院有义务受理相关案件。

(二)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客体。 即残疾人社会保障权指向的对象，也就是相关国家机关和残疾人社会保障服务机构提供的，能够满足残疾人某些方面需要的特定利益。由于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内容丰富，形式各异，但按照法学的一般理论，残疾人社会保障权所体现的利益在于国家的物质帮助，这种帮助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货币形式的利益，如对残疾人发放的救济金，最低生活保障费，国家补贴的社会保障基金费用等。二是实物形式的利益。如提供免费的残疾康复用具，对残疾人的住房保障制度。三是国家和有关残疾人保障机构向残疾人提供的特定项目的服务，如医疗康复服务、就业培训服务、城市无障碍设施的建设等。

(三)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内容。

基于社会保障权的内容大致为社会救济权，社会福利权，社会保险权和社会优抚权四个方面，我们结合国内外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保障现状，将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内容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残疾人社会救助权。公民获得政府救济的前提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费用，而且从其他途径也无法获得救济。但残疾人获得社会救助的情况更特殊，残疾人不同于简单的贫困人群，他们可能在经济困难、基本生存受到威胁的同时，还存在身体或心理的残疾，他们获得经济来源的能力比健全贫困人群更差。因此，对于这类既残且贫的群体，以及有残疾人的家庭，他们享有的权利就不仅仅是简单的金钱上的受益权，而且需要国家在为他们提供相关的帮扶。如德国联邦救济法规定，政府救济机构的任务是，“在没有其他康复机构承担康复义务和残疾人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没有经济收入的情况下，向残疾人提供参与救济和生活费救济”。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也规定了符合条件的贫困残疾人可以申领最低生活保障费，要将住房困难的低收入残疾人家庭纳入城市住房保障和城乡住房救济制度，对生活无着的残疾人实施供养和托养，残疾人子女入学享受减免学费待遇等等。

2、残疾人社会保险权。社会保险权是指劳动者由于年老、疾病、失业、伤残、生育等原因失去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因而没有正常的劳动收入来源时，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制度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社会保险的项目大致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也日趋完善。当残疾人失去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没有正常收入来源时，当然的享有社会保险权。但残疾人的社会保险权的内容相比健全人，更为丰富。除了可以参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传统保险项目，还应当将残疾人的康复、重度残疾人的护理等项目纳入社会保险的支付范围。因为残疾人如果要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必须尽快恢复生理或心理的健康，生活不能自理的重度残疾人要维持基本生存必须要有常年的护理，这些都需要资金的支持。而绝大部分的残疾人的经济状况堪忧，无法支付大笔的康复治疗或护理费用，这就需要国家的物质帮助，通过将残疾人的康复治疗和护理费用纳入社会保险体系，由国家进行补贴，这样才能起到最大限度的帮扶作用。如德国的《护理保险法》第一次把需要护理风险作为社会保险新项目——社会护理保险加以确立。它的任务是，对严重护理需要者按照共同承担援助义务的规定，提供需要护理救济。

3、残疾人社会福利权。社会福利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各种福利政策和设施，使一般社会成员、特定社会成员及特定社会领域的生活状况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的总称。社会福利包括公共福利、职业福利和特殊福利等形式。公共福利享受的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职业福利享受的主体是本单位的职工及其家属。特殊福利则是国家和社会为残疾人和无劳动能力的人专门举办的福利事业，包括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老年人福利等。[4]因此，在这里，残疾人的社会福利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福利权，是残疾人群体享受特殊福利以提高自身生活质量、发展自我的权利。这种特殊福利权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医疗福利权。主要包括医疗保健和医疗康复两个方面。残疾人因身体存在缺陷，疾病对他们的威胁也就更大，他们对医疗保健的需要比身体健全者更为迫切。残疾人医疗康复则是指通过医疗装配假肢和心理疏导等手段，使残疾人身体某方面的功能获得恢复。这都需要国家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如在美国，各州设立健康护理住所，由州政府健康服务部门核发牌照，这些护理住所设有身体治疗、职能治疗、语言、康复娱乐治疗等方面的顾问，同时也备有心理医生、药剂师及医生等专职医务人员。且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5]

二是就业福利权。残疾人参加生产劳动是改善其自身社会地位、生活状况和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残疾人实现人生价值和权利的关键。而由于残疾人生理缺陷的影响，以及社会对残疾人的歧视因素的存在，单凭残疾人个人找到合适的工作比较困难，这时就需要政府帮助残疾人就业。如提供职业培训、建立残疾人福利企业等。在我国，通过政府制定相关法规，强制要求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已成为解决残疾人就业的主要渠道和根本措施。在德国，联邦劳动局下设了劳动促进机构。通过职业促进措施达到使残疾人不依靠别人帮助能独立劳动的目的。[6]

三是教育福利权。提高残疾人受教育水平是残疾人全面实现自身价值的基本条件，也是其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必要前提。国家应该在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各方面提供制度保障和资金保障。如在我国，由政府出资为盲、聋、智残少年儿童兴办特殊教育学校，在义务教育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设立特殊教育普通高中和残疾人中等职业教育机构。在美国，1975年制定的《所有残疾儿童教育法》规定，必须向所有儿童，无论其残疾程度如何(“零拒绝”原则)，提供一种无需其父母或监护人支付费用的、适合他们特别需要的教育。并为各州提供财政奖励以促使其为学前残疾儿童提供教育及相关服务。[7]

企业社会网络的权变性与企业绩效 篇3

在研究内容上，本文重新考察了企业社会网络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指出企业社会网络的运作既会产生企业社会资本，也会产生企业社会负债，并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分别对企业社会网络对企业绩效正面和负面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企业社会网络；权变；企业社会资本；企业绩效

一、 引言

社会网络是指社会关系的连接所形成的网络。社会网络理论最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出现于社会学的研究之中，在最初的发展中，社会网络理论主要专注于社会学问题的研究，早期的学者（Roy，1952；Seashore，1954）认为社会网络在人们的工作绩效中扮演负面的角色，因为在建立社会网络过程中个人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挑战以及应对各种规范的要求。Granovetter（1985）提出的嵌入理论使得人们对社会网络的认识得到全新的变化，Granovetter提出个人或组织都是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即社会网络会塑造个人或组织的行为，并指出传统的经济学观点——个人理性选择——过于狭隘，忽视了经济行动都是在人际互动中进行的。

镶嵌理论使得社会网络的研究进入了经济领域，并且与企业绩效联系在一起。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社会网络对绩效的促进作用，例如Burt（1992）提出结构洞理论，指出社会网络的结构如何能够帮助个人或组织获取利益。在社会网络理论的基础上，社会资本理论开始发展起来。社会资本指的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可获取的有利于目标达成的资源，可见，社会资本理论更强调社会网络的正面效应，并且涉及到了资源的获取。社会资本理论重要的一点贡献在于指出了社会资本能够帮助个人或组织间建立信任关系，这种信任能提高网络间成员的效率（Putnan，1993）。

实际上，社会网络并不只表现出正面的作用，Burt（1997）指出社会网络所带来的利益并不是确定不变的，而是受到网络结构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Leenders（1999）因此提出了企业社会负债这一概念，企业社会负债是指社会网络中不利于企业目标达成的成本或约束，这是与企业社会资本相对立的概念，更强调社会网络的负面作用。因此，企业社会网络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有利于企业绩效，也可能存在着反向作用。根据以上研究背景，本文试图解决一个问题：企业社会网络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企业社会网络的负面作用是不是可以忽略，企业社会网络与企业绩效之间到底存在什么相关关系？

二、企业社会网络、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社会负债的概念与范围

（1） 企业社会网络的嵌入性与范围

按照学者们之前的研究，可以将企业社会网络定义为企业通过社会联系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市场力量主导绝大多数经济行为的现代社会，考虑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是否有意义。答案是肯定的。Granovetter（1985）提出的嵌入理论论证了企业社会网络对于企业行为的影响，个人与企业行为是嵌入于整个社会关系的网络结构中的，行为与制度深深受到社会关系的限制，把他们视为相互独立的东西是不合理的。嵌入理论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假设与社会学理论假设都不同，经济学将企业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个契约集合体，而完全不受其所处社会关系的影响，社会学则认为个人与企业行为都是受社会风俗、习惯与规范约束的，是近乎机械而无视个人理性选择的。学者们普遍认同人类经济行为在前市场经济的社会里确实是依赖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种影响逐步削弱了，自由的竞争市场中竞争行为更加独立于社会关系，即市场可以被视为是社会关系的一个良好替代品。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信息充分，买卖双方都市场没有控制力，这种条件下考虑社会关系网络是没有意义的。但完全的竞争市场毕竟是不存在的，社会关系的影响在不完全的市场中普遍存在，在理解现实的经济活动时，嵌入的观点可能是更合适的选择，企业社会网络也因此可能对于企业绩效存在着深刻的影响。

企业社会网络不同于个人社会网络，企业社会网络的特殊之处在于其通过两方面的社会网络联系产生，一方面来自于企业内个人的社会联系，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企业整体的社会联系。个人的社会网络包括企业员工与其他社会组织成员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企业的社会网络联系即是企业与其他社会组织间的互动，二者处于不同的层面上。个人的社会联系比较容易理解，但这些社会联系应当是与企业相关的个人联系。一个企业中，最重要的个人社会联系就是企业家自身的社会联系，与企业中其他个人联系相比，它发挥的影响力要大的多。企业的社会联系可以认为是企业作为一个组织整体与外界的联系，如与其他组织建立的非正式合作、正式合作、合资企业以及兼并、收购等，在这些运作中企业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组织建立起社会关系。

（2）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及表现形式

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社会网络密不可分，是嵌入在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资源可以是有形或无形的。按照学者们之前的研究，可以把企业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在企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有利于企业目标达成的资源集合。企业社会资本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个人社会资本，首先，企业由无数的个体组成，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网络联系，这些网络联系相互交错或者重复，并且大部分与企业无关，因而肯定不能以企业内个人社会资本的加总来定义企业社会资本。其次，企业不同于社区，社区社会资本是一种集体性社会资本，衡量的是在封闭性社会网络中个人间的相互信任、规范、权威和惩罚，而企业社会资本衡量的是企业在开放性网络中通过社会关系可以获取的资源。因而，研究企业社会资本不能简单套用传统的社会资本研究方法，而需要结合企业的特征来研究。

根据Leenders 和Gabbay （1999）的研究，企业社会资本通过企业社会网络联系产生，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是企业内个人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企业整体的社会资本。个人的社会资本包括企业员工与其他社会组织成员间的社会关系网络所生成的资源，例如企业雇员与银行雇员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有助于企业获得贷款，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咨询机构的成员通过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来维持客户。这样的个人网络联系强化了个人之间的信任，产生了一部分的企业社会资本。这一部分的企业社会资本类同于上述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

更为重要的联系则来自于企业的社会资本，即企业与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间的社会联系所产生的资源。例如通过合资企业或者联合营销来获得规模经济或者增加专业知识，Stuart （1999）的研究举的例子则是半导体行业的公司通过建立联盟获取生产和销售专有技术的权利。这一社会资本表现为诸如组织声誉，名誉，地位，和品牌识别等形式。在其中，企业的诚信构成了企业社会资本的基础部分，即企业与其他组织和个人间一种信任关系的建立。一个企业通过其公平的交易与产品、服务的可靠性建立并加强了广泛的声誉，这种声誉使得潜在的合作伙伴相信企业不容易进行背叛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会破坏企业之前良好的声誉，使得企业在从事机会主义的行为后总收益为负 （Jarillo 1988）。

（3）企业社会网络的权变与企业社会负债的维度

有一种观点在学术界中较为流行， 即将企业社会网络与企业社会资本等同起来， 只承认社会网络的价值， 忽视社会网络的约束性以及构建社会网络的成本和风险。Burt（1997）提出了社会网络的权变观点，认为企业面临的社会网络的作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外部环境变化的，即权变的。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行动改变其内外网络， 如内部的网络再造和企业间进行战略联盟与供应链整合等，既然企业的社会网络可以带来利益， 也可以产生负面作用，那么，企业就有必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改变或重新构建企业的网络结构，创造利益， 减少负面作用， 对企业社会网络进行权变的管理。

企业社会网络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被定义为企业社会负债，它是嵌入在企业社会网络中，阻碍企业目标达成的成本或约束。企业社会网络固然可以给企业带来信息、控制力和合作关系，但企业获取社会资本总是有代价的， 社会网络作为一种资产的投资， 企业在特定的企业目标下进行网络建立和维持时可能会表现为入不敷出，，这就产生了社会负债。

综合上面的分析，个人层面的社会联系与企业层面的社会联系共同进行的网络运作形成了企业社会网络，企业社会网络根据面临情境的不同，既会生成企业社会资本，也会产生企业社会负债。企业社会资本是网络中有利于企业目标达成的资源集合，是网络正面性的体现，而企业社会负债则是阻碍企业目标达成的成本与约束，是网络负面性的体现。下图对三者关系进行了简明的整理。

三、企业社会网络与企业绩效——基于企业社会资本视角

企业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在不完全竞争环境下，这种关系网络塑造了企业的行为，影响到企业可获取的资源，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企业社会网络的扩展所生成的社会资本对于企业绩效有正面的影响，本文将使用结构洞（Structure Hole）的理论框架分析这种影响。企业社会网络对企业绩效的贡献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发挥：

1、企业社会网络的扩展有利于获取信息利益。Burt（1991）提出了结构洞理论，结构洞指的是非重复关系人之间的断裂，简单说来就是他们彼此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一个人的关系对于另外一个人具有排他性。结构洞理论指出了企业社会社会网络的拓展如何帮助企业获取更丰富而不重复的信息。

处于结构洞位置上对于信息获取有两方面意义：一、你处于两个组织个人信息交流的中枢位置，信息要通过结构洞方能在组织间进行流通，这意味着你控制了信息的流通并获取到了比其他网络位置上个人更为丰富的信息。二、关系的建立需要成本，弱连接的建立与维持所付出的成本小于强连接，同样的成本付出可以建立更多的弱连接。处于多层次的结构洞位置上，你可以通过与其他组织的交流建立广泛的弱连接，而其他位置上的成员则只能处于密闭的强连接网络中，并且由于成本的约束，这些强连接数量是有限的。在这样的强连接网络中，信息是重复流动的，大部分的强连接成为了冗余连接，起不到输送新信息的作用，而你则可以通过广泛的弱连接接收到在各组织间不断更新流动的信息，这些信息远比强连接带来的更为有效。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扩展的企业社会网络中，企业占据了更为丰富的结构洞，而多层次的结构洞帮助企业获取信息利益，占据信息利益的企业将能获取更好的经营绩效。

2、企业社会网络的拓展有利于企业获取控制利益。

所谓的控制利益是指第三方得利，即在各个群体关系中，你作为第三方获取利益，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河蚌相争，渔翁得利”。具体来说，第三方策略有两种：一是在需求都是一样的利益冲突各方之间扮演 “第三方”角色，例如买方与卖方之间的议价，若同时存在多个买方，卖方就可以让他们进行竞价来获取较高的售价。二是在彼此需求不一样的利益冲突各方之间扮演“第三方”角色。第二种策略关系较为复杂，需要“第三方”创造“竞争”，即是将同时产生的，相互矛盾的不同需求清晰地放在提出这些需求的人们面前，告诉他们这些需求是彼此冲突的，在满足他们的需求之前，这些矛盾必须先解决。通过这种方式，即使在原来没有竞争的地方，竞争也被创造出来了，而第三方则在这种竞争中获取利益。例如企业在面对上下游企业不同的需求时，通过告知他们各自需求的矛盾之处，创造二者间的利益冲突，来获取谈判上的优势。

第三方策略能否有效执行还与占据结构洞上的个人的能力息息相关，这就是所谓的“企业家能力”。企业家是一个企业中最关键的成员，处于拥有丰富结构洞的网络中的企业家，他们获悉并实际参与了更多的、有益的投资机会，并能利用结构洞获取信息利益与控制利益，从而获得了更高的投资回报。

3、企业社会网络的扩展有利于合作机制的建立。当企业社会网络扩展时，意味着企业有着广泛的联系并且占据着多个层面的结构洞，此时企业处于其所在社会网络中较为核心的位置，占据着信息交流的节点。企业处于信息交流的节点上使得企业可以方便地获取信息利益，网络上的个人或组织的声誉都能通过网络迅速的传播，即社会网络整体的信息不对称得到改善。这将有利于网络上组织间合作机制的建立，因为任何一家网络上的组织如果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它的不良声誉不仅仅只是对手得知，而是会通过网络迅速的传播，这对于采取不合作行为的企业将是一个严重的惩罚，它将难以在这个社会网络中继续与其他组织合作。因此，广泛的企业社会网络有利于约束企业的背叛行为，增进企业间的合作。

四、企业社会网络与企业绩效——基于企业社会负债视角

企业社会网络对于企业绩效的正面影响显然得到了学者更多的研究，从社会网络生成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学者们论证了社会网络如何对企业绩效发挥正向作用。然而，社会网络的负面作用——即企业社会负债——同样不容忽视，在某些环境下，这样的负面作用甚至超过了正面影响，下文将论证企业社会网络如何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同样采取结构洞理论的框架。

1、企业社会网络的建立与维持需要付出成本。网络的建立与维持并不是免费的，为了占据结构洞或者创造结构洞，企业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与资金与其他组织或个人建立联系，并维持这种关系。当企业扩展其社会网络时，不可避免的会建立和维持许多不必要的联系，这些关系可能是一种预防或者是有效联系的附产品，即真正发挥作用的联系只占少数，大多数是冗余或者重复的。这就构成了社会网络构建中的浪费。所以企业社会网络带来的成本会对企业的绩效带来负面的影响。

2、环境的变化可能使得已建立的企业社会网络无效，甚至阻碍企业绩效。社会环境与企业自身的结构都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企业根据当前的情况建立最有利的社会网络，当社会环境或者企业自身结构发生变化时，原先的结构洞可能会消失或者失去作用（因为人们对网络价值判断的改变）原来有效的网络结构甚至起到阻碍企业目标达成的效果（周小虎，2005）。例如， 传统外贸企业在信息流上具有显著的结构优势，它占据着贸易双方联系的结构洞位置，通过信息获取利益，但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使得网络成员间的信息流动加剧，信息获取的成本降低，贸易双方有更大的机会直接进行联系，外贸企业的网络优势逐步消失。

3、企业社会网络的拓展加大了委托代理问题，使得企业利益面临被侵占的风险。管理层作为代理人同样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群体，它们追求自身利益而非委托人利益，代理理论认为将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一致化或加强对代理人的监管可以抑制委托代理问题。现代企业本身也尝试了多种公司治理实践，比如设计合理的股权结构，强化董事会的监督和控制职能，完善代理人的激励与薪酬等来控制代理问题。

在单个企业层面上，问题是相对简单的，因为只需考虑内部代理人的不合意行为。在超出单个企业层面的企业社会网络上进行分析时，将要考虑到外部网络上的行动者，委托代理问题将更加严重与复杂。企业社会网络将各个企业置于广泛的社会联系之中，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拥有最多的社会联系，但同时该企业的代理人将更容易利用网络联系进行寻租活动。具体的说，在单个企业层面上，代理人利用企业内部的制度缺陷进行委托人不合意的行为，而在整个网络层面上，代理人可以将公司作为一个寻租平台，通过网络的边界扫描（boundary scanner）功能，发掘网络中的寻租机会，与企业外部的组织或个人勾结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任兵、区玉辉，2007）。这个过程不一定是代理人主动，网络中的机会主义者也有可能主动地寻租，而处于网络核心位置的企业由于拥有更多的社会联系，它的信息也容易在网络中更多地流通，因而机会主义者有较大机会发掘到企业的制度漏洞并加以利用。在对企业社会网络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连锁董事网络的研究中，任兵（2007）的研究证实了连锁董事网络核心度与企业绩效存在着负向关系。

五、讨论与结论

（一）进一步讨论与结论

本文在研究中发现，企业社会网络的拓展对企业绩效存在正面与负面两方面的影响。但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企业社会网络可能更多地表现为企业社会负债，而非企业社会资本，这意味着网络所带来的成本与风险要大于收益。

对此结果的解释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市场经济所需的各项基础法规和制度建设逐步完善，我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越是接近于完全竞争，作为市场替代物的社会关系网络就越难发挥作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社会网络发挥的正面效用减弱。其次，政府部门对市场的影响力减弱，若过多的依赖与政府建立社会关系来获取社会资本，则必定会产生较高的构建和维持网络的成本，却又不一定能由此获取到有用的资源。在对与政府部门的社会联系，即纵向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的确发现了纵向社会关系与企业绩效反向的证据（孙俊华，2009）。最后，随着股权结构改革的推进，我国上市企业股权集中度高，国有股一股独大，股权流动性低等特征逐渐改善，股权集中度逐步下降（祝映兰，2010），但这也加大了企业社会网络的风险，即在股权集中度逐渐分散时，网络中的机会主义者与企业代理人之间更容易勾结侵占企业利益。

参考文献：

[1] 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 中国社会科学，2000（2），87-99.

[2] 刘林平.企业的社会资本：概念反思和测量途径——兼评边燕杰、丘海雄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社会学研究，2006（2），204-216.

[3] 孙俊华，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9（2）：28-36.

[4] 石军伟， 胡立君， 付海艳.企业社会资本的功效结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0（2）： 84一93 .

[5] 周小虎.企业网络资源与社会负债[J].管理学前沿，2005（8），12-18.

[6] BOURDIEU，PIERRE.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ed.）by John G.Richardson，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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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URT， R. S. The Contigent Value of social Capital.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7，42：339-365.

[9] COLEMAN，JAMES S.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0]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91： 481-510.

[11] LIN NAN.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中国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理思考 篇4

关键词：农民,社会保障权,法理

一、中国农民社会保权所存在问题

伴随着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进步, 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正在翻天覆地的调整, 农民本能的对生活标准和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本能的对社会保障权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而城镇化速度正在快速前进折射出我们社会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依然存在、亟需解决。

( 一) 立法根据不足, 立法体系缺失

目前我国关于农民社会保障权的依据单一、笼统, 不成熟, 多数都是参考国务院颁布的相关行政法规, 整体上社会保障权可谓形同虚设、缺少强制性、意义不大。

( 二) 法律监管机制缺失

中国农民的经济基础薄弱, 又处于国家的弱势群体行列, 其法律地位必然处于较低的位置, 法律意识没有达成共识, 缺失维护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律组织和机构。

( 三) 法律实施系统缺失

“有法必依”要求我们对于法律必须严格实施, 才会保障法的有效性、强制性、存在性和延续性。中国目前对于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律已经处于劣势地位,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如果对于现有的法律不去实施, 农民社会保障权无法得到保障, 也难以发展更有效的相关法律, 广大农民长期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 四) 国家经济支持不足

中国农民保障权所面临的问题最直接、根本的原因是中央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经济支持力度不够。一方面, 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 对于农村地区的财政支出相对较少。另一方面, 对于当地政府, 会把较大部分的经济用于落后的农村的经济发展、甚至有的当地政府把用于保障权的经济资金用于经济建设中, 出现保障权基金被掏空而又无法弥补的不良现象。

二、中国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律视角

作为社会群体中的每一位成员, 都会经历困难时期, 如今的城镇群体各方面都比农民优越、因此对于广大农民我们应该更加关爱给予照顾。

( 一) 农民社会保障离不开正义

我国深度改革发展正处于非常时期, 社会上公平和正义问题有所彰显,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逐步提高和文化水平的提升, 人们开始呼吁社会要公平、社会要正义。正义和公平的呼声也标志着社会更加成熟、人类文明更加进步。“正义被认为是人类思想上最崇高的愿景, 而法被认为是维护正义标尺。”如今学术界的鼻祖也主张能够维护和承载正义的最好手段是法律。

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体系离不开正义的力量, 有了正义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才能合理和科学的分配, 有了正义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机制才能良性发展。我们的农村经济水平比较落后, 如果我们不能给广大农民社会保障的权利来支持他们发展, 农村发展将会与社会发展的轨迹越来越偏离, 我们的正义就失去了条件, 国家将会在发展道路上跛行。

纵观历史, 每个时期的国家发展都离不开农村的发展, 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构建和完善,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正义的彰显, 很早以前便成为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标。尤其处于经济落后的农村, 国家层面也采用有效的宏观调控等法律手段进行收入再分配, 来帮助广大农村、农民的建设、以缩小贫困差距, 来维持社会公平、消除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因此我们要时刻将正义感铭记于心, 我们国家的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才会今早完善、健全弱势全体才会享受到权利。

( 二) 农民社会保障离不开平等

法律的魅力和权威源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任何人无法超越法律的权限。平等是法律所追求的最终目的, 同样平等也是我们人类毕生所追求的价值观。农民是我们社会大家庭中重要的分子却无法和其他城镇居民的待遇一样, 农民往往被边缘化, 往往没有好的社会保障顾及到他们, 越是弱势全体, 越是没有得到格外关注, 实质上这是极其不公平、不平等。一方面我们国家制定的、没有平等的惠及到农民、保障制度、相关法律需要彻头彻尾的修正, 另一方面, 应该提高农民保障制度的法律地位、将其与城镇居民的法律待遇相同。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法律本身的平等性、才会维护法律的尊严、法律的正义性。例如、切切实实对农民有利的医疗制度、养老制度、也让广大农民能感受到病有所医的便利和欣慰。

( 三) 农民社会保障离不开人权

法律最光辉的一面是有利于保障人权, 人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如今是人权的时代, 我们社会中的每一成员都可以享受到的最基本的权利, 即可以从国家、组织及其他全团及个体得到帮助的权利, 而我们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落实、或者根本没有充分享有时, 我们可以借助法律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争取到最基本的、公平的、可以享受国家及社会团体或者个体帮助的权利。

三农问题同样也是当今改革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难题、只有农村发展好、实现现代化、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指日可待, 只有农民的生活幸福安康, 我们全中国才会太平, 广大农民的人权得到保障是农村发展的最终目标。我们以农民人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来实现广大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利意义深远, 即使农村地区状况难以改变, 例如老龄化人口集聚多、环境脏乱、文化水平低、人们法律意识薄弱、当自己的基本权益受到威胁时相对比较麻木而不是采取有效手段去捍卫、农民的人权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些难题都不是我们极力捍卫人权的障碍。

因为人权不光对于个人的生存权有一定的保障作用, 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人格尊严的彰显。

三、应对中国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律思路

( 一) 完善宪法中有关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权的相关规定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是其他法律的母法, 其他法律都是宪法的子法, 宪法的规定是最基本的原则, 而其他法律规定都是宪法规定的具体化, 宪法规定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权的宪法性规定是指通过宪法这一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来以宪法规范的形势确认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基本权利, 已达到对农民社会保障权益的法律维护。宪法上的确认对农民社会保障具有最高效力, 最高的权威, 处于首要的地位。1982 年宪法以及2004 年的宪法修正案都对中国公民社会保障权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在我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公民社会保障权利有明确规定的同时, 我们还要审视这部宪法中的宪法规范对公民社会保障权利的不足: 1 许多条款具有宣示性的特征, 问题的规定不确定, 操作性不是很到位。2 概念规定不清晰, 没有规定到具体的细节处, 比如物质帮助权, 应不当使用社会保障权。

( 二) 中国农民社会保障权需要通过立法来保障统一性

建立健全我国现代中国农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摒弃我国落后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务之急, 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我国步入现代保障国家的前提条件。在现阶段, 我们要努力确认改革社会保障机制的法律成果, 为中国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巩固打下了良好的法治平台。世界各国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完全是以制定社会保障法来作为自己逻辑的起点的, 没有全国规范明确的, 实施操作性强的法律就不可能称得上具备完善成熟的现代化国家。

应当将中国农民社会保障权利法律制度作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身份关键的部分, 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来抓, 抓紧制定中国农民社会保障法。

( 三) 中国农民社会保障权法律制度的立法模式的选择

对于我国农民社会保障权法律制度的立法构建模式的选择角度, 可以采用法律移植的思想来对国外先进的社会保障模式进行优劣权衡之后, 加以选择性的借鉴, 并结合我国的国情来作出唯美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徐显明.法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2]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社会救助权 篇5

［关键词］法定解除权弱势群体保护

一、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学内涵

在法学领域，学者对弱势群体有不同的界定。李昌麒教授认为应当“把弱势群体的法律定义置于我国已经制定或者应当制定的体现对弱者保护的具体法律中加以特定化。” 也有研究者这样定义：社会弱势群体是指“由于社会条件和个人能力能方面存在障碍而无法实现其基本权利，需要国家帮助和社会支持以实现其基本权利的群体。”笔者认为，上述关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学定义都有其合理的地方，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法律意义上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内涵，他们一个共同的地方在于都是从整体意义上或说法理角度来研究社会弱势群体。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合同法律关系中弱势群体的范围。笔者认为在合同法律关系中弱势强势的判断标准是经济实力强弱、信息量的多寡等为主要依据。合同法律关系中弱势群体一般来说是依据上述客观原因导致的在合同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

其次，并非所有合同法律关系中的双方当事人都有强势与弱势之分，存在明显强弱势区分的合同主要集中在劳动合同和一些商事合同关系中，所以在下面我们从几类比较典型的具体合同入手来探讨合同法定解除权和弱势群体的保

护问题。

二、几种典型的合同弱势群体

1.劳动合同中的劳动者，尤其民工、妇女、未成年劳动者。在这里，首先要明确劳动合同与合同法的关系。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劳动合同作为合同的一种，是当事人双方或多方相互的意思表示一致，以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权利义务为目的法律行为，具有合同的一般特征。《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二款明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劳动合同的订立、变更、终止和解除，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解决劳动合同纠纷也是以合同法作为重要的法律适用依据之一。因此，在本文关于合同法律关系中的弱势群体的探讨中，将劳动合同也纳入研究视野之中。

劳动合同也是一种合同，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但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相比而言，很明显处于弱势地位，需要法律制度予以特别的保护。2006年12月24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下称“草案”)进行了二审。在该法草案起草的过程中，关于劳动合同法立法依据问题存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应以劳动法为立法依据，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天然处于弱势地位，需要通过立法加以平衡，立法应向向弱势的劳动者适当倾斜；另一种意见认为应按照民事合同法的思路，基于双方是平等的地位，应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为依据，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因此应当把同等程度保护作为立法的出发点。

笔者认为，目前中国正处于创业发展阶段，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者，其中绝大部分劳动者来自原来的农民阶层，即所谓农民工，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劳动者整体的弱势地位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现阶段的劳动合同立法应该也必须向劳动者适当倾斜，着重保护弱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使我国的劳动合同制度真正在保持我国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同样需要依照劳动法确立的立法精神和宗旨，依然需要向劳动者倾斜。

2.民事合同中的个体自然人，比如买卖合同中的消费者、保险合同中的投保人等。

这里的民事合同限定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分别为自然人和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合同。如果合同的当事人同为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或同为自然人，那么因为双方主体性质相同，虽然双方可能在某些方面存在形式上的不对等，但是一般不存在实质上的弱势、强势之分。而在合同双方当事人分别为自然人和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合同里，由于双方性质的根本不同，自然人与企业等组织体相比，显而易见处于劣势地位。比如消费者，从法律意义上讲，个体的消费者面对的是拥有各种资源远超过自己的企业，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也应受到法律的强有力保护。

对于合同法律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合同法应予以特别的保护，使这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法律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真正实现和维护平等地位，以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价值。

三、合同法定解除权与弱势群体之保护

合同是一种债的关系，一经成立即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债的关系，债权人可以请求当事人履行债务，解除权设立在债权之上，目的在于消灭债的关系，使债权人的债权归于消灭，属于限制性权利。从目的上看，设定法定解除权的目的就在于在特定情况下赋予一方当事人以解除权，消灭合同关系，使自己从合同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以保护自己的权利。合同法设定法定解除权的目的在于通过解除权的行使保护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合同法律关系中的弱势群体需要法律给予特别的保护，因此，法律在设定法定解除权的时候，也应该在规定法定解除权时应该分别主体而给予不同的保护力度。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中的合同法定解除权。一方面，草案扩大了劳动者法定解除权。草案列举了劳动者随时通知解除权的5种情形，在该5种情形下，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合同。与劳动法的规定相比，草案赋予劳动者一种更能体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立法精神的：解除权即时解除权，另外细化了通知解除权的规定，增加了可操作性。从另一方面看，草案加强了对用人单位法定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在现实社会中，劳动者尤其农民工、妇女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屡遭侵害，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相关法规的欠缺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如何有效保护其合法权益是摆在立法者面前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建议在即将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对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设定，应进一步加强对劳动者法定解除权的规定和可操作性，使劳动者可以在权利受到不公平侵害时能够利用法律所赋予的神圣权利保护自己，从而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精神。从草案的内容看，增加了劳动者法定解除权的种类，并对用人单位的法定解除权的行使设定了多种限制，体现了对弱势劳动者的保护和立法倾斜，但是也有不足之处，就此，笔者提出以下立法建议：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其中都不乏对劳动者法定解除权的规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劳动者却鲜用法定解除权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相反用人单位却很善于利用法定解除权侵害劳动者的权益，究其原因现有劳动法律法规的主要缺陷，正在于雇主的侵权成本偏低，雇员的维权成本太高，对处于弱势的雇员缺乏倾斜性保护。建议在将来的劳动合同法中，对于劳资双方的违法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法律后果予以明确规定，对双方违法解除合同的行为给予严厉制裁，并且区别对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规定的对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合同的行为的最严重赔偿责任与劳动者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赔偿金数额相等，无从体现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制裁的严厉性，不足以对用人单位形成威慑力，不能体现对劳动者的强化保护，故建议在将来的劳动合同法中加重对用人单位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行为的制裁规定。

2.某些民事合同中的合同法定解除权。在某些民事合同中，法律赋予弱势的一方主体特别的法定解除权，也是出于对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下面以购房合同和保险合同为例来我国法律对该类合同法律关系弱势群体的保护现状。

购房消费者或投资者相对于开发商是一个弱者，但要想使自己不显弱，就应当会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懂得行使合同法定解除权，就是维权武器之一。2003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对购房消费者的法定解除权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列举了七种事由作为购房者在商品房买卖中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前提，这时购房者决定行使解除权就相对比较简单，因为法律规定，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购房者只要发出一张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并送达出卖人即可。

可以说，在现行有关法律规定中，购房合同中的购房消费者的法定解除权可以说是规定得最为详细的，对合同弱势群体的保护最为周全，建议在以后有关消费合同的修改完善过程中，借鉴有关购房消费者的法定解除权的有关规定，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精神指导下，赋予消费者具体明确的法定解除权，从而捍卫自己在合同关系中的平等地位。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保险合同中的法定解除权。

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的弱势主体投保人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情形下，享有任意法定解除权，体现在除了个别情况外，投保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而保险人的解除权有严格的限制，即保险人以不可解除合同为原则，以可以解除合同为例外。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保险合同相对于一般的民事合同存在一定特殊性，该制度意在防止保险人因保险情势变化而任意解除合同，造成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合法利益的损失。

保险法对保险合同的解除权在当事人之间的分配采取向“投保人倾斜”的立法原则，体现对弱势投保人保护的一面，但是在在保险理赔实践中，存在保险人对合同解除权滥用的问题，严重损害投保人的权益，阻碍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保险公司以其未履行告知义务为由拒赔或解除保险合同问题上。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即将修改的保险法将做出改进。

我国保险法第二次修改工作自2004年10月正式启动，目前已经形成的《保险法修订草案建议稿》，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内容，其中之一就是完善保险合同法律规范，修订了保险利益、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如实告知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责任保险中的第三者权利等方面内容，以切实保护被保险人合法利益，合理配置当事人权利义务，促进保险业务规范经营。

在保险法修订初稿中，在保险合同部分，“不可抗辩条款”赫然在列。

再次修改的保险法是否引入“不可抗辩条款”成为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赞成接受“不可抗辩条款”者认为，当前现实迫切需要承认“不可抗辩”条款，这可以防止保险人对合同解除权的滥用，并保护保险消费者对长期人寿保险合同的期待利益和信赖利益。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保险公司，认为目前我国承认“不可抗辩条款”的客观条件并不成熟，尤其是在我国个人征信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承认“不可抗辩条款”无疑放大了保险人所面临的道德风险，这将给保险业的经营带来更大的风险，最终也将损害到消费者的利益。笔者同意前者观点, 应当引入“不可抗辩条款”的规定,以防止保险人滥用强势地位,侵害投保人的合法权益。

消费者和投保人是合同法律关系的比较典型的弱势主体，在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中都体现了对合同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这是法律公平正义精神的体现。笔者认为，今后相关的合同立法应当对合同法律关系中的弱势群体予以特别的关注和保护，在立法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加强各项关于合同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这是合同法公平正义价值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李昌麒:《弱势群体法律保护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

[2]钱大军王哲:《法学意义上的社会弱势群体概念》[J].《当代法学》，2004年第3期

[3]《劳动合同法草案为劳动者维权再添“利器”》,人民网，2006.3.3

[4]董保华:《锦上添花抑或雪中送炭——论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定位》，东方劳动法律网，2006.5.11

[5]《保险法修订草案建议稿》形成，新浪网，2006.05.18.中华工商时报

[6]《保险法“不可抗辩条款”成修法争论焦点》，中证网，2006.12.06

社会救助权 篇6

基于前述分析, 社会保险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保险权的多重法律属性。因此, 对于社会保险权的救济和保障就需要动用多种法律手段进行综合保障。故下文将从我国各方面立法现状来探讨社会保险权的救济困境和可诉性。

(一) 宪法确认

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公民的社会保险权。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这些权利, 但并不意味着公民的这些权利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 (1) 当下在我国, 违宪审查制度尚未建立, 宪法权利还处在宣示的层面, 不具备直接可诉性, 宪法还不能直接作为诉讼的裁判和依据。故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要转变为实有权利必须要构建具体的法律制度。目前, 虽然《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基本法已完成了宪法权利具体化的任务, 但现实社会保险运作过程中, 某些侵犯公民社会保险权的行为 (如行政不作为或某一抽象行政行为) 并不能被现存实在法规制, 又不能对其提起违宪审查, 故出现了公民社会保险权的救济空当, 这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

(二) 直接调整社会保险关系、解决相关问题的非刑事法律法规的规定

目前, 除了2010年10月28日通过的《社会保险法》这一核心法律, 我国直接调整社会保险关系、解决相关问题的法律法规, 主要包括:《劳动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另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两个司法解释、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办法》等也是重要的法律依据。根据前述社会保险权的行政和民事双重性质, 若要对于社会保险权的完全权利加以救济和保障, 则理应对于行政可诉性和民事可诉性都加以规制。而上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行政规章, 对于社会保险权的可诉性问题做出了并非完整的规定, 尤其是对于民事可诉性作出了相对残缺、模糊的处理, 以下详述之。

1. 关于行政可诉性的规定

(1) 即将生效的《社会保险法》在第十一章中专章规定“法律责任”的十一个条文中, 共有十个条文均是对于行政法律责任的规定 (第九十四条是对刑事责任的规定) , 主要包括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不按期缴纳或者少缴纳社会保险费、骗取社保基金支出或社保待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社会保险征收机构的渎职等情形, 均可追究相应机关或个人的行政法律责任;

(2) 《劳动法》第一百条规定了对于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将给予行政处罚,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社会行政争议处理办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等也均对于调整社会保险关系的问题做出了相关的行政解决办法的规定。

据此, 对于社会保险权的行政可诉性, 我国的法律已经有了较多的实体法规定, 但不足的是, 关于行政相对人救济程序等方面的问题仍然未作详细规定。

2. 关于民事可诉性的规定

(1) 如前所述, 《社会保险法》在第一章“法律责任”的规定中, 十一个条文均为公法性条文, 而在民事可诉性方面, 只是在第十章“社会保险监督”第八十三条第三款中模糊地规定:“个人与所在单位发生社会保险争议的, 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 提起诉讼。”

(2) 《劳动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及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案件的两个司法解释, 对于社会保险权相关的民事司法救济, 未给出明确规定;《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办法》规定的是相对人与经办机构之间的行政争议, 且规定该类似争议属于行政案件, 不属于劳动争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在第二条仅笼统规定了因社会保险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

可见, 社会保险相关的民事实体性权益和程序性权利, 均未能被立法予以重视, 被模糊地回避。故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为办理社保登记、拖欠社保费用等问题发生纠纷时, 这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法争议, 除了在极少情况下, (2) 劳动者可以就劳动争议相关的问题提起劳动仲裁或民事诉讼, 多数情况下的社会保险权受侵犯的情况并不能得以有效解决。加之劳动争议诉讼本身存在的仲裁前置规则及仲裁短期时效制度, 使得更多的本有可能得到救济的权利也丧失了胜诉的机会, 故社会保险权的民事可诉性并未能被法律和实践所实现。

(三) 刑法规定

至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 (八) 》出台之时, 我国刑法均未对严重侵害社会保险权的行为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 (八) 》中第四十一条也只是规定了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况, 而对于与相关的社会保险关系并未能加以规制。《社会保险法》第十一章“法律责任”中第九十四条也只是笼统的规定:“违反本法规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求刑事责任”。《劳动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和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的工作人员挪用社会保险基金,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求刑事责任。”上述两部法律虽然对于严重侵犯社会保险权的行为予以了指示性的规定, 但对于程序性方面的问题并未提及, 操作性不强。加之我国刑法对于侵犯社会保险权并未明确规定罪名, 故即使在能追究相应危害社会保险权的刑事责任时, 也未必能有效地适用法律, 实现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据此, 社会保险权的刑事可诉性的有效实现有待立法的确定和实践的完善。

综上所述, 立法的缺失对于社会保险权的司法救济产生严重的阻碍, 其可诉性问题的解决关乎社会保险制度立法的质量和实效。“现行法律、司法机关的回避行策略, 是在拒绝承担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义务、法律义务和政治责任的背景下产生的, 当然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用人单位的违法一方面无法通过私法、私权救济机制, 予以约束和矫治;另一方面, 公法性责任由于地方行政主体较为严重、普遍的渎职, 而无法追究。” (3)

二、关于社会保险权的可诉性制度安排

根据前面对于我国社会保险权保护立法现状和救济困境的分析, 在社会保险权的可诉性制度安排上, 我们应高度重视社会保险权相关的制度和机制缺陷, 正视劳动者、用人单位、国家、社会在该领域的制度需求, 结合社会保险权的多重属性这一客观情况, 动用多种法律救济手段对其可诉性进行综合保障。细言之,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宪法层面

鉴于宪法的根本法属性, 在一般情况下, 社会保险权利人不能直接依据宪法对用人单位或者国家机关提起诉讼。但是, 当有关国家机构在社会保险领域消极不作为或者实现了积极的违法行为 (如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实施的抽向行政行为含有一些不合理限制一部分公民社会保险权的内容) , 致使有些公民的社会保险权得不到保障甚至遭受侵害时, 则应有相应的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等救济程序。从长远来看, 我国应设立这一制度。

(二) 行政法和民事法律层面

如前分析, 我国对于社会保险权的行政救济制度较为完备, 行政相对人的社会保险权因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当具体行政行为遭受损害时, 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此处不赘。而民事救济方面, 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 其可诉性均遭受了模糊处理甚至回避。笔者认为, 对于民事可诉性应分为《劳动法》所规定的通过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所形成的民事诉讼和不经过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所直接形成的侵权之诉两种类型。对于前者, 《劳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规定了通过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形成的民事诉讼的案由和程序, 此处不再讨论。对于后者, 由于我国法律“未予列举, 必被排除”的现状以及克服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中仲裁前置和仲裁短期时效对于解决此类问题的积弊, 应对于直接形成侵权之诉的独立价值予以高度重视, 笔者认为可以作以下制度安排:

在《社会保险法》中对于社会保险争议作出进一步类型化, 关于此类具有民事可诉性的侵权行为的进行实体上和程序上的详细规定;除此之外, 还可以在《侵权责任法》中对于侵害社会保险权的行为以特殊侵权行为的方式予以规定, 以实现受害人的民事救济。

(三) 刑法层面

对于那些情节严重的侵害社会保险权的行为, 应考虑在刑法中设置相应的罪名和刑罚条款, 并根据用人单位、社保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等的情形加以分类, 以此确定定罪和量刑。

四、结语

“无救济即无权利”这一古老的法谚是对权利保障精义的提炼, 其基本含义是指当社会成员就各自的“应得”、“应有”发生争执, 或当法定的资格、利益、权能或主张遭到否定时, 能够诉诸裁判, 获得救济。 (4) 《社会保险法》能否有效实施,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保险权的可诉性能否确认和实现, 司法救济能否落实。当然, 本文探讨的诸项救济并非单靠《社会保险法》一部法律即可完成, 但是, 笔者认为, 《社会保险法》第十一章“法律责任”的规定实属单薄, 本法除应全面规定劳动法、行政法的救济措施外, 还应当为宪法、刑法、民事法律等其他救济手段的实施预留充足的立法空间, 提前拟定日后的相互衔接方案。除此之外, 还应适当增加已有行政法措施实现的程序条款增强其可操作性。凡此种种, 任重道远, 均需加以充实和完善。

摘要：《社会保险法》将社会保险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作出了具体化的规定, 但赋予社会保险权以可诉性, 使其获得司法救济, 仍具有客观性困难。在社会保险权已成为关乎人民福祉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的同时, 使得社会保险权获得除行政执法、行政诉讼和社会监督以外的涵盖宪法、刑法以及民事法律等方面的完全的可诉性安排, 是极有必要的。基于法治国家的理念和无救济即无权利的法理逻辑, 以及社会保险法律关系的复杂性质, 高度重视社会保险权的可诉性问题, 并对其制度安排加以探讨和展望, 是完善《社会保险法》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社会保险权,可诉性,社会保险法

参考文献

①许建宇:《社会保障法应以保障社会保险权为核心理念》, 载《研究探索》2010年第3期。

②《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 (法释[2006]6号) , 对于用人单位没有依法参加、办理社会保险, 或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导致劳动者无法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特别是造成无可挽回损失的情形, 未作规定。第二至六条, 仅具体列举了拖欠劳动报酬、经济补偿争议、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后续事宜争议和公伤待遇等四种实体性权益争议的主管与受理问题。

③陈步雷:《简论社会保险权益的民事可诉性安排》, 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0年第2期。

社会救助权 篇7

一、增权理论与流动人口子女社会工作的新视角

(一) 增权理论

在增权理论中, 权力 (power) 、增权 (empowerment) 、无权 (powerlessness) 三个概念密切相关。

1. 权力是个人或群体拥有的能力, 包括获得所需要东西的能力, 影响他人思考、感受、行动或信念的能力、影响资源在诸如家庭、组织、社区或社会等社会系统中分配的能力;这种权力既是客观存在的能力, 也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即权力感。

2.《社会工作词典》将增权定义为:

帮助个人、家庭、团体和社区提高他们个人的、人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能力, 从而达到改善自己状况的目的。增权的关键在于, 帮助受助者消除环境的压制和他们的无力感, 重新拾回其潜能和权力, 从而实现自身发展。

3. 无权, 即权力缺失, 没有或缺乏上述能力。

无权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形式:无权——完全没有权力;弱权 (weak power) ——基本没有权力, 或者权力不足以正常获取改善生活及环境的资源;失权 (the loss of power) ——原来拥有部分权力, 由于种种原因被剥夺或失去了权力。无权同样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 而且会内化为无权感。

(二) 流动人口子女社会工作的增权视角

流动人口子女或是因随父母迁居新城市受到不公平待遇, 如朋辈群体的排斥, 使心理受到伤害, 即便心中向往城市优良的环境, 但由于无法得到城市认同, 残酷的现实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挫败感、失落感和被剥夺感, 使其无法更好融入新环境;或是虽在城市出生, 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 使其无法享受同城平等待遇。

如在城市的公立学校就读, 使他们心理失衡, 无法对他人产生信任, 导致孤僻和自卑的人格障碍。以上都是“失权”的表现, 如不加以关注, 他们会与城市主流文化渐行渐远, 这便是增权理论在流动人口子女社会工作中得以应用的需求所在。通过引入增权理论, 切断流动人口子女无权感的恶性循环, 以资源提供和能力培养改变其消极自我的概念, 提高社会融入的能力。

二、无权: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入障碍探寻

(一) 自我认同程度低带来的失落感

流动人口子女正处于自我意识快速发展的时期, 自我认同程度的高低会决定其形成不同的主观自我形象。个体只有在提高自我认同程度的情况下, 才可能提升自我意识, 形成自信自强的性格特征, 并获得权力感。社会普遍对于流动人口子女“外地人”、“农村人”、“边缘人”看法的客观事实导致其对自我的消极评价, 内心指责和贬低自己, 自我否定和矮化。由于父母疏于照顾, 社会疏于心理辅导, 某些情境和场合中流动人口子女会表现得紧张不安, 缺乏安全感。

(二) 教育资源短缺带来的被剥夺感

目前多数城市的流动人口子女由于户籍制度的屏蔽和高昂择校费、借读费等的阻碍, 不得已只能在民办子弟学校就读。民办学校存在的各种弊端正是导致流动人口子女被剥夺感产生的原因。第一, 教学资源匮乏, 表现在教育资金短缺、社会资源少、师资力量不足、课程单一、食宿条件差等方面;第二, 流动人口子女学习状态差强人意, 表现在入学率低、辍学率高、成绩滑坡等方面。即便有少数幸运者进入公立学校学习, 面对城市朋辈群体的优越感、误解和老师的区别对待使其融入更加困难。

(三) 城市生活体验匮乏带来的不适感

尽管生活在城市, 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内容、知识缺乏了解, 主要表现在:生活经历单一。流动人口子女很少离开固定的生活圈, 无法像城市孩子一样接触生活中新奇的事物, 体验生活中多样化的内容;生活技能不足。流动人口子女很少接触城市生活、娱乐前沿设施等。

三、增权: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入的社会工作介入

增权观点认为, 权能不是稀缺资源, 经过人们的有效互动, 权能是可以不断被衍生出来的。权能一般发生在三个层次上:一是个人层次, 二是人际层次, 三是环境层次。

(一) 通过个人层次的增权, 提高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能力

首先可以运用个案工作方法, 使用不同工作模式唤醒流动人口子女正确的意识, 从城市融入困境入手, 纠正心理偏差和行为偏差, 提升他们的素质, 使他们意识到自身的价值, 坚定自我发展的信心。其次可以运用小组工作方法, 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入困境的同质性使他们易于组织, 可以在社会工作者的指导下成立支持小组、成长小组或发展小组等, 引导他们逐渐消除社会融入的无力感。在发展性小组活动中, 可以邀请城市居民参与其中, 与流动人口子女互动, 加强沟通了解, 改善其与城市居民的关系。

(二) 通过人际层次的增权, 扩大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支持网络

扩大流动人口子女个体社会交往范围, 提升个体社会交往层次。在社会工作者介入的基础上, 可以通过与学校的联动合作开展各种活动, 增强流动人口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之间交往和了解的机会。以社区为依托, 提倡有利于提升流动人口子女获取社区教育的机制, 由社区开展各类培训、技能指导, 帮助他们增强影响力, 改变对自我的负面评价。

(三) 通过环境层次的增权, 为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融入是个人与环境的互动, 除了上述两个层次的努力外, 还需要通过改变那些不利于个人权能发展的制度安排, 为流动人口子女融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增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流动人口子女的适应能力, 也是能够提高其城市融入的重要途径。社会工作者介入时, 在个体层次上增强其自我悦纳的程度, 在人际层次上扩大其交往范围, 在环境层次上改善政策落实, 提高流动人口子女城市生活的能力, 实现从无权到强权的自我发展过程, 使之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产生归属感。

摘要：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使得我国人口流动规模不断增大, 流动模式也逐渐产生了家庭化迁移转变倾向。其流动人口子女, 面对生活环境的巨大变迁, 往往面临很大的社会融入压力。那么, 如何向他们提供必要帮助, 促进其融入城市环境势在必行。

社会救助权 篇8

恩格斯曾经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这是因为,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要取得和男子同等的地位和权利,关键就在于要拥有获得独立经济收入的途径。因而妇女就业是妇女获得经济独立和发展的基本保障,是妇女参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形式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就业权的实现确实是一件更值得关注的事。但是,相关资料显示,当前中国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总体差距和分层差距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就是女性就业率降低,再就业困难。出现这样结果,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法律缺乏明确的保护性条文的情况下,雇主出于避免承担对女性特殊劳动保护而付出额外成本(比如产假)的考虑,在录用和裁员时,给予女性以歧视性待遇。

有研究表明,随着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男女同工同酬的宪法原则在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受到就业性别隔离和用人单位工资决定自主裁量权的挑战,与此同时,受多种因素影响,社会保障中的性别差距也开始凸显。本文以生育保险政策作为切入点,探析政策的理论根源,了解政策现状,寻找建立合理化政策的突破口,避免雇主因规避“产假成本”而剥夺女性的平等就业权。

二、理论辨析

1. 生育也是一种社会活动。

在马克思理论中,即使妇女作为获取工薪的劳动力参与了物质生产,她们首先仍然是母亲、家庭主妇和弱势性别的成员。他认为:“性行为”的差异是劳动分工的起源[1]。但是,对于这种以生理特征为根源的分工在全社会延伸或复制的恰当性或者必要性并没有加以说明。同时,他也忽视了生育也是一种劳动。以这种理论为出发点,女性的生育过程对于雇主来说,成为了女性的特殊劳动成本———“产假成本”。雇主在录用和裁员的过程中,就会把性别作为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而产生了对于女性的就业歧视。

难道女人天生是带孩子的专家吗?美国科学家迈克尔·兰姆认为,“社会传统形成了父母责任的分工,但这并非生理要求。”在承认了男女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区分时,我们就把历史自然化了,而且随之把压迫我们的社会现象也自然化了,使得改变成为不可能的。我们不会把生育当作一种被迫的生产行为,而且会把它当作一个“自然的”、“生理的”过程,从而忘记了在我们的社会中,生育是有计划的(人口学),忘记我们自己是按照程序生产孩子的,而生育是“除了“战争之外”[2]唯一会带来生命危险的社会活动。生育的能力是强加给女人的定义,因此,获得对生育的控制,对于女人来说比仅仅控制生产的物质工具要重要得多。既然生育活动并不是女性唯一的创造性活动,我们就应该破除历史强加给女性的生育责任,强化男性的生育责任,使女性不会因为需要去完成生育这项社会活动,而不能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权利。

2. 女性主义的“禀赋”理论。

女性主义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经济学家们认为的既定的非劳动力市场因素。认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地位,是由于社会与家庭中的夫权和女性的从属地位造成的。两性角色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是女性事实上承担了生育并抚养照顾后代、管理家庭的主要责任。正面的女性禀赋,如擅于照顾他人、忠实灵巧、细心等,使女性更易于从事低效率的、单调的、几乎没有人力资本要求的职业。因此,因产假导致职业暂时性中止时,雇主会选择终止其劳动合同。女性本身某些“天生的禀赋”限制了她们对于职业的主动选择权。因此,必须要通过强制性的政策来保护女性的“禀赋”。现有制度中,社会政策对于女性“禀赋”的保护,停留在性别中立的女性照顾上,并没有考虑到如何发挥“男性禀赋”来协调女性生育期的男女两性工作及家庭责任的协调。女性先天“禀赋”在就业领域中的劣势需要以社会性别指导下的政策来弥补。

3. 提利的综合理论。

提利在1998年从结构的角度考察了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他提出两种相互联系的不平等形式。其一是基于人口统计和社会差异基础上的绝对平等,如不同性别、种族、宗教等造成的不平等;其二是生活际遇和生活福利的不平等。提利认为,造成以及维持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减少生活际遇和生活福利的不平等的唯一出路是组织体制的彻底变革,而不是通过个体态度的缓慢改变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该理论提出体制造成制度化的不平等并使之强化,消除两性不平等的根本途径在于体制的变革。我国现有制度的主要缺陷在于性别盲视或是缺乏社会性别视角,所以将社会性别视角融入生育保险制度设计中,是最行之有效地解决女性因生育问题而导致的不平等就业权问题的途径。

4. 保证女性平等就业权。

恩格斯曾经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这是因为,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要取得和男子同等的地位和权利,关键就在于要拥有获得独立经济收入的途径。因而妇女就业是妇女获得经济独立和发展的基本保障,是妇女参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形式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就业权的实现确定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

三、政策分析———性别盲视思想框架下的生育保险政策,阻碍女性获得平等就业权

女性因产假而在就业领域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并不仅仅是中国存在的问题,在世界各国,包括经济发达国家,都面临了类似的问题。而这些产假政策存在的问题不是政策存在漏洞,而是政策缺乏社会性别视角,或者称作性别中立。以德国为例,德国是典型的男权社会,德国人形象地称妇女的主要工作是“3K”:Kinderr、Küche、Kirche,即“管孩子、上教堂、下厨房”。虽然德国法律充分保障了妇女生育的权利,但是,这种保护是变相地剥夺了妇女就业的权利。德国规定,产妇不仅可享受14周产假,且在3年内可停薪留职。同时,在家照料孩子的主妇每月可领取300欧元津贴,丈夫还因此享受优惠税。两笔钱加一起,主妇每月最多可享受1000欧元的国家补助。而一旦妻子有工作,就要对丈夫的工资征高额税。因此,不少妇女为了家庭放弃了就业,高达63%的德国专职母亲至少8年不外出工作,导致妇女就业率不高,只有62%。可以看出,该政策给予了女性充分的生育保护,包括产假和怀孕生育期的津贴及职业照顾。但是,该政策却以这种形式,将女性推出了劳动力市场,如果女性回归劳动力市场,对于丈夫来说,需要承担高额的税收,所以,貌似性别中立的政策带来的效果却是性别歧视。

而中国在生育保险政策建立和实施的过程中表现出以下特点:

1. 生育保险享有率低。

产假和怀孕休假期间的工资待遇是女职工生育保险的主要内容,作为对妇女承担的生育劳动的补偿,中国法律规定,女职工在法定产假期间应获得百分之百的原工资待遇。改革后,为均衡由企业女职工比例差异导致的不同企业的生育负担,促进女性就业,保障女职工生育期间的各项权益。1994年起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生育费用社会统筹。该规定执行6年后,即2000年的数据分析结果,我们看到,虽然女职工产假期间的法定待遇依然优厚,甚至法定产假时间由1988年的56天延长至90天,但实际能够享受或预期能够享受产假待遇的人数比例却明显减少了。全国能够享受产假工资待遇的女性为62.2%,城镇能够享受此待遇的女性较高也只是69.7%,农村地区在非农单位就业的女性能享受此待遇的只有39%。[3]数据表明,法律规定的女性生育社会保险的真实价值较之改革前下降了许多,反映出就业女性生育社会保险的实际享有率要比制度的覆盖率低。对于已经就业的女性来说,如果不能充分地享受生育保险带来的社会福利,也是平等就业权的不完全保障。同时,生育保险享有率低又直接影响到就业女性的职业稳定性。

2. 非正规就业领域对于生育社会价值的否定。

生育作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无论是由社会还是用人单位给予价值承认,在正规就业体制中都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在非正规就业中,生孩子又成了个人和家庭的私事,近80%的人不能享受产假和孕期保健工资。甚至很多人一旦怀孕,就被辞退或被迫自愿离开工作岗位。所以在非正规就业领域,生育并没有作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被承认,而女性就业向非正规就业聚集的趋势在2000年已经初见端倪。虽然非正规就业者中的女性比例低于男性,但该比例已经比正规就业中的女性比例高出7.3个百分点,即非正规就业的女性比例大于正规就业的女性。在一个女性高比例就业的领域中,对于生育保险政策的漠视与回避是迫使很多女性离开就业领域的重要原因。非正规就业领域女性就业的高度不稳定性,究其原因不难看出,性别中立的生育社会保险政策中的对于女性保护,实际上所带来的后果是与政策初衷相违背的。

3. 缺乏社会性别意识的生育保险政策无法保护女性平等就业权。

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保男女两性的平等就业权,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大趋势。针对于目前女性受到的就业歧视问题,我国相关政策法规陆续出台,很多是直指造成女性就业障碍的生育产假问题。例如,2007年11月28日湖北省政府法制办发布公告,向社会广泛征求《湖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

该《办法》中规定,用人单位在招用女职工时,劳动合同中不得有限制女职工结婚和生育的条款;不得以因结婚、怀孕、哺乳、休产假等事由,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等。《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妥善解决女职工在生理卫生、哺乳、照料婴儿方面的困难。女职工较为集中且超过100人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女职工冲洗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等设施。补助方面,用人单位应按月发给女职工卫生费,费用不得低于20元。此项开支由用人单位负担,行政事业单位在行政事业费中列支。

这些政策从表面上看,都是在保护女性,保证女性在生育这个特殊时期能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但是,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和最终导致的结果,实际上变相地剥夺了女性平等的就业权利。因为作为雇主来说,趋利性是不可能改变的,如果雇佣女性员工会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的话,雇主会选择在合法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规避该成本,寻找合理的理由不录用女性职工。作为家庭来说,如果女性因为工作所带来的收入要低于因为生育过程而带来的支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家庭来说,也会选择让女性放弃工作。所以,仅以保护女性为出发点制定的生育保险政策,不能切实地保证女性不会因为生育而在职业领域中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

要想真正保证女性能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就要使生育保险政策摆脱性别中立的思想框架,将社会性别机制引入生育保险政策的制定过程。

四、政策走向———以社会性别机制为指导的生育保险政策,促进女性获得平等就业权

欧盟负责家庭事务和性别平等的部长2007年5月15日在德国开会,议题之一就是如何使父亲在家庭事务中发挥更积极作用。从2007年起,德国开始实行“父母金”政策,政府拨出约40亿欧元,给婴儿的父亲或母亲12个月带薪假期。若申请者是母亲,父亲还可以申请额外两个月的产假。也就是说,两人将能享有14个月的带薪产假。在此期间,他们可支取约67%的薪金。这意味着他们自2007年起,生1个孩子,家庭就可获得政府25200欧元的生育奖金。由以上政策可以看出,欧盟已经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了生育保险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何为社会性别?用福柯的话说,因“一种复杂的政治机制”而“产生与身体、行为和社会关系的一套效应”[4]。而劳里提斯强调,性别是一种再现,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社会关系;由于性别是一个社会系统,它使生物学的性与社会价值及等级制相互关联;社会性别制度把价值分配给社会中的人[5]。

1. 肯定男性生育角色的社会政策。

男性生育角色即男性(丈夫)在(妻子)生育过程中应该享受的权利及应尽的一系列义务责任等等,是男性的生物学特性在生育问题中的社会价值体现。基于性别意识的理念,我们需要在生育问题上,同时赋予男性和女性同样的价值,协调男性和女性在生育问题上的权利及义务,强化原本相对薄弱的男性生育角色。

肯定男性生育角色有利于男性承担父亲责任,促进家庭和睦。因此,肯定男性生育角色,并以制度的形式予以规定和反映,使男性在生育过程中和抚育孩子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对于母婴的身心健康与家庭和睦是有好处的。反过来,生育责任可以让男性感到生育不再仅仅是女性的事,促进他们积极地参与做一个负责任的父亲行动,有利于培养男性的家庭责任感,通过扮演生育角色,增强责任心。费孝通先生早就指出“生育制度”是男女们互相结合成夫妇,生出孩子来,共同把孩子抚育成人的一整套活动。他还提出“双系抚育”以说明男女双方在生育上的责任。

如何基于社会性别意识机制肯定生育保险制度中的男性生育角色呢?由于女性的生理特点,使得她们在人口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着比男性更重要的角色,同时她们在这一过程中也是需要予以特别保护的弱势对象。因此,长期以来生育保险制度都强调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作用,成为生育保险的对象,而男性在生育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往往被人们所忽视。那么,在生育保险制度改革中,肯定男性生育角色首先要转变观念。传统观点认为,生育是女性的责任,因此各类生育服务的对象也只局限于女性。其实,生育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人口再生产,把繁衍后代、推动社会前进的责任压在女性头上是不合理的,男性在人口再生产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享受生育保险不能仅仅以参保女性为对象,而应以家庭为单位,将妇女的生育看作是家庭人口的再生产,参保者无论男女,都有同等享受生育保险的权利。只有在人们的头脑中,保险受益从女性本位实现了向家庭本位的转变,生育保险制度中体现男性生育角色才有可能。

除了生育假期外,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生育保险的生育津贴都是给予母亲的,父亲基本上享受不到。这对于妻子没有工作的家庭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只要丈夫所在单位缴纳了生育保险基金,丈夫也就参加了生育保险,但他却因妻子没有工作而无法享受保险。因此,应该以家庭为单位享受生育津贴,在家庭中,肯定男性的生育责任。

2. 强化男性生育责任的社会政策。

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男性成为生育保险的受益者,其中重要的表现就是男性在生育活动中享有“父育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生产本身有两种,第一种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如食物、住房等,第二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两种生产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妇女由于其生理特征,在与男子共同进行第一种生产的同时还承担着第二种生产,如果丈夫有“父育假”,可以大大减轻妻子的负担,并使妻子感觉到丈夫的爱与家庭的温暖,这有利于产褥期妇女和新生儿的身心健康。“父育假”也称带薪护理假,是指母亲产假期间的父亲育儿假。目前全世界约有36个国家规定了父育假,如丹麦规定父亲有2周假期,卢森堡有8周[6]。而德国2007年的政策更是将“父育假”时间延长,甚至长于女性的产假,这都是目前强调男性生育责任世界潮流的一种体现。

强化男性生育责任有利于人们更公平地享受生育保险。生育是夫妻双方的行为,但多数地区规定女方参保能享受全部待遇,男方参保则享受部分或不享受待遇。由于我国生育保险制度还存在企业(用人单位)负责制,以及客观存在就业岗位的性别特点和单位效益的差异,大量存在着夫妻一方参保而另一方未参保的情况。我国现在正规就业人群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许多女性在非正规部门工作或以非正规方式就业,这就意味着有大量女职工不在保障范围,而实际上他们的配偶是履行了生育保险制度义务的,这就形成了制度上的缺陷:参加了保险但不能享受保险。男性生育的权利落实意味着只要有一方参保,其夫妻的生育行为就能享受一定程度的生育保险,从而有利于男女职工更公平地享受生育保险。

生育保险制度改革要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人文关怀,在生育保险规定中增加父育假十分必要。比如我国现行的《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规定,“女职工的产假为90天”,可在此基础上增加“父亲享受父育假”一款。鉴于我国的国情国力,暂定一周的带薪假是比较合适的。对于晚婚晚育的男性,可以参照我国计划生育法中关于晚婚晚育的女性可以延长其生育假这一规定,适当延长其父育假。可喜的是,这一问题已经引起我国一些地区的关注。例如,湖南长沙于2005年出台计划生育奖励政策,晚育男性可休护理假15天。

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保险水平的关系,力所能及地扩大保险的覆盖面。经济发展水平与照顾男性生育责任之间并不矛盾,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丈夫同时都享受生育保险,而是应该考虑到缴纳了生育保险费的男职工,待经济发展到了可以承受的水平,再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因此,在强化男性生育角色的改革中,可以先从城镇参加保险的男职工开始,逐步深化改革。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强调男性的生育责任,使男性与女性在生育过程中,承担相同的生育成本,对于男女两性获得平等的就业平台,是有帮助的。

3. 生育保险政策中的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

不论是“父育假”还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生育津贴,都是社会性别意识在生育领域的具体体现,男性和女性在生育领域共同构建出一种和谐状态,其价值分配是合理的。

引入社会性别意思观念,强化男性生育角色是如何促进女性获得平等就业权的呢?基于社会性别意识的生育保险政策,其具体特点为:(1)延长男性产假时间,甚至使男性产假时间长于女性产假时间。(2)以家庭为单位发放生育津贴。作为雇主而言,在这样的政策指引下,雇佣男性的成本等于或高于雇佣女性的成本。男性虽然没有生育这个过程,但是,其妻子生育过程中,作为雇主同样要付出等价的成本。这样就使得在雇佣过程中,因女性生育而导致的雇佣成本增加这个假设不成立,在雇佣女性的过程中所考虑的“生育歧视”问题就不存在,保证了女性平等就业权的获得。

五、结论

综上所述,现行的生育保险制度,虽然在保护母婴健康、促进妇女就业、维护妇女权益和均衡雇主负担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从生育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过程来看,还有许多方面需在探索中不断完善,男性生育责任的缺乏或弱化便是如此。我们必须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生育保险政策的制定过程,大胆地引进和借鉴国外好的经验和做法,在生育保险制度改革中扬长避短,与时俱进。只有当男性在生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得到人们认可和制度承认,作为社会行为的生育活动才有可能成为家庭与社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妇女的事情,因而才能真正获得制度的保障,进而保证妇女平等的就业权利。

摘要：目前我国通过立法等多种手段保证女性在就业领域不会因为生育期、哺乳期等问题而遭受性别歧视。但事实上,即使有相关法律政策的保护,女性因生育问题而导致的性别歧视问题依然存在,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生育保险政策的主流有助于从理念上转变生育保险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从而减少因生育问题而导致的就业领域性别歧视。

关键词：社会性别意识,生育保险政策,女性就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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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乐平.社会性别理论男女平等新视角[J].东岳论丛,2001,(7).

[9]何萍.性别理论与社会发展[J].探索,2001,(6).

社会救助权 篇9

一、就业歧视问题

就业歧视广泛存在, 如地域、男女、城乡等方面均有歧视。地域歧视是指基于地域差异而形成的一种区别对待。它是由地域文化差异、人类心理活动等因素引发的一种刻板、片面的观念和错误倾向。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中国, 世界各国 (地区) 兼而有之, 例如日本东京人对关西人的偏见、台湾人对东南亚各国人民的丑化等等。男女歧视主要是歧视女性。如今求职现场可谓人山人海, 各大职业都有供不应求的趋势, 女性因其生理特殊性和法律的特殊照顾, 在就业浪潮中受到打压和歧视的现象较为常见。城乡歧视中最严重的是对农民及其子女的歧视, 户籍制度是城乡歧视的根源, 户籍的阻隔导致一部分农民及其子女的平等工作权的难以实现。

二、限制职业自由问题

职业自由是工作权的核心内容之一。职业自由包括平等就业与自由择业, 是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和接受工作, 即劳动者本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 用人单位不得采取任何手段强迫其从事, 主要规定《公约》的第7条。但是, 相应的职业自由在中国的国内法没有明确的规定, 《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中均未提及。这导致一些企业有恃无恐, 使得强迫劳动的问题更加突出。近年来, 随着中国政府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 许多企业享有各种优惠政策。私营企业的快速增长为地区经济增添了活力, 成为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重量级纳税者, 有些地方政府为了经济效益对私营企业的违法行为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导致一部分私营企业罔顾劳动者人权出现大量的强迫或限制劳动的现象。有些私营企业为了利润的无限增加, 甚至违背法律, 让职工在恶劣的环境中超时工作, 并且加以拳打脚踢或暴力胁迫。私营企业的胆大妄为最直接原因在于政府部门管理缺失。

三、工会组织权有名无实

工会组织权, 是指劳动者为实现维持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基本目的, 而结成暂时或永久的团体, 并使其运作的权力, 具体则指劳动者组织工会并参加工会活动的权利。关于工会组织权, 中国1982年的《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 只在第35条中规定了公民的结社权, 但《宪法》中所规定的结社权往往流于形式, 难以落实。《工会法》 (2001年修改) 确认了工会的产生与运作、权利与义务, 明确了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点在《劳动法》中也有相应规定, 《劳动法》第7条规定:“劳动者有权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

2001年在加入《公约》之际, 中国对《公约》第8条第1款 (甲) 项作出了保留:关于自由组织参加工会和罢工的相关规定, 依据中国《宪法》、《工会法》和《劳动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为目前中国的工会体制仍是一元制的, 即整个工会体系的最高代表是全国总工会, 这种模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面貌的更替, 这种工会模式已经跟不上潮流和需求, 在突发事件应对上尤显准备不足, 应当对这种制度进行适当废、改、立。工会理应是一个在处理停工、怠工事件中起到“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作用的劳动者组织, 但现实生活中真的发生停工、怠工事件时, 中国工会就没影儿了, 使得在中国发生的停工、怠工事件统统变成了“非法集会”。这反映出了现行体制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冲突矛盾, 一方面一元制的工会由于缺乏民主导致利益冲突不断而无法真正替劳动者说话;另一方面一元制以外的、劳动者自行产生的能保障自身权益的“新工会组织”却依然处于“非法”地位。长此以往, 只会让工人阶级离科学、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与和谐状况越来越远。一元制的工会模式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让《劳动法》所规定的由工会代表集体协商的机制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许多的集体性事项、集体合同都未经过集体协商机制, 更别提工会的作用了。大部分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都要依靠自身的不懈努力, 工会是不会主动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

四、罢工权缺失

罢工权是指众多劳动者针对雇主的特定主张或行为有组织地共同停止劳动的权利。工人面对雇主的特定主张或行为采取的极端手段就是罢工。罢工权在中国曾经合法地存在了7年 (1975年-1981年) , 1975年的《宪法》中有罢工自由的规定, 第28条: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到了1978年, 新立的《宪法》没有对其进行修改, 只不过将条文位置换到了第45条。到了1982年, 沿用至今的《宪法》对劳动的性质进行了重新界定, 即无产阶级是中国的统治阶级, 罢工不符合国家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因此不予保留罢工自由的规定。官方解释认为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 更是企业的主人, 不可能成为罢工的主体, 也没必要去罢工, 因为究其本质, 罢工是对工人的自身权益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造成伤害。至今, “罢工权”、“罢工自由”仍未出现在中国任何一部法律中。

参考文献

[1]董合鹏.《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中国的实施》.2010年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第10页.

[2]董合鹏.《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中国的实施》.2010年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第12页.

社会救助权 篇10

目前,已有较多学者对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开展了评价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从评价对象来看,大部分研究成果研究对象比较宽泛,没有设定具体研究对象,以高校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成果较少。如谭春辉[3]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隋秀芝等[4]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探讨了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状况与水平。李瑛[5]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工程类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效率及其变化进行了分析。周丽琴[6]43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指标的选用进行了研究。从相关成果来看,目前并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评价体系,而是集中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某一个领域进行了探索研究。因此,本研究将以高校作为研究对象,建立一套完整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评价体系。部分学者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进行了相关研究。如姜春林等[7]从内在指标和外在指标两个方面构建了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指标体系。钱玲飞等[8]选择学科创新力产出(主要包括论文、著作和获奖)构建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核心指标。杨建林等[9]从学术创新力、创新支撑力、组织创新力等3个方面构建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周丽琴[6]46从科研产出、科研投入和科研效益3个方面构建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相关成果研究可发现,大部分学者们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以人文社会科学整体框架来设计的,没有根据高校人文社会的特点建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由于高校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重要基地有其自身的特点,相关学者构建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不能直接应用于高校,因此,本研究根据高校人文社科的内涵和特点,构建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另外,本研究的指标体系与周丽琴的有所不同,其构建的指标体系既包含定量指标,也包含定性指标。由于定性指标不易量化,在具体测度时容易受到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构建的评价指标全部为可以客观度量的定量指标。最后,本研究的指标体系结合新时期高校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导向,设计了如国内CSSCI期刊收录论文数、国家级特色专业数、期刊文献被引篇数和国内重要会议文献发表数等新指标,这些新指标从不同方面体现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从评价方法来看,学者们用不同评价方法对人文社科成果进行了探索[10,11,12]。评价方法的选择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这两类评价方法中,前者偏重考虑人的主观因素,后者偏重考虑客观数据,单独应用一种方法都会导致评价结果的误差,因此本研究结合主客观信息进行综合评价,即将AHP法(主观赋权法)和熵值法(客观赋权法)两种方法结合确定组合权重,从而有效提高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1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1.1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准则层的构建

准则层的构建是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重要依据。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具体要求,结合人文社会科学的内涵以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典型特征,我们建立了包括人文社科研究基础、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和人文社科研究质量等3个准则层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1)人文社科研究基础。人文社科研究基础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奠基石,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发展形成的深层基础,可以将它们看成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内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础包含研究人员和研究平台两个方面。其中,研究人员是科研事业的主力军,人才质量直接关乎高校的软实力。此外,研究平台是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的基地,也是高校人文社科物质条件的体现。

(2)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人文社科成果就是“有新的内容,创造新的知识”,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起着特定的导向、激励作用。它能够体现该校的知识创新和信息交流,从而影响发展水平。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可以从科研项目和论文著作两方面来表现,其中,高校承担的科研项目数目既可以直接体现科研投入的实力,又能客观体现科研产出的潜力;论文和著作是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

(3)人文社科研究质量。人文社科研究质量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重要内容,因为质量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生命之源,是促使新知识产生的催化剂。从因果关系来讲,高水平的研究能够产生较高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从而促进高校人文社科的发展。人文社科研究质量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表现,一是学术影响,二是社会认可度。所谓学术影响主要指成果在学术界的扩散情况,而社会认可度即成果被社会各界认可的程度,两者结合可以间接反映人文社科的研究质量。

1.2 高校人文社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指标选取是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重要环节。根据权威机构及学者的典型观点的高频指标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全面性和代表性原则、评价系统可观测性和可行性等原则,结合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准则层的内涵,对高校人文社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初选和筛选,最终构建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人文社科研究基础准则层。该准则层包含两个一级指标,分别是研究人员和研究平台。研究人员采用指标高级职称人数和指标R&D全时人员数来衡量,高级职称人数主要是指教授和副教授以上职称人数。R&D全时人员数指为科研工作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即专职教师总人数。研究平台采用5个二级指标来衡量,包括指标硕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总数、省部级及以上重点学科数、省部级及以上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数、校级研究机构总数、国家级特色专业数。其中,硕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总数全部以一级学科为基准计数。省部级及以上重点学科数包括省级重点学科、国家级重点学科,不对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加以区分。省部级及以上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数是指各省、市、国家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数目。校级研究机构总数指学校自建、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校级人文社科研究机构。国家级特色专业数是指该校在国内具有较高的办学水平的特色专业。

(2)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准则层。该准则层包括两个一级指标,即科研项目和论文著作。科研项目采用二级指标横向科研项目数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来衡量。论文著作包括也包括两个二级指标,分别是国内CSSCI期刊收录论文数、出版著作数。横向科研项目数指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的项目,国家级项目难度较大,更具权威性和公正性。国内CSSCI期刊收录论文数指在CNKI数据库检索到的在CSSCI期刊发表的论文数。出版著作数即主要指出版的专著、编著、教材数。

(3)人文社科研究质量准则层。该准则层下设两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学术影响和社会认可度。学术影响采用期刊文献被引篇数、全文转载论文数和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来衡量。社会认可度包含两个二级指标:获奖成果数、国内重要会议发表文献数。期刊文献被引篇数指CNKI数据库检索到的被引的论文数目。全文转载论文数特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的论文数。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是被CNKI数据库收录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获奖成果数是该年度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项的成果数目。国内重要会议发表文献数是被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文献。

2 基于AHP-熵权组合赋权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完成后,需要基于各指标对于总体目标的重要性分配权重,以形成完整的评价模型。指标权重是相对重要程度的衡量,其确定过程实质也是一种评价。本文采用主观赋权的层次分析法和客观赋权的熵权法组合确定指标最优权重,全面反映了专家的经验和指标数据本身的特点,据此权重得到的评价结果将更加科学、客观。

2.1 主观赋权法———层次分析法(AHP)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典型主观赋权法,它主要结合专家的经验而进行层次权重决策的分析方法。其主要原理是:基于一个有序递阶的指标体系,进行两两比较,以确定指标间的相对重要性,其核心是将决策者的经验判断定量化,将评价主体的主观性依据用数量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科学化。其主要步骤:

首先是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分析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一个递阶层次结构。其次是构造判断矩阵。即对同一层次内各个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并给出相对重要性的判断值。AHP法在对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评判时,引入了1~9级的标度来定义重要度。全部指标进行两两比较之后,得到比较判断矩阵。再次是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即求解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以及对应的特征向量。对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得到的就是同一层指标对于上一层某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的权重。为保证其准确性,还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一致性指标CI=(λmax-n)/(n-1),基于RI,并计算判断一致性检验系数CR=CI/RI。若CR﹤0.1,则认为权重设置合理,否则需要调整判断矩阵。最后是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把上步骤中层次单排序得出的权重向量进行综合,可以得到各指标相对于总指标的权重,并逐层进行一致性检验。

下面以准则层为例,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主观权重:

(1)根据专家打分,构造出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

(2)由判断矩阵计算各指标权重。将判断矩阵A的各行向量进行几何平均,然后归一化,得到的行向量就是权重向量。采用几何平均法求得一级指标的各权重依次为:w1≈0.093 6,w2≈0.279 7,w3≈0.626 7(3)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首先对判断矩阵的特征根计算,得到λ1=3.085 8,λ2=3.083 8,λ3=3.085 8;因此,λmax=3.085 8,CI=0.042 9。经过查表,当n=3时,RI=0.52;因此,CR=0.082 5<0.1。这样,我们有理由认为上述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所计算的指标权重是合理的,不需要再进行调整。二、三级指标的权重确定步骤和上述步骤相同。

(4)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在所有的判断矩阵都具有一致性的基础上,利用单层次排序所得到的各级指标的相对权重进行总排序,得到层次分析法的绝对权重(如表1第九列所示)。总排序一致性检验结果为0.007 8,远远小于0.1,通过了一致性检验,即层次分析法确定的主观权重是合理的。

2.2 客观赋权法———熵权法

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通过客观排序真实反映指标的实际情况[13]。其原理是:根据各项指标的差异程度,利用信息熵,对各指标初步给定的权重调整,实现动态赋权。指标数据矩阵中,某项指标值差异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小,则该指标的权重越大。该方法确定权重的优点是不受主观因素的干扰,对系统的评价较为公正客观。

设有m个评价客体,n项评价指标,收集相关数据,得到原始数据矩阵为(xij)m×n,其中xij为第i个对象第j项指标的数值。

首先是归一化处理。归一化处理即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对象占该指标的比重,处理后得到标准矩阵(pij)m×n。其中pij=xij/(∑ni=1)(j=1,2,…,m)。然后是计算熵值。熵值的计算采用公式:ej=k i=∑n1pijlnpij,其中k>0,ln为自然对数,ej|,k=1/lnm,则0|k|1。再次是计算差异系数。差异系数gi=1|ej。最后是求出权重。权重为θj=gj/(∑mj=1)(j=1,2,…,m)。按照上述步骤和表1中的原始数据进行权重计算,通过熵值法计算获得的权重如表1第10列所示。

2.3 基于主客观权重的确定

层次分析法属于主观赋权法,权重分配中不可避免会涉及主观判断;而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是利用各项指标数据的差异程度来确定指标权重。两种方法结合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弱化样本数据不足导致的偏差,从而提高权重分配的科学性。在这里我们借鉴部分学者的方法[14],将层次分析法确定的主观权重和熵值法确定的客观权重取算术平均值,最终得到较为科学的组合权重,如表1所示。

2.4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本文中评价模型采用简单线性加权法:,式中的xi表示第i个评价指标标准化后的值,wi表示该指标的权重,s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得分。通过该评价模型可以计算不同评价对象在各个准则层和综合评价的得分,从而获得排名。

3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评价的实证分析———以五所财经类高校为例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标准化

财经类高校承担的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任务,因此,本研究以财经类高校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在我国财经类高校中,各高校综合发展水平差异明显,不适用于进行横向评价的对比分析,但在众多财经高校中有12所一本财经类高校,他们的综合发展水平差异不大,适合进行横向评价分析。这12所一本财经类高校分布在我国三大经济带,其中,8所位于东部沿海地区,3所位于中部内陆地区,1所位于西部地区。为了体现各个地域的特征,按照样本数量选择比例,我们从西部地区选择1所(西南财经大学)作为西部地区样本,从中部地区选择1所(安徽财经大学)作为中部地区样本,从东部沿海地区选择3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和浙江工商大学)作为东部地区样本,这样一共选择了5所一本财经类高校作为本研究的样本,横向对比分析这5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差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原始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安徽财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和首都经贸大学的网站,年份为2014年。

由于表1中原始数据具有不同的度量单位,数值之间不能综合比较,无法完成对综合指数的运算。通常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度量单位给评价运算带来的影响,从而利用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本研究中采用大部分学者采用的方法———“最小—最大标准化”方法[15],经过上述标准化处理,原始数据均转换为无量纲化指标测评值,即各指标值都处于同一个数量级别上,可以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3.2 实证研究和结果分析

通过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利用AHP-熵权法组合赋权确定的评价指标权重,采用构建的评价模型计算5所财经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每个准则层和综合评价得分及排名,如表2所示。其中得分是相对值,其差异表现的是5所财经类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上的差异,并非具有实际含义。

为了揭示不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补平衡性,对5所财经类高校用Ward聚类法[16]进行聚类分析,聚类结果显示,这5所高校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西南财经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和首都经贸大学,这3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处于较好水平。第二类为安徽财经大学和南京财经大学。同时,从表2中可以看出,综合排名和人文社科研究质量排名完全一致,符合质量导向的评价原则。

第一类中,西南财经大学综合排名中位于领先地位,综合成绩较高,尤其是研究基础和研究质量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实力。相比而言,该校的研究成果在第一等级中落后,尤其是指标横向项目数和出版著作数和第一类的另外两所高校差距较大,导致该校在研究成果方面的排名落后。这说明该校需要积极与企业联合,大力扶植横向项目并努力提高科研产出成果。在第一类中,首都经贸大学的综合排名位于第二。从构成要素来看,该校在研究成果和研究质量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研究基础相对来说较为薄弱。研究基础中,尤其是在高级职称人数和R&D全时人员数这两个指标上落后于其他高校,这说明该校需要加强科研团队建设,应挖掘现有科研人员潜力的,同时引进高水平学术人才。在第一类中,浙江工商大学在综合排名中位于第三,人文社科研究基础和研究成果的排名分别位于第一、第二,这和人文社科研究质量占据最大的权重有关。浙江工商大学在高级职称人数、R&D全时人员数和校级研究机构总数这三方面远超其他4所高校,这说明该校高质量学术人才的配备处于领先地位。此外,该校在成果指标上表现较好,特别是CSSCI收录的论文数指标仅次于西南财经大学,但是在质量指标上稍落后,尤其是指标期刊文献被引篇数,直接影响了综合排名。这种反差表明浙江工商大学科研产出数量领先,质量较低,需要提高科研水平,加强质量和精品意识。

在第二类中,安徽财经大学在综合排名中是第四名,综合成绩并不高,说明安徽财经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需要提高。从3个方面的具体排名来看,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的排名最差,是最后一名,而其他两个方面排名也不靠前,占据第四名的位置。这说明安徽财经大学在人文社科成果方面需要加强,特别是增加横向科研项目数。另外4所高校明显在这个指标方面比安徽财经大学要强,这可能和地区因素有关,安徽财经大学应积极与企业加强合作,提升在此方面的能力。南京财经大学在综合排名中处在最后一名,在人文社科发展方面一直处于落后的位置。从构成要素来看,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处在第四名,指标横向项目数和出版著作数中较强,导致了它在成果方面处于较好的水平。而其它两个方面薄弱,都是最后一名,特别是指标校级研究机构总数、国内重要会议发表文献数和期刊文献被引篇数,与其他高校相比差距较大,这直接导致了这两个方面在排名中处于最后的位置。因此,该校需要集中资源,以加强这三个指标的建设,引导学校人文社会科学水平提高一个档次。

4 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措施

4.1 提高学术人才水平

前述分析中可看出,高级职称人数指标是人文社会发展水平关键影响因素,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提高学术人才水平,因为只有一流的人才,才能创造一流的科研成果,具有一流的科研竞争力。高校在人文社科领域的较量实质是学术人才的竞争,竞争态势也取决于高校吸引、培养、高素质学术人才的能力。为提高高校学术人才水平,可采取以下举措:一是培养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发挥好学术带头人的作用,同时提高基础科研人员的科研能力,使整个科研队伍齐头并进。其次,要积极营造学术氛围,科研人员通过参加国际会议、培训进修、讲学、考察等形式,开拓学术视野,了解和掌握先进的科研、教学成果。最后,要大力引进国内外优秀的学术型人才。吸引高层次人才有利于激活高校整体人才队伍。

4.2 加强校级研究机构的能力建设

根据前述结果分析,校级研究机构是研究基础的关键影响因素,其权重比较大。因此,提高校级研究机构的建设水平对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也是十分重要的。校级研究机构是高校依据学科优势设立的虚拟研究实体,因此高校应该从人力资源、财务给予其更优惠的政策,促使校级机构的发挥优势。但是目前有部分高校在此部分比较薄弱,投入的资金和人力不多,研究机构也较少,这不利于校级机构会发挥科研潜力,势必会影响人文社科发展水平。因此,高校应加强校级机构建设。应注意的是,高校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资源支持少量基础好、有优势、力量强的校级科研机构,注重提高科研效益。

4.3 加强高校与企业合作力度

横向课题的数量也是影响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横向课题的数量直接与企业有关,因此高校有必要加强与企业合作力度。人文社科产出的层次取决于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其价值也在于对推动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实际工作部门之间的协作,以服务于复杂的社会需求。当前,仍有部分高校服务社会的意识不够,倾力于纵向科研项目。因此,高校应积极和企业联合,不仅能促进科研人员开阔视野,使其工作贴近现实,还能使人文社科研究同社会实践联系,从而服务于社会。

4.4 采取“以质取胜”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