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制度（精选12篇）
救助制度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2003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救助管理办法》) , 取消强制收容遣送, 允许流浪者对于是否接受社会救助进行自由选择。这个《救助管理办法》因为“彰显了现代政府的有限责任和公共服务理念”而得到了学者的普遍赞誉。但事实上, 《救助管理办法》实施9年来, 并没能向大家预期的那样, 从根本上解决流浪乞讨问题, 反而相继产生了“禁讨区设置惹争议”、“职业乞丐充斥街头而救助人员束手无策”、“乞丐冻死街头而救助站资源闲置”等一系列社会问题。[1]这些问题看似独立现象, 实则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政府如何对乞讨者进行救助与管理。
二、对救助管理站救助管理制度的具体完善思路
(一) 严格进行身份认定
救助站被救助人群多种多样, 包括残疾人, 未成年人, 精神病患者, 智障人士, 走失或无家可归的老年人, 其中多数是无钱返乡或被拖欠工资而出现生活危机的民工。然而对于身份的认证方面还存在漏洞, 对流浪乞讨人员的身份认定不够细致。根据我国《救助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 流浪乞讨人员向救助站求助时, 应当如实提供本人的下列情况: (1) 姓名、年龄、性别、居民身份证或者能够证明身份的其他证件、本人户口所在地、住所地。 (2) 是否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 (3) 流浪乞讨的原因、时间、经过; (4) 近亲属和其他关系密切亲戚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
; (5) 随身物品的情况。[2,3]可见, 救助站在以后的救助工作中应该严格审查以上信息, 避免重复救助。
(二) 根据不同类型进行分型救助, 对有劳动能力但无劳动机会的受助者提供就业机会
流浪者流浪原因多种多样, 但救助站并没有具体的根据不同类型进行分型救助。救助站应该将流浪乞讨人员分为对未成年, 精神病人, 女性, 智障人士, 残疾人和有劳动能力但无劳动机会的人。并且对于不同的乞讨者采取不同的救助方式。例如, 对于女性的救助方面, 虽然2003年颁布的我国《救助管理办法》第三条中有明确规定, 救助站为受助人员提供的住处, 应当按性别分室住宿, 女性受助人员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管理。[3]但与此相比, 政府还应该关注女性的心理需要, 根据不同受助人员的差别, 从其特殊需求出发, 提供相应的心理辅导、行为矫治、精神慰藉、法律援助等特殊救助。[4]
现实中, 救助管理站因害怕承担受助者就业后的相关责任而不为有劳动能力但无劳动机会的受助者提供就业机会。救助机关应当改进救助措施, 对于有劳动能力但无劳动机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
(三) 通过全国联网制度, 避免重复救助
救助效果除了正面的效果以外还存在重复救助等负面效果, 反复救助的人群基本上分为三类, 一是未成年人, 因为父母离异或者叛逆逃学等原因流浪, 反复来到救助站。二是一些精神病人经常走失因来过救助站而习惯性的来到救助站, 把救助站当作家。三是一些职业乞讨人员, 他们了解相关政策和法规, 来去自由, 把救助站当作是免费的食堂和旅馆, 还有一些人抱着侥幸心理为了得到车票或者机票而来到救助站接受救助。现在我国救助管理站已经进行全国联网, 救助管理站应该对每一位来到救助站的流浪人员首先进行身份认定, 判断是否救助站曾经对其进行过救助。应该坚决反对重复救助这一行为。
(四) 救助途径多样化, 增强部门协作, 提高执行效率
受助人员来到救助站的途径相对单一, 有主动型的, 自己通过引导牌来到救助站。也有被动型的, 由群众举报拨打110或者110公安人员发现带其来到救助站。是否应该存在除了公安机关以外的其他机关对对需要救助的人员进行引导带到救助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政府应当增强部门协作, 提高执行效率。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 增强政府部门救助的协作。乞讨权的保护涉及多方面的制度安排, 需要各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 没有财政、公安、卫生等部门的配合, 单靠民政部门是难以实施的。我们应该细化了各部门的救助侧重点和考核问责机制, 增强可操作性。比如, “救助管理站不再只负责进站被救助人员的救助, 而要主动与其他部门联合, 增加对街头流乞人员的巡查频次;对因贫、因病、因残等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由民政部门主导, 卫生和财政部门分别就经费预算和救治工作给予配合;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乞讨行为由公安部门介入, 其他部门协助现场取证和调查盘问。
其二, 各部门的具体职责和管理细化和提高。各地财政、编制、公安、城管、卫生等救助管理工作相关部门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的分工, 从而提高执行效力。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 贫富差距的拉大, 乞讨现象随处可见。政府如何对乞讨者进行救助和管理, 是一个不能懈怠的命题。本文就对救助站救助管理制度的完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关键词：救助管理站,救助管理制度,重复救助,分型救助
参考文献
[1]王健.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与社会控制——以成都为例[J].社会科学研究, 2005, (04)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1号.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Z].第三条.民政部第三次部务会议通过, 2003.08.01.
[3]同[2]第八条.
[4]焉雯雯.城市女性流浪乞讨群体的救助研究-以济南市救助管理站为例[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33-35.
救助制度 篇2
一、救助对象
1、城市低保户；
2、农村低保户；
3、农村五保户；
4、百岁老人；
5、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困难对象
二、救助类别
资助救助、门诊救助、住院救助（重特大疾病救助）、临时医疗救助、慈善救助（慈善部门救助）
三、救助标准（住院救助）
1、在乡镇医疗机构住院的救助标准
农村五保户、城市“三无人员”按救助基数的100%救助；城乡低保户、百岁老人按救助基数的65%救助；
2、在区级医疗机构住院的救助标准
农村五保户、城市“三无人员”按救助基数的100%救助；城乡低保户及百岁老人按救助基数的60%救助；
3、在市级医疗机构住院的救助标准
农村五保户、城市“三无人员”按救助基数的90%救助；城乡低保户及百岁老人按救助基数的55%救助；
4、在市以上医院或市外医院的救助标准
农村五保户、城市“三无人员”按救助基数的80%救助；城乡低保户及百岁老人按救助基数的20%救助；
5、未参合参保的救助对象，不分医疗机构级别均救助基数的15%救助，但一个内最高救助金额不得超过1000元。
6、参合参保的救助对象一个内最高救助金额不得超5000元。
四、办理程序
救助对象需要住院治疗的，定点医疗机构凭住院通知书、身份证、户口薄、城乡低保领取证（农村五保供养证或百岁老人补助金额额领取证）办理入院手续，并将证件复印件留存。同时救助对象到所属乡镇（办事处）民政办（社会救助站）开具《住院救助认可书》，在区以上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住院救助认可书》需到区社会救助局备案和确认，救助对象出院结算时须将《住院救助认可书》交定点医疗机构。定点医疗机构在扣除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后，计算出医疗救助金额和个人缴纳部分，一次性为住院病人结清医疗费用。
五、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一）、救助对象
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以及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特殊困难对象。
（二）、救助病种
1、儿童先天性心脏病
2、儿童白血病
3、妇女宫颈癌、乳腺癌
4、终末期肾病（限透析）
5、重性精神病
6、人体器官移植
7、急性心肌梗死
8、结肠癌
9、直肠癌
10、脑瘫
（三）、办理程序
1、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白血病农村参合救助对象，由其家长（监护人）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合作医疗卡和区级以上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及病历资料，向区合管办提出申请，同时填写《湖南省农村参合儿童重大疾病救治审批表》。经区合管办审批和区社会救助局审批备案后，符合条件的批准转诊至定点救治医院进行复审、诊断和治疗。住院治疗费用先由定点医院全额垫付，再由区合管办按规定的费用结算标准予以结算。区合管办按月将救治患儿转诊审批及给用结算手续提交区社会救助局，经审核后按照医疗救助分摊支付标准，拨还区合管办。
城镇参保救助对象，住院治疗费用先由患儿家庭先行垫付，出院后先到医保经办机构按规定报销后，再由其家长（监护人）携带身份证（户口本）、低保领取证（五保供养证）、医保卡和区级以上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及病历资料，到所属乡镇（街道）社会救助机构填写《零陵区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审批表》报区社会救助局按规定实行医疗救助。
2、妇女宫颈癌、乳腺癌、终末期肾病（限透析）、重性精神
病、人体器官移植、急性心肌梗死、结肠癌、直肠癌、脑瘫救助对象住院治疗费用先由患者家庭先行垫付，出院后先到医保中心或合管办按规定报销后，再由其家长（监护人）携带身份证（户口本）、低保领取证（五保供养证）、医保卡和区级以上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及病历资料，到所属乡镇（街道）社会救助机构填写《零陵区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审批表》，报区社会救助局按规定实行医疗救助。
救助制度 篇3
毋庸讳言，市场经济造就了亿万富翁，不可避免地带来难筹温饱、不得片瓦的赤贫之民。无论那些陷入极端贫困境地的人是由什么原因造成，对于现代文明社会，无论从社会良知、社会伦理、社会稳定，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看，都不能容忍对这些社会成员无力自谋生存的遭遇熟视无睹。因此，社会救助是一种社会责任，政府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公益慈善、大众传媒等公共业界也不能推脱，有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乃至行有余力的社会成员亦应有所贡献，不捧个“钱场”也要捧个“人场”。
自建设市场经济以来，各级政府为了应对困难人群问题，一直在积极建设社会救助体系。1993年，上海率先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始了制度性社会救助体系的探索。1999年国务院出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城市居民低保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施。2003年，国务院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并废止了原《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2006年，国务院发布了新修订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同时废止了旧条例。2007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在农村地区也建立起低保制度。此外，从2005年起，开始进行城市医疗救助试点，2009年，民政部等四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意见》，到2012年基本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医疗救助制度；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2010年国務院颁布了《自然灾害救助条例》，明确了各级政府自然灾害救助的责任。通过以上及未述及的几类社会救助政策，基本建立起覆盖各类人群的社会救助体系。
特别是2012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制定了“十二五”时期社会救助的国家基本服务项目和标准。这既是对政府职责的规定，也是政府对社会的承诺。
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政府社会救助有其公平、稳定和全覆盖等优点，但也存在一刀切、程序化和难以满足特殊需要等方面的不足。如有媒体调查北京的“住井人”中也有人被相关部门送到救助站或老家，但一段时间后他们又溜回来，继续过起井底生活，亦有“住井人”多次拒绝相关部门的救助。这一方面说明现有的政府社会救助体系在制度设计上还存在缺漏，不足以解决很多困难群众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社会救助这种方式本身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对此，目前的政府社会救助体系还有必要在扩展救助对象、救助服务供给模式创新及不同救助项目间衔接等方面进一步改进。同时，对“住井人”这样的特殊困难人群，更需要公益慈善、大众媒体等政府之外机构的关注、关心和关爱。正是由于有了“住井人”的报道，才让更多机构和公众了解光鲜都市之下，还有这样一些艰难之人。
社会的核心价值和道德底线必须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严守，但社会的温情有赖于所有社会成员自我奉献的爱心。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面对陷于困境苦苦挣扎而不脱的他人，呼吁政府、反思社会固然高屋建瓴，而根据自身能力，助一餐半饭，解一时之急，更见真情。据悉，被报道的“住井人”已获得多种救助，有了新工作和新宿舍，虽然是特例，但也让挂心的群众略为欣慰。
可预见，“住井人”这样的困难人群还会长期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除了“住井底”，我们还会对更多的事情“不忍”。社会救助还任重道远，需要政府、各类组织和每个人帮把手。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
救助制度 篇4
一、国外社会救助制度发展改革路径
纵观国外主要发达国家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几年的发展历程, 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社会救助支出膨胀、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管理成本上升、救助对象福利依赖现象严重、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益扭曲等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各国根据各自的国情采取不同的改革措施, 使社会救助在保障公平的基础上促进效率, 达到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帕累托改进。概括起来, 国外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呈现出以下几种路径。
(一) 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目标是保障贫困者的最低生活需要, 帮助其脱离贫困状态。发展中国家社会救助主要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而发达国家解决的是相对贫困问题。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传统的社会救助制度都以保障贫困者的基本生存为主要目标。当社会成员的收入低于当地贫困线即有资格获得政府救助, 救助方式以现金或实物为主。这种救助属于被动消极的救助。上世纪90年代, “就业是最有效的脱贫方式”理念开始兴起, 于是, 美国、英国、荷兰、新西兰、挪威等主要发达国家发起了一场“从社会福利到工作福利”的计划, 旨在通过福利补贴提高受助者的就业能力, 帮助失业者尽快重返劳动力市场。
以英国为例, 从1996年开始, 工党政府为了鼓励人们积极就业, 将以前实施的收入补贴和失业救济改革为求职者津贴, 为积极寻求就业机会的人提供补助。布莱尔政府在1998年开始了一项大规模的“从福利到工作”计划, 分别为青年人、长期失业者等弱势群体制定了不同的行动计划, 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帮助其就业。
(二) 由权利型向权利义务结合型转变
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是社会救助区别与社会保险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社会救助理念认为, 贫困并非完全是个人原因造成的, 所以当个人陷入生活贫困状态时, 就有权利向政府申请救助, 同时政府在社会救助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的积极理念开始在西方国家社会救助政策中萌生, 其基本思路就是将领取救助待遇与工作联系起来, 即对获得救助的对象增加工作要求, 旨在减少福利依赖。它反映了一种新的福利价值观, 即依靠工作比依靠政府救助更能改善人们的经济境况。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对社会救助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在救助过程中增加对受助者的工作要求。如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协调法》, 同时“贫困家庭临时救助” (简称TANF) 取代了实施多年的“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 (简称AFDC) 项目。新的法案要求依靠政府救助的家长在两年内必须工作, 否则这个家庭将失去救济金。
(三) 减弱负激励效应
西方国家 (特别是福利国家) 在实施社会救助制度过程中, 受助者都不同程度存在负激励效应, 即所谓的“贫困陷阱”和“失业陷阱”。这主要归因于较高的“有效边际税率” (简称EMTR) ——努力工作使名义收入增加, 而实际收入反而降低 (或有微小提高) 。负激励效应削弱了受益者的工作积极性, 造成其对福利的长期依赖。减少和避免负激励效应, 提高受助者的劳动参与率, 是许多国家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1996年新西兰对原有的“家庭用途补助计划”的扣减率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新西兰政府采用了双管齐下的方法, 一方面, 增加低收入者的工作报酬;另一方面降低对低收入者的扣减率。改革之后, 对于收入在5000~10000美元这一低收入群体而言, 其EMTR的总体水平较改革之前降低了50%。
二、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再设计
我国已形成了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以灾害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援助、法律援助等专项救助为配套措施的综合救助体系, 目前社会救助制度面临着提高救助功效、完善现行制度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任务。
(一) 重新定位目标群体
社会救助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谁将获得这种福利?即社会政策中所谓的“目标定位”——受益者资格的认定。社会救助是帮助那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人”, 这是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共识, 大多数国家是通过家计调查来甄别“穷人”。
我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救助的目标群体定位于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 并且通过家庭收入和财产调查的方式来确定。但各地在实施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以及住房救助等专项救助制度时, 往往也只是简单地将民政部门认定的城乡低保对象作为专项救助项目的受益者, 这种简单对接的方法, 直接导致了低保救助的“悬崖效应”, 即一旦享有低保, 其获得的效益将大大高于低保边缘户的家庭收入, 这样不仅有可能造成救助资源的浪费, 而且有可能制造新的社会不公平。
为了确保将有限的资源分配给最需要帮助的人, 有必要对我国目前社会救助的受益目标群体重新定位。第一, 细化目标对象, 具体划分为残疾人救助、未成年人救助、老年人救助、失业救助、家庭临时困难救助等, 这样针对性较强, 较接近做到“应保尽保”。第二, 根据救助对象的实际需要确定有效的救助形式。比如为未成年人提供食品券, 为老年人提供护理服务, 为失业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将救助与就业服务更好地结合起来, 提高救助效率。
(二) 重新定位救助管理职能部门
我国目前在实施社会救助政策过程中, 存在着多部门管理的现象。部门各行其是, 缺乏协调, 直接影响了社会救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目前相关部门的职能分工大体如下:民政部门负责城乡低保、灾民救助、临时救助、应急救助和社会互助等;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就业援助;卫生部门落实医疗救助政策;城建委负责住房救助;教育局落实教育救助;工会开展困难职工帮困。这种政出多头的执行机制, 既增加了救助环节和运行成本, 同时又容易造成重复救助或救助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
鉴于目前这种多部门管理的现状, 有必要重新定位社会救助管理职能部门。应当由民政部门全面负责各项社会救助事务的运行, 相关部门配合民政部门开展工作。这样既降低了社会救助的运行成本, 也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
(三) 提高救助标准, 降低有效边际税率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运行实践中是一种消极的救助, 只有当家庭收入低于当地政府确定的贫困线时才可以享受救助待遇, 并且实行差额救助, 即实际救助金额等于当地政府确定的救助标准减去申请救助者的实际收入, 这种100%的有效边际税率的做法直接导致两个后果, 其一是受助者无意通过自己的劳动或其他方式增加自己的收入, 因为增加多少意味着失去多少;其二是找到工作的受益者往往会隐瞒他们的收入, 继续享受低保待遇。这些结果都会直接损害社会救助的目标, 一方面使部分低保对象长期沉淀下来, 形成永久的贫困;另一方面实际收入水平已超过低保标准 (但隐瞒收入) 的仍然占有社会救助资源, 真正需要救助的贫困者却因为资源的有限性而被漏到网外, 这又形成新的社会不公。
我国社会救助待遇水平偏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为例, 2012年在全国36个主要城市中, 民政部网站公布的低保标准占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际收入的比重, 最低为15%, 最高为28%, 均值约为20%;实际人均补差占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最高为16%左右, 最低的只有5%, 大部分不足10%。我国现阶段的救助水平只能维持贫困者的基本生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逐步提高保障标准, 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三、结论
社会救助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第一块基石, 它是保障贫困群体基本生活的最后安全网。可以肯定地说, 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中最为成功的领域之一。目前, 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正处于加快建设与发展之中, 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向综合型社会救助体系发展, 从生存型救助向促进发展型救助、从维持温饱型救助到追求一定生活质量型救助发展, 这是社会救助制度适应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在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进程中, 面临许多问题, 需要从多方面加以改进与完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 从消极的社会救助向积极的社会救助转变, 加大就业援助, 增强个人责任意识、激励受助者走向工作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值得我国借鉴。
参考文献
[1]尼尔·吉尔伯特 (Neil Gilbert) 等编.王金龙等译.激活失业者——工作导向型政策跨国比较研究[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
[2]尼尔·吉尔伯 (Neil Gilbert) 等编.郑秉文等译.社会福利的目标定位——全球发展趋势与展望[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
贫困生救助制度 篇5
为进一步做好贫困生救助工作，为学生学习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落实和完善中小学贫困生助学基金制度的通知》和《肥城市教育基金会章程》的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严格确定资助范围，重点照顾
1、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家庭的直系子女；
2、父母双亡的子女；
3、享受国家优抚的伤残离复军人、烈士子女；
4、其他家庭特别困难，尚未纳入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直系子女。
二、对于接受资助后又退学的；普通高中标准班额录取线以下的高中新生；、在资助申请中弄虚作假的；
4、其他不符合资助条件的坚决不予以批准。
三、严格申请资助程序：
1、特困生本人向学校提出申请；
2、村（居委会）或家长所在单位出具家庭经济状况证明，学校初审后填写《肥城市教育基金会特困生助学申请表》，并在校务公开栏内对申请资助的学生情况进行公示，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监督。
3、学校将公示无异的学生《申请表》报乡镇教育办公室，由乡镇教育办公室报基金理事会秘书处核定。
4、新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向资助对象发放助学金。
5、学校采取先由班主任调查询问的方式取得基本学生情况，在根据学校的救助名额具体确定最终救助的学生名单。
四、助学金用于资助家庭家特殊困难的学生，只抵减他们的杂费、书费、住宿费，具体资助数额根据省定收费标准确定；抵减项目根据学生家庭困难状况确定。
五、资助对象实施动态管理。资助对象一经理事会批准，资助当学年两学期有关费用。需连续资助的，必须每学年进行申请，资助对象家庭经济状况一旦改变，即停止资助。
“现在的救助制度没帮对人” 篇6
外界异乎寻常的重视，与这个格外寒冷的冬天有关。入冬后，发生在城市中生活无着流动人员身上的几桩悲剧，震惊社会。从贵州毕节流浪男孩丧生垃圾箱内，到河南郑州农民工冻死立交桥下……一系列事件，使社会救助问题成为舆论焦点。
“现在针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救助制度确实存在问题，”唐钧开门见山地说，“不从制度上改变，僵局很难破解。”
救助需要“善意的强制”
在上海的救助站调研时，唐钧发现，救助站里人最多的时候是临近春节时。因为按照救助管理办法规定，救助站职责包括：为被救助者购买返乡火车票，送其回家。所以每到节前，便有一些职业乞丐专门为此来救助站。与此相对应的是，更多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不懂、不愿去救助站。
现在针对城市流动人员的救助，依据的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而“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唐钧认为，正是“现行救助管理办法在救助对象的界定上存在偏差”，导致了一系列救助不力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近期出现了多起针对城市流动人口救助不力的事件，您觉得问题出在哪？
唐钧：现行管理办法所说的“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是没有对象的。现在城市里那些流浪乞讨的几乎是职业乞讨人，不能算是“生活无着”。而真正生活无着、需要救助的人，也不是乞讨人员。比如说外来务工者，他可能被偷被抢了，或者暂时没有找到工作，所以经济困难，他并不是、也不认为自己是“流浪乞讨人员”。还有流浪儿童和有精神障碍的流浪者，他们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也很少会去自愿申请救助。所以，“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这个说法是很不准确的，现在的救助制度没帮对人，所以很多问题就出现了。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界定上的偏差？
唐钧：在2003年“孙志刚案”之后，收容遣送制度废除，形成了现在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制度。但是这个制度的形成很仓促，在4个多月内就完成了。而且当时SARS肆虐，紧张凝重的社会氛围实际上并不适合公众充分发表意见，媒体确实有很多讨论，政府也多次向专家咨询，但论证得还是不够充分。
环球人物杂志：那这个制度应该怎么修改？
唐钧：我认为应该改成“生活无着的流动人员的救助服务办法”。除了重新明确救助对象之外，还要从“管理”转变为“服务”。管理，总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实际上，救助站并不是要对被救助者实施管理，而是给他们提供服务，这些服务是公民应该享受的权利，双方是平等的关系。出门在外遇到困难向政府寻求帮助，这是一件很正常、很理直气壮的事。
另外对流浪儿童和有精神障碍的人，我认为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强制，你可以说是一种“善意的强制”，在该有监护人而实际脱离了监护人的情况下，给他一个监护。现行救助制度指向不明确，又强调不能有任何强制。在实际工作中，救助站的人也很为难。
环球人物杂志：既然需要帮助，救助站也提供救助，为什么有人不愿意去？
唐钧：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人是不了解，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权利。有些人是担心被“管理”，怕遭到一些强制性的对待。还有一点，中国人遇到困难，寻求帮助时，有很明显的顺序：首先是家人和亲属，其次是朋友、熟人，再次是单位、社区，最后才是政府。政府的救助站，跟需要帮助的人之间还是有隔阂的。
社会救助是政府应尽的职责
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最初叫“社会救济”，主要形式是给生活困难的人发放粮食。1954年，宪法颁布使这项制度得以常规化，主要针对城市孤寡老人。在农村，1956年建立的“五保”制度延续至今。
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下岗大潮导致了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1992年，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城市居民的最低保障制度，2001年，这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施。2007年，全国性的农村低保也建立起来了。但在唐钧看来，救助并不是理想的终点。“社会救助并不能帮助你脱贫，最终还是要就业。”
环球人物杂志：社会救助只能维持一个人最起码的生活水平，但这肯定不是一个理想状态，是否需要一些后续的工作？
唐钧：从理论上来讲，一个人失业一两周后开始找工作，如果半年没找到，他的积极性会减退一半；如果1年还没找到，多少又有些经济来源，基本上就不再找了。这时候，要有具体的措施来帮助他，从技能到心理上，让他保持与社会的联系。
环球人物杂志：但我们常能看到类似于“低保户在家天天打麻将”这样的新闻。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缺乏救助和就业之间的有效衔接？
唐钧：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因为社会救助是民政部门的工作，而扶植就业是人力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工作，这之间有一个行政界限。比如当初几千万人下岗失业，政府的想法是先给一个基本生活，再帮助他们找工作，第一步应该说做到了，但第二步没有衔接上。
环球人物杂志：有媒体报道，在山东临沂，当地政府出资办了“一元钱公寓”，专门提供给外来务工人员。公寓临近劳务市场，里面有食堂，农民工交上30元钱，就可以住一个月找工作。
唐钧：这是很好的经验。这种救助方式指向明确，让需要帮助的人得到了实惠，政府和被救助者的关系也趋于平等、互利。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有很多个人或民间组织收养、救助流浪人员的案例。社会救助是不是可以发动全社会的力量？
唐钧：社会救助是一个专业名词。它一般是针对贫困人群，建立社会救助制度之后，能保证所有社会成员达到基本的生活水平。这是纯粹的政府行为，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个人能够参与的是公益慈善、法律援助，不是社会救助。民间组织也是如此，政府可以把辅助性工作授权给它来做，但政府必须是主体，要自己出面、出资。
对城市流动人口的关注还不够
唐钧出生于上海，20岁时到江西插队。1980年，他被调到县民政局工作，一干4年，后来又进入民政管理干部学院学习，开始系统研究社会救助，尤其是农村社保和低保制度。这与唐钧在农村生活、工作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我当过农民，后来到了民政局，也一直和穷人打交道，对农村的贫困有切身体会。”
当时的民政部门是典型的“清水衙门”，经费少，边缘化。直到上世纪90年代推行低保制度之后，民政工作才越来越受到重视。“30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民政部门现在管的钱多了，能办事了。”
对他来说，走上民政工作道路、从事社会救助研究，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有些需要帮助的人，靠你的工作，让他的生活状况起码有些改善，是很大的成就感。”
环球人物杂志：社会救助最近成了很热的一个话题，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唐钧：我倒不认为这是个很热的话题。跟以前相比，它的确引起了关注，但这种关注还不够。实际上这些城市流动人员平时受到的关注是非常少的，我的博客上关于农民工问题的文章总是点击率最低。发生了毕节流浪儿童死亡事件，才引起了这么大范围的关注。可能这阵热度过去了，政府也追究责任了，有人被撤职，有人受罚，再过两天就又没人关注它了。但这些救火式的措施实际上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救助制度本身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在对流动人员的社会救助上，国外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唐钧：比如说在美国，政府投入44亿美元用于为流浪者提供可以栖身的住所。日本政府向一些不愿意接受一般经济救助的流浪者发放蓝色的塑料帆布帐篷，被称为“蓝宫”。但国外有些人是把流浪作为生活方式，中国目前很少有这样的人。
国外的社会救助制度 篇7
英国:救助立法时间悠久
英国政府对贫困群众非常重视, 早在1834年, 英国就制定了新《济贫法》, 主要是确认社会救济属于公民应该享受的权利, 确立社会救济是国家应尽的义务。
英国社会救助的项目很多, 甚至有些是福利式的救助, 主要包括低收入家庭救助、老龄救助、儿童救助、残疾救助、失业救助及疾病救助等内容。低收入家庭救助是对收入低于官方规定贫困线家庭的救助, 救助金随政府规定的贫困标准而变化。低收入者还可以取得一部分取暖费, 有子女的可取得学校免费牛奶和免费膳食以及免缴国民保险费, 还可以享受房租补贴等。老龄救助主要是对年满80岁、没有资格享受养老金或只有少量养老金的老年人给予补助。残疾救助包括残疾人的保姆补贴、活动补贴和重残补贴。
美国:救助制度丰富完善
在罗斯福年代, 社会保障受到重视, 美国制定了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
经过几十年的补充, 社会保障制度日趋完善。救助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对有子女困难家庭的资助。政府以现金资助单亲有子女家庭, 或父母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
2.养老及困难补贴。主要做法是对老年人和残疾人发放现金补贴。
3.免费医疗。是为了使穷人获取医疗服务的项目, 在美国所有的资助项目中该项目耗资最大, 由联邦和州政府分担。对于低收入个人而言, 免费医疗服务的范围很宽, 从住院到门诊, 从检查到手术治疗, 大部分都不用自己花钱。
4.食品券补助。食品券是政府发行的专供购买食品的有价证券, 以解决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
5.儿童营养补助。主要是为哺乳期的母亲、婴儿、5岁以下儿童而设立的, 每年都有数千名妇孺享受这种补助。
韩国:救助倾向生活保护
韩国的社会救助主要包括生活救助、有功人员救助以及灾害救助。
生活救助包括:生计救助、医疗救助、妇产救助、教育救助、丧葬救助、职业训练以及就业安排。医疗救助是生活救助的一个方面, 对无劳动能力贫困人员的医疗救助从门诊到住院全部医疗费由医疗保护基金支付。对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 医疗保护基金负担其门诊医药费, 但住院费只负担一半;其余一半可无息贷给。医疗救助对象须在指定医疗单位就诊或住院。
韩国颁布法律对国家有功人员发给津贴并进行生活救助。有功人员指的是:爱国先烈、爱国志士, 战死、战伤、殉职、公伤的军警, 殉职、公伤的公务员, 武功勋章和报国勋章获得者等及其遗属。对他们的待遇包括年金、生活津贴、看护津贴、住宅资金、抚恤等, 还进行教育保护、就业保护、医疗保护、养老保护以及提供贷款、减免交通费等。
灾害救护的内容包括:提供收容设施, 提供食品、被褥、学习用品及其他生活必须品, 对遇灾住宅进行应急修缮, 提供或贷给生活所需资金器具或材料, 介绍就业, 办理丧事等。灾害救护所需费用设立灾害救护基金, 由国库负担70%, 地方政府负担30%。
德国:救助特殊困难家庭
19世纪末, 德国俾斯麦政府创建了社会保险制度, 这种以预防为主对付社会经济风险的新的社会保障手段很快在欧洲各工业国流行开来。德国的社会救助主要是对一般低收入家庭的救助和特殊家庭的救助。除了食品费、生活费、燃料费以及杂费等日常生活费外, 还包括代为缴纳医疗、养老保险费、支付丧葬费等。对高龄、残疾、妊娠、妇女生育等特殊需求者, 其救助标准比一般标准高30%。
优化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初探 篇8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 江苏沛县把建立健全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作为解决困难群众医疗难问题的长效机制, 以制度建设为重点, 不断完善医疗救助政策, 规范救助操作程序, 逐步建立起了大病医疗救助和临时医疗救助相结合, 医疗救助和医疗保险相衔接, 政府救助与社会互助相联动的医疗救助新模式, 城乡医疗救助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 健全完善制度。
一是扩大救助范围。我县从2006年开始实施城乡大病医疗救助制度, 随着救助资金的宽裕逐步扩大了救助范围, 除对城乡低保户、五保户、重点优抚对象救助外, 2010年将城乡低保边缘的困难群众纳入救助范围。二是提高救助标准。对患重大疾病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人员, 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 对他们自付部分按比例给予救助, 救助比例实施从最初的30%提高到70%, 救助封顶线由0.5万元提高到3.5万元。
(二) 创新救助模式。
我县着眼于不同困难群众医疗救助的需求差异, 建立了“资助参合参保、日常医疗救助、住院医疗救助、临时医疗救助”四位一体的多层次救助模式:一是资助困难群众参加新农合或城镇居民医保;二是开展日常医疗救助, 医疗救助对象中需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 每年核发一定限额的医疗救助卡, 在县内定点医院定期定额免费领取基本常用药品;三是住院救助, 救助对象住院享受城镇居民医保或新农合补偿后剩余可补偿费用按比例救助;四是临时救助, 对城乡低保、农村五保、重点优抚对象以外的其它低收入家庭因大病造成家庭困难的给予一定数额临时性救助。
(三) 优化救助程序。
为帮助救助对象及时、便捷地享受医疗救助, 我县不断简化医疗救助程序, 2012年正式启动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 即患者通过定点医院审查后即可住院, 医院垫付相应的救助资金, 患者出院只需结清在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后的自付费用, 从而实现了困难群众医疗救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同步结算机制, 减少了救助结算环节, 提高了救助效率。
二、存在的问题
虽然困难群众就医现状得到了较大改善,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现行的医疗救助制度已不能满足困难群众的需要, 救助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 尚存在诸多的困难和问题:
(一) 制度设计有待完善。
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设计参考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一些做法, 比如:起付线的设计, 贫困对象要想获得医疗救助, 首先自己设法支付医疗费用, 这对已经陷入贫困的救助对象来说, 这是一道坎 (沛县2012年起就率先取消了城乡医疗救助起付线) ;封顶线的限制, 贫困救助对象得了大病花费可能是上万元甚至高达几十万元, 但他们可能只得到几千元的医疗救助, 远远不能发挥医疗救助的效益。
(二) 资助“参合”未达到预期目的。
从近年来的实践看, 用城乡医疗救助资金资助城乡困难群众“参合”“参保”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贫困人口名义上“参合”“参保”, 但因为他们还是拿不出钱看病, 没法支付医疗费用的“自付部分”, 他们的“缴费”是给看得起病的人“作了贡献”。 (沛县2013年起将资助城乡困难群众参合、参保资金纳入了财政预算, 不再挤占城乡医疗救助资金) 。同时, 有限的医疗救助资金, 相当一部分作为“参合”的缴费支付给“新农合”或“城镇居保”了, 限制了医疗救助本身的支付水平。
(三) 城乡医疗救助资金严重短缺。
一方面, 医疗救助资金筹措主要靠上级补助和地方财政配套, 筹资来源单一, 缺乏稳定增长机制。在当前分税制财政体制下, 县级财政捉襟见肘, 配套救助资金总量偏低。另一方面, 由于救助标准低, 患有大病的贫困对象治疗费用金额巨大, 受救助比例和救助封顶线的限制, 而仅能得到不超过3万元的医疗救助资金, 远远不能减轻他们的实际医疗负担。
三、优化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 整合医疗资源, 做好相关制度的衔接。
认真做好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和相关保障制度、慈善事业的衔接, 使其相互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分工, 形成制度合力。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应实现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大病保险相结合, 实现各项制度之间边界清晰且无缝衔接的模式, 适时掌控救助对象就医情况, 监控定点医疗机构实施治疗情况, 分析和监测医疗救助资金使用情况。
(二) 拓宽筹资渠道, 建立稳定增长筹资机制。
目前, 医疗救助资金筹资主要依靠财政投入, 筹资渠道单一, 资金量小, 救助标准偏低。筹资机制上, 应以政府投入为主, 同时拓宽筹资渠道,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医疗救助, 积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城乡医疗救助新格局。一是省级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同时充分利用福利彩票公益金、社会捐助等资金, 完善地方财政投入机制, 适时调整救助比例和封顶标准, 逐步取消起付线, 强化资金监管, 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医疗救助水平。二是要大力发展慈善事业, 加强与慈善组织的联系协调, 积极鼓励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和个人捐资助医, 引导社会力量投入城乡医疗救助。三是在新医改的大环境下, 鼓励全民参合参保, 扩大参合参保人口基数, 增加城镇医保和新农合资金总量, 降低个人自付比例, 提高封顶线标准。
(三) 加强医疗监管, 控医疗救助资金支出。
加强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监管:一是完善定点医疗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 严格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行为, 规范基本药物目录和诊疗目录, 监控主要医疗费用指标, 建立医疗救助费用的公示制度, 杜绝“大处方、重复检查、乱收费”等不良现象。二是医疗救助与新农合建立统一的监管体系, 成立督察工作组, 定期对医疗服务机构抽查, 对违反规定、弄虚作假的给予通报批评, 情节严重的取消其医疗救助定点资格, 以确保定点医疗机构为困难群众提供更好的基本医疗服务。
(四) 突出改革重点, 积极推行医前医中救助。
有效的医前医中救助, 对于救助作用的发挥和救助效益的体现十分关键。目前的救助方式大都实行先治疗、事后报销的办法, 由于医疗救助对象主要是五保、低保、患重大疾病造成生活困难的城乡居民家庭成员, 由于垫付不起高昂的医药费而放弃就医, 从而失去享受医疗救助的机会。今后改革的重点应根据救助对象病种、病情、家庭贫困程度推行医前救助与医中、医后救助相结合的方式, 对住院手术费用等大宗医疗支出, 先由定点医院用预拨的医疗救助资金进行垫付, 然后进行统一结算, 确保救助对象及时就诊就医, 充分发挥救助的作用和效益。
关于民政救助制度的探究 篇9
新时期,我国在进行国家治理和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积极构建了社会福利体系,该体系当中包含重要的社会保障,其中一项基本的内容就是民政救助。在实施过程中,能够促使家庭贫困者享有最低的生活保障。现阶段,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这一制度体系还存在很多不足,民政救助制度体系还不够规范和统一、救助资金和对象不够充足以及救助标准过低等。现阶段,为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文明程度,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弥补以上不足具有重要意义。
2 现阶段我国民政救助制度中存在的不足
2.1 民政救助制度体系不够统一规范
现阶段,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当中,针对民政救助的内容是零散出现的,民政救助制度体系具有明显的不统一性。同时,我国地域辽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在实施民政救助的过程中,都是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设立的,这种状况导致救助措施一部分会同国家法规产生冲突等。然而,从国外先进的民政救助措施来看,只有统一而规范的民政救助制度体系才能够促使这项政策在日常实施过程中真正发挥自身价值。现阶段,我国实施民政救助的过程中,存在资金利用率较低和社会公平无法实现的现状。
2.2 救助资金和对象不足
在我国法治规定状况下,那些满足救助条件的公民都可以成为国家政策救济对象。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针对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来源及赡养人的公民救助占多数,同时相关部门还制定了专门针对城市无生活保障的公民的救济措施,却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等。国家在实施救助过程中,应用什么样的手段,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没有明确规定。同时,我国GDP增长同国家投入的救济资金不成正比,地方政府在实施救济的过程中,由于不同的经济生长能力,导致各地救济费用不等现象。种种现象表明我国现阶段用于民政救助的资金明显不足,从而导致很多应当受到救助的对象丧失得到救助的能力。
2.3 过低的救助标准
现阶段,国际上在实施民政救助的过程中,是以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为尺度的,政府在充分考查公民生活状况的基础上,对其实施补助,促使其能够达到当地最低生活标准。世界各国在确定最低保障人群的过程中,是根据不同标准来进行的,如国际贫困标准法和市场菜篮法等,而恩格尔系数法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方式,该方法在应用过程中需要将家庭的食品支出状况进行充分的考察,从而对其生活水平进行测定。我国在实施民政救助的过程中,评定标准为国家的财政负担,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客观因素的严重限制,不够科学。
3 重构民政救助制度
3.1 积极构建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民政救助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经济的进步促使我国企业积极优化了产业结构,人们生活质量得以提升,同时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状况,我国将在一段时间内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加强民政救助制度的构建、提高民政救助力度势在必行。在构建民政救助制度的过程中,我国应充分意识到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过大规模的民政救助是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也是无法真实落实的。因此民政救助同我国经济发展水泊相适应才是现阶段最为科学的制度,这样一来不仅能够促使国家财政负担得以减轻,同时还能够促使我国公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整体提升。
3.2 实施公平与效率统一原则
在加强民政救助立法的过程中,要想促使其得以充分的实践,应充分意识到公平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实施民政救助的过程中,需啊哟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因此结果是否公平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一旦结果不够公平,将导致新矛盾的产生。因此,在构建民政救助政策的过程中,应注重促使公平性在财富出让者和接受者之间得以体现,同时及时提升救助效率,防止低效率救助过程中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成本浪费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可见,在实施民政救助的过程中,有效实现公平与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二者在实施过程中应当受到同等的重视,单纯强调任何一方都无法有效实现民政救助的真正意义。
3.3 提高救助标准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实力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在实施民政救助的过程中,如果根据发达国家标准来进行会导致我国政府承受过大负担,影响经济的长期建设。同时这样一来还不利于民政救助过程中真正实现公平性。但是,我国经济正处于稳步上升的阶段,因此在实施民政救助的过程中可以根据经济上升状况适当提升救助标准,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在不断提升救助标准的过程中,国家和公民应意识到,贫困应当作为一个相对的概念来实现,即相关公民虽然可以享有这一权利,但并不是始终处于该状态下的。
4 结论
青岛大病医疗救助制度探索 篇10
青岛市自2000年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来,通过提升住院报销比例、实施门诊大病政策、建立城镇职工和居民大额医疗补助金制度,大大提高了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有效化解了参保患者的大病医疗风险。但是,基本医保仅对“三个目录”范围内的医疗费用给予保障,而对部分重特大疾病患者有着很好疗效的一些药品耗材,却因价格高昂不能纳入报销范围,患者经济负担加重。
2012年7月建立实施了城镇大病医疗救助制度,将医保目录外治疗恶性肿瘤、罕见病等重特大疾病的9种药品耗材纳入保障范围,有效缓解了城镇大病患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2015年1月青岛市实施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三险合一”,并建立了整合城乡的大病医疗救助制度。新政策将覆盖面扩大到全体城乡参保人,达822万人,原新农合参保人享受到以前没有的特药特材救助;特药特材增加到26种,增设了不少群众诉求强烈、重疾治疗必需的特效药品耗材;“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大病医疗救助”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职工医保年度最高支付额度达到90万元以上,居民医保年度最高支付额度达到88万元以上,比原新农合提高了40万元至60万元。
2 政策内容及做法
大病医疗救助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特药特材救助。是指医保“三个目录”外,重大疾病治疗必需、疗效显著、费用较高且难以使用其他治疗方案替代的药品或者医用材料,特药特材救助不设起付线和最高支付限额,报销比例为70%。二是范围外大额救助。一个年度内个人负担超过5万元以上部分,按照规定报销60%,其中,抚恤定补优抚对象、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参保人不设救助起付线,一个年度最高支付10万元。另外,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参保人在享受以上救助待遇的基础上,还可享受由民政部门提供的特殊医疗补助。
2.1 加大财政资金投入
自2012年起,青岛市财政每年出资3亿元用于大病保障,参保个人不缴费。其中2.7亿元由医保部门管理,用于特药特材救助与医保范围外大额医疗救助;0.3亿元由民政部门负责,用于对中低收入家庭患者实施特殊救助。救助资金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财政投入保障了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也为医保谈判提供了可靠筹码,成为吸引制药企业参与谈判、投标竞标最为看重的资金基础。
2.2 建立多方共付机制
由政府主导搭建医疗资源整合平台,鼓励引导制药企业和慈善机构参与,调动医院为患者诊断治疗积极性,形成多主体共同分担医疗费用的运行机制。具体做法为:经谈判先由厂家让利,降低医药费总额。救助中政府资金“保大头”,个人“拿小头”,其余部分通过药企向慈善机构无偿赠药、社会捐助募集善款等进行救助,患者可实现低价甚至免费用药。
2.3 建立谈判协商机制
医保部门牵头,按照市场规则与制药企业进行谈判定价。医保部门将药品耗材纳入医保管理,对经核定的患者使用药品耗材时给予一定比例的救助。供应商除大幅降低供货价外,还进一步加大慈善赠药力度,并为患者提供疾病筛查、专家会诊、保健教育等“打包式”降费增值服务。
2.4 建立风险防控机制
建立临床医疗评估、病患资质认定、信息统计管理等全过程风险监控,包括责任医师评估、准入条件界定、定期复核病情等管理机制,确保大病救助资金安全。严格依法开展专家论证、公开招标、谈判定价、药品采购等系列程序。同时,还建立了以特供药店为载体的新型药品物流模式,实现了医药分开,不仅降低了高值药品和医用耗材价格,还强化了特药特材流通的风险管理。
3 实施成效
青岛市大病医疗救助制度,使医保保障范围从目录内延伸到目录外,将医保目录外治疗恶性肿瘤、罕见病等重特大疾病的药品耗材纳入保障范围。截至6月31日,大病医疗救助资金共支出1.13亿元,其中特药特材救助6760人次,支出6264.85万元,大额救助40357人次,支出5002.75万元。
3.1 减轻大病患者医疗负担
大病医疗救助政策主要保障参保人医保范围外的大病医疗负担,是对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等范围内保障的补充。通过将治疗肺癌、乳腺癌、白血病、帕金森等高发性重大疾病的特药特材纳入救助范围,大大缓解了大病患者“不能承受之重”。以治疗帕金森病的脑深部电刺激疗法刺激器为例,该疗法是目前帕金森病外科治疗首选方法,经过治疗,患者的活动能力可平均提高50%-60%,可有效改善患者生存生活质量。治疗所需医用材料价格近30万,自2012年将这一疗法纳入大病保障后,患者个人自负不到4万即可安装治疗。目前,本市已有60多位符合条件的帕金森病患者成功手术并恢复健康,减少患者支出近800万元。
3.2 提高救助资金使用效益
论国际民商事诉讼司法救助制度 篇11
关键词：司法救助；诉讼费用；程序正义
司法救助制度作为法制健全和社会民主的体现，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有学者将司法救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比作可以弥补司法公正机制缺陷的“短木块”，从而填补“制度真空”这一状态。的确，国际司法救助制度是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必然结果，是保障当事人根本权利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国家自身利益的必要手段，亦是适应法治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一、国际民商事司法救助制度概述
“司法救助”一词，有学者认为可称之为诉讼救助，如李浩培教授；亦有学者将其称为诉讼费用豁免制度（Institution of Exemption from Costs）、法律援助等。大陆法系国家多将其称作“法律援助”、“司法帮助”，而英美法系多称为“法律帮助”、“法律服务”。在我国，对此制度称为“司法救助”。
司法救助，本身指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诉讼费用及诉讼中产生的其他费用的当事人，全部或部分免除其应承担的费用的一项制度。其本身是一个矛盾的规制，一方面立法者本着保障本国司法利益出发，极力避免不必要的开支，司法救助可能造成滥诉；但另一方面，其又确实顺应了法律价值的主流趋向，能够确保维护社会的利益，实现公正。
二、国际司法救助制度现状及其所存在得缺陷
当前，国际司法救助的现状可概括为：理论上趋于完善，实践中诸多不足。此从国际司法救助的多边合作中即可得到集中体现，如参加1980海牙司法救助公约的国家较少、1954年海牙《民事诉讼程序公约》的适用失败、国内法与其参与公约精神的背离等。具体地，对于国际司法救助的现状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
1.客观障碍存在，致使救助机制难以运作
对于一般当事人，在国外启动诉讼程序有着诸多客观障碍，如语言障碍、心理障碍、文化障碍、思维障碍等。此外，无法得到本国的有效帮助，亦是一大阻碍原因。若其通过寻求国内律师帮助，再联系外国律师进行诉讼，无疑将产生巨大的律师费用。从而无法达到有效解决争端、定纷止争的效果。
2.律师费用偏高，致使小额诉讼难以办结
纵观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其“实行的是律师有偿服务的市场直接机制”，律师在案件的胜诉中往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在小额标的诉讼的中，当事人即使赢得了诉讼，还将承担其判决是否能得到承认和执行的危险，即使得到了赔偿，其所获数额往往还低于律师费用。
3.各国制度差异，致使操作层面难以协调
各国对国际司法救助态度不一，故即使承认外国当事人或无国籍当事人享有司法救助的权益，其对给予救济的限制条件也有所不同。如各国对法人是否能作为救助主体的态度不一，特别是德国，法人即很少能够得到法律救助，而在奥地利，法人则更没有机会获得此类救济。法人尚且如此，对自然人救济的区别则更为细致，如法国对不在欧盟成员国的国家就极为不利，后者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有可能得到司法援助。各国、各地区对司法援助的规制不一，使得司法救助理论成为了一个难以平稳置于操作平面上的球，因此而大大削弱了司法救济所本应具有的公正、平等等价值。
三、完善国际民事诉讼司法救助制度的建议
尽管国际间民事诉讼司法救助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其无论是对国家抑或当事人，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为了更好地追求法律的正义价值，保障国家的根本利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本文现提出以下建议，旨在完善国际司法救助制度。
1.完善国际立法，加强区域交流
在法治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仅仅依靠国内法的制定来对本国当事人进行援助无疑是远远不够的，因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将成为司法救助的主流趋势。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无经济能力或经济能力较差的当事人的救助，主要通过国民待遇原则、互惠原则、双边或多边条约来予以实现的。此外，国际公约的制定亦能够促进司法救助的实施。基于各国现有的法律规范及法律全球化的整体趋势，要在短时间里制定一个能够全面而有效规范国际司法救助行为的公约无疑难以实现。因此，当前通过建立多层次的合作关系是较有效的。
（1）加强区域性多边合作。即特定区域内若干国家通过缔结区域性民商事司法救助协定或公约相互提供一定法律救助的行为。实际上，区域性层面上的国际合作早已有之，如1928年的《不斯塔曼特法典》。由于区域性的各国间往往更具有文化的类同性、政治的紧密性更高，各国也更愿意加强相关合作，故缔结区域性的司法协助公约更具互补性与效益性。
（2）发展全球性多边合作。即诸多国家通过缔结全球性多边公约在全球范围内彼此适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涉及司法救助的国际公约相继出台，如1980年《国际司法救助公约》。但正如有学者所说：“公约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协调各国国内法在司法救助方面的差异，而是保证不使外国人或在一国无居所或住所的人的这种地位，成为在该国便利诉讼司法受到歧视的理由。” 因而此类公约的制定，仅是在一个更为宏观的层次上对缔约国的司法行为来加以规范的，其致力于国家利益的保障、人权权益的保护、司法效益的提高。应明确，在制定公约的过程中，因各国的实际基础及切实利益不一，故对各国行为的规范不宜采取僵硬的数字标准加以规制，而只宜为缔约国划出最低底线即可。
2.明确适用条件，健全救助机制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民法典、民商事诉讼法典以及特别立法来对国际司法救助行为进行规范的。如对此进行特别立法的意大利、制定诉讼规范的英国等。我国在《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中对司法援助做出了相关规定，虽然法律并没有明确赋予法人、外国人及无国籍人获得司法救助的权利，但明文规定了：对于外国当事人，采用国民待遇和对等原则可以给予司法救助，但如该当事人所属国对我国国民施以限制的话，我国将采取对等原则。可见，我国在对待司法救助上，笼统上采取的是原则手段。此外，我国在对适用救助前提中所规定的“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一点上，对确有困难并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何为“确有困难”，这无疑给法官留有了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从而使得各国本就不一的规定，更具有了适用上的随意性与主观性，不利于国际司法救助的有效实现。
3.界定法律概念，统一适用标准
明确国际司法救助制度中的相关概念，意义重大。其一，就国内法而言，我国对于相关定义及适用条件应进一步作出解释及说明。如对于适用前提，何为“确有困难”；对享有司法救助权的当事人范围加以规范；明确司法救助程序的步骤、要求等。其二，在我国与他国所签订的双边条约中，对重要事项加以明确，包括对概念的认同、对意思的表示一致，对适用条件原则的肯定等等，从而避免在适用中产生矛盾，损害我国当事人的利益或造成他国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其中，应明确指出的是：对相关条件的制定及解释，应当采用较为客观的标准，以尽可能避免主观因素的适用。但鉴于所要解释的问题本身就具多样性，故还应加以灵活适用，如对经济能力标准的判定等。
综上所述，国际民商事诉讼救济制度已得到了诸多国家地认可与适用，但不可否认，其仍旧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解决。实际上，对司法救助制度的实施，只是满足了一个公正的前提条件，即使得尽可能更多的人有机会站在法律的天平之上，走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律的面前。
参考文献：
[1]李玉泉.国际民事诉讼与国商事仲裁[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2]杜焕芳.国际民商事司法与行政合作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 篇12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保障
近几年一些特大凶杀案的发生,使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得到越来越多关注,特别是刑事被害人因犯罪而受到人身、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刑事被害人获得赔偿的途径只能是通过向刑事被告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民事赔偿部分往往因被告人无赔偿能力而得不到赔偿,刑事被害人救助的现实状况不容乐观。
一、我国社会刑事被害人现实状况及制度现状
(一)我国刑事被害人之现状
目前我国的现实状况为,在对被害人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高度重视,各种诉讼保障措施不断出台,而对被害人受损权益的维护却相对薄弱很多,缺乏应有的机制保障,使原本处于弱势的被害人更是雪上加霜,兼之受破案率和被告人赔偿能力等因素的影响,被害人获得赔偿的机会微乎其微。这也直接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和混乱,例如有相当一部分被害人及其家属,因为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而上访申诉,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我国立法制度之缺失与不足
我国刑法第36条和刑事诉讼法第77条为被害人向犯罪人提出赔偿物质提供了依据,但这与现实当中被害人救助的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其关键的制度缺失就在于:当那些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陷入经济困境的被害人及其家属在得不到犯罪分子赔偿的情况下,是否有向国家提出救助的权利?而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却是:但如果施害方没有执行能力,或者案子进入了漫长的司法程序,那么受害人就无法及时获取赔偿,甚至可能使得受害人及其家属遭到二次伤害,而一旦生活上的困境使他们无法忍受时,他们就有可能仇视社会甚至报复社会,为社会的不稳定埋下隐患,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可能向犯罪者方向转化。
除此之外,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因刑事犯罪而引起的附带民事诉讼问题,一般情况下是“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审判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的“附带”、“从属”地位。这种情况造成实践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若在刑事案件尚未起诉的情况下,陷入生活困境的被害人的民事诉求将无从提起,法院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先刑后民”之名将其拒于门外。
二、我国建立国家救助制度必要性分析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一旦公权力无法保障刑事受害人得到应有的补偿,那么受害人就很可能丧失对公权力的信心,转而使用私权,采用以暴制暴的行为解决问题。在刑事诉讼中,各利益主体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但一项合理的制度架构应当是一项能调和各主体间利益冲突的制度,是一项寻求各主体间利益均衡的制度。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其实应当是刑事诉讼中两个同等阶位的价值目标,因此,公正的刑事诉讼程序应在惩罚犯罪的同时着力于对人权的全面保障,这种人权保障的范围理当包括同为诉讼当事人的加害人和被害人,且在其最大程度地发挥惩罚犯罪和民事责任保护受害人两个功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显然既不能放弃刑事责任来保护受害人,也绝不应该放弃被害人的权利来满足刑事责任的需要,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社会的价值观念上,都是不能够被接受和认同的。因此,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无疑是依法保障被害人基本人权的一种非常必要和富有意义的探索。
所以,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一制度的缺失,不仅不利于平衡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而且不利于改革、发展、稳定和和谐社会的建立。因此,加强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尽快构建好中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完善对被害人的人权保护是目前学界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被害人救助制度,法律上尚属空白,但是学理上的探讨一直是存在的,一些地方也做了很多试点工作,有关机关也多次提出认为应该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三、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设想
(一)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主旨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应该定位于“救助”而非“补偿”。其原因是,“救助”比“补偿”更具现实意义。在现实中,如果不针对由于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而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救助”,则有可能使其对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失去信心,除了生活无着落外,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甚至有可能走上报复犯罪人或者报复社会的道路。因此,对这种情形下的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救助”有利于恢复其对法律的信心,也有利于安抚被害人及其家属。在我国对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补偿”笔者认为不可取,原因是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不一,且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犯罪率有所上升,如果采取对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补偿”的模式,则有可能给国家财力带来过多的负担。因此,把握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主旨在建立该制度的过程中有提纲挈领的作用,相当重要。
(二)被救助对象的范围确定问题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对象的范围应该宽严适当。首先,因暴力犯罪而造成死亡或者人身伤害的,应当得到救助。理由是,暴力犯罪直接针对人身,给受害人造成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甚至会造成受害人丧失劳动力等严重后果,因此有必要对此类受害人给予救助。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家庭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应该给予救助吗?笔者认为应该给予救助。家庭暴力中的受害人同样具有受害人的一般属性,不能仅仅因为侵害人是家庭成员而不予救助。当然,为了避免救助制度鼓励更多的家庭暴力犯罪出现,必须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才能防范其中的道德风险。其次,对于过失犯罪的受害人应否给予救助?笔者认为应该给予救助,理由是过失犯罪的被害人同样可能会因为犯罪行为的侵害而无法保障基本的生活。最后,如果被害人符合某些法定情形,则不能得到救助。这些情形应该包括:被害人诱发犯罪行为造成损失的;互相侵害的;提供虚假证言的;同意伤害行为。补偿对象一般应排除以下情形:(1)被害人诱发犯罪的;(2)被害人的死亡或重伤应归责于本人的;(3)具有补偿资格的近亲属是伤害被害人的行为人或对被害人曾经实施过犯罪行为的;(4)被害人死亡前,具有补偿资格的近亲属故意使申请补偿金的先顺序或同顺序的遗属死亡的;(5)被害人死亡后,具有补偿资格的近亲属故意使申请补偿金的先顺序或同顺序的遗属死亡的;(6)具有补偿资格的近亲属因实施其他犯罪行为正在服刑或者正在受到刑事责任追究的,包括囚犯、假释者、缓刑者、共犯、有组织犯罪的成员等。
(三)刑事被害人获得国家救助的前提
笔者认为,刑事被害人获得国家救助的前提有两个:第一,已经穷尽其他救济手段。在实践中可能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是由于犯罪人根本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犯罪人的财产根本不足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第二,由于刑事被害人得不到有效的救助而致使生活限于贫困。至于贫困到什么程度,则应该参考各地民政部门所制定的标准。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对于“贫困”的界定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当然,刑事受害人在受到伤害以后,不管案件是否得以告破,也不管是否符合“贫困”的标准,均享有刑事被害人救助请求权,但是否得到救助,则应该由有关机关定夺。
(四)刑事受害人救助的内容
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救助内容主要是物质补偿,当然不可能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而且补偿的内容应该是有限的,否则无法防范其中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笔者认为,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中,救助的内容主要是给予一定的金钱。金钱的额度应该由法律作出统一的范围,具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具体情况确定一个适当的数额,并报有关部门备案。
在救助金的具体确定中,主管机关应该考虑如下几个因素:犯罪的严重程度、被害人受到伤害的程度、被害人是否已经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一定的补偿或赔偿、被害人是否存在过错等等。这些因素在救助金确定的过程中必须被考虑,只有这样才能公平、合理地确定救助金的数额,实现该项制度设立的初衷。
(五)经费来源问题
国家补偿制度是以国家向被害人提供一定经济或物质补偿为主要内容的制度,雄厚的资金是补偿制度得以正常运作的基础,因此,补偿经费的来源和落实是建立国家补偿制度首要的、关键的因素。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财富剧增,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家财政收入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逐年提高,国家已经具备了坚实的经济实力,因此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提供一定的资金来源并不是问题。并且,当政府承担起法律秩序责任的时候,也并不能单纯从经济出发考虑问题,倘若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补偿,那些遭受犯罪侵害而面临生存危机的被害人长期不能通过法律渠道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得到彰显,那么必然会多次上访,或者以其他违法乱纪手段获得生存,这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应该确立多样化的资金来源渠道,具体为:(1)财政拨款;(2)犯罪分子的罚金收入中抽调一部分;(3)社会各界的捐赠。这些款项应该统一汇总,并且设立专户,而且可以考虑以基金的方式存在,即成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基金。
(六)有关机构设置的问题
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方面的具体机构设置问题上,我国可以考虑将救助申请受理机关设立在检察机关之内。理由是,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中是公诉方,比较了解被害人的相关情况,对被害人的经济状况、在案件中的实际情况、自身的诉求等均有良好的掌握。救助受理机关不宜设置在法院系统是因为法院作为宪法明确的审判机关,有着超然与中立立场,其职责在于居中裁判,若在居中裁判的同时,又要给予被害人救助,则可能会影响到法院的居中地位,甚至使其陷入两难的境地,影响其判决的公正性;救助受理机关不宜设置在公安机关是因为公安机关负有沉重的社会治安任务,无暇顾及被害人的诉求,而且公安机关将刑事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后,基本上不再过问案件,无法了解案件判决的具体情况。而检察机关则不同,检察机关作为公诉人及法律监督者,几乎参与了刑事案件处理的整个流程,对案情相当熟悉,有利于其作出正确的判断。
此外,在具体的机构设置中,也可以考虑吸纳公安机关和法院系统的人员参与。总之,笔者认为将刑事受害人救助申请受理机构设置在检察机关中,既符合法学原理,又符合实践的需要,而且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资源,避免因为设立新机构而造成资源的浪费。
参考文献
[1]．郭云忠．试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法学家，2000(5)，87．
[2]．孙谦．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之思考．法学研究，2007 (2)，53．